儒学与德育篇(1)

   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其中“修身”、“仁爱”、“自省”、“ 慎独”等类似内容，如果剔除糟粕，其合理内核对培养当今中学生基本生活准则、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态度以及自我控制的教育，无疑具有正面而有益的帮助。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在现阶段开展德育工作应当重视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的优秀内涵。

   全社会都应该为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切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部门，把正确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德育工作者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创新思维，充实和丰富中学德育工作的新内容、新方法，提高德育实效性。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指出：“德育工作是塑造学生心灵的工作”、“德育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中小学德育工作要在继承和发扬好传统、好经验的基础上，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赋予德育新内容和新方法。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的个性更复杂、更丰富多采。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道德完善。道德视野应当拓宽，举凡‘良心’、‘名誉’、‘尊严’、‘羞耻’等经常起作用和形成个性的概念都应当置于学生道德视野之内”。

 考虑中学德育之于传统的链接，不难发现：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固然有其自身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优秀思想成份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的借鉴意义。且不论儒学思想的复杂性、长期发展史、完整的理论体系，单就其中“修”、“仁爱”、“礼仪”、“信”、“义”、“廉耻”、“忠”、“孝”、 “自省”、“ 慎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类似相关内容而言，如果剔除其阶级的功利色彩的糟粕，其合理内核对培养当今中学生基本生活准则、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态度以及自我控制的教育，无疑具有正面而有益的帮助。

    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一定时期甚至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法。看不到儒学思想的贡献和局限以及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影响，是违反历史主义原则的。

    总括起来，儒学思想有如下特点：1、崇尚礼义，主张以礼治国；2、儒家学派共同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仁、义、礼、智、信、忠、孝、爱、和、中等；3、宗师孔子。等等。

    鉴于我国传统儒学发展的历史跨度大、著述浩如烟海、学派纷争、命运沉浮等因素，本文以下内容论及儒学思想尽量选取最具有经典性、权威性的孔子儒学思想作为依据。

孔子始创儒学，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侧重点在政治伦理。他的政治理想国思想的核心是“有道”。所谓“有道”有两个特点：其一、所有的人都按照礼制规定，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其二、不要使礼之“分”走向破裂和对立，社会道德规范基本一致。如，基本社会生活规范 、良好行为的养成及礼节、礼貌教育、守秩序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根据现实需要，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把传统的正确的价值观灌输给学生。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重视内容的形象性、故事性、生动性，多运用赞扬、对话、游戏手段等。与其给学生讲一千遍“谦让”的道理，不如一个“孔融让梨”的故事来得有效。除了课堂教学计划和讲故事外，还应该有幻灯片、电影、录音、录象以及其他活动形式，例如扮演社会角色、参观、考察、旅行等。这样才能符合青少年学生年龄心理特点、满足好奇心、增加生动性、寓教于乐。此外，学校应专门挑选在学校中威望很高，在学生中赢得普遍尊敬，训练有素、自身具有充分而坚定信念的教师担当德育教师。一方面，加强学科教育中德育工作的不足，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德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开展各种倾重于道德行为教育内容的活动。丰富学生生活、扩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良好思想品质、意志性格、生活情趣，培养学生民主态度、实践热情，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能力。活动的开展应该注意层次性，第一、重视培养学生基本生活习惯，自我控制力和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第二、在更广泛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中，强调自我探求精神、性格发展和生活观念的教育与培养。第三、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强调培养学生对待工作、学习、生活的正确、严肃的态度。制定严格而又有学校自身特色的校规校训，成立专门的风纪督导纠察工作组，从小处着手，优化学生文明行为规范。如，穿着校服进行团队活动等。

    再次，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综治体系”。

如果学校是划一、僵硬、封闭的体制、就不可能形成学生健全健康的个性。而“考试第一”、“高压管理”会使这一问题更为恶化。家庭教育方面，一些现代父母们没有充分认识自我责任，或者对孩子过于溺爱，不重视对其进行基本生活习惯和教养的培育；或者不能满足孩子正当要求，造成青少年儿童的压抑感，不能使青少年儿童获得全面的发展。因此，要倡导提高家长素质，恢复家庭教育力量。此外、社会中一些不良风气、堕落生活方式、腐朽思想时刻污染着青少年儿童的心灵。全社会各部门都应该为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切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部门，要把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健康的精神营养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把正确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当然，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虽然对我们的德育工作开拓新思路、充实新内容有所裨益，但毕竟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有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广大德育工作参与者要明确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

儒学与德育篇(2)

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其中“修身”、“仁爱”、“自省”、“慎独”等类似内容，如果剔除糟粕，其合理内核对培养当今中学生基本生活准则、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态度以及自我控制的教育，无疑具有正面而有益的帮助。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在现阶段开展德育工作应当重视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的优秀内涵。

全社会都应该为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切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部门，把正确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德育工作者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创新思维，充实和丰富中学德育工作的新内容、新方法，提高德育实效性。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指出：“德育工作是塑造学生心灵的工作”、“德育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中小学德育工作要在继承和发扬好传统、好经验的基础上，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赋予德育新内容和新方法。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的个性更复杂、更丰富多采。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道德完善。道德视野应当拓宽，举凡‘良心’、‘名誉’、‘尊严’、‘羞耻’等经常起作用和形成个性的概念都应当置于学生道德视野之内”。

考虑中学德育之于传统的链接，不难发现：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固然有其自身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优秀思想成份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的借鉴意义。且不论儒学思想的复杂性、长期发展史、完整的理论体系，单就其中“修”、“仁爱”、“礼仪”、“信”、“义”、“廉耻”、“忠”、“孝”、“自省”、“慎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类似相关内容而言，如果剔除其阶级的功利色彩的糟粕，其合理内核对培养当今中学生基本生活准则、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态度以及自我控制的教育，无疑具有正面而有益的帮助。

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一定时期甚至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法。看不到儒学思想的贡献和局限以及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影响，是违反历史主义原则的。

总括起来，儒学思想有如下特点：1、崇尚礼义，主张以礼治国；2、儒家学派共同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仁、义、礼、智、信、忠、孝、爱、和、中等；3、宗师孔子。等等。

鉴于我国传统儒学发展的历史跨度大、著述浩如烟海、学派纷争、命运沉浮等因素，本文以下内容论及儒学思想尽量选取最具有经典性、权威性的孔子儒学思想作为依据。

一、孔子始创儒学，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侧重点在政治伦理

他的政治理想国思想的核心是“有道”。所谓“有道”有两个特点：其一、所有的人都按照礼制规定，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其二、不要使礼之“分”走向破裂和对立，社会道德规范基本一致。如，基本社会生活规范、良好行为的养成及礼节、礼貌教育、守秩序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根据现实需要，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把传统的正确的价值观灌输给学生。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重视内容的形象性、故事性、生动性，多运用赞扬、对话、游戏手段等。与其给学生讲一千遍“谦让”的道理，不如一个“孔融让梨”的故事来得有效。除了课堂教学计划和讲故事外，还应该有幻灯片、电影、录音、录象以及其他活动形式，例如扮演社会角色、参观、考察、旅行等。这样才能符合青少年学生年龄心理特点、满足好奇心、增加生动性、寓教于乐。此外，学校应专门挑选在学校中威望很高，在学生中赢得普遍尊敬，训练有素、自身具有充分而坚定信念的教师担当德育教师。一方面，加强学科教育中德育工作的不足，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德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开展各种倾重于道德行为教育内容的活动。丰富学生生活、扩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良好思想品质、意志性格、生活情趣，培养学生民主态度、实践热情，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能力。活动的开展应该注意层次性，第一、重视培养学生基本生活习惯，自我控制力和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第二、在更广泛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中，强调自我探求精神、性格发展和生活观念的教育与培养。第三、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强调培养学生对待工作、学习、生活的正确、严肃的态度。制定严格而又有学校自身特色的校规校训，成立专门的风纪督导纠察工作组，从小处着手，优化学生文明行为规范。如，穿着校服进行团队活动等。

二、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综治体系”

如果学校是划一、僵硬、封闭的体制、就不可能形成学生健全健康的个性。而“考试第一”、“高压管理”会使这一问题更为恶化。家庭教育方面，一些现代父母们没有充分认识自我责任，或者对孩子过于溺爱，不重视对其进行基本生活习惯和教养的培育；或者不能满足孩子正当要求，造成青少年儿童的压抑感，不能使青少年儿童获得全面的发展。因此，要倡导提高家长素质，恢复家庭教育力量。此外、社会中一些不良风气、堕落生活方式、腐朽思想时刻污染着青少年儿童的心灵。全社会各部门都应该为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切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部门，要把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健康的精神营养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把正确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儒学与德育篇(3)

初中思想政治课本基本按照每册三至四个单元，七至十节课为主的模式进行，学校课程设置基本按照每周一至二节课进行。内容时兴，时段合理。《论语•学而》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说”既“悦”，“乐”既“笑”。愉悦地去学习，高兴地迎接远方来的朋友，这种笑对人生的态度正是儒家哲学所推崇的一种人生境界。现行七年级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人教版）的第一单元就从“笑迎新生活”打开了中学生德育教学的第一扇窗户。认识新自我，过富有情趣的生活等内容和儒家“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所体现的飘逸、洒脱精神毫无二致，能够积极入世，而且以一种“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精神态度处理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正是儒家所追求的境界，也是青少年学生处事立身的一种大境界。七年级下册安排“做自尊自信的人”“做自立自强的人”“做知法守法用法的人”三个单元内容，着重强调“人”和“仁”的重要性。儒家认为，“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修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以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等思想以一贯之。也只有自身首先学会立德立人，自强不息方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敬佩。八年级上册，“相亲相爱一家人”“师友结伴同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交往艺术新思维”分别从爱人、爱友、爱朋友、爱社会等几个方面突出了“仁爱”思想的重要性，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既“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尔后再进一步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既“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权利和义务，永远是平行而进的孪生兄弟，儒家认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孟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盖棺”（陆游《病起》），八年级思想政治课本下册“权利义务伴我行”“我们的人身权利”“我们的文化、经济权利”“我们崇尚公平和正义”几个模块内容和以上儒家修为息息相关。责任、使命和理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苏轼认为，古之立大志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儒家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教会学生“志存高远、博学笃志、壮心不已、不辱使命”既是时代的要求，又是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九年级是学生成长过程的一个过渡阶段，他们即将步入中考，即将进入更高一阶段去学习，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也会随之更为成熟。“承担责任服务社会”“了解祖国爱我中华”“融入社会肩负使命”“满怀希望迎接明天”四个模块融入了儒家入世精神之精髓，为青少年学生及早地以敢于为先，敢于担当的精神去面对未来的新世界而做了坚实的道德铺垫。

二、高中教育阶段德育课程设置内容与儒家思想融合解析

人教版高中政治课程围绕“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生活与哲学”四个模块建构而成，贯彻了整体规划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德语课程体系的思路，既突出生活主题的系统性，又体现了内容目标的渐进性，由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几个方面的内容而构成了完整的学习体系。其中，“文化生活”与“生活与哲学”两个模块尤为突出儒家文化的重要性。现行《全日制普通高中政治课程标准（实验）》认为，德育“课程要重视高中学生在心理、智力、体能等方面的发展潜力，针对其思想活动的多变性、可塑性等特点，在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和各种生活关切的同时，恰当地采取释疑解惑、循循善诱的方式，帮助他们认同正确的价值标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在获得知识和能力的同时，要求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热爱祖国和人民，关心祖国命运，关注社会发展，热爱集体，奉献社会，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倡导团结友善的精神。乐于学习，尊重科学，追求真理，具有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热爱生活，积极参加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热爱和平，尊重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培养世界眼光。”[1]拿“文化生活”模块内容来说，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发展，文化与社会息息相关，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前赴后继，坚强努力才真正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永恒发展。毫无疑问的是，中华文化之根在于儒学，中华民族之精气神在儒学精髓。有研究者认为，儒家思想对学校德育教育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儒家思想的点滴灌输，有利于增强学校德育的吸引力、渗透力。第二，儒家思想的融会贯通，有利于促进素质提升的综合性、全面性。第三，儒家思想的科学扬弃，有利于实现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形成、提升。……尤其是儒家文化提倡的自强、自立、自信的精神，对于培养当代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积极的作用。”[2]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这些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切时时指导着人们热爱和平，自强不息，实现自我，崇信和谐。高中德育教育旨在使学生徜徉在文化的海洋中，能够潜移默化地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而修身正己，从而树立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如“中庸”思想，不违背仁义，也不违背现行社会发展需要，相反，正是中庸之道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的思想指导人们以一种自然坦诚而又在方圆之内和谐处事的一种思维方式。

三、儒家文化指明了青少年德育发展的未来导向

儒学与德育篇(4)

【关键词】“仁爱”思想；路径；现实价值

一、儒家文化概述

儒家文化起源于先秦，是以儒家、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学流派，是伴随着中国的历史脉络积累和流传下来的，至今对当代生活都具有深远影响的传统文化。它以物化和精神两种形式存在：物化方面包括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精神方面包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等形式。儒家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它对中国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道德规范、人生理想、政治、哲学、宗教等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对德育的影响也是颇为深刻的。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儒家，首先提出“仁”的思想，后来为历代儒家学者所接受并传承，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核心理念。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被“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所淹没，新中国建立以后，没有很好地挖掘它的当代价值。而今天反观历史，重新审视“仁”的意义，尤其是在高校德育中的价值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如何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为当代高德育服务，是值得重视并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儒家“仁爱”思想与高校德育结合的路径

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以“仁爱”为核心，以个体品德结构的知、情、意、行四个层面的培养为主线，强调情感育人的作用，有助于高校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侧重德育的文化内涵，强化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与人格独立；树立大学生的礼制观念，优化其人际交往；塑造大学生的君子风范，培养其自律能力，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储备具有高尚品质的中坚力量。儒家“仁爱”思想与高校德育结合的方式主要表现为：

第一，引入儒家的教育理念，提高教育成效。儒家的教育思想突出表现为因材施教，同时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高校德育面对的是个性心理与心智发展程度千差万别的客体，更需要因材施教。重点是关注学生的情商、兴趣和个性，做到因人施教、因时施教、因地施教。也要注重儒家教育思想中的身教重于言传，教育主体要德才兼备，在具备专业的知识的基础上，完善自身的品德修养，以身作则，重视教育的示范作用，做到“慎独”与“内省”。还要做到教学相长，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教育主体不能局限与书本知识的汲取与传授，还要发现学生的优点与发展潜能，做到真正的教学相长。

第二，塑造“仁爱”的理想人格，实现教育目标。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追求真理和坚定人生目标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内容，实现人生价值应以推崇人的道德品质为先，淡化物欲，以大体为重。在现代德育中，我们应继续弘扬爱国、爱民的思想，完善自我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当代大学生面对国内外多种价值思潮的影响与冲击，“仁爱”思想是培养大学生完善的人格与高尚的品格的思想基础。加大“仁爱” 思想宣传教育与教育的融合力度，有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大学生具有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气节和道德情操，使之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

三、儒家“仁爱”思想对高校德育的现实价值

儒家“仁爱”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是智慧与文明的象征，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源泉。在当代大学生德育中，儒家“仁爱”思想对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坚定大学生的人生信仰，塑造大学生利他的价值观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有利于高校德育内容的完善。高校德育的目标是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与自我超越，因此大学生不仅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同时还要兼具良好的品格和高尚的道德。儒家“仁爱”思想为高校德育的内容注入了丰富的内涵，让大学生从情感养成角度达到对道德规范的理解与接受，从而更加严格的约束自己的言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德育不仅要在内容上顺应时代的潮流，还要完美的诠释儒家“仁爱”思想中的有益内容，才能完善高校德育的内容体系。比如，儒家“仁爱”思想提倡诚信教育，教育人们要言必信、行必果。因此，我们的教育内容可以扩展到大学生的信仰、信念、信心与信任等方面品质的培养，真正做到汲取儒家“仁爱”思想中的精髓。

第二，有利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创新。儒家“仁爱”思想是高校德育工作创新的重要源泉与精神动力，高校德育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内涵、培养其完善的品格、促进其全面发展为工作重点，所有的教育工作都要以人为核心，而创新的关键在于对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吸收与弘扬，并且进行理性的转化。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理念的转换，工作的内容的充实，工作模式的构建，工作环境的塑造，都要做到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内在需求与精神渴望，因此高校德育工作要始终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指导才能实现教育工作的创新与教育理念的超越。

第三，提有利于教育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同志指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重要作用。因此要发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注重提高教师素质、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就高校德育过程本身而言，施教主体的人格品质与内在修养会深深影响大学生的个性心理与性格的养成。高校德育的施教主体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懂得人生的价值与人之为人的意义。因此，高校教师的道德修养不仅关乎个人发展与社会评价，更加会影响学生道德观念的形成。高校教师作为智慧的代表，理想人格的化身，其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学生道德品质的养成与完善。儒家“仁爱”思想具体到教育工作者身上就是，作为教师要关心自己的学生，传授有益的人生哲学，体察学生的心灵，充分发挥施教主体对大学生的人生指引作用。

四、结论

高校德育不能缺少传统文化的推动，儒家“仁爱”思想中包含的哲学思想与人文底蕴为解决高校德育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解决路径，即“仁爱与信任”。儒家“仁爱”思想与高校德育的融合将有利于完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大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中国高校德育工作的改革与创新，最终形成体系完善的高校德育模式。总而言之，儒家的“仁爱”等伦理思想对于中国现代高校德育内容的丰富、教育方法的完善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张耀灿.现代德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李立国.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当代价值[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3]汪泽青、庆格乐.儒家思想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教育意义[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儒学与德育篇(5)

关键词：儒家；儒家德育；德育变革；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2-0048-06

对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德育变迁的历史考察，往往会忽略一条略显隐蔽的线索，即儒家德育作为一种制度化德育模式是如何走向衰落与消亡的，他的存在基础是如何走向崩塌的?事实上，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德育变迁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儒家德育从教育制度的中心走向边缘、走向衰亡的变迁史。但是，这种变迁是渐进的、逐级展开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儒家德育走向衰亡，是因其所立身的制度基础、课程基础和价值基础等在晚清、民国初年、“五四”时期逐渐走向了消亡。在现代性意识觉醒的黎明，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德育模式不可避免地要遭遇着来自新思想、新精神的批判与解构，而深重的民族危机也催化和推动着以“铲除传统”为主要标志的教育改革运动。铲除的对象最初是文化传统中的糟粕与丑恶，而最终却指向了整个传统本身。因此，在新精神、新观念与“铲除传统”思潮的合力包围之下，儒家德育逐渐失去了制度基础、课程基础和价值基础，最终只能游走于教育制度的边缘，在“体制外”寻求生存的机缘。

一、清末教育新政：儒家德育的制度基础的消解

清末的教育新政，可以说是风雨飘摇中的满清政府寻求维护专制统治的一次重要尝试。国势的赢弱无力、西方的加剧侵略与民众的改革呼声交织在一起，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进行政治、教育体制的改革，包括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制的建立等。这次教育改革所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用余英时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儒学随着制度变革而无处可依附(尤其是科举制的废除以及新式学制的建立)，最终成为了“游魂”。而儒家德育也逐渐失去了教育制度的基础，成为了教育体制外的“游魂”。

1　科举制的废除：儒家与权力之关系的消解

传统社会的科举制，是一种以对儒学的知识体系和观念体系的掌握程度作为选拔官吏标准的教育评价体制。在科举制的时代里，儒学与权力、儒家德育与权力之间产生了非常特殊的、密切的关系，由此而形成了儒学在教育体制中的中心地位。“当儒学和权力、利益发生密切关系，成为强势的话语时，将儒家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便成为官学和私学的自觉选择。”儒学在封建专制时代成为了真理的代言人，而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科举考试也成为了封建专制权力的同谋者，从而造就了以儒家德育为核心的封建教育体制。但是，这种教育体制随着晚清以来人们对于科举制度和八股考试的弊病的揭露与批判而逐渐消解了。在晚清的教育新政中，晚清政府从维护科举转而废除科举，期间无疑经历了一个挣扎过程。1898年百日维新中，康、梁首次提出了取消八股考试的主张，但被保守派势力所阻挠。康、梁改革虽然失败，但保守派无疑也逐渐意识到了废除科举是民心所向，也是挽救政治危局所不可违的。因此，1901年6月，慈禧太后颁布懿旨，要求“开经济特科”；1901年8月再下圣谕“一切考试均不准采用八股文程式”。同一年，各省的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提出学堂所培养出的新式人才已经渐多，应按科递减科举取士的名额，这也预示了废除科举已经获得了保守派官僚的支持。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等上书疾呼废除科举，要求确定废除科举的最后期限。1905年8月，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再次上奏，主张废除科举。最终，到了1905年9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清廷正式下令，所有乡会试一律从丙午科(1906年)终止，各省岁科考试也一律停止。这标志着已经实行了大致1300年的科举制正式寿终正寝。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旧式的以儒学和儒家德育为中心的教育制度被无形地消解了。士人的前途进身不再由科举出，而官僚体制所接纳的行政人员也不必定要精通儒经、通晓儒家义理。儒家从权力体制的中心位置走出，儒家的知识体系也逐渐失去了“官方知识”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儒家德育模式也失去了其在教育制度中的中心地位。科举制的废除，事实上意味着儒家德育与封建专制权力的共谋关系的解体：儒学不再为专制权力提供合法性的辩护，而专制权力也不再为儒学提供支持和保护。

2　新式学制的建立：儒学在教育制度中的边缘化

随着儒学与封建专制权力的关系的解体，传统的教育制度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式学堂和新式学制迅速发展起来，其典型的表现即是书院教育的衰落和新式学堂的兴盛。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顺天府尹胡烯上书称，各省书院教育于八股、辞赋、经义之外均无所讲求，不通时务，应“将大小各书院，一律裁改，开设各项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菜上奏《推广学校以励人才折》，重提改书院为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按照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为学堂折》中的设想，限令两个月之内将全国大小书院均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新式学校。康、梁的百日维新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传统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却在清末迅速地完成了。在书院改制以后，新式学堂的发展非常迅速，大部分的省份都设立了新式学堂，开设西学课程，讲授西方的知识体系。晚清政府为了规范新式学堂和新式教育，先后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学制改革：一是1902年“壬寅学制”的颁布及其实施；二是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及其实施。“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规定了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教育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学习年限、课程设置和相互衔接关系等。从这两个学制的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中，我们可以“管窥”到晚清的德育体制的改革趋势。

如表1、表2所示，“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已经形成了中学、西学并重的局面。表1显示，儒家德育课程(“修身”课与“读经”课)在“壬寅学制”中被压缩了，而物理、化学、博物等西学课程则“异军突起”。表2说明，“癸卯学制”虽有意识地强化了“中学”课程，但是依然难改“西学”兴起和“中学”没落的趋势。从整个学制的角度来看，儒家德育已经退出了教育制度的中心位置，出现了边缘化的趋势。学制改革虽然并非要否定儒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想要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体现与儒学的某种“协调一致性”(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所言)，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晚清政府的教育新政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推

动学制改革的是新生的思想、政治力量。儒学既然已经无力为专制权力提供合法性辩护，那么它被专制权力所抛弃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因此，随着儒学与专制权力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瓦解，以及儒家德育课程在学制体系中的边缘化，儒家德育的制度基础也就逐渐被消解了。儒家德育失去了以专制权力为根基的教育制度的支撑与保护，从而在教育制度中逐渐走向了边缘。

二、民国初期：儒家德育的课程基础的解构

民国初期，学校德育的改革依然在继续，改革的举措主要包括：其一，国民政府调整了德育观念，进一步融入西方的现代性理念，以西方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作为学校德育的重要价值观。其二，在学校德育的课程设置中，废除了“读经”课程和“修身”课程，并开设公民道德教育课程，从而实现了由传统儒家德育向现代德育的转型。

清末教育新政虽然在制度层面上“打压”了儒家德育，但是儒家文化的根基依然存在。因为，在清末的政治高层和普通民众的心中，儒学依然构成他们的文化认同。张之洞认为：“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这种文化姿态体现了清末时期人们的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但是，到了民国初期，人们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辛亥革命了满清政府的统治，推动了社会的整体变革，西方的民主、自由、公民权等等新观念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国民政府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其他一些法令、法规中也都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公民道德教育逐渐成为了热点话题。

民国初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就着手进行学校德育课程的改革，最终确立了以公民道德教育作为主要内容的德育课程体系，其宗旨是塑造新的国民精神，培养新的国民人格。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德育课程逐渐被废止。1916年，“读经讲经”课程被废止，儒家经典文本的阅读不再进入学校课程设置之中。而到了1922年，由全国教育联合会共同商讨制定的《学制系统改革案》，不仅取消了“读经”课程，还废除了“修身”课程，改“修身”课为“公民”课。1922年的学制改革方案虽然没有经民国政府正式颁行，但是由于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影响力，后来事实上成为了全国性的课程标准。为了更直观地理解1922年的学制改革方案对于学校课程体系的影响，我们可以看看它所规定的初级中学的课程科目和学分设置表(见表3)。

从这个课程纲要中，我们可以看到，“修身”和“读经”这两门课程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公民”课。“公民”课有6个学分，占总学分的3.33％。随着“公民”课在学校教育中的正式实施，公民道德教育成为了学校德育的主体内容。而随着“修身”与“读经”这两门课程从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废除，儒家德育的课程形式也从学校德育课程体系中正式“退场”了。这两门课程的废除，事实上意味着儒家德育在课程体系中的合法性地位已然丧失。儒家德育失去了学校课程体系的支持，它的存身基础被解构了。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民国初期的德育改革虽然在课程设置上废除了儒家德育，但是儒家价值观并没有被全面否定，因为民国时期的众多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对儒家价值观依然保有信奉之情。也即是说，儒家德育的课程基础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儒家德育的价值基础依然存在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致有三：第一，民国初期尊孔、崇儒的势力依然存在。创始于1912年的“孔教派”宣扬儒学，曾向国会两院提交了《请定孔教为国教请愿书》，主张定孔教为国教。虽然“孔教派”的活动最终失败，但是确也反映了当时民众对于儒学的尊重和依恋心理。第二，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方东美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在民国初期形成了一个崇尚儒学的知识分子群体，倡导儒家文化及其现代价值，拒绝全盘西化。这也促成了儒家价值在民国初期依然得到了尊重。第三，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将儒家的一些价值观念如孝悌、恭敬、仁爱、诚信、忠恕等融入到德育课程当中，在整体上体现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传统的进德修业精神。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更是一位将西方的价值理念与儒家伦理相结合的典型代表。他对西方的“公民道德观”进行了“儒家化”的改造，强调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精神在传统儒家伦理中也能找到对应范畴：孔子所说的“匹夫不可夺志”，正是自由之谓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平等之谓也；孔子所谓的“仁”，正是博爱之谓也。通过这种“儒家化”改造，民国初期的德育改革有意识地保留和延续了儒家价值观念，而不是全盘否定儒家的价值观念。

三、“五四”时期：儒家德育的价值基础的崩塌

如果说民国初期的德育改革是在相对温和的文化观念下展开的，那么“五四”时期的德育改革则可以说是在狂风骤雨般的革命状态下完成的。在“五四”运动之前，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观念依然是比较朦胧的，但是到了五四时期，“这种朦胧的表达才发掘了出来，并解释和转换或者说将其激活为真正现代性的力量”。现代性意识的觉醒爆发出了极具冲击的革命力量，而革命的矛头则指向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了全盘否定儒家价值观的教育思潮。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儒家德育的价值基础的崩塌。

1　德育观念的革命：激进的反传统策略

由于受到激进的文化理念的推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反传统”的文化心态。民国初期的德育观念遭到了否定，而“中西融合”的德育政策也逐渐被调整到了“全盘西化”的德育政策上来。总体来说，“五四”时期在德育观念上的反传统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育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在极端现代性意识的鼓动下，放弃了自身的文化认同。现代性意识的不断扩张，尤其是在没有节制的极端扩张的情况下，最终泛滥为一种“话语霸权”，形成对文化传统全面压迫与解构。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整个民族在“五四”时期的文化认同障碍，出现了抛弃一切传统的极端心态。典型的案例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曾高呼“孔学，改革伦理，废除汉字”的极端主张，并且认为“儒家不死，中国必亡”。这种与儒家传统的决绝心态，实在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的深刻体现。

其二，“五四”知识分子未能理性地区分“权力化儒家”(封建意识形态化的儒家)与“精神儒家”的区别，他们所批判的对象主要是权力化儒家，但是却把权力化儒家当作儒家的整体。对于“五四”知识分子而言，儒家传统似乎就是两汉以来所形成的权力化儒家，儒家学说就是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伦理。为此，遵循“三纲”的儒家德育，只能是一种培养奴隶的道德教育，而无法培养出民主国家的公民。因此，陈独秀认为：“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事实上，陈独秀并没有意识到，“三纲伦理体系”只是权力化儒家的核心内容，而并非儒家精神传统的核心内容。

以“三纲”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仅仅是儒家权力化、封建意识形态化的结果，而并非儒家的真精神所在。正因为如此，笔者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五四的一些重要知识分子并没有形成清晰的对象意识，他们所批判的对象主要是以“三纲”、“封建礼教”为核心的权力化儒家传统，而并非儒家的真精神。

最终，在“五四”知识分子的批判对象不明的情况下，他们的批判意识往往被激进主义者所利用，成为“全盘西化”思潮的形式上的“领头羊”。以吴虞、毛子水等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文化上以“全盘西化”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们对于儒家传统的批判，是一种全盘的批判和否定。情绪化的、发泄式的批判思维左右了他们的批判逻辑，甚至使批判儒家成为了一种“主义式”话语，即批判一切、否定一切、打到一切与儒家传统有关的事物。这种主义式的批判模式在“五四”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文化困境、群体意识的推动下，最终导致了儒家价值观在教育领域的合法性地位的全面崩塌。总体而言，“五四”的文化批判推动了中国的道德革新和教育革新，它对于民众的精神生活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是，彻底否定儒家传统显然并不合理，因为儒家传统事实上蕴含着中华伦理美德的基本精神。对于儒家传统的彻底否定只会使我们的教育改革陷入“文化虚无主义”的陷阱之中。

2　德育目标的革命：人格模式的重新定义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儒家德育所培养的圣贤人格，与现代社会的人格要求相差甚远，这样的人格品质无法满足现代民主国家的需要。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教育，学校必须注重培养平民人格而不是圣贤人格。在当时的教育学界，蒋梦麟、陶行知等人都是平民人格的积极倡导者。蒋梦麟明确强调：“教育究竟要做什么?使平民做堂堂底一个人，使个个平民做堂堂底一个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平民，而不是儒家德育所说的圣贤，是人格目标的一个重大变革。而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学院和山海工学团的教育工作，也主要是以平民人格为目标。虽然蒋梦麟、陶行知等人并没有严厉批判儒家人格观，但是在人格模式的重新界定上，他们显然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的人格理念。

“五四”时期德育目标的革命，还表现在当时教育界发起的从儒家的“顺民”人格、“私民”人格走向现代公民人格的德育改革运动。康、梁曾指责中国只有“私民”而没有“公民”，这一点为“五四”教育改革者所认同。陈独秀曾指出，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德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是没有个性、没有主体人格、没有社会公德观念的私民和顺民，他们只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和傀儡。胡适、鲁迅、吴虞等“五四”知识分子也都力主在教育领域中批判“顺民”人格与奴隶人格，呼吁抛弃这种奴隶化的人格教育模式，倡导新的人格观念和教育理念。新的德育目标不需要顺民人格、私民人格，而是需要一种平等、民主之人格，一种健全的公民人格。所以，在当时的教育界，以蒋梦麟为代表的教育知识分子发出了要“养成健全之人格”的呼声，呼吁道德教育要从培养顺民、私民转而培养公民。

概而言之，“五四”时期的教育知识分子对于人格模式的重新定位基本上是正确的。公民人格取代顺民人格和私民人格，无疑具有历史与教育的进步意义。但是，五四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在人格模式的角度忽略了儒家人格观念的现代意义，简单地认为儒家德育的人格目标就是顺民人格、奴隶人格，这也是对于儒家德育的一种误解。这个误解一旦产生，难免使教育学界放弃了对儒家人格理念的深度挖掘和改造，从而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显得情绪焦躁、矫枉过正，失去了理性地辨识儒家传统及其德育价值的机会。

3　德育方法的革命：提倡德育的新方法

“五四”时期在德育方法层面的重大变革，首先体现为倡导个性化的道德教育方法。当时的教育界普遍认为，儒家价值观束缚了儿童的个性，无法培养出具有道德主体性的现代人。蒋梦麟指出：“吾国文化较诸先进之国相形见绌，其原因就是‘个性主义’之不发达。”缺乏个性，也就缺乏了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难以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合格公民。梁漱溟先生在当时也认识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国民人格的差异，正在于西方人有个性、有自主性，而我们缺乏个性、自主性。儒家德育的灌输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受教育者的个性、主体性和创造性。由此，“五四”知识分子和教育界人士倡导一种个性化的道德教育方式，肯定个人的价值，肯定个性的价值，“个性解放”由此成为了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口号。在这一时期，学校德育要求人们认识到儿童的个性尊严和个人权利，道德教育开始崇尚一种个性化的教育方法。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教育风气。

此外，五四时期的教育界在德育方法上还提出了一个新主张，既在生活中展开道德教育。陈独秀发现，西洋教育重视现实生活，以贴近生活的方式来展开，而中国的儒家教育却多关注些空虚无用的内容，所采用的方法也多是记忆背诵的方法。他说，“西洋教育所重的是世俗日用的知识，东方教育所重的是神圣无用的幻想；西洋学者重在直观自然界的现象，东方学者重在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东方教育的这种空疏取向，在道德教育层面上即体现为学校德育的教条化、知识化和灌输化。为改革此种弊病，当时的众多知识分子主张实行生活化的道德教育。陶行知明确提出了“生活的教育”、“为生活而教育”、“为生活的提高、进步而教育”的思想观点。陈鹤琴也提出了在大自然、大社会中开展“活教育”的理论。可以说，“五四”知识分子的生活教育思想唤醒了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唤醒了道德教育对于学生生活的关注。这对于知识化、灌输化的儒家德育方法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超越。

综上所述，从晚清到“五四”时期，儒家德育的生存空间和立身基础被不断地压缩、解构。晚清的学制改革对儒家德育的制度基础形成了消解作用，使得儒家德育在教育体制中逐渐走向了边缘；民国初期的德育课程改革则废除了“读经”课和“修身”课，这导致了儒家德育的课程基础的消亡；而到了“五四”时期，德育改革的路径更加激进，不仅仅是在教育制度和课程层面上废除了儒家德育，并且在价值观念层面上也全盘否定了儒家德育的现代教育意义。由此，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德育变迁史的脉络逐渐清晰，即伴随着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的衰落与消亡，儒家德育模式也逐渐走向了消亡。儒家德育沦落于无可依附的境地，最终成为了体制外的“游魂”。只不过，对于儒家价值观以及儒家德育我们应该缅怀和追思，还是应该解构和抛弃，依然需要继续去追问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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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德育篇(6)

[关键词] 儒学精粹 大学生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与核心，对中华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所谓“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凝练传统文明之果而迸射的时代之花。引领当代大学生把握历史传承，吸纳儒学精髓，树立主流价值观，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把握历史传承，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思想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体系正经历着巨大的考验与变化。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多元价值观的形成也成为必然。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尽管在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多元格局中，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仍居主导地位，但是道德失范现象也令人担忧。掺杂到现代教育中的功利性、竞争性、排他性冲击了儒学以和为贵的价值核心，高校在强调知识、技能教育的同时，普遍弱化了人文素质教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研究中，弱化了儒学精髓在大学生价值观、道德观教育中的地位。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中，把握历史传承，吸纳儒学精髓，树立主流价值观，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加强广大青年学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的形成，都离不开历史的传承，它既是现实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诸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也是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产物。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其历史传承来看，传统文化的主流、传统道德的主体可谓儒学文化。两千多年来，无论是儒学的精华还是糟粕已渗入到社会机体的每一个领域。儒学文化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而且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乃至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华文明长河中沉淀下来的儒学精髓包括仁爱、责任、和谐、厚德、诚信等理念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它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普适性，可以与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信用等价值进行综合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吸纳这些精华的基础上，应时展的需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形成的。

当代大学生作为国家社会的栋梁，在跟随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追逐中国梦的过程中，当在研究与吸纳儒学精华的基础上，方能承载历史的厚重，传承中华的文明。唯有如此，才能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坚守。

2.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学文化有着无比深厚的渊源，儒学历经千年洗礼，集百家之长，成为中华民族主流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特征和民族精神。儒学的价值观、道德观已经成为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道德人心的伦理道德体系，构成为中华民族社会评价的基本内核，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根基。

党的十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了最新概括，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个层次的理念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在价值目标上的统一。剥离儒学文化的阶级性，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汲取了儒学价值观的精华，比如儒家经典大学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学的精髓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儒学其中就蕴涵着当代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深刻思想根基。善于挖掘大学生德育工作与儒学教育的契合点，对增强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大学生德育工作一系列现实问题。充分发挥中国儒学在大学生德育工作中的作用，将儒学运用于大学生德育工作中，可以促进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创新，提高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实效。

3. 有利于唤醒大学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对于当代大学生提高精神品位、丰富心灵世界、增强道德意识、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具有重要意义。儒学倡导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自强不息”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厚包容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精神，“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等高尚道德精神，在历史的沉淀中已经赋予了时代新意，成为生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文化根基。

把青年个人的奋斗融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把青少年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中去，是我国高校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的所在。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大学生共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就要引导当代大学生溯本求源，研读、吸纳儒学文化的精华。儒学文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维护大学生心理平衡、帮助大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和完善的人格、提升大学生生命质量的终极关怀等提供了深刻思想根基。引导当代大学生研读、吸纳儒学文化的精华，赋予时代精神，有助于大学生正确地理解儒学， 培育民族感情；有助于他们形成健康身心， 提升大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使他们尽快融入社会。大学生是民族的未来，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形成有竞争力的人才群，对于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二、引领大学生研习儒学精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开展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把引导大学生进行儒学精华的研习纳入到教育教学内容中，以儒学精华提升大学生道德修养、塑造大学生人格、升华大学生的境界、修炼大学生的心态、点化大学生的人生困惑，可以更好地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以儒学精华提升大学生道德修养。将儒学教育作为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力求使大学生对儒学的精华予以认同，从而提升大学生的道德修养。运用儒学观念解决对应的道德失范，例如：用“中庸之道”纠正当代大学生存在的“嫉贤妒能”“妄自尊大”“妄自菲薄”等不健康心理；用儒学“严以待己、宽以待人”化解大学生人际交往中的不愉快；用儒学的“忠恕之道”教育大学生懂得人与人在生存发展中形成的关系是宽容、沟通和双赢；用“困而弥坚、挫而愈奋”的精神增强大学生的适应能力和耐挫能力。儒学提出了“学思并重”“反思自省”和“慎独”等观点，重视内省，见贤思齐，自我磨炼，强调人要有自知之明，不断反省，尽量减少缺点，防止错误，同时应在实践中做到，知过不讳、有过必改、除过不惮、改过不吝，这样定能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增强道德修养。

2.以儒学经典塑造大学生人格魅力。人性趋善是儒学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儒学主张人应当除恶扬善做有道德、有操守、有善性善行的善人、仁人。“修身立德”“为仁由己”是儒学追寻的内心的自觉和自我完善，实现的是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遵循自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形成了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和谐。儒学价值观有利于塑造健康人格，用“修身之道”使大学生人格至善至美；儒学追求求真务实，以“乐群贵和”作为处世之道；儒学崇尚实际，孔子主张“经世致用”，自己的行动态度要适度，避免极端言行。同时孔子说：“君子不器。”是说君子要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无论身处顺境、逆境或常境，都能正常发挥自己应有的潜能和智慧，处理好各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事情，使身心不受到伤害[1]p75-77。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于个人私利的正确态度是“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2]p357-359。中国儒学的思想人格是君子，即成为有知识、有才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达者兼善天下，复合担道，利济苍生，不达严于律己，独善其身，修身养性” [3]p22-28。这些思想传递着大学生的德育工作的正能量，是大学生塑造人格魅力的有力杠杆。

3.以儒学魅力修炼大学生平和的心态、升华生命的境界。用“安身立命、乐天知命”的人生观，教育当代大学生善待生命，重视生命， 提升生命的境界。安身立命意味着人活着生命要有着落，精神要有寄托。乐天知命是说要正视自己的生存条件，悦纳自己。儒学这种“安身立命、乐天知命” 的人生观，事关生命的重大课题，这种生存态度，有助于人的心灵的和谐，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于大学生善待生命，包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不自杀和滥杀，提升生命的境界是大有裨益的。

儒学主张“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要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实现身心内外的和谐。儒学经典《大学》把“修身”看做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要条件，积极入世，自强不息，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思内省也”。儒学认为应正面控制，即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控制引发心理冲突或困惑的事件，通过认识的转换和个体的积极修养来解决道德失范。

4. 以儒学智慧点化大学生人生的困惑。大学生经常以自我为中心，只渴望别人理解自己，尊重自己，而忽略了自己应该先尊重别人，理解别人；其次是大学生人际交往功利化倾向严重。面对当今社会激烈的竞争和就业压力，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注重人际交往的物质性，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价值观在目前大学校园里备受推崇。再次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空余时间选择上网，忽视群体关系，缺乏感情依赖和理解，缺少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基于上述情况，我们经常可以在大学校园里听到“郁闷”“无聊”“孤独”等词语。儒学的仁爱思想，提倡“仁”“义”之信念。所谓“仁”即“爱人”，“二人为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要有“克己”“爱人”的广阔胸怀。儒学劝诫人们奉行“忠恕之道”，强调通过外在的社会规范展现仁爱精神，以尊重、友爱、宽容、恭敬的人道原则和平共处[4]p91-93，营造出一种人人将心比心，关心他人，互相宽恕、忍让、谅解的和谐气氛。在对自我欲求的思考中，一定要重视对他人欲求的尊重，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还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到“善”的境界，为自己找一安身立命处，实现人际关系和谐、身心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和谐社会氛围是德育培养的基础。

三、研习儒学精华，提升道德境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既借鉴了西方先进文化的价值优势，又赋予了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价值传统，有着浓重的儒学文化的渊源。引导当代大学生研习儒学精华，可以使高校学子更好地提升道德境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恰恰是儒学所特别注重的，孔子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中就规定了“行”的内容。

在现代教育体系下，大学生“知、情、意、行”不平衡，智商比较高，情商比较低，意志力薄弱，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学校、家庭乃至社会在学习、生活、恋爱、就业等方面给予大学生的心理关照和疏导缺失，大学生心理发展尚未稳定，他们害怕失败、害怕被拒绝，心理上的矛盾冲突突出。这些矛盾解决不好，就可能引发大学生价值观的偏离、道德失范甚至极端行为的产生。只有引导大学生积极投入社会实践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提升道德境界，担当国家、人民、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使命。

当代大学生群体中道德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大学生个体在价值观上的矛盾、混乱与冲突，是影响其道德境界的最根本的原因。以“90后”为代表的当代大学生，普遍处于物质条件比较优越，生活阅历相对简单，社会经验明显不足，对成功和荣誉体验多，对风浪和挫折体验少的状态。这些状况，往往导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深度不够，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矛盾冲突容易产生世界观、人生观乃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动摇。因此有必要通过吸取儒学中的精华来化解大学生价值观的矛盾冲突与混乱，重塑科学价值观，形成和谐的心理环境，解决道德选择中的偏差。

以儒学教育引领大学生德育工作就像举世闻名的中药针对病人一样，要对症下药才能治标也治本，保证确实管用。渗投到大学生的心灵深处需要一个过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引导学生通过积极学习、研究儒学文化的精华，寻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传承，把儒学文化的精粹赋予时代特色，可以使大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承载历史的厚重，传承中华文明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进而夯实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坚守，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用儒学“安身立命、乐天知命”教育大学生珍爱生命；用“困而弥坚、挫而愈奋”的精神促使大学生提高增强适应能力和耐挫能力；用“修身之道”使大学生人格至善至美；用“经世致用”教育大学生“乐群贵和、重义轻利”， 塑造大学生理想人格；用“中庸之道”使大学生保持内心世界的动态平衡[5]p246。

综上所述，引导帮助当代大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健全人格，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充分挖掘儒学中蕴含的道德智慧，促进国家、民族兴旺的价值观，凝聚当代大学生共筑中国梦的正能量，使其加强道德修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愿青年学子在儒学精华的润泽下争做“最美的人”，铸就天人合一的中国梦，谱写美丽中国新篇章！

参考文献：

[1]周执前，姜巧玲.儒家思想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创新[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3）.

[2]宋健.从中国儒学看现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J].文学界（理论版），2010（09）.

[3]董云波，陈中永. 中国古代心理健康思想初探[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

儒学与德育篇(7)

【关键词】中国 日本 儒家文化 君子

【中图分类号】C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3-0194-02

中日两国文化传统均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同属儒家文化圈，其传统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均以儒家教育为代表，因而其教育传统具有广泛的相似性和可比性，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两国教育传统中的人才观。在始于西方坚船利炮冲击的教育现代化之前，两国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才观均直接来源于儒家思想，即君子型人才观。

一 儒家文化传统与君子型人才设计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的蓝本便源于儒家的圣人设计。圣人，从功能与素质结构的角度看，是实现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自我合一的人。圣人，作为儒家的理想人格，体现着儒家人道观、人生观、社会观中的价值取向，代表着儒家关于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的人，是实现了人生来便有的仁之德性的人，是仁道的体现者，即是道德的典范。重教化、以教化为本的儒家坚信教育对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圣人的人格最终体现在儒家教育的培养目标上，便是培养君子。历代儒家对君子有颇多论述。作为人才的总称，它所代表的便是立志成为圣人的人，即志道与弘道、“内圣而外王”或“修己安人”之人。儒家教育的培养目标，便是要培养这种“君子”型人才。究其深层原因，儒家的理想便是道德社会，要实现道德的社会就必须实行仁政、德政，而仁政、德政的前提是统治阶层是有道德的人，是道德的典范，即必是君子。而要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则必经修身、学习之途径。而学道、识道之目的又在于行道、弘道，而行道弘道的途径便是由“立己”而“立人”，去“兼善天下”。通过明德即修己，然后推己及人，便可达仁、义、礼、智、信的“至善”之境地，向大同社会迈进。《大学》中关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则是最具体地表达了儒家教育的理想。

对于君子的标准，不仅各代儒家有从各自不同角度的论述，后代研究儒家的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此有众多的概括。在儒家的表述中，君子经常是作为一个美好品格的综合体出现的，他的身上同时具备了多种美德。

第一，君子为劳心者而非劳力者。即作为道德的典范，君子所具备之才能是“心力”，而非“体力”。这正是儒家以德为本、崇德的必然取向。孔子早就说过“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这可谓是儒家尚德轻力的基本命题。

第二，君子具有仁义之德。它集中体现在君子具有敬天知命的世界观，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爱人态度，自强不息的自我进取精神。

第三，君子具有以“勇”为核心的意志。即志于道、行于道、取于道，以仁道存心，甚至可以杀身成仁。

第四，君子具有文质彬彬的智能特征，表现为好学的态度，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知识结构，以文为核心的文化教养风度，以“不器”为标志的“通才”结构。即君子非艺才之人。

总之，君子可以“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是一种道德型的通才，是可以“修齐治平”的统治人才。正是这样的人才设计，使以儒家教育为传统教育代表的中日两国，均以君子型人才为教育培养目标。

二 中日君子型人才观的异同比较

中日两国作为同受儒家文化影响、同以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同以儒家教育为传统教育代表与核心的国家，其教育所期望造就的人才均是儒家的圣人、君子型人才。但因历史与社会的差异，君子型人才观在两国的具体体现并不尽相同，中国是体现儒家“学而优则仕”理想的科举人才观，日本则是表现了儒家“仕而优则学”追求的武士型人才观。从人才的功能设计及素质结构要求两方面看，其异同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1.中日君子型人才观的相似点

首先，两国教育的最高理想都是“成圣”，都以圣人人格为理想的人的典范及教育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并均以孔子等先圣先师为圣人之代表、人间之偶像。这表明两国均接受了儒家关于人通过教育、通过学可变善、趋善，直至达到完善之境地的观念，即人通过学（修身）至圣的观念。这是一种强调“后天”因素，强调个人努力的“努力型”人才观或学习型人才观，即学习、努力与个人成才有直接的密切关系。因此，两国的教育实质上是道德的教育，培养的人才是道德的或人格的典范，是伦理道德型的通才。

其次，两国教育所期望造就的是统治人才，或者说是官吏型人才。儒家的人才设计遵循了“学而优则仕”的路线，儒家士人把走向仕途作为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理想。要通过学而为圣人，其道便是由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学所达到的层次、水平，与其成才的水平是一致的。如果说修身是全民之本，那么治国的人才便是国家之本。以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两国，均是重教化、重人才培养的国家。学校教育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以培养治国的统治人才、官吏为目标，以期实现贤者治国、德治、礼治。中国的科举人才教育如此，日本的武士教育亦如此。这是统治型英才教育。

再次，两国教育所期望培养的人才的知识结构均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其道德价值观念均以儒家伦理道德观为中心，两国的人才均是懂汉语、学习儒家经典之人，即日常生活中遵循儒家三纲五常之伦理道德的人，也是在琴棋书画文学艺术等方面有教养的人。这正是儒家“尚文”、重礼乐之影响的体现。

2.中日君子型人才观的相异点

首先，从人才的功能设计上看，中国试图通过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实行“贤者治国”的人才主义制度，在原则上完全以考试来评定一个人的所学程度，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日本期望造就的人才是维护日本已有的世袭等级制度，使其所具有的品质符合其身份，在原则上以武士道德作为衡量的标准，表达了“仕而优则学”的追求。这是两国社会制度差异的产物。两国虽然都是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中国是文官制、平民化、更开放的国家；日本则是武人掌权、贵族化、更为封闭的国家。这种社会制度上的差异则又是两国历史发展不同的产物。

其次，对所培养的人才在道德上的要求有异。中国的传统教育强调一切道德以“仁义”为核心，无论是三纲还是五常，皆强调仁、重仁；日本则强调以忠为第一，以忠为人才在道德上的最高标准。这一差异是两国历史与社会存在不同的产物，尤其是体现这一差异的天子思想不同的产物。中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皇帝作为天子受命于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地位，是上天意志的执行者，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忠诚。但天是道德、是仁义，只有皇帝不违天命、不违仁义时才代表天命，才神圣不可侵犯，一旦不行仁义，则民可起来之，另立有德者为君。中国历史上的异姓革命均与这样的天子思想有关。这是儒家德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自7世纪以后学习中国文化，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其天子思想却与中国有别。天皇以日本神话为背景，被说成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人格化的。另一方面接受儒家圣王的观念，天皇被认为是有德之人，行仁政的君王。虽然后来天皇制中央集权衰落，建立起武人统治，但天皇一系世袭，皇统神圣不可侵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类似中国的改朝换代的皇统断绝、异姓取代的异姓革命，武士政权仍在名义上认为是在行使天皇赋予的大将军的权力。因此，忠诚是最重要的美德，臣必须绝对地忠诚。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在谈到中日关于以仁为核心与以忠为第一的差异时说，日本人服从天皇、忠诚天皇是绝对的，是可以违背良心的，绝对服从才是忠诚的臣民；而中国则更强调在仁的前提下，在不违背自己良心的前提下行忠诚。

再次，两国对所期望造就的人才在才能设计上有异。中国崇文抑武，而且这种状况自宋代以来日趋明显；日本则尚武但亦倡文，这种倾向从江户时代以来则日益显著。这既与中日两国历史不同相关，也是儒家思想影响不同之结果。儒家的人才设计本来就是一种尚文的体现，学儒必然重文，但自中唐科举发达以来，此风进一步滋长。到北宋，重文轻武达到极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也与元、清为少数民族统治及统一时间长久有关。为防止汉民族的反抗，元、清两朝的统治者均十分强调文而不是武，并以科举为消除反抗的一个有力武器。日本则在12世纪至16世纪期间处于动荡、战乱、割据状态，武人统治最重的便是武，是军事技术、技能。但江户时代的统一以及为维护这种等级秩序而倡导儒学，则开始倡文，重文武兼备。

总之，中日两国教育传统均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在人才观上同以君子型人才为教育培养目标，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在人才素质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两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两国的人才观又存在着诸多的差异。研究分析两者的异同，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儒家传统文化在两国教育历史发展中的影响和地位的认识，从而为我们以一种历史的视角考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和广阔的参照系。

参考文献

[1]池桢.先秦人性论中的君子与圣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