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论文篇(1)

(1)创设语境，激发兴趣

认知语言学强调语言以使用为基础，语法产生于语言使用。在中职英语语法教学中，教师应该要创设学生感兴趣的、能够积极参与的英语教学情境，让学生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学习语法。根据不同的语法内容和教学目标，教师可采用图表式、音像式、竞猜式、谈话式、大脑风暴式、游戏式、调查式和表演式等方法进行导入。

(2)循序渐进、合作探究

认知语言学不再把语法看作是一个封闭的、分割的系统，而是与各种不同认知能力以及各种经验相联系，这就要求学生在语法学习过程中，把已有的经验用于理解新的语法知识，即“与词汇教学相似”，通过学生合作探究，构建新的图式。

(3)形意结合、关注体验

认知语言学认为认知语法中“语义具有中心地位”，教师应注意语言形式和意义的结合，突出多层次的语言体验，避免学生一味地对语言形式进行简单的机械操练，而忽视语言意义的表达。特别是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职学校学生，教师更应通过创设生活情境，促进学生体验，加深对英语语法形意的理解。

(4)任务驱动、拓展运用

认知语言学强调人作为认知主体的作用，强调语言能力的建构基于语言的使用。教学中如果仅学习一些基本的语法结构，无法确保实现语言交际的流利性，教师应在语法教学中通过任务驱动，促进学生拓展练习，灵活运用。

(二)教学应用

以外研社中职英语第一册Unit7AhealthyLifestyle的语法项目——形容词、副词比较级、最高级规则的变化形式及其用法为例，说明教学中上述四个环节的运用：创设语境，激发兴趣播放歌曲“AmericanRide”(sungbyTobyKeith)，ppt呈现歌词，目标语法加下划线：接着教师指着划线部分问学生：(2)ppt呈现四张当地气候的图片以及以下句子。学生小组讨论：根据以下句子的内容，找出对应的图片。这个环节中，教师利用视听歌曲导入新课，不仅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且巧妙地把目标语法的内容展示出来。接着，教师又联系当地的气候特点，创设出目标语法的语境，使学生自然地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学习。在这个环节中安排“小组讨论”目的是，更好地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其学习的主体性得到发挥。

(1)循序渐进、合作探究

①以旧带新，唤醒已有的图式根据已经学过的课程“coachpotatoes”，学生分组完成以下任务:以竞赛的形式，选出最健康的生活方式。学生回答后，ppt呈现：

(2)合作探究学习

在“coachpotatoes”课文中找出含有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的句子，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引导学生使用观察、发现、分析等方法,归纳出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规则的变化形式。这样，学生对形容词、副词不同的形式、意义和用法就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然后，学生一边欣赏歌曲“Longer”(byDanFogelberg),一边填上所缺的词:这个环节是本节课的核心，先是教师通过把已经学过的课程“coachpotatoes”作为材料，引导学生运用形容词比较级和最高级的形式回答问题，起到了“温故知新”的效果。接着，让学生合作探究，归纳出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规则的变化形式。学生在观察、分析、讨论、总结、归纳的过程中，较好地构建了“形容词、副词比较级、最高级规则的变化形式”这种新的图式。

(2)形意结合、关注体验

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开展调查活动——Whoselifestyleisthemosthealthyinyourteam?要求每六位学生组成一个小组，学生对小组成员的起居、饮食、运动等方面进行调查，最后得出结论。a.教师先引导学生罗列完成该任务需要用到的短语，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任务。最后，采取小组互评的方式，选出优胜队。这个环节教师以“健康的生活习惯”为语义，结合“形容词、副词比较级、最高级规则的变化形式”，让学生进行课堂训练。这个过程不仅是克服了通常课堂教学中简单的、枯燥的、机械的操练，而且是在对学生进行语法巩固练习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生活素养，比较好地体现“教书育人”。

(3)任务驱动、拓展运用

认知语言学论文篇(2)

关键词：认知 体验 隐喻 关联 顺应

一、认知翻译学综观

传统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语码转换为标志的一种语言活动。然而，现代认知语言学已经揭示，语言是心智的表征，语言结构反映了人类经验结构。翻译活动中的语码转换，就是对心智的解读和解码，因此翻译活动必定反映心智活动的规律，翻译决不可忽视对心智的研究。正如同杨自俭、刘学云（1994）所言：“翻译不但是语言活动，而且是心理活动。联系翻译转换过程、研究心理机制是翻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依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翻译的认知观是：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两种语言的心理转换，涉及复杂的双语信息转换加工的认知过程。同时，这种认知是以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

认知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启迪是，认知中的隐语力图借用一个世界来表达另一个世界，而译者如同隐语本身，也是力求借用一个世界表达某一个世界。译者的认知活动也涉及到对世界的感知、经验以及对其加以概念化的方式等。以认知为出发点，来探究译者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抽象，以及怎样通过认知加工，运用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来实现翻译交际活动，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在翻译活动中，不同的概念范畴可以围绕原型来建构，再现可通过词汇和概念来表达。然而，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概念和抽象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又比较困难，而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隐喻、原型以及意象图式理论给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力。这给强调翻译是“过程”而非“产品”的当代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这也正是翻译研究“认知转向”的意义所在。

二、国外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的引进与探讨

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国外学者相继发表过相关成果。1998年切斯特曼提出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旨在识别和描述翻译过程中的决策点与翻译决定采取的路径，并把它分为比较模式、过程模式和因果模式。2006年奥格汉编著了一本关于文本与认知的翻译学研究论文集。该书所选论文角度多样，但都突出了对翻译活动的认知性研究，尤以德国Kussmaul的翻译认知研究最为突出。1971年，Kussmaul（2000、2006）在翻译策略研究中就萌发了对认知研究的兴趣。

此后，Kussmaul将认知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他受到Lackoff动觉意向图式样和形式化空间理论的影响，并且结合了Fillmore的框架理论，专门从创造性思维认知过程角度研究翻译中的创造性问题。Kussmaul的研究在创造性翻译的分类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理论论证过程主要是用现有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来透视翻译创造性的一个侧面，而且对翻译充分性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还解释得不是很清楚。Bell（1991）的翻译心理模式研究也是基于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的视角，尽管该模式存在一定问题，但也是对翻译认知心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随着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口/笔译学者与认知科学家的合作日益加强，翻译认知研究取得了一批新成果。由John Benjamins公司于2010年出版的《翻译与认知》一书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实际上是由Shreve和Angelone主编的认知翻译学论文集，集中了许多专家对翻译与认知的思考，体现了自Danks等（1997）以来翻译认知研究的新进展，对相关课题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上述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表明了认知翻译研究的巨大价值与潜力。的确，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在当前中国及世界方兴未艾。

三、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实践与丰硕成果

严格来说，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是对认知语用学中关联理论以及顺应论的探讨与研究。后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深入发展，我国学者也顺应国际认知翻译学研究的潮流与趋势，逐步将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与探讨。如今，已经在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关联理论、顺应论、隐喻和转喻的翻译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

（一）认知翻译学本质的探讨与研究

王寅（2005）认为，经验论、唯理论和解释派哲学分别聚焦于交际的三个环节：作者、文本、读者，同时还产生了相对应的翻译观。这些理论过于偏重某一环节，似有以偏概全之不足。Lackoff和Johnson所倡导的体验哲学正好可以弥补这些理论的不足，而且也能对翻译作出较为全面的解释。文章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拟构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翻译是以以对现实世界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原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须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倡导和谐翻译。此模式特征如下：1.翻译具有体验性；2.翻译具有互动性；3.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4.翻译的语篇性；5.翻译的和谐性；6.翻译的“两个世界”。

2009年，中国认知翻译学领域的首部专著《跨越语言的识解――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探索》诞生了。该书作者谭业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它吸收了关联翻译理论和翻译图式研究的成果，结合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创建了翻译中意义建构的认知模式。该书以“识解”作为文本对比分析的终极概念，刻画了具体翻译过程中涉及的多样化认知运作，并对若干翻译案例在系统描述的基础上结合三个认知原则进行了解释，构拟了翻译认知文体分析的框架。

（二）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探讨

1.关联理论的探讨与研究

最早引进Gutt（1991）关联翻译理论的是林克难（1994），他介绍了关联翻译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作者认为关联翻译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翻译是一个推理过程。翻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大脑机制。其基本论点是最佳关联性：处理努力/语境效果。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求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读者的期待相吻合。之后，赵彦春（1999）认为关联理论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它的使命虽然不是解释翻译，但却能有效地解释翻译这一“宇宙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现象”（Richard，1953），它给翻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文章阐述了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关系，讨论了关联理论与其他翻译理论的本质区别：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语内或语外）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取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作者以关联理论为工具，证伪了翻译理论界的两个“超级酵母”：不可译性和对等原则，由此佐证了关联理论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文章初步建构了能解释翻译现象、并能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模式，并对关联翻译现存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评论。

王斌（2000）指出：关联理论作为语言交际理论，尤其是单元文化的语言交际理论，揭示了人类语言交际的某些本质，其理论基础是相同的文化认知心理图式，对最佳关联赖以存在的缺省模式之一――文化缺省模式是如何传递到另一个文化认知心理图式中去的，关联理论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文化缺省如何传递得不到解决，对跨文化的翻译交际也就难以作全面的解释。关联理论能够解释的翻译现象至多包括同化翻译、可译性与重译，而这些绝非翻译的全部。同样，孟志刚、陈晦（2001），钟勇（2014）依据关联理论认为：等值翻译只能是相对的、近似的，不等值才是绝对的；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

另外，芮敏（2000）总结道：关联理论认为，对话语的理解应依靠语境来寻求信息的关联，然后再根据话语与语境的关联情况进行推理，求得语境效果。通常情况下，关联性强，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小，语境效果就好；关联性弱，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大，语境效果就差。按照这一理论，口译人员提高话语理解的速度和质量的策略在于尽量建立或寻找与话语信息密切关联的语境假设。最后，王建国（2004）首先对“关联理论语境观”和“系统功能语境观”作了简要介绍和对比，然后从与翻译研究相关的两个角度――“译文连贯”和“翻译单位”――进行了对比研究，综述了这两种语境观应用到翻译研究当中各有优缺点；但是，在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时可以互补。

2.顺应论

戈玲玲（2002）、张美芳（2005）等从顺应论的角度出发，旨在探索翻译的顺应论解释及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从顺应论的视角看，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

顺应性是语言使用过程的核心。任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都要作出动态顺应。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由于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动态的，译者只能根据语言结构和语境去识别源语交际者的意图，并把它传达给译语接受者。译语文本是语言结构和语境之间动态顺应的结果，译语接受者的解读过程也是语言顺应的过程。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不可能完全等值，而只能是在“信达切”标准中的语用等值。

3.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

师琳（2011）认为：翻译不但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翻译通常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入。在输入过程中，因为读者及译者认知的差异，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过程中对作品进行若干改写：大到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小到字、词、句的改写，以此来迎合强势文化的认知认同。同样，王德丽（1999）认为，按照认知语用学的观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其认知心理、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制约。译语语境与源语语境的最佳关联产生于译者与作者对认知环境的共同心理感应，即在具体语境中的思维耦合。这是认知推理再现源语信息和意境的最佳途径。

我们知道，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基石。所以，认知翻译中有关体验性的讨论与探索颇多。如宋德生（2005）提出：人以“体验认知”方式认识世界，心智离不开身体经验。语言作为心智的表征和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工具，具有体验性。语言结构反映着人类的经验结构。人的生理结构以及所处环境的相似性决定了经验结构的相似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这是语言互译的认知基础。经验结构是一个丰富的意象图式网络。意象图式是人在认识世界的主客观互动中，外部世界的物理能量转换而成的心理事件，是我们经验和知识的抽象模式。因此，思维带有具象性，这决定了信息的意码和形码的双重编码结构。翻译的过程即是以意象图式为媒介的、源语与译语文化意向之间的辨认和匹配，翻译中的“等值”只不过是经验结构的相似性。

于建平（2006）基于Lackoff和Johnson的体验哲学的语言体验观，研究汉译英时语言体验经历对译者翻译认知能力的影响。用实证方法考察了汉译英翻译的两个重要过程：1.对汉语原文的理解；2.对语义的转换和英语表达。首先，通过对比有不同语言体验经历的两组二语学生对同一汉语语篇英译的译文，考察学生对零代词的意识和还原能力、识别代语回指的能力和识别情态意义的能力，从而观察语言体验经历对源语的理解认知能力的影响。其次，通过比较中国大学生和翻译家W.Jenner对同一段汉语英译的译文，统计并分析中国学生在汉译英翻译的语义转换和英语表达中存在的问题，揭示语言体验经历对其翻译认知能力有哪些影响。最后，提出了在翻译教学中培养汉英翻译认知能力的方法。

最后，也有我国学者，如王寅（2008）基于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将Langacker的“意义概念化”修补为“体验性概念化”，并尝试以此为理论基础论述翻译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有了体验性，就可限定“读者中心论”“译者自主性”；有了“概念化”（识解），就可解释翻译的主观性。作者通过“体验性概念化”分析《枫桥夜泊》的40篇英语译文，详解翻译中的体验性和客观性，同时揭示主观性在翻译认知中的体现，尝试为翻译的主观性研究提供理论框架。

4.隐喻的认知翻译

刘明东（2003）认为：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需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承。反之，语言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文化图式具有可译性，可以通过“A-A”“A-B”“A-zero”三种对应方法实现。文化图式的翻译有助于引进外来文化，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同样，赵登明、丁瑶（2002）把比喻式复合词分为明喻式和暗喻式；并且从构词法的角度谈了比喻式复合词翻译的几种可能性，目的主要在于呼吁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时，尤其是把中文翻译成外文时，尽量把我国文化有的内容向外介绍，不应该一味迁就译文读者，尤其是欧美读者。正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才应该尽量平等地介绍文化的方方面面，逐步使译文读者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这种了解有助于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接受和认同。

冯国华（2004）认为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因而取譬设喻，有同有异。有鉴于此，在英语和汉语的互译中，若要传达原文的喻义，必须把握原文的喻底；要把握原文的喻底，必须立足原文的喻体。翻译以“信”为本，力求“形神兼备”。涉及譬喻，亦无例外。同时，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翻译并非“相行比制”，译文不能“貌合神离”，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对待，不能“形神兼备”，则不妨“得意忘形”――离形而得似，以意为工；不能“辞不达意”，更不能“以辞害意”。

5.转喻的认知翻译

谭业升（2010）认为在传统对等理论框架下，转喻被当作一种偏离性的语言来使用，其所得到的有关翻译的认识非常有限，无法反映转喻翻译中体现的人类认知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作者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探讨了在翻译过程中以语境为基础并受规约限制的转喻图式的例示，阐释了基于多样性邻接关系的转喻图式-例示级阶与翻译转换、翻译变体的关联，以及它为译者提供的认知创造空间；最后，提出了对今后开展转喻与翻译关系研究的建议。

四、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

当代世界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现代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及翻译学等学科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对这些相关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纵观我国认知翻译学三十五年研究的蓬勃健康发展，并且结合当前认知翻译学发展趋势，笔者预测今后我国认知翻译学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大必然趋势。

1.认知翻译的宏观理论研究与微观实践研究相结合。翻译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对认知翻译进行宏观翻译理论研究与微观翻译实践研究都很重要。客观而言，认知翻译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不可偏废，应该互相促进，共同和谐健康发展。宏观方面，总的趋势是把言语现象放在人类文化、社会活动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以语用和认知为核心的认知翻译学仍将是热点。语言学家开始从认知心理角度来考察翻译的运作机制及其心理过程。当然，运作过程不仅涉及认知心理，也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微观翻译实践方面将继续探讨翻译与文化、语用、认知及外语教学等的关系。在这种认知翻译理论与实践探讨中，认知翻译学的科学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会进一步合理紧密结合起来。

2.认知翻译学的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科学深入研究与探讨。从修辞、语义、语用、认知、心理、文化、语篇等多学科方面着重探讨认知与翻译现象，因而也导致了认知翻译学等新型交叉学科的诞生。传统翻译静态研究也注入当代认知科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洞悉与探索全人类普遍有效的心理思维方法与认知手段。不难预见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学者会大胆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理论的长处，走认知与翻译综合深入研究、交叉互补的必然道路。

3.立足英语与汉语等传统与现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创新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引进国外认知翻译理论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味盲目跟风国外学者的一时之言，终究不会有太大建树。从我国近代语言学与翻译学的发展来看，成就卓著的老一辈翻译家，如严复、钱钟书、赵元任、王力、吕叔湘、刘宓庆、刘重德、杨自俭、许钧等，无一不是自觉地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方法深入地研究汉语，从而从汉语的角度对语言理论作出贡献的。中国的翻译学研究也必须依靠外语界和汉语界“两张皮”的融合与共同努力，以汉语为语科，从汉语运用的实际出发，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形成自己的流派。只有这样，我国的翻译学研究――尤其是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才能立足于世界翻译学研究之林。

的确，我国早已经是语言学与翻译学大国，我国目前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语言学家与翻译家队伍，但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成为世界大师或翻译大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因此的确并非语言与翻译强国。所以，我国语言学家以及翻译学家必须知耻而后勇，在虚心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语言与翻译成就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地结合我国语言与翻译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创新革新中国与世界的先进语言与翻译理论。只有这样，我国语言学与翻译学研究才会有质的飞跃。我们可以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五年是认知翻译学研究收获颇丰的三十五年，是翻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突破的三十五年。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由传统翻译学科走向现代翻译学科，由单一学科研究走向综合式交叉研究大学科的必然历史趋势。

（本文为孟志刚主持的201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4Q01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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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论文篇(3)

关键词：文化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 人类语言三大传统方法 合成

Garry Palmer作为人类学家在构建文化语言学的时候，极大地吸取了人类语言学三大传统方法积极有利的方面，同时更多地借助了认知语言学认识各种现象的方法，以认知语言学来弥补三大传统方法不足的地方。

三大传统方法与认知语言学之间既存在着联系，又存在着差别。比如，Whorf在研究复杂的Shawnee文字时，对“图形与背景”关系进行了分析。同时他提出了影响词素的某种抽象概念的存在，称之为cryptotypes，也就是被现代人类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称为schema或image-schema的概念，等等。这些联系性决定了认知语言学与三大传统方法之间存在合成的可能性；同时三大传统方法对于意象或认知理论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这一差别有待于认知语言学的补充，这成为认知语言学与三大传统方法之间存在合成的必要性。认知语言学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现象，成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语言的方法，通过对“体验性”(EMBODIMENT)及对心智的研究而根置于“认知科学”的入口。其研究的各现象受到大家的关注，在Palmer构建的文化语言学中也显示了其重要性。

1 认知语言学本身的重要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许多语言学家认识到生成语法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开始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现象。八十年代末，第一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Duisburg，Germany 1989）的召开和1990年《认知语言学》杂志(Cognitive Linguistics)的出版标志着认知语言学初步形成。

认知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一种方法，因此，语言的各个层面都可以用认知的方法研究。这一特点使得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相当宽泛。比如“范畴”、“原型理论”、“概念及概念化”、“时间和空间”、“隐喻”、“意象”和“图示”等问题。

其中，Palmer重视语言中意象(imagery)的主题，认为语言是在意象基础上的言语符号；虽然意象并不能解释语言的全部，但是意象有助于理解人类学家们所关注的语言的许多用途和领域；认为意象为研究广泛的语言学话题提供了基础，“意象不仅适用于叙述性语言、修辞性语言，也适用于语义、语法构建和语篇，甚至是语音”，并认为“所有这些语言学范围现象都可以通过单一的语言学意义的文化理论-文化定义的心理意象理论（即文化语言学）得到理解”。因而不必将这些语言学范围现象放在不同的理论中来认识。

而与此相同，认知语言学也不把语言现象区分为音位、形态、词汇、句法和语用等不同的层次，而是寻求对语言现象统一的解释。

因而，正如Palmer所说，“为了唤起人类语言学家对文化意象的兴趣，认知语言学可以被直接应用到语言和文化中”。

通过语言与意象的关系可以看出，意象将文化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连接在一起――文化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从根本上讲就是关于心智意象（mental imagery）的理论。它们都寻求解释说话者组织言语以及听话者通过各种意象，如：认知模式、符号、意象-图示、原形等来理解言语的方式。因此，认知语言学在Palmer构建的文化语言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2 认知语言学与三大传统方法合成的可能性

当代的人类语言学主要发展于三大交互的传统方法：博厄斯语言学（Boasian Linguistics）、民族语义学（Ethno Semantics）和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2.1 博厄斯语言学（Boasian Linguistics）

博厄斯语言学首要地关注于描述各种语言本身的语法，同时，Boas也注重发现各种语言与文化的心理基础。因此，不难理解博厄斯语言学认为语言与心理意象相关。1911年他写道，语言是精神生活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纯语言学调查仅是对世界各民族心理调查的一部分”，同时，他强调语言反映说话者的思维或心理的方式。

博厄斯语言相对论由Sapir&Whorf继续发展。Sapir提出了语言相对论的强势说：语言学分类确定了思维的边界并引导思维。Whorf将语言与文化的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认为语法在引导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用不同语法的人对相似的观察会产生不同的评价，因此得到不同的世界观；他对格式塔心理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使他专著于研究如视觉场景的不同识解、语言与意义的统一、图形与背景关系等课题；同时，Whorf假设存在着影响词素但不直接表现为词素或词的抽象概念，并称之为“cryptotypes”（隐型），而当今认知语言学家与人类学家称其为schema或image-schema。因而Whorf的研究中涉及了现代认知语言学中的许多现象。

如上所述，可知认知语言学与博厄斯语言学及Whorf理论中存在着交迭的地方，主要是意象方面。也可以说认知语言学为博厄斯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现代的方法。

2.2 民族语义学（Ethno Semantics）

民族语义学或民族科学研究不同的文化对于各种知识领域的组织以及范畴化的方式，如植物、动物和亲属等。Tyler将民族语义学看作是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的一部分，认知人类学关注于“不同的民族是如何组织和使用各自文化的”，以及其“解释行为的组织原则”。民族语义学表现出对认知的浓厚兴趣。在民族语义学中存在着预示认知语言学出现的发展：Mathiot研究认知和世界观；Robert A. Randall(1976)引入了“记忆联想模式”和“植物意象”的概念；几个研究者使用了原形理论来定义其指示物的效用，Floyd G..Lounsbury（1964）认为在克洛・奥玛哈体系中的远亲称谓是近亲原形的系统化语义延伸；Michael Agar(1973)认为相互联系着的事件是被说话者想象化或认知化了的，等等。从而民族语义学与从认知角度研究语言的认知语言学在认知的方面产生了交迭。

2.3 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Hymes在1960s和1970s之间发表的一系列颇具影响的文章中首先提出了ES方法。明确指出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联，也从不否认认知或知识的重要性，对民族科学家的观点进行了结构描述和对比分析，提出了“一个民族的认知范畴以语言形式明显表达的程度”问题。Muriel Saville-Troike(1989：21)认为交际能力包含着在特定情境下言语行为的知识和期望，同时提出为进行有效交际而必备的‘共享知识’，即语言知识、互动技能和文化知识，隐含着一定程度的认知倾向。

综上，通过阐述博厄斯语言学、民族语义学和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与认知语言学相互交迭的方面，可得出其合成为文化语言学的可能性。

3 认知语言学与三大传统方法合成的必要性

博厄斯语言学虽然表现了对意象的关注，但其局限在语法层面上。语言在语法层面上对经验的不同划分只是反映了对精神意象的一种选择性的表达。

民族语义学主要关注于以特征为基础的分类，虽然表现了对认知的浓厚兴趣，但是其实践者并未发展意象理论。

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关注于语篇本身的意图、社会文化情境以及文化概念，Hymes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忽视了对大部分语言方面的认知研究；他明确指出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联，但并不认为“精神现象”（即认知）是关注的焦点；Hymes将言语作为文化行为体系，但他本身并不是从心理学或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和文化，而是强调了在社会语境下研究语言行为、语篇和言语表现的重要性；虽然他从不否认认知或知识的重要性，但他终究将语言的认知研究留给了民族科学家。

由此可知，人类语言学的三大传统方法对意象及认知从理论到实践没有给予充分的发展。人类语言学越来越认识到认知语言学的优势，逐渐合并认知语言学的各项原则，认知语言学为博厄斯语言学提供现代的方法，建立了能够容纳民族语义学各种发现的框架，并为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提供了主要的认识现象的新视角。通过将认知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三大传统方法合成，Palmer形成了文化语言学，并唤起人类学对认知、意象等作用的充分认识。因此，这一合成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认知语言学作为从认知的角度来认识各种语言现象的心理意象理论与人类语言学的三大传统方法：博厄斯语言学、民族语义学和民族言语学（或称会话民族学）之间的合成是可能的，必要的，对人类学的发展、对于系统而全面的文化语言学理论的构建而言也是极其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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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更等.认知心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认知语言学论文篇(4)

一、引言

幽默是人际交往中的常见现象，它能调节气氛，减缓压力，修复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幽默的研究引起了各学科学者的重视，其中包括心理学、文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等等。本文将简要的介绍语言学角度的幽默研究。

二、三种经典幽默理论

关于幽默的研究历史悠久，在早期众多的西方理论中，人们大致将其分为三种：（1）社会行为角度的优越论，这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代，代表人物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所谓优越，即指幽默源于人们对于他人的优越感，是对他人的缺陷和错误的嘲笑。（2）精神分析角度的释放论，主张这种观点的是弗洛伊德，即幽默是用于缓解紧张或应付交际中困难或窘迫的情况的。（3）心理认知角度的乖讹论，主要人物是康德和叔本华。他们认为，幽默是在荒谬的，意想不到的，以及不协调的上下文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三种被视为经典的传统幽默理论。尽管这三种理论都有其不完整之处，但是它们提出的幽默的基本机制都为以后的幽默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向，后来各个学科的学者在对幽默的研究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这三种经典传统理论的影响。

三、幽默的语言学研究

幽默引起了国内外语言学家们极大的关注。在语言学范围内，大多数学者们从修辞学，语用学，等不同角度来研究幽默。

1.修辞学角度

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内学者的幽默研究主要集中于修辞学研究方面。代表作有胡范铸（1991）的 《幽默语言学》和谭达人（1997）的《幽默与言语幽默》，他们对幽默的修辞结构和技巧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都把幽默看作语言使用中的修辞方式。幽默修辞学研究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不重视幽默的深层特征以及幽默共有的普遍特征，因而忽视了对幽默内部原理及其产生动因和过程的考察，同时对幽默相关的语境因素、主客体因素重视不够。

2.语用学角度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与修辞学不同，语用学在研究语言现象时，注重语境和主客体因素。在从语用学角度研究言语幽默的理论中，人们经常使用的是格莱斯的合作原则（cp）、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rt）。

吕光旦（1988）认为交际双方有一方有意或无意的违反合作原则中的一条（或几条）准则，就容易导致说话者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之间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正是造成幽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说话人说话的同时，还在完成着某种行为，并将其分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奥斯汀还认为，为了保证交际顺利进行，交际双方都必须向时具备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在交际过程中，如果两种能力有一种能力缺失（尤其是语用能力），对话语的理解就会有误， 信息传递也随之受阻或走样。吕光旦认为许多幽默现象的产生正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利用了这种信息交流不顺畅的现象。而对于关联理论对幽默言语的阐释上，张霖认为幽默的智慧在于，幽默言语表面上似乎与原有认知语境并不相关，甚至相互冲突，但却能因此引导听者进一步推理，重新假设，以得到最佳关联，而此处的冲突与最佳关联的重新发觉便奠定了幽默理解的基础。

3.认知语言学角度

在运用认知工具解读幽默之前，语言学家们只把言语幽默当做一种表面语言现象、一种文体、一种修辞手法、或者仅仅是一种语用现象。但是，学者们渐渐地意识到，幽默的发生离不开人类的心理认知世界对致笑的解读和意识干涉，因此，真正解开幽默谜团的首要步骤和根本途径是探索和揭示人们在发笑的同时的认知过程。对于幽默的生成机制的研究，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并非一个封闭的、自足的系统，句法与语义是不可分的，语义在句法中起着中心作用，句法结构与句子的意义都是有认知基础的。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给幽默的研究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

（1）语义脚本理论（ssth）和言语幽默的普遍理论（gtvh）

自从raskin（1985）的开山之作《幽默的语义机制》发表以来， 幽默语言学研究就确立了以认知为取向。raskin在乖讹-消解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幽默的语义脚本理论”（ssth），用“脚本”来表示无标记的认知结构。认为笑声源于处于一个语篇内兼容的两个脚本之间的对立，这个理论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关于幽默理解的理论。为了对ssth进行修正，attardo和raskin（1991）提出了“言语幽默的普遍理论”（gtvh）。gtvh在语义脚本重合与对立的基础上，引入五个知识资源，并按照由低到高的层级加以排列。尽管gtvh已经具备认知因素，并在解释力上大人超越前人，但正如一些学者批评的那样，从计算的角度来看，gtvh仅仅是一个模型的早期草图，许多基本建构尚未严格界定，对脚本或脚本对立的确定还是依赖于分析者的直觉。

（2）概念整合理论

以上两个理论是用来专门研究幽默言语的理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可以用于幽默研究，fauconnier的概念整合理论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

概念整合理论的理论雏形是心理空间理论，理论源头是莱考夫和约翰森的概念隐喻理论。简要地说，概念整合理论认为，人脑中有两个输入空间，被编为1和2，他们是来自两个不同认知域的心理空间。除此之外，还有合成空间和类指空间。在概念整合的过程中，人们使输入空间1和2中的成分有选择有结构的进入合成空间，而类指空间则概括它们的某些共核结构。两个输入空间一经整合， 即可展开推理迁移， 其间通过组构、完善和扩展的方式在合成空间产生新创结构。概念整合理论对人们解读幽默言语时的认知心理过程及其所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维系统做了详细科学的诠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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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框架转换理论

认知语言学范畴内的“框架转换理论”也被用于研究幽默言语，代表人物是明斯基和库尔森。明斯基总结了许多幽默言语的一些共同的特性，认为说话人为了制造幽默效果，开始从一种视角来描述场景，然后忽然的引导（典型的方法是使用一个词）听话者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来重新解释原来的场景。库尔森将解释意义的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称为“语义跃迁”。这借鉴了三大传统幽默理论之一的乖讹论，与语义脚本理论也有很大的相似处。

（4）其他理论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在研究言语幽默的过程中，不单一的使用一种理论，而是将两种理论结合在一起，如王文斌、林波（2003）就将概念合成理论与关联理论的互补性应用于幽默的解读机制，提出了一个认知语用工作模型。在此值得说明的是，关联理论中推理的过程也是从认知的视角对幽默言语进行解读的，而上文中提到的语境也不仅仅是指语用学中的语境，而是强调了“认知语境”。所以，我们可以说，关联理论在解释诸如幽默等语言现象的时候，已经涉及了认知的因素。

认知语言学论文篇(5)

关键词：乔姆斯基 认知语言学 演进 思考

一、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综述

在语言学的发展史上，先后出现了多种研究流派、研究学说，而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占据了语言学领域的特殊地位。乔姆斯基《句法结构》于20世纪50年代问世，标志着生成语法的创立。自此，生成语法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在语言研究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引起了语言学界的一场大变革。语言学从一门分类科学变成了如化学、物理学一样的自然科学。语言研究的方法从以观察归纳法为主，变革为以演绎推导法为主。语言从只被当作交际的手段，发展到也被看作是人类思维的工具，并且被看作是人类特有的属性。

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虽然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并且在各个阶段都有一些修改完善，但是基本上围绕着三大假设：1.人的语法知识是天赋的；2.所有的人类语言都是一个演绎的形式系统，即普遍语法；3.大脑有专门的语言机制――语言官能。

为了验证这三大基本假设，乔姆斯基语言理论在采用基本观察归纳法的同时，还进一步使用了演绎推导法。演绎推导法能够使语言学研究人员充分解释语言的知识系统。乔姆斯基认为科学的任务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本质和规律是人的感官所不能直接感受到的，人的感官必然会形成经验主义。转换生成语法沿用了“假设-求证-再假设-再求证”的过程和方法。

二、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历程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主要经历了第一语言模式阶段、标准理论阶段、修正扩充标准理论阶段、管辖和约束理论阶段、最简方案阶段。

（一）第一语言模式阶段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中的许多事实都是无法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式和方法来解释的，并且人类运用语言的能力是不能够通过经验性的归纳来进行验证的。他特别强调句法的生成性，认为一种语言的语法能够生成并且只能生成这种语言的无限的句子。他提出每个人都内在具有语言习得的能力，这种内在的能力在人们适当发展时期某一次听到语言时开始被激活并且被运用。

（二）标准理论阶段

在标准理论阶段，乔姆斯基对第一理论阶段的观点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他对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等进行了区分，强调每个句子都有一个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标准理论阶段的理论模型与第一理论阶段观点不同，标准理论阶段模型含有三个部分：句法部分、语音部分和语义部分。其中句法部分包括基础和转换两部分。基础部分包括短语结构规则、词库和词汇插入规则，从而生成深层结构。

（三）修正扩充标准理论阶段

这一阶段，乔姆斯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了原有规则，并提出了一些新概念，例如：短语规则中的X-bar，表示在转换规则中引入“treace”，最大的变化是把部分语义解释移到了表层结构中。乔姆斯基确定由词库构成基础部分，由词库插入规则生成深层结构，深层结构可以由语义说明规则直接生成语义，也可以通过转换生成带有“treace”的表层结构，再由语义说明规则成为语义。

（四）管辖和约束理论阶段

在这一阶段，乔姆斯基着力摆脱标准理论繁琐的转换规则系统，将语义解释完全放到了表层结构中。他假设语法层面有D-结构，D-结构通过位移到S-结构，S-结构通过语音式和逻辑式为句子提供语音解释和语义解释。他还进一步提出了空范畴，以表示有某些特征但没有实际语音的范畴。同时还引入了原则和参数的概念，并认为参数的值是有限的，提出了人类语言只有一种的假设。

接着，乔姆斯基了原来的框架，取消了D-结构和S-结构两个分析层次，用万能的移动-α取代了所有转换规则，提出了原则参数的架构，对转换过程的限制被对转换结构的筛选所取代，使句法w系的规模得以缩小，代之以音系式（PF）和逻辑式（LF）的推导模式。乔姆斯基这一原则和参数理论的提出，使语言学家有了合适的工具回答人类语言为什么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表现形式却如此不同。但是随着研究的拓展，如同标准理论后期一样，整个管辖和约束理论体系开始变得繁琐。

（五）最简方案阶段

在这一阶段，语言被看作是储存信息的认知系统和使用信息的使用系统。乔姆斯基着力构建“既高度概括，又极为简明”的普遍语法理论体系，对原则与参数理论中的解耦和转换作了进一步的简化和抽象化，取消了D-结构和S-结构，保留了语音式和逻辑式。乔姆斯基认为句法操作以省力节约为宗旨，句子的表征式和推导过程应尽可能经济，语言运算工程中位移、合并交替，生成的表达式需满足接口层面的要求才是合乎语法的。最简方案试图证明人类语言官能作为一个计算系统，以最优化的方式联结概念系统和感觉运动系统。总之，转换生成语法的发展历程是由简明到精密再到简明的过程。最简方案还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只是一个方案，但是这一方案仍旧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三、认知语言学的演进

认知语言学主要是在认知科学的理论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语言学分支，同时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科学同步发展、相辅相成。认知语言学的发展由认知科学的发展而推动，认知科学的理论已成为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认知语言学成为认知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一般将认知语言学视为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是从认知角度研究语言的边缘学科。我们现在所提到的认知语言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并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了较大发展。

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接受了乔姆斯基从心智角度研究语言的主张，但坚决反对乔姆斯基所主张的“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形式观”。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不具有自治性。因此，我们必须从人类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的来源。

王寅（2011）将狭义的认知语言学定义为“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x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型的跨领域的学科。”根据这一定义，王寅（2011）将这一定义概括为“现实―认知―语言”。其中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从左向右是决定关系，即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语言是使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结果；其二，从右向左是影响关系，即语言影响认知，认知影响语言。

所以，认知语言学应该着力探讨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进而研究语言象似于认知方式的机制，因此，象似性也就成为认知语言学一项重要内容。

此外，认知语言学有两个关键词，分别为“认知方式”和“统一解释”。“认知方式”是指人们在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些认识世界的策略，也叫“认知策略”。基本的认知方式有：互动式体验、意象图式、范畴化和概念化、认知模型、隐喻转喻、识解、激活关联、象似原则等。“统一解释”是指要用这些基本原则来解释语言的各个层面，如：语言、词汇、语法、句法、语篇等。以往的语言学派在分析语言不同层面时通常采用不同的方法，例如采用词法来分析词汇，采用语法来分析句子，采用组合原则来分析语义，采用会话含义、简介言语行为来分析话语等等。而认知语言学则尽量简化和统一分析方法，尝试寻找适合分析语言所有层面的集中的基本认知方式，这是与其他学派本质不同的地方。

四、认知语言学与乔姆斯基语言观的关系

乔姆斯基于1957年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被称为语言学领域的一场革命。这一理论一反只对语言做结构性描写的行为主义方法，大力提倡从心智角度阐述语言来自何处这个根本性理论问题。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归结为“天赋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形式观”五点。认知语言学提出了与其完全相反的立场，并称是继乔姆斯基革命之后的又一场革命。

（一）语言的非天赋性。乔姆斯基的“天赋观”认为人们的语言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人类在出生时在大脑中就嵌入了一种先天性的语言能力，这种能力是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的，这就是乔姆斯基理论中的“普遍语法”或“语言习得机制”。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能力不是天赋的，主要是后天习得和建构的，是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结果。

（二）语言的非普遍性。由于乔姆斯基坚持“天赋观”，即人类生来就拥有“普遍语法”或“语言习得机制”，所以人类具有生成各种语言表达方式的能力，是普遍性的原则系统，可以使用数学式的“生成”思想来进行描写和组织。而认知语言学认为这仅仅是一个美妙的假设，无法找到真凭实据，而且通过认真比对研究发现，语言中的差异性是大于共通性的。

（三）语言的非自治性。乔姆斯基假设的自治观包括两层内容：语言自治、句法自治。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能力是人们总体认知能力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人们头脑中没有一套专门掌管语言的器官，对语言知识的表征和对其他概念结构的表征是相同的。并且句法同样也不能自治，它必须参照语义和语用才能对其作出合理地描述以及恰当地解释。

（四）语言的非模块性。乔姆斯基将语言能力从模块细分为三个子模块：音位、句法、语义。每个子模块都包括高度概括的规则和限制，它们各自仅描写了句子某一维度的特征。乔姆斯基认为只要通过深入地研究语言的句法形式，而不需要考虑语义和语用因素，就能将语言的本质揭示出来。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知识不能被确切地分割为独立的模块，并且词素、词汇、词法和句法是一个连续体。

（五）语言的形式化。乔姆斯基认为，普遍语法可用数学式的“生成”思想来描写和组织，其生成原理类似于数学演算，可用一套形式符号来表示。某一语言全部合乎语法的句子，就是基于这样一套形式符号，通过一套规则对其进行形式操作而生成。而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的思维和语言相当复杂，例外情况非常多，不可能用一套形式化符号将其框定。必须对具体语言的具体情况做出具体的分析，并且应将研究重点放在概念系统和语义结构上。

五、结语

语言学理论主要经历了传统语文学、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功能语言学、乔姆斯基转换生成学派和认知语言学等阶段。语言学理论的每一次发展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一步步向前推进。人类不能缺少语言，没有语言这一特点，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区分度将会被减弱。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语言是人类生存的家园，没有语言这个家园，我们就是流浪汉。正如Gadamer所说，语言中蕴藏着人类无穷的奥妙。我们可以通过解读语言和分析话语来发现人类心智的若干奥妙之处。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将为人类进一步了解自己提供最直接的手段和资料。而无论是传统语言学，还是乔姆斯基转换生成理论对语言学的革命，还是认知语言学对乔姆斯基理论的再革命，均是对语言学理论的一次次发展，也是对人类自身的进一步认识。

（本文受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维吾尔语移动学习平台与资源库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4CYY041]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4年双语教育研究课题“维吾尔语教学资源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SY20141057]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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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论文篇(6)

关键词： 二语习得 外语教学 教育启示

1.二语习得研究及外语学习

西方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对二语习得方面的研究，但直到80年代对这项领域的研究才开始大量涌现。对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对外语教学本质的认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它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为人们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理论依据，无论是对语言学科发展还语言教学效果的增强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语习得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研究，它包含心理学、语言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研究。认知心理学家Ellis[1]认为：语言学习是一种复杂行为，它需要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得到发展进步，最终实现自动化。外语学习者同样如此，根据学习任务的变化和自有语言水平的发展不断做出调整。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进行有意义的交流有利于内化和巩固语言知识和学习行为，从而实现有效学习。

2.二语习得理论概述

人们越来越重视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将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加以区分。第二语言习得是指人们逐步提高第二语言水平的过程。人们对这种过程进行研究，期望从中得到对外语教和学有用的知识和启示。这些理论从社会、心理、话语结构、语境、先天语言能力、语言转移、认知能力等各个层面、各个角度解释了第二语言习得这一复杂的过程，对现代外语教学在探讨学习者的社会心理因素、动机、情感、学习策略、学习能力、语言迁移等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都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1）第二语言发展监控模式。美国学者Krashen[2]于1982年提出“第二语言发展监控模式”理论，主要分为五个方面：语言习得-学习假说、学习自然顺序假说、语言监控假说、语言输入假说及情感帅选说。外语水平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在掌握习得规律的前提下接触足够的输入自然习得的。在课堂教学中，二语习得通常遵循“输入―吸收―输出―习得”的顺序。根据他的这一理论假说，在选择最佳语言输入时，可理解性是最重要的因素，输入量应为“i+1”（i为学习者已有水平）。因此，学习材料难易必须与学习者当前水平相适应，习得方能产生。同时，材料的趣味性能够强化学生动机，降低焦虑，使得语言材料进入语言习得机制，有利于知识的学习内化，继而产生可理解性输出。

笔者教学法家认为他的理论在多方面都是与交际法原则相一致。组织学生用英语进行各种活动，可能使学生学得更快。学生的注意力集中于活动，而不是语言本身，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学会语言。

（2）文化适应模式。习得第二语言是文化适应中的一个方面，学习者适应目的语社团文化的程度决定其习得第二语言的程度。文化模式认为，第二语言的学习受到学习者在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方面的干扰或帮助。McLaughlin[3]（1987）认为社会距离和心里距离决定学习者与目的语接触的多少，以及学习者对目的语的开放程度。在社会距离和或心理距离大的情况下，学习者只能得到极少的语言输入。

Anderson[4]从认知方面发展文化适应模式，详细阐述了学习者的内部加工机制，认为在语言学习早期，学习者经历一种“母语化”的过程，即学习者基于自己对母语和对世界的了解，建立一种内部准则或假设简化学习任务，创造出自己的过渡语，包括同化。随着学习的进步，学习者开始逐步过渡到一种不同的过程，即“否母语化”。学习者根据外部准则重塑自己的过渡语系统。

（3）话语理论。话语理论认为，学习者可以通过参加对话交谈发展自己对目的语结构形式的认识，学习者只有通过接受语言输入才能学习语言。它还认为，在自然环境中，这种语言输入部分地是由学习者决定的，为了与非本族语者达成语言交际，本族语者会自己调整自己的话语。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语法的顺序与接触到的语言的各种特点的频率是一致的，即接触得多的先习得。学习者先习得经常出现的惯用语句，然后才分析是如何构成的。

（4）变异能力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第二语言学习者使用的语言根据情境而出现变异。大致来说，在鼓励自由或即兴使用语言的语境中，学习者说的或者写的语言可能是不正规的，更口语化的，离格形式更多。而在一个有条件进行更多的监控或鼓励谨慎地使用语言的情境中，他们可能会使用正式、规范的语言。语境变异主要指由语言环境决定的和由情景环境决定的变异。语境变异反映出学习者将来的语言发展道路，而自由变异在学习者努力完善自己的过渡语的过程中起推动作用。

（5）中介语理论。过渡语理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在很多方面与心灵主义关于第一语言习得的理论相似。学习者的过渡语是学习者在学习目的语过程中建立的一种目的语过渡语法。通过对学习者的语言输出错误分析，人们发现过渡语语法包含源于三方面的语言规则：来自学习者母语的规则，即语言转移的语言规则；来自目的语的部分规则；学习者自己根据语言输入创造的规则，既不受母语，又不受目的语的影响。Selinker[5]认为，“固化”是第二语言学习者不能获得像本族语的人那种能力的原因。无论他接受何种语言输入、练习或教授，一旦他不再改善他过渡语中的某些离格现象，这些错误就会固定下来，成为习惯，形成语言的固化。

（6）认知理论。认知理论认为学习一种语言是习得一种复杂的技能，因为完成该任务的各个方面必须得到实践，然后形成流畅的语言行为。这就要求组成这种技能的各个微技能的自动化。认知理论家把语言学习看做是一个从有意识地作出决定的阶段到自动化阶段的过程，他们称这个有意识决定的阶段为“控制下的加工”，而自动化地进行决定的阶段为“自动加工”“或自动化”，随着学习者实践那些有意识的行为，会逐步过渡到自动加工。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重建”，指在认知过程中学习者找到另一种办法或捷径解决问题。第二语言学习中的重建涉及协调和将任务的组成部分融合或重新组织成新的单位，需要的不仅仅是微技能的自动化，还需要重新组织和构建获得的信息。认知理论认为学习需要重新组织和琢磨推敲认知步骤，习得认知技能也需要巩固、推敲和重建，这时学习者获得的控制就会逐渐增大，它说明语言学习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3.二语习得理论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

外语教学是一门艺术，教学艺术的基础是科学性，主要体现在教学活动的规律性，教学程序、组织形式、方法、手段须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身心的发展；教学内容的科学性，知识和观点不仅不能有错误，反而要与时俱进，在创造性的艺术中因人、因时、因地地灵活运用语言教学规律，即所谓的“教学有法而无定法”。

（1）以培养创新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为核心的语言能力培养模式。语言教学应重在创新能力的培养。语言教学和学习的目标不仅仅在于传授语言知识，更应该立足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创新不仅是一个国家持久发展的关键，而且是外语学习者知识掌握之“魂”。没有评判，没有创新，永远不可能有发展。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只会折断思维的翅膀，语言教学的关键是培养学习者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2）教师教育与自我发展。教师是外语学习环境下提高英语教学水平的关键，只有提高教师的外语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和语言掌控能力可能在有限的课堂学习时间内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才能挖掘学生的自主学习潜能[6]（周燕，2010）。正如前文所说，语言教学与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效果的影响因素众多。教师只有自身已经掌握并有效应用二语习得、外语教学、语言测试等方面的理论，才能真正实现有效教学，而语言习得的理论日新月异，因此师资培训尤为重要。

（3）从“教”到“学”的理念转变。二语习得研究新发展告诉我们要转变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参与课堂，参加各种教学实践活动，鼓励合作学习、同伴学习，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及相互评价，而教师则成为课堂的管理者、指导者。教师应该重视怎么样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从具体情况出发组织教学的问题。要了解他们学习外语的心理过程、学习方法、学习动机等，进而激发学生的语言学习兴趣，并最终实现主动学习。

（4）以文化为导向的英语教学模式。语言和文化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不可分割。从一定意义上讲，二语习得的过程是文化的习得过程。以文化为导向是指在语言教学过程中，西方文化知识的传授，中西文化的对比应贯穿其中，培养语言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心理学认为，事物的相异性对学习者产生刺激，更易于认知和识记。德尔・海姆斯的交际能力学说着重阐述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和干扰。交际的成功，除取决于双方对中介语的应用能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对异域文化的敏感性和容忍度，即了解对方思维习惯、认知模式、合作态度等的程度如何，也包括对交际对象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了解。因此，就中国英语学习者而言，其最终交际能力取决于他对英美及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应成为在汉语文化背景下教授英语的主要目标之一。现代外语教学应把“文化”既视为手段又视为目的，从而形成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耿璐，2007）[7]。

（5）平衡语言的输入和输出。Swain[8]（1993）的语言输出假说认为，只有使用语言才能为二语学习者提供检验对二语学习假设的机会。同理解语言不同，使用语言可促使学习者从语义操作转向句法操作。在语言输出缺失的前提下，再多的输入，语言习得无从检验，自然也谈不上高效实现。对于缺失真实语言环境的外语学习来说，无论是有限的课堂教学还是第二课堂教学，都应秉承创造相对真实的语言环境，实现有意义的交流，如此习得自然就伴随而来。

由此可见，二语习得理论对外语教学相当重要，外语教学者应关注并应用其最新发展理论于外语教学当中，同时结合我国外语学习者的特点来研究这些理论，从而研究发现适合我国学习者的教学理论和方法，由此二语习得理论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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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rashen，S.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M].Oxford：Pergamon Press，1982.

[3]McLaughlin，B.Theories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Arnold，1987.

[4]F.Ungerer& H.J.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5]Selinker，L.Interlanguage[J].IRAL，1972（10）：209-231.

[6]周燕.教师是外语学习环境下提高英语教学水平的关键[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4）：294-296.

认知语言学论文篇(7)

关键词：结构主义 转换生成语法 意义建构 价值嬗变

语言意义的范围涉及到语言与言论、书面语、口语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关系。意义不仅是语言的属性，同时它也是所有标记和符号系统的属性，并且语言意义的研究被称为语义学。因此，语言意义囊括的范围比孤立的语言更为宽广。然而，因为语言是迄今为止人类使用范围最广和集中使用的符号系统，大部分的语义学和语义学理论主要关注一门语言或者各种各样的语言。

一.语言生成与语法研究的宏观寓意

1.语言流派的主观认知。基于上述理由，本文主要以主流语言学流派的相关理论来分析它们对待语言意义的不同方式。这些语言流派主要包括：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法和认知语言学。关于研究语言意义，R. H.罗宾逊指出：“what one is really trying to do in semantics，or in making statements about meaning， is to make explicit and explicate the ways，in which words and sentences of various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are used and understood by native or fluent speakers of a language.”（R. H. Robins， 2000：22）。然而，作为语言学当中一个专业术语的语言意义，它和精确这个字眼可以说没有丝毫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一个单词的意思就是它表达的观点或者是它在说话人或听话者脑子当中唤起的想法。这也和语言的一般定义紧密相连。不过这种对单词以及语言意思的认定并没有被所有的语言学家所接受，更不要说这些语言学家在语言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上本来就有着较大的分歧。在这个意义上，与语音学、音韵学和语法等相比，语言意义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块不干净的外接领域。因此利奇曾这样认为：“The statement of meaning is therefore the weak point in language study， and will remain so until human knowledge advances very far beyond its present state.”（利奇，1987）在现有的语言学理论当中，一个主要的分歧就在于在研究一门语言和多种语言之时究竟应该采取内部论者还是外部论者的观点。

2.语言流派的续延。根据外部论者的观点，语言学家应当和其它的科学家一样，通过观察、分类、寻找规律和构建原型的方式来对待材料。持有这种观点的语言学家，同时从外部来看待自己的材料。然而，在内部论者看来，语言学家应观察人类并探求人类脑中涉及到的内容，而非局限于人类说的或者写的内容。目前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布卢姆菲尔德和乔姆斯基的追随者上。前者坚持使用严格的外部观点，后者主要关注语言本身。两个极端的持续分化直接导致了系统功能学派和随后新兴的认知语言学的产生。为了简化研究，四个主要的流派，他们代表着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同时又有着各自对待语言意义的手段。作为典型的外部论者，结构主义倾向于强调记录和分析等语言学形式上的观测精度。他们一直试图将语言学变成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

3.社会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的分蘖。因此，由于语言意义和形式相比更难直接观测，结构主义者徒劳无功地试图消除所有的不同意义。作为索绪尔观点的继承者，结构主义认为语言意义仅仅存在于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内部的句法和语用学的关系。单词的意思在这是固定的。内部论者把语言当成一个人类自发继承的系统。转换生成语言学派采纳了这个观点。因此，它倾向于把有关语言意义的知识当成说话者的语言能力。这种能力允许说话人以别人可以理解的方式组织语言并且能够在别人说话的时候理解他们。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系统功能语法更侧重语言意义的研究。它的理论主要关心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语言意义。然而意义这个词并非仅仅包括句法和语法的意思，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同时包括在语境当中的含义。语言的意义系统决定于社会情境。认知语言学的重点在于通过搭建语言实验主义的观点来进行语言意义研究。和转换生成语法的观点相反，认知语言学认为“there is no separation of linguistic knowledge from general thinking and cognition.”认知语言学在语言意义上的一个主要原则是“真实—认知—语言”，这也反映了这种学派在语言意义上的观点。

二.语言意义生成的价值嬗变

1.语言彰显与认知的行为指向。主要语言学流派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有关语言意义的研究重新获得力量并且展示出了螺旋式发展的趋势。结构主义和系统功能语言学派代表着外部论者。前者旨在从语言的内部结构来研究语言，后者更加强调语言在外部世界的功能；转换生成语法和认知语言学可以被视为内部论者，强调语言之间的联系和人类大脑的认知。以布卢姆菲尔德的美国语言学家从行为主义理论当中找到帮助。行为主义者青睐“语言的意义是对大量单词的条件反射”，把单词的意义当成刺激反射的过程。布卢姆菲尔德声称：“The meaning of a linguistic form is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speaker utters it and the response which it calls forth in the hearer.”（张辉，1999：12） 不过，受实证方法所限，他们重点关注语言意义描述这一不太明显的数据。

2.语法寓意与语言认知的转捩。转换生成语法认为语言对于外部世界而言是独立的。在这个理论的发展初期，乔姆斯基在语言意义上持有消极观点，并且把研究局限在语言能力上，基本未涉及语言意义。然而，和外部世界的脱节让这种理论遭到了严重的批评，同时转换生成语法也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些因素逼着乔姆斯基去重新考虑语言意义在他理论当中的作用。最终，在转换生成语法当中，语言意义被当成了一个变量。系统功能语法和认知语言学是互补的。前者主要以情境中的语言意义为研究中心；同时，它并不排除从心理学角度的冲动。这一点也是认知语言学主要关注的问题。除此之外，认知语言学还强调在解读语言意义过程当中认知的作用，并强调语言意义对于社会文化和百科知识的重要性。

有关语言意义的研究表明它重新获得力量并且代表着语言研究历史中螺旋式的发展。从不同的落脚点和观点出发，西方各种不同的语言学流派拥有不同的重点。因此他们对待语言意义的方式也不相同。从乔姆斯基开始，前指研究的方法从纯语的框架过渡到语用原则的引入，最后到认知研方法的采用，经历了几次大的方法论嬗变。随着研究方法的变迁，对前指现象的研究从语言能经由语言运用最后深入到对前指词语进行编码解码的心智层面，认知研究不是一种纯一的方论，其带给学界更多的是语言实践内涵的扩展。

参考文献：

[1]R.H.Robin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22.

[2]李瑞华等译，杰弗·N·利奇，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3]张辉，认知语义学述评，《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4期：12.

[4]邱新颖，赵风雨，走向对话：探究式学习的有效途径[J].教育探索，2007（6）：65.

[5]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M]. 关山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67.

[6]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序言：7.

[7]李克建.结构主义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视角[J].全球教育展望，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