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论文篇(1)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作为高度创造性的科学活动，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要使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得到有效发挥，概括出科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必须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尊重学术规律。首先，尊重学术规律与坚持学术自由是统一的。学术自由是指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专家学者要打破框框、敢于担当。学术自由对于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专家学者而言是个前提条件，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理念，仍然是今天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的追求。其次，尊重学术规律与坚持学术自治是统一的。哲学社会学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和独立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国家和政府统筹安排的课题任务和社会需要的前提下，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规律出发，结合自己的优势和专长来具体决定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何时研究。

靠行政命令强行指派、横加干涉或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只是一味紧跟“时政热点”的话，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无从谈起。既然是创新，就是前人所未曾做过，或做得不多、不深的地方，而有了学术自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能排除各方面不必要的干扰去关注学术本身，去关心如何能够揭示真理、发现规律。当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并不是说要鼓励一味闭门造车。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学术研究相对独立性，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在于，使他们养成尊重真理、实事求是、不畏强权的独立人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也是知识分子良知和风骨的内核。最后，研究者享有的学术自和独立性是统一的。在目前浮躁的大环境下必须为学者内外兼修创造条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事情，没有始终如一的专注与钻研精神就想侈言创新，无疑是痴人说梦。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经济上可能有人一夜暴富，学术上却绝不可能，没有充分占有前人成果、没有打破习见的理论勇气和详细周密的论证，创新成果几乎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有的甚至需要耗费数年甚至几十年之功。

这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要紧跟时代、植根实践。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生存实践，并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才能获得新生。离开了时代主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将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必须提出、研究和回答中国、时代问题。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等，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去进行研究。同志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鲜活的实践，有着大量的案例可供研究，大量的现象有待解读，大量的问题需要回答，大量的实践经验需要提炼和概括。这些都是科学研究、理论创新、学术发展的不可多得、不容错过的条件。因此，从国际国内的宽广视野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创造体现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的新的学术观点;立足中国实际，借鉴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益成果;继承传统研究方法，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推进科研方法和科研手段创新，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全面提升创新能力等等，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必由之路。

哲学创新论文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人的创造性思维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最大限度发掘人的智能、释放人的能动性。

一、实践观的实质是推崇创新精神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是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最显著的特征，内在地包含着对创新精神的肯定。实践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也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和发展基础。人类实践既是一种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又是主体能动性、创造性活动。创造性地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人类自己，而且推动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生产力到现代生产力、由游牧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时代迈进。人类的进化、文明的提高、民族的盛衰，都与创造力的发展息息相关。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创造史，创造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实质规定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实践观，推崇创新、提倡发展。

二、辩证否定观的思想灵魂是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不是简单的描述，而是以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态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评价。它力求客观地把握世界，并渴望创造性地改变世界。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又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所谓批判性、革命性，就是人们对现成的事物现象、思想观念、理论知识提出怀疑批评，并通过科学研究和探索，寻找到科学真谛，实现思想理论的革新和对现存事物的改造。批判性和怀疑性本身只是辩证的思维方法，创造性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和目的。马克思还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善于在科学研究中，用批判性和怀疑性的眼光审视周围世界，从不盲从和崇拜任何东西，才创造性地建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和开放性精神，才使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

三、辩证发展观与创新观之间和谐统一

一方面，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与创新是内在统一的。恩格斯说过:“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自我更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生命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的哲学，它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它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深化、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同时代一起前进，反映时代精神，推动历史前进。

四、普遍联系观点贯穿着创新思维方法

创造活动是为了探求客观世界及其规律，这离不开世界观的指导，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法。“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作为人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哲学的发展，总是意味着人的思想的解放。哲学首先是“头脑的解放”，即解放思想的学问，而思想的解放，又从来是启动和引导整个解放事业，从而成为“解放的头脑”。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一切进步、一切革新，首先要解放头脑。只有解脱精神束缚，才能有创造的动力和创造的能力。因此，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的理论思维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这一论断无论对一个民族还是对每个人，都是真理。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是人们思维优化的重要途径。

辩证思维普遍联系的观点有利于思维的不断拓展，提高思维的综合性、灵活性和跳跃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以及事物内部的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它们都是统一的联系之网上的一个环、一个结，联系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联系，已被现代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和新突破充分证实。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以及它们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它说明要创造就要善于联系，富于想象，就要树立事物普遍联系的思想。只有如此，才会使思想开阔，视野远大，善于从看似毫不相关、互不相同的事物中，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联系思维的特点是:(1)整体性。即从宏观整体以及部分之间的联系去考察对象，在思维中再现对象联系之网上的每个环节，因而能够准确地把握对象的本质和规律。(2)多向性。由于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结构体，因而人们必须从不同角度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方面的联系。(3)开放性。由于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们要想达到思维有序，就必须敞开思维大门，加强与来自不同方向、不同形式的思维信息的交流，吞吐大量信息，激发创造活力。(4)动态性。由于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因此人们的思维必须追踪对象运动的轨迹，才能把握和预测对象的本质、规律。

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使我们能够把表面看来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更全面更真实更确切地认识复杂事物，从而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性。运用辩证的、联系的思维有意识地或自觉地运用类比、联想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才能扩展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各种复杂事物的规律性。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是不能从整体的、联系的和运动发展的以及矛盾的观点来认识事物，其他的思维方式要么一筹莫展，要么就会顾此失彼。

五、唯有求实才能确保思维价值性的实现

哲学创新论文篇(3)

摘要：提出技术哲学研究要融入哲学主流和切近社会现实，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在这样的定位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又成为了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内容。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另外，进行技术创新研究于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积极面向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我国企业搞活、民族复兴最终要落实到技术创新上来。面对全球化、生态化、信息化、知识化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如何依靠技术创新求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关键性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供哲学智慧是当代中国技术哲学家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另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创特色的可能之所在。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不能再走一味的引进一述评的学科跟随战略。鉴于国际上技术哲学研究尚处于前范式时期，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只要立足中国现实，视野开阔，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创出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面对前述的严峻挑战和国情，我国技术创新涉及因素尤为复杂，进行得尤为艰难，因而构成突出的社会实践问题。牢牢抓住当代中国技术创新实践，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指导，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或许能创出自己的特色。

哲学创新论文篇(4)

关键词: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范式

发展是时代永恒的主题，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过程，社会实践的客观需要和哲学的发展内在逻辑均要求哲学范式和方法创新，关注人的生存发展和价值实现，在主体性活动与对象性活动中自觉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在改革攻坚阶段，合理地保持公平与效率、存有与现实、精神与物质、情感与理智、历史与现实、理想和实践的平衡向度，哲学之思的首要功能在于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核心理念，哲学创新具有丰富的内涵即新科学范式的生成、世界图景新的勾画、时代主要问题的解答、思维方式的突破、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源泉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实践天然地内含着创新属性，马克思特别强调实践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特点，并把它作为新旧唯物主义实践观本质区别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样的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它的作品和它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马克思强调了劳动实践中人的能动意识、创造性的特点，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竟成了手段。创造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际中去的过程，创造随着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实践是人和客观世界之间能动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的活动过程，一方面，客观世界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的改造才能转化为人们所向往的世界;另一方面，主观世界尤其是作为精华蕴含其中的人的理想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转化为客观现实的存在，成为客观世界的一部分，由此不断更新着客观世界的内容，创新和实践是发展的动力源泉，实践是检验创新的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面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生存生活实践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创新解决问题的方法，创新发展实践，从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的创新，就是要寻找一种新的思想坐标，并制定一种新的进入问题的方法，以便对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创立新的哲学观念。哲学研究的前提是要确定自己特殊的哲学立场，没有自己的特殊的思想坐标，就没有自己的哲学。”［3］现代哲学观念变革的关键在于哲学关注的对象从自在世界向生活世界或意义世界转化，哲学思维方式从传统的存在论以及认识论向属人的、实践的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向。实践基础上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活力和源泉，哲学从内容到形式，总是在不断创新中发展和前进，马克思在改变以往哲学理论存在样式的时候，也同时改变了哲学的言说方式和话语方式，并创造了一种新的哲学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理论发展的动力，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实践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新的问题，向人们提出新的时代课题，这必然对创造提出新的诉求，密切关注和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成果，不断呼唤新思维、新观念的诞生，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开创理论思维的新形态、新格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根据时代特征和时展的要求，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并对这些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理论升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增添新的时代内容，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葆生机与活力，探索经济社会的规律性，理智把握社会历史发展与定位，研究全球化问题和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深化和发展。

二、方法是创新的支撑

时代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哲学方法的创新，方法创新是哲学创新的重要内容，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方法就是哲学方法，哲学方法就是要为人们提供认识和改造客体、认识和完善主体、认识和调节主体和客体关系的一般方法，从而实现主体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此创新方法主要是指“哲学体系建构方法的创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哲学”［4］。创新方法主要是主体为达到创新目的而作用于客体的行为模式，创新方法的价值在于发现创新目的实现的有效途径，从而提高实践活动的效率，创新方法作为科学哲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对方法发展新特点的反思和概括，实践发展为传统方法论的创新奠定了基础，科学方法论面临重构危机，对建构新形态的创新方法研究形成了迫切的需要，哲学不应只在于解释、阐明、论证、说明、补充，而更应在反思和批判中释放和不断开启人类认知改造世界的潜能，哲学体系的变更、形态的完善、结构的优化、框架的建构、范畴的系统化、思维的逻辑化等一系列理性问题才能更具时代特色，反映时代精华。随着近代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作为逻辑学、认识论和知识论观念的实践形态，科学认知的方法成为哲学家和科学家逐渐关注的对象，毋庸置疑，思维创新是哲学创新方法的重要环节，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创造机制探索的深入，隐匿在主体背后的心理和社会基础被揭示出来，于是，创造性思维如想象、直觉、灵感和顿悟等与规范性和定向性的逻辑思维一道共同构成了创新思维的完整的智力品质，这些重要变化体现在方法论研究中，是对非理性主义、直觉创造、科幻神话乃至科学虚构等后现代思维的高扬，方法创新既是思维创新的理论化结果，又肩负着指引科学工具创新方向的重任，在实践过程中，无论是思维层面，还是使用工具的科学实验，都需要一定的操作能力，即按照一定的规则、程序和技术要求进行活动，然而，从批判分析的视角，程序化与还原论一旦陷入绝对化的命运，就会使方法失去其之为方法的根据，“把握程式化与随意性的张力，体现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结合，从而使哲学社会科学在实践中获得不断的发展。”［5］工具创新是思维创新与方法创新的综合效应与物质实现，科学工具作为一种物化的智力，凝结着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成果。创新是实现科技和人文融合的重要途径，创新方法本身就蕴含了实践的要求，包含了实践的过程和实践的价值和目标，社会实践是充满矛盾的，时代矛盾不断演变，时代主题发生了转换，必然对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理论创新表现为运用新方法重新解释已有的现象和问题，挑战既有的理论，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倾向，只有立足于实践，才能真正破除虚化现实和虚无历史的教条主义，实现理论和现实、逻辑和历史的辩证统一，使理论研究和创新达到既立足于国情、又着眼于时代，既自觉借鉴中外、又善于独立思考的学术境界;在实践中富于灵活变通，不拘泥于习惯或经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哲学方法创新，指导实践顺利进行，在实践中分析和思考时代矛盾的新特点，把握其内在的规律性，进行抽象的概括和总结，从而形成新的观念和方法。“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6］现代创新方法强调对思维方式、个体成长的影响作用，它力图促进创造主体发现问题、形成新概念、提出新设想的能力，现代创新方法贯穿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对于具体创新过程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于新理论的创立、新制度的建立都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从哲学方法论角度，创新方法具体体现在它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同时也是有价值的，是能够满足主体的某些方面需要的，这种科学性需要创新者的实践表现出来，“为中国哲学的重建和再生，并迎接一个新世纪站在中国哲学的立场来沟通与融合西方哲学的传统，我们更有必要把中国哲学的‘非方法’理论化，使之成为方法论的方法，但同时却又不使之产生本体论的二元分割现象，分析和提炼中国哲学的方法论，以充实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使两者不杂不离，异而不分，彰显一个宽广的理性观念，一个广博的思维空间。”［7］

三、范式是哲学创新的目标和要求

所谓范式，“是指学术共同体中的研究者们自觉认同的共同持有的一套信念、原则和标准。”［8］此最初是由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并作出系统解释的，库恩认为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成员们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它是学科基质的组成部分和科学研究的本质要素，科学哲学中的范式转变中强调概念、方法、原则、标准对科学研究的作用和由它组成的体系相对性，强调范式转变对视野开拓和理论创新的重大作用，强调用新范式去认识旧范式下的问题，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确有借鉴意义，借鉴范式转变理论研究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历史和现实，就会看到以往理论和实践的合理性，又否定了它们的绝对性，可以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运用新的理论、概念、方法探索未来的发展道路。近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是一种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基本内涵的理性主义历史意识，哲学体系的形而上学性转向生活实践本身，这是哲学的超越性发展和哲学精神的体现，在反思和批判中建构能反映时代公共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哲学体系，是哲学表征自身存在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理论体系的建构必须有系统全面的体系创新，理论内容与叙述方式的全面创新，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丰富内涵，并立足于新的实践提出新观念、新范畴，创造解决时代难题的新智慧。“建设中国哲学的研究新范式，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古今中外哲学与文化的最佳互补结构，亦即批判地继承历史传统，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既不固守传统，也不照搬西方，它是在中国本土上，在中国固有的哲学与文化基础上建设起来的，体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的哲学与文化范式。”［9］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之一就在于对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分析、回答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我们准确地判断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思考未来发展道路，创造性地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离不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本质上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分析社会经济状况，在批判旧世界中发展新世界的精神，哲学的创新需要哲学范式和方法的自觉，也需要文化理论和价值观建构与整合，哲学作为文化的类型，它本身既描述和解释着文化，同时也融合创造着文化，“在当前突破纯逻辑主义的抽象共相方法具有紧迫意义，运用共性和个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即‘全面历史的方法’，对文本进行具体历史的分析，实现对理论文本内在理解的过程，就是从哲学层面把握它的普适性和地域性、共性和个性内容及其关系的过程，也是把握它的立场与方法的过程，理论创新是对体现时代性和民族性实践历程的自觉和理论升华。”［10］范式的发展需要建立新范式的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任何理论范式，既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有其内在的否定性，它既是某个时代的绝对，又是历史过程的相对，多元化时代，建立现代化社会哲学体系和创新模式是时代的课题，现代化的大潮冲击下急需更具现代性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哲学面临着如何反映时代精神的形态变革、体系建构、思维创新等一系列挑战。随着哲学科学的发展，哲学所发生的一个巨大变革，就是哲学走向应用，走向具体领域，使应用哲学得到发展;在实现现代化和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必须以高度的理性自觉，合理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并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负面效应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实事求是，自主创新，从而实现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研究问题的动力和源泉，把握时代脉搏，树立世界眼光，从而全面推进哲学体系的创新，哲学运用追本溯源的意向性追问方式，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哲学的发展不在于对已有的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新的说明，而在于面对时展的新问题，凝结出新的范畴和新的理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的哲学提问方式的演进，到本源范畴—纯粹理性范畴—实践范畴的进步过程体现了哲学只有在面对生活实践，实现理论和实际、历史与现实、生成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辩证过程中不断的更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永葆其活力。”［11］只有坚持科学精神，才能有效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把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研究置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用人本主义的方法分析问题，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不是对西方现代性发展经验的照抄照搬，也不是对现成的模式和理念的复制，而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中，建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并强调在社会发展中弘扬人的主体性、追寻人的自由，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使自身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文特色的价值理念，为社会转型提供人文精神支持，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新形态;仅仅是个别的原理、个别的范畴、个别提法的改变不能称作哲学创新，适应时展的需要，建构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系统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富于时代精神，能够从理论思维高度回答时代课题，能反映现代科技革命最新成果，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难题。综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立足于实践，反思和总结历史经验，创新发展理论与实践，引导当代人的生存合理性意识、人与社会统一的发展意识，进行哲学范式的转换和哲学方法创新，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

［3］刘富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哲学观变革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2:4．

［4］彭永捷．张立文学派［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305．

［5］刘大椿，潘睿．范例研究:科学大师与创新方法［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59．

［6］黑格尔．逻辑学［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37．

［7］成中英．成中英文集:第4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312．

［8］陆剑杰．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16．

［9］贾红莲．重建中国哲学范式［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212．

［10］李景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基础［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118．

哲学创新论文篇(5)

论《评李斯特》的理论定位

从机械思维到有机思维及其超越

再论部门哲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论孙正聿先生学术研究的出场范式

超越离土教育,走向热土教育

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的当代使命

论当下中国文化观念的基本要素

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范式”研究综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学范式研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范式研究

“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研究综述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范式研究综述

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的质疑

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学范式的发展逻辑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意义的再理解

后现代的希望在中国——柯布博士访谈录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的历史与现状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范式的形成与逻辑

2012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研究的进展

2012年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学研究综述

2014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范式研究综述

新世纪中国马哲史研究范式创新功能的体现

重新评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哲学的关系

2014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范式研究综述

2014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学范式研究进展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创新

“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2012年研究综述

2012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范式研究综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研究的新进展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研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历史与现状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式创新

2013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研究的进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发展与创新

2013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范式研究综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现代性论域下唯物史观对人本主义乌托邦的超越

“标准化哲学”的“批判”与“出场学”的“可能”

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诠释与马克思主义转化

努力行进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的途中

在反思与创新中伴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疾步前行

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点思考

从解放逻辑到拜物教逻辑——精神分析视野中的主奴关系浅析

问题反思与范式转换的双向互动——“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

合法性辩护与方法论创新:推进部门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的两大前提

哲学创新论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着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着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苏东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哲学创新论文篇(7)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因而也成为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这一概念的理解上，还是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为此，本文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就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及其路径方法等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首先涉及到我们所要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即我们所要建构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广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狭义的，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其主流的趋向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新的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构，否则就会因为远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个中心，而偏离正确的方向，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20这是哲学发展的道路，也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6-249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胡锦涛在2004年会见出席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会议全体代表时也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我们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基本内涵，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中国国情及其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因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面对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也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巨大功能，就必须掌握群众；而要掌握群众，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科学，都是与自己的时代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如果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囿于“意识哲学”、“教科书哲学”和“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范围，势必就会因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远离大众的现实实践和现实生活而成为“空中楼阁”，要为大众所接受、所认同，并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才能真正建构起富于时代性和创造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也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和现实条件

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必然孕育新的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不仅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孕育了作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升华，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以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加以提炼和升华，使之真正成为以“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基础，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一体，构建既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又能够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唯物主义”，又称“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本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个人”，其思想主题和本真精神就是“以现实的人为本”，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其中心话语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条件。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哲学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本质。而之所以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就是因为它是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之所以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则不仅是因为它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从根本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实质性内容，而且更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切实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乃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新阶段上的新成果，既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崭新理论形态，也是以时代中的现实问题为中心，以现实实践中的反思思维为特征，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等在内的系统开放的科学体系。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活的灵魂，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才能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鲜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实践层面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创新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无疑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形态，已经创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标志性的成果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最为直接和最为丰厚的思想资源。

尽管，从目前来看它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特有的哲学的形式或哲学化的叙述方式，但却并不缺乏作为哲学所必须具有的思想内容。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有着自己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这就是“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唯物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和谐为特征的辩证法”、“以统筹兼顾为根本的方法论”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唯物史观”。[4]目前来看，人们在对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以及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不否认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内容。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深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建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新形态，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质言之，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哲学思想和哲学内容的问题，更不是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建构的问题。

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站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历史高度，从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努力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思想主题和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既是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的必然选择。

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实现形式。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对当前流行的哲学范式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思，以便能够使我们真正从各种各样的“意识哲学范式”和“教科书哲学范式”，以及“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向“实践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其次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进行纠偏。所谓“纠偏”，就是要在强调“中国化”的同时，充分凸显“时代化”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看来，所谓“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与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当前的实际）相结合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概念。所以只有将“中国化”和“时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强调“中国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从“中国化”到“时代化”，乃至“具体化”的根本转变，才能从根本上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再次还必须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问题。所谓“返本”，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上，并将其作为“开新”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开新”的出发点。“返本”是“开新”的前提和要求，“开新”才是“返本”的目的和归宿。离开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和本真精神，必然会失去意义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根基，但必须明确“返本”并不是终极的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正确处理好“返本”与“开新”，即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辩证关系，才能为真正建构起反映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相对于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言，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无疑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以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哲学观为指导，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必须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从“革命”到“建设”、从“意识哲学”的本体建构到“实践哲学”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转换。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既是哲学话语言说方式转换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哲学对话（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以及中、西、马哲学内部的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要求我们必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只有在解决和回答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才能为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创造可能的前提和条件，否则所谓的“对话”、“交流”、“交锋”和“融通”，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者说只能是一句空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实现哲学思想主题的历史转换，才能为造就真正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充分必要的前提，并开拓出无限的生机和可能。惟其如此，也才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研究真正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使之真正成为或转化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思想资源，也才能使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更富于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从而能够真正为当代人类的价值重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