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分析论文篇(1)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26年内只增长了2.2％，主要食品中的粮食，食用油人均消费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改革后的15年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7.0％，除了人均粮食消费量受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的影响而增长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长得非常快，少则翻一番，多则超过了两番。这说明了经济增长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缓慢。关于这一点，从我们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相应地减少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要素的过度投入通常表现为经济过热，虽然经济过热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即使经济过热也不会使价格上升，但却会出现严重的物质短缺，这恰好说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费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随着价格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使物质短缺表现为价格的上升，即通货膨胀，如果工资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意味着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计量分析论文篇(2)

关键词：博士学位论文；优博；计量分析；洛特卡分布；相关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C9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2009207

一、引言

作为“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重要组成部分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以下简称优博论文）的评选工作，已纳入教育部《面向2 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第一项启动项目，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是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组织开展的一项工作，旨在加强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培养，鼓励创新精神，提高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的质量。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是对博士培养质量进行监督和激励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培养和激励创新精神，促进博士生培养质量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1]。

根据《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入选名单经过推荐、初选和复评后产生。参评论文由学位授予单位向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推荐；省级学位委员会对推荐学位论文进行初选。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组织对初选出的论文进行复评，复评工作包括同行专家通讯评议和专家审定会审定。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受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委托，承担同行专家通讯评议工作。

二、历年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数据统计分析

自1999年首次进行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以来，至2011年共进行了13次，共评选出中国156个高校/科研单位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 279篇，提名论文1 902篇，如表1所示[2]。根据《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中的说明，评选工作每年进行一次，每次评选出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不超过100篇。评选工作进行13年来，评选结果平均为每年98.4篇，说明评选工作符合“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格筛选、宁缺毋滥”的原则。

2010年全国毕业博士生4.90万人，评选出97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仅占总数的0.2%。在评选第一年1999年，参评论文基数仅为8 957篇，评选出的100篇优秀论文占总数的1.1%。可见，虽然随着国家博士生的逐渐扩招，每年的博士毕业论文数量急剧增加，2011年全国博士生招生达到6.38万人，然而，论文评选依然不超过100篇，使得获评难度急剧增大，获评几率大幅降低。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的初衷在于加强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工作，鼓励创新精神，然而可以预见，未来每年的参评论文基数将大幅上升，获评论文将低于总数的0.2%，显然这将大大降低参评博士生的热情，无法起到鼓励人才的作用。因此，建议能够随着博士生毕业人数的增长，将获奖论文的数量控制在1%左右，保持与评选初年持平的水平。

三、历年获奖论文学位授予单位分析

（一）学位授予单位分析

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参评单位包括全国所有具有博士学位授权资格的单位，即高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其他部委所属科研院所等。截止2010年底，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797个，其中高等学校481个，科研机构316个。至2011年，1 279篇获奖论文共来自156个高校/科研单位，对其中“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获奖论文数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对高校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工作的影响效果。获奖总数排在前十位的单位如表2所示。

中国科学院共有44个下属科研院所获评优博论文，总数达184篇，占获奖论文总数的14.39%，并且相比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其获奖总数都在2倍左右。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因为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培养规模庞大，2011年共有4 832人获得博士学位，相比其他高校和科研单位，评选基数较大；另一方面，中国科学院拥有320余位两院院士、4 200余名博士生导师，其以研究所为基础的高水平导师队伍和一流科研实践条件，为培养优秀博士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排名前十位的单位中，除中国科学院外，全部

是国家“985工程”一期大学。这一方面说明“985工程”一期建设高校都是国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985工程”大学依托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为国家高精尖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156个学位授予单位中，包含了 39个“985工程”高校（共39所），和89个“211工程”高校（共113所），也就是说，包括了全部“985工程”高校以及78.76%的“211工程”高校，39所“985工程”高校共产出优博论文768篇，加上中国科学院的184篇，这40所高校/科研单位共产出952篇优博论文，相当于25.64%的学位授予单位产出了74.43%，大致符合“二八率”的分布，说明中国优秀博士生的培养已经形成了由“985工程”高校和中国科学院共同组成的核心群体。

（二）学位授予单位的洛特卡分布统计

（四）各一级学科历年获奖论文导师与学位办评议组成员相关性分析

将历年获奖论文的数据，按照一级学科进行统计，统计出各一级学科获奖论文的总篇数，以及其中指导老师是学位评议组成员的文章数量。同样将数据导入Excel软件，选择Pearson（皮尔生）函数对两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相关系数r为0.836，大于0.8，说明各一级学科历年获奖论文导师与学位办评议组成员同样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

将其中指导教师是学位评议组成员的文章数量与总篇数进行比重分析，按照所占比重降序排列，比重大于等于50%的学科如表6所示。

在85个获得优博论文的一级学科中，历年获奖论文导师与学位办评议组成员相关性平均为32.74%，也就是说，对于所有一级学科而言，将近1/3的获奖论文来自评议组成员指导的博士。并且，超过50%的一级学科有20个，有4个一级学科相关性达到100%，分别为公共管理、军制学、社会学和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相比按照学科门类统计得到的相关性，以一级学科进行分类统计得到的相关性更加明显。显示出一些学科获奖论文成果高度集中在评议组成员指导的博士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学科门类或者一级学科，历年获奖论文导师与学位办评议组成员都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博士培养的学科发展的不均衡性。尤其是对于学位办评议组成员占获奖论文导师比重超过50%的一级学科，杰出的研究人员呈现出高度的集中性，形成了该领域的核心团体。然而，指导教师与评议组成员的高度相关性也反映出优势资源的高度集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发展氛围。另一方面，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结果已经普遍作为高校对博士生培养单位以及指导教师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那么如果能够建立更加有效的评选机制，避免指导教师与评议组成员高度的相关性，将能够大大增强评选的信度。

六、结论与思考

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的初衷在于建立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提高博士生教育的整体质量，鼓励创新，促进高层次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然而通过以上统计和分析结果，反映出中国学科发展不均衡、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机制存在的问题，值得广泛的关注和思考。参考文献：

[1]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项目简介[EB/OL].[2012-05-22]. http：///xwyyjsjyxx/zlpj/yblwpm/257695.shtml.

[2]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历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 [EB/OL].[2012-05-22]. http：///xwyyjsjyxx/zlpj/yblwpm/.

[3]邱均平.信息计量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61.

[4]中国工程院.工程科技界的杰出人才――曹雪涛[EB/OL].[2012-05-22]. http：///cae/jsp/jump.jsp？oid=20111231115415843674246.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National Excell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s

QIU Junping， ZHAO Yuehua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P. R. China）

Abstract：

计量分析论文篇(3)

关键词：ESI；儿科学；高被引论文；儿童肥胖；糖尿病

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ScienceIndicators，ESI）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于2001年基于WebofScience（WoS）数据库建立的深度分析型研究工具，可以对科学研究绩效和科学发展趋势进行定量分析。ESI高被引论文是指在约11年的跨度范围内，每年各学科领域（目前涵盖22个学科领域）中被引频次排在前1%的论文。高被引论文对提升国家、机构、学者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期刊的学术质量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反映出该学科领域高水平的重要科学研究成果[1]。目前我国学者已经发表了一些关于高被引论文的研究，包括临床医学、妇产科学等领域，为我国相关学科的发展方向以及学术期刊的办刊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2，3]。目前我国有超过2亿儿童，儿童健康关乎未来，儿童疾病防治水平是评价一个国家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儿科学作为一个综合性医学学科，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但目前系统评价儿科学国际高被引论文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对ESI数据库中儿科学2014～2018年的高被引论文进行计量分析，通过了解近5年来高被引论文的期刊、合作、国家、机构分布以及研究热点，为我国儿科学者科学研究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数据来源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WoS核心数据库（http：//isiknowledge.com）。

1.2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标准：文献研究内容必须和儿童或青少年健康与卫生相关。排除标准：信息不全的文献及发表于仅分类为妇产科学期刊关于胎儿研究的文献。

1.3检索方法检索日期为2019年3月24日。在WoS高级检索中输入检索模式“SU=Pediatrics”，时间跨度选择2014～2018年，ESI数据覆盖2014年1月～2018年12月。在检索结果界面中选择“领域中的高被引论文”[4]进行精炼。在ESI高被引论文模块中以“clinicalmedicine”为检索词，检索2014～2018年间发表的所有临床医学高被引论文，共14008篇。将这些数据下载，进一步检索标题、摘要、或主题词中含有新生儿（neonatalorinfant）、儿童（childorchildren）、儿科学（pediatrics）或青少年（adolescent）相关字段的论文。再逐篇阅读摘要，确定论文为儿科学的研究范畴。将上述两个检索结果合并，去除重复的论文，最终纳入分析。

1.4统计学方法采用Excel2007分析文献的期刊、国家和机构分布以及合作情况。采用CiteSpace[5]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得出该领域的热点研究主题。

2结果

2.1高被引论文的期刊分布2014～2018年，ESI数据库中共收录儿科学高被引论文885篇，被引频次5～3770次，共涉及189种期刊，总被引频次95405次。高被引论文篇数排名前10位的期刊见表1。发文量和总被引频次均靠前的包括临床医学四大顶级期刊中的3种——NEnglJMed、Lancet和JAMA，这3种期刊上刊登的高被引论文量占所有论文总数的24.86%，被引频次占总被引频次的40.60%。前10位的期刊还包括3种儿科学期刊（Pediatrics，JAMAPediatr和JAmAcadChildAdolescPsychiatry），和4种临床医学权威性的专业期刊，分别属于公共卫生学科、血液学科、呼吸学科和心血管学科。

2.2高被引论文合作情况885篇论文中，18篇为团体作者。将非团体论文的作者、机构、国家和基金数量分为5个区间进行分析（0、1、2～4、5～9和≥10），拥有≥10个作者和机构的论文数均排在第1。仅1位作者的文章只有14篇，占1.58%，作者的合作率达到98.42%；而署名≥10位作者的論文所占比最大（53.63%）。仅有1个机构署名的论文为42篇，机构合作率为95.16%；署名≥10位机构的论文占37.25%。只有1个国家署名的论文占46.02%，国家合作率为53.98%；标注≥10个国家的论文占8.42%。在基金数量统计中，有2～4项基金资助占比最高，占29.53%；无基金资助论文154篇，占17.76%，见表2。

2.3高被引论文第一作者国别发文量位居前10的国家依次是美国（449.0篇）、英国（102.5篇）、加拿大（38.5篇）、澳大利亚（32.5篇）、德国（28.5篇）、意大利（23.5篇）、法国（22.5篇）、荷兰（18.0篇）、巴西（19.0篇）和中国（17.5篇）。中国位居第10位，在亚洲国家中处于首位，其中8.5篇为国际合作论文，4.5篇论文的第一作者署名两个国家。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发表2篇和3.5篇第一作者论文，见表3。

2.4高被引论文的研究热点利用CiteSpace的关键词分析功能，绘制出论文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1）。children、adolescent和infant出现频次较高，代表儿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riskfactor、prevalence、mortality、bodymassindex等词也因出现次数较多而成为图谱中较为明显的节点。进一步根据关键词聚类结果和论文的内容解读，得出10个内容较为集中的儿科学研究热点主题：肥胖、糖尿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电子烟、孤独症谱系障碍、新生儿、寨卡病毒、预防接种、肠道微生物菌群和二代测序技术。

2.5高被引论文机构分布885篇高被引论文共涉及3053个机构，数排名前10位的机构为：哈佛大学（148篇）、伦敦大学（138篇）、美国加州大学系统（129篇）、费城大学（109篇）、波士顿医疗保健系统（104篇）、多伦多大学（94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85篇）、费城儿童医院（76篇）、多伦多病童医院（74篇）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70篇）。我国的研究机构中，发表儿科学高被引论文最多

3讨论

目前对ESI數据库分类的22个学科进行高被引论文分析有部分报道，但是对于二级、三级学科以及亚专业的分析还较少[3，6]。本文基于ESI数据库分析了2014～2018年儿科学领域的高被引论文。这些论文除了包括WoS数据库根据期刊所分类的儿科学论文，也包括了在临床医学综合类期刊和其他专业医学期刊发表的儿科临床医学论文，较为全面的反映了近5年来儿科学高被引论文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发文量前10的期刊刊登儿科学高被引论文402篇，占所有高被引论文的45.42%，而剩余的483篇论文则分散在179种期刊上，符合文献分散规律。高被引儿科学论文首选影响因子高的综合性期刊，其次是各个学科高影响力的专业期刊。可见优秀期刊的品牌影响力对优质稿源有较大的吸引力，而这些优质稿源同时也为这些期刊贡献了高被引频次，保证期刊的影响力。虽然我国在儿科学领域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计量分析论文篇(4)

[关键词] 医疗质量；监管；文献计量学

[中图分类号] R197.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2）08（c）-0164-03

A literatures review of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regulation based on Bibliometrics methods

AN Yanfang

The Affiliated People′s Hospital of Hubei Medicine University, Hubei Province, Shiyan 442000, China

[Abstract] A long time the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regulation has been a weak link in medical management system. In this study, Bibliometric analysis is employed to review the research status, topics,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regulatory theory of medical quality reg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s the literature number, the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regulation is 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main research areas, but the number of closely literature in china is fewer; as the research topic, in the international main research focuses on terms of quality, service, costs, standards, but domestic mainly concentrates in the necessity, importance and concepts, and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s, the regulatory system, regulatory content are still a lack of systematic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Bibliometric analysis is helpful for scanning the topics of medical quality control system in-depth study.

[Key words]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regulation; Bibliometrics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医疗服务供给主体、医疗保障、融资机制、付费方式、治理以及监管体制等领域都开展了重要改革和探索，推动和促进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但是对医疗服务的监管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医疗管理体制的一个薄弱环节，主要表现中医疗体制不协调、改革措施不配套、医疗市场扭曲、医疗机构治理失灵、政府职能“缺位、错位、越位”等各种弊端，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十分突出。政府相关部门医疗服务缺少有效监管手段，医疗行业整体监管滞后，医疗政策决策规制化程度低、医疗服务监督制度缺位[1]。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需要全面推进医疗服务治理机制、供给筹资机制、竞争机制、监管体制等方面的改革[2]。考虑到目前我国医改工作的现实需要，在系统比较和深刻理解各国基本医疗服务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完善和创新我国基本医疗服务监管机构的设置，基本医疗服务监管的工具，以及重要监管内容（如基本医疗服务质量和收费）如何监管，是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重大课题。医疗质量监管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医疗质量监管的研究背景、意义、研究现状及主要概念等方面进行文献内容分析，对目前已经形成的监管理论进行归纳，为深入研究我国医疗质量监管体系提供理论基础。

1 文献数量分析

1.1 中文检索

选择《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库》、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万方数据》，检索1989～2009年的数据。文献检索具体情况及结果见表1。

表1 医疗质量监管文献检索结果

注：检索式中“+”表示逻辑或（.or.），“*”表示逻辑与（.and.）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医疗服务监管研究密切相关总体数量偏少，密切相关文献只有39篇；从文献发表时间来看，重要文献主要集中在近5年内。

计量分析论文篇(5)

企业统计信息是企业各级统计组织工作的成果，是反映企业发展状况的数字、文字、图表和分析等统计资料，来源于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所提供的数据及企业外部搜集的数据，是企业内外情况的综合反映。

统计信息的质量，就是统计数据符合客观实际的程度。高质量的统计信息具有三个明显特点，即：准确性、全面性、及时性。

（一）准确性。所谓统计信息的准确性是指统计信息要能够反映社会经济现象的客观实际情况。它是统计信息质量在客观真实性方面的具体体现，真实准确是统计信息的灵魂，是统计工作的生命。如果统计信息失真，则会直接导致领导决策的失误，因此，必须把真实准确放在统计信息的首要位置。

（二）全面性。所谓统计信息的全面性是指统计信息应系统、综合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状况。它是统计信息质量在内容含量上的具体体现，就是要求统计信息在内容上应该包括企业经济活动方方面面的信息，不能残缺不全。全面的统计信息，不仅包括企业产出和经济效益等方面的统计信息，也包括企业投入和企业活动条件等方面的统计信息。

（三）及时性。所谓统计信息的及时性，是指要按统计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上报或取得统计数据，及时向企业领导或决策者提供统计信息。及时性是统计信息质量在时间价值上的具体体现。

二、造成现代企业统计信息质量不高的原因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统计工作得到了明显加强，统计服务水平跨上了新的台阶。但是，现实的企业统计工作中，统计信息的质量仍然有待提高。造成现代企业统计信息质量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导重视不够。部分企业对统计工作的认识不清楚，盲目认为：统计工作就是为政府统计部门报送报表。因此，部分企业统计工作由会计或其他人员兼任，以会计或其他工作为主，统计工作为辅。统计人员业务素质差，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业务培训，对统计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不够，从而影响统计信息的质量。

（二）统计基础工作薄弱。为适应经济的发展，大部分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都建立健全了统计管理制度。但是，部分企业仍然没有健全规范的统计管理制度，没有明确统计工作的职能部门和统计工作岗位，统计业务工作流程不规范，统计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统计调查方法的运用不科学，原始记录、统计台帐不规范不健全等等，都直接影响到统计信息的可靠性。

（三）统计技术手段落后。目前，多数企业的统计工作都采用了计算机，但是，尚未完全适应信息化快速发展的需要。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统计工作方式和统计手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立在纸质原始记录和手工统计台账基础上的传统的统计管理制度和统计方法已不适应信息化背景下统计工作管理的要求。

三、提高现代企业统计信息质量的措施

（一）建立健全企业统计管理制度，规范统计工作流程，为统计信息质量提供制度保障。

企业应建立或完善一套既科学合理又行之有效的统计管理工作制度，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和监督。设立综合统计部门和综合统计岗位，明确其职责，规范统计工作流程。

笔者所在的河北中烟工业公司，多年来一直在加强统计基础管理工作。公司结合标准化及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工作，编制下发《统计管理控制程序》，明确了综合统计部门，建立了公司综合统计、职能部门专业统计和基层企业综合统计、基层企业车间和部门专兼职统计三级统计机构，规范了统计工作的流程；同时编制下发三级文件《统计报表制度》，明确了统计指标体系、统计调查表式、统计范围、计算方法、统计口径以及统计报表的报送时间和方式。为统计工作的开展，提高统计信息质量，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二）加快推进统计信息化建设的步伐，提高统计服务水平，为统计信息质量提供技术支撑。

目前，企业的战略决策、经营管理和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都不同程度的依赖信息化，统计信息化已经成为提升统计工作效率和水平的有效保障，企业统计应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的优势，建立健全统计信息网络，提升信息采集和信息管理水平，提高统计信息的服务质量。

河北中烟工业公司的统计信息化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的成果，目前已建立起统计信息管理系统，集成了统计报表、经济运行分析、领导信息决策三大模块，基本实现了统计信息的采集、传输、汇总、加工、分析、、存储和应用的全过程自动化。该系统可以通过查询、检索、钻取、分析等功能提取信息，并利用数据挖掘等手段，实现通过对历史信息、现有信息的分析与加工，为统计信息的开发利用和建立各种统计数据库应用系统提供高效和安全可靠的资源保障。

作者简介：刘梅平（1977-），男，经济学学士，河北中烟工业公司，统计师，副主任科员，企业经济统计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王小静.浅谈企业统计由生产型统计向管理型统计转变的必要性.甘肃科技纵横,2006,5

[2]梁玉金.改革企业统计制度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7,8

[3]苏永明.中国企业统计管理体制创新中的几个问题.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2

[4]许明强.谈企业统计信息质量.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8,10

计量分析论文篇(6)

近年来，各级统计机构为提高统计数据质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和改进统计工作，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从总体上来看，现有的统计数据，基本上能够客观地反映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再加上体制转化过程中经济秩序混乱，人为干扰增多，统计调查对象的法制观念淡泊，少数统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较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搞准统计数据的难度也就日益增大。传统的统计方式与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日益增长的统计信息需求已经成为统计工作的主要矛盾，现行的统计制度已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部分企业、个体户和城乡调查户等统计调查对象的违反统计法行为常有发生，这些违法行为尽管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引起我们各级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的高度重视，我们必须采取及时、有效和果断的措施加以纠正处理，防止这种现象的蔓延，尽量减少和避免这些违法行为的发生，进一步净化统计环境，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确保统计数据能够真实、准确、及时、全面和客观地反映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实际

二、影响统计数据质量的主要因素

根据统计数据质量的现状，我们分析认为，当前影响统计数据质量的主要因素有：

（一）统计体制影响，导致统计数据失真。尽管我国《统计法》及其统计条例和处罚办法已颁布近二十年。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从上到下层层实行目标考核，而统计人员的人事权在企业或当地政府，统计员待遇不高，监管机制又不健全，上级统计机构不能实行有效的管理，干好干坏一个样，因此基层统计员尤其是乡镇统计员往往不是考虑怎样把统计数据搞准，而是首先考虑上报多少统计数据才能完成当地政府目标任务，让领导满意。因此，在基层统计工作中，统计制度不能得到有效实施。

（二）统计基层基础工作薄弱，影响统计数据质量。主要体现在：

1、基层单位对统计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开展统计工作所必需的经费和办公条件（计算机等）不能保证，统计人员专职的少、兼职的多。统计岗位形同虚设，统计人员兼多项工作，统计只能算是附带性的工作，使统计人员不能专心搞统计，造成部分统计人员虽然在统计岗位上工作多年，但仍是对统计业务一知半解，不能熟练掌握搞好统计所必须的知识，难于按要求完成统计工作。

2、统计人员变动频繁，稳定性差。部分单位不仅安排未取得统计从业证书的人员从事统计工作，而且频繁更换。有的单位年年更换统计人员，甚至一年换几次，刚换上来的又没有参加过任何统计业务培训，工作没有交接好就匆忙上阵，做起统计工作来，不知从何着手，只能凭感觉随便填几个数字，就当作是统计数据，上报了事。

3、统计人员业务素质低，分析评估能力弱。目前基层统计人员，尤其是私营企业、镇村统计人员的文化水平偏低，大部分只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有的尽管达到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但实际能力仍然很差。文化程度低，必然造成对统计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较差，对统计指标的理解出现偏差，其业务处理能力就存在困难，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也就谈不上对统计数据质量的分析和评估了。

（三）现行统计调查制度已不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一是现行的统计报表表种太多、指标繁杂，而且同一个指标在不同的专业甚至在同一个专业的不同报表中出现。二是有的指标的设置不科学、不合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甚至没有意义。三是有的专业报表时间太紧，没有与基层单位（企业）的财务核算时间衔接，造成统计与会计核算脱节，只能预计或估计统计数据，造成统计数据与会计核算实际数据不一致。四是抽样调查的代表性受到挑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层加快，贫富差距拉大，按抽样调查理论确定的调查样本，其随机性难以保证，在实际中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很难落实。

（四）利益驱动是影响统计数据质量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调查对象不愿提供真实的统计数据，其主要原因是其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与依法纳税间存在着突出矛盾。尽管《统计法》明确规定不公布个体调查对象的具体信息，统计数据也不作为征税和处罚的依据，但因利益冲突，导致统计数据失真。一方面调查对象有“不愿露富”或是“怕缴税”的思想，能瞒则瞒，所报送的涉及与自身利益有关的统计数据远低于实际现象。如有的私营企业所报送产值明显低于库房中的产成品价值，聘请人员做假帐或做两本帐，税务等执法部门也无从查证；行政事业单位怕缴个人所得税和向劳动保障部门交有关规费而瞒报劳动工作额和临时工人数等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个别单位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而虚报统计数据，甚至按目标任务直接按月或季度分解任务，故意伪造或篡改统计数据。

三、建立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长效机制

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是统计工作永恒的主题，要做到统计工作所提供的产品——统计数据（资料）能够准确、及时、全面、客观、适用，得到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各级统计机构和统计工作者责任重大，任重道远。

（一）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完善干部管理体制。干部考核制度和干部管理体制不完善，是导致和助长统计数字造假的重要源头。因此，必须进一步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完善干部管理体制。对各级干部的考核、评价以及相应的升迁、任免要建立严格、科学、规范的业绩评估制度，不能仅从“数字”上看政绩，要坚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并赋予群众监督那些用于考核干部政绩的统计指标的权力。

（二）改革统计管理体制，实行垂直管理。为了巩固和发展统计改革成果，必须改变统计机构的隶属关系，实行中央、省（市）、县统计机构垂直统计管理体制，乡镇统计员由县级统计机构委派。实行统计垂直管理体制必须充分保障基层机构的经费，若经费无保证，仍然要依赖地方政府，就谈不上垂直管理，统计数据质量就难以保证。

（三）依法开展统计工作。一是要严格执法。强有力的法律实施机制，使违法成本极高，从而真正杜绝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等统计违法行为的发生。二是要加大普法力度，广泛宣传统计法律法规，增强社会各界的统计法制观念。重点是加强对各级领导和调查对象的宣传，增强其依法履行义务的自觉性。把常年性检查与执法大检查结合起来，加大统计执法的力度。三是加大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对比较典型的统计违法案件进行曝光。

（四）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统计调查方法制度。科学可行的统计调查方法制度是保证和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关键。首先是要对现行各种统计报表和指标，按照调查目的、对象、范围、频率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清理、精简和整合现行各专业统计报表和指标体系。适当增加反映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节能降耗、文化产业、新兴产业等相关的统计指标。其次进一步完善统计方法制度。总的原则是：能利用现有资料进行科学推算的数据不再增加新的调查项目；能通过抽样调查或其他非全面调查方法搜集到的统计数据不进行全面调查；通过一次性调查取得的统计数据能基本满足需要的不进行周期性调查；能通过部门统计或行政记录搜集到资料的就不增加新的调查项目。

（五）建立完善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制度。统计数据质量的监控与评估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建立健全完善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有利于提高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透明度，确保统计数据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六）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工作。各级政府和统计机构要加强对统计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资格、有制度、有台帐”的五有要求规范基层统计基础工作，扎实做好统计源头基础工作。业务培训和指导常抓不懈，不断提高基层统计干部队伍素质，加快统计信息化建设，提高统计工作效率，大力弘扬务实求真、忠于职守的统计精神。

计量分析论文篇(7)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时期国民收入劳动投入的贡献率aL''''资本投入的贡献率(1-a)K''''

增长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复

时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时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时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时期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综合要素生产粗放资本的产出系数

aL''''+(1-a)K''''率的增长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复

时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时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时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约型

时间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来15年4432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设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87.715.519.322.526.528.1

时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58.858.881.3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1.828.318.7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类型集约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数所在区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3,0.69]

数所在区间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类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约型

国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