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

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三大贸易保护理论回顾

国际间的自由贸易、贸易保护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尽管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源远流长，但因其假设前提过于严格，其理论说服力并不强，而贸易保护观点则大有后来者居上的发展态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界先后产生了三次影响深远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一）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北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不断兴起，对经典的李嘉图比较优势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定理等传统贸易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诞生了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为克鲁格曼，他用十分简洁的、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假设的数学模型，清晰地论证了国际贸易不仅可能在资源相似的各国之间（如美国和加拿大）发生，而且还可以在各国间同一产业内进行。[1]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催生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谓“战略贸易政策”是指“在一个实际的或潜在的国际寡头垄断市场上，影响企业间战略互动结果的贸易政策”，其主要思想是，通过改变企业间的战略互动，一国贸易政策可以将寡头垄断市场中的超额垄断利润（或“租”）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从而提高本国福利。从中可以看出，这里的“战略”并非军事目标或战略性产业，而是企业间的战略互动，即企业利润或其他目标是直接受其竞争对手或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决定所影响的。[2]战略性贸易政策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布朗德和斯潘塞的“出口补贴论”：通过研发或出口补贴，本国企业能够从事更高水平的研发和生产，提高本国劳动生产率，从而迫使外国企业压缩其研发和出口，改变“古诺均衡”结果，排挤外国市场份额，本国产品在国内外竞争中获取较大的市场份额和垄断利润份额，将“租”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3]另一是克鲁格曼的“进口保护论”：在寡头垄断市场和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进口关税或配额等贸易保护措施，本国企业能够通过扩大生产获得规模经济效应，不断降低边际生产成本，而外国企业的边际成本则随着生产被压缩而递增，从而增强本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及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削弱外国企业在本国及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将垄断利润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5]

（二）内生贸易政策理论与利益集团

20世纪80～90年代，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推动下，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研究的核心问题。所谓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简言之，就是在分析国际贸易的模式及政策时考虑政治因素。该理论认为，贸易政策不是外生的，不是经过经济学家福利分析之后选出的由政府规定执行的最优政策；而是内生的，是各个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博弈的均衡结果。因此，该理论也被称为内生贸易政策理论。[5]内生贸易政策理论将代议制民主政府、国内利益集团和国际政治等因素纳入同一框架，分析一国贸易政策的决定因素和形成过程。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政治捐资模型”集中研究了代议制民主政府和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互动。该模型认为，各个利益集团会因为某个贸易政策或者受益或者受损，故会为获得利益或者避免损失而向政府进行游说；代议制民主国家的竞选运动和政党筹资方式决定了政治家具有兜售其政策影响的强烈动机，现任政府在给定政治捐资的基础上综合权衡总政治捐资和投票者福利之后，将其自身福利最大化、决定最优的贸易政策均衡，最后达到政府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纳什均衡。[6]在其随后的论文中，他们将帕特南的国际关系“双层博弈”思想运用到其模型，构建了一个既能分析国内利益集团和政治家之间的战略互动，也能分析国际舞台上各国政府之间的战略互动的正式框架，阐明了在非合作和合作政策均衡条件下贸易保护结构的决定因素。非合作博弈时，博弈方都忽视其政策对要素所有者和国外政治家的影响，利益集团组织力量强大的产业将会出现较高的关税，关税保护程度与特定要素的政治捐资正相关，与外国出口供给弹性和本国进口需求弹性负相关。合作博弈时，贸易保护率不仅反映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而且反映出国外同一产业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当国内利益集团强大而同产业的国外利益集团弱小时，保护程度最高；当两者力量相当时，保护程度最低。

（三）新新贸易理论与技术转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异质性推动着国际贸易研究重心由传统的国家和产业等宏观层面日渐转移到新近的企业和产品等微观层面，并由此在21世纪初诞生了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的新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为梅利兹和安特拉斯，其基本思想是，企业劳动生产率差异是造成产业内企业异质性的最主要原因，是进而决定着企业是选择退出市场、还是在国内销售、或出口到国外市场，以及是以FDI形式还是外包形式进入国际市场等决策的关键因素，企业根据生产率水平差异分化成不同的组织形式和贸易模式。[8]与此同时，在美国最著名的一些经济学家之间，引发了新一轮针对技术转移的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争论。为贸易保护进行辩护的代表性人物有鲍莫尔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大师。鲍莫尔和戈莫瑞构建的贸易互惠区和贸易冲突区两国模型认为，只有一定条件下（贸易互惠区），自由贸易才是互惠的；如处在贸易冲突区，技术转移会增加贸易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挤占本国市场份额，对本国福利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如果本国与贸易伙伴处于贸易冲突区，最佳的贸易政策应是适度保护和阻碍技术扩散，而非自由贸易和技术转移。[9]萨缪尔森运用三组数字化模拟，分别说明美、中自由贸易和技术转移的三种可能结果，进一步支持了鲍莫尔和戈莫瑞的适度保护论观点。（1）相对于自给自足经济，自由贸易提高两国人均实际收入，两国均从中受益；（2）中国提高其出口产品生产率，改善美国贸易条件，美国从中受益更大；（3）中国提高其进口产品生产率，缩小两国生产率差异，美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优势不断被削弱，美国出口贸易量持续减少，甚至存在贸易消失的潜在风险，自由贸易使美国福利受损，而且是永久性损失。

二、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三种

主要形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多样，但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大类：一是不断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二是频繁启动反补贴、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特保）等贸易救济措施和337调查；三是继续实行高科技产品管制。接下来，我们运用前文已述的三大贸易保护理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分别分析其产生的经济与政治原因，并简要判断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人民币升值声浪

人民币汇率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实施对华贸易保护的重要“武器”之一。2005年的“舒默-格雷厄姆议案”曾在美国国会掀起一股对华贸易保护新浪潮。2009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声浪又起，且与以往不同，奥巴马政府与美国国会遥相呼应，齐声协力共同“讨伐”人民币汇率。如2011年10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其主要内容是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同年11月，奥巴马在夏威夷APEC会议上表示：“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被低估20～25%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升值。”奥巴马政府施压人民币升值有多种图谋，如对外经济方面，中国坐拥庞大美债，人民币升值将稀释债务；国际政治方面，通过干预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崛起。本文主要从战略性贸易政策角度来分析其背后产生原因和发展趋势。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失业居高不下，财政赤字屡创新高。为摆脱高失业、高财赤的“双重困境”和重振美国经济，2010年1月，奥巴马提出“五年出口倍增”目标，举政府全力实施“国家出口计划”：一方面，通过推行“商业外交”和提供“一站式”服务等，大行“政府补贴”，帮助本国企业打开国外市场；另一方面，以“公平贸易”和“世界经济均衡增长”等为由，大力保护国内市场。显然，这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国又一次新的应用。根据克鲁格曼的“进口保护论”，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无疑是奥巴马政府实现其“出口倍增”目标最有效又最“理直气壮”的手段。一方面，如果施压人民币升值成功，既可以削弱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及第三国市场的竞争力，又可以提高美国出口产品在中国及第三国市场的竞争力，将“租”从中国企业转移到美国企业。另一方面，不仅中国的贸易顺差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形成强烈反差，而且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美中贸易逆差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5.3%、43.0%和40.6%。美国经济“双高”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11年10月，美国失业率仍处在9.0%高位。白宫预计，美国失业率2012年底还将处于7.9%的高位。美国财政部报告则警示，2011年11月，联邦债务已经突破15万亿美元大关，将很快达到其GDP的100%警戒线。另一方面，由于两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原因，美中贸易赤字也恐难以迅速减少、甚至有可能还会加大。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中贸易逆差2011年1～10月为2454.5亿美元、同比增长8.0%。因此，美国“国家出口计划”“任重道远”。从这个角度看，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问题将可能不断被“旧话重提”。

（二）利益集团与贸易救济措施

贸易救济措施和337调查是奥巴马政府发动对华贸易保护使用最为频繁的工具。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统计数据，2009～2011年期间，美国共发起针对或涉及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措施21宗，占其总数（31宗）的67.7%；共提起44起涉华企业的337调查，占其总数（153起）的28.8%。本文以“轮胎特保案”为例，从利益集团角度来分析其产生原因与未来发展趋势。2009年4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申请USITC对中国轮胎发起“特保”调查。6月底，USITC建议对中国输美轮胎连续3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从价关税。此建议提出后立即遭到中、美两国产业界的广泛反对。7月初，美国轮胎产业协会（TIA）致函奥巴马总统，强烈要求其否决该建议，因其不仅不能保护美国就业，而且还会导致美国轮胎消费者面临更高价格与更少选择，从而损害美国消费者和轮胎贸易商的利益。7月底和8月初，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分别致函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总理，提出类似请求尽管如此，2009年9月，奥巴马仍宣布未来3年对中国轮胎分别征加35%、30%和25%的惩罚性关税。事实上，正如美国TIA所言，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研究报告，2010年美国轮胎制造业就业率同比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10%；而其进口轮胎价格同比也上涨了10%～20%。那么，为什么奥巴马政府会做出如此“下策”呢？USW的全称是“钢铁、造纸和林业、橡胶、制造业、能源及相关工业与服务业工人的国际联盟”，是北美最为活跃的劳工组织之一，目前有大约120万会员，其会员不仅积极参与选举投票，而且投入大量资金从事政治捐资活动，对美国政治选举与政府决策产生着极大影响。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奥巴马正是因为得到其大力支持，才得以在初选及随后的全国大选中拿下关键的几个制造业州。较之USW，无论是美国TIA还是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其影响力显然都弱小得多：美国TIA只有6000多个成员单位；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则只有800家左右成员单位。因此，无论是美国USW与TIA之间在第一个层次的国内博弈，还是美国USW与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之间在第二个层次的国际博弈，前者的力量都比后者强大得多，按照“政治捐资模型”，双重博弈的最终结果无疑是USW获胜，无论其建议是否合理。

（三）技术转移与高科技产品管制“放宽”

美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问题由来已久，1950年12月曾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国。目前的管制政策始于2007年6月，其管制清单包括航空发动机等20大类的高科技产品。奥巴马执政后，其管制政策似乎有“松绑”迹象。2010年8月，历经一年审查之后，白宫正式公布了美国出口管制改革的新方案。2011年5月，奥巴马表示，“美方愿向中国和其他国家出口更多高科技产品，这符合双方的利益。”有的学者认为，此番改革是奥巴马政府实施出口促进战略的必然结果，美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或将逐步放宽。果真如此吗？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对外经济与贸易角度，还是以国际政治视角，都不应有过高的期待。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迅猛，不断挑战和冲击美国的经济和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国经济总量，2010年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将超过美国。WTO数据则显示，中国货物出口早在2007年就已经赶超美国；中国服务出口与美国差距也不断缩小，其全球相对份额从2001年的2.4%持续上升到2010年的4.6%，而同期美国份额则从18.1%不断下降到14.1%。因此，这很容易让奥巴马政府产生错觉，认为美中两国处在“贸易冲突区”，尽管事实上两国贸易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根据鲍莫尔-戈莫瑞模型，显然，奥巴马政府的“上策”是阻碍技术转移，不太可能放宽高科技产品管制。另一方面，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新现实主义，技术是发达国家实力与霸权的重要基础，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则是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的关键部分，长期以来一直是其维护霸权实力、保障国家安全、推进外交政策的常用手段之一，加强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乃为更好地实施对华遏制的国际霸权大战略。由于美、中两国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有很大差异，使得美国朝野长期无法将中国视为可信赖的政治伙伴。在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日益快速发展的当代，这种不信任感也自然而然、有意无意地演变成为“中国”。美国有线新闻网在2009年6月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5%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对美国存在严重威胁，只有18%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对美国没有威胁。美国GBS新闻在2011年11月的民调结果则显示，61%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经济扩张对美国经济不利，只有15%的受访民众认为有利。因此，鉴于美国对中国日益加重的战略防范心理，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很难会有真正放松。

三、中国政府应对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思考

综上所述，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背后有其深刻的经济与政治原因，未来发展趋势也不容乐观。基于这一判断，运用第一部分的相关理论，并借鉴国际经验，我们对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进行一些初步思考。

（一）加强与美国战略对话和贸易谈判，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典型的零和博弈策略，一国所得正好是他国所失，极易招致贸易伙伴的贸易报复，如2010年6月，WTO裁定欧盟补贴“空客”之后，欧盟立即反诉美国，2010年9月，WTO再次裁定美国非法补贴“波音”。尽管在单次非合作博弈中，博弈方的占优策略或许是进行出口补贴或进口保护，但是最后达成的纳什均衡却可能导致囚徒困境。因此，在长期重复博弈中，博弈方的占优策略应该是开展互利合作的自由贸易，而非实施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因此，从这个角度，为避免中美贸易摩擦激化甚至贸易战爆发，同时也为实现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不妨“并驾齐驱”。一方面，通过WTO、APEC和G20峰会等国际组织平台，以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商贸联委会”等高层对话机制，加强与奥巴马政府的对话磋商和贸易谈判，反对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共同营造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双边贸易环境，实现合作双赢。另一方面，借鉴国际经验，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逐步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首先，借鉴日本和韩国等国经验，主动实施贸易顺差回调措施：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实行适度的汇率升值，同时配以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实现贸易平衡，又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次，借鉴德国和日本经验，更加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在扩大出口中的作用，积极推动境外投资，继续推进“走出去”战略。最后，借鉴美国和日本经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与低碳经济：把握国际服务产业转移机遇，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加强同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能源、环保等领域国际技术合作，促进服务贸易与低碳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调动中美各方力量，削弱美国特殊利益集团的不利影响

根据“政治捐资模型”理论和“双层博弈”思想，针对USW等特殊利益集团对奥巴马政府贸易政策的影响，中国政府不妨调动中美两国各方力量，降低和削弱美国特殊利益集团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挖掘美国有关利益集团的力量，从美国国内层面的政治博弈中施加积极影响。事实上，美中自由贸易对美国利大于弊，在对华贸易中取得的巨额收益使美国出现了一大批支持美中自由贸易和反对对华贸易保护的利益集团，并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产生积极影响。如2007年9月，微软、沃尔玛、花旗等122家跨国公司以及美国总商会等38家行业协会联手致信国会，呼吁避免采取专门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两国之间的严重贸易冲突。中国现阶段超过50%的加工贸易与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和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息息相关：据世行数据，2001～2011年期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利润汇款与其净流入量的平均比例为35.2%。中国政府应发挥在华美资企业和相关利益集团的积极作用，充分挖掘其对奥巴马贸易政策制定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壮大中国商协会及各种行业协会力量，在国际层面的政治博弈中产生积极抗衡。中国现有的六大商协会和各种行业协会在对外贸易促进、组织企业参与国际经贸活动、应对贸易摩擦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较之USW等组织，其影响力薄弱得多。中国政府不妨加大中国商协会以及中小企业贸易促进机构的改革力度，建立更为完善的贸易促进体系。同时，中国商协会和行业协会不妨借鉴美国工会组织的成功经验，加强自身组织建设，提高游说能力和国际谈判水平，在国际层面的博弈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抗衡美国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影响。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2)

关键词：贸易失衡；跨时贸易；跨时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1-0044-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是相对封闭的，虽然有一些对外交往但规模很小也还没有引进外资的做法，进口所需的外汇完全由出口多少决定，这种量入为出的对外贸易模式使我国的贸易基本保持了平衡。改革开放后的前几年，对外需求和对外供给的活力得到释放，对外贸易的规模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有顺差的年份也有逆差的年份，且逆差的年份居多。主要原因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外先进的设备和生产资料有着旺盛的需求，而我国在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尚未得到开发和形成。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是始于1994年，除因受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入世影响的短暂几年外，我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尤其是2005年贸易顺差较上年增长218%，各界对贸易失衡的关注达到顶点，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贸易摩擦。2007年之后，贸易余额的增幅有所回落。2009年开始，贸易余额规模有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失衡的总体情况见表1。

我国自1994年以来持续的贸易顺差已经形成了贸易失衡，但贸易失衡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分别在三次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同时期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的贸易失衡，而且持续时间较长。根据克鲁格曼的跨时贸易理论，各国贸易的顺差、逆差是各国从事跨时贸易的结果，跨时贸易的模式（出口当期产品，进口未来产品或进口当期产品，出口未来产品）的改变决定了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而且跨时贸易模式主要受跨时比较优势的影响[1]。跨时比较优势又与一国的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地位和产业结构有关。

工业革命前，世界贸易的基础是各国的自然资源和各自固有的生产技能的差异，贸易的功能在于互通有无和商业牟利。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各国和世界的自然经济结构，世界贸易的基础不仅仅是各国的天然资源，各国生产技术、产业规模不同而产生的生产成本的差异成为决定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优势引发的产业转移对贸易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贸易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英美的独霸天下、德日的崛起再到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和中国的赶超，各国的贸易也经历着顺差、逆差的不断变化。本论文将各国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看作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选取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贸易失衡的历史演进进行分析，以期找到影响各国贸易顺差、逆差转换的普遍规律即隐藏在跨时贸易背后的技术优势、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的变化。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国家，因为它们在国际贸易的不同阶段曾发挥过主导作用，且都是世界经济的大国。通过对这四个国家的分析和与中国贸易失衡的比较，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我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由于我国的贸易失衡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失衡，所以对各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考察也限于货物贸易历史（英国除外），而没有将服务贸易历史纳入分析框架。

二、英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史

为了清楚地描绘出各国贸易失衡的阶段性变化，本论文对各国贸易余额数据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处理。贸易顺差的年份用1表示；逆差的年份用-1表示；贸易平衡或缺失的年份用0表示。对英国贸易历史的考察阶段为1816至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和联合国的贸易数据库。由于英国货物贸易的特殊性及其大量的资本输出，“大进大出”的特点和对殖民地长期的原料掠夺使得英国的有形贸易长期逆差，而其无形贸易长期顺差[2]。为了更合理地反映英国的贸易情况，本论文对1993年以前英国贸易失衡的考察既包含有形贸易也包含无形贸易，1993年以后只包含货物贸易，其贸易历史的演进见图1。

从英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我们可以将英国的贸易平衡情况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如表1所示：第一个阶段为1816―1930年、第二个阶段为1931―1947年、第三个阶段为1948―1986年、第四个阶段为1987―2010年。英国的贸易历史大致经历了顺差―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这种演变可以看作是英国跨时贸易的实践，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哪些因素推动着这种变化呢？影响一国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因素无非是其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等。

英国最鼎盛时期始于1763年与法国的七年战争结束后，18世纪60年代到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确立了殖民霸权的地位，拥有了占世界三分之一的殖民地。始发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的霸主地位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它让英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居世界之翘首。尽管19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歉收以及战争（主要是与其殖民地的战争）、外国工业的成长（特别是内战后美国的成长以及统一后的德国的成长）、关税和白银贬值所造成的出口渠道的阻塞，英国货物贸易逆差逐步增加。但是由于无形贸易的巨大盈余，英国总体的贸易仍然持续顺差，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殖民地巨大的廉价市场使英国产业集中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品上，而对新兴的钢铁、化工、汽车制造等产业的投资不足，未能跟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潮流。贸易也由发达国家转向英联邦内国家，英国未及时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英国对外投资增加，导致国内技术革新和企业投资不足，加速了英国产业的落后。英国对其他国家资源的控制加强了其殖民倾向，对外商品贸易长期赤字但对外投资收益长期盈余。各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和国有化，使英国的对外投资化为乌有，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贸易情况彻底逆转。二战后初期，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和主要工业国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经常账户的失衡较轻微。英国的贸易也是时而顺差时而逆差，并未表现出持续的失衡状态。由于欧洲复兴计划，英国的贸易此时出现了较多年份的顺差。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浮动汇率制的采用和金融行业的技术进步使各国取消了国际支付的限制，以及石油美元循环，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扩大，贸易失衡的规模也逐渐变大。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劣势和产业虚拟化等原因，英国开始了持续的贸易逆差。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从1870年的30%，下降到1913年的14%，1963年的7%及1987年的3%。

三、美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本论文对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考察从179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两百多年来，美国货物贸易的历史演进如图2所示。

从图2，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为1790―1873年，美国贸易以逆差为主，偶有顺差的年份；第二个阶段为1874―197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顺差，偶有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71―201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处于逆差，偶有顺差。具体统计见表2。总的来看，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经历了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在第一阶段，美国主要对联合王国（英国）、法国、德国有较多的贸易逆差，但对加拿大顺差居多。第二个阶段美国对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基本上都是顺差，但对加拿大和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转为逆差。另外，这一时期美国新增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和墨西哥。美国对墨西哥基本保持顺差，对日本开始是逆差，从1933年转为顺差，1965年后又转为逆差。第三阶段特别是80年代后美国对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保持逆差居多的情形，尤其是新增的贸易伙伴国中国和东盟。像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演进一样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美国出口商品的结构经历了农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

美国的崛起始于1861―1865年美国内战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善于发明创造的国民性为美国经济的腾飞准备了条件。但是，1870年以前的世界是英国的世界，美国尚处于引进英国先进技术和产业的阶段，美国在1790―1873年以贸易逆差为主。19世纪70年代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者美国有着绝对的技术优势，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其货物贸易也经历了近一百年的贸易顺差，而且在二战后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1946―1970年），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并未真正显现。在整个19世纪，农产品在美国出口商品中的比重超过70%，一直到一战还是主要的出口商品。虽然在1900年，美国已经变成重要的工业和农业技术的出口国。但此时美国的出口产品仅仅部分完成了从森林、田地、矿产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的历史性转移。初级产品仍然占所有产品和服务出口的2/3（主导产品是：可再生动植物产品――棉花、谷物、肉类、木材和烟草）。美国相关的自然资源产品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达到高峰[4]。二战前，美国在科学领域并没有达到领导地位。这一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显著改变，二战后重大的科技与管理创新主要发生在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美国成为第一次世界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量，美国国内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产业开始空心化和虚拟化。自1971年开始，美国货物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美国加速了产业的空心化和虚拟化，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持续至今。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份额从1870年的25%，增加至1913年的36%，1950年的60%；又由1963年的40%下降至1987年的24%。

四、德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德国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中和中国一样处于贸易顺差的一端，德国的贸易顺差历史早于中国但和中国的贸易失衡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和相同的货币体系下。和中国一样，德国贸易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大。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是美国，产业承接的主体是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本论文对德国贸易历史的考察从188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统计结果见图3。

从德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图3，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自1880年以来的贸易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80―1887年，德国的贸易顺差年份较多，但不具持续性特征；第二个阶段为1888―1913年，德国贸易表现为持续的贸易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14―1950年，德国贸易由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两次中断；第四个阶段为1951―2010年，德国贸易持续顺差。具体统计见表3。德国贸易特征明显，阶段性很强，表现为一战前持续的贸易逆差和二战后持续的贸易顺差。

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促成德国工业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同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获得，使德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增加了宝贵的铁储备物。德国还占有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独特的优势：一开始就拥有比英国较陈旧的设备更有效的新式机械。而且，德国政府还通过建立运河网和铁路网、必要时提供关税保护和津贴以及制定能培养出一连串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技师的有效的教育制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同时，德国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重要的推动者，这些因素使德国到1914年时能在钢铁、化学和电力工业方面超过欧洲其他所有的国家，能在采煤和纺织工业方面跟随英国之后[5]。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贸易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导致其中断了二十几年。二战后，欧洲复兴计划使德国经济复苏，德国承接了美国的一些制造业。自20世纪50年代起，德国持续了60余年的贸易顺差。20世纪以来，德国制造业的比重较美国、英国等国家更高，而且相对稳定。没有像美国和英国一样出现过度虚拟化和产业空心化，1870年以后德国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0%左右。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3)

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与策略

随着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潮流的加剧，特别是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崛起，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亚洲各国对构建“亚洲经济圈”的呼声与日俱增。2000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就建立紧密经济合作关系达成共识，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并同意10年内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将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乃至亚洲、世界的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东盟地区将成为继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初步建成一个拥有约20亿人口，3万亿美元GDP，1.2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影响 

目前自贸区即将正式启动，这将给中国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的影响。以下，本文将主要从宏观的层面来具体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产生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1.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正面影响 

（1）从贸易方面来看，将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出口竞争力。

目前，中国与东盟在贸易方面发展很快，据中国海关统计，自1993年以来，东盟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从1990年的66.91亿美元增至2003年的782.5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8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出口竞争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效果。

①通过关税降低，扩大出口规模。通过关税降低导致的贸易创造效应将大于贸易转移效应，东盟会将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转向自中国进口，从而扩大中国的出口规模。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通过静态模型分析研究表明，自贸区建成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加106亿美元，增幅为55.1%。

②通过规模效应，提高出口竞争力。据相关资料，到2010年自贸区的GDP将达到3万亿美元左右，区内人口约20亿，这将为中国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通过市场扩大引致的规模效应，能够促使中国出口企业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

③通过互补性贸易，优化贸易结构。通过与东盟互补商品贸易的发展，将促进贸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中国与东盟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

④降低出口市场波动，实现多元化战略。东盟已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自贸区的启动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贸易上的联系，从而降低我国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性，减少其它市场波动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出口风险，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现。

（2）将促进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加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投资刺激效应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加。截至2007年6月底，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累计340亿美元；同时中国企业在东盟10国协议投资额近10亿美元。自贸区的启动将给中国企业带来一个更加便利广阔的区域性市场，还可以享受到区内的关税优惠政策，并规避发达国家专门针对我国设置的部分贸易壁垒。

（3）将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西南省区同东盟国家地理位置相邻，东盟国家是这些省区的主要出口市场，其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更强，通过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加强经济合作，将大大促进这些省区的出口，有力地配合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以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4）将提升中国整体经济实力。

首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通过外贸和投资的增长以及内需的扩大所导致的乘数效应，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据东盟专家“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模型的测算，中国GDP将增加0.3%，达35亿美元。其次通过关税的降低，可以增进国内竞争，从而促进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5）将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与东盟将政治安全也作为自贸区协议的重要内容纳入，通过启动自贸区，与东盟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能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区域政治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使我国在世界经贸、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从而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1.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1）关税降低冲击国内产业，扩大贸易逆差。

中国与东盟中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出口商品具有较高的重合度。因此，自贸区启动后关税的降低，不仅会加剧中国与东盟同类产业与商品的竞争，还将导致东盟具有优势的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冲击中国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产业。

（2）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

由于我国在金融、通讯和专业服务等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而东盟部分国家如新加坡就在这些方面具有相对较强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和东盟启动自贸区后，对这些行业将会放开，东盟将会进入中国同国内相关行业产生竞争，从而对国内服务业造成较大的冲击。 

（3）东盟经济波动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后，中国与东盟将在经济关系上更加紧密，双方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而目前东盟的经济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是还存在相当多的变数，因此，一旦东盟经济出现波动，也会对中国相关部门产生冲击，从而对中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

（4）第三方在舆论上的造势可能会影响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

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利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对美国而言将是一种威胁。此外，也将给日本和韩国带来压力。因此，从其各自利益出发，这三方有可能会进一步从舆论上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而给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4)

作者又依据已存的一些理论假设，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理论和预期得到的贸易和金融在数据上的正相关的关系。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理论：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Flow/GDP)it=a+bln(TradeFlow/GDP)it+cXit+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与信用有贸易外溢到投资的理论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分析中所发现的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差异。由于英国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相互关系及信用，外溢现象在一战前更为显著，而由于美国是新兴的霸权国家，缺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充当领袖的记录，这一关系在两次战争间的美国较为薄弱。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间私人投资的贸易-金融参数较小。

最终作者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有关贸易与金融之间的联系的解释说明应着眼于在各个时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关系

[论文摘要]比较英国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时间资本的流动状况，引入变量，来找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之间的联系。

如果对贸易和金融的控制由于某个共同原因同涨同落，那么两者之间的联系则很难说清。分别在两个不同地域研究这两个作为研究案例的国家的贸易和金融之间的联系，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在一战以前都对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采取显而易见的放任主义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贸易摩擦增多。另一种解释是两国都正是地使用经济计量经济学工具，接下来的证明中我们也将采用这种方法。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5)

变量设置

根据经济学需求理论，一国对外贸易发展受到两种效应的影响，即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具体来讲，与产品价格、汇率、主要贸易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本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及通货膨胀有关。此外，国际贸易理论也指出，对外贸易政策、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也会影响一国对外贸易发展。本文选取进出口总额前三大的贸易伙伴国进行分析：美洲地区以美国为代表，欧盟地区以德国为代表，东亚地区以日本为代表。在充分考虑模型的拟合优度后，设置以下变量(见表1)。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采用实际有效汇率。以美国、日本、德国在2007年3季度到2010年3季度的GDP量比为权重，结合中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人民币中间名义汇率，通过运算获得实际有效汇率。进出口贸易收支中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变化，通过计算各年各季的同季平均数Yi和总的平均数Yj分别得到进口和出口的季节指数，结果证实：重庆市机电产品对外贸易收支存在季节变化趋势。因此，笔者采用移动平均趋势剔除法，对相关季度数据进行了处理。

实证结论分析及建议

实证结论分析

从国际需求来看，美、日两国是重庆市机电产品的主要贸易伙伴，基本面良好，对机电产品具有长期稳定的需求；从比较优势理论来看，我国是劳动密集型国家，物美价廉的优势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因此，美国、日本GDP的增长，是重庆市机电产品贸易收支的主要影响因素。虽然，实际有效汇率RER的弹性系数为-2.45825，对重庆市机电产品对外贸易收支存在负效应。然而，由于重庆市机电产业本身固有的性质和主要贸易国的需求刚性，导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重庆市机电产品净出口存在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如美国和日本经济的增长。

建议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6)

>> TPP劳工标准对中国纺织业出口的潜在影响 碳关税对中国纺织业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纺织业出口的影响和对策分析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纺织业出口的影响 TPP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中国纺织业出口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出口退税调整对纺织业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国际贸易摩擦对绍兴纺织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非关税壁垒对中国棉纺织业及棉花产业的影响研究 欧盟REACH法令对中国纺织业的影响与对策 汇率波动对纺织业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出口纺织业困境与对策 浅析中国纺织业进出口状况 面对WTO的中国纺织业 棉花：中国纺织业的命脉 绍兴纺织业的出口现状、问题及应对策略 中国纺织业解困 越南加入TPP对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的影响及对策探析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纺织业的影响分析 小议我国纺织业产业竞争力对其出口的影响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ZW）]美国主导TPP的签署，不仅使美国在经济上重返亚太，在政治及军事等方面上也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其与亚太地区的联系。故而TPP的签署，不仅将使中国在经济上受到损失，也将使中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影响力降低，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影响中国长期谋求的和平发展环境。

3.3.3 贸易战略背后的政治战略

一是再平衡战略制衡中国。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开始活跃在东亚地区的舞台上，通过推行自由贸易的想法和规则来实现自己的私人目的，巩固其霸权地位和已有的军事同盟，为美国安全作保证。

二是政治、文化、规则的输出。TPP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输出，在推行TPP的同时，帮助成员国内进行体制上的改革。越南为加入TPP大力推进国内体制改革，并加强与美国展开的军事合作。而越南的加入又使美国取代中国成为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遏制了中国的发展。

4 对策建议

前文基本概括了TPP协议签署对于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及TPP由美国进行主导的原因。中国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局面，面对TPP所带来的严峻形势，贸易转移和中国商品在TPP成员国内处于劣势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对此，应采取相应措施，减少TPP对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增长。本出以下建议。

4.1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转变产业结构，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优化纺织产业结构，提高纺织产品质量。减少低附加值产业和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增加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H竞争力产业。增加技术输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紧密联系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达到更高、更强的产品市场竞争力。

4.2 扩大内需

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国内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逐渐将由外需型贸易拉动的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内需消费拉动，以此加强国民经济体系抗冲击的能力。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改革，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以减少TPP的签署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的冲击，使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发展。

4.3 加强环境、劳工和知识产权保护

完善法律法规，健全劳工及环境的保护机制。加强环境管理体系的建设，并引导企业进行绿色生产，以减少废气、废液、废渣的排放；提升劳动保护覆盖程度，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对知识产权的维护要进一步加强，对侵犯权益的活动要严肃处理。规避出口国对中国施行各种技术性非关税贸易壁垒，包括绿色贸易壁垒等，从而避免让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

4.4 加强东亚合作

中国与大部分TPP成员国都已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随着TPP进一步发展，原有的FTA协定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削弱。以中国国内各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经验为基础，加快东亚一体化进程。加快中日韩FTA合作，并与东盟展开“10+3”等多边合作将有效弥补TPP所带来的贸易转移，减少TPP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损失。加强与美国、日本、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双边贸易合作，并积极探索与欧盟建立自贸区合作的可能。

4.5 密切关注TPP进展

密切关注TPP的运行，研究TPP规则，在纺织业方面，可以研究TPP协议中原料欠缺机制及其相关内容，生产TPP成员国内所缺少的纺织原料，以期在短期内，减少“从纱开始”的原产地原则对中国纺织品贸易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吴涧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趋势、影响及战略对策[J].国际经济评论，2014（1）.

[2]陆建人.美国加入TPP的动因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1（1）.

[3]白树强.TPP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竞争力的潜在影响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5（8）.

[4]彭支伟.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中国的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13（4）.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7)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和产生的原因

自1979年中美建交及《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签订以来，中美双边贸易快速增长。2010年，中美两国贸易额达到3853.42亿美元，中美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在双方贸易量持续增加的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快速增加，美国对进口国提出的倾销指控中，有20%以上涉及中国。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领域；二是中国没有优势的进口领域。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世界制造业中心逐渐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劳动力相对充裕国家，一般拥有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而资本相对充裕的国家，则具有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中国是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则发展制造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美国拥有充裕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则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就导致了中美之间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足，工资低廉，生产成本低，所以大量出口。中国人均收入相对较低，对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需求较小。而美国人均收入高，但是制造业大多都是生活必需品，但是美国的工资成本高，所以对此类产品的进口需求较大。因此，产生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和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据统计，2010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1812.6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5.9%。巨大的对外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国内大量的制造业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外汇储备减少。为了改善国际收支，美国对中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通过提高关税、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等各种渠道限制中国具有比较本文由收集整理优势的产品的出口。

面对美国对华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国内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的主张采取报复性贸易保护政策，有的主张从长远角度处理中美关系，加强谈判与合作。总之，中国政府在对外经贸的政策上不再是过去的一元主导政策，而是形成了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进出口商、公众等多个政策行为者首先进行利益表达，然后通过从政府到社会、从社会到政府和从集中到民主、从民主到集中的循环往复完成了利益的协调，最终产生一套实现全社会利益最优化的具体的政策。

二、中国经济外交决策体制的变迁

外交政策是一国处理国际、对外关系问题，进行外交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所谓经济外交，是外交政策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家为发展国内经济或实现某种政治军事目的而进行的对外经济活动，包括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消除贸易壁垒、加入国际组织以及对落后国际给予经济援助等。

建国初期，我国的外交决策体制高度集中。当时很多外交决策都是由党中央高层领导毛泽东、周恩来等少数政治精英制定的，外交部等部门实际上只负责提供建议和执行具体的政策，并不直接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百业待兴，国际上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排挤，在这样的国情下，高度集中的外交决策体制是最适合中国的。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方针。当时中国的对外经贸领域几乎空白，主要依靠苏联的经济援助和进口物资。

上世纪70年代末，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国内刚结束长达十年的文革，国民经济严重受创。美苏两极对抗升级，我国则处于两极对抗的孤立地位，国际形势非常不利。对此，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并决定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关系日益复杂，贸易摩擦也日益剧增，原有的一元主导下高度集中的外交决策体制已经适应不了新时代的形势。外交部在对外关系中逐渐居于核心位置。同时，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成为中国外交决策的核心之一。在此背景下，1982年由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并而成的对外经济贸易部作用凸显，全面负责拟定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和贯彻对外经济贸易方针政策，并对全国对外经济贸易实行宏观控制和经济调节。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外交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度越来越高。非政府组织、进出口企业、公众、大众传媒对决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1999年炸馆事件后，在对美关系的处理上，民意及媒体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央高层对事件的处理。当下微博、人人等网络社交工具的兴起，更是为民意的表达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各研究所、高校等组成的外交政策思想库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为外交决策的专业化、科学化做出了贡献。

总的来说，中国外交决策体制经历了从一元主导向复合决策、高度集权向有限分权的转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大量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开始影响中国的外交决策。同时，受到信息革命的影响，公众和媒体舆论对政府的外交决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以政府为主导、受多方政策行动者影响的复合决策体制开始成为中国外交决策体制转变的主流方向。

三、政策行为者对经济外交政策制定产生的影响

首先，中国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处于主体地位，是政策的法定生产者。政府在制定经济外交政策的时候，是站在国家的角度上，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利益，追求的是社会利益最大化。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主要的导火索就是美国在中美贸易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期，美国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加剧，更加促使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进口国常用的手段包括征收“双反”关税、限制进口配额、技术贸易壁垒等，如美国对华光伏产品的“双反”政策。新中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外交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积极主动地发展多边外交，坚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因此，面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政府应该更多地选择谈判的方式来缓解两国的贸易摩擦。因为如果一味地采取报复措施、打贸易战，这对于两国来说都会造成损失，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1991年，美国认为中国损害了美国厂商的专利权、版权和商标权，发起调查后决定针对中国出口的106种商品征收100%的关税，中国随即提出了价值12亿美元的反报复清单。两国的出口商对此十分紧张，于是通过各种形式对政府进行游说，促使了谈判的继续，最终签订了《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 ，最终一场贸易战得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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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政府在做出某项决策的过程中，会接受来自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包括公民、社会团体、政党、大众传媒等非政府政策行为主体。谋求和增进公共利益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经济外交政策也不例外，所以政策的制定必须有利益群体的参与。民意是指民众意愿和民众利益诉求。民意表达可以通过官方路径、民间路径、媒体路径和专业路径四种形式。官方路径主要是指政策制定者在政治系统内部，主动设置若干参与渠道供民众进行利益表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典型的代表。民间路径主要包括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团体路径。媒体路径和专业路径则主要指大众传媒和专家“智囊团”。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是中国开放经济的重要战略内容。“走出去”是鼓励本土企业到海外去投资，有利于利用国内外资源，同时也被认为是规避贸易摩擦的重要手段。但是，美国千方百计将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政治化。2005年海尔公司并购美泰公司、中海油公司美国加州石油公司都遭到美国国会的反对而未能本文由收集整理成功。除了这一系列的“投资壁垒”，“走出去”战略对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果本土企业大规模扩张海外投资，则会减少国内的投资，一大批工人会失业，会产生公众的不满。所以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要谨慎小心、缓慢推动。

除了“走出去”战略，还可以采取多元化市场和技术创新等手段对付贸易保护主义。但是，这系列措施同样也会损害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如果积极扩张新的海外市场，减少同美国的贸易额，中美贸易商则会不满。如果加强技术创新，则可以优化产品结构和出口结构，但是会使一大批传统企业倒闭，产生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除了普通公众、进出口商和工会等社会团体之外，大众传播也对当今政府制定经济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众传播可以检测环境变化、及时发现和提出公共问题，促进信息交流、释放社会多元诉求，制造“焦点效应”、催生热点公共问题。大众传播作为公民参与的重要平台，具有贴近群众的特点，能够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架设有效沟通的桥梁。一方面可以反映民意，一方面可以传递政府的意图。美国对华光伏产品的“双反”在微博上引起了网民的热议，对于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政府的外交“智囊团”在经济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有些专家认为，美国目前还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总体实力强于我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我国将处于被动地位的局面短时间内不会改变，中国应该采取适当的妥协政策来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另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在“韬光养晦”的同时“有所作为”，美国的一些反华政策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利益甚至是民族根本利益，他们主张对美采取强硬的态度。

在国际社会上，一些国际组织也对中国的经济外交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wto（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主要包括寻求解决贸易争端，监督各成员贸易政策等。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逐步开放国内市场，一直遵守wto的成员守则，采取和平方式解决贸易争端。

四、“后危机时代”经济外交应注意的问题

当下，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回暖，但是经济危机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还在影响着全世界，很多国家国际贸易采取了紧缩型政策。此外，西方制造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阴谋论”对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在贸易领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