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文篇(1)

关键词：苏轼； 在宋代文坛上的地位； 在宋代词坛上的地位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坡”，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词人，被誉为“唐宋家”之一。苏轼的诗、词、文均有极高的成就，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的文学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丰富的艺术气息：“苏文”的文以通理，把宋代文学引向文学性、实用性、通俗性的发展道路；“苏诗”的以文为诗，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诗歌的自由性；“苏词”的以诗为词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藩篱，扩大了词的创作视野，开拓了词的文化境界。他的这些成就对后世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足以确立他“文坛领袖”的地位。

一、苏轼是欧阳修之后的又一文坛领袖，也是诗新运动的集大成者。

在苏轼的散文中，无论是议论文还是记叙文，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当时的文坛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轼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许多独到的新见，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随机生发，翻新出奇，既展示其才情，又显示其文采。杂说、书札、序跋一类议论文，也总是善于翻新出奇，而形式则更加活泼，议论更为生动，夹叙夹议，兼带抒情，笔势收纵自如，尽显大家风范。

二、苏轼在宋代文坛上的地位

1.以文为诗在苏轼表现为以写文章的气势、笔力写诗。

所谓“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坡诗纵横如古文”，他为文如江流奔注，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他的古体诗也有奔放驰骋不可一世的气象。《王维吴道子画》中说：“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正可以作为苏轼诗风的写照。如七古《雪浪石》描写的是作者所欣赏的一块盆石，物体并不大，诗人却以横绝山岳的笔势出之：先从雪浪石的来历写与东岳争雄的太行山，蔽空遮日的飞狐口，上党郡，起笔非常雄伟。以下写其形势、气概、奇峰、崩崖和山石很不平凡的经历。方东树说：“此诗奇横……他人不能有此笔势，故不能有此雄姿。

2.吸收古文章法，加以改进创新。

古体长诗由于篇幅恢宏，本来便于才华横溢的诗人驰骋文思，苏轼又惯于以分合、收纵、跌宕、顿挫的散文章法为之，因而就使他的诗层次严紧而又恣肆、波澜起伏，如《王维吴道子画》，总叙吴、王二子之画一层，专论王维画一层，品第二家之画一层。全诗次第井然有序，旋提旋收，充分体现出东坡长诗吸收散文章法所获得的良好艺术效果。

3.引进散文的句式字法，运用驾驭自如自然妥帖。

苏轼的诗多为散句单行，如《游金山寺》除“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一联是对偶外，通篇都是单行散句。《戏子由》共三十句，只有两面联对偶。不少五七言古体通篇不见对偶。这都是古文的用语习惯。苏轼时常糅进散文的语气词，如：“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送沈逵赴广南》；“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问言”——《王维吴道子画》。

4.将议论运用到诗歌当中，既能抒情，也能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思想。

苏轼诗篇中的议论决不是押韵散文，而是诗的有力表现手段和有机组成部分。因为苏诗中的议论多是借助于形象化的文学语言，而与议论文主要用抽象的概念化的理性语言不同。如《秀州僧本莹照堂》批评僧人本莹一味强调天性，追求静寂无为，开端即发议论“鸟囚不忘飞，马击常念驰，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人毕竟不是槁木死灰，桎梏其形未必能制服其神。作者以“鸟囚”“马击”为喻，并不直接说理而理在其中。

5.在写诗当中因物寓理，带给宋诗全新的手法。

在苏轼的诗中，作者在对富于情趣的自然景物，生活片断的叙写中，往往融入深刻的哲学体悟，即景寄理，意在言外，具体意象与哲思理趣浑然一体，这是苏轼对宋诗的一大贡献。

三、苏轼在宋代词坛上的地位

1.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使诗道与词道统一。

首先，苏轼以词抒发爱国的豪情壮志。众所周知，终赵宋王朝三百年历史，边患不断，爱国精神也就始终贯串两宋文学。然则，北宋诗坛虽不乏关心国事之作，而于词坛却绝少反响。为此，苏轼这类爱国词章在开拓宋词园地上有重要意义。

其次，以农村田园入词。从《诗经》开始，我国诗坛就不乏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但囿于诗词分流的偏见，中唐以来的词坛绝少农村词。偶有渔父、浣女、莲娃等形象出现，那也是美化了的，缺少泥土缺息。如张志和的《渔歌子》，其中所谓的“渔父”，不过是号称“烟波钓徒”的作者——隐士的自我化身罢了。

再次，对传统题材的开拓与创新。诗言志，词言情。言情，是词的传统题材。苏词中写男女之情的作品不少。其间自有他继承《花间》遗风的一面，但确有某些“自是一家”有别于传统的情词，如其《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首词既无五代词华美香艳的词藻，又没有柳秦词那种放纵的恶态。

2.独具新意境和新风格，开拓了词的境界。

突破了晚唐五代男女恋情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境。宋初词坛以晏欧为代表，由于偏重模拟五代，往往少真情实感，个性不分明，因而也就缺乏独特的艺术风格。苏轼与之不同，一方面，他强调“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另一方面，他的词中分明活跃着一个富有个性的“我”。可以说，独到的文艺观和强烈的个性化，正是苏轼开拓宋词新境界，开创宋词新风格的重要内在依据。

四、苏轼对后世的影响

就苏轼本人的品质而言，他是刚正不阿的代表，他是飘逸洒脱的典范，他是开朗幽默的，他更是超然达观的，这些共同构筑成他独具魅力的人格范式，为后人景仰、倾慕，更为深刻地影响着封建士人的精神与心态。苏轼还以和蔼或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参考文献

[1]《中国苏轼研究》 学苑出版社，2004年7月

[2]《东坡词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

[3]《苏轼诗词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4]《中国文学史》 中华书局，1995年

宋代文学论文篇(2)

关键词：独立性 宋代书院 中世纪大学 儒学 基督教

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与发展虽各有其鲜明的特点，但在各自发展中有不少共通之处：两者均是自主办学，促进教育的社会化；均是开放办学和自由讲学，为学校的兴盛奠定基础；均是学术流派与思潮的发源地。宋代书院几度沉浮，至清末已经腐败不堪，最终全部由政府改为学堂，从此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欧洲中世纪大学却蓬勃发展，不仅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运动。两者发展的分化在于独立性，研究其不同独立性的走向，对于更清楚地认识世界大学发展历程，探讨世界文明史上的文化教育与社会历史进步性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

一、宋代书院独立自主的丧失

五代十国升元时期（937―942年），南唐政府在庐山白鹿洞办学，称“白鹿国库”，后宋灭南唐，白鹿洞还有学生近百人，宋朝政府没有接管，于是这所南唐官办学校就成了私学[1]。在北宋前期的80多年，书院还是新出现的教育机构，朝廷没有加以控制。著名的书院如：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这些书院多半由私人隐居之所发展而来，最初由“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其后“前规后随，皆务兴起”。私人书院提倡高风气节，不为功名利禄折腰，强调读书，自由讲学，研究学问，推崇修已至诚之道，与当时的官学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仁宗朝中期，州县学大批涌现，各地的私人书院迅速衰落。在崇宁三年（1104）到宣和二年（1120），普通人士除非进入受政府严格控制的州县学和太学，否则就不能进入官员队伍，这种做法断绝了书院学生的上升之路，对书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孝宗朝和光宗朝（1162―1194年），朱熹等地方官为了传播理学，重建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宋代书院因而得到复兴。由于理学家的努力，它们的影响大大超过了私立学院，公私书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时期朝廷不赞成理学，各理学家的观点和教学方法也很不相同，朱熹等人重建书院虽属官办却多少带有私人讲学的色彩。书院实行自由讨论的教学方式，强调以自学为主，师生共同研究学问，办学风格比较开放，气氛活跃。书院不限于本院教师，凡当世名儒，诸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均可应邀开座讲学。

理学在理宗朝（1224―1264年）以后，被定为唯一的正统学说，受到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从景定元年（1260）起，中央政府向每个州派出一名书院山长，规定担任这个职位的务必是正式通过科举考试或从太学毕业的官员。

在南宋后期，理学已经成为朝廷的正统学说，成了国子监、太学和州县学教育的中心内容，书院教育在这方面已经没有多少特色。虽然私立书院也有显著发展，但已不能与官办书院的强大势力抗衡。

二、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发展历程

早期的欧洲中世纪大学都是隶属于教会。11－13世纪教会处于鼎盛时期，形成庞大的国际神学中心，其势力渗透到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领域，文化教育为教会所垄断。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有的是学者和热心市民所创办，不是教会所设，但大学一出现，教会便力图加以利用。又因为有了教会的保护，大学可以免受世俗政权的干预，享有很大的自由权力。

13－14世纪的学校重要经院哲学家均属于托钵僧团。如海尔兹的亚历山大、波纳文都那、托马斯阿奎那等。他们既是当时最具有权威性的神学家，也是精通“七艺”的博学之士，不仅占据了基督教神学的制高点，而且也占据了欧洲各著名大学的讲台[2]。他们在大学里向学生讲授经院哲学，经院哲学虽在本质上是神学，但强调哲学的理性认识，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基督教的某些真理不必用启示的帮助，单靠理性就可以得到证明。而经院哲学唯名论和唯实论不断地批判抗争，其结果是“思想在自身之内发现和认识自身，由此产生了理性和教会学说或信仰之间的对立。”[3]当初罗马教廷和托钵僧团扶持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相信推广教育是对抗异端的有力手段。但是到了13世纪以后，欧洲几乎所有的异端思想都是在大学中茁壮成长。譬如，反抗封建主和教会对教育的控制而进行罢课、迁移。通过斗争，大学形成了自己的体制，具有了独立性：许多大学有权设立特别法庭，有内部自治权力；大学教师有参政权，有颁发特许证的权力；大学有罢教和迁移的权力；大学师生享有免除赋税及兵役的特权；大学具有管理自。[4]

三、基督教和儒学――影响两者独立自主性走向差异的根源

西欧封建社会的一般民众和绝大多数骑士、贵族没有受过正统的宗教教育，基督教教会组织为了扩大宗教影响而广设修道院，建立主教学校大教堂学校等，在保护和封建统治的同时也保存和传递文化知识。尽管一切学问在中世纪都沦为神学的婢女，但基督教并没有绝对排斥文化知识，作为基督教最重要学术思潮的经院哲学，由于它相信的可论证性，相信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规律性，从而不自觉地潜藏着理性复苏的因素。

在宋代，儒学主要是理学家继承，他们恪守传统儒学的伦理政治信条。如朱熹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列入《白鹿洞书院揭示》[5]。另外，理学也是受到了佛学、道学的影响而著称的。理学家大量吸收了佛教的修养方法，提倡涵养静坐，以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致力于天理人欲之辩，提出“存天理，去人欲”。《中庸》讲到“慎独”，意思是指个人在独处时能够谨慎地遵守道德原则，这与禅法要人安静地“面壁”沉思，无我无他，一心向神的境界是一致的。作为书院的精神核心，理学同时也吸收了乐道家的神学观念，把理学涂上了神学的色彩，同时把忠孝和五常提到“天理”的高度，给神权披上了理性的外衣。

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导致欧洲中世纪大学和宋代学院的独立性不同的走向分别体现在办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培养人才的思想倾向和行为上。

1. 办学理念

中世纪的基本目的是职业训练。中世纪经济发展需要一批经过很好训练的人，大学热心接受这个挑战。虽然最初的大学是教会控制民众的工具，但在教会大学中的理性的萌发，使人们有了入世的要求。如萨莱诺大学，即是一批有志学医的青年人联合起来，和医师订立合同，规定学生纳费和医师传艺的条件，进行知识交易，从而使萨莱诺医学校发展成为大学。

宋代书院的生员，“最初目的主要是‘避锋镝’，就是为了避免战乱的影响，其次是一些学者为了追求避世隐居的生活。”[6]所谓“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然而科举仕进的吸引力毕竟难以抗拒，一些人所谓寂寞山林，怡情养性，不过是谋取功名的一种终南捷径。不少书院，一有机会便向官学靠拢，如曹诚在复兴应天书院不久就表示愿以学入官，宋真宗“为之嘉叹，面可其奏。”

2. 教学内容

欧洲中世纪大学基础课程通常是七艺，虽然教学内容有浓厚的蒙昧色彩，但宗教为论证教义的合理性而主张广涉博览各学科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同时也陶冶了人们敬业钻研的情趣，锻炼了人们思维的严密性，为科学文化的发展积累了深厚的智力资源。大学的专业科目，如法学、医学等，皆直接服务于现实需要，因而也容易获得进一步发展。以著名的法学研究中心波伦亚大学为例，波伦亚地处意大利北部商业要冲，商业纠纷时有发生，诉讼案件颇多。另外，为求得地方权力和城市的独立，也特别重视罗马法的研究，民法逐渐成为单独的学科。欧洲中世纪大学走向独立，是与其教学内容与社会要求相呼应的。

反观宋代的书院，教学内容以经史为主，而且多是理学的大本营，以不切世务的理学为重要修习科目。就算是严厉批评理学的陈亮等人，在书院讲习也很少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书院的衰落和为朝廷所控制也是难以避免的。并且它注重人伦纲常的教育，把理论道德当作人们生活决定性因素的价值取向，从而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主张自省，而不主张向外探索宇宙的奥秘，反映在教学内容上就是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疏离。这就使知识分子无法突破儒家思想的单一性，也没有反封建的武器。

3. 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宋代书院实行自由讨论学术的方式，强调学生自学为主，师生共同讨论学问，学生可以自由择师。书院受禅林讲学的影响，实行行会制度，重视不同学术观点的辩论交流。但是，新颖的教学方法与以儒家学说为主的教学内容存在着矛盾。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规律来看，在儒家思想的禁锢下，书院学术自由教学民主的形式，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为儒学学说体系服务的顺向思辨的学术交流，它不可能冲破儒家思想的樊篱，一旦书院的自由化程度超过朝廷可以容忍的上限，等待书院的只能是被毁废或屈从权势。

欧洲中世纪大学规定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使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都能听懂讲课并进行思想、学术和情感的交流，由于欧洲中世纪印刷术落后，书籍缺乏，大学里最通行的教学方法是由教师通读教科书原文及注释，逐章阐明梗概并举例解释、论说评论，学生笔记，讲课速度很慢。中世纪大学另一重要教学方法是学生论述：通常由两名学生或两组学生进行对辩，或者由一名学生提出问题，并自觉从正反两面阐述论据进行自辩，这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欧洲中世界大学的教育虽然在形式上并不比宋代书院强，但内容具宽广性，使其以后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独立空间。

4. 培养人才的区别

理性自由的精神，不仅使欧洲中世纪大学成为孕育近代科学的母体，让科学打开反对封建的缺口，而且使人民有了争取自由的砝码，例如法律被认为是一切人都必须遵守的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诉讼程序。在基督教哲学引发的理性思维的指导下，人变得积极向上，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欧洲中世纪大学享有的种种自由特权，不是一下子就获得的，而是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的。

儒家所遵循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教条；惟孔子是非为是非，不注重培养人的求知精神，扼杀个性的独立发展等基本精神随着封建统治制度的巩固渗透到社会人格，使人在精神上更“自觉”沦为统治阶级的奴仆，形成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害怕、拒绝变革的保守性格。另外，隐逸无为、功成身退、与世无争的道佛人生哲学遏制士人进取精神[7]，当统治者严格控制书院的发展时，他们多数采取的是“顺其自然”的态度。

参考文献：

［1］袁征.宋代书院的兴衰――兼论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J］.学术研究，1995（6）.

［2］赵林.基督教与欧洲中世纪文化教育［J］.文化，2005（5）.

［3］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页.

［4］侯耀先.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独立自主性及其借鉴意义［J］.高教论坛，2003（3）.

［5］彭岚.宗教对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影响之比较［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

宋代文学论文篇(3)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宋代文学论文篇(4)

[关键词]《南宋文范简编》　学术背景　精华本　阶梯

[分类号]G256

《南宋文范简编》是张相在清庄仲方《南宋文范》的基础上，精选《南宋文范》中的优秀作品编辑而成的精缩本。全书共1函4册4卷，19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张之洞《书目答问》和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都以《南宋文范》为必读书，但《南宋文范》卷秩浩繁，不便阅读，《南宋文范简编》作为《南宋文范》的精缩本确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可是，笔者收集该书的有关资料，只看到郭预衡《南宋诗文的时代特点――校点本序言》一文，此文并未提到《南宋文范简编》；其他介绍《南宋文范简编》的人，目前也只是就编者、出版等方面作一些零星介绍，对此书的学术价值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为此，笔者决定撰文对此书的学术价值作一系统评介。

1.　《南宋文范简编》的学术基础

《南宋文范简编》，既是“简编”，自然不是鸿篇巨制的大部头，但有很好的学术背景，这又为其良好的学术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参编者学术功底深厚

《南宋文范简编》在选编之外，还有选评者张相所加的评论，整部简编由姚汉章阅订过。其选编、点评、阅订者都有很好的学术功底。

原编者庄仲方(1780―1857)，字兴寄，号芝阶，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嘉庆十五年举人。同年，授中书。曾居住在杭州，晚年回乡，他淡于名利，筑映雪楼，藏书近5万卷，闭户著书，善为古文，是清代卓有成就的文章选家、著作家。他编选的诗文选本除此书外，尚有《金文雅》、《碧血录》、《古文练要》等。可见其藏书之多，他对所藏图书的整理也很有贡献，《南宋文范》就是他整理图书的一大杰作。

选评者张相(1877―1945)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原名廷相，字献之，杭州人。1914年任中华书局编辑，一生致力于诗、词、曲的研究，其《诗词曲语辞汇释》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汇集了唐宋金元明人诗词曲中习用的特殊词语，或采用自证的方法，以诗证诗、词证词、曲证曲；或采用互证的方法，诗词曲彼此互证，详证博引，溯其流变，并注释词语的意义和用法。还著有《古今文综》、《春声集诗文稿》，张相对研究古典文学和近代语汇贡献甚大。张相的学术造诣精深，对《南宋文范简编》所选作品的点评精当妥贴，时常有锦上添花之妙，对我们深入理解作者为文的要旨很有价值。

阅订者姚汉章是清末举人，早在民国初年，他就在中华书局当编辑。他是民国时期著名文学史专家，与罗振玉、赵元任、姜亮夫等同为现代著名学者。编著有《古今尺牍大观》、《历代名人尺牍分类选粹》、《古今文综》等。《南宋文范简编》经他阅订，学术上自然更为成熟。

1.2　《南宋文范简编》立意高远

《南宋文范简编》是在《南宋文范》的基础上编成的，而《南宋文范》的立意是高远的。因为《南宋文范》乃是上继吕祖谦《宋文鉴》的学术传统编辑而成的。一方面，《宋文鉴》的编者吕祖谦承袭了宋初很好的学术传统。据郑永晓和孔妮妮的研究，南宋诗歌流变与南宋学术发展有很大关系，作为宋代吕氏家族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吕祖谦的家学渊源尤其是吕本中的文学思想和诗学观念对他的学术思想和该书的编纂又有很大影响。吕本中是吕祖谦家学渊源的重要源头。吕本中的思想兼有儒、释、道三家成份，他在坚持正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又广泛吸收各家学说，在文艺思想和观念方面也能积极吸取前人一切有价值的观点，形成了遍参前人、注重活法、有为而作等特点，这对吕祖谦也有很大影响。同时，吕祖谦的学术和文学创作除有家学渊源外，还有各种学派和师友的交互影响。这两点，使他主编的《宋文鉴》能够遍选诸家作品。此外，也是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吕本中的儒家思想，使吕祖谦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他选编《宋文鉴》，不仅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而且也非常注重“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敢于批评时政阙失”的作品。这更增加了《宋文鉴》的社会意义。这种追求正是由吕本中所传承的元学术精神的延续。这种精神也使《宋文鉴》更具哲学品质和社会意识。《南宋文范》的编者庄仲方能够师法吕祖谦的《宋文鉴》，这也就十分自然地提升了《南宋文范》学术品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也就理所当然地为《南宋文范简编》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决定了《南宋文范简编》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南宋文范》和《南宋文范简编》是高于真德秀《文章正宗》和谢枋得《文章轨范》等其他文章选本的。

2.　《南宋文范简编》的学术价值

《南宋文范简编》虽是前人所编，但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思想精华，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

2.1　《南宋文范简编》是学习研究《南宋文范》等宋文选本的阶梯

《南宋文范简编》是《南宋文范》的精缩本，《南宋文范》则是为数不多、又有较大影响的南宋诗文总集之一，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诗文总集。《南宋文范》是接承《宋文鉴》的力作，而《宋文鉴》的基础则是《宋文海》。从《宋文海》到《宋文鉴》，再到《南宋文范》，这几部选书都十分浩繁。《宋文海》有120卷，“右皇朝江畋编。辑本朝诸公所著赋、诗、表、启、书、论、说、述、议、记、序、传、文、赞、颂、铭、碑、制、诏、疏、词、志、挽、祭、祷文，凡三十八门”。《宋文鉴》则有150卷。卷数最少的《南宋文范》分类和编排大致上与《宋文鉴》相同，卷一与卷二收南宋(赋)40篇，卷三与卷四收(骚)、(乐章乐歌)、(四言诗)、(乐府歌行)共110余篇，卷五至卷九收(五、七言古体诗>440余篇，卷十至卷七十收各家文章1100余篇。外编收文40余篇。卷首还有《作者考》列出作者文天祥、陈东、辛弃疾、谢枋得、家铉翁、邓牧、谢翱、王炎午等300余人。整部书共有70卷。而且《南宋文范》引书260余种，取材面较广。可见，即使卷数最少的《南宋文范》也极为浩繁，阅读十分不便。《南宋文范简编》的选编者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才苦心选编《南宋文范简编》的。它一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精缩本；另一方面又可以为我们进一步阅读研究《南宋文范》打下一定的基础，所以是我们学习研究《南宋文范》及其他宋文选本的阶梯。这就是《南宋文范简编》独具的学术价值。

2.2　《南宋文范简编》是学习研究南宋文献史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南宋文范简编》虽“简”，却包含了其他一些史料所未载的内容。由于年代久远，古代一些作家的文集已失传，倒是在文选中保留了他们的若干作品，文选反

而成为唯一或重要的资料。所以细心的研究者很可能在文选中发现新资料、找到新课题。如《南宋文范简编》“奏疏”类选有杨万里《论选法疏》、《论国势疏》。对杨万里，我们一般只知其为诗人，不知道他还有这类奏疏。张瑞君《杨万里评传》虽然是一部全面研究其思想和文学创作的专著，但作者仍然强调“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对杨氏奏疏类政论散文论述不够详细。事实上，杨万里从他的第一部诗集《江湖集》开始，便写下了一些关心国家安危的政论性散文，他还是一个散文家。他的政论文，如《读罪己诏》对孝宗因抗金受挫而中途改变策略提出忠告，《道逢王元龟阁学》对奸党得势、忠良被逐表示愤慨，《故少师张魏公挽词》对爱国名臣张浚抱恨以殁深表痛惜。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作品。特别是杨氏这两篇《论选法疏》、《论国势疏》，只有《杨万里集》和《杨万里集笺校》、《全宋文》等非常专业的书里面才有，《南宋文范》当然也收了这两篇，但这些著作，一般人是不会去读的，他的《论选法疏》就是法律界专业研究“选法”的学者也不一定能够读到。因为一般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学文学的人读选本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反而可能通过《南宋文范简编》读到杨氏的《论选法疏》，从而发现历史上研究选举问题的材料。

2.3　《南宋文范简编》是学习研究南宋文学最重要的文学选本

由于南宋特殊的时代原因，南宋文学在宋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作为宋文学的代表，可是，作为重要宋文选本的《宋文鉴》和《宋文海》，都是对宋代文学兼收并蓄，专收南宋作品的只有《南宋文范》。而且就是在这两种选本中，南宋作品的比重也远不如北宋。所以南宋作品有不少是依赖《南宋文范》才得以保存至今，对学习和研究南宋文学而言，作为《南宋文范》精选本的《南宋文范简编》是有其独特价值的。虽然《南宋文范简编》在选文标准和体例上与其他文选有异同，但为文典雅、文质兼备则是共有的特点。阅读这些篇章，不仅能增长文学的知识与见解，而且还是一种美的享受，可以提高人的审美情趣。如卷一收有张拭《谒陶唐帝庙词》“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曾丘。木偃蹇兮枝相，皇何为兮于此留。蔼冠佩兮充庭，洁芳馨兮载陈。纯衣兮在御，东风吹兮物为春。皇之仁兮其天，四时叙兮何言。出门兮四顾，渺宇宙兮茫然。”其结句“出门兮四顾，渺宇宙兮茫然”意境宏大、深远，很有审美情趣。有了《南宋文范简编》，这样的作品就更易为一般大众所欣赏。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南宋文范简编》是研究南宋文学最重要的选本之一。

2.4　《南宋文范简编》是研究吸取南宋道德与智慧精华的重要参考

宋朝在军事上虽然较弱，但这是由唐以来特殊的社会动乱使宋统治者不得不削弱军事统帅的兵权造成的负面影响。从另一角度，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这一切最初的根源，则在于宋朝政治的开明。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太祖这几大政策，可说是宋朝的大，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最开明的大。政治的开明，使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包拯在朝堂之上唾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拭脸，而包拯却视而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动世界，万古流芳。到南宋，特殊的时代，又使南宋文人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智慧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同时，南宋最后亡于蒙元，这当中也有我们不得不记取的教训。这一切在《南宋文范简编》选录的南宋作品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首先，《南宋文范简编》卷一收有袁说友《论养士大夫气节疏》。据《中国人名大辞典・历史人物卷》，“袁说友，南宋建州建安人，孝宗隆兴元年进士。孝宗朝，累官知池州。宁宗嘉泰二年以吏部尚书进同知枢密院事，次年，拜参知政事，著有《东塘集》，编著有《成都文类》。又据《宋史翼》，我们知道，袁说友有才识，有胆略，忠于国事，他为官30年，奏疏多切中时弊，发扬正气。淳熙五年曾上疏指出：自绍兴末迄今，宿将多死亡，幸存的也都衰老，新进后生想献身而无门路，朝廷应令内外将帅推举，凡武艺高超、谋略深远、熟悉兵法有志报国者，经考察后予以试用。如所举不实，推举人要重加黜责。宁宗即位，韩胄专权，群小阿附。朱熹、彭龟年等因劾韩胄而获罪，袁说友不畏强横，上书阐说：养正气、励风俗要自朝廷始，所以设台谏给侍之官，就是要凭公议、纠官邪，杜绝奸佞，使天下人怕公议；公议则气节立，气节立则惰者勤、私者公、贪者廉、怯者勇。不久，宁宗御批罢去朱熹。袁说友又上疏指出：朱熹的论奏都是爱君忧国之言，一旦被罢，何以服众?并申明：“臣等区区所论，实以国体有关，非止为一朱熹而已。”由此，我们知道袁说友确有一腔浩然正气，其《论养士大夫气节疏》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但是他这篇《论养士大夫气节疏》也只有在他的《东塘集》里面才有，一般人是不会去读《东塘集》的，所以有了《南宋文范简编》，我们才更有可能看到这样的佳作。

此外，《南宋文范简编》还饱含着南宋文人的政治智慧，其中有着大量治国、兴邦、为政、抚民、理财、处事的理论。这些理论在今天仍值得借鉴。对这些理论批判性地继承，古为今用，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尤其在我们对西方文化引发的现代社会病越来越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发掘和光大古老的东方智慧尤为重要，或许它就是针对现代病的一剂良药。如卷一第三十七页又收有叶适的《论纲纪疏三》，文章开门见山就说：“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最后，又说“为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图籍，略其四旁，规其中央，左顾右望，以尽天下之大形，坚外柔内，分画委任，群臣合力，功罪有归，以正天下之常势，第因其所有，掩绝前后，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岂可得乎!”其文气浩荡之中，实有超绝寻常之智。此等文字，对于升华我们今天之“为天下者”的智慧，当然也是很有益处的。

3.　结语

综上所述，《南宋文范简编》虽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在总体上看，这的确是一部有良好学术背景，立意十分高远，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精缩本，又能为我们进一步阅读研究《南宋文范》打下良好基础的南宋文学的选编本。此书中华书局在1922年(民国11年)又出过铅印本，此后就没有再版过，因此，《南宋文范简编》无疑也是十分珍贵的，甚至可以说她是南宋文选中的精品，她不仅是我们学习、研究《南宋文范》及其他宋文选本的阶梯，而且还是我们研究南宋文学、南宋文献史学和南宋道德智慧最重要的文章选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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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论文篇(5)

新史学诞生于20世纪初，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就音乐史研究而言，新史学所促成的则是方法论、资料来源及研究对象等的转变。传统的音乐史研究所采用的资料正史乐志，即《宋书乐志》、《文献通考乐考》、《宋会要辑稿》、《玉海》，研究的课题长期以来主要局限于律调谱器这些传统对象; 而《宋记研究》在新史学视野下的音乐史研究，其资料来源涉及多种音乐文献， 研究对象也涉及音乐人物与专著、音乐文献、音乐机构与制度等多个层面。

下面，我们以新史学对于历史研究要求的几个方面出发，对这部专著进行述评：首先，资料来源突破了传统音乐史研究的限制，将宋记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相比于正史乐志，宋记中与音乐有关的内容比较零散、庞杂， 虽然以往的研究者已经看到后者的价值，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研究者专门就此进行系统的整理。宋代的笔记中的音乐文献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记录作者亲历目击之事，二是记录父辈音乐活动，三是对当朝或前朝的音乐事象发表评论，四是对宋代常见的某些音乐事像的探究，五是对书中某事进行溯源和考辨。学者一般认为，撰写这些笔的作者大多为达官显贵，所采用的资料多来自本人亲见，且其史学意识和史学修养较高，对于当时音乐的真实情况记录比较准确，对于了解宫廷音乐之外的民间音乐事像有重要价值，其中的许多文献能与史书互证， 有着很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生动性、广博性方面甚至胜于史书。作者在写作之前作了大量的搜集和筛选工作，将所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分为古籍原典和现当代论著两大部分。其中，古籍原典又分为丛书集、单行本。丛书集上至汉魏六朝，下至宋代所有丛书集中的笔记小说共381本;单行本有50本。作者从古籍原典中整理出的零散音乐文献共计20余万字。作者查阅的现当代论著包括专著、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和外文与译文三个大类。其中，专著有34本，不仅有古文献史料研究，也有专项研究;学术论文34 篇，既有宋代音乐研究，又有域外音乐研究;学位论文1 5篇，其主要有对宋记的研究，还有宋代音乐研究;外文与译文2篇，很好地补充了国内研究的不足。作者在附录2中收录了一大批虽未直接引用但与该书密切相关的一批宋记文献，这些文献目录的整理，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此外，为了方便说明宋记中音乐史料的价值，作者还对宋代史书乐志中相关的音乐史料进行了查阅。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于宋记的整理并没有止步于材料的分门别类，更指出其对于传统研究资料的补充意义，即补史阙。宋记中的耍令、番曲、古代乐器的记载，都补充了正史记录的不足。比如作者认为史书中的古琴文献 多集中于宫廷雅乐中的古琴境遇、琴在雅乐登歌中的使用。

而笔记中则有 古琴琴律之法、琴的古老渊源、琴的文化象征意义等。而笔记古琴文献，涉及宋代古琴的民间收藏和转让、古琴制作和斫琴名手、琴曲解题和考辨、琴乐演奏和审美、琴人音乐活动等，他们多角度反映了宋代士人的古琴文化生活及古琴在宋人生活中的繁荣图景，因而在古代琴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又比如，传统史书《宋史乐志》仅载有宋代乐曲53首， 而宋记《武林旧事》中的卷一、卷八、卷七共记载宋代乐曲94首， 其它如《梦窗稿》、《吹剑录》、《梦梁录》等笔记中记载的共计乐曲170首。由此可知，宋代社会的乐曲是非常丰富的， 官方记载的乐曲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因此笔记乐曲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宋代俗乐曲的宝库。

其次，作者在研究的时候使用方法多样且科学，结论也更具可信度。作者在研究方法的采用上严格遵循新史学的原则，不仅以多重证据进行比较，还以更加科学的方式(如数据统计)进行资料的分析。作者在进行史料比较的时候采取了多重维度，其中既有横向的比较，又有纵向的比较，既有宏观的比较，也有微观的比较。以此来体现宋记音乐文献作为史料的学术价值。以前面提到的宋代乐曲曲目为例，笔记中记载当时社会流传的乐曲有100多首，而史书中所载甚至连这一半都不到。而在整理与乐人有关的文献时，作者又发现，史书中仅仅记载了参与宫廷雅乐制作的文人及官员，而笔记中所记录的则包括宋代的教坊乐人、瓦子勾栏中的音乐伎艺人和许多文人音乐家。因此，单就乐曲乐人的研究而言，相关的宋记音乐文献， 其学术价值要高于史书乐志。

作者在对宋代音乐史进行个案分析时，并不会根据某一本笔记的内容就做出结论，通常是比较几本笔记，甚至将笔记同史书比较进行相互印证，以此来阐明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如作者在对《绿腰》进行个案分析时，就援引了《瓮牖闲评》、《青箱杂记》、《碧鸡漫志》、《琵琶录》、《演繁录》、《说郛》、《齐东野语》七本笔记中的记载，同时还运用了《文献通考乐》和《宋史乐志》两本史书中的记载。在对宋代的笔记中的戏剧文献、歌唱艺术文献、歌舞音乐文献、器乐文献、音乐活动文献、乐曲乐人文献和外域音乐文献进行叙述时，作者往往也是多种资料并用，以探求当时某一音乐事象的具体情况。例如，在第四章 宋记中的音乐体裁文献史料价值研究中，在探讨宋代杂剧的状况时，作者除了以《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梦粱录》这些笔记作为主体， 还引用了《云麓漫钞》、《倦游杂录》、《闲燕常谈》、《程史》、《贵耳集》、《四朝闻见录》等十数本笔记中的相关内容，最后还与《宋史乐志》、《文献通考乐》、《宋会要辑稿乐》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比较，得出笔记中的同类文献比史书中的同类要详尽许多的结论。

再次，作者从新的史料出发进行立论，大大丰富了音乐史的研究结论。在发掘散落于音乐文献之外的笔记资料的过程中，作者不断发现新材料，解决困惑己久的问题,也发现了很多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唐代《霓裳羽衣曲》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人对其研究多集中在它的创作产生过程、表演情况等，一般认为它在宋代的出现，是宋时的音乐家姜夔在湖南长沙乐工的故纸堆中发现的商调《霓裳曲》十八阙，均有谱无词。作者在研究宋记时，发现宋代参与《霓裳羽衣曲》记录和考辨的笔记至少17种。包括李上交《近世会元》、葛立方《韵语秋阳》、欧阳修《六一诗话》、周密《癸辛杂识》、苏轼《渔樵闲话录》、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张唐英《蜀祷杌》、佚名《江南余载》、郑文宝《江表志》、龚明之《中吴纪闻》、周密《武林旧事》等。作者首先对这些文献记载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通过对这些文献真实性的考察，认为《江表志》、《江南余载》、《蜀祷杌》都不约而同记录了《霓裳》在这段时期演出的事实，恰与李煜《昭惠后谏》所述互证。此外，《近世会元》成书与范仲淹的木兰堂观《霓裳》诗产生于同一时期， 两者都叙述尚有《霓裳》的存在。两例文献也可进行互证。 接着， 作者将文献史料与宋记中的《霓裳》文献进行了总的考察，认为 五代十国时期，宫廷和贵族家中仍有《霓裳》的歌唱舞蹈部分流传。北宋时期， 《霓裳》的曲破部分仍存在于宫廷和民间，散序部分则已不存见。南宋时期，民间仍有《霓裳》乐谱，姜白石按谱得《霓裳中序》，而宫廷中依然可唱可奏《霓裳中序》，舞蹈部分则已失。但从北宋中期至晚期，乐人根据遗谱或文学描绘仿制《霓裳》的行为偶有存在，宋代《望瀛》、《献仙音》二曲是《霓裳》遗曲的说法也比较普遍。由于《霓裳》的流传始终在较小的范围内，因此，《演繁露》作者程大昌等人未曾见过《霓裳》的演出，并依据白居易诗歌中提到的《霓裳》少见而判断此曲在宋代失传，也是可以理解的。

宋代文学论文篇(6)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高潮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宋代文学论文篇(7)

[关键词]宋代；养生保健方法；研究综述

在宋代，由于医学发展迅速，众多方书普及，社会各阶层，对养生保健都有所关注。将宋代养生保健方法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对我们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饮食养生保健

饮食是民生之本，是关乎生命健康的头等大事，所以从古到今，关于饮食与健康之间的探索，人们从未停止。关于饮食保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如下整理。

（一）纵向研究

赵荣光先生在《中国饮食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中指出：“饮食养生，源于医食同源认识和食医合一的思想与实践。饮食养生则是旨在通过特定意义的饮食调理达到健康长寿目的的理论和实践。”此外，书中对茶的养生保健也有所涉及。徐兴海《食品文化概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指出：“食疗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中国文化对天人关系的探讨，也求证了人的健康长寿与饮食之间的关系”，从文化的角度来谈饮食养生功能。王仁湘《饮食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3年）在、、三章中对饮食的养生功能作了详细的论述。吴子明《我国饮食保健文化刍议》（《药膳食疗》1996年第2期）中，从我国饮食保健文化的源头、儒家的饮食保健观、饮食保健文化的发展三个方面概述了我国饮食保健的源头、特点以及发展，对研究宋代饮食保健提供一些较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程程《养生食品的文化价值研究》（硕士论文・江南大学・2010）中将传统养生食品与我国传统文化如阴阳的思想相结合，为我们研究宋代饮食养生与宋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陈弘在《浅谈古代饮食保健观》（《卫生职业教育》2013年第12期）中指出古代饮食保健观包括注意饮食卫生、饮食节制，饮食时心情保持愉悦、注意四季饮食宜忌四个方面。赵婉莹在《中国古代食疗发展研究》（硕士论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一文中认为，中医基础理论对食疗的指导作用、饮食文化对食疗发展的影响两方面对我们更好的了解食疗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作者在文中也将农业发展这一社会资源与食疗发展相联系，自然而然的将食疗发展置于社会大背景中。

（二）横向研究

胡艳红的《百种宋人笔记所见饮食文化史料辑考》（硕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在论及饮食思想时录有一些关于饮食禁忌和饮食养生的史料，这对于研究宋人的饮食保健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赵敏在《魏晋至唐宋道教饮食养生思想探析》（硕士论文・山东大学・2006）一文中明确指出了饮食养生与道教之间的一些内在的联系，并对宋代道教饮食养生类典籍进行了简要的概述。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道教饮食养生与中医食疗在源头和后世的发展过程中是很难明确两者之间界限的。刘健英《宋代名医陈直食疗方精选》（《中国食品》1995年第1期）一文精选了几种陈直的食疗方，主要从主治、配方、制法、效用及注意事项等方面介绍，这对我们现代研究老年病的治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龚仕明、徐嘉《论陈直的“食治”与“治食”养生思想》（《江苏中医》1999年第1期）一文主要根据宋代陈直的《养老奉亲书》指出陈直的食治养老观和辩证治食的方法，强调了食疗的重要意义。刘维锋、赵舒华《宋代士大夫阶层的饮食生活和饮食观念》（《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一文指出，宋代士大夫的饮食生活追求的是其中的愉悦趣味而非奢华。在谈及他们的饮食观念时，作者以黄庭坚、苏轼等人为例，说明宋代士大夫阶层对饮食养生与饮食禁忌已有所关注。

二、运动保健

（一）对八段锦的研究

李德勋、黄隆清《“八段锦”的探讨和整理》（《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王记生《从中医角度谈传统健身方法――八段锦》（《河南中医》2006年第1期）两篇文章对八段锦的歌诀和对身体的保健功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前者在文中对八段锦的每一句歌诀的具体做法和对身体的影响都有详细的分析，这对于现代人的保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后者侧重探讨八段锦作为一种健身方法对身体的不同部位的实际功效。韦锐斌、李拥军等人《八段锦改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躯体功能的价值》（《北方药学》2012年第6期）一文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62例患者分组，得出八段锦对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有显著治疗效果的结论。作者认为“对从八段锦每一式的歌诀上看，其都与预防疾病、调理脏腑相联系，经常练习八段锦有壮腰固肾疏筋柔体疏通经络畅通气血强体增智之功”。耿涛《健身气功・八段锦研究近况》（《甘肃中医》2008年第1期）一文中，主要对八段锦的功法源流、机理探讨、临床效果等方面的研究近况进行了综述。从传统中医和现代科学的角度论证了八段锦强身健体的功效。罗雪林《浅析八段锦的养生功效》（《体育世界学术版》2010年第2期）一文对八段锦的概念、机理机制、养生功效作了论述。在养生保健方面，作者侧重八段锦对中老年人身体的保健作用。八段锦在宋人笔记等史料中多有记载，若是仔细考究，应该不难发现八段锦在宋代对宋人的影响。

（二）对蹴鞠的研究

刘瑛、颜斌《蹴鞠的现代体育社会价值功能》（《管子学刊》2007年第4期）一文提到了蹴鞠的发展演变，对于在宋代的变化论述的更为详细。在探讨蹴鞠的社会价值时，作者认为蹴鞠具有健身养性的功能，遗憾的是作者并未进一步展开论述。任冀军《宋代蹴鞠的盛行和发展》（《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介绍了蹴鞠在宋代民间的普及和花样，并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球会。作者在文中指出“宋代蹴鞠以丰富多采的内容，独具特色的理论思想，成为中国古代体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了时代历史的需要，也对民族体育和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施惠康在《宋代的球鞠之戏》（《西安体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一文中按照击球方式将宋代的球类运动分为用杖击球、以足踢球、用手拍球三类，并对其场地、比赛规则也有所论述。张顺、陈荣昌在《我国宋代的足球运动》（《考试（中考版）2008年第Z1期》）一文中主要侧重对宫廷中的足球作为比赛、表演项目的不同规则的论述，对民间的足球运动的发展也有所提及。

三、理学与养生保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