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教育论文篇(1)

 

对数学文化的思考与实践

 

六合励志双语学校  俞晓强  13405881122

 

[内容摘要]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体操给人的感觉是轻巧的，灵动的，柔美的，数学也应该是灵动的、活跃的。但在实际的教学中，数学对于很多学生却是沉重的，思维没有应有的跳跃。

在对教师的教学方法的思考之外，笔者认为还应考虑到教学的内容在促进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思维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教学中，笔者把数学课外活动当作实践教学“让学生感兴趣的数学”的“试验田”。通过数学史话、数学家故事、拓展训练 、科学性小研究等多种活动，达到了“感受数学趣味、体现思维灵性、发展创造才能、激发学习兴趣”的效果。

在正文中，我从理性思考、具体实践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  数学   文化    思维

[正  文]

一、思考：什么样的数学才是最吸引学生的？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数学的学习从根本说就是对人思维的培养。数学思维品质具有广阔性、深刻性、灵活性、创造性、批判性等几个特性。数学应该是充满灵性和智慧的一门学科。

数学教师经常为学生不爱学习数学而苦恼，我们经常抱怨学生“不动脑筋”。而越是到初中阶段，我们越是发现学生对数学是苦恼的，畏难的，思维是停滞的，他们经常把解题结果正确性寄希望于老师的讲解。

纵观我们的数学教学：单调的讲解，人为制作的所谓“思维难度”，为了形成技能而进行大运动量的练习。数学缺少了思维的快乐，缺少了文化的内涵，缺少了所该有了的灵性。

因此，我们呼唤数学文化的回归，呼唤数学灵性的体现，创设最能吸引学生的数学内容。

什么是数学文化？它是人们很自然地用数学的思维方式、数学问题解决的方法去看待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并丰富我们的生活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的习惯思维结果。

知识可作为学习的最重要的内容，但如果不增加数学文化的元素，就不会培养出真正有数学素养的人。现在的课堂中把解题训练作为数学学习的全部内容，使数学文化在课堂学习中无法体现，而学生在枯燥的训练中，随着年级的升高，对数学越来越惧怕，数学何以能促进改革其思维的发展。

从对数学知识的掌握，到对数学文化的理解是对数学知识一种全新的提升，数学文化的范畴比数学知识当然是大的多，同时它真的成为本身数学素养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机械的解题能力。缺乏文化氛围的简单的知识教授，只会使学生限于无穷无尽的记忆和解题中，最终是兴趣的消失，思维的停止。如同数学中的奥数原来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的，最后却是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接触奥数后逐步散失了对数学的兴趣，数学成了学生最不喜欢的一门课。

在对现行的数学教学的反思中，对数学文化的回归的呼唤表明：如果数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数学教学对促进人的发展、构建人的精神、形成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价值和意义在学生数学中得不到体现，数学教学何以能培养有“文化”的，有创造性思维的人。

在教学中，我一直在不停的实践，寻找最能打动学生的数学知识。在教学中，最让学生感兴趣的不是我教授教材的内容，而是我的丰富多彩的数学课外活动。

上完上一节，学生就关注我的下一节的内容，他们努力做好作业，以使我不占用课外活动来讲解题目。

在对学生进行数学文化的渗透中，课本是其主要的内容，但课本中对数学文化不是主要内容，数学文化是教师在渗透中进行的。

在这里我重点谈一下在数学活动课中数学文化的渗透，在这里，学生将充分感受到数学的乐趣。数学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力量，对学生的数学意识、数学兴趣的培养有重要的作用。

二、实践：在课外数学活动中渗透数学文化：

1、体验——形成积极思维的动力：

中国在数学研究上自古以来一直有突出的成就。这方面的知识所表示出的中国人的智慧，对学生来说既是一种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也是激发学生在数学知识产权的学习上有积极思维的动力。

由数学故事所引发的思考会使学生在体验一些数学家的故事中感受数学的真实性，同时促使学生在数学思考中感受数学家的研究快乐从而内化为自己的情感体验。

如学生学习算术平方根的时候，查到平方根“ ”，1220年意大利数学家菲波那契使用R作为平方根号．十七世纪法国数学家笛卡尔在他的《几何学》一书中第一次用“ ”表示根号。“ ”是由拉丁文root（方根）的第一个字母“r”变来，上面的短线是括线，相当于括号 。学习数学，是从学习数学符号开始的。每一个数学符号，它的产生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让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对它们寻踪探源，可以让学生在了解数学发展史的同时，体会到数学符号并非枯燥乏味，而是充满着智慧灵光、闪烁着生命活力。 数学符号故事也将会引发学生对数学的强烈好奇心，增强学习数学的兴趣。

再如：八卦一般是与封建迷信相联系的，而这里也有着丰富的数学知识，尤其是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公元1646－1716年）曾经为设计乘法计算机而绞尽脑汁时，他收到了一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寄给他的八卦图。使他从中受到启示：如把“－－”看成“0”，把“-”看成“1”，形成了下面的联系：

 

 

学生听后非常兴奋，现代的电子计算机的发明路上，也曾经有过中国古人的智慧。

 

2、探索——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

在数学教学中，对知识技能的培养大于对学生思维的培养，在现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引下，更重视对学生的思维多样性的重视。但这种思维多样性的培养，经常受到课程内容的限制。同时在应试的思想下，多种思路的解法经常只是在新授时的展示，在练习中又逐渐被老师所希望的那种方法固定下来。

从课本中走出来，提供更丰富的探索内容，消去了担心学生的多样性的解法会对考试成绩产生影响的顾虑，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更自由和灵动了。在数学活动课上，根据学生掌握数学的程度，适当地安排介绍古今中外数学史上的一些名题。如向学生介绍中外数学家解决“幻方”的不同策略:杨辉法、罗伯法；介绍欧拉哥尼斯堡的“七桥问题”、牛顿的“牛吃草问题”等等。这些历史数学名题，因其精妙的解题思想与策略，向学生展现了数学的无穷魅力，将会深深地吸引着他们，启迪着他们的心智，激荡着他们的心灵。

    例如：在教学勾股定理这一节内容时，向学生展示了勾股定理名证欣赏片段

如图1，ABC 为一直角三角形，其中∠CAB为直角，在边 AB、BC 和 AC 上向外分別作正方形ABFG、BCED 和 ACKH，过点 A 作直线AL垂直于DE交DE于点L，交BC于点M，连接CF、AD。

图1  欧几里得证明

             

这个证明巧妙地运用了全等三角形和三角形面积与长方形面积的关系来进行。不单如此，它更具体地解释了“两条直角边边长平方之和”的几何意义，这就是以ML将正方形分成BMLD与MCEL的两部分！这就是各种证明方法中最为著名的欧几里得证明法！

在这种证明方法中体现着一种很重要的思想方法（幻灯片演示：图2）：

 

 

 

图2  动态演示欧几里得证明方法

 

本案例以勾股定理的证明为介绍内容，分面积法、拼拆法、剖分法、直接法四种典型的思考方法进行介绍。通过介绍历史上一些有名的证明方法，如：欧几里得证明方法及其动态演示、赵爽的弦图证法、伽菲尔德证明方法等等，引导学生在欣赏历史上的勾股名证时体味数学家思维的精妙，数学证明的灵活、优美与精巧，感叹数学的美！

在传统的勾股定理教学中，教师往往对证明方法一笔带过，而将重点放在定理的结论介绍与应用训练上，探究文化内涵也只是利用其“谁比谁早多少年”来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设计这样一堂“勾股定理名证欣赏课”，将多元文化引入数学课堂，我们就会发现“谁比谁早多少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重要的是：数学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数学思想、数学创造都是根深叶茂的世界数学之树不可分割的一枝，从而消除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去认识古代文明的数学成就，同时，通过不同数学思想方法的对比，如介绍的各种方法中所涉及的进与退、分与合、动与静、变与不变、数与形、一与多等等的辨证思想，可提高学生数学创造性思维能力，并学会欣赏丰富多彩的数学文化。

在教学的过程中，可安排足够多的时间让学生在欣赏的基础上自己动手进行拼、补、凑的实践活动，亲自体验发现的过程，感受动手的乐趣。

再如：我在班上给学生上了“与众不同”一节找规律的课。首先给学生呈现了以下的图形让学生探求规律。

 

 

 

 

   

 

学生的观察角度一开始就多样起来，与我的预设答案完全不同的想法，我都给以了充分的肯定。结束前，我尝试着要求学生自己能想这样创造一些与众不同不同的图像吗？并且能说出合理的理由。作业交上来后，合理而有趣的构思非常出色。下面就是就个出色的作品。

 

 

 

 

图一

 

 

 

图二

 

 

 

图一的同学对汽车感兴趣，他设计的图案全是用汽车的标志作素材，他说这里面也有与众不同不同的数学内容。比如说；其它图案的图形内部的线段交点都多于一个，只有最后一个图形的内部线段的交点只有一个。

图二的同学巧妙的利用数学中的运算符号编题，只有图六的图形不是运算符号，其它图案的图形都是＋、－、×、÷、=、[  ]组成的。设计巧妙，图性直接和数学联系起来。

    在具体的情景和物体中能用数学的眼光观察分析它们，这是学生数学素养培养的重要方面，在这里数学不在是“与我无关”的枯燥的内容，而是有了文化的气息，数学文化与学科教学联系了起来。

3、创造——拓展学生思维的创造性。

    在今天的教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的思维是一种达成共识的教学趋势。决定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今后发展力量的是有大量的创造性的人才，大量的模仿式的解题训练使学生的创造思维被扼杀，灵活多变的解题变成了只是机械的对解题方法的套用。在日本非常流行一些几乎没有实用价值的异想天开的节目，如《超级变变变》》《鸟人比赛》等，有研究表明正是这些民间的创造性很强的节目使日本在创造发明方面有很了不起的成果。

    我把趣味数学引入到课堂中，“异想天开”就是我的尝试。给学生一组图片，如：

 

                                                         ……

 

 

让他们自由的展开想象的翅膀，把简单的线条组成的图案具体转化为生活的物象。思维完成了由抽象到具体的自由转换。在这里数学的意义被放出大了。简单的枯燥的学科数学变成了有包容性的“大数学”

第一个图形，有人说它是瓦片；有人说它是书的背脊；有人说它是一个圆柱的一半……，第二个图形，有人说它是一面扇子；有人说它是一面将要打开的门；有人说它是墙的一角……。“积极思考，踊跃发言”不再是老师一再强调的内容，真正变成了学生的自我表现需要，最不喜欢说话的孩子也有了发言的冲动。

我要求他们把自己的想象在纸上画出来，一个个生动的名字又出现了：我的思维仓库、我的思维百宝箱、世界上最古怪的想象……

学生在课堂上享受着想象，他们想象着并快乐着。合理想象、合理推理、抽象能力都得到了体现。

这样的数学课堂使学生产生了什么变化呢？超过了我的预期想象。在数学活动课开始之前，他们反复询问：今天上什么？临时改动数学活动课内容，需要先和学生商量，否则学生会极力反对。在这里老师和学生都享受到数学的“教”与“学”的快乐。

在整个实践中，我主要是侧重于数学史话，数学故事，智力数学等与课本知识完全不同的知识进行教学，虽然是数学文化中的一种较浅的层面。但它对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形成积极思维的动力，拓展探索的能力方面仍然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当数学文化的魅力真正渗入教材、到达课堂、溶入课堂教学时，数学就会更加平易近人，数学教学就会通过文化层面让学生进一步理解数学、喜欢数学、热爱数学，而要实现数学文化走进课堂的目标这需要我们教师坚持不屑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1997年4月

［2］邓东皋,孙小礼,张祖贵.数学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张楚庭  数学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沈康身  历史数学名题赏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5］涂荣豹 《数学教学认识论》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2007.9.13

 

[作者简介]：

江苏教育论文篇(2)

《江苏教育》有“大家意识”，关注真正的“大家”，全力将“大家”介绍给大家，影响深远。《江苏教育》更有“平民情结”，以极大的热情扶持一线的普通教师，乡村教师尤其受到眷顾。《江苏教育》在推动苏派教学发展、教师专业成长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也是《江苏教育》的忠实读者。在阅读中我发现，教育大家的研究偏于个体经验的居多。一线教师的文章又以案例设计为主体。实践性的价值取向，自有它的好处——微观研究可能比较实用，很多教师可以直接拿来。但微观研究也有它的不足，正因为其小，就始终沉在地面上，视野相对狭窄。读之，用之，一般的教师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或者说，无法举一反三，无法破译案例背后的教学规律与教育智慧。纯粹的微观研究是永远也不可能走得太远的，是无法让自己成为成熟的语文教师的。为了更好地发挥《江苏教育》在引领教师专业成长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需要从全域研究的角度来重新加以考量。审视之后，我们就会感到《江苏教育》可以增强对“中观问题”的关注，加大“中观研究”的分量。

二、健全的基础教育需要“中观研究”

纯粹的大理论研究固然不适合小学教师，而案例设计也不是最佳的研究视角。我以为《江苏教育》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最近几年，在江苏省“教海探航”征文评比中，《江苏教育》的张俊平主编就特别强调论文的理论含量，实际上就是在提倡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江苏教育》要成为金牌杂志，需要进一步转换思维，聚焦教育的中间地带。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基础教育的中观研究。这样的研究、这样的文章是我们最缺少的，也是最有价值的。

中观研究，是对实施战略和策略服务的研究，介于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之间，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的一种研究。而基础教育的中观研究，是一种整体的研究。它力求将基础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联结起来，用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潜心发现基础教育的本质规律，实践一种真实的小学教育。中观研究首先具有中介性，为广大教师找到了联通理论与实践的最佳中介，对一线教师的发展意义最大。其次中观研究具有两重性。中观研究是在宏观研究的基础上，吸取微观研究的素材，沟通二者之间的联系，使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不离开实践的轨道正常运行，并得出正常的、正确的结果。这样既摆脱了基础教育工作中的经验性、局部狭隘性的束缚，又能找到解决小学教育问题的深度和尺度。

三、如何引领“中观研究”

江苏教育论文篇(3)

[关键词]近现代；江南；家族史；发展历程；反思

目前，江南家族史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尤其是明清阶段的研究水平更是日益成熟。但关于清末民初的江南家族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了避免研究者旧话重说，做重复劳动，进行学术史的回顾是十分必要的。有关江南家族的学术史研究，徐茂明先生（以下敬语均略）的《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1）一文用相当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明清江南家族史的研究概况，并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理论方法及研究视角。但鉴于江南家族史研究日日争新的现状，本文就近十年晚清以来的江南家族史研究加以综述，并提出些浅陋的看法。

一、专题性的近代江南家族史研究

家族与文化：江南文化世家既诞生于江南肥沃的文化土壤之中，又反过来促进了江南地区的文化繁荣，故从文化方面来研究江南家族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徐茂明《清代徽苏两地的家族迁徙与文化互动――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2）从区域比较的视角来分析徽州与苏州间的文化互动，作者指出徽州商人在苏州取得成功后通过在徽州建宗祠、编宗谱、立义庄、修祖墓等活动将宗族意识重新输回故里。作者认为在两地的互动中，徽商的资本像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强化了徽州的固有形态保证了徽州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却扩大了徽苏两地间的差距。萧晓阳、罗时进《常州庄氏之学与近代疑古思潮之发生》（3）认为常州庄氏治学思想被刘逢路与宋翔凤继承，进而影响到后来的魏源及王运，使经学的疑古思潮大兴。邱巍《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4）通过对近代浙江吴兴钱氏的三代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近代文化家族的传承、断裂和消逝，反映了一种社会自主机制的瓦解，其背后是社会组织结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代际意识等诸方面的巨大变化。马学强《江南席家与扫叶山房》（5）利用了碑刻、家谱、档案、方志及文集等多种资料，从江南席氏家族的变迁与文化传承这一角度，对扫叶山房的兴起与发展做了另一番的解读；并认为席家与扫叶山房的结缘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深含着文化内涵。该文依循着民间出版机构的演变来探讨家族文化与人文传承，不仅视角新颖，而且分析的条理清晰、鞭辟入里。梅新林、陈玉兰《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趋势》（6）认为江南文化世家的研究虽然起步迟、起点低，然而借助中国文化中心历史上的三次南迁的波澜，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并后来居上；而今后的研究则需要在个案、区域、断代、专题、综合及理论研究等六个方面来取得突破。

对江南文化世族的研究还有沈潜的《常熟翁氏家族源流及文化传承》（7）及茆萌的《略论镇江鲍氏文化世家及主要诗人诗作》（8）等。此外，因江南文化世族在文化史、社会史及文学史等方面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还成为了众多博士与硕士的论文选题。（9）

社会、国家与家族：晚清民初是社会的大转折时期，因此，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研究江南家族，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徐茂明针对家族的转型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著（10），《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以心态史为研究视角，探讨了潘氏家族科举与经商迭相为用的二元价值观与讲究实用的家学传统的形成过程；作者指出潘氏族人行善与积福密切相连的因果报应观，反映了清上层士绅的行为方式和源自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从状元之家到院士之家――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认为近代社会的巨变使苏州世家大族的组织结构日渐式微，直至最后土崩瓦解；但是，世家大族内在的精神文脉却是薪尽火传，代代相承。张建华、徐茂明的《清末民初江南士绅家族的“中西观”――以苏州东山莫厘王氏为中心》认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的过程中，莫王氏的“中体西用观”随着时势的发展而渐变，但作为传统的文化世家，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其“中西观”很难突破时代的步伐而领先于潮流。《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对晚清时段也多有涉及，该书利用区域比较法、心态分析法与统计分析等方法，全面介绍了苏州文化世族与地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苏州文化世族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取得的文化成就，更重要的是其内含维持家族长盛不衰的精神；从长时段的视野考察社会变迁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在理论方法与研究视角等方面该书也多有创新。

徐茂明还有一系列以国家、地方与家族的关系为视角的论文（11），其中《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士绅家族――以晚清江南减赋为中心》以晚清苏州潘氏在江南减赋中的作用为例，探讨了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家族、家族与家族间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士绅家族积聚并使用社会资本的过程；并指出这是晚清国家与地方关系转换的过程，是江南士绅力量复苏的标志，更是清代皇权与绅权关系的转折点。唐力行《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12）比较了苏州与徽州两地的宗族社会与生活的多个方面，包括家庭与宗族结构、家族迁徙、妇女与经济生活、基层社会控制方式、社会保障、民间信仰及风尚习俗等，这种经过全面比较，详细考证与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唐秀珠《宗族在地方社会团练中的作用――以武进恽氏宗族为个例》（13）指出团练是一种来源于保甲的基层社会控制组织，它反映出国家与地方互生互动的复杂关系；而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桥梁正是宗族，宗族在地方社会团练中主要发挥了组织联络、筹措经费、制定章程等三大作用。曾京京《近代灾赈及社会改良事业中的家族血缘群体――以唐氏无锡东门支为例》（14）揭示了无锡唐氏东门支从事近代赈灾及社会改良事业的历史脉络，并指出这种赈灾的家族效应，是家族文化传统长期培植的结果。承载、姚浦的《近代江南小地主的日常生活（一）――武进郑陆桥姚家头姚氏家史》（15）则是通过口述资料叙述了常州武进姚氏的社会生活，并对“小地主”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这种关注平凡家族的视角更贴近大众文化的研究。

叶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与城市：以清代常州为中心》（16）从迁居、城镇化的角度指出，由于迁居模式的不同，各宗族各分支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差别。该文为探寻家族的迁徙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上海苏南宗族的现代转型》（17）指出在陌生的城市中，移民生存仍然需要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血缘、地缘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族认同、家乡认同仍是他们之间的重要纽带。但同时作者也指出只要营造合适的环境，推进社会进步，提高人民整体素质，在一定条件下宗族是有可能通过改造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

关于家族与社会变迁、家族与地方关系的研究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18）

家族与经济：家族的繁衍与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同时商人家族又是经济发展与繁荣的推动者。尤其是晚清以来，政治的剧变带来了新的经济格局，国外势力怎样利用中国传统的商业网络来拓展生意，国内传统的商人家族又如何在社会激荡的晚清民初变革求新，赢得新的生存空间，这些都是家族史与经济史家们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家族与经济的关系亦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洞庭席氏作为一个绵延几个世纪的经商大族，历经了多次重大的社会经济变迁，对研究晚清以来家族与经济间的关系有独特的价值。马学强对江南席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家族人物传》不仅利用了十几种不同版本的席家谱系图牒等文本资料，作者还对海内外近百位席氏后人做了采访；使得书中席家69位主要人物的生平事迹更加真实可信，同时也使该书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分析了席氏的人际网络和社会关系，并指出他们利用婚姻相互渗透，构成更加广泛的买办集团；此外，该书还很好的处理好了席家普通大众与核心人物间的关系。《在上海的生活――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后人的回忆》（20）以采访散居在苏州、上海、杭州及海外席氏后人的口述资料为基础，阐述了席氏族人在上海的各种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易惠莉探讨了上海沙船主王氏家族十九世纪五代人的变化，并指出在传统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牟利成为从事商业经营的唯一目的，而一旦经商成功，商人就将资金转移到商业以外的领域；种种的因素致使中国传统商业经营家族延续的短暂性。（21）刘锦的博士论文以商人家族史为切入点，从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对近代上海船商进行的深入的研究。（22）曾京京指出在近代新旧并存的背景下，近代家族一方面坚守传统的家族观念，另一方面则依托时代潮流打造家族事业的内部环境。（23）

义庄族田（又称义田）是维持宗族运行的经济基础，最早的义庄在苏州发源，江南又被认为是义田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而关于族田的研究一直是持续的热点之一。王志龙指出近代苏南祠田分布由西部向中部递减，再向东部稍增；并倡导将祠田与义田的比较研究作为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24）王瑞芳利用大量的档案史料，指出建国初期苏南族田普遍存在，而以强大政治威慑力为后盾的，不仅没收了族田，也摧毁了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25）张少筠对近代苏南族田的保护政策进行了专门的研究。（26）李学如、陈勇指出近代义庄由个体收租逐步走向联合租栈形式，反映了社会动荡的加剧和主佃矛盾的激化趋势。（27）汤可可指出清末义庄的功能、组织和运作机制发生的局部变异，体现了宗族内部传统宗法性的弱化，以及新的士绅力量的上升；抗战前后义庄和族益会呈现出公益性、民主性逐渐增强的趋势；但打断了义庄的转型，并且在根本上铲除了义庄存在的基础。（28）

家族与教育：教育是家族发展与兴盛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从教育史来切入来研究家族史，是近些年研究者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蒋明宏以无锡的家族为中心，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教育的论文（29）。《晚清苏南家族书院的分化与多元类型――近代苏南家族书院研究之一》指出在晚清的社会、教育的转型时期，传统的家族书院在单一“应举――经学型”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分化出国学专修、综合改良、家族教化等不同类型的近代书院。《近代化视野中的苏南家族教育――以无锡为中心》探讨了以工商家族为主导的苏南家族教育的近代历程及其特点；并指出无锡家族教育转型的成功关键在于转型的时间早、开放程度高及以实学实用为目标。《清代苏南家族的历史教学法刍议》对晚清家族历史教育中的教学方法做了探讨，并分析了教学方法变革的原因及内涵。蒋明宏、曾佳佳《清代苏南家训及其特色初探》指出在近代苏南家训更强调“各业有分而皆本”的理念，家训的规制功能逐渐让位于化育功能，并把爱国意识和近代文明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张雁、蒋明宏《晚清苏南家族蒙学课程的变迁及其特点》认为蒙学课程变迁的特点是人文化与实用性并重，多元化与社会性加强，开放性与灵活性能相长。

徐茂明《西学东渐与近代苏州文化世族的教育转向》（30）认为废科举后，苏州文化世族的教育转向除受西学传入的影响外，还受苏州社会与文化世族实学传统的影响；同时作者也指这种转向，使得文化世族内部的宗族观念开始淡化，随着职业的分化宗族组织也遭到了破坏，这些都是文化世族教育转向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陈燕华、田良臣《近代江南家族习业教育初探――以无锡为例》（31）认为近代江南地区工业的发达与该地区家族习业教育是分不开的。陈勇、李学如《近代苏南义庄的家族教育》（32）采用了众多家谱、档案及碑刻等史料，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详细分析了苏南多个义庄对家族教育资助的情况；该文指出近代义庄对习业的重视，凸显出其务实进取的教育观，反映了义庄注重对子弟的因材施教，也表明了工商皆本的职业观念得到普遍认可；该文不仅论证详实，而且观点多有创新。李学如、曹化芝《近代苏南义庄家族的习业教育》（33）则亦是重申在社会变迁时期义庄对习业教育的重视。

孙虎《清代江南家族教育与地域文学发展关系探论――以嘉兴文学家族为中心的考察》（34）认为嘉兴文学家族内部的教育模式促成地域文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在家族情感关怀和精神力量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家族教育中的身份自觉意识和门辉耀族的追求。仲兆宏《晚清常州宗族与社会事业》（35）认为庄氏族谱中的家训族规对族人起到了不小的教化作用。贾学政《近代私塾教育与宗族社会》（36）认为，以往从宏观角度剖析清末民初中国教育体系改革在学堂――私塾的二元格局中徘徊的现象时，归咎于政府效率低下、教育经费投入缺口等原因，却没有把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士绅统治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宗族势力与之相联系，这也就忽视了清末民初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真空的填补者在乡村教化领域中的巨大影响力。马学强《江南家族办学的近代传承――从胡雨人到胡敦复》（37）仔细考察了胡家的办学史，并分析了从传统到现代，胡氏家族办学过程中诸多的“变”与“不变”。

家族婚姻和女性研究：婚姻网络是家族社会交往及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与途径，因此从婚姻方面切入家族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马学强认为洞庭席氏因职业差异，居住区域不同，或移或迁，或经商或为官等不同特点，决定了这个家族婚姻圈的复杂性；作者认为从席氏家族婚姻的背后，透视出来的不仅是姻缘本身的问题，还与该家族经营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有密切联系；通过对该家族成员婚配情况的分析，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窥探传统江南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在向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新特点。（38）罗时进则从家族婚姻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39）在文化兴盛的江南地区，家族中的女性也是一个较特殊的群体，蒋明宏利用十几种家族谱牒、档案及方志等文献，以教育史为视角来探讨清代苏南的女性，并指出她们在家族子弟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从这种“文教联姻”的现象中，窥见出苏南重文兴教的文化内涵、开放流动的社会内涵、开明进步的历史内涵、家族制度的特色内涵。（40）

二、家族通史中的江南地区

除了专门对江南家族史研究的论著外，还有许多从整体上或多区域研究家族的论著，这些论著中不乏有涉及江南家族的研究，其所提出的理论范式及研究方法对江南家族的研究亦有借鉴意义。

冯尔康是研究家族较早的学者之一，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41）。《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利用了众多的江南等地的家谱及档案文献，从家族演变史这个侧面窥探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的转型；作者指出前近代家族的物质形态是祠堂、祠产及族谱，其中族谱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家族存在的表现形式之一，更是家族历史、家族观念及家族文化的载体；并认为家族是具有自治因素的团体，只不过古代并未有自治的概念而已；而这种自治组织在近三百年中，正从古代的宗法性的祠堂族长制，向现代社会团体方向变革。

钱杭是当代中国宗族制度史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早在1994年他便出版了《中国宗族制度新探》（42），该书在宗族研究的方法上做出重大改变，并重新诠释了宗族制度的定义。近些年钱杭关于宗族领域的研究更是多有创新，完成了一系列论著（43）。《宗族建构过程中的血缘与世系》认为宗族是个“建构”的过程，其客观依据、基本逻辑、核心理念及价值标准，是建立并维系一条完整悠久的父系世系，而非所谓的“纯洁”的父系血缘。《“族”与“前宗族时代”――兼论“宗族”概念的二元结构》则指出“宗族”概念是个“宗”与“族”各有前提条件、各有发展过程、各有历史特征的二元结构；“族”是“宗”整合与统领的对象，在逻辑上，前者应先于后者而存在。《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从宗族的定义、结构、规模、制度、谱牒、祠堂及丧服制度等方面来展开，并在最后附上了宗族研究的入门书目及基础文献。该书所提出的众多问题，对刚进入宗族研究领域的初学者来讲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宗族的世系学研究》强调从世系学方面来研究宗族，并提出“前宗族”与“后宗族”的概念。该书观点新颖，是宗族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重要成果。

张杰《清代科举家族》（44）不仅利用了家谱、年谱、笔记及地方志等资料，还使用了少有人注意的“卷”；作者从经济基础、人文环境、日常生活及社会流动等方面对清代科举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科举家族”的概念。林济《长江流域的宗族与宗族生活》（45）将苏州宗族形式与长江流域农业社会的宗族形式作比较，认为农业社会的宗族聚族而居，理性文化发育程度较低，宗族往往形成对家庭的干涉；而苏州以市镇为中心，宗族关系不以地缘为基础，个体家庭独立性较强；但苏州宗族以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来吸引族人，以文化精神上的血统观达到聚族目标的方式有着更强的凝聚力。党明德、何成《中国家族教育》（46）叙述了家族教育的历史演变过程及近代家族教育的改革，还以顾颉刚为个案说明顾的成材与家乡的熏陶有直接的关系；该书跨度时间长，涉及地域广，论点新颖，但在论及顾颉刚与家族教育的关系时，所举的例子多是章太炎、钱玄同及胡适等人对顾颉刚的影响，用这种师承关系显然难以支撑作者提出的“学术大家成功的典范是家族教育成功的典型”的结论；文中少量有关顾颉刚家族的资料也是转引自他人的著作，却对顾颉刚本人的回忆等第一手资料有所忽视；这些瑕疵也可能是因事例较多、篇幅较大，才有所疏漏。

三、对目前晚清以来江南家族史研究的反思

纵观近十年江南家族的研究，晚清与民国的时段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究的课题多是专题性研究与典型个案相结合。但从这些家族史研究的专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学，这不仅与研究者的兴趣有关，更与现实社会的发展密切相联。

正如有学者所言：“20世纪对宗族问题的认识首先是与给传统社会定性和解决现实社会革命道路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47）在处于学习西方、寻求自强的20世纪初，宗族研究领域对宗族持否定态度的成果一直占有主流。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确立，使探讨社会形态、社会性质成为史学研究的风尚；此时，宗法制度与社会形态的关系成为家族史研究的重点。20世纪60年代开展对“族权”的批判，强调阶级斗争，使宗族研究受到严重的影响，乃致停顿。20世纪80年代初，宗族史研究进入新的时期，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仍是当时的时代背景，由此那时产生了许多与封建制度相关的著作。稍后，社会史在史学界兴起，从社会史角度来探讨宗族成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至今方兴未艾。一些研究以家族的个案为切入点，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至今不衰。新时期由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家族与经济间的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有关家族与商业、义庄的救济功能、族田的地位等研究成果显著。后来国家提倡文化建设，并伴着新文化史在史学领域的兴起，家族与文化的关系成为家族史研究的热潮。随着当代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加快，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因此，有关家族的转型问题，城市化、现代化问题是目前及以后研究的重点。

回顾近代江南家族史的研究历程，可清晰的看到研究的课题在不断的扩展，论题与内容也日益的深入，可以说近代江南家族史的研究在与时俱进。然而相对于江南家族在全国的地位及其所蕴含的文献，近代江南家族的研究仍很大的深化空间。第一，在近代江南家族史研究时，不能简单的将家族的变化与转型笼统的归结于是近代化的结果，而需要进行“范式转换”。夏明方在反思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时，指出像当年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泛萌芽化”现象一样，在江南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也出现了一股“泛近代化”现象；举凡政治、宗族、文化、教育乃至社会性别等方面均打上近代化的烙印。（48）在研究近代江南家族时我们也应该警惕这种“泛近代化”的使用，而应注重运用环境史、生态史的方法，以不断变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通过深入探讨环境变迁、市场变迁、人口压力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来分析家族在社会中的变迁。第二，在家族的研究当中不仅要注意个案研究，而且要把握好家族中核心人物与普通大众的关系；不能将家族史研究变成几个核心人物的传记集合，在叙述家族中某个核心人物时，也应该从家族的视角来探讨他的个人事迹与交际网络。随着家族史中个案研究的越来越多，这种以核心人物为部分，简单堆砌组成的整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家族研究，因为它不能反映家族作为整体的某些变迁及特性，所以在进行家族个案研究时，切记处理好家族这个整体与核心人物这些关键部分的关系。第三，针对近现代家族组织机构性质、构成形式、社会功能及演变的过程与方向等均需要加大研究力度。目前我国正处与社会改革时期，而家族组织也正扮演着与以往不同的角色，类似家族组织的同姓自治团体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些不同的组织之间有何差别，又有哪些人来参加这样的机构，它们存在的现实意义又有哪些。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家族的历史与现实，把握家族的现代转型均有重要的意义。第三，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历经战争不断、灾荒频发，沿海地区更是遭受到西方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近代人口流动、迁徙的规模和性质相比明清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然而近些年对这方面的研究却为数不多，叶舟从苏南家族大规模整体性的迁入上海为例，从城市化、现代化的视角来探讨家族变迁的方法，为我们研究近代江南家族提供了新的研究范例，这种方法值得以后研究者的重视与学习。第四，对于某些旧有的论题，我们也应加强注意，因为论题的内容和角度发生了变化，结论就有了新的认识。如苏南宗族的义庄在建国初期就有学者关注，然而近来陈勇等人却从习业的角度来分析义庄的教育功能，不能不说是旧题中翻出新意。

此外，信仰、娱乐、伦理等方面与家族的关系也是研究者应注意的问题。当然，江南家族史若要有根本的突破，理论方法的创新与材料的进一步挖掘是最为迫切的任务。相信因江南在历史变迁和现实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必定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而江南的家族研究也定会日新日美。

注释：

（1）徐茂明：《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载自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406。常建华教授虽然撰有《二十世纪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近十年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等文，但因其视野开阔对江南地区关注不足，故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对晚清以来的江南家族史研究进行梳理。

（2）徐茂明：《清代徽苏两地的家族迁徙与文化互动――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史林》2004年第2期。

（3）萧晓阳、罗时进：《常州庄氏之学与近代疑古思潮之发生》，《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4）邱巍：《吴兴钱氏：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马学强：《江南席家与扫叶山房》，《史林》2009年第6期。

（6）梅新林、陈玉兰：《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趋势》，《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7）沈潜：《常熟翁氏家族源流及文化传承》，《江南社会历史评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期。

（8）茆萌：《略论镇江鲍氏文化世家及主要诗人诗作》，《江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9）丁小明：《清代江南艺文家族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杨：《长洲文氏家族文学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赵伟：《常熟瞿氏家族藏书与江南地域社会》，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刘旭锦：《清中叶钱塘梁氏文化代际传承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朱平：《清代常州钱氏家族诗歌研究》，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10）徐茂明：《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从状元之家到院士之家――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载《传统文化研究》第12辑，群言出版社2004年；张建华、徐茂明：《清末民初江南士绅家族的“中西观”――以苏州东山莫厘王氏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徐茂明：《由看国家主流意识对家族记忆的型塑》，“近世江南文化：器物与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年9月；《区域与国家多维互动中的江南望族――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6年；《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士绅家族――以晚清江南减赋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2）唐力行：《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3）唐秀珠：《宗族在地方社会团练中的作用――以武进恽氏宗族为个例》，《科技资讯》2006年第9期。

（14）曹京京：《近代灾赈及社会改良事业中的家族血缘群体――以唐氏无锡东门支为例》，《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

（15）承载、姚浦：《近代江南小地主的日常生活（一）――武进郑陆桥姚家头姚氏家史》，《史林》2007年增刊。

（16）叶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与城市：以清代常州为中心》，《史林》2010年第3期。

（17）叶舟：《上海苏南宗族的现代转型》，《东方早报》2012年8月21日，第13版。

（18）李铠光：《郁氏宗族与清末民初的上海社会》，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陈加林：《吴趋汪氏与近代苏州社会》，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张建华：《从江南科举世家到近代科技名门》，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饶玲一：《清代上海郁氏家族的变化及与地方之关系》，《史林》2005年第2期；以上文章请参见徐茂明的《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19）早在上世纪末马学强便开始关注洞庭商人，并著有《钻天洞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其后有《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家族人物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20）马学强：《在上海的生活――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后人的回忆》，《史林》2004年增刊。

（21）易惠利：《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近代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22）刘锦：《上海船商：19世纪家族史》，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23）曾京京：《近代风云际会中的宗族组织――镇江陶氏家族研究》，《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

（24）王志龙：《近代苏南族田分布研究――以上海县、吴县和高淳县为核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

（25）王瑞芳：《没收族田与封建宗族制度的解体――以建国初年的苏南为中心的考察》，《江海学刊》2006年第5期。

（26）张少筠：《近代苏南宗族族田保护措施研究》，《中国农史》2009年第3期。

（27）李学如、陈勇：《近代的义庄及其租佃制度――苏南义庄为中心的考察》，《理论学刊》2013年第6期。

（28）汤可可：《近代无锡义庄的转型变迁》，《江南社会历史评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期。

（29）蒋明宏：《晚清苏南家族书院的分化与多元类型――近代苏南家族书院研究之一》，《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近代化视野中的苏南家族教育――以无锡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清代苏南家族的历史教学法刍议》，《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2期；蒋明宏、陈芳：《无锡荣氏家族教育传统及其近代转型》，《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蒋明宏、曾佳佳：《清代苏南家训及其特色初探》，《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4期；张雁、蒋明宏：《晚清苏南家族蒙学课程的变迁及特点》，《江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30）徐茂明：《西学东渐与近代苏州文化世族的教育转向》，载《互动与转型：江南文化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1）陈燕华、田良臣：《近代江南家族习业教育初探――以无锡为例》，《民办教育研究》2008年第3期。

（32）陈勇、李学如：《近代苏南义庄的家族教育》，《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33）李学如、曹化芝：《近代苏南义庄家族的习业教育》，《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5期。

（34）孙虎：《清代江南家族教育与地域文学发展关系谈论――以嘉兴文学家族为中心的考察》，《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35）仲兆宏：《晚清常州宗族与社会事业》，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36）贾学政：《近代私塾教育与宗族社会》，《理论月刊》2005年第3期。

（37）马学强：《江南家族办学的近代传承》，《江南社会历史评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期。

（38）马学强：《16至20世纪中叶民间文献中有关家族婚姻状况的研究――对江南洞庭席氏家族的考察》，《史林》2005年第5期。

（39）罗时进：《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姻娅网络与文学创造力生成》，2007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论文。

（40）蒋明宏：《清代苏南女性在家族教育中的作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41）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宗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42）钱杭：《中国宗族制度新探》，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版。

（43）钱杭：《宗族建构过程中的血缘与世系》，《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族”与“前宗族时代”――兼论“宗族”概念的二元结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宗族的传统建构与现代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宗族的世系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4）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45）林济：《长江流域的宗族与宗族生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6）党德明、何成主编：《中国家族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江苏教育论文篇(4)

关键词：江苏省；中小学；武术教学；对策

2014年，江苏省教育厅颁布了《江苏省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将武术课作为中小学体育必修课，由此确立了武术在江苏省中小学体育教学中的主要地位。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增强体质、磨练意志和发展智力的功能，能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坚韧不拔、勇敢顽强的民族精神。武术作为体育教学内容，对学生了解、掌握武术运动和作为终身体育锻炼手段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因此，在中小学阶段推广武术，有利于学校体育的发展，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兴趣，有利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江苏省86所中小学进行调查，主要包括：南京市、无锡市、徐州市、苏州市等13个地（市）。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武术在中小学开展的相关文件要求，对文献资料和相关政策进行分析和梳理，为本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1.2.2问卷调查法

在相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内容，设计出《江苏省中小学武术课开设现状调查表》，经过反复修改，广泛征求专家和教授的建议，最终确立3种类型的调查问卷，即学校分管体育的领导问卷、体育教师问卷和学生问卷。共发放问卷664份（领导100份，教师264份，学生300份），回收644份，回收率99.5%；剔除8份无效问卷，有效问卷636份，有效率为98.8%。

1.2.3数据统计法

将调查中所获得的数据通过spss11.5和excel2007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并对统计结果进行归类和排序。

1.2.4访谈法

根据研究需要，对江苏省教育部门的领导、专家和学校分管体育的校长等进行访谈，针对目前中小学武术课开设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开设武术课的目的和意义进行交流，并将收集的信息进行整理。

2 结果与分析

2.1江苏省中小学武术课开设现状

2.1.1江苏省中小学武术课外活动时间开设状况

表1显示，对江苏省86所中小学进行调查，有34所中小学在课外活动时间开设了武术课，占总数的40%；有52所中小学课外活动时间没有开设武术课，占总数的60%。这说明江苏省中小学课外活动时间开设武术项目的比例偏低，不利于提高学生练习武术的积极性，仅武术课上的学习是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欲望。目前，江苏省每个学校的课外体育活动是以传统的体育项目为主，武术运动在中小学的开展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表2显示，江苏省中小学武术课外活动形式主要是以学校组织活动为主，占总数的62.5%；班级间武术活动偏少，占总数的9.4%；但兴趣小组的占28.1%，这说明学校组织课外武术活动占主要地位，而班级间活动的比例偏低，这种形式不利于学生自主选择武术活动内容。另外，在武术课外活动时间上，30分钟以内的占40.6%；30～60分钟的占37.5%；60～90分钟的占21.9%，这说明中小学武术课外活动时间偏少，不能保证学生练习兴趣的持久性。

2.1.2 江苏省中小学武术教师对《实施方案》的理解程度分析

表3显示，尽管江苏省教育厅把武术列入中小学体育必修课，并把开展武术的目的和意义做了详细说明，但是中小学武术课开设情况并不乐观。通过对江苏省260名中小学体育教师进行问卷调查，有52名小学体育教师表示理解把武术作为中小学体育必修课，占总数的40.6%；在中学体育教师中有37.1%的教师表示理解；而不理解把武术作为中小学体育必修课的教师分别占21.9%、22.8%，通过与这些体育教师交流发现，在中小学推广武术项目，一是武术专业教师紧缺，二是没有专门活动场地等，不利于武术运动的开展。

2.1.3江苏省中小学武术课教学计划完成情况分析

表4显示，约25%的江苏省中小学体育教师能够较好地完成武术教学计划，约75%的体育教师一般能完成教学计划。由此，江苏省中小学武术课教学计划完成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与学校领导的重视程度和教师的教学意识等因素有关。

2.1.4江苏省中小学学生对武术课开设情况的调查分析

表5显示，通过对江苏省中小学学生参与武术课非常感兴趣占总数的12.2%，较感兴趣占总数的18.6%，另外有35.8%的学生对武术课不感兴趣，这说明中小学开展武术运动的氛围不浓，还须要加强开展。

表6显示，江苏省中小学武术课教学形式以单纯武术动作练习占总数的50.8%，教学效果较低；有37.3%的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上将武术动作与游戏相结合，教学效果较高；有11.9%的体育教师在武术课教学内容设置上采用游戏化的教学形式，这种教学形式很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气氛比较活跃。

2.1.5江苏省中小学武术教师专业情况调查分析

表7显示，在调查260名中小学武术教师中，有47名是武术专业毕业，仅占总数的18.1%，绝大多数教师都不是武术专业毕业。很多体育教师反映，自己不是武术专业出身，其所掌握的武术技术动作都是通过自学和短期培训获取，对武术理解不深。

2.1.6江苏省非武术专业教师对武术知识、技能学习和进修情况调查分析

表8显示，江苏省非武术专业教师的武术知识、技能学习和进修主要是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短期培训为主，占总数的95.3%；通过其他途径学习武术知识和技能的教师相对较少，这说明非武术专业教师的知识、技能学习和进修途径相对单一，影响中小学武术教学质量和课外武术运动的开展。

2.1.7江苏省中小学运动会开幕式进行武术表演情况调查分析

表9显示，在调查江苏省86所中小学运动会开幕式中，只有12所学校加入了武术团体表演，占总数的14.5%；有2所学校加入了武术个人表演，占总数的2.4%；另外，有69所中小学没有加入任何武术项目，占总数的83.1%。由此可，武术在江苏省中小学体育活动中的地位不高，这与执行上级文件的力度和学校领导的重视程度有关，说明武术运动在中小学的推广过于形式化。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第一，武术课外活动是武术课上教学的有效补充，目前，江苏省中小学武术课外活动时间较少，不利于激发学生参与武术运动的积极性，仅武术课上的学习是无法满足学生学习的欲望。

第二，武术作为中小学体育必修课，有待于提高体育教师的理解程度。目前，江苏省中小学有一部分教师不理解为何将武术列入体育必修课，对学校开展武术活动存在疑惑。

第三，在江苏省中小学武术教学中，武术课教学计划完成情况还有待于提高。能够较好完成教学计划的体育教师数量较少，还有部分教师不能完成教学计划。

第四，江苏省中小学武术课还是以传统体育教学形式为主，这种形式单调、枯燥，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第五，江苏省中小学非武术专业教师较多，对武术知识、技能学习和进修途径单一，影响中小学武术教学质量和课外武术运动的开展。

第六，江苏省中小学组织的各类文体活动，特别是大型学校运动会上很少有武术项目，这表明武术在中小学体育活动中的地位不高，这与执行上级文件的力度和学校的重视程度有关。

3.2建议

第一，转变学校传统组织体育活动的观念，鼓励班级之间的武术交流，建立武术兴趣小组。以发展武术运动为主导，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武术活动。

第二，提高体育教师对武术作为体育必修课的理解程度，武术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它还是我国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一是具有强身健体功能，二是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三是培养健全的人格，具有修养身心的作用。

第三，教育主管部门要建立与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设立奖惩机制，江苏省中小学武术课和课外武术活动的开展等要与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最终评比成绩相挂钩。

第四，武术课以单纯的武术动作练习相对枯燥，很难调动学生练习的积极性，因此，在教法的选择和教学手段的设置上要根据不同学龄段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第五，武术专业教师紧缺，教育主管部门应建立规范化、常态化的武术教师培训机制，加强与高等院校武术专业合作，接收优秀武术专业毕业生到中小学校任教。

第六，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根据实际情况为教师提供培训和进修机会，加强非武术专业教师的武术理论知识学习，提高武术技能。

第七，学校举办各种文体活动时要加入武术表演项目，有利于提高武术在中小学体育活动中的地位，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武术的兴趣，有利于武术运动的传播。

参考文献：

[1]江苏教育.江苏省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EB/OL].

[2]王岗，邱丕相，包磊.重构学校武术教育体系必须强化“拳种意识”[J].体育学刊，2010，（4）.

江苏教育论文篇(5)

8月21日上午8时，第十四届全国心理技术应用高峰论坛开幕式在江苏理工学院图文信息中心南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组委会主席、江苏理工学院崔景贵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开幕式上，江苏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夏东民教授代表学校致欢迎词，对第十四届全国心理技术应用高峰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在介绍学校的办学历史和办学成就后，夏东民说，心理学是国家21世纪优先发展的重要学科之一，在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科学发展、建构幸福生活等方面都将大有作为。本次论坛的召开是江苏省心理学界的大事、盛事，更是江苏理工学院学科建设与学术交流的喜事、要事，必将进一步推动江苏理工学院及常州的心理学研究向更广的应用领域、更高的服务层次发展。全国心理技术应用研究论坛主席杨鑫辉教授作了《运用心理技术架构心理学服务社会的桥梁》的开幕致词，江苏省心理学会理事长傅宏教授对江苏理工学院积极筹备和承办第十四届全国心理技术应用高峰论坛表示诚挚感谢，并对论坛建设与创新发展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希望全体心理学工作者以本次论坛为契机，把握时展脉搏，加强心理学应用研究，探索心理学发展与服务社会大计，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本次论坛特邀请多位专家作学术报告。全国心理技术应用研究论坛副主席、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顾海根教授作了《大学生自我同情及其与人格、应对方式和助人行为的关系研究》的报告。全国心理技术应用研究论坛副主席，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掌然教授作了《广义问题解决与广义问题管理――科学思维新视野》的报告。江苏省心理学会理事长、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傅宏教授作了《心理健康教育应该做什么――（2012）目标与任务解读》的报告。全国心理技术应用研究论坛理事，三生教育基金会会长张名源作了《三生家庭教育个性化支持方案（FEAP）在家校合作中的成功应用》专题报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华夏全人心理学研究院院长许金声作了《通心的理论、方法的广泛应用》专题报告。第一二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张理义教授作了《心理健康测评仪的研制与应用》专题报告。江苏理工学院副校长、心理教育研究所所长崔景贵教授作了《社会转型・和谐幸福・心理管理》的主旨发言。《心理技术与应用》杂志社常务副主编何妍在大会上作了《开来而继往 明道不计功》的专题介绍。盐城师范学院副校长戴斌荣教授、上海商学院管理学院院长王胜桥教授、苏州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所长童辉杰教授分别主持学术论坛报告会。25场精彩纷呈的专家报告、专题报告和大会学术交流发言受到全体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论坛举办期间，部分与会者还参加了20日、21日晚上开展的两个专题心理工作坊活动。

8月21日晚，论坛还举行了全国心理技术应用研究理事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杨鑫辉、顾海根、傅宏、崔景贵、张掌然、童辉杰、张名源、申林等。会上，杨鑫辉教授通报了第十四届全国心理技术应用高峰论坛的筹备及组织情况。经会上讨论，成员一致同意增补3位论坛理事，分别是江苏理工学院副校长崔景贵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傅宏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吕航博士。会议讨论决定，继续挽留杨鑫辉教授担任论坛主席，建议加强论坛领导后备人选培养，恳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委派专业人员协助杨教授开展论坛日常工作。会议还决定继续征集本次论坛和近三年优秀论文，集结成书并公开出版《心理技术应用研究（第七辑）》，由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及心理教育研究所负责收集、整理和编辑，三生教育基金会提供赞助，并由开明出版社友情出版。

江苏教育论文篇(6)

[关键词] 苏派教育；创造教育；生活教育；创造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实利教育；高职创新创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4）01?0036?03

苏派教育，和“京派”“海派”“浙派”一样，是一种具有江苏地方特色的区域教育文化流派，苏派教育起源于近代魏源、陶行知、黄炎培等教育家，当代苏派教育，也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思想，它倡导素质教育，重视教育与实践的结合，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苏派教育创造理念对于我们高职高专教育有鲜明的指导意义。

一、苏派教育思想之源起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表现了外国资本在通商口岸、关税税率等贸易方面的要求，上海作为华东第一个通商口岸对外开放，南京、镇江等沿江城市相继开放，中国被卷入西方资本市场，东南沿海的手工经济实体，在工业化大生产的冲击之下纷纷倒闭，中国的自然经济体系崩溃。外国工业文明的传入也使一批有变革意识的商人和知识分子纷纷觉醒，他们仿照西方生产模式创办工厂，创立学校，派遣留学生。在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中，走在前列的仍然是旧有的中国经济重心――东南的江浙地区。

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为思想家魏源，他在扬州完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运动兴起之时，苏州教育家冯桂芬《校庐抗议・采西学议》等著作中提出了“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541）的变革思想，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认为：“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提倡机器化大生产。他同时认为：“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1]（541）所以必须培养近代工业人才，提出了改革科举，设立学堂等教育主张，随着江苏巡抚李鸿章设立上海广方言馆，武进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江苏的新式学堂纷纷建立，如金陵同文电学馆、江南水师学堂和爱国女校。这一批江苏洋务学堂的指导思想就是“中西结合、经世致用”。 此外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诸如徐家汇公学、南京汇文书院、镇江女塾等都采用了近代西方完整的学校制度，这也推动了江苏教育向近代化转型。

20世纪初，江苏近代民族工业获得了短暂发展的春天，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快速发展起来，近代教育体系也在江苏逐渐成型，至1909年，江苏的初等学堂和中学堂已达190余所，师范和实业学堂近20所[2]。民国成立之后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废止读经科目，开设修身、职业类实用课程。1922年，北洋政府公布实行壬戌学制，强调了“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和生活教育”[3]等指导原则。近代苏派教育家蔡元培、晏阳初、陶行知、陈鹤琴、黄炎培等引入欧美先进的教育思想，发起和组织一系列教育学术团体，例如江苏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江苏的教育实验盛行一时。除了众所周知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等实验外，东南大学附中和南京高师附小的“道尔顿制”实验，

江苏一师附小的儿童自治和设计教学法，扬州中学设立工、农、商及师范班的学科建制实验，江苏成为学习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心。江苏由此而成为 20 年代全国引进和学习西方教育理论的先导阵地。至此，“江苏教育近代化的模式逐渐形成，这就是教育变革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理论和制度的输入为基础，以中、 高等教育发展为重心的教育模式。”[4]

二、苏派教育之创造思想

从苏派教育的源起可以看出，苏派教育讲求学习的实用性，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黄炎培曾说，“四十年新教育，最大吃亏，就是和社会生活脱离”，所以“职业教育须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须努力与民众合作，要手脑并用，学做合一，“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关了门干的，也绝对不许在书本里讨生活的”。[5]

20世纪初，为了把人们从经义纲常中解放出来，苏派教育家提出了诸多教育学说，如黄炎培倡导的“职业教育”，陶行知所提倡的“生活教育”“创造教育”，此外还有“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实利教育”等，这些教育思想跟死读四书五经旧的教育是大相径庭的，也是反传统的，成为人们摆脱传统伦理教育的动力。这些教育学说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解放人的思想，强调要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其中陶行知最早明确提出了创造教育理论。1933年3月他在《教育建设》上发表了《创造的教育》一文，1943年11月25日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创造宣言》，提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6]陶行知还在育才学校设立“育才创造奖金”并提出五项创造：“创造健康之堡垒；创造艺术之环境；创造生产之园地；创造学问之气候；创造真善美之人格。”[7]

陶行知系统地阐述了创造教育的涵义。他认为所谓“创造”就是“由行动而发生思想，由思想而产生新价值”。应该运用环境的影响，培养、加强、发挥学生的创造力，使受教育者成长的更有力量，以贡献于民族和人类。他提出生活教育中充满了教育创造的活力和生机，创造教育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创造出“真善美的活人”，也就是在教育目标上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在教育内容上要以生活教育为核心，必须以生活为本源，他说：“创造的教育是以生活为教育，就是生活中才可求到教育。教育是从生活中得来的，虽然书也是求知之一种工具，但生活中随处是工具，都是教育，况且只有整个的生活，才可得整个的教育。”[8]

在教学方法上强调“教学做合一”，他提出“做”的最高境界是创造，有三个特征：行动、思想、新价值的产生。要做到“六大解放”，即解放学生的眼睛、头脑、双手、口、空间及时间，使学生能看、能想、能干、能问，感悟所学，消化所学；培养学生的“四敢”，即要使学生敢于思考、敢于怀疑、敢于表达、敢于实践。陶行知先生的创造教育理论的精要是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勤于思考，在“知行合一”中培养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9]

陶行知认为传统教育下的旧学校只会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他提倡新教育，而新教育就是创造教育，“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10]

因此，苏派教育创造思想强调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开展创造教育是创业教育的前提条件，只有培育学生的“生利”意识和“生利”能力，才能够促进创业能力的提高。

三、苏派教育对高职教育的启示

高职教育的本质是职业教育，高职院校与其他高等教育不同就在于其具有的“职业性”，它强调的是岗位能力的培养。具体来说高职院校在教学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特点。在教材的选择上，要选取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的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教材；在课程设置上，更强调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一般来说，高职院校实训课所占比重较大，实训与理论课的比例至少要达到1：1；在教学方式上，首先要求教师具备“双师型”，其次是采用实践教学法，学生所学知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在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将所学知识应用得得心应手，强调高职学生毕业后马上能够上岗就业。从创造教育的特点我们不难看出，创造教育所具有的重视实践训练，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创造能力的特点也正是高职教育教学要求的重点，因而，将创造教育融入高职教育十分必要。

加强创造创业意识的培养，提高创造创业能力是苏派素质教育的内在体现。目前苏派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是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其重点就是培养人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对于高职教育者来说，要着眼于培养一大批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事业开拓型和能够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工作的创新、创业人才。创新、创造与创业是一个共同体。创业总是和创新、创造联系在一起。创新创造是人类追求产生前所未有的有价值的事物的活动，其特点在于求新、求异。而创业则是在创造的基础上，发现创造的价值，并捕获机会，利用创造出来的新颖产品或服务来实现利益财富的增加，致力于财富增长的创业要求不断创新，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创造是创业的前提。而创新创造活动的成果要真正产生社会效应，必须与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也就是说，创新创造活动必须与创业过程相结合。因此，可以说三者密不可分。

高职高专院校在产学研结合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其明显的区域和行业特色为开展创新教育并探索毕业生自主创业提供了条件。创业教育也是就业指导的新指向，以创业带动就业。完善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就业观念转变，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在经济社会产业结构、社会分工、社会职业、工作岗位和人力资源市场不断变化的今天，毕业生职业、岗位转换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实现充分就业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就业指导服务面临新机遇、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以自主择业和岗位就业为主导方向、被他人聘用的就业模式不再是毕业生唯一出路，而以创办企业为方向的自我聘用就业模式，成为毕业生实现充分就业的新就业模式，自主创业对拓展就业指导服务内容与领域、转变毕业生就业观，将起到重大作用。强调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充分融合，把创新创业作为重要元素融入就业指导，这也充分表明创业教育在促进高职大学生充分就业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创业教育应培养学生自觉预测变化、积极应对变化的自主创业能力和素质，走出已有岗位自主选择和给定岗位就业的误区。

创业教育是以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为目的，是高职高专学校实施“创新、创造、创业”三创素质教育的必然趋势，学校创业教育要以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与创业能力培养为核心，在具体的教育实践过程中，要研究制定加强学生创造创业精神和能力的教学改革方案，要推进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加强实践教育环节，在教学管理、培养质量监督和保证、学生评价体系等方面大胆改革创新，积极推行弹性学制，按照有利于创造创新教育的原则设计课程体系。此外，学校还要努力营造良好的创造创业氛围和条件，要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为学生发挥潜能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

高职院校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重点，进一步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及行业、企业发展需求，调整优化高等职业学校布局和专业结构，提高专业和行业的吻合度，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努力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因此，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是高职高专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新趋势。创业教育是继毕业文凭、职业技能证书之后的“第三本护照”。苏派教育家倡导的创造教育理论及实践，对当下科技创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 冯桂芬.校庐抗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 刘正伟.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49.

[3] 陈学恂.中国教育史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7.

[4] 束鹏芳.近代江苏教育对“苏派教育”的照映和馈赠[J].江苏教育研究，2011（1）：10-15.

[5] 黄炎培.办职业教育需下三大决心[C]//黄炎培教育文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161.

[6] 陶行知.创造宣言[C]//陶行知选集・第一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235.

[7]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四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44.

[8] 陶行知.创造的教育[C]//陶行知选集・第一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209.

[9] 陶行知.争取“六大解放”[C]//陶行知选集・第二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156.

[10] 陶行知.新教育[C]//陶行知选集・第一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53.

[收稿日期] 2013-09-26；[修回日期] 2014-01-10

江苏教育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C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55-0007-02

“国际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很认同著名作家龙应台对国际化的理解：真正的国际化不是移植别人的东西，不是把你自己变得跟别人一模一样。国际化是一个知己知彼的过程。知己，就是知道自身存在的价值；知彼，就是有能力用别人的思维方式介绍自己。总之，国际化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应该结合实践，在实践中深刻领会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内涵。

一

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历程可以概括为“引进来”“本土化”“走出去”三个阶段，目前我们更多地还处在本土化阶段。我省在职业教育领域最早开展国际合作的是1982年南京建筑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现为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德国双元制试点，此后各级各类职业学校的对外交流蓬勃发展、试点项目层出不穷。

在实践的同时，我们还注意不断总结提升。记得在2006年，我们举办了江苏职业教育国际论坛，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OECD（经合组织）都派了高官出席。此次论坛规模大，规格高，内容丰富，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近年来，我省每年都定期举办“苏派职教”高层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借此机会我们可以对近几年这方面工作做一个阶段性回顾与展望。

既然是“苏派职教”论坛，我建议要多研究“苏派职教”的内涵和方向。江苏职业教育发展有两个支撑：实践支撑和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来讲，江苏职业教育的规模和质量在全国是领先的。江苏248所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国示范的比例接近20%，达到省高水平现代化学校的比例已占到50%，达到国标省重点的比例超过60%，同时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建设成果显著。从理论层面来讲，多年来江苏职业教育发展形成了“稳扎稳打，奋勇争先”的风格，其发展宗旨就是8个字：安身立命、强国富民。安身立命是从个人角度来讲的，强国富民是从国家角度来讲的。

二

多年来我省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收获如下：

在理念上，“能力本位”“需求导向”“行业引领”“学生中心”等这些在国际上已成为共识的先进职教理念深入人心，也就是“以人为本”的职教理念已经在全省职教系统得到广泛认同和践行。

在规模上，全省经教育部批准和备案的中外合作高职高专层次机构3个、项目196个，每年招收学生5000人左右。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共有71个，每年联合培养中职和五年制高职学生3000余人。每个项目均有与之相对应的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对应核心课程3～5门。最新的教育现代化监测数据显示，江苏职I学校专业核心课程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对接的比例为12%。

在模式上，西方职业教育的四大经典模式：德国双元制、加拿大CBE/DACUM、澳大利亚TAFE、英国现代学徒制，在江苏职业教育领域都有成功典型。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模式、评价模式、管理模式等，经过本土化的改造，江苏也都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职业教育教学、管理的机制和策略。

在师资上，除积极参与国家境外师资培训项目（如德国P300项目）外，江苏专门制订了职业教育师资海外培训计划，全省境外培训200～300人/年。例如：南京高职校目前教师已出国培训160人次，已出国教师人数占专任教师总数的70%。

三

江苏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有一些反思。一是制度层面要处理好移植和嫁接的关系，洋制度需要“本土化”；二是政策层面要处理好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部门分工不合理、办学标准不明确使得许多国际经验无法照搬；三是办学层面要处理好硬件和软件的关系；四是教学层面处理好“面子”和“里子”的关系，尤其教学过程中规范意识需要强化。曾去德国考察过的职教人，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其双元制培训场所技术有多么先进、设备多么高档，而是他们的安全和规范意识渗透到职业岗位的每个角落。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