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基础论文篇(1)

ス丶词：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大同理想；人学思想；唯物论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4-0113-04

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下，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不断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策划和尝试过多种途径。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 地主阶级开明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发起洋务运动；农民阶级提出空想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戊戌维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民主共和制，进行了辛亥革命。由于封建政治思想文化的落后，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脆弱,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这些运动和革命均以失败告终。经过惨痛失败和教训后,中国知识精英开始了对西方知识文化的重新审视。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选择新理论的共同标准：在价值层面上，则必须是代表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在实践层面上，则必须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需要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因此，中国在对当时各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和文化思潮进行比较和实验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サつ岫•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说：“ 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1］中国人民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同。程宜山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时讲：“ 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2］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念上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从而奠定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

オヒ弧⒋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为吸收和借鉴科学社会主义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ブ泄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愤世性和反剥削、反压迫色彩的社会公平思想,这种社会理想包含着一种弘大的精神追求，这在《诗经》、《老子》和《论语》等传统文化典籍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为历代农民起义求大同、争太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直到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为旗帜的太平天国运动将这种追求推到了顶点。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都是指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早在《诗经》中，人们就发出追求公平、幸福的“乐土”、“乐国”、“乐郊”的呼号；在《春秋公羊传》里也有“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孔子则设计了一个财富均平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追求平等。这在传统典籍和历史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墨子》中讲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孔子在《论语》中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4］，以及无数次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呐喊,都体现着“公平、公正、天下为公”的大同传统和追求平等的要求。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5］。二是追求和平。《墨子•兼爱》中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6］。三是没有剥削。康有为在 《大同书》中提出的“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等主张，构思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刘光复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同作同食,无主无奴,各取所需,各尽所能”［7］的社会。

ァ按笸理想”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执着追求,经过几千年来积淀和强化，历代人民追求“公正、公平、和平”的大同传统，已经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内化为传统国民的精神素养，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孙中山先生在传播和接受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传统大同理想对他影响甚深，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是基本一致的，他说:“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罗斯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8］，后来，他还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9］。在论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希望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10］。1917年，大声疾呼：“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博大精深,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正确道路,但这种追求始终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传统“大同理想”，立即引起近现代知识精英的高度重视,这就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

オザ、传统文化中的人学思想为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积蓄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ゴ统人学思想作为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深深地积淀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之中,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得以在中国传播不可回避的文化背景。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这些世间大事中,将“民”列为首位。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论至今仍震耳发聩。不仅儒家提倡民为邦本,道、法、墨等家也有鲜明的重民和爱民思想。传统的人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民是社稷的基础。《管子•牧民篇》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2］，《战国策•齐策四》中的“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13］，《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 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14］，《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15］，《国语•鲁语》中也有“民和而后神降之福”的说法，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16］， 汉代贾谊曾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李世民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18］。第二，要爱护和体恤人民。《孟子•尽心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9］，朱熹则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20］。第三，要尊重人民的意愿。《左传》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1］，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22］，韩非认为:“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23］，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重民贵民的精神不断得到丰富和强化。第四，要使人民富裕。《管子•治国》中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24］，“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之,仓廪实,则知礼节”［25］，“务王谷,则食足,养桑麻久畜,则民留”［26］，同时强调财富的分配,认为“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27］、“贫富无度则失”［28］。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则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推到顶峰。

ゴ统人学思想的产生并不是来自于统治阶级的自觉，而是广大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争利益、争和平的斗争让统治阶级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从而使人学思想从底层人民的呼声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但是封建统治阶级“爱民”、“重民”和“恤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终极目的是如何保持一个王朝统治者政权的巩固和长治久安,是如何安定君王天下。在传统的重民行为中,封建统治者永远是行为的主体,而民众只是作为被动接受恩施的客体,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对人民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的维护只能寄希望于所谓的“明君”。鸦片战争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断传入中国,传统人学思想逐步实现近代转型。但其中的重民、富民、恤民的精华始终没有消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人学思想进行了革命的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9］，将传统人学思想置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上作了锤炼,并赋予了新的含义,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0］的宗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把“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31］。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了人学思想的历史性超越。

オト、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为吸收和借鉴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ヂ砜怂贾饕宓奈ㄎ锸饭勰芄辉谥泄传播并开花结果，除其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外,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存在着许多契合之处。其一，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强调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儒学强调“经世致用”，常常从经济、地理、人口等物质条件与民心向背去思考历史的更替，从人民的物质生活出发去研究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管子•牧民篇》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2］，认为社会物质条件是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基础或前提。孔子在《论语》中说:“庶之、富之、教之”［33］，认为人口的繁衍是社会财富增加的前提，说明他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人民生活富足是道德教化的前提，说明他强调物质生活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基础作用。《孟子•梁惠王上》也说:“今世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为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34］承认物质生活是礼义道德的前提,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存在一定暗合。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同样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维。殷商时代的阴阳五行说是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这种辩证思维在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周易》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强调阴阳对立面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5］,认为事物都是由阴阳、美丑、高下、前后等一系列相反的对立面组成的, “对立”是一切事物变化的动力、根源。中国古代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存在着一定的契合。其三，在认识论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名实”、“形神”、“言意”、“能所”、“知行”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推进了世人认识事物的思维发展。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无神论”的传统和革命的战斗精神,为人们在思想深处留下了存在决定意识的认识概念，这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奠定了认识论上的基础。

ブ泄朴素唯物论的发展历经了三千多年,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探索人生和研究古今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吸收。批判地接受了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思维，对老子“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36］的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积极斗争的思想补充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不足，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哲学中独特的矛盾论思想。邓小平秉承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37］，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8］，用马克思主义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世界的发展态势和中国国情, 认为“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39］，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0］，并将它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志深谙“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41］和“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42］的通变思维，吸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合理本质，在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ヂ砜怂贾饕宀生于西方，又超越“西方”，对人类有着普适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既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一面,又有超时代性、超民族性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物质、制度、精神及行为各个层面上所具有的相通价值取向，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文化素质和文化心态上的准备。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东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放眼世界，结合实际，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推向新的境界。

オゲ慰嘉南祝

オ［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2.232.

オ［2］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0.

オ［3］［37］阮元刻,孔颖达.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オ［4］［3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オ［5］孙中山.总理全集：第1集［M］.上海:中华书局,1936.319.

オ［6］墨子.墨子［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95.

オ［7］申叔.论种族革命和无政府革命之得失［N］.民报:第6期.

オ［8］［9］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36，394.

オ［10］传编写组.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

オ［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早期文稿》编辑组.早期文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89.

オ［12］［24］［25］［26］［27］［28］［32］谢洗范，朱迎平.管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オ［13］孟庆祥.战国策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オ［14］［15］［21］徐仁甫.左传疏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オ［16］［19］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オ［17］于智荣.贾谊新书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オ［1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オ［20］脱脱,等.宋史：第42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7.

オ［22］［35］［36］老子［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

オ［2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オ［29］［30］.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1095.

オ［3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1997-09-22.

オ［34］朱熹.孟子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オ［38］［41］［42］阮元刻,孔颖达.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篇(2)

关键词：传统文化；视觉符号；平面设计；开发

1传统文化符号的多元特质和重要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文化资源，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视觉元素及艺术符号，这些文化瑰宝是华夏文明五千年发展传承的重要成果，是我国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地域风情的生动写照，凝聚了各族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范畴，千百年来形成了睿智、包容、朴素而富于生活气息的特质，呈现出形式多样、变化无穷的视觉样式，如京剧脸谱、水墨意蕴、书法篆刻、旗袍唐装、碧玉青花、园林民居等等，蔚为大观。这些传统文化符号自成体系，个性分明，通过它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领略华夏文明独特的艺术魅力，勾勒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和传承的轨迹，获得全面而深邃的审美体验；它们不仅仅带给人们视觉上的享受和冲击，更与东方人的审美理念和文化情结相吻合，它们虽然为中华民族所独创，却对全世界、全人类文化及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愧为是中国的珍宝，世界的财富。我们的祖先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艺术财富，今天的人们应当保护珍惜、努力挖掘并创造性的应用这些传统文化符号，将它们转变为现代艺术语言，运用于当今的生活。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包含了众多独具魅力、引人入胜的设计意蕴，既表现在现实物质之上，又存在于民族精神之内，既是人们挖掘民族精髓的钥匙，更是华夏文明走向世界的媒介和窗口。作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奇葩，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对现代设计有诸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深入挖掘其中的艺术元素和民族特质，融会贯通以形成具有时代精神的创意风格和设计理念，必将让中国民族风格在世界多元化的设计潮流中彰显出更为夺目的文化魅力。

2加强传统文化符号的融入是设计基础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

基础课程作为设计专业的方法论与认识观，在整个设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先导作用毋庸置疑，时代的进步和新媒介、新技法的不断涌现拓宽了设计基础的概念及内涵，促使传统的设计基础教育进一步的提升与更新。平面设计是艺术设计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其概念是不断丰富和拓展的，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传统的平面设计基础教学被包豪斯的“三大构成”课程体系所主导，教学内容及形式长期缺少变化和更新，难免让学生在学习之初就对设计产生了厌倦的情绪。换言之，传统单一的平面设计基础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平面设计不断发展的需求，充实和和加强平面设计基础教学体系成为提升教学质量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当前平面设计除了要有独特创意之外，也有明显的本土化发展趋势，强调具有民族特征的表现方式，在对外对传播信息的同时实现本土文化的广泛传播艺术大师韩美林先生有言，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任何一个民族若失去了自身的文化身份，便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平面设计教学承载着传承文化，培养未来设计师的重任，应当注重学生传统文化观念和本土意识的培养，让传统文化符合这个元素贯穿于其基础教学的始终。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包罗万象，千姿百态，用最纯真质朴的文化语言给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源，有待于挖掘、整理和利用。所谓“符号”，即人类认识事物的载体，作为信息记忆和存储的工具，符号也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媒介，如德国符号美学家卡西尔所言：“艺术设计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每一个设计形象都可以被看作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符号标识。按照当今平面设计发展的趋势，如何将传统文化符合与现代设计传承融合显得尤为重要，教学当中应该将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放在重要位置，大力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将传统符号进行传承、变化与重构，由此派生出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完美结合的平面设计风格。从传统元素切入，运用现代设计教育理念，实现中国传统图式、文字、色彩及其造型与现代视觉传达的有机整合。在平面设计中，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既有基础训练的强化，又有应用设计的延伸，具有广泛的指导作用，鉴于此，平面设计基础教学要力求从传统符号中引申出平面设计领域中最普遍的现象和规律，引导学生从传统中汲取更多营养，为设计基础教育探寻新的可能。

3彰显传统文化特色，整合教学资源和内容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千百年长期积淀下来的，从开始中华民族经历过许多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争论与思辨，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的平面设计也遇到同样的课题，出现过一味推崇西方设计体系而忽视本国传统文化资源的误区，从而导致本国设计发展集体失语的尴尬。全球化浪潮下，从传统文化走向现代，从民族走向世界的步伐不可阻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平面设计基础教育更加应当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从文化传承、文明建设和历史责任的高度来定位平面设计基础教育，真正建立起传统文化传承的设计教育观，引导学生探寻蕴含在传统文化符号中的民族精神，领悟到在世界文化的格局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设计教育融合，并没有什么捷径和已有模式，只能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有的放矢的灵活运用。首先，要在平面设计基础教学中重新解读中国元素，将传统符合作为教学资源引入课程体系，在学生的基础训练中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鼓励学生在学好传统平面设计基础知识的同时展开新的研究和探索，以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来丰富和塑造平面设计语言和视觉形象，让本土的元素与西方经典相互兼容，彼此渗透。中国的传统符号可谓浩如烟海，极为丰富，例如，在基础图案课程中，可以专门设计一个中国传统图案的研究环节，先要求学生收集整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的装饰纹样，先进行临摹，不需加入主观因素，尽可能的了解、熟悉和掌握其中的造型图示、符号语言等，达到以形写神的程度。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创意和变形，大胆的进行艺术加工、设计实验以及构思演绎，使之平面化、设计化和视觉化，达到旧瓶装新酒的境界。再如，图形创意课程中，专门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中抽取一些实例，如京剧脸谱、祥禽瑞兽或者是剪纸、皮影、泥塑、年画等民间工艺，让学生进行创意和设计，可利用各种设计形式和造型手法，表达方式不限，由点到面，引导学生从传统的符号中挖掘图形的语言，从传统的文化中找寻到现代的设计观念，找准传统符号与现代设计的契合点，为将来的专业学习打下文化观念和设计语言的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篇(3)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807.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808-04

民族传统体育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确定民族传统体育学为体育学下的二级学科，纳入了学科发展的轨道。1998年，民族传统体育出现在国家教育部新修订的本科专业目录上，自1999年开始招收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生。这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丰富体育文化，培养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国外没有现成的经验，国内的理论研究视野多局限于项目和技术，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支撑和宏观上的把握。十年过去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体系建设仍然处在经验阶段。表现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是武术学科，武术学科研究的内容又多为技法。

为了使民族传统体育学成为传承民族体育文化，弘扬民族体育精神的载体，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完善奥林匹克运动的载体。必须对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进行深入研究。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武术学院毕业并参加工作的往届毕业生、武术学院2003级应届毕业生、2005级在校大学生、在校学生的家长。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本文收集的资料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 教育部关于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方面的指导文件：2) 开设民族传统体育学部分高校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等教学文件：3) 2000年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1.2.2问卷调查法本文根据调查内容所需设计四类问卷：调查对象是如上“调查人员”栏所述四类人员。共发放问卷450份。其中往届毕业生50份，回收38份：2003毕业生85份，回收79份：武术学院在校2005级学生100份，回收89份：学生家长45份，回收36份。问卷进行了新度、效度检验。

1.2.3逻辑分析法本文依据对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为逻辑起点，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课程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学时分配等相关问题进行依次递进的逻辑推理。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问题原因和解决对策。

1.2.4数理统计法将回收的问卷进行分类统计，并在SPSS上进行数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设定

2.1.1确立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主要依据

2.1.1.1我国当前政治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对高等人才的需求我国正处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使命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9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规定》，明确指出我国素质教育的宗旨和目标就是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当前形势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必须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注重良好习惯的培养，健康人格的铸造和人文素养的提高。

2.1.1.2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及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有人指出中国高等教育：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底蕴不够：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氛围局限：过重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受到影响：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

人文素质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 具备人文知识；2) 理解人文思想；3) 掌握人文方法；4) 遵循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的真谛所在，是人文素质的核心。人文素质缺乏会影响大学生思维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对工作的创造能力、对问题的洞察能力、对事物发展的前瞻能力、对问题的分析、判断、解决的能力。而文化素质欠缺，文化根底肤浅，正是当代学生素质缺陷的突出表现。

考察世界高等教育，有两种典型的模式：1) 以美国为代表的通才教育，2) 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专才教育。在信息时代，“方法教育”尤为重要。方法教育的实质在于学习技巧的提高与学习的有效性的增强，在于对资料卡、图书馆、计算机、信息网的充分利用。

文辅相教授提出教育的第3种模式：“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临床’教育”的构想。这种基本模式的设计基点在于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关系，实行专业性教育与综合性教育相结合，让专业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宽知识面的基础上。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实行现代科学教育与现代人文教育相结合，让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高文化素养的基础上。

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实行理论与实际结合，让人才的培养不囿于书本和学校的范围。

2.1.1.3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特性对其培养目标的要求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形成的民族文化在体育领域的缩影，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身体活动形式、内容、风格、偏好等。随着国家地位和民族威望在国际社会中迅速提升，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开始走上了全面振兴的道路。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为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它所承载民族自身内在的信仰、思想、文化素养的追求，或者说人文精神、文化底蕴是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生存的重要文化标示。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充分挖掘其教化功能，振奋民族精神正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优势和特色，这一点是确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立足点。

2.1.1.4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培养学生的实际需求状况由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设置包括三个专业方向：武术方向：包括套路、散打：民族民间体育：体育养生。

2.1.2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的问题及目标确立

2.1.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问题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建院1958年。1998年以前，培养的人才主要是为了解决武术师资、教练员和科研人员。根据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需求，民族传统体育学于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批准，被设为体育学下的4个二级学科之一；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武术专业拓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前身为武术学科）的本科学生培养目标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表1)。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培养具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能从事武术、传统体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存在问题是：过窄的专业技术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忽视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与遵循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创新的人才培养要求相背离。这严重影响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并且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与培养方向存在差距。

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的学生就业定位在运动训练和学校体育教学两个方向。然而，近三年的就业形势表明，毕业后从事专业运动训练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毕业后从事教学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0%；从事公安的学生占到15%以上，有不少学生选择了自谋职业。而且，通过在校学生及其家长的调查显示。有45%左右的学生和38%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公安工作；有30%的学生和35%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只有8%的学生希望从事教练员工作。这种培养方向和就业实际的差距一方面来自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单一性，另一方面来自于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普及化所带来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的综合性、高学历的现实状况。

2.1.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定位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培养基础扎实、知识全面，具有良好的人文修养和科学精神、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掌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实际工作能力较强：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以及相关领域教学训练、管理、社会健身咨询与指导以及安全机构等工作，承担弘扬和传播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一专多能”的高素质人才。

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其能力2.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存在问题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2003年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培养规格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受到这些方面的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科研、竞赛、裁判、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的技术技能；具有在本专业领域进行教学、训练、指导与管理的基本能力；熟悉国家所制定的与本专业有关的方针、政策与法规；了解本专业的国内外发展动态；掌握有关本专业的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目前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没有体现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而是过分强调专业技术；在技术上有过多依赖竞技体育的倾向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能力结构单一。

2.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定位作为高等教育有机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理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文化素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学习世界优秀文化遗产，掌握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加强文学、艺术等诸方面的修养，必须达到高等教育标准，能够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核心是做合格的大学生。

思想政治素质：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核心是做当代合格的中国人。

道德素质：遵循社会公德和较高职业道德的素养。核心是做高尚的公民。

业务素质：一专多能，有较强的岗位适应能力，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核心是做合格的高层次劳动者。

身心素质：身心健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人际交往好、适应环境能力强。核心是做具有强健体魄的人。

综合素质：既要具备专业特长，有鲜明的个性，又要知识面宽，全面发展。形成良好学习习惯，为终身学习打下良好基础，保持可持续发展。

因此，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培养规格应定位为：

本专业学生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专业素质和人文素质，主要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接受相关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组织竞赛、管理、社会指导及相关领域的实践能力。

毕业生应补充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对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基本知识有一定了解；初步掌握继承和弘扬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理论与实践能力；掌握一定法律、公安领域相关知识，为从事国家安全机构工作打下基础。

2.3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2.3.1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历史回顾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了几次大的课程改革，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课程结构有所改革，教学内容不断更新，但就大的框架和体系而言，基本上仍然延续了50年代初的模式。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包括：

1） 公共必修课。共30学分占到总学分的18.18%，其中外语为16学分、计算机为2.5学分、政治思想教育为10学分、军事理论为1.5学分、法律基础为1.5学分。

2） 专业必修课程。目前包括体育学概论、应用写作、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教育学、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文化概论、运动训练学、科研方法概论、专项理论与教学实践和专项训练。共70学分，占 43.75%。

3） 限制选修课（一）。包括传统武术各拳种、中国武术史、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古汉语、体育社会学、中医基础理论、体育测量与评价、可视化程序设计以及中国式摔跤、体育养生、、木兰扇、舞狮、短兵、太极拳、散打、跆拳道等专业技术课程。共28门课，选够25分，其中必须包括10学分学科知识。

限制选修课（二）。分为运动训练方向和体育师资方向。前者包括运动训练方法、运动生理机能评价、运动员科学选材、疲劳恢复与营养、运动员生理机能生化评定、运动员心理咨询与训练、运动生物化学、运动技术分析与诊断。后者包括现代教育理论、学校体育学、体育舞蹈、田径、篮球、乒乓球、体育游戏、体育保健、教育心理学、足球、体育教学基本技能。选够10学分。这类课程主要是为将来择业准备的教育。

4） 任意先修课。共15学分，占9.39%。

5） 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与学术活动三部分。共10学分，占6.25%。

完成全部计划共160学分达到毕业标准。

2007年计划虽做了相应的调整，但基本格局没有变化。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1) 目前许多全国重点院校都推行“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方针。在低年级实施通识教育，在高年级进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逐步推进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而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方向课程几乎占据了77%。这严重偏离了目前加强基础淡化专业的方向，尤其受竞技体育的影响太大，通识教育严重匮乏，更像是职业教育。

2) 除了公共基础课所涉及的跨学科的内容外，民族传统体育跨学科的课程少之又少。现有的课程存在重复设置现象。例如，运动训练极其相关学课课程多处重复；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存在重复设置；中国体育史、中国武术史存在重复设置现象。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体育心理学之间存在重复设置想象。术科类的重复设置现象也相当严重，套路类的专项训练与竞技武术中的长拳、太极拳、南拳、刀枪剑棍术有大量重叠、而传统武术也包括这些内容。专项训练中以散打为主、副项包括短兵和跆拳道，而限制选修课也有这些课程的设置。

3) 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对外的主干学科有：体育学、历史学、中医学三门，主要课程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武术史、中国文化概论、武术理论基础、传统体育养生学、中医学基础、专项理论与技术、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心理学。这显然存在明显不足。

主干课是指对专业建设和发展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课程，是对实现培养目标能起主导作用的专业必修课和公共必修课。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设置中缺乏支撑本学科的主干课程。当然，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起步较晚，学科建设由不成熟到成熟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影响了本学科发展。再者，尽管学科成立已经有十个年头，有近80所高校开设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但是缺乏学术交流的平台，没有相关的专业学术刊物。没有权威单位领导，各自为政，重复办学现象严重。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改革方案首先，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人文素养。通过增设通识教育中哲学类、文学与艺术类、历史类课程；专业理论中国武德教育课程；跨学科拓展课程公安基础理论类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中的人文社科课程。即全面，又灵活全面培养综合素质和加强人文素养。

其次，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比例，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尤为重要。例如，通过专项教学与训练，在保障专项训练水平的基础上，加强学生教学、训练能力的培养，增加假期社会体育指导环节，扩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增强才干。

增设公安类基础理论课程有利于增强学生与法律有关社会学知识；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特殊性，有利于进行预防犯罪教育，防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就业方向的引导，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目前，毕业的学生中大约有20%左右的学生毕业后从事公安、特警、等相关工作，而且随着公安院校的转型，未来到公安系统就业的人数有增加的可能。

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最终形成。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缺乏主干课程。通过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课程无疑丰富了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的内涵，为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形成奠定基础。

凸现学科体现特色。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课程改革中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内容正体现了继承、传播和弘扬民族精神。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1) 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缺乏当代教育理念：过重的功利导向，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没有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在培植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2) 在培养规格上，没有体现倡导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过分强调专业技术的提高：在技术上又过多依赖竞技体育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能力结构单一，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

3)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设置存在重复设置现象：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

4) 应增设哲学类、文学艺术类、史学类、公安类基础理论和武德教育课程。

5) 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应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

6) 在学院范围内有目的的引导开展社团活动，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校内课程与校外学习相结合，拓展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3.2建议1) 成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搭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的平台，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定位和课程设置等相关问题。

2) 成立专业民族传统体育学术刊物，构建学术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1］ 刘靖，刘同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与发展现状［J］.内蒙古体育科技，2006(2)：41-42.

［2］ 叶伟,王晓东,徐伟军.试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现状及其运行机制的改革设想［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4，27(3)：314-316.

［3］ 王飞.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专业课程理论基础研究［D］.武汉体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07.

［4］ 姚重军.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之探讨［J］.甘肃科技, 2002,(12)：5-6.

［5］ 吕丽萍.浅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J］.内蒙古体育科技,2007,(2)：31.

［6］ 姜凤云.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科技信息,2007,(16)：133-134.

［7］ 王润斌.略论民族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交互影响［J］.山西体育科技,2006,(1)：36-37.

［8］ 马旭君.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重塑的诠释［J］.内蒙古体育科技,2006,(4)：29-30.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篇(4)

至于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实用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 “现代西方新理论”在新课改中的地位，以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个人全面发展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这些“新理论”进行解读、批判、改造、借鉴，既不能采取简单拒斥，也绝不能简单搬用、套用，更不能说它们是我国新课改的理论基础。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尤其哲学界，都已经认识到这些西方哲学思潮在反对科学主义的本质主义、客观主义、理性独断的同时，自身又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多元主义等巨大局限性。

部分提倡我国课程创新 “概念重建”的专家，对待这些“新理论”却采取了简单化态度，并存在严重误读和随意发挥的现象。只看到这些“新理论”合理的一面，却无视其局限性。否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有用性，混淆知识的社会生产过程与个人知识的形成过程，把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的“社会共建”理解成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个体间沟通，把个体知识与社会知识之间的辨证作用理解成是师生个体之间的协商对话。并认为“建构”就要通过实践或直接经验，“对话”就要进行问答，“沟通”就要“互动”，“互动”就要真的实践行动而不是课堂教学的讲解和理解活动，以此来为否定课堂讲授、强调活动课程进行辩护。

提倡 “概念重建”的新课改专家还误读、误译情境学习理论的知识观，把情境学习理论批评脱离实际、不重视应用的知识教学理解成否定客观科学知识的教学。情境学习理论把脱离实际情境、学生不能理解、无法应用的知识称为“惰性知识”，英文词汇是“inertknowledge”，而倡导“概念重建”的专家却将其翻译成“无用的知识”，并批评说我国的“传统教学”是在讲授“无用的知识”，让学生积累“无用的知识”(参见钟启泉：《概念重建与我国课程创新----与〈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作者商榷》，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1期)。

这种误读、误译与其所倡导的后现代主义教学观以及激进的建构主义知识观结合起来，被当成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就难免会误导中小学新课改的理论与实践，也就难怪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会形成一股 “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了。这里我们只想说明，不应该把那些影响我国新课改的“现代西方新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个人全面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提并论，用来作为我国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更不能作为我国新课改的指导思想。在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课程与教学理论体系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改造和借鉴外国理论学说。(■孙振东陈荟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院，400715)

要在过程中实现课程理论创生

《中国教育报》从 2005年5月28日起发表了《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等系列文章，对新课程的理论基础进行追问。前段时间的争鸣文章有一个隐含前提：应该先有新课程的理论基础，再进行新课程的改革实践。按照这一思路，此次新课程改革应该是一个由课程基础理论到课程改革实践的实施过程，遵循的是演绎的逻辑，因此文章对新课程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明确的追问。

我们认为，与其把此次改革视为按照课程基础理论施工的工艺学过程，倒不如把新课程改革本身只当作是一个在一定的课程理念与课程框架体系基础上的理论探索的过程，是进行课程理论创生的一次实践尝试，实践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实践中寻找到适宜于我们国家现状和教育需要的、包括了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等内容的课程理论体系，即我们的课程哲学。加拿大教育学者迈克 .富兰在《变革的力量》中说：“对于改革，你不能强制决定什么是重要的；变革是一个旅程，而不是一张蓝图；变革是非直线的，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兴奋，有时还违反常理。”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根本方针，而实用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智力等理论中的很多观点对我们的教育实践也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我们的课程理论基础需要全面地、合理地吸收各种理论的有益营养。而吸收什么？如何吸收？这就需要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之中去不断思考和总结。我们要在新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实现课程理论的创生。

有人可能会不无担心地说，此次课程改革作为一次事关整个国家教育事业的行为，涉及到全国所有的中小学生，并且会影响我们国家未来教育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可是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指导，而我们现在还主张把改革本身只作为一次探索新理论的尝试，这样的主张是不是置中国教育的前途不顾呢？

我们认为，这样的担心似乎没有必要。虽然此次课程改革现在还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什么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但是我们已经有一套新的理念，并且有完整的课程框架作为新课程实践的支撑，只要我们把现在的理念实践好了，把现在的课程框架实施好了，我们的基础教育改革就有了保障，我们的理论探索也有了保障。

正如《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一文中所言，此次新课程改革的完整的课程理论基础至今没有见到正式的、明确的表达。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是一些学者言必称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吗？或者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或者是所谓‘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的多元综合？没有谁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人回答。但是，现在就希望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为时尚早。答案正在探索之中，而我们都是探索者，我们正在路上。 (■郑绍红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教育管理学院)

传统是推不翻的，也不可能被替换

读过中国教育报刊载的围绕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问题的讨论，感慨良多。这场争论源起于靳玉乐和艾兴所撰的文章(以下简称《靳文》)。《靳文》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他们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也不赞成盲目地将一些国外的理论进行翻译和组装之后作为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而是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其后，又有学者对这一观点表示了赞同。

马克思自己就曾对将自己的理论进行盲目移植的做法进行过批判。马克思在晚年，俄国面临革命时，转而研究俄国和东方民族的问题，这时他发现自己原来提出的理论是决不可照搬的。他一再提醒和警告人们，千万不要教条式地对待他本人在《资本论》等著作里的历史学说。因为不同国家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一种理论来回答，简单地搬用是违反科学精神的，必须认真地研究不同民族自身的历史状况和条件。

从争论中我们看出，不管是用马克思主义取代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还是反对只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课程改革的唯一理论基础，主张博采众长，综合多种理论学说来丰富和完善新课程改革的理论，我们的视野中充斥着的总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不管我们如何地表明在课程改革中一定要立足本土，坚持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实现对国外理论的融合，但是，历史和现实却一再地告诉我们，在每一次中国教育的变革关头，我们总是过多地向外部寻求改造中国教育的灵丹妙药，赫尔巴特、杜威、凯洛夫、巴班斯基、赞科夫、布鲁纳、布卢姆等等许多国外的人物，其理论伴随着中国教育的成长和发展历程，相比较而言，中国自己的教育文化传统被忽略，被淹没在不同阶段出现的、来自国外的教育理论的强势话语中。

难到我们注定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必须依靠他人的扶持才能发展吗？任何强大的理论知识体系的成熟和完善并不是一蹴而就、突然出现的，而是伴随着社会文化发展起来的，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在批判继承、扬弃超越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西方教育理论的形成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才达到今天的成就，但其根在历史中，在一贯的文化传统中，厚重的文化土壤给西方的教育理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养料。同样，我们也有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为什么我们就要忽视我们的文化传统，不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去汲取养料发展我们自己的教育理论，作为我们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呢？

教育与文化是一体的，文化的传统构成了教育的传统。传统是推不翻的，也不可能被替换。传统存在于每一个在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的意识之中，它不会因为我们的无视而消失，它会通过对人的意识的控制实现对一切外来东西的潜在的抵抗。要建构新的社会和文化形态，必须借助于传统，通过在对传统的自我的创造性调整和转化的前提下，合理地吸收外来的文化元素，才能实现社会、文化的有效更新目的。

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同样必须精心地分析、认识、理解传统，对传统进行创造性地转化来实现。从传统中来的，才最容易被从传统中社会化的人们所理解、接受和吸收，也只有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很好地吸收和融合外来的一切理论。这一点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就是有力的佐证。这种研究不光是对现实的研究，更要对我们一贯的文化传统进行精深和细致的研究及创造性的转化。

因此，我们应该坚定地说，有生机的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来自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来自于我们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基础上来实现对外来理论的有机创造和整合。可能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算真正尊重了马克思主义。 (■王平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新课程改革的实践基础是什么

中国教育报开展的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的讨论，给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关心课程改革的人提供了一个争鸣的论坛，这是一件绝好的事情。拜读了各家的文章以后，在思考新课程的理论基础之余，不禁又想到一个问题，新课程改革的实践基础又是什么？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考量，人的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人的认识如果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那就是正确的；人的认识如果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那就是错误的。理论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概括，理论如果真实地反映了客观规律，那么理论就是正确的，用这样的理论指导实践，能够减少实践的盲目性；理论如果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规律，那么理论就是错误的，用这样的理论指导实践，当然不会获得成功。

怎样才能使理论真实地反映客观规律呢？那就是和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使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之上，由此可见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性。那么新课程改革的实践基础究竟怎么样，本人觉得至少应该探讨以下问题。

一、引进理论自身的实践基础如何？

新课程引用了一些西方的理论，如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后现代主义思想等。西方理论中有很多好的东西，是我们应该吸取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局限性。有的理论是根据有限的实验提出来的，没有经过大规模实践的检验；有的理论虽经过大规模实践，但是已经被证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我们在吸取其精华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剔除其糟粕。

二、新课程改革应该怎样建立自身的实践基础？

新课程改革怎样建立自身的实践基础，也就是新课程改革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我国的新课程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先由课改专家确定课程理念，根据课程理念编制课程标准，再根据课程标准编写教材，然后根据教材实施新课程。

初中新课程已在全国若干地区进行了实验，如果在实验的过程中，能够根据实践来修正理论，是可以逐步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建立理论的实践基础的。可是问题在于： (1)各地给予实验地区人力上、物力上、政策上的支持，使实验地区的条件优于一般地区，实验不是在常态下进行的，使人怀疑这种实验的真实性；(2)科学实验允许失败，实验失败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新课程实验没有哪个地区失败。教育实验有严格的测量评价体系，可是至今没有看到哪一家提供这样的测评报告，使人对实验的结果产生怀疑。在全国各地一片成功声中，到底有没有水分；(3)各地经过实验，都反映出初中课程标准和教材的诸多问题。若干年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修订后的课程标准，教材也只有微小改动，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上述问题的存在，似乎阻断了新课程改革与实践相结合的通道，理论依然悬在半空中。

三、新课程要不要适应现时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篇(5)

【关键词】教学论 文化传统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苏联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21-0016-02

教育发展总会受到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教学思想、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上都会深深打上文化传统的印痕，教学不能完全脱离传统的文化根基而任意创新。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苏联教学论的发展及形成中得以验证。

一 苏联文化传统的基本特质

1.独特的二元文化结构

在苏联时代，由于文化传统主体的不易变更及有意的推动，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俄罗斯民族一直面临着两大矛盾：（1）东、西方的矛盾，即地理上的文化碰撞；（2）上、下层的矛盾，即社会构成上的文化差异，这两大矛盾是俄罗斯文化整体特性的一个表征。

俄罗斯地处欧亚之间，处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这种地缘政治条件，使俄罗斯文化深深地打上了东西文明结合部的烙印，使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独特的二元性。俄罗斯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钟摆，沉重地来回于世界文化的两极之间。在两个文化内核之间发展的思想冲突是“文化骚乱”的强大源泉，同时又是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因。俄罗斯是一个农奴制持续很久的国家，席卷欧洲的启蒙之风未能吹醒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又拥有一个与欧洲任何一国相比都毫不逊色的贵族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来自欧洲的西方文化具有鲜明的上层色彩，而传统的东方宗法制文化始终影响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居民――农民。这种东西方文化冲突和渗透造成了俄罗斯近代文化发展中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分离和对立。因此，发达的上层和相对愚昧的下层之间的差异，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形成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原因之一。

2.浓厚的集体意识

在苏联文化传统中得到广泛体现的是“集体主义”思想，它源于俄罗斯古老的村社思想，即村社文化。俄罗斯村社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经济上重视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价值观念上强调集体和谐，民族性格上重视邻里关系的和谐，缺乏理性精神。俄罗斯传统的古老村社文化以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精神依托、关系权重等方面集中指向“集体”元素为典型特征，其在历史发展中演变为一种“社会基因”，使俄罗斯人天性地带有对集体根深蒂固的信任和依赖，以及对国家的崇拜。同时被“集体”包容和包裹的个性自由和个人价值被压制和抹杀，遵从集体意志、牺牲个人利益成为俄罗斯人的普遍行为准则。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思想地位

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的一种跨度极大的根本性革命，是国家和社会性质的历史性质变。政体制度上的阶级换位，决定了首先必须将观念意识形态彻底改变。因此，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各个领域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的主导地位。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必然成为苏联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一切科学研究都要以其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相比较文化传统的其他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苏联教学论的影响最大也最直接，因为这是教学论研究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革命性变革。下文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角，着重分析探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苏联教学论的重大影响。

二 文化传统对苏联教学论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地揭示了认识的来源、本质及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方法论。苏联教育家们明确地指出：“苏维埃教学论的认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从认识论角度来考察教学现象，是苏联教学论体系的显著特征和重要贡献。

1.教学价值取向

受文化传统中认识论的影响，苏联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知识反映论”，认为知识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揭示，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与联系的反映，是客观事物的主观映象。因此，苏联教学论秉持主智主义，追求学科知识的客观化或外在化的价值倾向，认为教学就是要“以有系统的科学原理的完整知识把学生们武装起来”，旨在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不难发现，苏联的教学是围绕知识学习和认识能力的发展进行组织的，注重预设知识的顺利传递，核心是有效掌握（内化）外部知识、外部技能。

2.教学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一个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也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苏联学者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教学过程，肯定了教学过程对学生来说是一个认识过程，指出“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和人类在其历史发展中认识世界的过程具有共同点”，同时也认识到了教学过程的特殊矛盾性，表现在以间接经验为主、有教师教和有教育性。基于教学过程的特殊性，他们提出教学过程的基本环节（阶段、步骤）是：诱导学习动机、感知和理解新教材、巩固知识、运用知识、检查，这基本反映了教学过程中认识的一般规律。

3.教学目的

马克思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以前的认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苏联教学论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明确提出教学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如凯洛夫认为教学的目的和任务“在于教师有系统地和循序渐进地把知识传达给学生和组织学生的活动，使其自觉地、积极地和坚实地学会一定的知识、技能和熟练技巧，并且在积极的教学工作的基础上，使他们每一个都养成与共产主义教养任务相适合的品格”。这样，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获得了对世界各种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即掌握了知识；另一方面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即形成一定的世界观和思想品德，提高并发展各种认识能力、身体和心理素质。

4.课程与教材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认为人的认识是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苏联教学论认为，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认识在总体上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但是学生这个认识主体及其认识的客体都具有特殊性。与一般认识主体不同，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身心发展并未成熟，尚不能独立认识客观世界。学生认识的客体也主要不是直接的客观世界，他们主要是学习间接经验，掌握人类在千百年中已经积累起来的认识成果。如凯洛夫指出：“所谓教养和教学的内容，我们理解为知识、技能、熟练技巧三者的连环。教学内容具体表现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因此，课程主要是以分科课程或学科课程为主，以一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核心内容，课程内容也由国家统一安排，通过国家制订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对全国同级同类学校提出统一的课程标准。甚至教材的编写也由国家专设机构统一进行，教科书应包含各学科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采用确定不移的、颠扑不破的原理，而不是在科学上尚无定论或正在争论的意见。

5.组织教法

苏联教学论研究者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根据教学过程特点，强调了班级授课制应是苏维埃课堂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并借鉴赫尔巴特的教学理论，提出课的类型和结构的概念。课的类型是指根据教学任务而划分的种类，一般分为单一课和综合课两大类。另外，提出划分课的类型的根据还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年龄特点。每种类型的课由不同的教学环节组成，称为课的结构。他们还对上课、备课和家庭作业指导做了具体的要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主要是通过教师和教材的传授来获得知识，因此围绕知识学习，主要运用讲授法、谈话法、演示法等。

6.教学评价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苏联教学论以此为哲学基础，认为教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从总体上说，它的检验也是以实践为标准的。但是，教学认识的检验还有不同于人类一般认识的检验的特殊性，即教学效果的检验主要不是直接通过社会实践来进行的，而是大量通过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考试来进行的。因此，形成了以检查知识掌握情况为主要目的，以分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检查与考核理论体系。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学生自我检查的重要性，指出：“学生本人认识到检查知识对提高知识质量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种观点出发，极为重要的是使学生重视自我检查。”

三 对我国教学论发展的启示

由于受苏联教学论的影响，我国教学论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哲学基础。客观地说，苏联教学论比较科学客观地揭示了教学的本质，自觉将教学活动提升到认识论的高度来研究，从根本上确定了教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从而为科学地揭示和把握教学规律以及为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以凯洛夫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学家，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及教学认识的理解上发生了偏差，甚至存在着一些严重的误解，进而影响了教学论的科学性。如存在哲学代替论和心理学化的简单化倾向，引经据典的教条主义及政治诠释色彩浓厚，等等。因此，仅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现代教学论的唯一哲学基础，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和不适应性。

当前，我国教学论发展面临的一大困境是本土特质缺失，或者说没有形成教学论的中国流派，其深刻根源就在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社会断层，因此它便历史地存在着一种不加批判地盲目移植国外教学理论、与本国教学传统相脱离的状态，缺乏富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教学基本概念和话语表述体系。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我们对国外各种教学论流派的学习和借鉴，需要从其所赖以产生的不同文化传统来重新认识、比较和研究，并在理解它们各自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教育文化传统和教育实践，建构具有中国教育文化特色的教学论，形成现代教学论的中国流派。

参考文献

[1]张男星.俄罗斯高等教育变革与传统的村社文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2）：29～36

[2]〔苏〕达尼洛夫、叶希波夫.教学论（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1955级学生译）[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20、364

[3]〔苏〕凯洛夫.教育学（沈颖、南致善等译）[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15、46、93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篇(6)

【关键词】传统文化；艺术设计；关系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4）01-0039-1.5

―、中国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领域的处境

中国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五千年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文明形成了现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现代设计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发展，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领域的处境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以欧美为代表的“强势文化”正在大行其道，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受到来自于第一世界的冲击。大众的审美取向发生了变化，在一部分年龄段的人群中欧美的东西甚至是先进文化的代名词。到处林立的所谓欧式建筑，风靡的欧美服饰体现了对国人的审美影响，我们不能否定多种艺术所获得的生存和传播的权利，我们也承认文化艺术多元化的积极意义，包括着用西方的价值观来理解和判断我们的文化艺术。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的扬弃，不能简单地用否定或肯定来评价第一世界的艺术设计理论，我们的艺术设计理论应该是一种解放、一种超越，一种延绵千年的民族情感。应该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现代设计的应用。艺术设计工作者更是这一理论的应用和传播者。

工业化的社会发展影响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大工业流水线化的生产特点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也是巨大的。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以其简洁、适合工业生产的特点流行全世界。在这样一种审美思潮的影响下艺术设计对传统文化的依托似乎降低了，其实这种设计文化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使其保持其独特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艺术设计历程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从传统的工艺美术到现代艺术设计，传统文化在设计领域有了时代赋予它的使命。现代设计的产生是基于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和以大多数人为消费对象的设计思潮上，从产生至今，流派纷呈、风格多样的设计思潮走过了由功能化、理性化、装饰化带来的同一化通向多元化的历程。

传统文化仍是艺术设计的基础所在。我们的艺术设计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形象写照，艺术设计在反映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创造着新生文化。在现代设计史上尽管出现了各种设计风格，但都是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有识之士倡导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世界文化的共融性，多元化是建立在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的，通过直观可感的形式传递着人的精神力量、意念和情感。近些年来，国内设计界的有识之士对如何继承民族传统文化，拓展当代艺术设计容量，进行了不懈的理性探讨和卓有成效的艺术实践，他们在各自的设计作品中着重强化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主动从传统艺术与文化中吸取养料。发扬传统文化体现在具体的设计作品上。陈汉民先生在设计王府井饭店的标志时，把传统的中国结与建筑墙壁上的装饰融合起来，使我们看到这个标志时，既有中国的文化的情结，又具备现代设计的特点；靳埭强先生在其招贴设计《自在》系列中，运用了中国的水墨画技法，融合了现代技术的特殊肌理效果，现代又不失传统；贝聿铭先生更是世界公认的建筑大师，在做中国的香山饭店运用江南水乡的青砖灰瓦白墙色调，使现代建筑加上文化情怀，形成了一种共鸣。这些大师自身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挖掘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一种韵致，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二、传统文化是我国当代艺术设计得以发展的基础

民族的是世界的。艺术是世界语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进程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民族的传统文化为艺术设计提供了意识来源。我国的当代艺术设计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师们在立足现代面向未来的前提下，从传统文化的深层而不是表象上探索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思想观念和美学取向，使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设计中自然体现。中国的艺术多讲求哲学、儒、释、道三家交融互补的文化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艺术家的生命历程和艺术创作。以奥运会会徽为例，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奥运会会徽可谓是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作为借鉴的范例，以中国印为载体，极具东方文化特色，在设计领域中可谓独树一帜。以中国特点、北京特点与奥林匹克运动元素的结合，以印章为主体表现形式，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经过艺术夸张变形的设计手法，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舞动着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人的造型同时形似现代“京”字的神韵，蕴含浓重的中国韵味。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消亡了，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也就在世界上消亡了。反过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消亡，但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与艺术却会以种种方式流传在世界上。这就是我们至今仍然还能够见到美洲印第安文化、玛雅文化的原因。所以我国的当代艺术设计应该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底蕴上，结合当代的应用要求来进行设计。

三、努力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要站在世界的高度看中国，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超越。这就是说，要把中国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设计是一种形式，而内容是要建立在某种基础上的，那么这种基础就是自己文化的东西，发挥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能创作出优秀的设计作品，也会促进文化的发展。

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先人们创造的这些现今看来颇能体现民族审美心理，民族审美观念，颇具中国情怀的珍贵遗产，如何去充分利用呢？尤其是针对中国当前西洋风，东洋风日盛而有益设计探索稀少的现状，优秀的传统设计观念，设计元素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实际意义。在今天，这种形态，尤其是其传达的观念亦有相当的借鉴与吸收意义。一个民族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却没有为这些文化遗存的发扬而妥善地去研究，去探求的人们，那将是一个民族的不幸。中国设计界面临悠悠几千载的，灿烂的，独具魅力的华夏文明，浓郁厚重的中华文化，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设计承载着丰厚的东西有待于我们去发现，去吸收，去继承和发扬。这对艺术设计界有着积极的意义。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讲，他要通过设计作品来传达一定的设计意图和设计思想，然而，思想居住在语言里，要想准确的表达我们的思想，就必须选用我们自己习惯的表达方式和语言，这种语言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它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母语。所谓“传统文化”的艺术设计理论绝不是一种“复古”的思潮，不是一种狭隘的、片面化的对传统的膜拜和崇尚。它是整个设计艺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国际风格”的现代主义潮流之后出现的多元化的，强调传统和本土性的新设计艺术潮流。在全球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下，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艺术设计理论一定能为设计的发展提供出新的可能性。所以“传统性”和“现代性”是“传统文化”理论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它的发展也应该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怎样继承和发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扬弃。扬弃，即批判地吸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它的确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们国内的艺术设计界应该提出自己的设计理论，即“传统文化”的艺术设计理论。站在世界的高度，开阔视野，不局限传统而固步自封，也不能因世界变化无穷而不知所措，而是冷静辩证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历史局限，做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文化选择。自觉地将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设计理念之中，是设计师应着重关注的问题。国人欣赏具有“高雅”、“雅致”格调的物品，实际上是受传统老庄美学思想“恬静淡泊”的影响。那么设计师在处理这一类风格的设计时，必然会遵循老庄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创作之道，否则是不可能让受众感觉到相应的审美意象。这种“美”与“美”的创作的对应法则，正是从我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提取出来的。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对中国审美传统有所认识，对设计师而言是相当必要的。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整体意识、生态意识、人文导向、雅俗观、多元论倾向等等，都对现代的设计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四、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发展现代设计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篇(7)

关键词:课程改革　文化传统

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课程改革的知识基础

我国的文化传统作为课程改革不予选择的文化场域和无法逃脱的知识基础,是课程改革无法逾越的最大国情和改革发展的文化立场。文化传统,简言之就是本民族文化的传统,即“透过文化现象人们能够体验领悟到的一种精神、风格、韵味,这便是传统。”[1]文化传统是本民族文化出生、生长、生活及生存方式中所蕴含和表现的稳定的价值取向、自发的思维特质和自在的精神诉求。退一步说:“传统虽然产生在过去,但必然是仍影响甚至决定着今天生活的东西,它仿佛无所在,又无所不在,既无形的存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又存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2]

文化传统的另一文化学称谓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是传统的文化,在内容上,它囊括着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制度方面的一切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其实,二者的区分并非汉界楚河,泾渭分明,而是血脉相连,血浓于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3]二者可谓道以育器,器以载道。www.133229.CoM

我们中华民族由于独特的文化生态孕育出了一个以求善重德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传统。正如著名学者张岱年所说:“中国的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4]第一代新儒学代表梁漱溟也曾明确说过:“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社会,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5]

伦理型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突出表现为重视自我修养,在思维特征上注重内在的自省和悟性,着重经验描述的整体思维,而相对缺乏逻辑分析和推理论证,相对缺乏冷静、客观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正如李泽厚所言:“中国哲学和文化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毋宁更欣赏和满足于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非逻辑非纯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领悟。”[6]

此外,这种伦理型文化因为长期盘踞在封闭自足的农耕经济基础之上,也塑造了以继承为本,多述而不作的瞻后式的保守怀古的思维特质。中国的历代学者大多都是经学大师,其著述大多是对经典的注释、阐释,或是对注释的再注释。与此同时,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及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网力量和长期延续,使中国文化在深层次呈现出注重经验理性、务实础虚的思维模式”[7]。更进一步说,在世俗文化中,人们较少追求精神的“天国”,也不玄想抽象思辨的形和道,都只是为了保持现实和追求世间的幸福和快乐的经世伦理之学和实用所求的实用科技(如兵、农、医、艺等)。

一直有人草率地断言传统应该属于过去,应该被尘封为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更有甚者认为应该成为激进分子的“臭老九或是发了霉的奶酪”。其实恰恰相反,文化传统内在于人们的生命和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于人们的道德标准、真理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趣味等一切判断之内。在这种意义上,每个个体都被抛入到文化传统的这个漩涡之中,传统成为了波兰尼(m.polanyi)的缄默知识(tacitknowledge),希尔斯(e.shils)所指的“不言而喻的成分”[8]35。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本质不是在过去,而是在现在,甚至可以说,‘传统’就是我们生存的一种方式”[2]。在这个层面上,文化传统构筑了整个民族流淌着的共同品格和思维,俨然成为了荣格(c.jung)的“集体潜意识”。从关照文化传统的立场审思课程改革,文化传统决定了课程改革的知识基础土壤。一方面课程改革要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汲取优秀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课程改革要成长于这片土地,要从这片知识基础中拔地而起,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的同时,弥补和完善传统文化的缺乏和薄弱。

二、课程改革中文化传统的迷失与症结

厘清了文化传统的核心内涵,接下来把目光集中在发轫于2001年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中的话语表述和理论资源中弥漫着大量的“欧风美雨”,诸如多元智能理论、成功智力理论、建构主义、后现代理论等等;在研究方法上也流露出质化的滥觞和叙

事的转向,而中国教育自身的实践和理论的传统术语却被刻意地回避起来。其实,西方的每一个理论的背后都是对西方教育自身问题的回应,即“同样的教育问题在不同国家的体制中,表现形式都有其独特性。”[9]就多元智能理论而言,其创始人加德纳(h.gardner)所提倡的八又二分之一智能,其实是深受哈佛大学哲学家尼尔森·古德曼所创建的《零点项目》的影响[10],其价值取向和学术定位都是对西方启蒙思想以来的唯科学主义、认知性思维的发展中所带来的困境和危机的反思和超越。进一步说,多元智能理论是对西方过于重视抽象思辨理性的反弹与超越。而反过来反思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于此恰恰相反,我们从文化根源上就缺少西方现在较为淡化的科学思维和理性思维。由此,中、西方文化传统根源的差异就决定了当前中、西方所面临教育问题存在着巨大差异。

同样,建构主义这一美丽的理论曾打动了很多学者的心扉,然其之所以产生并流行于美国而非世界上其他国家,足以说明建构主义理论本身不是简单的纯操作性的教学方式,而是一种浓烈的文化现象,是对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和文化历史背景的反映。建构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诠释出个人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准则,将教学解释成是师生主观的建构行为,而忽视了学校教育实践的制度化特征,忽视了教学行为的社会制约性。而我们的文化传统则恰恰相反,我们在教学中过多地集中在集体性和社会性上。其实建构主义理论本身也远非完善,很多学者对它进行了批评和否定。有西方学者认为建构主义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鸿沟,建构主义只是对杜威、皮亚杰和瓦根舍因等人思想的拼凑,不能代表一种新的教学论[11]。其实,我们无法回避课程改革的浓厚社会性和历史性,杜威很早就警示过后人:“任何时候我们想要讨论教育上的一个新运动,就必须具有比较宽阔的或社会的观点。否则,我们会把学校制度和传统的变革看成是某些教师的任意创造……教育方法和课程正在发生的变化如同工商业方式的变化一样,乃是社会情况改变的产物。”[12]中、西方所面临的教育困境及其真实的场域实际上是大相径庭的。而现如今,我国的新课程改革却成为了“西方诸国课改新理论的大拼盘”,陷入了“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的尴尬境地,课程改革也越加迷离,其出路也愈发混乱。

最为关键的是,《纲要》的目标和内容上,提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课程标准”中也强调“加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革命传统教育”。从关照文化传统的立场出发,《纲要》中提出了加强以继承、发扬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教育,其实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的同时,是对文化传统进行着“优秀的”选择。然而仅仅继承和发扬却远不能让传统永远保持“优秀”。虽然《纲要》在课程目标中要求“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在课程标准中“倡导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但是从文化根源上看,《纲要》并没有对我们自身文化传统进行有效诊断和解构,就如何补充我们文化传统自身的不足和盲点也明显重视不够。希尔斯曾说过:“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8]15所以,课程改革除了选择、保存、传播、继承文化传统,还必须面对无法逃避的历史重任,那就是要对这块满是“伤疤”的“传统布帛”进行修补和完善。

三、文化传统的回归与课程改革的路向选择

有必要强调,文化传统在自身成长变迁的历程中,“它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13]。作为自在文化样式的文化传统只有在与外在的自觉文化(包括外来文化)的相遇震撼中,不断地发生动态冲突而又相对稳定地积淀才能持续发展。然而,这里就需要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有效地自我诊断,对“优”的传统大力继承和发扬,而对于现今时代相对为“劣”的、薄弱的文化根源,则要重新评价并不断地完善。正因为如此,文化传统既是财富又是包袱,它可以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系,永葆创新的源泉;若处理不当,它也会成为一种惰性力量,规范甚至扼杀人们的思想创造。基于此,希尔斯明确指出:“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其传统,一切从头开始或是完全代之以新的传统,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8]2,又进一步说:“传统是人们既有的解决各种人类问题的文化途径”[8]10。

因此,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路向的选择上应坚持“本土成长”。本土成长绝不等同于本土化。“本土化本身就是文化殖民主义的一部分,是一个自内的文化殖民过程,是一个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外烁过程进而得出,本土化无法成为弱势文化有效的解殖出路。”[14]本土化这一说法的背后,蕴含出全然接受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实践的逻

辑倾向。萨德勒(m.sadler)早就提醒过我们:“不能随意地漫步在世界教育之林,像小孩逛花园一样,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一朵花,再从另一堆中采一些叶子,然后指望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家里的土壤中便会拥有一颗具有生命的植物。”[15]而“本土生长”这一路向却坚持将课程改革深深扎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中,在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养分和肥料的前提下,要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有效的自我诊断和细致解析,在把握自身传统优点的同时弥补和改善自身传统的不足和薄弱。也就是说,改革之中需要的不是同过去一切文化传统彻底决裂或是忽略不计,而应该妥善利用传统,补充传统,在传统的地基上构筑课程改革的大厦。而这一路向必然诉求于自身文化传统根源的薄弱和症结的实际解决。

最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根源差异决定了中西方所面临的教育困境及真实的场域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在借鉴、吸纳舶来理论的同时,应该对这些理论的真实历史背景进行反思性厘清与前提性追问。此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设定、理论资源的路向抉择切不可急功近利,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维度和改革进取的生命向度,它提供了课程改革的最大实际隐性国情,切不可无视或忽视。由此,课程改革的初衷便要从文化根源上改善我们传统的缺乏与薄弱。

参考文献:

[1]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31.

[2]朱德生.传统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5):4.

[3]庞朴.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43.

[4]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11.

[5]梁淑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77-94.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5-306.

[7]冯天瑜.中国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7.

[8][美]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美]霍尔姆斯,麦克莱恩.比较课程论[m].张文军,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

[10][美]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m].沈致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4.

[11]terhart,e.constructivism and teaching:a new paradigm

in general didactics?vol.35[m].curriculum studies,2003:25.

[12][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7-28.

[13][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北京大学哲学系,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