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论文精品(七篇)
新闻与传播论文篇(1)
一、文化融合与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关系
新闻之所以具有传播功能,其实是依赖于它所承载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因此,军事新闻一般在采集以及撰写阶段都会适时地融入一些世界领先的军事文化,使得新闻与新闻的阅读者之间在文化领域有一定的接合点,进而进行军事方面的消息的传播。现在将各类文化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文化融合与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们之间相互促进并且相互影响着。下面我们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介绍。
(一)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我们所说的军事新闻实现文化融合其实就是我们在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的基础上,基于现代军事新闻最为质朴的文化,将其他种类的文化与我们所说的军事文化的相同点一起作为军事新闻的题材,写入新闻的内容之中,扩大军事新闻的包容性,以满足更多读着的需求。信息流作为各类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它的主要承载者之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新闻。我们通过日常所看的各式各类的新闻不得不感慨新闻包罗万象的特征,一个个事件,或大或小,或好或坏,但都无一例外的映射着我们的地理环境,我们的科技发展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我们的军事问题等。无论是以文字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新闻还是以声音或者是影像表现出来的新闻,都承载着我们的各种文化,与此同时也履行着着文化的传播的重要使命。军事新闻所传播的肯定是军事方面的相关信息,但是它所承载的却不单单只是军事文化,它包罗万象,是一个文化的万花筒。这主要是因为军事新闻的阅读者包含的不仅仅是军人,不仅仅是与军人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更多的是一大批热爱军事的人,是一些普通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制作在保持主格调的基础上会融入一些其他的文化元素,使它更加贴近人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军事新闻传播军事信息的重要功能,实现军事新闻的重要价值。因此,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二)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有推动作用
经过多年军事新闻制作工作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的军事新闻若与一些时代特征比较明显的文化以及一些大家普遍了解的文化相融合,那么这条新闻的影响性以及打动人的程度都会有所提升,会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以及欢迎。这就是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就对其具体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以及介绍。
1.军事文化立足大众文化以求发展。大众文化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功利性比较强的,它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但它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军事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来说有着较高的精神境界,专业性也比较强,也真因为这些特点使得军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因此军事文化若想实现大面积的传播,那么它就应该借鉴以及学习大众文化的优点,使得军事文化也变成一种大众都可以接受的文化。军事新闻作为军事文化的主要传递者,更应该融合多种不同的文化,以促进军事信息的传播。
2.军事新闻中融合融合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虽然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个人的追求有所不同,但是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大家不约而同所推崇的。这样的道理应用到军事新闻中来也是如此。每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有所区别,但是它们之间在文化层面上有不可否认的通性存在,有些我们一经发现,而有的还有待我们的考察。军事新闻在传播军事信息的时候,要注意对全人类所共同推崇的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注意体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的传播范围将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国家,它在国际上也会有一大批的阅读者,也不会仅仅局限于专业人群,而是扩展到了各类积极分子,我们的军事信息会变得国际化,最终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3.刚性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相融合。军事新闻的内容有它本身固定的模板,甚至于对于语言都有一定的约束。在这些约束下,军事新闻的创作似乎遇到了瓶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看到有吸引我们眼球的创新性的军事新闻,大多都是一个套路的官方化的语言堆砌成的信息。而且,军事新闻与我们的文学作品不同,它缺乏美感,太多的条条框框约束着它对美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的发展受到了不小的阻碍。为了改善这种糟糕的状况,我们应该将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进行巧妙的融合。对于英雄事迹的报道,我们可以至情至性的去表达对他们的赞美之情;对灾难的爆发,我们可以书写绝望,书写黑暗,书写挣扎与坚强。让温暖的带有感情的文字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让军事新闻有更好的传播功效,使我们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为现实。
二、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跨文化传播
文化融合对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来说是一个必备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但归根结底还是在文化层面上对军事新闻所进行的改革。它的实现对于军事新闻的传播来说意义重大,跨越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着眼人类共同性体现军事新闻价值
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前提就是对有共性的内容进行传播。我们要实现军事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我们所报道的信息进行选择的重要问题。对于我们所报道的内容的选择,我们不能再仅仅局限在对某一领域的思考,我们要站在更为高远的地方对全人类进行思考。全世界的国家以及人民,无论他们是什么种族拥有着怎样的信仰,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点,他们有着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在以这些共性文化为背景的前提下,我们的军事新闻内容就更容易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这样一来跨文化传播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一个现实,军事新闻的信息传播能力也将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二)军事新闻中融入人为关怀
军事新闻若想实现最终的跨文化传播,那么军事新闻在制作的过程中就必须要融入人文关怀的因素,这是增强我们军事新闻的亲和力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拥有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的人群的风俗、道德、价值观、习惯等都要进行充分的的考虑,尊重他们,这就是我么所说的人文关怀。我们在军事新闻中对于新闻的制作中合理而且巧妙的融入这些因素。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对于阅读者来说就有了更强的亲和力,还在不知不觉之中增强了阅读者们对我们的信任。在人民的基础上,去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体现。人文主义是最贴近人民大众的思想,融入了人文主义的军事新闻会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有更为久远的发展。
(三)对各类文化换位思考
新闻与传播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科技开发；信息传播；实施建议
一科技开发概况
1．科技开发的实质
什么是科技开发，至今仍无公认的定义，根据国内以科技开发为主导职能的机构情况分析来看，我们试将它概括为以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为目标，组织实施科技成果的开发和成果转让，提供科技服务和科技支撑的综合类科技研发活动。与其他类别传统的开发研究工作相比较，科技开发的评价标准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
2．科技开发机构体系
目前，我国已有专门从事科技开发的直属国家政府的机构——中国科技开发院。该院是由国家科技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创办，经国家批准成立的科技开发机构，与有关省、市政府合作设立分院办事处和创业中心，现已设立十二个分院基地。所属机构企业从事涉及计算机、生物工程、机电一体化、新材料、交通、能源等领域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开发业务。
3．科技开发前景
1科技开发工作的功能与服务对象已经发生变化。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使科技开发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事业型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事业型科研机构和国有企业在转制或改制过程中，需要更新产品结构，进行技术改造，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科研单位则正在不断地开发新的项目，填补着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所遗留的空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农民渴望早口脱贫致富，对科技信息的需求日益迫切。为各行各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提供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科技服务，这一切与科技开发信息有效的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科技开发信息的传播成为科技开发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环节。网络化使信息的来源空前广泛，大众媒介的传播作用在科技开发工作中显得尤其的突出。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曾指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个是“现实环境”，另一个是“虚拟环境”。现实环境就是客观存在的于你的周围，能够被人的自身直接感受和验证的环境；然而人的经历毕竟有限，人的很多经验是通过他人获得的，这就是“虚拟环境”。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社会中科技开发“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它的构成正是传播媒介。
二科技开发与新闻传播关系现状
1．科技开发传播信息化
新闻传播为科技开发提供了交流的平台，科技开发可以通过新闻传播进行可利用的信息资源的集合。全球性技术的传播信息网络技术，为我们提供科技开发的新途径。大众传播有利于迅速而有效的将创新信息传达给潜在的接受者，能带来知识的觉醒。传播手段的发展动力演绎了科技开发方式所推动的经济社会前进过程，“传播是社会不断创造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状态，并使属于这些状态的社会关系与之相适应。”
2．科技开发与新闻传播结合之不足
1科技开发结合新闻传播现实研究不够紧密。对新闻传播在科技开发过程中的政策法规、经营与管理等现实问题缺乏相应的理论研究，既缺少对科技开发研发项目中导入新闻传播经营个案、科技开发媒介传播信息资源共享等微观问题的细致研究成果，又缺少为现实服务、影响决策的战略性研究报告。
2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开发的新闻传播研究不够系统，科技开发传播自身建设缺乏规划。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开发的新闻信息的研究显得零散、滞后，缺少抓住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开发新闻思想的精神实质去解剖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科技开发传播基本上停留在方法操练或对策咨询层次，从而在总体上无助于新闻传播对科技开发最大效益的的发挥。
3科技开发新闻传播研究有待加强交流合作。科技开发新闻传播研究有待加强横向联合、科技开发实体联合，加大经费投入，改善科技开发新闻传播条件，克服因经费、人员、方法等限制而难以进行相关信息资源整合构建项目的弊端，科技开发机构应有侧重的成立能广泛利用新闻传播整合有效资源的信息业务部门。
3．建设科技开发信息传播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市场经济下的科技开发需要信息支持。科技开发主体和科技开发服务客体是否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准确、及时、系统的市场信息作为正确决策的前提，成为在市场经济中能否立于不败之地的首要因素。基层政府、相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也需要现代信息网络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作为作出决策、提出对策的依据。
2信息时代我国科技开发工作对传播信息化有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我国对国内外市场的认识与把握还很肤浅，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科技、管理、信息、环保等方面的优势，设置了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为主要内容的壁垒。这除了与我们自身一些科技开发管理观念与手段都落后于国际化的商业竞争需要之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市场信息体系与客户服务体系建设准备的不充分。这就更需要科技开发职能部门在市场传播信息体系建设方面加大力度、加快速度，以完备的信息服务来弥补自身获取信息能力的不足，以必要的信息支持来减少科技开发服务过程的大幅波动与市场风险。
三积极主动构建科技开发的新闻传播体系
1．建立科技开发传播体系数据技术支撑体系
科技开发传播信息的完整性直接决定信息的有效性，信息的有效性数是科技开发服务质量的核心。要从整合行政资源入手，把数据资料，作为重要的信息资源，有序开放，充分利用并考虑投入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支持标准化科技开发信息数据库的规划建设。
2．培育现代科技开发传播服务体系
科技开发传播服务具有智力密集、技术密集、专业化程度高、市场集中度高的特点，承担着信息收集、加工、处理和传递的功能。应大力培育和发展一批具备较高执业资质和道德水准的独立公正市场化运作的现代科技开发传播服务机构。
3．建立健全科技开发传播管理体系
科技开发传播管理体系势必要融入长期的构筑企业文化模式之中，建立科技开发传播管理体系将其触角深入到自身内部的各个部门、分支机构以及服务对象的方方面面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资源系统、网络。通过传播过程中收集或产生的有效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并为社会提供全方位信息综合服务而谋取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
新闻与传播论文篇(3)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新闻与传播论文篇(4)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人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
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
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新闻与传播论文篇(5)
[关键词]媒介融合 新闻传播教育 高等教育改革
2012年10月20日，由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研讨会在广西大学召开，这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有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教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多位理事、常务理事，以及来自全国多所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研究生代表等。与会和投稿的近60位代表共计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与会代表围绕以下相关议题进行了热烈交流。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会长吴廷俊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学会成立后近五年来大陆学界对新闻传播教育进行研究的情况。他从期刊论文、相关专著、相关会议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2008年至今，学界共发表了676篇相关论文，主要涵盖以下主题：1.对新闻传播教育整体的历史回顾与趋势前瞻；2.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思路与方法；3.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4.新闻传播教育定专业（方向）、层次类别发展研究；5.新闻传播院系研究；6.新闻教育家和新闻教育思想研究；7.海外新闻传播教育研究；8.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专业实践等研究。五年来，出版了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专著8本。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这样的通史性著作中，首次设立了专门一章来书写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教育史。2008～2011年间，还召开了相关学术研讨会18次，其中2008、2009、2011年各4次，2010年6次。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学术活动虽然为数不少、增长很快，但也存在不够系统、缺乏稳定性等问题。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教授的主题发言为《融媒时代新闻教育的转向与学科思维》。她首先探讨了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业发生的巨大变化。随着个人化、互动化、内容分享等成为新时代媒介发展的重要关键词，业界对人才的需求不再仅仅是具备从事新闻报道的能力，而须具备更为全面的新闻运作能力。她举出了多家美国新闻院系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机构设置等方面据此做出的改革尝试。最后，她谈到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新闻学应该拓展学科思维，走向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的融合发展之路。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院长何志武教授在主题发言《多元融合语境下传媒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中，也提到当前新闻教育需要进行学科融合、需要应对媒介融合做出改变。他着重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在这方面的探索实践。学科融合方面，学院的前身是全国工科院校中最早创办的新闻专业，一开始走的就是文工交叉之路，30年来逐步扩展至与校内多个理工、文、艺（术）学科的深度交叉。在生源结构上文理兼招，课程设置上涵盖多个学科，还包括与其他学科的联合培养：如与计算机学院合作开设“新媒体技术”第二学位课程等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各专业之间的共性增多、边界弱化。与之相应，学院打开了专业间的课程壁垒，各专业的核心课程组都可供其他专业学生选修。在实践教学方面，也不再依据专业分别安排，而是按照“全媒体”、“全流程”、“全员实训”的要求重新设计。所有学生都要经过报刊编排、电视摄像、电视编辑、网页设计等实验环节的训练，以全面掌握全媒体人才必备的基本技能。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石长顺教授和博士生柴巧霞合作撰写了《全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核心能力建设》一文。他们认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核心能力由专业基本能力、专业特殊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三方面构成。全媒体转型对其提出了新要求，需要重点培养学生的融合报道意识、信息整合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多媒体传播技能（不必精通所有传播手段，但应有通盘了解并擅长其中的一至两种）等。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等都需相应做出改变。
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钱晓文教授对于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型进行了探讨。指出需要从面向各种媒介类型培养专门的新闻宣传人才，转向培养跨越媒介类型分野、具备全面业务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使学生兼具各种新闻产品的策划、制作和营销能力。此外，由于当前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能力是将信息转化为知识，培养目标还可不局限于为媒体输送人才，而扩展至面向整个文化产业培养新型的知识生产者、管理者与传播者，以使学生拥有更加广阔的就业出路。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卿志军副教授着重阐述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其一为技术和素养之间的关系，不宜偏重技术训练而忽视了对政治、新闻、人文等素养的培育。其二为全能和专长之间的关系，不宜追大求全安排繁多课程，还是需要引导学生在一两个方面达到精通程度。其三，大众传播人才和分众传播人才之间的关系，分众传播意识在媒介融合时代十分重要。其四，短期学习和长期学习之间的关系，融媒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需要具备与时俱进、长期（终生）学习的意识，并不断通过短期学习掌握新的信息与技能。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许莹副教授认为，在如何适应媒介融合的问题上，大多数人都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技术层面，这样容易陷入见木不见林的窘境。新闻传播活动社会价值的充分发挥才是媒介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新闻传播教育不容动摇的根基所在。在此前提下，新闻传播教育顺应媒介融合的变革，可主要从三方面入手：淡化介质概念、强化传播理念、创新发展形式。
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张衡老师指出了当前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如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只是从不同学科中挑出一些课程放到一起，建构的知识体系还比较宏观、比较肤浅，并非深度交融。又如教学理念、环节、方法等难以适应媒介融合的需求，教师自己对新的传播形态缺乏尝试、对媒介最新动向缺乏了解等。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新闻与法学学院的杨娟老师，具体考察了新闻评论课程在全媒体语境下如何进行教学改革的问题。她提出，全媒体语境下新闻评论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来单一形态单一平台的传播转变为多种形态多个平台的传播；新闻评论在新闻信息中所占的比重正日益增加；评论针对的新闻范围也在不断扩充，可谓无处不在。与之相应，新闻评论教学应进行立足于专业交叉的教学内容扩展；并重新设计实践教学，增加学时，既对各种样式的新闻评论进行基础性训练，也对各类评论形态的综合运用进行适当训练，以期培养出全媒体新闻评论员。
新闻传播教育办学模式与教学改革的探索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吴海荣教授，在主题发言中介绍了该院对《“联合与共建”办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所谓“联合与共建”，即开门办学，与新闻媒体和行业主管部门等充分合作、形成战略联盟。这样的办学思路，该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其后依托一批教学改革项目不断发展深化。主要措施包括：与行业主管部门和各家媒体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商谈合作事宜、聘请媒介资深专家担任兼职教授、选派青年教师轮流前往媒体挂职锻炼、与媒体合作进行课题研究、在媒体建立学生实习基地、协调部分媒体设备以合适方式赠与学校等等。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并辐射影响到当地乃至海外的更多院校。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系冯恩大教授结合所在院系同时开办新闻高职与本科教育的实践，探讨了新闻教育在本科与高职两个层次的异同。他提出两者面临共同的发展背景：媒介融合加速与文化产业振兴，但在培养目标上有所区别。本科主要培养适应媒介融合趋势的新闻专业人才，兼顾培养适应文化产业的通用人才；高职则主要培养适应媒介融合、有较强动手能力的新闻技工，兼顾培养文化产业中对交际能力要求较高的经营人员。两者在实践训练模式上相同，都是对各种媒介产品制作的仿真模拟，但在课程设置上各有侧重。本科课程安排注重夯实专业基础、拓宽学术视野，高职则淡化史论课程，突出技能模块。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冯广圣副教授回顾了该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2004年设立以来的办学实践，通过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寻找对策，就地方高校新闻教育的发展之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娜老师是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科组一等奖第一名的获得者，她首先依据青教赛上的见闻从教学理念、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呈现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对高校教学的理解；接下来从更深层次探讨了高等教育引领学生“发现自我”、“反思自我”、“解放自我”与“发展自我”的重大使命如何通过教学来发挥实现；最后针对新闻的学科特色、新闻教育现存的问题等提出了改进新闻教学、兑现育人承诺的建议。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刑永川副教授介绍了自己将田野调查引入课程考核的教改尝试，推动学生了解农村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认为这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及在社会洞察、人际交往、文字表达、多媒体设备运用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为其日后从事新闻调查、传媒工作等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思想发掘与史实考辨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作了《给新闻传播教育以根基，还新闻传播教育之灵魂》的主题发言。在他看来，新闻传播教育应以扎实的人文功底为根基，这在中国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中普遍缺乏。此外，理想的新闻教育，必然拥有灵魂，即通过对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不懈追问，带来自由与民主的启蒙。目前虽然一些新闻院系做出了值得推广的改革尝试，但尚未深入触及灵魂，还有更进一步的空间。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哈艳秋教授探讨了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我国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指出当时多位新闻教育家形成的共识在今天仍可发挥指导作用。如：学生应涉猎多方面知识、掌握几门外语，对于培养媒介融合时代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及我国目前亟需的对外传播人才依旧适用。又如在新闻教育中应处理好“学”与“术”的关系、重视职业道德的培养，以及应该对全民进行新闻知识普及教育等，也需要继续阐扬。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阳海洪副教授也关注了早期新闻教育家徐宝璜、邵飘萍的新闻教育思想，考察他们如何坚持普遍与分化的原则，在新闻教育中着意寻求现代与传统的最大公约数。发现在普遍原则方面，徐邵二氏放弃了传统的华夏中心论，认为源于西方的现代传媒及其新闻教育制度具有普世意义，坚持新闻教育的专业性，将传播从仅仅是官僚的治国之术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新的地位与功能。在分化原则方面，两人将儒家道德下降为记者的个人修养与职业伦理，在新闻教育中赋予其“士人之魂”。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乔云霞教授回顾了民国报人成舍我长期投身新闻教育的经历，认为其“德智兼修，手脑并用”的人才培养理念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可以依照媒介融合的需要注入新的内涵。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邓绍根副教授通过查阅大量史料，梳理了1949年以前中国高校及研究机构对新闻研究生教育的探索实践，探讨了他们各自做出的贡献并进行了总体评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早招收研究生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奠定了正规新闻研究生撰写毕业论文以获得硕士学位的传统。1942年，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新闻研究室设立的“研究生”岗位，虽非一般意义的研究生学历教育，但在重视理论思想和政治素质培养方面进行了尝试。还有1943至1946年间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按照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研究生课程培养的两期国际新闻高级学员，在严格的招生条件和考试制度方面有所推进。总体而言，他们打上了深深的美国烙印，尚处于萌芽探索阶段，成效甚微，未能持续系统地发展。
国外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的启示借鉴
上海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教授，在《新闻教育的三个镜鉴――基于对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分析》发言中，结合自己的实地访学经历，谈到了这所著名的美国新闻学院带来的三点重要启示。其一，关于新闻院校的定位问题：“新闻学院还是媒介集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拥有7家面向社会的公共媒体，更像一个媒介集团，和新闻实践、媒介市场关系密切，其院长也颇具企业家精神。这样的定位有助于一所新闻院校更为主动地进行匹配市场的改变与调整。其二，学术诚信的关键是付诸行动。密大新闻学院在这方面既有严格的制度法规，也有严厉的处罚措施，对老师和学生同样要求，保障了学术环境和教育环境的清洁干净。其三，新闻教育应该有清晰的层次与重点。密大新闻学院认为，本科生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专业工作者，研究生教育则重在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据此，他们在本科生教育中侧重培养实践技能；在硕士生教育中把理论研究与实践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博士生教育中则将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
新闻与传播论文篇(6)
摘要：随着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已经与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和全国新闻传媒业的生存与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从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入手，提出了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同时综观中外新闻史，新闻作品大多数都运用了文学手法。新闻报道为了向深度和形象化发展，也会经常借助文学手段。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文学叙事；新闻语言；文学语言；文学手法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
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
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
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有了高等教育与现实中的传媒行业的结合，所以文学手法也随之进入到了传媒事业的发展中体现出传媒行业新的要求和新的
二、文学叙事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于上世纪60 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了新新主义，强调用小说的笔调来写新闻故事，这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报道方式，“为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与写作手法，在报道方式上人为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强调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虽然新新闻学重点突出的是主观色彩，其诸多理论与方法也不能承担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似乎不符合“新闻”真实、客观的要求，但新新闻主义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准确、更真实地向受众反映事实，传递信息。
今天，用文学的叙事手法写的新闻稿、小说化的新闻、散文化的新闻等多种形式已屡见不鲜。“各报的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实话实说’的新闻借助文学的手法去‘实话巧说’，使之更为深刻、精致、感人并富有文采，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三、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一致性
从语言学角度来衡量，文学语言与新闻语言具有同一性。两者都具有语言的一般特征，都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文字表述。作为新闻写作的主角，也有可能同时成为创作文学作品的主角，兼有新闻写作主角和文学创作主角的双重身份。
在讲到语言的运用时，对语言的要求普遍认为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从新闻的功能上看，新闻要“传递信息沟通情况”，所以“新闻语言必须要准确，概念明确，论断正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情况，报道事实，描写人物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说一是一，是二就说二”。同样，文学语言也必须准确。它的准确是艺术意义上的准确，就像福楼拜说的那样“我们不论要描写什么事物，要把它表现出来，只能用唯一的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唯一的动词；要赋予他性质，只有唯一的形容词，我们要苦心探索，非找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仅仅找到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相似词千万不要满足，更不可以因为搜索困难随便使用一个来搪塞了事”。
四、新闻中运用的文学手法
适当运用文学表现手法是增强新闻可读性的根本途径。新闻几乎对所有的文学表现手法（虚构除外）都可采取“拿来主义”，但最应当掌握以至运用纯熟的是描写、对话、议论三种。
新闻尤其是消息，要不要有描写，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但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种种束缚已成共识，描写已被广泛采用。恰当运用描写，可以把新闻写得生动形象、富有文采。其主要作用有：能够再现环境，创造气氛，引人入胜；它可以用实景代虚言，剔去空洞无物的陈述，增添新闻的形象美；它可以托物寓意，形成含蓄的意境。
新闻（主要指消息）中的描写是从属服务于导语的整体设计的，它必须把新闻的五要素容纳进去，描写的本身必须同时是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或者是对新闻事实不可少的衬托。需要注意的是，新闻中的描写不在多，而在准；不在细，而在精。好的描写着墨不多，三五个字，几个词组，一两个短语，让读者略有所感便戛然而止。
在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篇佳作中，有不少正是以娴熟的对话艺术赢得了读者。看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题材，是应该予以采纳的一种方法。新闻中的对话，是交代情节、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展现新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时代精神，深化新闻主题的有效方法。
新闻中要掌握的议论，一般为直接议论和间接议论两大类。前者就是对新闻所传播的事实，直接进行阐述、评论，指明意义，揭示本质；后者则是通过第三者之口，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见解。不论哪一种，运用得当，均能收到“缩尺成寸，一语中的”的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 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年12 月版。
[2] 曾月华：《谈谈新闻与文学的“杂交”优势》，《新闻与成才》，2002 年第7 期。
[3] 李元授、白丁：《新闻语言学》，新华出版社，2001版。
[4] 王镝、李伟：《谈谈新闻语言的准确性》，2001 年6月版。
新闻与传播论文篇(7)
关键词 新媒体；广播新闻；冲击；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7）189-0014-02
尽管新媒体使传统的广播新闻媒体受到巨大的冲击，但广播新闻媒体更应主动更新理念，积极适应新媒体时代带来的变化，按照市场形势、听众需求探索发展路径，从而赢回听众，这是广播新闻想在新媒体下得以继续发展必要探究的重要课题。
1 新媒体对广播新闻的冲击
对比新媒体和广播新闻媒体，不难发现新媒体的显著优势、广播新闻媒体的局限性，而正是新媒体的优势导致广播新闻受到巨大的冲击。
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一是新媒体信息传递比广播新闻更快捷。新闻传播的快捷性是广播新闻媒体对比其他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长期性优势，但诞生新媒体之后，信息传播有了新的活力，有效压缩传播新闻的时间与空间，甚至突破技术设备门槛，得到更快捷的传播。
二是新媒体信息获取更便携。广播新闻传播媒介主要是收音机，收听有限的、覆盖特定区域的频率，听众只能通过单一的方法获取信息；反之，大众通过电脑、手机等新媒体，就能随时随地获取信息、信息。
三是新媒体用户互动和体验更丰富。广播新闻的传播是单向的，强制听众收听[1]。即它由传播者传给接收者，节目由一个时间段传给另一个时间段，听众只能被动收听，无法决定广播新闻播出的内容、时间；新媒体就不一样了，它拥有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等优势，能为受众提供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丰富用户体验，并在传达信息、分享信息的过程中增强互动，与大众娱乐化的生活方式更相符。鉴于此，广播新闻媒体须融合新媒体的优势、扭转自己的劣势，才能有序发展。
2 在新媒体下发展广播新闻的路径
2.1 发表独家观点，提供优质新闻
新闻节目并不缺少信息，反而是冗杂的信息使得以时间为版面的广播新闻面临更高的要求，需要广播新闻把握好话题的选取和深度。
一方面，体现观点与态度的新闻、有力度的新闻才是优质的新闻，新闻的价值主要是通过观点与态度来体现。所以广播新闻在新媒体下应重视表达独家的观点，挖掘新闻的价值。因为在新媒体时代，受众更想从新闻媒体处获取独家的解读与评论，而作为权威媒体的广播新闻就应在第一时间发声，并深度加工新闻信息，为听众完整呈现一条新闻的价值，从而更有力地引导舆论，使听众在获悉新闻信息之后积极和广播新闻媒体互动，碰撞思维火花。
另一方面，碎片文化现象也使广播新闻受到挑战。碎片文化指的是在空间与容量都无限的数字化世界，无数碎片信息冲向人们，把所有时间都填满。该现象发生在现代快节奏社会里，人们通过碎片化闲暇时间从新媒体获取信息、分享信息，并表达自我、展示自我，整合碎片文化就成为广播媒体在新媒体下发展的重要路径。所以广播新闻媒体要发挥出整合功能，使碎片更加有序，把看似繁杂无序的信息梳理成优质的新闻，为听众提供优质新闻服务。
2.2 利用新媒体资源丰富新闻信息
新媒体凭借技术特征构造庞大信息库，海量信息的优势冲击着广播新闻，但同时也为其提供良好发展机遇，如果能利用新媒体的技术优势、信息优势，广播新闻信息将得到显著的丰富与提升。当然，新闻传播技术在快速发展且永无止境，不管新媒体的出现用了哪一种面目，或是受众在取舍新闻传播形式方面发生什么改变，新闻始终是受众的终极需求，而不管是变革内容还是调整形式，广播新闻媒体的目的均是制作受听众喜爱的新闻。
一是利用新媒体获得新闻线索。新媒体凭借其便捷的、互动的网络手段，在容纳大量信息的同时展现自媒体信息，一条微博、一个帖子、一则留言评论均蕴含新闻线索[2]。广播新闻媒体则要寻求其中富有价值的消息，并加以核实，在进行充实与完整之后就能形成广播新闻报道。而这些报道在广泛传播之后形成舆论的新热点。通过网络搜索新闻信息已经是当前相当普遍的做法，只要广播新闻及时跟进，就能为听众呈现丰富的新闻信息。
二是利用新媒体的社交工具，扩展广播新闻采访范围，有效提高采访效率。广播新闻媒体具体可利用互动电子社区、电子邮件、QQ、微信等互动采访方式，大大节省新闻目标采访的时间成本，并采访一些很难进行电话采访或当面采访的目标，丰富新闻内容。
三是把新媒体视作补充新闻事实的来源。当广播新闻媒体在报道一个话题或一个事件时，可适当参考甚至吸纳新媒体的博客、音频、视频、群众留言等，用以补充、丰富新闻话题、新闻事件，显著增强广播新闻的完整性与时效性。
2.3 进一步优化广播新闻评论工作
在新媒体下，广播新闻应重视建设评论员队伍，建立常规的专家智库，使新闻评论更加深刻、透彻、独到。在广播新闻评论中有很多都是跟风，选择评论主题的重复性很强，真正抓住问题的、见解鞭辟入里的、形成影响力的评论很少，关键原因就在于广播评论依旧受到就事论事理论的局限，止步于报道个别事件，没能思考哲学意义。另外，广播新闻评论受到时间的限制，只能点到即止。广播电台充实自身新闻评论资源，加强评论员队伍建设，进一步扩展社会人脉、优化新闻评论工作，这对广播新闻在新媒体下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最近几年出现一种普遍的现象，即各种媒体非常激烈地争夺资讯，没有抢夺新鲜资讯的能力的媒体也不遗余力，争取第一时间转发，不断重复着同样的画面、声音，反而使受众产生信息爆炸的厌倦感、疲劳感。加上蜂拥而至的新闻信息难辨真假，受众不仅要实现对信息的全方位获取，还在辨别信息、解读信息、吸收信息等方面面临更高的能力要求。所以广播新闻在新媒体下应拒绝跟风，紧跟新闻事件发展，详尽而快速地分析，满足受众超越普通新闻资讯的深层次心理需求，围绕独到的观点输出资讯，这就是梳理资讯、集中资讯的良好形式。广播新闻输出层次分明的资讯，引导听众全方位思考、解读，打破思维的局限性，在消费新闻信息的同时获得享受，给予广播新闻媒体好评[3]。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优化评论、加强观点输出是广播新闻成功引导舆论、使听众获得“听点”的杀手锏。
3 结论
站在广播新闻的角度，新媒体化并非只是多元化的新闻传播媒体，更是变革媒体业务整体运作模式的必然趋势。在新媒体下，广播新闻只有正视新媒体的冲击并迎难而上，积极改革广播新闻节目，才能进一步提高广播新闻节目的传播效率，从而提高其收听率，在新媒体下获得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徐曦.浅析新媒体时代广播新闻的应对策略[J].新闻研究导刊，2016（23）：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