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论文篇(1)

一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根源

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一致，内隐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以及当代人对这种不和谐的深深忧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在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制造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抗，即人类拼命地掠夺和奴役自然界，大自然也对人类每一次胜利都进行疯狂的报复。生态危机作为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标志正在诅咒着人类，威胁着人类的在世生存。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从而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解除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正在承受的生态危机苦难，成为时代的呼唤和价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意味着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意味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人与自然和谐是一种善，甚至是一种最高的善；相反，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由于其隐喻或象征着毁灭，所以它是一种恶，甚至是一种大恶。扬善去恶是人类价值追求的目的之一，因而解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将生态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便成为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价值指向。消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键是确认产生这种不和谐的根本性原因，以便能够为人类找到拯救生态危机的正确道路。尽管对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原因人们有种种猜测和分析，其中也不乏精辟的见解和论道，但笔者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的断裂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本源性原因，正是在人性方面人与自然发生本质的对立，才在实践行为方面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灾难性的后果。

在人类早期观念中，人与自然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价值关系意义上的紧张和分裂，无论是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还是古希腊的哲学自然观，都以各种不同的理解或解释方式将人与自然纳入一个统一的整体之中，人之为人的人性与自然世界之为自然世界的本性在古人那里总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古希腊人的“小宇宙”与“大宇宙”和谐一致的主张，都表达着人与自然本质同一的看法。古人的这种人与自然一体的人性见识，导致了“万物与我齐一”和“顺应自然而生活”的价值追求，形成了与自然宇宙保持和谐一致，千万不要僭越最伟大灵魂为人类安排的这一必然秩序的行为规范。然而，古人的这种存在维度和意义维度却被现代人所遗忘，西方近生的启蒙运动彻底颠覆了古代人的有机论自然观，自然世界由此变成了一台既没有灵魂、也没有生气，完全由力学支配，进行机械运动的机器。自然概念的含义也由古希腊的“生长”、“涌现”、事物发生的“内在根据”，变为了现代的自然界和自然事物的总和。自然世界从一个活的有机体沦落成为死一般的物质世界，人由此也就从自然宇宙中分裂出来，成为与自然世界对立的存在。笛卡尔首开先河，将人与自然界区分为两个各自独立且平行存在的实体，他们之间互不依赖，互不决定，互不派生。物质的根本属性是广延，心灵的根本属性是思维。斯宾诺莎反对笛卡儿的二元对立说，主张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个实体，那就是上帝，而心灵和物质仅仅是上帝这一实体的两个属性；两个属性之间并不发生直接联系，它们互不产生、互不限制。结果斯宾诺莎在建立实体一元论的同时，又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属性二元论。斯宾诺莎以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人也力图克服机械论自然观的缺陷，消弭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但他们却走向了与古希腊哲人相反的道路，把人看作是自然价值的显现根源。如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和“自然向人生成”；黑格尔则把自然世界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属于“主—奴关系”，即人是主人，自然是奴隶。经过现代形而上学的努力，人从自然宇宙中彻底脱落出来并成为与其对立的存在，人与自然从此分别归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存在物属于仅具有广延特征的物质世界和客体世界，人类则属于能够思维的心灵世界和主体世界，“目的王国”和“自然王国”之间从此产生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道德鸿沟。

现代人不再像古人那样，以自然宇宙为背景认识自己与自然的同一性，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对立、不同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志。这意味着，启蒙之后人从本质方面与自然发生了彻底的断裂，或者说从人的本质方面与自然世界划清了界限。人不再是自然世界之中的存在，而是收缩到以自身为参照系统并仅仅向自身认同的独立存在。如仅仅向自身的认识能力认同，从而认为人是理性存在物；仅仅向自己的类特征认同，从而认为人是一个社会存在物。启蒙运动将人从自然宇宙一体中独立出来，似乎解放了人类，争取了人的尊严，但事实证明，近现代人的这种自我启蒙和自我解放在给人类带来自由和享乐的同时，也对人自身和自然环境制造了灾难性后果。首先，近现代人解构了人与自然的存在同一性，从而造成了人类自我的迷失，使人类无法准确确认自己在宇宙中的合理位置，误把对自然界的宣战、掠夺和奴役视为人之为人的象征。其次，人不再向自然认同，而成为仅仅向自身认同的存在物，这势必导致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强势运行。如现代人类完全扭曲了生物进化的意义，把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理性，以及生物进化最为辉煌的一幕——人类的诞生，理解为人优越于自然界和自然物的固有资本。人拥有理性，自在地就具有绝对价值，自在地就是目的，所有自然存在物仅仅是服务于人之目的的工具，成为现代性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引发人类对自然的促逼和宰制，并直接造成人与自然的现实不和谐。所以，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发生断裂是人与自然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分裂和对立，这种断裂直接规定了人类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取向，并为人类占有自然和统治自然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合理而正当的理由。作为人与自然现实不和谐标志的生态危机，正是这种本质断裂的直接逻辑后果。

二人与自然的本质同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内在根据

当我们确认了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是人与自然分裂和对立的深层原因之后，隐含在这一分析中的一个逻辑推断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即人与自然的内在一致应该是保证人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的根本性原因。也就是说，人只有在本质方面与自然融合为一个整体，才能确保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出一个与自然和谐的现实世界。尽管古人提出了人与自然在本质上同一的思想，但这仅仅是一种天才的猜测，其中还不乏泛神论糟粕，以及人屈从于自然的自卑心态。真正科学而合理地揭示人与自然的内在一致是人与自然现实和谐的基础，进而是人类社会和谐基础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提出了这一思想，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分裂、对立的“权力意志”和话语霸权，遮蔽了其思想的灵光，造成现代人对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的同一性产生了遗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并以此作为历史的逻辑起点和分析社会和谐与不和谐的人性论基础。马克思对人的这一规定蕴含着深刻的意义，至今人们还很少论及其中表达的深邃思想。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包含着两种规定性：一方面他必须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为对象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P.106)；另一方面人也必然是其他自然存在物表现它的生命本质的对象，“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惟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因为，只要有对象存在于我之外，只要我不是独自存在着，那么我就是和在我之外存在的对象不同的他物、另一个现实，也就是说，我是它的对象”[1](P.106)。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像所有自然生命一样，在以它物为对象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同时，又作为表现其他自然物生命本质的对象而在世生存。正如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同时植物也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力的对象一样。人类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作为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并不是以某一种或某一类自然存在物为对象，而是以所有自然存在物或整个自然界作为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同样，人类在作为表现它物生命本质的对象时，也不是表现某一自然物的生命本质，而是表现整个自然界的生命本质。人以自然为中介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自然也以人为中介表现它的生命本质：人与自然是互为中介、互为对象的。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人又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为存在的存在物，是超越自然而然本性的存在物。人作为人的存在，不像动植物那样直接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作为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也不是直接成为其他生命表现它自己本质的对象，而是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实现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的本质；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通过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同时也把自然界的本质内化为自我意识，受到自然界的本质的规定。“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1](P.105)这就是说，人化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化，客体被主体化的同时主体也被客体化。由于人是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主体，人被自然所设定也是通过人领悟自然并对自身设定实现的，所以人与自然互相“设定”也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自由活动。人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意味着自然界是人的自然界，人在自然世界之中；人被对象所设定，意味着人“本来就是自然界”，本来就是表现自然界本质的对象，即自然世界也在人之中，人在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在人之中，这表明人与自然界在本质方面是一体的，是内在一致的。人以自然界为对象和作为表现自然界本质的对象，是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不可分割的两个规定性，割裂了这两个规定性也就割裂了人的本质存在，使人成为“非存在物”。马克思在确立了人与自然本质一致这一人性论观念之后，就用这一观念来审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发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一体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了异化，在此基础上又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现象。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过程中发生了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人同劳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本质的异化。这三种异化现象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异化。没有自然界，就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和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人也就不能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相异化，意味着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和人的对象性本质的丧失：自然界不再是人的自然界，而变成了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所奴役”，即“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人也不再表现自然界的本质，而成为自然界的占有者和掠夺者，“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1](P.85)。人与自然发生本质断裂，人类在加工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就与自然处于严重的对抗状态。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P.158)人与自然的严重对抗导致人类对自然物的疯狂剥夺，这使人类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更为惨烈。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根本性的关系，正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异化才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异化，以及社会的不公正和社会的不和谐。因为人们为了占有由人与自然关系生化出来的物品和财富，才造成了人与人的分裂和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即人与自然界的异化关系的分析，揭示了人与人的异化关系和社会的不和谐。“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P.59)

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不公正，也是人类社会最不和谐的表现。因此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的解放必须首先消解作为社会不和谐根源的人与自然的分裂与对立，实现人与自然界的本质性的统一，在否定之否定的层面上向合乎人性的人复归。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P.81)马克思在这里表明，扬弃私有财产也就是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即扬弃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向合乎人是对象性的人这一合乎人性的人复归。这种复归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马克思在这里用“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再次表达了人与自然一体的思想，并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融合为一个整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依据。“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P.83)共产主义社会无疑是最和谐的社会，它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通过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生成的人性是人与自然现实关系的内在根据，也是社会和谐不和谐的基础。当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发生断裂，人类社会就处于不和谐状态之中，扬弃这种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完成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才能使人获得解放，进而产生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

三人与自然的两种和谐关系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人与自然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和谐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一致关系，另一是人与自然的外在和谐一致关系。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关系是指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关系，即在人类的自我观念中包含自然界的本质规定性，在人之为人的意义上人与自然融合为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性是通过人向自然生成为人而显现出来。人与自然的外在和谐关系是指人与自然存在物和谐相处，人类与自然界协同发展，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营造出一个美丽、完整、稳定的现实自然环境。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是人性意义上的和谐，它存在于人的本质之中；人与自然的外在和谐是现实性的和谐，它表现在人类加工改造自然界的现实活动之中。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关系是；内在和谐是外在和谐的根据，外在和谐是内在和谐的表现。人只有首先达成与自然的内在和谐，才能创造出与自然的外在和谐。笔者前面所说的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或同一，是指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不和谐则是指人与自然的外在关系。目前人们更多的是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外在和谐关系的价值与意义，忽视了产生这一价值和意义的内在源泉，即人性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问题，这就使人与自然界的外在和谐关系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界的外在和谐关系，我们必须首先对人性与自然的关系做出形而上学的和谐建构。人与自然达成了内在一致，才能担保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在行为方面与自然界和谐一致。

人与自然论文篇(2)

美国是个有梦的国家，一直以来“美国梦”的概念贯穿于社会的发展，其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激励着一代代人为之追求奋斗。最早的“美国梦”可以说是“拓荒梦”，美国总统林肯在1862年签发了土地令，许多美国人向西部进发，融入了“西进运动”的潮流之中，他们向往着开垦“肥沃、富饶”的土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希望可以战胜自然、扎根土地。在西进运动中，有这样一群人不容忽视：数以千万计的美国妇女。她们跟随着丈夫来到西部，每天都在繁杂的家庭生活中忙碌，作为美国传统妇女们的代表，有着“家庭天使”的美称，她们勤劳、善良、吃苦耐劳、全心全意照顾家人。在男权社会当中，男性被认为是社会和家庭的主宰，女性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生活等方面，地位都比男性低下。从社会大环境来说，要求女性拥有传统美德，固守家庭这方寸土，作品中的柏格森太太就是这样一个传统女性的典型。与男人们开垦荒地、征服自然不同的是，第一代拓荒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是断开的。生态女性主义首先体现的是对女性与自然的认同，但是第一代的拓荒女性对于自然首先是顺从的，面对残酷的自然环境，她们没有能力改变自然的一切，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自然中获取物质，这一点可以从她们恪守老的传统上看出来。“柏格森太太的习惯势力是很强的，这个家庭没有解体，没有出现得过且过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为坚持在新环境中恢复她旧时的生活规律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18)。从某种程度上讲，柏格森太太将荒野变成花园，保存老的生活习惯，是用一种文明的方式在延续从前的生活。对于周围人亲近自然的举动，她感到是一种道德的退化和不能容忍的事情，也就难怪“有一次柏格森太太到挪威河沟去的路上顺道看看李老太太。那老太太藏到了干草堆里，说是怕柏格森太太撞见她光脚丫”。(19)作为一名保守主义者，始终希望恪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她看来，一切破坏文明而与自然接近，不收拾屋子，光脚走路等，都是不可理喻的，也就难怪周围邻居都觉得柏格森太太高傲了。尤其对自然之子老艾佛来说，柏格森太太认为他是一个疯子，让孩子们都远离疯家伙。老艾佛定居在村外一个小山坡下面的洞穴里，与自然为友，动物为伴。他过着一种悠然自得的“野蛮生活”。但是在这里，作为“自然之子”，老艾佛是一个保护生命，敬畏生命的使者，他对飞到池塘附近的一切生命，不管是野鸭，还是大鸟都给予关照和保护，他极力阻止小伙子们打鸟，因为这些都是上帝赐予的。不仅如此，老艾佛还能体会到动物的情感，帮他们治疗伤痛，与他们对话，所以他被称为“美国的自然神”。（Rosowski:50）柏格森太太对自然之子的不能接受，表现出她对于自然的不认同和疏离。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来看，第一代拓荒者对于自然的开垦体现了男权主义的传统，因为不懂得尊重自然，当然得不到自然的回报，一味地征服土地，带来的却是像书中卡尔说的:“不可一世地压制着在阴暗的荒野上挣扎起步的人类社会。”(11)他觉得，“人类太软弱，无法在这里留下痕迹，这儿的土地不想被人打扰”。(11)老艾佛身上对自然的生态行为不仅透露出女性般的特质，而且更有慈母般的爱惜和关怀，是对自然的尊重、认同和爱护，但得到的却是嘲笑和不解。第一代的拓荒女性，以传统的柏格森太太为代表，她们没有能够看到自然与女性之间的关系，被动地接受自己受压迫的地位，在与自然的关系上也是疏远和陌生的。

2亚历山德拉——大地的女儿

与柏格森太太不一样的是，女主角亚历山德拉脱离了繁重的家务，从如父辈一样传统的大自然征服者到走进大自然，认识自然、了解自然，再到真正成为大自然的女儿，与自然的命运融为一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对自然的认识以及自身身份的认知和回归的追寻过程。亚历山德拉出生于一个瑞典的移民家庭，父亲早年带着全家到这片荒原上准备开创一番事业，然而，十多年的努力却未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显著的痕迹。在弥留之际，他出乎意料地没有将家庭的重担留给儿子，而是选择了女儿来承担起这份责任。在他心中，女儿充满责任心和智慧，不必像她母亲那样固守于家务，而是可以也具备这个能力成为后继的拓荒者。所以，作品中亚历山德拉一出场，就是高大丰满的形象，穿着一件男人的长外套，戴着一顶圆的帽子，用一条厚头巾来扎紧。不经意间露出的那一头按德国样式盘在头上的乌发，路人对她的赞赏却换来了她的一番抵抗，连作者自己也说“大可不必这样严厉”。(7)在亚历山德拉心中，她不能接受自己作为一个物品被男人把玩，。女性主义者认为：反抗男性统治的标志并不是简单地反对生活中的每一位男士。亚历山德拉的过度反应，说明她完全否定了自身的女性特质，而戴上了一个男性征服者的面具，也折射出她对于男性权利的渴望与追求。这也是为什么柏格森先生“在他女儿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父亲正当盛年时的特点：意志坚强、思维敏捷。他当然更愿意能在某个儿子身上看到这样的相似之处，但对此他无能为力。”(16)凯瑟赋予她坚强的意志、独立的性格以及希腊女英雄般的气质，她表情严肃，走路行色匆匆，“快而坚定地走着，仿佛很清楚自己的方向和目标。”(6)她的眉宇间透着一股刚毅，给人一幅胸有成竹的女战士形象，大有要在这片土地上大干一番的气魄。她这样一个外表坚强、内心坚定的女强人也难怪被她的弟弟们称为“原本根本没有把她想成一个女人，只是姐姐就是了。”(123)但她接近40岁依然一个人独立生活，在精疲力尽时的一个幻觉让她总是梦到自己被一个强壮的、具有男子气概的人举起抬着走。在她的内心深处，也是本能地渴望被人理解和得到疼爱的，但当她醒来时，她又非常生气，总是使劲擦澡，以往身上浇几桶凉水而告终，在这个征服自然的阶段，她觉得女性的特质意味着软弱和无助。这一点是万万不能表现出来的，哪怕只是在一个小小的梦里，因为这是不利于开垦拓荒的，必须坚决压制下去，这与拓荒所需要的勇敢和坚强的特质是格格不入的。两个弟弟对姐姐所持的态度其实也是代表了男性主义的观点，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成功就是非正常的，女性就必须套上传统居家型的枷锁。蔑视女性其实是文明与自然对立的根源。他们认为一个家庭的财产实际上是属于这一家的男人的(91)。但是亚历山德拉不会理会这种说法，而是勇敢地反抗，甚至说“你们到县政府去问问谁是我土地的主人。(90）亚历山德拉的性情沉稳，有着巨大的勇气和敏锐的观察力，凭着她的实地勘察和周到的考虑，才得以在这片令人心碎的荒无人烟的土地上，看到来年春的希望，最终成为土地真正的女主人，她处在和男人平等的位置上，冲破社会角色的樊篱，和男人一样努力创造土地的价值。但是在这个阶段，亚历山德拉对土地的认知程度依然是停留在延续父辈开荒征服的模式上，这种征服式的胜利也只能是短暂的。只有对土地和大自然的不断了解和贴近，将土地从沉睡中唤醒，才能听到来自大自然自己的声音。“因为土地只是一开始跟人类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起初假装贫瘠，因为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对付它；后来忽然一下子，它自己工作起来了，从沉睡中觉醒，舒展开来，真大，真富！”(64)大自然是一个客观的固有存在，女性和自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女性用柔情去尊重她、同情她、理解她时，自然所展现出的是与人类的和谐发展，这也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理想。在柏格森去世十六年之后，亚历山德拉感受到土地的觉醒，好像那土壤的活泼生机融入了自己的身体。她是土地的化身，当她紧贴那个褐色的平坦世界，她才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109)亚历山德拉充当了人与自然的中介，她能够读懂自然，能读懂土地。在小说的结尾，亚历山德拉说：“我们是这里的过客，而土地是长在的。真正爱它、了解它的人才是它的主人。”(160）正是对土地的了解和热爱，使亚历山德拉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作者揭示了受传统男权思想压迫的女性以及大自然的觉醒。曾经的亚历山德拉用冷水使劲地搓澡，压抑自己正常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没有将自己看作一个正常的女性，而是一个肩负使命地拓荒者。但在经过和卡尔的两次分离和艾米的悲剧后，她才慢慢意识到自己内心缺失什么，又真正需要什么。男性特质的收敛和女性本质的逐步回归，让她学会倾听自己的声音，也最终给自己找到了身份回归的路途。第一代以柏格森先生为代表的拓荒者们，试图以武力和男性的力量去征服土地，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而当男人们都失败了的时候，亚历山德拉却用理解和尊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收获和成功，这也正是生态女性主义者不懈追求的理想。亚历山德拉作为女性对土地投入了特有的女性关怀，把土地视为亲人和朋友，了解他们的需要，对他们细心呵护，终于唤醒了大地沉睡的心。第二代的拓荒女性，以亚历山德拉为代表，经历了一个对自然和女性身份的认同过程，随着对土地理解的深入和内心情感需要的展露，她内在的女性意识也被大自然所唤醒，最终得以将自然和女性的特质化为她内在意识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所以在作品结尾，“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属于土地”。(160）男性以理性自居，而女性则是感性的，通过细腻的情感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又关注土地需要、关怀土地成长，最终亚历山德拉突破了社会和传统强加给女性的角色限定，既对土地和自然有理性的掌握，又有感性的呵护，才得以唤醒土地，让丰收的喜悦传递给每一个人。

3麦丽——挣脱束缚的新女性

麦丽是在作品中跟亚历山德拉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女性形象，她长着一头洋娃娃一样的棕色卷发，一张可爱的小红嘴和一双黄褐色的圆眼睛，看起来像个雅致的。(9)麦丽的叔叔总是喜欢把麦丽举在肩上，作为展览品吸引男性欣赏和崇拜的眼光，而麦丽也特别好脾气地接受周围人逗她的玩笑。“麦丽风度优雅地向艾米走去，后面跟着她的一群精力旺盛的崇拜者。(10)麦丽无形之中所具有的男性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美丽、优雅、顺从让她成为一个男人崇拜的客观存在，她开始也是完全接受传统女性的观点：女人是男人的仆人，是为男人服务的，基于这种观点，她不能自已，过着依附男人的生活。当麦丽长大后，她性情活泼，热情开朗，在说说笑笑时，眼睛里总有点点黄色的闪光跳动着，但就是这样一个能给别人带来欢乐的女人，为什么没有能够获得自己的幸福，却以悲剧收场呢？麦丽在16岁时，就和一个青年私奔，后来父亲原谅了他，买下了一片农场，这才和亚历山德拉做了邻居。曾经的年少不懂事，与丈夫草率的私奔结婚后，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那种幸福，当她与周围人说笑，她的丈夫却能将每个人生吞活剥了一样。(85)在丈夫强烈的控制欲下，麦丽没有屈从；在丈夫自我吹嘘的时候，她也没有像一开始时那样崇拜得五体投地，听他摆布，她独立的性格和思考的能力让她表现出的是沉静和无言的厌恶。麦丽不像其他妇女一样，婚后成为家庭天使般的传统女性，她是大自然的女儿，具有完美的女性特质，代表着美丽、活泼、勇敢、淳朴和旺盛的大自然生命力。作品中，野外的玫瑰、旺盛的杂草、水塘里的野鸭、小褐兔、蝴蝶都是她的象征；她膜拜自然，觉得“这棵树似乎知道我坐在这里所想的一切事”(82)，与古老的“树崇拜”如出一辙。她走路一蹦一跳，跟小兔子似的；她又像一只飞蛾，在田野上空飞来飞去……与亚历山德拉繁忙的农作比起来，麦丽更多的时间是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她没有将开垦荒地、播种、收获作为自己唯一的工作，而是将她的情感融入在大自然当中，不仅喜欢在老艾佛的池塘玩耍，也喜欢在樱桃树下休息，仰望天空。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女儿，注定了她不同于传统女性固守的那一方寸土，她努力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不愿意在象征“夫权”的那根黄手棍下生活，连她的丈夫也说：“他知道她的感情一定寄托在什么地方。”(116)随着他们之间距离逐渐扩大、僵化(116)，她冲破世俗的观点，敢于和艾米在一起。这样的行为连亚历山德拉也没想到这个已婚妇女会和自己的弟弟产生爱情。有一次，麦丽和艾米到老艾佛的池塘去玩耍，几只野鸭被艾米射杀，麦丽心疼地拿起其中一只，“艾米，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它们刚才玩得多好啊，我们把这一切都给破坏了。”(70）作为大自然的女儿，野鸭的悲剧也预示着麦丽爱情的悲剧，这样的结局也让我们看到，麦丽作为一个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女性，敢于挣脱男性的精神羁绊，试图摆脱丈夫的奴役而与富有浪漫气息的艾米展开生死恋，虽然双双殉情于枪口之下，但是她的爱情悲剧却给予男权社会以重重一击！第三代的拓荒女性，以麦丽为代表，在一个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中，不仅在社会地位，自身能力方面受到限制，在情感方面也无法挣脱男权的压制和限制，但是，麦丽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传统宣战，虽然她的死亡是命中注定的，但是在花园中“静静地躺着，听任鲜血流尽而死，她的脸上却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心满意足的表情”(141)，这是一个用自己的生命向传统宣战，精神女战士表现出的满足和胜利。她似一簇奔放的野玫瑰，挣扎地生长，但终究芬芳会洒向大地，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西部拓荒新一代女性的精神在重重涅槃中渴望获得新生的勇气和魄力。

4结束语

人与自然论文篇(3)

的信仰，存在主义，本体论的信仰，本体论的信仰。

的信仰与任何人都相关，但很少有人能说出信仰是什么。有很多争论，没有尽头。人们的信仰植根于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只有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才能澄清信仰问题。本文试图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对信仰进行阐释，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

。所谓主客二分，就是人类站在自然的对立面，改造和征服自然，以经济建设换取生活资料。因为自然不能满足人，人只能改造自然来满足自己。这种主客体二分法表现在人与自然的转化转化关系、人与人的阶级统治关系、商品交易主体之间的分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精神支配身体是建立在人与自我的身心分离的基础上的。这种生存方式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人类在脚下爬行自然与自然对立是人类实践和人类进步的结果，这种生活方式形成的标志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三次社会分工，手工业和商业的出现。手工业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以及商业代表和工匠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文明时代开始了。分野是东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四大文明古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然而，由于大河流域建立了农业文明，古埃及文明是尼罗河的礼物，古印度是印度河和恒河的作品，古巴比伦文明的历史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产物，古代中国是黄河的母亲孕育的。由于河流泛滥和枯竭，大河流域的生态恶化，四个古代文明国家中有三个灭亡。只有中国没有因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回旋余地大而灭亡。它的农业文明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并被西方强行打破。

文明发展的最大变数是古希腊的崛起。古希腊文明不是本土的农业文明，而是建立在已灭绝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原因是古希腊半岛多山，不适合发展农业。但受地中海气候影响，有适合全年航行的天然无冰港口，适合渔业发展。在此基础上，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政治上，因为有许多岛屿，每个岛屿上都建立了城邦，城邦就是城市。从古希腊到古罗马，这种生产方式生活在继续，创造了伟大的古罗马帝国，罗马奴隶主是工商奴隶主，罗马文明是工商文明，罗马法律是古代社会最完整的商品交换法。随着日耳曼的入侵，古罗马的工业和商业文明消失了，欧洲进入了农业文明的中世纪。然而，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开启了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复兴。资本主义在工商业文明的基础上崛起，是以大型机械工业为基础的工商业文明。以海洋环境为基础的工商文明又称海洋文明，是主体与客体二分法的主要支撑。这种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的自由时期达到顶峰。后现代资本主义开始改变过度的主客二分，向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靠拢。r

·

所谓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生存模式。它不仅是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且是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进而是人的身心的统一。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文明最成熟的国家，也是天人合一生活方式的代表。近代西方列强强行打破和中断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迫使中国走上了工商文明之路，结束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天人合一。中国工商文明的大发展,正处于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工业文明是一种进步,但过度工业化必然导致主客体过度二分法,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体与心灵的分裂,向生态文明过渡,回归天人合一的生存方式，这种回归是建立在工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的，不同于古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期天人合一。

。信仰是人们自觉生活方式的结果。由于在大自然脚下爬行，万物有灵，衣食匮乏，再加上洪水和野兽的威胁，原始先民没有找到自己适合的生活方式，主观世界也不发达。一切都是盲目的探索，没有意识到意识的主观基础。如果说原始人有类似的信仰，那就是崇拜，崇拜整个自然，崇拜区别于自然的氏族图腾，崇拜刚刚死去的祖先。但这里的崇拜不是信仰，原始人不具备形成信仰的主客观基础。在文明的奴隶社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发展，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人们可以安居乐业。人类已经找到了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再加上主观世界的发展，人类有了信仰产生的客观和主观基础。当人类有了信心，信仰就产生了。农业文明中的人们认为，日出工作日落休息的生产节奏和生活方式在农业文明改造自然的程度上并不高，而只是使自然适应农业物种种植的植物和适合驯化的动物是固定的。人们定居生活。人与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氏族解体，家庭建立，男耕女织。这个家庭幸福和睦。乐生，受过教育的人一边种田一边读书，还有耕读传家。他们的信仰是对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信仰。他们相信来年会更好，天气会更好，他们相信子孙满堂，会有接班人，他们相信知识和理性，以及人类的和谐。因此，农业文明中的农民最怀念家乡，与其说是怀念家乡，不如说是怀念黄土地这一代农民。这是他们植根于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信仰。这种信仰的对象是他们所依附的熟人世界，他们的父母和村民，他们的山、水、植物和树木，他们生活在其中。这种信仰可能不是有神论人的，但它必须是深情的、正义的和美味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扩大的家园，它已成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最高信仰，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民的本体论信仰。

的本体论信仰不同于农业文明的本体论信仰。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们的信仰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本体论信仰。工业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工业是自然的加工和改造，商业是商品的交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交换人之间的平等交换。人与自然、人与人是分离的。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对象总是被分割的。这种划分是无止境的吗？人们开始探索自然的起源，原子论成为他们的哲学。继续问，原子是从哪里来的？上帝创造了它。当他们找不到答案时，他们推测不仅大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这个至高无上的上帝被称为上帝，可以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特别是古代科学的不发达，无法解释现实。工业依赖于技术，技术需要探究，而科学无法回答，所以只有猜测。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个体信仰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出生的孩子没有信仰。孩子独立于父母，他有自己的独立性，独立面对和处理问题。在实践经验中，他开始建立自己对成功的明确信念。正是这种一个又一个的信念让她最终站起来，站起来，长大，开始了家庭和事业。随着成年人有了系统的实践和精神空间，他们的信仰开始形成。如果我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在农业文明时代，就会形成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信仰。如果我们主要从事工商业，生活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我们往往会形成主客二分的本体论信仰。如果我们生活在现在发达的工业文明，特别是生态文明时代，我们就会形成共产主义的信仰。

。本体论是一个探索世界起源或母体的哲学理论。本体问题是关于本质和共性的问题。本体论，即本质主义，专门探索事物的本质、矩阵和起源。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打破砂锅，最后提出要求。对与错,黑与白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显然是工商文明的思维方式。本体论的信仰是相信本体存在并努力追求本体的信仰。上帝信仰是典型的本体论信仰的基础，是主体和客体的二分法。本体论是研究一切事物统一的整体知识，它包含一切事物。人们通过自身的生存来展示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是对一切事物的一点精神认识和对世界的一个展示。本体论关注的是现象而不是事物的本质。本体论是整体的，而本体论是个人主义的。本体论是一个复杂的范式，本体论是一个简单的范式。本体论信仰是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一个整体，追求这个整体，并将自己融入整体。本体论信仰的生存基础是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西方人认为信仰是本体论的信仰，所以它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事实上，中国人的信仰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论信仰。中国人民基于农业文明对儒家的信仰是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目的地，而不是来世的天堂。由于

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超越工业文明的伟大时代，农业文明的印记还没有完全消失，工业文明在世界上还没有完全实现，两种信仰一直处于冲突之中。由于本体论信仰的基础——工业文明优于农业文明，本体论的信仰处于攻势和斗争的优势，而本体信念的基础——农业文明处于劣势，所以本体信仰处于防卫和不利的地位。两者之间的冲突这两种信仰已经演变为当今时代的文明冲突，以及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基督文明是侵略性的，尽管伊斯兰文明已经撤退，但它仍然顽强，原教旨主义大学已经崛起。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文明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强烈渗透下衰落，但随着生态文明的发展，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似乎有所缓解。本体论信仰有望在生态文明时代重生，这也是一种回归。

对当今世界的信仰只不过是这两种。伊斯兰信仰介于两者之间，这是游牧民族的信仰。游牧民族的畜牧业和农业是相互关联的，但他们的“旅行”与工商文明的商业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伊斯兰的信仰传达了本体论的信仰和本体论信仰。按照本体论本体论的顺序，目前的信仰体系大致如下：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佛教。新教强调主客二分，佛教强调天人合一。新教征服了世界，佛教充满了同情心。所有宗教都宣传自己的教义，这些教义是合理的，反映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派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时代造成的，也是两种文明冲突的结果。解决这两种信仰之间的矛盾不能靠争论，而要靠人类生存实践的发展。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超越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生态文明。

思想问题有时可以通过思想教育来解决，思想教育是建立在解决思想问题的物质实践的基础上的。一些跨时代的思想问题不能在思想上解决，而应该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来解决。信仰冲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在人类生产中找到答案。本体论信仰与本体论信仰冲突的实质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生产矛盾的解决，思想矛盾的解决。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经历了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在未来，它还将经历信息时代、生态文明时代等等。渔猎时代的原始初民没有系统的信仰。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建立了第一个信仰体系，这表明人类取得了成功和自信。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是一种进步和必然。然而，古希腊在欧洲进入了奴隶社会的工商业时代。原来,历史时代的冲突已经转化为共产主义时代的冲突,转化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已经固化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这种固化的思维影响了历史思维的形成，扩大了东方与西方的矛盾还有西方。随着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将消失。

认为，当今时代的人类已经跨入了生态文明的门槛，但离生态文明的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正的生态文明正在到来共产主义将真正成为现实。马克思指出,“这座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真正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了存在与本质、客观化与自我确认、自由与必然、个人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共产主义是一个完整的自然主义，不是农业文明时代未完成的自然主义，也是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不是工业文明时代未完成的人道主义。农业文明的自然主义必然与工业文明的人道主义发生冲突，形式完整的自然主义与形式完整的人道主义不可能发生冲突，因为两者是一体的，没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共产主义是生存与本质之争的真正解决方案。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存在与本质之间的斗争无法停止。作为本体论与本体论之间的斗争，二者之间的斗争具有理论魅力。本体论阵营也有现象学、复杂性、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形态。本体论的营地有本质主义，现代性、简单性和其他理论，而斗争一直在进行。存在主义信仰和本体论信仰之间的斗争在所有生物中都很普遍。我们无休止地争论，坚持自己的话，失去了片面性。这场辩论将持续到共产主义的建成。

人与自然论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生态思想；综述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035-02

近年来，伴随着环境伦理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国内迎来了新一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研究热潮。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自然观和实践观，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进行的批判性考察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为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提供了科学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的内容以及在其全部思想中的地位，乃至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具有生态思想，国内外的学者都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本文利用获得的文献资料，梳理出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有关论述并加以简要综述，试图从整体上展示当前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研究的现状和大致脉络。

一、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具有生态思想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不是生态学家以及是否具有生态思想，中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部分西方现代生态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赞扬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战胜自然，支配自然，发展生产力，主张“自然的人化”。由此可以认为，他们是反生态主义的。与此相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则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存在内在的关联，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生态思想。然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是生态学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一直存在着的争论。

杜秀娟教授在《一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是生态学家的争论――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一个视角》一文中梳理了西方主要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主要观点及代表人物。文章从正反两个方面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态度。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是生态学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自己的系统的生态学思想。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有些生态学思想，但生态学根本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的内容。

本・阿格尔是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在马克思关注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曾涉及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奥康纳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完全对立起来，同时他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没有更多的涉及关注到生态问题。德里格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在宏观上涉及了社会-自然关系，但没有在对资本-劳动关系的研究中更多地考虑到生态的方面。

总而言之，西方部分学者或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根本不具有生态思想，或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包含有生态思想，但在其总体的理论框架中是次要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生态思想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主流，而且也没有被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也有许多的学者主张马克思恩格斯是生态学家。他们认为生态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有机组成成分，马克思恩格斯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者。

豪沃德・帕森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学》一书中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的理论中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压迫到共产主义的统一。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其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肯定了马克思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肯定了马克思是伟大的生态学家。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对，中国学者更多地倾向于马克思恩格斯具有生态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来源和基础。

何福平教授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与路径选择》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世界观指导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破坏生态行为的批判为我们提出了警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我国当前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

李怀涛博士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一文认为，马克思确立了以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体现了科学的生态观。

葛恒云教授《马克思自然观的深刻意蕴及其当代意义》一文认为，马克思哲学中的自然，具有社会历史的意蕴。实践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中介。马克思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并且突出了解决这种对立的途径，其中有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

张渝政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中认为，由于时代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生态问题还没有突出到关系人类生存发展的地位，因此马克思恩斯没有就生态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的理论分散在他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哲学等理论体系中。文章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制度与生态问题等几个方面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正如张渝政教授文中所指出的，由于历史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就生态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的理论是零散地存在于他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哲学等理论体系中。因此，梳理、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就成为当今学者无法回避的任务和使命。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

余维祥副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探微》一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把人与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人类通过实践这一中介与自然发生关系，按照自身的需要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李怀涛博士《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文章，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自然观分开来考察，指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赞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确立了人类学的自然观。青年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自然观体现了深刻的生态思想，但他的人类学的自然观终究把自然归结为人化自然，偏重于人的单方面作用于自然的活动。到1845年，马克思实现了哲学思想的革命性变革，确立了实践作为自己新世界观的理论基石，根本扬弃了旧哲学主客分离的思维模式，以实践为中介，实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由此出发，他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物质变换裂缝进行了生态批判。

李崇富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现实意义》一文中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实践观中都包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即自然辩证法，即研究自然界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人同自然界具有三个方面的关系，即“实践关系”、“理论关系”和“价值关系”。恩格斯论述了人类历史上由于实践的盲目性而导致自然界报复的教训，从而表达了深刻的生态思想。恩格斯指出，人类在实践中“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考察，从而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质也做了深刻的揭露。

刘丹、马晓辉在《马克思物质循环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从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物质循环理论入手，指出物质循环理论实质上是循环经济理论的最早思想渊源。文章研究了马克思“物质变换”与“物质循环”理论，通过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以及“生产排泄物”问题，指出其中已经包含了生态经济循环的意义。毛新博士在《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分析》文中同样研究了马克思“物质交换”及“物质循环”理论，指出其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仙娥、万冬冬的《中生态思想的逻辑蕴涵与当代价值》考察了《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等重要生态思想。

范燕宁、马芹《论马克思生产力思想的生态维度》从分析马克思生产力思想入手，指出马克思生产力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生态要素对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科学论证，包含着对生产力反生态发展的社会根源的揭示以及对生产力资本化所带来的生态异化的批判，更有着对未来生产力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真正和谐的生态价值诉求。从而反驳了西方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反生态的指责。

余维祥副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三重维度及其意义》一文，从世界观、价值论和社会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马克思三大理论的生态思想。文章认为，唯物主义世界观主张人与自然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是生态唯物主义。生态唯物主义为今天我们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提出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批判了工业化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导致了生态失衡，从理论上解释了今天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三、结语

随着生态问题的不断突出，生态研究必然会进一步深入，国内外投入到这一领域的学者也将越来越多。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进一步研究，有利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和实践。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到，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尚处在初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化。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时需要加以鉴别，更多的吸收有用的成果，为我所用，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和社会主义生态学发展不断深入。

参考文献：

[1]杜秀娟.一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是生态学家的争论――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一个视角[J].社会科学辑刊，2010，（4）.

[2]何福平.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与路径选择[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1）.

[3]李怀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2）.

[4]葛恒云.马克思自然观的深刻意蕴及其当代意义[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9）.

[5]张渝政.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6]余维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探微[J].生态经济，2010，（9）.

[7]李崇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现实意义[J].湖南社会科学，2011，（1）.

[8]刘丹，马晓辉.马克思物质循环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理论学刊，2011，（5）.

[9]李仙娥，万冬冬.《资本论》中生态思想的逻辑蕴涵与当代价值[J].学术交流，2011，（9）.

人与自然论文篇(5)

[关键词]天人合一 发展伦理 理论关联

[中图分类号]B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1—0140-05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在生态危机凸显、社会矛盾频发的当今时代，学界不少同仁坚持不懈地对之进行思想解读和理论再造，主张将之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另有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天人合一”存在着实践或理论的缺憾，以之为出发点根本无法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遑论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思想基础。本文意图剖析后一类观点的偏失，重申传统“天人合一”与现展伦理之间的关联，证成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而且可能从“天人合一”中吸收合理的思想元素。

一、实践批判与理论批判的检讨

从实践角度质疑“天人合一”理论价值的学者不乏其人。如刘森林先生在《发展哲学引论》中深入考察了从先秦直至明清时期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这一个在大喊天人合一的文化时代做出来的事情，不能不使那些认定天人合一文化定能拯救未来世界的豪言壮语汗颜、尴尬甚至自嘲。毫无疑问，中国古代前赴后继的各个朝代一定程度上都是“天人合一”的鼓吹者，而种种破坏自然生态的实践行为也恰好就发生在这种文化情境之中。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然生态遭到破坏是“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人与自然关系所导致的理论后果吗？笔者认为，真实的情况恰恰是古代生活实践中的某些行为背离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旨趣，因为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我们都不能把过度砍伐、过度开垦、涸泽而渔等行为说成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践形态。由此可以看出，根据历史后果评判某种观念的理论价值时，有必要首先判明实践后果与思想理论之间是否具备因果联系。假若某种思想观念无须向实践后果负责，借此对之进行批判当然就不足取。从逻辑上看，把历朝历代破坏自然生态的实践行为作为否认“天人合一”的证据，从本质上讲是对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的不加区分，是一种非科学的论证方式，结论当然就不能成立。必须指出，《发展哲学引论》中列举的诸多破坏自然生态的严重后果，正是历代王朝虽然鼓吹但并未真正用“天人合一”理念指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所付出的代价！

如果说根据实践后果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批评仅只是一种“对塔说相轮”式的质疑，那么理论上的批判就是“直入塔中”的“入室操戈”了。郝海燕先生的《儒家的“天人合一”与人和自然的和谐》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作品。郝文认为，从原初本意、理论目的和理论结果三方面看，儒家的“天人合一”都主要不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因而从“天人合一”出发不可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对该文论证过程展开检查之前，首先有必要针对上述观点的立论基础作三个方面的回应。

首先，“天人合一”不仅仅是儒家的核心概念，而且还是中国古代哲学思考天人关系的思想框架。仔细爬梳古代文献，便不难发现“天人合一”绝非儒家专利，而是同样被其他学派所关注和采用，《道德经》中“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的宇宙观，以及《庄子》中的“以天为宗”、“与天为徒”、“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等皆是其证。此外，像“天人合一”这样一个起源甚早、又被历代思想家所关注并不断为之倾注思力的思想框架，必然而且已经被古代各个学派的思想家从多个维度展开论述。即便郝文中的“天人合一主要不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说法能够成立，我们还是必须追问，是否能够将这种“次要”的思想观念作为新观念的生长点呢？而且其中的“主要”方面是否也有一些资源可以挖掘？

其次，我们若意欲对古代思想进行考察，应该自觉进行两个层面的区分：一个是意识形态层面，另一个是学术研究层面。就本文讨论的主题而言，既然是在发展哲学语境中重新思考“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试图考察这一思想是否能为促进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提供某种思想参照，或者试图考察其能否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某种具有积极价值的思想因子，就理当侧重于学术层面。如果只是将思想的视角定格于意识形态层面，甚至用意识形态层面的观点来消解其学术层面的合理内核，那么这样的考察注定只能得出否定性的结论。

再次，当代学人重新考察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有着很强的理论针对性和现实针对性，那便是：人类长期信奉的“天人对立”的价值观念及由它所产生的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人类不得不从中国实学巾去寻找“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整体朋！念去取代人与自然的分离，用“尽天道而与天德合”的协调发展理念取代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以“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取服自然、破坏自然的蛮力。由此可以看出，重申“天人合一”并不足说这种起源于古代的思想为现代生态环境危机的克服以及人类发展瓶颈的破解提供了现成答案，而是去考察它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一种重新审视既有发展模式的思考框架。这就内在地决定了对“天人合一”的可能意义进行分析要超过它在中国历史中的实际表现，也必须超越对这一观念的原来面日的简单复述。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传统“天人合一”与现展伦理的思想比较方面，试图考察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蕴含的可能性与现展哲学所倡导的理念是内在相关抑或根本无涉，探析是否可能以之为药方，对治“天人分离”理念主导下的发展思想所导致的种种“现代文叫病”。

二、传统“天人合一”的原初含义与演化路径

从文字含义来看，传统意义上的“天”有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五种含义。其中的“物质之天”与“自然之天”、当然都是从客观自然界的角度来说的。“人”有特指和泛指之分：特指的“人”是有位或有德的“君子”或“圣人”；泛指的“人”则指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据杨伯峻先生统计，《论语》中“人”字的一般泛指用法114见，其指用法5见。《孟子》中“人”字469见，其中一般意义426见。准此观之，儒家经典文本中“人”字的一般意义用法更常见。并非处于“次要”地位。所谓“合”，《说文》谓“三口相同是为合……引申为凡会合之称”，又谓“合。会对也”。借此可知古文中的“合”既含相分相对、又含相辅相成的意义，与今天的“和谐”有契合互通之处。“一”在传统文化中既可以释为“道”，从规律维度定位天人关系；也可以释为“德”，从伦理维度定位天人关系；还可以释为物质性地“气”、“元气”，或者结构性地描述“体”，将天人关系纳入整体性系统的宇宙论创设。综上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内涵丰富，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绝非其中的一个“次要”方面。

必须指出，依据文字含义的“主要”或是“次要”去肯定或否定“天人合一”与人和自然的和谐，客观上导致了用简单二分法的粗糙滤网剥离掉“天人合一”部分思想内涵的后果，既不利于整体性的理解，又不利于批评性的继承。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要考察“天人合一”思想到底表达着怎样的宇宙观和天人观，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人们如何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若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探明“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和发展演进。

文字学的研究成果显示，现今出土的殷墟卜辞中“天”字凡26见，计有7种写法。仔细考查“天”、“人”这两个甲骨文字的构形，不难发现“天”与“人”都为象形文字，“天”像“人”立于苍穹之下的状貌。也就是说，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天人同质同构的观念。汉学家顾立雅《主宰之天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Deity T’ien）一文对“天”字的原始含义和演变过程有细致的考证，他指出“天”在殷商时期并不具备人格神的含义，此种含义是西周取代殷商以后逐步引申出来的。假若殷商时期的“天”并非超自然的人格神，那么文字学显示的天人同质同构观念应从自然发生学的角度去理解。亦即是说，殷商时期的天人同质同构观念，乃是将天地、万物与人类放在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体系中进行思考。《周易·序卦》“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以及《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的论断，大抵都是这种朴素宇宙论思想的完善与升华。

西周克商之后，周朝统治者用“天”改造了殷商的最高神柢“帝”，赋予“天”以神性的内容并推崇“以德配天”思想，借此为人间世的政治变动寻找超越性的理论根据。学者或认为“天人合一”根源于古人的宗教神话思想，或判定其起源于西周时期，都是针对殷周之际思想变革得出的结论。这种思想变革固然丰富了“天人合一”的内涵，却并未抖落天与人在自然演化方面的内在联系。举例来说，《诗经·大雅·荡之什》有“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之说。略作分疏即可得知，该诗的前一部分仍是从宇宙发生学的角度来讨论天、民、万物的关系；后一部分则以“德”之观念为枢纽，沟通天人与万物，并将之作为德治合理性的基础。沿袭后一向度，董仲舒以天人同类说建构起了“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将政治向度的“天人合一”推向极致，并使之成为了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即便如此，自然向度的天人关系解读仍然是董氏思想的出发点。《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一段，将人的形体、血气、德性、好恶等与天的各种属性一一比附，但很显然这种比附立基于“人本于天”的思想，与“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的宇宙发生学思想可谓一脉相承。必须进一步澄清的是，董氏的天人关系思想实际上也并非神学目的论基础之上的“天人感应说”所能之范围。日本学人斋木哲郎对《吕氏春秋》、《淮南子》和《春秋繁露》三书研究后指出，秦以及西汉时期天人相关关系呈现出了新的局面：天不再作为天神的特性被认知，而是被作为“天地”的自然，天地自然不断地运行正体现了其万物主宰者的身份。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尽管有“借‘天意’以论证封建君主专制的权威性和合理性”的内容，也有“借‘天道’以论证封建纲常伦理普适性和恒常性的内容”，但人与客观自然的统一始终是一个重要向度。而且，自然向度的诠释始终是其政治向度之诠释的基础。方克立先生认为“它（指天人合一，引者注）的一个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可以说这就是它的‘本义’，其他各种含义都是由此引申或演变而来的”。这绝非臆断。

论述至此，接下来需要追问的即是“天人合一”思想如何定位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郝文指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而这种辩证关系不为“天人合一”所包具。这种观点似是而非，绝非确论。《周书·泰誓》就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的说法，一方面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的突出地位，认为人是“最为天下贵”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既有天、人之分，又强调天、人合一，本身即是对天人关系的辩证认识。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如果把中国哲学所谓天人合一看作是一种没有达到人的自觉的思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哲学所谓天人合一是否定之否定……把人与自然界区别开，是人的初步自觉；认识到人与自然界既有区别也有统一的关系，才是高度的自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反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荀子、王充、柳宗元和刘禹锡等思想家，实际上无一不坚持天与人存在统一的一面。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却以“气”贯通水火、草木、禽兽与人之间（《荀子·王制》）；王充认为“天禀元气，人受精元”（《论衡·超奇》），又说“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俱禀元气”（《论衡·齐世》）；刘禹锡认为“天与人交相胜”（《天论》）等区别了自然规律和人类生活的准则，却并没有割裂人与天的自然联系，其理论旨趣恰恰是意图拿掉董仲舒“天人感应”、“人副天数”的意识形态内容，修正汉代以来流行的“天人合一”学说的负面影响。

三、“天人合一”与发展伦理的理论关联

韦政通先生指出，传统“天人合一”思想揭示的是一种和谐的宇宙观，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等方面的诸多内容。因此，讨论“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大可不必局限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个方面。拓宽来看，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展伦理有诸多接榫之处，可以作为现展伦理的思想资源。以下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理论基础的互通一致

总的来看，西方半个多世纪以来林林总总的发展新理论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新的发展理论重新引入伦理视角，强调发展中的伦理道德规范；二是新发展理论抛弃了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或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陈词滥调，将发展定义成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协调发展。可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新的发展理论在强调两者的主客关系的同时，又力求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新的发展理论超越了国家一地域的视野，获得了一种全球性的眼光。就理论基础而言，新发展观看待发展的世界时，表现出了有机整体观的特质，即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放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动态系统中考察，谋求社会、生态、经济的综合的全面的发展，并因此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一发展伦理学。

毋庸讳言，现展伦理学在理论形态上要比“天人合一”背景下的传统伦理更为成熟，在思想内容上也更加丰富，而且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一些臆想和比附也必须去除，但二者都具有有机整体观的思想基础。这种有机整体观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适中调和，能够克服西方“科学精神”在设定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关系时所惯常采用的对立性、征服性、间隔性思维。钱穆先生的“天人合一”乃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借此可以埘治西方人将“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理论弊害的观点，事实上已被西方发展伦理学学科的出现和演化所证明，也表明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有机犍体观是可以与发展伦理的哲学基础声气互通的。

（二）思想内容的遥相呼应

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与现展伦理实际上有许多遥相呼应之处，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中国古代不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人与人关系的维度，赋予生态关系以人态含义”的思想资源。《孟子·梁惠王上》道：“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淮南子·主术训》则说：“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糜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罦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鸷，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于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觳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敛之也。”上述引文中的“王道之始”、“先王之法”。实际上都是从人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角度强调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自然界的规律，从精神实质上讲，与现展哲学所主张的“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这种命题并不相悖。

此外，在促进人类社会本身的和谐方面，现展伦理学与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之间也有一些相近的内容。西方发展伦理学所关注的公平原则（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与“万物一体之仁”以及“民胞物与”等中国古代命题所凸显的平等思想和仁爱精神可谓异曲同工。在传统的“天下”理念与现代的全球视野之间，还存在着可供传统“天人合一”与现展伦理进行对话的众多窗口：诸如发展目的方面的人本主义底色，发展手段中倾注的伦理关怀等。通过这些对话窗口，现展哲学的许多思想实际上都能从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中找到接引的机制。

（三）方法论的补充和一贯

在达至“天人合一”的具体路径方面，中国哲学常常因其直觉体悟的方法论备受诟病，郝文中也将之作为驳斥“天人合一”无法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的主要论据之一。诚然，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论述的“天人合一”思想，大多都不是站在生活世界之外对自然和社会作理智的观照，而是立身于生活世界当中直接体验和把握宇宙人生，在此基础之上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作出本质的、整体的、综合的判断。但是如果我们认为直觉体悟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完全是豆分瓜剖，完全无涉，却也并非确当。因为就人的认识机制而言，没有逻辑思维的铺垫，直觉体悟是不可能出现的。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固然离不开直觉体悟的思维方法，但同样也立基于古人对经验生活的理性反思。此外，就思维方法的功能来看，直觉与理性各有其用而不相悖。没有一个用直觉方法的哲学家而不兼系形式逻辑及矛盾思辨的，同时也没有一个理智的哲学家而不兼用直觉方法及矛盾思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人合一”与现展伦理在认识论方面实乃是相资为用、互相补充的。

人与自然论文篇(6)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一概念，但是他们的生态学哲学理念已经产生。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急剧加深;工业发展使人们对土地疯狂掠夺，对森林植被无限破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生态问题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影响，预示生态哲学的发展。生态学是探讨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学术。这些关系都是阐明人与自然之间如何相处的哲学关系，生态学必然会发展到生态哲学。生态哲学是从生态学发展而来，主要是研究生态问题的哲学理论。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探讨人、社会、技术、工具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统一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认识世界是否成功的关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就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主体，从人的角度出发以整个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阐明了生态哲学是按照什么样的自然规律运行，揭示了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生态破坏严重，马克思生态哲学对社会发展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内容概述

 

1.人是第一主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里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马克思生态哲学观中人来自于自然，创造出社会，最终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是和谐统一才会保持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人与自然、社会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元素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与通过人的主体性很好地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接纳。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本”，人是第一主体。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阐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是把人视为改造世界的主体，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界。人的利益最终实现，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以人为主体，就是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整体利益，不能因私而忘公，要保护生态环境，使自然界与社会都得到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大生产，物质欲望大于一切，对自然界无止境地掠夺，造成水土流失、草地退化、荒漠扩张，严重的自私自利行为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巨大伤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双刃剑，它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但又携带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挑战自然界生态承载能力。于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坚持经济飞速发展，要从人类社会长久发展出发，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2.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关于生态危机的描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是对科学、经济和思维意识形态等社会存在的因素做简单直列式评述，而是运用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来帮助人们实现对哲学的掌握，要遵循基本理论规律，按照特定的原则如：抽象到具体、个别到一般等原则进行实践。马克思运用这些原则本质地揭露资本主义利润为上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示生态破坏带来的宏观与微观的后果。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具有浓厚的科学性。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从自然科学理论出发，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发展生态哲学。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物质决定意识，人只要遵守自然运行规律就可以创造物质，按照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可以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不然就会造成生态资源枯竭，受到自然界的恶性反馈。第三，马克思生态哲学找到了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找到了改善生态的方法。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是造成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旧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阻碍，寻找新生产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只有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今，建立生态文明社会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佳途经。第四，马克思生态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生态哲学辩证法就是物质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基础。

 

3.实践性的特征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精神透露着实践观点，与实践观点存在严密的逻辑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感性批判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世界存在的万物都要通过实践去了解掌握，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实践才能顺利地开展。实践主体性是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基本特性。第一，马克思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旧生态哲学无视实践，忽视人是实践主体性，因而不能正确阐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把实践当作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活动，人通过实践来掌握世界运行的一般规律，总结经验得出结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认为实践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产生相应效应。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互相联系的媒介。实践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方式，实践产生生态问题，人也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

 

总的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是以人为根本、以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哲学理论[2]。体现了辩证法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二、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意义

 

1.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我国人民发展理念的转变

 

马克思生态哲学特点很好地转变了我国人民对生产、生活的发展理念，深刻改变了我国人民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旧思维。从传统发展来看生态危机的产生都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摒弃传统中不良的思想，要将物质生产与环境和谐放在一个整体中考虑，放在一个有机系统中进行分析研究。树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达到不以损坏未来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实践才会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第一，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坚持以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导。熟悉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掌握了以人为主体思想理论，排除了以物为本的错误思想，建立了正确价值观。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生态学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科学基础，从生态学出发把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更好地指导我们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第三，坚持马克思生态哲学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马克思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人的实践促进了自然发展，就是掌握了正确科学理论;相反阻碍了自然发展，就是被错误的理论所误导。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促进生态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相互和谐统一的基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3]。

 

2.马克思生态哲学提供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批判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们指出环境创造并影响着人，人也通过实践活动来反作用地改造环境，人在适合于人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4]。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要掌握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论，就要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马克思生态哲学主体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维护主体利益解决生态问题，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掌握好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体现了人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它要求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掌握好全体利益，也为后代子孙利益考虑，维护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要求我们掌握自然基本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生产实践活动越多对自然界认识就越丰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大就更容易创造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马克思生态哲学是辩证的自然观，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完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可持续向前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3.生态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加上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我国较长的一段时间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同发展，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激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正确的生态理论引导下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高了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勇气。以现在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结合马克思生态哲学，把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很好地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全面的生态理论。

 

当今，经济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恶化问题，为了改善生态，人要掌握生态哲学理论，坚持正确理论指导，按照正确方法从事实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人与自然论文篇(7)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  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  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  克(joseph  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  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  w.meeker,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new  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  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  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　rueckert,“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iowareview  9.1(winter  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  “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  literary  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  cultural  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  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  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  格(frederick  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  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  descriptions)，“目的是  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  o.waage,ed.,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  york:1  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  american  nature  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  。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  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  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  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  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  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上，  哈罗德·费罗姆(harold  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  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  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  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  nature  writing:new  contexts,new  approaches)的专题  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  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  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fromm,ed.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  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  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  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  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ed.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  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  ，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  。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  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  ：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  reader  on  nature  and  culture  ,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  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  ·库帕(laurence  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  greenstudies  reader: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  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  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  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  poetry:four  american  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  bate)  的《大地之歌》(the  song  of  the  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  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2  000)、戴维·梅泽尔(david  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  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  作》(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  environment

 inthe  u.s.and  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  “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  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  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  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  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  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  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  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  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  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  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  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  (gilbert  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  thoreau,1817—1862)、约翰  ·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1868—1934)、  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  —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  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  。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  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

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  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  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  ethics)或“环  境哲学”(environmental  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  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  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  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  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  baird  callicott)的主观  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  naess)等人  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  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  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  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  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  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  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  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  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  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  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  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  。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  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  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  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  ；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  (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  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  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  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  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  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  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有关论  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  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  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  、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  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  bate,the  song  of  the　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  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  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  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  ，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  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  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  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  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唐  ·德里罗(don  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  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  at  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  《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  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  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  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  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  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  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  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  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  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  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  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  updike,rabbit　at  rest,new  york:alfred  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  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  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  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  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  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  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  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  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  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  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  the  tree  stuff”)。(注：laurence  coupe,the  green  studies  reader:from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

new  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  ，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  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  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  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  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  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  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  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  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  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  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  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  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  (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  。)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  levin,  “on  ecocriticism(a  letter)”,pmla  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  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  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  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  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  注：donald  worst,the  wealth  of  nature: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