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复议论文篇(1)

“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这段话，对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建立具有战略上的指导意义。通信行政执法，是指通信行政机关或机构为了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直接对特定的相对人采取的具体影响其权利义务，实现通信行政管理职能活动的行政行为。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形成了人们只重视刑法、民法而轻视其他部门法的倾向。再加上行政机关主要靠政策办事，因而一提起执法便自然想起公安、检察、法院的执法活动，而忽视了承担大量执法任务的行政机关，尤其是通信行政机关更被人们忽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日益健全，人们法制观念的逐步加深，开始认识到，凡是执行行政职能，与公民、组织发生某种权利义务关系的行政机关，都应是执法机关。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要求行政机关及其行为必须走向法制化，具体到通信行政执法也必须全面走向法制化，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后新形势的要求。这就要求通信行政执法的产生及其职权职责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通信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必须合乎法律之规定，不得超越法律、法规及规章。因此，加强通信行政执法的监督必须提到议事日程。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通信行政执法监督体系，通信行政执法监督的主要手段是行政复议。然而，大多数管理相对人在通信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时，不去积极地行使通信行政复议权，他们认为我国的通信行政复议尚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救济手段。如何确保通过通信行政复议的手段监督通信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是通信管理相对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就通信行政复议监督的相关问题作一介绍。

（一）通信行政复议概述

通信行政复议，是指通信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通信行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的上一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申请复议，由有复议管辖权的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重新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一种行政活动。通信行政复议是上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对下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进行层级监督的一种较规范的活动，是通信行政机关对通信行政执法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信行政复议，是解决通信行政机关在行使通信行政职权过程中与管理相对人发生的关于权利义务争议的重要途径之一。通信行政争议的产生是由于管理相对人对通信行政权力行使的程序、目的产生疑义或不服。但是，通信行政争议的构成应符合以下条件：

1、必须有一方是通信行政管理机关

根据我国通信行政管理体制和现行的通信法律、法规规定，在我国履行通信管理职能的机构有两级，即中央通信行政管理机构和省级通信行政机构；地、市级的通信管理职能仍缺位。通信行政机关在履行通信管理职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管理相对人发生纠纷，这里的管理相对人包括另一行政机关。但是纠纷当事人之中必须一方是履行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例如某通信行政执法机关由于某公安机关擅自改变专用线路的使用范围，对该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50000元罚款，该公安机关认为处罚太重与通信行政执法机构发生争议，在这一因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争议中，两方当事人均为行政机关，但是公安机关是管理相对人，而通信行政管理机关则是依法履行通信行政管理职能的具有通信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这是行政纠纷区别于民事纠纷的一个显著特点。

2、争议的标的是通信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如果说通信行政主体是构成通信行政争议的形式要件，那么，通信行政行为是构成通信行政争议的实质要件。判断一个争议是否属通信行政争议，仅仅看争议当事人中是否有通信行政机关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看争议的标的性质。只有争议标的是通信行政行为的，才是通信行政争议。例如某通信行政管理机关因购买办公用品与另一方(供方)发生争议，就不属行政争议，道理很简单，他们发生争议的标的是购销行为。

综上所述，通信行政争议的构成，除争议的当事人中一方必须是行使通信行政权力的组织外，争议的标的还必须是通信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

在明确了通信行政争议的构成要件后，我们就可以得出了明确的通信行政复议概念，即：通信行政复议是通信行政机关按照特定的程序和要求处理通信行政争议的活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这一概念。

1、通信行政复议是通信行政机关的活动。

通信行政机关是行使通信行政权力，执行国家通信法律、法规、规章，管理国家通信事务的机关。通信行政机关在通信行政复议过程中运用了行政机关的工作原则和方法，这是它的行政性，然而，通信行政机关在进行通信行政复议过程中，又拥有司法职权，例如，复议申请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复议必须向有管辖的行政主管机关提出，复议决定也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这表明，通信行政复议是集行政性和司法性于一体的。

有人曾担心，行政复议机关一方面拥有行政权，另一方面又拥有司法权，两权的结合是不公平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专制。笔者认为这一担心是大可不必的。这是因为，行政机关的权力来源于法律，行政机关只能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行使权力，这是民主和政治的基本要求。然而，一切权力具有多方面性质，可以产生良好的结果，也可能产生不良的结果。只有当行政权力的行使符合法律规定的时候，才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否则必然对社会和个人产生侵害。因此，依法行政是行政权力存在的先决条件。实践中，通信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这样，行政权力的行使就必须受到监督；行政权力逾大，监督的机制也必须随之加强。行政机关的专业化程度和技术性的要求是很高的，致使行政争议的案件极为复杂，特别是通信行政争议案件，它涉及许多有关电信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电信业务知识。如果将这些行政争议案件都推给人民法院，那么法院定会力不从心，影响办案质量，同时给行政效率的提高也造成障碍。这样人们开始了寻求解决行政争议的新途径。行政争议的解决，法院具有法律上的优势，但它也有自己的不足，那就是行政管理的专业和技术，而这些正是行政机关的优势。并且，大量的行政争议发生在行政实践中，行政部门对这些争议的事实和背景更加了解。例如某单位未经申报开办了电话语音信息服务，通信行政机关依法对该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并同时责令该单位向电信企业补交因开办电话信息服务所占用的中继线费用。然而，该用户不认为自己从事的业务属电话信息服务，也拒绝向电信企业补交中继线费用，这样就产生了争议。那么，要确定该单位是否违反了通信行政法规擅自开办电话信息服务，是否要补交中继线费用，首先要明确何为电话信息服务，何为中继线。这些电信业务的界定，正是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的优势，这些争议的事实和背景也只有通信行政机关最为了解。这样将行政争议交由行政机关进行复议是最为恰当的。况且，行政机关解决行政争议的权力是依法行使的，而且这种权力也不是最终的权力。管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服，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司法审查。人民法院才是解决行权争议的最终途径。

有关行政复议制度，各国的行政法都有类似的规定。例如，1951年韩国的《行政诉愿法》就是一部规定公民在行政领域中行使救济权的重要法律。这部法律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规定了“诉愿前置原则”，所谓“诉愿前置原则”，是指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时，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诉愿，只有对诉愿或裁决不服时，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种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行政纠纷尽可能弥息在行政过程中，从而减轻法院的负担。1962年日本的《行政不服审查法》也确立了行政机关对行政案件的处理权。1991年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行政程序法》也规定了有行政复议前置的内容，这部行政程序法典尽管仅适用于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TheLouisianaState），但在立法模式上，它与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和《各州标准行政程序法》颇为相似。《路易斯安娜州行政程序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适用司法审查穷尽所有行政救济手段原则。这个原则是美国司法审查的一项原则，它的主要内容是，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后，受害人不服要将该决定提请法院司法审查前，应当先请求行政救济，只有在走完所有的行政救济途径后，才有权提起司法审查。由此看来，由行政机关处理行政争议，实行行政复议前置原则是现代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我国1999年的《行政复议法》也明确规定了行政复议制度，在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中的地位。

2、通信行政复议是通信行政机关处理通信行政争议的活动。

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为既有行政行为，也有民事行为，两种行为产生的争议表现为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如何区别这两种争议，关键在于主张权利的人所针对的另一方当事人是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的行权机关，还是所针对的另一方当事人是与主张权利的人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前者发生的争议为行政争议，后者发生的争议属民事争议。但是，在通信行政复议中，这种争议只能以行政争议出现，即主张权利的人只能以通信行政机关为另一方当事人。否则，就会出现复议机关对民事争议进行复议的情况。例如甲单位未申领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无线移动通信，通信行政管理机关对甲单位作出停业没收非法所得并向电信企业赔偿所占中继线30万元的裁决，如果甲单位不服有关赔偿裁决，向上一级通信行权管理机关申诉，被申请人只能是原处分机关，上一级通信行政管理机关复议解决的是甲单位与原通信行政处罚机关之间的关于停业没收非法所得并向电信企业赔偿的裁决，而不是甲单位与电信企业之间的赔偿争议。因为甲单位与电信企业之间的赔偿争议是处于平等地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争议，属民事争议；而通信行政复议解决的只是通信行政争议，即主张权利的人所针对的另一当事人是依法有权实施行政处罚的通信行政机关。因此，没有行政争议，就没有必要进行行政复议。

3、通信行政复议是通信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要求解决通信行政争议的活动。

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作为第三方解决行政争议双方纠纷的活动。这一点和人民法院作为第三方解决各种争议的特点是一致的。行政复议的这一特性要求复议机关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必须分开，同时也要求行政复议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这就是行政复议程序的司法性。行政复议程序的司法性使行政复议和法院审判一样，有许多制度贯穿其中，例如申请制度、管辖制度、移送制度、回避制度、答辩制度等。但是行政复议程序的主要特点还是体现在行政性方面，行政性的基本要求就是高效原则，这一点在行政复议的程序上有比较明显的体现。例如行政复议制度，复议机关从收到复议申请书至作出决定止，时间最长不超过两个月；行政复议过程中证据的判断、收集也不象法院那样正式，这些都体现了行政复议的行政性。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活动，必须充分体现行政的效率原则，复议组织可以利用这些特点，迅速查清事实、解决行政争议。因此，对解决行政争议来讲，行政复议程序比行政诉讼程序更经济、更具有效率。实践中，大量的行政争议都是通过行政复议解决的。

行政复议已成为各国解决行政争议仿效的一种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一方面可以发挥行政复议机关业务上、技术上的优势，提高了解决行政争议的效率，另一方面引入了司法性程序，保证了复议的客观性、公正性，大大地推动了行政法治化的发展，把许多行政争议消灭在法院诉讼之前，这无论对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来说，都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它可以减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必要的诉累。

4、通信行政复议是上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对下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进行的一种层级行政监督。

通信行政监督可以在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采取，也可以在通信行政行为完成之后采取；可以由上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主动采取，也可以由利害关系人请求作出通信行为机构的上级通信行政主管机构采取。行政复议就是有权的上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依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复查原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一种措施。复查时发现原具体通信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就必须依法纠正。因此，这种复查的过程，就是行政复议机关对原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机关实施的一种行政监督的过程。

通信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行政监督形式，意味着行政复议是基于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而产生的，行政复议权是一种行政领导权，既不可转让，也不可委托。因此，行使行政复议权的，多数是享有行政领导权或层级监督权的行政机关。没有领导与被领导或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行政机关，不得行使行政复议权；没有行政主体资格的非行政机关和任何个人，更不能行使行政复议权。通过行政复议，上级通信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并纠正下级通信行政部门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也可以发现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所依据的通信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这对改变目前存在的通信行政机关滥施处罚、无权处罚、自立章法的状况是非常有益的，它能有效地保证通信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做到令行禁止。

（二）通信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

通信行政复议的制度是由一系列相对独立的程序群有机结合的统一体。这一系列重要的程序是构成整个复议程序的基本要素。缺少其中一个程序群，行政复议程序就难以完成。这些相互独立的，紧密联系的程序群构成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是整个通信行政复议的基础。这些基本制度是通信行政机关在行政复议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当然基本制度应该以基本原则为指导。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有：

1、合法原则

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首先必须遵循合法的原则，这是对行政机关最基本的要求。所谓合法的原则，是指行政复议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遵照规定的程序，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进行全面审查，在此基础上，依法对既合法又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决定予以维持，对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予以撤销、变更、确认违法，对不作为的可以责令其限期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人提出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请求的，还要依照职权对该依据作出处理或者提请有权机关作出处理。合法原则应着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行政复议机关自身必须合法。行政复议机关必须是依法负有行政复议职权的行政机关才能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第二，适用依据必须合法。目前有的通信行政机关受地方经济利益的趋动，了一些不符合法律和法规的文件，如果对此不加以判断和鉴别，一概地作为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依据予以适用，就会引起规范内部的冲突，同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保护也很不利。因此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在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前，应首先对所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第三，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程序必须合法。目前，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中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十分普遍，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关组织的重视。应该注意的是，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是实体问题的正确、合法的重要保证。我国《行政复议法》对行政复议的程序问题，诸如：行政复议的申请程序、受理程序、调查程序、证据程序、行政复议文书送达程序均作了严格的规定，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必须严格地遵守。

2、公正原则

行政复议的公正原则是对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质量要求。从具体行政复议活动的角度来看，公正是行政复议制度的灵魂，是取得管理相对人信任的根本。公正原则的实现，主要是基于同类情形的对比，也就是讲，相对于基本相同的事实、情节和行为性质，行政复议的结果应当保持基本相同，不能过于悬殊。同时，行政复议机关在审理行政复议案件过程中，也应公平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应认真听取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意见，不能偏听偏信或偏袒一方，尤其是不能偏袒被申请人。一定要使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始终处于平等地位。特别是由于在通信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管理相对人总是处于劣者的地位，行政复议机关尤其应当注意维护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权益，充分保障申请人享有公平地参加行政复议的权利。

3、公开原则

公开原则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行政复议案件的材料要公开。在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中，行政复议机关收集的材料，除了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材料外，都应当向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公开，允许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及其委托人自由查阅；二是行政复议过程和结果要公开。行政复议机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较灵活的办案方式，例如可以召集行政复议参加人到场进行公开审理，调查证据进行辩论等。对行政复议的结果要公开，这样便于人民群众和有关部门的监督，也有利于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进行教育。

4、及时原则

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活动，行政活动的基本特征必须体现现代行政管理的效率原则，尽可能简便、迅速地处理行政争议。《行政复议法》的及时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行政复议机关应及时审查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复议机关提出。除前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行政复议法》要求对行政复议机构受理或不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都必须尽快作出判断。

(2)行政复议机关应及时审理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资料。”《行政复议法》还对行政复议机关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以及依法处理和依法移送的时限作了严格的要求，这些都体现了行政复议机关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及时原则。

(3)行政复议机关应及时作出复议决定。行政活动必须体现高效原则。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而言，都希望尽快得到复议结果，以便决定是否采用司法救济。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

5、便民原则

行政复议中的便民原则，是指行政复议机关在审理行行复议案件时，要尽力方便复议申请人，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提供便利的条件。具体应做到：

(1)要热情周到地接待前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应耐心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对于不属于本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管辖的机关申请复议。

(2)在行政复议的方式上，实行书面审查为主的办法。按照书面审查的办法，行政复议的举证责任主要由被申请人承担，不应要求申请人举证。

(3)对于被申请人的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给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即便申请人没提出行政赔偿请求，行政复议机关在作出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同时，应当依法一并责令被申请人依法给予行政复议申请人相应的赔偿。申请人没必要再走行政赔偿的请求程序，避免因请求行政赔偿而牵扯过的财力和精力。同时，《行政复议法》还规定了：“行权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这些均体现了行政复议的便民原则。

6、纠错原则

行政管理相对人申请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议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履行行政复议的行政机关纠正被申请人的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纠错原则，还应体现行政首长负责制和集体讨论制的原则，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经集体讨论通过后，方可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根据《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下列具体行政行为，通信行政复议机关有权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2)适用依据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或者的；(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根据以上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结合通信行政复议的实践，对通信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阐述如下：

1、一级复议制度

行政复议实行一级复议制度，即申请人申请复议后，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对复议裁决不服，只能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不能再申请复议。如果相应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复议裁决作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为终局裁决。一级复议制度体现了及时、有效的基本原则。

通信行政复议与其他种类的行政复议一样也实行一级复议制度。一般的行政争议案件须经过三级审查，即一级复议审查和二级司法审查。从目前的期限看，完成这三级审查，至少得半年。这已经不适应于有关行政效率的原则，如果再增加复议的审级，就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当然，效率应该以公正、合法为基础，如果一个行政案件的审查，只讲效率而忽视了公正、合法，那么“效率”又有何价值可言。关于两级复议制，国外一些行政复议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日本的《行政不服审查法》就规定了一种再审查请求，即对属于经过审查请求的裁决以后又提出的一种审查请求。实行两级复议制度，除了给行政机关多一次自我纠正错误的机会外，似乎没有多大的法律意义，如果坚持实行行政复议两级审查制，只会延长解决行政争议的时间，对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都没有多大好处。这里应注意的是，行政复议实行一级审查制度的实质就是一个行政机关的一次复议制度，这和复议机关本身的性质和级别无关。也就是讲，只要经过一次复议即为终结复议程序，不应考虑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机关的性质或级别。

2、纵向管理制度

我国的通信行政复议实行纵向管辖制度，即对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通信行政案件，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通信行政机关管辖的法律制度。纵向管辖制度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内容是一致的，《行政诉讼法》第37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

实践中，大量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都是由省级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几乎没有。因此，纵向管辖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指对省级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通信行政案件的管辖。通信行政案件的复议实行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级别管辖，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第一，通信行政活动的技术性、专业性很强，涉及许多电信技术和业务知识，如固定网和移动网电话业务、卫星通信业务、因特网及其他数据业务、网络元素出租业务、网络接入和网络托管业务、电子数据交换、虚拟专用网、无线电寻呼业务、电话信息服务业务、电子信箱、可视图文业务等。所以由通信行政部门管辖，可以发挥通信行政部门的专业和技术优势，更好地体现专门化的管理，发挥通信行政部门拥有大量专业技术专家的作用，迅速有效地处理通信行政争议；第二，通信行政管辖部门实行层级指导或领导，一般讲，作出具体通信行为的省级通信行政管理机关与中央通信行政管理机关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也是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如果由上一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处理行政争议，能较好地保证通信行政复议的公正性，消除复议申请人的顾虑。

但是，根据原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除通信行政复议案件的纵向管辖外，也有一种例外情况，那就是，对中央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国家信息产业部）作出的具体通信行为不服及申请复议的，仍由中央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管辖。当然这样规定是考虑到中央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的上级管理机关是国务院，国务院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它不行使行政复议管辖权，不处理具体的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条例之所以作出这种规定，是因为国务院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担负着全国行政管理的决策和领导职能，就整个行政系统来讲，国务院的职责主要是领导，而不是具体的执行。况且，国务院各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复议行为本身就可以代表中央政府的意志。在实践中，这一理由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实际工作部门和理论界的同志认为，由本机关复议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实际上是自己作自己的法官，难保证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具有最高的层级监督权，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力，由国务院受理行政复议申请，有利于发现和纠正国务院部门和省级政府中的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加强国务院部门和省级政府的监督，同时也能在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级政府中起到有错必纠的示范作用，从行政管理的全体规模上推进依法行政。因此，《行政复议法》规定，对国务院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按照本法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决。

由此，对中央通信行政主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仍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中央通信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该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这里应注意的是，国务院的裁决是终局的，不能对此提起行政诉讼。

3、复议不调解制度

调解是通过说服教育和劝导协商，在双方当事人互相谅解的基础上解决纠纷的方式。使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广泛应用于民事纠纷案件中，这是我国民事立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行政机关对行政争议案件进行复议时，只能依法对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裁判，合法的予以维持，违法的予以撤销，不当的予以变更，不应进行调解，也不以调解方式结案。

那么，行政复议法规定这一否定判断，其意义何在？笔者认为，意在把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区别开来。民事纠纷之所以可以调解处理，是因为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一种处分。当事人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可以不依照法律的规定作出自己的处分决定。道理很简单，民事纠纷，作为民事权利纠纷，是一种私权利纠纷。私权利的享有人，可以放弃、转让、变更自己的部分权利和全部权利。例如侵权人未经申报擅自开办电子数据交换业务，给受害人电信企业造成损失（电子数据交换业务属增值电信业务），法律不禁止受害人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但受害人在调解中就可以放弃部分或全部赔偿请求。行政争议则不同，其实质是一种公权力的争议，更确切地说，行政争议的标的是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其特点为：第一，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是国家行政机关，它代表国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第二，国家行政机关对行政法律关系的相对方总是居主导地位，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其权利义务关系不是在对等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三，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对相对人可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追究其法律责任。第四，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国家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办事，既要实施行政管理，又要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否则，相对人有权以各种形式申请救济。由于行政法律关系的四个特点，决定了以下三个结论：

(1)通信行政机关作为被申请人，无权在行政复议中与作为申请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达成调解协议。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中，代表着社会公共利益，行使国家赋予它的权力，这种权力只能依法行使，不能自由处分，否则就是滥用国家权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2)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复议中作为申请人，无权与作为被申请人的通信行政机关进行调解。在行政管理中，其法律义务是不能逃避的，不履行就得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绝对无进行调解的权利。

(3)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通信行政机关在对行政争议进行复议时，无权准予或主持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人的调解。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绝对不是可以调解的，它只是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对既成的法律行为的评价。

笔者认为，不仅行政诉讼纠纷不适调解，就是有些民事纠纷适用调解也是有弊端的。例如在民事侵权案件中，侵权人给受害人造成了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失，受害人在调解中又放弃了赔偿的请求。这种调解的结果，不利于教育侵权人，不利于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更加上有些人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的效果，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更是严重地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违反了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

4、书面复议与其他方式复议相结合制度。

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书面复议制度，是指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时，仅就复议案件的书面材料进行审理的制度。这里的书面材料一般指复议申请书和复议答辩书。根据书面复议制度，复议机关在复议行政案件时，仅对申请人向行政机关递交的复议申请书和被申请人提交的答辩状，结合有关证据进行复议，不传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证人和其他复议参加人也不必在场。

书面复议制是行政效率原则在行政复议制度中的具体表现，也是行政复议中及时、便民原则的体现。但是书面复议制的方式效果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书面复议制有其一定的弊端。在书面复议制中，复议机关不传唤当事人，也不传唤证人和其他复议参加人，仅凭双方当事人的书面材料和复议机关调取的证据作出复议决定，很难查清争议的实质，不符合我国的司法原则。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和有关司法原则，证据应当在当庭出示，经调查和双方当事人质证，核实无误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很难想象不经开庭调查和双方当事人质证的证据，就作为定案的依据，怎样才能体现出公正裁判争议的原则。因此，书面审理制度，对充分发挥复议机关公正解决行政争议的作用有一定的限制。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国行政复议法在明确了行政复议实行书面复议制度的前提下，又规定了复议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采用其他方式审理复议案件。这里的其他方式，主要是指开庭复议。开庭复议，复议机关可以充分听取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陈述的事实和申请人不服行政处罚的理由和依据，通过开庭复议，不但可以排除申请人的疑虑，还可以起到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法制教育的作用。行政复议实行书面复议与其他方式复议（开庭复议）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公正、效率的原则，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采用书面审理，而对于行政争议的基本事实不清且当事人坚持要求公开审理的行政争议采用开庭审理的方式。

5、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制度

行政复议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补救制度与行政诉讼在本质上是有共性的，其区别在于审查机关的性质不同和适用的程序的差异，行政复议的审查机关是行政机关，行政诉讼的审查机关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行政复议适用的程序具有非正式性，而行政诉讼的程序具有正式性。但在举证责任方面两者是共同的，即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根据一般举证责任规则，举证责任应当由提出积极主张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由引起争议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因为这样有利于平息争端。在行政复议中要求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理由如下：

(1)行政复议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又是被申请人以单方面意见作出的。从整个行政法律关系来看，占支配地位的是被申请人；从行政程序全过程看，行政机关在以职权开始的行政行为中在事实上处于“主张者”的地位。因此，由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仍不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2)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一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他们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即行政管理的相对一方处于接受管理的地位。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基于行政机关的单方面的行为。行政机关作出某种具体行政行为，一要有事实根据，二要有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作依据。因为，在行政复议中，审查的客体是具体行政行为，理所当然的应由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提供鉴于什么理由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行政机关应当遵守“先取证，后裁决”的法定程序规则，即行政机关作出决定之前，必须有事实根据，不得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时候作出任何决定，如果不遵循这一规则，就是在程序上违法或。

(3)被申请人在取证方面具有比申请人更为优越的条件。申请人可能因管理制度上种种障碍，不可能全面收集证据；对于被申请人单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法律、法规、规章，申请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另外，被申请人在行政程序中，作为国家执法机关，享有足够的行政权力收集和调取证据，在取证方面具有极大的优越地位，因此，让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更有利于弄清案件真实情况，使或然性更接近于真实性。

(4)实行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制度，有利于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更有利于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切实做到先取证，后裁决。

因此，在行政复议中，被申请人不仅要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依据，而且应对提供的材料加以证明。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如果不足以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应承担败诉的后果。当然，行政复议中，要求被申请人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并不因此否定了申请人的举证权利和义务。申请人在行政复议中也可以对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申请人还可以就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给自己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以求得赔偿。

确认被申请人全面履行了举证责任的标准，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预先设定的事实要件得到满足；第二，每一个事实要件都有相应的证据支持；第三，用来证实事实根据的每一个证据都可以是定案的证据。

（三）通信行政复议的范围

通信行政复议的范围，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哪些通信行政争议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者说，通信行政机关对哪些通信行政争议拥有管辖权。行政复议一方面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是行政机关的权力。无论是相对人的权利还是行政机关的权力都必须得到法律的确认，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行使。

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行政救济制度，它应当与行政诉讼所提供的司法救济有所区别，以体现它的独特价值。但是原《行政复议条例》中规定的复议范围比较窄，只限于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涉及人身和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大体相同。为了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依法行政，《行政复议法》扩大了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只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这些行为是违法的或者是不当的，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都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范围的扩大，提高了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保护，这既是法制的进步，也体现了行政复议作为一种救济制度的特殊价值。

1、对抽象通信行政行为的议审查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复议申请范围，是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一个重大进步和创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现由为：

第一，从理论上讲，任何权利都需要保护和济救，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权利。既然抽象行政行为存在侵害公民权利的可能性，就应该向公民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

第二，从行政复议的性质上来讲，它既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监督的形式，又是给行政相对人提供的行政救济手段。作为监督形式，行政复议应当是对制定规范性文件和执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的全面监督。我国目前的通信行政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国务院颁布的通信行政法规；二是国务院批转的通信法规性文件；三是国务院通信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和的规范性文件；四是地方性通信法规、规章、决定。行政复议作为救济手段，应当贯穿行政活动的每一个方面，是对公民因某些违法和不当的行政活动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所应得到的全面救济。

第三，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上来讲，也应扩大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作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度，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在宗旨和目的上相同。都是为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但是，它们不是同一制度的重复，二者有分工但必须协调。行政诉讼属司法监督，它受一国政治制制、法律传统和法制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广度和深度都受限制。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行政上的救济制度，它有自己存在的特殊价值，它应当能够弥补司法救济的不足。

但是有的学者也认为，不宜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其理由为：

第一、现行法律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监督，已有具体规定。根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撤销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国务院还专门制定了《法规规章备案规定》，各省级人民政府也建立了对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的制度。只要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执行，抽象行政行为中的问题是完全可以得到解决的。目前抽象行政行为当中的问题，主要是关于监督制度执行不好的问题。对此，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是如何保障现有制度的执行，而不是在现有制度之外，再搞一套新的制度。即使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如果不去切实贯彻，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

第二、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处理，情况十分复杂。例如，抽象行政行为问题的处理权，与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的处理权不一样。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行政复议，上一级行政机关都有权对该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处理；但是对国务院行政法规，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权处理；对于部门规章，只有国务院有权处理；对于地方政府规章，只有国务院和规章制定机关的本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处理；对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只有对制定机关有关领导权的政府和制定机关的本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处理。这样复杂的问题，与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有相当大的差异，不好在行政复议法中一并规定。

第三、抽象行政行为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它的相对人是不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果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实践中难以操作。例如，如何界定对抽象行政行为享有行政复议申请权的主体资格；如何确定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如何处理抽象行政行为被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后的损害赔偿问题。

第四、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超出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行为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抽象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时，不能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管理相对人就失去了司法救济的条件。

根据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通信抽象行政行为相对于其他抽象行政行为有其特殊性，情况更复杂些，目前不宜将抽象通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认为有关通信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给予他们要求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权利。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利用行政复议申请人的参与，启动现有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备案审查机制，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通信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根本上推动通信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

（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

（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前款所例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

按照本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要求，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是对抽象行政行为提出审查要求，必须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为前提，也就是讲只有具备行政复议申请人的身份，才有权利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要求。如果行政机关尚未依据某一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虽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与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存在利害关系，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无权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要求。

二是被要求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是发生行政争议并引起行政复议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也就是讲，管理相对人不得对与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不相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要求进行审查。

三是被要求进行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只能是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包括国务院制定的通信行政法规和有关地方政府和国务院部门制定的规章。这是因为，通信行政法规、规章属于行政立法行为，对行政立法行为的监督，应当通过专门的立法监督程序，行政复议不宜对这类通信行政行为进行处理。

四是通信管理相对人应当在申请行政复议时提出对有关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申请。这是因为，对通信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处理，情况比较复杂。作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可能是被申请人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也可能是被申请人的上级通信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这样，对抽象通信行政行为的处理，势必要经过通信行政机关之间的转送、批复等公文运转程序，需要耗费大量的工作时间。这与行政复议的及时原则存在矛盾的一面，如果通信行政复议因此久拖不决，也不利于通信行政争议的解决，因此，原则上要求通信管理相对人在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就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有关抽象行政行为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要求审查的申请。

2、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复议监督

根据我国通信行政管理的实践，按照《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通信管理相对人不服通信行政机关作出的下列具体行政行为，可以申请通信行政复议：

(1)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通信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证书或申请通信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通信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

我国对经营通信业务实行许可证制度，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通信业务。关于通信业务的种类目录和相应的经营许可证的数量，由国务院通信主管部门根据技术进步和市场需要进行确定并公布。经营基础电信业务，须经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取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增值电信业务，业务覆盖范围在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须经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取得《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业务覆盖范围在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2亿元人民币；在全国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20亿元人民币；

（二）最近三年内未发生过重大违法行为。

申请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万元人民币；在全国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

（二）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相关技术方案；

（三）有必要的场地和设施；

（四）最近三年内未发生过重大违法行为。

通信行政管理相对人向通信行政管理机关申请颁发许可证或申请通信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通信行政机关在接到相对人的申请后，应在法定的时限内进行审查，只要符合法定条件，通信行政机关必须颁发、审批或登记；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也必须在法定时限内给予答复。如果在此期间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不予颁发、审批或登记也不给予答复，那么申请人可以据此向不予颁发许可证或者不予登记、审批有关事项的上一级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信息产业部）申请复议，如果不于颁发的决定是中央通信行政部门作出的，申请人可请求国务院法制部门裁决。

(2)对通信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责令停业、吊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通信行政处罚，是国家法律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级通信行政机关保障通信法律、法规贯彻实施的一个重要手段。通信管理相对人通过依法申请获得通信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进网许可证、资质证书、认证书、认证标志等，取得了从事通信行业经营和生产活动的资格和权利，同时也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果取得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认证书的相对人在其经营和生产活动中有违反通信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通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履行通信行政法律、法规所赋予的通信行政管理职责，对相对人的违法活动进行查处并给予行政处罚。

根据现行的中央通信法规和地方性通信法规的规定，通信行政处罚的具体种类主要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吊销经营许可证或撤销批准文件。通信行政主管门作出的警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通信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人的谴责和告诫，其目的是通过对违反通信法律、法规的行为人精神上的惩戒，以申明其有违法行为，并使其不再违法；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罚款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通信行政机关强迫违法行为人在一定期限内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金钱的处罚形式，这是一种限制和剥夺通信违法行为人财产权利的处罚，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通信行政主管门作出的没收非法所得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通信行政机关依法将违反通信法律、法规的行为人的非法收入和所得收归公有的处罚形式；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责令停业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通信行政机关要求从事违反通信法律、法规进行通信经营活动的组织停止经营的处罚形式。这种处罚形式是限制和剥夺通信违法行为人特定行为能力的一种处罚，与吊销许可证合称为能力罚或行为罚。在现行的中央通信法规和地方性通信法规中，责令停业处罚的形式一般为“责令停业”或“责令停止经营”，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管理条例》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直至吊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撤销批准文件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通信行政机关撤销通信违法行为人已获得的从事通信生产或经营活动的权利或者资格证书，剥夺被处罚人从事通信特许活动的权利和资格的处罚形式。许可证是通信行政机关依申请核发和批准的，允许相对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书面证明文件，未领取许可证从事通信产品生产或经营通信业务的，通信行政机关应依法取缔。对于已经取得许可证的相对人，通信行政机关有权监督其依法从事各项许可活动。如果发现许可证持有人违反有关通信法律、法规从事许可活动，通信行政机关可以吊销其许可证，剥夺其从事被许可活动的权利和资格。

对许可证的吊销，势必带来剥夺当事人行为能力的后果，对当事人权利的影响非常之大。实践中，有的地方通信行政机关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发放《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随意性很大，存在侵犯通信行政管理相对人权益的可能。因此，通信行权管理相对人对于通信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应立即向作出决定的上一级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作出决定的通信行政机关实施复议监督。

（四）通信行政复议的程序

通信行政复议是通信行政机关裁决通信行政争议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通信复议机构根据利害关系人的复议申请，依法对通信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经查明发现通信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时，有权撤销、变更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或确认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违法，这样使得违法或不当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在通信行政系统内部得到纠正，从而有利于促进并维护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了保证通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实现，通信行政复议机构在进行复议时必须遵循法定的方式和步骤。在通信行政复议活动时，通信行政复议机关所遵循的方式和步骤的总称叫作通信行政复议程序。从我国行政复议的立法和实践来看，通信行政复议应主要经过申请、受理、审理和决定四个步骤。

1、通信行政复议的申请

通信行政复议的申请，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利，依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要求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对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审查并要求改变或撤销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行为。申请人的申请，是引起通信行政复议的必要前提。没有申请，通信复议机关不会主动进行行政复议，但是申请并不一定必然导致行政复议的发生，还必须经过复议机关的审查。经复查申请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复议申请，才是引起通信行政复议的必要前提。

(1)申请通信复议的期限

通信行政复议集行政性和司法性于一体，是一种通信行政司法活动，因此，必须有严格的期限规定。期限就是提出申请的时间限制，也是复议申请权的有效时间段。如果申请人认为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希望得到行政上的补救和监督，就应在法定的申请期限内提出复议申请，超过法定申请期限，这种权利即不存在。

《行政复议法》第九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根据这一规定，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一般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这一规定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一般情况下，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统一按照六十日执行。在行政复议法制定以前，多数规定为十五日。根据几年的行政复议实践，十五天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过短，许多行政管理相对人因为逾期申请而被拒之于行政复议大门之外，丧失了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条件。二是行政复议申请期限自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这里所讲的知道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法定渠道，确切地了解到具体行政行为及其内容的事实。一般讲以下几种情况应认定为“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1)具体行政行为是当场作出的，书面决定注明的日期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日期；(2)具体行政行为的书面决定是送达的，送达书面决定的日期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日期；(3)具体行政行为是通过公告送达的，公告之日起规定的一定时间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日期；(4)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证书或申办批准文件，在规定的期限内不予答复的，规定的答复期届满的次日起的适当期限，均可作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日期。三是为了充分体现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如果单行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超过六十日的，则要按照单行行政法规规定的超过六十日的行政复议期限执行。为了保护申请人的权利，《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重新计算”。所谓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测、不能抗拒也无法避免的客观事实。如：地震、火灾、海啸、洪水、战争等；其他正常理由的范围较广，一般包括存在非因行政复议申请人故意导致的障碍而影响行政复议权行使的情况。如：公民疾病、法人改组阶段等。但是无论是因不可抗力还是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当事人应提出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证据。行政复议申请期限延长的时间，等于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持续的时间。也就是讲，申请期限延长的这段时间应扣除在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之外，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形成的障碍消除时起，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才继续进行。

(2)申请通信复议的条件

申请通信行政复议是申请人的一项法定权利，但该项权利的行使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否则不能必然引起行政复议活动的发生。为了防止滥用复议申请权，《行政复议法》对申请复议规定了一定的条件，对通信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同样适用。

第一、申请人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这是对提出复议申请主体资格的要求。首先，《行政复议法》中的公民是否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如果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最好使用“自然人”这一概念。因为公民从严格的概念上讲，是公法上概念，是政治概念，不是私法概念，在制定《民法通则》的时候，虽然使用了公民的概念，但是为了与公法上的公民概念相区别，在“公民”概念后还加上了“自然人”的表述，这是为了将公民概念等同于和私法上的自然人概念；而《合同法》正式使用了自然人的概念。这样一来，《行政复议法》中的“公民”在表述上就有些限制。但是无论公民还是自然人作为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体还必须具有《民法通则》规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其次，《行政复议法》中的法人是指《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能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其他组织主要指法人以外的组织，如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和组织等。

除符合复议申请主体资格外，同时还必须是认为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如果具体行政行为不是直接侵犯其自身的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不能成为通信行政复议的申请人。

第二，有明确的复议被申请人。申请人在提出复议申请时，必须明确指出实施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通信行政主管部门是哪一个。如果没有被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不明确，行政复议机关就无法开始复议活动。

第三，有具体的复议请求和事实根据。具体的复议请求，是指申请人申请复议的主张和要求通信复议机关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具体内容。如要求撤销、变更被申请人作出的通信行政处罚决定；要求颁发许可证、批准文件或申请通信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事实根据，是指能够证明行政机关已经作出某种具体行政行为的材料。如通信处罚决定书、罚款收据等。

第四，属于申请复议范围。申请人向通信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应当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的有关内容，超出第六条的规定范围，复议机关可以不予受理。根据我国通信行政管理的实际情况，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申请复议的范围主要有两大类：一是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通信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证书或申请通信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通信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二是对通信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责令停业、吊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第五，属于管理复议机关管辖。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必须按照《行政复议法》关于复议管辖的规定，向有复议管辖权的通信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如果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受理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复议案件，应及时地移交有管辖权的机关或告知申请人向有复议管辖权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

(3)申请通信行政复议的方式及内容

通信行政复议是以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根本宗旨的法律制度。因此，对行政复议申请方式的规定，要有利于充分实现这一根本宗旨。《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和时间”。根据这条的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的方式既包括书面申请，也包括口头申请。但笔者认为，通信行政复议采用书面形式比较严肃、郑重，既有利于全面、具体地表达管理相对人行政复议请求的目的，阐述申请行政复议的事由及有关根据，也有利于行政复议机关准确地掌握申请人的要求及其理由，从而更为方便地查明案情和及时结案。

行政复议申请书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复议法律文书，在内容上应明确、具体地表达申请人的意思。一般而言，行政复议申请书的内容主要有四项。一是申请人的基本情况；二是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三是申请行政复议的要求和理由；四是接受行政复议的行政机关的名称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日期。以上四项内容是复议申请书的必备内容，其中“申请行政复议的要求和理由”是核心部分，是申请人通过复议希望达到的目的，以及提出这种要求应具备的事实法律依据。行政复议申请的提出，标志着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受到了相对人的怀疑从而引起外部行政争议的产生，是可能引起行政复议程序开始的一种行为。所以制作通信行政复议申请书一定要认真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的事项叙述清楚，要忠于事实、合理合法，以便于复议机关审阅。

2、通信行政复议的受理

《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复议条件的，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复议条件的，但是不属于通信行政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除以上两种情况，通信行政复议机构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之日起即为受理。

根据以上内容，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后，应在程序上作出以下行为：

(1)审查复议申请

第一，审查复议申请书的期限应在接到行政复议申请后五日内进行。这样规定体现了行政行为的高效原则，对促使行政机关及时对复议申请书进行审查有着重要的法律意义。

第二，审查复议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主要包括：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受案范围；申请人的复议申请是否属于本通信行政机关管辖；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法定的复议条件；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期限；申请人在提出申请之前是否已向人民法院提讼。

(2)处理复议申请

经过对复议申请的审查后，通信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第一，对于符合法定申请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机关收到之日起为受理。这时通信行政机关应制作《通信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分别送达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第二，对于不符合法定申请条件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依法决定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制作不予受理决定书，并载明不予受理的理由。申请人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对于符合法定条件，但不属于本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

(3)受理过程中的行政监督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通信行政机关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不服，向通信行政复议机关提出通信行政复议申请，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他们的法定权利。但是由于长期以来通信管理一直处于政企合一的局面，以致出现通信行政复议机关怕惹火烧身或者官官相护等原因，随意拖延受理通信行政复议申请，甚至拒绝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这种状态，既偏离了通信行政机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宗旨，也偏离了促进通信发展的原则。因此，如果不从法律制度的设计上加强监督机制，势必影响通信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通信行政复议制度作用的发挥。在这方面，《行政复议法》对以前的《行政复议条例》的有关规定作了相当大的完善。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申请人选择了申请复议后，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或者不予答复的，可通过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干预和监督获得解决。这里讲的“正当理由”，应理解为《行政复议法》规定的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定条件。凡是符合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条件的，除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受理，应告之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外，都应当无条件的受理，绝不能以“正当理由”为由而拒绝受理或不予受理。

3、通信行政复议的审理

通信行政复议的审理原则上采用书面审理的原则，即不传唤申请人、被申请人、证人或其他复议参加人到复议机关。由于书面审理只能通过书面材料及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来进行分析、审理，因此，要求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要尽量详细全面。《行政复议法》之所以规定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以书面审理为主，主要是考虑到：(1)行政复议遵循效率原则，要求整个过程都体现便民、及时的特点，这就不能使复议活动完全适用类拟于司法程序的审理方式；(2)行政复议活动是行政系统内部解决行政争议的活动，作为同一系统的复议机关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对一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争议问题较容易沟通，一般无需从外面聘请证人及技术人员来证明、鉴定等，因此，往往无需通过复杂的审理方式来求得对具体问题的认定和把握；(3)行政复议以书面审理为主不同于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的书面审理，后者必须以事实清楚为条件，前者不一定以事实清楚为前提条件，而是审理复议案件最一般的法定方式。

但是，书面复议有利也有弊，例如遇有重大、复杂的案件时，无法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为此，《行政复议法》在规定了以书面复议为主的前提下，又规定了直接审理复议的情形，一般情况适用直接审理复议的情况主要有：(1)申请复议的案件案情复杂，涉及面广，影响较大；(2)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要求或者一方要求到复议机关来说明情况，复议机关认为确有必要的；(3)要求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及有关人员到复议机关说明情况较为方便的。例如有关人员和复议机关在同一地点；(4)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书面复议确实难以正确作出复议决定的情况。

无论是书面审理还是直接审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复议案件，开始采用书面形式审理，但随着对案情的逐步深入了解，发现情况复杂，需要请有关人员调查，也可以转为直接审理复议。因此，是采用书面形式还是采取直接方式，应根据申请人的请求以及各个案件的实际情况而决定。但基本的原则，要体现“以书面审理为主，以直接审理为辅”的原则。尤其是我目前实行两级通信行政执法体系，大量的具体行政行为由省级通信行政管理部门作出，因此，行政复议的直接审理，是很难实现的。

为了保证审理工作合法、顺利地进行，复议机关在受理案件后，开始审理前，应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将申请复议副本或者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期限是复议机关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完成这一工作。这里需要提出的是，申请笔录复印件实际上是就口头申请而言的，这是《行政复议法》对于方便广大行政管理相对人行使行政复议权，而特别设立的一种申请方式。为了保证复议的效率和质量，让被申请人尽早收到申请书，以便其准备有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材料和证据，提交答辩书。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复录印件3日起10日内，向通信复议机关提交答辩书以及作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的法律规范和其他有关材料。

关于通信行政复议中的举证责任，《行政复议法》没有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第32条中有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的规定应适用于行政复议中，这是因为：

(1)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要求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的一个最基本规则是先取证后裁决，也就是讲被申请人作为行政机关，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否则即构成违法。因此，当通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被申请复议时，其首先应当举出充分的事实材料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是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基础。

(2)在通信行政法律关系中，通信行政机关居于主动地位，申请人处于被动和服从的地位，申请人通常无法知晓被申请人是依据哪些事实和规范性文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因此，申请人将无法或很难收集到证据和有关通信规范性文。

(3)在通信行政法法关系中，通信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比申请人要强，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申请人几乎没有举证的能力，有的通信行政案件的证据需要很强的技术手段和专业知识才能取得，而这些申请人是无法实现的。例如：关于EDI（电子数据交换业务）的认定，目前我国没确切统一的界定。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把EDI描述为：“将商业或行政事务的处理按照一个共识的标准，形成结构化的事务处理或报文数据格式，从计算机到计算机的电子传输方法”；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CCITT）曾把EDI定义为：“从计算机到计算机之间结构化的事务数据互换”。而我国中央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在综合以上两种定义后，将EDI解释为：“一种把贸易或其他行政事务处理的信息和数据按统一规定的格式形成结构化的事务处理数据，通过公用电信网在有关用户计算机之间进行交换和自动处理完成贸易或其它行政事务处理的全过程”。象这些规定都是申请人很难收集到的。

要求被申请人负主要举证责任，并不排除申请人举证的权利，作为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证明自己的主张，是申请人的权利，应依法得到保护。申请人起码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通信行为以及由于被申请人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给申请人造成损害的事实进行举证。关于被申请人的举证责任已在“通信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中进行了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关于举证规则，应按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为准。

通信复议机关在审理通信行政复议案件时，应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为依据。这里所讲的法律是狭义的法律，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法律的效力仅低于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第二层次。法律一经通过一定方式颁布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任何机关、团体、单位、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执行；行政法规是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有关行政管理活动的各种法规的总称。制定行政法规，是宪法赋予国务院的一项极为重要的职权和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地方性法规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通信行政规章是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机关制定和的规范性文件。目前，在我国《电信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电信条例》及中央信息产业部门的通信行政规章是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审理通信行政复议案件的主要依据。但有一点应特别注意，目前大量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是依照通信行政规章作出的。然而，通信行政规章作为审理通信行政复议案件的依据，是不同于法律、行政法规作为依据的，这要求通信行政规章本身必须合法。如果规章规定的内容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其规章无效，不得作为执法的依据。

4、通信行政复议的决定

通信行政复议的决定，是通信行政复议监督的必然结果，也是通信行政复议的最终阶段。

由于被复议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是有争议的，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可能是合法的、适当的，也可能是违法的或部分违法的，也有可能是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决定内容是合法的，但在程序上是违法的，因此，就要求通信行政复议机关严格依法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根据具体通信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经集体讨论通过后，方可依法作出通信行政复议决定。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8条的规定，复议决定可分为以下四种：

(1)决定维持具体行政行为

通信行政复议机构作出维持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决定的条件是：具体通信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衡量事实清楚与否，应当主要看主要事实是否清楚，如果主要事实清楚，并有足够的相应证据，就应当认定事实清楚。例如，判断“网间通信严重不畅”的标准，是网间接通率（应答试呼比）低于20%，以及用户有明显感知的时延、断话、杂音等情况。

证据确凿是指证明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是确定的。例如，确定网间通信严重不畅，接通率（应答试呼比）低于20%，应通过合法手段取得有关证据，以证明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合法与适当，例如通过视听资料对用户使用的电话号码进行拨叫，记录应答试呼比。

适用依据正确是指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是正确地适用了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或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由于通信行政管理涉及许多通信技术和业务规范，因此，通信行政机关在作出某种具体的通信行政行为时，应首先依照有关通信业务的规定，对管理相对人的行为作出准确的判断后，方可适用有关依据作出处理。例如判断管理相对人双方（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是否按有关规定签定互联互通协议，应根据《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查明双方签定的互联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否包括：签订协议的依据、互联工程进度时间表、互通的业务、互联技术方案（包括互联点的设置、互联点两侧的设备设置、拨号方式、路由组织、中继容量，以及信令、计费、同步、传输质量等）、与互联有关的网络功能及通信设施的提供、与互联相关的设备配置、互联费用的分摊、互联后的网络管理（包括互联双方维护范围、网间通信质量相互通报制度、网间通信障碍处理制度、网间通信重大障碍报告制度、网间通信应急方案等）、网间结算、违约责任等。互联协议是要式合同，双方必须按《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的内容执行。

关于程序合法是指作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时间、地点、形式、权限等符合法律和通信行政机关运作的有关规定。内容适当是指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内容要客观、适度和符合普遍承认的道理。

(2)决定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有相当一部分既是权利，又是义务。通信复议机关对于因被申请人不作为的拒绝履行职责而引起的通信行政争议，经过审理，应决定其在一定时期限内履行应尽的职责。例如，颁发《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既是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利，即其有权决定予以颁发或不予颁发，又是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义务，因对符合国家通信主管部门关于通信终端设备进网管理有关规定的申请单位不予颁发进网许可证而引起的通信行政复议，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应决定其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颁发许可证的职责。

(3)决定撤销具体行政行为

通信行政复议机关经过审理，认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决定撤销：

第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主要事实是指通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最基本的事实根据，它是通信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处理的前提和基础。主要事实是否清楚的关键，在于证据的充分与否，以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为依据作出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是依法不能成立的。

第二，适用依据错误。此类错误的发生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将已经废止或未依法修订的规范性文件仍作为行政行为的依据。例如：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如果通信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法》施行后，仍按照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原邮电部颁布的《通信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的有关内容对违反通信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作出行政制裁，就属适用依据错误（现行的《通信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于2001年5月10日施行）；二是将尚未或已经，但尚未施行的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处罚依据。例如：某省人大常委会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通过并公布了《通信市场管理条例》，该条例自二000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如果在二000年一月一日前，通信行政部门以该条例为依据作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则应当认定其适用依据错误；三是应适用甲规范性文件的某条款，却适用了甲规范性文件的其他条款。例如，按照某省《通信市场管理条例》的规定，未经通信企业委托代办公用电话、公用传真的，而擅自经营以上两种通信附属业务的行为，应给予警告，责令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但是通信行政部门却适用了该条例中的“利用专用网、用户交换机进行经营活动”的处罚条款，对该用户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因此，应认定适用依据错误。除以上情形外，还有应适用甲规范性文件，却适用了乙规范性文件以及适用了对本区域无效的规范性文件等。

第三，违反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规则，是依法行政的具体保证。实践中，多数通信行政主体在进行行政执法时，常常是重实体，轻程序，有的甚至把程序是否合法看作无关紧要，这种观念必须予以彻底纠正，同时也是行政复议监督的主要内容之一。例如，通信行政主体在对公民违反通信法规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时，应适用当场处罚程序，《行政处罚法》称之为简易程序。在适用这一程序时，起码要进行三个阶段，即：表明身份、说明理由以及制作当场处罚决定书。而实际操作时，大多数行政机关一般只表明一下身份，简单说明理由，就对相对人进行处罚，这显然是违法行为。

第四，超越或者。通信行政机关的职权是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权限范围，履行行政执法职责，不得超越或。超越职权一般有两种情况，即纵向越权和横向越权，前者指下级行政机关或行政主体行使了专属于上级行政机关的职权；后者是通信行政部门行使了同级另一行政部门的职权。例如，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取得通信主管部门的经营许可证后，还必须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手续，领取营业执照。如果通信行政机关吊销了某通信管理相对人的工商营业执照，这个决定显然超越了权限，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是指通信行政机关在其行政职能的范围内，不依照法定程序、权限和要求行使行权职权。如通信行政机关有权对在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时播发封建迷信或者色情的通信业务经营者处以吊销经营许可证；但如个别通信行政执法人员出于个人目的，对经营公用电话未按规定安装自动计费设备的行为也处以吊销经营许可证处罚，就属于。

第五，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是指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作出了明显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了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防止自由裁量权转化为任意、随意裁量权，必须对这种权利予以限制，否则会经常出现对违法行为轻微的给予重罚，对违法行为严重的却给予轻罚的违背公平原则的现象。

(4)决定变更具体行政行为。通信行政复议机关经审理，确认通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有明显不当之处，可以决定改变被申请人的全部或者部分具体行政行为，也就是用复议决定代替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一般而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主要适用于被申请人作出的明显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当然，也不排除对明显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予以撤销的决定。至于对明显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变更还是撤销的决定，主要应确认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是否作出非常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非常不合理，则应予以撤销。

结束语：

行政复议论文篇(2)

1 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1 对行政复议的性质定位不明确

行政复议的性质关系到行政复议立法的价值取向，也关系到整个行政复议制度的构架，以及行政复议工作的发展方向。因此，对行政复议正确定性非常重要。一直以来，对行政复议的性质定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复议制度，是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的层级监督和纠错机制，称为监督说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复议制度是一种行政救济制度，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时，申请复查及纠正的救济制度，属于通常所说的民告官的范围，称为救济说。虽然二者并不对立，但层级监督是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在性质上以行政手段为主导;而救济是外部行为，独立于行政执法机关之外，在性质上以司法手段为主导，理论上二者不能共存。

1.2 行政复议范围还需完善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些界限需要进一步明确，特别是有些热点、难点问题。如:《行政复议法》没有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因而导致公务员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保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与保护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一样，两者都应该有充分的救济途径和救济手段。国家公务员虽然可以通过行政申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申诉与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的救济更加有效。《行政复议法》将公务员合法权益的救济排除于复议之外，这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一大缺陷。随着我国加入WTO，在司法行政方面也相应的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也迫切要求我们完善《行政复议法》，与国际接轨。

1.3 行政组织机构设置不合理，工作机制不顺畅，且缺乏独立性

按照复议法规定，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是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从表面上看，法制工作机构不同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其他执法机构，较之其他业务机构相对独立，从而在复议审查过程中主持人与执法者身份相分离，从而体现法律审查中的自然公证法则。但从行政组织结构上看，它在组织关系上与其他内设机构并无太大区别，因而在承办具体复议事项时难免由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下级领导关系而受部门利益或偏私的影响，其复议活动实际上无法独立进行，从而无法保证在复议审查中的公证、中立的立场。而这种设置上的缺陷，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复议工作机制的不顺畅。

1.4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不畅，增加累诉

《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是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法律制度，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是完整的行政及救济的程序，行政管理相对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选择先申请行政复议，寻求行政救济;对行政复议结果不服，再向法院起诉，寻求司法救济;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除法律规定复议前置的以外。但在实际情况中，两者并没有衔接好，主要体现在：①行政复议申请范围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没有衔接好;②对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该不该提起诉讼问题没有衔接好;③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上相互矛盾。

2 对行政复议制度改革的思考

行政复议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寄寓于社会主义政治的法律规范，在社会全面进步和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必须本着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在总结过去的经验与不足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的成功典范，结合我过的国情，顺应现代行政法的发展方向，进行必要的改革，全面加强行政复议建设，以此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维护法律公正统一。

2.1 在性质上，要对行政复议制度作准确和明确的定性

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准确且明确的定性是行政复议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从理论看，首先，行政复议从性质上分析，政复议都是作为法院司法救济以外的一种行政救济制度存在;其次，行政复议的启动应以申请人提出申请为前提,不告不理,是被动的监督;再次,从行政复议表现形式看,它是一种居中裁决行为,是行政复议机关在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两个平等当事人之间进行居中裁决的司法行为,而不是行政机关内部的单向监督行为。从实践看,行政复议实行全面审查原则,通过对案件的审理,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是行政复议的职责所在。将行政复议定性为行政救济制度,也并非一定走全盘司法化道路,行政复议不必通过搬用司法机关办案程序来体现救济性质,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但必须坚持机构的独立并有严格的程序。

2.2 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从实体上适当扩大行政复议的受案和审查范围

行政复议法通过概括、列举、排除三者结合的方式确定行政复议的范围并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可复议的范围之中,这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重大创新与进步,但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目前我国行政复议的范围仍然较窄,需要进一步扩展。行政复议领域的拓宽可能会涉及两个比较大的方面,一是申请人资格的标准需要大大放宽,只要是受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企业或其他团体、组织,都可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二是行政行为的范围也要放宽，不但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抽象行政行为也应当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同时我国行政复议法把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外,这种做法容易导致公务员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得不到行政复议的救济,也与现代行政法治的平等精神相背驰。因此,有必要把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

2.3 建立行政复议的回避制度和听证制度

为了加强对行政复议行为本身实行有效的监督，首先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回避制度，如果行政复议人员是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或有其他的利害关系，可能影响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当事人有权要求其回避，或其应当自行回避。其次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听证制度，对于案情重大、复杂，涉及利益面广影响力较大的行政复议案件必须适用听证程序。听证一般应公开进行，但如果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听证可以不公开进行，但听证内容必须以笔录的形式保存下来。

2.4 理顺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关系

行政复议论文篇(3)

论文摘要：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一样都作为公民自由选择的解决行政纠纷案件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关联性，都是解决纠纷，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本文由行政复议是否适用和解问题引出论述，对行政复议适用和解进行了概述，从概念、对概念的理解、适用和解的意义等方面作阐述；接着从行政自由裁量权、复议目的与原则、复议机关职权和实践经验的发展趋势等角度分析其存在可能性的理论依据；再论述适用和解的法律要件，应该要有意思真实表示、和解受案范围和和解协议书；最后提出了若在行政复议中推行和解应具备的立法要求。 论文关键词：行政复议 和解 自由裁量权 合意 行政复议，是随着上一世纪80年代我国行政法学的兴起，行政法学界对国家行政机关审查和裁决行政争议这种特定的法律现象所作的抽象和概括。从现阶段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立法和实践立论看，它是指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依法向有复议权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受理申请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活动。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初创于20世纪50年代，1950年政务院批准、财政部公布的《财政部设置财政检查机构办法》第6条规定：“被检查的部门，对检查机构之措施，认为不当时，得具备理由，向其上级检查机构，申请复核处理。”这里的“申请复核处理”，实际上就是行政复议。这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最早的雏形。随后，行政复议的范围不断扩大。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复议作为一种司法救济手段，其立法宗旨是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它既丰富了行政复议的理论和实践，也给行政复议制度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课程，带给人们新的思考。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我国《行政复议法》并没有规定和解问题。法无明文规定不能适用和解，就有可以适用和解的可能性。应松年教授主编的《行政法新论》一书中在阐述行政复议的原则中，表明“不适用调解原则”。其所持观点的立论依据在于，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代表国家行使政权的具体体现，行政权力是国家通过法律赋予的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无论是否与管理相对人发生争议，都无权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处置手中的权力，只能按照国家的意志即依法行事。显然，应松年教授等所持的观点是注重强调行政公权力的至高性。但过于强调行政公权力是否有违背其行政复议立法宗旨呢？如果行政复议首先是为了“维护行政权”，这种制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主要不是通过行政复议制度来维护的。 行政复议立法是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行政复议的提起是以行政相对人申请为前提，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其合法权益受侵害，但又不想通过诉讼的司法解决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毕竟提起诉讼，不管从时间还是从经济经费角度出发看，对行政相对人来说都是让他们承担不必要的损失，若行政复议能很好地解决争议，何乐而不为呢？况且，一直以来行政公权力给民众的认识，总是强大于私权力的，对他们来说，确实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在做出行政处罚或强制执行决定的行政机关能让一步，使其合法权益得到合理适当的维护，他们是会接受的，而且对行政机关来说，其在民众中的信服力也会相应提高的。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可以看出许多行政案件中都是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而再提起诉讼的，最后法院审理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这样一来，行政公权力在民众中信服力则大打折扣，是得不偿失的。当然，如果行政机关做出的处罚决定或强制措施是合法、合理、适当的，对他们来说是无异议的，也不会提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张淑芳副教授在其《行政诉讼和解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认为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可以适用和解程序，并对其论点作了阐述。在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里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不适用调解。其观点值得我们去思索，而且依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在公民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依法自由选择，或行政复议或诉讼。 因此，笔者思索：在《行政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不适用调解，而在《行政复议法》中却对此问题无明文规定。无明文规定的问题，其是否适用，就有 可存在的可能性，也有研讨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因而，笔者认为，行政复议制度作为新兴发展的行政司法救济制度，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发生的纠纷只要能够在不侵害相关利益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和解解决纠纷。 二、行政复议适用和解的概述 行政复议适用和解，是指在行政复议过程中，由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机关在确认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但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是合法的情况下，依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而适用和解使纠纷在不伤和气的氛围中予以解决。对此应作如下五个方面理解： 1、行政复议适用和解的前提是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这也是行政复议发生的前提。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情况下是不会去提请行政复议的，从而也就无从谈起在行政复议中适用和解。 2、行政复议适用和解是在受理行政复议的行政机关确认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但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是合法的情况下适用的。如果被申请人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的，则受理的行政复议机关有权直接撤消该具体行政行为，并依照国家赔偿法对申请人予以赔偿。当然要是官官相护的话，则另当别论了。 3、行政复议适用和解是依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合意，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而适用的。这体现了在行政复议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体现了我国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4、行政复议适用和解的目的是使纠纷在不伤和气的氛围中予以解决。在发生行政纠纷时，双方当事人往往都会彼此关系坚硬，处理不好，哪怕任何一方一点小小的利益得不到维护或保障的话，都会导致纠纷无法得到完美解决，而且拖延时间，还要诉讼到法院。因此，行政复议适用和解，就是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以求更好解决纠纷。 5、行政复议适用和解是在有权受理行政复议的行政机关主持下，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和解。其他任何行政复议参加人不能作为和解的当事人，而且这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数量多寡是不受影响的。 这里行政复议中的和解，它不应理解为一种程序，而应视为行政复议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方法或手段。虽然法律法规并未规定，但对有权受理行政复议的机关来说，在审理纠纷并解决纠纷的有效方法中有较好、突出的法律意义与实践意义。 第一、行政复议适用和解体现了司法公正与效益。行政复议是一种司法救济手段，目的是防止和纠正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强调司法公正与效益。行政复议作为司法救济手段，也应体现公正与效益。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希望申请行政复议，请求上级行政机关能依法做出公正并及时处理，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他们来说，提请行政复议往往会选择上级机关，越往上级越能公正处理，上级如能如他们所望，公正处理是再好不过了，毕竟比起诉讼要经济得多了，此外，对他们来说，如果能和解他们是乐意接受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跟行政机关对抗的。因此如果能适用和解在一定程度上会体现司法公正与效益。 第二、行政复议适用和解符合便民原则。我国《行政复议法》第四条规定了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应遵循便民原则。行政复议适用和解正是符合了便民原则要求。当发生的行政纠纷能通过和解而获得解决，阻却了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很大程度上是便民的。试想如果行政复议没有解决好纠纷，上告到法院，又要费多少时间、精力与经济费用，是很不利于申请人的，即不便民。 第三、行政复议适用和解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在民众中的信服力，从而便于其顺利开展行政管理工作。行政复议过程中适用和解，并不等于行政权威性下降，也不会反而会提高其公信力的。我国宪法里明确规定，政府的一切职权是人大赋予的，人大的一切权力又来自于广大公民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如果行政机关在认识到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相对人的利益，能提出和解，使纠纷在不伤和气的氛围下解决，“主人”对“公仆”是会很信任的，这样，既然赋予了权力，以后对其行政管理权都会大力支持的。当然作为申请人能通过和解达到纠纷的解决，何尝不要呢？和解了，对任何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来说，看到处于强势地位的人都能坐下来一起和气解决纠纷，会对对方产生一种折服的心理，从而提高行政复议机关在民众中的信服力。 三、行政复议适用和解的理论依据 “审理复议案件原 则上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所谓其他方式主要是指开庭审理的方式。条例授权复议机关裁量定夺。从这些年行政复议制的实践经验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采用开庭方式审理复议案件值得大力提倡。”这虽然与行政复议适用和解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但是强调开庭审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可以面对面解决纠纷，为和解创造了可能性，此外，“复议机关裁量定夺”，也强调了“自由裁量权”，也为和解提供了可能。另外，从行政诉讼角度上看，有学者阐述：“法治国家依法行政原则，以及国家对行政行使原有的牵制机制，譬如预算、决算监督等，使行政机关关于行政诉讼程序中，能自行退让，并接受人民退让的空间有限。”对此，有学者认为，这里隐藏着行政诉讼适用和解的一些理论依据，其关键字眼是“退让”二字。以此类推，由此可见，只要有一定的可能性余地，都会给和解留下存在的空间。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36条规定：“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处分（指行为）所依据事实或法律关系，经依职权调查仍不能确定者，为有效达成行政目的，并解决争执，而与人民缔结之和解契约。”行政复议亦是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个方面内容，其法律依据是程序性规定而非实体性规定，又加上目前为止还未有一个理论能证明和解在有关程序中不存在或成立，相反在诸多情况，不管是诉讼还是仲裁都有和解的存在与成立。 综上，笔者认为，行政复议适用和解有它存在的理论可能性。对此，可作如下几个方面论证： 1、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角度看分析。所谓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在处理法律规定了一定幅度选择权的行政事项时和在处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政事项时，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力。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是行政机关的自由选择，是行政主体自由处分职权的表现。如果行政机关对职权的处分不侵害国家或公共利益和违背法律，且其处分在行政相对人可以接受的情况下，那将是国家受益，行政相对人受益，行政主体受益。行政机关有行政自由裁量权，复议机关就可以依权利自由裁量，通过多种手段处理纠纷，而且由此，阻却了诉讼的进行，节约了许多成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依据前提。 2、从行政复议目的和原则分析。行政复议目的是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其原则之一是为了便民，而此无法用一个具体的标准来界定，适用和解，能使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不伤和气的氛围下解决纠纷，非常现实，又达到立法解决争议的目的及体现其便民原则，在行政复议中具有现实的意义。 3、从和解过程中上级机关的复议职权角度分析。从行政相对人一方看，他们往往会担心，复议机关与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之间存在隶属关系，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会偏袒其下属机关或部门，而且有些情况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即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已请示了上级（即复议机关），因此即使做出来的决定似乎是公正，但效果比不上和解的效果，和解体现了意思自治，而复议机关依职权作出复议决定或多或少会考虑到其下属的利益，从而给行政相对人感觉上会显失公正，进而为行政复议适用和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存在理由。 4、从实践经验的发展趋势分析。行政纠纷案件越来越多，如果行政复议案件无法解决纠纷会全部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会浪费很多成本，而且影响了法院的办案的公正性与效益性，归根到底对行政相对人是很不利的。 四、行政复议适用和解的法律要件 在行政复议程序中适用和解，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特殊手段，并不是说所有的行政纠纷案件都可以适用和解，因此，探讨行政复议适用和解的法律要件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和解行为的发起必须是当事人双方意思真实表示。行政复议和解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一种合意，和解的发起是当事人双方自愿进行的，并非复议机关授权的，而且申请通过和解方式解决行政纠纷案件是向复议机关提出的。当然复议机关有行政自由裁量权，在其解决行政纠纷案件，可以以征求意见的方式向当事人双方提出是否愿意接受和解。 第二、和解的发生必须是可适用和解的行政纠纷案件。并非所有的行政纠纷案件都可以通过和解的 方式来解决的。作为行政主体，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力，在有些情况下，是不能放弃职权的，不能随意处分自己的权利，但有些行政法关系中行政主体有职权处分权，在这样的行政纠纷中若申请人能够接受被申请的让步，纠纷就可以化解，和解就有存在的余地。依笔者认为：只要牵涉到私权的纠纷都可以进行适当调解，但人身权问题除外；涉及行政合同手段调整的纠纷也可以进行适当和解。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行政管理手段的转换，执政素质的提高，通过和解解决行政纠纷案件会越来越多。 第三、要有和解协议书。如果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达成合意希望通过和解方式解决行政纠纷，必须制作和解协议书，并将和解协议书递交给复议机关。这是一种要式法律行为。 五、行政复议适用和解的立法要求 我国《行政复议法》对是否适用和解问题，并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如果在行政复议中适用和解，并得以推行的话，立法上应作修改，以确定其法律地位，从而使其具有法律依据。对此，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立法要求： 1、确立行政复议可以适用调解的原则。行政复议审理范围即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不仅要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还要对其适当性进行审查。对合法性审查无需和解，违法的，无论如何都要撤销，并对由此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应当予以赔偿。对于适当性审查，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可以通过和解达到解决纠纷，使适当性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因为适当性审查的前提是对行政行为的“度”作出判断，关于“度”的问题完全可以在双方当事人意志合意的情况下得以解决。这可说是一种改革思路。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谁也不敢断言究竟什么样的行政纠纷案件可以适用和解解决，什么样的行政纠纷案件不可以通过和解解决，与其将口子封死阻碍今后的发展，还不如干脆将和解作为一个原则确立下来。作为行政复议机关，有自由行政裁量权，只要认为可以通过和解解决结案的都可大胆适用这一解决行政纠纷手段，而且，行政裁决已明显规定了可以适用协商或调解来解决并且通常作为前置程序。为此，行政复议为什么不可以适用呢？况且，比起行政司法审判解决纠纷要经济快捷得多。 2、确立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对等地位。虽然在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行政复议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地位往往是不对等的，因为被申请人是一行政单位，首先其处于强势地位，而且受理行政复议案件的又是其上属单位，介入了行政公权力，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申请人来说，其法律平等地位是很难得到体现的。然而和解必须是在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地位条件下适用的，因此确立二者的地位对等是很重要的。 3、确立对瑕疵和解的救济制度。所谓瑕疵和解，是指如下几种情况下的和解：（1）和解违反了法律规定或善良风俗；（2）和解在事后被证明是在双方意思不真实的情况下进行的；（3）和解侵害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对第三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失。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中以占有材料为依据，在复议机关的主持下，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不伤和气氛围下解决行政纠纷。它突出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关系，难免会出现一些瑕疵和解问题。因此，确立对瑕疵和解的救济制度是很有必要的，如出现瑕疵和解后责任的追究问题及应如何解决就是一种救济制度。 注释： 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2009年1月第3版，第313页。 同. 同，第315页。 同. 张淑芳著《行政诉讼和解问题的探讨》，载自《行政法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主办，2009年第3期，季刊，总第47期。 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2009年1月第3版，第320-321页。 翁岳生编：《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3页。 同. 参见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典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852页。 同.

行政复议论文篇(4)

（一）申请审查抽象行政行为操作困难

第一，法律规定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的限制条件。只有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才可申请审查；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规定”的审查申请，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为前提；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申请，应当是认为抽象行政行为不合法，而非不适当。第二，税收规章与“规定”（《行政复议法》称“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实质上的区分标准相对模糊。第三，纳税人获取规范性文件的渠道淤滞，不能有效监督抽象行政行为。第四，赋予税务管理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一并申请审查的权利，无疑对包括税务部门在内的行政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行政部门对此态度消极。

（二）对征税行为的复议附加了限制条件

现行《税收征管法》不仅规定了复议前置，而且对复议前置附加了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限制条件。这不仅不符合行政复议的便民原则，而且有可能因此剥夺纳税人申请法律救济的权利。如果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确属违法，而当事人又因税务机关征税过多或遇到特殊困难或税务机关所限定的纳税期限不合理而无力缴纳（或提供相应担保），复议势必无法启动。当事人受到不法侵害后既不能申请复议，也无法直接向法院.显然是对当事人诉权的变相剥夺。

（三）对与税款相关的非纳税争议，实践中复议标准不一

《税收征管法》规定，对未按时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税务机关在追缴税款及滞纳金的同时，必须依法给予一定的处罚。虽然各方对“与税款直接相关的罚款争议不是纳税争议”已达成共识，但对这类处罚如何申请行政复议，是否必须先缴纳与之相关的税款，实践中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人不可以直接申请税务行政复议，必须先缴纳相关税款，但可以不缴罚款。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直接申请税务行政复议。笔者以为，两种观点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第一种观点将处罚争议等同于税款争议，未免有失偏颇。如果相对人对税款并无异议，只是对罚款是否适当有异议，此时还将先行纳税作为复议的条件，显然有失公正。而据第二种观点，征税决定和处罚决定常常是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做出的，对处罚的审理必须基于对征税问题的复议。如果不经过先行纳税即可对罚款申请复议，并与税款征收问题一并审理，显然与“对征税行为的复议以先行缴纳有争议的税款为条件”相矛盾，而且还会助长纳税人借口对罚款有异议而逃避先行纳税动机。造成这种两难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税款争议的先行纳税问题，该问题不解决，上述现象便不可避免。

（四）“条条管辖”存在弊端，复议机构缺乏“中立性”

现行税务行政复议实行“条条管辖”。“条条管辖”有利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满足行政复议对专业性和技术性的需求，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端：不便民，经济成本过高；申请人参与复议审理活动的可能性较小，复议工作的公开性和公正性会“打折”；上下级税务部门经常就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沟通.下级部门某些具体行政行为往往是“奉旨行事”的结果；易受部门利益左右。

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税务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税务行政复议事项。该机构以其所从属的税务机关的名义行使职权，其行为实际上是其所从属的税务机关的行为。在税务机关内部设立税务行政复议机构，有利于处理专业性较强的税务争议案件，有利于税务机关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纠偏，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税务行政诉讼，但也存在中立性不足，不能公正、无偏私地对待双方当事人等问题。

（五）复议与诉讼两种衔接模式引发的问题

以税务争议可否直接提讼为标准，可以将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的衔接模式划分为两种，通常称为“必经复议”和“选择复议”。根据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两种衔接模式有关适用范围的规定，税务管理相对人在对“罚款”进行复议时，适用选择复议，对此，法条规定不够缜密。《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1款规定.纳税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纳税决定有争议，必须先经过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方可向人民法院。而该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罚款决定不服，可以不经过复议程序而直接向人民法院。假如纳税人据此条规定同时启动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对追缴税款的行为申请行政复议，对罚款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将会产生这样几种情形：一是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维持下级税务机关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中有关纳税的决定，人民法院也维持被诉税务机关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的罚款内容。出现这种情况，不会产生矛盾，皆大欢喜。二是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经过重新调查核实后，决定撤销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中的纳税决定或作其他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就罚款部分所作的判决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无论结果如何，都将毫无意义。三是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经过复议后维持下级税务机关的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中有关纳税决定的内容，而人民法院却判决撤销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中有关罚款的内容。在第三种情况下，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对法院受理后能否对相关的税款问题作出判决，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受案后，既可以审查税款征收行为，也可以对税款问题作出判决，否则，对罚款判决将失去事实依据，且难以执行。另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可以对税款征收行为进行审查，并据此判断罚款行为是否合法、适当，但不能在未经复议的情况下对税款问题作出判决，即法院对税款问题只审不判。由于认识不同，各地法院在处理此类税务行政案件中掌握的标准也不尽一致。

二、完善我国税务行政复议制度的设想

（一）增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的可操作性

1.将税务行政规章纳入审查申请范围。将税务规章纳入审查申请范围，赋予税务管理相对人启动监督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利.实现对税务规章的常态化、机制化监督，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1）同一般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相比，税务规章具有制定机关级别高、影响面广、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创设新的行政规范等特点。税务规章一旦违法，其危害性远大于一般的税务规范性文件违法。（2）法院审理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依据是法律法规，税务规章只能参照适用，如果税务规章与法律法规不一致，税务机关即使“照章行事”，也可能败诉。（3）现行体制下，对包括行政规章在内的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因缺少有效的程序规则、缺少程序的发动者而“实际上收效甚微”。（4）在民主和法制的环境下，税务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其中最直接的依据往往是税务规章。就趋势而言，税务机关直接依据税务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几率会越来越小，到一定时期，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主要是税务规章的合法性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更不应把税务规章排除在审查申请范围之外。

2.允许税务管理相对人单独对抽象税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持开放和包容态度，不附加限制条件。我国的税务管理相对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不合法，只能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的同时一并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该规定除了可以降低抽象行政行为受到行政复议监督的几率以外，无任何意义。取消对抽象税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的限制性规定，有助于更好地发挥行政复议的监督功能。

3.建立抽象税务行政行为公开制度。公开抽象的税务行政行为，为税务管理相对人提供尽可能全面的税收信息，是发展民主政治，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交流的必然要求。必须改变单纯靠行政机关层层转发红头文件政策的方式，建立规范的税法公开制度.利用各种媒体和信息网络技术，为相对人提供可靠的税务信息.便于其发现问题，行使复议权。

（二）废止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规定

现行法律规定纳税争议复议前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主要是为了避免当事人拖欠税款，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表面看，此说似乎有道理，细究起来却立不住脚。因为，税务机关享有充分的强制执行权，且行政救济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如果税务管理相对人不缴税款，税务机关完全可以通过行使强制执行权来实现税款征收目的。以限制诉权的方式保障国家税款及时、足额入库，有悖行政救济的初衷。

（三）增加选择性的异议审理程序

笔者所说的异议审理程序，类似于我国台湾租税法规定的在提愿之前的“复查程序”。税务管理相对人对纳税有异议，可以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提出。经过异议审理，税务机关自认无误，须将答辩书连同有关文件移送税务行政复议机关进行复议；如果税务机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有误，可撤销或变更该行为。相对人对变更结果仍然不服的，可以向税务行政复议机关正式申请复议。增加该程序的积极意义，在于节约投诉的精力和财力，减轻相对人的诉累。异议审理应设置为选择性的非必经程序。

（四）改革税务行政复议委员会

我国的税务行政复议机构设置有三种选择：设在政府法制机构内或与政府法制机构合署办公，即“块块管辖”；设在税务机关内部，即“条条管辖”；设置一个独立于税务部门的专职税务复议机构。第一种选择的优势是：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地位比较超脱，执法水平比较高.便于申请人就近申请税务行政复议。但是，税务行政复议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复议人员精通一般法律，并具备较高的税收业务素质。这里的税收业务素质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充要条件，而“块块管辖”恰恰很难满足这一条件。第三种选择具有独立性和超脱性，能够保证复议案件的公正审理，是一种理想模式。但该模式在我国推行的时机尚不成熟，因为我国目前的税务行政复议案件数量极小，从成本的角度考量，远不需要设立专职的税务复议机构。我国行政复议机构的理想模式应该是：以税务行政复议委员会为相对独立的复议机构，实行合议制；保证复议委员会委员中社会公正人士、专家、学者不少于二分之一；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委员会组织规则和案件审理规则，确保复议优质、高效、公正。

（五）重构税务行政复议与诉讼的衔接制度

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机制，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生命基础在于它们的公正性。任何一项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都必须符合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这是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制度设计的最基本要求。在现实的具体的法律程序中，公正与效率总是在同时发挥作用：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以哪一个优先，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与行政诉讼相比，税务行政复议具有程序简便、易于纠正错误、范围广泛和经济有效等特点，这些特点表明，复议前置不仅可行，而且必要。但是，不加区别地在一切税务行政案件中都实行复议前置，也不可取。笔者认为，对税务争议应该有选择地实行复议前置.除了对征税争议实行复议前置外，如果纳税人对与征税有关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有异议，也要实行复议前置。这是因为：征税决定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常常是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的，后者有时要依据前者认定的事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在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方式上，对前者实行必经复议，对后者实行选择复议，给实践操作带来很大不便。

（六）设立税务行政复议听证程序

行政听证程序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其核心内涵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这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和内在体现。随着行政权的不断扩张，实体法控制日渐势微，程序法日益兴盛。作为程序法的核心，听证对行政民主、法治、保障人权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听证也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得到广泛应用。设立我国的税务行政复议听证程序，不仅是与国际接轨，还有助于将我国《行政复议法》赋予税务管理相对人的一些权利落到实处。如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税务行政复议申请人和第三人享有查阅权，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但仅有查阅权是不够的，对通过查阅发现的问题还需要给申请人和第三人以质证和辩解的机会。否则，关于查阅权的规定很难有实际效果，或者说只能将税务争议引向税务行政诉讼。而听证无疑是税务复议申请人和第三人质证和辩解的最好的机会和方式。日本的研究人员通过试验发现，当事人的“参与”程度与对案件判决的接受程度成正比。因而，在税务行政复议中采取听证的方式，更多地发扬民主，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增强复议的权威性，提高复议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和法院的负担，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复议论文篇(5)

1.1对行政复议的性质定位不明确

行政复议的性质关系到行政复议立法的价值取向，也关系到整个行政复议制度的构架，以及行政复议工作的发展方向。因此，对行政复议正确定性非常重要。一直以来，对行政复议的性质定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复议制度，是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的层级监督和纠错机制，称为“监督说”；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复议制度是一种行政救济制度，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时，申请复查及纠正的救济制度，属于通常所说的“民告官”的范围，称为“救济说”。虽然二者并不对立，但层级监督是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在性质上以行政手段为主导；而“救济”是外部行为，独立于行政执法机关之外，在性质上以司法手段为主导，理论上二者不能共存。

1.2行政复议范围还需完善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些界限需要进一步明确，特别是有些热点、难点问题。如:《行政复议法》没有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因而导致公务员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保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与保护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一样，两者都应该有充分的救济途径和救济手段。国家公务员虽然可以通过行政申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申诉与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的救济更加有效。《行政复议法》将公务员合法权益的救济排除于复议之外，这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一大缺陷。随着我国加入WTO，在司法行政方面也相应的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也迫切要求我们完善《行政复议法》，与国际接轨。

1.3行政组织机构设置不合理，工作机制不顺畅，且缺乏独立性

按照复议法规定，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是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从表面上看，法制工作机构不同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其他执法机构，较之其他业务机构相对独立，从而在复议审查过程中主持人与执法者身份相分离，从而体现法律审查中的自然公证法则。但从行政组织结构上看，它在组织关系上与其他内设机构并无太大区别，因而在承办具体复议事项时难免由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下级领导关系而受部门利益或偏私的影响，其复议活动实际上无法独立进行，从而无法保证在复议审查中的公证、中立的立场。而这种设置上的缺陷，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复议工作机制的不顺畅。

1.4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不畅，增加累诉

《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是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法律制度，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是完整的行政及救济的程序，行政管理相对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选择先申请行政复议，寻求行政救济；对行政复议结果不服，再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除法律规定复议前置的以外。但在实际情况中，两者并没有衔接好，主要体现在：①行政复议申请范围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没有衔接好；②对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该不该提讼问题没有衔接好；③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上相互矛盾。

2对行政复议制度改革的思考

行政复议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寄寓于社会主义政治的法律规范，在社会全面进步和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必须本着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在总结过去的经验与不足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的成功典范，结合我过的国情，顺应现代行政法的发展方向，进行必要的改革，全面加强行政复议建设，以此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维护法律公正统一。

2.1在性质上，要对行政复议制度作准确和明确的定性

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准确且明确的定性是行政复议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从理论看，首先，行政复议从性质上分析，政复议都是作为法院司法救济以外的一种行政救济制度存在；其次，行政复议的启动应以申请人提出申请为前提,不告不理,是被动的监督；再次,从行政复议表现形式看,它是一种居中裁决行为,是行政复议机关在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两个平等当事人之间进行居中裁决的司法行为,而不是行政机关内部的单向监督行为。从实践看,行政复议实行全面审查原则,通过对案件的审理,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是行政复议的职责所在。将行政复议定性为行政救济制度,也并非一定走全盘司法化道路,行政复议不必通过搬用司法机关办案程序来体现救济性质,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但必须坚持机构的独立并有严格的程序。

2.2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从实体上适当扩大行政复议的受案和审查范围

行政复议法通过概括、列举、排除三者结合的方式确定行政复议的范围并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可复议的范围之中,这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重大创新与进步,但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目前我国行政复议的范围仍然较窄,需要进一步扩展。行政复议领域的拓宽可能会涉及两个比较大的方面,一是申请人资格的标准需要大大放宽,只要是受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企业或其他团体、组织,都可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二是行政行为的范围也要放宽，不但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抽象行政行为也应当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同时我国行政复议法把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外,这种做法容易导致公务员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得不到行政复议的救济,也与现代行政法治的平等精神相背驰。因此,有必要把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

2.3建立行政复议的回避制度和听证制度

为了加强对行政复议行为本身实行有效的监督，首先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回避制度，如果行政复议人员是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或有其他的利害关系，可能影响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当事人有权要求其回避，或其应当自行回避。其次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听证制度，对于案情重大、复杂，涉及利益面广影响力较大的行政复议案件必须适用听证程序。听证一般应公开进行，但如果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听证可以不公开进行，但听证内容必须以笔录的形式保存下来。

2.4理顺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关系

这需要把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联系在一起,通盘考虑。①不要把行政复议行为作为一种普通的具体行政行为来对待。行政复议机关因事实不清,使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等原因作出撤销下级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责令重作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当事人不服的,人民法院应当不受理或不做实质审查。②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不作被告。无论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维持还是撤销的行政复议决定,都不得以行政复议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这样做有利于行政复议机关打消顾虑，更好地发挥作用。③为提高效率,避免烦琐程序,行政复议机关对因罚款,涉及财产关系的裁决,补偿决定,收费通知等类型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引起的复议案件,行政复议机关应当直接变更,而不得作出撤销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

参考文献

［1］蔡晓雪.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

［2］周汉华.行政复议司法化：理论、实践与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行政复议论文篇(6)

关键词：复议 劳动教养 制度

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管理的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机关提出申请，由受理机关根据法定程序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进行审查并作出相应决定的活动。行政复议法律制度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监督制度，该制度在国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有的国家称行政救济，有的国家称行政申诉，有的国家称行政诉愿。与这一制度相比，劳动教养制度无疑是一种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行政法制度。从1957年实施以来，劳动教养制度对保障社会治安、促进和巩固社会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近年来，特别是我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以来，社会各界对于劳动教养的存与废一直争论不休。本文试图通过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的劳动教养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及具体操作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 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设立、性质及在国际社会的影响

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建立的，按照《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强制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至4年。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劳动教养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政府请求复议，也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我国已加合国主持制定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后，国际社会依据该《公约》第9条第1项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纠正”，对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劳动教养制度对那些并不构成犯罪的公民同样限制了人身自由，还强迫他们劳动，是一种侵权行为。同时国际社会还依此理由来抨击我国的人权制度。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笔者认为，为了降低劳动教养制度给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带来的负面影响，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的要求，谨慎办理劳动教养案件。

二、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运行的主要法律依据与其他法律的冲突

1982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是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运行的主要法律依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是对《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的完善和补充，其只能算是“准行政法规”性质的部门规章。现行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与有关部门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均和我国已公布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有关内容相矛盾和冲突。《行政处罚法》第10条第1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64条第2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作为规章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但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另外，《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立法法》第8条第5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作为限制人身自由长达1至4年的劳动教养的有关依据都是由行政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组成，制定主体不一，效力等级参差不齐，没有一部基本法律对劳动教养作出规定，作为一种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制度的存在，其直接与《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规定相冲突。

三、对处于犯罪预备阶段的抢劫行为实施人是否一概给予劳动教养制裁

所谓犯罪预备是犯罪构成在其发展进程中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被阻止在预备犯罪阶段的某一点上所形成的一种未完成形态。犯罪预备形态只处于犯罪预备阶段，但犯罪预备阶段并不只包含犯罪预备形态，还包含犯罪中止形态。按照《刑法》第24条的规定，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刑法》第22条规定： “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24条规定第2款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从这两个条款的规定不难看出，《刑法》对于这两种犯罪形态规定了不同的处罚原则：对于预备犯是“可以从轻或者减免处罚”而对于中止犯是“应当免除或者是应当减轻处罚”。更深层次的说，《刑法》根据犯罪行为对法益侵害程度的不同而制定了不同的处罚原则。那么，对处于犯罪预备阶段的抢劫犯罪来说，且在检察机关不予批捕的情况下，公安机关首先要确定的是抢劫行为是处于犯罪预备形态还是犯罪中止形态；其次，要看抢劫行为对法益侵害的程度；再次，要根据取得的证据来分析抢劫行为实施人的主观恶性；最后，基于上述的分析决定给予其行政处罚的种类。对于那些处于犯罪中止形态，对法益威胁较小，主观恶性不深的犯罪分子，就不能给予劳动教养这一严厉的制裁。所以，笔者认为对处于犯罪预备阶段的抢劫行为实施人给予何种处罚或者不给予处罚，应当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不应一概而论。

四、在具体工作中对违法行为人采取劳动教养措施容易出现的问题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按此规定，一事不再罚可界定为：行政主体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也就是说，行为人的一个行为无论是违反一规范，还是数个规范，受一个行政主体管辖，还是数个行政主体管辖，可以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但如果是罚款，则罚款只能一次，另一次处罚可以是吊销营业执照或其他许可证，也可以是责令停产停业，还可以是没收等，只是不能再罚款。《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暂扣或吊销执照；行政拘留；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依此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并不包括劳动教养。而劳动教养的性质又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按照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以及《行政复议法》第23条和28条1款4项以及《行政诉讼法》第32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必须向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但是目前，公安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后又决定给予劳动教养的作法是否合法，我国法律还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公安机关也无法向人民法院和复议机关提供出这一做法的合法依据。在此种情况下，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人民法院和复议机关只能作出撤销此类劳动教养案件的判决和决定。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羁押期限的限制，公安机关如果不采取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再作出劳动教养决定的这一办法，又容易放纵违法份子的违法行为，使违法份子得不到应当受到的制裁。导致这一冲突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

行政复议论文篇(7)

[关键词]复议机构；行政裁判所；改革；监督

一、我国行政复议机构设置的现状与缺陷

行政复议机构是行政复议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复议制度是否健全且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与复议机构的设置是否科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建设、运作从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算起到1999年《行政复议法》的颁布实施至今，大约经历了十来年的实践，然而复议制度却依然可以称得上是问题多多！笔者在此仅对复议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略陈管见。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大致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复议机构缺乏独立性

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规定：“复议机关应当根据工作需要，确立本机关的复议机构或者专职复议人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复议机构，应设立在法制工作机构内或者与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合署办公。”这种规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行政复议机构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而1999年颁布的《行政复议法》尽管在总体上应该说是吸收了复议制度实践的经验，因而是进步的，但就行政复议机构内容的规定来说，却并没有关于行政复议机构的专门规定，而只是在总则中的第3条对复议机构做了一个简括的规定：“依法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机关是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关内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二者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按照条例的规定还可以在法制工作机构中设立相对独立的专门从事复议工作的机构，而复议法则只规定由政府法制部门一并连带着从事行政复议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因为作为复议机构的“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分别隶属于各级不同的人民政府和不同的行政职能部门，缺乏应有的独立性。《行政复议法》第12条到第15条集中地规定了复议管辖制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行政复议的机关要么是被申请复议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主管部门，要么是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自身。

现实中各级人民政府和各行政职能部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主管行政复议的工作机构，没有一套统一的行政复议机构体系，而且主持复议的行政机构完全听命于其所属的行政首长,没有自主决定权；而其所属的复议机关又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监督活动,不少行政机关将复议工作混同于一般的行政公务，复议活动受行政内部各种关系的影响和干扰较为普遍，特别是一些长官意志、“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现象，使得复议机构难以充分履行职责，行政复议决定维持的多，而变更、撤销的少，复议变成走过场，流于形式。这样就给复议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从而严重影响了行政复议裁决的公正性。而实践中复议机构不独立的问题已经导致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大打折扣，致使行政复议的高效、便民等优点在实践中未能充分显露。因为当事人除非受“复议前置”约束之外，至今选择复议的相对较少，大多都愿意直接选择行政诉讼，而且在复议实践中，复议决定作出于行政机关不利的撤销或改变的决定也寥寥无几，大多以维持了事，这使人们丧失了对行政复议应有的信心，同时使得该种制度设计很多时候流于形式。

另外，即便是在各级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的行政复议机构，其组织建设上也十分地不健全。目前,我国行政复议立案数量不足、审理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复议的组织机构不健全。《行政复议法》规定，复议机关应当根据工作需要确立本机关的复议机构或专职复议人员。行政复议的程序性、技术性较强，要求复议机构和人员保持固定，承办人员具备较高的行政管理和法律专业知识。否则，就难以保证行政复议工作的规范化和正常化运转。长期以来，除公安等少数部门有比较健全的复议机构和专职人员外，大多数行政机关或者缺乏此类机构，或者不够健全，有名无实。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复议制度的固有功能，也给行政机关和申请人造成诸多不便。

鉴于上述缘由，为了保证复议机构依法行使复议职权，切实发挥行政复议的积极作用，就应当保证复议机关享有相对独立性，同时认真做好复议队伍的组织建设工作。这里的“独立性”是指复议机构地位要相对超脱，能够保证其排除工作过程中的各种外来干扰。另外，设置公正独立的行政复议机构及审判机关审查有关行政行为，是我国“入世”议定书的承诺，也是《关贸总协定》第10条的要求。因此，为了履行承诺，实现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必须改变目前行政复议机构不独立的现状，重新设计适应中国国情的行政复议机构。

（二）复议工作人员存在问题

我国现实中的行政复议机构工作人员配置亦难以保证复议工作的需要，行政复议的队伍建设差强人意。

首先，是复议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足，难以应付复议工作的需要。目前有些省份的行政复议处仅有两个人，却要指导全省的行政复议工作，同时办理以省政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案件，显然难以适应工作需要。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一个人，使得行政复议工作几乎无法开展。现在大量行政复议案发生在市、县，但很多市、县政府法制机构力量薄弱、专职人员配备不足。有的县、区政府法制机构只有一名工作人员，甚至还是兼职；有的部门只有法制机构的牌子，没有专职工作人员，造成该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无人受理，该办理的案件不能按期结案。

其次，在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复议工作人员中，却又存在着素质不高、专业化不够的尴尬问题。直到目前，我国尚没有法律规范对行政复议人员任职资格作出规定，没有高素质、专业化的复议人员，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复议裁决，因此也就很难使得复议制度的预期价值发生作用。实践中行政复议案件种类繁多，牵扯面广，技术要求较高，因此负责审议的工作人员如果不是谙熟各种法律规范，则很难能胜任复议工作。而我国对复议机构人员的任职资格却并无规定，其审理案件的效果便可想而知。由于一些行政复议人员素质问题，造成在作出复议决定时出现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性错误，这些都明显制约着行政复议工作的开展。实际上，这种状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复议制度的固有功能，给行政机关和申请人造成了诸多不便。

造成目前复议工作人员的这种问题的一个主要缘由在于相关立法内容笼统、不配套。无论是《行政复议条例》还是《行政复议法》都没有各种配套制度，对于行政复议机构工作人员的组成、任职条件、回避及审议规则等均未作明文规定，这些都影响到复议机构的组织建设，以至影响复议案件处理的客观与公正。

（三）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关

尽管《行政复议法》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各种法律责任，如对行政复议机构及工作人员和被申请人违法的具体责任的规定，但并没有指明追究该种法律责任的具体机关，其第38条也只是简要规定了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机构的提出建议权。这就使得这种规定在现实当中没有多少可操作性，存在着虚化的可能最终导致行政复议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四）复议工作缺少有效的经费保障

目前，各级政府的行政复议活动所需经费基本没有全面得到保障，行政复议机关内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的法制工作机构本身的经费就不充裕，更别提有专门的复议经费的保障了。更有甚者，有些部门甚至对行政复议活动所必需的外出调查、核实有关事实证据的差旅费用也难以保证，从而严重地影响了行政复议办案质量，给复议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以上复议制度中的这些问题筮须有效解决，而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世界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各项建设活动都不可能“自说自话”，都需要认真地对待、借鉴外国的经验来解决本国的问题。综观各国的类似制度，似乎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对于我国复议制度的完善比较富有亲和力，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该项制度的情形。

二、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

行政裁判所（administrativetribunals），也称为行政裁判庭、特别裁判所，其叫法不尽一致，还可以称之为tribunal（裁判所）、committee（委员会）、board（局）、commissioner(专员)、division（司）等等。总之就是指普通法院之外，通过议会立法设立的用以解决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纠纷及公民相互之间某些和社会政策有密切联系的等其他争议的准司法机构。但是它们是作为行政运作的组成部分而设立的。行政裁判所主要有两个任务：解决个人纠纷,主要是处理土地与财产问题以及就业问题；解决公务机关(通常是政府部门)与公民之间的纠纷。在英国设立行政裁判所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理由：公正性、程序灵活简便、经济合理性、专门化和符合社会立法需要。[ii][ii]据统计英国现有各类行政裁判所近70类，数量近3000个，涵盖移民、社会保障、劳动、教育、税收、运输和土地等领域。英国的行政裁判所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即财产权和税收方面的裁判所、工业和工业关系方面的裁判所、社会福利方面的裁判所及外国人入境方面裁判所。从整体上来说，裁判所职责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法院，甚至其本身已经构成了比法院还重要的行政决定审查机制。

（一）发展简史

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是英国行政法领域一项非常有特色的司法制度。该制度在英国法史上的历史并不长，主要是在20世纪以来尤其是一战以后，才逐步产生发展起来。整体上看来，行政裁判所制度在英国的确立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是20世纪初到二战；第二个阶段是行政裁判所急剧而又混乱的发展，这个阶段是从二战到1958年；第三个阶段是行政裁判所的规范化发展，这是从1958年发展至今天。

在英国，最早意义上的裁判所可以追溯到都铎王朝时代。但我们现在所谈的行政裁判所主要是20世纪的产物，在20世纪前虽也有些个别裁判所出现，但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行政裁判所。现代意义上的裁判所，应从二十世纪之初开始追溯。英国行政裁判所的风行，其背景是20世纪初现代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由自由派执政的政府所推进的社会改革。

根据弗兰克斯委员会报告而于1958年制定的《裁判所与调查法》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对各类裁判所的组成原则、裁判程序、上诉以及普通法院对裁判所的司法审查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并且第一次规定了全国的裁判所委员会为一个常设监督机构。该法后来经过1966年和1971年两次的修订，就是目前所适用的《裁判所与调查法》。从制度层面来说，1958年的《裁判所与调查法》可以说是行政裁判所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该法为行政裁判所制度的规范发展提供了鲜明的法律依据和良好的基础。从那之后，行政裁判所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其数量直线上升，同时它们的工作也变得更加复杂。但在英国，对裁判所的性质究竟为行政性质还是司法性质在行政学界与法学界长久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议，且直到今日尚无定论，不过从实践情形来看，似乎裁判所制度的行政因素已经越来越少，而裁判的色彩则日益浓厚。

（二）组织结构及其人员构成

行政裁判所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它是相对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能超脱政治因素而独立地作出自己的裁决。对于任何案件的裁决，其都决不服从行政干预。而要实现这种独立，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其成员不能由政府工作人员组成。在大多数情况下，裁判所的主席是由大法官直接任命的，或者由部长从大法官提名的有适宜资格的人中任命；裁判所的大多数成员也和政府官员没有直接的联系。裁判所可以是全国性、区域性或者地方性的组织，这要视裁判所所裁判的事项而定。对于行政裁判所的领导模式，裁判所委员会建议：对于专业化的裁判所应更多的适用总裁制（PresidentialSystem）模式。让总裁成为裁判所体系中的首脑，对于各个裁判所的工作负有领导责任。

英国行政裁判所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管辖对象不一，所以各行政裁判所的组织结构和人员构成差别很大，而且没有一部统一的组织法来加以规范——英国不存在一部适用于一切行政裁判所的程序法典。由于各个裁判所的性质不同，裁判所的人员构成也不尽相同。通常采用的形式是“均衡裁判所”（balancedtribunal），其目的是使成员能够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这类裁判所由一名独立的主席和两名成员组成。主席一般应具有法律资格，由上议院大法官提名任命。主席要努力去确证案件中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中所存在的漏洞，并决定应采取怎样的步骤来弥补这些漏洞，要特别注重维护在上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的利益。裁判所主席或由普通法院大法官任命或从大法官同意的事先准备好的名单中由部长挑选任命。裁判所的其他成员或者由部长任命，或者由裁判所主席任命。裁判所成员的任命途径大致有三种，包括由相关的政府部长或者部门提名；由上议院大法官任命；对于实行总裁制的特定类别裁判所而言，例如社会保障上诉裁判所和产业裁判所的成员，则由总裁任命。部长提名时，必须要考虑裁判所委员会的建议；要免去裁判所成员的职务时，一般要征得上议院大法官的同意。研究表明，相对年长、有时间和精力及经验学识从事该工作的中产阶层的人一般更有可能获得任命。而且很多时候，裁判所还是不得不去接受政府部门的提名，因提名而成为裁判所成员会有一种复杂的感觉，觉得自己是被“借给”裁判所的，这会削弱裁判所的独立性。[v][v]现代行政管理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专业性，由此引起的争端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专业技术性，因此很多时候必须要求裁判所成员具有专业的经验和学识。行政裁判所的人员组成中，一般既有法律人士又有相关专业人士，这样在案件涉及专门知识时，他们的审理就比普通法官有优势。

（三）行政裁判所的制约监督机构和救济

作为监督和指导行政裁判所工作的经常性机构——行政裁判所委员会成立于1958年，它可以对受其监督的行政裁判所成员的任命提出一般性建议；它每年提出工作报告，对行政机关具有一定压力；它可以对行政裁判所程序规则的制定提供意见。理事会由16名成员组成,其中15名由大法官和苏格兰事务大臣任命，且该委员会下设一个苏格兰委员会。非法律专家成员占多数，以保障理事会以一般公众的公平观念作为指导原则；非法律专家成员中包括工业、商业、工会、行政等方面富有经验的人才。此外,议会行政监察专员为理事会的当然成员。根据1971年的《行政裁判所与调查法》的规定，行政裁判所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有：(1)监视、检查相应的各行政裁判所的规章制度与工作情况，并提出报告。(2)考虑和汇报根据该法可以提交委员会解决的有关裁判所的特殊问题。(3)对于提交委员会考虑的或者委员会认为特别重要的有关行政程序的问题或相关事项提出报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其主要职责就是控制并审查为数众多的行政裁判机构的工作情况，并且还有权考虑并报告因制定法规定的由公开调查的运行而引发的事宜。

根据《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规定建立起的裁判所委员会，本意旨在监督裁判所的组织和运作，其性质是咨询机构，而非执行机构。但从实际操作来看，由于政治地位不高和人力、物力的缺乏，裁判所委员会仍然只是一个起不了很大作用的咨询委员会，其权力行使是很有限的。因此，可以说从总体上看，行政裁判所委员会对行政裁判所的监督和制约是软弱的。一方面，行政裁判所本身没有执行权，只是一个咨询机构，本身不具有任命裁判所成员的职能，只是有权对裁判所和相关的调查进行一般的监督。另一方面，由于它的成员是兼职的——多数没有报酬，而且工作人员很少，预算也有限，不能完全地胜任有效地监督每年几十万起的诉讼与调查活动的工作。

但是，裁判所委员会的存在至少是有了一个常设的监督组织机构，能够对行政司法的重要问题开展研究和咨询，并且能从一种相对独立的立场发表意见和批评，因此其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裁判所委员会对于政府的任何咨询事项都应给出报告做出回答；也可以对法律所列的裁判所的人员组成提出建议。在任何裁判所程序性规则颁布之前，都必须向裁判所委员会进行咨询；在建立任何新裁判所之前，都要提前征求裁判所委员会的意见。

当然，尽管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在现实中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甚至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比法院还重要的行政决定审查机制，但其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比如，各行政裁判所数量众多且十分零碎，管辖不清，当事人有时无所适从；行政裁判程序虽不复杂，但确定性较弱。各种类型的行政裁判由于工作对象不同，适用各自独特的程序规则，造成裁判缺少系统性和规范性；裁判所委员会的职能在实践中过于局限，地位过于羸弱，它的人员和配置的资源都不足以完成自己的任务。因此其本身也还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之中！[vi][vi]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其成功经验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设置，最终促进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效能的充分发挥。

三、启示与借鉴：复议机构设置的改革之途

将英国行政裁判所与我国现有的行政复议机构相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着如下一些差别：首先，在设立方面，前者是直接根据议会通过的法律而设立的，不是根据国家行政机关的委托立法和部长的自由裁量设立的；而我国行政复议机构是由行政机关依法设立的。第二，在独立性方面，行政裁判所独立于行政机关，只根据事实和法律裁决案件，基本不受行政机关的无端干预；而我国行政复议机构由于设置在行政机关中，因此在独立性方面的效果就很差，基本不具有多少独立性。第三，在裁决适用程序方面，行政裁判所审理案件是不适用行政程序的，而是采用不完全等同于普通司法程序的简便、灵活和迅速的准司法程序；我国行政复议程序则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只是司法性较之行政性稍稍突出一些。第四，在救济方面，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判所的裁决通常可就法律问题向高等法院上诉，部长或者上级行政裁判所也受理个别上诉案件；这一点与我国比较相似，我国除复议终局的案件之外，都可以提讼，只是我国行政首长不能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而且二级复议在我国也比较少见；第五，在受理范围方面，行政裁判所不但受理行政争议，也受理民事争议；而我国行政复议基本上只受理行政争议，而且还只受理除了内部行政争议之外的行政争议。当然，英国行政裁判所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专门复议机构的人员专业性、技术性较强，裁判所的成员一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它的成员既有法律知识，又有行政管理经验，因而能够保证专业权威性。其次，专门复议机构常设，有较强的独立性，因而有助于树立公正、权威的形象，博取当事人的信赖。适用法律和程序比较灵活，不受“判例”拘束，解决行政争议迅速及时等等。

考虑到我国现行复议机关设置的弊端，借鉴行政裁判所制度，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笔者在此大胆地为我国复议机构改革提出如下构想：

首先，在县级以上（含县级）各级人民政府内统一设立行政复议机构，地位上平行于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之所以不主张建立类似英国裁判所那样的机关，主要是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建设情形的考虑。我国已经建立起的复议机构体系主要的问题在于缺乏相对独立性，一旦将现有的制度推倒后建立完全独立的复议机构体系，则不可避免地会大幅增加制度改革成本。而针对现有的制度，似乎在政府内部设置统一的平行于各工作部门的复议机构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其开展工作的独立性问题，比完全推倒重来的制度改革所带来的震荡要小的多！考虑到各级政府内部一般都设有法制办公机构，因此复议机构宜在其基础上组建，以免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乡镇政府的复议事项由于其自身的条件限制，似乎可以直接交由县级政府的复议机构统一受理。同时，对于现有的垂直领导的一些机关（如海关、金融、国税和外汇管理等）的复议，则可以考虑统一交由各级政府的复议机构来受理，因为原有的复杂、混乱的复议管理设置在现实中的运作弊端显而易见。超级秘书网

其次，对行政复议机构成员的资格应有严格的限制，必须是法律和行政方面的专家或者是具备相当社会工作经验及知识的人。不对复议工作人员的资格和条件作出规定，就难以保证复议工作的有效开展。行政复议机构的负责人和一般的成员为专职工作人员,另外可以考虑聘请一定数量的外面的专家作为兼职工作人员，以提高工作队伍的整体专业素质。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将录用和聘任的工作人员按不同专业设置花名册，供复议申请人自主选择复议受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