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论文篇(1)

论文摘要】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与文化的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语言与文化的个性给翻译带来重重障碍。本文试以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为切入点，从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翻译及文化与翻译三个方面来阐述翻译实际上是翻译文化这一概念。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意义的交流必须通过语言来实现，而每种语言都是一个独特文化的部分载体。在转换一个文本中的语言信息时，也在传达其蕴涵的文化意义。汉译英是译者将作者为汉语读者所写的汉语文本转换成功能相似、意义相符、供英文读者阅读的英语文本的活动。词汇是文化信息的积淀，各民族的文化观、价值观等文化的各个层面均反映于各自的词汇系统中，并形成带有文化色彩和文化内涵的文化词汇。由于负载着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词汇往往构成了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翻译的难点和重点，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什么？各国学者定义不一。八十年代，我国学者对语言作了这样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符号系统（刘伶，1984）。后又有学者指出：语言是一种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刑福义，1993）。西方语言学家一般把语言视为“人类特有的、具有任意性的符号系统”。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较为全面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许国璋，1987）

1.1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通过社会习得的知识,而语言则是人类特殊的语言能力通过后天社会语言环境的触发而习得的一套知识体系。陈宏薇和李亚丹主编的《新编汉英翻译教程》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根据《文化语言学》的文化分类法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由于语言是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之一，语言自然是文化的一部分。

1.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亦即它又是文化其他组成部分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是人类形成思想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词汇是最明显的承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工具。比如“三生有幸”和“一尘不染”是反映我国佛教观念的词汇，“灵丹妙药”和“回光返照”则与道教有关。“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反映了我国的政策，“闹元宵”和“赛龙舟”则反映了我国的民俗。由于“贝”曾为原始生活的货、币，汉字中不少与“钱”或“贸易”有关的字都带有偏旁“贝”。如：贩、财、购、贸、贷等。“皿”是象征字，象征家用饮食器具，该偏旁出现在某些字中表示盛物的日用品。如：盆、盏、盘、盖、盂、盅等。这些字都承载着我国古代物质文化的信息。

1.3 文化是语言的底座。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先驱泰勒曾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有一切能力与习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e，a．nida)则将文化简明扼要地定义为“thetotalityof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a society”。 1921年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就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 ：语言有个底座，语言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格和信仰的总体，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植根于语言。

2 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目前，我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张今曾在《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对翻译创作做过精辟的论述：“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

翻译的本质是意义传达活动，即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完整、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表面上翻译好像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事情，实际上译者的翻译过程更是文化信息传递的过程，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符号，其使用方式与表达内容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语言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翻译与文化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背景产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包容了不同的文化。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之一，更是一个语言间文化传输与移植的过程。因此，作为译者，在恰当理解语言文字层面的意思的同时，应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有效地将源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在译文中加以传达。

3 文化交际中文化词汇的翻译策略

3.1 音译。对于源语文化有的物象在译语中是“空白”或“空缺”，这时可采用音译法把这些特有的事物移植到译语中去。音译主要是指用汉语中谐音的字或字的组合翻译英语的词语，而这些字或字的组合并不是汉语中现成的有意义的词。例如：脱口秀(talkshow)，酷(coo1)，黑客(hacker)，伊妹儿(e-mail)，艾滋病(aids)，色拉(salad)，可口可乐(coca-cola)，阴（yin），阳（yang）等。

在介绍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事务时大多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以最大限度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民族语言的风格。现在国内食品名称多崇洋，但是洋人却用tofu来替代beancurd 作为豆腐的英文名称。同样，饺子就是jiaozi，而非dumpling。 这类词语由于在英语没有相对应的同义词，以全新意义进入英语词汇，具有形式上独一无二性和表达准确性，反而不容易被英语词汇排挤，牢牢抢占一席之地；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及外国读者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可。

3.2 音译加类别词。由于汉字的表意特征，在音译英语词语时，汉语读者一开始可能不了解该音译词的确切含义，必要时可采用在音译词后面加类别词的方法，如：汉堡包(hamburger)，高尔夫球(golf)，爵士乐(jazz)，桑拿浴(sauna)，来福枪(rifle)，芭蕾舞(ballet)等

3.3 音译加解释性翻译。解释性翻译是我们在翻译文化负载词的时候一贯采用的翻译策略，是移植文化的必要手段。翻译时为了避免疑问含义模糊不清，进行解释性翻译，将意思完整表达出来，从而达到最佳翻译效果,从而实现跨文交际的目的。例如：“压岁钱”：topresentchildrenwithnewly printed cash as ya suiqian or gift money is one ritual of chinese in celebrating lunar new year.

由于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其“对等语”或“对应语”而造成的词汇空缺，翻译时无法用准确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对于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基本共识是采用汉语拼音音译加解释性译文的方法。

3.4 直译。直译法指用译语中“对应”词语译出源语中的文化信息。这能够尽可能多地保留源语文化特征，开阔译语读者的文化视野，然而不能生搬硬套，应做到以不引起目的语读者误读误解为前提。例如：o1iverbrarich (橄榄树)，纸老虎 (paper tiger)，一国两制(one courtry with two systems)等等。

3.5 意译。意译法即着眼于传达原文意义的翻译(诠释)，它舍去源语的语言形式和字面含义，在译语中，用跨文化的“语用对等”词来表达出原语的文化信息。例如：文艺复兴（therenaissance），辛亥革命(the1911 revolution against qing dynasty)等

3.6 替换。替换指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某个概念意义不同但文化意义相近的词语代换原文词语的方法，即用译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取代源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如：to1aughoff one's head (笑掉大牙)；1ead a dog's 1ife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挥金如土 (to spend money 1ike water)；力大如牛(as strong as a horse)。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信息体现于语言之中。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活动，传达的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信息。在尽可能忠实于原文字面信息的基础上，有效地传递文化信息是翻译的首要任务。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们都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翻译实际上就是文化翻译。

参考文献

[1] 白靖宇文化与翻译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 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 与文化 [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文化翻译论文篇(2)

旅游作为重要的对外宣传方式之一，涉及旅游与文化的翻译。中国旅游翻译的原则是介绍中国文化，吸引国际游客。旅游翻译不应该只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应该是文化层面的诠释。旅游翻译应顺应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趋势，从单纯语言形式的对比和转换上升到文化分析和对比的高度，揭示语言形式与文化隐喻所蕴含的深层含义，真正使翻译活动成为跨文化交流，促进旅游业发展，在国际旅游市场竞争中打响自己的旅游品牌。

二、归化和异化理论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文努提(LawrenceVenuti)1995年在他的《译者的隐身》中提出了异化和归化的概念。所谓异化,指“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采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他提出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认为翻译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体现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1]。他主张异化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异化翻译的前提是文化是有差异的,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和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变得复杂。异化是以原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着眼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坚持文化的真实性,旨在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性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让读者感受不同的民族情感,体会民族文化、语言传统的差异性,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丰富译文语言的表现力。

所谓归化翻译,是在翻译处理中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奈达认为,“翻译是一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要看人们在听、说、读译文时获得的是什么。判断一个译本的效用不宜拘泥于相应的词汇意义,语法类别和修辞手段的对比,重要的是考查接受者正确理解和欣赏译语文本的程度”[2]。翻译既然是一种交际,如果不对信息接受者的信息进行全面研究,对交际作任何分析都不是完整的。重视读者反映是为了让译语文本读者能大致和原语读者一样去理解和欣赏一个文本。译文的表达方式是完全通顺自然的。通顺自然的翻译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避免文化冲突,消除文化障碍,最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所以,通顺可以看成是归化翻译理想的策略。

三、异化与归化的关系

在翻译实践中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因此,也不可能有任何译作完全是以原语文化为归宿,或完全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只是表现出在处理原语文化信息时的基本倾向。过度的异化或归化都有损译文的质量。刻意的异化会使译文晦涩难懂,索然无味,甚至会闹笑话。作为两种翻译策略,异化和归化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各自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两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异化寓于归化之中,归化中也包含着异化,绝对的异化和绝对的归化都是不存在的。平常所说的异化与归化,主要是就译者的倾向性而言,即或异化为主或归化为主。在翻译实践中,两者的统一并非平分秋色,半斤八两,而是依翻译的目的、文本类型的不同而显示为现实的、具体的、动态的统一。

四、旅游文化翻译对异化与归化的动态选择

1.旅游翻译目的对异化与归化动态选择的影响

汉斯·威密尔(HamsVermeer)从行为学的理论出发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翻译时,译者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翻译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处理方法。即译者必须能够针对特定翻译目的选择特定的翻译方法或策略。”[3]（笔者译）因此旅游资料的翻译其目的就是要向外国游客介绍景点情况,传递有关信息，让国外普通旅游者读懂、看懂、听懂,并且喜闻乐见。

就保留源语旅游文化而言，异化翻译有利于保留我国旅游文化的“异国情调”，并以之打动目标读者的心，激发这些潜在外国游客的旅游兴趣，其缺陷在于：由于异化翻译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追求一种不透明、不流畅的言语风格，且译本中所含源语文化信息过多，容易造成译文晦涩难懂，从而损害旅游文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造成我国境外旅游客源的减少。

归化翻译则因遵循目标语言规范并用目标文化材料替代源语旅游文化，译文流畅，因而通俗易懂，老少咸宜，可读性和可接受性都较高，比异化翻译更能吸引潜在外国游客。归化翻译的弊端也很明显：过分倚重目标语言固有表达形式和文化材料，以译语旅游文化替代源语旅游文化，容易造成我国悠久、独特旅游文化身份的丧失甚至错位和扭曲。

2.旅游文本类型对异化与归化动态选择的影响

纽马克(Newmark)在《翻译问题探索》一书中,“提出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并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将文本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从文本类型和功能方面来讲,根据现代翻译学理论,旅游资料属于信息文本(informativetext)、表情文本(expressivetext)和祈使文本/召唤型文本(vocativetext)的结合体,同时具有信息功能、美感功能和呼唤功能。”[4]信息功能文本在正确传达信息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地采用“归化”性手段使译文具有可读性,以利读者的理解和接受,求得译文文本的读者基本上能以原文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欣赏译文文本。信息准确真实、语言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是这类文本译文追求的目标,因而这类文本更多地采用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策略。

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其核心是“号召读者去行动、去思考、去感受”。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大多会用“阐释”而不是“复制”的方法来处理这类文本,因为译文中“作者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的传递效果和读者的情感呼应,即读者效应。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为保证译文的信息准确并感染受众,实现其文本的“呼唤”功能,译者可以充分发挥译入语的优势,不拘泥于原文的表达方式,使译文的语言尽量达到与原作语言同样的效果。综上所述,不同文本的特点在异化和归化的选择上有不同的侧重。信息型文本要忠实于原文的“真实性”,归化与异化相结合;呼唤型文本则要忠实于读者的反应，侧重于归化，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形式。在实际的操作中,任何文本的翻译都会在“异化”与“归化”之间动态地穿行,这在翻译实践中已屡见不鲜。

旅游文本中大多带有十分浓厚的文化色彩,笔者认为,旅游文化翻译应该充分考虑该文本的使用语境及其具体功能,灵活选择翻译的具体方法。例如,如果是信息功能突出的旅游文本,比如景点、风俗等具体的介绍,由于缺乏文化对等词,其中的文化因素可以以直译加解释等方法充分解释其意义和内涵;而对号召型的旅游文本,如旅游景点、旅游广告语等,可以使用译入语中同样具有文化色彩的近似词来进行类比,以激发读者的兴趣,达到推介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终极目的。根据归化和异化动态统一，笔者对旅游文化翻译提出如下翻译策略。五、异化与归化理论指导下旅游文化翻译策略

1.文化信息内容的补偿和增添

英美读者因文化差异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对富含文化背景的译文往往会有理解上的困难,这时我们应该调节信息,增加相应的文化背景解释或注释。为了便于译文的读者更有效地接收信息,译者（亦即传者之一）,应添加新信息来加强传播效果。“作为目的语读者的英文读者因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如果按照字面直译这些句子,他们在把语言符号转为意义的过程中势必受阻,从而影响到信息的有效接受。”[5]

如：仙人洞系悬崖绝壁中之天生石洞,因其形如手,故又名佛手岩。洞高7米,深逾14米。内有一石制殿阁——纯阳殿。殿内立纯阳(洞宾)石雕像。洞深处,有两道泉水沿石而降,这便是《后汉书》记载的千年不竭的“一滴泉”。洞旁建有老君李聃骑牛雕像。景区内还有石松、御碑亭、访仙亭等景观。区内游步道为1452米。

译文:Immortal’scaveisanaturalcaveinaprecipicewhichlookslikeahandofaBuddhaandsoitisalsocalledtheRockofthehandoftheBuddha.Thecaveis7metershighand14metersdeep.Inside,thereisastatueofLuDongbin.TwospringsflowdownfromthecracksoftherocksandtheyarethefamousOneDropSprings.NearbyistheLaoJunPalace,withastatueofLaoJunonthehandofanox.Inthisdistrict,youcanalsopayavisittothepineintherock,theimperialTabletPavilionandFangxianPavilion.Thepathgoingthroughthedistrictruinsaslongas1452meters.

在这段译文中吕洞宾、老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人物,而翻译中应添加补充信息,使译者有所了解。而且访仙亭等景点的翻译可以补充出“seekingtheimmortals”,这样更好地达到交际的效果。

2.文化专有名词的注释性加译

外国游客一般对于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专有名词十分感兴趣,像中国的学生学习语法一样,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个那个有什么区别。对于因文化差异产生的交流障碍,如果不予以适当的解释就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请看下例：

再配上左右两边的砖雕壁画:“百鸟朝凤”和“五伦全图”,更是美妙绝伦[6]。

“百鸟朝凤”原译:“OneHundredBirdsWorshippingthePhoenix”拟译:“AllBirdsPayingHomagetothePhoenix”(PhoenixinChinesedoesnotreferto“deathandresurrection”,butatraditionalsymbolofmonarch,asdragonfortheemperororking,phoenixfortheempressorqueen)

根据中国民间传说,“百”只是概数,“百鸟”指众鸟,所以笔者认为还是前者贴切。再者凤凰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是百鸟之王,汉语中“凤凰”有“祥瑞尊贵”之意,故有“龙凤呈祥”“凤毛麟角”之说。然而笔者查阅了英、美、加、澳等国词典,都发现在英语文化中“凤凰”指“神话中生活在沙漠里的一种鸟,每500-600年自焚,并于灰烬中重生”,当然它也指代“极为出类拔萃或美艳的人或物,如完人,殊品等”。所以不难理解为何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首府就叫凤凰城,并且是有名的旅游胜地,香港也有个凤凰卫视中文台。当然为避免误会,最好仍加以简单解释,说明“凤凰”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并强调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尊贵吉祥”之意。

3.文化类比

类比也是一种巧妙的寻找最佳关联点的译法。文化交流过程中,类比有利于消除文化陌生感,迅速、有效地实现交际和文化传播的目的。“舟的前方架着一柄长舵,形如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7]。其中“形如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怎么译?试比较一下两个译文：

A.……isshapedliketheswordintraditionalBeijingoperausedbyGuanYu,ageneralofthestateofShuoftheThreeKingdomsperiod.B.……isshapedliketheknifeontheWesterner’sdinnertable.

译文A运用解释性增译,文字累赘,没看过或不了解有关关羽的京剧情节的外国游客根本不知所云;译文B将西方游客陌生的青龙偃月刀与他们的餐具联系在一起,处理努力(Processingefforts)弱化了,语境效果(Contextualeffects)增大了,找到了最佳关联,照顾了游客心境,达到“导”的效果。如下例：

(南岳的)祝融殿theHallofZhurong,theChinesePrometheus;炎帝神农氏EmperorYandi,theChineseSaturn

上述两例翻译,抓住中国火神祝融与古罗马传说中为民盗火的英雄普罗米修斯,中国农业文明的始祖神农氏与古罗马神话中的农神的相似点,照顾了西方游客的认知环境,因关联而语境效果突出,译文的语用语言等效达到了,也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文化类比能大大激发游客的旅游兴趣。比如在向西方游客介绍苏州时,因苏州位于大运河与长江合流之太湖旁,由20多个湖泊环抱而成,可以称之为“VeniceofChina”。

4.适当删改汉语特色文化信息

在旅游资料的翻译中,删除和更改有时是十分必要的。应该删改的是多余的对译文理解没有多大帮助的内容。中西文化的差异难免会造成文化冲突,一些汉语特色文化信息的直接英译难以让外国游客接受,甚至适得其反,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败。因此在处理旅游文化翻译时必须照顾到译文读者的思维模式与目的语的逻辑结构,对原文结构进行语式分析,根据目的语思维习惯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译者要考虑作适当的删改以突出主题信息,从而软化僵硬呆板的宣传语气。如：

江岸上彩楼林立,彩灯高悬,旌旗飘摇,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场面。千姿百态的各式彩龙在江面上游弋,舒展着优美的身姿,有的摇头摆尾,风采奕奕;有的喷火吐水,威风八面[8]。

译文:High-risebuildingsornamentedwithcoloredlanternsandbrightbannersstandoutalongtheriverbanks.Ontheriveritself,gailydecorateddragon-shapedboatsawaittheirchallenge,displayingtheirindividualcharmstotheirhearts′content.Oneboatwagsitsheadandtail;anotherspitsfireandsprayswater.

原文过度修饰,言辞华丽,若直译则使译文累赘冗长,令人厌读。为有效传达其中文化信息,译者灵活处理了中英文在行文习惯上的差异,将原文两句改译为三句,调整了句子长度;删去了“呈现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场面”、“风采奕奕”、“威面八风”等词句,通过“gailydecorated”和displayingtheirindividualcharmstotheirhearts''''content,以简洁明快的语句,表达原文中龙舟赛场壮观热烈的气氛和千姿百态的龙舟风采。通过改译后的译文既符合译入语表达习惯,又保持了原作的韵味。

文化翻译论文篇(3)

奈达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应注重这一过程与文化间的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而德国功能学派在翻译时也重视研究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在中国，严复最先提出在翻译时，应该考虑读者、文本的目的和中国的社会状况等。但是直到近几年，伴随着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的诞生，我国才形成了初步的文化翻译理论框架。谈及旅游翻译，其关键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实现译语文化和原语文化在功能上等值以及译语读者与原语读者在接受性上和谐统一。当然，这其中还有不少策略值得研究，下面将具体介绍。

2、翻译策略

2.1直译，完全保留汉语的指称意义和句子言内意义，求得内容与形式相符的方法。如：芦笛岩是桂林最精彩的岩洞。Reed Flute Cave is the most magnificent of all in Guilin.

2.2音译＋释义：结合这两种方法，既弥补了单纯音译法表意能力差的缺点，又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一些难译词在意译时可能出现的语意误解、表达累赘等弊病。如：天涯海角和鹿回头风景点 Tianya-Haijiao (the end of earth and the edge of the sea) And Luhuitou (turn-round Deer)scenic spots.

2.3增译：它是指增添适当的理解原文所必需的背景知识，如历史事件发生年代，名人身份及其在历史上的贡献名胜古迹所蕴含的建筑文化、历史典故等。中国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赋予了旅游文化丰富的内容，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是吸引许多国外游客来华旅游的重要原因。但是，英文读者因文化差异，对富含文化背景的译文往往难以理解。因此，在进行旅游文本英译时，译者应该增加相应的文化背景解释，努力将原文中的特色文化传达到译文中，以满足国外游客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理，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如：“杨贵妃”可译为Yang Guifei, favorite concubine of a Tang emperor；“黄帝陵”可译为the Tomb of Huangdi (Yellow Emperor), the first Chinese emperor；“诸葛亮”可译为：Zhuge Liang,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Shu Kingdom. 这样一来，没有中国历史文化底蕴的外国游客也可以清楚地了解旅游资料中所传达的信息。

2.4减译：汉语常用修辞来润色从而显得同义重复，这与英语的简练形成鲜明对比。在翻译旅游资料时，没有必要将描写性词语一一译出，可以适当删减，保持内容和意思完整准确即可。如：奇特秀丽的海景、山景和石景，海山相连，相得益彰，蔚为奇观Wonders of nature---hills, the sea and rocks present a splendid sight. 原文用用了3个四字成语来描绘这儿的美景，如“海山相连”、“相得益彰”、“蔚为奇观。但在西方人眼里，这些四字格缺乏实际内容，夸张有余而真实感不足。因此，译者将这些虚化朦胧的四字结构省略，只译出原文主要内容，使译文景物描写真实客观，符合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

2.5类比：对于外国游客不了解的相关知识，采用英语文化中相似的内容来译。

纽马克在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到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即用译入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原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互相替换的两种文化负载词很难说完全对应，但它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对应。所以在旅游文本中用类比法能使译入语读者更容易接受，文本的呼唤功能也更容易实现。如：济公劫富济穷，深受穷人喜欢。Jigong, Robin Hood in China, robbed the rich and helped the poor, he was loved deeply by the poor.

类比其实是一种变通手法，可以更便利地向外国游客介绍旅游文本中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年代、地名、人名或事件，可以使游客将陌生事物与自己文化中对应的事物联系起来，便于理解和交流。这一方法对于译本的可接受性很有帮助，但是如果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考虑，类比淡化了中国文化特色，应该是在增译法行不通的情况下才采取的一种方法。

文化翻译论文篇(4)

论文摘要: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的同时，使译作可以被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

一、文化的概念及翻译的任务

(一)文化的概念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实质上是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因此，文化翻译应“突破以往‘语言的囚笼’(the prison一house of language)的束缚”，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进行。笔者认为，当今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传播空前活跃，翻译又是文化传播中信息转换的桥梁，人们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也愈来愈关注，因此如何翻译以实现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了。

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笔者赞同王克非的定义:“所谓文化指的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他的定义指出了文化具有相对性和文化是人们行为的指南这两个重要概念。

(二)翻译的任务

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正如张今先生所言:“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近代学者越来越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约。任何语言文学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翻译的过程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两种文化。我们常常见到由于缺乏对源语文化的了解而错译、误译的情况。例如:将to blow one’s own hom译为“各吹各的号”，而这个习语的真正意思是“自吹自擂”。因此，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我国著名学者王佐良教授在谈到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曾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译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社会历史、和风俗习惯等原因，中西方存在着较大差异，彼此对事物的好恶不同，因此在遣词造句上就各具特色。例如，英语中绿色常用来表示“嫉妒、眼红”等意，如词组green with envy“十分嫉妒”。若把“眼红”译为“red-eyed".将会使以英语本族语的人不能理解其内涵。又如，同一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是互不相同的。英语民族有爱狗的传统，中国人却崇敬龙。在封建时代，龙是皇帝的象征。中华民族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龙”(dragon)在西方世界的神话传说中却是一只巨大的蜘蝎，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嘴中喷出火焰，是罪恶的象征。因此，中文的成语“望子成龙”若译为“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become a dragon"，西方读者一定会大惑不解甚至产生误解;若译为“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或“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则能恰如其分地传达源语的文化内涵，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中英人民对于某些动物的心理反应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要求翻译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

中国遵循直觉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追求形象思维。而西方开放性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这种外向性的“思物”又形成了西方注重逻辑关系的分析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模式决定了对语言的两种审美标准:语言的形象美和语言的逻辑美。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o’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neath tiny bridge beside a cot a clear stream flows ;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对照上面马致远的“秋思”与译文可以看出，原诗通过九个形象性名词的连续使用，译文则是通过形式完整的逻辑语句来抒发作者当时的心境，这正符合东西不同思维模式的特点。所以，在翻译时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缚，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构建译文，以符合译入语文化的审美标准。

因为中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社会习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人们的行为方式又受社会文化的潜在指引，所以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将翻译做好。

四、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原则

(一)翻译策略的选用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因此，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中介，而译者就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译者的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社会氛围、读者的趣味要求等可变因素息息相关，又直接影响到翻译效果。因而，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在中外翻译史上都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venuti, 1995)创造的术语，用于描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法追求译文文体自然流畅，一目了然，其目的是尽量减少原文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而异化翻译法则故意冲破目的语常规，把原文本的异国情调带到目的语文化之中。随着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异化与归化也被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中进行关照。叶子南将西化界为在两个语言体系中已固定的表达方式间有差异时(英译中)所采取的原语的表达方式;并认为缓慢适度的西化有益无害，西化的总趋势是合理的。郭建中认为归化与异化各有其长，这两种互补的方法将同时并存。孙致礼则持适度原则，即在“纯语言层面”用归化法翻译，在“文化层面”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但他们又都推断异化法将最终会占上风。

(二)“文化传真”:翻译的基本原则

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所谓“异国情调”，鲁迅指的不是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韦努蒂积极倡导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异化处理，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和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一些来源于典故或宗教的习语常采用异化的译法。当然，为了照顾译语读者的需要可采用直译加注脚的方法，如汉语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由于基督教国家对“和尚”这一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典故更是鲜为人知，所以可以采用直译加解释:one monk,two buckets; two monks, one bucket; three monks,no bucket, no water一more hands, less work.这样既传达了语言的意义，又传播了文化背景知识。

文化翻译论文篇(5)

【关键词】文化转向；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关系

一直以来，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都是在翻译学领域备受关注的话题，针对二者孰高孰低、孰本孰末、孰先孰后的问题争论不休。笔者结合个人的翻译学习经历和实践经验，从文化转向的视角，对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发表个人见解，希望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实现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关系的再认识。

一、文化转向的内涵

自上世纪90年代起，翻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在文化转向出现之前，翻译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近年来人们开始更关注翻译在实际应用中的意义。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并非是语言之间的机械转换或文本之间的对等翻译，而是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跨语言的文化交际活动，受到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此后，翻译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开始将研究的内容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基础上加入了文化音素，将文化理念注入到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工作当中，使翻译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筑起了翻译学的又一里程碑。在随后的一段时间，诸多专家学者都尝试通过自己的理解，阐述“文化转向”的概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国翻译学家亨利梅肖尼和奥地利翻译理论家霍恩贝的论述。亨利梅肖尼认为：从文化的角度审视翻译的研究，重视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霍恩贝认为，把“文学因素”与“翻译的选择及其在文学系统中的作用方式”联系起来研究，就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两人的观点都强调了“文化”对于翻译的影响及其作用。

二、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在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尝试打破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框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翻译

在文化转向之前，翻译界往往倾向于翻译理论优于翻译实践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是从多次翻译实践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普遍规律与统一原则，译者在掌握了翻译理论之后，就可以按照规定的翻译程序和技巧从事翻译工作，也就是说，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起到规范的作用。中国近代的翻译学家严复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翻译理念，就分别强调了翻译过程中的准确性、顺畅性和文雅性。然而出现了文化转向之后，发现这种理念有失偏颇。

在文化转向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文化在翻译中做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发现语言翻译不是数学公式，不能通过简单的套入与代换来完成，也就是说，翻译理论并非“金科玉律”，在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中，]有一套翻译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人们在认识到传统翻译理论框架的局限性之后，开始尝试打破这种刻板框架，用动态化、情景化、开放化的姿态看待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倡导在遵循基本翻译理论的同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的翻译判断。针对这一观点，还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翻译流派――文化派。他们认为，翻译实践应该在关注语言与文本的同时，还要关注宗教、饮食、历史、思维等诸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文化派”的理论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由完全的“服从”演变成了“启示”。

（二）翻译实践对翻译理论不再是单纯的参考数据，而是发挥修正作用

曾经有很多长一段时间，翻译界都陷入到“理性主义法则”当中无法自拔。人们认为，翻译理论是理性思维的结果，是对翻译实践的提炼与升华，而翻译实践是感性思维的结果，是对翻译理论的实验与践行。无可否认，“理性主义法则”曾经为翻译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它也存在严重弊端，将思维与物质隔绝开来，否定物质对于思维的决定作用，是其最大的问题。比如，我国近代的首位翻译家林琴南，他就是“理性主义法则”的忠实拥趸。在他的译作当中，完全忽略了英美国家的思维习惯和风俗习性，彻彻底底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描述英文国家发生的故事，这导致他的译文毫无原作的特色与神韵，读者难以从译本中领略到故事中一丝一毫的异域风情。

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理性主义法则”，并开始承认，翻译活动是伴随人类语言自然出现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翻译理论形成之前，翻译实践就已经存在了。基于此，人们开始意识到，翻译实践不仅仅是为翻译理论提供参考数据，供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与总结那么简单，相反，翻译实践具有独立于翻译理论而存在的可能，且能够反过来影响翻译理论，对翻译理论有着完善与修正的作用。例如，现代著名翻译学家林煌天曾经在《中国翻译词典》中指出，“一般来说，真正在一线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习惯性地重视实践、轻视理论。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重视实际工作中的翻译经验的积累，这是值得提倡的，但是重视实践经验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轻视理论研究……事实上，任何一个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有意或无意地受到某种翻译理论的影响或指导，或者是受到某种翻译观的支配”。他的这番话，强调了理论对于实践的重要意义。而郭建中在他的著作中，对于这句话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更有益的做法是既重视实践， 也重视理论。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 用理论来指导实践， 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两位学者的观念合二为一，就恰恰印证了文化转向之后人们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新思路：重视实践，但也要重视理论，更要重视从实践中提炼提论，对理论进行修正与完善。

（三）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不再是分离或竞争关系，而是相互影响与依存的关系

一直以来，翻译界对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与讨论从未停止，且愈演愈烈，大体上可以分为“倾理论派”、“倾实践派”、“理论与实践相离派”和“理论与实践相合派”四个流派。 文化转向之前，前三派的理论分别盛行一时，甚至还出现过“三足鼎立”的局面。在文化转向萌芽之际，“理论与实践相合派”加入“战斗”开启了翻译界“四派混战”、“各自为政”的局面。在漫长的翻译学发展时期，各门各派中都涌现出一些代表人物。例如，绝对的“理论派”代表人物曼里乌，他曾经提出过“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论”，还要求翻译者要“放弃主观判断权”；著名学者斯坦纳是比较坚定的“实践派”的代表，他曾经说过，“现代语言学所掌握的证据远远没有达到科学所要求达到的可靠性，而仅仅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数据，一些互相竞争的假说，一些全凭直觉而来的推测，以及许许多都的印象”，他基本上完全否定了翻译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倡导在实践中摸索经验和方法；事实上，无论是“倾理论派”还是“倾实践派”都可以被归结到“理论与实践相离派”当中，不过，除了这两派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学者，既不倾向于理论，也不倾向于实践，单纯是旗帜鲜明地倡导理论与实践二者分离。只不过这一派别缺乏代表人物和鲜明观点，故在翻译学发展史上没有产生如前两个派别一样重要的影响；而“理论与实践相合派”作为文化转向之后的主流派别，则可谓硕果累累、影响颇深。

在文化转向之前，人们对于翻译的理解无非是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共通之处，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当时人们倾向于在“文本”上寻求共通之处，实现语言符号的“转码”。而在文化转向之后，人们开始重视翻译活动中的文化因素，认识到不同的语言“种子”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会结出不同的“果实”。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在“文化”上寻求共通之处，主张结合、历史文化、思维方式、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寻找两种语言之间的契合点，实现意境、内涵、风格与特色的“集体转码”。如此一来，单纯奉行理论主义或单纯奉行实践主义就都行不通了。人们必须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对文本进行加工修饰，才能真正体现文本的原有内涵及意境。于是，自此之后，“理论与实践相合派”占据主流。例如，奈达就大胆提出了用交际的方法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的观点。他将现代语言学应用于翻译学当中，改变了传统翻译中将一种语言代码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代码的方式，从跨语言文化交H的层面，确立交际学理论，实现翻译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翻译界出现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摆脱传统翻译学中单纯偏重理论或者单纯偏重实践的狭隘思想，开始重视“文化”音素对于翻译各方面的影响和意义，并以此为契机，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重新结合，更高程度地实现二者的相互融合。本文谨以笔者个人的翻译学习经历和实践经验为基础，对文化转向出现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发生的变化及其关系发表见解。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为广大翻译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新的方向和思路，实现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关系更深层次地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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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悦，王少凯.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

[3]曹明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及其结合的方式[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

[4]史丹丹.翻译等值理论和变译理论视角下的翻译实践报告[J].西安外国语大学，2016（06）.

文化翻译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翻译  文化意识  文化与思维

1．引言

朱光潜先生认为，外国文学中的联想意义在翻译中最难处理。因为它在文学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这种含义在词典中是查不到的，但对于文学来说却又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一国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背景，否则在做翻译的时候就会有无法下手的感觉。(朱光潜，1996：184)。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出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

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人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要有双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这些互变因素，英汉民族的语言文化才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

2．影响翻译的文化元素

2．1宗教

大家都知道，《圣经》在西方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源头的角色。相关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仍然信信仰宗教。而中国人则长期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即使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佛教，也是一种受到深刻世俗影响的多神论，这就不同于西方人大一统的一神论宗教观念。中国人信仰佛教?道教，在语言中就有“玉帝”、“佛祖’’等词语，而西方则人信仰基督教，所以就有“上帝”一词。汉语中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英语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译法，即“Manpropose，Heavendisposes”；或者是‘‘ManDropose，Goddisposes”。它们的差异就在于对“天”字的不同翻译。“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浓厚的佛教?道教色彩，而“God”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后者的归化变译法固然利于西方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但不利于“天”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的传播。英语深受宗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成语中，如ItsinGodshands(听天由命)等。翻译中对于宗教知识的掌握是十分必要的。以汉语中的“临时抱佛脚”这个成语为例，如果简单地翻译成“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 hourofneed”就会让西方读者感到奇怪，为什么在有需要时要抱佛主的脚呢?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稍加处理的话，西方读者理解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hourofneed――seek help atthelastmoment”。(包惠南，2003：20)。

2．2文化心理

由于不同的民族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各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在各具特色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历史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一些历史典故以及许多忌讳和好恶的差异上得到体现。以数字“9”为例。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代的意义很特别，因为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意义：即九九归一，一统天下之义。而“4”这个数字由于和汉语中的“死”读音相近，所以很多人现在还是不喜欢这个数字，尤其是电话号码。相当多的人不愿意要以“4”为尾号的号码。至于“8”这个数字由于与发财的“发”谐音而深受一些人的热捧。而在西方人的意识里，4、8和9只是极普通的自然数符号，并不具备这些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意指运气不好。所以在西方座位没有13号，楼房没有l3层等等。但在中国，这个数字却没有这种特殊的意义。对这些非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文化内涵，译者只有在深入了解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之后才能够准确把握。(包惠南，2003：9)。

只要谈到中国文化，人们总会自然而然的想到“龙”字。因为在封建初会里，中国古代的帝王总把自己描述成龙的化身，自封为“真龙天子”以达到奴役思想、驯服百姓、巩固政权、安邦治国的目的。而老百姓则把龙当作自己的神灵来加以崇拜，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祈求这个神灵之兽的保佑。因而“龙”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精神的象征，凝聚力的标志。于是汉语中就有了很多由“龙”字组成的表示美好形象的词语。如望子成龙，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龙骧虎步，画龙点睛，龙子龙孙等美好形象。正因如此，中国的文化也就有了“龙的文化”的美誉。但在西方人看来，“龙”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即“alargeiferce fabulousanimalwith wings and a long tail，a crested head andenoYITIOUSclaws，thatcanbreatheoutifre．”(一种体型庞大，长有双翼，顶有花纹，脚掌巨大的怪物)。所以把“望子成龙”翻译成“expectone’S childtobecomeadragon”，西方人见了不仅觉得奇怪，而且绝对不会让他们的孩子成为dragon的。因此，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们可以把这个成语译为longtoseeone’schildsucceedinlife。

2．3思维方式

不同的地域、生理、心理以及文化差异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文化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维方式的差异。翻译工作者在进行英汉之间的翻译时，要高潮越过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障碍，准确的把握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

擅长形象思维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他们习惯于把事物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西方人却长于逻辑思维，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把事物看成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哪个部分出了问题就处理哪个部分。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差异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医强调整体上的辨证施治，而西医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贾玉新，1997：98―100)。

第一，从语句的衔接方式来说，英语多用形合法(hypotaxis)，即在句法形式上使用连接词语将句子(或分句)连接起来；而汉语多用意合法(Darataxis)，即靠意义上的衔接而不是依赖连接词。

英语语法相当严密，注重形合，外形严谨．各个句子、语段或段落一般由一些功能词和某些特定的短语、分句进行连接。这些功能词和短语可以表示不同的功能或意念，如因果、比较、让步、条件、转折等。在主从复合句中，各个分句层次分明，从句必须由主从连词来引导。而在并列句中，并列的分句通常由一些标点符号来连接。我们都知道，汉语是重意合的，很多句子或分句之间不分主次关系，只是通过意义来进行衔接，连接词用得很少。试比较下列的句子：

It　is SO COO1thatwe decide to go outfor awalk．天气凉爽，我们决定出去散步。As water can lfoata ship，SO can it swallowtheship．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W herethereisawill，there isaway．有志者事竞成。(沈素萍等，2007：27―28)。

第二，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模式，从古到今都十分重视和谐与统一。“和为贵”就是这种思想的很好的体现。

因此，在汉语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语，通常会被省略，也就是常说的无主句。但西方的文化却大不一样，它强调的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所谓的主谓两分。除了祈使句以外，每一个英语句子都要有主语，否则这个句子就是不完整的。因此，在进行英汉互译时，很多汉语句子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的语境为它们添加主语。例如，眼看天就要下雨，又没有带雨伞，都很关着急，真不知该去哪里。

Itisraining；wedonothavenoumbrellawithUS．Weareallworried aboutit，becausewedonotknow wheretogoatthe moment．

我们可以看到，原句的描述没有一个词是可以做主语，但在这里，根据上下文的语境以及特定的环境，在译成英语的时候，分别添加了it和we作为不同分句的主语，这样就使当事者的心态与当时的环境很好的融为一体，完全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添加了主语以后，就符合英语的句子必须要有一个主语的要求，也，就符合欧美文化中的所谓主观和客观分离的思维模式。整个译语显得结构完整，层次分明。

2．4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对各地的气候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对当地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词语的含义也有着非常显着的影响。例如汉语中的“东风”一词和英文中的“eastwind”一词，虽然从字面上来看是相对应的，但它们的内涵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地形的特点是：西临高山，东面却是海洋，在中国人意识中，“东风”喻指“春天”，象征着“温暖”。但在英国，“东风”却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在英国人的心中，是“寒冷”的标志。而“西风”却从大西洋吹来，和中国的“东风”有着同样的象征意义。因此，英国人更爱“西风”。英国着名诗人雪莱的那首广为流传的Odetothe West Wind(《西风颂》)的最后千古的名句就表达了西风的美好含义：“O，wind，if Winter 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啊，西风，假如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当然不作注释，中国的读者是不会理解的，甚至会造成误解。

再比如，老鼠在汉语中的形象是不太好的，像“硕鼠”之喻人尽皆知，更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说”。但在西方的影视作品里却有许多可爱的老鼠形象，例如《猫和老鼠》里的Jen-y1_：2及《精灵鼠小弟》里的Stuard等，深受人们的喜爱。老鼠在中外文化中也有相通之处。例如，汉语中“胆小如鼠”，和西方文化中的"astimidasahare”的表达法则是相同的。(hare是兔子，西方人认为兔子胆小)。(李小园，2008)。

2．5风俗习惯

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打电话等方面习俗则是具有相应民族的特色。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常会说这样的话：“你去哪儿?”、“做什么呢?”或“吃饭了吗?”等等。在中国文化里，这几句话并无含义，只不过是礼节性的、见面打招呼的一种方式。然而，西方人对这类问题很敏感。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纯属私事，别人是不能随便打听的。像这样的见面问候语，在西方应根据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转换，改用英语中的习惯用语，诸如“Hi!”、“Good morning"或“How areyou?”

在称谓方面，不同语言里对一个概念的指称和适用范围也不尽相同。这也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美如决定的。由于中国注重家族观念，体统的家庭很大，所以称比较发达以区分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像姐姐和妹妹、哥哥和弟弟之间的界限区分得很清楚。而在西方国家由于注重所谓的核心家庭，所以家庭成员较少，称谓词汇也就不够发达。英语中的sister和brother可以分别用来表示姐姐和妹妹以及哥哥和弟弟。所以很多中国人对这种称谓感到很不理解。在很多情况下，翻译这种文字的时候就需要加注以免引起误解。还有表示堂表亲属关系的词语中英文也是不一样的，都要求我们在时行中外交际时要小心从事，从而使交际得以顺延进行。(包惠南，2003：103―105)。

文化翻译论文篇(7)

Abstract：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attaches importance on the combin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Based on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taking the translations of Qinghai Province tourist sceneries as exampl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he translation will be more customary with the target readers and the ideas of the source language will be better conveyed.

关键词：文化翻译理论；旅游英语；翻译策略

Key words：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tourist English；translation strategies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8-0244-02

0 引言

随着青海省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业也已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起来，青海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青旅游。如何将青海独特的自然风貌和文化信息传递给外国游客，旅游英语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国家间旅游沟通的桥梁，更是承载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命。纵观青海旅游英语翻译，存在问题颇多，主要有语言问题和文化误译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提出可行性的翻译策略。

1 文化翻译理论综述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表现形式。而翻译正是通过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架起了不同文化传播的桥梁。因此，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翻译的文化论。文化翻译理论强调交际理论在翻译中的渗透，重视文化与翻译的结合。它将翻译上升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苏珊・巴斯奈特可谓是文化翻译论的最初倡导者。在《翻译研究》一书中，她不再局限于语言方面的探讨，而将翻译置身于跨文化交际的大语境之下进行思考。她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等值问题，翻译性质，不可译问题等做了研究，讨论了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策略问题。在与列费维尔合著的《构建文化》一书中，苏珊指出：“翻译过程的研究与具体的翻译实践相结合，可以让我们明白复杂的文本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比如翻译时是如何选择文本的，在选择过程中译者起什么作用，编辑、出版者或赞助者起什么作用，什么标准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译本在目标语系统中是如何被接受的。”[1]在文化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各国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翻译理论。主要有：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文努提（Laurence Venuti）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了归化与异化的概念，主张异化翻译。美国著名翻译学家尤金・奈达提出了功能对等理论。他认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2]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学家纽马克（New Mark）在《翻译问题探索》一书中指出：“提出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并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将文本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从文本类型和功能方面来讲，根据现代翻译学理论，旅游资料属于信息文本（informative text）、表情文本（expressive text）和祈使文本/召唤型文本（vocative text）的结合体，同时具有信息功能、美感功能和呼唤功能。”[3]这些理论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文化在翻译中的重要性。而没有一个理论能试用于所有的翻译文本，在具体地翻译实践中，需要根据各自的特殊情况，将这些理论结合起来，探究合适的翻译策略。

2 旅游英语翻译中汉英语言和文化差异

汉英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因此在语言文体特色和风格上也不尽相同。文化的差异不言而喻。

2.1 语言差异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具有分析性，表意性，形与意结合的特点。中国人注重整体上的感官认识，直觉思维占主导地位，喜欢用华丽的辞藻，四字格成语，讲究文庄工整对仗，喜欢引经据典。它追求文学色彩的艺术美感，而非事实性的描述。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具有综合性，表音性，重型合的特点。西方人注重逻辑思维，喜欢分析推理，理性成分起主导。因此，英语旅游文本大多严谨，简约，行文措辞简单明了，不用过多的华丽辞藻，避免描述语言的刻意渲染。因此，在翻译时，没有必要逐字逐句地翻译，只需要将想要表达的意思说清楚就行了。

2.2 文化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反映，文化的传播是靠语言的。旅游资料的翻译不应该只是语言间的转换，更应该是文化层面的诠释，是一种文化的解码。中国文化受到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深远，而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影响深远，它的根基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

文化差异主要是指文化冲突与文化缺省，文化冲突指原词语所载的文化信息与目标语的对应词语所载的文化信息是相反矛盾的。文化缺省指原语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词在目标语中没有对等词，出现空缺。

3 翻译策略探究

3.1 音译

音译是指在译文中保留原始的发音（即汉语拼音），在旅游英语翻译中，适合于音译的有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以及一些表示新的概念而本族语中又找不到对应的词语的情形。例如，青海湖景区简介中，将二郎剑翻译为Erlang Sword scenery，二郎音译，剑意译，将原本为一个概念的东西分开译，目的语读者必定不知所云。所以，直接采用音译的翻译策略，将其译为：Erlangjian scenery即可。

3.2 意译

意译主要在原语与译语体现巨大文化差异的情况下使用。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意译强调的是译语文化体系和原语文化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大量的实例说明，意译的使用体现出不同语言民族在文化方面的差异性。意译更能够体现出本民族的语言特征。例如一些公示语的翻译。“小草也有情，脚下请留情”，“水边危险，请勿戏水”。这是西宁市海棠公园的两个公示语。它们的翻译分别是："Small grass also has feelings， please show your mercy.""Waterside is dangerous， do not play with water！"这两句话都是按照字面翻译，看似正确，却忽视了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差异，殊不知，在国外，草地上是可以走、坐的。所以这里建议使用意译的方法，将两句话翻译为：keep off the grass；No Swimming即可。

3.3 音译加解释

由于频繁使用音译严重影响景点名称的翻译质量，尽失其深远的历史背景及文化含义，不能激发游客对景点的兴趣，因此在必要的时候，可采用音译加解释的方法。例如，倒淌河可译为：Daotang River──regorging River，狗浇尿可译为：Goujiaoniao──a kind of deep fried pen-cake。

3.4 增译

增译是指适当地增添理解原文内容所必须的背景知识，如介绍人物身份及其历史贡献，介绍相关历史典故等。例如在青海湖景区介绍时，对于福娃迎迎、吉祥四瑞都应做增译，因为他们有特殊的背景与含义，如果只是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外国游客必定不知所云，因此可以采用增译的方法，添加背景知识的介绍，将其翻译为：福娃迎迎：Fuwa Yingying（one of the five mascots of Beijing Olympics. Yingying is the Tibetan Antelope and he is a quick-witted and agile boy who represents the yellow Olympic ring）；吉祥四瑞：the statue of four Auspicious Animals（A legend says a cuckoo carries a seed， a rabbit digged a hole and sowed the seed， then a monkey enclosed the hole with a fence， at last an elephant watered the seed. Finally， the seed grew up and became a towering tree.The legend means good harvests and longevity of people，auspiciousness and happiness.）。

3.5 减译

由于中西方语言文体风格上的差异，汉语喜欢用华丽的辞藻，四字格成语，讲究文庄工整对仗，喜欢引经据典。它追求文学色彩的艺术美感，而非事实性的描述。相反，西方人擅长逻辑思维，喜欢分析推理。英语旅游文本大多严谨，简约，行文措辞简单明了，不用过多的华丽辞藻，避免描述语言的刻意渲染。因此，在进行汉英旅游文本翻译时，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适当地删减或更改，没有必要将描述性词汇一一译出。还是以西宁海棠园翻译为例：在介绍海棠花时，有这样一句话："The crabapple has the reputation of 'the God of Flowers'，'flower imperial concubine'，'Flower dignity' for its natural and unrestrained flower appearance， blossoming like brocade"其汉语意思为”海棠花姿潇洒，花开似锦，素有‘花中神仙’，‘华贵妃’，‘花尊贵’之称。这个汉语中看似词汇优美，比喻贴切的句子在外国人眼里"It doesn't make sense."（什么都没有表达）根据适度删减原则，可将其译为：The crabapple is known as 'the God of Flowers'，'flower imperial concubine and 'flower dignity' for its natural and beautiful blossoming quality.

3.6 类比

类比是一种寻找两种不同事物最佳关联点的译法。“人类认知的一个基本思维模式就是通过已知的知识借助类比手段推理出尚不为人所知的客观事物的属性和本质，达到认知的目的。”[4]例如，将昆仑神话中的九天玄女比作希腊神话中的Athene（雅典娜），九天玄女是中国神话中的战神，而Athene（雅典娜）则是希腊神话中的代表智慧的战争女神，二者有相似的地方。这种跨文化的类比手法使外国游客将异国陌生的文化与本国熟悉的历史人物或典故联系起来，可以消除陌生感，有效地达到交际和文化传播的目的。

4 结语

跨文化旅游翻译集翻译和文化于一身。它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的解码。在文化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各国翻译学家都提出了各自的翻译理论，而没有一个理论能试用于所有的翻译文本，在具体地翻译实践中，需要根据各自的特殊情况，将这些理论结合起来，寻找合适的翻译策略。在旅游英语翻译中，采用音译、意译、增译、减译、类比等方法可以避免因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导致的障碍，从而使跨文化交际顺利地进行。

参考文献：

[1]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8，123.

[2]Eugene A. Nid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