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论文篇(1)

1.1从风俗文化看中西文化差异

风俗文化是通过各民族在长时间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全世界民族繁多，每个民族都具有其独特的风俗文化，而不同的风俗文化使文学作品的翻译之间造成了较大的差异。例如，“红”在汉语中有着吉祥庆祝、幸福美好的意义，而在西方文学中，“红”只是一种颜色，没有其他特别的意义；而“老”这个词在汉语中不仅表示“陈旧”“落后”，还可以表示对人的敬意，在英文中老仅仅是落后的代名词。因此，由于中西之间这种中西文化的差异，同样的文字代表的意义却不尽相同，使中西作品在翻译时造成了一定的阻碍，翻译人员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对文字词语进行单纯的翻译，容易使文章出现歧义，影响作品的翻译水平。

1.2从思维方式中看中西文化差异

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行为、精神、物质等方面，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表现依据。中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思维差异，从而导致了中西文化间的差异。在文化领域中，思维方式所引起的差异是极为重要的，细微的思维差异很可能造成很大程度的文化差异，因此，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的文化影响不容忽视。西方文化大多注重逻辑思维，着重于对事物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并对其进行反复验证强调。然后中国文化却注重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体现出中庸之道，提倡万物皆有可取之处，属于一种中性的共性优化决策的方法论。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已经深入到民族的骨子里，影响着该民族人们的思维方式，使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带着浓浓的民族色彩。因此，中西文化差异对文学作品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是造成中西文学作品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1.3从价值观看中西文化差异

价值观即代表个人对某种事物及其特点的整体认知，并作出心理评价。中国与西方国家不但在文化风俗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对事物的价值观方面也有着不同的认识。文化风俗和思维方式对价值观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它们的巨大差异都会引起价值观的不同。除此之外，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也是造成价值观出现差异的重要因素。西方文化中十分推崇个个人英雄主义精神，认为个人主义是实现个人价值，体现个人奋斗的重要依据。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个人主义代表的是自私自利，不顾大局，个人逞英雄的唯我主义，是受到人们摒弃和排斥的。这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的，中国人普遍认为，应该具有大局意识，个体必须服从集体，只有团结才可以取得成功，推崇集体主义精神。由于这种文化传统，中国人极其抵制个人主义思想，提倡集体创造价值。因此，个人主义在中西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含义，褒贬寓意不同。由此可以看出来，在价值观存在差异的不同国家中，同一个词语的含义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使中西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障碍，从而造成文学作品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部分歧义。为此，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之前，应该深入了解文学作品中的内涵和背景，在翻译时还原作品的真实意境，增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促进文化的融合，进而提高中西文化发展。

2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英美文学作品赏析

除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作为西方历史的发源地，古希腊和古罗马同样对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影响。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文化历史悠久，并且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较为深远。在西方国家多数人都信仰基督教，基督思想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所以基督教思想作为一种、哲学同样影响着西方的文化。

2.1古希腊罗马神话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的文化就要了解西方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反映出其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由于西方文化受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影响，所以翻译人员需要对西方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感受到文学作品中要表达的情感。许多古罗马古希腊的传说中或是表达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或是说明了善恶终有报的道理，有很深的内涵。受这些文化的影响，在英美文学中应用了这些美丽的神话故事，充分体现了西方的传统文化，同时使文学作品中包含了深厚的情感，增加了作品的内涵，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充分体会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还能引发一系列的联想，增加读者的审美兴趣。在许多我们熟知的英美文学作品不乏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例如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就是以古希腊罗马题材进行创作的，还有《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雪莱的《潘之歌》以及《阿波罗颂》表达了对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的赞美之情，此外慈济、尤金奥尼尔等作家、诗人、戏剧家都通过借助神话作为题材或从中寻找自身的创作灵感。可见古希腊罗马文化渗透在了英美文学作品当中，如果对这些神话没有了解，就很难理解那些与之相关的作品，在翻译的过程中就不能准确地表达出其内涵和思想，翻译也就难以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只有深刻了解西方的文化，才能实现从作者的角度去品味书中的情感，充分感受原文中的美，在翻译的过程中展现其文化价值。例如在翻译西方的俚语“ShynessisherAchilles’heel”，如果不知道它所包含的希腊神话很难将它正确地翻译出来。在一个希腊神话中，Achilles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大英雄，在他出生之后，他母亲抓着他的脚踝让他在冥河中浸洗以使他变得强大，果然他被浸洗过的地方可以禁得住任何兵器的防御，唯独被母亲抓着的脚踝没有被浸洗到，自然也就不能防御兵器，在被对手知道他的脚踝就是他的弱点之后，敌人将箭射在了他的脚踝处，使他丢掉了性命。所以在俚语中Achilles’heel指的是一个人的弱点，如果不知道这个神话故事是很难正确地理解他的意思的，所以原句的意思是：害羞是她的一个致命弱点。所以要想了解西方文化中的内涵，就要对其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

2.2《圣经》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影响

《圣经》是基督教的巨著，对西方人的道德准则有深远的影响，同样也影响着西方文化的发展。它包含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内容，题材来自多个方面，内容中蕴含的丰富的情感，有戏曲、诗歌等多种题材，抒发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内心的虔诚，是西方人的一笔精神财富。许多文学著作都从《圣经》中取材，来表达作者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在许多文学作品当中，作者借鉴了《圣经》中的情节，再加上自己的构思，使作品在语言上较为丰富，结构清晰，提高读者的审美兴趣。在应用《圣经》的同时展现了古老文化的美，更有利于实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展现经久不衰的文化之美。英籍诗人弥尔顿以及浪漫诗人拜伦在他们优秀的作品中都引用了《圣经》中的内容，弥尔顿的作品《失乐园》、拜伦的作品《该隐》都取自《圣经》中《创世纪》。《圣经》中的犹大之吻、撒旦、所罗门等在英语中广泛使用，如果没有一定的了解是很难把握这些具有宗教色彩的词语的。所以《圣经》对西方文化有重要的影响，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应用广泛，翻译者应对其有一定的了解，确保能够翻译出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情感。

3中西文化差异下的英美文学作品翻译

作为世界语言，英语在语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英美文学也随之成为世界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文学的作品具有个性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是西方文化领域的代表。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实质上是表现出一种文化的传递，对文学作品翻译的重要目的是反映出作品中要表达的内涵，使读者可以理解到作者想要传达出来的意境，使读者产生置身其中的感觉。在翻译英美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由于许多因素的影响，翻译人员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内在含义不能充分的理解，对西方文化的特点没有重视，造成翻译时不能选择合适的语言来表现出文学的内在含义。大部分翻译人员只是对单个字或词语进行简单翻译，没有对词语进行详细的意境描述，使读者不能体会到作者写作时的意境，导致文章没有生气，文字枯燥，没有将文章中带有的感彩表现出来，从而使翻译的质量大幅下降，使文章缺失了文学气息，严重影响了作品的文学价值，也使读者降低了对文章的认识。英美文学作品主要包括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方式。分别代表了翻译中的意译和直译，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共同发展和进步。随着中西文化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意译和直译之间的联系也愈加紧密，翻译人员应该充分了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异同，合理运用意译和直译的方式，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翻译水平，力求将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内在含义真实地呈现出来，使读者可以通过译文了解到文学作品本身的意境，将文学作品中的西方文化真切地展现出来，从而提高作品的文学价值。因此，只有深刻地了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才能翻译出高质量的英美文学作品，避免作品在经过翻译后降低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4结语

西域文化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文化；西部地区；行政文化；地方行政改革 

 

一、文化及其在行政组织中的表现 

（一）文化之内容与功能 

“文化是一个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体”，它包括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社会成员、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行为都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其内容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常规行为、规范和标准等。其功能主要有，导向功能、约束功能、凝聚功能，除这些积极作用外，文化还常表现出其消极的作用。因为其本身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特点，使得社会环境变化时，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却不能及时跟上环境变化，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文化的多样性特点，使得人们可能同时面对多种价值观，产生观念碰撞下的心理矛盾，而这种观念冲突如果超过社会心理的承受能力，则会造成诸多社会群体问题。 

（二）文化在行政组织中的表现 

1、行政文化与特定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任何一种行政文化都离不开特定地区的历史、经济、自然地理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陕西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中国封建史上辉煌的汉唐盛世，经济繁荣、国泰民安、土地广茂、物产丰富，这一背景下形成的社会文化中包含着安于现状、容易满足、保守封闭的文化心理，在地方行政管理中具体表现为小富即安、积极性缺乏、创造性差等特点。 

2、行政文化直接作用于行政人员的工作态度，进而影响行政活动的方方面面。具体而言，行政文化主要通过行政人员的认知和情感对其行政活动产生作用，当行政人员对工作的认知表现出责任、意义重大，其自己的职业有强烈的情感关联时，其一定能认真负责地完成工作。同时，态度是“个体对客观事物所持有的评价以及心理和行为倾向性，由认知、情感以及行为倾向性所组成”，一定的态度引致一定的行为，比如，西部地区受传统文化中旧的行政思想影响，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工作不愿承担风险、不愿意负责任的态度，对待问题能躲则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这种态度下工作只能是缩手缩脚，进步困难。 

3、行政文化是行政活动进行的环境因素，正如雷恩所说，“一切管理都是文化的产儿”，人类对人、管理、组织的思想，是基于整个历史文化发展中行为准则的变化而变化的。西部地方政府的行政组织如何管理？用什么组织结构、什么评估模式等管理方法的选择都受制于行政文化这个环境因素，超脱这个环境，管理活动无法进行，所以不充分考虑文化因素和管理活动是没有生命力的。 

4、行政文化创新是行政改革的先导。一定的行政文化实际形成了行政体制的灵魂，文化创新是体制改革的前提。特别是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对行政人员的具体管理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价值是个体对客观事物的重要性的社会社会价值的一种判断和观点，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是非、善恶和重要性的看法和评价，其代表着人的一系列基本信念。不同的行政人员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产生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有人重视工作的成就，有人看重物质利益，有人则迷恋于权力和地位。究其根源就是因为各自的价值观不同。西部地方行政改革，要先从行政文化上入手，从行政价值取向上倡导追求公平、效率、民主的行政价值目标。 

二、西部文化对地方行政改革的双重作用 

（一）我们应该看到西部文化中所蕴含的优秀文化成果 

比如，西部人不畏艰险、积极奋进的创业精神，从二千多年前三赴西域开通丝路的张骞，到历经磨砺西去印度求经的唐玄奘，再到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军在延安十三年艰苦创业，都造就了西部人自力更生、勇于开拓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新时期西部开发大业中，仍然不可缺少。西部经济基础薄弱、劳动力素质低等现实特点要求我们脚踏实地地靠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靠自己的力量变革发展，不被任何恶劣环境和困难所屈服。 

（二）西部文化中的实事求是、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也值得我们发扬 

毛泽东讲过“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因为这个中共在陕北由小变大，不但壮大了革命力量，并形成了一系列来自于实践的宝贵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就是前辈给我们留下的重要遗产，在新的时期行政改革仍必不可少。穷则思变，但不从实际出发，盲目照搬东南沿海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繁荣，有的只能是暂时的物质或心理满足。只有从当地实际入手，通过调查研究，亲身深入基层全面掌握第一手信息，探索适应西部行政改革的新方法和新模式，才是要走的路。 

（三）我们不能不看到西部文化中落后的、消极的部分依然影响着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 

“按文化地理学分类，将西部地区文化划分为内陆文化，这种文化模式是封闭性强、变化缓慢，文化内部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呈现一种高度刚性结构”这样的文化特征对西部地方行政改革来说是个直接障碍。具体表现为思维方式上缺乏变通性，固步自封、刻板僵硬；行为方式上受官本位思想较重，强调亲缘、地缘，人情至上，制度和法制力量薄弱，行为缺乏理性和规范性。在行政组织内依然较多的存在着依附顺从的封建家长制思想，行政人员不是“为民服务者”而是高高在上的“统治管理者”。一些行政人员过多地强调对上级负责，却对下级不负责，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却对百姓不负责。这使得惟上级领导的意志是从、阿谀奉承的思想广泛存在，更甚者不惜利用手中人民给予的公权力侵犯人民的利益，以换得领导的欢心和自己日后升迁的资本。 

三、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行政文化，推进西部地方行政改革 

新型行政文化应该是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要求的行政组织的价值观念体系。西部地区要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行政文化从根本上讲是要对行政人员的职业思想观念重新整合。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观念改变非一蹴而就之事，观念的改变相对于社会的发展常存在着明显地滞后性。特别是在当前，西部地区并存着自然经济下产生的传统行政文化、计划经济下产生的行政文化、市场经济下产生的现代行政文化，以及中国本土文化、西方外来文化，多种文化在此相互激荡、糅合，更增加了观念转变的难度。旧有的行政价值系统、行为规范系统已显然不适应行政现代化的要求，行政人员和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规范系统却还尚未建成，特别是行政人员对各自的观念缺乏理性选择。因此，观念转变要适度地进行，以将观念滞后与观念冲突的副作用减少至最小。具体而言，这种观念创新应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职业观念的确立 

与其他任何职业一样，行政工作也是一种职业，需要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由于长期人治思想影响，无论是行政人员本身，还是一般公民都对此认识模糊。传统宗法行政文化产生的任人为亲的用人观念，导致大量贤德被拒之门外，并造就出一批专长于游戏官场、精于相对权术变化但却缺乏行政职业观念和技能的行政人员。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转变都召唤着一批具有现代行政知识与技能的从业人员。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行，无疑为此铺开了大道，但仅仅从制度上规范是不够的，深层次的观念认同才是根本。这种观念的确立，首先要倡导行政职业价值意识，行政人员要意识到，行政工作亦是一种体现个人价值的途经，而且因其代表并维护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而更具职业荣誉感。其次要倡导职业责任意识，“责任与特定制度结构中个人的角色相应，与个人在某种组织中承担的使命相关。个人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他就应该负怎样的责任。”行政人员的职业角色决定其必须对其所承担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活动的结果负责任。责、权、利一致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行使多大权力，就相应地要承担多大责任，注意增强行政人员的职业责任意识。 

（二）行政开放观念的确立 

新型行政文化需强调公共性和民主性，以扩大公民对公共事务管理的有效参与。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人们习惯地认为行政人员、政府都优于公民，有着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在政府面前，公民只是消极的被治者，存在实际上的不平等。随着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推广，公平、平等的观念日益为更多公民所认可，并要求一个开放的政府，能使公民更多了解政府，也更容易将自己的意愿反映给政府。实现这一目标，增强行政透明度是关键，畅通公民沟通政府的渠道是基础。我国近些年实践的听证制度就是为保证公共政策中各方利益主体平等参与的一项基本制度设计，只是有些地方的听证会更流于形式，实际民主沟通作用乏力。政府应进一步扩大、畅通政府与公众间的常态沟通渠道，让公民以更低的成本、更容易地与政府沟通。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公民和政府的交流由“单向”变为“双向”，公民可以从网上了解政府的最新动态，亦可以将自己的要求及时反映给政府，提高公众参与的能力和兴趣。但需要注意的是要尽可能地避免“无序化参与”，即参与者仅借助网络发表观点，而这些观点或建议没有专门机构和人员汇总分析，导致参与达不到实际效果、流于形式。 

（三）法律观念的确立 

依法行政是现代行政的核心特征，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在西部悠久的历史文化中虽然也可以看到行政活动中法律的影子，但诸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提法多数时候只是口头上的标榜，实际中却处处存在着“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行为准则，这种观念影响至今。现代行政必须确立依法行政的观念，对于拥有权力的行政工作人员必须对其权力进行制约，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具体而言，要树立法律至上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处于平等地位；完善各种法律法规，特别是通过法律法规对各种行政权力的明确界定，行政机关只能行使法律限定的权力。所有公民尤其是行政人员要明确法律的目的是体现人民的意志，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同时，在实践中还要将法律由偏重义务设置、权力保障转向重视权利维护和权力制约。 

西域文化论文篇(3)

本文仅就河南省南阳市及其所辖方城县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胡人形象作一初步探讨，以便求教于专家学者。

1、胡奴门画像石

1985年4月，方城县文物工作者在杨集乡发现一块“拥彗掮钺胡奴门”汉画像石（图1）。这块画像石为墓门柱石，用石灰岩刻制而成，长126厘米，宽43厘米，厚8厘米。画像以阴刻技法表现一胡奴门吏形象，光头蓬发，左颊黥印，深目高鼻，下颚上翘，身着长衣，右手拥彗，左手执钺掮于肩际，侧身凝视，疾步向前。画面右上方刻隶书“胡奴门”三字。

从该画像题字“胡奴门”可知，其中人物为“胡人”无疑，也印证了胡人深目高鼻、下颚上翘的面部特征。他正诚惶诚恐地为墓主人扫除庭堂之尘，执钺是为了保护主人。

“胡奴门”，当是胡奴门吏。“胡人”，系我国古代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的称呼。南阳方城地处中原，胡人何以能到这里呢？考之汉史，胡人进入中原大致有以下原因：将战俘作为奴隶，通过买卖、进献、馈遗等形式进入中原，开放“关市”，匈奴归汉，西域使者入汉。值得注意的是，胡奴左面颊上所刺的圆形印记，当是治罪的黥刑印记，即墨刑。《汉书·刑法志》：“墨者使守门。”

方城在西汉时为堵阳县，东汉因之，属南阳郡，地处伏牛山之阳，桐柏山之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读史方舆纪要》说其“南蔽三关，北控郑、洛，东掣许、蔡之肘，右拊宛、邓之背。山连太室，川带淮、汝，此亦形胜之所也”。汉代，这里的经济比较发达，居住着许多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他们生前恣意享乐，死则崇丧。胡奴门画像石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汉代输入外族人到内地充当门吏的社会现象，同时也表明，汉代流人中原的胡人当为数不少。

2、胡人武士画像石

方城县城关镇汉墓出土的“武士斗虎”画像石（图2），系东墓门上部门楣。画面左右各刻一虎，中间刻一武士，头戴尖顶毡帽，上身，腰佩长剑，跨步躬腰，一脚踹虎，双手前伸，撕开另一虎口，可谓是虎口拔牙，勇猛无比。在汉代，京师有“虎圈”，汉武帝常去虎圈观赏取乐。司马相如《子虚赋》说：“其下则有白虎玄豹……于是乎乃使专诸之伦，手格此兽。”在汉代贵族生活中，有一种和古罗马贵族如出一辙的残酷行为，即是被统治阶级认为是罪人的，使之逗虎搏熊以取乐。

3、胡人阉牛画像石

1982年4月底，在方城县城关发现了一座汉墓。5月上旬至中旬，南阳市文物队与方城县文物工作者共同对其进行了发掘清理。该墓发现有一块“胡人阉牛”画像石（图3）。画像刻于墓门左上门楣。画面中部为一牛一虎相斗，虎张口纵身猛扑，牛低头扬角相抵；左刻一猿，攀抓虎尾，张口怒吼；牛身后为一胡人阉者，头戴尖顶毡帽，深目高鼻，络腮胡须，上身，下着短裤，脚蹬长靴，左手抓牛，右手操环首刀，做状。《周礼·夏官司马·校人》所说的“颁马攻特”，就是指对马（牛）的“去势术”，以资对马牛的提纯复壮。此画像石正是胡人把西域技术带人中原的详实物证。

4、胡人训象画像石

《华阳国志》载：“张骞为武帝开西域五十三（应作五）国……令帝无求不得。”这大概就是西域物种大量输入中原的准确记载了吧。

西域传人中国内地的植物有葡萄、石榴、苜蓿、红蓝花、酒杯藤、胡麻、胡桃、胡豆、胡瓜、胡荽、胡蒜、胡葱等；传人的动物有狮子、大象、骆驼、犀牛、鸵鸟等。上述动植物在汉画像中能见到的计有狮子、大象、骆驼、犀牛等。

南阳出土的汉代“胡人驯象”画像石（图4）中，刻画有一虎一象，象后刻一象奴，深目阔鼻，下颚上翘，俨然胡人形象。其手执钢钩，跨步驭象。《汉书·西域传》载，武帝时期，“钜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随着“钜象”的引进，钢钩训象之术也传人中国。王充《论衡》“故十年之牛为牧竖所驱；长仞之象，为越童所钩，无便故也”，可为旁证。

5、胡人杂耍画像石

南阳出土的一块“乐舞百戏”汉画像石（图5），充分证实了胡人把杂耍艺术也带入了中原。画右设簇，上挂镈钟，两人皆一手扶簴，一手持梃撞钟，第三人为俳优作滑稽表演。中刻一人一手托物，一手在樽上倒立。左刻三人，其中一人右手摇鼗，左手弄十二丸，一人表演口中吐火，一人跽坐不知操何物。

6、胡人文艺与战争画像石

在南阳出土的一幅“百戏出行”汉画像石画面（图6），更充分地显示了胡人文艺与战争在汉代的表现。画像上沿饰帷幔，左半部刻百戏图，置一建鼓，二人执桴击鼓，二人摇鼗鼓，吹排箫，一人吹埙，一人击铙，一人挥长袖踏柑起舞，一人扛鼎，一人倒立，一人抃，一人击鞞鼓；画像右半部刻车骑出行图，中有一骖车，车上乘二人，驭手居前，主人居后；骖车前有三导骑，并驾齐驱；车后有三驭骑回身弯弓欲射；画面中刻画的八人均头戴尖帽，帽有护耳，深目阔鼻，显然是胡人形象；再后两排五骑，身着汉服、挥刀持盾做追击状。其中，骖车为实轮，这在汉代中原地区是极其少见的。据有关资料显示，汉代实心车轮，只有在西域出现过。因此，可以推断，这幅汉画像中所展现的，正是胡汉战争的真实场面。

汉武帝即位以后，国力渐增，诚如《后汉书·西域传》所载：“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在这种形势下，汉王朝再也不能忍受“休养生息”的政策，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先派张骞出使西域，其目的在于联合大月氏，共灭匈奴。汉政府随即向匈奴发起大规模征战，据文献记载，仅武帝在位期间，汉匈之战就有17次之多。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时十余年，与西域各族人民建立了友好关系，孤立了匈奴。汉军的征战更使匈奴元气大伤。为了防止匈奴族的骚扰，汉政府在北道距离匈奴势力较近的西域诸国设置了击胡官，如焉耆有却胡侯、击胡左右君、击胡都尉，危须有击胡都尉、击胡君，龟兹有击胡侯、却胡都尉、却胡君，疏勒有击胡侯，尉犁有击胡君等。时至东汉，西域三绝三通，天山南北各地又长期处于汉与匈奴争夺的状态之中。汉王朝与匈奴之间这种长期不间断的战争，显而易见地给汉代艺术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艺术家们形象地把胡汉战争的题材，表现在画像石等不同的载体之上，从而创造出一幅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胡汉交战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代艺术家们爱憎分明，是带有强烈爱国主义观点在创作的。因此，胡汉交战的画面总是以汉人告胜、胡人溃败而告终。画面中先是刀光剑影、人嘶马叫的激烈厮杀，随即是胡骑滚鞍落马，汉人押着战败的俘虏得胜回营，大获全胜的汉军向指挥官献上战俘，还可看到地上有许多被斩的首级，最后是载歌载舞、欢聚宴饮、庆贺胜利的宏大场面。

西域文化论文篇(4)

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的实质是研究主体将中外诗学理论比较作为其知识结构的组成部分，简单来说，就是在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中开展中外诗学的对话和交流。因此，在汉语语境下的中西比较诗学，首先应该对自身的知识结构进行完善，随之对本民族的诗学与西方诗学进行研究比较。在汉语语境下研究本土文论在学界被称之为国别文论研究。国别文论研究是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也是比较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其次，“失语症”是20世纪整个中国文化与文论的重大症结，“失语症”是审视比较诗学发展过程中“西化”倾向的重要论断，关于如何应对“失语症”，学界已经有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阐释。曹顺应在“失语症”的问题上引发了两个应对的命题，其中首要的一条便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具体是指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中，首先要建设好自身的话语规则，然后再去融汇西方的诗学资源。 

国别文论研究打好坚实的基础后，研究主体进而走入了他者视域下的中西比较诗学。他者视域在比较诗学研究中具备两种文化立场：第一种文化立场是研究主体在中西诗学比较的互动中，能够跳出本民族文论研究的藩篱，并且清楚的意识到自己在汉语语境下研究西方文论时，西方文论是相对于汉语研究主体的“他者”。第二种文化立场是研究主体以“他者”的眼光来反思本民族的文论。 

如果说比较视域在于强调中西诗学研究的跨文化性以及研究视域的包容和开放性，那么他者视域便是比较视域的拓展，他者视域强调研究者能够站在本民族诗学结构的基础上研究外域诗学，更重要的是能够站在“他者”的角度，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本民族的诗学。 

在汉语语境下进行纯粹的汉语文论研究，研究主体难以跳出一元化的本土立场，无法用单一眼光发现自己诗学的另外一番轮廓。人们往往因为自我认知的局限和遮蔽性使得对自己的认识和定位带有偏差和偏颇。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与社会或者周边人对自己的认识与评价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同理，一个民族的诗学品质在本民族外的其他文化的参照下，才能被看得更为清楚和通透，也只有在其他文化的参照和阐释下才能被激活，释放出更加意想不到的诗学理论意义。 

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在汉语语境下对《文心雕龙》进行评点和批评，他们所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理路，他们研究的结论也具有中国古代文论在单一汉语语境下的纯粹性。随着国际比较诗学的发展，《文心雕龙》的研究已经逐步走出了一元化的汉语语境，呈现出全球研究的倾向，受到了外域比较诗学研究者的关注。这些外域的研究者，站在汉语语境之外，从他者视域来研究《文心雕龙》，以他者的眼光，在研究者自身的诗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阐发诠释《文心雕龙》新的解读意义，取得了汉语学者在本民族语境下难以获得的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关于《文心雕龙》中对偶骈文的认识和研究中，浦安迪与宇文所安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前者认为刘勰对“对偶美学”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后者则认为刘勰为了满足对偶的需求，不时制造出了一些牵强的言辞，因此他认为《文心雕龙》中存在着很多牵强和自相矛盾的表述。两位西方的汉学家，用西方人的思维和自身独特的解读视角，对《文心雕龙》做了不一样的诠释。用西方人的标准来批评《文心雕龙》，开辟了《文心雕龙》研究新的理路方向。 

比较诗学研究中的他者视域还主张中西诗学双方互为他者，强调本土诗学与外域诗学之间相互对照，检视和定位，一个民族的诗学理论与语言文化背景相对于其他民族的诗学和语言文化背景而言，两者互为镜与灯，相互照亮、相互镜照。因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语言文化背景、审美意识和审美形态以及道德伦理标准都存在差异性。因为差异性的存在，一方与另一方以他者视域进行比较和镜照，在各自相互的反差中，对本民族的认识更加通透明晰。这种更加本真的自我认知往往在一元化的本民族文化场域内被遮蔽于过于自满的民族自信中。无论是西方学者立足于西方语境来研究中国诗学，还是中国学者立足于汉语语境来研究西方诗学，其实质都是两种互为异质的文化之间，以他者视域相互镜照。 

在这一点上，宇文所安所作的比较诗研究学最具有代表性。他在西方学术的语境下，用汉语阅读，用西方学者的视域理解中国的诗歌和文论，其实质是他把中国诗学理论投射在西方诗学之镜上，反过来也把西方诗学理论投射在中国诗学之镜上。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的现代汉语诗歌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一方面现代汉语诗歌水平远不如中国的古典诗歌，另一方面，现代汉语诗歌在与中国古代汉语诗歌脱节后，蹩脚地向西方诗歌进行模仿。所以在他看来，现代汉语诗歌是脱离了中国本土根基而又模仿西方而不成功的四不像。他在中西诗学的相互镜照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现代汉语诗歌究竟是中国本土文学还是以中文为表象，以模仿西方为实际内容的文学？在宇文所安看来，答案是不证自明的。如果研究主体把对现代汉语诗歌的研究仅仅局限在汉语文论的背景之下，或者仅仅以西方的文论成果作为参照，则很难透彻的看到现代汉语诗歌的真实而尴尬的境遇。 

西域文化论文篇(5)

一、“区域”概念阐释与区域文化研究基础

区域概念过去常常被作为地域、地方、地区概念使用，主要因其与行政区域概念紧密联系有关。但即便是依行政区域划分，历代都有所变化，呈现跨区域行政交叉现象。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行政区域划分，“秦王朝统一岭南，置桂林、南海和象郡，现在的广西含当年的桂林郡全部，南海、象及长沙、黔中等郡部分地区”，足以说明当时行政区域划分与现在区域划分也有跨域交叉现象。在现代社会发展及其特定语境下，区域含义有所扩大和延伸，一方面在地理空间范围含义基础上，赋予其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等空间范围含义；另一方面在行政划分所指区域含义基础上，超越行政区域而扩大延伸到非行政划分区域含义；再一方面扩大延伸为跨域、跨界所形成的区域范围，带有跨区域的特征和色彩。由此可见，以自然与文化相互关系构成的非行政化区域概念从古至今仍在使用。以江河湖海流域作为水域空间范畴的区域，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构成跨省水系区域；以洞庭湖为纽带与分界，划分湖北与湖南省域及其水系沟通形成的楚文化区域；以黄河为界划分河北与河南省域及其水系沟通形成的中原文化区域；广西西江水域由西向东的红水河与由北向东的桂江汇合入珠江，又构成泛珠江流域及其珠江水系区域；广西兴安自秦始皇统一岭南修筑灵渠，沟通北上的湘江水系与南下的漓江水系，形成湘漓分派与水域贯通的湘漓流域，形成跨省湘桂区域，等等。以山脉为纽带与屏障，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在先秦时期就称为岭南地区，此后所谓“两广”、“粤桂”表明其具有一定关联度的区域范围；处于岭南的广西与岭北的湖南通过湘桂古道形成湘桂走廊，构成湘桂之间连接的区域，等等。此外，以语言（方言）、民族、民俗、政治、经济、交通、历史渊源与文化形态为纽带构成的跨地区的区域概念使用不胜枚举。

其二，区域合作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现代社会发展及其文化语境下的区域概念使用，因全球化与多元化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崛起以及世界经济共同体需求，越来越着眼于从经济发展视角建构与重构区域概念。从国际区域关系看，一方面基于国际社会及其世界各国发展需求，经历了“二战”后“冷战”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结盟以及意识形态阵营与三个世界的划分，形成国际社会（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以及一定范围内的区域性跨国联盟（如欧盟、东盟）等概念含义；另一方面，世纪之交以来在全球化视野中着重于经济的区域联盟或跨区域联盟，构建跨国、跨界、跨境的经济联合体、共同体、同盟体，以及不结盟的区域间合作、协作、协同关系，构成国际社会及其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基本格局。从世界性区域联盟产生背景与语境看，除相对于国际社会以及超级大国霸权，即区域相对于中心而言，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外，更多地是强调区域合作与协作，构成或紧或松的国际关系共同体与联合体。从国内区域关系看，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建构的区域发展视野中，除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地方所指区域概念含义外，一般所指省市县乡行政区域；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相继构建非行政化的、依赖于一定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基础的、以经济为纽带的、跨地区结合的经济开发区以及经济合作、协作区，如沿海经济开发区、国家经济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跨区域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合作区，还有更大范围的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等区域概念的划分。区域经济崛起与跨区域经济合作协作方式兴起极大地推动区域发展步伐，既通过竞争拉开区域间差距，率先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又通过区域合作协作，推动经济欠发达、后发展地区赶超跨越，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构成协同发展、共同富裕的趋向。总之，区域发展观念比任何时期都深入人心，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其三，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区域文化兴起。经济社会发展在推动区域经济崛起的同时也推动了区域文化建设发展，区域文化的区域概念也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而扩大与开放。文化的交往性、绵延性与包容性特点不仅促使区域概念含义理解不仅仅涵盖地域、地方、地区含义，而且带有跨地域、跨地方、跨地区以及跨境、跨界、跨文化的意义；区域文化不仅局限于区域空间，而是超越区域空间而扩展为文化空间。其文化区域空间范围立足于而又不仅仅局限于自然地理空间与行政地理空间的地域范围，而且扩大为文化地理空间范围。其区域界定以及域界划分不仅仅为一个要素决定，而是包括自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交通、族群、语言、民俗、交往等各要素系统关系的综合性整体构成。尽管为了更为明确清晰界定区域概念内涵与外延及其所指对象范围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划分区域界限的需要，往往习惯于按照思维定式，简单化地将区域等同于主要依据行政化划分的地域、地方、地区概念，更便于构成条块分割的行政地区空间与从上到下的线性垂直行政管理域限，但则不能否认和掩盖依据非行政化的其它要素及其综合性要素所构成的区域及其区域文化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是现代社会发展及其区域经济崛起的现实需求，更凸显出非行政化划分区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更为凸显区域文化内涵外延的开放性与跨区域交往交流与融合的特征。区域文化含义不仅是因区域空间形成其内涵外延，而且是因文化传承、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性与传统性构成其内涵外延。通常所说的区域文化，往往指称当代社会区域空间及其行政区域的文化形态，诸如作为省域文化称谓的广西文化，作为市域文化称谓的桂林文化，作为县域文化称谓的临桂文化，等等。但历史上所称区域文化概念则丰富多彩，不仅从区域空间而言具有跨区域的开放性，而且从文化形态的内涵外延而言具有多样性、开放性与包容性。诸如中原文化，从区域文化角度而论，当然属于中原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空间的文化形态，中原所指区域指河南，古称豫州，即中州，“古豫州地处九州中间，称为中州。汉王充《论衡•对作》：‘建初孟年，中州頗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今河南为古豫州地，故相沿亦称河南为中州。”

《辞源》释“中州”有三义，狭义为河南，中义为黄河中下游区域或黄河流域，广义泛指中国。中州即中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或发祥地并非仅仅局限于河南，后扩大到黄河中下游区域或黄河流域，以及泛指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原文化并不简单等同于中原，中原只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与传播源。文化的传播性、开放性与扩展性使中原文化跨区域扩大为黄河流域范围以及整个中国范围，并影响到海外、域外的周边更大范围区域，以致于此后中原文化影响全国，成为中国文化主流、正宗、中心，甚至常常用来指代中华文化，反而淡化其区域文化含义。由此可见，历史上所使用的区域文化概念，在充分考虑其产生区域空间含义的基础上，更为注重其文化含义及其特征，以及文化在历时性传承、传播和发展的开放性、包容性与扩张性。

广西历史上也有一些表征区域文化的概念，诸如岭南文化，显然作为区域文化而言的区域是指五岭以南的岭南地区，亦即广东广西的“两广”地区，但就其文化形态特征而论，既不能仅仅涵盖“两广”，其文化外延可以扩展到南方各地跨界区域以及沿边沿海跨境区域；又不能仅仅以之涵盖“两广”所有区域文化形态，况且广东与广西各自的区域文化也有差异性，下属各地文化形态更为丰富多样。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并非像地域那样固定，而是具有运动性、流动性、活态性的生命表征，岭南文化也是在与其它文化形态，尤其是中原文化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区域文化。粤西文化亦如此，历史上所谓粤西地区，指简称为“粤”的广东以西的广西，地域范围虽然涵盖广西，但粤西文化形态及其特质特征并非涵盖广西区域所有文化形态，粤西地区概念并非等同于粤西文化概念，粤西文化概念也并非等同于广西文化。这足以说明粤西文化具有超越粤西地区概念的跨区域性意义，粤西文化所指对象范围的模糊性正印证其开放性，其性质特征也并非仅仅与“粤”相关的广西文化形态，或者说两广文化的融合，或者说广西文化受到粤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且应该作为一个独立文化形态，其独立性与特殊性也正说明其相对性，具有跨区域文化交流、交融特征。由此可见，区域文化立足于区域而又具有跨区域特点，从而由区域空间范围扩大为文化空间范围，使之不仅具有相对性与多样性，而且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

二、广西区域文化发展及其生成环境条件

广西区域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性概念理解，区域、区域文化应该成其界定以及内涵外延理解的前提，同时也需要从历时性建构与共时性构成的内在逻辑与时空关系角度深化认知，辨析其与通常所习惯使用的广西文化概念的异同及其在区域研究视野中凸显区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一，广西区域文化含义。就广西作为一个区域概念而论，从自然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区域划分与行政管理区域意义上的广西区域界定应该十分明晰；同时相对于广西与周边区域间关系而言，以及广西相对于中国所属关系的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定位而言，以确定广西区域概念及其区位特点也并非难事。而对广西区域文化理解则相对于广西区域界定而言就复杂得多了，不仅文化具有衍生性、融合性与开放性，而且文化具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因此广西区域文化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广西文化，或广西区域内的地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区域空间大于行政空间，文化空间大于区域空间。尽管不难理解区域都必须界定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内，因此也会有广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等地方性概念使用及其所指含义及其对象范围，习惯上也是以这种称谓能够达到更为明确与简单表述的目的。但却不能将其简单化与封闭化，忽略其中内涵与外延的复杂性与开放性，以及非行政化区域界定范围及其跨区域文化构成的各种因素影响。

广西区域文化当然应该首先立足于广西来理解，其区域所指空间范围当然应该是落实于广西，将其简单理解为广西地域、地方、地区文化无可非议，这对于理解广西区域文化含义及其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对广西区域文化的理解应该更为宽泛和开放，而且广西区域文化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上有着区域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范围需要更为宽阔深远的视野与背景。因此，对广西区域文化的外延范围理解应该拓展：一方面应该认识到这是中国及其中华文化构成中的广西区域文化；另一方面是广西与周边区域关系中跨域、跨界构成中的广西区域文化；再一方面是历史文化传承、人口迁徙与文化交流构成的跨时空、多样性与开放性的广西区域文化。作为一定区域的广西文化形态，其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独立性与关系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稳定性与流动性、自足性与开放性、相对性与绝对性、多样性与融合性等对立统一规律及其特征凸显，不仅对于广西区域文化概念含义及其内涵外延理解更为深化，而且也有助于对其性质特征作进一步理解。其二，广西区域文化生成的历史建构。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形成与构成都应该有其背景与语境，区域文化形态的形成与构成也是依赖于所依托的区域空间和所属背景与语境。从历史文化传承角度而论，广西区域文化形成与构成应该与历史上所涉及其内容的相关文化概念使用有关，诸如百越、骆越、西瓯、岭南、岭西、粤西、八桂等，大致上可以认定为主要从文化地理空间界定的历史性概念，这些历史概念对于广西区域文化生成与构成有着密切联系。当然，这些历史概念的含义及其内涵外延需要进一步厘清，广西区域文化在其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传承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历史文化概念的特征值得注意：一是具有区域性特征，所指区域及其区域文化都限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二是具有跨区域特征，所指区域范围包括几个或多个相关区域范围；三是具有开放性特征，所指区域界限较为模糊，含义较有张力和弹性，外延范围有所扩展和绵延；四是具有文化交融性特征，包括中原文化与广西地方文化、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多民族文化等交流融合；五是具有历史性特征，这些区域性概念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形成，包含特指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内容，表明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因此，广西区域文化生成具有深厚博大的历史性依据与历史积淀厚重的文化传统，广西区域文化概念与这些历史性区域文化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具有彼此之间联系的共同特征，这说明广西区域文化与历史上存在的这些区域性概念及其所表征的历史文化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其三，广西区域文化生成的当代背景。广西区域发展推动其区域文化生成与发展及其研究的崛起。广西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实施“富民强桂”新跨越及其“民族文化强区”战略，区位特征与区域优势凸显。广西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特征、沿边沿海的地缘政治文化特征、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民族特色得到国家与地方的高度重视，在国家战略发展及其区域战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广西发展战略不仅关系到广西地方自身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及其区域战略发展，也就是说，必须将广西放置在国家与区域发展中定位，由此形成当代广西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区域文化发展的特点与优势，其区域性与世界性以及国家战略性地位凸显。

一是北部湾大开发，既将广西纳入国家沿海经济大开发战略发展进程中，又将区域经济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并通过沿海经济大开发的整体推进，推动经济欠发达后发展的广西赶超跨越发展步伐，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沿海地区区域经济整体同步发展目标。从这一角度看，北部湾大开发在进一步推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更强有力地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步伐，将广西区域文化放置在北部湾大开发背景下审视，区域文化才会具有更为广阔的区域与跨区域视野。二是广西地处沿边沿海的中国南疆，毗邻越南及其东南亚地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及其确定广西首府南宁为其一年一度的博览会永久性会址，使广西南宁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既成为跨境、跨区域经济文化合作、协作、交流的实质，又增强了广西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动力与活力，形成其区域性与国际性的区位特色与优势。三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使广西不仅在西部地区战略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作为西部唯一的沿海地区，北部湾及其海港成为大西南出海通道，发挥其交通枢纽的地位作用及其拉动西南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实现孙中山先生对北部湾建成国家大型出海港口的遗愿，以及国家海洋战略及其南海开发战略实施。北部湾大开发将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市经济开发及其港口建设连成一片，并扩展到南宁、崇左、玉林、来宾、百色等更大区域范围，辐射柳州、桂林、梧州、贺州、河池等广西区域范围，影响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地区，对于西部大开发及其大西南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使区域合作、协作、协同发展成为广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

四是广西作为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不仅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与民族文化建设发展优势，而且创构了各民族聚居、文化融合、凝聚力与向心力强的民族生态环境；广西不仅享有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国家民族政策的优越条件，而且享有民族团结模范的殊荣；广西世居十一个少数民族不仅与毗邻广西的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省际交界少数民族关系紧密，而且与毗邻中国的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民族具有历史渊源关系与经济文化交往关系。广西实施“民族文化强区”战略既推动区域民族文化发展，又跨区域影响与推动南方少数民族现展步伐，确立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及其南方少数民族现展格局中的定位。五是桂林作为山水甲天下的世界旅游名城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特色与优势。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与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实质上将桂林旅游经济与服务业经济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轨道；最近，桂林世界旅游胜地建设规划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将桂林旅游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提升了桂林旅游的国内外影响力与竞争力，同时也将桂林旅游发展放置在国家旅游与世界旅游发展格局中定位，使桂林旅游具有区域性与国际性发展的重大意义。由此可见，广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交通、民族、教育等各方面发展既必然融入和汇入各种跨域联结与合作所带来的内在与外在因素，也必然会以更为宽广与开放的视野理解广西区域概念的含义、内涵与外延、对象范围。同时，也会因区域发展及其跨区域共同发展需要推动区域合作、协作机制形成，如中国－东盟经济文化合作、中越经济文化合作、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西江流域经济合作、西南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桂港、桂台、两广、湘桂、滇桂、黔桂等区域经济文化合作，等等。当前，广西又面临国家海洋战略实施及其海洋经济文化开发机遇，以及海洋维护及其南海岛屿争端与边界纠纷等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广西处于沿边沿海的南疆第一线，更需要将区域发展视野扩大到国家发展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战略高度，将广西发展战略上升为区域发展战略，将区域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广西发展不仅仅具有区域发展意义，而且具有国家战略发展以及带动辐射周边区域发展意义。总之，广西在国家及其区域中的定位，使之区域概念范围既指称广西区域，也指称与广西关联的更为开放性区域，带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的特征与意义。因此，广西区域发展应该立足于广西、走向全国、放眼世界。

三、桂学的区域文化研究内容及其跨区域研究视野

桂学可谓广西之学，是对广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宗教、民族、民俗等现象与事象进行分门别类与综合整体研究的地方性学科、学术、学问、学派。从区域研究角度而论，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为广西区域。从区域文化研究角度而论，文化并非局限于小文化与中文化的的狭义理解，而是将其包括在内而扩大延伸为广义的大文化，文化构成涵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同时，依据自然地理空间与文化地理空间的相应性与差异性，广西区域文化研究对象不仅仅指称广西文化，而且应该包括与广西区域文化密切相关的跨区域文化及其文化融合现象与事象，既生成广西区域文化的开放性、绵延性与融合性特质特征，又构成其研究的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因此，桂学从这一角度而论又可称之为广西区域研究之学，其学术研究视野与研究指向应该落实于广西区域文化研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也应该为广西区域文化。桂学研究可考虑将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具体可从三个视角考察。

其一，区域文化研究的学科与跨学科研究视角构成。从学科研究视角而论，桂学既相对于湘学、徽学、楚学、粤学等而言独立自足的地方性学科，又可视为分门别类的区域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构成的学科群。桂学作为广西地方学科的总体性称谓，更大程度地表现为跨学科综合研究指向，可以针对一个具体现象或事象，从多学科、跨学科、学科协同研究角度进行立体综合性研究。历代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典籍往往都具有文史哲与地方民俗糅杂一体的综合性研究特点，如唐刘恂《岭表录异》、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明张鸣凤《桂故》《桂胜》、清李调元《粤风》等广西历史文献均带有这一特点。桂学作为广西地方之学研究学科及其学科群，针对广西区域文化对象类型与性质内容可分门别类进行各学科研究，体现不同学科专业研究特点，如区域经济学其实就是从经济学学科角度对区域经济进行研究的学科，其学科理论与方法论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将经济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区域经济研究的特点。因此，桂学以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结合应该成为桂学指向。对于受一定区域范围限定的研究对象来说，学科研究也会在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关系的结合与协调上明确指向，目的在于拓展与深化研究视野以整体综合把握研究对象。

其二，广西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与融合性构成。桂学以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必须在厘清其含义及其内涵外延与性质特征基础上认清其文化构成。区域文化形态的生成与构成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本土文化积淀、积累、传承与传播的结果；二是区域间和跨区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与碰撞的结果；三是在主流文化影响下，文化变革、转型与发展的结果。广西区域文化生成也通过这三条路径形成其构成，又因其沿边沿海与少数民族地区特点更形成其多样性、复杂性、融合性等构成特征。具体表现在：一是广西本土文化的多元化构成性。广西考古发掘，发现广西在新旧石器时代都有大量的史前人类活动遗迹及其文化遗物、遗址存在，如桂林宝积山洞人、柳州人、桂林甑皮岩人等广西先民遗存以及大石铲文化遗存，这是广西文化之根、本、源。先秦时期，在秦始皇统一岭南前，广西并未有行政意义上的统一性，尽管有百越、骆越、西瓯、岭南等称谓，但未能明确与具体指称广西文化形态。广西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后，推动广西文化形态生成发展，但毕竟因其地处偏远与边缘，本土文化发展缓慢，各地区文化存在差异性。当然，也形成文化特色与优势、文化形态多样化、文化构成多元化、文化类型鲜明的本土文化特点。李建平等学者概括为，广西拥有民族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文人文化、民间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从文化区域类型构成看，以桂林为中心的桂北文化，以梧州为中心的桂东文化，以柳州为中心的桂中文化，以宜州为中心的桂西文化，以南宁为中心的桂南文化，以合浦为中心的北部湾文化；从民族文化类型构成看，形成广西十二个世居民族文化形态，各民族之间既交往交流与文化融合，又存在各民族文化差异性与特殊性，呈现出各民族文化鲜明个性与特色；从语言及其方言文化构成看，广西至今都是全国方言富矿区，依托语言构建的文化形态也千差万别，形成彼此不同的方言区域及其方言文化区域；从自然地理风貌构成的文化类型看，江河湖海构成不同的流域文化，如西江文化、红水河文化、漓江文化、北部湾文化等，此外还因山地、湿地、平原、丘陵、森林等自然地理特点构成不同文化形态。二是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区域文化融合的构成性。文化交流与交融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即便是本土文化，本土之间的文化交流交融必不可少，对于外来文化进入本土，广西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及其交流融合也是理所当然。这也是地方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构成部分，具有向心力、凝聚力与包容性特征所在。中原文化对广西文化影响从秦始皇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之后，主要通过行政建制及其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中央派遣或贬谪地方官吏、外派守护边疆驻军、人口迁徙、商贸往来、大型水利建筑工程等因素构成。旅桂士人、文人及其人口迁徙的客家人，带来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传播，并与当地文化交流与融合，形成广西政治文化、土官文化、藩王文化、科举文化、书院文化、戏曲文化、工艺文化、文学艺术及其各种社会生活文化形态。明清之后，常被中原地区称之为“南蛮”地区的广西，其文化形态与中原文化并无二致，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主流。至晚清时期，粤西文化发展到高峰“，岭西五大家”步桐城派古文余绪，崛起于文坛；临桂词派入主词坛，名震京师，王鹏运、况周颐被称誉为“清季四大词人”。至近现代以来，广西在鸦片战争、帝制、民国建立与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功不可没，对中华民族及其中华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三是跨区域文化交流的广西区域文化的构成性。与广西毗邻的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域各具有独特鲜明的区域文化特性特征，也都与广西在跨时空、跨区域交往交流中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区域文化融合的构成性特征。处于广西与湖南交界节点的桂林，历史上也是广西省府所在地。通过秦始皇统一岭南时期修筑的兴安灵渠，沟通湘漓水域以及湘江沟通长江水系，漓江沟通珠江水系，从而贯通长江文化与珠江文化。并开发翻越五岭的湘桂古道，建立湘桂沟通交流的各种渠道。中原文化及其湘楚文化影响广西，尤其是桂北地区，构成具有湘桂文化融合特征的桂北文化形态。此外，先秦战国时期的楚国，其南面边界绵延至广西荔浦，楚文化影响广西不言而喻。处于桂东的广西与广东交界的梧州，古为苍梧地区，粤文化影响范围扩大到广西贺州、玉林等地；桂南沿海的广西合浦，构成现在北海、钦州、防城港三足鼎立的北部湾地区，与广东沿海毗邻，也是粤语区域，粤文化影响至南宁，广西桂东南文化交融特点显而易见。桂西地处广西与贵州交界的宜州、河池地区，广西与云南交界的百色地区，桂黔滇区域交往及其文化交流形成广西桂西文化特点。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语言，广西语言构成大体分为四大板块，一是以桂柳话为中心覆盖桂北、桂中、桂西地区，为西南官话，属北方方言语系，包括云南、贵州、重庆、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均属于这一语系；二是以南宁、梧州、北海为中心的桂东、桂南粤语地区，与广东粤语同属这一语系；三是以壮侗语系为中心的广西各少数民族语言；四是广西各地方言与土话。显然，广西语言及其方言具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通过语言进行文化交往与交流，形成文化交融与融合的文化构成性形态与特征。

西域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西南“三部曲”；区域社会史；现代性；地方性；地缘转向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3—0022—5

王笛先生所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堪称对中国西南腹地研究的“三部曲”。这三部著作均以中国西南腹地为研究对象，从对一个地区全面的考察，到对一个城市街头文化的探索，最后到一个城市的一种公共空间的分析，这样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过程，不仅反映了王笛先生本人学术旨趣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发展。

其中，《跨出封闭的世界》在1993年出版后即得到史学界的广泛好评，是公认的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代表作。《街头文化》2003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问世仅一年，欧美学术界便有多篇书评，如《美国历史评论》、《亚洲研究评论》、《社会史》等较权威的杂志均有书评给予积极的评价。由于该书对城市史研究所做出的原创性、开拓性的贡献，2005年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中文版于2006年出版后，亦赢得大陆史学界的积极评价。《茶馆》2008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美国《商业史评论》杂志认为该书是作者“继《街头文化》之后的又一力作”。该书中文版于201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亦引起大陆学界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从学术史脉络对这三部著作进行系统评价，故在本文中笔者将这三部著作放在区域社会史研究整体进程的框架下，以“问题意识”为中心进行集中考察，以期深化对王笛先生学术精神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反思区域社会史的“地缘化”取向。

一、“现代性”与“地方性”：新视角下的西南区域社会史研究

区域社会史研究是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学术发展的三大特征之一，王笛先生《跨出封闭的世界》便是前期区域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从分析框架和研究主题上，作者主要聚焦于以“传统—现代”为核心论域的现代化范式，其目的在于展现长江上游这个地处中国西南腹地的农业大区是怎样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的。在本书中，作者把“传统”看做是阻碍西南腹地迈向“近代化”或“现代化”的主要因素，而“传统”基本上是应该予以批判和否定的。对此，杨念群先生批评道：“知识界对现代化过程往往容易采取简单笼统的认同态度。于是在对这个过程的评价中，常常仅以现代化程度为参照，逐步形成了对传统的负面评价标准，而没有对现代化的各种理论框架提出反思性的批判”。就《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而言，王笛先生仅从西方社会学家所归纳的现代化基本特征作为其立论基础，虽然也指出“传统”与“现代化”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开的界标，但在其主观上并未把中国传统“停滞”论作为所要辨别的对象。然而，这种基于现代化理论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存在三大缺陷：

（1）“整体”论的迷思。受法国年鉴学派“整体史”观的影响，作者试图在研究内容上体现整体性，却把一些互不统属的要素全部纳入“现代化”范式，然后对单一要素进行逐一分析，却看不清彼此之间的互动与联系。

（2）“自上而下”的精英话语霸权。在研究视角上，作者从现代化精英的立场来看待社会变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地方精英的思想和活动上。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导致作者接受了精英的“文化霸权”，从而忽视民众在现代化历程中的遭遇，更没有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理解历史与文化的连续性与其传统生活方式存在的合理性。

（3）理论预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这种基于“现代化”范式的理论预设表现出相当浓厚的“西方中心”色彩，其隐形命题就是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在该书中，作者认为西南地区深居中国内陆腹地，尽管其现代化历程颇为曲折，但我们只要克服传统的惰性就可以成功完成现代社会转型。虽然作者无意以“西方”现代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参照系，但却忽视了本土传统在“现代性”建构的合理性。

西域文化论文篇(7)

南京大学教授丁帆认为，“所谓‘地域自然’，就是自然环境为地域人种的性格特征、文化心理、风俗心理、风俗习惯的形成所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这种‘后天性’的影响，亦成为地域文化小说所关注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瑏瑡丁帆的观点说明了自然地理环境在地域文化小说中的重要作用。而田中阳则认为，“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在当代小说艺术个性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选择’作用”瑏瑢，直接点明自然地理环境对当代小说的艺术个性存在着深刻的影响，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贾剑秋、何西来和湖南理工学院教授李大健。贾剑秋认为，“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展现作者故乡的异域风情”是构成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地域文化审美特征的重要因素。李大健认为，“山川景物，民风民情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品位有着客观规定性，对于作家的创作风格的形成起着主导作用。”何西来认为，“地域文化因素作为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进入作品，大体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部分。在小说中，它们主要起一种情调、氛围的烘托作用，让鉴赏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增强逼真、似真的审美效应。”瑏瑥从创作主体———作家和创作客体———作品出发论及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常谈而常新的话题。某一地域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地理环境对于作家的影响，古人就有论及。当代学者拓宽了这一研究的视野，不仅指出了作品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地域文化因子，同时更进一步指出了地域文化对作家所施及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仅体现为作家的情感体验，同时也影响着作家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及审美情趣。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地域文化审视

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除了某一地域的自然景观之外，还有其历史沿革、民族关系、风俗民情、生活状态、语言乡音等重要因素。换言之，较之于自然条件，由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对文学的影响更为复杂、深刻。20世纪中国文学中，作家在对特定地域人文景观的描述中，往往隐含着作家“改造国民性”的深思。武汉大学教授樊星认为，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不止于“究天人之际”，同时也应当通过地域文化揭示民族性。

(一)评论家指出风俗民情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性。田中阳从“对文学个性化形成的价值”、“对小说无限的、永恒的魅力”、“与文学的认识功能相通”等三个方面全面展开论述，深刻揭示出区域风俗民情对文学的影响:“对于文学，尤其是叙事艺术的小说来说，区域文化中的风俗可能是最重要的了。区域性风俗对文学、尤其是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瑏瑧严家炎在论及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流派时认为，“风俗画对于文学，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无数艺术实践的经验证明，文学作品写不写风情民俗，或者写得深沉不深沉，其结果大不相同:它区分着作品是丰满还是干瘪，是亲切还是隔膜，是充满生活气息还是枯燥生硬。世界上许多生活底子雄厚的大作家和大作品，都是注意写风俗民情的。”

(二)评论家将作品中的风土习俗分为“丑陋”和“美好”两种类型。“丑陋”和“美好”反映出作家在表现这两种风俗时所蕴涵的不同的思想感情，体现作家不同的审美倾向，但作家文化审视的视角却都是鲜明的。在表现“陋俗”的作品中，评论家指出:“作家在乡土文化的反思中，将代表乡土固有文化灵魂的民俗作为焦点审视，通过一定的民俗来反映历史文化积累的尘垢，从文化积淀中探查国民性的病根和社会衰朽的病源。”关于这一点，评论家列举出一系列的作家:从现代的鲁迅、乡土小说流派的诸位作家、茅盾、巴金、老舍、萧红、赵树理到当代的韩少功、郑义、贾平凹等人。在对个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中看到，作家的作品经由描绘风土习俗而显示出文化审视。如评论家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他将乡土小说的创作与国民性问题的探索联系在一起，将乡土人物的命运与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将民俗风情的描绘与文化审视的目的联系在一起。”而关于“美好的风土习俗”，评论家认为:“作家笔下的乡土风俗表现得美好、优秀、富有人情，闪烁着文明智慧之光，为异域风情涂抹着明丽斑斓的色彩。”除了表现“明丽斑斓的色彩”之外，“美好的风土习俗”之中也隐含着作家的文化审视。评论家同样从个体作家入手，指出鲁迅、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人的创作“以淳美乡俗写美好人性”，从而揭示出“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

(三)评论家指出在作品中直接描绘某一特定地域的风土习俗表现的仅仅是“风俗的表层”。评论家指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对风土习俗的深层表现，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更为深刻的文化审视。他们认为，“风俗的深层是以人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它是内隐的，看不见，摸不着，存活于人的心理世界中。”瑐瑣因此，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与风土习俗有很大的关系。“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临的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评论家通过对阿Q、祥林嫂、闰土等人物形象的分析，认为他们的性格命运与浙东的风土习俗紧密相连，“在异域风情画中展示乡土人物的生活与命运，为小说人物性格的形成，提供了广阔深邃而富有个性特点的文化背景。”同时，在这些人物身上，传达出鲁迅深刻的文化审视:“将中国文化的积垢作了剔肤见骨的揭露”，为“追溯弱国衰民产生的症结，探索国民精神的改造，造就富有生机的现代文化开辟了路径”。当然，从地域文化这一角度去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提到的作家还有很多，贾剑秋在《文化与中国现代小说》一书中，以地域为标准，划分出浙江作家、中原作家、荆楚作家、关东作家、台湾作家、西南作家，对诸位现代作家的文化审视，多以风俗民情环境中的人物形象分析为切入点。樊星在其专著《地域文化与当代文学》中，论及沈从文、韩少功，均指出其人物形象塑造中楚地的风俗民情对其施及的影响，以及由此表现出作家的文化审视———“实现中华民族‘人与人关系的重造’”，“‘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

地域文化场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

文化与文学有着天然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文学则来自于人类的社会生活，来自于人类的审美创造。所以，文化是文学的“源”，文化孕育着文学。同时，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既是文化的文本影像，又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对于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许多学者都认为研究某一特定地域的文学，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文化场中。“我们试着将地域文化或地域文学看作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地域文化场’或‘地域文学场’。”瑐瑨中国地域文化鲜明的特征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作为对文化现象的概述，就是指各种文化和谐的发展，而又各自保存自己的特色，中华文化是我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由多个地域文化构成，因此它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瑐瑩在共性方面，有评论家指出:“不同的地域文化之所以能够和谐相处，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相同的文化因子，这就是儒家思想。”瑑瑠由此，20世纪中国文学所具有的共同的精神，就是作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深刻的理性精神。而更多的评论家从个性不同的地域文化场出发，发现了其中蕴涵的不同的中国文学精神。深圳大学教授陈继会的研究注重对20世纪中国小说文化精神的探讨，他将20世纪的小说放置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地域文化场中进行解读，“是把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及其特征置于整个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框架中来寻找并阐释其中所包含的意蕴的。”

在此基础上，陈继会认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文化精神是“民族灵魂的拯救与重建”瑑瑢。而樊星将中国的地域文化区分为“北方文化场”和“南方文化场”，指出北方厚实的黄土地让作家的笔分外沉重，因此，在“北方文化场”中孕育出的文学精神是“苦难成全了坚忍”的苦难意识，是“刚烈的自由魂”。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格外沉重的现实生活，是坚忍不拔的抗争意识。而“南方文化场”孕育出的文学精神则表现为一种神秘、奇丽、狂放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作家的笔下，这种精神化为对青山绿水酣畅淋漓的描写，对原始、神秘的民间文化的全景展现，是文学想象力的飞升。在两个大的地域文化场的区分之外，樊星同时也划分出许多更小的地域文化场，如“齐鲁”、“秦晋”、“东北”、“西北”、“中原”、“楚地”、“吴越”、“巴蜀”等，并以“悲怆”、“悲凉”、“神奇”、“雄奇”、“奇异”、“绚丽”、“逍遥”、“灵气”对不同地域文化场中的文学精神作出了较为精确的阐释。田中阳对于这几大地域文化场中所孕育出的文学精神的论述则更为具体，如，他认为三秦地域文化场所孕育出的文学精神表现为一种“为文学献身的悲壮精神”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同属北方齐鲁作家的文学精神就是一种“好汉”精神。南方的吴越之地孕育出的文学精神则是“求异求奇求精”，湘楚文学则表现为“浪漫”。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部文学的倡导，评论者也越来越注重从西部文化场出发去探寻西部文学的精神。著名评论家李星对孕育出西部文学精神的西部文化场作出了确切的定义:“我们认为对文学创造具有巨大影响的仍将是由其地理人文环境、多民族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所制约西部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人生意识，正是他们构成了综合性的西部精神和西部意识的核心，决定了西部的文化精神特征。”瑑瑥云南教育学院教授余斌认为，西部文学之魂表现为忧患意识，在忧患意识之中包含着流亡情结。这里的西部文学之魂实际上就是指一种文学精神。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则认为，西部文学精神存在四对矛盾，“它们在性质和形态上都不尽相同。历史感和当代性是一种纵向精神反差，忧患意识和达观精神、民族主体意识和心态杂化色彩是一种横向精神反差，这三个对子一般不具有明显的进步与落后的分野。而封闭守成和开放开拓这个对子，则常常可以归结为进步与落后的性质。整体上看，它们在西部处于两极震荡之中，具体情况又很复杂。四对矛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以不同比例、不同形态对立统一着。”这些学者从西部文化场的角度对西部文学精神的探讨，对西部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还有评论家从山与水、城与乡等不同的角度划分出不同的地域文化场，并指出其中蕴涵的不同的文学精神，如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将北京作为一个独特的地域文化场，指出老舍、邓友梅、刘心武、韩少华、汪曾祺、陈建功等人所受的北京文化的影响:“北京魅力是内在于人生的，内在于居住古城中分有其文化精神的人们的人生的。”而北京文化场中诸位作家共同的文学精神则体现为:文化展示中的理性态度;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审美追求;介于俗雅的平民趣味等。瑑瑩当然，从地域文化场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却为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者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多侧重于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人物、语言与地域文化等，多集中于分析作家储存于记忆中的富于地域特色的人、事以及生活情景，认为这些从少年到青年初期的生活，加之作家成年后的人生经历，是作家作品地域特征形成的重要原因。而某地的民俗文化则是影响作家作品审美特征的重要原因。这种文化学批评的角度，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作家与地域的关系，深入审视文学在不同阶段的艺术表征及其内在含蕴，归纳揭示其深层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特质。因此，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至少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意义:突显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文化属性，突显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地域文化属性，突显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性，突显了主流视野之外的地域文学的价值。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这种研究还可以有多种可能性:

(一)可以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去研究。特定地域中总是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原型，诸如古代的神巫、精灵、圣贤、鬼神、仙佛、神话，等等。这些文化原型常常被作家以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写进作品中，融化为作品的题材、主题或人物。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作出了相应的研究，如对韩少功“寻根”小说的研究中，注重巫诗传统对其产生的影响，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文化原型对作家个性的影响。可以说，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去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对于我们进一步挖掘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及意蕴，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可以从文化象征符号的批评角度去研究。每一个地域的文化之中总是积累着许多广为人知的文化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往往存在于某一地域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民间艺术以及方言中，它们常常存在于作家的潜意识里。当作家创作之时，这些文化象征符号往往被作家自然而然地写进作品中，从而创作出独具个性的象征符号———人物形象。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闰土，均是带着浙东文化特征的艺术象征符号;而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与张承志笔下的女性形象在人物性格上大相径庭的原因，也与文化象征符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