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底蕴精品(七篇)
篇(1)
杨礼清：对美国第一印象是自然，每一栋房子，每一处绿地都没有任何人为的修饰，感觉和大自然离得很近。在唐人街举办的中秋街坊节，其实是中国中秋传统文化在美国华人圈的一种展现，中秋讲究团圆，福建同乡会就出资购买一些月饼等礼品分发给华人乡亲，而我们也从国内带去了中国茶作为中秋礼物送给当地华人，希望他们都能喝到我们的一份心意。所以此次美国行我最大的感受就如品饮一盏茶，充满了自然和人情味。茶本源于自然，不管它最终变成哪一种茶，我们总从品饮中又能体会到它自然的气息；同样在中国人看来，茶也充满了人情味，为人处世的精妙也都融于一盏茶中。
《海峡茶道》：在西方生活方式占据世界消费主流的现在，中国茶最能吸引西方人的是什么？
杨礼清：我们必须坚守中国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健康的品饮理念。茶叶之所以在今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思想。中国人在语言交流中少不了一杯茶，它为沟通创造出良好的氛围，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我们会在一杯茶中产生智慧的碰撞，会在一杯茶中领悟许多人生道理。酒是欧洲人的饮料，茶是中国人的饮品，而且是一种健康的饮料。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对养生保健的追求都是一样的，西方人已经接受中国的太极，就是因为太极对养生有益。太极是在动中养生，茶则是在静中养生。
《海峡茶道》：中国茶要以什么形式进入西方，才能更让西方人接受和认可？
杨礼清：在坚持丰富的中国茶文化基础上，可以尝试任何一种传播形式。华人的影响力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播工具，这次我们在纽约做中国茶的活动，就让我的一位朋友深受启发，因为美国的华人餐饮业很兴盛，他决定要与一些大型的酒楼合作，在酒楼的一角设置中国茶的品茗区，先从服务前来就餐的客人开始，再延伸到茶品销售。我觉得还可以向国家相关部门建议，在孔子学院开设中国茶的相关专业课程，孔子学院里的学生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兴趣的，通过他们再向西方人群传播。
从企业来说，任何中国茶要走进西方市场，首先是保证质量，这不仅是一家企业要做的，更是整个行业必须要努力的。第二是传播茶文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几千年来茶给中国人带来的好处。第三就要与时俱进，在坚持文化的基础上，可以用很现代的方式来推广，根据大家需要的不同，比如美国人习惯于快餐式的消费模式，我们就可以从袋泡茶、冷泡茶方面入手，开发出更便捷的快消品。其实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喝茶方式也都在不断的改变，从唐代煎茶，宋代点茶到明清散茶冲泡，但茶的本质没有改变。
篇(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一致性，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探索、寻找。张岱年、程宜山认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吴雁南等人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在长期的积淀中留下不少民主性的精华，懦家的大同思想，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追求，讲求群体的观念以及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等，都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社会主义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是空想的、主观的，乃至宗教性的。这些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事实正如他们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许多相融、相通之处，如中国人民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一分两合”的辩证思维传统、“知行之辨”认知论传统、“重民”和“大同”的社会历史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契合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观、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观与中国传统哲学朴素唯物论的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而中国哲学具有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源远流长。早在殷周时代，《尚书·洪范)就阐述了“五行”的思想，认为世界是由五种物质元素组成的，开创了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先河。老子“道”论的提出和阐述，引发了人民对宇宙本源的哲学思维，把人民的思想从神学的笼罩下解放出来。《管子》、《易传》、《韩非子》等均发挥了老子的“道”论思想，并将其改造成为唯物论。荀子是先秦时期最伟大的唯物论者，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其最高理想是“制天命而用之”，最后达到与天地万物的和谐。汉代王充以“元气”为始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在《论衡·自然篇》中认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天地和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和气，子自生矣。”魏晋时期的杨泉推进了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提出了“水土之气，升而为天”的观点；唐代的刘禹锡总结历史上关于“天人之辨”的规律，认为天是“有形之大者”，而人是“动物之尤者”月，提出了“交相胜，还相用”的学说，发展了荀子的唯物思想。宋代张载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对佛教唯心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太虚即气”、“凡有皆象，凡象皆气”的唯物主义观点，建立了气一元论的理论体系。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和王夫之则把张载的“气一元”论进一步发展，最终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契合。中国传统哲学不仅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有成熟的辩证法思想。发达的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与各国哲学比较中更显得早熟、丰富与深刻。成书殷周之际的《易经》，就用吉凶、祸福、上下、生死、损益等对立的范畴来描述现实世界的矛盾对立现象。《易传》进一步将这种对立思维体系化，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不仅如此，中国的先哲们还具有“否极泰来”的矛盾转化思想。管子曰：“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孙子将这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维方式运用到战争中，指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老子更是将这种矛盾的转化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多，多则惑。”认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随着历史的发展，辩证法的思想也在不断前进，如宋代张载的“两一”学，明清之际方以智的“表一必有二，二本一”，“尽天地古今皆二”的思想等，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辩证思维传统。正如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所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国化的结晶。“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就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同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客观事实，要求人们如实地把握世界。正如方东树所说：“夫即物穷理，非即实事求是乎?”口枞而将实事求是由考据学命题转变为哲学认识论命题。总之，“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正如章太炎所说：“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务实精神，成为讲究实事求是的直接的民族思想来源。
在1941年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经这样的阐释，“实事求是”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就获得了充满生命火力的崭新含义，并成为了思想的精髓，成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新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和学风。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又是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化的典范。
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正确地回答了人类能否认识世界和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从而使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得到科学解决。它的基本观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于认识的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前提和来源，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二是关于认识的过程，列宁指出：从感觉到思维，从思维到实践，就是“认识客观实在辩证的途径”。这种认识过程，“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三是关于认识的目的，马克思指出：认识不只是用来“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改变世界”；关于真理的标准，马克思认为，真理是客观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应该在实践中证明”。实践是检验理论是否与现实相符合的“唯一标准”。
认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之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认识与实践关系问题的探讨。《左传·昭公十年》中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尚书·说命》中也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提出了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孔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个自觉探讨知行关系的哲学家，他特别强调言行一致，追求知和行的统一，认为君子之所以“讷于言而敏于行”，是因为“耻躬之不逮也”。墨子提出“言有三表”法，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古者圣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荀子集中论述了知和行的关系，他尤其重视行，指出：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故“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宋代以后，知行之辩问题的探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理学家朱熹建构了较为完整的知行关系学说。他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但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因此，“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知行之辩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提升到最高水准。首先，他明确提出了“行先知后”这一著名命题，认为“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必矣!”闭其次，他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思想，断定“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最后，他对知行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科学阐释，认为知和行是“始终不相离”的，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资互用，“并进而有功”。
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对知与行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人类的知与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从“不知而行”到“行而后知”再到“知而后行”。从总体上看，孙中山先生的知行观不仅超越了古代认识论水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比较地接近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可见，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从先秦、两汉、宋明、一直到近代，不间断地传递着“以行验知，以行证知”的优秀传统。这种“知行统一”的认识论传统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统
一、认识与实践的统
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等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了传统文化的基础。
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传统认识论的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来源。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二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三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和检验的标准。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给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至于真理的检验标准，明确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社会历史观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客观必然，而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详尽的描绘，但还是确立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阶级和国家消亡，等等。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决定力量，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区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诚如列宁在分析历史上一切唯心史观之所以失足的原因时所指出的：“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里，也有一种“大同”思想，并且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代，诸子百家就对各自的大同世界进行了描绘。孔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大同思想对中国人民的影响非常深刻。到了近代以后，民族的灾难与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中国人民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和探索也就更加积极。洪秀全设计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天国。康有为“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构思出了一个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的大同社会。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大同理想无疑与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因此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是以“大同”来指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这些世间大事中，将“民”列为首位。孟子则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论至今仍振聋发聩。不仅儒家提倡以民为本，道、墨、法诸家都有这种以民为贵的重民思想。尽管这种思想还没有达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科学高度，但它毕竟是达到这个高度的必经阶段。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社会历史观的契合，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注重把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融会贯通，如在宣传共产主义时。把共产主义描绘成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村，公共工作，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结合起来，希望通过“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他人世救民的目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相通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民族文化底蕴。如果没有这种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李鼎民所言：“以中国哲学的唯物论体系来介绍马列主义，乃是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国民族形式得到真正实现的唯一途径。”
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哲学；契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源于欧洲工业文明时代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20世纪初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当时的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逐步中国化，首先归结于传播信源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冲击力和感染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而产生的偏狭理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取得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认同。“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根据本文的需要，我们将致力于对后一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一致性，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探索、寻找。张岱年、程宜山认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吴雁南等人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在长期的积淀中留下不少民主性的精华，懦家的大同思想，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追求，讲求群体的观念以及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等，都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社会主义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是空想的、主观的，乃至宗教性的。这些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事实正如他们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许多相融、相通之处，如中国人民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一分两合”的辩证思维传统、“知行之辨”认知论传统、“重民”和“大同”的社会历史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契合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观、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观与中国传统哲学朴素唯物论的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而中国哲学具有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源远流长。早在殷周时代，《尚书·洪范)就阐述了“五行”的思想，认为世界是由五种物质元素组成的，开创了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先河。老子“道”论的提出和阐述，引发了人民对宇宙本源的哲学思维，把人民的思想从神学的笼罩下解放出来。《管子》、《易传》、《韩非子》等均发挥了老子的“道”论思想，并将其改造成为唯物论。荀子是先秦时期最伟大的唯物论者，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其最高理想是“制天命而用之”，最后达到与天地万物的和谐。汉代王充以“元气”为始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在《论衡·自然篇》中认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天地和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和气，子自生矣。”魏晋时期的杨泉推进了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提出了“水土之气，升而为天”的观点；唐代的刘禹锡总结历史上关于“天人之辨”的规律，认为天是“有形之大者”，而人是“动物之尤者”月，提出了“交相胜，还相用”的学说，发展了荀子的唯物思想。宋代张载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对佛教唯心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太虚即气”、“凡有皆象，凡象皆气”的唯物主义观点，建立了气一元论的理论体系。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和王夫之则把张载的“气一元”论进一步发展，最终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契合。中国传统哲学不仅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有成熟的辩证法思想。发达的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与各国哲学比较中更显得早熟、丰富与深刻。成书殷周之际的《易经》，就用吉凶、祸福、上下、生死、损益等对立的范畴来描述现实世界的矛盾对立现象。《易传》进一步将这种对立思维体系化，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不仅如此，中国的先哲们还具有“否极泰来”的矛盾转化思想。管子曰：“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孙子将这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维方式运用到战争中，指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老子更是将这种矛盾的转化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多，多则惑。”认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随着历史的发展，辩证法的思想也在不断前进，如宋代张载的“两一”学，明清之际方以智的“表一必有二，二本一”，“尽天地古今皆二”的思想等，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辩证思维传统。正如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所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国化的结晶。“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就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同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客观事实，要求人们如实地把握世界。正如方东树所说：“夫即物穷理，非即实事求是乎?”口枞而将实事求是由考据学命题转变为哲学认识论命题。总之，“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正如章太炎所说：“国民党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务实精神，成为毛泽东讲究实事求是的直接的民族思想来源。
毛泽东在1941年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经毛泽东这样的阐释，“实事求是”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就获得了充满生命火力的崭新含义，并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成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新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和学风。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又是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化的典范。
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正确地回答了人类能否认识世界和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从而使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得到科学解决。它的基本观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于认识的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前提和来源，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二是关于认识的过程，列宁指出：从感觉到思维，从思维到实践，就是“认识客观实在辩证的途径”。这种认识过程，“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三是关于认识的目的，马克思指出：认识不只是用来“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改变世界”；关于真理的标准，马克思认为，真理是客观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应该在实践中证明”。实践是检验理论是否与现实相符合的“唯一标准”。
认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之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认识与实践关系问题的探讨。《左传·昭公十年》中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尚书·说命》中也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提出了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孔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个自觉探讨知行关系的哲学家，他特别强调言行一致，追求知和行的统一，认为君子之所以“讷于言而敏于行”，是因为“耻躬之不逮也”。墨子提出“言有三表”法，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古者圣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荀子集中论述了知和行的关系，他尤其重视行，指出：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故“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
宋代以后，知行之辩问题的探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理学家朱熹建构了较为完整的知行关系学说。他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但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因此，“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知行之辩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提升到最高水准。首先，他明确提出了“行先知后”这一著名命题，认为“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必矣!”闭其次，他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思想，断定“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最后，他对知行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科学阐释，认为知和行是“始终不相离”的，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资互用，“并进而有功”。
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对知与行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人类的知与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从“不知而行”到“行而后知”再到“知而后行”。从总体上看，孙中山先生的知行观不仅超越了古代认识论水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比较地接近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可见，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从先秦、两汉、宋明、一直到近代，不间断地传递着“以行验知，以行证知”的优秀传统。这种“知行统一”的认识论传统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等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了传统文化的基础。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传统认识论的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来源。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二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三是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和检验的标准。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给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至于真理的检验标准，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社会历史观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客观必然，而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详尽的描绘，但还是确立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阶级和国家消亡，等等。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决定力量，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区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诚如列宁在分析历史上一切唯心史观之所以失足的原因时所指出的：“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里，也有一种“大同”思想，并且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代，诸子百家就对各自的大同世界进行了描绘。孔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大同思想对中国人民的影响非常深刻。到了近代以后，民族的灾难与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中国人民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和探索也就更加积极。洪秀全设计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天国。康有为“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构思出了一个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的大同社会。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大同理想无疑与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因此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是以“大同”来指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这些世间大事中，将“民”列为首位。孟子则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论至今仍振聋发聩。不仅儒家提倡以民为本，道、墨、法诸家都有这种以民为贵的重民思想。尽管这种思想还没有达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科学高度，但它毕竟是达到这个高度的必经阶段。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社会历史观的契合，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注重把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融会贯通，如毛泽东在宣传共产主义时。把共产主义描绘成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村，公共工作，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结合起来，希望通过“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他人世救民的目的。
篇(4)
中图分类号:TS941.2 TS93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09)12-094-012
摘要:我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传统图案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了解传统图案的风格特点及形成因素,才能对其继承和创新,并应用到现代服装图案设计中,进一步提高现代服饰文化。本论探讨了中国服饰文化中的图案与服装设计的关系。
关键词:图案设计;图案纹样;服饰图案
中国拥有56个民族。分布地域的辽阔,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生产方式的不同,审美情趣的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传统图案丰富且有文化意蕴。中国民族图案从形式到内容,从创意到工艺制作都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于我们的服装设计师来说,那应该是无尽的宝藏,而这宝藏正是我们进入世界服装先进行列的文化根基。
一、传统图案元素分析
1.原始服饰图案的发展特色
原始服饰有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恶劣的环境下佩戴这些饰物,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2.商代服饰图案的发展特色 我国的服饰图案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历程,有着悠久的历史。服饰图案据最初考察表明,有文字记载是商代。那时,奴隶主身着的是带有雷龟纹的服装。图案的装饰主要表现在服装的领口、袖口、前襟、下摆、裤角等边缘处及腰带上;表现形式主要是规则的回龟纹、菱形纹、云雷纹,而且是以二方连续构图形式来表现的至今,这种二方连续构图形式仍普遍地运用于服饰图案设计中。
3.周代服饰图案的发展特色
到了周代,随着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纺织业也应运而生,于是出现了华美的暗花绸和多彩的刺绣品。人们用它制作服装,于是出现了冕服。从十二章花纹表现形式和象征意义来看,这些纹样并没有排出当时人们图腾崇拜的心理,同时,也表明人们已不是仅仅把图腾崇拜作为唯一的服饰图案装饰了,而且已能够运用各种自然界的物象纹样来装饰自己,表现出了奴隶社会人们的审美意识。
4.秦汉服饰图案的发展特色
秦汉的图案以瓦当图案最为精美,瓦当图案以动物、植物、文字符号和几何纹为多,取材多与吉祥、辟邪有关。服饰图案除了十二章纹样的继续延用外,在图案造型的选择上,突出了龙、凤的寓意。在服饰图案的表现上,龙、凤纹样不仅具有了很强的工艺化、装饰化特点,更具有审美价值,而且在设计上也更加追求艺术造型的完美性了。综上所述表明,服饰图案的运用经历了最原始的一种蒙昧美的追求,图腾的崇拜,权力、地位的象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5.隋唐代服饰图案的发展特色
隋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我们看到的这些华贵优美的服饰图案,正是画工们在敦煌石窟用艰苦的劳动为后人们保留下来的珍贵形象的资料。唐代的服饰图案精巧美观。花鸟服饰图案、边饰图案、团花服饰图案在帛纱轻柔的服装上,真是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正如五代王建所说“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唐代的服饰、服饰图案对后代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缠枝纹在现代服饰图案中的运用,展示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
二、图案元素在现代服装中的应用
1.局部使用图案
将图案用于服装的某些部位,如领部、袖口、门襟、下摆等部位,整件服装以清地为主,局部用图案点缀来驱散了单调感,服装上图案有变化但不零乱,突出重点,主次分明。这种装饰方式可以说手法众多,特别在吸纳民族服装装饰方式的同时,更要注重服装纹样的细部构思,运用二方连续的几何纹样相拼艺术,使纹样在服装组合中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或奔放、或粗狂、或细腻、或工整的特点。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在开幕式上的服装主要运用了最能体现出中国风情的中国。
2.重复使用图案
为满足一些追求完整、统一美的消费者的需求,在服装设计时可采用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图案元素进行上下、左右、前后、内外的整体配合,形成一种整体感。最典型的是奥运会颁奖礼仪服装采用的“青花瓷”系列礼服,以瓷器装饰图案为主题图案,展现中国悠久的文化,设计别具匠心,精致的青花瓷花纹,点缀在礼服上,美轮美奂,让人不禁陶醉其中。使“青花瓷”成为2008年最流行的中国元素.奥运颁奖礼仪小姐身着青花瓷花饰的旗袍展现了最温婉的中国风情。奥林匹克公园里竖起青花瓷雕,连北京奥运支线地铁候车大厅里也布满了青花瓷元素的陈设,作为中国文化的青花元素得到全面升华。
3.高科技使用图案
采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替代手工加工,如利用电脑绣花进行机械刺绣,在面料上进行仿挑花、打籽等刺绣效果印染等加工方法,可节省时间;也可在面料上进行刺绣图案数码印刷;水晶烫片也可以快速地将设计图案实现在面料上,形成华丽的珠串效果。将这些机械化生产的图案用于现代服装,也能体现民族图案对现代服装服饰的贡献。
三、结论
民族图案应用于现代服装中,严格意义上说不是普通商品,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变迁的一把标尺,具有相当的价值,图案应用于服装使中国服饰文化享誉中外,自古至今都颇受人们青睐和推崇,同时服饰图案寓意的深刻内涵,已深入人心,成为了具有特殊意义的装饰,即使普通大众也喜爱有加。在现代服饰图案设计中,设计师们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敏锐地捕捉时代气息,洞察时代的步伐,是传统的审美经验和新时代的审美信息融会贯通,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服饰图案,图案设计应用于服装设计也成为了慰藉人们精神的文化产品之一。©
参考文献:
[1]《图案基础设计》.广西美术出版社.1997
[2]杨林,安毓英.《中国民间服饰艺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篇(5)
[关键词]法治；法治社会建设；道德底蕴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5 ― 0071 ― 02
自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上，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始，依法治国被正式提出，法治与道德就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依法治国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不断向前推进，关于法治与道德的研究也逐渐由传统的“法治与道德何为根本”、“法治与道德不可或缺”，到“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法治与道德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道路愈发通畅。
关于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我们首先提出最传统的三个问题，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是什么？为什么要法治社会的增强道德底蕴？怎么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详细回答非我一人之力所及，本文仅就为什么中的意义部分进行一点探析，即增强法治道德底蕴的意义究竟何在。研究之前，先来解题。法治，在我国即依法治国，简单来说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它是一种法律的运行状态；道德，即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而底蕴，是指事情的内涵。不例举名人大家的解释，仅从题面字义通俗来说，就是要在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融入道德的成分，使依法治国更具有道德内涵。那么如此说来，增强法治道德底蕴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以适应法治社会的文化变迁
泱泱文明并非全是精华，社会文化并非一尘不变。在古代“任人唯亲”乃是守德正道，“亲亲”法则，而到了现代的“任人唯亲”，已为法治社会所不容。究其根源，“法制”一词在古老的中国由来已久，其含义却与我们现代所提倡的“法治”不同。首先，古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中央集权与经济保守，这决定了法治维护的是统治者的利益而非全体人民；其次，古代有“忍与耐”的大家庭制度，人与人之间应讲“礼”，若为了正当权利却影响他人获利，打破世俗常规就很难在这样的大家庭生存下去；最后，还有息事宁人的诉讼观以及道德化的法律思想，让人们对司法机关退避三舍。
当然，这并非我们以今人眼光批判古代，古代的法治因其自有的历史渊蔽，决定了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无法创生出现代法治，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具有深刻的矛盾与冲突，甚至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对践行法治及法治精神的培育带来很大危害。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是这样传统的伦理道德，其中有许多精华的内容促使我们严于律己，彼此督促，不需要法律将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纳入其中也可以和谐的生活。因此面对传统文化，我们也不能直接将其放置在法治的对立面，人们对事物的接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要做的是更好地缩短或者优化这个过程。
（一）法治社会的法律文化变迁
我们法治建设的时间很短，只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相比于已经推行法治两百多年的西方国家，我们不可谓走得不快，但的确走的艰难。站在改革的“攻坚期”，我们必须在法治建设中正确处理传统道德与法治精神的关系。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框定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将道德融入到法治中去，即能够让法律单纯锐利的追求真相，又能够尽量不伤害到我们千百年来一贯维护的人伦亲情。法治，应该是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利益等因素的综合体。自1997年以来确立依法治国，十几年的实践大大提高了国民的法律意识，但要想从思想意识到实际行动真正做到依法治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法治社会的思想意识变迁
“维护社会稳定主要靠法律还是靠道德”，是一个既传统，又稳妥的历史性辩论题目。我们的社会其实一直都有对法律和道德进行思考，如果关注新闻会发现，在法治版的新闻报道中“道德滑坡”、“法律意识淡薄”等归因之法层出不穷。我们的道德真的崩坏了吗？我们依然褒奖好人、为灾祸中的人们提供帮助、痛恨人贩子、明辨是非。我们的法律非常缺失吗？我们从1997年就已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现行有效的法律已经能够满足民众对法律的诉求。如果我们能够在依法治国推进的过程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减少一些传统的、陈旧的人情观念对法治进程的阻碍，将道德成分融入到法治中来，就更好地衔接道德与法律，依法治国会更容易理解，更深入人心，更妥善的由传统“德治”过渡到现代法治。
（三）法治社会的政策法规变迁
1.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从立法方面来说要更加以人为本。其实在提出这个观念之前，在法律的不断修订中，已经有很多条法律体现了道德底蕴。例如，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强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就深刻的体现了在立法阶段对未成年人未来发展的考量。未成年人身心发展尚不成熟，犯罪未成年人主观恶性不深，可塑性、可改造性较大，但犯罪记录可用于约束其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不要再走歪路。如果法律只需要单纯锐利的追求真相，让这些未成年“坏人”受到惩戒，让他们对自己所犯过的错一生背负，我们维护了法律的权威，但却让一个未成年人失去了改正的机会。犯罪记录不应当是烙印化的和永久性的。这样的修订不仅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恤幼”思想的体现。
二、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可以增强法律的自律性
一直以来，道德更多的被冠以自律作用，而法律最多的是他律作用。他律自律缺一不可，但也各有缺陷。法律的他律作用使法律更多用在了事后追究，消耗了公共资源；而道德的自律作用也因为人性不同、自控力不同而不稳定。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就是要增强司法执法人员的自律性，由“发生问题后的法律震慑”转变向“由内心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促进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有多重要？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培根有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最近有一个很火的新闻报道，两位交警和一位给自己酒驾儿子求清的母亲对跪执法。这位母亲饱含一腔人情换法律的委屈，两位交警跪着两膝工作难执法难的无奈，而这种在法治社会本不该有的画面却只是现在社会上大大小小情法冲突的缩影。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加强司法、执法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增强公民的法治信仰有利于双向约束保证司法执法公平。法律再严密，司法、执法最终还是要靠人来完成。人的成长经历不同，想法、观念、出发点、价值观都不相同，如果仅仅依靠发生问题之后的处理来震慑其他没有发生问题的公民是不够的。有一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违法犯罪成本低而犯罪后一时的利益好处高，有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了；有一些问题是人们心中对法律不信任，出了问题自己去快意恩仇，不想通过合法的渠道解决。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加强法律的自律性，使法治成为每个人内心的信仰是内化依法治国的最好方式。
幸运的是，在此方向国家已经开始做一些努力，例如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国家公职人员就职时依法公开承诺终于和遵守国家宪法，这也是大多数有成文宪法的国家采取的一种制度，有利于国家公职人员增强宪法观念，引导人们自觉弘扬宪法精神、维护法律权威。将这种做法拓展开来，让显得“矫情”的做法成为常态，触动人们内心对法治的尊重和信仰。
三、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有益于实现法治文化认同
立法上的严密谨慎，执法上的客观公正与守法中的内心遵从一定是相辅相成的。有很多报道讨论过，说我们现在是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在市场经济的调整下，我们一下子从延续了两千年的农耕文明，靠天吃饭转变成了现代化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我们渴望公平甚至呼喊“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其实没有人会嫉恨他人的正当收益，却会在自己正当利益难以保全时痛心疾首。民患的不是不均，而是正当权利不被维护。当人们的内心缺乏对法治的信仰，强行推行法治的结果就只能是愈发加剧法治的正当性危机，让人们更加觉得新政治不正义，新道德不道德，新理想是强加的理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我们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从上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家在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指相结合。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正是一种结合方式的新思路。法律和道德不可偏废，法治和德治也需要共同发展。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增强法治社会的道德底蕴并不代表要将法律和道德完全融合，而是将二者中有利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共同发展的部分结合起来。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
我们既不要让法律在追求真相的同时伤害到人伦亲情，因此我们不可以强迫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也不要让倒在地上的老人无人敢扶，更不要让“乎格”、“聂树斌”用生命和自由促进司法公正、慎用死刑。总会有一天，法律的作用由震慑走向维护，每一个公民，自由的生活在法治的社会中，对法治的尊重不来源于法律的权威，而是从内心拥有对法治的信仰，强大自信、无需恐惧。
〔参 考 文 献〕
〔1〕田文昌.律师与法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35-37.
〔2〕王满春.中华法律文化探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18-19.
〔3〕王守贵.论当代中国的法治精神〔D〕.吉林大学，2010.
篇(6)
【关键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文化；应然性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地位，即“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小学语文阅读课，作为教师和学生在语文课程中共同生活的基本时空，是学生吸取积累优秀文化营养的重要窗口，承载着让学生逐步建构自己的文化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从文化层面来解读，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充盈着智慧、具有灵性、富有诗意，具有浓郁文化底蕴，阅读教学必须要让学生感受到文字的、文学和文化的魅力。小学语文课堂应注重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以文化浸染学生，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丰厚学生的文化底蕴，培养学生高品位的文化素养。从文化和教学角度讲，小学阅读教学的文化诉求有应然性特点。
1 从语文的学科特点和小学阅读教学的内涵层面，小学阅读教学应该强调文化诉求
在新课标中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如果只谈工具性，那么语文课就剩下孤立的字、词句、篇的语言训练，那么语言文字就失去了它的文化内涵，如过分强调人文性，因为那么语文课就失去了学科本身的特点，成为了一种说教。两者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本质上是统一的，笔者认为，在小学阅读教学中，应把握好度。语文的这种学科特点决定了我们应解读语文文本智慧，彰显语文文化魅力，重视文化建构的问题。不应仅仅强调语文学习的功利性，过分强调它的工具性价值，而更应强调对文本的整体把握和文化享受，注意从文本中汲取知识和文化，把语文学习作为文化建构的过程，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并逐步形成自己的文化和价值取向。通过阅读教学，渲染文化氛围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小学阅读教学的对象是可塑性很强的小学生，他们有强烈的学习意识，有感知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的内在需求，小学阅读教学从内涵层面讲，就应该彰显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具体的阅读教学中，如将富有感染力的音乐和直观形象的画面引入课堂，能使学生积极主动地融入角色，找到情感的共鸣点，达到“入境始于亲”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优美的音乐，形象的画面自然能够把学生迅速带入一种和谐、优雅的文化氛围中去。孔子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讲的就是时机要适当。在学生读、说、议、写的过程中，产生“愤悱”之感―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这时求知欲最强烈，思维也格外灵敏，教师加以讲解，穿插文化方面的知识，对学生来说，便犹如下及时雨，效果是很好的。语文阅读教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就应该包含着智慧之爱，就应善于进一步创造条件让学生到语文的大海中破浪扬帆，深潜求索，创造出种种充满生命魅力，文化魅力的景观。
2 从教师教授知识过程层面，教师语言、课堂内容须流淌着文化，应彰显文化底蕴
小学阅读教学，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应感受到文化魅力，这种文化不仅来源于文本，还来源于教师的教学语言。小学阅读教学中，必须通过老师的语言来具体表述出来，语文课堂上教师点评、诵读、讲解和发问，都可以折射出教师自身的文化底蕴和品位。没有文化底蕴的会使课堂索然无味，如同嚼蜡。所以，小学语文教师要提高自己的语文文化素养，不但要读自己专业领域的书，要读中外古今影响学生成长的先哲名人的成长故事，要读研究人心理的书，还应广泛涉猎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等各方面的著作，自觉地增强自身的文化底蕴。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通过语言文字向学生传递多元文化，培养学生独特的“人文体验”，小学语文课本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名篇佳作，蕴藏着浓郁的文化内涵，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中的文化因素，引导学生不断地获得积极的文化知识体验，享受学习的乐趣，感受祖国文化的魅力，从而使课堂沉浸在美好的文化欣赏之中。小学阅读教学要挖掘文化资源，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多数文章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题材体裁、风格丰富多样。在教材中有让学生感受祖国河山壮丽的课文《庐山的云雾》、《黄山奇松》；有让学生感受到浓郁民族文化氛围的课文《莫高窟》、《孙中山破陋习》；有教育学生知晓“仁、义、礼、智、信”传统价值取向的课文《九色鹿》、《掌声》、《诚实与信任》；有有可以直接感知传统文化魅力的《梅花》、《竹石》等……笔者认为当课堂能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引入文化资源，渗透文学教育，给学生以传统文化的熏陶，都给学生以文学的濡染和文化的浸润，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丰厚学生传统文化的积淀。
3 学生知识的汲取、素质的提升使小学阅读教学中的文化诉求成为一种应然
法国当代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埃德加・莫兰谈到未来教育时说：“这个教育的任务不是传授纯粹知识，而是传授使我们据以理解我们的地位和帮助我们进行生活的文化。”文化的一切方面，从语言、习惯、风俗、道德一直到科学知识、技术等都是后天学习得到的。在传统文化中注入新的内容，抛弃那些过时的不合需要的部分。以“文化诉求”来指导我们的语文教学，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语文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素质教育、学生成长的现实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内心受到熏陶和感染，人生观、价值观也会在浓浓的人文气息中得到正确形成，其人文内蕴也得到不断丰富。在语文课堂中，教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评价时应以激励性的文化语言，发挥文化的导向作用，促成学生思想自由地交汇、碰撞、升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学生人文素养的改造，主要是在语文阅读的实践中，对语文文本的理解、感悟、体验和思考的过程中完成的。笔者认为，小学阅读教学中，我们必须结合文化诉求，要以课文为凭借，以生活实际为依托，把道德情操的培养放在首位，让学生在学习语文过程中，受到情感的熏陶，有了美的享受，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形成其正确价值取向的目的。小学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强烈的求知欲望，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更有一种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在小学阅读教学中，我们通过文本知识的传授和文化的熏陶，使学生在增长知识的过程中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正确的价值观和厚重的文化底蕴，这既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
小学阅读教学，面对的群体是可塑性强、接受力强、充满好奇和求知欲的小学生，在我们小学语文老师具体的传道、授业、解惑过程中，文化诉求具有应然性特点，在教育改革实践大背景下，当我们小学语文老师能把文化当成阅读教学中一种常态需要，当我们能够自觉增强自身的文化底蕴，我们的具体阅读教学中一定能做好学生智慧人生的引路人。
【参考文献】
[1]王天锡.浅谈如何指导小学语文课外阅读[J].科教文汇，2007（9）
[2]李德顺.价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13.
篇(7)
【关键词】中国武侠电影 文化底蕴 审美价值
近几年来，我看的武侠电影有李安的《卧虎藏龙》、吴宇森监制的《剑雨》、徐克导演的《新龙门客栈》、刘伟强导演的《精武风云》、陈树凯的《八卦宗师》等。这些中国武侠电影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粹，其中著名导演李安的武侠电影《卧虎藏龙》以其特有的中国审美文化意蕴震惊世界，获得奥斯卡大奖。对中国大众读者而言，中国武侠电影无疑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文化样式。中国武侠电影为何深受广大读者青睐？因为它们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中国武侠电影表现的侠义精神
中国武侠电影不仅有精彩的武打镜头与巧妙的构思，还以快意恩仇和神奇武功吸引读者。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是“文以载道”，基本构成方式是在作品中构建善恶、正邪的对立。武侠电影也是这样，“武”承担了载体职能，在展开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的道德判断。我们从武打中可以看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道德归属。侠义精神作为武侠电影的类型规则，在随武侠电影的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形成相对固定的能指和不断扩大的所指。具体说，固定的能指是由小说、传奇传承来的，经过筛选表现为快意恩仇、济困扶危、除暴安良、为国为民等文化主题，不断扩大的所指是对爱、人道主义、情的容纳，使侠义精神在豪气与阳刚之外添了一缕人性阴柔。中国武侠电影中侠义精神的呈现主要是由侠客的行动及侠客的态度气质表现出来的。
在武侠电影中，胸怀侠义的侠客通常武功高强，武功或出自少林、或出自武当，从不暗下毒手，不会随便出手伤人；而坏人则相反，武功来路不正，滥杀无辜，下手狠毒。还有，在中国武侠电影中，体现着行动大于思想，侠义观念大于一切，为保知遇之恩，侠客们表现出无往而不前的豪迈大气；浪迹江湖，侠客们表现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为国为民，侠客们谱写了一首首动人的挺身而出的英雄之歌；匡扶人间，侠客们演绎着舍身取义、重义轻利的真谛。中国武侠电影以武为底色、以侠为精髓，两者相得益彰。
我们以《新龙门客栈》为例。它讲述了一批江湖侠客搭救忠良之后的故事。周淮安为代表的侠士必然战胜以曹少钦为代表的恶势力，这种“善必胜恶”符合了包括“武侠”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主旨。中国武侠电影始终贯穿一个精神就是“善必胜恶”，这是中国“仁义”思想的最终体现，是“武侠”的核心，是中国武侠电影的文化底蕴。
杨雨轩的侠义行为体现了为国为民的“忠”，搭救忠良体现了为国为民的“义”，锄强扶弱体现了“仁”，斗争的智慧体现了一个“智”。而“忠、义、智”无不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精髓，无不是传统武侠的延续。
二、武侠电影渗透着中华文化的特质
（1）中国武侠电影中的儒道释元素
优秀的中国武侠电影都是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之中，不断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将儒、道、释思想融合，表达了较深的人生境界。透视中国武侠电影的武功描写，往往能够看到渗透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侠客的神奇武功有各种各样，九阴真经、太极拳、太极剑、降龙十八掌等，无不是周易、阴阳五行学、经络学等“元典”的基本原理与武学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2）中国武侠电影武打设计中的虚实相间。中国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电影艺术的一个支流，在“武”的设计上自觉不自觉地遵从虚实相间的创作原则。武侠电影之“武”有两大源头：一是中国的传统武术文化；二是武侠文学中的艺术虚构。尽管武侠文学是在武术的基础上加以想象而成的文学形式，经过电影的技术处理，武侠电影之“武”呈现出两个方面：一是虚构的神功仙法；一是真实的武术再现。在武侠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两者合二为一，使“武”具有虚实相间的审美特性。导演胡金锉声称，中国武侠电影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故能两者兼备。
（3）中国武侠电影画面设计的意境。武侠电影《新龙门客栈》（李惠民徐克导演）有中国式的古典影像：大漠、黄沙、孤烟、客栈，意境苍凉悲壮，雄浑厚重。整个故事发生在大漠的一家破旧的客栈里——无垠的荒漠，偏僻的客栈，孤独的落日，几匹困顿的驼马，再加上凛冽的寒风……无不使人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句，更让人有一种荒凉、孤寂的悲怆之感。这种对“意境”的营造使观众摆脱了对具体时空的心理依赖，从而淡化了现实感和真实感，使人们更注重“神”，注重“气”，而不是纯粹的“武”。
（4）中国武侠电影中爱情的大象无形。中华民族的情爱表现含蓄、淡雅，是中国人独有的观照世界的方式。看似淡泊实则深刻，“大象无形”，这种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的文化心理是民族集体潜意识的堆积。
《新龙门客栈》中周淮安和仇莫言，爱情含蓄、谨慎，相见言语不多，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透露着彼此的无限深情，不仅仅是两人的默契，更是一种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执著。莫言看见金镶玉手中玩弄笛子时刹那的伤心与失落不可言说，然而隐而不发，隐痛只在自己心中，苦涩自己品尝。对待爱情的处理方式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表现，中国哲学的精髓是“中庸之道”、“天人合一”，中国美学的最高境界是“中和之美”、“温柔敦厚”、“含蓄蕴藉”，是要创造出“欲说还休”、“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言外之意和韵外之旨。
总体说来，中国武侠电影中的民族文化底蕴是契合了武侠电影的特点，促使武侠电影更具有民族品格和特色。纵观整个武侠电影的发展，武侠电影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风貌，但民族文化底蕴——民族精神总在有形无形中成为武侠电影的亮点，这也是武侠电影得以永恒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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