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思想论文篇(1)

春秋战国动乱550余年，其间战火连绵，诸侯争霸，生灵涂炭，人民遭殃，社会长期处于兵燹和混乱之中。

春秋时期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将首都从镐迁到洛阳。之后，郑庄公首先称霸，平王时“周郑交质”，各以太子住在对方作为人质；桓王时郑伯祝聃射中王肩，周王的军队被郑国打得大败，从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郑国之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对外扩张，形成很大的霸业；管仲死后，桓公任用小人，以至于自己死而无葬；后宋襄公短暂称霸，晋文公、楚庄王继而争霸几十年，发生过多次大战，最后在宋国大夫向戌的调停下晋楚弭兵，共为霸主，齐、秦与之结盟，其他国家还要朝贡；中原的烽火暂息，但东南的战火又燃起来了，吴王首先称霸，随后越王勾践成就了春秋时最后也是最大的霸业。到公元前474年，春秋时代结束。

进入战国时期以两件事为标志，一是魏、赵、韩三家分晋，三个大夫瓜分了晋国；二是田氏代齐，田姓长期居于相位，终于称君。战国之后，只剩齐、魏、赵、韩、秦、楚、燕七个大国，大家力量相当，谁也无法称霸。不过，实力还是有相对强弱的时候。始则经李悝、西门豹等改革的魏国力量最强，后来齐国的孙膑围魏救赵、减灶诱敌，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大败魏国的庞涓，同时，秦国打败了势力不断扩张的楚国，这样，齐国与秦国形成双雄并立的局面。但是随后乐毅率领六国军队打败了齐国，齐国差点亡国，只剩莒和即墨两地，最后田单用火牛阵收复了一些失地。但齐国还是衰落了，只剩强秦。长平一战，秦国打败了六国中实力稍强的赵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扫平天下，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倡其说，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等纷纷登台亮相，中华文化处于鼎盛时期。

秦始皇当政后，建立郡县制，也就是层层施控、上级命令下级的人治官僚制度（现代政治文明是法治分权的制度），同时，他采取法家的消灭文化的愚民治国态度，焚书坑儒，苛刑酷政；结果，秦祚短促。汉朝初时，吸取秦亡教训，“与民休息”，萧规曹随，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大大增强了国力。但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进入了漫无止境的意识形态独尊的时代，文化趋于毁灭，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被窒息。

这就是中国的特点，国家纷乱才有文化繁荣，国家“太平”必然文化灭绝，“太平”就是政治专制、文化专制、官府垄断资源。

所幸我们有孔子、老子、庄子，否则我们无以面对人类文明。

二

孔子首先是个伟大的教育家，是第一位人格独立的教师。他首次向民间普及教育，改变了学在官府、官师不分的局面；他提出“有教无类”（一切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的思想，为后来的科举制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也使得中国哲学成为大众化的知识；他主张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对师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主张以“仁”为教育的核心，让人们自爱而爱人，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提倡知仁行仁、中庸中和、“不忧”、“不惑”、“不惧”的修身要求，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温而厉”，“恭而安”；他主张面对道义，学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他注重人格感化，率先垂范：“其身正，不令而行”；他承认学问是从学习而来的：“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重视年轻人，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如果孔子不问政治，一直做教育家的话；如果他不被后来的统治者利用，被神化，成为棍棒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完美无缺的人，是个让我辈仰之弥高、顶礼膜拜的伟人。

孔子奠定了科举制度的理论基础，但这科举却成为统治者巩固专制制度、避免社会对抗的工具。科举使得贵族与平民双向交流，特别是使得老百姓可能“当官”，这让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小民垂涎欲滴，自觉放弃了改良坏的制度、暴政的想法。

与其说孔子是个哲学家，不如说是个政治思想家。他提出了“仁”、“礼”、“和”、“大同”等思想，目的是治理社会，扭转动乱的局势。

中国人急功近利，不做见不到眼前利益的学问。

所以，即使像孔子，其哲学理论也是支离破碎、缺乏理论深度、不成体系的，但作为政治理论家，他却是伟大的。

孔子的“仁”就是要统治者停止攻杀，时刻想到人民的利益；要诸侯贵族“能近取譬”，以己度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想一想：你想利益，别人也想，为何抢夺，为何贪得无厌？你想活命，别人也想，为何杀戮，为何不尊重别人？你不想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别人也不想，为何让别人骨肉分离，血流成河？

孔子要统治者施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自觉不贪不夺，讲人道，爱别人，这无疑是对牛弹琴。他不讲民众的监督、人民的，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人相差甚远。

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社会，孔子曰：“也必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也就是说，他要让君臣父子、各种社会关系符合它的称号，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子，不能胡作非为，臣子要像个臣子的样子，不能犯上作乱，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子，不能有违父道，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不能悖于孝道。因此，孔子要求恢复周礼，对社会“齐之以礼”，实行礼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人民“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样就形成一个有道的社会了。

中国人治理社会流于人治，从来以“精神文明”教育为主，辅之以惩罚人的刑法。孔子反对法治，认为那是外在的强迫，不如从内心顺化、教化、奴化人民来得高明。而西方人重视法治，不相信任何人，认为权力必然带来腐化、堕落，必须对之加以监督；法治首先是保护人权，其次才是惩罚人；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法治、民主、平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礼”的运用便是“和”，儒家强调“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流（不流于众俗）。”日本人自称是“大和”民族，早年宪法即规定“和”的民族精神，如今日本的企业间也是既讲竞争又讲协作，他们法人参股，各企业命运相通，同时，每一个企业内部劳资间、上下级间亦构成一个和谐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儒家的“和”的精神在日本得以很好的体现。反观中国––––––“和”的概念的发源地，人与人倾轧，面和心不和；企业与企业出口时争相削价，致使国家损失惨重。所以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几个中国人是条虫。

儒家信命。孔门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正因为相信命，因此，孔子相信上天委托给自己的使命–––––––“天生德于予”；“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也正因为相信命，所以，不患得患失，心胸博大–––––––“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

中国人大多是命定主义者，所以，少有闯劲，少有冒险，少有抗争。

孔子信命、畏天，但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子不语怪、力、乱、神”。子路问他鬼神之事，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敬鬼神而远之”。有人问死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中国人大抵是无神论者，尽管民间有许多支离破碎的鬼神信仰。但如信孔子、关公、妈祖、灶王、土地神、八仙、菩萨等，与其说是信鬼神，不如说是以此寄托对生活、生命的留恋。

如此无超然的信仰、无纯正的宗教，有时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但在社会剧变时期它会导致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瓦解，所以，中国人的世俗思想、价值观很容易发生动摇、崩溃。如晋时、明末、“五四”时期、“”时期。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可见，孔子有浓郁的道家出世思想。它也说明，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是儒中有道，道中有儒（老子庄子也有治世的思想）。

但孔子为什么没有出世做隐士呢？隐士们讥讽他“累累如丧家之犬”，在无道的乱世还到处奔忙，可孔子回答得很好：“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假若是个有道的社会，我孔丘就不参与改革了。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要挺身而出！）”

可见，孔子有一种气节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有一种乐观进取、追求“道”的精神：“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志于道，据于德”，“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追求“道”，但“道”不等于“真理”。中国人没有多少是非之心、正义感、真理意识。“真理”一词本来就不属于汉语的话语系统，是外来的。

有人问孔子：倘若儿子偷了人家的羊，做父亲的知道后是应当包庇还是揭发儿子呢？孔子答：应当包庇儿子。因为伦理高于正义！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也就是说，老百姓中有坏的东西，圣人也应当包容它。

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可见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总是霸占了仁义真理，长此以往，老百姓当然对正义之类的东西概念模糊了。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大家只好频频点头。

于是在现实中，中国人对错误的、丑陋的、恶的东西往往能熟视无睹，甚至助纣为虐。

模糊是非以至于成为一些人的修身准则，庄子提出“齐是非”，白居易要求自己“心中泯灭是非心”，郑板桥的一句“难得糊涂”风靡千百万、几个世纪的中国人。

所以，中国社会往往恶势力横行，人们一方面只顾保全自己，另一方面也不择手段地行事。

中国人没有多少正义感，但有“正气”感、“气节”意识，也就是为社稷牺牲、为皇帝效忠的思想。

孔子之后，孟子的思想成为主流，其人性本善、仁政、天人合一、天民的学说，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主义影响深远，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稍后，另一大儒荀子主张人性本恶、礼法并重、天人相分、勘天（战胜大自然）、天地人三才平等这些类似于西方的思想，反映了中华智慧的旁支，终究没有引起中国人观念的革命。

孟子之仁政学说、民本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如朱元璋之类的流氓皇帝对他恨之入骨，撤了他的牌位；但孟子的学说的欺骗性也是很大的。

孟子重视人、民心、自我的作用，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后人根据他的思想又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其实，老百姓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愚民、暴政也使得人民麻木畏惧，所以，坏蛋皇帝再多，王朝往往也能绵延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可见，所谓载舟覆舟实为中国人的欺人之谈！

孟子还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为明君清官的理论基础，人民总是如此翘盼，可现实总是昏君暴官。

孟子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政府放在第二位，统治者放在第三位；此理论诚可贵，可专制社会何曾做到过这样？谁不是把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呢？除非在民主社会，选民可以把不顾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赶下台。

孟子又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养“浩然之气”，此话乍一听不错，可仔细一想：何为“贤”？多数无非是溜须拍马，熟背八股的人；何为“能”？多数是八面玲珑，四平八稳的人；何为“浩然之气”，无非是效忠统治者、视死如归、两袖清风、养心寡欲的圣贤。

不过，孟子达到了中国人治社会的最高境界。

孟荀以降，出现了董仲舒这个“圣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原始的儒家科举制是他的功劳，他主张以德治取代刑治，改变秦的暴政；他规定“三纲五常”，从内心奴化人民；他发明天人感应学说，提出皇权授命于天；他运用五行生克循环解释王朝更替，以“天不变，道亦不变”巩固封建道统；他根据《公羊传》中的三世说“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及《礼记》中的三世说“乱世”――“小康”――“大同”描绘了中国人的太平盛世梦想，其实是中国人治境界的乌托邦；他的科举倡议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保持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沟通，成为一剂，使得老百姓屈服于专制统治和升官发财的梦想。

汉以降，王充的唯物主义、范缜的无神论、张载的以气为本体的学说、程颐程颢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李贽黄宗羲王夫之戴震唐甄的反僵化儒学、反一人专制的思想等等独树一帜，成为无思想时代的彗星。其中尤以程朱理学影响深远。程朱把孔子的“仁”、“义”、“礼”、“道”等都概括为“理”，认为“万物皆是一个理”，“天下只有一个理”，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物须有一理”，“物我一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把封建纲常伦理看作是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程颢更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反对寡妇再嫁；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此“以理杀人”、“礼教吃人”不知让多少人牺牲其下呀！

程朱的同时，陆九渊（陆象山）发挥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唯心观点，提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后来，明朝的王阳明（王守仁）又提出，心是世界的本源，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此“心”即“良知”，又称“天理”。所谓“良知者，心之本体。”他继承了孟子的人心本善理论，提出“致良知”，“破心中贼”；他发展了中国人的“道”“器”合一的一元论观点和世俗主义思想，提出“知行合一”，“心”“理”合一，“日常伦理即道”等。陆王心学代表了宋朝以后中国人的回归内心的倾向和人治社会崇尚“兴公灭私”的道德之态度。

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现代有“儒家资本主义”之说。其实，日、韩等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于儒家。因为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既崇尚儒家的“和”（如日本）、“孝”（如韩国）、“礼”（如新加坡）等，更崇尚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自由、平等、民主等，而后者才是其西化后文化的内核。

历史上，儒家对经济发展是起了阻碍作用的。它鄙视劳动人民，鼓吹“学而优则仕”，它逼迫有才华的人都走上“做官”之路，孔子斥责问稼问圃的樊须为“小人”，孟子更将“义”“利”对立，这些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经过重新解释的儒家言论可以为现代的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服务。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讲道德、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而在牟利时要讲究道德、信用。

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都《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住友的总理事小仓恒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即尽本分、尽责任。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家要仁爱惠众，要生产出象自来水一样多而便宜的产品以回报社会。

日本人善于“洋为‘日’用”，“古为今用”，而中国人为仁义道德所束缚，专事注经训诂。

三

中国士大夫文化儒道互补，道家作为补结构，拯救了一大批失望于儒家理想或仕途遇到挫折的知识分子；遁身于道家后，士子们乐观逍遥，仍念念不忘平治天下，所以，孔子说：“隐居以求志，行义以达道”，老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鸣，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明为散人时，“聊寄傲于琴书，以待天时”，刘备三顾茅庐后，他遂与刘备纵谈天下三分大事。可见，诸葛亮是在密切关注时事，隐藏着世俗名利之心的。

道家的开山之祖应追溯到楚国的开国人物鬻熊。鬻子当年归附了周文王，被封在楚，后传《鬻子》一书。鬻熊说：“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又说：“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生随死。”以上说明鬻子已有“道”的思想，守柔、辩证的道家思想。

道家的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叫杨朱，大家对他的争论比较大。一是争论他到底是春秋人还是战国人？二是争论他到底是独树一帜的享乐主义者还是真正的道家人物？

《孟子》中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韩非子》中说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淮南子》中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可见，杨子是“为我”的自我主义者、全性保真的贵生主义者。但是，《列子》一书中杨朱又说：“人之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他认为人“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因此，不应抑制欲望的满足，应当及时行乐。可见，杨子又是一个主义者、享乐主义者。

杨朱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人的重生、及时享乐的思想。尽管《列子》一书可能是晋人的作品，但并不影响它代表某种国民性。

列子，列御寇，又称列圉寇，传为战国郑人。居于郑圃四十年而人不知，涵光敛影，不露锋芒，超然物外，藏形众庶，御风而行。他说：“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者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列子讲述了杞人忧天的故事讽刺老百姓为此四者而奔忙焦虑。

《列子》代表了晋人的理想，反映了中国人淡泊弃利的想法。

汉初，统治者“与民休息”，奉行“黄老之术”，其时，文子之学大盛。文子，大概是越国大夫文种，也有人说是计然，即范蠡的老师，计然，字文子。还有人说，计然就是文种。1973年长沙马王堆古帛书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文子》竹简，才确认《文子》其书。文子说：“无为者……，推自然之势”，“圣人者，应时权变，见形施宜。”也即以顺应自然、因循为用而治国，同时，他还提出尚贤，任能，以民为本，行赏罚，去苛政酷刑等思想。文子成为汉初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意识形态的代表。

传说孔子曾多次讨教于老子，老子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被训，唯唯诺诺。

老子就是这样“独异于人！”显得个性突出，比人高明一等。他做过史官，博学多才，深谙历史的成败法则，提出“无为而治”的治世理论和守柔知足、功成身退、以退代进的辩证法，其影响深远。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文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有两本书，一是《圣经》，二是《道德经》，即《老子》。有人认为，老子的思想中有很大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分，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就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无为贵静），说明放开管制、实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老子的价值观是“知常”–––“袭明”，也就是首先要知道事物发展的规律，然后依照规律明智地行动。老子警告：“不知常，妄作，凶！”“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此“常”亦称“道”，最根本的道是“物壮则老”，“逝曰远，远曰反”，“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也就是说，“道”的规律是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而柔弱正是“道”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按此道理，我们做事就要从反面开始，从弱小着手。

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事长”；“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置之度外）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不是要表现出无私吗），故能成其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厚藏则多亡（财多惹祸）”；“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功成身退，天之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大成若缺…，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曲则全，枉则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老子的上述言论充满了人生智慧和辩证法，但也透露出一些中国病的征兆：

一是“不敢为天下先”，于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首创精神不合；

二是以退为进，欲取反予，充满了中国人的诡诈权谋；

三是委屈求全，不坚持正义而退缩，反映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传统意识，这也就是中国历来汉奸多的原因。

老子还说：“守柔曰强”；“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强梁者不得其死”；“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可见，《老子》一书贯穿了辩证思想、示弱兵法、柔弱策略，难怪说：《老子》是一部兵书。老子的以柔克刚思想也正是气功、太极拳等的理论基础。但是其知足思想却是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的反映，于现代市场经济是不合的。

老子有其独特的社会观、治世理论。他认为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是由于人人逞能、个个想当英雄折腾一番、诸侯大夫为私欲而割据杀伐的结果，所以，人们不是做事少了，而是多了：“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于是，统治者首先应当废除这一切，实行“无为而治”：“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治人事天，莫若啬（少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让战马停下施肥）；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故无事，无执故无失”；“为无为（以无为当作有为），则无不治”；“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由“无为”，老子进一步提出去智、愚民、返璞归真的道理：“以智治国，国之贼”；“智慧出，有大伪”；“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圣人皆孩之”；“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绝学无忧”；“我愚人之心也哉！”

老子的上述无为而治的思想固然有先进的自由主义成分，其返璞归真的思想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可是其否定法治、否定技术的思想，其反智主义、愚民主义于建立现代中华文明都是极其有害的。

老子提出了“道”的自然哲学：“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按照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可以得下列图示：

无名有名万物

道123万物

无有万物

潜物质原始物质（时间0开始大爆炸）万物

也就是说，老子所说的“无名”、“道”、“无”有如“真空”概念，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存在着“潜物质”，时间为0时，潜物质显化为“有”、“一”，爆炸为宇宙万物；其中，“二”指分化为阴阳两种物质，“三”指阴阳交合产生第三者，于是万物繁衍。

老子不愧为是天才的思想家，他“猜”（直觉）到了大自然的奥秘。

中国人就是这样，往往有直觉，而无推理深化。

一般来说，老子反对战争，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夫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他之所以不主张用兵，是因为他目睹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

老聃反对战争，可是又没有提出防止发生战争、防止战争侵害的任何措施。

老子是一个谨慎的处世者、聪明的做事者，他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摘”；“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宠辱若惊”；“圣人被褐怀玉（穿着破衣服，怀揣美玉，比喻怀才不露）”；“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圣人犹难之（重视困难），故终无难矣。”

老子不愧为智者，是最聪明的中国人！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同时也是最诡诈的一群，由此推之，老聃为世界智神无疑。

人们评论道：老子贵真疾伪，忧国忧民，爱发牢骚，好说反话，善用比喻，雅俗并举。他还好作惊人之举，如“治大国”这样严肃的主题他却只用“烹小鲜”来比喻；他喜欢“未知牝牡之合”的“赤子”，但竟然用“朘作”（）这样的不雅的比喻。他还骂统治者为“盗竽”（强盗头子），而自称“愚人”。老子真正是扑朔迷离、怪诞智慧的独行侠呀！

四

道家的老子是策略派，不是教人隐遁，而是教人改变生活的策略；庄子是境界派，也不是教人遁世，而是教人提高人生的境界。

庄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反传统思想与尼采的思想接近，他的反异化思想与萨特的思想相象，但后者比他晚两千多年；他的哲学影响了佛教，成为禅宗的主要思想来源；他奠定了中国艺术（山水画）、中国文学（田园诗）的基础，他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如阿Q精神），代表了中国文人的理想（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

庄子处在“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动时代，他这样描述道：“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者富”，“人者厚貌深情”，“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凡人心险于山川”，“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所以，庄子感叹“人之生也，与忧俱生”，“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患溃痈”。于是，他竭力逃避现实，“以天下为沉浊”，追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超脱隐逸的“天放”、“神人”生活。他“傍日月，挟宇宙”，“独往独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乘云气，御飞龙，骑日月，游乎四海之外”；他想象如大鹏作“逍遥游”，如姑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他“奔逸绝尘”，“自藏于畔”，“心与天游”，“天人契合”：他弃世无累，“栖之深林，浮之江湖”，“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庄子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啊，逃避专制现实，躲到堂而皇之的乌龟壳里，逍遥自在！

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实际上是统治者的专制与老百姓的愚昧、知识分子的退避互补。

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如何达到这样的境界、获得精神自由呢？他认为，对待生死寿夭，要齐生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寿则多辱”，所以，生死寿夭不必多虑。对待富贵贫贱，要齐贫富，“富则多事”，何必去追求呢？“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何必要占有整个森林、整个河流呢？对待得失毁誉是非，也要齐是非。如果把得失看作是“藏天下于天下”，就不会患得患失了；毁誉也要“两忘而化其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因此，庄子说：“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这既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宽容万物”，“兼怀万物”，心胸博大，也反映出了根深蒂固的阿Q精神。

即使像庄周这样的超脱的人也摆脱不了世俗的羁绊，这正是中国人的超切主义生活态度（而不是西方人、印度人的向宗教的超越）。庄子即是主张在现实中隐，他说：“吾将曳尾于涂中”；“我周旋于亿万人间，如处独焉，如蹈虚焉。御至纷如至少，视多事为无事”；“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闭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遭治世不避其任”；“入其俗，从其俗。”

要在世俗中隐，就要收敛光芒，学习燕子的处世法则，不惹人注目：“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同时，隐逸于俗又不要失其内在的独立性：“外化而内不化”，“其声销，其志（独立人格）无穷。”

中国人的聪明智慧都用在了如何在乱世保全自身、适应世俗上，不会想到如何避免乱世的出现。

像老子一样，庄子也主张有技巧地生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比老子的“不敢进寸而退尺”，“后其身而身先”更为狡猾），同时，他又反对使用谋略：“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

庄子使用的是不露痕迹的最高谋略。

庄周是相对主义者，他认为事物的属性都是由主观认识决定的，而不是客观性质决定的，所谓大小、长短、好坏、美丑、生死、男女等，从“道”的高度来看待，都是等同的；因此，他反对“有畛”，反对象猴子一样无事自扰地区分“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庄周故事：给猴子橡子吃，早上三个晚上四个猴子不干，早上四个晚上三个猴子大喜）。他“齐万物”，认为“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物无贵贱”，“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万物齐一，孰短孰长”，“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是亦彼矣，彼亦是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

庄子如此混淆“是”“非”、“有”“无”，也是中国人的是非感淡薄的一个反映。

反仁义、反文明、反异化是庄周的社会观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儒家的圣人、贤士、智慧、爱民、仁义等皆不足取：“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摘珠毁玉，小盗不起”；“举贤而民自乱，任知则民相盗”；“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乎好知”；“爱民，则害民之始也”；若讲仁义，盗贼也有仁义：“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可见，仁义是虚伪的，“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庄子看到了文明的负面，认为随着“文明”的进化，人类的发展迷失了方向，造成了机谋、欺诈、诱饵、陷井，人往往死于别人的机关暗算。为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庄子要求回到“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山无溪隧，泽无舟梁”；“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的原始社会。

庄子还有强烈的反异化思想，也就是反对人与自我、人与本性的分离，反对人被外物所驱使、控制，迷失在社会之中和金钱、名利、灯红酒绿之中：“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丈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趾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而轻亡其身，岂不悲哉！”“人为物役，心为形使，终生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臬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所以，庄子要求“物物（控制外物）而不物于物”，“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丧己于物”，不“以物易其性”，不“以仁义易其性”，应“形体保神”，“法天贵真”，保持人格的纯洁性、独立性。

庄子是“欲复归根”，在为人类寻找归宿、根柢、精神的家园，寻找文明的“旧国旧都。”

西方是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后，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纸醉金迷、机械化劳作的背景下由马克思、尼采、萨特、马尔库塞等人提出反异化的，而中国人在物质生产极其不发达的二千年前就开始反异化，导致了经济的落后，人民生活的贫困化。

中国文化从各个方面否定“利”。

老庄之后，魏晋“玄学”大盛，王弼、向秀、郭象尚“无”；嵇康、刘伶、阮籍“任我”，行为放荡；王衍、乐广为主“清谈”；王导、谢安主“风流”；皆为道家之发展，世称“新道家”。

“专制令人冷朝”，道家、新道家是对儒家的冷朝。

五

中国思想流派中的墨家对历史的影响很值得我们玩味。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约生于公元前479年，卒于公元前381年，可能是鲁国或宋国人。墨子为武侠，其“兼爱”思想是武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精神的延伸，“尚力”更是武士精神；尚贤、尚利、节俭、非攻、非命反映了低层人民的平等、功利、和平和改变命运的要求，尚同（主张一致行动）则代表了武士团体和专制社会的统一意志的要求，天志、明鬼反映了民间社会的鬼神信仰。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周爱人（爱普遍的人）”，要求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认为只要这样做就能平息长期的动乱，因为“乱自何起？起不相爱。”可见，墨子与孔子一样，构筑的是人性本善的道德城堡、空想乌托邦。

不过，墨子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与“耻于言利”“义利对立”的儒家相反，他以“观其中（合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检验事物的标准，主张“务求兴天下之利。”墨子还以功利主义解释“兼爱”，认为“爱利万民”，“爱人利人生。”

墨家进一步提出“节用”、“非乐”的思想，反对贵族的奢侈浪费和享乐主义，因为对于“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必须“强力疾作”的劳动人民来说，统治者美食华服、大兴土木，儒家厚葬礼乐之类，使得“民力尽于无用”，是应当制止的。

墨家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呼声，所以一度十分显赫，《孟子》中有“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说。

墨家门徒组成了一个能够采取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其首领叫“钜子”，他对成员具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墨子是第一任钜子。他们曾帮助受到楚国威胁的宋国进行军事防卫，墨翟还亲自到楚国游说，劝说罢兵成功。

墨家团体的组织原则是“尚同”，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绝对服从。他们还有严格的墨家之法，严厉处罚违背墨家之法的门徒。

墨家实际上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也反映了小农基础上的中国主义的专制之必然。

墨家片面强调感性经验，否定理性理论，称：“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凡事都要“取实予名（按照实际形成概念）”。当代则有人把“实践”抬高到检验所有科学真理的基础地位，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抽象思辨，照此说法，现代科学的许多先导性独创理论就不是真理。譬如，二进制、图论、数论、群论、量子力学等许多理论当初是没有“实践”基础的。

墨家及其后学还有许多民粹主义、经验主义、空想主义，以及反抽象知识、反知识分子的论调，如清朝的颜元说：“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墨家人物的无知、小农眼光的狭隘和墨家理论落后性。

史学思想论文篇(2)

一、培养现代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

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展开，“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日益受到新思想界的重视。梁启超也认为，处今列强纷争之世，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必须“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1］”所谓“特色之国民”，乃指“备有人格”，“即谓成为人之资格也，品行、智识、体力皆包于是［2］”，也就是应当具备爱国家、爱民族、重公德、有知识等现代国民的基本素质。后又强调：史学为很重要的一门学科，尤以中小学的国史教育为要，“倘若中小学教育里头没有好好的国史教育，国民性简直不能养成。［3］”认为要造就一种新国民，决不可忽视历史教育，因其在开启民智、培养人民爱国意识方面实有着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功用。

在他看来，历史教育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可为现实的社会改造运动提供可观的思想动力。他指出。自洋务兴起以来，中国经多方面努力，眼界已有所开阔，然大部分国民仍既不知世界现状，也不明国家未来。欲改变此种落后状况，唯有“但与之反复讲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国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然后授以东西史志各书，使知维新之有功，［4］”这样，便能为变法自强奠定广泛的思想基础。为此，还在时期，他就撰写了《波兰灭亡记》、《日本国志序》、《俄土战记叙》等史志史论，向国民宣传变法思想。

为使历史教育更切合实际，他还针对受教育的不同对象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如官吏的道德修养、知识水平和办事能力在当时往往决定着许多事情的成败。鉴于其时的官僚大多浑浑噩噩，鼠目寸光，为改变这种状况，他主张在各省办一课吏堂，大小官吏一起入学，学习“各国约章、各国史志，及政学、公法、农、工、商、兵、矿、政之书［5］”，使其了解世界大势，吸取东西各国史志中容纳的智慧和道理，以提高知识素养。

对于一般的读书士人，他主张通过科举的改革，引导他们学习政法、算术、技艺、医学、兵法、历史等有用之术，逐步改变他们只知八股制艺的旧知识结构，使“以能读皇朝三通、大清会典、大清通礼，谙习掌故者为及格”［6］。至于乡试，也应考中外史学，“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7］，以促使人们学史，从中培养出一批察古知今、了解世界的新型人才。

对于妇女，他也提出了不少具体意见。他认为，女子是国民之母，她们的文化素质往往决定着整个民族的人口素质，因此，尤应注重开启女智。他指出，通过教育，应使女子“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8］。这里所谓的“知有万古”，其实就是历史教学的范畴。他还把日本女子学校的课程设置介绍给国内，其中就有“历史”一科［9］。稍后又具体规划了女学堂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规定女学堂功课“中文西文各半；皆先识字，次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10］”把“史志”列为女学堂的必读书之一。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作讲演时说，“有四种职业现在人才甚缺乏，前途开拓的余地甚多，而确与女子特长相适应者”，第一种即为“史学”［11］，希望女子去充任中小学里的国史教员。从倡导女子学习历史，到鼓励女子去传播历史知识，充分表明了他对历史学的开启民智，教育国民的功能寄予了厚望，同时也折射出他已经有意识地把女子作为历史学科的师资力量来进行培养。

在批判科举制度、倡议建立新式学堂教育的同时，梁启超也未忘记强调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在师范教育上，他主张仿效日本的师范教育课程模式，“略依其制而损益之：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流；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者诸国言语。［12］”并建议张之洞“因两湖之旧而示以所重，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13］，即整顿两湖书院，把它办成一所讲习政法之学的近代“政治学院”。在此，他把历史教学作为培养国民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的重要方法之一。后在《与林迪臣太守书》中，又指出政治教育应借助“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的历史教育来推行。这与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密切相关。他认为，经学、史学、地学、算学等，“皆将学焉以为时用也”［14］，只要关于借鉴古今中外史籍中的治乱兴衰之道，必能有稗益于现实政治活动。

梁启超如此强调历史教育在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上的作用，不但是出于对传统史学功用的深刻感受，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西方近代史学社会功能的理解。在他看来：“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15］”因此，在现代国民性的改造、普通民众道德和知识素养的提高，以及民族独立富强事业的推进过程中，皆应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宣传和教育作用。

二、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上探索历史教学的新模式

梁启超不仅在建立现代史学的功能观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设想，还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尤其是现代历史教学的革新进行了认真的尝试。

还在1897年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学总教习期间，他就积极投入这场教学改革的实践。其亲手制订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史学”为应读课程。学生除了学习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还要读《日本国志》、《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在教学制度上，他主张“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法行之”［16］。教学方法“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今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座论”［17］。从中培养出一批维新变法的志士。

1920年以后，他更是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中。他认为，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18］。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主张在高校营造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在教学上，可由学有专长的教师组成讲师团体，开设自由讲座，所讲各科之间应有所联系；讲授时间不宜太多，让学生有较多时间自习或与老师讨论，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才华，使“天才瑰特之士不至为课程所局，可以奔轶绝尘尽其才矣。如此则教育不至为‘机械化’，不至为‘凡庸化’，社会上真面目之人才，或可以养成也”［19］。他倡导的实际是一种鼓励学生自主研究，教师从旁加以指导的启发式教学。其优点是，师生之间可由此建立起和谐、密切的关系，同时使学生个性才艺获得充分的施展。

这些教学思想，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筹建和教学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由梁启超参与制定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规定：“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教授於专从本人请业之学员，应订定时间，常与接谈，考询成绩，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等等。还要求教授、特别讲师常作演讲，学生必须到场听受［20］，其制度实为中国传统书院制与英国大学制度之结合。

在研究院的招生考核制度上，梁启超也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改革意见。1925年4月21日，他致函王国维，提出“专门科学之题……太普通固不足以觇绩学，太专门又拟故为责难”的疑虑，并提议令考生递交“旧作”，即已有的学术成果，以观其研究能力［21］。23日又赴清华，和王国维商讨研究院的招生试题［22］。王国维将试题寄给他后，他于29日覆函给王国维，认为研究院应招收“能知治学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运之”的“善学之人”。他建议“凡应考人得有准考证者，即指定一两种书令其细读，考时即就所指定之书出题。例如史学指定《史通》、《文史通义》（或《史记》、《汉书》、《左传》皆可），考时即在书中多发问难，则其人读书能否得间最易检验，似较泛滥无归者为有效。［23］”这种方法既注重了理解力，又不偏废记忆力；既避免了考察范围太宽泛，考生难以把握的弊病，又能检视考生的思考能力和学术根底，有效地保证了研究院的生源质量。

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商定的清华学校“研究院选考科目表”中，规定专修“中国史”、“中国上古史”、“史学研究法”等历史专业的考生必须考经学、小学、中国史、中国哲学史和世界史［24］，反映出梁启超等人对历史学的知识结构提出了较为全面的要求。由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研究主体即“国学”，大部分属历史学范畴，故其教学方法基本上是一种历史教学方法。实践表明，这些方法确实行之有效，研究院前后四届共70多名毕业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的文史专家，不能不说与这种现代历史教学方法的科学性密切相关。

作为中国历史教学现代化的探索者，梁启超还对新型历史教材的编写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的见解。他很早就开始关注历史教科书问题，认为“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碍，怅怅然不解其云何，故有志学问者，当发箧之始，必须择一佳本历史而熟读之。［25］”因此，他特地介绍了一些日本人所著的历史教科书，并比较了它们的优劣。

梁启超最重视的还是本国历史的教学。在他看来，“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26］，“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成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27］。历史教学的责任如此重大，但是国史教科书却没有佳本传世。有见于此，他于1922年提出《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表明自己对国史教科书编写的设想。首先，他批评“现代教科书全属政治史性质，其实政治史不能赅历史之全部”，且政治史也只是“专注重朝代兴亡及战争，并政治趋势之变迁亦不能说明。［28］”学生们读了之后，不过增长了保守性或其他恶德。其次，他认为旧的国史教科书对社会及文化事项的叙述“太简略，且不联贯”，学生们接受了所谓“国史教育”之后，对于祖国的历史仍然一片模糊，对祖国也就无从爱起。

为了矫正这些弊病，重新唤起学生对于国史的兴趣，梁启超提出改造国史旧教本的两条主要方针：第一，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第二，以纵断史代横断史。即加强国史教科书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据此，他把中国全史纵断为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会及经济、文化等六部，又在随后的国史教本目录里把六大部分细分为192课，拟在三年内教授完毕。在这份目录中，“年代”所占篇幅不及全部的二十分之一，“地理”占百分之十五。“民族”一部详叙中华民族的形成及扩大，异族的侵入及同化，“政治”部分专记政制变迁中的大事。至于社会及经济和文化两部，梁启超给予它们占全书一半的篇幅。在这份目录中，民族关系、宗法制度、奴婢制度、土地制度、礼制、人口问题、工商业、财政、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都成为历史教学的内容。这是对政治史占独尊地位的旧史传统的有力冲击。

还在1901—l902年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时，梁启超就猛烈抨击传统史学“难读”、“难别择”、“无感触”［29］。直到他晚年任教南开大学（1921年），还感叹“彼旧史者，一方面因范围太滥，卷帙浩繁，使一般学子望洋而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侪以圆满的印象［30］。接着，他列举了许多中国史必须涵摄的“重要项目”，这些项目后来几乎都出现在这份目录里。由此可知，《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是他长期批判中国旧史学的产物，也是他建设新史学的可贵实践。

注释：

［1］［2］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53、6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一版。下同。

［3］［11］梁启超：《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意的几种学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4页。

［4］［5］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42、46页。

［6］［7］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29页。

［8］［9］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39、43页。

［10］《女学堂试办略章》，转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79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第一版。

史学思想论文篇(3)

在历史教学中能够学到许多其它课本上学习不到的内容，它是增长学生见识最好的学科，学生在历史中能够真切的体会到一种巨大的积极向上的力量，因此，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最好的教材。运用历史教学的真实历史事件中的一些爱国人物和爱国事迹来具体对学生的思想进行一个良好的促进，通过感人的历史故事激发出学生的爱国情感，从而做到教育学生的目的，让他们在学习历史教学中潜移默化中提升自身的爱国情结和素养。虽然，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感染学生的爱情情操，但是在中专现实教学中由于学生需要凭历史课升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历史教学往往只是一些事件和时间的背记，根本没有散发性的思想模块。很多教师在讲解的时候注重学生考试的得分情况，往往对历史的琐碎内容重复的讲解，一些自身看法和思想散发环节只是一笔带过，使学生对历史内容进行长时间的背记，这根本无法对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内容真正的理解和一些深刻的思考，思想教育根本没有融入到教学中去。中国开设历史课程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学习历史英雄人物来提升其思想观念和自身素质，最终使自身得到个人价值，然而，在实际学习当中，历史教学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在实施的过程中严重的脱离轨道。

二、历史教学融入思想教育的途径

第一，提高教师的素质，创新思维教师作为教学中的引导者和教学环节设计者，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学生进行知识吸收和心灵培养的重要导师。历史教学中把思想教育融入其中这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融入的过程中，教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就要求教师自身首先要具备基本的素养和历史理论知识的专业性。作为一名优秀的历史教师，只有对历史理论知识掌握的非常透彻才能富有感彩的进行讲授，这样才有感染力，能够从思想上启发学生的心智，让学生跟着历史故事的节奏走，达到教学的目的。教师还要对学生在教学中的疑问进行给予解惑，对学生的思想观念进行完善。第二，教学方法的改革在进行历史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和现代的教学方法相结合，让学生完全的参与到教学中，参与到和教师的解释和对话当中去，丢掉那些传统式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听课积极性由被动变为主动，这样不但能够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所以，历史教学有必要进行改革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学生完全的参与到对历史知识的讨论和探究中去，通过对历史资料进行详细的收集来锻炼学生自身的动手实践能力，对历史事件的分析，结合自身收集的资料，真正意义上进行总结，自己得出一个结论，这样不但能够锻炼自身的动手能力，而且，还能够提高自身的思考能力，激发出学生内心的情感。第三，考试体制的突破历史教学不能把记忆力当做考核的标准，那样就失去了历史教学的意义。一定要丢到历史教学传统式的考试体制，对传统式的死记硬背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主要是以学生对历史的基本掌握和思想教育为主。传统历史课考试体制完全没有把思想教育列入其中，只注重大量的记背内容，这样从长远来看起不到任何的激励效果。因此，要在原有考试体制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的教育模式对历史考试体制进行合理的评价标准。

三、结束语

史学思想论文篇(4)

一、范文澜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范文澜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与他经历的学术道路相关密切。范文澜早年在北大学习，师从于著名学者黄侃、刘师培等，走的是精研传统学术道路。被视为考证学派衣钵传人。范文澜北大毕业以后，曾经在北平、天津多所大学任教，讲授《文心雕龙》、《文史通义》、《史通》、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文心雕龙注》、《文心雕龙讲疏》、《正史考略》、《诸子略义》、《群经概论》等著作，成为一位国学名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范文澜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抗战动员，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组织抗战训练班宣传抗战革命思想，并撰写了一系列针对抗战时局的时评文章。随后，范文澜参加了新四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事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被游击区同志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结合火热的革命斗争而逐步形成的，这与从书本上学马克思主义大不相同。1939 年，范文澜在河南确山竹沟镇期间，学习进步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前线战事紧张激烈，敌机到处轰炸，炮声隆隆，范文澜没有被这些所干扰，整日里一有时间就阅读手边的进步书籍。即使在饭馆里，他也手不释卷，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进步思想。他夜以继日地学习，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夜间伏在小灯下，圈圈点点著作中的一些观点，通过刻苦学习，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1940 年，按照中央党组织的安排，范文澜从游击区来到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接受了主编一部中国通史的任务。范文澜于1941 年著成第一版(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这部著作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著作，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对以前所熟悉的传统文化经史典籍详细分析，运用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对历史进行从新认识，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获得更加深刻而独到的理解。

1940 年，根据上级领导指示，范文澜来到延安，先后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在延安期间，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由于这一时期也是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思想重要形成时期，毛泽东在当时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文章，对于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1942 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对危害党内的错误思想路线，同时，提出了正确的对于中国革命性质路线、方针、策略以及前途认识的新的思想。这些新的思想，对于范文澜都有着很深的影响，范文澜认真学习，仔细研究毛泽东思想理论，用心体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范文澜准确把握这一基本经验，进一步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使自己的理论理论认识得到升华。另外，范文澜还运用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总结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事物进行全面的研究，在行动和思想上坚决摒弃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以及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1941 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的《序》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开宗明义即强调要想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推动社会顺利地向一定目标前进，必须深入研究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通过了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共同性和特殊性，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社会顺利地向前发展。1942 年，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古今中外法的讲话，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者党史研究的角度，提出了研究任何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一定历史条件下去研究，根据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过程去研究的基本方法。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正是出于全党整风运动期间，因此，对于在行动和思想上坚决破除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以及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都具有重要意义，是全党整风运动的重要的思想武器。范文澜对毛泽东关于古今中外法的讲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指出：毛泽东所提倡的古今中外法言简意赅，是辩证分析思想方法之精髓，是发展地、联系地、全面地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古今中外法，简洁、集中、明确地阐发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论，对如何贯彻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等理论，贯彻落实破除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领和精华。范文澜到达延安之后，由于工作性质以及工作需要，直接接触和学习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列主义理论。这使他更加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为编撰《中国通史简编》作出卓越的建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左的思潮。20 世纪50 年代初，范文澜接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中国三千年来，历朝历代统治者没有一个好东西，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过程中，坐江山的帝王都是坏蛋。对于这种观点，范文澜非常重视，他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应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范文澜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历史评价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封建王朝及其统治者在历史上的作用，范文澜认为，应该以历史主义态度，充分肯定一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分析历史人物。范文澜在一些重要的学术讨论会上接连发表讲话，严肃批评了史学界存在的抽象地宣读理论、脱离史实的不正学风。同时，范文澜还严厉批评了史学界当时流行的打倒帝王将相论范文澜指出，这些貌似革命的论调和表象，严重影响着人们对于历史的客观研究，对史学研究危害极大。

范文澜治学严谨，它不仅强烈反对抽象地宣读理论、脱离史实的不正学风，还在具体实践中认真把握这一理论。范文澜经常反省自我，对于自己从前的理论错误能够开展自我批评。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在思想上提高了认识，范文澜开始对《中国通史简编》(延安版)进行自我批评。并且重新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在新修订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成功运用了历史主义原则，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加客观，能够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如：范文澜在评价汉武帝的时候，能够对汉武帝的特殊功勋给与高度评价，称汉武帝是有特殊功勋的历史人物，同时，他也批评了汉武帝连年对匈奴用兵，导致国内各种矛盾都激化的错误。在评价唐太宗李世民时，范文澜从大局出发，高度评价了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能够知人善任，是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对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范文澜也批评了唐太宗取得巨大功业成就后，也滋长了享乐心和骄矜心。范文澜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客观真实，精到而富有新意。

三、20 世纪史学发展里程碑《中国通史简编》

史学思想论文篇(5)

②michaelkammen(ed),thepastbeforeus:contemporaryhistoricalwritingintheunitestat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0,p.337.franklinl·baumer,moderneuropeanthought:continuityandchangeinidea,1600—1950,macmillanpublishingco.,inc.1977,pp.7-8.

③dominicklacapraandsrtevenl.kaplan(eds),moderneuropeanintellectualhistory:reappraisalsandnewperspectives,　 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2,p.14.

④prestonking(ed),thehistoryofideas:anintroductiontomethod,croomhelm,1983,p.8.

⑤此书(thegreatchainofbeing———astudyofthehistorfanidea)已被译成中文,名为《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然后,历史学家便对这几位思想家进行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是历史变化或发展。政治思想史因而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①同时,在历史学家对思想史的解释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义,政治理论仅仅充任着在事后赋予政治行为合理性的作用。因此,对经典文本理论的研究将能够解答政治行动和政治思想史上的很多问题。这里,涉及到政治理论或观念与政治行动的关系问题,是先有政治观念还是先有政治行动。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为只是在其行为之后才被政治观念和政治理论赋予其合法性,或作了论证。并且伟大的经典文本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大并在人类思想史的演进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文本,只有理解了它,才能够很好的理解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和观念。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当然主要是思想史家开始挑战这一占据主导性的传统观点。以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波科克为先导,斯金纳和达恩继之。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把剑桥大学发展成为新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他们也在学术界被称为剑桥学派或历史语境主义。 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首先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经典思想家们所表达的那些概念其意义总是固定不变的,就像洛维乔易所称的“观念的单元”。对此,剑桥学派认为,没有脱离语境的无时间限制的真理的存在,包括那些“伟大的”经典文本也并不存在无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因此,必须从产生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下研究这些思想。剑桥学派认为,思考政治理论不仅仅是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只有置于这种大背景下,或不同的语境下,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些思想。由此,反思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其明显的缺陷就是其研究方法是非历史性的。波科克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首先,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置于其特殊的体现。再者,传统历史学家往往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过去的读者都可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的逻辑连贯性。这样做,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成问题。因为当历史学家以这种方式去研究政治作品时,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品在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如说是他自己在现在所能找到的东西。他因为热衷于找出作品中最大理论连贯性,往往添加给作者一些明确的意图,或把作者说成在做一些在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做的事。此外,把所有作品都当作政治哲学来对待,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思想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层次发生(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辨)。也就是说,政治讨论可以为哲学性的,也可以为雄辩性的。即使历史学家要加以哲学式分析的作品恰好是高度哲理性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做法是历史性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解答)不是真正历史的问题, 诸如这一作品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如何置身于历史;或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它,等等。”②斯金纳指出,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继续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的任何同时代人都难以匹敌的那种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我们怎么可能希望实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但他们却很少能提供给我们真正的历史。”③ 我们是否能够得到一部真正的历史?在斯金纳看来,我们不是要得到真正的历史,而是要得到具有历史性质的政治理论史。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对前者来说,这是一个历史学的元问题;而对后者来说,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为此,剑桥学派的学者们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特殊方式。（注释：①②　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③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页。）具体而言,“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①具体而言,即着重探讨在这些时代所出现的词汇,因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②同时,“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③同时,“历史学家需要去懂得话语变化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的连续,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话语模式克服和代替了旧的话语模式,相反,而是表现为一种复杂的语言,并抵抗着话语模式的转换。”④因此,斯金纳等人认为,越把文本看作为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住其主旨。由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⑤ 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或思想观念演进的连续性和断裂的问题。注重对语境的关注实际上是在考察思想的演进中看到了断裂和差异。这种断裂体现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想出现,而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如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期间,思想家们谈论的是共和,而在19世纪,像托克维尔这样的思想家则重视民主与自由。因此,思想的演进在发展中呈现出其不同的特质,这就是历史的断裂。不仅如此,即使谈论同样的内容,由于处在不同的时代,思想家们也会对那些看似相同的内容进行增添和删减。即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定义和含义或意旨已完全不同。斯金纳在研究马西利乌斯的权力分立理论时发现,当时的“分权”与两个世纪之后所流行的分权话题完全不同。后人在研究分权理论时不能将两种不同的“分权”概念相提并论。斯金纳通过建构马西利乌斯的观念形成的语境,证明了他不是权力分权理论的创始者。所以,剑桥学派的代表者都不赞同洛维乔易关于“观念的单元”的观点,认为那只是看到了历史的连续性,是用抽象出的“观念的单元”来体现和印证思想史发展的连续性。

写到这里,想起英国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梅尔茨的话,他说:思想变化积淀在时代的改变了的语言和文体之中,新的观念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出现,以及怎样用特殊的词语即术语来加以固定和规定。⑥他还说,思想的传递在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进行时,通过所改变了的语词和说话的方式,当然语词本身也许不算什么,但如果将这些语词放在一定的语境下来看,我们即可看出其所包含的意义的变化。 运用历史语境研究方法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对“伟大的”经典文本或思想家的定位。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是否除了“伟大”的思想家之外就别无选择,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哪些思想家真正体现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在剑桥学派看来,一些“二流”的思想家才真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主要的思想。因此,斯金纳及其剑桥学派“试图写一部以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⑦（注释：①②⑦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4页。

③转引自满云龙《思想·意识形态·语言———共和修正派与美国思想史学》,载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10—111页。　④j.g.a.pocock,politics,language,andtime,theuniversityofchicagepress,1989,preface,pp.4—5. 　⑤normanj.wilson,historyincrisis?recentdirectionsinhistoriography,prenticehall,1999,pp.75-76.

⑥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页。） 在语境的思想史研究中,从方法论上来讲,他们更注重“历史”的研究方法,考察语境即是要在历史的状态下进行研究。在人类思想演进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政治观念随着话语的变化而变化着,如同地球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地质地层一样,思想史上的观念也是如此。斯金纳指出,思想史的一些概念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被重新定义,形成了层次分明的思想分隔。因此,思想史家要像考古学家那样去工作,挖掘出已经埋葬的思想瑰宝,仔细分辨其细微的不同。斯金纳说:在我看来,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我们一直承继着既往的理论,但并不一定真正理解它。如果还存在着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能增进我们的理解的话,那就是要追溯到历史的转折点,在此,思考政治的方式得到了最初的明确表达和发展。这样,我们将能够看到至今一直援用的概念在最初是如何被定义的,它被用于什么目的,而又支持强化着对公共权力的什么观念。这反过来能使我们对现在不甚理解的一系列概念有了清晰的理解。总之,如果我们不仅想要弄懂这些概念,而且还想理解我们现在的道德和政治世界的很多类似情况的话,就需要成为思想史家。①这里,他不仅阐述了思想史研究的意义,还提出了研究思想史的方法,即历史的研究方法。达恩在研究洛克的个案中也运用了这种历史的方法。他说,“根据历史的方法,它意味着对洛克正在谈论什么的解释,而不是他明确所写和我们能在二十世纪的观念的映射下很明确显示的一种观念。更准确一点地说,我试图去做的是解释存在于洛克政府论中的中心观点。我不是去批评这种观点,也特别不是去扩展那些不适合洛克中心观点的那些主题,以此来解决当代政治理论的很多迷惑。”②他所要做的,就是去解释为什么这是洛克在政府论中的所说,所写,和所公开显明的观点。 在语境方法下对思想史的考察,其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更为准确地复原在历史上的思想历程,而不为后人的主导性观念和解释所迷惑,剥掉覆盖在思想本原上面的重重叠加,直指思想的本原所在。同时,在更宽广的语境下也更清晰地看到思想家们为什么会提出了这些思想,而不能提出另一种思想,他们改变了原先的什么,从而发展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选择这样的理论,选择这样的表达来思考现实,预见未来。斯金纳说道:“思想史家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久远的价值观念如何凸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和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方式,反思在相异的可能状态下不同的时间中我们所作出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理解能够有助于我们从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有助于对它们的重新理解。带着更宽广的可能性的观念,我们将远离我们所承继的思维定式,在所要求的新的精神下,我们叩问自己,我们将思考它们些什么。”③ 与此同时,斯金纳所强调的这种研究方法还能够对政治观念或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好的解释。在政治原则或者政治观念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动从未完全由赋予其合理性的原则所推动,政治理论仅仅是在政治行动之后去赋予其合理性。而剑桥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则用历史学家阿克顿的话来进行批评,观念常常是公共事件的原因而非结果。斯金纳更进一步指出:“对政治行为的解释主要取决于政治思想和原则的研究,如果不提到政治思想和原则,就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解释。”④“倘若政治思想史今后主要作为意识形态史来写,其后果之一可能是增进对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联系的理解。因为情况似乎是:在重新发现任何特定的行为者可以用来描绘他的政治行为的规范词汇的同时,我们还指出了他的行为本身所受的约束之一。这就表明:为了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行为者要采取他实际采取的行动,我们必须略微涉及这种词汇,因为显然这是他的行动的决定因素之一。这反过来又表明,倘若此后我们所撰写的历史集中于这种词汇的研究,我们就有可能说明在哪些具体方面,政治行为的解释取决于政治思想的研究。”⑤（注释：①③　quentinskinner,libertybeforeliberal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pp.109-110,116-117.

②johndunn,thepoliticalthoughtofjohnlocke,ix,cambridypress,1969.　④⑤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6—7页。） 三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的一批历史学家不满意于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出现了心态史研究,注重对个人、群体所具有的不同心态的研究,并使心态史研究成为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些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菲力普·阿里埃斯的《儿童的世纪》,主要考察儿童观念的形成;阿尔方斯·迪皮戎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专门研究“无意识态度”,如研究“”的观念,在研究中,他使用了“集体意识”这样的概念。另一位代表性代表人物罗贝尔·芒德鲁发表了《近代法国导论———历史心理学论文集1500———1640》,书中增加了身体、情感和心态等内容。此后,他继续研究17世纪的大众文化,出版了《17世纪法国的法官和巫师———一种历史心理学的分析》一书。通过考察以巫师为象征而表现出的正常与不正常的社会观念,芒德鲁揭示了社会心态的变化过程。著名历史学家勒高夫也着重研究心态史,1960年,他发表了“教会的时间和商人的时间”一文,分析了时间观念的演变,社会是如何从早已形成的“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转变的,这种转变也反映了人们心态的变化。1981年他还出版了《炼狱观念的的诞生》一书,探讨人在死后对其描写的变化的历史。书中,他使用了诸如“心态结构”、“思想习惯”和“心智装置”等概念,开拓和深化了心态史的研究。另一位历史学家乔治·迪比原先一直研究中世纪经济社会史,60年代后转向心态史。他的代表性著作《三个世界》探讨了在社会变化过程中物质层面和心态层面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历史观念”、“文化的再生产”以及“社会表象”。①（注释：①关于这一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成就详见peterburk,thefrenchhistoricalrevolution———theannalsschool1929—19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 时至20世纪80年代,在60年代所出现的符号学,特别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在给历史学家提供新的视野的基础之上,由福柯和德里达将之进一步发展成为后结构主义,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的理论指导下,历史学家把心态史研究推进到了被称为“语言转向”或者“文化转向”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 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直接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面貌。首先,新社会文化史在研究的范围上进一步扩大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以前思想史研究仅仅关注于经典思想家的思想,即使不是伟大的经典思想家的思想,也是研究一种观念。现在,心态史研究突破了这一局限,重点研究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心理、心智和情感、态度、意见等一系列内容,心态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结构。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社会中的很多象征都是人创造的,这些存在物又反过来再生产着社会;它体现着人们一定的价值观念,而同时,这些价值观念又不断影响着许多人,甚至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样,原来以所谓的“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研究文本,而现在,文本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观念和能够体现这些观念的一切创造物都被看作为文本,并要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来解读其意义。第三,他们研究的对象再也不是传统思想史所研究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而是普通人的观念。这些普通人的思想观念犹如一条大河的河床更能体现和反映着社会既已存在的观念系统、价值取向,和最为基本的内容和最为底层的存在。第四,在对普通人的思想的研究过程中,既重视人的理性的思想观念的存在和表达,同样也重视在社会中的流行的观念和非理性的思想观念。而对这种非理性思想观念的研究突破了原来思想史研究的限制,大大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内容。第五,心态史的研究更多地借用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普通人以什么方式制造或者建构世界的意义,他们如何以他们的观念来组织世界,并在他们的行为中得以体现。很明显,这种研究方法与那种只研究哲学家或者思想家的思想史研究完全不同,他们把这一研究方法概括为思想史的“高”与“低”的研究。“高”为社会中的上层群体的思想观念,现在则开始向下看,研究下层人民这种“低”的思想观念。并且,研究思想观念从“高”到“低”的传递发展过程。他们还更进一步的注意到,很多思想观念并非仅仅分为“高”和“低”,而是混和与交叉的。这样,这一研究方法就突破了原先的研究框架。 在新文化史的研究中,有三个个案值得关注。一是意大利历史学家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苴虫》,研究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作为一个磨坊主,他怎么会形成了这样的观念。第二本书为拉杜里的《蒙塔尤》,作者在人类文化学的意义上来具体考察了一个村庄人们的各种文化或观念。这种从浅入深的文化研究被作者称之为“蒙塔尤考古”,这些观念包括时空观念、社会意识、宗教和伦理以及民俗和鬼魂等。①第三为达恩登的《猫的大屠杀》,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本书将考察十八世纪法国人的思想方式,试图不仅去显示他们想些什么,而且要考察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以及他们如何构建世界,赋予其意义,注入其情感,这种考察就是深入到普通法国人的心态。②与通常文化史着重研究上层文化不同,达恩顿通过吸收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着重研究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对下层人民的传播,或者说下层人民是如何接受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的。通过研究,他得出了高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不同的结论。 从思想史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新文化史的兴起为思想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所以,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对传统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提出疑问,他说道,是思想史还是文化史。③美国历史学家凯利认为文化史是思想史的外层,而思想史是文化史的内层。④ 受新文化史的影响,历史学家吸收了思想史研究或文化史研究的方法,不仅研究普通人们的观念,还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侧重于研究思想或观念如何成为社会如政府、其它组织机构等公共部门的认同,或为社会所接受,成为那个既定社会运转的基础,并且这些观念反过来又如何建构着社会的内容。这一种研究方法更多地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借用一句流行的术语,可称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 面对新社会文化史的冲击,历史学家达恩顿指出,原先所定义的思想史和当代所称谓的新社会史之间的关系尚有待研究,在历史学界,社会史已经对思想史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已经在很多方面显示了出来。有材料显示,思想史的课程正在减少,社会史的课程在增加,同时思想史研究走向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取向已经非常明显。因此,达恩顿不无感叹地说,在过去很多年间,思想史已经渐失昔日的风采,开始变得落魄了。⑤尽管如此,但这并不表明思想史的研究在衰落。恰恰相反,新社会文化史的这种新挑战实际上开拓了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史的研究,也更加增添了思想史研究的魅力。很多新的并且富有极大影响力的成果的面世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注释：①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②robertdarnton,thegreatcatmassacre:andotherepisodesinfrenchculturalhistory,pengiunbooks,2001,p.3

③dominicklacapraandsrtevenl.kaplan(eds),moderneuropeanintellectualhistory:reappraisalsandnewperspectiv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2,p.13.

史学思想论文篇(6)

【关键词】 世界史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用；融入路径

当前我国的发展，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世界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理论、政治和情感的各项认同度，促使他们齐心协力，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计献策。当前的世界实力是不断发展的结果，因此，要想认清当前世界，就必须建立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本文中主要分析了世界史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价值，充分发挥世界史的教书育人作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学习世界史对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在当前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强思想领导的重要作用，建设完善的意识形态，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我国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在2015 年 1月19日，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在该项文件中指出，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高校担负着输送人才和理论支持的重要任务，因此，做好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至关重要。实际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兴起了许多的国际问题和思想理论，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受各种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冲击，对学生们的价值追求造成许多不良影响，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造成阻碍。导致大学生盲目追求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的理解越来越弱。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不成熟，很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加强民族教育和国家情感教育非常重要。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传播的主体是高校教师，他们担负着提升大学生的理论、政治和民族各项认同感的重要任务。能够培养学生们的安国情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历史的意义在于保存民族记忆、促进文化认同和维护善恶平衡，维护公平和公正等重要作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历史，能够帮助人们提升民族自豪感，培养民族的进取心和自尊心。全面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高校中的历史教师，需要具备高度的教育责任感，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全面提升学生的观察等各项能力，帮助他们认真思考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在国际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研究和解决所有的中国问题上，都有需要从世界的角度作为出发点，这样一来，就必须要学习世界史。世界史教师在传授世界史相关知识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仰和精神以及道德情操，提升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一来就能够确保搞笑的思想宣传工作的顺利进行，及时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由此可见世界史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世界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途径

1、学科体系方面要加强世界史的教学和思想政治理论相结合

通过学习世界史的理论、观点、方法借鉴和交流融合，将世界史和思想政治理论相融合，提高学生将学习到的思想政治理论运用到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相关能力。培养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这些人才要同时具备思想政治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各项知识技能，同时还要具有跨学科素养研究能力。世界史的授课教师，要加强对马克思理论的学习和掌握，从历史学角度出发，深入剖析民主、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西方社会的各项理论和思潮。同时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从历史的角度，为学生深入讲解各项问题，在大历史和全球史的前提下，通过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为学生讲授思想政治的深刻意义。

2、加强世界史专业教师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群体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师来说，科学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校内外所有教师的沟通和交流，不仅仅是世界是教师，还同时包括各学科的教师，摒弃过去的教书匠思想，从整体上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水平，同时还有助于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世界是教师在做好第一堂课的基础上，还可以加强与政治思想理论教师的交流和沟通，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第一课堂的基础上，构建世界史第二课堂。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学校可以组织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研讨会和论坛，以及学术讲座等活动，专门邀请和聘请世界史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此外可以通过读书会、辩论会等形式来提升学生学习世界史的兴趣。全面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综合水平。

3、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引进世界史的教学和学术活动

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各方面综合素质，培养他们的各方面能力综合成长，特别是对于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都有重要的培养意义。高校中，教世界史的教师们要积极参与到建设校园文化之中，以学术为本，在校园多开展一些世界史的公开课、选修课和读书会等活动，同时还可以开展世界是学术讲座，或者是通过图书馆来普及世界是的相关知识，让学生能够全面了解世界史的学术性、知识性和思想性，提高学生们学习世界史的兴趣。此外，将世界史通过相关学术教学活动，来向同学们展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建设校园文化，正确树立学生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塑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全面培养学生掌握世界史的各项能力，有效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同时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的体现。通过学习世界史，大学生能够发散思维掌握更多知识，用历史来沉淀学生的知识水平，提高对世界的认识，和知识的掌握能力，对于学习我国历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5（1）.

[2] 高希中.“书名竹帛”：历史承载民族记忆[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5）.

[3] 苏几.今人该怎样研读世界史[N].中国青年报[J].2015（2）.

[4] 朱卫斌.大历史与中国高校世界史教学[J].历史教学，2012（2）.

史学思想论文篇(7)

关键词：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语境论的科学史、约翰•格林、罗伯特•杨

Abstract:ThispaperintroducesthedevelopmentofthehistoryaboutDarwinfromintellectualhistorytocontextualismbriefly,anddiscussesthechangesinhistoriography.John.CGreeneandRobertYoungaretwoimportanthistoriansinhistoryofbiology.Theirmainworksarereviewed.

KeyWords:IntellectualHistory,SocialHistory,CulturalHistory,ContextualistHistoryofScience,John.CGreene,RobertYoung

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科学史的研究中，对达尔文的历史研究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尤其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科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和达尔文相关的生物学的发展，另一个就是卡尔文勋爵（LordKelvin）和麦克斯韦（JamesClerkMaxwell）对物理学的贡献。[1]但随着科学史学家们的工作由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文化史，到目前的语境论的科学史，把什么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实，怎样编撰这些历史事实，以及如何对它们做出符合情理的历史解释，对这些史学问题的回答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从整体上被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加以考虑，而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则更加注重对社会和文化语境的考察。相应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科学史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研究工作也变得更为深入细致，这从与达尔文相关的历史研究的发展，如何解释与评价达尔文的工作的演变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

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前，科学史的研究主要是延续和发展由拉夫乔伊（ArthurO.Lovejoy）和柯瓦雷（A.Koyré）开创的思想史的传统，与达尔文相关的研究也不例外。科学史被叙述为独立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外的思想演变过程，其中对于科学伟人的思想研究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的变革通常就是由于他们思想的力量而得以完成。而当时他们对手的思想则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被认为在科学史中没有太大意义，不值一提，即使偶尔提及这些人的思想，也只是为了描述一场真理战胜谬误的战斗。至于那些科学伟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通常被看作对他们的思想形成没有多大影响，即使有所描述，也常常被作为接受正确的科学理论的障碍。科学史学家们感兴趣的是内在于科学之中的思想观念的发展，这或多或少仍然被他们作为某种知识和事实不断积累的过程，并独立于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状况而存在，于是思想上的联系和断裂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考察的核心。可以说，思想史是某种类型的哲学史，类似于德国哲学传统中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或观念史（Ideengeschichte）。[2]它的叙述相当清晰明了，但也正因为它的清晰明了，就不得不把历史中参差纷杂的思想作一番挑拣和精炼，自然会是某种或强或弱的辉格史。

自从二十世纪初综合进化论承认和接受了自然选择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生物科学中获得了胜利，逐步确立了自身在该学科中的统治地位。首先，仍然是一批科学家出于教学的方便，开始编写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主导的生物学史，借用历史的方式阐明科学概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建立起一套学术继承的渊源，确立科学研究的传统，进而树立自身的正统地位。为了纪念《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在1960年出版的三卷本的《达尔文之后的进化论》（EvolutionafterDarwin）就是这一类书籍中的集大成者。该书从1956年开始筹备，共挑选了五十五位在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天文学、医学、植物学和地质学等诸多领域的顶尖科学家，请他们著文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过去一百年间对他们各自所从事的学科发展的影响。并于1959年邀请这些科学家召开学术会议，作为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物种起源》出版百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3]可以说，此时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科学界中已赢得了全面胜利。

受达尔文在自然科学中取得的胜利的影响，历史学家们也开始重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的研究，到1959年《物种起源》出版百年纪念时，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以达尔文为主导线索的生物学史研究著作。该年出版的《达尔文的先驱们》（ForerrunnersofDarwin:1745-1859）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它收录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观念史俱乐部成员的15篇文章，其中拉夫乔伊的文章就有六篇之多。他的文章梳理了在达尔文以前的思想家诸如布丰、康德、赫尔德、冯贝尔（VonBaer）和叔本华等人对进化论思想的贡献，其他人的文章也都是相当有分量的生物学思想史研究。[4]然而仅仅从文集的标题《达尔文的先驱们》就可以看出，这种梳理是用现代生物学的胜利作为真假判定的依据，拿与达尔文相关与否作为历史研究的选择标准。历史学家的史学立场完全受生物学家的影响，与后者相一致，认为达尔命才是进化论历史的核心，正是由于达尔文的工作把整个生命界纳入了客观科学的研究领域，所以其他思想的重要与否都是由和它之间的关联程度来决定的。

另一部相当重要的著作是约翰•格林（John.CGreene）的《亚当之死》（ThedeathofAdam:EvolutionandItsImpactonWesternThought），也是为了纪念《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由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出版社赶着出版的。[5]其中尤为有趣的是约翰•格林本来还没有准备好写达尔文，但出版社为了凑百年纪念的热闹，要他加上了关于达尔文的论述。约翰•格林的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重视，现在也已经成了科学思想史中的名著。这本书考察了从17世纪的约翰•雷（JohnRay）到19世纪的达尔文和华莱士的二百多年间，机械自然观是如何取代了“静态自然的观念”（thestaticconceptionsofnature），并进而和“进步的观念”（thenotionsofprogress）结合起来，成为对自然的主要理解方式。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是这一过程发展的顶点，他在进化的过程中引入了或然性的作用，并把整个人类，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归入了自然之中，使之统统服从于自然法则。[6]后来，在1961年，约翰•格林又出版了一本小书《达尔文和现代世界观》（DarwinandtheModernWorldView），收录了他在莱斯大学的三次演讲。书中讨论了达尔文对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以及他对现代社会理论，尤其是社会进化论的影响。[7]

由于思想史的研究深受“历史的伟人观”（thegreatmantheoryofhistory）的影响，把历史看作是伟大人物的思想传记，着力于对思想本身作哲学分析和历时性研究，所以它的长处在于阐明这些思想，以及它是如何发生与演变的，而对于说明这些思想为何这样发生和演变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进化论思想史的研究也面临着类似的棘手问题：为什么是达尔文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换句话说，为什么是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自然选择学说是达尔文思想中最为独树一帜的地方，在他自己看来，他的进化论思想和他的自然选择是不可或缺的。达尔文思想能够成为现代综合进化论的渊源，关键在于现代生物学家们普遍同意和接受了自然选择学说。然而，在维多利亚时期像华莱士、钱伯斯、斯宾塞、赫胥黎等人都是不同意自然选择学说的，至于他的前辈布丰、康德、赫尔德等人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那么达尔文思想的核心部分就似乎是天才的独创，既没有前人可追溯，又没有同仁欣赏。但问题在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当时何以能够成功，他又怎么会成为当时科学的代表？再进一步，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何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产生?

对这些问题的比较满意的回答，需要摒弃历史研究中由来已久的“历史的伟人观”，认识到伟人并不是独立于历史之外，把自己的思想或行动强加于历史，而恰恰相反，他自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孕育出来的。同时，他的思想和行动并不是像柯林武德所假设的思想支配行动那样简单，可以轻易地孤立出思想而不用考虑他的行动和生活，而是处于一种变幻不定、难以琢磨的关系中，与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要求在历史的解释中，把个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加以考察，研究他与其他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引入对种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分析，简而言之，就是需要一种类似于社会学的解释模式。[8]对于科学史来说，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摆脱辉格史观的束缚，拓宽科学思想史的视野，还需要引进社会史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英美史学界中，历史研究的重心开始发生转移，传统的政治史和伟人传记的历史写作方式日渐式微，许多历史学家纷纷著文强调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重要性，以及需要重新发现普通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并且用具体的历史研究亲身实践他们的史学立场。[9]社会史和经济史在六七十年代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主流。同一时期，科学史中关于内在论和外在论的争论也开始了，这场争论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一直是科学史学的核心问题，影响着整个科学史的发展方向。[10]受这种大小气候的影响，这一时期研究生物学史的历史学家们也开始引入了社会、文化的分析视角。首先是在思想史研究的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某些过去不会被考虑的社会、文化因素被纳入到研究中。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约翰•格林在1981年出版的《科学、意识形态和世界观》（Science,IdeologyandWorldView:EssaysintheHistoryofEvolutionaryIdeas）一书。该书共收录了从1957年到1981年期间，他考察进化论思想史的六篇文章。他通过对孔德、斯宾塞、达尔文、赫胥黎和达尔文主义的历史研究，表明实际上很难在科学、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之间做出明确划分。这几篇文章把进化论思想放到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从而在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内部打开一个缺口，为后来的进化论历史研究指引了方向。这本书和《亚当之死》一同影响了随后整整一代的进化论史学家。在1987年为了纪念约翰•格林的70寿辰，向他在进化论史研究中的贡献致敬，由詹姆斯•摩尔（JamesR.Moore）编辑了《历史、人性和进化》（History,HumanityandEvolution）一书，收录了13位研究进化论史的主要学者的研究文章，代表了当时进化论史研究的最高水准。[11]

虽然约翰•格林的后学们从他对科学、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彼此间紧密交织、相互作用的论述中得到启发，不再将它们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然而约翰•格林本人作为一位受拉夫乔伊影响颇深的思想史家，他的哲学立场就总体而言却仍是保守的。在他看来，世界观是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设，意识形态是一些使社会活动和价值判断合法化的思想观念，世界观是可以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也可以变成某种世界观，但是科学仍然是截然不同于意识形态或者世界观。科学着重于描述和发现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虽然它也是一种人类活动，但它更强调观察的重要性，本身是价值中立的。正因如此，他虽然承认自然选择学说的提出与英国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状况有联系，但还是坚持认为自然选择学说作为科学理论，源自于达尔文的“真正的科学的洞察力”，而不是当时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12]

二

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杨（RobertYoung）就不同了，他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式与以前的美国历史学家像拉夫乔伊和约翰•格林等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正如他所说的，“历史学家也是自身时代的产儿”，[13]他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式的转变与当时英国历史学界的风气有密切的联系。概括而言，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史学界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由E.H.卡尔（E.H.Carr）掀起了以社会史为中心的改革运动，其批评和改革的目标直指以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terfield)为代表的剑桥历史学界。社会史很快赢得了青年一代历史学家的广泛支持，迅速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主流。[14]第二、以E.P.汤普森(EdwardPalmerThompson)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占据了历史研究活动的中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一书影响了整整一代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激进的史学思想主导着当时的英国史学。[15]

正是在这一时期，罗伯特•杨开始就读于剑桥大学历史系，随后在那里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他逐渐不满于剑桥科学史研究工作的现状，仅仅关注科学思想内部；而且在他看来，库恩的工作对于科学史而言，并没有意味着太多的新东西。受正在兴起的社会史研究路径的影响，他开始考虑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引入对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的分析。同时，他也不满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工作，认为他们的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忽略了对于科学和科学自然主义（Scientificnaturalism）影响的考察。他希望能够打破科学史与其他专门史之间的隔膜，把科学活动放回到整个文化之中，考察它与其他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

罗伯特•杨对传统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展开批判，指出它有两个假定，首先是科学观念和科学发现可以摆脱自身的文化背景而被清晰地分离出来，其次就是非科学的思想对于科学观念的发展影响甚微。在他看来这两个假定都是有问题的，历史与这两个假定恰恰相反。科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中的一种，不可避免地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纠葛，不可能从广泛的文化背景中完全剥离出来。某一时期科学的、经济的、宗教的、社会的、哲学的、政治的诸种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构成了一个共同的语境。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构成的，没有那一个可以脱离其他而独立存在。因此，应该把科学史和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等其他专门史结合起来，发展出既考察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又考察科学因素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作用的综合史来。[16]

罗伯特•杨认为科学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克服科学和社会的两分，解决内在论和外在论之间的争论。受雷蒙•威廉斯（RamondWilliams）文化研究的启发，他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重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模式，认为必须摒弃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单向的和线性的决定模式，而应该充分研究社会经济因素和科学理论之间复杂的相互关联，进而提出某种关于社会经济因素和思想生活之间的媒介理论。他认为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对于观念本身以及这些观念是如何制度化的，两者都要重视，不能只是关注前者。研究这些观念时，必须注意它们在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分析它们是如何维持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并使其合法化的。[17]简而言之，就是要在历史的研究中侧重分析科学思想是如何作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

从1969年到1980之间，罗伯特•杨发表了六篇关于达尔文、进化论和科学史学的文章，充分展现了他的激进的史学思想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在1985年，这些文章合集为《达尔文的隐喻》（Darwin’sMetaphor:Nature’sPlaceinVictorianCulture）一书出版。通过这些文章，罗伯特•杨叙述了一场在维多利亚时期展开的关于“人在自然中的位置”（man’splaceinnature）的争论，它涉及到了关于生物学、地质学、心理学、马尔萨斯人口论、自由放任主义、功利主义、自然神学、社会政治改革的种种讨论，而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关于进化论的争论只是它的一部分。所有这些讨论共同构成了一个“自然化”（naturalism）和“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过程；达尔文自然选择式的进化论挑战了人在世界中的特殊地位，把人类降到了与自然中其他动物相等同的位置；地质学则把地球以及动植物种的产生都看作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上帝创造的结果；自然定律开始被运用于人类社会，灾荒、瘟疫、战争和死亡被马尔萨斯看作像科学定律一样在调节人口增长中发挥作用。罗伯特•杨进而指出当时的英国正在从田园式的、贵族统治的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的、激烈竞争的工业社会转型，新兴的中等阶级也开始和旧贵族们争夺文化上的霸权，与此相应，由国教教士所掌控的旧意识形态自然神学也就逐渐地为新的意识形态进化论所取代。[18]

对于以前的进化论思想史研究感到棘手的那个问题，既为什么是达尔文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为什么是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的问题，罗伯特•杨也初步给出了解释，并为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指引了方向。在“马尔萨斯和进化论者们：生物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共同语境”（Malthusandtheevolutionists:thecommoncontextofbiologicalandsocialtheory，1969年）一文中，他通过构建生物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相互交织的共同语境，叙述了从“和谐的自然”向“斗争的自然”的思想转变，从而揭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之间的联系。而在“达尔文的隐喻：自然选择吗？”(Darwin’smetaphor:doesnatureselect?,1971年）一文中，他讨论了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之间的类比在达尔文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对达尔文进化论在思想界中传播的影响，表明了当时的科学、自然神学和哲学之间的相互构成的关系。

罗伯特•杨对维多利亚时期科学史的许多论述，现在已经成了科学史学家普遍接受的历史常识，而他的许多猜想也由后来的历史学家作了仔细的研究。例如，科学史中的胜败双方都曾对科学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所以要重视非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家；要分析自然神学和科学思想之间的共生关系，不能简单地把它们描述为真理与谬误之间绝对的对立；应该研究颅相学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考察进化论在普通大众中的接受和传播等等。许多目前研究维多利亚时期科学史的重要学者，像詹姆斯•摩尔（JamesMoore）、伯纳德•莱特曼（BernardLightman）、彼得•鲍勒（PeterBowler）、罗杰•史密斯（RogerSmith）、罗杰•库特（RogerCooter）等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他的影响。[19]而且罗伯特•杨的影响并不局限在19世纪的科学史研究，研究其他时期科学史的史学家们也纷纷效仿他的研究方式。科学史学家们未必同意罗伯特•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但大都认可了他强调科学的社会语境和政治语境的史学思想和方法。正如约翰•格林所说：“近些年来，科学史更多地转向了由罗伯特•杨激动人心的文章所指引的方向，重视考察科学的社会语境和政治语境，而不是那些由库恩和吉利斯俾所建议的方向。”[20]

三

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美史学界开始借鉴人类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而不再把社会学作为主要借鉴的研究方法，女性史、性别史和文化史逐渐替代了社会史成为主流，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21]与此同时，在科学史中也发生着相类似的变化。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新的思潮涌入科学史之中，科学史的研究领域被重新划分，以往确立的历史事实受到了质疑，曾经的历史结论一再被解构，过去处于边缘的研究开始进入科学史研究的中心地带。科学史研究的语境变得更为丰富多样，出现了像阶级语境、性别语境、帝国主义语境、语言学语境等诸多新的研究方向。对于进化论史的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是把达尔文放到了诸多不同语境的显微镜下作一番考察，另一方面就是重视对非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家像拉马克、钱伯斯等人的研究。

然而随着对达尔文的语境研究越来越深入细化，以及逐渐复原了其他进化论思想家在历史中的地位，科学史学家却发现诸多不同语境下的研究彼此之间难免有冲突，要想把它们统一起来，构成一致完整的历史叙述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处境下，人物传记的历史写法又重新受到重视，科学史学家们发现它不失为一种把科学融入文化背景的好方法，可以在对科学家一生的描述中，将种种不同的社会语境联系起来，考察它们与科学之间的互动。[22]阿德里安•德斯蒙德（AdrianDesmond）和詹姆斯•穆尔合著的《达尔文传》（Darwin）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本。作者在对达尔文一生的详尽叙述中，把他和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植根于英国文化之中，刻画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23]

从诺拉•巴洛（NoraBarlow）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编辑达尔文的著作，对达尔文和进化论史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七十余年，这期间如何解释和评价达尔文的工作，怎么写进化论史，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现在的科学史学家已经不再受现代生物学家的影响，简单地围绕着达尔文来叙述进化论史。达尔文不再有以往科学革命伟人的形象，那场达尔命也被质疑是否曾经发生过。而进化论的思想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与当时的神学和哲学紧密交织在一起。为了考察科学与文化的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科学史学家分离出一个又一个的语境来，对越来越细微的事件知道的越来越多，然而整体的历史图景却因此变得模糊。语境论的科学史研究使达尔文和进化论日益丰富多样，但也让人做出某种评价和概括更为困难。也许这正是历史的意义所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人对过去的理解。

[参考文献]

[1]BernardLightman,ed.,VictorianScienceinContext,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7,p.3.

拉夫乔伊所开创的历史研究传统，更确切地应该称为观念史（thehistoryofideas）。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他选用了观念史的名称来标明他特有的历史研究路径，即从复杂的学说和理论中提炼出构成它们的观念单元（unit-ideas），进而研究其在历史中的演化和变迁。通过他的众多学生，以及他在1940年创立的学术刊物《观念史》（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他的研究方式影响了该领域几乎整整一代的历史学家。本文一概称为思想史，一方面是为了行文方便，另外也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从语义上讲，思想史自然可以涵盖观念史，但它更强调了自身关注的是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思想活动，就像经济史、政治史关注的是人类的经济活动或者政治活动。这样就避免了通常对观念史的一些批评。目前该领域的历史学家大多采用思想史来界定自己的工作；另外，就历史研究本身的发展而言，拉夫乔伊以后该领域的历史学家们在继承他衣钵的同时，不再把思想研究的对象限定为观念单元，并且加进了对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因素的考虑。但他们往往认为这些因素对思想活动的影响极为有限，对于思想史的解释来说并不重要。

[2]JulietGardiner,ed.,WhatisHistoryToday?MacmillanEducationLtd,1988,p.106.DavidCannadine,ed.,WhatisHistoryNow?PalgraveMacmillanLtd,2002,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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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entleyGlassandOwseiTemkin,ed.,ForerunnersofDarwin,1745－1859,Baltimore:TheJohnsHopkinsPress,1959,p.v.

[5]JohnC.Greene.TheDeathofAdam:EvolutionandItsImpactonWesternThought,Ames,Iowa:TheIowaStateUniversity,1959

[6]JamesR.Moore,ed.,History,Humanityand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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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ohnC.Greene.DarwinandtheModernWorldView,BatonRouge:LouisianaStateUniversityPress,1961,p.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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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H.Carr.WhatisHistory?PALGRAVE,2001,p.xxxvi-xxxviii.PeterLambertandPhillippSchofield.ed.,MakingHistory,Routledge,2004,p.1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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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amesR.Moore,ed.,History,Humanityand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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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JamesR.Moore,ed.,History,Humanityand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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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RobertYoung.Darwin’sMetaphor:Nature’sPlaceinVictorian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171.

[14]E.H.Carr.WhatisHistory?PALGRAVE,2001,p.xxxviii.DavidCannadine,ed.,WhatisHistoryNow?PalgraveMacmillanLtd,2002,p.4.PeterLambertandPhillippSchofield.ed.,MakingHistory,Routledge,2004,p.143.

[15]PeterLambertandPhillippSchofield.ed.,MakingHistory,Routledge,2004,p.182-183.

[16]RobertYoung.Darwin’sMetaphor:Nature’sPlaceinVictorian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23-24.

[17]RobertYoung.Darwin’sMetaphor:Nature’sPlaceinVictorian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202-219,p.237.

[18]RobertYoung.Darwin’sMetaphor:Nature’sPlaceinVictorian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240.

[19]FrankM.Turner.“ReviewedWork:Darwin’sMetaphor”,Isis,Vol.77(1986),p.727-728.

[20]JamesR.Moore,ed.,History,Humanityand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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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DavidCannadine,ed.,WhatisHistoryNow?PalgraveMacmillanLtd,2002,p.viii-ix.PeterLambertandPhillippSchofield.ed.,MakingHistory,Routledge,2004,p.14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