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典故整理篇(1)

关键词：典故 概念整合理论 语言顺应理论 认知

1 引言

作为一种隐喻，典故是指在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历史事件等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况或环境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典故的隐喻性这一特点只有在以文化语境为基础，通过想象、联想、映射等途径进行一系列认知活动时，典故的隐喻文化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典故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它把一个叙述想象映现到另一个叙述想象上，通过叙述想象和映现达到对意义的建构。意义的建构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对心理空间及其类属关系的洞识。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视角，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和语言顺应理论对典故在话语空间的意义建构进行动态、详细的分析，探讨典故解读的幕后认知机制。

2 相关理论

2.1概念整合理论

概念整合理论是福科尼尔和特纳1997年在《思维和语言中的映现》一书中正式提出。所谓概念合成，是指心理空间的合成，而“心理空间是人们在进行思考、交谈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的目的而构建的小概念包”。心理空间之间可相互连结，并可随着思维和话语的展开不断得到调整和修改。概念整合是对心理空间基本的认知操作，运用在线的、动态的认知模式建构意义。简言之，概念整合可建立相互映现的心理空间网络，并以各种方式整合成新的空间网络。概念整合网络由四个心理空间构成：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合成空间。两个输入空间的共有结构及其共有的抽象信息被投射到第三个空间即类属空间里；同时，在这两个输入心理空间的基础上，通过跨空间地部分映现、匹配并有选择地投射到第四个空间――合成空间。合成空间从两个输入空间中提取部分结构，形成层创结构。概念整合通过组合、完善和扩展三个相互关联的心理认知过程形成。在整合过程中，主要以语境为出发点、依据层创逻辑动态地进行概念合成。四个空间通过投射链彼此连接起来，就构成一个概念整合网络。概念整合理论的宗旨就是揭示言语意义在线建构背后的那座认知冰山。

2.2语言顺应理论

语言顺应论认为，语言使用过程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这种选择过程是动态的，以语言的三种特性（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为基础。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的或严格按照形式一功能关系做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事项中作灵活变通，从而满际的需要。此三种特性相互关联，以顺应性为主要特征，从四个方面去阐述语言的使用：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对象顺应、动态顺应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

3 概念整合理论和顺应理论对典故的认知语用阐释

3.1典故常规意义建构的认知语用分析

概念整合理论为典故的认知解读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认知工具。概念整合建立了新的整合心理空间，并建构实时意义，在常规化的概念结构上进行新的认知操作。受话者在解读典故时，对典故所在的不同心理空间进行整合而建构其喻义。典故中的事件、人物等元素构成一个小概念包，形成一个局部的心理空间。典故喻义的在线建构就是一个解缩、各元素和关系对接映射、重组、完善合成的心理过程。在概念合成网络中，典故作为一个输入空间，该典故所描述的现时事件作为另一个输入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中共有的抽象结构和组织进行选择性地映射到合成空间，并在结构性原则、管制原则及优化性原则的制约下以压缩、解缩、优化、关联、结构、递归等方式形成两个输入空间所不具备的层创结构，完成典故喻义的在线建构。合成空间内层创结构的形成标志着语义在线建构的完成。如：

（1）作为恒大女排主教练郎平，之所以能够在征战国内联赛短短三年里染指冠军至高荣誉，独到的选秀眼光及运筹帷幄的临场调度能力均成为她此次成功的关键。（百度网，2012年9月6日）

该典故的喻义在线建构心理运作过程如下：在对该句的解读过程中，形成两个心理空间：输入空间I：典故“运筹帷幄”的认知域，包括张良，军帐，计谋等元素。输入空间Ⅱ：郎平的认知域，包括郎平、赛场、临场调度等元素。类属空间的元素包括：行为者、行为、结果。类属空间决定跨空间映射的核心内容，为空间合成框定目标话语。输入空间I和输入空间Ⅱ内的部分结构和组织被选择性地投射到合成空间，共有结构及其共有的抽象信息（行为者、行为、结果）被投射到第三个空间即类属空间。由于类属空间的作用，两个输入空间的成分实现匹配对接并得到压缩，产生各个空间以前都不存在的新关系。“张良”对应“郎平”，“在军帐中运用计谋”对应“在赛场上临场调度”，“决定千里之外战斗的胜利”对应“决定比赛获胜”，从而完成概念整合的第一步：组合。两个输入空间中的元素“在军帐中运用计谋”与“在赛场上临场调度”触发我们的认知机制，激活已储存的相关背景知识，帮助我们完成概念整合的第二步：完善。在新组合和激活的相关背景知识投射到合成空间之后，合成空间按照自己的层创逻辑进行类比推理等心理运作产生层创结构，建构了典故的喻义，从而完成概念整合的最后一步：扩展。至此，通过一系列认知活动，典故的喻义得以解读，即郎平在赛场上独到的指挥、谋划和调度决定了恒大女排的联赛获胜。此例中典故“运筹帷幄”的喻义属于常规意义（善于指挥、谋划，在后方决定作战策略）。该典故形象地描绘出郎平这个世界一流教练的聪明才智。

3.2典故在话语空间意义建构的认知语用分析

根据顺应理论，典故的使用和理解是一个不断商讨和顺应的动态过程。人们用典故进行交流时，典故的话语空间是千变万化的。话语空间即语境，是指典故所出现的具体语言空间。典故在话语空间的解读是说话者和受话者空间互动的在线推导过程。不同的受话者在解读同一个典故时，会调用多种不同背景知识，构建不同的心理空间，整合出与原典故完全不同的含义来。因此同一典故在不同的话语空间可能会推导出不同的喻义。语境关系顺应在典故喻义的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输入空间将相关概念映射到复合空间中，在此解包或重构，形成新的组织框架，最后再将其映射回话语空间，完成对典故的解读。此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随着语境的发展反复重构和映射的动态顺应过程。如：

（2）杨队长：“鬼子的辎重联队一路向南，越过了桃花岛，折身向西又回到了原来的运输线上。”

团长：“这个中村还挺狡猾的，他这是想搞声东击西啊。但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会重返小雪村，在这里守株待兔，再给他来一次伏击。”（《川军血战到底》第12集）

此例中，由典故“守株待兔”源认知域演绎出来的常规意义（不想努力，而希望获得成功的侥幸心理）表面上并不适合该句的话语空间。因此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来推导该句中“守株待兔”的含义。此句中的“这个中村还挺狡猾的，他这是想搞声东击西啊”为典故“守株待兔”的理解提供了初始语境，但这一语境与典故的认知框架不符，说话者与受话者有进一步商讨的要求。随着交际的进行，语境更加具体化，提供了“重返小雪村”这样一个可类比的组织框架，引导受话者进行合成空间中的概念重构。受话者自然会顺应说话者的心理世界和这一具体语境，构建新的组织框架去解读话语空间中的典故含义；同时通过后映射“再给他来一次伏击”，即可推断出“守株待兔”在该话语空间中不是贬义，而是含有褒义的。至此，典故的喻义得以解读，即“等着中村带领的鬼子辎重联队自投罗网”。在完成典故在线解读的同时，也唤起受话者心中不同的情感反应，形成鲜明的意向性。可见，典故通过常规化映现形成了初始的常规意义，但这种常规意义是否适合某个具体的话语空间，还需要受话者的语用推理与分析，这一推理分析过程就是对此典故在该话语空间的幕后认知过程。

高中语文典故整理篇(2)

【关键词】英美文学典故 翻译标准 翻译方法 影响因素

从古至今，典故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文学的金字塔中熠熠生辉，其语句简练、含义深刻，演变成呈现民族文明与文化的外在体现形式。英美文学中的典故多数始源于希腊罗马神话、《圣经》与历史事件，其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颇为广泛，只有了解这些典故的含义，才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因此掌握合适的方法来准确翻译英美文学典故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英美文学典故

英美文学中典故能够传递民族文化信息，借助简洁化的语句将冗长的生活阅历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呈现出来。英美文学典故的从目前来看有这几种起源：一是起源于源自基督徒的圣经故事；二是起源于希腊罗马神话；三是起源于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四是起源于寻常生活或历史事件，经过人们长期口口相传而流传下来，世代沿袭与发展。

二、英美文学典故翻译标准与现状

“信、达、雅”均是翻译所达到的三种境界。其中，“信”是翻译的最低要求，是指译者要如实恰当地把原文所反映的意思用汉语表达出来。“达”是指在完成“信”的基础上要使译文通顺，符合原文的语法和语用习惯。“雅”是三者中最高的标准，是要在实现前两者效果的基础上，使译文生动形象、与原文的写作风格高度一致。目前，在对英美文学典故翻译过程中“信”在达成上不存在较大的难度系数，“达”与“雅”对于多数译者来说，并不容易达成，还需要译者多加了解中西方语言和文化。尤其是“雅”更是要求译者对文学作品以及中西文化背景都有深刻的了解。

三、常见的英美文学典故翻译方法

为了将英美文学中的典故精确的翻译出来，明确被译典故起源是基础，继而应用有效的方法将其寓意呈现出来。常见的英美文学典故英译汉方法有三种：直译法、套译法以及译意法。

1.直译法。直译方法在英美文学典故翻译中的应用不等于死译或硬译，其是对作品初始创作形式的尊敬，而不是对其做出冗余的批注或者是对其含义进行刻意延展，而只是参照字面意思直接翻译。该种翻译方式通常被应用在一些在汉语中就能快速搜寻到与匹配的概念的典故，这种翻译方法是在读者认可的基础上被应用的，直译方法的应用使读者快速的理解英美文学内涵，感受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风韵，同时还发挥充实本族语言体系的作用。例如Crocodile tears（鳄鱼的眼泪）；A wolf in sheep’ s clothing（披羊皮的狼）；A cat has nine lives（猫有九条命）；Pandora’s Box（潘多拉的盒子）等。

2.套译法。英美文化在本质上与中国民族的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上文所描述的完全对应情况是极为罕见的，若译者对一些典故不假思索就采用直译方法，很多地方是令译者无法解读的，面对应用直译方法翻译出来的文章，个体总会产生别样的联想内容，削弱了英美文学中典故翻译的顺畅性，此时英美文学作品内涵精确性传达目标的实现就受到了重重阻碍。但是若某些习语和汉语存在相近的意义，套译方法的应用所取得的翻译效果还是极为可观的，即借用中文典故把其呈现出来。如Can the leopard change his spots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Better be the head of a dog than the tail of a lion（宁为鸡头，不作凤尾）；Someprefer turnips and others pears.（萝卜自菜各有所爱）；Cast pearls before swine（对牛弹琴）等。

3.意译法。部分英美典故与西方本族习惯或社会风气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在汉文辞典中无法搜寻到与之相匹配的概念，套译方法应用上体现出牵强性特征，而译意方法的应用效果还是较为理想的。但是这一方法的应用前提是不能使原文自体内涵发生变动，译者也应该对典故产生的社会背景有一定的认识，否则译意出的典故就会贻笑大方。

例如《圣经》中的An Apple of Dis-cord，如果用直译法翻译就是“纠纷的苹果”，显然无法解释清楚，若能够对其故事有一定了解，那么再进行翻译，效果就会有显著的变化，将其正确翻译为“祸根”、“不和之因”。与之相似的例子是多样化的，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出自《伊索寓言》），若对其进行直接翻译，结果为：含着一把银勺出生，恰当性显著缺乏，在对其故事背景有一定认识以后，就能够做出准确的翻译，即生在富贵人家；又如Double Durch（胡说八道）；Take French leave（不辞而别）；To rain cats and dogs （倾盆大雨）等。

四、综合考虑典故翻g的影响因素，灵活使用翻译方法

为了提高英美文学典故翻译质量，译者在翻译英美文学典故时应注意针对不同的情况，综合考虑以下几种影响因素，灵活使用翻译方法。

一是重视对英美文学典故的文化背景的理解。文化背景的差异性是影响英美文学典故翻译的重要因素。英美文学与东方文学所形成的文化背景、及风俗习性上的不同，是东西方文学差异所形成的内在原因，同时也是导致译者对于典故理解感到困难的重要因素。为了避免对典故的翻译只使用直译法而忽略了其字面之外的含义，译者应该在翻译之前对典故的起源背景进行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语言习惯，把英美文学中的典故的真实意思用符合中国语言习惯的方式译出来。

二是考虑英汉典故的对应状况。中国文学典故也是极为丰富的，从某种角度上分析其和英美文学中典故在文化内涵方面上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所以在对英美文学典故翻译之时应该重视其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情形对应情况，使用套译的方法，这有助于最佳翻译效果的取得，强化译者对英美文学含义理解的深度；对应情况大体上可以被细化为以下两种类型：（1）基本对应的可以互做译文，也就是说英美文学中的某些典故与汉语典故在内涵、表达方式及使用范围上基本一致，这为互译目标的实现提供基础性条件，但是基本对应绝非是完全对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但是在翻译标准不苛刻的情况下可以互译。例如“burn one’s boat”和“破釜沉舟”。burn one’s boat起源于古代从海路侵袭他国的将军，抵达目的地之后会把使用过的船只拖到岸上烧毁，其目的在于告诫别的士兵已经没有退路可寻了；“破釜沉舟”典故起源于《史记项羽本纪》。两个故事场景与内涵上基本一致，所以译者可以认为其是一种基本对应的状态。（2）局部对应的视情况互译，是指英汉典故只有内涵、表达方式或使用范围中的一至两项相对应，即可以在两者间探寻出共同点，两者只是局部的对应，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参照不同场景应用多样化翻译方法，灵活互译。

三是注意典故翻译应符合其所在语境的整体性。典故在英美文学中的应用通常起到凸显主旨或者是强化文采的作用，所以译者在对其翻译过程中，不要一味地套译或孤立地意译，还要注意结合全文语境，准确把握其含义，不要死板地套用翻译方法，应该以维护文章翻译的整体效果为基点，选择一种合适的翻译方法或将多种译法相结合。

五、结束语

文化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生成的，不同的地理历史环境存造就了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英美文学典故是西方文化发展的结晶，是其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英美文学中的典故翻译的方法是多样化的，本文受篇幅的限制只是浅浅而谈，译者在实践中应该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提高翻译水平，将英美文化的深层含义深入浅出地翻译成汉语，用读者易于理解的方式完美呈现出来。

参考文献：

[1]王丽，邓桂华.英美文学中典故的翻译考虑因素及技巧分析[J].语文建设，2014，08：73-74.

[2]王珊.英美文学中典故的阅读技巧分析[J].语文建O，2015， 12：73-74.

高中语文典故整理篇(3)

关键词：典故；对比研究；文化差异

一、简介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积淀。当不同民族的文化进行交流与碰撞时，语言始终站在冲击最强烈的前沿。典故是英汉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和最紧密的结合部分，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所创造的不朽的精神财富。它们是闪烁在文学殿堂熠熠生辉的明珠。典故的形式简洁，寓意深刻，是人们在日常交际和写作过程中经常运用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

二、英汉典故的共同点

1.对词语的选用精炼准确

典故性的成语是人们对典故的提炼、加工后重新构造而成的含义丰富的固定说法。如：“画龙点睛”、“burn one’s boats”（破釜沉舟）等。典故之所以能得到中外许多著名作家的青睐，主要在于它的运用能使语言含蓄典雅，寓意深刻，韵味隽永。如：Through this，and much，and more，is the approach of travelers to mighty Babylon.Babylon是古代巴比伦王国之都，以其众多的财富、豪华的生活及罪恶而闻名于世。在圣经中是财富及罪恶荒淫的代名词。Byron在此借用Babylon描写London，含蓄说明了London的豪华及罪恶的生活。

2.典故再现历史，内涵精深，外延悠远，体现传统文化的精华

典故在语义上是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不能按字面意义来理解。有时他们字面的意义和实际表达的内容可以完全不同。如paint the lily，从字面上看是“给百合花涂抹色彩”之意，而实际意义则是“多此一举”。“胸有成竹”并非字面上所言，胸部长满了竹子，而是比喻做事之前已有通盘考虑或周密计划。英汉典故表现出的中西道德价值观具有某些相通性。如表示朋友间纯洁高尚的友谊，汉语有“管鲍之交”、英语有Damon and Pythias（达蒙和皮西阿斯）；表示对爱情忠贞不渝，汉语典故有“粱山伯与祝英台”，英语典故有Romeo and Juliet。

3.典故的来源广泛，门类众多

（1）来源于文学作品。英语中的典故很多是来自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英语本地的使用者常常引用他的名言警句而不自知。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洞悉、对词语的精通在英语这种语言以及全世界说英语的人的思想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比如，把一个人说成是罗密欧，就暗含着说那个人是帅气、热情、冲动并且深得女子喜爱。如 a Shylock- 一个残忍、贪婪、敛财至极的人（来自莎士比亚“The Merchant of Venice”）除了莎翁的文学作品，还有很多来自其他的文学作品。a Sherlock Holmes- 一个精明的神探，通过仔细的观测、科学的分析以及逻辑推理解决所有的杂难疑案。

汉语典故主要来源于《红楼梦》、《水浒传》、《三国志》和《西游记》这四部中国古典名著。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指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进了城里被周围精美、优雅的环境所震惊而引发众人嘲笑。

（2）来源于神话传说。神话是关于神仙或神化的古代英雄的故事，传说是指人们口头流传下来的关于某人某事的叙述。有些地理名称来自希腊神话，如Europe- 来自europa，一个被宙斯拐走的公主，宙斯是古希腊中众神之王。星期的名称也是来自神话故事。Tuesday- Tyr， 勇猛的战争之神。科学名称和术语也来自神话故事。Mercury- 罗马众神的信使，同时也是商业和科学的神。

汉语的典故很多来自于中国民间故事。如：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 寓意丈夫和妻子过着分隔两地的生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做着同一件事的时候，各人有各人的方式。

（3）来源于宗教。英语中很多典故都来源与《圣经》，圣经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宗教典籍之一，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巨著，其中所包含的典故比比皆是。如 a Judas- 背叛者，他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后来被30个银片就收买了，背叛了耶稣。还有，“death in the pot”（暗藏的危险）来源于《圣经・列王纪下》。

汉语中的典故也有来自道教和佛教。比如，临时抱佛脚- 指在最后一刻才寻找帮助。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以消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

（4）来源与运动和娱乐。当遇到英语中和运动有关的典故时，不是以英语作为本族语的人通常会遇到困难。在美式英语中，这一点体现的更加真实。如与baseball有关的：to not get to first base- 一早就失败了，或者在一开始的尝试。与fishing有关的典故：to swallow the bait， hook， line and sinker- 完全被一些最基本的提供欺骗了。汉语中也有这样有趣的典故，如马后炮是说迟来的建议或努力。异曲同工是指通过不同的方式收到满意的结果。

三、英汉典故的不同

1.结构形式不一，类型不同，内涵有差异

英语典故性成语的结构比较灵活，短则一词，长则几个词，十几个词甚至一整句话。如“bay the moon”（枉费机），“What one loses on the swings one gets back on the roundabouts”.（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等。短则片言只语，如Ark（避难所）、Eden（伊甸园）、Blue beard（恶丈夫）等。

汉语典故的结构则比较固定，讲究对仗和节律，尤其常用对偶结构。如“朝三暮四”、“杯弓蛇影”、“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等。

2.形成时代不同

汉语典故绝大多数历史悠久，浩如烟海。近现代出现的新典极少。而英语典故相对产生较晚，在近现代也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新典。如as American as apple pie，apple pie是美国人最喜爱的甜点之一，经常和冰淇淋一起吃。据说apple pie最先是由美国人发明的，因此就被用来强调真正属于美国的东西。

3.民族特色鲜明，体现不同的文化传统

高中语文典故整理篇(4)

与读图时代的文化产品的直观性相反，“含蓄”被视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审美特征。钱钟书、朱光潜等中外批评家先后指出中国诗歌在表达上富于暗示性、空灵轻淡、意在言外的特征。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在“义生文外”和“余味曲包”的意义上使用“隐”的概念，从效果的角度触及到文学表达之暗示性的要求。这种意不浅露，语不穷尽，避免直接指称言说对象，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代语置换本名，或以典故，或以歇后语，或以借代。古典诗词中把古人的言论或生动的事迹浓缩成极精练的语言，常用几个字就把故事中的人物、事件、背景蕴含其中，这种写作风格或习惯常常使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更难以品味其朦胧深邃的意境了。

阅读是一种从书面言语中获得意义的心理过程。阅读也是一种基本的智力技能，这种技能是取得学业成功的先决条件。它是由一系列的过程和行为构成的总和。古诗词的阅读需要大量的诵读积累。古典诗歌中的典故的表现力是极其丰富的。典故的教学历来受到语文学界的重视，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典故的来源往往与历史神话传说相连，其背后的叙事性是极易引起课堂兴趣的地方，因而是课堂有效生成的引子；二是典故属于熟语学研究范围，有些涉及词源，弄清用典的来龙去脉有利于帮助学生掌握相关古汉语知识；再者，典故不仅属于语言学领域，而且与文学史学领域相通，可以由点带面，起到文化传承的效果。诗词用典问题虽说构成诗词阅读鉴赏的障碍，但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值得语文教师高度重视。

纵览高中教材，不算读本，古典诗词辟有3个单元，共44首，涉及典故180多个。中学语文教学中出现的典故一般是出处可考甚至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先秦作品中的典故，多出自民间传说。如“牛郎织女”一典，见于《诗经·小雅》“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楚辞》中典故运用也很多，涉及不少民间传说和楚地神话故事。有的典故来自儒家典籍，如“楚狂”出自《论语·微子》，讲述了楚地狂生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出自其他诸子的更多，如“腐鼠”来自《庄子·秋水》，“梦蝶”出自《庄子·齐物论》。魏晋以后的诗人，多以佛语入诗，如王维《过香积寺》中的“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中的“毒龙”，李商隐《题僧壁》中的“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中的“针锋”都是佛教话语。此外，出自史书、古文笔记的也不在少数。如“飞将”出自《史记》中对飞将军李广的称呼。“青衫泪”出自白居易《琵琶行》等等。

“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所以用典现象在古典诗词中随处可见。有人说无典不成诗。宋人黄庭坚指出了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相传李商隐作诗文，“多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有时他在一首诗里用故事达五六处之多。用典现象极为普遍，确实构成学生古诗文阅读的一大难点。

尽管如此，典故的教学不应该忽略或回避。恰恰相反，典故的教学应该适时展开。

首先，典故时常表现为固定的词组或句子结构，不少典故形象以成语的形式流传下来，如高山流水、杞人忧天、闻鸡起舞、击楫中流、悲歌击筑等等。中学生对于这些常用成语并不陌生，由于有一定的基础，再适当拓展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了。而且，典故是可教的。因为典故的运用是有一定依据的，除了少数人为了显示自己博闻强记，“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之外，主要是为了取得一定的文学效果，不至于使用冷僻的典故，否则，读者不能取得一致的理解，于诗文作者的传情达意无益。李商隐在《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中不动声色地把典故“青鸟”、“蓬山”（出自《山海经》）嵌入其中，和诗中的情景融合在一起，不仅无碍于诗意的传达，由此更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像这样巧妙、自然运用的典故更需要我们仔细鉴别和体味。

高中语文典故整理篇(5)

[关键词]英文广告典故翻译文化传达

广告既是经济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传播的载体。而广告英语作为一种应用语言，因其所具的特殊效用，已逐渐从普通英语中独立出来而发展成为非常规范化的专用语言。现今英文广告翻译属于新兴的翻译领域，译者需具备语言学，经济学，营销学，社会学甚至美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更需注意译文中的典故因素。典故有着丰富的内涵，如果不了解其出处，读者势必会感到一头雾水。典故的来源很多，本文从源头为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的典故进行探讨英文广告中的用典现象及其翻译，以期实现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

一、源自希腊罗马神话的典故

希腊罗马神话那种“神人同形同性”的特征，倾倒了无数的哲人和文学家，也因而获得了永久的艺术魅力。即使是现在，神话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西方人的文化生活；许多希腊神话故事经过千百年的流传，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词汇中，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语言。

在英语的广告中，就常可见到利用希腊、罗马神话典故中的人名或喻意，以满足英美人崇尚神话中英雄和神灵的文化心态的实例。例如：美国的耐克（Nike），就是借用希腊神话中胜利女神的名字Nike，达芙妮（Daphne）品牌的鞋借用希腊神话中风姿绰约、艳丽非凡的月桂女神的形象，中国的Anta（安踏）运动鞋源于希腊神话中的地神之子Antaeus，还有意大利马莎拉蒂（MASERATI）汽车的商标：一个椭圆中入一个三叉兵器，相传这个兵器是罗马神话中的海神纳丘(在希腊神话中则称波赛顿海神）手中的武器。它显示出海神巨大无比的威力，隐喻了马莎拉蒂汽车的快速奔驰的潜力。这对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畅销十分有利。

这些商标的音译在进入我国市场时，保留了原来语言的风味，翻译内容新颖，充满异国情调，提高了读者接受文化差异的意识。不难看出，以上例子让我们领略了原来语言的风味，但如果不了解这些典故后面的文化背景，仍然不知其意。因此，在翻译时，在采取异化翻译方法的同时，如果加注与此相关的文化背景，则能让读者享受不同文化的同时，真正懂得其中的内涵。二、源自《圣经》的典故

英语中出现的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圣经》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圣经》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典故、警世喻理，不了解《圣经》，就很难实现英文广告的商业价值。译者需先根据原广告的文化背景理解其所要传达的信息，再根据译入语的文化特征将之对译成能让译入语消费者读懂、看懂的广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例如：州农场保险公司所做的广告Likeagoodneighbor,StateFarmisthere(StateFarmInsurance)，便是借用《圣经·马太福音》第22章37—40节中“Lovethyneighborasthyself”(爱邻如己)的训导，于是可译为：州农场保险公司，亲如近邻。这样就把州农场保险公司可以随时为客户服务的宗旨表现得一览无遗，亲切之情，溢于言表。这种遵守目标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的归化翻译便于理解，但可能剥夺了读者欣赏异国文化的乐趣。所以，归化翻译虽适合目的语文化的理解习惯，但在传递、借鉴外来文化方面不得不说有些遗憾。

温州奥古斯都鞋业有限公司在打入美国市场时，社会效益就不错。该公司以基督教历史上的圣徒“奥古斯都”命名，“奥古斯都”(Augustus)这个人名，原来是拉丁文的形容词“崇高的”、“神圣的”意思。后来这个名称成了罗马帝国皇帝的尊称。而基督教的教父“奥古斯丁”(AureliusAugustinus，354-430)也有类似的名称。基督教认为，哪位教父虔诚，册封他为“圣人”。广告商这种把顾客尊为“圣人”、“上帝”的理念打的就是一种心理战术，起到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三、结语

广告活动不只是单纯的商业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介质。这种翻译绝不能只停留在字面意思的一一对应，而应在照顾原文深层结构的语义基本对等，功能相似的前提下，重组原文的表层形式，巧妙地融合两种不同的文化。为了跨越语言文化理解的障碍，借用归化、异化的概念来说，“说到底在文化传达问题上采取何种翻译策略，都是为了最终使得读者做到真正的归化，也就是说使读者把原语经译者所传达的异域视野经自身的文化视野过滤、对比、沉淀而后引起视野的重新定位，在对比中做到对自身文化和原语文化的再认识，即在文化意义上完成真正的归化。”这样，既保持了民族本土文化的精神以及民族本土语言的风格，又消除了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差异，达到语用上的等效，保证了跨文化交际的实现。总之，对英文广告中的典故翻译，方法应不拘一格，灵活多样。

参考文献:

[1]李靖舒:英语广告翻译中的跨文化、跨语言因素[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第17卷第5期，2005年10月

高中语文典故整理篇(6)

论文关键词：互文性　成语典故　翻译方法

论文摘 要：互文性理论已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互文性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成语典故的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成语典故的翻译要求译者不仅要熟练地运用两种语言，更重要的是要熟悉两种文化，即要掌握丰富的互文性知识，并采用正确的翻译方法，才能在目的语中准确地传达原语的意义。通常有以下几种对应的翻译方法：直译、直译加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文化替代、套译等，它们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应互为补充，译者应把几种方法辩证地加以灵活运用，使文通意顺。

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是一种涉及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交际过程。翻译不仅要跨越语言的障碍，而且要跨越文化的鸿沟，成语典故的翻译更是如此。成语典故是语言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了不同民族的历史，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透视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沉积了浓厚的文化色彩。然而，从英汉翻译的视角着眼，成语典故是最难翻译的语言现象之一。因此，要将孕育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成语典故译成不同的语言而又不产生文化冲突，确实并非易事。国内外众多翻译学者钻研于这方面的研究，互文性理论与翻译研究存在众多契合之处，互文性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成语典故的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对互文性的认识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是由法国著名文论家、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于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探讨语言、文化的关联性。她认为，每个文本的外形都是用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的，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文本不是孤立地存在，它总是处于和其他文本关系的网络中，而文本的意义也产生于和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但互文本（intertext）决不是由摘抄、剪贴和仿效等编辑而成的产物，从文本之网中抽出的语义成分总是超越此文本而指向其他前文本（pretext），这些前文本把现在的话语置于与它们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更大的社会历史文本之中。（蒋骁华，1998）

所谓“互文”，概括地说，是指两个或多个文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语言现象。较有代表性的有广狭义互文性和宏观、微观互文性。狭义互文性指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引用、典故和原型、拼贴、模仿等；广义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程锡麟，1996）即互文性延伸到了社会文化语境中，文化内涵和知识结构也被融入到了文本间的相互关系中；宏观互文性指互性涉及到文本与文本间的体裁，文本与文本间的风格关系；微观互文性指文本中的词、词组和句子与其他文本中的词、词组和句子之间的关系。（秦文华，2006）广义互文性和微观互文性对成语典故的理解与翻译有着积极的作用。互文性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语言层面上的互文和文化层面上的互文。语言层面的互文往往比较直白和显见，它可以是直接的话语引用，也可以是标示清楚的文献参考；它可以是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也可以是同一文本、甚至是同一文段内部的互文见义。与语言层面上的互文相比，文化层面上的互文显得间接和隐晦，这种互文一般会超出局部的文本，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传统、政治体制、历史渊源、价值取向、知识结构等联系起来，而成语典故的翻译正是属于这一层面的翻译。

二、互文性与成语典故的翻译

翻译就是理解，并且让人理解。谭载喜说：“翻译中对原文意思的理解，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对译者来说，没有对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互文性是理解一切文本的前提，它强调文本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这种互文性的关联因为所属文化圈的不同，往往不为处于另一文化体系中的人们所知晓，成为语际转换中理解与交际的障碍。译者要进入另一文化体系内，追踪互文性，寻找互文性标记（intertextuality signals），寻根溯源，找到互文性标记所在的文本，即互文参照，以求准确地解读和传译原作中蕴含的社会文化信息。因此，要准确理解每一个成语典故，就必须熟悉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它所使用的文化语境，才能理解其内涵意义。这要求译者不仅要熟练地运用两种语言，更重要的是要熟悉两种文化，即要掌握丰富的互文性知识，并采用正确的翻译方法，才能在目的语中准确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就成语典故翻译而言，互文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翻译的理解和表达的过程中。

（一）互文性与理解

根据互文性理论，在成语典故翻译过程的第一步即理解的过程中，不能只满足于文字表面的含义，更重要的是深挖其文化内涵，找出暗含其中“前文本”的痕迹，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其涵义。

英汉两种语言中含有大量的成语典故，这些成语典故结构简单，意义深远，往往是不能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和翻译的，需要了解它们涉及到的互文性知识。英语典故习语多来自《圣经》和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如，as old as Adam，据《圣经》记载，Adam为人类的始祖，即最古老的人物，现意为“非常古老或非常陈旧”；fig leaf，指遮盖隐处、维持体面的无花果叶，此语典出《圣经·创世纪》，亚当和夏娃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裙子；the apple of discord，传说厄里斯女神因未被邀请去参加Thetis和Peleus的婚礼，由此怀恨在心，便把一只金苹果扔在参加婚礼的神与女神中间，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把它给了女神中最漂亮的维纳斯，从而引起了古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特洛伊战争，用来比喻“动乱的根源、斗争的原因”；Homer sometimes nods，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出自罗马诗人兼讽刺文学家贺拉斯在《论诗》中的一句话；Sword of Damocles ，达摩克利斯的宝剑，出自古代希腊历史故事，用来喻指临头的危险或迫在眉睫的危急情况，类似于汉语的“大祸临头”。

如上文所言，微观互文性和文化层面上的互文性指一个文本的某些词句或某些语篇的表达与另一个或几个文本相关，有的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相关。翻译时，译者需要熟知或查阅产生互文性的原文本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对这些互文性知识完全熟知，才能理解透彻，表达时才会得心应手，准确传译成语典故中的文化内涵。

（二）互文性与表达

谈到互文性对成语典故翻译中表达过程的影响，大多数互文参照是只属于某种特定的文化，译者如何处理这些特定文化中的表达形式，因人而异，但首先要能识别这些互文参照后面的文化因素。通常有以下几种对应的翻译方法：直译、直译加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文化替代、套译等。

1、直译

这是译本中用得较多的方法之一。对于含义比较明确、寓意不太深、英译后不会引起文化冲突的成语或典故，译者一般都采用直译法，保留其原有的形象特征，这有利于保留原语典故的民族特色，有利于英汉文化交流和融合，并能丰富译文语言的表达力。

2、直译加注

有时在译文中采用直译法保留了原文的典故形象，但由于文化差异，典故的涵义即蕴含的互文性知识难以为译语读者所理解，特别是有些典故蕴含着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故事，为了便于译文读者的理解，译者要完全体现原文的含义，加注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3、直译与意译相结合

所谓“直译与意译相结合”，就是将典故性成语按字面直译，同时增译简短的解释性词语，这样不仅有利于译文读者的理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译文语言的修辞效果。

4、文化替代

文化替代就是将原语中具有文化特色的表达方式，替换为译语中意思不尽相同但能对读者产生相似效果的表达方式。如：How she wished she could send that man to the Furies--for the punishment she thought he deserved。“Furies”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在概念上与汉语的“母夜叉”是不能等同的，但在形象上有共同之处，两者都指女性，都具有凶恶可怕的外貌。汉语中“复仇”与“惩罚”在语义上并非完全对等，例句中强调的是惩罚，因此翻译时舍弃原典形象，借用汉语“母夜叉”来表达原句的意思，不仅形象鲜明，而且语句简约通俗。

5、套译

汉语典故成语与英语典故成语各有其民族文化渊源，相同之处甚少，即使可以找到一些含义近似的典故，用在译文中往往会因民族文化色彩不协调而显得不伦不类，所以，一般说来，翻译中不宜用典故成语套译典故成语，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笔者所提到的套译，是指以英语中相应或同义的习语或谚语，将原文中的成语之类作对等的翻译，反之亦然。如：“That’s done it，”said Manby，tearing up the agreement.“Now we’ve burned our boats behind us and we’ve no option but to go forward with the project.”（B. L. K. Henderson: A Dictionary of English Idioms Part 2，1956）孟拜把协议撕了说：“就这样了，我们现在是破釜沉舟，别无选择，必须把计划进行下去。”

三、结语

互文性理论不仅拓宽了成语典故翻译的新视野，而且对具体的翻译过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英汉成语典故各自含有丰富的互文文化知识，其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差异，译者不仅应掌握原语的语言系统，还应尽量多的了解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并在翻译中对语义的文化相关性保持高度的意识。翻译时，译者可灵活地采取各种译法处理文化差异，但应设法尽量保留和传达原语特有的民族色彩。以上几种翻译方法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应互为补充，译者应把几种方法辩证地加以灵活运用，使文通意顺。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 A. 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2]蒋骁华.互文性与文学翻译[J].中国翻译，1998，(2).

[3]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J].外国文学，1996，(1).

[4]刘琦.互文性理论对文学翻译的意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5).

[5]秦文华.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祝朝伟.互文性与翻译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4).

高中语文典故整理篇(7)

一、典故词的词义特征

典故词除了其构词等有别于汉语一般语词外，其词义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这是词典对典故词进行释义所必须把握的。

（一）典故词是文化词语，因而典故词的词义只是文化意义。

词义从其生成的角度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语言意义，亦即词目字面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它一般包括词的本义及其引申义、通假义等。词的语言意义是语言形成发展过程中约定俗成、逻辑演绎的一种必然结果，如“封”，本义是堆土植树为界，引申有聚土、土堆、隆高之物体及高、大、厚诸义，如“蚤”假借为“早”等等。另一类是文化意义，它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造成的、有别于其语言意义的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如离开对形成它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了解便无法认识和掌握。

具有文化意义的词语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词语，另一类是一般词语。一般词语在词义的引申过程中有时会与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勾连，如“封”之引申而有“爵诸侯之土”义，这当与土地私有及分封诸侯这样的文化背景有关，这样的引申义则是文化意义。

词语的语言意义与文化意义是相对而言的。从广义上说，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产物，所以词的语言意义也是文化意义。我们在这里对词义的这种区分，将语言意义从文化意义中划开，所取用的“文化”这一概念当然只是狭义的：它踢开了语言自身形成发展的文化，专指人类社会生活中上层建筑领域部分对语言中词语的形成及词义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典故词是文化词语中的一类。因为典故词有较为明确的典籍源头，其构词及词义等均与其源头密切相关，而典籍无疑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产物，所以典故词只能属诸文化词语而不属于普通语词。文化词语一般都只具有文化意义，如词义有所引申，当然也只能是文化意义上的引申。

典故词语作为文化词语，其不同于一般词语是显见的，因为文化词语有特定的文化背景，而一般词语则没有。不仅如此，典故词语与一般词语乃至其他文化词语的词义有着甚多的不同，大致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端。

（二）典故义有较为明确的源头。

如前述，典故词语有较为明确的典籍源头，因此，其词义的发端也比较清晰。

就目前出版的典故辞书看，关于典故概念大家的认识还并不怎么统一。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第一章《为典故正名》一文中，曾有所论及。事典，大家似乎并无多少争议，关键是语典和典制词语，目前的典故辞书分歧较多。

以此我在这里对典故词的把握再提出以下两条标准：

一条是文化意义。具不具备文化意义是区分语典词语与普通词语的一条重要标志。我将离开源出语言环境便无法理解、具有源出语言环境义的词语定为语典词，如“伐柯”之用言作媒，“而立”之指代三十岁，就是因为其取义不是其字面义，而是由《诗·豳风·伐柯》之“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及《论语·为政》之“三十而立”这样源头中的具体语言环境所规定的。

另外一条即是典故词语有确切源头可考，这样即把典制词语与一般文化词语区分了开来。如“沙堤”出于唐代典制，史籍有明确的记载，后世用来写宰相，自然可将之视为典故词；而“左券”、“左契”，从《老子》而后的许多典籍看，虽然也是文化词语，甚至可以视作典制词语，但是我们无法弄清其确切的源头，因为它可能是古代有文字而后至纸张出现之前长期存在的一种事物。那时契约都是刻之于竹的，负债人及债权人剖之为二，负债人执右片，债权人执左片。“左券”、“左契”即债权人所收执的作为索偿的一种凭证（关于这一点尚有争议），这样的词语实际上也可能就没什么源头可考，要考，也只能是“事物纪源”一类。如果说它一定源于《老子》，自然不合事理，只不过从现存典籍看，《老子》使用这一文化词语较早罢了，所以我们便不宜把它看作典制词语。

我与二三同人耗时三十多年所编之《典故大词典》基本上是基于以上的把握来收录语典的。至于典制词语，我们为把典故和掌故区分开来，则只收典制词语中有借代、喻指等义的一类。

语典和事典一般都有确定的典源。一般都出于某一固定的典籍，后世典籍在征引时虽或有异，甚至于其异处又能出现新的词目、词义，但典源总是十分清晰的。纵使多书记载或有不一，典故词目及词义亦或因之而变，但这些源头本身与这些词目及词义之间都有明确的脉络可寻。

典故词的源头有规定典故义的作用，也即说典故词取义一般不会超出其源头取义所规定的范围。

如源出于《易·系辞上》之“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中的“金兰”这一语典词目，其取义则只能是“同心”这一范围内的意思；源出于《太于御览》卷六八八所引鱼豢《魏略》之“殿中御史簪白笔，侧阶而坐，上问左右：‘此何官？’侍中辛毗对曰：‘此谓御史，旧簪白笔以奏不法，今但备官耳’”中的“白笔”这一事典中的典制典故词，其取义亦只能是“御史”、“奏不法”、“备官”；源出《礼记·檀弓上》“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税骖而赙之”中的“税骖”这一事典典故词，其取义亦必然与故人亡故有涉。

正是因为典故义与典故源头的这种特殊关系，所以典故词十分注重溯源。

非典故词的文化词语及一般词语具有文化意义，其源头一般都不甚清晰，也即说其文化意义的产生虽然有其文化背景，但这一背景的来龙去脉往往难以确考。

如“帖”，《说文》：“帛书署也。”意为写在丝织物上的标签，其有文化背景是可肯定的，但正如“左券”、“左契”然，无所谓有什么源；一般语词如“龙”之指代帝王义，从目前学界所公认的观点看，我们只能说它很可能与我们的祖先对龙的崇拜有关。大皞  氏、共工氏等部落都曾以龙为其图腾。《史记》称秦皇为祖龙，谓刘邦母与蛟龙交而生刘邦，又史言隋文帝杨坚出生，其母曾见其头上有角，遍体是鳞，凡此等等，只能说明“龙”之指代帝王肯定与中国所特有的文化背景有关，究竟它与龙图腾而来的一切龙崇拜记载如何勾来连去，委实让人有扑朔迷离之感。

（三）典故义与典故词的字面义差距较大，相距较远。

典故词从字面上看，有的可以说通，如“昭王坠履”，典源是楚昭王在战败时丢失了一只履，又回来拣起了它。仅就字面看，我们只能知道昭王掉了履；有的有歧义，如“覆瓿”，典源是刘歆言扬雄所著《太玄》将为后人覆盖酱瓿，仅就字面看既可理解为覆盖瓿器，也可理解为打翻瓿器；有的则不知所云，若“株守”，言守株待兔事。字面上看此二字当疑“株”乃状词，然以“株”状“守”，取义自是难解；有的根本说不通，如“友于”出“友于兄弟”语，用称兄弟，字面上根本不能成词。

整个说来典故词除事典词语字面或可让人感知一点典源事实外，多数典故词字面都让人不甚了了。至于典故词的取义与其字面义间的差距则更是明显：语典取义是源出语言环境所赋予的意义，典制典故词的取义是典制义，如语典“乔木”用指故园、故土；典制“彻悬”表示对灾变的忧戚等等。事典词语与上不同的是其字面义或可让人感知一点典源事实。但事典取义并非是典源事实本身，而是事实的寓意。典源事实对典故词词义的规定作用当只是对事典而言，而且其所指亦是对寓意义域的规定。如“昭王坠履”取义只是留恋故旧事物、不忘故旧；“覆瓿”取义是表示著作无人理解、不被重视或用言毫无价值；“株守”取义只是墨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或坐以待成，所以事典词义与字面义不同亦是十分明显的。

普通语词的词义则往往是字面义的综合，而典故词而外的文化词语，其在构词之初亦往往注意了其字面义的认可。至于普通词语在词义引申过程中所掺杂进来的文化意义亦往往与一般引申义有所相似，因为民族、时代背景往往长时间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容易在我们分析词义时被忽视，容易将其文化意义误认为语言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对人类所共有的思维模式、心理活动特征的探索，通过对具有民族特征、时代特征的文化背景的认知才能把握普通语词哪些义是引申义，也即语言意义，哪些义是掺杂进来的文化意义。因为从理论上说，人类的思维模式、心理活动特征的主导方面总是相似的，表现在词语方面，其所反映的概念相近，由之而派生出的若干词义也必然相近。有些词语其反映的概念所派生出的词义一旦与他民族有异，与词义衍绎的规律不合，这时我们当要考虑到它是否有什么民族的或时代的背景，以此我们方可识别它们究竟是属于哪一类词义。前述“龙”的指代帝王义，即是有民族背景的例子。另外如“婉”，《说文》：“顺也。”词义是顺从、温顺，由于古代中国人伦理、审美意识的背景，女子以柔顺为美，所以“婉”产生了“美好”这一文化意义；“徽”，《说文》：“ 幅也。”即绑腿，其所以亦能衍绎出“美好”义，可能与绑腿乃约束之物、儒家有“克己复礼为仁”这样一种影响中国文化的观点有关。诸如以上这样的文化意义与典故义相较，其离词语的字面义显然要近得多。

典故词语，特别是事典词语一般说来谈不上词性，因为典故词语多数都具有词组性质，从其结构上分析，有的是主谓结构，如“庄舄越吟”、“竹化龙”、“耳顺”等；有的是动宾结构，如“绝韦编”、“祝网”、“伐柯”等。另外还有少量的状谓结构，如“跨下走”、“七步咏”等。普通语词这类结构甚少，且其解释亦多可从分析其结构入手，亦即说词义与结构的关系甚为密切。典故词语则不然，其词义与其结构的

关系并不太大。特别是一些偏正结构的名词性词组，它们并不像普通名词那样表示事物名称，如“君平肆”、“孟光案”、“庾亮楼”等等，往往用以概其出典。凡上这些典故词语别于普通词语的特征亦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典故词义与字面义间的差异。

（四）典故词义的横向考察——事典词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取义具有多维性。

典故词的取义如前所述，一般都受到典源的规定。语典词、典制词由于典源一般比较单一，其词义有如一般语词或一般文化词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比较确定。

事典词语的情况则要复杂一些。事典一般由人、地、物、事四大要素构成，如词语涉及的因素较多，词义往往就比较复杂。这里所说的词语涉及因素并非是词目字面所涉及的因素，而是指词目内涵所涉及的因素。另外事典典源亦有简单、复杂之分，事的寓意亦有多寡之别。有些词目由于内涵所涉及的因素较多，寓意较杂。很多事典词语作者借用它只是为了唤起读者对典源画面的一种联想，从而感知画面所提供的义域，读者可从画面的不同角度作各种不同的推想。这样的词语取义往往具有多维性，也即在一个具体的语言环境里词义并不是单一的、确定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义界并不是十分清晰的。

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于接受为语言学界所公认的“在一个具体语言环境中词的取义是单一的、确定的”这样一种理论，又未能正确认识典故词作为文化词语其词义的这种多维性质，很多辞书多仍旧取用解释普通语词的释义方式，对每一典故词目因例而给予一个“相应”的解释，并且将各书例附于“有关”“义项”下，其结果不是对某些词采取删繁就简，挑选词义比较单一、比较确定的书例以作解释的办法；便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避开典故义而释语词义、专科义；或只引源而不释义，等等，这些不是科学地对待典故词词义的做法，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以语言学界所公认的那个前述理论套入典故词释义是行不通的。有人以“诗无确诂”为由，认为对典故词“强为之解，势必会失于泥”。将典故词视为“无确诂”的词，显然亦反映了取用传统的对普通语词的那种释义方式，其结果是要失败的。

为了论证上面的说法，我们可随便举一些例子：孟浩然《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诗：“闲垂太公钓，兴发子猷船。”“子猷船”用王徽之雪夜访戴逵典。句中既有朋友相思相访义，亦有表示洒脱任诞、随兴会所至义；李白《秋浦歌》之七：“醉上山公马，寒歌宁戚牛。”“宁戚牛”用宁戚饭牛而歌为桓公所用典，句中既有有才未遇义，亦有自荐求仕义；苏轼《次韵张甥棠美述志》诗：“甥能锄我青门瓜，正午时来休老手。”“青门瓜”用秦东陵侯邵平于秦破后种瓜长安青门典，传说其瓜五色，味道甚美。《汉语大词典》对此词未作释。有人在其文章中释为“指美瓜，名瓜。”而实际上由诗题“述志”看，当亦寓有安贫归隐之意。以上数例还是词义较为简单的，像这样的例子实际上随处可见。至于一个书例，词义兼有三、四者亦不乏有之。我在三十多年来对事典词语释义中，每每苦于具体书例中词义的难以包罗，有时只好取顾大端而在释义之末赘一“等”字以概之，这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做法。

典故词语，主要是事典词语在运用中多数具有“缘情造境”的作用，这造成词义具有多维性和义界的模糊性，所以对这类词语我们在释义时就必须使用一些能够适应它们的用语，诸如“借写”、“表示”一类。因为如仅用现有辞书常用的那些解释普通语词的用语，一来往往释不通，二来则很可能因释之过死而感到有失于“泥”。

（五）典故词义的纵向考察——引申的单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