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思维的定义篇(1)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深感兴趣并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公元前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开始直至今天,仍未定论。概括起来,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理论:第一,语言决定思维,思维只能在语言基础上进行;第二,语言对思维有较大影响,对思维起着指导和调节的作用;第三,思维决定语言,语言是在思维基础上产生的;第四,思维即语言;第五,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错综复杂,二者间的作用既非单向的。也非直接的。

    语言和思维究竟是什么关系?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思维的载体是语言,同时语言也反作用之思维。思维创造了语言,语言又影响了思维。语言符号当然更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它对人类思维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既有刺激的作用又有规范的作用。文字是语言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也必然影响思维方式。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符号系统,作为视角符号系统一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英语是表音文字。两种语言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们所属的两个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由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等诸方面而不同,他们用各自的独特的方式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带有民族色彩的语言体系,孕育出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从而造就出各自独特的文化氛围。思维方式不同其结果是语言方式不同,而语言表达方式不同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着思维方式。因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文字是文化的基因,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从文字体系的不同开始的。

    下面笔者从中西文字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其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二、文字的差异

    中西文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音、形、义、语法四个层面。

    在语音层面,最突出的特点是:汉字是单音节,同时汉字每字都有声调,而且严格地分一、二、三、四声,是规定的,也很规则,而且它的声音很响。而印欧语既有单音节,又有多音节,无声调之区别,但有轻重音之分。

    在字形层面,汉字是惟一现存的象形文字。汉字的结构是一种方块形、建筑型的结构,是立体的。它的笔划是上下左右都可以通,各种笔画几乎多和某种实物有联系,所以有很强的具象性。而西方文字,以希腊字母为例,它借助于菲尼基字母,它是完全符号化的,因此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在字义的层面,汉字的立体结构导致汉字的总字量的有限性,不能随时根据语音造出新的字(词),也正因为如此,汉字常常采用一字多义的办法弥补。一字多用,字义就容易宽泛、笼统。而西方语言的造词功能很强,有很多种构词方式如:派生、合成、拼缀、缩略、逆构词法等。这样,西方文字的多义词相对少得多,新造词能满足西方人表达比较确切概念的需要,而且很精确,但相对而言,词的分类要多一些。

    在语法层面,汉语文字在词法方面没有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等,这使得汉字的定位功能相对灵活,也造成汉字具有很高的创造性。而印欧语系有严格的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以及主谓宾定补状,词的定位灵活性差,词的位置限制性很大。因此汉语的词法和语法都不发达;而西方语言的词法,语法系统比较发达完备。

    总而言之,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各有自己的思维特点。英语是声音语言,汉语是形象语言。英语强调刚性定位、固化指谓,汉语强调意义的积聚性。英语多为形合句,汉语多为意合句。英语是线性因果推理,汉语是因果相生推理。英语是原子论语言结构,注重单词、句子、段落之间的关系,汉语注重整体定位法,强调位置的重要性。英语求衔接而多推理,靠逻辑而非灵感,重论证而轻直觉:汉语求简捷而少推理,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

    三、文字与大脑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也可称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也可以称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文字有三个方面:字形、字音、字义。研究发现,字音作为语音,主要由左脑语言中枢处理。字义则由右脑处理。拼音文字字形由左脑处理,汉字字形由右脑处理。文字作为字形、字音、字义的综合符号系统,左、右脑都参与了处理。现代的计算机核磁扫描,也证明也这一点。但是使用表音不强、有序不强汉字的人,则偏重使用右脑。研究也表明如果由左脑处理汉字则比右脑慢得多,如果由右脑处理拼音文字则比左脑慢得多。

    研究还表明,不管信息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大脑的,一般人的左半脑处理的是有序性信息,而右半脑处理的是各种继续性即混沌信息。生理研究也表明,大脑左半球的神经元的分布排列整齐有序:大脑右半球相应位置的神经元的分布排列,不如前者有序。

    拼音文字具有很强的序列性,所以由左半球处理,而汉字类似象形文字,有序性不强,由右半球处理。汉字与拼音文字它们的词意都是由右半脑处理,看拼音文字字符和理解词意必须左右脑并用,看汉字则主要用右脑,它的表音功能不强。拼音文字利于大脑的均衡发展,左右脑不同功能的并用才是科学的用脑方法。

    因此,文字的差异可以对大脑不同区域产生刺激。中西方人长期接受这种不同的刺激,使大脑的某些局部区域发达,从而为中西方思维差异奠定了生理基础。

    四、文字差异与思维

    关于思维方式差异的分类很多,笔者在这里只探讨几种最主要的思维方式: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一)文字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中国人侧重形象思维,而西方人侧重抽象思维。导致这种思维差异的主要根源是:西方语言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各有自己的特点;汉语是形象语言,英语是声音语言。

    汉语以形象为主导,汉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一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汉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形象的延伸。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抽象思维的习惯,使之抽象思维特别发达。

    (二)文字与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中国人重综合思维,西方人重分析思维。综合思维是指在思想上将对象的各个方面联系并综合起来。分析思维则指在思想上将一个完整的对象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或将其属性、特征等各方面分开考虑。

    汉语以单音节为主要的意义单元,并表现为字的形象。因此,形象语言则以字的形象决定字义。汉语中一音多词现象很普遍,形象语言中的声音独自看来是模糊多义的,必须整体上把握。汉语很注重整体性,个别现象反而变得很模糊,导致意义的多样性。汉语采用相对定位原则,用相对定位来规定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因此汉语是整体定位法,强调位置的重要性。汉语的条理是隐性的。整体决定部分,对整体了解越多,对个体了解也就越多。整体与个体之间互相决定。

    英语把元音和辅音组合为音节,然后形成意义单元。因此,声音语言是以声音组合来决定字义。英语中,一个形象(即一个意思或意义)可有多个声音与之相应,声音语言中的意义独自看来是模糊多义的。声音必须要有意义,要掌握声音的意义,必须产生概念,人们依赖这些约定俗成的概念进行定义和推理。英语强调固定不变的指谓,每个意义必须加以固定而不能积聚,于是能够产生多元的概念系统和理论系统。英语则必须用明显的语法结构来表达现象,强调词的形态。汉英语言这方面特征的差异可以使中国人长于综合性思维,而英国人长于分析性思维。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2)

《说文解字·叙》谈到文字的起源时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盌盓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早期的汉字，依赖于人们直接感受到的对象，经抽象思维、多维联想而产生的，以“依类象形”的方法表现出来，是当时的人们对社会认识的体现。这种直接的取象表义方式，决定了汉字的本质特征就是象形；以具象示义成为汉字的个性特征。现有的甲骨文资料以及《说文解字》的字形分析，都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

从汉字构形来说，最早的造字法和构造类型是象形字，其他的造字法都是以象形字为构字部件组合而成，象形字是汉字构成的基础和根本。象形字的本质是象形，是以具体的形象表达语义，具象性成为其突出的特征。象形字所表现的是具有突出的整体轮廓或形状特征的事物形象，是以具象的视觉效果和联想把字形与具体事物联系起来，展示它所表达的意义。甲骨文中的象形字大多为名词，表现自然界的山水、草木等诸多事物；表现人的各种形态和身体部位。这些“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具体形象，是人类感性认识的视觉符号化的形象描绘，是将直观的感性特征，经过抽象、概括的思维组合后的固化形象。而这种固化形象必定融入了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融入了时代的文化特征。如：甲骨文的“山”、“水”二字为独体象形字。“山”字之形由高耸的主峰和两边稍矮的侧峰构成，“水”字之形由中间的水流和两边飞溅的水花构成，形态逼真，能产生“见形而知义”的共识效果。这些字体形象，当然是先民们将直觉感受抽象、概括出的固化形象，是自然之象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逐渐形成的知觉形象，是语词义与人的记忆中所存留的感性印象相联接而产生的意识形象，这种意识形象就是意中之象。用文字来表现这些形象时，在于对整体形象的把握，突出其特征，强调视觉效果。这种具象的形成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分析归类概括出的表义形象，而汉字的表义功能正是通过这些具体形象来实现的，因此，具象性成为汉字构形表义的个性特征。

汉字的具象性也表现在合体字的构字形象中。随着汉字的发展，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合体字成为汉字构形的主体，此时的象形字成为合体字的构字部件，由于象形字以具象示义的功能与它作为构造部件的作用共同进入合体字中，从而形成了整个汉字体系独特的以具象示义功能和形式。我们以“杲”、“杳”为例，分析其形体特征：日在上为“杲”，表示阳光明亮的意思；日在下为“杳”，表示天色昏暗不明的意思；这些合体字构字部件的数量、位置不同，但都以整体的直观形象示义。这种构形表义的思维方式正反映了汉字构形的具象性以及具象的时代性。

以具象示义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汉字的形体构造，也影响着整个汉字体系的发展变化。甲骨文中假借字占70%以上，假借是在象形字之后出现的记录语言的一种方法，也是世界上所有早期象形字发展的方向。汉字发展到这一阶段时，因为假借字直接借形标音，偏离了汉字以具象示义的轨道，因此，在传统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的影响下，又为假借字增加象形字作为构造部件而重新组合，形成了既表义又表音的形声字，汉字以具象示义的特征得以保留。正如前人所言：“山旁必言山，水旁必言水，此则万无移易者。因其偏旁所含之字，详其为何义，审其为何声，虽不中不远矣。”[2](P69)这种字形与字义的关系，正反映了汉字体系以具象示义的独特的功能和表义形式。

二、汉字构形的辩证性

我国古代哲学从《周易》起，就有了素朴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的萌芽，提出了一系列互相矛盾对立的概念，如阴阳、刚柔、动静、屈伸、进退、大小、内外、损益、盈虚等等[1](P55)这种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渗入汉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人们的观念、认识、表达等诸多方面。作为汉民族文化元素之一的汉字，从它的字形特征和形声字的构造方法等方面也体现出了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说到方块汉字字体组合，首先想到的是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等，再具体一些就是左形右声、左声右形；上声下形、上形下声等。每个汉字构字部件不同，部件数量不同，但整体结构都讲究整齐对称。这种讲究整齐对称的辩证思维观，不仅表现在汉字形体的外在形式上，在构形表义中也是常见的。如“从”、“比”、“北”三字，均由两个“人”字作构字部件组合而成，或相从，或并列，或相背，以整齐对称的视觉效果表达语义。

汉字构形表义中的辩证思维观体现在整个汉字体系中。以形声字为例，形声字的构造形式是将现成的象形字当作义符或声符，根据语词的意义和读音取用相关的义符和声符组合而成。根据义符与声符，在构字中的不同作用，表现出形声字构形表义中主从分明、相辅相成的辩证思维观念。先看以义符为主的构造法，义符在形声字已类化了，成为义类的标识，同用一个义符的字同属一个义类。《说文解字》的部首即义符，《说文解字》中同一部首的字义类相同。如“水”部字以“水”为义类，所收460字多表现水流的名称、水流的形貌动态、水的作用等，均与水有关。此类形声字的构形，以义符为基础，加上与语词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声符，表示同类事物的各个方面。如，以“心”为义符的字，意义多与人的心态、情绪、思维活动有关(古人认为“心之官则思”)等等，此类字的构造，在组合形式上，由义符确定所要表示的意义范畴，义符为主，声符为次，一主一从，层次分明；在意义系联上，它们往往有总分关系，义符表现总的抽象的概念，体现了它们的共性。所组合的字，表现的是个别的具体的意义，体现了事物的个性。它们之间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思维观。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3)

关键词 : 创意思维方法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 A

一、图形创意思维的发掘

（1）思维的切入

从时空的关系切入

由时间或空间上接近的事物切入。利用事物间在时空上的接近关系，唤起观者与此相近的想象。

从事物的形、义类比切入。

利用人对某一事物感知时，会引起与这一事物在性质上、形态上或其他方面相似或者含义相近的事物的回忆的特点，实现形义转换，创造图形

从质和特点的关系切入

事物的性质和特点所构成的关系必然有其相反面，切入构形时利用事物在某一种共同特性中存在的较大差异，寻求创新

二、创意思维的基础

1、思维特征

(1) 求异性：创意思维的求异性特征是因形象思维造成的。设计师从反逻辑的角度出发，在客观世界的事物中寻找形象的变异、质的变异。

(2) 跳跃性：创意思维的跳跃性特征是指思考问题的方式是非连续式的，导致思维发展的突变和逻辑的中断。表现为形象的反常，表面上不相干的物形却蕴涵着本质上的关联

（3）辨证性：创意思维的辨证性特征指设计师的思维过程总是在寻找与发现之间进行，在求同和求异之间展开。

（4）综合性：创造不是靠苦想就可以得到的，它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形状、结构、秩序和意义的分析上，建立在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的思维点的交叉和整合上，由此形成了从常规思维到逆向思维、反常思维、发散思维等多种创造性思维的形式和方法。

（5）原创性：创意思维的原创性特征是指其成果的新颖和唯一性。

（6）能动性：创意思维的能动性特征是指设计师的创造性思维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而不是客观世界在人脑内简单的、被动的反映。

2、思维方法

（1）常规思维：常规思维是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应用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路进行。常规思维即是逻辑思维。

（2）逆向思维：逆向思维是由结果向原因的推演，是因果关系的倒置。

（3）反常思维：反常思维具有偶然性的思维质变。这种思维方法是从事物的相反方面提出假设，依据事物间的对立关系而构成联想，把问题异化，用超出常理的构思去获取新的视觉形象。

（4）发散思维：发散思维是把问题“点”引向问题“面”。由原创意点引出另一个或数个二次创意点，再以这些二次创意点为原点引出更多的创意点。循着向四周辐射的各种路线思考。

3、思维的表达（方法）：

（1）寓意和象征

寓意：借其它事物来寄托本意。寓意的表达主要依靠借题发挥的手法。

象征：通过某种具体可以感知的形象或符号，用以表现某一事物的本质或涵义以及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和感情。象征的表达主要依靠哲理和暗示性。

（2）想象和联想

想象：是指在原有感性形象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形象的思维过程。

联想：是从一事物的观念推想到另一事物的观念，有人称之为“观念的联合”。视觉设计创意思维中运用最多的就是联想思维。如：相似联想、相关联想、对比联想、因果联想、功能的联想（玻璃杯的用途联想）

4、创意思维推演

（1）逻辑推演

①功能推演。

由拟表述的内容找出与之功能相联系的形象，用这一形象的组织来表述功能。

②词义推演。

由主题词义推演出相关词义的表达，并形成形象。

③求证推演。

根据表述内容，确定一个概念或观念，用能代表本质的形象去证明和表达这个概念或观念

（2）联想推演

①形象推演。

用形象近似或外形相近以及某一角度或某种状态近似的形象去替代原形象，引发想象的延伸。

②概念推演。由一个概念推演出相关物，由物推演出相关事，由相关事推演出用途、作用等内容。

③内涵推演。由一个物形的表象特征，推演出它的内涵

④情节推演。由假想的情节推演出戏剧化的场景和结果。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4)

【关键词】中英文 差异 思维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4-0106-01

一、引言

文字作为语言的一部分，通过语言与人的思维发生关系，它的产生、发展必然影响思维方式。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符号系统，汉语是表意文字，英语是表音文字。它们所属的两个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由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等诸方面而不同，他们用各自的独特方式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带有民族色彩的语言体系，孕育出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不同其结果是语言方式不同，而语言表达方式不同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着思维方式。

二、中英文字的差异

作为语言的书面符号，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记录语言。然而，在具体记录语言的途径中，却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语言有音和义两个要素。英语文字直接摹写语言的声音，以声音作为中介物来表现意义，即“表音文字”。而在汉字与语言的关系中，汉字并不直接拼写语音、记录语音，而是以意义作为中介物来表现语言。语言学界称之为“表意文字”。这两种语言文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音、形、义、语法四个层面。

1.音的差别

汉语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单音节，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而且大部分都是开音节。另外，每个汉字有韵调，有“一二三四”声，声音很响亮。英语文字主要是单音节，同时还有多音节的，这些多音节词成为与中国文字区别的关键特征。此外，英语文字还有轻音节或是重音节，用轻重音表示语调。

2.形的差别

形就是文字的外形，形状不一。汉字的结构是方块型、是立体的，笔划上下左右都可以通，象形的味道非常浓，它是自然界外貌的直接体现。英语言文字则不同，它符号化了，不是立体型结构，而是平面的、流线型结构，没有象形的味道。当你看到这种文字以后，不可能立刻将之与自然界联系起来。但是它强调了人的智力运行轨迹。符号化的文字，实际上是一种逻辑联系，即事物之间的联系，有很强的抽象性。

3.义的差别

中英文字在义上的差别，来自于音和形的差别。汉字可以一音多义，造成表义上的模糊，但同时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综合能力。英语的多义字相对少一点，西方人在需要表达一个比较确切的含义时，可以新造一个词，很精确，一个字就是一个含义，但相对说来，词的分类就会多一些。

4.语法的差别

语法差别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词法和句法。在词法方面，汉语言文字没有性、数、时态等，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优点是使得汉字的定位功能相对灵活，甚至可以有“回文诗”，正念、倒念都可以，这也造成汉字的创造性很高。而英语有严格的性、数、格、时态，以及主谓宾定补状，虽然看似定位功能很强，但也意味着比较机械。

三、文字差异与思维

1.文字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中国人侧重形象思维，西方人侧重抽象思维。导致这种思维差异的主要根源是：西方语言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各有自己的特点；汉语是象形语言，英语是声音语言。

汉语以形象为主导，汉字是象形文字，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英语的书写形式是字母，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抽象思维的习惯，使之抽象思维特别发达。

四、文字与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中国人重综合思维，西方人重分析思维。

汉语以单音节为主要意义单元，并表现为字的形象。汉语中一音多词现象很普遍，单从语言中的声音看来是模糊多义的，这是因为汉语很注重整体性，个别现象反而变得很模糊，导致意义的多样性。

英语把元音和辅音组合为音节，然后形成意义单元。因此，声音语言是以声音组合来决定字义。声音必须要有意义，要掌握声音的意义，必须产生概念，人们依赖这些约定俗成的概念进行定义和推理。

五、结语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在中英文语言文字中的体现不仅仅在字词层面，它还蕴含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如句子结构以及语篇等。总之，语言与思维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字词是语言的基础， 所以从字词的结构可以反射出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 而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对字词的结构也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Claire Kramsch. Language and Culture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 Witkin，H.A.,Dyk,R.B. 等，Psyc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New York: Wiley，1962.

[3] 曾剑华.从词语看英汉民族的思维差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5）：50-52.

[4] 李志岭.汉字、欧洲字母文字与中西思维方式的关系[J].外语教学，2002（3）：44-48.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5)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二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6)

关键词：设计素描教学实践创意思维

一、创意素描的概念和特点

（一）创意的含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用到“创意”一词，什么是创意？《现代汉语词典》对“创意”是这样解释的：“创”就是创造、创建、开创，“意”就是主意、意念、意趣。在通常用语中，“创，始造之也”，包含最先的、崭新的含义。即在打破原有事物的常规状态下，建立起事物新的状态，引申为创造、创新、标新立异。创意（idea），在英文中指主义和想法，也有创造力和独创的意思。创意一词是一定创造性思维活动的产物，表现出思维理念超前或思路新颖，具有原创性，有时与创新同义。

（二）创意素描

创意素描就是把创新思维融入素描训练中，以创新为核心的素描形式。这里，创意成为素描的限定词，说明创意素描突出创新思维意识，强调主观设计和审美意识。具体说，创意素描可理解为运用素描形式、创新思维方法、表现真实的和非真实的存在，是按照一定的理念以全新的视觉形式来展示物象面貌的，即把主观构想转化为具有独创性的素描形式。

（三）创意素描的主要特征

创意素描的主要特征是求新求异，作品新颖、奇异，甚至是无中生有、不合常规。既可以由一种或几种物象变换为某种具有“特定意味”的设计形象，又可以通过联想创造出独特的新的视觉形象。如龙凤形象是我国特定文化背景下意象造型的典范；从长了翅膀的“天使”到毕加索自行车座与车把组合为“牛头”的奇妙设计，是西方独特的想象和丰富思维的典范。

二、创意素描训练的意义

（一）传统素描教学的缺陷

以往的素描教学忽视艺术思维的训练，把造型“基础”囿于客观物象表象摹写能力和单一化思维的训练，这种教育模式，无论是教学方法还是教学内容都限制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学生难以获取认识规范之外的多维的思维构想，其结果是虽然基本功很扎实，但思维想象力匮乏，创造力不强，设计的作品缺乏新意和创新。

（二）思维的目的是创意

思维的目的是创意，创意的本质是创造和想象，只有创造才能产生新颖和奇异的视觉形象，因此，创意是设计素描的核心。创意素描是根据艺术设计主题的要求，借助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结合对视觉形式的体验，将情感融入设计的创意表现中，使创造思维开发和形式语言表现得到升华。因此，强调设计的主观性，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意思维成为创意素描课程最重要的教学内容和训练意义。

三、创意素描———思维训练的艺术方式

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相比较而言，想象是更主观、更自我，也是更主动的一种造型方式，它可以扩展我们的思维方式，并适当增强联想、自由想象、逆向思维意识。

（一）创意思维训练

思维是创造力的前提，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是解决创造力问题的基础。创意是艺术作品或设计作品最重要的评价因素，因此，艺术设计领域更重视创意的表达，追求创意的教学内容必须贯穿在整个设计教学活动之中，探索设计素描的创意思维是素描教学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也是设计学科学生创新能力的基础。在创意素描训练中，必须突破思维定式，打破常规思考问题的方法，另辟蹊径地构建新观念，从而创造出独特、新颖，具有个性的创意素描形式。在创意素描教学过程中，要重视设计思维的培养，把培养创意思维能力贯穿教学的全过程，改变以往素描教学不重视思维训练的状况。

（二）逆向思维

1.逆向思维模式

当大家都朝着一个固定的思维方向思考问题时，而你却独自朝相反的方向思索，这样的思维方式就叫逆向思维，也叫求异思维。它是对司空见惯的似乎已成定论的事物或观点反过来思考的一种思维方式。敢于“反其道而思之”，让思维向对立面发展，从问题的相反面深入地进行探索，树立新思想，创立新形象。

2.逆向思维的规律

人们习惯沿着事物发展的正方向思考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对于某些问题，尤其是一些特殊问题，倒过来思考，从结论往回推，或许会使问题简单化。逆向思维规律通常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将生活中常见形象的规律往相反方向思考，进行形象改变；二是把生活中可见的事情往相反方向思考来改变事物的内容。其目的是传达生动、有趣、幽默、感人的品质；三是伴随着生活的规律化，常人对身边的形象司空见惯，在头脑中易形成定势。用逆向思维打破生活中的形象变化规律，塑造前所未有的新奇形象，刺激观众的大脑，吸引注意力，达到造型意义上的创新目的。在艺术设计领域，更需要逆向思维，逆向思维可以创造出许多意想不到的人间奇迹。逆向思维最宝贵的价值，是它对人们认识的挑战，是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化。

3.逆向思维的训练

运用逆向思维对常态中的空间物像进行反向观察、逆向思维，就会打破常规，产生新奇的视觉感受。例如，当把一个石膏头像放倒，从不同视觉加以观察，便会产生不同常态的丰富的空间结构，改变视觉经验，产生不同的感受。创造性设计思维的运用，就是要求设计者摆脱习俗，打破常规，丰富联想。这是引导学生培养创造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三）联想思维

1.联想思维模式

联想思维是一种发散思维，由一事物而想起与之有关联事物的思想活动，它是事物之间联系和关系的反应。客观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各种联系反映在人脑中又会产生各种联想。既有反映事物外部联系的简单的、低级的联想，又有反映事物内部联系的复杂的、高级的联想。一般来说，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同时出现或相继出现，在外部特征和意义上相似或相反的事物，反映在人的大脑中并建立联系，以后只要其中一个事物出现，就会在头脑中引起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事物的出现，这便是联想。

2.联想的规律

从造型角度看联想的思维模式有三个特点：一是由一物联想到生活中其他相关的内容；二是由一物的启发想出另一种形象；三是制造可以让观众产生联想的形象。它可以分为因果关系、近似关系、接近关系、对比关系等形式。自然界的各种物象都存在联系，可以从物象的某个局部联想到其他局部，从一种物象联想到另一种物象。这种联想的范围能够随着想象力的深化而不断扩大，可从视觉感知联想到味觉、嗅觉、触觉的感知。对自然的独特感受和见解，经过提炼、升华和扩展，对客观物象进行加工改造，就会产生新的形象，这就是想象思维、创造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个设想会导致另一个设想或更多的设想，从而不断帮助设计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

3.联想思维的训练

联想是通过赋予若干对象之间一种微妙的关系，从中展开想象而获得新的形象的心理过程，视觉思维中的想象离不开联想这个心理过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事物产生的美感形成特有的印象，而对视觉形象的记忆又随着人的思维活动形成知觉与感觉形象的联系。因此，当某个对象出现时，人们的大脑会立即兴奋，随着它进行一系列联想。例如，由“速度”这个概念，人们头脑中会闪现出呼啸而过的飞机、奔驰的列车、自由下落的重物等，随之会产生”战争”“爆炸”“闪光”“粉碎”等画面。通过创意思维训练，使学生准确地把握物象的基本形式特征，在不同时空、不同物象之间引发联想，提炼“有意味”的设计情趣；在设计创意全新的形式中，培养联想力和表现力。在将不同物象整合时，寻找和发掘内在的联系和设计“趣味”，即用联想思维训练，使设计构思奇特，手法新颖，不落俗套。

四、创意素描训练的方法途径在创意形象的训练中，怎样才能获取新、奇、异的创意视觉形象呢？创意形象的获取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训练：

（一）选择非传统的写生对象

让学生选择一些选择非传统的写生对象，比如螺丝钉，螺帽，各种花朵，废旧易拉罐、饮料瓶，树叶局部、绳子、机械构造、揉皱的报纸、编织的毛衣、枯萎的花朵、水果的剖面、木头的肌理、皮毛、羽毛的质感，等等。让学生一开始就与传统素描拉开一定的距离。

（二）打破常态作画习惯

选择与平时不同的非常规的角度，比如从物体顶端观看，从物体底面观察，都会产生形态上的变异。打破常规，把石膏像放倒，或将物体悬挂于空中，由观察角度变化而产生的形态的新颖性，激发学生的创造热情。画一些破碎的石膏头像，写生与想象相结合，使学生既有约束限定，又有主观能动性，发挥想象力，使每个学生的画面都不一样。

（三）形象的变异

变异是将创意形象在保持完整形体不变的基础上，做局部的“偷梁换柱”或将创意形象的物质属性予以转换，在原有形象中增加矛盾的视觉要素。把一种物象或几种物象的功能转嫁到某一物象上的方法。改变物象的材质特征或局部材质特征，从而产生新的形象。如影视作品中的形象蜘蛛侠，蝙蝠侠就是把人与蜘蛛、人与蝙蝠置换组合到一起的新的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形象，从而吸引观众的关注。一个物象的表面与另一个物象的轮廓加以结合，达到奇异的视觉效果，这是一种置换的设计手法。想象力的表现在于二者的结合所产生的新颖性。并且这种结合具有纯粹的视觉心理意味，如何在视觉上使之协调，就要求根据画面的形态加以具体的分析，防止牵强别扭的生拼硬凑。

（四）形象的置换

置换是利用创意形象的母体形象或母体形象中局部的形似性或近似性，寻找与之相似或相近的另一形态或形态局部以替换母体形象中的某一局部，在不打破原有母体形象完整性的前提下，使其母体形象被替换的部分成为关注的焦点。例如把人的头用足球来置换，借助人的头部与足球都是圆形的相似性，实现其巧妙的置换，使人耳目一新。也有将电灯泡置换成人的脑袋的，这是借助电灯泡与脑袋相似性的特点而置换的。电灯内的钨丝能够发光，象征这人闪光的智慧，使画面构成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

（五）形象的夸张变形

夸张变形是创意形象的一种“形散神凝”处理方法，将物象或物象局部进行夸大、缩小，大胆夸大物象最典型的特征，使其特征更加凸显；或用违反正常理性思维，获取创意视觉形象。不受任何制约是想象画的特点，想让对象怎样就怎样，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并用画面实现。要求大胆夸张，大胆幻想，在精神上有了另外一种与众不同的表现。也许这些作品是虚幻的，但这些形象语言传达了特定的愿望与最终的目标，丰富了我们的思维，创造了美好的、超越现实的，甚至是无所不能的新奇形态。

形象思维的定义篇(7)

首先,观物取象是意象思维的前提。在中国古代先民们看来,宇宙事物的存在无不有着“见乃谓之象”([1],p.24)的特征,因而物呈现于外的是它的现象、形象,如天、地、人以及万物之象,表征了万物显现于外必有“象”的涵义。《易经》有天象、地象、人象、事象、物象等,《内经》有气象、藏象、脉象,这些统统被称为“物之象”。它是以观物取象为前提的,是对万物存在样态的揭示,却有着“属人”的意义(如由象及理的推论)。因而,它的内容富于客观性的成分,同时充满着主观性的色彩,是有着立于客观物之上的主观认识性的活动结果——象思维。象思维是一种人类认知性的活动,最早有着广泛的“符号学”意蕴。在人类早期社会的认知活动中,象与数息息相关,基本上蕴含着有象便有数的道理。《周易》记载着“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1],p.237)的大宇宙象数之理。在《内经》理论体系中,“气”、“阴阳”、“五行”、“六经”和“五运六气”等基础性概念,都内涵着象思维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按照一定的组合原则构成中医理论体系框架,有着“法于阴阳,和于术数”([2],p.8)、“阴与阳别,寒与热争,两气相搏”([2],p.291)及“天有四时五行”、“人有五脏化五气”([2],p.19)等的符号理论系统。这些揭示了观物取象活动,是意象思维的基础。

其次,“以言有物”是由象达意的中介。伽达默尔说:“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的。”([3],p.593)从一般交往意义上而言,象思维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因为有了“言”“,象”便有了解释学的意义;换言之,“言”是解释“象”而达“意”的工具。中医诊断讲究“观其冥冥者,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2],p.62),就是指通过充分表达的言辞来传递人体“象”的内容和意义,从能揭示出人体内在运行之态。这是用言语诠释“象”的形式,表明了言是连接象与意的中介,言的外化则为象,言的内化为意。也就是说,言以活生生的象为造型,又有活泼泼的意为底蕴,因而有着象为言之形式,以及意为言之内容的现象。

因此,中医哲学蕴涵着由象形符号向意义符号的转变,为一种嫁接于言语上的由物象的本身性向思维的运用性的转向过程,而有着诠释化的表征意义。换言之,它是由象构成的象征符号系统往由言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的转向。这种符号转向机制在中国哲学中是独具一格的。然而,虽然象征符号系统与语言符号系统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但二者已分殊为两种系统,最重要的是语言只能起到帮助象表达其意义,却不能直接地、准确地表达象的“真意”,而且“仅关注‘言’而忽略‘象’只会得到残缺不全的圣人意图”([4],p.11),因而这有着虽尽言,但非尽意的缺陷之现象。中医也是提倡不要拘泥于言语,更多在体悟象的无穷所示。但需要强调的是,语言虽不能充分地表达人体本然,但离开语言的表达形式,思想的交流与传承就会存在极大的问题。况且,通过人的想象空间来达意,语言能够起到辅助、释义和弥补的作用。

因而在达意方面,人们并不主张:请记住我站域名单纯以“象”尽意,或以“言”尽意,而是主张言象结合、言象相佐而尽意。因为由象达意需要主观性的感悟,感悟者的差异直接决定着对于象的理解,故而中医有“圣医”与“愚医”的理解上的差之千里之别。第三,“立象以尽意”和“得意而忘象”构成一对有张力的象思维和意思维矛盾概念。“立象以尽意”最初涵义是《系辞》对《易经》的哲学阐释,旨在于尽可能立有限之象,用简易之理来表达无限之意。但立象又不可以完全尽意,有着立有限之象不可能毫无遗漏地尽无限之意。如此,便出现了“立象”能否“尽意”的质问。王振复认为在“尽”与“不尽”之间([5],p.2)。然而,无论是“尽”还是“不尽”,但其旨意在于“得意”。这是一种目的,是由万物之“象”来显现,主体能够通过观象来认识万物,以象来表达事实、真实,获取真意,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此时,“象”的存在意义被转移到“意”上,就可以舍弃“象”而只取“意”了,即所谓的“得意而忘象”。

对于这点,中医哲学由内及外的超形态的整体性藏象思维,是不局限于现象的,而做到了“得意而忘象”之境;不过,其前提是以“立象以尽意”为基础的。因此,“立象以尽意”和“得意而忘象”构成一对有张力的矛盾概念,然而它不是绝对对立的,前者是基础、前提,后者是进程、境界;前者是必要的,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后者,也就是说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但有前者未必定会达到后者。像“庖丁解牛”就是通过肢解大量的牛而得其意,能够达到“神遇”的娴熟地步,也就实现“得意而忘象”了;若没有大量牛的“象”作铺垫,是无法达到此地步的。中医除了通过“立象以尽意”的大量的临床经验而达到“得意而忘象”的地步,还要有行医者的聪慧悟性而达此境。在中医哲学的藏象思维过程中,观察与抽象并不分离、独立,而是融为一体。其表现为感性认知与悟性感通的合一,是象寓于着义、义却依附于象,二者不可分离而合则为一。因此,“立象以尽意”和“得意而忘象”既是必然的联系,但又不是必然的推论;也就是说,二者可以仅得其一(但很多情况下是二者兼之),只是前者为基础性,后者为境界性;前者更多讲究渐进性,后者更多讲究突变性而已。

二意象思维是中国古代人们在经验知识基础上运思出的原创思维。

它表征了人们通过直观感悟存在物(如世界、人体)的认知、推理过程,即通过提取人体与万物的共相特征,使其富有一定的属性和功能,而形成为具有一定意义内容的属性、概念。中医在知识获取方法上即如此,其中的意象思维就是主张取类比象获取知识的,表现于在经验基础上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增加这相互联系作用的宝库中被直觉到的类比对应物的数目”([6],p.314)。具体言之,取类比象的方法就是择取自然存在物象、人体生理显相、精神变化动象进行类比和比附,它是辨证思维的一种重要方法。取类比象的方式多种,有人体官能比附宇宙,有宇宙物性比附人体,还有人体内外相类比这些类比有着对“真实关系”的直觉感悟、把握功能。

第一,意象思维是以“真实关系”为理据的。在中国早期社会,人们对宇宙自然和人体生命的认识是以“象”思维来达意的。象的本质是人体以天地自然的认知为基础和载体的,能够自觉地借助象思维获取知识。在整体观指导下,中医哲学是主张人体内脏腑存在着一定互为协调的和谐关系。那是因为世界的各种物事及其现象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因而人体的活动也具有这种“实在的关系”;同时,人具有“可察知的关系”的能力,通过揭示人体与世界存在的规律,来反映人体本身的及其与世界关系的统一与协调。中医基于对人体生命现象的观察和析理基础之上,揭示人体与外界环境的交互关系、人体内部的关系以及人体内的脏腑之间的关系为“真实关系”来模拟存在性,借助阴阳、五行、气、象、数、正邪、虚实等符号和语言,来反映人体生命的运行和诊病理论。

中医哲学所描述的万物生化的自然之道在于五运六气的变迁,以及人体内部与脏腑之间的存在关系,都是源于一种“真实关系”,而表现为“列别脏腑,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2],p.19)之法则。由此看出,中医哲学的意象思维是丰富的,而由其所孕育的知识更是充实的。中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经验直观、整体联系的“真实关系”的理论系统,能够按照和谐、有序、平衡、循环或对称的组合原则构成了一定的理论框架,这体现了中医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体系所形成的“真实关系”,内含着相似或相类事物的比类在思维中获得整体联系性的状态。不过,此种联系是凭靠理性逻辑推理和直觉感悟的整体形象来完成的,既拥有一定的数据和指标又有灵感共同来维系。其中,意象思维是与辩证思维、形象思维以及直觉、想象、灵感、顿悟等共同参与构成了中医思维体系的要素。第二,意象思维是融通理智活动

与心智活动合一的载体。在获取知识方面,爱因斯坦便曾认为,科学知识的获取“一方面是尽可能完备的理解全部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最少个数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的使用来达到这个目的”([7],p.344)。中医哲学就是讲究立于人体系统论之上,通过经验考察把人体的存在与发展都看成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的知识。 中医的阴阳五行符号则灵活地运用着原始化的概念和关系,通过阴阳五行的符号化组合和变换,而将自然与人体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以简洁和明晰的符号系统来认识、解释和模拟宇宙自然万物。而且,中医通过由象达意的思维方式确立了以表知里与司外揣内的相对待的分析方法,从而把握人体有机体作为整体在自然状态下表现出来的生理病理信息,建立了与宇宙模型同构的“形上”人体模型,使中医藏象理论体系具备了整体性和过程性的知识。而且,中医哲学讲究“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同科学观察、心智感悟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把感觉和观察结合在一起,我们可能观察到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并且能感觉到我们所观察到的东西,然后这就成了不仅反映我们感觉到的而且反映我们观察到的东西的一种方法。它还是自我反映的源泉,自我反映使我们认识我们的本质、心智或自身。”([8],p.9)譬如,中医讲究“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而达到“补写勿失,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2],pp.4-41)之境;而且,这种特殊的功用还能“德化者气之祥”([2],p.151)和“德流气薄而生者也”([2],p.222),有着一定意义的作用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