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市场研究篇(1)

Abstract: Producers, consumers and policy makers all paid attention to pork price, since the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However, frequent fluctuations in pork prices, interfering with people's lives and economic stability, while a great impact on the pig-raising business and the stability of pig-raising household income. Therefore, we need to carefully study the reasons for fluctuations in the price of pork, which the macro-control policies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summarized the main point of view, and a brief evaluation of research.

关键词: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Key words: pork price;fluctuation;influencing factors;literatures review

中图分类号:F3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09)10-0164-02

1猪肉价格波动回顾

1985年以前,我国猪肉价格一直被列入计划管理,实行国家定价,市场机制基本上没有起作用,猪肉价格相对比较稳定。其后,我国猪肉计划流通体制开始向国家宏观调控下的自由流通体制过渡,国家放开生猪和猪肉购销价格管制,生猪和猪肉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国家只规定指导价格水平或对猪粮比价水平进行引导,生猪和猪肉价格问题开始出现并一直困扰我国猪肉市场。

我国猪肉价格的波动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6年下半年至1998年上半年的恢复性发展期;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5月到2003年上半年维持在盈亏平衡点附近的小幅震荡期;第三阶段是从2003年7月至2006年上半年,因2003年7月“非典”疫情刚过,全国猪肉价格开始持续高涨两年半左右,于2004年10月因供过于求开始小幅回落,直到2006年上半年跌入谷底;第四阶段是从2006年下半年到2008年5月由缓慢至加速上升期;第五阶段是从2008年6月至今的一路走低。

2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对生猪和猪肉的价格形成已经进行过一些研究,如田维明(1991)等。但将生猪和猪肉或者是其他某个具体农产品价格形成进行单独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一些观点散见于对农产品价格形成的研究和对猪肉供需的研究。国内学者现已基本认同目前生猪和猪肉价格基本上实现了由政府定价体制向市场定价体制的转变,价格形成于市场供给与需求(孔礼照和章泽生,1990;姚今观和纪良纲,1995;董全海,1996;张卓元,1996;潘耀国,1998)。

2.1 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理论分析的文献综述

殷传麟、周兵兵将生猪(猪肉)价格波动划分为季节性波动、市场性波动和比例性波动三种类型。俞家宝,柯柄生(1992)认为高度分散的农户饲养方式是生猪和猪肉价格波动的原因。而殷传麟和周兵兵(1997)则认为流通中的中间需求往往会形成虚假需求,是造成猪价暴涨暴跌的主要原因。史照林和张存根(1998)认为生猪和猪肉形成取决于生产和流通领域。张磊、王娜、谭向勇(2008)通过对猪肉产业链各环节相关主体的深入调查与剖析,认为影响猪肉价格涨跌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生殖养殖环节。

对于2007年猪肉价格的上涨原因,白暴力、梁泳梅(2007)认为,猪肉的市场需求和供给的特征决定了猪肉市场价格必然会产生周期性波动上涨,并最终导致价格总水平的上涨;郝昭远、周伟、李福成、刘成银(2008)则认为这是个综合性的因素,最根本的是出现了求大与供的矛盾;徐雪高(2008)指出,猪肉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供给减少引起的。邵光兴(2008)、吴迎新等(2008)也都持有相同的观点[1]。张宏文(2008)则更进一步指出,这次猪肉价格飙升除受传统的供求失衡影响外,还包括饲料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增加、动物疫情严重影响等客观因素,同时主观上也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对生猪行业的调查研究、分析和引导不到位,缺乏信息服务和预警机制,养猪生产处于无序状态;另一方面是重视支持力度不够,多年来,从政策到资金对生猪生产缺乏强有力的支持。

2.2 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的文献综述

在对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方面,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做出了许多很好的研究成果。辛贤和谭向勇(1999)曾通过估算猪肉需求价格弹性、生猪生产价格弹性和营销企业的替代弹性,测定多种不同因素对生猪和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程度[2]。马雄威、朱再清(2008)针对猪肉价格波动的特点,利用灰色神经网络模型(CGNN)对猪肉价格进行预测。冀德刚、周静、李春兰(2008)在对2005~2007年河北唐山市猪肉价格的预测分析中,运用了时间序列分析。刘云、王阳(2008)运用数学方法分析了“蛛网理论”的特征,并用蛛网理论深入分析了我国2007年5月以来猪肉价格过高的真正原因,指出现行市场经济的滞后性,导致猪肉供求难以实现稳定均衡。曙光、乔光华(2008)分别运用季节测定法和长期价格波动周期测定法,估计生猪价格影响猪肉价格系数和每公斤猪肉分摊生猪屠宰与猪肉流通成本,分析了2007年猪肉价格上涨和生猪屠宰收益情况;2007年下半年每头生猪屠宰后总收益大幅增加,生猪饲养环节和生猪屠宰环节收益增幅接近。刺香美(2008)还对猪肉价格进行了博弈分析,说明单纯的依靠市场自我调节不但不会抑制波动,反而会加剧波动;必须引进政府的作用,通过提供有效的市场信息,建立猪肉价格风险预警机制;建立储备制度;加大金融支持规模养殖力度,增强养殖户抗风险能力;实行市场准入制度和计划等有效措施,对猪肉这类生活必需品加强宏观管理,保证养猪业均衡平稳发展。

3结束语

通过对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分析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

第一,目前对猪肉市场的研究比较分散,特别是关于猪肉价格变动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有待于进一步系统化研究。

第二,现阶段的对猪肉市场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生猪的进出口贸易和生猪的存栏、补栏、出栏以及生猪流通体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上,专门针对猪肉价格波动的系统研究较少。

第三,目前,国内学者对我国生猪和猪肉价格形成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或一定程度的定量分析,运用计量分析方法的研究并不多见。对于畜产品生产量和需求量发展趋势的预测也是主要以定性分析预测为主,因而也导致了预测结果存在着较大的弹性,缺乏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研究[3]。

参考文献:

[1]徐雪高:《猪肉价格高位大涨的原因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08(3):4-9。

生猪市场研究篇(2)

一、这次猪肉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进入夏季以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价格出现连续下跌。新发地批发市场统计部的负责人认为，夏季需求量减少是导致猪肉价格回落的主要原因。

赵萍（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猪肉的供给能力的大幅上升是此次猪肉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全国加入夏季之后，百姓的饮食变得更加清淡了，对于猪肉的需求有所减少，的确是这次猪肉价格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原因的是猪肉的供给能力大幅度上升。实际上，猪肉的价格不只是取决于需求，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供给。人们对于猪肉的需求变化是非常稳定的，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逐渐上升，但是上升的幅度并不很大。相反，由于猪肉期的存在和猪肉市场价格的波动，导致市场供给能力大起大落，对猪肉价格的影响更为明显。

刘戈表示，虽然近一段时间南方北方都有洪水灾害，但是猪肉价格没有继续上涨，反而开始下滑，那么接下来猪肉价格很可能就要进入到下降周期。

刘戈（央视财经评论员）：此轮猪肉的增长周期已经结束，未来可能进入新的下降周期。从最近十几年的猪肉价格周期波动幅度来看，这一轮的增长周期时间较长，按照以往的规律，增长周期应该已经结束。此时猪肉的价格下降，可能是市场又进入新的价格下降周期。在过去的增长周期中，市场对猪肉价格有上涨预期，包括农户、养殖企业和其他的社会资本纷纷进入到市场中，在这样的状况下，市场的供应量增长迅速，也会造成猪肉价格下跌。

二、南方的洪涝灾害对猪肉的运输有所影响，是否会进一步影响猪肉价格？

赵萍表示南方的洪涝灾害造成部分生猪养殖场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失，对于猪肉价格的影响依然是短期的。

赵萍（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道路受阻等问题对猪肉价格的影响是阶段性的，短期高涨之后会迎来明显回落

在洪水灾害的前后，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道路不畅的情况，一旦道路受阻，所在产区的猪肉就很难被运送到市场上，所以短期内，受灾地区的猪肉价格可能会保持较高的水平。但是一旦道路恢复通畅，物流顺利，猪肉价格就出现会明显回落，而事实证明也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三、饲料价格的变化是否会对猪肉价格造成影响？

赵萍表示，作为最主要的生猪养殖饲料之一的豆粕价格上涨，是本轮影响猪肉价格的重要成本因素，但豆粕价格已经见顶，后期仍有回落空间。

赵萍（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豆粕价格对猪肉价格的影响是短期的，供求矛盾仍是主要影响因素

受到拉尼娜天气的影响，全球范围内大豆减产，从而导致大豆价格上涨，也会同时推动豆粕价格的上涨。这一轮的猪肉价格上涨，主要还是由于豆粕这类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成本增加推动了的猪肉价格上涨。但是我认为，豆粕价格对生猪价格的影响虽然在短期表现比较明显，但在全年范围内来看，其他因素如供求矛盾，仍然占有主要地位。在某一时间段内，当供求矛盾不占主要地位时，豆粕这类原材料价格的因素才会成为影响猪肉价格的主要因素。

除了央视之外，农业部近日也在官方网站发文，对近期猪价和未来走势进行了相关解读。

生猪、猪肉和仔猪价格均连续3周回落。玉米价格连续7周回升，猪粮比价较上月回落，但仍处于较高盈利水平。受生猪出栏预期恢复性增长和猪肉进口保持高位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第3季度猪肉价格将高位震荡，创新高空间不大。美国猪肉价格和欧盟猪肉价格上涨。

四、生猪和猪肉价格连续3周回落

受消费下降和猪肉进口量激增影响，猪肉价格高位回落。据农业部数据，2016年1-5月份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8577万头，同比减5.7%。其中，5月份屠宰量1495.46万头，环比减3.9%，同比减11.8%。农业部全国4000个监测点数据显示，5月份生猪存栏连续3个月小幅增加，环比增0.4%，同比减2.9%，其中，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减0.3%，同比减3.6%。据农业部500个集贸市场监测，6月份猪肉价格为每公斤31.29元，环比涨1.0%，同比涨35.3%；生猪价格每公斤20.41元，环比跌0.2%，同比涨38.7%；仔猪价格每公斤52.39元，环比涨2.7%，同比涨90.2%。

从周价看，猪肉价格自3月第2周开始连续15周上涨至6月第2周每公斤31.56元，第3周开始连续3周回落，6月最后一周为每公斤30.87元，环比跌1.1%，同比涨28.6%。生猪价格自2015年11月第4周以来总体呈涨势，6月第2周涨至每公斤20.80元，第3周开始连续3周回落，最后一周为每公斤19.74元，环比跌2.2%，同比27.4%。仔猪价格自2015年12月第2周开始连续上涨，2016年6月第2周涨至每公斤52.92元，第3周开始回落，6月份最后一周为每公斤51.31元，环比跌1.9%，同比涨78.6%。近期来看，消费需求减弱，猪肉大量进口弥补了规模屠宰场屠宰量的下降，猪肉价格出现回落。

五、生猪养殖盈利仍处于较高水平

据农业部监测，由于玉米价格上涨，猪粮比价较上月降低 0.33个点，为10.06 ： 1，生猪养殖盈利仍处于较高水平。6月份全国玉米价格为每公斤 2.03 元，环比涨3.0%，同比跌 17.8%；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为每公斤 3.06 元，环比涨 2.0%，同比跌5.8%。从周价来看，4 月份第 3 周猪粮比价突破 10 ： 1，6 月第 1周达到历史最高点，为10.44 ： 1，之后有所回落，最后一周降至9.49 ： 1。

六、猪肉进口同比激增

据海关统计，5 月份我国进口生猪产品 30.48 万吨，环比增28.3%，同比增 166.8%，进口额5.71亿美元，环比增 37.4%，同比增 218.2%；出口 2.62 万吨，环比增 9.8%，同比减 14.0%，出口额 0.93 亿美元，环比增 9.7%，同比减3.0%；贸易逆差 4.78 亿美元，环比增 44.7%，同比增4.7 倍。1-5 月累计进口猪产品 111.57万吨，同比增 90.1%，进口额19.91亿美元，同比增 103.7%；出口 11.46 万吨，同比减 15.5%，出口额 4.15 亿美元，同比减11.3%；贸易逆差15.76 亿美元，同比增2.1 倍。其中，进口猪杂碎 54.73 万吨，同比增 66.6%，进口额 9.27 亿美元，同比增81.5%；进口鲜冷冻猪肉 56.82万吨，同比增120.1%，进口额10.57 亿美元，同比增128.5%。

生猪市场研究篇(3)

关键词：病死猪；风险；无害化处理；安全生产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5-33 -03

一、我国猪肉市场现状及病死猪流入市场动因

（一）我国猪肉市场现状

我国是生猪养殖及消费大国，也是世界大的猪肉消费国，根据USDA统计数据，2014年全球猪肉消费总量10，995.4万吨；其中，中国2014年猪肉消费量达到 5，716.9万吨，占世界猪肉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达到52%；欧盟2014年猪肉消费量2，023.7万吨，占世界猪肉消费总量18%；美国2014年猪肉消费量864.7万吨，占世界猪肉消费总量8%。同时中国对国际猪肉市场也占有一定份额，因此猪肉的安全不仅关系到我国的民生大计，对亚洲乃至全球地区的食品安全也有重大意义。

病死猪是生猪养殖中的自然产物，也是我国畜牧生产中最主要的废物流之一，我国生猪养殖基数大，每年产生的病死猪数量多，而病死猪生前大多经过药物如抗生素一类的治疗，有高浓度的药物或其代谢物的残留，因此，一方面，病死猪一旦流入市场将危害消费者的健康，同时也损坏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那些被抛弃于江河湖海、路边堆积的病死猪，将增加疫情传播的可能性，对我国的生猪养殖市场造成威胁。

（二）病死猪流入市场的问题及原因

1.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问题

养猪户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以深埋和焚烧为主，但仍然有病死猪被丢弃和病死猪流入市场的隐患；与个体户相比，饲养规模大的养猪场无害化处理更为规范，但总的来说我国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仍有待探索；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政策认知度不高且补贴不到位；虽然政府采取行动防止流通环节病死猪流入市场，病死猪和病死猪流入市场的隐患仍然存在；猪肉批发零售环节中的批发环节、大型连锁超市和猪肉连锁专营店等能够实现对问题猪肉的追根溯源，但是农贸市场缺乏监管，给了病死猪肉流入市场可乘之机。

2.病死猪流入市场的原因

第一，填埋范围小，补贴少。部分地区仅仅对于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养殖环节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费用给予每头80元的补助。而根据相关规定，处理病死猪要挖坑、消毒、填埋，成本高达200元以上，而根据现行补贴政策，养殖户需要自掏腰包。将其售卖给收购商，虽然价格低于猪肉市场上20元一斤的猪肉价，仅有3到4元，但是对于想弥补损失的养殖户仍然会选择将病死猪出售。

第二，监管不利，有法难依。一方面，我国监管部门的权责不明，我国有近十个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但是这些部门之前责任分工不明，在面对监管时大多采用“踢皮球”的方式推脱责任；另一方面，我国《刑法》中，适用病死猪肉犯罪的条款主要有第140、143、144条。据了解，当前制售病死猪肉案件，大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论处。除非金额大，社会影响深的案件，一般刑罚较轻，判处几年徒刑以及一定数额罚款，这也是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甚至服完刑后不悔改的原因。

第三，食品检测不规范，进入市场相对容易。我国的食品进入市场相比于国际市场较容易，食品商标注册门槛较低，反观国际市场，商品条形码成为商品的“身份证”，没有条形码的商品不能进入市场，而欧美等国家的条形码普及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而我国食品标志的不明，大众不了解食品标志的含义，也就没有什么辨识可言，同时对于市场上的半成品以及熟食的贩卖，大众更不在意，而病死猪肉大部分就是通过腌制D肉、半成品等途径进入市场。

三、方法选择及其模型构建

（一）方法选择

使用 SPSS 和EVIEWS统计软件对问卷收集的数据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进行实证检验运用计量模型分析等方法，识别养殖户处理病死猪风险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挖掘养殖户处理病死猪风险行为对病死猪流通链的影响机理。同时综合运用关联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分析方法。

（二）模型构建

从生猪养殖户的角度来看，作为生产者，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原则，养猪户是否出售病死猪以及是否向政府报告疫情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食品安全相关部门的惩处与养猪户能否得到更多的利益。

养猪户的收入与其饲养生猪的成本密不可分，因此可将养猪户是否出售病死猪对其家庭收入的影响表示为：

Y=（p-c）（n-n’）+p’n’-δ1c’n’+γ（1）

该式中y为养猪户家庭收入，p为生猪的单位价格，p’为病死猪出售价格，c为单位生猪的总生产成本，n为生猪出栏头数，n’为病死猪头数，δ1成为出售病死猪被发现的可能性，c’为养猪户出售一头病死猪受到政府惩罚的成本，γ为养猪户其他收入。对（1）式进行静态分析可得如下情形：

从（2）和（3）式发现，养猪户家庭收入与出售病死猪被发现的可能性和遭受惩罚呈负相关关系。

根据国家政策，养猪户可以选择向政府报告生猪死亡疫情，从而有 的可能性获得一定量的政府补贴。但是养猪户将不能再出售病死猪，并需要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下进行销毁。i为政府对每头病死猪的补贴，由此可得到养猪户向政府报告疫情而获得家庭收入的影响为：

Y=（p-c）（n-n’）+ δ2in’+γ （4）

利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在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养猪户在生猪因病死亡时，若出售病死猪的收益大于向政府报告疫情获得的收益，那养猪户可能会出售病死猪；若向政府报告疫情获得的收益大于出售病死猪得到的利润，则养猪户可能会选择报告疫情。本文就养猪户是否出售病死猪与是否报告疫情进行展开分析。

理论上认为，养猪户是否出售病死猪和是否及时将疫情上报政府不仅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与养猪户的价值体系和养猪户的风险态度有关。价值体系偏高的养猪户会认为向市场出售病死猪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可能会选择无害化处理或者向政府报告；不喜好风险的养猪户会担心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后自己得到的处罚，因此在疫情出现的第一时间就向政府报告来寻求解决方案。

四、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选取南方某县作为研究样本的采集地点。该县是全国畜牧业百强县市，年平均出栏生猪200万头，存栏110万头。生猪长期供应周边大中型城市。该县具有一定的养殖经验，因此此样本对于东部沿海省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该数据是在2015年1-3月进行调查中得到，由县政府筛选出的养猪户260家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培训，正确理解每个题目的问答方式，并且每份问卷实行实名制，留有受访者的联系方式。共回收问卷251份，回收率达96.5% 。

（二）样本描述及分析

养猪户选择处理病死猪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五种方式：报告有关部门处理、深埋或焚烧、抛弃、卖给收购贩、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售。46.6%的养猪户选择将病死猪深埋或焚烧，但是有16.7%的养猪户选择卖给收购贩，而仅有29.9%的养猪户会向政府报告。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深埋病死猪需要一定的成本，必定会减少养猪户的利润，所以一些养猪户会选择其他的处理方式。

国家规定，生猪不正常死亡时，需要及时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疫情，控制疫情的扩大，而且上报疫情的养猪户可以获得政府一定量的补贴。但因此病死猪将由政府部门的集中处理，养猪户将不能再出售病死猪来获得收益。据分析，有53%的养猪户选择上报政府防疫部门，15.5%的养猪户遇到疫情时从未报告政府。2%的养猪户不一定选择上报，5.2%的养猪户偶尔上报，说明这些养猪户会根据其实际利润情况来选择是否报告疫情。

将对病死猪的处理方法及在养殖过程中遇到疫情是否上报有关部门进行交叉分析，“从未”上报的养猪户中有74%选择卖给收购贩和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售：选择“上报”的养猪户出售病死猪的情况几乎不存在，但会有1.5%的养猪户选择卖给收购贩来获取收益；选择“偶尔”上报疫情的养猪户出售病死猪的比例较高。由此可以发现，针对于上报疫情和出售病死猪的不同情况，养猪户会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出发点，经比较收益后做出选择。

五、实证分析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利用三个模型分析养猪户是否出售病死猪以及是否向政府报告疫情的选择问题。本文将养猪户对病死猪的处理方法作为因变量， 养猪户的回答有：报告有关部门处理、深埋或焚烧、抛弃、卖给收购贩、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售，用Yi表示，其所代表的值分别为1、2、3、4、5；Yi≥4代表出售，Yi

Yi = βXi + C

其中Xi为自变量，C为误差项。

（二）变量的赋值、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三）回归结果分析

上表是用不同变量对病死猪的出售行为进行回归所得的结果。

养猪户病死猪出售行为的代表影响因素分析：

1.养猪户自身因素。由表5可知，养猪户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出售病死猪的行为有正向影响，但是显著性水平较低，但是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养殖户认为这一行为是理性的，可以减少养猪户的损失；养猪户的年养猪净收入同出死猪出售行为呈负相关的关系，收入越高出售病死猪的行为越少；同时养殖收入在家庭收入占比与该行为有着正向关系，这意味着，养猪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率越高，其出售病死猪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会越大， 因而通过出售病死猪来提高收入的动机会增强，就越会出售病死猪。

2.养殖成本方面。饲养规模同病死猪的出售行为有着负向关系，随着饲养规模的扩大，养猪户越注意防疫，病死猪的出售行为也少。

3.有关部门对检疫的重视程度及养殖户自身对免疫的了解程度。检疫频率同病死猪出售行为有着负向关系，随着检疫频率的降低，病死猪的出售行为增加，有着非常高的显著水平，表明许多养猪户可能在不知道猪生病的情况下对病死猪进行出售；生猪疫病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同病死猪出售行为有着负向关系，对该知识的了解程度越高，病死猪出售行为越低，拥有防疫知识的养殖户可以减少病死猪的数量；强制免疫同病死猪出售行为有着负向关系，显著性水平较高，表明有关部门对养殖户所养殖的猪进行强制免疫可以减少病死猪出售的行为；同时养殖户对生猪生物安全的了解程度同病死猪出售行为有着正向的关系，但是显著性水平极低。

4.对有关部门政策的了解情况。对处罚条例的了解程度同出售病死猪行为有着正相关关系，对处罚政策越了解，出售病死猪的行为越少；同时病死猪处理的补贴同出售病死猪行为有着正向关系，收到补贴的养殖户出售病死猪的行为减少；对上报政府病死猪同出售病死猪行为呈反向关系，向政府报告的养猪户出售病死猪行为少。

六、数据质量与内生性问题分析

（一）数据质量。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通^向养猪户直接了解得到，对于出售病死猪的行为之类的问题具有较强的隐私性，可能存在着低报出售病死猪行为的情况，本文的若干问题可能会存在着低报的问题，但是无法避免此类问题，直接得到养殖户的真实信息，所以本文的数据仍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本文所进行的回归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是界面数据，单方面分析了影响出售病死猪的因素，没有涉及政府政策和政府措施对于其他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无法对政府政策对病死猪出售行为控制的效果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许国艳. 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D].江南大学，2016.

[2]吴林海，许国艳，HU Wuyang. 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影响因素及其行为选择――基于仿真实验的方法[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90-101+127-128.

[3]乔娟，刘增金. 产业链视角下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15，（02）：102-109+112.

[4]吴林海. 基于DANP方法的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的识别研究[A].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十八届学术年会论文集――A08系统工程方法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C].中国系统工程学会，2014：3.

[5]喻波，罗峦. 病死猪猪肉流入市场的原因、危害及其对策分析[J]. 吉林农业，2011，（10）：188-189.

[6]Andrade S.， Anneberg I. ：Farmers Under Pressur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Cases of Animal Neglec，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 Environmental Ethics，27（1）：103-126，2014.

[7]Bandura， A.：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Prentice Hall，1986.

作者简介：

苏航，女，山东莱芜人，江南大学商学院学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李俞伟，男，浙江龙泉人，江南大学商学院学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诗怡，女，浙江桐乡人，江南大学商学院学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生猪市场研究篇(4)

危机与诱惑

“××土猪”人力资源总监黎小兵介绍，该公司2009年校园招聘目前已经进行到第四轮。翻阅应聘者简历发现，留下来参加面试的60人不是学生干部，就是成绩在系里数一数二的高材生。“他们全部拥有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学历，华工、中大的研究生占了八成，还有少数人是海归人士”黎小兵透露。

11月27日，“××土猪”的第四轮招聘现场，应聘者表示，今年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像‘××土猪’这样一次性录用30名应届生的企业很少见”。中山大学管理学硕士王同学表示，他给十几个单位投了应聘简历，绝大多数都石沉大海，“一个职位往往有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去抢”。

在参加第四轮面试的应聘者中，还有6名为女性。记者试探地问女性卖猪肉不怕人家笑话吗?她们无奈地表示：“按目前的就业形势，还管得了别人说什么，生存最要紧。”

据了解，之所以“卖猪肉”能吸引如此多精英前来应征，与该公司喊出的高薪不无关系。黎小兵透露，招聘市场上的应届研究生指导价为年薪3万～5万元，但公司开出的年薪却高达8万～10万元，还有“较为广阔的升职空间和再教育机会”。前来应聘的研究生们也不避讳地直言，高薪是他们丢下面子卖猪肉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黎小兵认为，今年就业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才是关键。她表示，去年“××土猪”计划招10名研究生，结果只招到5名，而且教育背景以二流高校为主。但今年，“因为报名的人才实在太多，公司最后决定研究生从15人扩招至30人，本科生80人，年薪分别是8万～10万和3万～4万。”

得过四道关

小卢(化名)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应届毕业的研究生，他忧心忡忡地表示，经济不景气，原本在中大、华工等就业网站年年露面的地产、金融等招聘大户迟迟不见踪影，就是抗跌力很强的技术类专业，如计算机专业等，拿到Offer的人也只是去年的一半。但是，连“猪肉荣”应聘也要过四道关：

第一关，3分钟自我介绍。这一关过后，1500人只留下360人。

第二、三关，“××土猪”十多个高层围成一圈进行面试。无所不谈，要看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工作能力。一圈下来，又有250多人被淘汰。

第四关，卖肉三天。第一天观察市场，第二天负责宣传，第三天就直接成为店长。举起宣传牌时，一丝害羞感涌上心头，围观群众的议论也让人困惑，但很快“清蒸排骨，蒸蒸日上”、“红烧排骨，红红火火”等口号便喊了起来。

过五关斩六将最终进入“××土猪”的高材生们，将在未来的一年时间里在养猪场、屠宰场、猪肉档等场所轮职。每个人都要做过养猪、杀猪、拔猪毛及到猪肉档口吆喝卖肉、操刀斩肉等又脏又累的活儿。

据称，做猪肉佬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不仅要有专业的吆喝“号子”，还得经过一个多月的专业猪肉分割师培训，而如何下刀子切肉，则存在着20％的利润差。待到一整年的轮职结束，部分表现突出者将得到提拔。据悉，该公司去年招收的5名研究生中，目前有2人升职成为中层。

外界争议

采访中发现，高校连年扩招已导致高学历人才市场供大于求，在此就业背景下，“卖猪肉”的行当与研究生的身份虽然落差很大，大部分应聘者也表示“能淡然处之”。但是，仍有不少人因为“卖猪肉”的职业身份而放弃。据黎小兵反映，第一轮面试后，公司看好的几个有潜质的应聘者都因为要上摊卖肉放弃了第二轮面试。

谁不能卖猪肉，何以非招研究生?此次招聘总策划、××食品集团董事长陈生的说法是，要把粗放型猪肉销售模式改良成品牌连锁专卖店形式经营，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必不可少。

但网友更直指猪肉店炒作谋宣传，哗众取宠，纯属扯淡。一名浙江网友还算了一笔账，年薪十万，30个研究生就是300万，猪肉才卖多少钱?一名广西网友称，这种广告妙极了――不花钱，效益大。

生猪市场研究篇(5)

关键词 皖南花猪；种质资源；保护现状；开发利用；对策

中图分类号 S813.9；S8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11-0294-02

皖南花猪因原产地安徽省南部的黄山市，躯体多黑白花交错分布而得名，1973年入选《种志》，2001年被安徽省农业委员会列入省级地方保护品种名录。皖南花猪历史悠久，宋代罗愿《新安志》和明弘治《徽州府志》均有记载，距今至少有500年的历史。在很长时间内，皖南花猪一直作为皖南地区的主要猪种直接育肥，并一度在20世纪80年代徽州地区的“三化养猪”中作为母本广泛使用。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工厂化养猪的兴起和发展，人们一味追求高瘦肉率和生产速度，大量引进外来品种，致使皖南花猪存栏数量急剧下降，存留的少数种群也因过度近交出现衰退的现象，种质资源濒临灭绝。近来年，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要求的提高，以及对乡土化肉制品口味的追求，使得对皖南花猪这一极具黄山地域特色的珍贵猪种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皖南花猪种质资源和保护利用现状

1.1 种质资源概况

皖南花猪是我国优良的地方猪种之一，主要分布于安徽省黄山市境内的休宁、歙县、黟县及周边地区。皖南花猪体型中等，体质偏于细致疏松，属肉脂兼用型猪种。皖南花猪外形结构良好，以被毛的黑白花为结构特征。头额部均有一撮白色“流星”，四肢、马尾部末端以及腹部为白色。体躯毛色复杂，从全白至全黑，中间可分出4种类型，其中以乌云盖雪（胸腹以下均为白色，而身体上半部全为黑色）、两头乌（臀部及头颈黑色）、六白花（四肢、尾端、鼻缘呈白色，而全身被毛黑色）居多，另有少量马鞍花。由于山岭隔绝，形成了许多自然类群，依其头型可分为狮头型、马脸型2种，狮头型：体型大，粗犷；马脸型，体型中等，清秀。皖南花猪具有六大特点：一是成熟早，繁殖率高，经产母猪每胎10～14头，高产期7～12胎；二是多，一般7～8对，母性好，哺乳率高达96%以上；三是耐青、粗饲料；四是抗逆性和抗病力强；五是性情温顺，易于管养；六是后期生长快，肉质好，适宜腌制咸肉、火腿[1]。

1.2 品种保护、选育、标准和利用现状

1.2.1 保护现状。皖南花猪历史悠久，距今至少有500年历史。随着生猪养殖业的不断发展，太湖猪等地方优势品种被推广应用，并引进了杜洛克、长白猪、大约克等优良的外来品种，通过杂交改良等措施，其数量日益增加。与此同时，皖南花猪存栏数量急剧下降，种质遗传特性也因品种间基因交流的日益频繁而逐渐丧失。以黄山市为例，2009年统计了全市能繁母猪保险情况，其结果表明，皖南花猪数量仅存约600头，公猪48头，能繁母猪586头，其中黟县柯村乡一带现存栏260头马脸型和狮头型皖南花猪，占该县能繁母猪养殖总量的10.1%[2]；休宁县南塘、兰田一带分布马脸型皖南花猪，养殖量约占全县生猪总数的2.4%；徽州区西溪南镇、歙县金川乡和唐里乡主要分布狮头型皖南花猪，数量约占能繁母猪数量的2%。2011年9月初步调查了黄山市皖南花猪养殖状况，结果表明，黄山市现有皖南花猪保种基地3个（黟县柯村皖南花猪保种技术推广基地、歙县黎明含蓄养殖有限公司、休宁县万安镇陈坑标准化养殖场）；保护区1个（休宁兰田皖南花猪保护区）；皖南花猪养殖合作社1个（休宁兰田绿源皖南花猪合作社）；现有成年种公猪19头，能繁母猪700头左右。

1.2.2 品种选育情况。1981年5月，在安徽省农牧渔业厅统一领导和安排下，由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和原徽州行署畜牧兽医站主持，休宁县畜牧场承办，开展了皖南花猪马脸型品系的选育。以休宁县畜牧场生产群为基础，1981年9月选组了基础群，1988年6月世代选育结束，历时7年4个月，共进行了8代。选育后群体近交系数为7.63%，断奶窝重增加14.69 kg，6月龄后备猪体重增加5.23 kg，各项指标均达到或接近选育方案规定标准。其出色的工作为以后的保种和选育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遗憾的是在随后的10年中，由于过于注重猪的瘦肉率和生产速度，该地区的研究未能持续进行，成果未得到巩固和提高，且狮头型品系的选育未能跟进。2006年以来，黄山市在黟县柯村种猪场建立了母猪核心保种群，数量为200头，歙县同乐养猪场建立了60头核心群的狮头型保种，目前已纯繁后备种猪1 200头，从而提高对品种品系的选育[2]。2007年，笔者用PCR- RFLPs法，研究了皖南花猪ESR基因与产仔数之间的关系，为今后的选育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意义[3]。

1.2.3 现有品种标准及产品商标情况。1987年制定了皖南花猪地方品种标准，并收录于安徽省地方家畜家禽蜜蜂品种标准：皖D/XM01～19-87。迄今为止，皖南花猪猪肉产品还未见有注册商标。

1.2.4 杂交利用现状。黄山市在“六五”期间，实行了“三化养猪”（母猪本地化、公猪外来化、肥猪杂交一代化），充分利用皖南花猪繁殖力强、肉质好等特性，引进外来良种公猪（大约克、长白猪、巴克夏）进行杂交以发展瘦肉型猪生产。在生产实践中发现，最好的杂交组合是大皖，其次是长皖，再者是巴皖[4]。近年来，休宁县、歙县、黟县利用杜洛克作父本和皖南花猪杂交生产二元杂交商品猪，相对于大皖，该项效果更佳。试验测定结果表明，杜洛克公猪与皖南花猪母本杂交，产仔数平均达14头，平均育成数达13头，杂交猪屠宰率71%，瘦肉率超过55%，料肉比可达3.52∶1.00[2]。

2 存在的问题

2.1 现有种群数量偏少，系谱不清、种猪老化较严重

据初步统计，截至2011年9月，黄山地区能繁皖南花猪母猪已降到700头左右，19头成年种公猪中有5头的利用年限已超过5年。加之近20年来没有对皖南花猪资源进行系统的普查，因此现有3个保种基地中收集的种猪种源关系复杂，系谱不清，导致选育难度加大。

2.2 优良基因流失，性能逐年退化

近年来，市场对瘦肉的需求量日益增多，养殖者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主要以生产二元杂交猪、三元杂交猪为主，或者完全采用外来品种生产杂交瘦肉型商品猪。在这样的情况下，皖南花猪产区繁殖群不断缩小，生产数量日趋减少。在皖南广大农村，选育技术不全面，一般仅通过外貌特征选配，加之公猪存栏数量随着人工授精技术的广泛采用而减少，致使某些优良性状逐年退化，如不加强保护，将会造成优良基因流失。

2.3 资金投入相对不足，遗传特性研究不够深入

种质资源的保种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需要各界坚持长期进行。1992年后，由于缺乏专项经费，皖南花猪核心群减少，给优良性状的保护与提高造成了难度。在遗传特性的研究方面，目前一般较多针对生理生化指标[5]、外形特征、适应性、肉质变化规律[6]、生产性能[7]，随着现代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可以深入研究皖南花猪遗传基因及其内在潜质等，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改良皖南花猪的母性、肉质风味、早熟性、特异敏感性、特异抗病力等性状。

2.4 面临疫病威胁

如歙县同乐养猪场2007年建立的狮头型母猪保种核心群中的所有母猪因2009年的一场疫情已全部淘汰。皖南花猪作为地方品种猪，对许多外来疫病如支原体肺炎等非常敏感，随着外来猪种的引入，许多外来疫病已严重影响了地方品种的生产性能，此现象值得深思和解决。

2.5 相关产品深加工和开发不够，品牌意识不强

目前，由于皖南花猪产品开发利用不够，皖南花猪利用仍停留在作二元杂交的母本使用上，猪肉产品附加值低，皖南花猪养殖户养殖效益低下。由于社会重视不足，保种场和资源保护区经济负担重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种群的扩大受到限制，保种的效果欠佳。

3 对策

3.1 收集原种，建设原种资源场，为皖南花猪的保护提供基本保障

想方设法收集目前仍散落在民间的原种皖南花猪，建立原种资源场。根据育种要求，资源场应保持合理的种猪更新率，使种猪得以合理更新，有计划地选留后备种猪，确保性能的稳定性和血源的纯正性。要求系谱清晰，种公猪年更新率达30%，种母猪年平均更新率达25%以上。加强与科研院校机构的合作，进行皖南花猪针对性研究，以提高其种质和抗病性等。

3.2 加大政策与资金支持

目前，黄山市各区县对皖南花猪保种的重视程度不一，作为主产区的休宁县、黟县重视程度较高，特别是休宁县于2004年在兰田建产了皖南花猪保护区，2011年又将皖南花猪的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列入《休宁县政府工作报告》，对保护区内的皖南花猪采取种公猪每头2 000元，种母猪每头每年200元的资金补助，大大激发了村民养殖热情。而狮头型主产区的歙县保种工作就相对滞后，当地群众饲养皖南花猪积极性不高，因此在全市范围内宣传和推广休宁县的措施很有必要。

3.3 强化品牌意识，加大宣传力度，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创立皖南花猪优质品牌，利用黄山作为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的地域优势，“打好黄山牌，做好皖花猪”，在皖南花猪系列产品的深加工上作文章，如开发小包装的风味肉等旅游休闲产品等。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提高皖南花猪的知名度。加大宣传力度，如休宁县就计划与中央七套的农广天地节目组联合录制皖南花猪的特别节目，以期在宣传皖南花猪资源的同时，为后续皖南花猪产品的销售开拓市场。

3.4 建立以“资源保护场”为核心，与保种区相结合的动态保种模式

建立较大规模的皖南花猪核心群，实施皖南花猪省级品种资源保种场项目，按地域增设皖南花猪狮头型保种区，在保种区发现优秀性状的个体选入核心场，对皖南花猪进行边保种边选育边提高的开放式动态保种，而经核心场保种选育的优秀后代又回到保种区进行大量繁殖推广。在保种区内设立保种员，根据群体大小划分片区，对养殖户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3.5 运用科技方法，保护地方猪种

为确保优良基因得以保存，运用现代育种技术，减少遗传漂变，控制近交，控制选择，避免群体混杂，不断巩固和提高品种优良特性。采取切实有效的选育措施，建立种猪档案资料，计算核心群主要经济性能。做好年度配种计划，绘制好核心群的系谱图，避免高度近亲繁殖。逐步采用先进繁殖技术，建立猪种资源基因库，采用冷冻等技术，重点保护种公猪。根据黄山地区的实际情况，建议以按类群建系方法进行选育，即根据地理条件不同，以狮头型、马脸型2个基本品系作为建系的基础群，以县或片为单位建立类群系3～5个，针对每类群系确立明确的建系目标，确保有完整的选种选配制度，有繁殖培育种猪场和繁殖推广措施。同时，逐渐疏远血缘关系，停止各类群系之间公猪串换，积极培育和鉴定种猪，实行自群繁殖，由此建立优良支系3～5个，建立核心群、繁殖群和社会保护群3个群体，实行支系间循环配种，以提高其生产性能水平。应用辅助于分子遗传标记选育，在现有保种群或拟进行保种的新建基础群中选择合适的分子遗传标记，要求入选的分子遗传标记具有多态性，均匀分布在整个基因组上，它们之间的距离适当。其次，对所有后代测定入选的分子遗传标记，根据分子遗传标记确定后备种畜，使包含的分子遗传标记数目不少于上一世代。另外，针对皖南花猪对支原体肺炎等敏感性高的特点，加强相关疫病的研究，制定科学的防治措施，以确保群体健康和良性发展。

3.6 延长世代间隔，利用保种和选育相结合的方法扩大群体规模

建议采取“利用中求保存”和“保存中求利用”2种不同侧重的做法，在做好收集原始材料、建立保护核心群、品种提纯复壮的同时，积极开展种质特性研究，筛选不同杂交组合，以求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如在利用中可采用杂交育种的方式，通过对外源血统的引入，对皖南花猪的体形遗传缺陷，如尻部倾斜、腹部下垂等进行改良，提高瘦肉率。可以在配套系的品种选育中应用皖南花猪的优良性状，选育出高繁殖型、快速生长型、瘦肉型等适合市场需求的不同经济性状。

4 参考文献

[1] 殷宗俊.皖南花猪的种质资源和开发利用[J].猪业科学，2006（7）：76-78.

[2] 洪云华.皖南花猪资源现状及存在问题与对策[J].安徽农学通报，2010， 16（9）：197-199.

[3] 陈艳荣，王德青，舒永明，等.皖南花猪ESR基因与产仔数的遗传相关性研究[J].畜禽业，2008（1）：40-43.

[4] 赵瑞莲，任守文，黄发权.皖南花猪杂交实验研究[J].养猪，1997（4）：27-28.

[5] 盛晟，周杰，舒宝屏，等.皖南花猪11种血液生化指标的发育性变化及性别差异[J].生命科学研究，2010（2）：150-151.

生猪市场研究篇(6)

关键词：生猪期货 价格发现 必要性 可行性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2015年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受猪肉价格上涨等影响涨幅达1.6%，为本年度最高。其中猪肉价格上涨16.7%，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48个百分点。猪肉价格在CPI统计中的权重高达9%，对我国居民的正常生活消费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而近些年来全国生猪价格一直处于波动状态。在2006年-2014年的震荡中，2006年全国生猪价格整体处于最低位，2007、2008年大涨，2009年价格持续下滑，2010年年末价格再度抬升，2011年全国生猪价格处于最高位。年内价格波动基本呈现3、4月份价格最低，之后震荡上涨。

蛛网理论可以解释近些年我国生猪市场剧烈波动的现象。所谓“蛛网模型”紊乱现象，是指不同的时期某商品的价格波动，以及供求关系的变化呈现出趋向于不同类型的“蛛网模型”的现象。近些年，国家对畜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宏观调控的手段逐步加强。政策补贴（包括良种补贴、标准化规模养殖补贴、能繁母猪补贴），收储等措施在某一时段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猪价作用，但由于政府部门获取信息不全面，则可能会干扰市场的自我调节。如2007年政府为应对当时生猪价格飞涨而对猪肉价格和生猪生产同时进行补贴，这为2009年的生猪供应量的激增埋下了伏笔，进而导致生猪供大于求，价格下跌。

生猪价格问题说到底是市场问题，目前生猪价格出现的大幅波动已经反映出生猪市场价格调控的失灵。市场问题还需市场解决，生猪期货就是这样一种可与政府宏观调控互补不足的市场调控措施。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其交易机制使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具有趋同的特征，在大量的投机者和套期保值者参与期货交易的过程中，通过对同一种商品进行价格判断，集中地反映了供需关系，能够体现商品的真正价格水平。

美国、韩国、德国等国家均存在生猪期货市场，其发展历史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对于中国生猪期货市场有重要指导作用：1.套期保值者的参与是期货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生猪产业链上的经营者有较为强烈的规避现货价格波动风险的需要，且多数经营者的经营活动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标准，能够利用期货合约进行套期保值，这是生猪期货市场发育并能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必要条件。2.现货市场是期货市场发展和功能有效发挥的基础，期货市场发展和功能发挥不仅需要现货市场具备一定的条件，更需要期货市场不断适应现货市场发展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或修正。

2013年11月8日，鸡蛋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鸡蛋期货作为国内首个生鲜品种，其推出上市丰富了国内期货市场品种体系，该期货的成功上市及运行表示出畜牧类期货在我国市场顺利运行的可能性。为生猪期货在中国的上市打下了基础并对生猪期货合约的设计提供参考。

我国生猪市场特点、国内外实践经验均为我国生猪期货的上市提供有利条件。此外，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及技术支持也都有了相应的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发展迅速；我国冷链物流技术发展良好；我国生猪疫病防控体系已经形成；前期准备充分和国家政策支持。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养殖业规模化程度低；生猪品质标准化程度较低。

作为期货的一种，生猪期货具有一般期货的共同点，然而生猪是活物，不可分割，因此其交割、运输、结算又具有自身特点。考虑我国生猪期货的有利及制约因素，借鉴国外生猪期货及我国农产品期货合约的制定，对我国生猪期货上市的操作提出如下建议。

1.上市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从2001年起就开始了生猪期货的研发工作，现已完成生猪期货合约及规则的设计工作，合约及相关制度符合现货市场情况，切实可行。目前，上市生猪期货的政策、市场、技术条件均已具备，大商所上市生猪期货的相关准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2.生猪期货交易制度和规则：生猪期货标的物的选择要坚持大品种思路，可以采用德国的做法，对生猪交割的各种身体指标作出标准规定，建立客观性指标评价，增加生猪期货活体交割的灵活性。生猪价值通过体重可估计出肉量，活体背膘厚与瘦肉率高度相关，这两个指标可反映生猪经济价值。交割暂采取实物交割，抑制生猪期货交易的过度投机。针对生猪期货标的物难以储存的特点，在交割方式上可以进行大胆创新。一是采用交割库分设制。针对全国养猪大省或片区，分区在重要的养殖地、消费地、集散地等设立生猪交割仓库。二是实行交割一体制和就地转化制。生猪是动物活体，在进行交割时要坚持“随进、随检、随交、随收、随宰”的一体制交割，交割应采取养殖场、屠宰厂、现货批发市场“三场（厂）一体”的交割方式，可以借鉴试行“车（船）板交割制度”，以节约仓储资源，为顺利交割提供便利条件；同时，将不能在区域内配对交割的实物在进行跨区配对交割时实行物理形态转化，以便于跨区运送交割。三是变革交易所结算程序。应该坚持“先逐区进行区内优先配对交割，差额再跨区进行配对交割平差”，即区内到期交割或期转现优先。在风险防范方面应针对生猪期货特点设计涨跌停板制度、限仓制度、大户报告制度、强行平仓制度和风险警示制度等。参考文献：

[1]高晓辉.我国生猪价格波动及对CPI影响的研究[N].金融发展研究.

[2]大连商品交易所鸡蛋交割质量标准设计说明[N].上海证券报，2013-11-07.

[3]刘庆富，王海民.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价格研究[J].

[4]吴瑛.基于蛛网理论的我国近10年生猪价格波动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1（03）.

[5]刘兴强.期货在大宗农产品供求平衡中的作用和生猪期货市场的运行[J]. 业进展.

生猪市场研究篇(7)

关键词：生猪 规模养殖 经济效益

中图分类号：F3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1（b）-0238-02

我国在改革以来，经济在不断的增长，同时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得到了相应的增长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可知，在1985年中农民的人均收入仅有325.23元，到了2011年，农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新的水平，人均为6977员，经相比增长了近21.45倍，实际增长了12.5%。同时，城镇的居民家庭中，从1985年人均可以支配的收入从739.1元增长到了21810员，年均增长了13.9%。快速发展的收入水平使得人们的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特别是对动物蛋白的需求量明显增加。从肉类产品的生产结构来看，我国主要肉类品种按其产量由大到小排列为猪肉、禽肉、牛肉和羊肉，其中猪肉占总产量的2/3左右。随着人们对猪肉消费的增加，我国生猪养殖也逐渐趋于规模化和专业化。

据农业部统计，2008年末，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比重己经达到56%，比2007年度提高7～8个百分点，首次突破50%大关，这也意味着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比重首次超过散养比重，规模化养殖正式“控股”我国生猪养殖产业。随着规模化的继续发展，根据2012年《中国畜牧业年鉴》，到了2011年，肉产量和产值为5071.24万吨，占肉类总产量的64.0%，生猪产值为9202.4亿元，占畜牧业总产值的44.2%，中国生猪产业在畜牧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愈发体现。

中国生猪养殖同样也面临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生猪养殖普遍经济效益不高，养殖风险大；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明显，价格起伏较为严重；动物疫病给安徽省生猪养殖带来了较大影响；生猪散养在养殖中占主导地位，规模化程度依然不高；生猪养殖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或国内发达地区有一定差距。其中生猪养殖经济效益是影响生猪规模化发展的关键问题。以下是对国内外生猪养殖效益的综述。

1 国外关于生猪养殖及其经济效益的研究进展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Paul D.Soloway（2004）研究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技术的出现和生猪养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刺激了美国生猪养殖业规模化的进程，随着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的下降，大量的小生产者被市场淘汰，剩下的生产者进一步扩大规模降低成本，结果出现了生猪养殖场数量下降，而规模变大，地理分布趋向于集中的格局[1]。McBride与Key（2003）认为，美国生猪养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生猪养殖规模的扩大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两方面，并对其变化进行了分析[2]。美国的爱荷华州大学Cheng Fang and Jay Fabiosa（2002）指出我国农户散养饲养生猪的饲养天数要多于专业户和大规模商业化饲养，农户散养饲养的饲料转化率低于专业户和大规模商业化饲养，这主要是源于不同饲养方式的饲料构成不同，农户散养饲养所用的青粗饲料在计算饲料转化率中没有被计入，我国专业户饲养的饲料转化率接近于美国中东部生猪饲养转化率，并且得出我国在农户散养饲养、专业户饲养和大规模商业饲养三种方式中，专业户饲养的生产成本最低，大规模商业饲养的生产成本最高[3]。美国爱荷华州大学的James Kliebenstein，Ben Larson，M.Honeyman和A.Penne（2002）发表的《生猪养殖成本和效益对比分析》一文中指出，美国生猪大中规模养殖效益一般高于散养或小规模养殖效益，可变成本如饲料成本大大低于散养或小规模养殖，规模养殖对饲用物质和服务费的价格（尤其是精饲料价格）的上升或降低不太敏感，这主要是由于规模养殖的利用率高，且规模养殖具有更高的管理技能和养殖技术，同时规模养殖有助于环境污染的治理[4]。Dr.Larry Martin，Dr.Zana Kruja，John Alexiou（1999）发表的 Prospects for Hog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in Canada （加拿大生猪饲养和加工的前景）分析得出，欧洲的人工成本大约是北美的两倍（丹麦生猪饲养的劳动成本最高），北美的人工成本是南美的两倍，美国的东部玉米带比美国的西部玉米带要高，而加拿大西部生猪饲养的饲料费在所有的生猪饲养竞争者中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其次是阿根廷和美国西部玉米带，丹麦和荷兰的生猪饲养的饲料费最高，这主要是由于欧盟的农业政策人为地导致了高的饲料价格[5]。

2 国内关于生猪养殖方面的研究进展

2.1 关于生猪养殖及其经济效益的研究进展

周世强（2013）针对生猪规模养殖经济效益不高，提出品种良种化、加强科学管理、完善免疫体系等措施[6]。沈银书（2012）在中国生猪规模养殖的经济学分析中指出，大规模生猪养殖的全要素生产率最高，中小规模养殖生猪的经济效益最好，而散养模式可以节约饲料、减轻环境污染。总之，散养、小规模、中规模和大规模养殖四种生猪养殖方式各有优势，因此应坚持猪场“适度规模”原则，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逐步形成合理的、多元化的生猪养殖规模结构，充分发挥各种养殖规模的优势[7]。王松伟（2011）以南川区大观镇的调查研究为例，对农户生猪养殖的不同规模进行成本研究，指出农村生猪养殖正在日趋规模化，并且仔猪成本、饲料成本和人工成本是影响农户不同规模生猪养殖成本效益的关键因素，小规模生猪是最适宜的规模选择，完善小规模生猪养殖模式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8]。王奎（2010）以涪陵江东营盘村的调查研究为例，对生猪养殖规模及效益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生猪农户散养的比例在逐渐缩小，规模化养殖的比例在逐步扩大且将成为我国农村地区生猪养殖的主导力量，同时在规模化养殖中，小规模的养殖模式经济效益最优，中规模养殖模式次之。因此中小规模生猪养殖模式也是我国今后的发展方向[9]。谭美英、武深树（2009）认为要推进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具体提出“六化”，即规划科学化、建设规范化、生产规模化、管理企业化、防疫程序化和污物处理无害化[10]。李桦（2007）对近三年来中国不同规模生猪养殖的成本效益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小规模和中等规模饲养生猪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大规模饲养生猪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其中小规模生猪养殖具有最低单位成本和最高单位纯利润，而中等规模生猪养殖可以降低我国猪肉产出的波动、缓和猪肉供需矛盾、减少生猪生产成本、增加我国生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11]。刘芳、江占民（2002）运用多元线性回归计量模型，对我1991―2005年生猪养殖业散养户和专业户两种养殖模式进行了成本效益的实证分析，研究得出劳动力成本、仔猪成本、饲料成本、管理成本和设备成本等是影响生猪养殖业成本效益的主要因素[12]。董天泽、胡晓明（2002）对江西万年县的生猪养殖散户和规模户进行调查得出，规模化养殖可以利用优良猪种和现代化的养殖设备等，大大节约了饲料成本，缩短了养殖时间，取得了较好的收益[13]。

2.2 关于生猪生产效率等方面研究进展

张园园、孙世民（2013）认为山东省生猪规模养殖技术效率波动比较大，总体而言不同规模技术效率从大到小依次是大规模、散养、中规模和小规模[14]。王乐、邓蓉（2012）对辽宁省生猪生产发展进行分析，提出辽宁省的生猪出栏量和产量已经超过了国内平均水平[15]。谭莹、邱俊杰（2012）中国生猪生产效率及生猪补贴政策优化分析，对生猪生产影响最大的是死亡费用，国家应该加大生猪防疫保险和补贴政策[16]。喻闻、孔繁涛、于海鹏（2012）认为农户散养生猪的养殖越来越依靠饲料，提高产出效率最有效的方法是提高饲料转化率[17]。徐雯霞（2010）对中国生猪不同饲养规模的成本效率进行比较分析，指出规模生猪养殖的物质费用成本高于散养，且规模越大，费用比例越高。从成本效益值的比较上来看，由于仔猪进价和精饲料费用在物质费用中占有很大比重，而规模饲养的这两部分费用远远高于散户养殖，因此农户散户的效益比规模养殖的效益高[18]。施凯（2009）对我国生猪市场波动因素进行研究，认为中国生猪生产结构和消费的变化会影响生猪市场的变动[19]。周胜利（2005）对我国生猪产业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中国生猪产业所面临的问题并提供了政策建议[20]。刘芳（2002）通过对中国生猪养殖业生产的水平比较分析，指出目前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模式的生产效益要明显高于散养模式[21]。

3 结语

国外关于生猪养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养殖规模、成本、效益、效率、产地区位优势等方面，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环境为背景，以对发达的生猪养殖产业体系的建设总结为内容，以对生猪养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为目的。其中关于生猪养殖模式的研究，对生猪产品质量安全、防疫卫生的高标准追求，对科学技术在生猪养殖中应用的重视，以及政府对生猪养殖产业发展的支持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对中国生猪养殖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从中国实际背景来看，中国生猪养殖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国外发达国家还是有一段差距的，中国生猪养殖业有其自身的特点，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汲取精华，来服务中国生猪产业的发展。

在国内有很多关于生猪市场波动、产业规模现状、生产效率方面的研究，而对于生猪规模养殖经济效益的研究主要是全国范围内的泛泛而谈，或者是某些局部地区的研究，缺乏代表性，给我国整体生猪养殖提供的借鉴作用比较有限。因此，期待有更多的研究，可以把生产组织理论、经济效益理论和计量模型三者相集合，来研究中国生猪主产区的产业发展，找到最适合中国生猪发展的养殖模式，切实提高生猪规模养殖经济效益，最终增强中国生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从生猪养殖大国转变为生猪养殖强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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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eng Fang，Jay Fabiosa. Does the U.S. Midwest Have a Cost Advantage Over China in Producing Corn， Soybeans， and Hogs？ [C]. August 2002.

[4] James Kliebenstein， Ben Larson， Mark Honeyman， Arlie Penner. A Comparison of Production Costs， Returns and Profitability of Swine Finishing Systems[C]. Iowa State University， March 2003.

[5] Dr. Larry Martin，Dr. Zana Kruja，John Alexiou. Prospects for Hog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in Canada[C]. March 1999.

[6] 周世强.提高生猪规模养殖效益的综合措施[J].畜牧兽医科技信息，2004（7）：81-82.

[7] 沈银书.中国生猪规模养殖的经济学分析[D].中国农业科学院，2012.

[8] 王松伟.农户生猪养殖不同规模的成本研究[D].西南大学，2011.

[9] 王奎.生猪养殖规模及效益分析[D].西南大学，2010.

[10] 谭美英，武深树.推进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的思考[J].猪业经济，2009（12）：21-22.

[11] 李桦，郑少锋.生猪养殖规模及成本效益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7.

[12] 刘芳，江占民.生猪养殖业成本效益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2（1）：35-39.

[13] 董天泽，胡晓明.发展规模养殖打造生猪产业――对万年县规模化养殖情况的调查[J].江西畜牧兽医杂志，2002（5）：11.

[14] 张园园，孙世民.基于DEA模型的山东省生猪生产效率研究[J].2013，2（32）：72-76.

[15] 王乐，邓蓉.辽宁省生猪生产发展分析[J].北京农学院学报，2012，4（27）.

[16] 谭莹，邱俊杰.中国生猪生产效率及生猪补贴政策优化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2，3（27）：61-66.

[17] 喻闻孔，繁涛，于海鹏.中国农户散养生猪生产成本要素分析[J].业，2012（3）：4-6.

[18] 徐雯霞.我国生猪不同饲养规模的成本效率比较[D].浙江工商大学，2010.

[19] 施凯.我国生猪市场波动因素分析及稳定性对策[D].上海交通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