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理论研究篇(1)

关键词：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特点；理论贡献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经济学正式引入我国是在20世纪？0年代末80年代初，引进这门学科的社会背景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工作中心由原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国内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研究的需要，以及国外先进思想大量引进；三是1980年11月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舒尔茨(T·W· Schultz)教授首次到中国讲学，介绍了人力资本理论。这些都促使教育经济学迅速传人中国，从此，我国开始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了这门学科的研究。本文在回顾与评价教育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特点，并从教育与社会生产研究、教育财政研究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几方面探讨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一、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特点

回顾教育经济学在我国建立后的发展历程，它既是一个学科引进与创建的历程，也是一个学科研究内容不断深化和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历程。这一历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1.学科研究具有组织性

前已述及，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国。从此，全国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了教育经济学研究。如1984年10月，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并在它的指导下在全国成立了省、市教育经济学会；教育部还在部分商等学校增设该学科研究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等。这时期的研究，除了在研究内容上有着质的飞跃外，有组织地在全国广泛开展这门学科研究，则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特点。与美国、日本等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相比，这种组织性特点为我国教育经济学迅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它使各种有利于这门学科研究的条件在短期内迅速成熟，从而促使这门年轻的学科在中国迅速建立，并快速发展。

2.选题和内容具有现实针对性

从研究选题和内容来看，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具有由最初的以探讨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为主，逐步转变到以研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主的特点。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自该学科在我国建立以来，学科研究立足实际、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直是学科发展的宗旨。学科建立之初，人们研究的选题和内容自然多以学科的属性、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等基本理论问题为主，这对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然而，2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产业结构调整和正在进行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时代变迁，教育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变革。在社会变革与发展中，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面向现实，研究选题和内容随之也由最初的以探讨教育生产属性、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教育投资与效益等基本理论问题为主转变为以教育财政体制、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与就业、教育与收入分配、教育公平与效率、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的教育差异等紧贴教育现实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主。

3.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任何一门学科一个时期学术水准的高低，除了取决于研究内容外，还取决于研究方法科学与否。从研究方法看，起初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方法多采用价值研究、定性研究和比较研究等传统研究方法，随着研究内容现实性增强，则更多地采用实证研究、定量研究等现代研究方法，注重价值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如学科建立初期，一些研究多从价值角度用思辨理性分析方法探讨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用比较方法研究教育投入与效益的差异问题。现在。在大量现实问题研究中，一些研究更注重用调查、量化的方法对教育经济现象进行较精确的定量描述研究，更加重视价值研究与事实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二、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

自从教育经济学引入我国以后，20多年来，这门学科的研究，立足于经济改革和教育发展的现实，坚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服务，注重运用现代研究方法，取得了一大批优秀成果。这些成果表现为研究报告、论文、著作和教材等多种形式。其中有的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理论，有的被政府教育经济决策所采纳，有的直接影响社会、学校和个人的教育经济行为。它们既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从不同的方面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1.教育与社会生产研究

教育与社会生产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有何作用和地位？这既是研究教育与经济关系首先要弄清楚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我国对教育与社会生产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从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教育的经济性能、教育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关性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有争议的问题开展了讨论。例如，1980年于光远在《经济研究》、《教育研究》杂志上连续刊登文章讨论了教育与生产关系问题。他在呼吁建立我国教育经济学的同时，分析了教育劳动与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力问题，首先提出了“三个基本”观点，即“教育劳动基本上是生产劳动，教育基本上是生产力。教育部门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部门”。之后，厉以宁(1980)、邱渊(1986)、李建蔚(1985)等分别从“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教育的经济性能”和“教育生产性历史变迁”，等方面分析了教育与社会生产的密切关系，得出教育的生产性是财富之源的认识。另外，王洪全、张春茹(1984)从教育的专业结构必须适应经济的部门结构角度，也分析了教育与社会生产的关系。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初创的历史条件下，学术界对教育与社会生产关系的认识具有很大的分歧。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教育是否生产力”和“教育事业发展是否由生产力所决定”的问题上，并对此开展了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首次大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如下：上面提到，1980年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理论分析了教育劳动与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力的问题，并在他的“三个基本”中提出了教育本身是生产力的观点。由此，还有人也认为，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甚至教育事业的发展也直接决定于生产力。对此，一些学者予以明确的否定。张家祥(i980)通过对教育作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分析，提出了“教育不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的否定观点。他认为，虽然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和劳动者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教育培养过程中的劳动者只能称为未来的劳动者。未来的劳动者不是直接的生产力，只有把未来劳动者转化成为生产过程中现实的劳动者，才能成为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因此。教育不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它只是培养人才。或是将未来劳动者转化为现实劳动者的主要手段和基本途径。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直接决定于生产力”的观点，邱光(1980)也明确否定这种说法。他通过对社会历史和社会制度的分析，提出教育事业的发展（包括其规模和速度）不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力，而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他认为。虽然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具有紧密的联系，社会生产力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充足的条件和人们充分满足它的能力，但它只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前提，它不能直接决定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直接决定着教育事业发展的则是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因为，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一定社会所需要的人，不是培养抽象的劳动力。仅有劳动能力而没有某种思想品德的人，或者说仅仅传授劳动经验或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而不培养某种思想品德的教育，实际上不是一个健全的劳动者，或者不是社会的完整的教育。我们不能因为教育起源于劳动，就把教育的永恒性看成教育仅仅出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培养年轻一代的思想品德行为，并使之适应所处的由一定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构成的社会，这是任何社会、任何社会历史时代都赋予教育事业必须承担的基本任务。这次讨论的意义：(1)在理论上充分肯定了教育与经济的密切关系；(2)从理论上理清了教育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差异；(3)从理论上明确了教育对社会生产增值的实现条件和范围。我们认为，这次讨论不仅有利于当时学术界正确认识教育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而且对今天的教育经济理论研究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教育财政研究

教育财政直接涉及政府、学校、学生及其家长的教育权利、责任及利益问题。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富有成效的研究主要反映在教育投资、教育投资保障机制、教育财政体制等方面。

过去，我国教育投资不足，一是教育投资总量不足，二是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多年来，我国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1980年，千家驹首先通过国内外比较，分析了我国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严重偏低的现象。“六五”期间，厉以宁等(1988)通过对38个国家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了国际教育投资变动规律，并据此预测了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00一1000美元之间教育投资比例的下限，同时提出我国教育投资至2000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该达到4％的政策建议。之后，随着我国教育投资增长，我国实施义务教育和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有的学者又对教育投资的内部结构进行了研究。如王善迈(1989)针对1978—1987年10年教育经费增长与使用情况，提出了我国教育经费在初、中、高等教育分配不合理的问题。顾清扬(1990)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44个国家在1965—1985年21年间的教育经费分配结构分析，认为我国三级教育的数量结构是高等教育规模小，中等和初等教育规模大。教育投资结构也应高等教育小，中等和初等教育大。一些研究表明，我国三级教育经费分配，中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比重较低，尤其是农村中小学经费严重不足。

在教育投资总量、结构问题研究基础上。如何建立稳定的教育投资保障机制。也是学术界努力探讨的一个问题。为了从根本上建立稳定的教育投资保障机制。1989年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受国务院教育工作研讨小组委托，起草了《教育经费法》征求意见稿和《教育经费暂行条例》。韩宗礼(1996)依据颁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有关条款，提出了建立各级财政教育支出所占比例随经济发展逐步提高的教育财政保障机制的建议。近年来，一些学者又在对如何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行研究。如我国推行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变了过去农民教育负担过重的状况，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来源从农民转为政府财政。王善迈、袁连生认为，为了充分发挥县级财政的作用，在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义务教育责任的同时，应该建立中央、省、地、县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设计了财政转移支付模型以鼓励县级财政的努力。随着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和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现有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出现了许多新问题。面对新问题，范先佐(2006)认为，“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不能切实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不能由基层政府承担，而应从“以县为主”转为“以省为主”，省级政府应该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财政责任承担者。

有关教育财政研究成果还有许多，这些成果有的已被政府采纳变为已经实施的政策，有的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3.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这既是国外教育经济学长期不懈地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国学者需要努力探讨的重要问题。

就现有研究成果看，我国教育经济计量研究，主要体现为对国外教育收益计量方法的借鉴和修正，运用我国的统计资料，估算我国一定时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劳动教育理论研究篇(2)

作者简介：王中对，温州大学学生处助学解困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员。（浙江温州/325035）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教育收费改革背景下贫困研究生资助体系重构研究”（Y201327574）的研究成果之一。

摘 要：本文立足于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的背景，基于劳动价值学说、劳动力再生产、人力资本理论等教育经济学核心理论以及当前硕士生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从完善保障性资助方式、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健全人文关怀性资助方式等方面，探讨资助体系重构的着力点，以及要处理好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科研能力培养与文化自觉意识培养、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三方面的关系，以期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进得来”、“读得下”、“放得了”、“学得好”。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经济困难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 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都须缴纳学费，这无形中抬高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门槛，在他们中引起了不小的震撼。于是，研究生资助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理论界学者和实务工作者们认为，研究生资助体系的改革与创新迫在眉睫，纷纷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展开研究。笔者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探讨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策略，以期对改革与创新硕士生资助体系有所裨益。

教育经济学是介于教育学与经济学两门社会学科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它从教育学与经济学这两门社会科学中分化出来，又在具体内容上把教育学的知识与经济学的知识予以综合，分化与综合并进，相互交叉，从而形成新兴的边缘学科，以教育与经济相互作用、教育领域内经济现象和规律为研究对象。[1]该学科的劳动价值学说、劳动力再生产、人力资本理论等核心理论的观点，对硕士生资助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并为其指明了重构的方向。

一、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理论依据

1.劳动价值学说：教育收费无可非议，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资助义不容辞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作用时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2]恩格斯认为，劳动力价值中除了成长的维持生活费用、养育子女的生活费用外，还需花费一定数量的价值，以发展自己的劳动力和获得一定的技能。[3]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费用在劳动力总价值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提高；衡量劳动力的价值，主要看教育和训练费用所占的比重大小。[4]复杂的劳动需要劳动者经过一定的专门的教育和训练，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才能完成，因此复杂的劳动自然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也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酬。可见，只有劳动力才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力，而且劳动力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是与劳动力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的。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力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多少，是与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成正比例的。[5]因此，不管是国家、社会、家庭还是个人，投资硕士生教育以形成复杂劳动力较高的经济价值，都是明智的选择。

2.劳动力再生产：硕士生教育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接受教育的机会理应均等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阐明：社会再生产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只有当劳动力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在数量、质量上相适应时，社会物质再生产才能得以良性发展。可见，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离不开劳动力再生产。研究生教育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再生产人的劳动能力，还可以改变人的劳动能力的性质和形态。 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后，如果保障性资助方式不完备，这无疑将迫使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筹集不到学费，而放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那么，这部分劳动力的智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水平等将得不到科学发展，其劳动力的性质和形态将得不到有效改变。长此以往，贫富的代际传递势必难以打破，教育方面的差异势必越拉越大，教育公平势必大打折扣，社会分层势必受到影响，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问题。可见，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保障性资助方式完备与否。只有设置了完备的保障性资助方式，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教育机会均等”才得以实现。

3.人力资本理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将由人类的才智进化来决定，硕士生资助要注重效率

在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中，创新人才被看成是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因素，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培养和造就出一大批创新人才，特别是高科技创新人才，事关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前途。[6]人类的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的，而是由人类的知识的发展来决定。[7]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以后，它对社会实践与现实的改变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促进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把人力资源开发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以及经济发展规划或计划；它使人们认识到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的高度互补性；同时，它也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加强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8]可见，硕士生资助应该服务于科研能力的提升，着眼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硕士生资助要凸显激励与导向功能，注重资助成效，提高教育经济效率。教育经济效率一般指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所谓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一般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为取得同样的教育成果，教育资源占用和消耗的程度。[9]那么，硕士生资助的效率，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为取得同样数量和质量的研究生教育成果，资助经费消耗的程度。而作为一种潜在的教育投资效率的硕士生的发展潜力，即硕士生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和做出较大贡献的可能性，一般在硕士生毕业后时间越久，这种资助效率也将反映得越明显。追求卓越、提高绩效也是当代教育思潮的焦点。[10]

二、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着力点

1.完善保障性资助方式，确保研究生教育机会均等

由于就业压力、渴望深造等原因，近几年来硕士生报考人数逐年呈递增趋势，递增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调查显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比率普遍在10-20%之间，部分地方院校甚至超过30%。因此，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后，构建的硕士生资助体系必须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门槛问题。为此，首先要提高国家助学贷款额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得来”。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教科文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财务司、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制订的《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中同样适用于研究生的有关国家助学贷款规定，“原则上每人每学年最高不超过6000元”，已经无法满足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学费贷款需求，更别提生活费贷款了。因此，要切实提高贷款额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能够通过国家助学贷款解决学费和住宿费问题。其次，要加大助学金与勤工俭学岗位津贴的资助力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读得下”。自2014年秋季学期起，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虽然硕士生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不低于每生每年6000元，但这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而言还是杯水车薪，高校还得设置相应的助学金予以补充。此外，高校还要强化“三助”工作，拓展助研、助教、助管岗位，适当提高岗位津贴，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解决部分生活费问题。

2.健全人文关怀性资助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降低缺陷感

以浙江省温州市高校部分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90份，回收率为98.75%，有效问卷为766份，有效率为95.75%。调查发现，发生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的生活事件位列前茅的是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和丧失，这与葛华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11]以月生活消费400元为一档，比较不同月生活消费学生的生活事件与抑郁，结果发现在学习压力方面，少于400元的组和401-800元的组显著高于801-1200元的组；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来自亲人患疾病、死亡与来自生活拮据的生活事件应激、缺陷感各因子与抑郁指数均呈显著正相关，具体分数如表1所示。表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事件、抑郁与缺陷感的相关

可见，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学习压力相对较大，当他们遇到来自亲人患疾病、死亡与来自生活拮据的生活事件时，对缺陷感的影响较大，甚至会导致抑郁。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当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发生上述生活事件时，及时给予人文关怀性的临时经济困难补助，可以有效降低他们的缺陷感，达到预防抑郁心理的目的。因此，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要设置完备的硕士生临时性经济困难资助方式，应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生有关生活事件，帮助他们将这些生活事件“放得了”。

3.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助推硕士生科研能力的提升

研究生教育的本质是科研能力培养，它是研究生教育固有的、决定研究生教育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是自研究生教育的产生之初便具备的，不随研究生教育的培养层次、培养类型、培养形式变化而变化的稳定属性。[12]无论是从法规、政策层面，还是从培养实践层面，各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均是为了解决本专科学生科研能力不足与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科研能力高要求的矛盾，将科研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研究生教育的过程也是围绕培养科研能力展开的。[13]可见，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助推硕士生科研能力的提升，是构建科学的学生资助体系，提高资助效率的关键。然而，目前硕士生科学研究资助普遍比较薄弱，存在经费分配不合理、资助力度不够、资助周期短、资助项目少等问题[14]，不利于硕士生的培养。因此，高校要切实加强和改进硕士生科研资助工作，既要做好硕士生具体研究项目的资助，更要做好科研能力培养过程的扶持性资助以及科研能力发展状况的奖励性资助，并且大力拓展“助研”岗位，切实提高岗位津贴，将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勤工助学与科学研究有机结合，解决他们忙于生计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硕士生“学得好”。

三、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处理好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就硕士生资助体系而言，促进资助公平实现的资助效率才是有价值的资助效率，促进资助效率提高的资助公平才是真正的资助公平。高校硕士生资助，“必须由单一强调‘教育机会均等’的公平诉求，发展至兼而强调‘教育机会均等前提下的教育收益最大化’的效率诉求”[15]，明确什么类型的硕士生资助对象采取何种资助方式，科学处理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的关系，使得硕士生资助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高校要统筹国家助学贷款、助学金等保障性资助与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科研资助、“三助”（助教、助研、助管）岗位津贴等发展性资助，实现硕士生资助效率优先，兼顾资助公平。

2.处理好科研能力培养与文化自觉意识培养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引发了普遍的“西方文明危机感”，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问题比原子弹更重要，因为原子弹归根结底是要人来掌控的。[16]而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是由文化自觉意识所决定的。文化自觉意识，反映出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创造，体现出一种广阔的文化境界、深刻的文化反思、充分的人文关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17]资助硕士生提升科研能力，是为了造福人类，而不是对人类构成威胁。如果那些掌握高科技的人，能摧毁我们这个世界，能污染我们的地球，能组合成新的基因来生产新的生命形式，但他们只懂得如何画指数曲线，如何使用试管，而其他的一无所知，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18]因此，高校要创新硕士生资助的方式方法，加强教育引导，协调发展资助对象的科研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为实施社会主义人才强国战略输送一大批科学研究能力强、又能成为文化自觉急先锋的优秀硕士生。

3.处理好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的关系

调查发现，由于特殊的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环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缺陷感表现得较为普遍，程度上也更为严重。缺陷感体验越强烈，个体的自我效能就越差。[19]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高校校园内悬殊的贫富差距，将会加剧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贫困”程度，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消费行为、社会心态等方面遭受更大的冲击，他们的缺陷感体验也将更为强烈。缺陷感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尊体验。自尊是人们对自己的价值、长处、重要性总体情感上的评价，是自我概念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成分。[20]已有研究表明自尊对个体心理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自尊水平越高，孤独感水平越低。[21]缺陷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这种消极的情绪体验与个体对自我的错误认知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预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将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因此，硕士生资助要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双管齐下。

参考文献：

[1][4][5][8][9]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佘远富，陈景春.试论创新人才培养与研究生教育体系改革[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3（1）：7-10.

[7]T·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10]翁福元.教育政策社会学：教育政策与当代社会思潮之对话[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11]葛华，郑平，刘向阳等.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与非家庭经济困难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09（4）：428-431.

[12]周泉兴，王琪.研究生教育的本质：历史、现实和哲学的考察[J].中国高教研究，2009（2）：38-40.

[13]薛天祥.研究生教育管理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4]管佳，李奇涛.我国研究生科研资助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7）：48-52.

[15]桂富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生发展性资助理念及管理体系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16]甘阳，陈来，苏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7]王中对，潘玉驹.文化自觉视野下高等工程教育的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1）：112—114.

[18]张晓鹏.美国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中国大学教学，2006（3）：7-11.

[19]刘楚芬，卢宁.高中生归因方式与缺陷感和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J].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7（1）：42-45

劳动教育理论研究篇(3)

应当说，高等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层次，更重要的是与普通高等教育互为补充的一种教育类型。现在人们常把高职教育的特点归结为“服务地方”、“按照职业岗位群设置专业”、“以培养岗位能力为中心”、“理论教学和实践训练相结合”，或者“不是以学科为导向”等等，但其说服力是有限的，因为你很难证明普通高等教育不为地方服务，或不按职业岗位群设置专业（很多按学科设置的专业也对应于职业岗位群）、不以培养岗位能力为中心、理论教学和实践训练不相结合，或者只破了学科导向，而没有树立新的“导向”，等等。因此在理论上澄清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学和研究内容以及知识体系等方面的区别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应当是“职业技术”

尽管在许多情况下，高等职教与普通高校的专业设置在名称上是相同或近似的，如电子技术等，但事实上，它们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普通高校，专业名称常表示高校的研究领域和与之相对应的学科；而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名称则更多地表示一个“职业领域和与之相对应的专业劳动”。

在普通高等教育（以工程教育为例，但可迁移到农学等其他学科）中，专业教学内容取材于对应的工程学科，是一种“纯粹的”、与人的职业活动联系不太紧密的技术和专业知识，专业教学以科学技术知识为导向，具有较浓厚的技术决定论（autonomoustech-nology）色彩。专业课内容是工程师的职业知识和技能，反映了工程师和工程科学家的职业实践。

而高职教育专业学习和研究的内容则是“以职业形式存在的、从事实践活动的技术人员的专业劳动”，是产生于职业劳动实践的技术人员的职业知识和技能，是以技术人员的专业劳动为导向的。因此，高职的专业教学应当更加注意劳动和职业的关系，更加考虑劳动组织方式及其变化对技术人员能力的要求，更加注意克服工程学科教育的局限性（如理论上的电气技术并不代表实际应用中的电气技术）。

在教学和研究内容上，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重要区别之一，是“职业技术”和工程技术的区别。笔者曾就“职业（性）技术”的定义，它与“非职业（性）技术”，即工程技术的区别及其对职业教育的意义等发表过一系列看法①。简单来说，职业技术与工程技术的研究对象都是专业技术，但技术的内涵是不同的，典型的例子如汽车技术，就包括与职业行为联系较少的发动机技术、传动技术等设计制造技术以及与从业人员职业活动和职业能力关系较大的故障诊断技术等。

工程技术是自然规律和技术工具等客观事物的反映，而职业技术还包括主观能动性较强的经验性知识、经济社会利益的体现方式以及由于工业文化导致的实现手段等②，它与人的行为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总体上讲，技术是人类借以改造和控制自然的操作体系，它与它所存在的职业劳动形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从业人员素质和教育培训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技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技术的发展是技术的可能性与社会的现实性（如从业人员素质、经济社会基础、文化认同、政策法规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典型证据就是80年代以来由精益生产（leanproduction）和CIMS技术等引发的产业革命，就是信息技术、以小组作业为基本特征的后福特劳动组织方式和一专多能型技术工人综合作用的结晶。

因此，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职学校的教学内容是否具有高职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是否遵循技术决定论的原则，即：是技术人员的职业劳动，还是自然科学技术决定教学内容？当然，由于职业劳动是一种由自然规律控制的社会现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但它直接反映的却是技术和劳动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

二、“职业技术”的最大特点是劳动过程系统化

现代职业教育学和工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职业技术的最大特点是遵循劳动过程系统性原则，而不是学科系统性原则。这里首先是一个行为社会学的理论问题，即完整的行为方式，人类的实践行为（包括职业行为和日常生活行为）过程总是按照所谓“完整的实践”模式进行的，它可划分为获取资料信息、制定工作计划、做出行动决策、实施工作计划、控制保证质量和评价工作成就等六个步骤，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买菜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高等职业学校专业理论教学所传授的知识、技能和行为方式，即“职业技术”，应当是完整的职业行为所要求的全部内容，因此在强调打破学科系统性原则的基础上，必须强调建立与劳动过程的直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劳动过程的系统化，即按照实际劳动过程的基本程序，如确定工作任务—制定工作计划—作出决定—完成工作任务—检验工作结果并改正错误—评价工作过程与工作成果—记录—反馈等进行编排。职业技术是关于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方法、劳动组织形式和工作要求等方面的具体知识。这些知识自始至终都与具体的职业实践相对应，技术和专业理论不再抽象，而是企业、社会和技术工人个人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

三、“职业技术”与工程技术的区别

作为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内容的“职业技术”与工程技术，可从研究对象、研究目标、表现形式和认识方法等方面加以区别。

（一）研究对象

“职业技术”的研究对象是由人类建立的技术体系，如建立健全技术标准、操作规范等；工程技术的研究对象是纯粹的自然体系，即利用自然科学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来使用自然资源、生产制造人工材料以及利用自然力来满足人类的需求。

（二）研究目标

研究和学习“职业技术”的目的，是获得有关设计、操作和评价技术系统（如机器设备、工艺流程等）的知识，因此，它的主要功能是方法功能；而研究和学习工程技术的目的是获得有关物质和自然界规律的知识体系，因此，工程技术的主要功能是解释功能。

（三）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

“职业技术”的研究成果常常是由科学规律推导出的工艺和操作方法，是规范性的职业行为，多以操作标准和工作计划的形式出现；工程技术的研究成果则表现为描述和解释自然界现象、物质和规律的概念、定律和理论等。

（四）认识方法

工程技术的研究和认识方法是独立的。按照科学学的原则，一门工程技术科学之所以成为独立的学科，就必须有其独立的认识方法和方法论基础。工程技术的研究方法是以“反映”为导向的，即选择研究方法的基础是为了反映客观的事实和规律。因此，工程技术反映的是一种“原因—结果”的关系。

作为职业技术学研究对象的职业劳动过程，不但是一个技术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因此，单独的社会学、教育学和工程科学的研究方法都不可能满足这一要求。与职业技术的综合性质一样，职业技术的研究方法也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值得指出的是，70年代中期美国兴起的“劳动分析（studiesofwork）”研究，将准确描述劳动过程、确定劳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以及确定标准劳动过程模式与实际劳动过程的差异作为研究对象，为职业技术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重要方法。

由于劳动分析未能将劳动经验和“劳动过程知识”界入其研究范围，而过分强调被动的适应，带有过强的技术决定论色彩，因此对职业技术研究方法的贡献也只是基础性的。

“职业技术”的研究方法是以“应用”为导向的，即发展职业技术的目的是为了应用科学规律去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职业技术”反映的是一种“目标—手段”的关系。

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明确普通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和科研内容上的区别，是举办各种层次高等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同济大学职教学院的多位博士生已经在他们各自的技术领域（如机械、电气和土建等）中对职业技术的研究中找到了突破点。

注释：

劳动教育理论研究篇(4)

一、连云港市教育科研工作现状和“教科研热”的特点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小学有组织的教育科研工作(以下简称教科研)起始于1987年。经历了“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研究历程，教科研工作不断普及，并且受到了学校领导和广大老师的高度重视。主要表现在：(1)教师撰写论文数、主持课题数不断增加。目前，全市共有国家级课题4项，省级课题98项，市级课题1000项，国家级课题填补了空白，省市级课题分别比1990年增长了98％、80％。全市数量达到10000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达到300余篇，分别比1990年增长了90％、82％。(2)论文撰写、课题研究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在江苏省第二届教育科研成果评比中，连云港市有10项成果获奖，在首届江苏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的评比中，连云港市有24项成果获奖，获奖数量名列江苏省前列。近五年来，在江苏省知名度最高的中小学青年教师“教海探航”、“师陶杯”论文评比中，连云港市的参赛成绩一直名列全省前三名。此种现象被江苏省教科院的专家称之为“连云港现象”。

教科研，全称为教育科学研究。教科研成果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通过个人努力、团队互助、进修培训、专家指导所获得的关于教育教学问题的研究成果。它包括获奖论文、、课题研究成果、著作等等。连云港市中小学教师积极从事教科研工作，形成了“教科研热”，并且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果。其特点一是教师参与教科研的热情越来越高，二是教科研工作的实绩与教师的晋升和表彰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一方面是由于教科研工作促进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一定的教育经济学原理。

二、教科研工作是复杂的脑力劳动

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看，教师从事教科研工作与从事教学工作一样，都可以创造价值。因此，教师从事教科研工作理应获得相应的报酬。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理论中，有着丰富的教育经济学思想。他们主要的观点有：(1)教育劳动具有生产性因素，教育具有间接的生产性质，教育投资具有生产性；（2）教育可以再生产人的劳动能力，可以改变人的劳动能力的性质和形态；（3）教育具有传递、积累、发展和再生产科学的社会功能，教育具有使科学转化为生产技术的中介作用；（4）劳动创造价值，教育费用是劳动力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复杂劳动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教育经济学思想归结为一点，就是人的劳动能力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和力量。而劳动力创造财富的多少是与劳动者接受教育的程度成正比例的[1]。

教师从事教科研的过程是一个劳动过程，而且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具有劳动的某种特殊性。这种劳动特殊性特别地表现为发现教育规律、探究新的教学方法、增加教育教学的有效性、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因此，这种劳动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理应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和奖励。

如今，各级各类学校的职称评审，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的评选，教育系统的人才招聘都注重了教科研成果所占的比重，就是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教育经济学的思想。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广大中小学教师积极参加教科研工作，乃至形成“教科研热”，是正常的，是符合教育经济学的规律的。

三、教师从事教科研工作，是教师自我教育的投资

从人力资本理论看，从事教科研工作的老师亦应该获取相应的收入，而且教科研成果越好，应该获取的收入就越多。人力资本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派别，它是西方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是与物力资本相对的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首先给予解释而获得特定含义的一种资本概念。

所谓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它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本。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人口质量重于人口数量。第二，人口资本投资与物力资本投资都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生产性投资，但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大于物力投资的作用。第三，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教育投资是一种生产性投资。教育投资是使蕴藏在人体内部的能力得以增长的一种生产性投资。提高人口质量的关键是教育投资。教育投资比物力投资更有利，会带来更多的利润。第四，教育投资收益率高于物力投资的收益率，因此，资本积累的重点应从物力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要追加教育投资的总量。第五，教育投资收益率是可以测算的[2]。

教师从事教科研工作首先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转变教育观念，深化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学会教科研的方法，学会将教科研成果进行转化；另一方面，教师从事教科研工作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教育投资的过程。教师从事教科研工作需要很大一笔开销：如图书资料费、会务费、差旅费、通讯费、专家咨询费、网络查询费、招待费、教科研的时间花费等等。但是，这些费用是属于投资性质的。按照人力资本理论，它将转化为教师的多种技能，改进教育教学工作，并将获得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较高的回报。实际情况是，凡是教科研工作做得好的老师在职称评审及评优、评先方面都获得很大的便利，他们比不做教科研或者少做教科研的人而言，晋升或评优的机会更多，时间更早，因而获得的薪水就会更多。这是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的。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可以提高生产率，能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所以，要大量地进行教育投资，扩张教育，这种观点对教育科研政策的制定具有积极的意义。在教育科研上的投资可以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率。许多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者，往往热心于重奖教科研成果、教科研积极分子，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运用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还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高于物力资本投资，要达到相同的效益，人力资本投资成本较低，因此，全社会的人都会热衷于投资教育。现在，许多校长提出“科研兴校”、“科研兴师”的发展战略，就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体现。

四、教师的教科研成果是教师能力的信号，包含了理念、方法、技巧等业务特征

从筛选理论看，教科研成果多的老师将有更多获取更高报酬的机会。筛选理论由迈克尔・史密斯在20世纪70年表的《筛选假设――就业的市场信号》一文为形成标志。筛选假设理论把教育看作信息，着重研究在劳动力市场内雇主是怎样挑选工人的。其主要观点如下：第一，受教育程度高，工资水平就高，这是与人力资本理论相同的地方；第二，受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比例关系，是通过教育的筛选作用形成的。对一个寻找工作的人来说，教育程度是表示他的能力的信号，对雇主来说，是根据教育程度挑选工人。教育在这里只起一个筛选装置或教育信号作用，教育的经济效益就是教育筛选作用的结果[3]。

教师通过教科研工作获得高一级的职称、荣誉，便为他获得较高经济利益创造了条件。在这里，教科研成果成了教师能力和素质的信号。教师的教科研成果包含了理念、方法、技巧等业务特征。比如，每年教育系统各种各样的评审工作需要评委，各种招标课题主持人的遴选，更高级别的荣誉的获得，工作职务的晋升等等都有“门槛”，教科研成果是这些老师跨入这些“门槛”的重要信号，成为被筛选的依据，从而，也就为自己获得较高的收入提供了便捷。“筛选”理论在此得到了充分的诠释。而且，这种筛选的“信号”的效应越来越大，成了教师追求教科研成果的重要动力，也是“教科研热”的成因之一。

然而，在筛选论者看来，教育只是通过一纸文凭（教科研成果证书）反映个人的先天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对社会具有信息价值就可以了，不必耗费过度的资源，因而，主张一种消极的教育政策。显然，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教科研政策，就会呈现教科研奖励的“度”的特征，即，奖励的金额不是越多越好，应与成果的水准相一致。否则，过度的奖励不能形成可供筛选的信息，还可能将教科研工作引入误区。

筛选理论认为，只有本身的劳动生产率高的人才会热衷于投资教育，因为个人内在的劳动生产率与改变自身受教育状况所需付出的信号成本是负相关的关系，接受更多的教育必然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劳动生产率高的个体改变自身受教育状况的信号成本较低。对高劳动生产率的个体来讲，在合理工资的结构下，个人投资更高级别教育的收益大于成本，因此，就会作出进一步投资教育的理性选择。但对于低劳动生产率的个体而言，由于他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此，在对接受过同一教育级别的劳动者所付工资相同的条件下，其进一步投资教育的成本可能大于收益，从而其理性地选择不进一步对教育进行追加投资。按照这个观点，对于教科研工作而言，愈是教科研成绩好的人，愈希望奖励高；而对于教科研能力弱的人来说，则不希望教科研的奖励过高，这也是符合现实情况的。

五、人力资本理论与筛选理论对于教育与收入关系观点的差异

1.人力资本理论与筛选理论在教育与收入的关系上的共同点

从教育与收入的关系看，二者都承认教育与工资收入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教育对个人具有明显的经济价值。教师从事教科研工作是一种自我教育活动，既有社会效益，也是一种有着经济价值的投资活动。从这种意义上看，各级政府纷纷设立教科研成果奖项，各种职称评审、评先都有教科研成果的要求，教师积极地参加教科研活动，有着社会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效应。因此，出现的“教科研热”对于培养人才、对于知识发生、对于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及自身的收入，都是有益处的。

2.人力资本理论与筛选理论在教育与收入的关系上的不同点

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均不否认教育和收入之间具有正向关系，均承认较高的教育水平为个人带来较高的收入，但在对这种关系的解释方面不尽相同。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个人收入的差别，主要在于人们在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差距。教育投资提高了个人的生产能力，从而使他们获得较高的收入。这个过程可以简单地如A所示进行描述。

A：教育投资――较高的生产能力――较高的收入（人力资本模型）。

对教科研而言，就变成了：

从事教科研――产生教科研成果――较高收入。

筛选理论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解释如B所示：

B：教育投资――较高的文凭――较高的收入（筛选假设模型）。

对教科研而言，就变成了：

从事教科研――较高级别的证书――较高的收入。

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中间阶段。在人力资本模型中，中间阶段是较高的生产能力，较高的收入是对较高生产能力的报偿。筛选模型中，中间阶段仅仅是证书或者文凭。对于教科研而言，前者意味着教科研工作好，就一定能力强，收入也一定高；后者却未必。一位老师教科研成果多，必须要得到权威机关的认可，并且能够得到相应的证书（例如职称证书、荣誉证书），这样，就为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提供了信号，为校长（雇主）提供了筛选的依据，否则，较难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针对不同的群体和情境，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都有解释的空间，又都有解释的限度。也可以借此解释这样的现象，即为什么获得教科研成绩差不多的老师，其获得的收入却相差较大。

六、基于“教科研热”的政策寻求

从教育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表明，中小学“教科研热”的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既有促进教学质量提高的因素，也有提高收入的因素。但是，在教科研的过程中，也暴露了一定的盲目性和不合理性。鉴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必须以教学为中心

“教科研热”的出现，表明了教师学习、研究的热情，也包含了对教育高收入的追求，这些都应当给予保护。但是，对于广大的中小学而言，应将教学作为中心工作来做，不能将教科研工作过分地夸大，防止对教学工作的干扰和影响。现实中，确有一些老师只顾抓教科研，忽略了教学工作，这就是本末倒置了。因此，必须调控教科研的奖励政策和绩效考核政策，比如控制奖金的数量，使得教育教学实绩与教科研实绩所占的比重相适宜。

2.避免“虚假”信息干扰

毋庸讳言，在“教科研热”中，也出现了许多虚假的教科研成果，加之各种职称评审中的信息不对称、“暗箱操作”的缘故，使得各种评审的结果（信号）失真。这就导致一些职称和荣誉的虚假。如果仅按照筛选理论进行收入分配的话，必然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甚至产生严重的腐败问题。

3.指导教师树立正确的教科研观

不能将教科研与晋级、评先划等号。大量的事实证明，凡是将教科研工作与物质利益密切挂钩的人是不可能取得大的成绩的。而应该引导教师将教科研与改进教学结合起来。树立热爱教育、热爱科学、诚实守信、不弄虚作假的学术道德规范，建立互助合作的团队意识，不要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数量。

劳动教育理论研究篇(5)

关键词：顶岗实习；学生；劳动权益保护；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3）03-0008-03

由于职业教育有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特点和需要，学生在接受教育期间就需要顶岗实习，在国家政策层面也有相关的规定。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规定：“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最后一年要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2006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规定：“高等职业院校要保证在校生至少有半年时间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但由于顶岗实习制度中对学生劳动权益的保护缺失，实践中出现了工作时间长、工作报酬低、工伤赔偿难等问题。职业教育界和法学界对此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笔者拟对这些研究进行述评。

顶岗实习是否为劳动法律关系

现有研究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了其研究思路，可以说这是研究者们最需要回答的问题。即使部分研究者没有直接回答此问题，但在回答如何保护学生具体的劳动权益时，也将面临此问题。

朱芬俊和王进首先对实习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如何看待学生身份、认定学生与用人单位在就业实习过程中的关系，就成为解决此类矛盾、问题的前提和关键。”研究者首先是从实习过程中的管理主体和宪法两个层面上提出学生和劳动者身份并存的观点。这一观点直接决定了研究者将实习期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劳动法律关系，其理论依据是劳动法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后，研究者提出了相关的保护措施。

马国香和马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认为理论界和司法界对顶岗实习的法律关系有劳动关系说、劳务关系说、雇佣关系说三种认识。接着他们从劳动本身、现有法律法规以及宪法层面进行了分析，确定了顶岗实习属劳动关系。

邓廷云和张翔分析实习安全事故归责，首先提出了顶岗实习生具有双重身份，在安全事故归责中具有特殊性，认为顶岗实习能够适用劳动法，实习生应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

奚小网对高职学生顶岗实习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逐一分析。在分析学生意外伤害问题时，提出：“国家应完善有关政策，对职业院校学生因实习和实训而导致的意外伤害参照工伤保险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虽没有直接回答实习时的法律关系，但提出参照工伤保险制度。而工伤保险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也间接认可了顶岗实习学生具有劳动者的身份。

余卫明和喻洁从实习生伤害事故的法律救济途径分析，认为《侵权责任法》中对实习生伤害事故适用过错责任。这意味着一旦出现伤害，实习生必须指出是实习单位的过错所致。同时，实习生最终能否获得赔偿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赔偿对于实习单位和学校都是巨大的风险，严重影响校企合作。而现有的商业保险对于意外伤害保险中最高赔偿额不高，对于伤害来讲是杯水车薪。因此，研究者提出了修改现有《工伤保险条例》，将实习生纳入工伤保险范围。这就间接承认了顶岗实习属于劳动法律关系。

另一种思路的研究

对于前述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研究者仅仅是对现有劳动法律的批判。因此，部分研究开始换一种思路，将学生顶岗实习期间的劳动关系定义为一种不同于现有法律的特殊劳动关系。

何小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德国、法国、台湾地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研究，提出：“应借鉴境外职业培训法律的规定，将实习职校学生视为特殊劳动者，享有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者应具有的相关权利。”并提出将实习生纳入工伤保险、实习生应获得合理劳动报酬、避免过度使用实习生、实习工作与学习的专业技术相一致、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等观点。

黄璜从宪法的角度研究高校实习生权益保护，指出实习期实习生具有双重身份，而法律地位尚不明确的是实习单位与学生的关系；对于尚不明确的实习生地位，他从实习生学生身份与劳动者冲突之逻辑质疑、实习生劳动主客观、公民平等权、利益的冲突与平衡四个方面认定了实习生的劳动者地位，认为私法层面上，高校实习生具有特殊性，因此，提出了实习劳动关系，以使实习生获得劳动报酬、保障劳动安全、及时获得救助。

陈红梅从“弱势群体”的角度分析了高校实习生的困境。文章将高校实习生认定为“权利贫困”的社会弱势群体，并依据社会和谐、实质平等、社会责任三个理论论证了对高校实习生的法律保护，检讨了高校实习生成为制度性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制度缺失，认为在教育法律制度上“未建立完善的实习管理制度，实践中对实习的管理较为混乱”、“实习属于高校内部管理行为的性质，因此，在实习期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学生不能对高校提起行政诉讼”、“实学生作为受教育者所拥有的基本权利中，没有包括劳动权利”；在劳动法律制度上，“现行法律没有将大学生实习劳动关系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从劳动法理上来看，实学生也不具备劳动者资格”；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上，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否定了之前劳动部1996年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61条的规定：“到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实习的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学生发生伤亡事故的，可以参照本办法的有关待遇标准，由当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发给一次性待遇。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向有关学校和企业收取保险费用。”研究者普遍批评了这一法律调整，认为不仅给受害学生带来了赔偿难的问题，同时也为企业和学校带来了法律风险，不利于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最后，陈红梅指出了从实习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保护高校实习生劳动权益的法律路径选择。

研究展望

第一，现有研究中批评了现有法律制度上的缺失，而在社会权力兴起的现代社会中，具有行业自治权的行业协会应该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政策层面上，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规定：“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要在国家教育方针和政策指导下，开展本行业人才需求预测，制定教育培训规划，组织和指导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参与制定本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标准、职业技能鉴定和证书颁发工作；参与制定培训机构资质标准和从业人员资格标准；参与国家对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评估和相关管理工作。”虽没有规定行业协会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但政策精神是鼓励行业协会参与校企合作。在实践中，行业协会作为行业自治组织，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有行业标准制定和监督的职能。因此，对校企合作中学生劳动权益保护的标准的研究将成为热点。

第二，研究中提出了弥补现有顶岗实习中工伤赔偿制度缺失的办法，其中，购买商业保险成为政策和研究的共识。但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赔偿额少、理赔难等问题，这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如何设计出针对职业教育顶岗实习中潜在的风险的保险将具有直接的实用性和商业价值，是企业和学校所期待的规避风险的重要手段。

第三，部分省市的地方法规在这方面走到了前面，研究者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对《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与毕业生就业见习条例》的研究。随着各地相关法规的出台，这种区域研究也将成为研究热点。而且由于职业院校的跨省市校企合作占很大一部分，可能产生的法规冲突将会给行政部门的执法适用带来困难，这也是研究者将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许建宇．劳动权的界定[J]．浙江社会科学，2005（2）：59-65．

[2]丁杰．大学生实习现状不容乐观[J]．教育与职业，2007（34）：93．

[3]任仕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顶岗实习调查[J]．现代教育管理，2009（3）：93-95．

[4]于静．论实习学生劳动保障的责任人及相关责任[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9（4）：98-101．

[5]李鸿建．社会属性视角：大学生劳动权益保护[J]．当代青年研究，2006（12）：66-70．

[6]朱芬俊，王进．有关实习期劳动权益保护教学的几点思考[J]．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1）．

[7]马国香，马敏．高校顶岗实习生的权益保护[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7）．

[8]邓廷云，张翔．高师院校顶岗实习生安全事故归责探究――基于相关法律主体的归责分析[J]．教育探索，2011（4）．

[9]奚小网．高职学生顶岗实习的现存问题及对策分析[J]．教育与职业，2011（1下）．

[10]余卫明，喻洁．论实习生伤害事故的责任承担[J]．时代法学，2011（2）．

[11]何小勇．实习劳动的法律规制探讨――以职业学校学生顶岗实习为切入点[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6）．

[12]何小勇．中外中等职业学校学生顶岗实习法律规制比较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0（19）．

[13]黄璜．应当建立实习劳动关系制度――宪法视野下的高校实习生权益保护[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

劳动教育理论研究篇(6)

(一)经典思想回眸:阐述职业教育思想中的技术哲学因素

1．关于马克思的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研究

宋仲夏分析了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演变。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有技术参与的劳动，技术与劳动结合才得以存在，技术是体现人类本质力量的活动。［2］技术在揭示人类本质力量的同时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技术实现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技术实践活动要合目的、合规律，人类才能最终与走向与自然的和谐。技术的异化导致人的片面化、社会发展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技术异化的克服仍然需要技术自身，技术的合理发展能够创造出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最终克服与扬弃技术异化现象。基于技术哲学思想，马克思结合社会的发展与教育现状提出了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程敬宝在《马克思综合技术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改革》中分析了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的提出背景、主要目的以及主要内涵。他指出，马克思所提出的综合技术教育旨在使学生了解整个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特点，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工具的基本技能。它既不同于学徒制的技术教育与单一的技术教育，也不同于普通教育的教育形式。综合技术教育反映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在本质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综合教育作为实现途径。在劳动变换、职能更动和全面流动的生产实践与生产关系(即全面而自由地发生交际关系)的社会语境下，劳动者需要接受综合技术教育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进而创造美好生活。

2．关于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研究

盛国荣在《杜威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思想之要义》一文中对杜威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行了总结:(1)技术是一种经验，是制造人工物的过程。有形的人造物与无形的人造物都属于工具的范畴，工具的意义只有在实践应用中，通过劳动者的劳动才能够被检验。［3］(2)技术是一种人性解放的力量。他反对技术控制论与技术决定论，提倡技术的社会建构论。(3)技术活动同样存在着负面效应，通过民主手段来进行技术控制具有重要意义。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渗透在其职业教育的思想主张之中。徐平利指出，实用主义技术哲学赋予了劳动者及其劳动哲学的哲学意义。在杜威的思想中，职业教育不仅仅意味着模仿和训练，而是通过劳动等技术实践活动，获得人性解放的力量，找寻”相对真理”，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的目标是通过确立合目的、合规律的技术活动，进而创造美好的职业生活。职业教育的教学任务是给学生提供学习技术知识的实践环境，不能只对学生进行单一的技能训练，技术知识的学习必须与完整的工作过程联系起来，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经验与理性相互交融，不断探究的过程，实现对于工作过程知识的“内在性控制”或“确定性把握”。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是教学、工作过程、评价和学生成长统一的过程。必须将教学与工作过程整合起来，实现评价的及时性和针对性，以此促进学生知识学习、技能提高、心智的成长。

(二)宏观影响探究:论述技术哲学对于职业教育研究的总体意义

技术哲学则是对现代技术的总体反思，这为理解技术进而读懂职业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梁卿则认为，职业的技术性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技术性特点，而技术哲学则是对技术本质特点的深刻揭示，因此，技术哲学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哲学基础之一。马君明确指出了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共同的研究点，如“技术是什么的问题”“技能是什么的问题”等问题。高岩认为，技术哲学关于技术、技能等观点的阐释与分析，能够为职业教育中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提供重要的理念支持。他指出，当前我国技能人才培养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技能与技能人才认识的偏差与落后。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其对于技能的要求发生很大改变，对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必须紧跟时代的要求，因此，职业教育研究必须对技术哲学投以足够的关注。徐平利在《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和哲学基础》中分析了工程主义技术哲学、人文主义技术哲学以及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不同的研究旨趣，认为只有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才可以真正的成为职业教育的哲学基础。因为作为一种纲领性的哲学，实用主义技术哲学阐释了劳动等实践活动的哲学意义，拓宽了职业教育的意涵，表明它不仅仅是具有训练性的价值，更具有教育的意义。他指出，由于有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理论支撑，职业教育可以得到更多的认同，“职业教育已经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而与自由教育并驾齐驱，而且，在教育的本质意义上，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是一致的。”［5］

(三)内在联系分析:从技术哲学的具体问题出发探讨与职业教育的契合之处

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包括技术本质、技术知识、技术价值、技术伦理等不同的领域。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也从不同的侧面出发，探讨与分析了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内在联系。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职业教育的基本构成因素如教育、技术、职业、人等的彼此内在关联。如傅朝鼎在《论技术教育的实施》中指出“技术是内容，教育是形式，技术教育是技术继承(技术的横向传播)和技术传播的主要途径。技术教育是技术时代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现代教育的内在要求。”［6］李艺认为，教育与技术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技术进入教育意味着它就不在是单纯的手段而是蕴含教育意义的“教育的技术”。“一种发展成熟的教育的技术事实上已经进入教育过程的每个环节，贯穿于教育的各要素中。”［7］现代教育与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对象，而是相互渗入的一体。王玲则认为，技术与职业教育存在价值互指，双方互为存在与发展的条件:一方面，从历史来看技术的发展依赖职业教育，从现实来看技术的发展需职业教育的价值导引;另一方面，技术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深刻影响职业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左明章指出，技术与教育的影响是互动式的交融而非单一方向的制约。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体现在技术对教育目标、教学手段与方法、教学形态、教学过程及教学模式等确立的导向作用。教育对技术的作用体现在技术在进入教育的过程中，首先要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还要面临不同教育目标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还要经历一个被改造的过程。有学者则从技术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对职业教育的积极影响。陈向阳在《技术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及其对技术教育的影响》中分析了技术认识论的内在意涵，认为技术认识论的研究将从三个方面对教育产生影响，即技术知识类型的确立将改变技术在教育中被忽略的地位，技术认识论的范畴的确立将带来教育内容的改变，技术认识模式研究为教学模式提供依据。

如果说以上研究，侧重的是从“技术性”的维度进行研究，那么还有些学者则关注到了技术哲学的另一研究维度———“人文性”研究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陈向阳的《试论高职院校中的技术伦理教育》一文通过对比国外技术院校技术伦理教育的开展情况，从三个方面指出开展伦理教育的必要性:“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培养具有技术责任感的公民;职业技术教育自身本质回归的需要;培养完整的‘技术人’的需要。”［8］他认为，技术伦理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增进学生对技术相关伦理问题的理解，反思现代技术带来的诸多问题，确立技术应用应该对社会、自然负责的态度等。徐平利在《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和哲学基础》中考察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之后指出，职业教育过程凸显着“训练性”特征，但职业教育本应有的“教育性”特征却在现实的学校职业教育中被严重忽视。实践层面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学校顺应趋势片面看重技术训练;理论层面原因在于，职业教育研究还没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理念的落后很难对不完满的现实状况有更多的指引作用。技术哲学对于技术的系统反思则可以为职业教育研究提供哲学理念支持。

二、反思与展望:已有研究评价和未来研究趋向

(一)在宏观理念上，从技术哲学视角诠释与反思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联系方面，从技术哲学视角分析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是之前的研究未曾触及的领域。这些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指的是职业教育本体、认识论、价值等本源性问题，必须对它们从理念上予以阐明，才能使人们更好的理解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所出现的其他问题。未来的研究将以技术哲学作为基本分析工具诠释与反思这些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以使职业教育这些“隐而不显”但却极其重要的问题得以“敞亮”与“澄明”。从技术哲学视角反思职业教育的本体将涉及以下问题:从逻辑上看，职业教育的本体与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技术哲学视域中的职业教育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在职业教育的历史发展中，能够探寻到的职业教育本体是如何呈现的?从技术认识论视角审视职业教育，主要探讨如下问题，技术认识论如何为化解职业教育的“合法化”危机提供理论支持?技术与科学、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到底有何区别，职业教育课程的内容选择应该如何平衡这两类知识?技术哲学家们提出的技术认识模式对于职业教育教学逻辑的启示是什么?从技术哲学视角探讨职业教育的价值，将立足于职业教育与自然、社会、文化等领域通过技术这一中介性要素所产生的紧密联系，未来的研究将深入分析在这种联系中职业教育所展现出特有的伦理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内在和外在价值。

(二)在教育实践方面，深入探究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对职业教育的现实影响

1．培养目标设立的影响研究

职业教育培养的不应是单面的工具人，而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可以从技术哲学的价值诉求中找到思想依据。技术哲学中关于技术本质、技术与科学、技术知识等的研究，提醒职业教育应在实践中正视技术知识的独立性、明晰技术自身的逻辑，改变传统的学科教育方式，凸显职教的“技术性”特点。技术哲学关于技术伦理的反思，能够引发职业院校对于技术伦理教育的重视，增强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凸显职教的“人文性”内涵。未来的研究将在技术性与人文性统一的职业教育目标确立方面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2．对课程内容选择和确立的影响研究

当下，职业教育界对于职业教育课程主要内容的选择与确立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反映工作过程的知识，以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看，可以称之为技术知识。而具体应该选择哪些知识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决定于不同的工作类型，更依赖于对技术知识的深刻认识。未来的研究将对技术知识的基本特点、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的不同等问题做出更全面的研究，为职业教育课程主要内容的选择与确立提供理论依据。技术伦理也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内容。这方面的教育在我国各类职业教育院校中很少涉及，因此，职业学校学生的技术责任意识与技术伦理意识的培养现状令人堪忧。为了培养学生的技术伦理与技术责任意识，是应该选取具体的技术伦理内容渗透到日常的专业教学当中，还是单独的设置技术伦理课程，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对教学过程的影响研究

当下的职业教育一般是按照先理论后实践的顺序来展开教学。它的背后逻辑是科学理论居于先在重要的地位，技术活动是科学理论的现实应用，掌握好基本的科学理论，技术活动就变得很容易了，但技术哲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技术活动的逻辑不同于科学活动。技术活动指向现实目的，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科学活动则指向思维目的，重视理论推进。学科化的教学严格按照学科体系并遵循思维演绎来展开，注重前后教学的逻辑衔接。技术教育以现实的实践目的为指向，并不严格强调理论的深度，但重视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技术活动与科学活动不同的目的指向、不同的认知逻辑决定了二者必须依循不同的教学顺序、教学方式才会取得最优的教学效果。未来的研究，将深入探讨一些技术认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过程，提出更加合理的、符合技术认识特点的教学过程。

4．对教育评价的影响研究

劳动教育理论研究篇(7)

关键词:农村;高等教育;劳动力;农业经济增长率;动态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259-03

引言

农业人力资本是农业发展的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以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了定量研究。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各种途径当中,教育通常都被认为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第一产业,其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从理论上讲,教育对农业的发展也应当有较大的贡献,然而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相对于工业等其他行业发展却有着明显的滞后。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关于教育投入和农业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孙士海、宋华明(2008)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造的模型,测算出1995―2005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对农业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 0.905%。杨向辉、陈通(2009)以C-D生产函数为分析框架,测算了中国农村教育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郑会军(2007)对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业增长之间进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两个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教育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由于受理论不成熟影响还没有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证,研究方法也不很全面,研究力度明显不足。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的安徽省也应该加大对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和安徽农业经济的相关性研究,从而为解决一直困扰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在制定措施时提供理论依据。

二、农村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与农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动态响应分析

1.变量和数据

本文按照刘厚俊和刘正良(2006),郭清和杨栋(2007),高素英、赵曙明和王雅洁的研究思路,根据所搜集到的可获得性数据将安徽省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中的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作为解释变量(X),以“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受教育年限在十二年以上的劳动力所占比例”近似代表;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以农业经济增长率衡量,以1990年为基期,利用CPI将农业经济当年总收益折算成实际值,以剔除价格因素影响。然后利用1990―2007年安徽省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数据如下表:

2.模型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平稳性检验。由于该模型所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产生伪回归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X为I(1)过程,Y为I(1)过程,所以为了确保回归分析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对两变量进行协整分析。e为回归方程估计残差序列的取值,用基本的DF模型回归得到T统计量数值为- 4.833243,而对应模型样本容量的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τ2分别为-2.7158,-1.9627和-1.6262,在所有显著性水平上τ

(2)VAR模型。Tt=A1Tt-1+A2Tt-2+…+AqTt-q+εt

其中变量和参数矩阵为T=(Y,X),A1、A2为待估参数。εt是随机扰动项。根据AIC和SC信息量取值最小的准则确定模型的阶数。

VAR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实验,在滞后阶数为5时AIC和SC均达到最小值,建立VAR(5)模型,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Y= 1.416148Y(-1)+ 3.268962Y(-2) -3.420586Y(-3) -

1.118811Y(-4) -1.043534Y(-5) -0.751625X(-1)+ 0.692756X(-2)+ 0.013170X(-3) -0.166014X(-4)+ 0.009126X(-5)+ 0.649610 (1)

X= 9.195316Y(-1)+ 6.322653Y(-2) -11.72573Y(-3) -4.467634Y(-4) -3.138890Y(-5) -1.463307X(-1) +2.219566X

(-2) -0.179778X(-3) -0.427044X(-4)+ 0.134213X(-5)+ 2.337635 (2)

其中,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分别为:R21= 0.878926,R22= 0.995208。

从以上(1)式的VAR估计模型可以得出如下信息:农业经济增长受自身影响较为显著,前第一,第二期农业经济增长对当期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明显且为正向影响,说明经济系统本身具有一定稳定性,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投入可以提高未来农业经济收入增长。前第三、四、五期的影响为负,并且影响具有逐渐增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当期的农业经济增长影响主要是在前第一、第二期,前第一期影响为负,前第二期影响为正向的,这是由于知识转化成经济需要一定时期的滞后。

(2)式中农业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影响较大,前一、二期影响为正向的,前三、四和五期为负向,说明了农业经济增长能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壮大,并且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影响不断加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受自身前期的影响趋势不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前第二期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为正向,但前第一期的影响转入负向影响,说明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受自身影响力逐渐减弱。

(3)动态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

1)Y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分析。图1得出结论:安

图1农业经济增长的冲击反应曲线

徽农业经济增长(Y)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应,农业经济增长率约增长了0.018,但影响时间不长,到第2期之后就已经回到了原水平,之后到第8期的影响均是负向的,尽管不是特别明显但持续时间较长,第8期之后又转入正向影响阶段。图1还显示,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在前8期波动较大,前两期的影响为负,到第3期的时候达到最大0.016,随后上下波动且有所下降,到第8期开始逐渐开始稳定。

上页图1说明了: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率冲击影响在第3期开始才出现明显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投入对安徽农业经济增长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加大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内才能有所凸显。因此要着眼未来,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来更快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2)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分析。图2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X)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在第一期影响是正向的但影响不大,之后在2、3期很快进入负向影响阶段,到第4期之后才比较明显,第6期达到最大0.057,9期之后新息的影响基本消失。这说明了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将会促进其发展,且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波动没有显著方向性,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出现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图2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应曲线

图2还显示:农业经济增长率对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第一期影响为正但不大,到第二期达到最大约0.15。第3期之后进入负向影响阶段,第6期达到最小之后影响幅度渐弱,9期之后又转为正向影响。这说明农业经济增长率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对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影响较为敏感且具有持久性,农业经济的增长在短期内能够引起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快速增加,但这种促进作用较为短暂且在中长期波动明显不具有持续稳定性。

结论与建议

1.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以促进知识成果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转化。虽然从现有的数据显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安徽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特别明显,这可能一方面受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少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知识与经济成果之间转化的时滞性造成的。因此,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将其才能运用于农业上的积极性。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来扩大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规模,促进其对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2.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的壮大。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农业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发展,加快促进安徽省农业经济的增长有助于吸引更多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优化安徽省农村劳动力构成,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加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之间的沟通交流,以促进其更好更快发展。以上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人才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安徽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也离不开安徽省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和结构的改善。只有加大对安徽省劳动力教育投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徽省农民的增收问题,才能使得安徽农业经济进入一个质的跨越式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10.

[2]高素英,赵曙明,王雅洁.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动态相关性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1).

[3]谢识予.剂量计经济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1.

[4]代晓茜.人力资本投资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研究[J].特区经济,2008,(10).

[5]申小莉,等.农民技能资本投资对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1).

[6]孙士海,宋华明.科教兴农视角下高等教育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教育与经济,2008,(3).

[7]杨向辉,陈通.农村基础教育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分析[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9,(3).

[8][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The Dynamic Correlation is Studied Between Anhui Agricultural Manpower

and the Agriculture Economic Growth

―Regard Higher Education Degree Workfor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HUANG Qun-quna,ZHU Jingb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a.Graduate College;b.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llege,Hefei 230000,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