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的表现篇(1)

Abstract： In Lvliang Mountains， Guancen Mountain in the northern section （38.5°N）， Guandi Mountain in the middle section （37.5°N）， and Wulu Mountain in the southern section （36°N） were selected as study areas in this research. Plant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arbor， shrub and herb were surveyed in the Lvliang Mountains in late July 2015 to study on the variations of plant growth characteristics with latitudinal gradi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the basal diameter and height of arbor showed unimodal trends with latitudes， increased at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Arbor grew better in the middle section of Lvliang Mountains， which was the same with the deciduous arbor， but the evergreen arbor tended to the northern section of Lvliang Mountains in growth well. ②Shrub species diversity trended to increase with decreasing latitudes. The species diversity was greater in the southern section of Lvliang Mountains where shrub has weaker competition and more steady community. For growing well， evergreen shrub tended to the southern section of Lvliang Mountains， whereas deciduous？shrub tended to the northern section of Lvliang Mountains. ③Herb species diversity increased at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latitudes. In different latitudes， the species diversity indexes of perennial herb were higher than annual herb. Annual herb was dominant in the middle section of Lvliang Mountains， while perennial herb was dominant in the northern section of Lvliang Mountains. As a whole，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arbor and herb species diversity trends to be the largest in the middle section of Lvliang Mountains.

关键词： 吕梁山；分布格局；纬度梯度；植物物种多样性

Key words： Lvliang Mountains；distribution pattern；latitude gradients；plant species diversity

中图分类号：Q9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20-0198-05

0 引言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也是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对于维持全球生态平衡、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100多年来，物种多样性沿地理梯度的变化一直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2]。有研究认为物种丰富度随纬度升高呈递减趋势[3，4]，但也有研究表明物种丰富度随纬度无显著梯度变化[5]。对此，不同学者分别提出了不同理论或假说进行解释，但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山地以其复杂的地形地貌特征和生境的多样性，造就了多样的植被类型及复杂的生态系统复合体，因此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6]。对大兴安岭物种多样性的研究表明，随着纬度减小植物物种多样性呈增大趋势[7]；对云南山区种子植物属的研究发现，热带地区的种子植物属多样性与纬度梯度呈负相关关系，温带地区的植物属多样性与纬度呈正相关关系[8]。可见，不同山地不同种类的物种多样性及其空间分异的纬度格局存在差异，需要进一步探讨植物多样性沿纬度梯度分布的一般规律。

吕梁山本底自然环境属性恶劣，沟壑纵横，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覆盖率仅为18.5%，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研究吕梁山植被对促进吕梁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具有积极作用[9]。以往对吕梁山植被生长特征的研究，多是针对单个山体，而从系统论的观点将吕梁山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植被生长特征的纬度变化研究尚较少报道。因此，本研究在吕梁山同时将北部的管涔山、中部的关帝山和南部的五鹿山作为研究区域，进行气候变化和人类干扰背景下吕梁山植被生长特征的纬度变化格局研究。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管涔山位于忻州市宁武县东寨镇（地理坐标为38°57′～39°03′ N，112°36′～112°37′ E），年均温6～7 °C，年均降水450～500 mm；植被具明显垂直分布：1300～1500 m为森林草原带，1350～1700 m为落叶阔叶林带，1700～1850 m为针叶混交林带，1750～2600 m为寒温性针叶林带，2450～2772 m为亚高山灌丛草甸带。关帝山位于吕梁市交城县庞泉沟镇（地理坐标为37°20′～38°20′ N，110°18′～111°18′ E），年均温 3～4 °C，年均降水 830.8 mm；植被垂直分布明显，划分为4 个垂直带：落叶阔叶林带（800～1600 m）、针阔叶混交林带（1600～1750 m）、寒温带针叶林带（1750～2600 m）和亚高山灌丛草甸带（2600～2831 m）。五鹿山位于临汾市蒲县和隰县交界处（地理坐标为 36°23′～36°38′ N，111°2′～111°18′ E），年平均气温 8.7 °C，年均降水量500～560 mm；植被具明显过渡性，地带性植被为落叶阔叶林。

1.2 样地设置

于2015年6月下旬，沿吕梁山南北走向选取实验样地。首先，在水平方向上沿不同纬度将吕梁山分为北部的管涔山、中部的关帝山和南部的五鹿山，其平均纬度分别为38.5°N、37.5°N和36°N，进行吕梁山植被生长特征的水平格局调查。然后，同一山体在垂直方向上分不同海拔高度进行吕梁山植被生长特征的垂直格局调查。管涔山上调查到5种自然植被类型：落叶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灌草丛、常绿针叶林和亚高山草甸；关帝山上调查到4种自然植被类型：灌草丛、针阔叶混交林、常绿针叶林和亚高山草甸；五鹿山上调查到3种自然植被类型：灌草丛、灌木林和落叶阔叶林。最后，根据植物生活型设置不同面积的样方：落叶、常绿乔木的样方大小为20m×50m，面积为1000m2，同一海拔高度处采样1次；落叶、常绿灌木的样方大小为10m×20m，面积为200m2，同一海拔高度处采样3次；一年生、两年生、多年生草本的样方大小为1m×1m，面积为1 m2，同一海拔高度处采样5次。本实验共设置样方108个，详见表1。

1.3 植被调查

于2015年7月下旬，进行吕梁山植被生长特征调查，使用GPS记录调查位置的地理坐标和海拔高度。乔木按株调查其种类、数量、基径、胸径和高度；灌木按株或丛进行调查，指标包括种类、数量、高度和冠幅，所用工具为5m高塔尺；草本按种进行调查，测量时每个物种视其数量取其平均值作为记录数据，指标有种类、数量、高度、盖度和频度，其中高度的测量工具为3 m长钢卷尺，频度和盖度的测量工具为自制1m×1m的铝质样方框（内部分100个10cm×10cm小格）。调查中的陌生种用标本夹采回在实验室利用植物检索表或由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的专家进行鉴定，不同物种生活型（落叶、常绿乔灌木和一年生、两年生、多年生草本）的辨认，则由《中国植物志》查阅得到。

1.4 数据分析

采用α多样性指数（Margalef指数、Simpson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Pielou指数）对吕梁山不同纬度灌木、草本植物的物种多样性进行计算分析，公式如下：

式中，IV为重要值，ra为相对多度，rh为相对高度，rf为相对频度，rc为相对盖度；H′为Simpson指数；H为Shannon-Wiener指数；E为Pielou均匀度指数；i 为实验样地样方框内的植物物种，S 为实验样地样方框内所有植物种类的总和（即Margalef指数）。

用SPSS 16.0软件和Origin 8.1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绘制分析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吕梁山不同纬度乔木植物的生长特征

吕梁山乔木植物的基径和高度随纬度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单峰变化格局（图1A），其中37.5°N处的乔木基径和高度显著高于38.5°N和36°N（P0.05）（图1B）；落叶阔叶乔木的基径和高度随纬度降低表现为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其中基径在37.5°N处显著高于38.5°N和36°N（P36°N>38.5°N（P

2.2 吕梁山不同纬度灌木植物的物种多样性

吕梁山灌木植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除Pielou指数外，均随纬度降低呈现出增大的变化格局（图2）。Pielou指数的最小值出现在37.5°N处，其变化趋势表现为36° N>38.5° N>37.5°N，表明吕梁山中部的灌木群落稳定性最小，物种竞争最大；Margalef指数、Simpson指数、Shannon指数的最小值均出现在38.5° N处，最大值均出现在36° N处，表明物种多样性随纬度降低而增加。常绿灌木和落叶灌木的重要值随纬度表现为不一致的变化趋势（表2）。随纬度降低，常绿灌木的物种数和重要值呈增加趋势，落叶灌木的物种数表现为递增，但重要值递减。以上表明，吕梁山灌木植物生长趋向于南部。但就生活型而言，常绿灌木生长趋向于吕梁山南部，而落叶灌木生长趋向于吕梁山北部。

2.3 吕梁山不同纬度草木植物的物种多样性

吕梁山草本植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随纬度呈先增后减的单峰变化格局，其最大值均出现在37.5°N处，且Margalef 指数和Shannon指数在36° N处出现较大幅度降低（图3）。就物种重要值而言（表3），一年生草本的重要值与物种数在37.5°N处出现最大值；多年生草本的重要值在36° N处出现最大值，但该处的物种数大幅度低于37.5°N和38.5°N，这表明一年生草本在吕梁山中部占优势，而多年生草本在吕梁山北部优势明显。但整体而言，不同纬度处的物种多样性指数都是多年生草本高于一年生草本（表4），说明吕梁山的草本植物以多年生草本占优势。一年生草本植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的变化趋势为37.5°N >38.5°N >36° N；多年生草本植物的Simpson指数和Shannon指数的变化趋势为37.5°N >38.5°N >36° N，Pielou指数的变化趋势为37.5°N >36° N >38.5°N。可见，吕梁山草本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倾向于中部最大。

3 讨论

3.1 乔木植物基径和高度的变化

乔木生长受立地条件等因素影响较大，其分布格局是不同尺度上地形、土壤、气候等各种环境因子作用的结果[10]。本研究得到吕梁山乔木植物的基径和高度均随纬度升高呈现先增后减的单峰变化格局，在吕梁山中部乔木植物长得更为高大；乔木植物的纬度梯度结构异质性较强，落叶阔叶乔木多集中于吕梁山中部，而常绿针叶乔木生长趋向于吕梁山北部。这可能是由于纬度梯度和人类干扰影响了吕梁山乔木群落的分布。北部的管涔山位于吕梁山较高纬度，易受蒙古高原气候影响，大陆性气候特点明显，处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与温带草原过渡区，广泛分布有云杉（Picea asperata）、白e（Picea meyeri）、青e（Picea wilsonii）等天然针叶林[11]；中部的关帝山和南部的五鹿山位于吕梁山偏中纬度和较低纬度，属暖温带南部落叶阔叶林亚地带向暖温带北部落叶阔叶林亚地带的过渡地带，多分布有辽东栎（Quercus wutaishanica）、山杨（Populus davidiana）等天然或人工阔叶林[11]。同时，北部管涔山作为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众多，盲目开发对乔木自然生长造成一定影响；中部及南部的关帝山和五鹿山开发条件良好，过度砍伐较为严重[12]。因此，在不破坏吕梁山自然形成的纬度梯度格局情况下，限制人类活动干扰是保护吕梁山乔木群落的有效措施。

3.2 灌木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变化

物种多样性研究在整个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群落生态学研究的重要课题[13]。Gentry等[14]研究了植物物种多样性随纬度梯度的变化规律，发现随纬度降低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明显增加。谢晋阳等[15]对温带森林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纬度不断降低落叶阔叶林的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指数不断增加。本研究得到吕梁山灌木植物物种多样性趋向于南部，结果与上述的纬度梯度变化特征相一致。影响吕梁山灌木植物物种多样性变化的因素很多，导致多样性纬向分异的因素主要有温度、水分、土壤养分、演替进程等[16]。吕梁山南部地区水肥条件良好，较低的乔木层多样性使灌木层得到很好发展，加之人类对灌木层干扰较少，因此灌木植物物种多样性相对较高。本研究还得到吕梁山灌木植物不同生活型在不同纬度梯度呈现不一致的变化趋势：落叶灌木趋向于吕梁山北部，常绿灌木趋向于吕梁山南部。在影响植物生长的环境因子中，温度的变化是引起植物生活型改变的重要动力，由季节性差异引起的降水增加或减少对植物生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由于温度的提高而部分被抵消[17]。吕梁山由北部管涔山到南部五鹿山，年平均气温、1月平均气温、7月平均气温等指标都呈增高的变化趋势[18]。由于常绿灌木对温度的要求更高，其分布趋向于南部的五鹿山，而落叶灌木则趋向于北部的管涔山。

3.3 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变化

不同层次、不同生活型的植物对环境因子的响应程度存在差异，导致植物整体随环境梯度表现出不同的分异格局[19，20]。巴图娜存等[21]研究发现，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升高的态势。孙菊等[7]研究也表明，随着纬度降低草本层物种多样性逐渐增大。本研究得到吕梁山草本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倾向于中部最大。这是由于位于吕梁山南部的五鹿山与管涔山、关帝山相比，其海拔明显降低，且位于暖温带大陆季风性半湿润气候区，适合次生森林和灌丛植被生长，而草本层生长受到一定限制，导致吕梁山草本层多样性中心偏移至中部的关帝山。本研究得到吕梁山草本植物不同生活型随纬度梯度的变化趋势不同：一年生草本在中部占优势，而多年生草本在北部优势明显。草本植物不同生活型的出现主要受降水条件的影响，而在降水条件相似的情况下，还须考虑水、热和光照条件[22]。吕梁山由北往南，年均降水量的增加使一年生草本的种类、成分增加[22]，同时中部的关帝山水热配合条件与北部的管涔山相比更适宜一年生草本植物的生长。但就整个山脉而言，吕梁山处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气温回升快，昼夜温差较大，符合多年生草本的生境特征。因此，受纬度梯度影响的水热分配状况决定了吕梁山草本植物不同生活型的纬度分布格局。

生物多样性的表现篇(2)

关键词：物种多样性;生产力;关系

中图分类号：Q948.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2)04001104

1 引言

全球环境变化的成因及其后果,与各生态系统(生物圈)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直接影响着环境的变化。在讨论生态系统功能与物种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时,生产力又被认为是具有受生物多样性影响的一个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特征。因此应研究各种生态系统中物种多样性和生产力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可以快速提高生态系统生产力,从而达到改善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目的。

2 物种多样性和生物生产力的概念

物种多样性指某一生态系统中物种丰富度,又称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作用的研究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特别是群落或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生物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群落生态学中研究的中心问题。其中群落的结构指标是群落的物种组成,功能则指物质和养分循环、生物量和生产力等代表性指标。所以生态系统生产力水平是其功能的重要表现形式,而植物群落的生产力,即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力,是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基础。

生物生产力是指生物及其群体甚至更大尺度(包括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生命有机体的物质生产能力,它随着环境的不同发生变化,因此,它又成为环境变化和地球系统健康与否的指示物。物种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结构的一种度量,所以在某一地区,自然状态下物种变化引起生态系统生产力变化如果是正常的,则证明该系统处于健康状态;反之系统处于紊乱状态。因此研究群落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对于阐明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3 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

许多研究表明在自然群落中植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密切相关,其相关格局主要有线性关系(单调上升或下降)、单峰关系(中等生产力水平多样性最大)与不相关3种形式,但由于对3种关系的看法和解释各不相同且存在很大争议,因此,至今仍未得出一致的关于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模式。

3.1 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呈线性关系

目前对于多样性、生产力正效应的作用机理主要有两种解释:生态位互补和取样效应或者称为抽样效应。生态位互补是指不同物种在资源利用上存在差异,或物种间存在正的相互作用,表明物种多样性会导致生态系统功能的优化。取样效应是指物种丰富的群落包含高产物种的可能性更大,而这些高产物种往往成为生态系统功能的主要贡献者。

在关于混交林和纯林孰优孰劣的研究中,发现混交林的优越性除了表现在抗干扰能力较强外,其生产力也较高。如华南的马尾松纯林与由马尾松、藜蒴栲组成的混交林相比,后者的生产力较高,而且其差异性明显。原因是混交林的生产结构更合理［1］。很明显,混交林的物种多样性比纯林要高。

Tilman进行了Cedar Creek多样性-生产力、可持续性实验。该实验采纳 Givnish的建议。在生态条件一致的147块样地(3m×3m)上,用播种的方法建立分别含有1、2、4、6、8、12、24种植物的群落。前5个丰富度水平的群落各有20个重复,l2物种数群落有23个重复,24物种数群落有24个重复。每个群落的物种从一个具有24个北美草原植物种的物种库中随机选择产生。第2年,检测不同群落的盖度,以此作为群落生产力的指标;检测植物根区土壤中NO-3、NH+4浓度,以此衡量群落利用资源的能力;检测植物根区下土壤中NO-3、NH+4浓度,以此衡量群落的淋溶损失(1eaching loss),并且在受人为控制的草地上选取具有不同物种丰富度的样地进行上述检测工作。实验结果显示:丰富度高的群落,生产力更高、土壤中矿质资源利用得更充分、淋溶损失更少,即营养保持力更强。Tilman的实验结果支持了关于物种多样性对系统生产力和可持续性存在正效应的假说［2］。

然而,Huston认为是选择概率效应制造了上述结果。含有更多物种的群落具有更大的包含高产物种的可能性更大,而混合植物群落的生产力往往是由少数高产物种决定的。这样,从一个物种库随机抽取不同种构成的具有不同物种丰富度的群落,平均而言,物种丰富度越高其生产力就越高［3］。

Naeem巧妙地设计了“生态箱”的实验来研究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他在人为控制其环境的房间里,用互相隔离的小室构建陆生微宇宙。在小室里,分别用9、15和31个物种组成一个多营养级的群落,低物种数的群落作为高物种数群落的子集,来模拟自然界中生态系统丢失部分物种的情况。该实验测定了5个生态系统过程:群落的呼吸、分解、营养保持、植物生产力、保墒。实验发现,物种丰富度高的微宇宙吸收更多CO2,有更高的生产力。Naeem据此认为物种多样性对系统生产力有正效应,并从植被角度给出了解释，多样性高的系统中植物对空间占有更有效,可以吸收更多的光［4］。

而Huston对该实验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非随机性选取物种的方法使丰富度低的系统中仅有一些个体矮小的植物,而丰富度中等和高等的系统中含有个体较大的植物。实验结果可能是由于植物个体大小的差异造成的,而非物种多样性本身［3］。

在我国典型干旱山地系统中,对3个典型生境类型(沙化草地、土质阴坡、石质阴坡)的植物群落进行取样,分析植物群落多样性与其生产力关系。结果表明3个生境条件下,3种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ner指数、Simpson指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与生产力的线性关系拟合结果较好,说明干旱山地植物物种多样性与其生产力关系是线性关系［5］。

杜国祯、刘正恒等以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典型高寒草甸植物群落为背景,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水平研究了植物群落中物种丰富度与生产力(地上部生物量)关系的基本模式。得出结论高寒草甸植物群落中物种丰富度与生产力的关系呈对数线性增加关系,这实际上是空间和时间尺度放大时在时间和空间尺度的相互作用下高寒草甸植物群落中物种丰富度与生产力关系的一种总体模式［6,7］。

关于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的负线性关系研究较少。李晓捷等在研究泾河流域森林植被类型物种多样性和生产力关系时发现,样方7个群系的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分别表现为单调下降、单调上升、不明显,群系总体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为单调下降［8］。

3.2 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呈单峰关系

另一种假说认为,多样性和生产力呈一种单峰曲线形式(状似驼峰,故也称为驼峰模型),即多样性在低水平时随生产力的增加而增加,但最终在达到足够高的生产力时反而降低［9］。

驼峰模型假说是建立在竞争排斥理论基础上的。驼峰模型假说可以预测在有限资源的基础上竞争共存的植物种的数量,即物种在较低的资源供给状态下,随资源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加;但当资源水平变得很高时,物种数目则开始下降。Abramsky和Rosenzweig后来将该假说应用于动物生产力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中。Grime最早注意到了在生产力与多样性之间有这样一种单峰关系。近年来,在所有提出的生产力和多样性关系的假说中,该假说被认为是唯一得到了实验和理论上的支持,甚至这种单峰格局被称为唯一真实的生产力格局,而Huston DeAngelis也认为多样性这种沿着生产力梯度格局的单峰曲线响应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以上的描述都隐含了一个事实,即均认为竞争程度的增加是导致高生产力时多样性降低的原因,同时,高生产力将降低有限资源的空间异质性,使得生境变得更为均匀。

Hector的文章中提供的数据可以发现,在欧洲草地实验的shefield UK 样地,物种数超过8后,生产力不再上升,反而下降［10］。

科尔沁沙质草地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与初级生产力呈显著的负二次函数关系,支持随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增加,物种多样性为单峰形式,即在中等生产力水平物种多样性最高的观点［11］。沙质草地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变化,反映了由湿生化和土壤贫瘠化生境向中生、中旱生生境逐渐递增的趋势。湿草甸类型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和较低的物种多样性倾向;严重沙漠化类型具有低的生产力和低的物种多样性倾向,而轻度和中度沙漠化类型具有中等生产力水平和最高的物种多样性［12］。

3.3 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的不相关性

Mittelbach和Waide搜集了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以往文献进行分析,他们发现随着研究的生物类型(植物、动物或微生物)、环境类型(陆地或水生)、时间空间尺度的变化,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关系也发生变化,并没有一致模式［13,14］。

Mittelbach 等基于地理范围,给出了4种空间尺度:地方的(0~20 km)、景观的(20~200 km)、区域的(200~4 000 km)、大陆至全球的(4 000 km以上);基于生态学意义,给出2种生态尺度:一个群落类型内的、跨群落类型的。在Mittelbach的调查中,他们发现:首先在不同空间尺度的模式中，对维管植物而言,小于大陆至全球尺度的多表现为单峰曲线关系(占41%~45%),其次是正相关关系。在大陆至全球尺度上,单峰曲线关系、正相关关系同时表现为最多的关系。对动物而言,不同的空间尺度中没有表现出模式上的显著变化。正相关、负相关、单峰曲线关系都很常见,没有那种模式占主导地位。在不同的生态尺度中,不论对动物还是植物,与一个群落类型内的情况相比,跨群落类型中的单峰曲线关系更为常见。在水生系统与陆地系统中,单峰曲线关系在水生系统中占主导地位(65%),在陆地系统的无脊椎动物和植物中也很常见。水生系统与陆地系统中生产力与物多样性关系总体分布上的差异对植物而言是显著的,对动物而言则不显著［13］。

在Waide的调查中,30%呈单峰关系,26%呈正线性关系,l2%呈负线性关系,32%关系不明显。在大多数文献中,生产力与物种多样性关系的模式随尺度的变化而变化［14］。

总之,现有的数据不足以得出生产力与物种多样性关系的一般模式。不论是理论的分析还是实际的结果都告诉我们,在生产力与物种多样性关系中,尺度的依赖性是极其重要的。

杜国祯、刘正恒等的研究也表明随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尺度的改变,物种丰富度与生产力的关系会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但空间尺度比时间尺度对物种丰富度与生产力的关系造成的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与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的生长季短有关［6］。

矮篙草草甸、小篙草草甸和金露梅灌丛群落中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呈线性增加关系,藏篙草沼泽化草甸群落中线性增加关系不显著,这表明群落生产力除受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外,也受物种本身特征和环境资源的影响［15］。

4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前景展望

(1)片面强调物种多样性对生产力的作用,而忽略了物种特性和物种组成对生产力的作用。了解种与种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各种关系,这对于探讨物种对生态系统的贡献、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都是必须的［16~18］。另外,相似功能的物种可以组成功能群,功能群的多少和特性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也是很有意义的［18］。

(2)对尺度问题的认识。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是隶属于不同的生物组织层次的,多样性属于群落范畴,生产力属于生态系统范畴。群落生态学主要关心生态系统生物学组分的动态、进化等,其出发点是种群间的相互作用;而生态系统生态学主要关心生物与非生物所构成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功能,如生产力。这两个分支学科之间的交流是很少的。传统的群落生态学将物种多样性视为受非生物条件和生态系统水平限制的变量;而传统的生态系统生态学将优势种看作生态系统过程的生物决定性因素［19］。如何寻找连接二者关系的结合点是了解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突破口,这也将有助于群落生态学与生态系统生态学的真正的综合［19］。

(3)实验的设计问题。在今后的实验设计中应该避免伴随物种多样性的变化而产生的其他因素的效应,至少要能区分这种伴随的随机因素与多样性本身的作用。另外,大多数野外实验都忽视除控制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认为它们对不同的生态系统的作用是相同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不同多样性、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对不同的环境因素的敏感性是不同的。今后的实验应该更加小心的控制那些可能增加环境异质性的限制因素,以求得出生产力与物种多样性关系的一般的模式。

(4)实验的设计由于受到研究项目的规模、资助强度、时限等的限制,实验往往都局限于低多样性简单的系统;只考虑地上的多样性,忽视地下微生物多样性;只考虑某个生态学尺度的多样性。因而,高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跨群落生态系统尺度、综合考虑地上地下多样性的实验应该多做。总之,实验本身存在缺陷也是造成纷争的根源之一［20］。

2012年4月 绿 色 科 技 第4期5 结语

对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研究已经深入开展。然而,至今尚未找到普适的理论来揭示二者之间的模式或作用机制,这也说明了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异常复杂性。面对目前复杂而繁多的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研究,如何将它们整合到一块,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认识,这需要我们继续坚持不懈的努力。对尺度问题的深入研究在这方面有可能会起到关键的作用。面对日益加剧的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控制,我们保持最大多样性的努力需要我们对多样性有更多、更完整的认识,地球多样性存在的原因和对它的保护仍然是摆在生态学和社会学面前的重大挑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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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杜国祯,刘正恒.高寒草甸植物群落中物种丰富度与生产力的关系研究［J］.植物生态学报,2003,27(1):125~132.

［7］ 张全国,张大勇.生产力、可靠度与物种多样性:微宇宙实验研究［J］.生物多样性,2002.10(2):135~142.

［8］ 李晓捷,王绪芳,衰建立,等.径河流域不同森林植被类型中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J］.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3(4):42~46.

生物多样性的表现篇(3)

近年来，中欧双方在环境领域，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开展了密切而广泛的合作。在20*年*月举行的*中欧环境政策部长级对话会上，生物多样性被确定为中欧环境合作的四个优先领域之一。在中欧双方的共同努力下，20*年*月双方签署了“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协议，该项目已于今年*月正式启动，示范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次召开的中欧生物多样性战略研讨会是中欧生物多样性领域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做好中欧生物多样性项目的具体行动。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环境与资源保护的重要内容，是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方面。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仅次于*和*，居世界第三位。中国自19*年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履行国际公约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规划，实施就地和迁地保护，开展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等手段，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中国先后颁布了《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以及《自然保护区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管理体系；建立了生物多样性履约协调机制和生物物种资源保护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制定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全国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纲要》以及农业七大体系建设、林业六大工程以及种质资源保存等重大行动。截止20*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2349处，面积15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5%，初步形成了类型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功能比较健全的全国自然保护区网络。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政府确立了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协调的指导方针，确立了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方略。中国已经明确把生物多样保护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计划，国务院实施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对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出了明确要求；今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明确提出在新的时期，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要实现三大历史性转变。明天，将召开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中国国务院领导将出席纪念大会，参加纪念大会的还有各有关部门领导和地方代表。这次纪念大会将对我国自然保护区工作五十年来所取得的经验进行总结。所有这些，为我们进一步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指明了方向。

当前，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正处在关键时期，实现新时期环境保护工作历史性转变，完成国家确定的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明确发展战略、加强能力建设至关重要。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家，推行大规模的环保战略和行动，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的环保理念、经验和技术。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欧盟的合作。中欧生物多样性项目的启动就是双方深化合作、共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里程碑。双边合作，重要的是构建稳固的合作平台，建立灵活的合作机制。双方应本着平等、互信、共赢的原则，以合作机制为桥梁，以合作项目为平台、通过经验交流、人员培训以及项目援助等方式，让中国充分积累经验、克服现有困难，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大突破，促进、推动双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开展。目前，我们希望与欧盟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在三个方面加强合作与交流。一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监督体系，即生物多样保护的的法律体系、管理体系和政策制定等；二是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评价体系，即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建设，生物多样性评价方法和生物多样性信息交换机制等；三是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即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融资渠道、国内财政机制等。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合作，在自然保护区建设、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和生态功能区规划等领域加强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以此充分有效的保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建立完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保障体系。

生物多样性的表现篇(4)

关键词：种子库；城市植被；物种相似性；耦合

城市植被种子库是指分布于城市土地下层及地表凋落物中可存活种子总数。土壤种子库与地上植被的关系频见报道，如束文圣，蓝崇钰等关于采石场废弃地的早期植被与土壤种子库的关系；李吉枚，徐海量等关于河水漫溢对塔里木河下游，荒漠河岸林地表植被与土壤种子库的影响和塔里木河下游不同退化区地表植被和土壤种子库特征；白文娟，焦菊英等关于黄土丘陵沟壑区退耕地土壤种子库与地上植被的关系等。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农田、湿地、废弃矿地等生境类型的研究，对城市土壤种子库和地上植被之间关系的研究却鲜见报道。本试验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究城市土壤种子库与地上植被的耦合关系，以期为有效保护城市植被提供一定的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设计

本试验以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为主要研究区域，选取代表性较强的3个功能区作为观测点：M1吕梁学院（N37°34′40″，E111°08′18″，海拔高度955m），M2凤山公园（N37°31′37″，E111°08′21″，

海拔高度1002m），M3生态公园（N37°53′12″，E111°13′21″，海拔高度930m），选择样地测定植被分布以及地下种子库分布特征，测定时间从2015年3～7月。

1.2样地调查取样

（1）吕梁学院：随机选取3块样地依次编号为S1、S2、S3，采用样线法取样。首先用10cm×5m样线锁定样方，在样方中每隔3m标记1个5cm×5cm的小样本，每个样方可获取6个小的样本。然后在每个小样本中取0～5cm，5～10cm不同深度的土壤，最终共获得36个样本，依次编号为1～36。（2）凤山：选取阳坡，阴坡以及平地3个不同位置样地的样方，依次编号为S4、S5、S6，采用同样方法，最终获得36个样本，依次编号为37～72。（3）生态公园：生态公园依次选取3个样地，标号为S7、S8、S9，以同样的方法从中获取样本，编号为73～108。

1.3种子库调查

采取样本种子萌发法，土样铺设厚度为2cm，以便于后期种苗的观察。种子萌发需要一定的光照，温度以及湿度，保持适当温度、水分，观测并记录数据。

2结果分析

2.1地上植被调查

在种子萌发期间对地上植被进行调查，以期在相同时间段获得各功能区样地植被分布情况：

表1中，吕梁学院的植被空间结构的垂直分布也很明显，生活型较为丰富的。其中，乔木共11种、灌木4种、多年生草本13种，1年生草本9种，乔木与多年生草本植被类型较多，灌木和1年生草本植被类型则相对较少。

表2中，凤山的植被乔木类型较多，灌木次之，而草本植物则较少，所调查样地中的乔木共5种，灌木4种，而多年生草本与1年生草本共4种，凤山植被各生活型植被分布较均匀。

表3中植被生活型分布与表2较为类似，乔木有6种、灌木3种、草本5种，乔木占优势，灌木较草本相对处于劣势，生态公园各植被类型基本分布较均匀。

2.2土壤种子库观测

表4中，所有功能区萌发物种总数36种。种子库萌发大部分是草本植物，其中共有植物较多，刺苋、灰条菜、艾蒿和画眉草4种是土壤种子库中独有。

2.3土壤种子库与地上植被比较

表5中，从Margalet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物种相似系数4个方面进行比较，各样地土壤种子库的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小于地上植被。但是均匀度确是种子库大于地上植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不同功能区的恢复能力存在差距。

表6中，吕梁学院共有物种26种，凤山共有物种8种，生态公园共有物种8种，3个样地的相似性系数均处在0-3～0.5，吕梁学院物种相似性指数相对凤山、生态公园较少。

3小结

生物多样性的表现篇(5)

【关键词】吉祥纹样 戏剧服饰 审美统一

吉祥纹样包含了几千年中国文化传承下来的民族意识和审美习惯，是人们追求幸福、祈祷安康、期盼富贵的寓意向往，是知识沉淀后的文化积累，是人文精神与艺术符号的和谐统一，是审美境界中一种心灵愉悦的提升。戏剧服饰是诠释人物特征的视觉形式，如何使服装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探索人物精神世界，拓展人物的精、气、神是其设计的重点。吉祥纹样以传承已久的集体智慧、悠远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人文精神的艺术魅力，被借鉴和运用到戏剧服饰的设计之中，使人物形象的造型呈现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唤起人们自我精神的觉醒，产生一种对美的强烈的审读欲望，具有直观的艺术说服力，使之“形、意、神”得到高度的审美统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吉祥纹样的文化内涵

吉祥纹样是指在中国传统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带有吉祥含义的各种题材纹样的总称。吉祥纹样是一种在民间流行，以比喻、谐音等表现手法传达某种吉祥意味的图案装饰，符合人们吉祥的意愿，是祖先向往、追求美好生活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达形式，它成熟而完整地将吉祥寓意和纹样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以动物、植物纹样为吉祥物的有鹤表长寿、鹿为福禄、麒麟送子、龙凤呈祥、青松高洁、竹报平安等，不一而足，广泛代表着传统文化、民风民俗。吉祥纹样符号祈祷的是丰衣足食、平安健康，使人产生对生存的热望和对幸福的期盼，其审美的产生是伴随着美好精神的寓意而发自内心的呼唤。吉祥纹样是对客观的具体形象进行直觉感知，经过分析、判断、联想、想象，情感上达到主客体的融合一致。

吉祥纹样的审美观念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进行感受、体验、评判和再创造的心理过程。人类处于蒙昧时代就有对“吉祥”的向往，陶器上刻画的图像符号，不单纯是为美观，而具备比美观更富有神圣目的的追求对神的崇拜。当时，人们对兆纹吉相的信任已远远越出了纹样的形式美感，“神”与“形”审美统一的追求在远古时期就已出现。李砚祖认为：“从纹样的形式而言，吉祥图案的起源与远古先民观物取象的观察方式以及在卜筮活动中察看纹象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1]古时以祭祀为“吉事”，祭祀之礼为“吉礼”，善者贤人称为“吉人”，好日子称为“吉日” 。一切图形都带有某种吉祥的寓意，是表达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象由心生，“神似”的追求在图形中具体的表现有：以动物的纹样形式出现的有龙、凤等吉祥物，龙与凤是吉祥之首，龙为兽之王，凤为禽中后，二者都是多种动物形象综合的结晶，为中国的代表图形，定位为龙凤呈祥，国富民安；以花卉的纹样形式为代表的有梅、兰、竹、菊、石榴、合欢等吉祥植物，梅、兰、竹、菊为清新潇洒四君子，代表高贵儒雅的学者风度；石榴通俗为多子多福，合欢表示合家欢乐；以器物为代表的纹样如寿石、如意等，寿石表达空灵寿福，如意彰显顺心满意、富贵荣华。吉祥纹样从不同的物象中取其“形”，加入人们的美好祝愿而达其“意”，用“意”愿的祈祷传其“神”，成为一种精神的期盼，用吉祥符号表达吉祥的愿望。吉祥纹样的审美在劳动中产生，在智慧中完善，是人类生存的吉祥希望，在情感上达到“形、意、神”主客体的本质统一。

二、吉祥纹样之“形、神、意”的审美本质

人类社会实践创造了审美主体，劳动使生产过程艺术化，由单纯的功利目的演变为具有审美的目的。 歌德曾说：“美和自然一样丰富多彩，从风景名胜到衣着打扮，从鸟语花香到乐于助人，生活中处处可见美的踪影。”在各种美的事物背后，有没有一种决定美的内在特质？即美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千百年来无数学者探究的内容，是美学理论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也是解决其他美学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吉祥纹样至善至美的本质精神是“形、意、神”的审美统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从客体上看，审美的现象是无限丰富、复杂多样的，自然界中日月星辰、高山流水、飞禽走兽等形态，用纹样形式再现出来，这种来源于自然的美，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其次，从主体上看，审美主体审美感受的差异性在审美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不同时代、民族、阶级以及不同文化修养的人，对客观事物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和看法，造成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的不同。

再次，吉祥纹样巧妙地运用生态现象，以神话传说、民间谚语为题材，通过比喻与借代、谐音与双关、比拟与象征等手法，创造出美好图形与吉祥寓意完美结合的美感形式，这些直观可感的艺术形式，表达出人们精神上对幸福和财富的渴望，满足吉祥纹样至善至美的本质统一。吉祥主题呈现出世俗的生活形式，人类对自然界的许多奇异的现象还处在未知阶段，无法解释，为了消除自然灾害、减少疾病，便创造出动物、植物等实体图形纹样作为民族的保护神，图腾因此出现。图腾是一种吉祥观念的寄托，人们借助图腾，表达对多子长寿、喜庆如意、祛病赈灾的期盼。但在科学并不发达的时代，吉祥图腾纹样在生活中增强了宗教神秘性，对神的崇拜是古人对大自然力量的一种幼稚的解释和精神寄托。龙纹，是一种集自然力量和人类智慧为一体的图腾崇拜对象，《易乾》中记载有“飞龙在天”，以飞龙象征宇宙的星宿。古代农业的收获以天象变化为主体，依赖自然天象进行生产劳作，趋福避祸，求得丰收吉祥。秦汉时期宗教神学是主流哲学，强调天人感应，一切纹样都有祈求祥瑞的寓意，如西汉时期的瓦当，纹样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纹”，代表方位或四季，守得四季平安，八方通达，国富民强。唐代是吉祥纹样装饰的鼎盛时期，脱离了严谨规范的风格，进入世俗化的转变，体现出对鸟兽图案明显的崇尚和形、意、神的完美统一。至明清时期，吉祥几乎成为装饰的唯一目的，明代的盘长结，通常称为“中国结”，所显示出的情趣与智慧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侧面，据《雍和宫法物说明册》载：“盘长，佛说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之谓。”在明清受到百姓的崇拜，人们广泛采用含有吉祥之意，象征连绵不断，具备通神灵气的法物盘长，以达到驱邪避灾、镇凶纳吉、去阴护阳等功效 。[2]

吉祥纹样强调主客观统一的整体意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出万事万物都追求和谐统一的美学领悟，强调天地人和的全局观念，将艺术和道德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整体，以寓情于物的形式，精神愿望借用于物体的具体形式得以展现，虽然“形”变有限，然而寓“意”常新、“神”韵无穷、“形神兼备”的理性“意”愿，已经提升为“物我同一”的审美观念，体现中华文化至善至美的审美本质特征，反映人们对吉祥幸福理想的向往，拓展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和谐统一的民族精神。

三、吉祥纹样在戏剧服饰中的运用

从戏剧服饰中挖掘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从历史的文化角度深层次地寻找、吸收精髓，开拓创新思维，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是整体“意”的观念，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都遵循同一个本质规律。艺术家在创作中将自然、艺术、道德看作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整体，以人的精神赋予物的形式，“以形写意”借物抒情，在戏剧服饰的表现上达到“神”与“形”的统一，是中国人文意识和形态哲学观点的体现，依附国人对吉祥幸福的向往，吉祥纹样的“形、意、神”，传递戏剧人物意境的真、善、美。

（一）戏剧服饰对吉祥纹样的需求

戏剧服饰是塑造角色外部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它体现角色的个性、身份、习惯、年龄等，显示出剧定的时代、情境和民族。戏剧情境主要用以展示戏剧主题，吉祥纹样在戏剧服饰中的表现主要是突出和强化人物活动的时空环境、事物与人物之间的性格关系，人——服饰纹样——场境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互为调节的关系。吉祥服饰纹样造型是突出和加强戏剧人物性格和身份的重要符号，借用吉祥纹样夸张、简化、隐喻等形式，提炼戏剧服饰的表现内涵。服饰的设计与制作围绕剧中的情节和角色进行，所采用的吉祥纹样装饰都是为强化角色特征和性格服务的。吉祥纹样在戏剧服饰中的运用，可依据角色和剧情进行色彩搭配、纹样配备，满足人物服饰造型的需求，强化戏剧综合因素的表现力，深化戏剧主题，从而达到吉祥纹样与戏剧服饰之间角色塑造的审美统一。

（二）吉祥纹样与戏剧服饰交融的审美统一

戏剧服饰的设计理念是以“服务意识”为核心。主要是塑造戏剧人物外部形象，解释剧作主题思想，表达剧中人物性格特征、思想感情等，体现为设计中的个性化、风格化、文化性。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关于“文化”的概念界定是：“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3]站在文化学的高度，把戏剧服装的民族性、时代性、宗教性、习俗性等戏剧特征提升到文化性的深层上，吉祥纹样正好满足戏剧服饰设计文化性的提升，吉祥纹样“形”背后的“意”是“神”似的再现。传统纹样蕴含的吉祥意味在现代人的设计理念中得以传承，凡是美好的事物、如意的祝福，不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都乐于接收。戏剧服饰强调艺术性和审美内涵的同时，更注重和生活的关系，认为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内容就在形式之中。吉祥纹样“形、意、神”与戏剧服装的审美统一主要表现为：

1.吉祥图形在戏剧服饰中的抽象化

图形创意中再现和表现始终是艺术生产和创造的两种基本方法。图形再现注重的是具象性，是对事物的具体描绘和展示；表现则是以展现事物的主要特征为主，也是吉祥纹样传统艺术中所说的“传神达意”。在现代审美意识中，十分注重以表现为主的抽象化风格，图形的抽象意味着从自然与感知体验中提取精华。如戏剧《玉堂春》王金龙的服装，以团龙抽象的形态表达设计主题，纹样严谨规范，装饰性强，显得文静、沉稳，纹样呈对称形式，是图形吉祥愿望的抽象化表现，一种设计文化中“形”的变化。

2.吉祥图形在戏剧服饰中的简洁性

吉祥装饰图形以简单、明了为主，流畅的线条、简朴的造型、明快的色彩，衬托出现代审美对简洁统一的需求。吉祥纹样中图形直接表达寓意，戏剧服饰设计中强调内容与形式中“形”的统一，将功能与审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带有美好祝愿的寓“意”表述，简洁图案带来“神”似的勃勃生机。如京剧脸谱的图案线条和色彩变化都广泛借用吉祥纹样的简洁性，成为民族文化图形代表之一，通过色彩和线条的简洁组合，直白的图像、艳丽的色块，使人感悟到生命的活力，表达戏剧人物鲜活的个性，传达其寓“意”。

3.吉祥图形在戏剧服饰中的民族化

民族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其审美观念形成了传统风格。鲁迅先生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转第页）

（接第页）现代社会科技的飞速发展使世界文化交流、交汇、交融日益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艺术风格相互认同，相互影响，从审美角度得到进一步肯定，出现在戏剧服饰中的浓郁的民族传统文化不是单纯的复古。戏剧服饰审美中，通过色彩、构图、造型艺术给人强烈的刺激，带着吉祥寓意的民族图案在审美中对人的情感和心灵都有很大的震撼和激荡。如音乐剧《金沙》女主角服饰借鉴汉服及壁画歌舞伎的造型元素，吉祥太阳神鸟的夸张变形，概括华丽的人物形象，是一种现代文化“神”似的力量冲击。

4.吉祥图形在戏剧服饰中的个性化

艺术审美在突破了传统的模仿和表现之后，更强调艺术的自我表现，强调对人生的特殊领悟。在戏剧服饰中十分重视富于个性化的审美趋向和审美特征，个性情趣的表现是设计主题，它是一种艺术精神的个性化展现。戏剧服饰中传统祥云图形不同的变化形式，充分展示其个性化发展，如《铡美案》中包拯的服装，装饰福字和寿字，寓意人物多福多寿、吉祥如意，构成吉祥纹样与戏剧服饰“形、神、意”的审美统一。

吉祥纹样在现代戏剧服饰中“形、意、神”的审美统一体现，强调的是从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中寻找新出路。潘昌侠说：“世界之所以美，并非是一切先进的物质技术气力所能包容代替得了的。世界之所以美，正是由于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正确对待了先进技术的不同运用。世界花园里不能一花独放，而要百花争艳。我们这朵由几千年伟大文化传统培育出来的花朵是具有独特异香和异常美丽的。是任何花朵所不能取代的。”[4]吉祥纹样在戏剧服饰中既保持着人的感性体验的丰富性，同时又朝着人们精神情感生活的更高境界提升，戏剧服饰使艺术从圣坛回归于民间，从精英回归于大众，吉祥纹样的完美祝福可涉及广阔的市场之中，成为戏剧服饰中不可缺少的神韵。吉祥纹样巧妙地运用人物、动物、植物作为题材，丰富其设计内涵，这种具有历史渊源、蕴涵吉祥的特色纹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吉祥愿望在设计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吉祥纹样“形、意、神”的审美统一在戏剧服饰中得以肯定和证实。

（注：本文为2012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楚汉传统装饰艺术与湘绣产业现代化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YBA027）

参考文献：

[1]乙力.中国传统吉祥图案[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2]段建华.中国吉祥装饰设计[M].北京：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

[3]覃光广.文化学辞典[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生物多样性的表现篇(6)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采集与计数

2009 年 5 月至 2010 年 2 月期间在三都澳开展 9 个航次野外采样, 采样时间分别为 2009 年 5月、2009 年 6 月、2009 年 7 月、2009 年 8 月、2009 年 9 月、2009 年 10 月、2009 年 11 月、2009年 12 月和 2010 年 2 月。共设立 20 个考察站位(图1), 站位基本覆盖整个三都澳水域, 不同站位养殖类型存在一定差异(表 1)。使用面积为 0.1 m2的抓斗式采泥器, 重复取样 2 次合并为 1 个样品。具体操作方法参照《国家海洋监测规范(2007)》。样品按每航次每站粗分至生物大类后再鉴定至种。然后进行个体计数、称重(湿重, 精度为 0.001 g 天平), 再与同步获取的温度、盐度、pH 值等环境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各采集站位经纬度、水深、表底层水体温度和 pH 值、养殖模式见表 1。

1.2 数据处理

1.2.1 多样性指数 计算 计 算 各 采 样 站 位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H′)、Margalef 丰富度指数(d)和 Pielou 均匀度指数(J′), 其公式分别为:21logSi iiH P P=′ = ∑式中, H′为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iP 为第 i种的个数与该样方总个数之比值, S 为样方种数。1lnSdN =Max 2logH HJH S′ ′′ = =′式中, S 为种类数, N 为总丰度, H′为实测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H′max=log2S。

1.2.2 群落结构分析 为减少机会种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干扰, 数据分析时不包括总体样品中相对丰度小于 l%且在每个站位样品中相对丰度均小于 3%的物种。由于本研究旨在探讨三都澳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对水产养殖活动的响应, 因此选取养殖活动高峰季节 8 月采集的样品作为分析对象。利用PRIMER6.0 软件包对群落结构进行分析。在对丰度数据进行 4 次方根转换后, 根据 Bray-Curtis 相似性系数构建相似性距阵, 采用类平均法进行等级聚类分析和非参数多维排序(nMDS), 并使用SIMPER 分析研究各群落中关键种类及其贡献率。

1.2.3 丰度/生物量比较曲线 根据 ABC 曲线中生物量和丰度优势度曲线的波动, 分析三都澳海域海水养殖活动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扰动情况。为对比不同养殖强度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扰动状况, 本研究选取 2 月、5 月、8 月和 11 月的数据进行分析, 分别代表春夏秋冬 4 个季节。

1.2.4 环境因子及其与群落特征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测定的环境因子包括沉积物氧化还原电位(ORP)、沉积物硫化物水平(AVS)、沉积物粒径(grain size)、沉积物总氮(TN)和沉积物总磷(TP)、底层水体化学需氧量(COD)、表层水体溶解氧(SDO)、底层水体溶解氧(BDO)和底层水体叶绿素a(chla), 相 关 测 定 方 法 依 据 《 海 洋 监 测 规 范(2007)》。利用 SPSS16.0 进行群落多样性指数和环境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多样性特征

三都澳大型底栖动物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均值为 2.40, 变化范围为 1.45~3.22; Margalef物种丰富度指数均值为 1.68, 变化范围为 0.99~2.41; Pielou 物种均匀度指数均值为 0.88, 变化范围为 0.76~0.94(图 2)。多样性指数空间差异明显,最高值出现在 4 号站(H′=3.22), 此外, 2 号站和 8号站也具较高多样性; 丰富度指数空间差异也较为明显, 最高值出现在 4 号站(d=2.41); 均匀度指数未表现出明显空间差异。多样性指数和物种丰富度指数在 2 月和 6 月较高, 均匀度指数在不同月份间变化不明显(图 3)。

2.2 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

三都澳不同站位间种类组成相似性较低, 若以 30%相似性程度划分, 整个水域内大型底栖动物可被划分为 5 个群落(图 4、5)。位置上较为靠近(如 1–5 号站)或养殖类型相同的站位(如 18–20号站)种类组成较为相似。SIMPER 分析表明群落Ⅰ包括 3 个站, 站位间平均相似性为 30.55%, 以不 倒 翁 虫 (Sternaspis scutata) 、 角 蛤 (Anguluslanceolata)、伪豆维虫(Dorvillea pseudorubrovit-tata)、异足索沙蚕(Lumbrineris heteropoda)和光亮倍棘蛇尾(Amphioplus lucidus)为特征种。群落Ⅱ仅包括 12 号站。群落Ⅲ包括 7 个站, 站位间平均相似性为 30.07%, 以扇稚虫(Amphicteis gunneri)、光亮倍棘蛇尾(A. lucidus)、太平洋稚齿虫(Prio-nospio pacifica)、角蛤(A. lanceolata)、棘刺锚参(Protankyra bidentata)、薄云母蛤(Yoldia similis)、岩虫(Marphysa sanguinea)、异足索沙蚕(L. het-eropoda)、持真节虫(Euclymene annandalei)和伪豆维虫(D. pseudorubrovittata)为特征种。群落Ⅳ包括7 个站, 站位间平均相似性为 41.57%, 以细丝鳃虫(Cirratulus filiforms)、钩虾属 1 种(Gammarus sp.)和角蛤(A. lanceolata)为特征种。群落Ⅴ包括 2 个站, 站位间平均相似性为 83.12%, 以圆筒原盒螺(Eocylichna braunsi) 、 须 鳃 虫 (Cirriformia ten-taculata)、背棘麦秆虫(Caprella scaura)、角蛤(A.lanceolata) 、矛毛虫 (Phylo felix) 和中华蜾　蜚(Sinocorophium sinensis)为特征种。

2.3 ABC 曲线分析结果

ABC 曲线显示三都澳水域中不同季节海水养殖活动对群落扰动状况差别明显(图 6)。2 月和 11月生物量曲线始终在丰度曲线之上, 且优势度明显, 表明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尚未受干扰。但 5 月和8月ABC曲线中生物量曲线与丰度曲线相互交叉或非常接近, 显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已受到一定程度干扰。

2.4 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同环境因子相关性

三都澳环境因子和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相关性如表 2 所示。在众多环境因子中, 水体溶解氧含量、沉积物硫化物含量、沉积物氧化还原站位和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之间相关性较强, 部分因子间达到极相关水平(P<0.01)。此外, 上述 3个环境因子之间相关性也较强; 而其他环境因子之间相关性较弱, 和群落特征相关性也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

3 讨论

3.1 三都澳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多样性特点

三都澳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H′)空间差异明显。最高值出现在 4 号站, 1–3 号站也具有较高多样性。这些站位在地理位置上较为接近, 均位于湾口区。证明三都澳内良好的水体交换水平对提高物种多样性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 部分站位(如 14 号站和 20号站)虽然处于湾顶区, 但是同样具有较高的多样性。这些站位表现出远离网箱养殖的共性, 如 14 号站位为空白对照点, 无养殖活动, 20 号站为海带养殖。这种情况表明三都澳水域内网箱养殖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均有明显限制作用, 而海带养殖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没有明显影响。物种丰富度指数同样显示出湾口区站位(如 4号站)或海带养殖区站位(如 18 号站)较高的空间分布特点。这种空间分布特征同样说明了三都澳海带养殖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扰动小于网箱养殖。已有研究表明, 沉淀的有机颗粒如能被溶解氧完全分解, 其可以作为大型底栖动物营养源,从而提高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物种多样性, 但如果存在过量有机物沉淀, 则会造成无氧底栖环境,进而降低底栖群落多样性[13, 15 16]。三都澳网箱养殖活动明显降低了大型底栖群落的多样性, 这种情况表明此水域内网箱养殖活动已造成沉积物中有机物颗粒过度积累, 影响了沉积物环境, 最终影响到大型底栖动物分布。因此, 本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三都澳网箱养殖密度已超负荷, 在养殖位置未有改变和养殖方式未有改良情况下, 不宜继续增加养殖数量, 否则可能引起更为严重的环境恶化, 从而造成更大的损失。

3.2 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

自然水域大型底栖群落结构特征主要由其所在水深、沉积物类型等自然地理因素决定。尽管本研究采样站位水深差别不大, 且底质均为软泥,但三都澳 20 个采样站位的大型底栖动物可被清楚地划分为 5 个群落(以 30%相似性程度划分)。群落中站位间相似性呈现出以下两种特点: (1)位置上靠近的站位群落结构较为相似, 如 1–4 号站皆位于湾口区, 站位间种类组成结构相似。(2)相同养殖类型站位间群落结构也较为相似, 如站组Ⅳ中包括站位较多, 但相似性指数较高, 为41.57%, 该组内全部为网箱养殖站点, 在位置上并无相似性(如 6 号站和 17 号站)。SIMPER 分析表征各群落的特征种也显示, 不同群落中优势种类存在一定差别, 以站组Ⅳ为例, 其特征种皆为耐污种类, 如细丝鳃虫(C. filiforms)、钩虾属 1 种(Gammarus sp.)和角蛤(A. lanceolata)。ABC 曲线分析显示三都澳 5 月和 8 月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受养殖活动干扰明显, 而 2 月和 11 月未受显著影响。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三都澳不同季节内海水养殖活动强度存在差异。三都澳网箱养殖高峰季节为 5 月和 8 月, 2 月和 11 月养殖活动较少。Warwick 等[2]认为, ABC 曲线的不同特征主要是由于底栖群落中组成种类生物量和数量相对比例变化引起。在网箱养殖影响严重的季节,生物量较低的多毛类种类和数量较多, 而大个体的甲壳动物和棘皮动物较少。正是基于此原因, 5月和 8 月 ABC 曲线呈现出扰动状态。目前, 三都澳水域内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特点研究仅限于此报告, 因此无法和历史资料进行对比。此水域内群落特征研究可参考 20 世纪 80年代海湾普查资料[18]记录。20 世纪 80 年代三都澳大型底栖动物被划分为 3 个群落: (1)模糊新短眼蟹—双鳃内卷齿委—光亮倍棘蛇尾—不倒翁虫群落; (2)不倒翁虫—梳鳃虫—棘刺锚参—光亮倍棘蛇尾群落; (3)中华蜒蛇尾—紫蛤—无疣齿吻沙蚕群落。其中群落(1)位于东吾洋和官井洋水域,群落(2)位于三都澳西部, 包括青山岛西北面海域和三都岛周围海域, 群落(3)仅包括 2 个观测站位。和本研究结果对比显示, 此水域内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 主要表现为两点:(1)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位置上较为接近的站位群落结构特征较为相似, 而现在养殖方式相同的站位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2)相同区域的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特别是某些优势种类。

3.3 环境因子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限制性分析

生物多样性的表现篇(7)

北方蒙古草原水草肥美，生物多样，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来源。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形成了游牧的生活方式，千百年来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草原文化。

科学研究表明，在过去的5.4亿年间，地球上共发生了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其中发生在距今2.5亿年前的二叠纪末生命灭绝事件，造成了超过9070的海洋生物物种消失和大量陆地生物灭亡。支离破碎的生态环境，荒芜的精神家园，数不尽的社会矛盾……当今世界已经走在毁灭的边缘!人们不禁要问：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什么时候到来?

150多年前，一位印第安酋长说过这么一句话：“地球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属于地球。”在人类出现之前，经过漫长的生物演化，地球上的生物已经是极为丰富、蓬勃发展。人类诞生于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生命世界，并且以其他生物的丰富作为诞生的基础。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具有巨大的实用和公益价值。生物源的实用价值是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人类从多样的野生和驯化的生物源组分中，得到了生存、发展所需的食品、药物、生产资料以及精神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远远超过其直接价值的，是人们通常忽略了的生物多样性的间接和潜在价值。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主要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有关，主要表现在固定太阳能、调节气候、调节水文学过程、防止水土流失、吸收和分解污染物、贮存营养元素并促进养分循环和维持进化过程等方面。归纳起来，生物多样性的最大价值在于为人类提供适应当地和全球变化的机会。生物多样性的未知潜力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

人类文化多样性也可以认为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表现在语言、、社会结构等人类社会特征的多样性上。正如遗传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一样，人类文化(如游牧生活和移动耕作)的一些特征表现出人们在特殊环境下生存的策略，有助于人们适应不断变化的外界条件。

自然层面的生物多样性和人文层面的文化多样性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呢?早在生物科学发展的初期，达尔文的《进化论》里就肯定了“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从较低级的动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达尔文强调“物竞天择”，同时也强调“文化是利用自然的手段”。达尔文关于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恰恰和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谋而合。然而“文化是利用自然的手段”的观点，却显现出“天人对立”的世界观。也正是这种将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生态服务价值分离的价值观，使人类无情、无度地蚕食地球生命系统，引发地球生态危机，从而引发人类自己的生存危机!

生物多样性受到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威胁，生存问题考验着地球上相互依存的所有物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科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思考生物与人的新平衡，都在探求和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办法和途径。在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诸多因素中，“文化”这一关键因素的作用日益凸显!

不可否认，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人类的文化价值观、社会经济、科学技术、资源管理、政策法规和伦理道德等，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密不可分。人类从早期采集野生植物、狩猎野生动物开始，到建立原始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信息社会，衣、食、住、行、治病、娱乐、体育运动，都离不开动物和植物。不同区域的原住民和居民形成与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相应的各不相同的文化，特定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对相应区域人的生存生活以及习俗传统有直接的影响。

自然界的动植物为人类语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管哪个人种或民族，动植物的名称都是相当重要的语言组成成分。全世界已知35万种高等植物，每种语言都有35万个以上的植物名称。自然界的动植物不仅丰富了人类语言的内容，而且是人类认识、学习和利用自然求生存和发展的最好的老师。比如纳西人祖先传下来的经验就告诉当地人：“开白花的植物富含营养可以吃，开绿花的植物有毒不能碰，开红花的植物可以做药治病”。这就是纳西人认识、学习自然的知识。后来，这些知识经发展就成了对食物、毒物和药物的识别和认知。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认识和利用植物的知识的不同，就是生物多样性认知在不同文化上的差异。

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民俗活动都是用动植物作为某种文化标记和象征。如端午节，家家户户要在门上悬挂一束新鲜的菖蒲和艾蒿，意为驱邪避恶，保佑平安。西双版纳的傣族人，在傣历新年食用的用新鲜芭蕉叶包住蒸熟的糯米饼，其中掺和有不可缺少“糯索花”(云南石梓树的花)。这种树在西双版纳有野生也有被栽在村寨里和房前屋后，也就成了傣族人的文化象征植物。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也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北方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形成了游牧的生活方式：热带森林地区的民族，依靠采集狩猎等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维持生活需要；海岛民族依靠渔猎和少量岛屿农业生产进行维持生计……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体现出的是各种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文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