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的主要措施篇(1)

一、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类型

关于边境碳调整措施（Border Carbon Adjustments， BCAs）的含义，不同的学者和组织都进行了相应的界定。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2007）认为，边境碳调整措施指进口国对出口国未在生产过程中实施同等减排措施的产品采取的单边措施，以此来弥补进口国因采取减排措施而导致的损失。由此可见，边境碳调整措施是一种针对进口产品所采取的贸易措施，通过对来自不符合减排要求国家的进口产品施加一个碳成本，创造一个进口国认为的公平市场环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在2009年关于贸易和气候变化的报告中，把边境碳调整措施分成三类：对碳税或能源税的边境调整、对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边境调整和其它边境碳调整措施。

（一）对碳税或能源税的边境调整

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基于碳含量对化石燃料征收的消费税；二是基于产品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所征收的税。能源税指基于能源含量而征收的税。虽然碳税和能源税的税基不同，但它们都对减少能源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有一定的作用。

GATT边境税收调整工作组在1970年的一份报告中采纳了OECD对“边境税收调整”的定义，边境税收调整指任何全部或部分采取目的地原则征税的财政措施，这种措施使得出口产品与同类国产品相比，能够全部或部分免除在出口国家征收的税，此外，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征收与同类国产品相似的全部或部分税收。

对碳税或能源税的边境调整是指实施减排措施的国家对来自于未实施减排措施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同类国产品需缴纳的碳税或能源税，对出口产品退还已缴纳的碳税或能源税，以此来保证实施不同减排措施的国家的产品处于同样的竞争环境。

（二）对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边境调整

碳排放交易机制指在控制碳排放总量的前提下，碳排放权可以像商品一样在特定市场中进行交易。欧盟于2005年正式启动碳排放交易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美国和一些其它国家也把碳排放交易机制纳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中。碳排放交易机制为碳排放设置了一个上限，在限额内这种市场机制可以促使碳排放的企业合理使用配额。

对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边境调整是指进口商或国外出口商被要求在拥有排放权的前提下，其产品才能进入进口国。一般来讲，此种措施要求进口商或国外出口商提交排放配额或排放信用，以此来抵消进口产品的竞争优势；或者要求进口商或国外出口商在进口国市场以与国内产业同等的条件购买排放配额。

（三）其它边境碳调整措施

为了促进某些国家加强实施减排措施，其它的边境碳调整措施也被提出来。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来自于未实施减排措施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进口费或高关税，因为有些学者认为未实施减排措施等于给予了进口产品变相的补贴，应该予以惩罚；另一类是针对运输环节，如对过境货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征税。

二、边境碳调整措施在操作中的困难

（一）测定特定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困难

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需要对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精确测定，但目前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能源管理和监测方面水平较低，各国产品生产过程中燃料与能源的种类及使用效率等存在不同，因此精确测定特定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非常困难，尤其是对能源投入在最终产品中没有物理体现的产品。

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主要提出两种解决方法，一是产品进口时提交其生产过程中涉及排放问题的相关证书或标志；二是按照进口国的“主要生产方法”或“现有最佳技术”测定进口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种解决办法的困难在于国外生产者不愿或无法提供其产品生产过程的相关信息；第二种解决办法虽然不用识别进口产品的具体生产方法，但“现有最佳技术”的确定存在一定的困难，而且还必须被贸易伙伴所接受。此外，若出口国采用的生产方法和技术比进口国的“主要生产方法”或“现有最佳技术”还先进，那么该方法对这类出口国就有失公平，不利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排放交易机制中碳价格确定的困难

在排放交易机制中，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有多种方式，既有免费分配的，也有以拍卖的方式从政府购买的，还有在排放交易市场中购买的，这样就使得排放交易机制中碳价格的确定非常困难。碳价格不确定，就无法恰当实施对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边境调整。确定排放交易机制中碳价格的关键在于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而实际上各国由于发展水平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差异，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三）认定同类产品的困难

GATT（1994）非歧视原则适用于“同类产品”，但其文件中并没有对“同类产品”给出明确的定义。在认定“同类产品”的过程中，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能否基于生产方法和生产过程（non-product-related production and process method， 简称NPR PPMs）来认定。一般来说，GATT（1947）禁止基于生产方法和生产过程来认定同类产品的做法。WTO上诉机构在两次金枪鱼―海豚案中判定美国不能由于捕捞方法的不同而对进口产品进行限制，但是在海虾―海龟案中，虽然谴责了美国采取的歧视措施，但是认为这些歧视措施有其存在的基础。可见，海虾―海龟案的判决中虽然没有明确认可NPR PPMs，但认为在某些条件下，这些歧视措施符合GATT第20条的例外条款。这就使得基于NPR PPMs来认定同类产品的做法变得模糊，由此可能引发某些国家寻求实施基于此法的贸易限制措施，不利于国际贸易的顺利发展。

（四）确定适用范围的困难

根据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现有规定，该措施将会适用于因为实施减排措施造成竞争力下降或存在碳泄漏风险的行业，而确定这些行业在实际操作中是非常困难的。首先，这些行业的标准不明确。其次，相关行业竞争力的下降或转移是否是由于实施减排行动引起的也不易确定。再次，若边境碳调整措施适用于制成品行业，由于制成品涉及多种原材料和零部件，而它们又有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搜集相关能耗及排放数据存在极大困难，因此降低实际操作的可行性。

（五）确定实施目标国的困难

边境碳调整措施实施的目标国主要针对未实施进口国认可的减排措施的国家，如美国在2009年《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规定，对来自未采取“相当”（comparable）减排措施的国家的某些进口产品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其中，“相当”一词缺乏明确的解释，这就容易造成确定实施目标国的困难。在相关术语没有达成一致的前提下，若进口国武断地对某些国家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不仅会造成贸易争端，还会阻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三、边境碳调整措施实施的可能效果

（一）保护进口国相关产业竞争力

实施减排措施的国家认为，无论是采用碳税还是采用排放交易机制，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相关产品的成本，从而影响企业或行业的竞争力，尤其是那些易发生竞争力损失的行业，如钢铁行业、水泥行业、造纸和纸浆行业、化工行业等。

关于边境碳调整措施对保护进口国相关产业竞争力的问题，虽然有些学者（Ismer & Neuhoff， 2007）认为该措施能够有效弥补实施减排措施所带来的产业竞争力的损失，但是大部分实证研究显示保护效果有限，且这种效果取决于碳调整措施的具体实施方式。

实证研究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主要是因为减排措施对相关行业或企业带来的成本增加在总成本中的比例很小。此外，许多国家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竞争力损失问题，采取了一些补偿机制，如对能源密集型产业采取全部或部分减税。因此，边境碳调整措施对保护进口国相关产业竞争力的效果有限。

（二）防止碳泄漏

碳泄漏是指由于某些国家采取了强制减排措施，而未采取强制减排措施的国家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实施严格减排政策的国家认为，碳泄漏不仅会使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而且还会导致本国碳密集型产业转移，进而影响本国的就业和产出。边境碳调整措施通过增加进口产品的成本，降低进口产品的竞争力，可以抑制对外国碳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从而降低外国碳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或阻碍本国相关产业转移至外国，以此来防止碳泄漏现象的发生。

对于碳泄漏的研究，国际学术界一般采用碳泄漏率来衡量减排政策的影响。虽然碳泄漏现象存在某种理论上的风险，但由于碳泄漏衡量问题的复杂性，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对碳泄漏幅度的研究结果差异很大。大部分学者认为，边境碳调整措施对防止碳泄漏有一定的效果，但对这种效果的大小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三）促使有关国家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

承担强制减排责任的国家认为，若某些发达国家或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责任，就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严峻挑战，因此希望通过边境碳调整措施对这些国家施压，促使这些国家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2006年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提议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时，明确表示此举在于使美国重新回到多边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但实际上，此举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美国仍然游离于多边约束机制外。美国在联邦气候政策中也提到了将对没有采取与美国相当措施的国家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此举在于迫使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

边境碳调整措施能否促使其它国家履行强制减排措施？大部分实证研究认为边境碳调整措施的这种影响力不足。Houser et al（2008）认为美国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对中国影响不大，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五类碳密集型产品只占中国经济产出的0.2%，即使算上对所有国家的出口，也只占中国GDP的1%。

由于边境碳调整措施所涵盖的非减排国家出口商品的种类非常少，只能对某些特定行业造成不利影响，对非减排国家的整体经济影响非常有限，因此这种措施很难成为约束非减排国家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的有效工具。此外，边境碳调整措施还容易引发相关国家的冲突，阻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

四、中国应对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策略

（一）密切跟踪和研究边境碳调整措施的进展

目前，国际上提出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的主要是欧盟和美国，因此应密切注意它们关于边境碳调整措施的规定。欧盟最新的排放交易指令2009/29/EC扩大了原有排放交易机制的实施范围，并将其纳入到“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中。该计划将实施“碳均衡制度”，即对进口商应用欧盟内部的标准，如要求其提额。该项规定主要是为了保护欧盟内部的碳密集行业及贸易暴利行业。美国在2009年《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规定，自2020年起，对来自于未采取与美国相当措施的国家的某些进口产品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此外，在2018年1月1日前，其它相关国家若未能与美国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达成多边协议，该法案将授权总统建立一项国际储备配额计划，要求进口商品只有在进口商购买或提交国际储备配额前提下才能进入美国市场。虽然欧盟和美国在相应的立法中都对边境碳调整措施进行了规定，但其将来是否实施，什么时候实施及实施的具体形式都有可能会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密切跟踪和研究边境碳调整措施的进展，将有利于我国在应对上做好准备。

（二）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并提出相应主张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是当今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最重要的机制，我国要积极参与其中，要对边境碳调整措施提出相应的主张。首先，坚决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个原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领域内达成的共识，应该共同遵守。而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现有安排违反了该原则，为了更好地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进行，发达国家不应对发展中国家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其次，坚持在多边谈判框架下来探讨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反对单边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气候状况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只有在多边体制内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反对以边境碳调整措施为代表的单边解决方案。再次，团结其它的发展中国家，以共同应对发达国家提出的边境碳调整措施。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相似的利益诉求，边境碳调整措施总体上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基于共同的利益，我国应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有利于更好地应对边境碳调整措施。

（三）寻求法律解决途径

发达国家一旦对我国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引起与贸易有关的冲突，我国可以利用WTO和UNFCCC的相关规定，利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我国的贸易利益。首先，若发达国家维持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现有设计，这违反了UNFCCC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WTO的“非歧视原则”等，那么这种边境碳调整措施是不能适用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其次，若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现有设计有所改变，试图从 WTO例外原则上寻求突破，进而可以合理地对发展中国家实施该措施，因此，我国要认真研究WTO例外原则以及与此相关的判例，从中提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证据和主张，来对抗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再次，即使边境碳调整措施可以实施，我国也要寻求对自身有利的策略。因为边境碳调整措施中涉及的一些术语缺乏明确界定，如美国提出的“类似的努力”（comparable efforts）。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国可以和相关国家和机构进行磋商，尽量降低边境碳调整措施对我国的不利影响。

（四）积极减排，走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

虽然发达国家提出边境碳调整措施主要是为了维持自身竞争力，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但是目前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若不改变这种状况将会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要在自身能力许可的范围内积极减排，走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一方面，我国通过采取积极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减少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的可能性及实施力度，最大程度地降低边境碳调整措施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为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子孙后代的利益，低碳道路是我国必然要做出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陈斌.碳税边境调整的困境与发展[J].税务与经济，2011（1）：104-107.

[2] 黄志雄.国际贸易新课题：边境碳调节措施与中国的对策[J].中国软科学，2010（1）：1-9.

[3] 齐炜.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边境碳调整措施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1.

碳减排的主要措施篇(2)

一、减排量比较

1.碳交易措施的减排量确定

碳交易减少碳排放主要是通过设定总额碳排放量来实现，在京都议定书上规定，要在2008-2012年实现温室气体（主要是指CO2）的总排放量相比较与1990减少5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为碳排放量设定了一个总额的界限。从这视角看，只要碳排放阀值的设定是科学的，那么根据计算设定的碳交易额就能实现既定目标。

2.碳税措施的碳减排量不确定

从根本上说，碳税是通过影响碳排放成本达到有效控制碳排放的目的，不同排放方式及产业对于成本的定位不同，受碳税影响的程度也就不同，各自定位的最优选择也不同，因此，碳税的实施对于碳排放量遏制的具体效果是不确定。碳税制度不能通过具体的数字来设定达到一定的碳减排效果，这是碳税的最大弊端。

二、碳价格模式比较

1.碳交易下碳排放权价格波动大

在碳交易模式下，碳排放额被看作为一种商品，其价格主要受市场供求决定，市场供需发现变化的同时，碳排放权价格就会出现相应的波动。为了更好的理解这点，以谈价格受政策影响（市场供需变化）为例，具体来说，谈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国际市场上的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影响较大，市场的利好与否直接影响到碳价格，如在国际碳价格相关模式建立伊始（2004年前后），由于国际市场前景不明朗，碳价格持续低迷，但随着欧盟国家参与到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制度中，国际谈价格被普遍看好，谈价格也随之有所回暖。再者，谈价格受国家碳谈判等政策性会议影响也非常大，一旦相关会议举办成功，则碳价格会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反之，则表现出下降的发展趋势。因此，碳交易模式下，碳排放权价格的波动较大，具备即时性。

2.碳税措施下碳价格基本稳定

在一定时期内，碳税的税率基本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数值上，碳税税率能够折射出一定的碳价格信号。碳税税率的变化一般是伴随着政策性的变化，由于当下存在某种减排必要，这时碳税税率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政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相应的碳税税率变化也不会过于频繁，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短期内，碳税税率是固定的，其给经济带来的相应成本也就基本是恒定的，因此说碳税措施下谈价格基本是稳定的。碳税措施下的稳定性可以从国家碳税税率变化的周期得到体现，1990年，芬兰开始实施碳税措施，该碳税税率指导1993年才因减排需要而有所提高；1992年，丹麦实施碳税政策，这一碳税税率维持了13之久。因此，在碳交易制度下，碳价格的变化具有相对即时性，而碳税措施下碳价格具有相对永久性。

三、减排促进机制比较

1.碳交易减排激励性强

企业经营的宗旨在于获取利益，失效效益最大化，当今环境背景下，很多国家开始正式环境成本，因此在日常发展中对高碳排放产业的限制就较多，有些已经开始具体到企业层面，根据国家一定时期内的碳排放总额，规定企业在该段时期内的最大碳排放，这样的措施具体到了微观层次，使企业不得不科学分配年均碳排放额，以满足在规定时期内不会超出国家的限额。因为一旦个别企业超出国家分配的相应排放份额，相关部门会给予严重处分，甚至直接停产，这样的政策激励了多数企业尽量减少自己的碳排放份额。另一方面，个别企业为了追求单纯的短期经济利润，不惜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本身企业的名义碳排放严重超过国家规定的额度，出现这种情况而企业又不想因此受到处罚，这样变卖碳排放份额或者称之为碳排放额转接有了市场需求，因为有些企业是很容易实现国家对其规定的碳排放份额的，这样他还会剩余一部分碳排放额，这样的碳排放额如不加以转接，是没有利润和补贴的（国家在碳排放额低于基准值的企业补贴政策尚不完善），这样企业就可以高价将自己没用使用完的碳排放份额转接给其他高碳排放企业，从中获利。这样的获利模式虽然对国家绿色发展是不利的，也是不道德的，但现实中多数企业仍然会采取这样的转接模式获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励一些企业平时减少碳排放，最后将份额转让，国家宏观层面上的碳排放额虽然未必减少，但这种“利激励性”确实对很多企业吸引较大。

2.碳税的减排激励性较弱

通过上文分析，碳交易的减排激励性具有政策漏洞，且属于非道德减排激励，而碳税作为一种税收政策，是国家的一种强制措施，无论对企业还是对个人都是无法逃避的，这种减排措施虽然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企业和个人的减排积极性也不是很大，但在目前的发展背景及文明程度看，碳税在减排的效果和道德上效果却是较好的。当然从长远来看，这种税收政策的实施也会受到一定的抵制，难以在实际上得到推广。

四、减排成本比较

1.有效的碳交易措施可以减少减排成本

大气以公共资源的形式存在于现有的环境下，以至于发生在任何地方的碳减排行为都会对全球气候的变化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国家间发展的不均衡，其用于碳减排方面的资金也是十分的不均衡的，以至于形成了区别的减排成本。并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具体设这的减排额度也是存在差异性的。为了符合经济效益的原则，碳交易发生在用于碳减排的成本最低的地方是最合算的。这就是《京都议定书》的设计理念，将两种不同的机制进行了具体的引用，即限额交易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球的减排成本。因此其确定的碳交易措施的最优点即为成本不变的情况下，碳交易市场最为活跃的地方和减排成本最小的地方的交汇。

对于碳交易而言，其自身的运作成本较高。并且碳交易的运作体系也是十分的复杂的，其复杂性的表现就是对一种市场机制的需求，这种机制使全新的，具体包括为初始排放限额的确定方法、限额分配的具体标准、交易机制的具体的制定和交易机构的建立与监督等等。所以，在碳交易市场的建立的过程中，其需要的成本也是很高的。首先，由于碳商品是有别于一般商品的特殊品，需要对每一个碳交易的参与者设立独立的账户，并且将其碳排放权进行标准化，使其可以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这就要求了碳排放中数据必须是真实有效的，但是对其进行监督的过程，又是一个具有较高成本的投入过程。

其次，碳排放权本身是一种虚拟的商品，并不具有价值，为了赋予其商品的特性，必须使其成为稀缺的资源，使人们有意愿去进行交换，这主要额措施就是确保各排放个体在进行碳排放的过程中不得超过其规定的限额。

2.碳税的实施简单，成本低廉

相对于碳交易的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其具体的实际操作成本具有较高的不透明性，碳税的实施的透明性较高，并且其实施的成本较为低廉。因为各国都有比较完善的税收制度，其各方面的设施也较为健全，所以在碳税的制定的过程中，并不需要重新设计心得制度体系已对其进行良好的适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的降低了碳税的实施成本，增加了征收的可行性，可以再气候变暖的大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及时的采取该项措施，具有很强的可执行性。并且大部分国家已经由现存的能源税收，并且已经初步形成了纳税个体的数据库，方便对其进行统计和具体的执行对象的确定。所以，才碳税的具体的执行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可执行性，并且执行过程简单，成本低廉，对于有效的一直碳排放，缓解气候变暖具有突出的作用。（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王丽颖. 基于能源强度视角看碳强度目标的实现[J].社会科学战线.2012， （07）：263-264.

碳减排的主要措施篇(3)

内容摘要:贸易保护措施历来就是附着在新概念和新措施之上不断更新和涌现的。当前,气候变化日益严峻,低碳经济受到重视,但如果贸易保护主义者以气候变化为幌子,借低碳经济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则全球经济将受到严重影响。本文从碳关税着手,思考碳关税对全球减排的有效性,分析碳关税在多边贸易规则下的地位,讨论碳关税名义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贸易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碳关税 多边贸易规则 贸易保护主义

历史经验表明,每次金融危机过后,贸易保护主义都会掀起新风潮。本次全球性金融海啸也不例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摆脱危机,恢复经济,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寄希望于绿色产业,以期能够在危机后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维护经济霸权。将贸易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结合在一起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掌握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又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弥补财政赤字,减少贸易逆差。

碳关税在全球减排中的特性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国际共识。第一个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该公约基础上又产生了《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议定书》等具体的减排规定。但上述国际协定不具有强制效力,因此有些国家积极地承担了减排义务,也有些国家拒绝接受这项义务。承担义务多的国家,会在国内将减排权予以分配,由于减排权的限制,企业需要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工艺或设备,而这势必增加其成本。因此,一些国家认为,积极制定并履行减排承诺的国家,由于减排义务较重而使国内商品的竞争力减弱,应当进行适当修正,否则会减弱国家减排的积极性。基于这一观点,一些国家提倡采取边境税收调节,包括对进口高耗能产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而对出口的低碳产品进行补贴以保持国际竞争力。碳关税(Carbon Tariffs)是指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碳关税的先例。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依据该法案,美国将从2020年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

碳关税只具有政治经济意义,对减排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想要利用碳关税来真正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问题较为困难。此外,这种碳壁垒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极不公平,发达国家在经济积累的阶段也有过高排放、高耗能的阶段,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因此应在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方面承担主要义务。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阶段施加此种技术贸易保护措施,将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碳关税只是一项以环境保护为外衣的贸易保护措施,其无法真正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公平贸易”,也难以减缓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碳关税实施分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通过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以逐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多边贸易体制WTO以贸易自由化为目的,以世界贸易自由化来提高经济福利。两者之间目标的不一致导致其在实践中冲突很大。

WTO规则要求对成员国实施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普惠制原则,这意味着对成员国一律平等,对发展中成员要给予适当的优惠待遇。然而,在碳税实践中由于各国的减排要求和环境标准不同,不同国家会遇到不同的碳税征收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降低环境标准的优惠,这违反了WTO基本规则,也违反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下,实施碳关税的问题还在于对进口产品征税与国内相同产品或其投入品征收的间接税相匹配,而且对制造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所征税(碳足迹)是否为可边境调节的这一问题尚且处于WTO的争端解决考虑之中。另外,不同的生产流程导致不同的CO2排放量,对于同一产品,不同企业间甚至同一企业内部的排放量都会有所差别,如果再考虑附属产品,现行贸易安排则无法进行额外追踪。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时,各国借助贸易措施以增加国内受影响商品的竞争力,本身无可厚非,但此举措的合法性受到质疑。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条第五款规定:“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单方面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的任意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隐蔽的限制” 。事实上,WTO一直努力为实施减排温室气体政策提供规则空间,从1947年GATT成立初第二十条允许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必要措施,到1993年WTO成立时将“世界资源的最适当地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列入其六大宗旨,直至WTO设立专门的环境和贸易委员会(CTE)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构来对贸易与环境案件进行裁决。WTO规则逐渐放宽对于GATT第20条一般例外下的环境规则的解释,加之《SPS协定》与《TBT协定》等环境规则的具体化和标准化要求,使得WTO表现出寻求环境保护和贸易便利相平衡的态势。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说过,“一项涵盖了所有主要温室气体排放者的多边环境协定,也是指导类似WTO的其它机构的最佳工具”。这意味着若想真正解决全球减排问题,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任何单边的措施,如边境调节税等都只会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目的。

征收碳关税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碳关税作为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一旦付诸实施将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危害远超出其在减排上所做的贡献。我国现今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2007年美国进口的高碳商品中,有11%来自中国,包括15%的进口钢铁、6%的进口铝制品、12%的进口纸品、19%的进口混凝土(吴玲,2009)。鉴于这样的比例,碳关税对我国出口和经济发展将带来很大的打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我国出口额将大幅缩减。美欧等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对象,碳关税一旦开征将使我国的企业受到整体上的打击。能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需要采用减排技术,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和设备,竞争力有所减弱;对无法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来说,碳关税将封闭其国外出口市场。

我国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碳关税虽直指高耗能产业,如造纸、钢铁、水泥、化肥等,但这些产业的变化将影响其上下游产业的利益,因此我国若不能找到新产业来替代原先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则制造业产业链条将出现断裂,以及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

我国就业率将呈下降趋势发展。我国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廉的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而碳关税的实施势必会改变未来国际贸易格局,我国企业将不得不被迫进行产业升级,这势必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我国就业率。

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多米诺”效应。碳关税很可能引起发达国家的迅速效仿。同时,碳关税很有可能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报复性贸易壁垒,从而进一步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导致国际贸易规则的失灵以及贸易格局的混乱,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应对碳关税的策略调整思路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主要贸易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国,还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基于以上分析,碳关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考虑到未来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碳关税征收前做好准备,从国内和国际层面进行策略调整。

从国内层面上来说,政府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贸易结构。企业应当在政府引导下,自主实现升级改造,逐渐加大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积极开发绿色新能源,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顺应国际趋势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同时,政府还应该鼓励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发展,降低产品碳排放密集度,实现国家产业整体向低能耗、低排放、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转化,以绕开国际贸易壁垒。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偏高,而经济增长应依靠国内经济的发展,只有把握住国内需求,才能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充分发挥消费增长这架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从国际层面来说,在未来谈判中我国必须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必须坚持以下基本立场:第一,坚持和进一步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黄志雄,2010)。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积累的阶段也有过高排放、高耗能的阶段,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减排要求,因此我国不能接受与发达国家相当的强制减排义务。第二,反对少数发达国家企图在“后京都”国际协定谈判中为采取单边贸易措施提供便利,坚定维护自由贸易的立场。由于尚不存在温室气体减排的统一标准,与环境相关的贸易措施的实施会增加贸易壁垒,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在进行贸易时必须谨慎对待碳关税。

参考文献:

1.Yan Dong and John Whalley,Carbon, tradepolicy,andcarbonfreetradeareas,省略

碳减排的主要措施篇(4)

[关键词]道路交通 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U4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1-0324-01

交通领域碳排放虽然占总碳排放量的比例不大，但是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却不容小觑。目前，我国大城市的60%的CO、50%的氮氧化物、30%的碳氢化物污染来源于机动车的尾气排放，城市污染已经从“烟囱型”向“尾气型”转变[1]。本文以道路交通碳排放为例，分析减少道路交通碳排放的政策和措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

1.国外减少道路交通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欧盟在2009年，通过了新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低于120CO2/Km的政策[2]。这一政策限制了上路汽车的尾气排放量的最高标准，对于汽车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在消费者选购汽车的时候，操控性是选择的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大排量往往意味着更好的操控性，例如提速更快等，但是，大排量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尾气排放，为了能够同时保证汽车的操控性和尾气的排放，这就要求汽车企业需要对汽车的技术进行调整，增加燃料的利用率，或者是用其他的能源来代替传统的汽柴油等。据报道，宝马公司正在研发电动汽车，他的工程师称，用可再生能源去填充电动汽车，将不会产生任何的尾气，也就是所谓的零排放。可见，在政策的作用之下，汽车企业也开始提升技术，降低汽车尾气的排放。

在英国，车辆所有者每年需要根据车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缴纳税费。表1.1是2011年英国的公路税级。从这个表格可以看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越高，每年所需缴纳的税费也就越高，政府希望用这一措施，让消费者在购买汽车时，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考虑在内。

据报道，欧盟计划在未来40年，减少6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在这一严苛的计划下，英国甚至考虑将在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禁止汽车的使用。虽然这一做法略显苛刻，但是足以看出，英国甚至整个欧盟，对于减少道路交通的碳排放的重视。

除了欧盟以外，美国、日本等国家，也有一系列的减少道路交通碳排放的政策和措施，其中最典型的类型，都是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根据汽车尾气的排放量，每年向汽车的所有者征税。

2.国内减少道路交通碳排放的政策和措施

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在节能减排考核、监测和评估方面的管理体系建设，并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指标体系。例如，2007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统计局和环保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和《单位GDP能耗监测体系实施方案》，以及《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等。但是，行业性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尤其是道路交通方面，目前还未正式出台[3]。

在道路交通方面，我国正在酝酿汽车尾气排放税。排放税是环境税的一种，它是针对终端消费者征收的，汽车排放的尾气中含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车主需要为汽车尾气缴纳税款。它是通过外部激励，带动消费者、生产者的环保热情。这些征税，可以减少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源的效率，同时可以促进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但是，这一征税方法，还是存在一些争议和不足。

2.1用电动汽车代替传统燃料的汽车

在对于车辆排放尾气的限制之下，很多汽车厂商开始对车辆进行技术方面的改进。目前，作为一种典型的环保汽车的电动汽车，已经被很多汽车厂商研发。许多厂商都采用可充电的电池来作为电动汽车的动力。单纯的从汽车尾气排放的角度考虑，例如宝马公司已经提出，电动汽车可以达到尾气的零排放，这无疑是汽车厂商对于汽车尾气污染方面做出的努力。

但是，通过提升技术来打造电动汽车对于环境来说，似乎不是完全有益的。电池是一类非常难降解的废弃物，大量的使用电池作为电动汽车的动力，也就意味着会产生电池这一类的废弃物，这给环境留下了潜在的风险。有研究表明：一节已好电池腐烂在地下，能使1m2的土壤永久失去利用价值，一粒纽扣电池可使600吨水受污染，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一节五号含汞电池会导致60m2大气的汞含量超标。可见，废弃电池对于环境的潜在危害是非常大的，很难把电池对环境的污染和碳排放增加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比较，去衡量究竟哪一个问题的风险更大，换一句话说，很难在废电池的污染危害和碳排放增加的环境问题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来使得这两个问题都可以有比较环保的解决方法。

所以，用电动汽车来代替传统燃料的汽车是不是完全的环保，还有待商榷。

2.2“谁污染谁治理”

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车主在开车的过程中，汽车产生了尾气，所以产生了碳排放，所以向车主征收尾气排放税。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汽车厂商在生产汽车的过程中，能够提高能源的利用率，降低尾气的排放，那么车主在开车的过程中，也就必然可以避免过多的尾气排放。所以，尾气排放是汽车厂商和车主共同产生的，只是向车主收费，显得有点不合理，这样就把汽车厂商对于汽车尾气排放的责任忽略了或者说是降低了。

对于车主而言，如果说车主现在放弃购买大排量汽车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过高的税费，那么，等到车主可以承担这样高额的税费的时候，车主依然会选择尾气排放量高的汽车。从这一角度来看，征税可能可以在短期之内让车主在选择购买车辆的时候多了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从而影响车主的选择，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似乎在降低汽车尾气排放方面的作用很难保证。

2.3汽车销量

各个国家制定的关于汽车尾气碳排放的税率，都是希望通过这一政策和措施，能够促进汽车行业的发展，使得车辆的尾气排放降低，同时，能够通过征税，降低新车的销售量，在路上的车辆数量降低了，车辆尾气排放也就降低了。但是，根据Rogan，F.（2011）分析了爱尔兰的数据，得到的结论是税费本身，不会对新车的销售量产生影响。如果说税费不会对汽车的销量产生影响，那么道路上的车辆数目依旧在明显增加，汽车的尾气排放也就不会降低，那么税费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在哪里？

3.结论

通过分析道路交通碳排放的政策和措施，不难看出，这些政策和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道路交通的碳排放量，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依然存在着不足，例如在征收税费的时候，仅仅只是对车主进行收费，而忽略了厂商的责任；在考虑用电动汽车代替传统燃料的汽车的时候，降低了汽车的尾气排放，但是电池对于环境依然存在着非常大的潜在威胁。

所以，单纯的依靠针对某一方面环境问题的政策和措施，可能可以改善这一方面的环境问题，但是，对于环境保护来说，力度是有限的，应该要结合各个方面的环境问题，建立更加完善的机制。

参考文献

1.周新军，国内外碳排放约束机制及减排政策[J]，当代经济管理，2013（5）：35-39

碳减排的主要措施篇(5)

关键词：碳税 温室气体 启示 干预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低碳科技将会是未来的经济增长点。而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以高能耗和高排放为代价的，从而破坏了自然的环境和资源。中国的工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注重环境和能源要素。保护环境和能源，先从二氧化碳的减排和碳税的征收开始做起。

一、碳税的国际比较

1.美国

第一，奥巴马政府提出绿色能源法案，由能源效率、绿色能源、温室气体排放、低碳经济转型四个部分组成。规定了美国的石油企业、电力企业、大型制造业要设定减排目标，开展减排交易。该法案是美国低碳经济转型的法律框架。

第二，减少创新能源技术研发的投资税收，这是刺激私营部门投资研发的一种重要手段。美国商会、国家研究委员会、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都对这一政策大力支持，并一致希望能够扩大减免范围。

2.英国

第一，针对工业、商业、公共部门，制定了气候变化税。第二，英国政府和能源密集型的企业之间自愿签订了气候变化协议。第三，利用市场促进减排的手段，启动了排放贸易机制。第四，英国政府利用部分气候变化税收创立了碳公共基金，用以帮助和促进企业及公共部门的减排工作。第五，强化基金补贴项目，包括节能节水技术、低碳排放等，鼓励企业在节能和环保设备上投资使用。

3.日本

第一，创新社会意识和社会系统。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碳足迹、碳抵消、绿色积分、低碳教育、企业和家庭的温室气体排放计划。

第二，创新经济激励制度和经济手段。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家电领域普及和节能技术、办公大楼和家庭住宅的低碳化、交通运输领域的低碳化、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普及、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

第三，创新政府的运行模式。

4.欧盟

欧洲的主要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碳税，其作用有两个：一是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二是增加政府税收，发展低碳经济。具体措施有以下两点：第一，明确制定了严格的减排目标，通过立法和出台相应政策，采取经济手段确保减排目标的实现。第二，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手段，例如：地球变暖对策的相关税制和排放交易制度。

二、对我国的启示和干预

1.选择合适的征收时机

我国目前的能源大多采用政府定价的机制，而碳税是以能源产品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的政策，所以碳税在目前作用有限。因此，征收碳税来促进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要先改变我国的能源定价机制。但是，改变能源定价机制会触及到多个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且我国能源领域的竞争市场有待建立，竞争主体有待培育，因此改革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2.选择合适的征收方式

从国外来看，碳税不是固定的政策工具。可以配合已有的一般能源税进行征收，也可以配合二氧化碳的减排措施；可以作为统一税在全国征收，也可以作为地方税在地区征收。

我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征收方式。在政策的配合上，将相关的能源税收和排放权交易体系结合起来考虑，决定碳税为主还是碳税为辅。

3.遵循逐步推进的原则

从世界范围内看，已经征收碳税的国家和地区对碳税的征收具有逐步推进的特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实施碳税政策之前就公布相关计划，使企业和居民对能源的利用有足够的调整、适应期。第二，逐步提高碳税的税率，从而优化居民和企业的能源使用调整路径。第三，逐步减少缓解和补偿措施。不同企业在碳税征收之初影响大小不同，实行一些缓解和补偿措施能够照顾到受冲击较大的企业。例如：设定免征税、税收返还。然后随着企业的调整逐渐减少，直至消除。

4.中性碳税收入改革

所谓中性碳税收入改革，有两种实现形式：一是把碳税收入返还给企业或居民，二是用碳税收入削弱其它的不合理税收，比如：降低社保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这两种形式都是在降低碳税的环境效益，减轻碳税征收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加人们对碳税征收的支持度和可接受性。

5.在生产环节征税

通过分析已经实行碳税政策的国家可以得知，碳税建立在已有税制的基础上。其好处在于减少征管成本、确保有效征收、凸显已有税制的价值。在我国，在生产环节征收碳税能够减少征管成本。但是，与普通的消费税不同之处在于，碳税收入不是一般的财政资金。

6.制定政策措施

为了实现碳税的征收目标，减少负面效应，在制定碳税的征收政策时，结合一些其他的政策措施。例如：第一，开展温室气体减排计划，与发达国家合作互利共赢。第二，通过补偿和缓解措施，帮助部分企业和居民逐步完成低碳转型。第三，排放权交易体系用在大型企业上。第四，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利用机制。第五，强化相关政府规制。

三、结语

单方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与能源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中国，伴随着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碳税制度，我国应该从中得到一些经验与启示。结合我国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早日对节能减排、碳税征收等工作跨出实质性的步伐。

参考文献：

碳减排的主要措施篇(6)

一、欧美碳关税问题最新发展

（一）欧盟碳关税问题最新进展

1. 提出碳关税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迫使美国在“减排”问题上与欧盟合作。碳关税概念最早是在2007年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当时主要是针对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在减排问题上与欧盟不合作的现实，提出欧盟成员应当基于减排承诺对来自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以便迫使美国在减排问题上与欧盟合作。奥巴马上台后，改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碳关税”问题不再针对美国。

2. 法国提出2010年1月1日起强制征收碳关税，被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2009年11月法国总统萨科奇提出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提议，在11月24日的欧盟成员国环境部长非正式会议上遭到了欧盟的一致反对。 但是法国仍然单方面提出，将从2010年1月1日开始对那些在环保立法方面不及欧盟严格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巨额碳关税。2009年12月30日，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征收碳关税违反宪法，拒绝征收碳关税。

3. 欧盟2012年起在航空业领域推行强制性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系统。欧盟是世界上唯一实施强制性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系统的经济体，在2008年7月作出规定，自2012年起所有起降于欧盟机场的飞机都要交纳温室气体排放费（实质上具有“碳关税”的功能）。欧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11月通过了2008/101/EC号指令，决定将航空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规定从2012年1月1日起，所有在欧盟境内机场起飞或降落的航班，其全程排放二氧化碳都将纳入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以鼓励航空企业使用清洁燃料和节约燃料，保护大气环境。该政策一个核心概念是航空业排放配额，该配额将以2004-2006年的年均排放为历史参考水平，2012年航空业排放总配额为历史排放水平的97%；从2013年起，航空业排放总配额将为历史排放水平的95%，并逐渐减少。2012年和2013年，航空业排放总配额的85%将免费发放给航空公司；15%的配额将用于拍卖，配额的拍卖比例将逐渐上升，以促进航空企业强制性减排。对于单个航空企业而言，随着免费配额的逐渐减少，如果企业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大幅减少碳排放，则需要购买碳排放配额，为企业带来额外碳成本。此外,欧盟又进一步规定,对拒不执行的航空公司将施以超出规定部分每吨100欧元的罚款以及欧盟境内禁飞的制裁。根据欧盟ETS（碳排放交易）体系相关文件，该项政策将涉及4000多家经营欧洲航线的航空公司；中国国营、私营及港澳共33家航空公司将被纳入其中。

（二）美国碳关税问题最新进展

1. 美国能源部长提出对未实施强制减排措施的国家征收“碳关税”。2009年3月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提出要对来自我国和印度等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产品征收“碳关税”。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措施，那么美国将征收碳关税，这有助于避免使美国制造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状态。

2. 美国众议院通过《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启动“碳关税”立法。2009年6月2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提出，不减排国家的产品向美国出口时必须购买“国际储备配额”，实质就是从2020年起对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自2012年起，美国将建立国内温室气体排放限额贸易制度，并计划于2025年实施针对进口产品的国际温室气体排放许可计划。该法案还需要参议院通过，目前正处于国内利益协调阶段。

3. 美国商务部有意回避“碳关税”，主推中美新能源合作。美国商务部对“碳关税”问题，没有发表实质性评论或看法。将其限定在技术层面，以需要参议院通过为由回避“碳关税”问题，与能源部一起，着力推进中美新能源合作。

二、对欧美碳关税及实施的初步评估

在碳关税问题上，欧盟与美国发挥着主导作用。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深厚的理论研究底蕴和强大的舆论引导力量，影响并决定着全球碳关税规则的制订和实施进程。

（一）欧盟以技术和标准为依托，以行业试点的方式强势推进

欧盟是“碳关税”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欧盟认为直接征收“碳关税”很难获得WTO和国际社会的认可，不利于欧盟的经贸发展和国际关系改善。所以，在实际推行中，欧盟将“碳关税”概念仅仅作为气候变化、国际贸易等议题的谈判筹码，利用“碳关税”发出威慑信号，迫使其他贸易伙伴在相关问题上采取合作态度。对于“碳关税”本身，欧盟不会在法律层面明确使用“碳关税”概念。欧盟采取的单边减排承诺，对欧盟本身的能源密集和出口导向产业部门可能产生不利影响。而使用边境调节税措施可以抵消这种负面影响（border tax adjustments，BTA)。

欧盟关注的是强制性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系统的推行、环保和节能标准的设立。通过强制推行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系统和成熟的环保技术标准等替代措施，在实质上起到“碳关税”的作用。2012年起所有起降于欧盟机场的飞机都要交纳温室气体排放费（税改费）。

欧盟执意推行航空业碳减排措施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促进节能减排，减少航空业对气候的影响是其最基本的动因。二是加强在国际气候政策和市场机制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在航空业的试点，有可能为其将来在航运、钢铁、水泥等其他行业实施全球性行业减排方案铺路,以实现全球共同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目的。三是巩固和加强欧洲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以市场为基础的减排机制将带动欧盟一批新兴企业，以期在未来全球碳市场中抢占先机。比如碳检测、报告和核查业务、碳交易和碳金融业务。四是维护欧洲航空业竞争力。如果只有欧盟成员的航空企业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任务，而非欧盟的航空公司不承担任何减排负担，那么在竞争十分激烈的国际航空市场中，额外的碳成本将使欧盟航空公司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为抵消不利影响，欧盟将非欧盟航空公司也纳入交易体系。

（二）美国以“碳关税”立法推行“绿色新政”，开展新能源产业国际合作

2010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该法案的核心是限制碳排放量，主要方式是采取碳排放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通过设定碳排放上限，对美国的发电厂、炼油厂、化学公司等能源消费密集型企业进行碳排放限量管理。

但是，该法案尚未得到参议院通过。国内区域和行业利益争论比较激烈。奥巴马为了推动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很可能会在法案中加上对贸易伙伴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碳关税”的条款。这样一来就可以抵消该法案所带来的美国制造业成本上升问题，可以使得一部分参议员转变立场，以对贸易伙伴征收“碳关税”换取参议院通过《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

“碳关税”是美国的一个威慑策略，是推行新能源技术、发展新能源产业的谈判工具。2009年7月中美开展新能源对话，协商将美国的新能源技术应用到我国广阔市场的合作问题。2010年6月美国与印度首次战略对话，建立美印新能源对话机制，就新能源问题进行合作。同时，美国与巴西也建立了类似的新能源对话机制。目的就是推行美国的新能源技术，以便推动美国的绿色制造业尤其是新能源产业发展。

（三）“碳关税”的实施将引起新的国际贸易摩擦和报复

碳关税措施面临来自国内政治、国际规则以及管理成本的压力，还有可能造成贸易报复。很多政治家和利益团体希望采取碳关税或者与其效果相当的工业品进口措施，但实际上很难实施。产品的碳排放量信息搜集和计算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对贸易商品进行碳含量调查需要付出很大的行政成本，而且在缺乏独立的评估专家团队的情况下，碳含量评估有可能被政府机构和利益团体所利用。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主要经济体达成一个评估碳含量的协议，将碳关税纳入到WTO进口限制规则中去，由WTO具体规范和执行碳含量评估。当前，发展中国家是“碳”净出口国，如果按照每吨“碳”征收50美元计算，将给发展中国家的碳密集出口行业带来很大的影响（相当于关税提高）。

“碳关税”将环境、气候变化议题与国际贸易问题纠结在一起，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战略问题。不过，“碳关税”的征收涉及到规则谈判、标准制度、碳强度量化、实施方案制定等诸多技术问题。而且，“碳关税”也是国际贸易、气候变化等诸多议题的谈判筹码，是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政策工具。可以说，“碳关税”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性问题。目前世界上对碳关税并没有征收范例，但是欧洲的瑞典、丹麦、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颠和魁北克只在本国范围内征收碳税。

截至2012年2月，全球已有包括美国、中国、印度、加拿大、南非等43个经济体公开反对欧盟将航空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美国运输部发表公报指出，无论是在司法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美国都强烈反对欧盟将其政策强加于他国的做法。公报还指出，美国有多种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但并没有对此做详细说明。但同时也有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部分国家表示将把碳税转嫁给乘客。

从各国表态尤其是与欧盟有密切经贸往来的国家来看，欧盟航空碳税的实施前景不容乐观，面临被迫“叫停”或延缓执行的局面。各国可能联合起来，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国际组织加强与欧盟的政治谈判，拒绝或延缓该政策的实施，或者通过谈判修改部分政策内容，以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例如实施期限推后，获得更多的免费碳排放配额，以优惠价格获取碳排放配额等。

三、我国应对欧美碳关税新措施的对策

在低碳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已积极开展各项节能减排工作，淘汰落后产能，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能源效率，开发节能技术等。我国也在考虑选择一些行业和省份试行征收碳税或进行碳交易的试点。因此，即便边界碳调整措施实施，我国产品的碳排放系数也会比现在大幅下降，受到的影响小于预期。为此提出以下对策：

（一）认清“碳关税”是欧美的谈判筹码、政策威慑和利益交换工具

欧盟和美国均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系统，美国试图将该系统覆盖到国外生产者，要求对进入到美国的商品征收碳排放费。在附加一定条件的情况下，碳关税并不触犯WTO规则。不过，即便法律上允许征收碳关税，其所面临的政治方面的反对和约束也将是巨大的。所以，任何关于征收碳关税的方案都应该受到政治和法律的约束。在具体的政策设计时要考虑到这些问题。

2007年提出“碳关税”的目的就是为了威胁美国，要求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合作。后来，欧盟尤其是法国再次强调征收“碳关税”也是为了迫使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采取合作态度。美国提出征收“碳关税”是为了平衡国内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利益，以牺牲主要贸易伙伴的利益为交换条件，换得参议院通过《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以征收“碳关税”相威胁，要求我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与美国开展新能源合作。

一些国家在政治上认为，碳关税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便实现贸易领域的公平竞争。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关税措施有可能被国内利益集团所利用，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在碳强度测量技术尚未完善的情况下，碳关税措施规定比较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贸易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贸易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之间可能是相互破坏的关系，也可能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全球在设计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时，能够遵循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基本原则，使其成为调节政策，而不是附加条件的贸易政策的话，那么二者之间将会是良性互动关系。也就是说气候变化政策的设计者应该遵循WTO基本规则。WTO规则本身也需要完善，以避免贸易体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系统性失灵。

（二）我国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要有实质性的实施策略和时间表

气候变化议题久拖不决，出于解决国内政治困境和缓解利益集团压力的需要，对那些减排措施不到位的国家开征“碳关税”的“口头”威胁也有可能被美欧等国变相地实施，潜在风险不容忽视。Erwin L. Corong(2007)研究发现征收碳税(carbon tax)能够抵消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关税收入损失。征收碳关税能够减少贫困，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征收碳税是符合国家经济、环境和公平目标的明智选择。也有学者认为环境污染税和清洁技术应用是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重要政策工具。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征收碳税能够显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并不明显（并没有造成经济增速放缓）。不过对那些规模较小的发展中经济体（例如马来西亚）而言，征收碳税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也使得经济和贸易增速放缓。

我国应该加强学理研究，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要有实质性的实施策略和时间表，以便在相关议题谈判和国际舆论争夺上获得战略主动。近期发改委已宣布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此次事件将进一步敦促我国加快培育、发展和完善自身的碳交易市场，以期在未来的全球碳交易体系中获得与自身地位相当的话语权与领导权。

（三）建立我国国内的碳排放交易系统，构建我国碳技术标准认证体系

美国采取的是碳排放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 ，欧盟采取的是强制性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系统。而我国国内的碳排放交易系统尚未完全建立，北京、上海、天津三地的碳交易所也是流于形式，缺少制度、机制支撑，很难在“碳关税”问题上获得主动。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美欧不再直接谈及“碳关税”问题，会通过国内的减排技术标准认证体系限制高排放产品进入，即便产品进入到欧美市场，仍然需要接受其碳排放交易系统的约束，缴纳足够谈排放费用才可能销售。

根据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7）结果，发达国家进口货物的净碳含量大约占其总排放的15%，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的净碳含量大约占其总排放量的12%，我国的出口货物净碳含量大约占我国总排放量的24%。如果我国参与全球排放交易体系，那么发展中国家将从中获益，对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影响。如果我国不参与该交易体系，那么边境调节税措施将会被实施，发达经济体将会从中获益，而我国将损失很大。而边境碳调节措施对全球碳交易价格和全球排放的影响并不大。我国目前的环境税试点、碳交易体系构建、节能环保技术标准认证等方面的工作推进速度明显缓慢，无法适应复杂的国际形势。需要加快这方面的制度和规则制定，为相关议题谈判提供基础保证。

（四）在推进新能源国际合作的同时提防美欧的新能源技术垄断陷阱

碳减排的主要措施篇(7)

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主要特征，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产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主要体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以及哥本哈根宣言中。在此背景下，我国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和自身资源禀赋的压力，必须要从国家战略高度着手，通过宏观政策调控、微观主体引导和构建碳金融市场体系几个方面来进行应对。

关键词：

低碳；规则；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4007702

[HJ1.35mm]

1低碳经济的起源

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已经造成的严重威胁是低碳经济产生的大背景。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问题不断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除了化学烟雾和酸雨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所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亦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伴随着各国政府及民众对上述问题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低碳经济这一概念应运而生。

低碳经济这一理念始于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考虑，英国政府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的概念。在这本白皮书中，英国政府提出了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以实现建立低碳经济社会的目标。白皮书要求通过提高资源的生产率，以更少的碳排放获取更多的经济产出。

伴随着实践的发展，低碳经济逐渐的被赋予越来越深刻的内涵，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对低碳经济的理解。当前，大多数学者认同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主要特征，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产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在中国，低碳经济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我国最早涉及低碳经济的政策文件是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2007年7月颁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而根据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2010年5月编写的的《中国碳评估报告》中指出了低碳经济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分别是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低碳能源和低碳技术；高能源效率与低排放；降低化石燃料生产与消耗；商品与服务中的碳强度低；碳交易、金融与税收措施；低碳投资；能源安全；可持续性等。

2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性

人类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社会逐步接受低碳的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以达到社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状态。人们意识到此前经济发展模式的破坏性后果，为了对人类自身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负责，发展模式低碳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开发可替代性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等低碳化措施可以缓解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巩固国家能源安全。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8年，低碳行业的收入增幅仍达到75%，并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也使人们在反思既有发展模式的同时，感受到了低碳经济的巨大驱动力，从而更有意愿推进经济结构的低碳化调整。面对巨大的潜在利益，各国意识到，只有主动致力于能源、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参与制定以低碳经济为主的生态文明游戏规则，才能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引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

3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

随着各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在各个国家内部以及在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经济增长与低碳路径选择的矛盾，这也为各个国家的微观经济主体在低碳经济的实现过程中带来了困惑。就此，一些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国际性公约、文件、宣言等的签署为各个国家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制度性保障和标准体系，也就此形成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以及哥本哈根宣言中。

3.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5月9日在纽约通过，并于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供与会各国签署。其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具备法律约束力。公约的目的在于控制大气中CO2、CH4和其他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将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不破坏气候系统的水平上。公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有所区别。公约要求发达国家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已支付他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而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义务，制订并执行含有关于温室气体源与汇方面措施的方案，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义务。公约建立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使其能够履行公约义务的资金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害，减缓气候变化，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确保粮食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3.2《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国大会通过，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做出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具体实施规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环保协议。其宗旨在于通过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保护环境，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在议定书中根据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规定，38个工业发达国家在2008年到2012年的承诺期内，把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的排放水平平均降低大约5.2%，并对各个国家规定了具体的减排任务。由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美国一直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而《京都议定书》又必须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后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所以直至2005年2月16日，才正式生效。这标志着人类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首次出现。

3.3　巴厘岛路线图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会议第13次会议上，经过两周的激烈交锋，最终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确立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下的双轨并进的谈判安排。其主要包括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四个方面的内容。同时，个缔约方还通过了《巴厘岛行动计划》，该计划要求《公约》的发达国家缔约方依据各自的国情，承担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或行动；同时计划还要求发展中国开展温室气体减缓行动，发展中国家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在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国内减缓排放行动，由发达国提供支持。各缔约方通过了《巴厘岛行动计划》（Bali　Action　Plan），同意在《公约》之下启动旨在加强《公约》实施的谈判进程。

3.4哥本哈根宣言

哥本哈根会议的目的是为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然而在此次会议最终，仅出台了一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声明即《哥本哈根协议》。但是该协议依然在指导各国的减排工作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根据UNFCCC官方网站的信息，在各国向联合国递交减排承诺的最后期限2010年1月31日之前，共计65个国家和地区向联合国递交了减排承诺。这些国家的排放总量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78%，主要排放国都承诺了各自的减排量和减排方式。欧美国家的承诺减排幅度在18.9%到24.7之间。按照各国提交的减排承诺，36个欧美国家到2020年，总计减排33.6亿到43.8亿吨二氧化碳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18.9%到24.7%。

4我国面临的压力和应对措施

4.1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不仅被看成了全球低碳经济新起点，更被看做是全球制定低碳经济规则的新角逐。欧美国家的减排目标几乎都附带了条件，主要是两个，一是要形成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全球减排协议；二是主要排放国要承诺绝对减排量。这两条实际上都是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尤其是中国。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排放国之一，而且排放量增长迅速，发达国家对我国可能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1）在各种国际场合制造舆论，要求我国承担气候变化的责任；（2）要求我国海外企业遵守所在国的碳排放限额，进行碳披露；（3）要求我国出口商品进行碳披露，对没有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商品征收碳关税，或者禁止进口；（4）要求在我国的外资企业减少或不采购未进行碳披露的中国产品，要求我国按普遍的标准和方式在企业之间分配放额度，并敦促企业遵守排放限额，进行碳披露；等等。

4.2国内资源禀赋的压力

即便不考虑来自国际上的压力，仅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继续增加碳排放量也不是长久之计。碳排放量的增长，不仅意味着能源消耗的不断增加，同时还意味着对其他地球资源的巨大消耗，包括石油、粮食、铁矿石和淡水资源等。中国的巨大产能必然需要有充足的基础资源作为支撑，资源价格节节攀高已经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众所周知，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其实质相当于所有我们的出口贸易对象国在瓜分我们国家的自然资源，这必将为我们的后裔子孙带来祸患无穷。

4.3我国的应对措施

面对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国际压力，我国一定要掌握“碳排放”标准的话语权。面对低碳发展所引起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变化，我国应选择适当的时间承诺减排限额，参与世界低碳发展，一方面打掉职责、赢得舆论，占领国际道德高地，相应的要求发达国家承诺更多的减排份额；另外一方面，可以获得各类低碳经济游戏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进而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赢得时间。

事实上，无论我国是否对减排限额做出承诺，我国都会选择低排放、低污染和低能耗的发展之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资源禀赋的压力已经在说明走低碳发展之路刻不容缓。鉴于此，笔者给出如下建议。首先，从宏观层面上要从国家发展战略上着手，制定低碳发展的国家战略。具体规划上，可以从产业结构调整、财政政策倾斜等方面来落实。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低碳产业发展，同时，可以采取征收碳税等形式提高那些高排放、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进入壁垒，做到奖惩并用，以达到抑制二氧化碳排放、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的目的。其次，从微观层面上，鼓励企业开发适合低碳发展的先进技术、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再次，可以鼓励商业银行为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目标的企业创造融资便利，必要的时候政府可以出面做担保或是给与一定的贴息补贴等。最后，政府要积极发展我国的碳金融市场，通过鼓励商业银行碳金融产品创新，指导构建恰当的碳金融市场结构，制定合理的碳金融市场监督机制，旨在达到利用市场手段降低碳排放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建华.低碳金融　［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