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篇(1)

产业经济，也许对于许多人而言，不过是浏览报刊时，连概念都未来得及形成便一扫而过的词眼，但对于每位产经人，却永远有一种温暖的亲切感和充足的幸福感。我与产业经济的结缘实属偶然，如今要用文字去一一述说它的内涵，有兴奋，但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感。

宏观与微观中，发现产经的意义

谈到经济学，大家一定都不陌生，这是一门研究有限资源如何实现最优配置的学科。那么何为产业经济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明确什么是产业。产业即为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大至部门，小至行业，从生产到流通、服务以至文化、教育……总之，它概括了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活动。

产业经济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对于这个富有学术意味的命题，或许我可以随手翻开《现代产业经济研究》，指着一段加引号的表述完整严密几经修改完善的定义向你逐字解释，这样的方式严谨省事，却毫无意义。产业经济千姿百态，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对于我而言，它是经济学研究中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一片博大精深的领域，我们可以称之为中观经济领域。

首先我们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出发来感受微经、宏经、产经三者的区别与联系。我们每天所进行的个人消费，所购买产品的价格波动，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怎样实现利润最大化等问题，都属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即社会经济主体(如家庭、企业、政府)的决策问题；而国民经济增长，政府利税调整，通货膨胀及紧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涉及到国民经济宏观现象的问题，均属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简而言之，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是厂商和消费者个体的关系，而宏观分析的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产出问题。在这两者之间仍存在一片广阔的研究领域，如一些生产、产品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经济组织集团之间的联系及其互动发展，这些经济组织集团本身的演进发展及其在各个地区的分布等经济现象，对这些经济现象及其行为规律的研究就属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因此可以发现，产业经济学既与宏经、微经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内容，它是联系宏观和微观的桥梁。这也是产业经济学之所以被既注重经济总体水平的增长，同时又需要关注民生的政府所偏爱的原因之一吧!

理论和实践中，体味产经的丰富

我一直很喜欢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来概括产业经济学的专业特色。试想在上午的反垄断经济学课上，刚刚讨论过政府竞争政策的制定，中午关注新闻时，就看到发改委对于电信和联通涉嫌价格垄断案的调查，便会产生极大的兴趣。在现实世界中发现经济学的影子，用经济学的理论去解释各种各样的现象，这是学习产业经济学乐趣无穷的过程。

产业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可以说是产业经济学区分于其他商科专业如经济学、金融学的重要体现。经济学更侧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和解释等，而金融学相对而言偏向实务，例如建立金融模型，对于数学和计算机的要求相对较高。与这两者不同的是，产业经济学很好地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色，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上，我们相继学习了产业经济学、企业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投资学等专业课程，无论是研究企业行为、政府政策还是产业的空间布局，每一门课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而又是产业经济的整体研究范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大三的我回顾这一两年来所学的专业知识，越来越感觉到它们的价值所在，产业经济这样一个原本迷糊的学术名词在我脑海中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

兴趣和梦想中，确定产经人的未来

不知道这样的两个词能否引发你们对于就业的一点联想。除少数潜心学术的同学会选择做研究这条出路，大多数人是需要走上社会，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相关领域做出贡献的。产业经济学属于典型的应用经济学范畴，其学科设置的初衷便是培养学生成为国民经济各领域合格的专业工作人才，因此，对于就业的关注，是产经人一直以来的兴趣所在。

产业经济学有着广泛的令人心动的就业去向。毕业生可以去政府部门，分析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变迁和产业竞争等方面政策，这是中国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必须依靠的“抓手”；可以到银行工作，做信贷审核员，根据行业发展背景和企业组织、经营、竞争的知识，对信贷投放进行分析判断，做好信贷审核工作，这是银行最基础的工作，是行长必备的素质；可以到证券和基金公司工作，从事投资策略分析、行业研究甚至首席经济学家，主要内容是对行业变化、企业经营进行深入研究，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决策咨询，这是当今经济学专业最有“钱途”的工作；可以到各行业的公司工作，一般进入公司战略发展部，尤其是大公司，主要内容是研究行业发展趋势、竞争状况和发展挑战与机遇，企业组织、经营和竞争战略的制定和变革等，是未来成为cEO的基础工作；当然，也可以选择自己创业或自己投资，例如与他人合伙创业、合伙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加入私募基金公司等。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篇(2)

关键词：二元价值容介态；资本循环；复杂性

中图分类号：Fo32.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1)02--0005--15

《广义虚拟经济　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导论》讲述了一个老张家卖挂面的故事。这个故事通过一个典型的微观经营者的成长路径揭示了两个重要规律：一是论证了人类社会从实体经济到狭义虚拟经济，再到广义虚拟经济的自然进化的内在逻辑；二是说明了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下资本循环是如何发生、演进和完成的，

一、不同经济形态下的资本循环理论

对应于老张家卖挂面的故事，我们可以将资本循环分成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实体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

老张家最初经营挂面就是由几个股东投入原始资本，购置工具、面粉等生产资料，然后雇人劳动，生产出挂面，在产品市场变现后返还股东利润。这个循环过程，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对产业资本循环的论述中就描述得很清楚(见图1)。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产业资本相继表现为三种形式：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从全社会来看，产业资本循环的前提条件就是三种资本形式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马克思所定义的产业资本显然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并且是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的实体经济形态，因为只有在机器大生产的条件下才能够满足产业资本循环的两个前提条件。

随着老张家挂面厂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工厂将面临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他们通过向银行或其他债主借债解决了这一问题。图2显示挂面厂和银行之间又形成了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意味着生息资本的诞生。

马克思对生息资本的循环及其性质同样作了详细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生息资本“是一种特别的商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货币一旦转化为资本，它就取得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货币资本家把他的货币按一定期限贷给职能资本家，实际上就是把货币这种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即生产利润的能力让渡给职能资本家。一旦货币作为生息资本贷给职能资本家，这时的货币资本就变成了商品，即作为商品的资本或称资本商品。货币资本家将生息资本的使用价值让渡给职能资本家，职能资本家为此必须支付一定的利息，这样利息就成了资本商品使用价值的购买价格。这样看来，利息只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只不过职能资本家把它交给了货币资本家。从以上分析来看，生息资本的主要功能在于为产业资本的循环提供支持，尽管经济体系中形成了双线的资本循环，但仍然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

第二阶段：狭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

当老张家挂面生意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始在股票市场上市之后，资本循环的运动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除了实体经济范畴的双线循环之外，还要增加一条来源于资本市场上的资本循环。因为经济体系的价值增值渠道除了产品市场之外，还多了一条资本市场的渠道，而且资本市场发挥的价值倍增器的作用要远高于产品市场。股东除了卖产品获取利润之外，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上的市值增值，获得资产增值的收益。同时，在股市上广大的中小股东，通过二级市场投资也要分享企业成长所带来的资产增值收益(见图3)。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证券、期货、期权这类资本称为虚拟资本。但是由于时代所限，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虚拟资本的循环过程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后来，希法亨将这一概念扩展为金融资本，并对各类金融资本的循环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刘骏民等国内研究学者将所有的金融活动称为狭义虚拟经济。之所以将这类资本与产业资本区分开来，是因为其循环规律有着根本的不同。比如，金融活动中并不存在产业资本的三种不同形式，而且金融活动中的价值增值与产业资本完全不同，并不是依靠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是更加依靠预期、信心等心理要素的变化。尽管狭义虚拟经济范畴的金融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形态已取得了很多人的共识，但是这些人也大都认为实体经济范畴的产业资本的循环仍然是经济体系中的核心活动。无论虚拟经济发展多快、规模多大，其根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了提高产业资本的配置效率，实体经济仍然是狭义虚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第三阶段：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

老张家挂面持续发展的高级形态是形成了品牌和连锁，这一切以标准的工艺流程、悠久的历史声誉和独有的知识产权作为基础。品牌和连锁的价值增值作用在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会进一步得到放大。在这一过程中，品牌相当于一个由多种信息凝聚而成的过程抽象体，它的价值体现在了解和使用过这一品牌的人们的心中。因此，品牌资本的循环过程已经无法在物理时空下完成，它只能在人的心理时空下完成。而连锁体现了生产过程从线性结构发展成为网络式结构，即从用生产线来制造产品，发展为用管理网络来组装创造价值。上述变化使得资本循环在实体经济范畴和狭义虚拟经济范畴内得不到有效的解释，而这些正属于广义虚拟经济的范畴。

广义虚拟经济的资本循环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经济过程(见图4)。首先，对传统的生产环节应该有新的认识，并非所有的生产商都是从事同质的加工生产。一件商品或一个企业价值增值的最大部分并非来源于直接的生产，而是来源于商品或企业的历史文化价值、品牌价值或者商业模式等，这些要素使得商品和企业在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价值能够实现几何基数的增长，而非简单的线性增长，我们把创造这些要素的企业称为规则设计商(Designer)。因为只要掌握了这些要素，就能够站在产业链的制高端，设计整个产业的标准和运行规则。规则设计商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在于创造产品品牌和创新商业模式。规则设计商独立出来之后，使得商品的价值细分具有了基础，我们能够在同一类产品中创造出比过去更加复杂、多元和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说，规则设计商更多的工作是在相同的事物中寻找差异。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商品的组装过程都会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和若干子系统，所以在传统的生产环节，会增加一个系统集成商(Integrator)的角色，它使得生产从用生产线来制造产品，发展为用管理网络来组装创造价值。再次，传统的生产供应商在这一体系中，更多地应该将精力聚焦于生产效率，因为关注客户和市场的目标更多地是靠规则设计商和系统集成商来实现。从效率的目标出发，通常会根据资源的相似性、技术的通用性以及流程的一致性形成若干模块，这些企业被称为模块制造商(Moduler)。模块制造商更多的工作是在不同的事物中寻找相似性。

在这个体系中的资本循环具有广义虚拟经济 的二元容介态的特征。第一，从资本形式来看，它既有凝聚了各种信息态(或称为生活对象化)的品牌资本或商业模式资本，也有以物质态形式出现的产业资本，而且通过品牌资本或商业模式资本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更多地满足的是人的心理需求，而通过产业资本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更多地满足的是人的生理需求。在这个体系中，不同的资本形式虽然不具有时问上的继起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但是它将物理时空和人的心理时空有机地容介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套新的循环系统。第二，从价值传递的形态来看，产业资本循环中的价值传递主要依靠的是实物流的传递，而其他资本循环中的价值传递更多地依靠信息流的传递。比如横向来看，规则设计商将历史文化、品牌价值、商业模式等无形资产的价值传递到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更多地是通过广告媒体、信息披露等手段；纵向来看，规则设计商将产业的运行规则传递给系统集成商，以及系统集成商将生产任务布置给模块供应商，很大程度上是依靠IT手段建立起来的供应商管理系统等，本质上是信息流的传递。第三，从经济形态来看，这一体系不但容纳了实体经济和狭义虚拟经济，而且容纳了更多满足心理需求的虚拟经济形态以及同时满足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的跨界经济形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不同形式资本循环的中介系统使这些经济形态有机地合成为一个整体。

二、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的复杂性特征分析

上述分析揭示了从物本经济时代到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资本循环不断变化的现象。按照认识的逻辑，我们接下来要思考的是，如何进一步认识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的本质特征?以及我们应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来分析这一问题?

刘曙光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中指出，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应当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的当代形态，即复杂性思维或复杂性方法。这一论断一语道破了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和传统经济理论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差异。运用复杂性思维来分析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会发现资本循环体系具有复杂系统的关键特征。

(一)具有整体性的特征

系统具有一种只有整体才具有，而孤立的部分及其总和不具备的特性，称为整体涌现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这已经完全超越了“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线性思维模式，而采用了更接近实际经济生活的非线性思维方式。不同的结构方式，即组分之间不同的相互激发、相互制约方式产生不同的整体涌现性。合理的结构方式产生正的结构效应，整体将大于部分之和。不合理的结构方式产生负的结构效应，整体将大于部分之和。

在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中，品牌价值、商业模式和集成网络等概念就表现出了资本循环体系的涌现性特征。比如，单纯地讲商品的质量、功能、特性以及组织的价值观都无法代表某一商品的品牌，品牌价值就是这些要素凝聚为一个系统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涌现性。同理，商业模式和集成网络，是将企业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乃至内部的管理等各种要素融合成系统之后的综合反映。

事实上，在实体经济和狭义虚拟经济范畴内的资本循环也会产生涌现性的概念，比如：商品价格、利息、股价等，这些都不是单一要素或局部变量所能表达的特征。但是，总体而言，在实体经济和狭义虚拟经济范畴内，涌现性的问题并没有成为理论关注的重点，因为在传统经济学范围内由于产品同质和价格接收者等假设条件的约束，对经济整体的认识实际上仍然是所有微观个体的加总。在广义虚拟经济范畴内，由于将经济研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考虑了更多元的社会主体、更多维的发展目标和变量，甚至将整个人类生活都对象化，变为经济分析的范畴，这就使得对系统涌现性的分析变得更为重要了。因此，广义虚拟经济必须建立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分析视角来认识涌现性，而对每一类局部领域特征的认识，仍然可以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完成。

(二)具有层次性的特征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系统的整体性的维持和发展，有赖于一个连续的等级结构，即层次性。系统的层次性主要是指任何复杂系统都可以从纵向上可以分为若干等级，其中低一级系统就是高一级系统的若干组成部分，不同的层次之间存在隶属关系。系统层次性是系统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系统的层次与层次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系统的层次性突出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质的差异，强调高层次向低层次的不可还原性。

从实体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到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这一认识的转变本身就体现了对系统层次性认识的不断深化。比如，从企业内部而言，之前一直将企业抽象为一个整体作为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再到商品资本转换的系统；而在广义虚拟经济范畴，企业被分为更多的层次，底层是模块供应商，中间层是系统集成商，顶层是规则设计商。从涌现性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以往经济系统较为简单的时候，无需划分层次就可以把它的各部分有效地组织起来。而复杂的经济系统，必须按层次方式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进行整合，由元素、子系统到系统整体进行整合。在这种系统中，层次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讨论问题首先要明确是在哪个层次上，混淆层次必将导致概念混乱。

当然，从更大的系统来看，广义虚拟经济以生活价值论为基础，将人的全部交往活动都对象化为一个社会经济系统，而传统经济学建立在仅仅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系统之上。这就使得传统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的认识必然是一个更低层次的系统，从而无法把握真实经济系统的本质。

(三)具有开放性的特征

系统能够同环境进行交换的属性称为开放性，系统阻止自身同环境进行交换的属性称为封闭性。开放性是实现系统和谐有序的前提。系统只有开放，才有可能从外界环境不断地引入负熵流，把自身的熵排入到外界中，从而实现系统的有序，推动系统发展。系统的孤立或封闭只能导致系统的死亡或使系统处于紊乱无序状态。

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其开放性体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在经济系统内部，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由大股东、中小股东、银行、规则设计商、系统集成商、模块供应商等不同的子系统构成。这些子系统是相互开放的，它们通过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集成网络实现了彼此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其次，从更大的人类生产生活系统来看，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还体现在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开放性。资本循环体系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资源最终都来源于自然生态系统，传统经济所形成的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系统，因为它只强调吸收而不关注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交换和循环。而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由于关注生活对象化，必然把人类生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追求的基本方向之一。同时，从社会文化系统来看，在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中，由于将制文化权、 品牌价值等融合了政治、文化与其他社会因素的概念作为基本分析要素，因此，它一开始就不是封闭的经济系统，而是一个不断与整体的社会文化系统融合发展的开放系统。

(四)具有非线性的特征

非线性是指变量与变量之间没有正比例那样的直线关系，在非线性系统中，凡是非线性都可以找到一条直线和它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交点，这就引起多值性，叠加原理失效，不具有加和性和可分性。在非线性系统中，系统一个变量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系统其他变量产生不成比例的甚至灾难性的变化，从而导致“蝴蝶效应”。

从实体经济到狭义虚拟经济，再到广义虚拟经济，资本循环的非线性特征在逐步增强。在传统的实体经济范畴内，企业价值要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一顺序转换之后才能获得利润，中间的转换过程遵循线性规律；到狭义虚拟范畴，从资本市场上获取的价值增值，已经脱离了线性规律，具有很大的高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到广义虚拟范畴，除了资本市场之外，再加上品牌价值、商业模式和集成网络等因素，资本可以在瞬间跨越不同地域实现快速增值，“蝴蝶效应”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老张家挂面的故事中，也能看出这一变化。一开始，工厂的发展还遵循线性发展的规律，到真正从资本市场融资乃至品牌和连锁的阶段，工厂马上就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其短期内积累的财富甚至会超过线性发展时期的财富的总合。

三、应对复杂性特征的方法论基石出

既然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符合复杂系统的特征，那么我们就应该用复杂科学的方法论来进行理论的建构和分析。成思危在《复杂科学、系统工程与管理》一文中，提出了研究复杂系统的四种基本方法，包括：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本文在借鉴上述方法的基础上，考虑到广义虚拟经济自身的特点，提出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研究的四种基本方法。

(一)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

系统科学就是通过揭露和克服还原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发展起来的。理论研究表明，随着科学越来越深入到更小尺度的微观层次，我们对物质系统的认识越来越精细，但对整体的认识反而越来越模糊。现代科学表明，许多宇宙奥秘来源于整体的涌现性。还原论无法揭示这类奥秘，因为真正的整体涌现性在整体被分解为部分时已不复存在。对于复杂系统而言，两种分析方法缺一不可。只要整体论，不还原到元素层次，不了解局部的精细结构，我们对系统整体的认识只能是直观的、猜测性的、笼统的，缺乏科学性。没有整体观点，我们就无法把握系统的涌现性，对事物的认识只能是零碎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社会科学也同样如此。还原论强调从局部机制和微观结构中寻求对宏观现象的说明，例如微观经济学就是以经济个体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个体行为的研究，推导整个经济的一般均衡。而整体论则强调系统内各部分之问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决定着系统的宏观性质，例如宏观经济学就是以经济总量为分析对象，通过对总量系统中不同变量的研究，推导整个经济的宏观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社会实践活动越来越大型化、复杂化，特别是一系列跨越时空的历史问题和全球问题的形成，而我们应对这类问题的方法还停留在还原论的层面，致使反映社会经济系统涌现性的特征被忽略掉了，从而在应对和处理复杂问题时总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广义虚拟经济强调经济系统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容介态，它一开始就关注整体的涌现性，从而具有一种和传统经济学截然相反的分析视角。

对于广义虚拟经济的资本循环体系而言，就是要在深入了解系统个体元素的性质和行为的基础上，从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中发现系统的整体性质和行为规律。具体而言，首先，要深入分析构成资本循环体系的各子系统及其细分的元素，包括：股东、银行、规则设计商(Designer)、系统集成商(Integrator)、模块制造商(Moduler)等子系统，对每个子系统内部的物质态和信息态的构成元素可以再细分进行分析。然后，在理解每个子系统的基础上，分析使这些子系统相互交换和相互联系的中介系统，比如：资本市场、产品市场、集成网络，再深入分析其背后的机理，如何形成物质态与信息态的容介均衡，这就为揭示资本循环体系的涌现性奠定了基础。从上述过程来看，对资本循环体系中每一子系统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传统经济学的各专业领域以及管理学、社会学等专业领域。而对资本循环整体系统的分析，则能够突显广义虚拟经济对涌现性分析的贡献。因此，后者更应该成为广义虚拟经济学科建设的重点。

(二)分析思考与系统思考相结合

描述系统包括描述整体和描述局部两方面，需要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系统的整体观下建立对局部的描述，综合所有局部描述以建立关于系统整体的描述，是系统研究的基本方法。突变论的创立者托姆认为，用动力学方法研究系统，既要从局部走向整体，又要从整体走向局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将系统思考与分析思考结合起来。

从科学研究的范式来看，系统思考是一种和分析思考相对立的思维模式。分析思考是一个三步思想的过程：首先，分成部分，寻找对其理解；第二，试图解释被分开部分的行为；最后，试图用对各部分的理解的总合去解释整体。与之对应的，系统思考的三个过程：首先是识别当前系统所属的上一级系统或者是更大的整体；第二，解释上级系统的行为和性质；最后，用上级系统的作用和功能来解释当前系统的行为和性质。(见图5)

对于广义虚拟经济的资本循环体系而言，我们可以先用系统思考的方法，首先是识别资本循环的上级系统　社会经济系统，然后对广义虚拟经济范畴中的社会经济系统进行分析，应该认识到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不仅仅表现为物质态，而是以质能态和信息态所构成的二元价值容介态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对这一经济形态中的资本循环进行审视，更多富含信息态的要素，如：品牌价值、商业模式、集成网络等表现出愈来愈强的价值创造能力，从而有可能形成独立的经济主体。

接着，运用分析思考的方法，对资本循环体系进行解构。基于对整体经济系统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原来的企业系统进一步分解成规则设计商(Designer)、系统集成商(Integrator)、模块制造商(Moduler)等子系统，这种解构显然是建立在系统思考的基础上。然后，借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各专业领域的知识，打开每个子系统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在充分理解各子系统的基础上，将各子系统和各要素融合到一起，建立对资本循环体系的整体认识。当然，对于简单资本循环体系而言，就可以进行直接综合，而对于复杂资本循环体系而言，则可能用到统计综合、多层迭代甚至模糊分析等方法。

(三)确定性描述与不确定性描述相结合

从牛顿以来，科学逐步发展了两种并行的描 述框架。一种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确定论描述，另一种是由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发展起来的概率论描述。两种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得到了大量的应用，比如采用确定论描述的一般系统论，又如香农的信息论实际上是建立在概率论描述框架上的典范。但是，两种方法总是在某一领域中单独使用，很少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比如，在控制理论、运筹学等学科中，两种描述都使用，但通过划分不同分支来分别使用它们，仍然没有实现有机结合。

从现代科学的总体发展来看，是要把这两种描述框架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新框架。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把有限性作为认识自然的基本出发点，承认自然的有限性，我们就有可能从这两种描述体系根深蒂固的人为对立中解脱出来。从这一意义上看，混沌学、自组织理论等新学科的发展使大家初步看到了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的希望。

宋可为在《二元价值容介态与经济波动》一文中，曾运用自组织临界模型(又称“沙堆模型”)，对广义虚拟经济形态下的经济波动机理进行分析。事实上，这一模型也同样适用于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如图6所示，这是一组由产品各级生产商和最终销售者构成的网络。正如沙堆模型中所描述的，随着沙堆的逐渐增大，一粒下降的沙粒会触发一次沙崩，沙崩使沙堆重新构成了一个新的自组织临界状态。当沙的下降模式是随机的或是正常分布时，沙崩的分布通常会表现出更大的变化。在经济系统中，终端产品的购买者会随时到来，具有随机性，并且通过这种网络结构启动反应链，这些反应链通常会触发大于终端购买者变化的“沙崩”。

(四)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

任何系统都有定性特性和定量特性两方面。自牛顿成功地用数学公式描述物体运动规律以来，定量化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获得极大发展。定性方法往往被当作科学性较差的、在未找到定量方法之前的一种权益方法。但是，随着系统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复杂，人们发现定量化的描述越来越困难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很多人发现任何可统计的指标和数值都很难真实地反映社会经济系统的涌现性。这就要求我们要重新评价定性方法，避免在系统研究中片面地追求精确化、数量化。特别是那种不能反映对象真实特性的定量描述不是科学的描述，必须抛弃。

在经济学领域，伴随着自然科学定量工具的发展，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对经济系统的分析必须通过定量描述才能深刻和准确，以至于时至今日，不含定量分析的经济研究，往往登不上大雅之堂。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驾驭数量工具的强者，过多地陷入了数量分析构造的模型中，对问题的定性判断却显得过于粗糙。而定性认识不正确，不论定量描述多么精确漂亮都是徒劳的，甚至会把认识引向歧途。关于这一点，凯恩斯早有论述。他指出：“目前过多的数理经济学不过是一种大杂烩，它和它所依赖的初始假设一样不紧缺精确。这种假设使得作者陷入了矫揉造作的、毫无意义的教学符号的迷宫之中，他们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依存性却视而不见。”

对于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应该将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结合起来。首先，通过定性判断建立经济系统总体及各子系统得概念模型。然后，尽可能的将这些概念模型转化为数学模型，经求解或模拟后得出定量的结论。最后，对这些结论再进行定性归纳，以取得认识上的飞跃，形成解决问题的建议。

四、结论与展望

总结上述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结论：

1.资本循环从实体经济到狭义虚拟经济，再到广义虚拟经济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过程。相比以往，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最大的变化在于生产系统由抽象的整体进化为D-I-M结构，整个体系的结构、功能和过程都以二元价值容介态为基础。

2.广义虚拟经济范畴的资本循环体系具有复杂系统的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和非线性等关键特征，从而决定了在研究上应该采用系统论的方法。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篇(3)

【关键词】企业融资效率；文献综述；研究展望

众所周知，企业融资效率影响着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决定着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同时，企业作为整个社会最为关键的微观经济单位，企业的融资效率影响着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如何提高企业融资效率一直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热点中的焦点。

一、国内对企业融资效率的研究

自从1993年学者曾康霖使用“融资效率”这个概念以来，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学者们分别从定义、研究范畴、影响因素、评价体系和研究方法等不同方面对融资效率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研究，本文现将其总结如下。

（一）关于企业融资效率的定义

对于企业融资效率的研究我国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但就企业融资效率的涵义界定而言，曾康霖（1993）[1]是国内公认的较早提出“融资效率”这一概念的，但其并未对融资效率给出明确的定义，而只是在研究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这两种方式时指出融资方式的选择要着眼于融资的效率和成本。本文现将有关企业融资效率的定义整理分析为以下三类：

（1）企业融资效率与企业融资能力、融资成本有关。其中，叶望春（1999）[2]提出企业融资效率是指企业筹资成本、筹资风险以及筹资的方便程度。王明华（2000）[3]指出企业能否取得资金，以何种形式、何种渠道取得资金即企业融资能力的大小构成了企业融资效率概念的内涵。

（2）企业融资效率还应该包括资源配置效率或资源利用效率，反应的主要是融资成本与融资效益的关系等。其中，宋文兵（1997）[4]认为融资方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包括两个方面：交易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是指该种融资以最低成本为投资者提供金融资源的能力。后者是指其能将稀缺的资本分配给进行最优化生产性使用的投资者。

（3）从宏观或更为宽泛的角度对企业融资效率进行定义。卢福财（2001）[5]把企业融资效率定义为企业某种融资方式或融资制度在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与功效。高友才（2003）[6]指出企业融资效率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分析，即分为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王新红（2007）[7]认为企业融资效率属于经济效率范畴，它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为生产运营融通资金的能力及所实现的效用，包括量与质的体现及其制度安排效率。

（二）关于企业融资效率的研究范畴

目前，企业融资效率因划分依据不同而呈现出各种的研究范畴。但总的来说分为四类：

（1）企业融资效率的研究范畴依据资金来源的不同有股权融资效率、债务融资效率、贷款融资效率（关系型贷款融资效率、交易型贷款融资效率、民间贷款融资效率）、再融资效率（股权再融资效率、增发再融资效率）、内部融资效率、直接融资效率与间接融资效率、风险投资基金融资效率、可转换债券融资效率、集合债券融资效率等。

（2）企业融资效率的研究范畴依据企业性质不同有国有企业融资效率、民营企业融资效率、中小企业融资效率、上市公司融资效率（主板上市公司融资效率、中小板块上市公司融资效率、创业板块上市公司融资效率）、家族企业融资效率、微型企业融资效率、私营企业融资效率等。

（3）企业融资效率的研究范畴依据区域不同有全国范围内的企业融资效率、西部企业融资效率研究、辽宁沿海经济带企业融资效率、省市企业融资效率（湖南省、湖北省、黑龙江省、河北省、江西省、北京市、青岛市、南京市、郑州市等）。

（4）企业融资效率的研究范畴依据产业、行业不同有信息产业企业融资效率、房地产行业企业融资效率、煤炭行业企业融资效率、节能环保产业企业融资效率、生物医药行业企业融资效率、高新技术行业企业融资效率、物流行业企业融资效率、钢铁行业企业融资效率、传媒行业企业融资效率等。

（三）关于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因素、评价体系和研究方法

评价体系的构建过程通常要对影响研究对象的因素进行分析，而构建好的评价体系又需要采用一定的研究方法进行验证，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本文在这里以研究方法为主线，将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因素、评价体系和研究方法进行典型的归类说明：

（1）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分析内部融资、股票融资、债权融资三种不同融资方式下资金成本、资金利用程度、融资机制规范度、融资主体自由度、清偿能力五个方面对企业融资效率影响程度高低的隶属度。

（2）运用截面回归分析方法，从筹资效率、配置效率研究上市公司融资效率，其中用上市公司总成本衡量筹资效率，总成本越高，筹资效率越低；用托宾Q值衡量公司的绩效水平，Q值越高，配置效率越高。

（3）运用DEA方法，以企业融资净总额、股权集中度、股票非流通性、资产负债率为输入指标，以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托宾Q值为输出指标得出企业综合有效、技术有效的企业融资效率分析。

（4）运用线性回归方法，以净资产收益率为衡量指标，考察企业负债率和股东权益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关系，比较债权融资与权益性融资的融资效率。

（5）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FAHP，以融资成本、融资结构、法人治理结构、资金利用率、融资机制规范度、清偿能力和宏观经济环境七个一级指标构建民营企业融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6）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的综合分析方法，以工业总产值为因变量，实收资本、流动负债、长期负债为自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的企业融资效率分析；从资金的可获得性、资金财务成本、资金利用率、资金的清偿力、融资机制的规范程度、融资主体的自由程度六个方面对企业外部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和内源融资三种不同融资方式的融资效率进行模糊评价分析；以实收资本、流动负债、长期负债三者的融资效率为指标的企业融资效率的灰色关联分析。

（7）运用熵值法，以资金融入效率、资金使用效率和融资风险为切入点，从企业规模、股本结构、融资结构、企业盈利能力、企业成长性，财务风险等角度构建中国钢铁行业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企业融资效率问题一直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热点中的焦点。国内的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上述大量的研究，对企业融资效率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以及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1）在企业融资效率的界定方面，学者们多停留在企业融资的表面层次，较少关注企业融资过程中深层次的资金运动。笔者认为未来对企业融资效率的界定可以考虑以资金运动为主线，将其界定为动态的、整体的概念，比如考虑资金从流入企业到流出企业整个过程中企业融资效率如何界定。

（2）在企业融资效率的研究范畴方面，虽然涉及到的内容很多，但内容的深度不够。一是大多数学者在对企业融资效率研究时大部分选择的还是上市公司，且数量少，缺乏针对性，不能真正代表某一类行业或产业的企业融资效率的整体情况；二是缺乏对不同性质或不同区域的企业融资效率的鲜明特点进行明确的分类说明。比如说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地方政策是不同的，在分析企业融资效率时应该具体结合当地的实际状况进行研究分析，而不是笼统的进行说明。笔者认为未来的企业融资效率一方面可以更加接近企业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可以在现有的研究结果基础上根据资金来源不同、企业性质不同或区域不同进行内部或交叉式的对比分析研究，以期有新的研究发现。

（3）在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因素、评价体系方面，目前的状况是缺乏全面性的研究。企业的融资过程中完成的第一步就是让资金进入企业，没有资金进入企业后面的企业融资效率就是空口无凭。而让资金进入企业实际上是受到很多外界因素影响的，有时候并不是企业自己所能把控的。但在企业融资效率影响因素里面很多学者并未提到这些外界因素，就算在影响因素里面有所谈及，在构建企业融资效率评价体系时往往因为这些外界因素很难量化而忽略此部分。笔者认为我们在进行企业融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和评价体系构建时不能止步不前，要对目前存在的明显难题进行专题研究，不能因为困难而不去尝试。此外，关于企业融资效率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学者们都在努力不断的进行新的尝试，目前的发展趋势不错。

三、结束语

本文对国内有关企业融资效率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罗列了目前该领域中所取得的典型研究成果并同时发现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以期对企业融资效率的发展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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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卢福财.企业融资效率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篇(4)

一、作为研究方法的法律经济学:法律的经济分析

从方法论角度定义法律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史也印证了法律经济学是研究方法创新的结果。法律经济学思想的萌芽就产生于早期法学家、经济学家将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法律、制度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法律经济学被认定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之前,法律经济学一直以研究方法的形式存在。显然,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强调经济学是方法,法律是研究对象。由于法律经济学发端于借用经济学的工具和理论,而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方法,因而法律经济学的核心也在于方法。学科理论的革命首要起因于方法论的革命,加之方法的革命对学科理论的创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③。因此,作为研究方法的法律经济学,引入传统经济学研究和传统法学研中,将有利推进经济学和法学的理论创新。“法律的经济分析和其他经济学的应用之所以能在法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经济学为这些原来并不存在在先理论或可比性分析的领域提供了一种系统的观察现象的方法”。无论将法律经济学视为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还是将法律经济学作为法哲学的一种流派,经济学方法论乃其精髓所在。虽然从提升法律经济学的地位的角度,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者更愿意将其谓之边缘学科,一些学者甚至寄希望于通过法律经济的学科建设,重构法学理论和实践体系。但是,从初创阶段的中国法律经济学发展的实际出发,首先应该强调法律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其原因在于法律经济学起源于国外,加之法律经济学的学术资源主要来自于国外,特别是作为传统研究方法之补充方法的法律经济学,其引入传统经济学和传统法学招致的学术障碍,较之作为交叉学科的法律经济学引入传统经济学和传统法学招致的学术障碍,前者显然优于后者。因此,方法论意义上法律济学,是一种流行的法律经济学观点,也是

“EconomicAnalysisofLaw”(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一称谓被普遍认可的因由。进一步分析,法律经济学的方法论发挥着独特的导向功能,既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前进的方向,又培育着法学学科各个学派理论之间的观点及差异,可参看罗宾·保罗·这种划分表明,麦乐怡更多的从法哲学视野看待法律经济学。其划分基本能在法哲学思想上找到对应的流派。比如新马克思主义法律经济学与以哈伯马斯、阿尔塞都、普兰查斯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法学,自由主义法律经济学与以哈耶克、诺锡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法学。著名经济学家,作为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的诺斯教授认为,法律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及其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新兴经济学学科。而著名法学家、法律经济学集大成的波斯纳教授认为,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的法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见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四版)(上),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三版序言、P25。波斯纳在《法理学问题》一书中,以单独一章的篇幅从法理学角度介绍并分析了法律的经济学方法。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TheProblemofJurisprudence)》,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P444-492。显然,在法律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波斯纳眼中,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乃经济学与法学的边缘学科,它既是非市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法学前沿理论的一个组成。科学界里不乏因方法论的革新而导致理论、科学飞速发展的例子。例如,在自然科学界,由于17世纪前半叶伽利略创建了实验和数学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论的创新成为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至今仍为推动现代自然科学向前不断发展的动力。它不仅产生了伽利略的运动学、牛顿的力学、拉瓦锡的氧化燃烧学说、法拉第的电磁理论等物理科学学科,而且产生了生理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心理学等生命科学学科。在经济学界,由于歇尔将数学边界分析引入经济学分析,开创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并促使数学与经济学的联姻。这一方法论的创新,产生了计量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和新理论的萌生、成长和结果。因为一种重要理论具有明显的缺陷或不足,也常常来自其方法论的先天不足或缺陷。特别是,“如果一个学派统一于研究方法而不是实质性的原理,那么它的寿命将会更长。方法论并不局限于实质性的问题,因而学派的成员能够更容易地适应新问题和新挑战”[1]。不难看出,对于所有关注法律经济学深刻理论意义并试图将国外法律经济理论借鉴于我国理论与实践的人们来说,准确把握法律经济学方法论极为重要。有关法律经济学方法的论述,容后详述。这里强调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其核心不是分析对象的法律,而在于分析方法的经济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突出方法论意义的法律经济学,谓之“法律的经济分析”。诚然,法律经济学方法为相关的经济学与法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但它无意也不可能以此方法否定或取代传统经济学和法学的方法。因此,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因其“低调”而受到了传统经济学和法学研究的欢迎,并从法学方法论意义上将法律经济学理论作为法理学的范畴,给予其一席地位,并将其谓之经济分析法学,以区别于经济学研究范畴上的法律经济分析。

二、作为学科理论的法律经济学:法和经济学

作为学科理论的法律经济学,正是经济学方法不断被用于分析法律问题的结果,法律经济学也因经济学与法学两个学科的不断交流而被最终确认为独立的学科①。我们不难看到,更多的法律经济学学者愿意从学科角度将法律经济学定位为一门法学与经济学的边缘学科,即认为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阐述法律问题的学科,是把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把法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交叉学科②。换言之,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主要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一门法学和经济学整合的边缘学科。法律经济学这一边缘学科的发展是理论发展、实践需求的必然。1·法学与经济学的联盟极大地推动了各自的理论发展,并加深了对这两个学科的理解。法律经济学成为过去50年里法理论的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其打破了传统法学对自足性的迷恋,推动了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结合,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史学、哲学等,法学也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法律经济学的产生激发了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范畴的扩张,推进制度、非市场现象的经济学研究。2·现代学技术发展的规律表明,“边缘学科”是完成科研创新项目和培养科研创新人才的必备学科条件。所谓“边缘学科”,是指在两种以上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采取“跨学科的方法”(interdisciplinaryapproach)发展起来的综合性科学门类。法律经济学是将分属于传统法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知识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之内的边缘学科新现象,从而形成了现代经济学和法学发展的一个“前沿部门”(therontiersofscience)。加之边缘学科在科研创新、创新人才培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代社会中许多重大的经济和法律问题具有综合性,要求众多的经济学和法学用各自的理论、思维、观念、技术和方法协同合作方能解决。3·从前面的论述可知(法律经济学在我国部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法治建设等实践需求呼唤法律经济学交叉学科的发展,借此为与法律相关的社会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同时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法学复合型人才。

三、作为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法经济学

我们注意到,法律经济学作为制度经济学的MercuroandMedema在《法律经济学: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一书中就指出法律经济学正是从经济学、法学的小小分支发展为从学科意义上影响经济学、法学自身发展的学术革新。见Mercuro,

确指出在法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交叉学科领域就是法律经济学,“LawandEconomics”是交叉学科意义上更为普遍的称呼

波斯纳曾在《法律经济学运动》一文中提到:“努力获得一个独立的领域并被命名为法律经济学的这一学科的目的是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有关实质性知识结合起来”,他更倾向于将法律经济学定位为经济学与法学结合的交叉学科一个分支,最早产生于经济学领域,其后关于法律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分析显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乃法律经济学中最广为运用的理论。将法律经济学视为从属于经济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或学科分支,业已为经济学界所公认,并被多数经济学者谓之法经济学。斯蒂格勒一语道出经济学界将法律经济学纳入经济学体系的根本原因之一:“法律如同其他社会制度,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中,社会生活组织的工具”[2]。法律的这一经济学属性,自然而然地把法律经济学推进众多经济学分支之列。因而,从经济学范畴理解法律经济学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强调其作为经济学分支(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分支)在发展、完善经济学理论体系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法律经济学研究者在充分理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真正的经济学技巧与语言对法律问题进行探索,反对“幼稚”的法律经济学,反对“庸俗”的法律经济学①。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经济学也存在学科局限性,加之经济学对法律的研究,不能取代对法律的法学研究,所以明确经济学范畴意义上法律经济学研究法律(以下简称法经济学)的以下特点,是十分必要的:

其一,法经济学使用的范畴是经济学范畴,而非法学范畴。因此,不能用法经济学意义的法律概念,取代法学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如法经济学更多是从企业内部管理这一角度研究合同这一经济概念,而法学更多是从企业外部财产关系债权关系)这一角度研究合同这一法律概念因此,不能用经济学中的经济概念,套用甚至取代法学中的同名法律概念。因此,那种合同、所有权的经济学概念,取代合同与所有权的法学概念的做法,不仅是片面的,而且容易混淆法律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所导致的后果是有害的。在法经济学研究中,“不要把法学家所使用的作为权利要求的利益和经济学家所使用的作为有利的利益二者加以混淆。(庞德)”而针对法经济学研究中一些经济学基础薄弱的学者(主要是法学学者)在使用经济学概念和范畴时,存在对经济学概念的非规范化使用和错误使用的情况,认真学习经济学基础知识是必要的。

其二,法经济学关心的不是“书本上的法”,所谓以白纸黑字形式表现的法条,而是“行动中的法”,即为立法和法律适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理性选择行为。对“行动中的法”的关注,要求我们进行法律制度改革、立法时要充分了解现实中人们对法规、制度的反应,即要注重法律法规的事前分析。由此产生了法经济学研究中开放式研究(强调逻辑不自足,以变适应不变)的特点,这一特点虽然不利于法律秩序的形成,但优点是增强了法律与现实社会经济关系适应能力,超前立法的高效率恰好是该点的例证。这正是法经济学对法学研究最有价值的地方。

其三,法经济学关心的不是法律内部结构的逻辑一致性,而是法律外部结构的实践一致性。此点,往往使法经济学,成为法律改革的一个重要政策指导。相关的问题是,在法经济学中,相关经济学概念往往是多义的,或者不甚明确的。如所有权在张五常的论著中被定义为享受某种企业组织的形式,在阿尔钦的论著中被定义为剩余价值索取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法律概念的界定与权利和利益的分配密切相关,它必须是确定和明确的;而经济学中的概念通常服务于研究内容的便利,因而会出现同一名词在不同分析背景中有不同的经济学含义。

其四,法经济学从经济学视角对现行法律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因此,法经济学坚持的不是法定主义,而是合理主义,即坚持合理是合法的前提,恶法不是法,为此应该采取“变动”的法律技术,以期及时修改或废除恶法。比如,经济学家则更多看到法律过多的后果,害怕法律过多使政府干预能力过大,会限制社会的自由、侵犯产权,故经济学家主张适度的法律才是好法。而在法学语境中,合法是合理的前提,恶法亦是法,强调的是法律的逻辑自足和严格的规则主义,典型是具体大陆法特点的法律解释学

①所谓“幼稚”的法律经济学是指在进行法律经济学分析时,仅限于对所分析的法律问题加入经济学注释,经济学理论与法学理论只作为两张皮,并没有实现两种学术资源的真正融合;所谓“庸俗”的法律经济学指的是在对经济学一知半解的基础上进行法律的经济分析,在运用经济学理论时却没把握、理解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条件及缺陷所在,出现“张冠李戴”、“病急乱投医”等现象。(如所谓民法是裁判法)。因为法学家们倾向于认为法律多多益善,要建立一个法律帝国,用律调节社会中的所有关系。再比如,由于英美法的判例法或曰“法官造法”的变法技术,较之大陆法的成文法或曰“立法者造法”的变法技术,前者更为成熟,所以英美法就成为法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最有“希望田野”,而英美法即普通法也因其合理主义的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有效率的法系(波斯纳)。

其五,法经济学关心的法律改革不是服从于法学理论,而是服从于一个更大的经济理论思考,其目的从更广泛的经济角度理解法律。所以其研究的路径是经济-法律-经济。因此,法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经济学展开,法律是研究对象,结果是经济学范畴,形成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经济学从经济学角度看法律,法律是价格,是行为激励。“经济学界是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法律经济学,以至于他们对强调法律对经济重要作用的法经济学观点,有意识回避”[3](P18)。关键的问题是,法经济学将削弱政治因素对法学研究的制约:在经济人的统一标准下,厂商和消费者都是追求利润或者效用最大化的主体,他们主要受到预算的或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及市场价格因素的约束。因此,侧重讲政治的经济学往往是失败的经济学。

其六,法经济学思考的法律是“向前看”的法律,而不是“向后看”的法律,所以对案例的经济学研究重在以后问题的“处理”,而不是以前问题的“处理”。正如波斯纳指出的,经济学对侵权的分析,不重视事后补救,而看重事先预防,所以是“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和“一切向前看”逻辑思路。而在法学语境中,法律具有滞后性,一方面表现在它不能对未来发生的情况做出裁判;另一方面表现在它通常是行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成就以后,对行为的评价以及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比如侵权法关注侵权行发生以后何种赔偿方案是合理公平,合同法关注合同违约行为发生以后违约责任的合理承担。

其七,经济学范畴的法经济学,更多地体现在与经济相关的法律领域,比如税法、公共事业管制、反托拉斯法、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等,强调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制度、法律制度如何影响经济活动,其目标更多地落在通过法律来改革和完善经济制度。以我国证券法为例,2005年新一轮的证券法修改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①,众多法学家、经济学家共同探讨《证券法》在投资者保护、分业经营和管理、现货交易、融资融券、禁止国企炒股和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等问题上的修订。他们从经济学、法学、法律经济学角度进行充分论证的目标在于:如何使法律在现实中得到有效实施的同时应对入世后混业经营背景下的外资金融机构逐步全面进入中国大陆金融业对分业监管的挑战、增强证券公司自身竞争力、完善资本市场的要求所在,即完善证券市场制度、上市公司和券商的经营机制。一言以概之,经济学视角的法律经济学注重对经济理论的准确把握,强调法律问题在经济学语境与法学语境中的差异及统一,关注相关经济体制的完善。

四、作为法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经济分析法学

如前所述,法律经济学是经济学研究方法“入侵”法学领域的结果,而且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主。那么,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是否应以经济学或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为主呢?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法律制度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目的是改革和完善经济制度。这里强调的是,法学范畴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法律规则、法律制度背后的经济原则,并据此原则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因此,法学范畴法律经济学,在运用诸多经济理论分析法律诸现象过程中,不仅应置身于经济学研究之际,而且时刻要注意超然于经济学之上,亦即提出符合法学理论范式的法律内容和命题。此点,是法学范畴法律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本质特点。在作者看来,对我国法律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中,这种对经济理论既“置身”又“超脱”问题的解据报道,著名学者钱弘道就主张以“经济分析法学”来命名这门前沿学科,认为从法学角度看,该称呼更能反映该学科的特征,同时也符合西方法学流派的命名传统相互脱节之“两张皮”困境的根本途径之从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史可知,早期法律经济学,以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为主,有关法律的论述主要是为了佐证经济学家对法律制度的某种认识。现代法律经济学,则以法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为主,其研究中贯穿的经济理论,主要是为了佐证法学家对法律制度的某种认识①。这种研究重点的变化,拓宽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出现了“重经济学研究的旧法律经济学,与重法学研究的新法律经济学法学的不同”。(容后详述)典型例证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波斯纳专著《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出版,不仅全面吸收了以往对法律经济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和成果,而且将经济分析的视角从以往的经济法律领域扩大到非经济法律领域;更重要的是,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分析还在现存法律体系整的基础上构建了全面阐释法律的经济原则的宏大法律经济学体系,法律经济学才得以经济分析法学的名义,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流派。而受到波斯纳影响,研究法律经济学的法学学者,往往习惯于将法律经济学谓之“法律的经济分析”或“经济分析法学”。经济学范畴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不能代替法学范畴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为此,有必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法学家运用经济学研究法律的特点。而初步分析,法学家运用经济学研究法律的特点②是:其一,这种研究从属于法学范畴。虽然在法律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是新问题,但它提出的法律问题是法学界所熟悉。权利和义务、实体和程序这些法学问题,往往是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而在国外的“法和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分析”著作中,大致包括以下内容: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犯罪和刑法;诉讼程序法;宪法;等等。

其二,它关注的是“书本上的法”(如法律条文)与“行动中的法”③(如立法与司法活动)的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要提出解决这种不一致的法律方法和途径。对“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的一致性的关注,要求我们“运用经济学预言法律规则的效果”,“运用经济学决定何种法律规则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运用经济学语言法律规则的演化和发展”,在此基础上设计、制定法律制度和法规。只有充分考虑到各主体在某特定法律制度、法规下的理性选择行为、才能设计和制定出“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高度一致的法律制度、法规。比如基于学者们从法律经济学角度论证私力救济的合理性,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04年11月1日正式实施)以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努力,其出发点之一在于从效率出发节约司法资源并有利于解决

“执行难”问题。

其三,对法律的改革不是服从于经济学理论,而是服从于法学理论思考,所以其研究的路径是法律-经济-法律。法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以法律为研究对象,同时,法律也是研究目的、研究结果,即为了完善法律制度、法律原则及发展法哲学。结果是法学范畴,为了“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进而发展并完善立法、司法原则,如效率原则。借用波斯纳描述,“(法律经济学)这种努力阐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正义观,同时解释了司法决定的制定并将之置于一个客观的基础上”,换言之,波斯纳强调法律经济学乃“一种实用主义的法理学”如波斯纳所言,早期法律的经济分析集中在反托拉斯法和显性经济市场其他法律管制领域,他们所做的工作与经济学家们传统上所做的差异不大,均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些经济行为、经济制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律经济学已扩展至非市场领域,“经济学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用于法律制度的分析”,“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有学者从法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的具体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意识形态倾向四个方面指出法学范畴、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的差异与“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两个称呼的差异;其中他所定义的“法与经济学”在性质上具有比较意味,注重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的互动关系,涉及关于促进一个“正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麦乐怡教授强调法学范畴的“法与经济学”。这里的“行动中的法”指现实中的各种法律行为,法在现实生活中的运作和实现,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活动,用以区别于国家的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规则,即“书本上的法”。律制度如何改善以有效地实现法哲学所追求的“正义”“公平”等原则。

总而言之,经济学范畴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不能代替法学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正是法学范畴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广泛开展,法律经济学才得以在法学界真正确立,我们应正确认识和把握上述法学家运用经济学研究法律的特点。

五、法律经济学概念的特征及其意义

恰如《法经济学杂志》的创刊人阿伦·迪莱克特(AaronDirector)曾考虑以“LaworEco-nomics?"(法学抑或经济学?)命名该杂志一样,法律经济学概念的不确定性可谓与天俱来。综合上述四个不同视角的法律经济学概念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法律经济学的概念具有多元化、动态、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这三个本质特征。

1·多元化的概念。法律经济学作为法学与经济学“交集”的产物、交叉学科的结晶,这种双学科结合的特征从根源上决定了法律经济学具有多元化的概念。既可以从学科革命的导火线———方法论革命着手,从研究方法创新———运

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法律角度将法律经济学定义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强调作为研究方法的经济学,也可以从学科发展的规律入手,从边缘学科角度将法律经济学定义“法和经济学”,强调其是一门法学和经济学整合的边缘学科。既可以立足于研究方法———经济学范畴,将法律经济学视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物———属于经济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或学科分支,称之为“法经济学”,也可以立足于研究对象———法律范畴,将法律经济学视为法学“进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产物———属于法理学、法学理论的一种研究方法或学科分支,谓之为“经济分析法学”。多元化也暗示着法律经济学概念多种状态依存。四种不同的称谓从四种角度赋予法律经济学概念四种不同的内涵,进而构成有机的、全面的法律经济学概念体系。

2·动态的概念。法律经济学概念不仅仅多元化,而且具备动态性,揭示着法律经济学乃开放式理论体系。进一步来说,研究对象法律制度的开放性以及研究方法经济学理论的演进性也预示着法律经济学概念的动态性。具体分析如下:从纵向维度看,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史清晰地说明了法律经济学概念在不断的延伸。如前所述,17、18世纪萌芽期的法律经济学概念限于亚当·斯密、休谟、弗格森、边沁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法律进行经济学思考的一种辅助思维,作为有关哲学和经济学研究论据的一种“间接”佐证,未真正形成一种清晰的概念。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初创期的法律经济学概念,在旧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将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纳入经济学研究范畴、现实主义法学家开始为了澄清一些现实经济立法和司法活动中使用的经济学原理、目标和假设的推动下,虽未在广大经济学学者和法学者中形成共识,但业已形成一种较清晰的概念———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学分析。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高速发展、法学者开始大量接受经济学分析方法、法律经济学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法律经济学概念开始形成强调研究方法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强调学科理论的“法和经济学”、强调经济学范畴的“法经济学”、强调法学范畴的“经济分析法学”四种不同概念“四足鼎立”的状态。初步分析,导致法律经济学不同概念的原因主要是:其一,从横向维度看,学者的研究目的、研究背景的不同,其法律经济学分析视角不同,进而所强调的概念也不同。为了研究法律制度如何影响经济活动、为改革和完善经济制度出谋献策,学者们则强调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例如,在剖析公司控制权正当行使的法学、经济学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以实践中最有利于改善公司绩效、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独立董事比例和股权结构为立法依据,借以规范公司控制权的正当行使、实现股东权益保护和改善公司治理。其主要强调就是经济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5]。若主要为了研究法律规则、法律制度背后的经济原则并据此原则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学者们往往强调法学范畴法律经济学。例如,为挖掘和揭示物权法背后的经济逻辑,运用经济学的范畴、原理、方法对物权法进行一新的透视,提出对物权法的制度和规则进行效率比较的经济学标准。其主要强调的是法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

其二,从研究范畴看,法律经济学概念在不断扩展。波斯纳所区分的“旧”法律经济学与“新”法律经济学就反映了法律经济学概念从主要限于反托拉斯法和显性经济市场其他法律管制28的经济分析(如税法、公司法、公用事业和公共运输业管制)扩展至对囊括显性市场行为和非市场行为的法律制度的全面经济学分析(包括实体法、程序法、法理学等)①。其三,从研究工具看,法律经济学概念在不断更新。经济学作为法律经济学的主要分析工具,随着经济学理论的迅速发展和不断完善,法律经济学所采用的经济学理论、方法也随之不断更新,因而法律济学概念也出现不断更新的趋势。从早期主要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如“旧”法律经济学),到目前主要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福利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法律经济学以来出现的芝加哥学派、耶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制度分析学派等所主张的理论的不同也从不同程度上印证了法律经济学概念中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变化。不仅仅所用的经济学理论在不断更新,同一经济学理论组成也在日新月异。以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学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法律经济学概念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主要局限在价格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如关于效率标准的选择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微观经济学弈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开始被大量的用于分析特定的法律问题。

3.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分析视角定义法律经济学所形成的多元化概念,均强调了法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差别在于所强调的结合度有所不同。强调分析方法的“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学与经济学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与分析工具;强调交叉学科的“法和经济学",不仅强调研究对象与分析工具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关注两个学科的全面结合,即关心这一叉学科对经济学、法学自身发展的影响,不限于交叉学科自身的成长;强调经济学范畴和法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者更多的关注其对经济学或法学单一范畴的影响,即法律经济学如何完善或促进经济学研究或法学研究。述一系列详尽分析,主要目的在于把握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如波斯纳所言,“定义法律经济学的惟一可能准则是它的实用性而不是准确性”[6](P905)。探究不同视角法律经济学概念,不在于追求概念的准确性,而在于法律经济学的实用性。这种实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全面理解法律经济学。多元化、动态、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这三个法律经济学概念的本质特征表明,我们在进行法律经济学研究前,不能把眼光局限于单一视角,应从研究方法视角、交叉学科视角、经济学视角、法学视角全面理解法律经济学,了解不同视角所强调的内容及各自的差别与联系。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研究目的、研究背景来确定自己的分析视角,选择最佳的研究角度。

其二,与时俱进地推进法律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法律经济学概念的动态性已充分显示法律经济学研究体系、理论框架的开性。这要求法律经济学学者要时刻关注和把握经济学理论发展动态及研究方法的发展,而不能局限于原先所运用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与此同时,尽可能地把这些新理论和新方法作为新血液注入法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体系,把握好新分析工具的更新节奏,进而实现与时俱进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正如马克思的信条所言,我们不仅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我们不仅仅了解理论、方法的新动态,更重要的是将其运用于法律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践。

其三,构建法与经济学研究的共同语境。法律经济学领域作为法学者和经济学者的“合作企业”,由法学者和经济学者分工协作、联合投入,最终联合“生产”出法律经济学这一相对独立的边缘学科。这种联合性迫切的要求法学和经济学共同语境的构建,即法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交流平台。这也是法律经济学这一法学与经济学的学术共同体的基本需求。这要求我们进行法律经济学研究时应注意经济学与法学的语境差异,力图使自身的研究同时符合法学与经济学的研究规范,进而有利于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发展。这也是本书所努力的方向之一。

其四,强调法律经济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更容易为经济学学界、法学界所接受,更有利于其在经济学领域、法学领域的发展,有助于法律经①波斯纳将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法律经济学称为“旧”法律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初卡拉布雷西《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法的一些思考》、科斯《社会成本问题》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研究》三篇开山之作的发表标志着“新”法律经济学的出现。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篇(5)

【关键词】财务本质；资金；价值；经济关系

一个学科能否确立以及这个学科是否可以蓬勃发展，关键在于认知其本质。本质是事物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郭泽光，1995）。财务学科在我国发展较晚，研究其本质尤为重要。认识了财务本质，才能演绎推理出财务假设、财务目标、财务职能、财务原则等基本财务理论，从而构建财务理论结构体系，明确财务的发展方向，对解决实际财务问题也不无裨益。财务本质作为一个基本的财务要素，我国学者对其进行了很多研究，提出了众多观点。本文拟对我国学者关于财务本质理论的研究予以综述。

一、财务本质的几种观点

（一）货币关系论

货币关系论认为财务的本质是企业和经济部门财务，是客观存在于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货币关系。具体而言，包括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货币关系、企业之间的货币关系、企业内部各单位之间的货币关系、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货币关系等。针对货币关系论这种观点，陆建桥（1994）指出其中一个明显的缺陷：任何经济范畴，都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财务与商品经济下的其他经济范畴一样，都反映资金运动过程中的货币关系，不能以共性的东西来作特殊范畴的定义，即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讲没有抓住财务的本质特征，所以说，货币关系论只适合逻辑性判断，不适合做逻辑性定义。

（二）资金关系论

（三）分配关系论

价值分配论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种财务本质新观点。价值分配论主要有国家分配论和微观价值分配论。国家分配论认为，国营企业的财务本质是对国营企业生产的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形成的分配关系。如张国干等人为财务的实质是个分配问题，分配是财务活动中存在的特殊矛盾，体现了财务关系的性质，制约着财务活动的内容。而王广明、刘贵生（1989）支持微观价值分配论，他们认为财务的本质是一种价值的分配，主要体现在微观的层面上。刘贵生（1993）后来还指出，财务的本质是企业的再生产过程中对于企业的生产要素和成果的分配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关系。唐与仕（1987）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认为“企业的财务活动实际上是参与企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全过程的，除了企业资金的筹集和分配类似于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属于微观价值分配之外，资金的使用和财务关系并不都是分配问题”。笔者认为，价值分配论是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分配”，并将生产、交换和消费包含在分配之中，这种观点是可取的，也可以反映财务的本质。然而分配关系论从根本上讲，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从分配主体来着，有将企业财务与国家财政相混淆之嫌。

（四）价值关系论

这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我国出现的一种关于财务本质的观点，认为价值的变化所产生的经济关系才是财务的本质。耿汉斌（1991）认为，资金运动也只是财务的现象形态，资金运动过程实质上是价值的运动过程“：资金运动不过是价值运动的表现形式，因而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运动形式，乃是社会主义财务第一层次的本质。”笔者认为“价值关系论”从共性和特性两个角度来阐明财务的本质，既注重财务发展的历史联系，又揭示了不同社会形态下财务的根本区别，将财务本质问题研究引向深入，而且将价值运动及其体现的经济关系以同等重要的程度纳入财务本质的范畴。然而无论是“价值”还是“经济关系”，概念都过于宽泛，难以反映财务独有的本质。

（五）所有者财务和经营者财务论

20世纪90年代，“所有者财务论”“、出资者财务论”、“经营者财务论”相继提出，它们都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出发对财务的本质进行了研究。所有者财务是以所有者为主体，对所有者投出的本金（即资本金）和收益进行监督和调控，以实现本金最大增值为目标的一种分配活动（干胜道，1996）。“出资者财务论”（谢志华，1997）与“所有者财务论”大同小异。“经营者财务论”以法人财产权为依据，在侧重研究经营者（总经理）财务的同时，提出了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经理财务的企业财务活动的分层管理结构（汤谷良，1997）。财务分层理论的提出是对过去狭义的财务管理财务的一个突破，即继承和弘扬了我国传统财务管理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又体现了现代企业产权理论，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者与经营管理者的受托责任关系。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我国财务学者的一个创造，对完善我国公司财务治理结构、构建我国财务管理理论体系都有重要意义。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篇(6)

会计学与财务学的本质是会计学科与财务学科定位的基础。一门学科的本质取决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目标，无论是会计学本质还是财务学本质都是如此。同时，由于会计学与财务学的相关性，将会计学本质与财务学本质结合起来研究，更有利于会计学与财务学本质定位与学科定位。

（一）会计学本质 对于会计的本质，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会计是一种信息系统，即会计是向各种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所需信息的一个信息系统；二是认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即会计是参与或直接进行的一种管理和控制活动。会计信息系统论认为，会计的目标是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会计管理系统论认为，会计的目标是依据会计信息进行管理和控制，以实现组织的目标。二者的分歧点在于，前者认为会计只提供决策有用信息，而利用这个信息进行的相关决策与管理等活动不是会计的范畴；后者则认为会计不仅要提供管理与控制所需要的信息，而且利用会计信息进行管理与控制也属于会计的范畴。笔者认为可将前者称为狭义会计观，后者称为广义会计观或大会计观。这种广义会计观的产生与我国当时的会计教育中的学科划分、会计理论中的会计目标确定、会计实务中的会计职责界定有关。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及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学科及专业划分中只有会计专业没有财务管理专业，在会计专业的知识结构中，将财务管理课程作为会计专业的必修课而成为会计专业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广义会计观占有支配地位。

会计的目标与会计的本质确定是紧密相关的。在会计管理活动论为主导的情况下，会计的目标显然与利用会计信息进行管理的目标相一致，从而使提供信息有用性目标与使用信息有效性目标统一。这也进一步支撑了广义会计观的形成。

在会计实务中，企业往往将财务职能与会计职能合二为一而设置为财务部或会计部，实际上，无论是称为财务部还是会计部，当时主要行使的都是会计核算和资金收支等职能。这种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将会计与财务合二为一的情况下，广义会计观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无论在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上，会计理论与财务理论研究上，还是会计实践与财务管理实践中，会计与财务管理的目标与本质都有了明确的界定，因此，狭义会计观，即会计信息系统论更符合当代会计的本质。

在会计信息系统观下，会计的目标是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因此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是会计学的本质或是会计最根本的质量特征。会计学的这一本质表明，无论是会计的决策有用观，还是受托责任观，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缺一不可。所谓会计相关性是指会计所提供的信息能满足各种不同的相关决策者或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信息需求；所谓会计可靠性是指会计所提供的信息能真实反映财务基本状况与经营成果。特别应当注意，会计学本质体现的会计信息是用货币计量的信息，而不是其他信息。用货币计量的信息将表现为价值信息、资金或资本信息。

（二）财务学本质 关于财务学的本质问题，财务理论界也有许多观点：一是“货币关系论”，该观点认为财务（或称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是再生产过程中形成、分配和运用货币资金的客观存在的货币关系体系的总和；二是“资金运动论”，该观点认为企业财务是企业再生产过程中资金运动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这是我国长期以来财务学的主流学派；三是“价值分配论”，该观点认为企业财务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对其再生产过程进行价值分配的一种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另外还有货币收支活动论、分配关系论、价值运动论、本金投入与收益论、财权流等几种观点。上述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财务的某些特性，也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财务本质理论的建设。但笔者认为，研究财务学的本质应对财务、财务活动、财务关系和财务效果的本质进行界定。财务学的本质是财务活动、财务关系和财务效果的统一，财务学是研究一个组织如何组织财务活动、协调财务关系、提高财务效率的学科。财务是与货币、资金、资本或价值相关的概念；财务活动通常反映为资金或资本的运动，如筹资、投资、营运和分配等；财务关系是指与资本筹资、投资、分配相关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财务效率是指资本产出与投入的比率或差额，体现为资本的增值。

（三）会计学与财务学本质及关系 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这个信息系统一是提供会计信息的系统，会计信息是以货币表现的有关资金或资本的信息；二是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这些有用的会计信息可用于决策、控制或明确责任；三是提供的有用会计信息必须同时具备会计相关性和可靠性，相关不可靠，或可靠不相关的会计信息，都不是有用的会计信息。财务学的本质是组织财务活动、协调财务关系、提高财务效率，而这种组织、协调和控制财务的过程正是财务决策或财务管理过程，因此，财务学的本质应是一个财务管理系统。从会计信息系统与财务管理系统本质与目标上看，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作为会计信息系统，其本质和目标就是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作为财务管理系统，其本质与目标就是要提高财务效率，实现资本增值。应当指出，财务学中财务活动、财务关系和财务效率方面的信息是依靠会计学提供的，要进行财务管理，实现财务管理系统的本质与目标，离不开会计信息系统；同时，会计学要真正成为有用的会计信息系统，其提供的资金或资本的信息，必然与财务管理所需要的信息相一致，即提供满足财务决策与控制所需要的信息。

二、会计学与财务学内涵及范畴定位

在明确了财务学与会计学本质的基础上，将对财务学与会计学内涵及范畴进行定位。财务学内涵及范畴与会计学内涵及范畴是相关的，因此，仍从会计学内涵与定位出发研究财务学内涵与范畴定位。

（一）会计学内涵与范畴定位 会计学的本质与目标决定了会计学的发展，会计质量特征中的会计相关性决定了会计学的内涵与范畴。会计相关性体现在会计信息有用性需求方面所含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不同的信息需求者所需求的会计信息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明确这些需求对定位会计学的内涵与范畴十分重要。

（1）会计学内涵的定位。所谓内涵，通常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概念的内容。从哲学角度看，内涵是指事物内在因素的总和。因此，会计学的内涵就是要反映会计学的本质属性和会计学的内在因素总和。会计作为提供有用会计信息的系统这一本质与目标，决定了要定位会计学的内涵，必须回答会计如何提供信息，提供何种信息，以及为谁提供信息等内在因素问题。

会计学以会计的目标、职能、对象和程序、方法为研究对象，采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构建会计理论体系，揭示会计所反映和监督经济活动的过程，促进会计工作更好地为经济生活服务。会计是以货币为计量尺度，运用一系列程序和方法，连续记录经济业务，反映和监督经济活动中价值运动过程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会计的基本程序与方法是指会计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会计程序与方法中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这四个方面是会计学的核心内容，其中，提供会计报告是会计的主要职能。会计报告是整个会计系统的最终产品，是以浓缩的、综合的、系统的、分类的形式反映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书面文件。

可见，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这个信息系统最终提供的会计信息主要以会计报告来反映。会计报告信息从生成的程序和方法角度看，形成了会计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的方法体系；会计报告信息从生成的相关性角度看，反映了经济活动的运行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报告信息从生成的有用性角度看，它要满足利益相关者决策、控制、评价等对会计信息的需要。

（2）会计学范畴的定位。关于会计学的范畴定位问题，实质上是在对会计学本质和内涵界定基础上，依据一定的标准对会计学进行科学分类的问题。会计学范畴定位对会计学科定位有着重要的影响，会计学的范畴不同，会计学科的地位也不同。然而，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中，人们对会计学范畴的理解是不同的，有的将会计学范畴理解为会计学理论范畴，有的理解为会计学应用范畴，有的理解为会计学研究范畴，有的扩展到会计学影响范畴。进行会计学范畴定位，既要对会计学内涵及外延进行科学的界定，又要对会计学范畴的分类标准进行合适的选择。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是进行会计学范畴科学定位的关键。

（二）财务学内涵与范畴定位 会计学的内涵与范畴为财务学内涵与范畴的定位奠定了基础，财务学的本质为财务学内涵与范畴定位指明了方向。

1、财务学内涵的定位。要界定财务学的内涵，首先要界定财务的内涵和财务管理的内涵。

（1）财务的内涵。财务学的核心词是财务。财务一词是与英语FINANCE相对应的。FINANCE还被翻译为金融，有的将其翻译为财政。在研究国外对财务的一般解释时，将财务等同于FINANCE。关于财务的定义有许多，几种有代表性的主要观点是：

财务是为支出而筹集资金和资本的过程。将投资者和储蓄者的资金提供给消费者、政府和企业。

财务研究个人、经济实体和其他组织如何在一定期间内分配资源，主要应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分配金融资源的问题，特别强调如何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进行决策。对资产负债表的右方比较关注。

财务研究一个组织投资什么，投资多少，从哪里取得资金，如何取得资金以及资本市场如何运行。财务主要关注于价值——管理决策如何影响公司股东的财富价值以及资本市场如何将资源引导向最有价值的用途。

财务是关于资本的科学。它包括项目选择（资本预算）、投资选择和融资选择：项目选择通过资本预算考虑是否实施某些项目；投资选择考虑货币投资决策，如投资于银行、股票市场，还是其他方面；融资选择考虑单个经济主体如何为将要实施的项目筹集资金。

财务的上述定义反映了国外对财务的基本共识和两种不同的观点。基本共识是财务是关于资本的科学，财务与资本运作与管理密不可分；财务是研究个人、经济实体和其他组织资本的科学。关于财务的内涵的不同观点，一是认为财务是关于资本筹集的科学；二是认为财务是关于筹资与投资的科学。

我国对财务的解释不是从财务的内涵进行的，而往往是从财务的对象进行的。而且我国在解释财务时实际上是与财务管理相联系的，因此有些教材根本不分财务与财务管理，而是直接采用财务管理的概念。笔者关于财务的不同解释是对有明确财务定义的主要观点综述。

财务泛指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财务活动指企业再生产过程中涉及的资金活动，表明财务的形式特征；财务关系指财务活动中企业与各方面的经济关系，揭示财务的内容本质。

财务是国民经济中各部门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的总称。其中财务活动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经济关系，而财务关系则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财务是企业或单位生产经营中的货币资金运动。包括货币资金筹集、货币资金使用、货币资金收回和货币资金分配。

财务是企业再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资金运动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

财务是价值运动及其所反映的经济关系。

财务的本质是企业和经济部门财务，是客观存在于生产经营过程的货币关系。

财务的本质是企业为实现生产职能对生产要素和经营成果的分配。

我国关于财务定义的基本共识表现在：财务是财务活动、财务关系及其总称。关于财务定义的不同观点可归纳为：从财务范畴看，有的将财务界定为企业财务，有的将财务界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从财务活动看，有的认为是货币收支活动，有的认为是资金运动，有的认为是价值运动；从财务关系看，有的认为是货币关系，有的认为是经济关系，有的认为是社会关系。

目前关于财务的定义，有的定义的是财务学，有的定义的是财务管理，如果不区分财务、财务管理和财务学，给财务一个综合的定义，那么财务可定义为：财务是关于经济实体、个人和其他组织进行资金或资本运筹的科学。如果将财务与财务学、财务管理区分开来，财务可做如下界定：财务与价值紧密相关，这种价值具体体现为资金或资本；财务表现为财务活动，即资金或资本的筹集、使用与分配；财务活动体现出财务关系，包括所有者、债权人、管理者、员工、政府等的关系。

（2）财务管理的内涵。管理可被看成是这样一种活动，即它发挥某个职能，以便有效地获取、分配和利用人的努力和物质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管理活动是发挥管理职能的活动，管理的职能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在管理活动中，各种管理职能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管理的内容由管理活动的内容所决定，现代管理之父法约尔将一个企业的活动分为以下几类：“技术活动，即生产和制造；供销活动，即购买、销售和交换；财务活动，即寻找资本及最适当地利用资本；安全活动，即保护财产和人员；会计活动，即盘存、资产负债表、成本和统计；管理活动，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在上述活动中，管理活动即是管理或管理职能，管理的内容应该是管理活动赖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其他五种活动，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会计管理、营销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是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于财务管理的内涵，国外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是将公司理财（corporate finance）定义为财务管理，那么财务管理的范围则被限定在公司的范围之内，非营利组织和金融机构等都不能被纳入到财务管理的范畴之中来。在这种观点下，西方将财务学科分为以下三个部分：金融市场学，投资学，企业理财或财务管理。二是将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作为财务学或金融学的泛称。在这种观点下，财务管理就不再是简单的微观性质的定义，而应当突破现有公司理财范围的限制，把宏观定义下的财务（金融）也作为研究对象。财务管理不仅是对存在于公司或者各种机构范围内各种财务活动进行的管理，也包括存在于机构范围之外针对特定金融产品及衍生金融产品的管理，更包括对金融市场进行的管理。

我国财务界对“财务”和“财务管理”这两个名词存在着混杂使用的情况，同时对财务管理与公司理财也存在混用的状况。因此，讨论财务管理的定义，有必要界定清楚财务与财务管理这两个基本概念，进而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关于财务管理有以下几种定义：产品价值的形成、实现和分配（赵玉珉，1980）；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王庆成，1981）；对财务活动的管理（刘恩禄，1984）；资金收支管理活动（陈毓圭，1986）；对资金运动的管理（杜英斌，1988）；筹集和运用资本（杨正新，1990）；货币资源配置和货币关系处置（陈学荣，1991）；价值管理活动（耿建新，1992）；对企业资金的规划和控制（王庆成、王化成，1993）；有关资金的筹集、投放和分配的管理（注册会计师考试办公室）。这些观点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五种，即财务管理是：对价值的管理；各财务职能或内容的总和；对财务活动的管理；对资金运动的管理；对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的双重管理。根据前述财务及财务管理的定义，可将财务管理定义为是对财务的管理，即通过对资金或资本运筹的管理，协调与处理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资金或资本的运筹效率和效果。

（3）财务学的内涵。财务学是在探索资本运筹规律、追求资本运筹效率、总结资本运筹观念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或者说财务学是研究资本运筹规律与效率的一门科学。它可以更形象地通过组织安排财务活动、协调财务关系和财务效率的提高来具体表现。研究财务学的本质应对财务、财务活动、财务关系和财务效率的本质进行界定。财务学的本质是财务活动、财务关系和财务效率的统一，财务学是研究一个组织如何组织财务活动、协调财务关系、提高财务效率的学科。财务是与货币、资金、资本或价值相关的概念；财务活动通常反映为资金或资本的运动，如筹资、投资、营运和分配等；财务关系是指与资本筹资、投资、分配相关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财务效率是指资本产出与投入的比率或差额，体现为资本的增值。财务的本质与目标决定着财务经济学与财务管理学的关系，以及财务学的范畴。

2、财务学范畴的定位。财务学的范畴是指财务学所涉及的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划分，财务学有不同的范畴分类。关于财务学范畴定位问题，如同会计学范畴定位，也涉及财务学理论范畴、财务学应用范畴，财务学影响范畴、财务学研究范畴，财务学基本范畴和财务学所属范畴等。

关于财务学的所属范畴也一直存在争议，如财务学是属于经济学范畴、管理学范畴，还是社会学范畴、数学范畴等。

关于财务学的基本范畴，同样有着不同的划分角度。如，从财务活动的内容划分，财务学范畴包括筹资学、投资学和分配学；从财务学的教学层级来划分，财务学分为财务学基础、中级财务管理学和高级财务管理学三个层次；从财务活动的地域划分，可以分为一般财务管理和跨国财务管理；从财务学的广义主体可分为宏观财务与微观财务；从财务学的狭义主体可分为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与财务经理财务；从财务学应用角度看其范畴，可划分为：企业财务管理、金融市场、投资管理及其他财务管理等。

关于财务学的研究范畴，如同会计学的研究范畴，涉及的面更加广泛，除了财务学的基本范畴，还涉及到与财务学属性和应用及影响相关的各个范畴，特别是财务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关联的范畴都是财务学的研究范畴。

综合上述财务学范畴的内涵，结合财务学理论发展与学科及专业发展的需要，可将财务学范畴主要划分为财务学理论范畴与财务学应用范畴两大类。

三、会计学、财务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明确会计学与财务学的内涵与范畴，为界定会计学与财务学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而要理顺会计学与财务学的关系，首先需要理解会计学与财务学的关系，以及会计学、财务学与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为会计学科与财务学科定位奠定理论基础。

（一）会计学与财务学的关系 会计学的本质与目标决定了会计学的发展，会计质量特征中的会计相关性决定了会计学的内涵与范畴。会计相关性体现在会计信息有用性需求方面所含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不同的信息需求者所需求的会计信息可能是不同的。财务学中财务活动、财务关系和财务效率方面所需的信息是依靠会计学提供的，要进行财务管理，实现财务管理系统的本质与目标，离不开会计信息系统；同时，会计学要真正成为有用的会计信息系统，其提供的资金或资本的信息，必然要与财务管理所需要的信息相一致，即提供满足财务决策与控制所需要的信息，而且会计学中的很多基础概念也正不断从财务学借鉴，如价值、货币时间价值等。

（2）财务分析学在财务学中的地位。要说明财务分析学在财务学中的地位，首先需要了解财务学与财务分析学之间的关系，财务学对财务分析学是如何依赖的，以及依赖的程度。从财务分析学的分析对象看，它分析的是财务学中的财务活动，应该说，财务学与财务分析学两者在研究对象上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是关注财务活动的具体运作，另一个则关注财务活动的分析与信息的提供。具体而言，财务学是财务分析结果的未来应用。从财务经济学视角来看，财务学需要信息来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财务管理学视角来看，财务学中筹资、投资、分配等各项活动的管理与控制均需要信息的支撑。财务学中财务活动、财务关系和财务效率方面的信息是依靠会计学提供的，财务学对会计信息需求具有多样性，而会计学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一般性和广泛性，这就决定了财务学需要借助于某种信息生成或者说信息定制工具，按照各项活动和目标的要求，生成特定的信息，而这个信息生成的媒介就是财务分析。此外，由于财务分析学分析的对象是财务活动，分析的内容、原理与方法都是围绕财务活动展开和财务目标的实现，因此财务分析中的思想主要来自于财务学，如价值的分析，绩效的分析等。

（3）财务分析在会计学、财务学中地位的演变。通过前述分析，可以清晰发现财务分析的地位与作用，以及财务分析学与会计学、财务学之间的关系。会计学是财务分析的基础，而财务学是财务分析的应用方向。会计学与财务学各自的学科发展均离不开财务分析，而且会计学与财务学之间的交叉更离不开财务分析。财务分析是会计学与财务学之间的连接桥梁。随着财务信息在各方面被使用的广度与深度的增加，财务分析的作用也将更加重要。会计学、财务学与财务分析学之间的关系及演变可由图1所示。

（4）会计学、财务分析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随着相关学科理论与实务对会计信息需求的加大，财务分析在连接会计学与相关学科关系中的地位与功能将进一步扩展，如图2所示。

从财务分析在会计学与相关学科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看，随着会计学科地位的提升，以及相关学科对会计学信息需求范围、数量与质量要求的提高，财务分析学将在分析主体、分析对象、分析内容和学科地位上有进一步的扩展与提升。财务分析不仅要满足投资者、债权人等外部信息需求者的需要，而且要满足管理者、员工等内部信息需求者的需要；不仅要满足管理学理论与实务发展的需要，而且要满足经济学理论与实务发展的需要；财务分析不仅是一门独立的边缘性学科，而且将成为一个独立于会计学和财务学等的专业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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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德武：《财务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篇(7)

一、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

马克思总体方法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研究的对象和对象的研究中把握总体的生成和再现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总体方法论形成的必要前提，而总体方法论的形成及运用，则进一步完善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而为科学地理解这一对象的内在结构及其在理论体系上的再现奠定了坚定的基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政治经济学的主题看作是“富国裕民”，大卫·李嘉图看作是对“分配规律”的研究，西斯蒙第看作是“人们的物质福利问题”，他们都没有科学地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的局限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他们没有建立科学的方法论造成的。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从社会的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独特地位。他已敏锐地觉察到：对社会整体结构关系的把握，是确立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必要前提。以此而论，马克思就已超越了他之前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成就。

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运动形成）——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理论、观念”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理论，形成了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过程相统一的整体观念。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选取生产关系这一特定层次，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导言》开始部分，马克思就提出了“生产是总体”的命题。这个命题包括四方面内容：(1)作为总体的生产，尽管都有其一般规定性，但有意义的是生产的特殊的社会性，是为了不至于因为有了统一性而忘记本质的差别性。(2)作为思维的客体，生产总体是既定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时代的生产总体。(3)生产总体不仅具有特殊社会性和既定的历史性，而且还有“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问题，即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再现关系问题。(4)在生产总体内的各构成要素之间，既不是彼此分裂的，也不是相互并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有序的结构关系。

在“生产是总体”命题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进一步把总体分解为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科学地阐明了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序列关系。他认为，在“现实的人”的面前，作为总体的生产，一开始只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是一种“实在和具体”，是一种“具体总体”。这里的“具体总体”只有经过思维加工，并且在思维中使之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时，才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一“总体”不再是作为客体的总体，而是作为主体的总体，即作为再现在人的思维中的“思想总体”。因此，思想总体起始于具体总体，另一方面，思想总体又再现具体总体。从总体生成和再现的全部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总体方法论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要点：(1)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具体总体，是社会关系整体这一大系统中的最深层的结构。(2)思想总体对具体总体的再现是一个过程，过程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因为具体总体作为社会经济运动客体，是独立于思想总体而存在的，是用思维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3)构成思想总体的基本要素是经济范畴。其基本特征是：范畴所反映的“主体”及范畴本身的既定性；范畴对“主体”反映的局部性和单面性；在总体内，范畴的先后次序的排列，并不取决于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而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即取决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中的地位。

（二）总体结构中范畴的二重性和完备性

构成思想总体结构的基本要素是范畴。其具有自然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的二重性，或者一般规定性和特殊规定性的显著特点。在《货币》章中，马克思提出商品“二重存在”的问题。(1)商品所具有的二重存在形式：作为产品的自然属性和作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属性。(2)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中的商品范畴，它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也具有二重的存在形式：作为具有一定的交换价值的商品和作为“象征性”交换价值存在的货币。在《资本》和《价值》章中，马克思结合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对总体结构中范畴的二重性的基本性质作了补充论述：第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劳动及其物质对象尽管都包含着社会规定性的范畴，它们之所以成为总体内的要素，并不在于它们具有“一切生产时代”都有的一般的社会规定性，而在于具有适合既定的总体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性。第二，一般地说，总体结构中范畴的自然属性，只起着社会属性的物质承担者的作用，范畴的自然属性本身并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清晰地阐明了范畴中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转化的特殊规定。因此，笼统地认定，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完全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并不符合马克思对总体结构的理解。

构成思想总体要素的范畴，不仅具有二重性，而且还具有完备性。作为总体要素的范畴，并不是历史上正在形成的范畴，而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中的最成熟、最完备的范畴。“最现代的社会”意义上的范畴，并不断开历史的链环，相反，它要极力映现出范畴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这是因为：(1)，完备的范畴中留下的历史的印迹，对探索过去社会中范畴发展的过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2)完备范畴自身的完善过程，也就是范畴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在既定的总体结构中，范畴的完备性就是范畴内在规定的纯粹性和一般性。总体结构中，各种现实关系同它们范畴的规定都被看作是相一致的，或者说，范畴所概括的只是各种现实关系的一般性质和纯粹形态。

（三）总体结构中范畴转换的有序性、关联性及开放性

构成总体结构的要素是范畴，而范畴间确定的联系受制于总体又决定了总体结构的性质。首先表现为范畴转换的有序性。马克思对有序性问题做了以下三方面的论析：(1)在总体结构中，范畴的次序并不以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为根据，而是完全取决于它们在既定总体内部结构中的地位。(2)在一定限度内，范畴转换的有序性与现实历史过程中范畴形成的次序具有同一性。(3)总体结构中范畴转换的有序性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表现为规定性不同的范畴之间的层次转换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同一层次间规定性不同的范畴之间的转换关系。

总体结构中范畴运动的关联性指的是范畴运动中同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和资本原始积累这两个范畴转换关系的理解，集中反映了范畴运动关系性的基本性质。在总体结构中，资本原始积累范畴和资本积累范畴之间的转换，必然呈现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历时性。第二，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同时性。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范畴历时性关系的考察，一方面深化了对总体各范畴运动连续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深化了对总体自身的运动趋势的认识。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总体结构中范畴运动关联性的论述，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也为我们理解总体方法中历史和逻辑之间的统一性关系开辟了广阔的思路。

总体结构的开放性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从整体意义上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构与反思上，即马克思从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五篇计划”，到提出“六则计划”，最后到提出《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变化上。批判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变化问题的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方法论上的确定性，并不能取消马克思政治经济结构上的可变性。“五篇计划”和“六册计划”，只是马克思构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外在结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结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在结构的理解，并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总体是在对具体总体的反复的探讨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因此，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内在结构理解的深化，必然引起外在结构形式的局部变化。总的来看，马克思最后形成的《资本论》体系尽管没有舍弃“六册计划”，但它也不单纯是原先“六册计划”中的第一册《资本》的一部分，而是做了许多修改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从来不认为自己既定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终极的、封闭的结构。相反，随着对既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也不断完善和发展反映这一结构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范畴。通过对具体的反复研究，通过对具体总体发展中呈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反复研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也不断做出修正，以使思想总体更准确地再现具体总体。这正是马克思总体结构开放性的实质所在。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时间，有的学者上溯得较早，认为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已经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同时也认为，《共产党宣言》已经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特征作了基本的论述。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事实。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但是，这些并不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征象。实际上，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是以两个基本事实为前提的：一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力量的迅速膨胀并成为连接各国、各地区经济交往的纽带；二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及其势力的扩张。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可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起点，至今已经走过360年的历史进程。这360年，大体可以120年为一时段分作三个阶段，即从1640年到1760年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立阶段；从1760年到1880年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1880年至今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撇开前两个阶段不说，从1880年开始的最近120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进和调整是以垄断为主线的。其中前60年为私人垄断，接着40年为国家垄断，最近20年为国际垄断。正是由于在120年间，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再发展到国际垄断，才使经济全球化具有现实可能性。如果说，跨国公司的迅速膨胀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微观基础，那么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就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宏观条件。所以，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既不可能脱离跨国公司发展的基本事实，也不可能脱离垄断资本国际化的基本事实。这两个基本事实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形成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最近20年来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

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其“热”的程度甚至超出经济学界。许多研究者从五个方面来概括“全球化”的内涵，即把经济全球化视作对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等五个方面全球化的概括。这是有其合理性的。第一，这是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角度来理解问题的，所涉及的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等资源、要素或条件，都同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第二，这是从市场经济作用和范围的扩大角度来理解问题的。经济全球化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大大突破了资源配置的界限，使资源配置由一国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就是期望本国资源或要素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最优配置；经济全球化也确实为各国资源或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不容否认，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结果，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结果，是人类文明在经济形式方面进步的重要表现。对经济全球化只作以上这些理解，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因为这些理解主要还只停留在生产力层面和资源配置层面的分析上。既然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我们就不能只作生产力和经济体制层面的分析，应该提出新的任务，要研究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部发展所蕴涵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实质，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系性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经济全球化，要着力于国际经济关系新变化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伊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就提出了“世界体系论”。我们未必赞成“世界体系论”的所有观点，但“世界体系论”毕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即如何从国际经济关系的整体上来理解世界经济体系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就是最近30年来逐渐演变而成的经济全球化（20世纪70年代初，还没有经济全球化的说法）。沃勒斯坦提出的“中心一半—”的“世界体系”学说，既从整体上描述了世界经济的体系性，强调了世界经济运行上的统一性，又分解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研究了“中心”、“半”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阐述了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对立的格局及其性质。沃勒斯坦的观点，对理解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是有重要启示的。

在对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本质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三个并行但却相悖的事实：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效率在不断增长，但这种效率增长产生的“红利”却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的分配，效率与公平背道而驰。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并没有越来越走向“趋同”，而是越来越走向“两极分化”。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在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是并行的并且是严重对立的。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往往强调全球经济的所谓“一体化”、经济利益的所谓“共同性”，但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世界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更加突出了国家的安全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突出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对这三个并行但却相悖事实的深刻理解，必然进入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层面。

三、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总体方法为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导意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分析方法分析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就是要从总体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1.对经济全球化概念的把握，一是必须从总体上而不是从某一方面进行整体的理解，二是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范畴出发对其给予较为准确的阐述。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不断地进行着物质生产的全球化过程和一定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过程。既是指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在全球化范围内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也是指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各种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在全球经济中的现实体现。从生产力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在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进一步形成，国家和其他政治经济力量出现整合和重组，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高度融合，并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和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经济全球化是由于资本的扩张本性和增值需要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日益紧密，逐渐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关系的过程。由于资本的本质是追逐最大化利润，因而资本的扩张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在—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的二重属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超越与国家的矛盾和对立以新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世界经济中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起来的。

2.确立经济全球化研究的视角。当前国内理论界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大多是从生产力层面的角度，集中于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基本资源和要素配置的变化上。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要重视生产力层面的研究，因为经济全球化既是世界生产力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必然会促进全球范围内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和产业结构的最优调整。但是，作为对一种国际经济现象的分析，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力层面的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上，而必须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研究经济全球化中体现的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系。因为如果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中把生产关系从经济全球化的整体研究中分离出来，就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经济全球化的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本质，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当然，这绝不是说，研究经济全球化时只是抽象地、孤立地研究国际生产关系，而是要联系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层次上的上层建筑来研究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关系，并且把这种研究放在特定的地位，因为正是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才使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全面的、自由的流动，世界各国经济更紧密地联结为一个全球经济的各种资源流动方式，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变动相互影响、互相制约，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或者说，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才有利于垄断资本对垄断利润的追求和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获得。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必须联系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来研究国际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总之，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必须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从社会的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理解国际生产关系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确立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生产关系的研究，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3.运用总体方法研究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关系，主要是运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是总体”的命题和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的构成总体方法论的两个基本用语：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来研究国际生产关系。

(1)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既要研究其一般规定性，即研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但更有意义的是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即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2)对国际经济关系历史性质的认定，是理解经济全球化下的全部国际经济关系现实运动及其发展趋势的前提，因而也是揭示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经济关系内在本质及其运行过程和趋势的前提。也就是说，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存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总体方法运用时所研究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历史上正在形成的范畴，而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中最成熟、最完备的范畴。也就是说，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是从资本主义的最初扩张时期就开始了，从自由市场制度的建立时期就已经具有经济全球化的萌芽，马克思也就这种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说明；但是，作为最成熟、最发达的范畴，经济全球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才形成起来的，这才是我们运用总体方法分析的经济全球化。它也没有切断而是要极力映出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因为，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成熟的、完备的经济全球化所留下的历史的印迹，对探索资本主义360年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而且，完备形态的经济全球化自身的完善过程，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