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解决的方法篇(1)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一、经济法纠纷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调节经济法律纠纷是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是政府职能部门运行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调节的。经济法纠纷主要包括经济权利、义务之间的争议，这些纠纷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就会扰乱经济秩序，因此需要经济法来解决各类经济纠纷，保证经济秩序运行。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所谓经济纠纷，是指利益主体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矛盾导致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纠纷。其范围涉及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被管理人的法人、组织及机关单位间的纠纷。而经济法纠纷指的是发生在经济调节过程中的经济权利和义务间的争议。在辨析经济法纠纷与经济纠纷的区别时，一定要明确经济法纠纷不是由商品交换或是民事纠纷引起的，是纠纷双方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的纠纷，它与民事纠纷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也与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行政纠纷不同。此外，如果经济法纠纷尚未构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的。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经济总体运行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调控手段，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作为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市场资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对资源的管理都是很认真的，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资源还是非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利益满足本代人无节制的欲望。国家经济调节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再分配的公平性，经济调节在让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一定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势必会导致利益主体间的各类纷争。此外，国家经济调节权也不能被滥用，这势必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众所周知，利益纷争是导致经济法纠纷的根源。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一定要及时处理并妥善解决，否则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也会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法实现资源配置，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优化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相当必然。一般来说，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纠纷在前三种方法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采取的比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须明确，经济法纠纷的主体如果是国家经济调节的机关或是组织，就不适用仲裁方法来解决经济法纠纷，这是由于仲裁机构本来就是社会组织，它无权对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机关或组织行使仲裁权，因此这类经济法纠纷解决不适用仲裁。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以干预、管理和调控来实现对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调节是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它的调整对象是经济主体间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包括合法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法纠纷、国家在整顿经济秩序中产生的经济法纠纷和国家宏观调控中引发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对调节的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要分析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兼顾优化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提及民事诉讼，实质就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普通民事诉讼和特别民事诉讼。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法纠纷主体的地位、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为了公正起见，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的制度进行优化革新。一般来说，可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手段，当然也可以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与此同时，还需要简化诉讼程序来纠正当事人双方在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欧美一些国家甚至还从当事人的经济负担的角度上采用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来保证司法解决的公正和效率。

（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一种高效的纠纷解决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当事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它针对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和特别行政诉讼。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是由国家或是法律法规赋予特定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经济调节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间、被调节主体间以及调节主体和被调节主体间的纠纷需要行政诉讼来解决，当然也有一些受影响的第一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间也会有经济法纠纷，这类纠纷也可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

总的来说，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可以扩大案件受理面，有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诸多方面要做大量的优化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

作者:程明月 单位: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孙育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借鉴与融合———以纽约和上海为例的相关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9.1.

经济纠纷解决的方法篇(2)

一、契约经济进程中对合同解纷[1]提出的要求

从产品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社会经济变化纷繁激荡。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迁中，新生的经济契约关系构造着新经济秩序的框架，催发着我国新型经济组织和市场交易关系的生成。在改革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作为契约化经济的法律表现形态，经济合同几乎从无到有，从个别购销活动扩大到包括承揽、承包、租赁、联营、合伙、科技协作、固定资产转让等广义交易活动，映现出我国经济契约化的进程。

经济合同总量的急剧增长和种类的不断增加，反映了合同对国民经济的覆盖过程和表观市场化的发展，而合同履约率的逐渐上升反映了人们在逐步接受市场活动的合同约束，反映了市场有序化的悄悄演进。一个值得注意和深思的现象是：在合同履约率逐渐有所提高的同时，诉讼到仲裁机构与法院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却在急剧增加。据统计，从1984年到1986年，全国工商合同与农村承包合同总量约增加60％，而诉讼到法院的经济合同案件却上升了270%，由此揭示出市场契约约束的硬度在提高。违约合同中诉讼比例在上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和自然人维护自身经济权益和考量经济利益得失的动力在增强，计划背后的行政约束被与市场联系着的合同法律保障所置换，经济主体越来越倾向将已经或将要受到侵害的利益置于彻底明确权益关系的法律保护之下，这就形成了对合同纠纷解决的强烈而全面的要求，事实上，违约和合同纠纷作为契约运行的病变和断层，是市场交易中的自然现象，合同被违约后必然寻求纠纷解决的各种有效途径，因而违约补救自然成为契约法的重要内容，而合同解纷便成为契约规则运行的法律屏障。所以，对我国目前经济合同的解纷状况尤其是诸如解纷组织、人员素质、解纷方式等进行实证研究并予以评析，是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共同任务。

二、对目前合同解纷特点的大致描述

这里所使用的解纷是指通过各种形式解决经济合同纠纷的简称。我国的解纷状况与世界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相比，具有下列特点：

1.解纷机构的多元化和官方性。经济主管部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仲裁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各级人民法院的经济审判庭、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都被法律赋予了解纷的职能，从而形成解纷机构的多元化格局。一旦合同发生纠纷，当事人可以接受或请求某一机构进行解决，平息他们之间的纷争。然而，这些机构都具有官方性，民间（包括行会、商会等）的中间解纷组织实际上还未出现，在法律上也未加肯定。[2]

2.解纷方式的多元化。由于传统文化的潜在作用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要求，形成了体现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和以责任模糊为特征的和解、调解的方式，与反映商品经济中责任细化和利害分明的判决、裁决方式共存的多元化格局。

3.调解方式独占鳌头。调解这种再现中国传统文化并被人们称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解纷方式以其古色古香而被广泛采用，不仅有主管部门的调解、仲裁部门的调解，还有人民法院的调解。“着重调解”和“先行调解”的法律规定使我国现阶段经济合同纠纷中的大多数由调解解决结案。据我们对收集的2000余个合同案例的统计分析，由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受理的合同纠纷，其中约90％以调解结案。

4.司法机构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担当解纷攻坚战的主力军。从建国初到文革前的“只裁不审”制度，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只能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不能向法院起诉，使司法机关无处理经济合同纠纷的职能；旧的产品经济体制下零星飘散的一点合同纠纷也基本上由行政机关加以干预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蜂涌而至的合同纠纷，使得原有的解纷机构和解纷方式难以适应，合同纠纷解决的事实彻底清楚和责任彻底明确的硬性要求，推动着具有刚性特点的司法判决解纷方式的出台。人民法院在经验、理论、人员“三缺乏”的条件下，无备而战，筑起了维护新经济秩序的一道基本防线。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人民法院受理合同纠纷案件已多达70万件，占法院和仲裁机构受理合同纠纷案件总和的87%.

5.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解纷时间逐渐缩短。这里所称的解纷时间是指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从受案到结案的时间。通过对1416例经济合同纠纷随机统计，同期受案与同期结案，比例在逐渐上升：1979年以前为34%，1979年至11982年7月（即《经济合同法》实施前）以为51%； 1982年7月至1983年为67%：1984年为75%，1985年为77%：1986年为84%，这一倾向说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解纷能力和水平在逐步提高，意味着由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解纷的预期成本的降低。

6.经济合同纠纷日趋技术化和专业化。交易活动的日趋科学化和技术化使经济合同也日趋技术化和专业化。从对产权风险转移的简单确定和价金支付的法律裁判发展到产品质量的技术检验和是非责任的技术鉴定，以至技术专利的卷入、质量标准的量化和联运方式的广泛采用，使得由此产生的合同纠纷的解决日趋困难。

三、解纷方式的演变与原因

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的最终结案方式，有调解、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三种。[3]这三种解纷方式在我国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下的运用，其所占的比重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在近十年中，这种变化更反映着经济秩序的演进过程。利益细化、责任明确的要求和我国传统的解纷方式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合同纠纷解决方式的不适应，是推动我国解纷方式演变的主动因，通过对1416例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受理结案合同纠纷的统计分析，勾画出各解纷方式绪案的变化曲线：1979年以前，调解占80.5%，仲裁裁决占4.5%，法院判决占15%； 1979至1982年7月，调解占76.8%，仲裁裁决占7.2%；法院判决占16%， 1982年7月至1983年，调解占73.8%.仲裁裁决占8.6%，法院判决占17.6%； 1984年，调解占66.4%，仲裁裁决占9.3%，法院判决占23.8%： 1985年，调解占63.7%，仲裁裁决占11.9%，法院判决占24.4%； 1986年至1987年，调解占64.1%，仲裁裁决占10.1%.法院判决占25.8%.这是一组极有意义的数字。法院和仲裁机构运用调解方式结案比例逐渐下降和运用判决、裁决方式结案比例渐趋上升的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和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的演进。在产品经济体制下的利益不分和责任模糊使责任的承担与富有弹性的调解方式大体相适应，并为纠纷当事人所接受。随着经济利益不断细化和责任不断明确，纠纷当事人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而使其越来越难于接受“和稀泥”式的调解方式，具有刚性效果的判决方式则越来越受到纠纷当事人的欢迎。

法院和仲裁机构调解方式结案比例下降和判决、裁决结案比例上升还与我国的多重调解制度相关联。请求仲裁机构予以裁决和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合同纠纷案件往往是调和多次而调解未成的案件，即经过了纠纷当事人的多次协商和主管部门多次调解未成的“硬骨头”。既然纠纷双方已经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便坚定了其一见分晓的决心，因而，只有具有终局效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判决才能结束其诉争。

故意违约比例的上升也反映出纠纷当事人选择解纷方式的心理。因一方的无知或过失引起的合同纠纷容易得到另一方的谅解和宽容，调解结案自然易于实现。违约方的故意坑蒙拐骗，激起了受害方的愤慨，而违约方又往往为其故意违约百般寻找开脱责任的托辞和借口，纠纷双方的激烈冲突要求具有刚性的判决方式来明辨是非，划清责任。

四、解纷方式的评判

和解、调解、裁决、判决构成了解纷方式的多元化格局。对其各自的理论功能和实际效用，需要进行理论的评判和实际的把握。

和解，也就是人们通常称之为“私了”的解纷方式，在实际中被纠纷当事人广泛地运用着。和解方式的广泛运用除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外，大家宁愿忍一忍，尽量息事宁人，能不去法院就尽量不去法院。和解私了，往往是双方都作出让步，节省时间，又不伤感情，不影响以后的合作，这种解纷方式的低成本无疑是纠纷当事人考虑的更重要因素。在市场发育程度还较低的现实经济环境中，寻找新的交易伙伴的困难迫使他们放弃起诉的意图，以牺牲眼前的直接利益的代价来换取将来更大的预期利益。另一方面，对经济仲裁和诉讼的相关法律制度与知识的缺乏了解和由此引起的怯惧心里反过来强化了和解方式的运用。

调解方式结案比例独占鳖头格局的形成，除法律规定调解为仲裁机构和法院审理合同纠纷的必经程序的作用和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外，同样也不能低估调解方式具有较低成本和尊重当事人意愿等长处。与裁决和判决相比，调解方式无论对于纠纷当事人还是对于解纷机构来说都具有节时省力之优点，能够避免旷日费时和附带其他费用的诉讼代价，能使纠纷双力尽快地以全部身心投入到新的交易活动中去。然而，调解的理论功能并不等于其实际效用。虽然调解方式在我国经济合同纠纷的解决中颇具效益，但出于“调解第一”和“必须调解”理论和制度的支配和实际中存在的把调解率高低作为评先进和晋级增资条件的因素，使调解的性质变异，其功能大为减损。

变异之一：硬性调解。这种调解以牺牲纠纷当事人的利益和不顾当事人的意愿为代价。如果当事人不愿意接受调解，则进行威胁，采取拖延战术，迫使当事人就范。例如，1985年1月，某供销公司（供方）与某贸易公司（需方）签订了购销200吨精干麻合同，每吨单价7800元，货款总计为156万元。合同规定了产品质量、交货时间（3月中旬）、交货地点，并规定如任何一方违约，均按合同总额2%偿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需方于2月5日向供方预付货款4万元，并派人员前往检验。检验后，因需方代表无款提货，遂出具“购到精干麻100吨，欠款75万元，暂不提货”的便条后返回。3月7日需方再次派员前往验货，因货物质量与合同标准不符，需方拒收，引起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受理此案后，认为：此次纠纷系双方违约所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因此，双方各自应承担此次纠纷的一半责任。最后主持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供方退回需方预付货款4万元，互不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诉讼费各负一半。此案之调解协议存在明显的失当：首先，没有明确责任（事实上供方是违约者），采取各打五十板的做法；其次，调解后对合同约定的2％的违约金没有提及。这种调解显然模糊了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和利益。

变异之二：普遍存在的“和稀泥”方式。无论哪种解纷方式，都是以分清是非、明确责任为功能的。然而，“和稀泥”的调解方式以是非不清、责任不明为代价，使受害方难以得到补救，对违约方不能给以惩处，牺牲了法律的威严。

仲裁作为介于调解和判决的中间解纷方式，兼顾着两者的优点，即一定限度内的尊草纠纷当事人的意愿和具有较高程度的裁决约束力。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仲裁作为非常重要的解纷方式活跃在解纷的舞台上。我国仲裁发展大致可分成三个时期：50建国初到“文革”前的“只裁不审”时期，“文革”期间的基本消灭时期和三中全会以后的又裁又审时期。目前，仲裁对合同纠纷的解决作用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极不相称，以1986年为例，全国各级法院人均结案数为15件，而全国各级仲裁机构的人均结案数则为4件。

法院判决的解纷方式具有最高的解纷硬度，法院受理案件的成倍增长和判决方式结案比例的上升适应着商品经济模式下合同纠纷的内在要求，同时也反映了人民法院的经济审判工作在不到八年时间里的巨大成就和所进行的开拓性的努力。判决方式的终局效力和执行能力吸引着人们对这一方式的选择，可以预见，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增长和判决方式结案的上升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五、公平裁决的困扰

对合同纠纷的公平裁决是保证契约按规则运行的最后屏障。在我国新秩序形成过程中，公平裁决尤为重要，它不仅在于平息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更重要的在于促使新秩序的形成，加速市场化的进程，增强人们对改革和市场以及法律的信心。

公平裁决仰赖于裁决机关的公正地位、裁决能力、裁决素质和裁决所根据的法律的完备与协调等多种因素。然而，在目前状况下，公平裁决存在着由许多消极因素的困扰。

困扰之一：裁决机关独立地位的难以保证和人们对裁决机关公正性的信任缺乏。由于裁决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不是独立裁判，尤其是对地方政府的依附，使它们难以不受干扰地对合同纠纷进行公平的裁决，各种外来附加因素的干扰、威胁和利诱，也使得裁决的结果难显公平。一旦涉及到对本地的合同纠纷的处理会损及本地的经济利益或声誉时，其权力集团或利益集团就会以求情乃至威胁等各种手段，来影响裁决机关的裁决。从一定意义上讲，裁决机关的硬性调解和调解中的“和稀泥”方式的采用，是对各种势力的退却和妥协的表现，这种退却和妥协的结果，必然使裁决的质量降低，导致人们对其公正性缺乏信任。

困扰之二；解纷机构的承受能力与日益增多的合同纠纷的尖锐矛盾。据1986年统计，当年工商合同违约纠纷4000万份，如果其中有10%表现为合同纠纷，则有400万起合同纠纷。如果这400万起合同纠纷涌向裁决机构，落在2.8万解纷人员的身上，则平均每人一年需受理140起合同纠纷。如果再加上二审案件和裁决以后又诉至法院（根据目前的又裁又审制）的案件，则平均每人需承担的解纷任务会更大。而且，大量的农村承包合同纠纷尚未计入。繁重的解纷任务与有限的承受能力造成了今天普遍存在的“告状难”的局面，同时，也影响了对合同纠纷的公平裁决。

困扰之三：解纷人员素质的普偏偏低和经验的严重不足。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面前，解纷人员和广大公众一样，处在一个学习和摸索的阶段。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把解纷人员推上了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双重“宝座”，尽管解纷人员尽了很大努力，还是一时难以弥补自身能力、经验与所扮角色要求的差距。1986年司法解纷人员人均受案15件和仲裁解纷人员人均受案4件的事实反映出解纷人员能力的欠缺。大多数不合规格的判决书和仲裁书反映了其素质的普遍偏低，相当数量的裁决和判决的严重失实和法律错误是客观的存在。

困扰之四：合同纠纷的日趋技术化与民间仲裁和行业仲裁的空白的尖锐矛盾。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行业仲裁和民间仲裁以其雄厚的技术力量充当公正的裁判者，法国巴黎商会、苏黎士仲裁委员会和斯德哥尔摩仲裁委员会以其享有的声望而深得合同纠纷当事人的信任。他们作为解纷的中间组织解决了大量的合同纠纷，梳理了经济关系。而在我国，合同纠纷日趋技术化使得很多解纷人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跟不上日益更新的知识，从专利技术的使用，到质量标准，到联营合资，到不动产交易，使普通解纷人员对其艰深的专业知识望洋兴叹。我国行业仲裁和民间仲裁机构的空白严重地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如何使行业仲裁和民间仲裁组织在商品经济的洪流面前应运而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任务。

其困扰之五：律师业务的开展不够和律师地位的低微。公平裁决的重要保障之一就是律师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成为真正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卫士和代表，而现在的事实是，撇开我们的律师（或律师工作者[4]）的素质和非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不论，仅举美国60万律师和我国现有的约2万律师（或律师工作者）的人数比较就足见我国律师业务开展之不够，专业律师和行业律师的发展还处于空白阶段，律师在法庭上公正辩护和诚恳意见难以被采纳。律师地位的低微使我国刚刚兴起的律师队伍大批转行，留下者也带有人微言轻的低落情绪。应该肯定律师在维护公平裁决进程中所做的努力，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在带有浓厚的“官本位”或“权力本位”意识的我国，律师作为当事人的利益的代表和公平裁决的卫士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困扰之六：法规体系的自身冲突和立法严重落后于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公平裁决的首要标志就是纠纷的解决切实依据法律的公正天平并以此为唯一尺度，法出多门的可怕结果-法规体系的自身冲突使解纷机构和解纷人员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法条本身的过于原则和拙劣的通俗化，又为一些解纷人员的营私舞弊留下了缺口，立法严重落后于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使大量新出现的合同纠纷的解决无法可依，解纷人员只能按照良心和自身的价值尺度加以处理。立法的前瞻性与法律稳定之间的关系、立法与社会背景的关系、立法价值取向的突破以适应于飞速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实际，是摆在整个法学界面前既棘手又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注释

[1] 此处的“解纷”是作者杜撰的一个词，其意为纠纷解决。

[2] 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是附设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仲裁委员会的成员也大多是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所以通过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处理合同纠纷还是行政解决途径，不像国外的仲裁机构是完全民间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是非官方的，但一则它不仅仅调解合同纠纷，二则更主要的是它的调解书不具有终局效力，所以其意义就合同纠纷解决而言是极为有限的。

[3] 此处的调解包括法院的调解和仲裁机构的调解。

经济纠纷解决的方法篇(3)

论文摘要： 我国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自此平等主体之间，包括公民与公民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及他们相互之间均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就归结为民事纠纷。

一、民事纠纷的概念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争议，是法律纠纷和社会纠纷的一种。所谓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民事纠纷作为法律纠纷一种，一般来说，是因为违反了民事法律规范而引起的。民事主体违反了民事法律义务规范而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由此而产生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民事争议。

民事纠纷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纠纷主体（民事主体）之间不存在服从与隶属的关系，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内容，只限于他们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构成了民事纠纷的内容，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则不属于民事纠纷。

（3）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由于民事纠纷是民事权利享有和民事义务承担的争议，因而民事纠纷主体有其处分的权利。它有别于行政争议和刑事争议。

根据民事纠纷的内容和特点，可将民事纠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产关系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财产所有关系的民事纠纷和财产流转关系的民事纠纷。另一类是人身关系的民事纷纷，包括人格权关系民事纠纷和身份关系的民事纠纷。

二、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是指缓解和消除民事纠纷的方法和制度。根据纠纷处理的制度和方法的不同可从以下三种方式来论述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一）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包括自决与和解。它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以达到维护自己的权益。自决是指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的力量使对方服从。和解是指双方相互妥协和让步。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依靠自我的力量来解决争议，无须第三者参与，也不受任何规范制约。自力救济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这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有密切联系。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在仍有保留的必要，可以作为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必要补充。

（二）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包括调解（诉讼外调解）和仲裁，它是指依靠社会力量处理民事纠纷一种机制。调解是指第三者依据一定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对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双方在相互谅解和让步的基础上，达到最终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仲裁是指纠纷主体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双方协议，将争议提交一定的机构以第三者居中裁决的一种方式。调解和仲裁的共同点是，第三者对争议处理起着重要作用；不同之处是，调解结果更多地体现了主体的意愿，而仲裁的结果还体现了仲裁者的意愿。运用调解和仲裁处理纠纷，标志着人类社会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进步。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今不但需要保留，还应大力倡导，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济纠纷解决的方法篇(4)

关键词：　电视媒体　社会纠纷　多元化　解决机制 

社会学认为，社会纠纷是各种利益关系之间直接的和公开的旨在遏制各自对手并实现自己月的的互动。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利益的复杂性，人们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奉十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冲突。而社会秩序正是在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冲突、角色冲交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社会纠纷就会存在。

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有许多关于社会纠纷及其解决的记载与评述。中国历史上有息讼观念的盛行，因此很多社会纠纷是通过封建家长出面协调，邻里地甲调解等方式解决的。学术界对此的认识最早可见于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在研究纠纷解决方面，就日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仍是法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经济法学等)与社会学(包括政治社会学)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法学界大多从法学的层面、政治学的层面，从法治的精神与角度提出问题与分析问题。而大众媒介在社会纠纷解决过程中是否能发挥作用，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学者们还鲜有论及。

国外学者的“社会冲突论”、“政治参与论”、“集体行动理论”、“博弈论”等，均对社会纠纷的机理及其解决有所涉及与论述。其中引人注月的是“社会冲突论”与“博奔论”。“社会冲突论”重点研究社会冲突(纠纷)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分析了其机能，并指出这些机能的实现，能使社会整体的整合度和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得到提高和加强。“博弈论”研究互动决策，其对于博弈要素、博弈类型的描述恰可分析各种纠纷的缘起与解决。而关于社会纠纷的解决实践，在人类社会早期，往往依靠的是决定于人们力量对比的私力救济。随着公共机构的出现与强大，私力救济逐渐被以国家、法庭、监狱等为表征的公力救济所取代，建立起了以司法为中心的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动作协调系统。有学者分析说。其实质是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懈决权逐步向社会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总体演变，在法院的周嗣组织培植多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共同构成了纠纷解决方式的可选择性。20世纪6()年代，ADR概念在美国兴起。ADR，即Alternative DisputeResolution，又称之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或代替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这样在一个社会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彰显司法的尊崇与权威，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以协商、调解、仲裁等达到和解的目的。

当各种庞杂行政与法律的手段，让人们疲惫不堪之时，大众传媒开始被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中电视终结者模式(TV trouble shooter)充分展现了传媒的威力。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在其《传播生态学》一书中，对其运作方式作了如下的归纳：电视秀倾向于曝光并把个人的争端转换为能被观众认识的广泛的“争端”类别的一个案例，而观众指望能反过来把自己的申诉写信告诉TvT，从面延续这个循环(即把个人的争端曝光一转换为公众关注的问题一引发更多的个人申诉一再曝光……)。TvT的成功在于推动了纠纷快速和公平的解决，其示范作用使得通过大众媒介解决纠纷的方式为许多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共同倡导。

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观念和利益关系的调整期。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纠纷。同时，由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以及客观上存在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使得很多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生存质量降低，生存难度加大，极易导致社会纠纷。以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来看，和谐与冲突、贫穷与富裕等矛盾总是相依共生、互相转化的，和谐与冲突并不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存在社会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纠纷产生以后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回避社会纠纷，而是积极主动应对纠纷和解决纠纷。社会纠纷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必须要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视角来理解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即在充分考虑社会纠纷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在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提供多种可以选择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社会救济机制。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是各圜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普遍特征。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了包括和解、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申诉、信访、诉讼等各种方式在内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由于当前我国礼会纠纷总量较大，纠纷处理难度不断加大，现有的机构及力量不足以应对社会纠纷的解决。很多社会纠纷的解决存在着随意性大、解决方式不够系统科学、解决程序不够稳定合理等问题，社会纠纷解决的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如何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活而不乱，活而有序的社会秩序，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命题。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电视媒体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电视用声波和光波信号直接刺激人们的感官和心理，以取得受众感知经验上的认同，忠实再现讯息的形态，对受众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凯尔纳曾经这样表述电视对社会的影响：“当今，电视是文化象征的主要表现者。电视上的图像既是主观规范性的又是客观描述性的。它不仅用图画展示社会上的新鲜事，而且还引导人们怎样去适应社会秩序。在实践中，电视媒体以报道社会纠纷为己任，参与纠纷的调解、促成纠纷的解决，在考虑收视率等经济利益因素的同时，也展现出了电视媒体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由此观之，电视媒体在化解社会纠纷、减少社会冲突对立、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经济纠纷解决的方法篇(5)

关键词：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一带一路”战略；法律人才培养

基金项目：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民营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调查研究”（编号：YB003）；项目主持人：管欣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应用

收录日期：2017年2月8日

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仍然是“和平和发展”，如何进一步扩大国家间的交往与合作，实现共赢的目标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当下亟待考虑的问题。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积累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13年，中国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z绸之路”的“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既顺应世界全球化发展潮流的要求，也顺应了我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模式转型以及国内各产业要素流动调整转型、国际产业转型的要求，其立意之深、辐射之广、贡献之大，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欢迎和认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加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合作，通过交通、贸易、投资、人文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实现双边或多边的经济贸易合作发展，搭建跨地区、跨文化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带动我国及相关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目前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处于一个异常尴尬的局面。国内步调不统一、各国文化冲突和矛盾、战略沿线国家政治动荡、恐怖主义的威胁和侵扰、大国间的博弈和掣肘等因素严重阻碍和影响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成为当前困扰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关键性难题。本文从依法治国的战略思想出发，引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探究，为我国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相关矛盾纠纷的解决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

以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视角和方法来分析解决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潜在障碍和问题，旨在通过以法律的框架和方法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发展扫除障碍，明确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推进“一带一路”的实施，为其提供矛盾解决手段和方法，以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现状及矛盾分析

（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现状。2015年3月27日在海南亚洲博鳌论坛上，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性的解读，为世界各国了解、认知该战略提供了支持，也为战略的实施和开展提供了文件性的支持。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015）。“一带一路”战略主要概括为：“一个核心理念”（和平、合作、发展、共赢）、“五个合作重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三个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来表达。

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以从外交合作和具体实践两个方面来分析。从外交合作看，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我国与相关国家达成了外交共识，通过沟通、协作、相关政策完善等方法进一步推动战略合作，为战略的实践操作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从具体实践来看，围绕着对“五个合作重点”的推进，通过国内、国际间的政策、交通、贸易、资金、文化方面的交往与合作，实现国家间战略的逐步推进，构建跨区域的、以经贸合作为载体的合作框架。

（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矛盾分析。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处于一个尴尬的局面，国内步调不统一、各国文化冲突和矛盾、战略沿线国家政治动荡、恐怖主义的威胁和侵扰、大国间的博弈和掣肘等因素是阻碍战略实施的重要障碍。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的动荡，南海问题的不断发酵，成为影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相关国家间信任和合作的重要因素。本文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障碍和矛盾分析仅从法律制度及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层面进行，对国内当前相关制度实施过程中潜在的矛盾进行剖析。

1、国家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不健全造成企业利益损失。“一带一路”背景下，不断加强国家、地区间的经贸合作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重要方法和手段。而目前我国的进出口法律制度不健全，对外贸易经营体制不完善，有些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不强，面对贸易纠纷时也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机制保障，导致我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交往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的局面，利益损失的风险变大。

2、贸易纠纷呈现多元化的特征造成较大的诉讼压力。由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范围广，参与实施的国家多，各个经济实体的发展程度不同，发展的环境也不相同，导致了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纠纷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传统的纠纷解决多是依靠司法裁判进行，不仅恶化了贸易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增加了法院工作的压力。

3、各国间不同体制矛盾造成的冲突多元化和复杂化。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路线上，涉及到亚、欧、非等区域的65个国家（含中国），各个国家的经济贸易体制不同，文化等国情条件的差异阻碍着经济合作的进行和战略的实施，也造成了不同体制下纠纷、冲突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对当前的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考验。

4、专业领域人才缺乏造成战略实施的推进受阻。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人才因素对于战略的实施和推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战略沿线国家的国情差异较为明显，投资项目的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走出去”企业是否有既熟悉沿线国家国情又了解“一带一路”政策的高端人才，而调查发现，高端人才队伍建设的迫切性甚至超过资金和技术需求。尤其以律师等专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更是迫切。同时，在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过程中，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迫在眉睫。

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引入

（一）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纠纷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传统的以诉讼进行解纷的手段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更不能适应和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型纠纷案件。因此，面对多元化的纠纷和冲突，亟待一种能够妥善地处理各类纠纷、缓解当前诉讼压力、减少冲突和矛盾并维护合法利益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实现有效的诉讼纠纷解决。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能够以多种手段和方式对纠纷进行分析解决的机制，它能够满足“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多元化主体的多样性需求。而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不是对传统的司法解纷机制的颠覆，是基于维护司法权威性和有效性的目的对当前现行的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拓展和完善，是实现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相补充、相衔接、相配合的纠纷解决渠道，是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结合我国自身特色对相应法制体制提出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要求。

（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具体实施

1、针对我国当前对外贸易法制体制不完善现状，要转变观念，完善立法，健全制度。加强对外贸易、进出口、知识产权、服务等方面的立法，适应“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新要求，为相关主体提供有效的司法保护和矛盾解决机制，保障相关主体的合法利益。

2、针对纠纷多元化的特征，要不断完善以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为主的社会救济网络结构。针对日益多元化的纠纷制定不同的救济机制和救济网络，不仅要发挥公力救济的权威性和终极性，同时也要注重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效力的发挥，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能够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缓解诉讼的压力，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和效果，满足多元化纠纷的需要，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升级。

3、针对不同主体之间冲突的多元化和复杂化现状，要建立健全诉调对接机制。健全各类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对接，发挥各类不同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纠纷调解的可操作性，实现多元化纠纷的有效解决。

4、在当前依法治国背景下，重新定位法院的地位和作用，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引导机制。随着人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中国律师队伍的发展壮大，法院地位的不断加强，承受着巨大的诉讼压力。但是，纠纷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不仅是对法院司法资源的严重考验，也是对法院司法解决效果的考验。因此，亟待对法院重新定位，更好地发挥法院的协调、引导作用，从而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构建以法院为核心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引导和协调机制。

5、不断加强战略实施中法律人才的培养。教育的成败关乎人才的成败，进而关乎“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而教育和人才的发展在于对其的重视程度和规划程度。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不断加强法律人才的培养，这其中既包括法院人才的培养，使其实现专业化、范化，保障法院司法作用的权威性，同时在战略实施中更要加强律师队伍的建设。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和发展，强调更有效地发挥非诉讼调解机制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律师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直接影响着解纷机制的效用发挥。因此，要不断加强律师队伍的建设和发展，更好地发挥律师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

三、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发展的新策略和新模式，旨在加强区域性的合作交流与发展，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世界新局面。在战略实施过程中，我们既要有开拓者“不断创新”的意识和观念，也要保持“理性”的态度和看法，针对不同阶段、不同主体之间出现的矛盾冲突，要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去看待，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不固守传统的诉讼解决问题观念，用多元化的思路去应对，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去解决问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对我国依法治国战略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和具体应用，是对我国当前法制体系建设的一种完善和思路的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卫东.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J].地理科学进展，2015.34.5.

[2]何茂春，张冀兵，张雅M，田斌.“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障碍与对策[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3.

[3]刘顺昆.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法律策略研究[D].云南：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5.

[4]周谷平，阚阅.“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支撑与教育路径[J].教育研究，2015.10.

[5]沈静.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探讨[D].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6]刘显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之正当性与可行性探析[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32.5.

经济纠纷解决的方法篇(6)

关键词:ADR;理性价值;经济分析;消费弹性;消费多样性

1ADR的基本含义及特征

1.1 ADR的基本含义和兴起背景

ADR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是指A procedure for setting a dispute by means other than litigation, such as arbitration, mediation, or minitrial.[1]ADR制度源于美国,中文翻译为:替代纠纷解决方式,指使用诉讼以外的方法来解决纠纷。ADR方式灵活多样,从目前来看,常见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仲裁、调解、小型审判、早期中立评价、法院指定的调解或仲裁、简易陪审团审判、租借法官等等。

ADR在美国蓬勃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诉讼爆炸”。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进入又一个黄金时期,民商事案件激增,而法院的规模却基本保持不变,案件冗积严重,但是为保持司法人员的高素质,又不可能通过快速扩大法院规模来解决这种“瓶颈现象”。在这种状况下,让纠纷在诉讼外解决就是必然的选择。ADR在实践中被法院系统采纳后,学术界也给予高度重视,为ADR的蓬勃兴起推波助澜的作用[2]。上世纪90年代后,ADR得到美国政府、法院和民众的大力支持,发展十分迅速,1998年克林顿签署《ADR法》并授权联邦地区法院制订具体规则[3],这标志着ADR在美国全盛时期的到来。如今,在美国只有5%提交诉讼的案件真正进入审判程序,其余95%在审判程序前就被解决掉了,这样,将诉讼作为“替代”,而将其他纠纷解决过程作为“正常情况”。除此之外,ADR已被广泛接受为一种非诉讼程序中的捷径[4]。

1.2 ADR的基本特征

ADR的共同性特征包含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1.2.1 程序上的非正式性。这主要是针对诉讼程序的复杂性、高成本及诉讼延迟等问题,强调ADR的程序利益。

1.2.2 在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即无需严格适用实体法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框架内,可以有较大的灵活运用和交易的空间。

1.2.3 从纠纷解决主体角度看,ADR具有非职业化特征。无论是调解或者是仲裁都可以由非法律职业人事承担,并可以由非律师、或由当事人本人进行,使纠纷解决脱离了职业法律工作者的垄断。

1.2.4 从ADR的运作方式看,具有民间化或多样性的特征。其中民间性ADR占据了绝大多数,同时兼有司法性和行政性的ADR。

1.2.5 从纠纷解决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看,ADR的构造是水平式的或平等的。包括仲裁在内的ADR程序中,中立第三人并不是行使司法职权的裁判者(法官),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合意较之诉讼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

1.2.6 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对抗性)。这是当代世界对ADR价值最为认同的一点,也是ADR 显而易见的优势。[5]

2从法律角度分析ADR的优势和内在理性价值

现代ADR是基于对诉讼模式的补充而兴起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具有诉讼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这些优势背后蕴含

着深厚的法律理性价值,它们是ADR能够不断发展完善的内在动因。

2.1 效益原则

与传统诉讼模式相比,ADR至少在下列三方面显得更有益于控制争议解决成本:首先要更省时,由于诉讼方式不得不强调各程序及其环节的完整、周到,因而必然耗时甚至极易形成“诉累”,而ADR则更省时;其次是物质成本上ADR的花费更少,在诉讼中,当事人受严密的证据规则和冗长的程序所累,而ADR方式相形之下所花的费用要少得多;最后是精神上的付出,诉讼模式更大些。ADR方式则在和谐、平静的气氛中协商谈判,更富有人情味的第三方从中开导,从而可使当事人双方的感情损失减至最低限度。[6]

2.2 私法自治原则

ADR以通情达理的对话和非对抗的斡旋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对于有关身份和人身关系的纠纷,不至于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对于商事和契约纠纷,有利于保持双方今后长远的合作关系。在ADR方式中,争议解决程序的启动常常是基于当事人双方的自主选择,而不像诉讼那样是由一方而另一方被迫应诉。这使当事人双方在解决争议时态度更积极,更富有建设性。而且在具体方式的选择适用上,当事人可任意选择或组合适用,不受传统诉讼程序独立规则的限制。而且ADR可能不受“与本案无关”的限制,有利于从整体考察矛盾的根源,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纠纷。这里所体现出来的是ADR的第二个内在理性价值“私法自治”原则。[7]

2.3 实质正义原则

ADR所体现出来的正义观与传统的诉讼模式侧重点不同。在当事人看来,通过ADR方式解决争议,也许在实体权益上要做出更多的让步,但却节省更多的成本,获得了更多的尊重,这种效果比诉讼而言更好,他会认为这种方式是正义的,而从社会意义上来讲,在司法领域,当事人自愿放弃什么而选择什么,只要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都不意味着非正义。至于诉讼通过公正而严密的行为规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达至纠纷的解决,则是以程序正义为其核心的。相比而言,诉讼强调组织性,ADR强调任意性,对几个相同的案件而言,诉讼模式只能对它们作出相同的裁判才是符合正义要求的,而在ADR方式则对它们也许做出不尽相同的解决结果可能却是正义的。所以可以说ADR是因自由、自主的实现而实现正义,而诉讼是因公平公正的实现而实现正义。[8]ADR方式的产生其实是人们对两种正义观进行选择的结果。

3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论证ADR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ADR制度作为纠纷解决模式的一种,要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其产生的必然性,就必须把它置于整体的纠纷解决模式中,分析各种纠纷解决产品的共性和各自特性,探究ADR制度对的整体纠纷解决制度产生的效益、多种纠纷解决产品的组合产生的功能、对消费者的益处等等,从而得出结论。

3.1 纠纷解决产品的经济属性

一个社会的正常运作必须拥有自我纠纷冲突化解的功能,才能保证各种社会秩序在受到侵害或者破坏之后能够及时得到恢复,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此种纠纷解决机制必须拥有一个合理的纠纷解决需求相称的解决容量,即通过建立足够的服务数量,来保证合理的服务需求能被及时满足。萨缪尔森认为,如果一种消费意味着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从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中获得的效用,亦即增加额外一个人消费该公共产品应不会直接引起产品成本的任何增加,这便是非竞争性。[9]

纠纷解决服务产品的第二个特征是“非排他性”,既纠纷解决机构不能排除任何其他人使用这种服务。获得司法的救济是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机关或者ADR机构必须向不特定的当事人提供纠纷解决服务,而不得无理拒绝。

依照经济学对于公共产品(public goods)经典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双重属性的认定,我们断定纠纷解决服务是一种公共产品,[10]并且由于获取纠纷解决服务是必须支付费用的,因此纠纷救济不是一种纯公共物品,而是一种非纯公共产品。对于这种非纯公共产品,国家设立公立纠纷解决机制,采取集体提供的方式。但大部分经济学者都认为,由于缺乏竞争,集体提品必然会导致低效率与机构失灵。相反,通过构造竞争性纠纷解决产品市场,“销售者之间的经济争胜(economic rivalry)就会刺激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11],并使救济产品提供商(法院与ADR机构)得以主动关注其产品的质量和运营成本,从而克服集体提供方式过存在的弊端。因此,只有引入具有竞争力的纠纷解决产品提供主体形成多元化的竞争局面,才能够促进纠纷解决机制的高效运营。

3.2 纠纷解决产品的消费弹性分析

对于普通纠纷当事人而言,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是必然存在的,即当纠纷当事人用以支出纠纷解决的费用固定不变时,纠纷解决价格的上升必然导致当事人对于救济产品购买力的下降。因此,在诉讼费率为分档累进的情况下,涉及标的数额巨大的纠纷当事人往往由于无力支付诉讼费用而被迫放弃寻求司法救济。如果不能提供与诉讼产品相比较为地低廉的纠纷解决方法,那么那些弱小经济能力的当事人在诉讼之间的选择,只能是无奈放弃诉讼或者强行承受高昂的诉讼费用。通过提供较为低廉的ADR可以有效地缓解上述的纠纷解决的收入效应问题。

下面,笔者将运用一个经济学的图表做进一步的分析:

图一建立了一个由纠纷解决平均价格P与消费数量Q构成的坐标,A1曲线表示在只有诉讼救济这一种纠纷解决方法时,当事人对于诉讼纠纷解决产品的消费数量情况。由于诉讼的价格偏高,收入效应明显,所以曲线A1T1显得比较陡峭。其中P1表示的是一个平均诉讼价格,它体现的是总诉讼费用与总诉讼案件的比值,T1点表示这种诉讼消费的终止点,因为存在着最低的诉讼费用限制,Q1点表示此时的诉讼救济产品,也是纠纷解决产品实际消费数量。曲线A2T2表示出现了ADR纠纷解决替代方式以后,诉讼救济产品消费的变化情况曲线。它是由A1T1平移之后形成的,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移动,是因为ADR 的出现使得原来的诉讼消费情况发生了变化:对于在缺少ADR的情况下处于A1T1之间的那部分当事人,他们愿意为纠纷解决支付的价格预期已经被ADR的低价位给调低了。这个预期调低的效用可以从T1点一直类推到Q0点,因为他们可以选择替代诉讼的其他一个系列纠纷解决方法,改变原来的仅存在单一选择的状况,因而消费境遇的提高,就必然依次逐个调低对需要服务的最高预期价格,因此我们可以保持这种需求与消费的曲线形状不变。当然对于那些处于Q0点之前的当事人,因为外部性因素的限制,只能选择诉讼解决方法,所以对于他们而言,ADR的出现没有意义;又因为他们始终无法摆脱诉讼管辖,因此他们被迫愿意为诉讼解决支付的价格预期会保持恒定,这部分当事人绝大部分是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

从曲线A1TI到曲线A2T2的变化,我们可以归纳出ADR的两个主要优点:第一,它缩小了那些愿意为诉讼支付无限高价格预期的纠纷当事人的数量,即使那些可以借助ADR方法解决原先必须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的当事人,摆脱了一个不合理的无限高价格预期,从而可以减少当事人谋求向诉讼裁断主体寻租的租金空间,这意味着当事人肯为其获得有利的裁判而支付的租金降低,也就更加有利于削弱主动寻租的激励;其二,它提供了一种可以供选择的低价位的纠纷解决方法,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价格预期也低于采用诉讼方式的价格预期,有利于降低纠纷解决的社会成本,即实现社会福利的具体数额为(P1-P2)*(Q1-Q3)。[12]

3.3 纠纷解决产品消费多样性带来的效益

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偏好,这在纠纷解决方法中也照样存在,比如,有的消费者偏好纠纷解决的效率,有的消费者偏好纠纷解决的公正,消费者希望存在多种的消费选择。因此,在公共财政对纠纷解决公共部门的总投入确定的前提下,建立形式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体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至少与单一的诉讼救济相比,满足了那部分不喜欢诉讼消费的人的需求,实现了帕累托优化。同时也保证了愿意选择诉讼的人可以继续使用诉讼方式,这部分人的消费境况也没有变得不好,因此符合帕累托优益要求。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不仅从法律理性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社会效益分析的角度,ADR制度参与纠纷解决都具有传统纠纷解决方式不可替代的优势,ADR重视交流与合作,推崇尊重与宽容,代表了时代精神与理念的变化,代表了文明的进步,甚至可以说是在经历了工业时代文明人与人之间那种机械的契约关系后向传统农业文明中和谐理念的人性回归。[13]

ADR所鼓励的通过对话、交涉、合意而解决争议的方式,有助于促进纠纷当事人之间通过沟通相互理解,增强当事人之间的信任,促进“沟通理性”,实现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重新构建和谐。[14]因此,ADR制度应该与诉讼制度形成良性的互动,构建起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注释:

[1]Bryan A.Garner Editor in Chief, BLACK’S law dictionary,seventh edition,ST.PAUL,,MINN;1999,P78.

[2]郭玉军,甘勇.美国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ADR)介评[J].中国法学,2000.5

[3]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Christine D Ver Ploug. ADR.中译文[J].河北法学.1998.1

[5]陈雯君.ADR在我国运用的前景[J].探索与争鸣,2004.4

[6]田志荣.ADR方式之探讨[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12

[7]宋菲.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中州大学学报,2004.10

[8]同[6].

[9][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1999

[10][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1][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商务印书馆.2000

[12]范愉.ADR原理与实务[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经济纠纷解决的方法篇(7)

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按照准司法程序审理和裁处有关争议或纠纷，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在我国行政司法行为主要是指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调解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它具有以下特征：⒈行政司法行为是享有准司法权的行政行为，即以依法裁处纠纷为宗旨的行政司法行为。它按照准司法程序来裁处纠纷，坚持程序司法化的原则；⒉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具有行政司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在我国，主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行政裁决机关、行政仲裁机关（《仲裁法》颁行前）及调解机关；⒊行政司法行为的对象是和行政管理有关的行政纠纷以及民事、经济纠纷，这些一般都由法律给以特别规定。它们是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双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行政机关、其他当事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而产生的，在权利和义务发生利害关系的争议或纠纷；⒋行政司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的活动，即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纠纷的行为；⒌行政司法行为不同程度地具有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行政调解的执行问题有特殊性）。但它对纠纷的解决一般都不具有终局性，所以原则上也具有可诉性，不服行政司法决定的还可以向法院起诉（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

由此可见，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行为，是行政过程中典型的适用法律的行为，因此，合法性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和特性。有效的行政司法行为必须主体适格、内容和程序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和规格。行政司法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准司法行为。它不仅采取了类似于司法诉讼程序的一些作法，如依申请才受理、调查取证、审理与决定、回避，有的还采用合议制、辩论制等；而且在行政司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第三者充当裁决人即起了“法官”的作用来裁处纠纷。所以行政司法行为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等原则，以贯彻司法公正性。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促进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而且有利于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有利于行政机关加强对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以及救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应善于实施行政行为，来影响和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起到市场经济冲突规则裁判员和经济关系、经济秩序调节者的作用。这正是行政司法价值功能的体现。行政司法的实质就在于以间接手段而不是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它通过调处纠纷和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为中介，来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矫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行政司法行为通过及时、便捷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投诉有门，防止矛盾激化，这在维护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等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二

从现代法制的发展来看，行政司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乃是基于近现代化社会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而需要贯彻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所致。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不仅指从量上看各类纠纷的增多，而且从质上看许多纠纷涉及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越来越强。若让它们完全或径直诉诸于法院，既会增添“讼累”，又不利于简便、及时和有效地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既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及相关知识和技能，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门机构，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程式化要求并体现行政效率的原则，从而既保持公正、合法，又简便、迅捷、灵活、低耗费地解决纠纷。同时，使这种解决方式和结果与法院诉讼适当相衔接，通过接受法院司法监督和支持执行，以保证其办案质量和法律效力。这样，也有利于以法制权，加强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救济。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发展和功能之充分发挥，更是深深置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社会冲突或纠纷的增多及解决难度的增大（因涉及利益关系及专业性增强），从而要求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以摆脱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下主要靠法院审判这种纯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模式之局限，努力探寻和拓展审判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途径，并使其向着民主性、公正性、专业性、效率性等方面发展。行政司法行为就是适应了市场经济需要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客观要求，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且有利于加强经济执法以及司法。

行政司法这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间接干预的重要手段。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行政裁判制度尤为典型，一般所通行的是行政复议行为和行政裁决行为（有些国家也存在着相似于行政调解的组织和机能），所裁处的对象既包括行政争议又包括民事纠纷，且更注意采用司法程序和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我国的行政司法，其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乃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特别是行政法制，更具体而言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一项成果和产物，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并使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强化其自律机制使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我国的行政司法行为包括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行政复议行为主要解决那些对行政机关的相关处理和决定不服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其范围基本上与行政诉讼的范围一致并略宽，以便于行政复议同行政诉讼相衔接。行政复议是我国相对最为规范的行政司法形式，其法律依据也更较充实。行政裁决行为主要解决与合同无关的若干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行为总的来说可分为确权行为（以解决权属争议和权限争议）以及归责行为（以裁处损害赔偿纠纷和侵权纠纷）这两大系列，其中包括关于专利、商标的专门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调解行为所解决的民事纠纷其范围就更宽，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非合同的民事纠纷乃至民间纠纷，既包括损害赔偿或补偿纠纷又包括侵权赔偿纠纷，还包括经济纠纷、劳动争议、权属和权限纠纷等。行政仲裁行为主要解决相关的合同纠纷（特别是经济合同纠纷），也解决一些其他的民事、经济和劳动纠纷。在这四种具体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都是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它们通过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来解决有关纠纷或争议，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律效力，同当事人之间发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调解则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进行调停，而不是行使行政权力，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除了仲裁中的调解之外），是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调解不成或不服调解的还可进行裁决或可申请仲裁，并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仲裁乃是行政机关的特定机构以第三人的身份对特定的纠纷或争议居中作出公断或裁决，它采用合议制，按照特有的仲裁程序，并由特定的机构进行，因此其司法性较其他行政司法行为更为明显，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也强于一般行政裁决之效力，不服行政仲裁也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行政仲裁背离了仲裁制度所固有的民间性本质特征，典型地体现了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和痕迹，随着《仲裁法》的颁行，已导致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的改革和转轨。

从行政司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上述及的这些行政司法行为均可称为“显形行政司法”，即以特定的行政司法形式（复议、裁决、调解等）裁决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或纠纷；除此而外，还有所谓“隐形行政司法”，即平常所说的行政行为司法化，它是指行政机关虽不是处理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但行政机关作出关系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救济等），也需要“司法化”，即不同程度地采用司法程序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质量并保证其公正性、合法性，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潜在的法律争议。从广义上说，行政司法就是运用准司法程序规范行政的各种规则、制度的总和。从这种意义上看，行政司法行为及其作用的发挥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它涉及到我们整个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问题。关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化，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法不仅在一般程序中规定了立案、调查、检查、审查、陈述与申辩、决定、送达等必经环节，而且还正式规定了听证程序。听证会要告知受处罚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申辩和质证权利，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利于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取证和正确适用法律，从而便于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我国行政行为规范化、程式化、法制化的正确方向和必然趋势。

三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和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法制的建立和健全，行政司法行为面临着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挑战。

（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体制，而且要求增强经济主体的自主权利和自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颁行，促使了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改革和转轨，把本不应当归于行政司法的仲裁制度从行政司法体系中分离出去使之还原归位。这样，一方面引起我国行政司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改革，调整后的我国行政司法体系即由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组成，主要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各类纠纷，而把大部分合同纠纷和其他适合仲裁的财产权益纠纷留待当事人双方自愿去选择民间仲裁解决。这就既符合了国际上行政司法的通行形式，也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行政司法制度自身的建设和改革。另一方面，必然导致我国形成民间仲裁、行政司法、法院审判三足鼎立、三位一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既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裁判制度体系，以便于用多种形式、手段和途径解决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民事、经济纠纷和其他各种纠纷，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中，民间仲裁属于非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行政司法属于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天地。

然而，从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国际上的某些特例来看，《仲裁法》的颁行并不等于把一切纠纷和争议都排除在行政仲裁之外。国外就还存在所谓“特种仲裁制度”，在我国也存在现行《仲裁法》所统一规定的仲裁范围之外的某些纠纷，如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这些都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当然就不宜由民间仲裁来解决。因此，是否也需要实行特种仲裁或是否应属于行政司法范畴，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二）必须拓展新的行政司法形式和行为，例如行政申诉行为。对已超过复议申请和起诉时效的争议而当事人仍不服的；或当事人不愿通过行政复议或起诉解决纠纷，而希望通过行政监督手段来解决的；或当事人认为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能够自己纠正的等情况，都可以通过行政申诉的途径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