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学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安倍经济学”；“克强经济学”；经济改革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3.133

1 引言

“安倍经济学”和“克强经济学”已然成为当前全球出现的经济热词，他们分别代表亚洲两大经济体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安倍经济学”以其“三支箭”即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力图使日本走向全面的复兴；而“克强经济学”则突出表现为“微刺激”力争使中国完成经济转型的软着陆。

2 安倍经济学与克强经济学背景分析

“安倍经济学”和“克强经济学”都是外界针对日本和中国的新一届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而命名的。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拟以扩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提高通货膨胀率，重振日本经济；而中国以国务院总理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核心却采取了相对谨慎的经济政策，旨在解决中国过去改革30年积压的社会经济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

3 “安倍经济学”和“克强经济学”内容及实施效果

3.1 “安倍经济学”之后的日本经济

“安倍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激进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激活民间投资为核心的经济产业成长战略，以期使日本走出20年的经济停滞（1993年一2012年年均实际GDP增长0.8%），争取2013年实际GDP增长2.5%，2013年一2020年年均实际GDP增长2.0%。实际上，安倍的前“两只箭”的射出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并没有解决日本深层次社会经济问题。

3.1.1 日本经济运行情况

（1）“两只箭”与经济增长。

日本的货币供应量自2012年12月以来一直以平稳的趋势增长但从2014年1月开始减速下降，日本经济在2013年第一季度的实际GDP实现了环比年率41%，而随后实际GDP环比又出现大幅度下滑直到2014年第一季度出现大的抬升。说明日本在推行安倍政策初期其积极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并没有产生持续的正效应。

同时，积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实施使代表经济景气指数的制造业PMI在2013年2月开始上升至50%以上，并在2013年年末达到了56.75%，说明日本的整个制造业经济在增长，日本经济出现持续增长的过程。

（2）“两只箭”与物价指数。

日本的核心CPI年率从2013年2月开始快速上升，到2014年2月后将达到2.7%以上，说明日本力争在2年内实现2%通胀目标已经实现。

（3）“两只箭”c消费需求。

随着日本失业率的不断下降，日本的家庭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13年2月至9月间呈现平稳上升，说明日本消费需求提高，带动了消费经济的增长。但在2013年10月之后，家庭消费者信心指数开始下降。

（4）“两只箭”与出口。

由于“安倍经济学”采取“质化和量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直接影响是日元的快速贬值。日本在2012年12月后，日本出口由于日元的贬值出现大幅度增长但这一趋势同样在2013年12月后出现反转。

3.1.2 日本经济运行分析

（1）“两只箭”短期效应明显。

总体来看，安倍首先射出的“两只箭”即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日本经济在2013年出现了暂时的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在2014年各项经济指标都基本上出现反转。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安倍经济学”的推行并没能使日本经济出现长久的稳定增长。尤其注意的日元的贬值，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日本企业出口，增加日本企业利益及出口竞争力但也会对日本的进口是相当不利的。同样日元贬值也会造成日本股价上涨及日本国债价格下降造成股票市场的繁荣和国债市场的萎缩。从另一方面来说，日元的大幅贬值会对国际市场产生冲击特别是警惕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如资金大量流入中国造成中国市场流动性上升。

（2）“第三支箭”升级版急需推进。

安倍已在2014年6月下旬射出了日本经济复兴战略的“第三支箭”，内容包括事前期望值很高的企业法人税率下调和年金基金机构改革，其目标是提高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同时由于日本的劳动人口现在每年减少0.5%，因此经济增长几乎全部得来自生产率的提高。为了实现增长，可能还得采取别的措施，包括提高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和退休者的劳动参与率，以及引入更多移民。但一些学者认为这“第三支箭”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安倍的“三支箭”能否重振日本经济，这是一个长期的观察问题，而且也需要日本政府审慎度势地根据自身的发展问题作出新的经济政策调整。

3.2 “克强经济学”之后的中国经济

3.2.1 中国经济运行情况

在2014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确定2014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5%左右，M2增速目标为13%左右，通胀目标为3.5%左右。从我国2012―2014年4月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趋势看出，在2013年开始后货币供应年率出现一段平稳降低的态势，说明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得到一定的控制。在2013年6月，央行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大印钞票拯救中国银行间出现的一次“钱荒”，这也就验证了中国政府将会减少对经济干预，逐步放开市场让市场各主体都能够充分竞争。2014年第一季度，我国实现GDP增长率为7.4%，达到了政府预定的目标，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不再单纯以追求高速GDP为目标，通过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经济转型是我国在经济方面的主要目标。在物价指数方面，我国的CPI指数在2012年后出现下降，2014年5月CPI同比增长2.5%，基本符合通胀预期。从汇丰制造业PMI终值来看，我国的制造业增长从2013年以来并没有呈现平稳状态，说明我国的经济受到外界的影响仍然很大。

3.2.2 中国经济运行分析

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由于前期过急的经济政策而使我国当前面临着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产能过剩。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在这样的结构调整阵痛期，企业经营困难、增长速度放慢都将成为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此外，我国也正面临着房地产行业下行的风险、政府债务问题、环境污染和社会局部动乱问题，各种问题的复杂交错都为新一届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2014年政府将经济增长目标控制在7%―8%的速度上，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使各个当地政府有更多的思考空间进行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未来中国经济将会进入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政府让位于市场让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行，我国民营企业将会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市场经营范围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加活力；利率市场化的循序铺展将会使我国商业银行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发展，利率走向市场化将会让各个不同性质企业以一个市场的公平的价格获得融资；城镇化的推进有利于带动投资、消费的增长实现经济增长。同时，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改革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应积极出具全面的改革方案以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利因素带来的社会的动荡。

4 结论和启示

任何一项改革能取得的成果不是一蹴而就的，“安倍经济学”最初效果明显，但这种效果似乎正不断减退，不追加改革的，日本可能会重新陷入增长放慢和通缩的局面，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还有可能会过度依赖货币刺激政策，带来更为严重的负面后果。而我国经济的深化改革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我国目前实行的城镇化、利率市场化和简政放权的效应都没有显现出来。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应需要根据随时出现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改革中不断提高，在发展中不断深化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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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志恒.解读“安倍经济学"：国外学者观点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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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伟.“克强经济学”必须直面的难题[J].浙江经济，2013，（15）.

篇(2)

（一）计量经济模型的设计

(设模)计量经济模型是以变量来表述我们的研究对象及其影响因素的观察结果，以方程式或方程组表述这些研究对象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而其最基础的内容主要反映在单方程模型中，它一般是由如下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

1.变量反映我们研究对象及其影响因素的观察数据，构成了模型的变量要素，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其中:解释变量(ExplanatoryVariable)代表着系统中影响研究核心的各种因素，一般情况下只观察一个因素影响的回归分析叫做一元回归分析，而对两个及以上的因素分析叫做多元回归分析。在分析中要观察解释变量的不同控制下，相应的被解释变量的反映，所以说解释变量是确定性的变量。但在经济现象观察中，我们很难对各解释变量进行控制，这也是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一大难题。被解释变量(ExplainedVariable)是我们研究的核心内容。我们的研究依赖于对其观察所得到的现实数据，但是其被动的地位是确定的，即它是系统中的被影响结果。且因受随机性的各种干扰而表现出随机性的特点，因此我们寻求的总体回归方程将是一种平均意义上的期望方程。

2.回归方程及其形式反映研究对象各变量关系的方程是模型的主体部分，它就是由统计回归分析的方法得到的回归方程。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中，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常常隐含着未知的因果关系。任何一个系统，在影响系统的各因素作用下，都能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而对这一稳定状态的形成机制的寻找过程，已成为现代回归分析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回归分析中，人们常将系统的稳定关系，以方程式的形式来表示。且以研究对象为被解释变量，以各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建立起解释变量决定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以方程中的参数来反映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寻求对系统的控制和影响的方法。在计量经济学中，线性关系的回归方程是最常见的，因为它是基础，且简单容易理解，所以是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内容。然而现实中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却常表现为非线性的特点，要准确描绘这些复杂形式，需要我们研究和开发更多视角的分析方法，如解释变量的一元与多元，被解释变量的线性与非线性、确定与随机、二元选择与多元选择等。这些变量之间的组合方式，就构成了方程的形式，需要我们不断的调算或检验才能确定。

3.经济参数经济参数是在各类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系数，它反映着我们要探求的经济规律，是我们必须求解才能得到的内容，如模型中各回归系数等。该要素实质上是计量经济分析的最终成果，但它关系到我们经济分析的恰当有效性。

4.模型的误差项计量经济模型所探究的是如何使用回归方程，来反映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然而随机因素的干扰，会使系统产生一定的偏离，这种偏离被我们称之为模型的误差。误差的大小及稳定程度，表明随机性干扰对系统的影响程度及持续的作用程度。由上述四大要素构成的，能真实反映总体经济关系的理想模型，被我们称之为总体经济模型，它往往是未知的，是需要我们去探究和寻找的模型。而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要通过经济理论或经验来设定总体模型的可能形式，再用样本数据来实证我们设定的模型是否正确。可见模型的设定是我们建立模型的基础和灵魂，是计量经济分析的关键环节。

（二）模型参数的估计

(算模)由方程式或方程组构成的各类经济模型，本身只能表明现象之间是否有联系，而方程中各类参数才是真正说明现象之间具体关系的内容。所以说各参数是反映经济规律的主体，更是我们建模所追求的目标。而利用样本观察到的各类数据有着很多随机因素的作用，使得本来并不明确的数量关系都变得更加模糊了，因此我们需要一系列的统计方法，将这种隐含的关系查找到，并能够做到尽可能的准确，这就是模型参数的估计问题，而解决的方法有很多，如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估计法、距估计法等。

（三）模型的检验

(验模)我们设计和估算的模型是否科学合理，以及如何改进模型使其达到更加科学合理，需要我们做大量的检验和监测工作。所以对模型进行各类检验的学习，将占据计量经济课程的绝大多数时间，并成为了我们学习的主体内容。具体的检验内容包含如下四部分：

1.统计显著性检验当我们根据样本数据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算时，该样本的特征是否能够代表总体特征的检验就是统计显著性检验。由于模型参数的估算是根据样本数据进行的，那么某个参数是否显著，以及参数整体上或模型整体上是否显著等都需要进行统计检验，而这类检验实质上就是对样本的代表性进行的检验。

2.经济意义检验当我们估算出模型的各参数时，其数值的大小、符号的方向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内容，是否符合经济理论或经验的要求，以及根据理论或经验的认知能否得到样本资料的支持等方面的检验，就是经济意义的检验。

3.模型要素的计量检验经济模型是由方程式或方程组的形式存在的，我们对各方程中的基本要素，及方程之间的各要素关系等内容，是否符合我们建立的标准和规范的检验就是要素的计量检验。这是计量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我们要探寻很多方法来完成。

4.模型的实践性检验根据样本观察所建立的经济模型，如果能够通过上述三类的检验，基本上就是很优秀的模型了。然而为了模型在现实应用中能够达到更优秀的理想要求，有必要在实践的环节中做进一步的检验和改进。而进行这类实践应用性的检验，主要是通过预测的准确性和模型的实用性等使用环节进行的，它是我们检验体系的最后一关，一定程度上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所以说真正的通过了检验的模型，是指通过了上述四个方面的检验，才是合格的可以使用的模型。

（四）模型的使用

1.经济结构分析任何经济模型都是对一个经济系统的模拟，其各构成要素与系统整体的数量关系，都可以体现为数量结构和作用程度的关系。这是经济结构分析最为理想的条件，是其他经济分析方法所无法做到的。因此说计量经济分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使经济结构分析成为了可能。

2.经济预测分析经济预测与其他预测一样，多是对未来或未知领域的推测和估算，是人类对未知领域探求的重要手段。而在众多的预测方法中，计量经济模型的预测是最为有效的，它不但可以做出以精确的数值成果的预测，还能够做出其预测结果的把握程度分析。经济预测有时对精度的要求不高，所以对精度较高的计量经济模型来说，预测是其最为简单的应用。

3.经济政策的评价与决策参考在现实的经济决策中，往往是存在着多种选择。而各种选择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则可以通过计量经济模型进行模拟和计算。因此在经济政策制定、评价和模拟测算中，计量经济模型都是最为理想的主要工具之一。

4.经济理论的检验与发展任何经济理论或学说，都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假设，而这些假设是否成立，需要以实验的方式或方法进行一系列的检验。计量经济学的检验和测算过程就是针对各类假设进行的，其检验的结果可以证实或证伪这些理论或学说。所以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就是经济理论是否科学的检验方法。

二、计量经济建模的核心技术计量经济建模的核心技术

（一）经济思想与理论经济思想是人们对现实经济活动规律的一种初步认识，而经济理论是对经济规律性概括的一种学说体系。由于我们对经济生活观察的视角不同，认识上的差距和错误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经济思想或理论的科学性需要得到实践的验证。只有经过检验得到证实的理论，才能称做定律，才是真正的经济理论。而这种实证过程就是计量经济的建模过程，也是我们学习计量经济学的根本目的。计量经济建模的核心就是对我们或别人已有的或不成熟的经济理论、思想、假设、假说等进行实证性质的检验过程。而这些不成熟的待验理论或思想，不仅是经济研究的对象，更是经济建模工作的灵魂，是我们建模工作的第一要素，这也说明经济理论必然是计量经济学的基础。

（二）对现实经济活动的统计观察对现实经济规律进行实证分析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统计数据。它作为经济现象本身的反映，是检验经济理论的依据。由于多数统计数据都是取样观察的结果，数据都存在着代表性的问题，即是否能全面、系统反映需验证的经济理论的本质特征。由于统计观察的局限性，现实统计数据的属性与经济理论是有关联的，所以不同的数据只能验证其特有的经济理论。例如描述各空间分布状况的截面数据，只能验证现象之间静态经济规律；而时间序列数据往往可以用于验证动态的规律性；那么面板数据才是较全面的统计数据，适合于动静结合的理论验证。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是区分数据类型进行的，即有截面计量分析、时序计量分析及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等内容。这三类数据的建模的思路也会有所不同，即截面数据(同一时间对总体中的各不同单位的观察)只能建立静态关系的模型；时间序列(某一机构单位的不同时间表现的数据)可以建立许多具有良好预测性能的简单的基础性模型，例如自回归、移动平均、随机游走等模型；而面板数据(截面空间个体i、时间t、指标信息k的数据结构)可以同时对其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进行规律性的探索。

（三）实证分析的方法在经济理论与统计数据之间，进行实际验证的方法有很多。而较为科学的经得起考验的就是计量经济方法，它是以回归分析为核心，结合多种检验所形成的实证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实证方法的科学与否，不仅要适合经济理论和统计数据的要求，还要建立一系列的评价标准，来约束和提升各类方法的科学与合理性。这种评价体系可以用于各种猜测的模型之间，以及单一模型中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判断，并在判断及不断的改进中选择适合我们要求的理想模型。所以这些标准的建立和使用，也就是计量经济学的主要学习内容了。

篇(3)

据说19世纪早期,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讲过一个段子:把一只鹦鹉训练成一位差强人意的政治经济学家,只需教它一句话就行了:“供求啊供求。”

日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麦克库洛赫的经济学――供求经济学――并不因金融危机而失色,其仍有巨大作用。

无疑伯南克是正确的。如果经济学家真的如同麦克库洛赫的鹦鹉一样,也就是说,他们真的紧盯着供给和需求,经济学的确会很有用。但在我看来,由于许多经济学家并没有表现得比麦克库洛赫的鹦鹉更聪明,因此大部分经济学大概已经没人相信了。

看看这些论调吧。政府降低失业水平的措施注定要失败,因为美国当前的高失业是“结构性”的,其经济计算失误,生产资源、家庭和商业需求也不匹配。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声称:“问题出在生产性供给不足,而不是总需求不振。”

对于一只智商正常的鹦鹉来说,通过供给短缺或需求不振区分销量下滑,易如反掌。如果销量下滑是因为需求不振,而供给依旧充沛,那么当销售数字下降到趋势线以下的同时,价格也应该下跌;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即销量下滑是因为供给短缺而需求依旧强劲,那么销售数字下滑应该伴随价格上涨。

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放眼望去,美国经济内就没有工资或产品价格涨速超过预期的地方。没有哪家企业的管理者,会因为缺少合格的劳动力和产能不足而不惜花更多钱以雇佣更熟练的劳动力或购买高产能的生产设备。

到此,麦克库洛赫的鹦鹉已经可以下结论了。高失业与下降的通胀率并存,而工资并未因生产瓶颈效应而升高,这表明对美国当前高失业的“结构性”供求解释是站不住脚的。

再看看这些论调:不管是通过货币政策增加流动性,还是通过银行政策增加风险承受力,或是通过财政政策提供急需的储蓄渠道,政府提振需求的措施注定要失败。

这是因为,这些措施无一例外地会使政府债务增加,而金融市场正处在债务的引爆点上。有的政府已经用尽了自己的举债能力,如果继续举债,或者发行更多的货币,或者提供更多的担保,市场可能就要对它们失去信心了。

受过足够训练的鹦鹉――与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不同――此时会问:政府债务之所以达到今天的水平,是因为政府供给了太多公共债务,还是私人部门对公共债务需求太大?

如果问题出在供给过多,那么政府继续举债就应该伴随低物价水平,换句话说,就是高利率;如果问题出在需求过猛,那么政府继续举债就应该伴随高物价水平,也就是低利率。

猜猜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属于哪种情况?

对鹦鹉来说,这真是太容易了。公共债务问题并非投资者因政府滥举债而失去了信心,而是政府发债不足,私人部门对安全资产的巨大需求得不到满足。

鹦鹉会说,问题出在家庭和企业仍在大力积攒安全的高质量资产,为此不惜把购买新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节省下来用于抢购供给不足的政府债券。

经济史家对于大萧条的考察有一个铁板一块的共识:大萧条程度之深、历时之久的原因是政府拒绝做更多的事,而不是政府做了太多的事。

他们会同意鹦鹉的说法:下降的通胀率表明,宏观经济问题在于对新产品和服务需求不足,安全的高质量政府债券利率过低表明安全资产的供给――不管是央行发行的货币,是银行政策提供的担保,还是赤字支出形式增加的政府债务――太少了。

篇(4)

如同语言哲学、语言社会学等众多交叉研究领域把语言放在不同于以往的语境下一样，语言经济学把语言放在特定的经济学语境中进行考查，实现了语言研究的又一次跨界和飞跃。在语言经济学的语境中，语言也被赋予了不同于传统语言学和其他语言学交叉学科视角的特征和作用，不仅实现了语言自身价值的提升，也对支撑语言经济学的两门主流学科———经济学和语言学研究有所推动和发展。那么，语言经济学对语言的认知和界定与以往有何不同，语言经济学的语言观又是怎样的呢?

1．1语言具有价值、效用、成本、收益等经济特征

语言经济学超越以往任何阶段的语言研究对语言经济特征的认识，明确提出语言具有价值、效用、成本、收益等经济特性。这一观点最早由语言经济学的创始人JacobMarschak提出，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实质和特征，是语言经济学的思想核心。应该承认，无论是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还是语言学家如索绪尔，都早已认识到语言与经济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语言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都没有对语言的经济性特征达到如此深刻的认识，没能就语言的经济特性提出如此具体明确的论断。对于语言与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他指出:“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一只狗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骨头交易”，因此，“交易需要语言”。［13］语言学大师索绪尔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经济学思想，他还认为研究语言学与研究政治经济学存在着相似性，其相似性在于“人们都面临着价值这个概念。它在这两种科学里都是涉及不同类事物间的等价系统，不过一种是劳动和工资，一种是所指和能指”。［16］向明友研究认为，索绪尔的语言价值学说，组合、聚合学说及共时、历时理论的形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德国、法国、瑞士及奥地利等国的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的影响或启示。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在借鉴经济学思想为语言学研究所用上，索绪尔留给后人的启示和缺憾，进而预言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将会为现代语言学的言语及言语行为研究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借鉴。［17］Marschak上述论断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就人类对语言的认知和研究而言，却是一次质的飞跃，虽然在提出语言的这几个经济特性的同时，Marschak并没有对它们进行详细的解释和阐述，但这些特性却在后来语言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印证和证明。现在看来，这一发现在当时能够被提出更显得难能可贵，意义重大，它总结出了语言以往不为人知的重大特征，既扩大了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范围，也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开辟了一片语言研究的新天地。

1．2语言是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

我国学者张卫国经过深入研究，在总结分析中外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支撑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重要维度:语言是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他对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分别进行了充分而翔实的论证，在此基础上对各方面的已有研究和未来可能开展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他的这项研究在语言经济学研究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18］首先，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经济学认为，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看，语言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学习一种或多种语言是对人力资本特定形式的投资。一方面，那些移民国家和多语种国家的实际情况证明，语言的掌握和人们就业以及收入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理论的推广为人们认识语言提供了新的视角，于是，研究者发现，劳动者的语言技能具有人力资本的特性(它符合人力资本的三个特征:要花费成本才能获得、具有生产性、依附于人体)，它是附着于人身的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技能，它会直接影响一个人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机遇和业绩。语言作为一种技能，自然会产生经济效益。多语能力可以使人在胜任不同经济环境的工作和增加国际贸易与旅游的机会等方面更具有竞争优势。多说一种语言的能力还可以增加个人可能的贸易伙伴数量，进而对其工作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语言能力能够增加人力资本的储备，因此人们乐于通过投资去获取这项技能。语言的人力资本特性还涉及语言学习的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因此，双语教育以及二语习得等也在语言经济学关心的范畴。张忻［19］分析指出，把语言界定为一种人力资本是语言经济学家的创举。

语言是可以用来补充和取代其他类型资本的人力资本，是获得其他人力资本(知识和技能)的工具性资本。语言的“资本性”是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学习外语是对人力资本生产的一种经济投资。人们学习外语的部分原因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即考虑学习外语的“投资费用”和学成语言后的“投资预期效益”。用一种或多种外语进行交流的语言技能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一种高含金量的“语言资本”，因为预期回报高，所以人们对投资外语学习乐此不疲。语言的经济价值有高低之分，主要是取决于该语言在各种任务、各种职业和部门的活动中的使用程度，而使用程度又受到该语言的供求法则的支配。语言这一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用取决于诸多因素，这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急需程度、交易市场的应用多寡、消费心理取向、人际交往的频率等等。另外，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既然拥有经济价值，就会影响人们对它的态度和判断，小到个人选择学习何种语言，投入多少，大到一个国家针对一种语言应采取何种政策和措施，都需要设计和规划。一般认为，语言政策是指关于语言和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有意识的选择;对某种语言政策的实施，也就是付诸行动，则是语言规划。就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而言，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对其经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应该被列为国策的一部分。由此，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研究也成为语言经济学的重要部分。针对作为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迄今为止，张卫国［18］的研究是最为翔实的。虽然在他之前，也有语言学家和经济学家如索绪尔［16］、黄少安［20］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或者进行如此充分而翔实的分析的，非他莫属。他分别从语言作为公共产品和制度的命题界定、实际应用和思考等不同方面阐述并举证了他提出的命题。遗憾的是，正如张卫国总结指出的那样，针对语言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经济学研究成果丰厚，而针对语言作为公共产品和制度的研究却十分匮乏，这当然与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实用性更强、经济特性更明显有关，但是，也与学者们对语言作为公共产品和制度这两个属性关注不足、研究不够深入有关。这也为语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更多的命题和更大的空间。

1．3语言是生产力

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语言还具有另一个非常明显的经济性特征，即语言的生产力特征。语言的生产力特性至今为止尚没有人明确提出，但并不是没有涉及，在谈到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时，涉及到了人力资本的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生产性，也就是说，具备生产性是语言成为人力资本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在承认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的同时实际上就已承认了语言的生产性，也就承认了语言是一种生产力。但是，本文认为，语言的生产力属性是一个重要而又意义重大的特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和论证。首先，从语言自身的特征来看，语言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具备生产性潜力。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语言除了具备描述和反映客观世界、表达思想感情的功能以外，还具备以往未被发现的施事功能。奥斯汀［21］在其名篇《论如何以言行事》中最早明确了语言的这一功能。无论他的叙述句和施为句之分，还是之后的言语行为三分说，都明确肯定了语言具有施事功能，从而为后来的言语行为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研究成果让我们认识到，语言不仅可以对客观世界和人类进行静态描述，还可以引发动态能效，人们在说话的同时也在做事。这样，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就发生了划时代性的变化。韩礼德［22］系统功能语法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语言是用来做事的。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把语言功能概括为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认为语言是对存在于主客观世界的过程和事物的反应;人际功能，认为语言是社会人的有意义的活动，是做事的手段，是动作，其功能之一必然是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语篇功能，认为实际使用中的语言基本单位不是词或句，而是表达相对来说是完整思想的语篇，前两种功能最后要由说话人把它们组织成语篇才能实现。深入考察三者的关系可以发现，“做事”功能实际上贯穿于三者之间，把三者连结成有机整体。它具体体现于人际功能中，通过概念功能和语篇功能最终得以实现，是语言整体功能的核心。

在综合和借鉴多家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批评话语分析学说更是认为语言具有极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它与客观世界和人类意识形态的变革和改变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语言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现实，更能够构建和改变社会现实。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费尔克劳夫，在其中早期主要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思想，坚持认为话语分析应该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来进行，把话语分析的关注点从文本层面发展到对于话语与社会关系的解释层面。后来他进一步把话语分析看作是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充分吸收和借鉴了批评社会科学的养分，对话语分析的内涵又有了新的认识，从而把话语分析的使命上升为干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参与社会变革。［23］田海龙［24－25］也指出，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以社会问题研究为出发点，其二，它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研究目的。话语改变和再生社会和文化、影响意识形态，语言结构改变和影响社会结构，而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由中介体联系在一起。田海龙还援引VanDijk的话说，社会结构只有通过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心理构建和解读才能与话语结构直接联系起来。［24］由此不难看出，如同功能语言学的其他研究成果一样，批评话语分析充分认识和肯定了语言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认为语言对于客观世界和人的思想具有改变和构建作用。另外，从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内涵来看，语言符合生产力的定义和要件。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通俗地讲，生产力就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它是人们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本物质基础条件。因此，生产力又有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之分。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对象，具有一定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从语言的特征来看，它所具备的三个要素分别是: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即语言的字、词、句、语篇等不同构成形式;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对象，即运用语言组建的各类产品和结果;具有一定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即以不同形式使用语言的人。综上，语言符合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和要件，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语言功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语言既是一种物质生产力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生产力。语言的生产力属性体现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活动中，如各种经济、文化、文学作品的生产创作、商务贸易谈判、日常讨价还价等各类活动中。

2、结语

篇(5)

［论文摘要]当今整个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信用经济时代”，建设一个完善的诚信体系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然而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的是现在的社会诚信度普遍偏低，这一被大家普遍认同的商业社会的基本原则却得不到普遍的遵守，诚信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诚信又如何构建呢？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探讨。

据《京华时报》报道:近年来,合同交易只占经济交易量的30％，合同履行率只有50％左右。中国每年因不诚信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近5855亿元。由于市场交易主体的不诚信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妨碍我国经济国际化的竞争，影响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诚信缺失不仅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害，还将对整个社会体系造成深远影响。加强诚信建设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诚信的经济学含义

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诚信已被人们公认为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原则之一，更多地应用于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行业内外竞争的秩序化。诚信不仅属于道德和法律的范畴，也属于经济范畴。现代意义的诚信是在中国传统信义原则的基础上并借鉴西方管理制度的一些经验形成的全新的理念，其出发点和目的是保证社会活动的顺畅进行，各方在诚信原则的协调下都能获得自己的利益，从而达到一种“双赢”或“多赢”的态势。世界经济学制度主义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诚信作为一种“人类制度”在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它遵循投资、收益、支出、回报等经济学的规律，可以用货币曲线来描绘。“诚信”的观念原本就是在人们追求利益的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通常情况下，诚信是要付出“成本”才能得到的，有了初级的诚信后还要付出维护诚信的成本和扩大诚信的投资，才能获得回报和源源不断的收益。诚信的投资与收益关系为正比关系，投资越大收益越高。但是这种比例关系还要考虑客观条件的因素，比如社会信用环境等。

二、诚信缺失的经济学分析

在这里，笔者用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理论来分析诚信缺失的原因。

“经济人”假设包含的基本含义：第一，“效用最大化”;第二，“有限理性”;第三，“机会主义行为”。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或者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人”，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私利，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因而经济人要追求金钱或物质利益，而诚信是获得这些的手段之一。对诚信缺失原因的分析不妨建立在个人对成本收益比较的基础上。

如果市场主体是诚实和守信用的，就会给他带来好处，使他很容易地找到交易伙伴，低成本地进行交易，最终获取利润。此时，人是一个经济人，诚信是利益之源。另一方面，维持诚信也是有代价的。在交易中，必须要守诺，即便是自己遇到重重困难，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也必须要守信，以维持信誉。

市场主体是否坚守诚信取决于守信的机会成本与不守信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如果维护信用要付出极高的成本，诚信的动机会降低。如果不诚信会给市场主体带来巨大的损害，诚信的动机就加强。事实上，不守信用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的。都不遵守约定，则互惠的交易不能实现。其实每个人本质上都还是认同诚信的，而且诚信也能增进所有人的福利。那么为什么诚信又会缺失呢？诚信是在相互交往中实现的，问题也就出现在交易对象之间的博弈中。我们可以从这种博弈当中来分析市场交易主体的机会成本。交易实际上是一个囚犯困境式的结局：如果大家都信守承诺、诚实交易，对双方来说会形成双赢；如果一方守诺而另一方背信，背信一方就能得到比双方都守信还要高得多的收益，而守信者一定损失惨重。结果，当对方遵守承诺时，守信固然有益，而背信则更是暴利；而当对方不守约定时，守信就损失惨重，背信则可避免损失。这样一来，无论对方守信与否，背信都是最佳选择，因此双方都会选择背信。由于不守诚信，交易就无法开展，因此结果一定劣于都守信时的状况，此即囚犯困境，因此双方的机会成本都是相当大的。

在市场主体的交易中，不同情况决定了其机会成本的大小，也决定了其是否诚信。情况一，如果双方之间的交易是一次性的，结果诚信缺失的概率就非常大。不过，如果反复交往，结果会有所变化。因为一次易中不诚信的机会成本要小得多，而获利更多，而在反复的交易中，如果一方失信，则会导致对方的不信任，因此对方就会加强防范风险的措施，甚至会取消交易，机会成本就会大得多，自己获利的概率就要小得多甚至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因此无限连续交易博弈，每次交易的均衡都表现为双方都遵守规则、坚守诚信，因而是最优结局。情况二，和不同的人交易，每个人都只交易有限次数，但与不同人的一系列交易在时间上错开，而且其交易对象相互之间拥有共同的信息，这也等同于与同一个人连续交易，其结果是双方也会选择守信。情况三，和不同的人交易有限次数，但其交易对象也在时间上错开，但并不共享信息，或信息共享的范围是区域性的。由于信息传递的阻塞导致信息不对称，因此结果跟第一种情况是一致的，欺骗的动机会强化，而诚实的心理会减弱。

正如亚当·期密所说：“一个人如果常常和别人有生意上的来往，他就不盼望从一次交易契约来图非分的利得而宁可在各次交易中诚实守约。一个懂得自己真正利益所在的商人，宁愿牺牲一点应得的权利，而不愿启人疑窦。”

三、诚信构建的理性思考

1.建立以强制性建设为主的诚信制度

上述市场主体在交易博弈当中诚信缺失的分析是建立在没有外界约束的情况下，而外界的约束最好的方式便是制度。有效率的制度不仅会减少直接监督、法律制裁等方面的成本，而且可以通过对个人利益的尊重，消除损害他人利益的不良动机。制度的设计应该在承认个人利已动机的前提下，设计一套约束规则，使经济主体在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驱使下，能服从制度制定者的意图。

制度的形成有诱致性方式也有强制性方式。诚信的诱致性的制度变革，内涵着市场主体在博弈中自己教育自己，制度安排所需时间相对太长，故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诚信的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即政府在构造有关诚信的制度安排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强制性的推动作用。对我国构造诚信的制度安排的总体判断是强制性制度安排和诱致性制度变革的统一。但是，因为诚信的诱致性建设所需时间太长，所以，从总体上讲，应当是强制性推动为主的。

2.诚信制度的核心是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

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在博弈当中是出于自利的目的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而决定是否守信的。而在现实当中，之所以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会选择不诚信，是因为不诚信的低成本和维持诚信的高成本。我们在制度设置中就必须针对“经济人”的自利目的，加大对不诚信的打击力度，增大其不诚信的成本。只要在制度中适当设计规则，使对不诚信行为的惩罚是可信的，并且惩罚的力度足以抵消不诚信行为带来的额外收益，人们就不会有激励去背离规则的约束。在社会上出现那么多不诚信现象主要原因就是现阶段我国诚信制度不健全，不诚信获益，而诚信相比会“吃亏”，在巨大的利益诱惑这之下,作为“经济人”必然会选择不诚信。因此，在诚信制度建设中，核心是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让“经济人”为其不诚信付出应有的代价。

3.诚信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诚信体系的建设

我们在分析诚信缺失的原因时得知，不诚信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共享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就应通过诚信体系的建设构建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对个人信誉的记录就是一个信息共享机制，警察局对个人违法犯罪等污点的记录也是一个信息共享机制。这些机制足以保证一个人的交易信用为其他人获知，从而使得他的交易具有无限连续的性质。诚信体系在我国虽然已经受到重视并着手开始建设，但是以诱致性为主，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具有制度约束力的统一的诚信体系。这正是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既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银行信用记录体系，也缺乏其他传递和共享个人信用的机制。因此，应该建立全国性的个人信用体系，让个人的诚信记录成为共享的信息。信息的共享可以将交易或交往变成无限连续的博弈，从而增加不守信用的机会成本。

总之，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在交易博弈中追求功利最大化是诚信缺失的经济根源。而要扼制“经济人”的不诚信就要强制性建设有效的制度进行外在约束。在制度设计中一是要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同时要建立全国性的旨在信息共享的诚信体系。

参考文献：

[1]程国慧:《失信损失触目惊心》[N].《京华时报》,2002年3月13日

篇(6)

[关键词]审计准则；交易费用；制度变迁；均衡；非均衡

审计准则是经权威机构制定或认可的、用以明确审计主体资格、指导审计人员工作和评价审计工作质量的专业规范。用经济学理论研究审计准则的制定和变迁是审计准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在总结有关审计准则制定和变迁的经济学分析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审计准则制定与变迁经济学分析的典型观点

（一）审计准则的制定：交易费用理论的解释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于制度的需求是因为在当前状态下，行为主体无法获得潜在利益。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审计准则能够有效地降低审计业务中的交易费用，从而使利益相关者获得由交易带来的潜在收益。这主要表现在：

1.降低审计交易中的信息费用

在审计交易中，有关审计委托人不仅要了解关于审计主体的声誉评价、业务能力的评价，还要了解他们遵守协议的意愿。获取这些信息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些成本可称为信息费用。[1]审计准则可以提供规范审计行为的基本标准，把不同方面的这些标准联系起来有助于评价各个审计主体的声誉，进而帮助委托人简化决策程序，根据其潜在伙伴以往的行为方式去推断自己未来最有可能的行为方式，从而产生对未来立场的合理预期。

2.降低审计交易中的权利界定费用

由于有限理性和契约的不完全性，在达成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后仍然面临着权利的再度界定或进一步界定的问题。[2]审计准则能够有效降低审计交易中的权利界定费用，虽然它并不能够消除这一费用。首先，审计准则确立权利界定的基本原则。其次，审计准则直接确定审计主体权利的行使范围。再次，审计准则为审计交易中的权利争议提供了解决程序。在充斥着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具备有限理性特征的审计行为主体之间不可能签订一个能够预测契约期内所有可能事件的完全契约。审计准则确定了解决争议的程序，从而使各方在不终止合同的情况下寻求争议的合理解决。

3.降低审计中的监督制裁费用

对于根据理性原则进行损益计算的审计主体而言，违反制度规则的净收益必须超过由于这一行动而产生的净成本。如果他们由于违反制度而受到制裁，那么他们就要把这种制裁带来的损失纳入到成本-收益分析中。

由于对声誉的珍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审计主体即使是在“短视的自利”要求与审计准则的要求不相一致时，也会遵守审计准则，履行与之相关的审计协议，从而可大大降低用于监督制裁机会主义行为的费用。

（二）审计准则的变迁：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国内许多学者赞同采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审计准则的变迁。[3]从制度创新的动力源泉与条件来说，新制度经济学所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是经济主体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制度变迁总的潜在收益大于变迁成本并不一定会导致制度创新，只有当制度变迁为权力集团带来的潜在制度收益大于新制度的组织操作成本时，才是制度变迁产生的唯一途径。[4]

制度变迁可分为两种模式：一是诱致性变迁，二是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变迁是指审计准则的各需求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对现存审计准则不满意或者对新审计准则产生需求而发生的变迁；或者是指供给主体从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出发，当出现新的获利机会时而发生的变迁。它具有渐进性、自发性、自主性的特征，完全可用成本收益比较模型和供求模型去解释，创新者作为制度的供给者或生产者只不过是对制度需求的一种自然反应和回应。强制性变迁则是指现行审计准则的变更或替代不在于个人获利机会的发生，而是通过政府命令或法律强制实行。它可以避免诱致性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同时也可以有效降低变迁成本。

（三）对上述观点的评价

1.优势分析

上述观点的优势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有助于从全新视角深化对审计准则的认识，提升审计准则研究的质量和深度

上述各种观点从不同的经济学视角阐述了审计准则的制定和变迁原因，使我们对审计准则的研究跳出了传统的“就审计准则论审计准则”的局限性，突破了单一学科范围的束缚，实现了跨学科、多角度观察和分析的目的，找到新的切入点，为审计准则的制定和变迁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使对审计准则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2）揭示了交易费用与制度选择的内在联系

交易费用理论指出，准则本身的设计、制定、实施与改革都是有成本的，进而指明对不同的制度、一种制度的不同设计，要不要建立相应的制度、要不要变革以及如何变革制度，都需要与交易费用的高低结合考虑。[5]此外，在准则的制定权力安排方面，交易费用理论也深刻指明某一种安排方式在任何领域费用都最低的情况是不存在的。理论的安排方式是寻找政府与市场结合与协调的支点，并且这种支点在不同经济环境和经济体制下应有所不同。

（3）揭示了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联系交易费用理论深刻认识到现实世界是一个正交易费用世界，明确指出审计准则存在的必要性，即规范现实实务，确保信息质量，维护产权利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4）借用了心理学的相关知识，使审计主体遵守审计准则的分析更加令人信服

交易费用理论在解释审计主体会在违背原初始愿望——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下依然遵守审计准则中包含了对个体心理的分析，实现了审计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融会贯通，使分析更加具有人性化和说服力。

（5）指明了审计准则变迁的真正根源

制度变迁理论深刻揭示了审计准则的变迁是由其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引发的，明确了只有当通过准则创新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大于为获取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时，准则创新才会发生，才导致准则的变迁。这一理论挖掘出审计准则变迁的真正根源所在。

（6）合理解释现实中“次优”制度被采纳的原因

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制度变迁和创新的难点或制约因素：（1）路径依赖即现存制度安排的惯性特征；（2）创新的“时滞”，也就是说一方面现存制度安排限制了制度安排的演化范围而且现存制度往往还有“残值”；另一方面是说制度创新会导致复杂的利益调整，而且发明一个以前没有的新制度需要时间和不断摸索，同时人的有限理性、信息成本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也会延缓制度创新；（3）创新者的认知局限；（4）创新制度的成本。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次优”方案被采纳或者仍然维持原先的制度，而放弃了最优的制度变迁。

2.上述观点存在的不足

（1）交易费用理论的解释缺乏现实基础

第一，交易费用观中准则的制定能够降低监督制裁费用的解释，与我国实际不相符。我国目前审计信息质量偏低，审计报告的使用者无法根据其作出正确的决策判断，导致投资、决策存在盲目性；同时，国家的处罚力度不足，没有实现有效的监督和抑制作用，严重影响了我国的资本市场有效性，出现上市公司“圈钱”行为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和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

第二，降低权力界定费用的解释同样存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我国目前的民间审计存在严重的权责不清现象，审计人员为能够承接业务而顺从被审计单位指令的不良现状比比皆是，这显然是与权力界定清晰的分析是矛盾的。国家审计机关人手少，任务重，导致审计组组长负责制难以真正实施，不能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负责，严重影响了审计报告的质量。

（2）制度变迁理论无法明确解释我国审计准则的变迁途径

从制度变迁的途径分析我国的准则修订，我国的变动模式不能简单的归为任何一类。目前，我国的审计准则是由政府统一制定、颁布，形式上看来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从其变迁的深层次考虑，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人们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发生了相应的改革，必然要求制定新的制度准则，以实现经济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从而促进制度变迁的发生。此外，我国审计准则在制定过程中会听取和征求有关审计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其制定准则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民主之上的。因此，我国的审计准则的制定变迁现状无法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得到完美解释。

二、审计准则的非均衡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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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稳健性与上市公司投资业绩

基于内生性视角的“资源之咒”问题研究

政治资源与环境污染

垄断势力与经济增长

国家间政治冲突对贸易的影响

取消农业税、财政集权与农村公共品

不可观测的公司与经理人特征对高管薪酬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

从基金竞次看居高不下的基金费率

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

县域行政区划改革的绩效分析

方言、普通话与中国劳动力区域流动

使用成本、多维甄别与非线性定价

中国经济学家的小世界网络

新常态下可比居民储蓄率的变动趋势研究

动态效应网络效应产业“三E”绩效

国家(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方法综述

国有企业的工资溢价及其原因

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清末民初铁路建设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于官员动态锦标赛的一项实证研究

对外贸易下滑与中国产业空间格局演变

大国的竞争性储蓄与经常账户

全球价值链研究及国际贸易格局分析

中国乡镇财政改革中的激励机制与财政管理

基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实证研究

基础交通建设能否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中国与希腊外债使用效果对比分析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问题与对策

关于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若干思考

中国环境审计制度历史沿革及成效

保护我国耕地质量的财税政策研究

学习型组织建构及其对绩效影响的探讨

房地产无偿划转模式下税法问题探析

地方税收竞争与辖区工业污染的关系

发达国家文化产业“走出去”模式及启示

中国新兴汽车企业的市场创新问题研究

制约吉林省老龄产业发展的因素及解决对策

中国进口石油地理集中度问题研究

关联企业劳务转让:从劳动法到税法

我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相依性研究

中小企业会计政策模式选用策略研究

中美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法经济学的由来及法的经济分析成功的原因

主流税收共识的形成及其对税收行为的影响

房地产业与相关产业关联效应的实证分析

电视、政治参与和政治态度: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