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会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竞争与逍遥两重维度并不是完全独立或者互斥的，相反，这二者是可以相互构成基础的。换句话说，现代社会存在两种大众文化：一种是宣扬和鼓励竞争，一种是要同情和照顾社会上大部分未取得或暂时未取得成功的所谓的弱者的需求。这两种大众文化从表面上看，二者的存在毫无逻辑问题，并且不加以深入思考的话，这两种文化还充斥着某种温情脉脉的，具有历史进步性意义的和人性关怀的温馨，但一旦对之进行深入追究与考察，其所带来的后果是不管是积极的竞争者还是被同情者都已悄无声息地被架构在现代社会当中不能充分品味生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所有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来讲，在充斥在竞争与淘汰的大背景下的心灵是否能真正体会到真正的逍遥与安慰？魏晋时期的玄士在面对当时黑暗的现实与腐败的为官之道时，其在谈玄说妙中抒发自己的抱负与志向，有相关学者认为魏晋玄士不懂儒学，更不懂入世之道，但事实与此相反，正因为其对儒家文化的精通与其看到魏晋时期的为官入世之风，其才选择通过给《老子》、《庄子》、《周易》等书注疏来表达自己摆脱名利的那种逍遥与洒脱，其中的典型又是“万物与我齐一”，即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谐，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与自然的自由自觉自为的那种关系，顺应自然之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的一种共生和谐的状态。但在现代充满各种竞争的社会当中，人们是否完全体悟自然，是否能使自身与自然达到共生？处于高节奏的生活与工作中的现代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异化的抑或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和谐。当然你可以反驳说，都市的人们可以洒脱地暂时离开他生活的城市与工作的岗位，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当中，但所有的烦恼或者困惑在你离开自然的那一刻全部重新涌向你。长此以往，再美再迷人的自然风光在现代工作与生活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因为在这种意义上，现代人没有真正地领会过自然的本质或者体会过与自然完全共生和谐的一种状态。人与自然表面共生而实质为异化的集中表现无疑是现代社会的旅游模式：车上睡觉——下车拍照，购买各种地方特色纪念品。也就是对于现代人来说，使自己很好地融入大自然的方式是用相机或者摄影机将美景“占为”己有，在美景面前留下自己的倩影。但如此“占有”大自然让自己内心真正获取更多的色彩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二

在实证主义遍行天下的现代社会，人们只相信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危险的，因为人们只能看到作为整体存在的东西的一个方面，而看不到贯彻于事物或者事件始终的精神或特质，这往往会让我们陷入狭隘的见解当中，最终让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井底之蛙。如同我们与自然的交往，我们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是简单地“咔嚓”之后将风景装进自己的电脑，而是将自己的人生与自然之道相结合。在历史上，人与自然本来就是共生的，如中国古人寓情于景，寓人生意境于山水画，更通过描绘祖国山河之豪迈之势表达自己的人生旨趣。现代社会之所以说起“自然”，谈及“逍遥”就给人以消极的印象，是因为自然是完全外在于人的活动的，人是主体，自然、事物是客体，自然是外在于人存在的存在者，可以任由人类处置，长此以往的这种自然外在于人类最终会导致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频繁的地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竞争作为一种被大众广泛接受的社会生活方式已经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并且竞争也是任何一个处在社会当中的人无法避免的，这也导致人们普遍相信竞争能够给自身或者给自己所在的组织甚至国家带来各种效益，更有甚者，将竞争列为一项游戏规则来摆布其他人。但因为生活的沉重与对意义的探寻，人们再也承受不住裸的、血腥的或者让人喘不过气的激烈的竞争，由此，聪明的人们想出以一种娱乐性质的形式出现，各种选秀如中国好声音、出彩中国人等等节目就是掩盖这种残酷竞争的最好例证，人们在观赏的过程当中很难体会到这个平台对于当事人来说的真正意义或者沉重的但又期盼自己出彩的心境，但不管怎样，以娱乐形式出现的竞争之所以广泛存在，就因为其能够真正凸显出一部分人的价值和意义，虽然这是一小部分人。并且，在竞争过程中，对于暂时的失落者报以一种温情脉脉的关怀。

三

篇(2)

1．1概述“文化”一词的定义较在民族学中更为接近民俗文化，即把文化视为生活的方式。而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信仰、思想、价值判断与在其影响下形成的行为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也许建筑根本就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个思想的范畴，一个理性并不能完全解决沟通的问题。

1．2从斗拱谈起以斗拱举例来说，20世纪初老辈建筑先贤对古建筑中斗拱的研究，只从构造方法上做了定论，即切合中国建筑的起源、成熟、衰落三部曲，秦汉是建筑的起源，唐宋是成熟期，明清则是衰退期。但是单纯的结构发展论并不能够代表全面价值观，例如西方建筑中从没出现斗拱，并非完全是受材料限制。现代研究建筑史，已经不能止于探究其然，了解形式，更要探究其所以然，思考形式背后的行为动力，文化特质。一个民族建筑外显的形式，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化的起源。

2从东西方文明起源对比浅析中国文化特质

2．1东西方原始文明发展由来人类从动物开始，由于物质的逐渐丰富，获得了“理性”———即行为之前的犹豫到冷静的过程———从而进化为原始人类。再从原始人类社会中发展出精神文明，学会控制欲望，形成了原始文化。原始文化中有物质层面的原始人性观以及精神层面的原始信仰(林语堂，1943年)。原始文化发展到殷商时期，明确的社会伦理规范就出现了大概的轮廓，即为使用伦理的内力约束来维持社会安稳的周礼。在这样的社会规范下，人们其实内在仍是保持着原始的价值取向以及现世乐生的诉求。之后一直到封建制解体之前，在周礼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及文化发展的走势为道德取代宗教，礼俗取代法律，固化成为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此后封建制解体，佛教流入，但没有形成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而受礼制入世影响同化，封建精神与宗教精神在南宋之后完全消失，自明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已逐步世俗化、大众化，从而失去了的机会，艺术与科学也就无法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而逐渐沦落。而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人类在宗教的影响下，初步形成了在神力约束下去除原始、人生罪恶、祈求来世的人生价值(迟成勇，2009年)。之后经历中世纪的封建制，集团和阶级的严重斗争阶段，走到了文艺复兴，奠定了人文主义，追求文明、人本和自由，进而步入现代工业文明时期，之后持续演变到现在。

2．2宗教精神对于中西方建筑上的影响宗教精神在人类社会中最明显的作用在于对生死价值观的影响。西方宗教具有悲剧性色彩:由于人生“生老病死”自然现象，对人类存在是一种无形威胁，而人行为又易受无法控制的强烈欲念所支配，两者合起来即为悲剧感受(林语堂，1943年)。于是受悲剧感受影响，人类不免时时为空虚绝望包围，带有萧瑟凄凉的悲愁情绪，故西方悲剧文学艺术也就在此种精神下产生。受此影响，宗教艺术是在生死之际和之间找寻人生意义，特质外化在建筑表达上表现出的永恒感的追求与纪念性、带有献身精神。执着一丝不苟宗教精神为工业化基础，以此产生艺术与科学，西方建筑史几乎等于宗教建筑史。中国文化从来都是一个以迷信为寄托、以逸乐为幸福、以儿孙为传承的带有原始意味的文化。这远在殷商时代就开始了，只是周代的封建制度中，产生了贵族并且在贵族阶层中形成了高雅文化。加之后来佛教进入中国社会，产生了宗教文化，为中国文化中的原始性披了外衣。中国文化自秦汉至今没有改变的精神，那就是民众化的精神(汉宝德，2008年)。甚至在秦汉之后，封建制解体，贵族文化走向没落，民众文化愈发突出。而封建精神与宗教精神在南宋之后完全消失，而自明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已完全世俗化、大众化。中国人理性早启，过早步入伦理本位，思考重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中国人过早受到周孔礼俗的内力制约，在人对物的思考上显得薄弱，科学无从产生。这与西方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古希伯来宗教文化对西方“人对物”的理智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建筑对于中国人来说，归根结底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而已，而非是西方那样由艺术审美主导的建筑发展，也许这就是中国人文化对于中国建筑的最本质影响。

3由社会及文化发展史解读中国建筑史

从夏商到清朝，中国有着古老深厚的历史。在由原始农耕社会形塑成的文化随时间不断发展的同时，诸如佛教的外来文化循着地理扩张参杂进来，后更因外族入侵，外族文化成为政治统治文化。各种杂糅混合，并且相互影响和内化。在这一漫长的变化过程中，为了解读在其间被影响的中国建筑发展，现暂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3．1古典时期这一时期从夏商延续到秦汉，从时间上等同于西方的希腊时代到罗马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相似的是都无主导性宗教，人类宗教活动主要是祭祖一类，重视人文观念和艺术，产生大量哲学思潮。中国社会在古典时期虽然也存在神话，但并未到达信仰的阶段，而是一种诗意地尊崇，从屈原的《九歌》、《天问》就能看出。所以在建筑上人们不为神建庙，不为神塑像(白晨曦，2003年)。本土建筑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形成到发展成熟的演变。出现高台建筑和瓦、回廊四合院的建筑类型以及以柱列为基础的空间架构。同时由于礼制的确立，建筑出现了与之呼应的制度化，在建筑上出现了权位象征。至秦汉时期，木构架发展到了成熟突破，进而引发了亭台楼阁的产生。这一时期的古建筑并无曲线，端庄严肃。建筑规模庞大，构件简单刚固，尺寸也很大，斗拱的雏形在这一时期出现。

3．2中世时期中世时期囊括了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这段时间内，贵族世家转为地主阶层，影响力渐衰，同时儒家思想在政治的辅佐下，慢慢成为了精神统治，而佛教文化则由盛至衰。由于专制集权，儒家思想在文化中形成了完全的主宰，而贵族精神遗传给士大夫阶层，在制度上科举人才选拔平民化。社会文化发生了大蜕变。期间宋朝南迁，地方家族实力彻底被摧毁，中国的贵族文化接近尾声，而通俗文化形成。封建色彩慢慢被去除，大一统文化开始。宋明理学在这一时期开始浮现，其使思维方式趋于精确认识事物和规律的知识性，理性认识思路。而后至唐朝，宫殿规模愈发宏大。受佛教的影响，空间由复杂趋向与单纯。斗拱结构体系日趋成熟，并且趋向复杂化向装饰化，由原本的橼承重慢慢变成了檩承重，从而建筑的曲线更加明显:翼角起翘，出檐深远，显得轻灵飘逸。在宋朝，建筑保留着最后的贵族气质，呈现出精致高雅、细腻纤巧。在理学的影响下，俗文化形成，园林兴盛。来到了儒家士大夫时代，禅宗更使佛教世俗化。建筑的制度化象征化加强，风格相较之前变得收敛变庄重:正脊改曲为直，鸱吻由唐代牛角式起翘转成S形收尾(梁航琳，2004年)。南宋建筑承前启后，重心逐渐从唐辽北宋金那种肃穆的宗教气氛转为世俗化，且更为艺术的设计，空间的运用逐步比出檐的深远更受重视，建筑的采光更好，而形态的设计则更为艺术化。

3．3近世时期近世时期从辽金到近现代之前的清朝，在这一时期里面，少数民族入侵，由于北方辽金异族文化的冲击，简单粗狂的取向，把单色优雅的宋文化，改变成为具有装饰性的彩色文化。由于北方不具备王朝所必须尊重的传统礼仪制度，且无文化背景，故真正的通俗文化由此开始。传统贵族势力在这一时期彻底消失，佛教因禅宗兴起而完全世俗化，佛儒道融为一体，社会商业化，资本主义萌芽，新形式出现。专制思想达到最高峰。由于南宋之后中国的文化重心南移，到了明代，江浙一带成为中国城市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明代之所以产生了大量的精美楼阁，如各种城楼、鼓楼、市楼等，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在明代，建筑技术和成就有著长足进步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建筑巨构十分普遍，大明奉天殿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木构建筑，面阔95m左右，占满紫禁城太和殿的整个台基，其体积大约是唐大明宫含元殿的4．5倍之巨(白晨曦，2003年)。明代斗拱增多，且弃用真昂，梁的搭配更加直接合理。这种在城市经济和手工商业大为发达的环境下趋於理性的技术革新，不仅有利於建造开间极阔的巨型大殿，而且帮助结构变化丰富的复杂楼阁建筑成为了一门富於创造的艺术。明代城市建筑沿袭南宋一路的人文主义路线，完全世俗化，相比肃杀的宗教气氛，更注重文人雅士的吟诗弹琴品茶论画的空间，是南宋明代一路建筑最大的特徵。中国文化重心自北方南移，自广大的干燥的黄河流域移到山明水秀的长江流域，宏大的气魄转变为纤巧的心思。建筑的规模在缩小，中小型建筑为新兴的商人中产阶级建筑，完全取代了贵族士族大家，成为社会中坚，商人与士人混为一谈(梁航琳，2004年)。江南景色，小桥流水，白璧青瓦，前庭后院，是近世中国的环境特色。文人画的情操呈现在士人的小院里，为中国人的心灵天敌。这样的中国情趣是汉、唐的中国所无法想象的。

4结束语

篇(3)

明代云南科举考试与元代相比虽已显成效，但与内地科举发达省份相较仍有差距。鉴于此，明政府对云南也多有优惠照顾政策。比如，逐步增加云南乡试录取名额，以此来适应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云南乡试定额始于洪熙元年（1425年），最初为十名，“凡乡试取士，……云南、交阯各十人”[9]579。宣德四年，云南、贵州两省合并乡试，诏增云南科举额，由十名增至十五名。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朝廷又诏令：云南乡试取士不拘数额[6]8；正统五年（1440年），复定取士额，“……上定为……云南二十人”，自此之后，乡试取士之额常有增加。嘉靖十四年（1535年），云南、贵州乡试各自设科，因之前云南乡试二十名为最少,于是命云南“增至四十名，而贵州亦二十名”。南明永历帝曾“驻跸云南”举行丁酉（1657年）乡试，是年录取名额达54人，这是明代最后一科取士，也是云南科额最多的一年。对云南的照顾政策还表现在对生员的甄别方面，如正统七年（1442年），朝廷规定对全国生员三年进行一次甄别考选，有年老、残疾及相貌鄙猥的都取消待遇，年上40岁又不谙文理的也黜废为民。而云南、贵州的生员可以免考。这些措施无疑促进了明代云南科举、教育的发展。在全国大兴科举的背景下，云南也大量兴办地方各类学校为科举考试服务，学校教育相较元代有突飞猛进之势。清朝入关建立政权后即开科举，因袭明代“非科举毋得与官”的旧制，高度重视科举制度，科举的制度名目诸如科举程式、场级、内容、名额分配等都不断得到规范。顺治二年（1645年）定各省乡试名额，云南中式五十四名。顺治十七年（1660年），“题准乡试照旧额减半……云南初定，首举乡试，照旧额取中”[12]2164–2165，这是云南入清后第一次举行乡试，所以名额仍为54人。由于云南贡院未修，学臣未至，总督赵廷臣奏请朝廷延期。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补行十七年（1660年）庚子乡试，云南才真正举行乡试。到康熙二年（1663年），云南与内地其他省份一样“乡试名额照例减半，中二十七名”，康熙五年（1666年），“命云南举行武乡试。照文闱额数，取中二十七名”。自此，云南科举已步入全国正轨，融入科举考试体系中。云南虽地处边疆，但考制一开，就能持续推行。中原因战乱等停试时，云南仍能按制选士。如因故脱试，地方请求补行，朝廷也都应允。

虽然云南科举已跟上了全国的步伐，但与内地省份相比也有不少差距，特别是少数民族子弟考中者仍很少。为此，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如顺治十八年（1661年），“题准云南省土司应袭子弟，令各学立课教训，俾知礼仪，俟父兄谢事之日回籍袭职。其余子弟并令课读，该地方官择文理稍通者开送提学，考取入学应试。”这是清政府为土司子弟接受教育而制定的一个优惠办法。要求土司子弟接受汉族的教育，各地方官选拔其中文理稍通者参加提学主持的特别考试，考取者为入学，可参加各级考试。康熙时还采取增加录取名额的方式，康熙二十二年，“题准云南土官族属子弟并土人应试，附于云南等府，三年一次，共考取二十五名，另行开造，附于各府学册后，照例解送礼部礼科查核。”雍正时，对土司统治之地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继续推行一系列措施，鼓励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开设社学、义学，雍正元年（1723年），定全国各州县设立社学、义学之例，“允云南土人、四川建昌番夷、湖南永绥等处建立义学，嗣是改土归流，塞外荒区渐次俱设儒学。”[15]雍正三年（1725年）议准，云南威远地方设立义学，令彝人子弟有志读书者入塾诵习，并批准威远（今景谷）的少数民族子弟“就元江府附考，于府学定额外加取二名”，雍正五年（1727年），“议准东川府土童有能作文艺者，该府具题，到日照湖广考取苗、瑶例另编字号考试，于东川府学额内酌量分拨一、二名”。为了保障少数民族考生的权利，雍正六年（1728年），清世宗谕礼部：“今滇黔楚粤等省苗民向化，新增土司入学额数，为学宦者尤宜加意禁伤，毋使不肖士子冒籍贯，阻土民读书上进之路”（《清朝文献通考•学校四》）。有鉴于云南举人赴京会试路途遥远，朝廷也特准在落选者中选择一些“文尚可观”、“人才可用”者侯旨录用，而且不拘人数。这些遴选人才如愿意参加下科会试，不必报名，如愿意就任较低职务，在礼部报名后，经挑选也很快可以被录用。除此之外，对一些负担不起进京费用的应试举人,或无返乡路费的会试落榜考生，清政府还根据路途的远近向他们发放路费。此外，云南、新疆和贵州等地举人进京参加会试，还可以使用驿站的车马，“云南、贵州举人给驿马自顺治八年始，新疆至陕西乡试、至北京会试给驿马，自乾隆四十二年始，沿途用黄布旗书‘礼部会试’四字一位标识。”这些优惠政策体现了朝廷的安抚之意，也有利于鼓励、安抚边远地区应试士子，为他们其一心向学提供了制度保障。从整个清代科举政策来看，清政府比较注意对边远地区、文化落后地区的照顾，特别是早期的优惠政策对少数民族考生的照顾体恤之意很明显。因此，从顺治三年（1646年）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止，科举考试人才辈出。据党乐群统计，整个清代云南有843人考中了文武进士，9258人考中文武举人。1902年并出现了云南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科状元袁嘉谷。较全国数以万计的科举人才而言，明清两代云南的进士举人数所占比例明显偏低，但它也标志着云南已经全面融入内地的教育、科举体系中。这些进士举人成为明清两代云南的知识阶层，为云南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2科举制度对云南社会发展的影响

科举制度作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制度之一，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云南科举取士从元代开始实行，到明清时期实施得最为充分。科举制在云南的推行，对明清云南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风俗的转变等方面作简要叙述。

2.1促进了明清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

自科举制创立以来，中国古代教育便开始围绕它而运行，并主要为朝廷输送人才。科举制的创立和逐步健全，有力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明以前，学校乃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自明始，政府从教育体制上把科举与教育整合为一体，使选才标准与育才标准统一，明令“科举必由学校……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卿相皆由此出也，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可见，进学校读书成了参加科举的必要前提，通过科举又可以获得功名，因此，社会各阶层自然而然就会对学校教育倍加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各地书院及各种乡村私塾不断发展。到明时，“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明王朝的文化教育比元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兴办了更多的学宫、书院和义学，“有清学校向沿明制”，“府、州、县、卫儒学，明制具备，清因之”。明清府州县学教育完全被纳入科举系统之中，地方的教育政策和内容均围绕科举进行，科举为教育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此背景下，云南官学获得了充分发展，各种民间教育也大放异彩，云南文化教育形成了全面繁荣的局面。首先，儒学获得了极大发展。明代云南儒学在元代较为薄弱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早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廷复置大理府及蒙化等州儒学；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重建云南、楚雄二府儒学。随后，儒学从滇云腹地逐渐向边疆民族地区扩展。二百余年间，大多数府、州、县先后建立起了儒学，一个基本的官学教育系统初步形成。根据万历《云南通志》、天启《滇志》等对明代云南儒学的记载，明代云南共有66个府、卫、州、县先后建立了儒学（包括上述元代已建明时获得发展的几个不同级别政区的儒学）。据张媚玲等统计，明代云南共建立官办儒学69所，其中府学16所，直隶州学1所，属州、县、卫学52所。书院共计57所，其中26所书院分布于14个府治之中，其余31所分布于23个属州、县、卫之中。社学兴起于明代，“自洪武八年，延师以教民间子弟”，明代云南全省设社学163所，分布于55个府、州、县、卫治所。这样一来，明代云南共计有289所儒学教育机构分布在76个政区治所。随着明代云南较为有效的教育措施的实行，云南地区的教育取得了蓬勃发展。清代各朝统治者也比较重视地方办学。朝廷在云南广建学宫，还恢复了明代所设府州县学，同时也新设不少各类学校，清代云南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清末新式学堂建立以前，云南的儒学在明代的基础上增加到101所，其中有府学14所、州学29所、县学34所、厅学12所和提举司学3所，以及光绪八年添设定有学额而未建孔庙的县学、厅学9所。从雍正起，明代未建学宫的许多地区都先后建起了学宫。如在普洱府建了5所，开化府建了3所，东川府建了3所，昭通府，明代仅建1所，清代新建了5所。不仅如此，政府还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设立了学宫。顺治十八年（1661），云南巡抚袁懋功奏“滇省土酋既准袭封，土官子弟，应令各学立课教诲，俾知礼义”，得到批准。同年，云贵总督赵廷臣上疏“马乃土司，应改设流官。矣三年后，风俗渐移，人口渐正，立之学宫，以广教习”（《清圣祖实录》卷二），亦获准。这些学宫的设置，使清代云南教育逐步向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清政府对书院也比较重视，清代云南共新建226所书院，尤以康、雍、乾三朝建立的最多，计有105所，占清代所建书院的46.5%。雍正十一年（1733年），曾令各省城设立书院，并给1000两银子为开办费。故雍正年间，云南就建起29所书院，平均每年2.5所。清政府重视推广义学，义学也叫义塾,带有蒙学和私塾性质。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云贵总督蔡毓荣提倡兴办义学（当年即在昆明、宜良、昆阳等地办起了第一批义学）始至道光年间（1821—1850年），云南义学已发展到几乎县县有义学的地步。据道光《云南通志稿》记载：全省义学的总数已达709所，一县多则几十所到十几所，少则也有几所，仅有少数几个县未设义学。各地都“因土制宜，随方设学”，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办起了义学。从康熙至光绪年间，云南府厅州县兴建的义学达866所。云南义学的兴盛，对完善云南民族地区教育体系，发展民族地区教育，提高民族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2.2提高了云南整体文化水平

明清科举对教育的强大推动功能，使得当时中国教育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为唐宋以来所不及。特别是在清代，“学校几乎遍布大清帝国的每座城市和每个乡村。教育受到公众广泛而普遍的重视。因此，如果作人父母者不能送孩子进学堂上学的话，那将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他会因此受到指责和非难。”由明至清，云南科举稳步推进，考试竞争也日趋激烈，教育受到公众广泛而普遍的重视。参加府、州、县学考试的人数相当可观，因此，明清官学办学屡屡突破其初始规模，儒学、社学、书院、义学因此而蓬勃发展。与此同时，遍布城乡的私塾、家学、宗族之学也空前繁荣，为云南子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场所。这样一来，云南入学生员猛增，接受文化教育的人更多，其直接结果就是文化教育基础的扩大。据天启元年（1621年）云南提学副使樊良枢统计，仅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云南就有12000余人在各级正规儒学中就学。而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云南人口统计为151214户，共1468465人，就当时教育水平而言，这一就学的比例并不算小。正规官学学额有限，书院、社学及遍布城乡的私学则不在受限之列。加上后者，历年累计，其就学数量相当巨大。那么，仅明代云南各类教育机构中，不下数万，乃至十余万云南子弟诵读其中。这些就读子弟经过完整的学习过程，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而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所受教育的过程，据高明扬描述，一般而言大约有这样几个步骤：一是启蒙识字教育，大约一至二年；二是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八至十年；五是不断温习，不断练习作八股文，最后参加考试。熟读背诵《四书》、《五经》是八股文教育的基本功。除此之外，还要背诵一定篇数的唐、宋古文，更多篇数的名家时文，还要读熟几百首唐诗、试帖诗、诗韵……总之，除读熟《四书》、《五经》之外，还要学习许多东西，才能完成科举应试的基础教育。要背诵数量可观的时文范文，而且还要能够短时间熟练地完成写作，如果没有扎实的文字功底，这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如《钦定四书文》所收明代八股文486篇，清代八股文297篇，这也是朝廷规定应试者要学习的内容。可见，受过这么多年的八股训练、识字教育，个人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Œ就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既然考中举人、进士的可能性微小，那么为了日后的生计，就必须学习一些实用的知识。而较之刚刚启蒙识字的学童，这些读书人在学习这些知识方面无疑更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更高的读、写能力，因此当时的童生、生员大多也学会了一些实用的知识和技能”。据陆韧描述，当他们获得知识和技能后的职业趋向，大多脱离了体力劳动阶层，靠拥有的学识谋生：或归隐山林，以诗文学术自立；或在乡里开塾授学，化导民俗；或入衙门，为幕僚，供笔吏。他们在推进云南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令人瞩目。天启《滇志•人物志》记载了二三百位没有中举的士人，作为当时云南的俊杰人物，他们来自云南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民族，分布于各个城镇、乡村乃至蛮山夷寨，利用他们掌握的知识为云南文化作出了特有的贡献。可见，科举制在明清云南的施行，客观上加速了云南地区的文化普及，提高了云南整体的文化水平。同时，明清朝统治者在科举考试中对少数民族士子采取优惠政策，也促进了这些地区一心向学良好社会氛围的形成，使文化知识得以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

2.3促进了读书尚文风气的形成、社会风俗的改变

科举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风俗。科举制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形成，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科举带来的直接结果。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层努力向学的热情。同时，边疆少数民族子弟也能潜心钻研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熏陶，这对于改变地区的风俗习惯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3.1读书尚文风气的形成明清科举制度促使云南学校大规模设立，对云南读书尚文的风气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明朝军队在1382年平定云南之初，朱元璋即诏令：“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宫，教养子弟，使知礼仪，以美风俗。”（明张沈《云南机务钞黄》）。雍正时，任职云南的官员陈宏谋在《查设义学檄》中直接指出：“夫蒙养为圣功之始，则教小子尤切于教成人；兴学为变俗之方，则教夷人尤切于教汉户。”明清两代统治者对化民成俗的高度重视有利于“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明代统一云南后，“遍立学校以施教”，“迄今七十有三年。是以圣化渐被，无间穷僻，椎卉化为衣冠”，“亦何下内地哉！”正如陈文在《云南图经志书•重修云南志序》中所言，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临安府“家有诗书，吾伊之声相闻，而科贡后先不乏”，宁州“家习诗书，人知理道，以气节相尚，而耻为污下之事”。另如一些少数民族的世居地，如澄江府（今云南澄江县一带）“郡多僰人，而汉人杂处其间，初不知学，今以岁久，渐被文教，有以科第跻膴仕而封及其亲者。于是闾里翕然向学，相率延师训子，而家有诵读之声，皆乐于仕，非复昔之比矣”。定远县“民有曰撒摩都者，即白罗罗之类，近年以来稍变其故俗，而衣服、饮食亦同汉、僰，更慕诗书，多遣子入学，今亦有中科第者”。蒙化府（今云南巍山县）“盖自开设学校以来，闻礼仪之教，且近于大理，其今亦有所渐染者欤。”阿迷州（今云南开远市）“民间之俊秀者，亦入学从师，受经取科贡，而风化其渐美矣”永昌府，古哀牢夷之地，正统间始建儒学之后，“选卫子弟之秀者而立师以教之，于是士风渐振，以读书自励而举于乡试者，科不乏人”，等等。这些府州县，明代以前从未设学科考，即或设置学校，但读书向学之风不振。在明朝前期的景泰年间，儒学教育已经开始普及到这些传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随着学校的设立，科举考试的推进，到了嘉靖以后，“滇人士闻风兴起，各地英才遂出，几埒中州”。到了清代，随着科举全面推进，教育进一步发展，云南各地读书向学风气日盛，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向学之风亦渐浓。康熙《马龙州志》记载，马龙州“其土著者有一种，衣冠饮食亦与汉人同焉，亦喜读书，出自仕宦，代不乏人。”乾隆《赵州志》说：“白人，颇读书，习礼教，通仕籍，与汉人无异”，清政府几次增加云南科举名额，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中举、考取进士，云南较边远地区的文化素质也得到了相应提高。雍正时改流的普洱府，原“人多顽蠢，……服饰率从朴素，崇信巫鬼，未革夷俗”，设学以后，“礼教渐兴，骎骎有华风”。所辖威远厅，汉夷杂居而兴办义学最早，光绪时已是“士知务学，里多弦诵”，当地民族“亦知诵读，子弟多有入庠序者，崇儒重道，颇喜为善”；他郎厅，则是“声教覃敷，间有读书应试者”。宁洱县“僰夷”，服食起居与内地人民不甚相远，“念书成名，亦将化夷为汉矣”。清代傣族地区当地民众对汉文化的学习风气也日渐形成，社会风气也有变化，如永昌府居平坝地区的水、旱摆夷，在崇佛教、学习“夷字夷经”之外，“亦间有读汉书者”，到道光十年，“士知尚学，科第相仍……相尚以文”。从以上所引看出，云南的社会风气正在向与内地一致的方向发展。

2.3.2社会风气、风俗的改变科举考试在明清云南实施之后，便以其强大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使汉文化在云南广大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并对社会风气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对破除落后的风俗习惯和传播儒家礼仪文明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科举制的逐步发展，促进了儒学的日渐普及，以至于不少偏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都有儒学的存在。云南汉族士子及大部分少数民族子弟均能潜心钻研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熏陶，这对改变该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道德文化、社会风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变化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直到明代中后期才表现得比较明显。天启《滇志》对此有详细记载：云南府，“民遵礼教、畏法度，士大夫多材能，尚节义，彬彬文献与中州埒”；临安府，“士秀而文，崇尚气节，民专稼穑，衣冠礼度，与中州埒。人多畏法，少有不平，宁弃不争。多爱清雅，敬老崇文”；永昌府，“士知向学，科第相仍”；楚雄府，“地当孔道，而不染于纷华。文教日兴，士风驯实”；曲静府，“习尚简朴，颇信释教”；蒙化府，“士人冠婚皆用家礼，民间相尚以朴质。饮食服用，视列郡为俭”；鹤庆府（今鹤庆县）“文化丕兴，科第不乏”；姚安府（今姚安县）“士大夫乐谈名理，民间相尚”；广西府，“士知向学，民勤耕织，风化渐行，殊异夙昔”；寻甸府，“置流建学以来，其俗渐改，人文可睹”；武定府（今武定县）“近建学校之后，旧习渐迁。俗尚朴鲁，士民勤业”；景东府（今景东彝族自治县）民众“今渐习书史”；北胜州（今永胜县）“置卫建学后，境土不惊，人文渐盛”。也正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贵州巡抚阎兴邦曾奏请增加贵州乡试中名额说：“仕进之路既广，诵读之士愈奋，边地文化日益振兴矣”（《清一统志•贵州志》）。随着社会风气、道德观念的变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如衣着服饰、生活习气、语言文字、思想观念等也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如大理地区的白族“其平日之语言衣食悉耻其陋而革之，以游于礼教之域”；鹤庆府治附近“皆汉、僰人，今乐育教化，渐被华风，而言语、服食、吉凶、庆节之俗，俱变其旧矣”；永昌府在明中期“正统间始建学，……于是士风渐振，以读书自励而举于乡者，科不乏人”，其土著居民“言动服食，衣冠礼仪，悉效中土制度”；蒙化府“近城居者多汉、僰人，男女勤于耕织。会饮序齿而坐，婚姻必察性行，皆非前代之故习矣。盖自开设学校以来，闻礼仪之教，且近大理，其亦有所渐染者欤”。北胜州近城居民“俗尚争竞”，但“近移立州学”，“闻礼义之教，其将有所变而化者欤！”。宁州“其民尚气节，居于州之近者，家习诗书，人知理道，以气节相尚，而耻污下之事。其仕于外者，往往有廉介忠勇之称”。嘉靖年间，姚安府知府王鼎“禁妇人不得市易，惟事麻桑”，“姚俗为之一变”。寻甸建学之前，“诸夷杂处，习尚顽梗”，“置流建学以来，其俗渐改，人文可睹”。武定建学前，“松皮覆屋，蓑毡蔽身”，建学之后“旧俗渐迁。……骎骎有省会之风。”清代的景东直隶厅土著之人，“语言、习惯骎骎有三江风，而夷民之濡染者，亦渐知学官话，改土风”。导致上述变化的因素较多，但科举制和儒学教育无疑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

3结语

篇(4)

关键词：高职；英语教学；社会文化能力

美国教育家温斯顿·布伦姆伯格曾说过：“采取只知语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养语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办法。”语言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且相互渗透的。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人情的总和。在教学中，我们常把文化分为两个层面：即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通常交际文化要比知识文化更直接地影响跨文化交际和言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对文化所包含的这两个层面的熟悉、掌握、运用程度，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社会文化能力。

中国加入WTO以后，社会对涉外人才的培养数量和层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业对外向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求也愈益迫切。高职英语教学作为高职教育与社会需求接轨的一个重要环节，日益受到重视。但从目前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来看，还存在很多不足。例如：（1）高职学生入学成绩参差不齐，英语基础相对薄弱，阅读、听说能力也比较差。大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学生只能进行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会话。（2）高职英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不是原来中专学校或中学里过来的，就是刚毕业的应届生。教学方法不能适应高职教育的特点，事倍功半。（3）在英语教学中，人们普遍忽视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认为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语言知识的传授，没有把文化渗透和学生的语用能力相结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组织修订的《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明确提出了“以实用为主，应用为目的”的教学目标。[1]新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以下特点：（1）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突出语言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2）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为目标，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将语言基础能力与实际涉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满足21世纪经济发展对高职人才的要求。（3）为适应改革开放对涉外业务交际能力的需求，加强听说能力的训练以及加强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已成为高职外语教学的当务之急。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是为了进行涉外交际，高职英语教学应加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应用能力不但泛指应用语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语言运用到实际涉外交际环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称为“社会文化能力”。应用能力是社会文化能力的基础，社会文化能力则是应用能力的最终表现。因此，高职英语教学应以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为最终目的。

实际上，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在英语教学的各个阶段、各个层次上都可以进行，它存在于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

首先，作为高职英语教学引领者的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

海姆斯（Hymes）曾说过，外语教学旨在引导学生“在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对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谈什么。”从这个意义上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语言能力与文化能力是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对英语学习者来说，学习英语既是为了掌握一种新的交际工具，也是为了学习和了解其他文化；从教师教学角度来看，教授一门语言同时也是在传授一种文化。教师不能只顾教授语言知识，也不能教语音的只管教语音、教语法的只管教语法。英语教学“只有考虑到文化因素，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语言行为”（Crane，1981），才能更有效地交际。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更新教育观念，把教学指导思想从“语言为本”向“以语言运用为本”转变，以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为宗旨。

其次，教学模式也要作实质性的改革，具体描述如下：

以大纲为依据外语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予以取舍，而必须按大纲要求去做。要在仔细研究大纲，研究学习主体的入学水平、学习兴趣、学习方法、个性差异等的基础上准确施教。立足本校实际，加强集体备课，商定每一单元文化导入的内容、要求、重点、难点等。日常教学中适时融入介绍、告别、聚会、访问等文化因素的讲解，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领会“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还要重视语言运用的恰当性”，使其文化能力与语言能力同步提高。

课程设置及教材选择课程设置应服从和服务于教学目标。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既可以请外籍教师开设口语课、语言文化系列知识讲座，也可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尝试开设一些辅修课，如“文化与交际”、“涉外礼仪”、“外企文化”等。这样，既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领悟力和接受程度。另外，教材不合适也会影响教学效果，阻碍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因此，学校应选择富含英美人实际交际中的“真实语料”的教材，在方便教师教语言的同时又能结合文化内涵展开教学活动。当然，教材内容应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学生有持续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其中的乐趣，同时也要使学生觉得“易学”和“好用”。另外，高职外语教学中读、写、译的学习重点应是涉外应用文，所以教学素材的选择在着眼于典型性的同时，也应注重实用性。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典型性、实用性、趣味性强的语言材料对学生进行职业文化的培养。

课堂教学英语课教学要注重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训练，运用多种方式增加课堂语言实践活动，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热点话题辩论，实用文写作等。要克服班级规模偏大、人数偏多的困难，实施教师为场外指导，学生为场上队员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语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另外，针对不同课型的课堂教学，教师应有意识地加强学生的文化意识培养。比如口语训练中，让学生学会句式表达的同时，也要让学生了解该语言适合的语境、包含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现交际中的语用错误。因为缺乏文化背景知识的语用方面的错误，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听者或许会认为是粗鲁和恶意伤害的自然流露，从而导致交际失败。[2]又如阅读课中应加强风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绍，因为现今教材的阅读材料多取自英美国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让学生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含义，增强语言功底。此外，在词汇教学中也应注重文化介绍，因为词汇中同样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各种文化信息。有些词语因人们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综合起来的文化意识不同而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如blue一词，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颜色，还可代表心情忧郁；在中国，称赞人家小孩的时候往往用“胖乎乎”这个词，但英美人受社会文化影响认为“fat”是个贬义词，因而不用“fat”而用“cute”。类似的例子很多，教师可以利用这些文化差异在词汇教学中进行有意识的跨文化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考试项目的调整高职学生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该语言进行成功的涉外交际。如果对学生语言学习的测试仅停留在知识点的考查上，那么最终导致学生只会用纸笔交流，掌握的只是用规则硬套的哑巴英语。因此，我们应提供多种测试途径（听、说、读、写），设置不同的语言环境，考查学生实际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应对变化的灵活性，使语言学习真正为语言交际服务。

英语教师培训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高职英语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学方法的墨守成规和师资队伍的年轻化是两个最大的问题。许多英语教师自身就缺乏对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广泛了解。因此，一方面教师本人应及时“充电”，进修专业知识、提高学历；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为英语教师创造更多的培训机会，让教师走出国门，感受英美国家的语言及文化环境。教师要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才能在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时起到指导作用。

第二课堂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不仅限于课堂上进行，而且还可以充分利用其他渠道。例如，课余利用英语广播电台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语新闻、英语歌曲，或利用多媒体电教设备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这样既能培养学生学英语的兴趣，又可让学生对异国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观的感性认识。还可以请一些外籍人士与学生定期开展交流活动，或以讲座形式向学生介绍国外的社会生活风貌等。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文化背景知识更容易让学生领会、掌握，从而培养了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再次，要明确语言教学与文化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

当然，高职英语教学中不能因重视文化教学而忽视语言教学。我们应权衡学生水平、人才培养目标及教材内容等方面因素，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第一，文化教学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语言教学，是为补充语言教学的不足，而不是取代语言教学。第二，要明确语言教学的范畴。就一个国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盘讲授，一难于做到，二会使学生无所适从，最终不利于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故应有所选择地讲授。第三，语言和文化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所以在文化教学中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严格遵守文化规约，这也意味着教师要与时俱进。21世纪，社会发展必将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交流愈加频繁。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实际的涉外交际能力是最终目的。我们应在打稳、夯实语言基础的同时多渠道地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从而促进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和谐交流与沟通。

参考文献：

篇(5)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企业文化的建设与研究备受关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企业文化建设与发展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基石和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所在。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应引起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重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何建设和塑造企业文化，将备受关注。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表现为企业文化方面建设与发展，企业文化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已成为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基石和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之所在。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条件下，对企业文化的研究、运用和实践显得尤为重要。要以一种全面、动态、历史和全球的经济战略眼光，积极营造以人为本、创新为本的企业文化，为企业经济战略发展与科学管理提供最有力、最长效的平台。目前，企业文化又是企业管理中最模糊的领域，企业文化建设也是迄今为止对企业来说最具挑战性的一环。企业文化建设与发展，赋予现代企业管理者一种全新的意义。

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现代企业文化的研究

从企业文化现象的发现到企业文化研究的发展来看，应该注重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思路与方法。使企业文化研究的新成果，直接指导企业建设与发展。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研究，主要应侧重于以下方面：（1）在中国五千年文明背景下，探讨和研究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研究现代企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文化的关系，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企业环境、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的关系等，提出适合中国基本国情、民情、社情的企业文化理论；（2）加强企业文化的应用研究，不断提高企业的社会竞争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测量、诊断和评估.首先企业凝聚力方面,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粘合剂,可以把职工紧紧团结在一起,把企业的利益和广大员工的利益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企业就能够形成强大凝聚力，推动企业文化发展；其次是导向方面；导向包括价值导向和行为导向;再次是激励和约束功能，企业文化能够起到精神激励的作用, 能够将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与激发起来, 能够将人们的潜在智慧诱发出来,使员工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同时要有制度来约束, 约束功能能够提高员工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和自我约束, 提高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3）加强企业文化的追踪研究,企业文化的塑造不是一次完成的作品,要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变化做出及时的调整和改变,对企业文化追踪研究的价值不可低估。

二、正确处理好企业文化与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的关系

企业文化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管理思想和理论，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又是当今社会新经济时代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从而为社会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丰富社会文化的内涵。当今社会，是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融合时代，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文化素养，直接影响着企业文化的发展。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很好体现，是通过企业家这个载体。企业家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直接运用于企业发展和企业管理过程中，形成独特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行为规范、企业内部的文化氛围和企业产品的文化品味。开放的、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是企业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源泉和基础，而这样的企业文化来源于企业家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把握，来源于企业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对当代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深刻理解。社会文化对企业文化发展产生影响的另一个途径是对市场的渗透。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人们的价值选择，社会文化的变化也会引起人们在价值选择方面的变化，影响人们对产品的认同程度和心理需求。自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由原来的注重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变为在严格对待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产品的品牌、售后服务、环保性能和更新换代的前景，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多样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因此，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确定企业经营策略、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方向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使产品、经营和社会文化之间协调与相容，在此基础上，企业为社会提供的就不仅仅是一种产品，而且还是一种社会文化。

三、注重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环境意识、生活品味在企业文化中的体现

当今时代人们的社会人文素质的不断提高，对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不仅仅对数量方面有更高的要求，更加注意质量方面的提高。这些方面对企业生产和发展提出了新挑战，而企业文化的建设是企业社会形象和声誉的良好体现。对企业信誉不仅看企业的技术环保、人力资源环境、金融环境、投资环境、市场需求环境等，这些固然是企业发展所依存的客观环境，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短期效益和生存。此外，还有政策、法制、社会评价、公平竞争、社会信誉等主要由人为因素控制的社会发展软环境，对企业文化发展的影响看起来较为间接，然而实际上对企业长期的经营业绩和企业的竞争力有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今天，这些环境因素在21世纪呈现更加复杂的联系和难以想象的变化，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在其发展战略、经营策略和管理模式方面及时做出调整，通过对企业主导价值和经营理念的改革推动企业发展战略、经营策略的转变，形成企业文化竞争力。

参考文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现代企业管理》

篇(6)

关键词:流行音乐;《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2-0077-01

“在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从最初的备受指责、边缘化状态逐渐地被社会认同,并从文化的边缘逐步走向文化中心地带,成为中国当代社会音乐生活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种文化样式 ”。一代又一代人,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流行音乐的伴随下成长,王思琦学者也不例外。正是凭借着对流行音乐的切身体验与浓厚兴趣,使得王思琦开始了对流行音乐研究与思考,而《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以下简称《流行音乐》)一书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笔者认为此书的价值和特征可总结如下:

一、“厚重”的史料价值

所谓“厚重”,一方面是因为《流行音乐》一书仅正文就达282页之多,再加上序言、后记等已接近300页,拿在手中分量确实不轻。其次,论文参考文献的数量也非一般,“由于论文写作中参考的文献数量极大,参考文献的目录有70多页。……因此不再将参考文献尽数列出”。除此之外,编者在前期资料搜集和整理的工作过程中可谓是下足了功夫,“在硕士论文写作阶段,他已经搜集了约七百万字的资料。在博士论文写作阶段……重点查阅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重镇北京、上海、广州三市晚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刊载的所有流行音乐活动资料。……这些晚报叠加起来可相当于十几层楼高”。

另一方面,《流行音乐》一书系统介绍了1978-2003三十年间中国城市地区流行音乐的发展状况与历史演变,全书共七章可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第一章至第五章;(二)、第六章至第七章。在第一部分的五个章节中,编者以时间为线索,将流行音乐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起步阶段(1978-1985年),第一个期(1986-1988年),调整期(1989-1992年),第二个期(1993-1996年),新的发展期(1997-2003年)。将散落在各处的纷繁杂乱的纸张碎片串联成一本脉络清晰层次分明的长卷,在客观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城市流行音乐发展的基础上,对每一个阶段流行音乐的发展特点进行概况和总结,为后人研究和了解流行音乐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和大量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

二、“严谨”的治学态度

关于治学的态度问题,曾有过这样一句浅显而又深刻的话语,即“做学问之前,要先学会如何做人”。然而在时代不断发展的今天,因追求个人利益导致学术界的不正之风越加猖狂。即使是公然在网络数据库中出现的文章,雷同之事也是屡见不鲜。

在《流行音乐》一书中,编者引用了大量与流行音乐相关的多种样式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在前五章的论述中,某些页面上近2/3的篇幅都为引文内容。但是,几乎每页页脚下都附有引文注释,多则十几条,少则三五条,所有引文一律严格标明出处。相对于报刊杂志而言,有关流行音乐研究方面的论著可谓是屈指可数。因此,要想完成对当代流行音乐不同时期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就需要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对大量散乱的报刊信息的查阅之上。正如编者在后记中提到的那样“只有在“描述”与“归纳”基础上产生的“解释”与“演绎”才是具有说服力的!”“书如其人”,从这本书中不难发现,编者在治学过程中的严谨,而这种治学态度的严谨很是值得我们推崇与学习。

三、“独特”的研究视角

篇(7)

【关键词】跨文化适应；来华留学生；现状和影响因素

一、研究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各国之间的教育交流活动也变得越来越频繁，教育全球化形成了一个新的趋势。在过去，主要是中国的学生走出国门，去往他国求学。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汉语学习的热潮与日俱增，前来中国留学的人数也在快速增加。来华留学生人数的增加给我国的教育体制和管理模式带来了很大挑战。同时，留学生来到中国这样一个新的环境，势必会遇到文化差异带来的种种问题。能否有效地帮助来华留学生做好跨文化适应成为了一个大难题。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情况不仅关系到本人的生活愉快和学业成败，也会影响到留学生对东道国的评价，直接影响中国对期待来华学生的吸引力，间接影响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因此，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问题是一个值得学术界研究探讨，并给出建议的一个议题。

二、跨文化适应的概念

跨文化适应即个人在变换环境时所做的心理调适，使其能在工作或生活方面减少冲突及压力，在心理上增加舒适感及自在感。个体从一种文化背景进入另一种不同文化时心理和身体的反应过程即跨文化适应研究的内容（陈国明，2009）。学术界通常从两个维度考察跨文化适应状况：心理适应（主要以情感反应为基础）和社会文化适应（主要是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能力）（Kennedy，1992）。留学生由于“旅居者”和“学生”的双重身份，对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研究增加了一个维度，即从三个维度：心理适应、社会文化适应及学术适应，分别指的是留学生在面临文化情境转变时个体心理内部调整、个体与东道国社会文化、个体与东道国高校相互调整的过程和结果。这三个维度之间及相互联系有相互独立（朱国辉，2011）。

三、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现状及影响因素

整体而言，从心理适应角度看，来华留学生总体上主要属于轻度抑郁的群体。家人和亲戚朋友是来华留学生心理适应问题的主要社会支持，而以中国本土老师和管理人员为代表的学校支持在心理适应中的作用并不显著。来华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属于中等程度，很大程度受性别和国别的影响。另外，留学动机越强，适应社会文化的困难越低。同样，中国的朋友和留学生家人亲戚是社会文化适应的重要支持，而非中国老师和管理人员。来华留学生学术适应程度属于中等。留学动机越强，学术适应困难越低（朱国辉，2011）。

从个体角度看，来华留学生的国籍、性别、汉语水平、来华时间、先前海外生活经历等其他人口统计因素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有影响，但学术界对其影响程度意见不一。例如，李萍（2009）将研究对象的汉语水平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的留学生在生活适应、学习适应和文化适应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人际交往适应上的差异显著。作者认为这是因为语言上的困难阻碍了留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社会文化交际，导致他们的消极知觉。但是杨军红（2005）的调查却得出不同的结论：汉语水平对留学生的适应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程度不明显。欧美学生的语言能力和适应状况比较一致，但是韩国和日本的留学生中汉语水平低的学生反而适应状况好于水平高的学生。不同学者调查结果的差异不排除被试的人口统计数据差异带来的影响，增加样本量可能得出新的结论。

在社会环境因素方面，中国的社会支持因素对留学生适应的影远远大于文化距离因素的影响（杨军红，2005）。社会支持，这包括广义上的国家和高校及狭义上的学生社团和个人组织。社会网络支持能有效减缓生活压力，有益身心健康和个人幸福。东道国和母国的文化都能成为有效的社会支持的资源，甚至来自东道国的社会支持对留学生认知和情感领域的影响更大。留学生通过东道国的社会支持网络可以提高交际能力，减少过渡期的压力（朱国辉，2011）。

此外，也有学者指出来华时间的长短也会影响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调查结果。李萍（2009）针对68名来华的留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处于中等水平。但是作者也指出，调查结果显示社会文化适应处于中等水平的留学生不一定就像结果显示的不存在问题，不能排除留学生来华时间太短，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还比较肤浅，没有深入，因此还未真正体验到“文化休克”或是“文化冲击”等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入，跨文化适应的问题可能反而会加深和凸显。另外，很多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在调查中体现不严重，但这也可能是由于很多留学生总是生活在自己狭隘的小圈子里，与外界接触少，所体验到的跨文化困难相对也少。

四、总结

本文着重考察了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现状及影响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因素。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整体处于中等程度。留学生的国籍、性别、汉语水平、来华时间、先前海外生活经历等其他人口统计因素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有影响。但是不同的学者对各个影响因子的影响程度持不同意见，有待后续研究着重探讨。

参考文献：

[1]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Ward C，Kennedy A.Locus of control，mood disturbance and social difficulty during crosscultural transi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1992

[3]朱国辉.高校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