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会网络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人脉，顾名思义，即人际关系所组成的网络。《现代汉语词典》对人脉的解释为：“人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有的学者根据人脉的来源或形成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关系从哪里获得，将人脉分为六类：血缘人脉、地缘人脉、学缘人脉、事缘人脉、客缘人脉、随缘人脉等。所谓人际关系，是指人为了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全部关系的总和，简单地说就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各种关系。根据人际关系在满足人们需求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可以把人际关系简单地分为情感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主要满足人们在情感方面（如关爱、温暖、安全感和归属感等）的需求；而工具性关系主要满足人们在物质方面的需求，是个人因某种需要或目的与不很关联的他人所建立的某种时效性关系。无论是情感性关系，还是工具性关系，它们都是个人正常、健康、全面发展所必需的。另有学者认为，人际关系的类型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它们分别是：权力依附型的人际关系，有人可以据此结成“权力网”；利益相关型的人际关系，有人可以据此结成“专业网”；情感交融型的人际关系，有人可以据此结成“人缘网”。前两种人际关系主要受理性逻辑支配，维系这两种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披着情感“外衣”的权谋和利益；最后一种人际关系主要受“情绪逻辑”支配，维系这种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人格认同。

二、对大学生人际关系认知的问卷调查

（一）问卷设计与调查

基于上述人际关系类型，结合大学生实际生活、学习等情况，我们设计了与大学生相关的21种人际关系调查问卷，试图通过调查得出现代大学生心目中应该重视和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考虑到当今社会中所谓的“拼爹”观念盛行，我们在问卷中先预设了三个关于“拼爹”的问题，用以考察大学生对该问题的相关态度。经过前测和优化，人脉关系被调整为23种，每个问题设计了6个选项：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说不清。最后收集了答卷大学生的个人相关信息，包括：性别、来源地、年级、是否做过班干部、是否独生子女。根据实际情况，我们选择了驻新乡五所高校的大学生作为调查总体。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首先结合各自院校的特色选定了各具代表性的共40个专业，然后从每个专业中任意选择一个班级进行问卷调查，平均每个专业分配25份问卷，要求按照男女生比例来发放。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63份。

（二）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1．对预设问题的调查结果解读

问题一：有人认为现在是个“拼爹时代”，你认为？该问题的设置是为了考察大学生对社会现状的认识。从结果来看，认可（36．8％的学生选择了“非常正确”和“正确”）明显高于否定（21．5％的学生选择了“不正确”和“很不正确”）的认识程度。值得注意的是高达41．6％的学生选择了“说不清”。问题二：“拼爹时代”中的“爹”你认为是（可多选）。对于“拼爹时代”所谓的“爹”，“用得上的关系户”认可度（36．7％）最高，然后是多选“有钱人、有权人、用得上的关系户”（26．4％）。或许大家觉得“有钱人”、“有权人”可以是“用得上的关系户”，但后者不一定都是前者，只要对自己有用，就应该受到重视。问题三：与我无关，主要还得靠自己。该选项意在考察学生对将来步入社会工作与生活时的一种态度取向。结果显示，作为相对高素质的大学生，被调查学生在靠自己发展方面的肯定性取向上占有绝对大的比例（68．2％）。说明关系固然重要，但也不是人人都有关系，或者即使有关系也不一定能用上，真正有用的还是自己。同时四分之一强（25．9％）的学生选择“说不清”，说明大家对当前个人决定自己前途的能量方面不再充分自信，处于矛盾之中。

2．对各种人际关系重要性调查结果的分析

我们将问卷中的问题按照“重要”与“非常重要”选项选择结果合并解释为“相对重要”，然后合并“不重要”与“最不重要”选项解释为“相对不重要”。通过对比发现，排列前6位的人脉关系竟然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在大学生心目中这些人脉关系的相对重要性与相对不重要性是非常稳定的。后面的人脉关系相对有些错位，但相差也不是非常明显，基本上都在相邻或隔一个位置的顺序上出现，说明大学生对这些人脉关系的重要性与不重要性有细微的分歧，但总体处于稳定状态。因此，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尝试着将大学生心目中的人脉关系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包括“家人”、“同学中的交心朋友”、“舍友”、“有知识的亲戚”、“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上大学前的同学”6种人脉，认为相对重要的超过了六成人数。与预料一致，家人无论如何也应该是一个人最为重要的支撑力量，不管是在哪个领域，说明最直接的血亲浓情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无以替代。各选项中，“说不清”1人，“很不重要”3人，“不重要”8人，“一般”64人，这相对于153人的“重要”和734人的“非常重要”显然不成比例。选择前者的学生更多的可能是出于对自我顽强奋斗非常看重，或者有些个人的原因在里面。“交心朋友”位居“家人”之后占第二位，证明了学生对于这种纯粹友情的珍视和对这种关系之于自己重要性的高度认可。“舍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上过大学的人都有体会。除了家人，还会有谁能够和自己同屋共眠3～5年？所以这种感情是永远难以割舍掉的。可能因为调查对象是大学生的缘故，大家对“有知识的亲戚”的信赖程度之高有些出乎预料，彰显了学生对知识重要性的认可与依赖。尽管当前社会现实日益证明“知识改变命运”越来越不靠谱，但相对于当前日益异化的社会来说，知识的力量永远是正作用。金钱和权力只能给予你一时的帮助，而有知识的人对一个人的指导、示范或塑造作用影响的是人的一生。“共同爱好”是大学生走到一起寻找快乐的最直接的因素。一起运动、郊游、看球赛、打游戏、去图书馆等等，这些爱好为彼此之间的大学生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很多值得回忆的精彩瞬间。此类朋友的重要性也得到多数学生的认可。作为曾经在一个“战壕”内艰苦奋战的“战友”，53．2％的学生依然惦记自己原来的同学，认为比较重要。这里面其实包括了发小（问卷后面的列举中很多人列出）、小学、初高中同学。这份感情的确值得珍视。第二大类以相对重要性比例在半数（班主任或班级导师为49．6％，这里视作半数）及以上、六成以下为标准，包括“专业课老师”、“有权的亲戚”、“上大学前的老师”、“恋人的家属”、“班主任或班级导师”5种人脉。作为专业课老师，我们在看到结果之前真不知道自己会在学生心目中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地位，真的有些不安。当前社会外在的诱惑实在太多太强，能坐冷板凳的人实在太少了。结果还算令人欣慰，近六成（59．3％）学生认为“专业课教师”相对重要，一来说明学生对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很看重，二来也说明学生比较认可专业课教师的授课等相关能力水平。鉴于当前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发展过程中权贵思想的根深蒂固，“有权的亲戚”得到大学生的重视绝对无可厚非。

众多的“萝卜招聘”现象无不强烈昭示着现代社会依然是有权人的天下。上大学前的学习生涯在中国是一个极为艰辛的历程，学生们由几乎一无所知经过老师们的不断灌输，掌握了考上大学的基本知识，其中很多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恋人家属”选项是前测结束后增加的，数据（51．1％）显示其重要性深得大学生的认可。现在高校中的“班主任或班级导师”，通常由专业课老师担任，主要负责学生们专业学习方面的事情，基本上是个虚职，没有什么实质性利益。但这样往往容易使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更畅快和有效率，很多老师还是非常负责地去履行自己的导师职责的。所以调查结果（49．6％）显示该角色的认可度比较好。第三大类以30％～50％的重要性比例为标准，包括了“辅导员”、“有钱的亲戚”、“邻里”、“老乡校友”、“院系领导”、“大学其他同学”、“院系干部中的朋友”7种人脉。“辅导员”的角色在当前的高校当中日益重要和奇特，学生除了学习之外的所有内容都必须和辅导员相联系，甚至学习也受其很大的影响，为之“翘课”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结果显示认为相对重要的占了相对多数（44．2％），选择一般的占了35．6％。在将来的社会中生存，得到“有钱的亲戚”的支持和帮助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43．9％的人选择了“一般”，41．5％的人选择了“重要”和“非常重要”，说明在大学生的心目中，金钱的力量在考验着大家的生存观念。只有10．9％的学生选择了“很不重要”和“不重要”，且后者比例占到了9％。中国是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的差序格局的社会，“邻里”之间的关系曾经那么亲切与和谐。然而现在社会的转型使得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部分异化，尤其对城市社区里生活的学生来说，邻居之间的陌生是正常的事情。但对于更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来说，邻里关系依然具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正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老乡”这个词曾经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词汇，老乡彼此之间的照顾感觉很贴心。随着大规模的扩招，大学内老乡的规模越来越大，彼此间的感情和关系就显得淡漠起来。45．2％的学生选择了“一般”。但也有30．8％的人选择了“重要”，地缘因素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院系领导”之于大学生的重要性，从结果来看，36．1％的学生选择了肯定的一面，低于认为“一般”（39．6）的学生比例。事实上，从培养和就业的角度，院系领导对学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主要从课程设置和就业推荐等方面显示出来，不过学生似乎觉得影响不直接。除去交心朋友，大学中的其他同学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明显降低，高达52．1％的学生认为其对自己将来的发展重要性一般。学生会干部似乎是积累人脉的很好的圈子，然而有近半数（47．9％）的同学认为这种关系对自己的重要性一般。但从“重要”（28．7％）与“不重要”（10．8％）的对比来看，还是更多的人选择了前者，证明可用之处还是有的。最后是第四大类，重要性认可比例在30％以下。包括“公共课老师”、“加入社团的朋友”、“打工或实习中结识的朋友”、“普通朋友”、“经常交往的网友”5种人脉关系。“公共课老师”的地位基本上可以认为不会太好，事实证明也不算很差，至少选择相对重要的学生比例（26．7％）超过了认为相对不重要的学生比例（20．4％）。另外还有5．2％的学生处于纠结状态，表示“说不清”，近半的学生（47．6％）选择了“一般”。这里面的原因不应该单单归结为教师的问题，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等因素也是影响学生评价的重要方面。大学生社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群体，相关的文章也很多。此次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加入社团的朋友”的重要性认可度一般（51．5％），或许很多人进到社团之中更多的是为了锻炼自己的相关能力，而对于结交朋友的作用看得相对较淡。当前大学生社团日益权力化和势利化趋势也对大家交到知心朋友有所影响。对于“打工或实习中结识的朋友”，多数人（48．1％）持中立态度，否定（23．8％）与肯定（22％）意见基本持平。显示目前的学生对这种人脉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并不太自信，毕竟在社会职场中这种关系相对较淡。区别于同学，大学生可能由于不同的原因经过一定交往，彼此之间会成为“普通朋友”，但这种关系因缺乏长久的联系而相对较淡。但其中有17．4％的学生认为这种关系还是重要的，其实很多时候帮助自己的往往是普通朋友。“网友”在当前信息时代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符号，很多人素不相识，通过网络聊天结为朋友。但大学生对这种关系持有非常否定的认可度。即使设定为“经常交往的网友”，重要性和不重要性（反序）也都位居人脉序列的最后一位，这种结果值得思考。

3．大学生总体信息的意外与正常结果

当前女生更容易考上大学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探讨，我们在调查时特地强调了按所选专业的男女生比例来发放问卷。可能这次调查的工科院系相对较少，女生比例大些还可以理解。但结果显示，总体比例中女生高达63．7％，的确出乎所料。即使是工科类院校，男女比例也依然女生高出。此次的数据再次证明高校中男女生比例的确有些失常。相对于男女生比例，对于普通高校来说，农村生源占据了77．8％的绝大多数，应该是正常的事情。除去函授生，其他的在校大学生应该全是90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推行了20多年，然而数据却显示独生子女比例仅仅为8．2％。统计显示，来自城市（包括县城）的214人中只有53人是独生子女，占到24．8％的比例。而749名来自农村的学生中只有26人是独生子女，仅仅占到3．47％。

三、对大学生四类人脉的分析及网络构建

（一）对大学生四类人脉的分析

第一大类6组人脉中，除去“家人”和“有知识的亲戚”两组，其他4组全是大学生同龄人，而且都是贴心和亲近的朋友关系，凸显了大学生对同代人中具有亲密友情的人脉的深深依赖。而前两者都具有血缘关系，家长最为亲近，亲戚也血脉相连，这种血缘人脉具有的无可替代的亲情为大学生所高度认可。而有知识亲戚的重要性远高于有权和有钱的，突出了大学生潜意识中对知识的高认知心理。第二大类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大学生的长辈，而且其中包含了3组老师人脉。从第一层最为核心的血缘和友缘人脉过渡到第二层的长辈人脉，可以看出大学生似乎对这些人脉有某种直接而强烈的内在需求，老师提供知识，有权的亲戚或许可以提供岗位，恋人的家属则可能提供将来最为重要的家庭基础。第三大类的人脉则表现了大学生的一种纠结心态，这些人脉看起来不很重要，却又似乎都不可或缺。“辅导员”在大学里基本上掌控了学生可以获取的除知识外的其他所有资源，但许多普通学生又的确与之打交道不多。“有钱的亲戚”在当今“众多大山”的社会里或许可以提供最为“万能”的支持。远亲不如近邻，“邻里”所具有的特殊情分似乎永远不该忘记，但人们虽然对于现今社会“防盗门”的社区生态防盗功能不敢过于相信，但它隔开邻里亲情却作用明显。“老乡”，曾经多么亲切的称呼，现在却偶尔要提防，因为太多，否则最容易出现问题。“院系领导”本该令人尊敬，但现今的行政化大学时代，他们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尽管本应是但绝非领导的中心，所以他们似乎有些遥远。“大学其他同学”太多了，想要记住真的很难，但当他们帮助自己的时候真应该心怀感激。院系干部中有朋友吗？“学生干部”好像早已适应了钩心斗角的行政化生态而忘记了这里是服务学生的。最后一层的人脉关系似乎显示了无关紧要的感觉。很遗憾，“公共课老师”被大学生放到了这一层，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前面的定语吧。大学生社团现在主要在做什么值得思考，否则“加入社团的朋友”不应该放在这个位置。人力资源理论中似乎强调“打工或实习中结识的朋友”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管理层及以上人脉，但大学生将其置于接近最后的位置，有些较难理解。“普通朋友”和“经常交往的网友”本身似乎就是可有可无的吧，否则他们为何被放在了最不重要的位置？

（二）对大学生人脉网络的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第一大类人脉关系可以称为心理依赖层，显然其处于整个网络的核心地位。第二大类人脉可以称为生存支撑层，它们具有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第三大类人脉可以称为生活辅助层，这些人脉在人的一生当中或许真的可以提供某些甚为重要的帮助。第四大类人脉可以称为社交边缘层，这些人脉只是有些交往，在大学这个时代这些人真正的重要性似乎难以体现也无从考量，至少从数据上显示其地位如此。

四、简单讨论

篇(2)

1．1积极拖延与个体创新绩效拖延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主要表现为个体完全回避或推迟其所必须做出的决策、承担的责任和执行的任务［5］，很多来自学生学业以及员工工作绩效的实证研究都已证明拖延会对工作绩效产生负面效应［6］，尽管也有研究发现偏好压力者以及提高任务参与度能够减弱拖延行为对工作绩效的影响［7］［8］，但是拖延行为在很多场合都被视为一种反生产行为;即便是身处网络环境中，拖延也不利于绩效提升，尤其是个体在承担合作任务时更易发生拖延行为［9］。然而，来自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发现，面对资源紧缺以及不确定的外部竞争环境，对某些任务的延迟执行或许能够起到积极作用。Chu和Choi在2005年首次提出了积极拖延的概念，并指出传统的对拖延的理解属于消极拖延的范畴，两者在认知、情绪、行为等方面存在根本区别［3］。研究发现，积极拖延者会有意图地做出拖延的决定，通过激发自身在时间压力下的强烈动机，以高效地在截至时间之前完成任务。近期的研究进一步证实积极拖延有利于管理消极情绪［10］，收集重要信息并寻找更具创意的实施策略;并且越是富有创造性的个体往往更倾向于运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酝酿，因而更易于产生积极拖延行为［4］。正如学者们所发现的，积极拖延者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调节能力，表现出较强的时间控制感、压力偏好、计划行为和较强的自信，而上述特征均已被证实能够切实提高创新绩效［11］［12］。由于已有文献在研究积极拖延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时一般将个体置于相对独立的工作环境［13］，很少考虑个体间的交互作用对积极拖延行为的影响，而个体在创新过程中往往会更加依赖其从属的团队。作为团队中的一员，个体积极拖延行为的选择及其后果理应受到其所在团队的制约。若直接将上述结论简单移植，可能会忽略团队运作中典型组织特征所带来的影响，无法对团队中的积极拖延行为施以有效的引导和监控，进而影响个体创新和团队创新的顺利实现。当然，我们依然希望管理者能够有效引导团队成员正确使用积极拖延以提高个体创新绩效。基于上述分析，做出如下假设:H1:团队成员的积极拖延行为有助于个体创新绩效的提升。

1．2社会网络与个体创新绩效创造性往往蕴藏于人际交往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中［14］，只有考虑个体所处的社会情境因素，才能真实的再现组织行为的演化规律，因而社会网络分析逐渐成为创新和组织行为领域的重要研究范式［15］。团队成员因为工作需要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属于个体层次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理论将团队成员视作嵌入在网络结构中的相互影响的个体;在项目生命周期中个体的认知、态度及行为会受制于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团队的整体规范，继而对个体及团队的绩效产生影响。由于社会网络的存在有助于个体协调紧缺资源，获得所需的信息和机会，尤其是当工作中涉及高度复杂的知识交换时，社会网络能够有效提高员工的创新绩效［16］，后续研究也发现以社会关系为纽带成立的团队比单纯以人口统计特征成立的团队有着更好的创新表现［17］。组织内的社会网络被分为三种，情感网络、咨询网络和情报网络［18］，项目团队中最为普遍的当属情感网络和咨询网络。个体所处网络的结构位置则用中心性来衡量，个体中心性越高则说明其影响力和权力越大［19］。现有研究一般将社会网络中心性分解为程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15］，由于物理距离不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瓶颈，采用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更能够清晰描述网络中个体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其中，程度中心性用来衡量个体的影响力大小和非正式权力的控制范围，中介中心性可表示个体占据操纵信息流通的数量和控制信息的可能性。咨询网络传递的是团队成员间与工作任务相关的信息、知识、建议，在实施项目创新过程中，成员之间可借助咨询网络进行知识的交换、信息的碰撞和创意的激发。作为获得团队创新所需工具性资源的基本通道，咨询网络对创新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20］。个体咨询网络中心性越高则越可能拥有创新的关键资源并具有支配创新资源的权利，知识的汇集也为个体提升复杂问题的处理能力提供了平台，个体在咨询网络中的位置将直接对自身创新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述分析，做出如下假设:H2a:咨询网络程度中心性与个体创新绩效正相关;H2b:咨询网络中介中心性与个体创新绩效正相关。情感网络提供的是工作内容之外的成员间感情交流的通道，通过成员间的情感交流并展开互动，有助于个体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并累计社会资本［15］。处于情感网络的中心位置可以赢得更多的友谊和信任，获得更为密切的情感支持和心理支持，有助于舒缓创新过程中的压力，体验更为积极的情绪，使个体在创新活动中保持较高强度的内部动机;与此同时，处于情感网络中心位置的个体还可以借助情感支持和心理支持来获得更多的资源摄取途径，甚至可以运用强大的情感感召力来构建和强化有益于创新的组织文化，有效应对不确定因素对创新过程的扰动，营造更加有利于创新的工作氛围，激发个体持续创新的潜力。基于上述分析，做出如下假设:H3a:情感网络程度中心性与个体创新绩效正相关;H3b:情感网络中介中心性与个体创新绩效正相关。

1．3社会网络与积极拖延研究发现，积极拖延是不确定创新活动中管理消极情绪的有效策略［8］，积极拖延者会依据任务复杂程度、资源消耗程度来选择拖延的方式。尽管积极拖延者被证实拥有更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更突出的压力偏好和时间知觉能力［21］，但在完成任务过程中依然会面临信息缺失、情绪焦虑等情况。作为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的个体，即便积极拖延者具有高超的问题解决能力，面对上述情景还是可能对自我效能感的判断产生偏离，继而影响对任务特征的判断和创新行为的实施;而社会网络的存在可以使积极拖延者及其网络成员在信息、资源和情感等不同层面进行交互与协调，帮助个体做出较为客观的评判。其中，咨询网络提供了与任务相关的信息、技术、知识等传递的通道，情感网络则成为团队成员相互支持并建立信任的载体。团队成员身处社会网络之中，一旦个体呈现出积极拖延行为，信息的交流分享会使其进一步强化内在动机，情感的交流则是舒缓压力的绝佳手段，上述因素均能够帮助积极拖延者高效、及时、创造性地完成任务。Michinov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如果个体能够积极融入咨询网络，获得情感支持，将有效降低拖延对绩效的负面作用;个体参与度的提高也能增强积极拖延对创新绩效的正向预测力［8］。随着个体在咨询网络中的中心性逐渐提高，信息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知识的融合促使个体的创新技能得到强化，有利于积极拖延者完成预期目标;虽然信息共享有利于创新想法的传播［22］，但信息传递过于密切则不利于获得异质信息，限制了创意发挥，降低了信息的识别效率［23］。咨询网络中心性程度高的个体往往掌握了项目中的核心资源、重要知识和关键技术，其他成员容易对其形成信息依赖;该个体在任务紧迫的情景下一旦表现出积极拖延，高频率的信息共享势必会进一步压缩创新思考的时间，难以识别有效信息，进而导致创造性下降［24］;而该个体在网络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又促使创新惰性或低绩效的创新行为在整个团队中快速扩散，最终对团队整体的创新绩效带来损害。因此，积极拖延者的个体创新绩效会随其所在咨询网络的中心性程度的提高而呈现出倒U型的变化规律，过高或过低的咨询网络中心性特征也许并不能促使积极拖延者一定表现出较高的创新绩效。基于上述分析，做出如下假设:H4a:咨询网络程度中心性在积极拖延与个体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着倒U型调节作用;H4b:咨询网络中介中心性在积极拖延与个体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着倒U型调节作用。随着个体在情感网络中的中心性逐渐提高，与团队成员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将更为稳定。由于信任水平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22］，当个体决定通过积极拖延来高效地达成任务目标时，成员间的高度信任能促使个体以积极的情绪投身于充满风险的创新活动，情感上的相互支持使得积极拖延被赋予更多的认可，高水平的信任氛围为积极拖延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利用渠道，有利于积极拖延者完成预期目标。然而，一旦个体与团队成员之间建立高强度的感情依赖，从众行为极易滋生，如果个体不善于独立思考，即便是积极拖延行为也容易同化为消极拖延行为，而团队成员间的高度信任又使得个体的消极拖延行为无法有效识别和监控［25］，最终难以完成高强度的创新任务。因此，积极拖延者的个体创新绩效会随其所在情感网络的中心性程度的提高而呈现出倒U型的变化规律，过高或过低的情感网络中心性特征也许并不能促使积极拖延者一定表现出较高的创新绩效。基于上述分析，做出如下假设:H5a:情感网络程度中心性在积极拖延与个体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着倒U型调节作用;H5b:情感网络中介中心性在积极拖延与个体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着倒U型调节作用。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发现，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对团队成员拖延行为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审视，既是对已有积极拖延行为研究的完善，也是对社会网络分析领域的扩展。本研究将借助情景实验，在模拟创新任务的完成过程中，对团队成员在情感网络和咨询网络中的社会中心性指标(情感网络及咨询网络的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积极拖延程度及个体创新绩效进行测评，深入探索积极拖延、社会网络结构特征及个体创新绩效之间的关联机制，同时也得以对创新过程中的合作、拖延等行为现象及其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展开更为真实的描述。由于个体的情绪性特质被证实与拖延行为和个体创新绩效显著相关［10］，因此本实验将个体的情绪性特质作为实验的控制变量。

2实验设计与实施

2．1实验对象和实验步骤本研究选择武汉和温州两所高校商学院的合作机构为实验被试的来源，以企业家联谊会、温商发展研究会、行业协会、商会以及参与校企合作项目的企业家或经理人为研究对象，以电子沙盘培训项目为实验内容，实验教师设定每个季度的完成时间，并在实训过程中通过倒计时的形式提示每个季度运营还余留的允许操作时间，要求参与者按照预先设计的流程完成实训并进行关键变量的测评。具体实验步骤如下:(1)第一阶段实验以参加电子沙盘实训的42名企业家为被试展开实验，每位成员被要求独立完成连续3年的电子沙盘操作，个体之间不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与合作。每位被试在实验开始前填写情绪性特质量表，实验结束后被要求当场完成积极拖延量表。(2)第二阶段实验以参加电子沙盘实训的68名企业家为被试展开实验，被试被随机分为10组，每组5－6人，分别采用强制要求和一般引导两种方式进行积极拖延的情景控制。其中5组被试被要求组内成员在开始各个模块操作前必须通过交流合作以尽可能充分利用团队资源，实验教师将各个季度运营时间的前五分之一时段屏蔽，被试只能在余下时间内展开操作;另外5组被试只是对组内合作提出建议，但并未做出强制性要求，且能够在整个时间段独立安排各自的实验操作。每位参与者在实验开始前填写情绪性特质量表，实验结束后要求当场完成积极拖延量表。个体创新绩效则根据系统生成的财务指标加权得到。(3)第三阶段实验以参加电子沙盘实训的102名企业家或高管为被试展开实验，被试被随机分为10组，每组9－11人，要求组内成员在开始各个模块操作前必须通过交流合作以尽可能充分利用团队资源，实验教师将各个季度运营时间的前五分之一时段屏蔽，被试只能在余下时间内展开操作。在完成连续3年的电子沙盘操作后，每位参与者需要当场完成积极拖延量表、情绪性特质量表以及情感网络和咨询网络测量题项，个体创新绩效则根据系统生成的财务指标加权得到。

2．2变量测量积极拖延量表借鉴Choi和Moran［26］、倪士光等［27］、VanEerde［28］等学者的观点，从压力偏好、结果满意、主动决定拖延和按时完成任务的能力四个方面设计8个正式题项，如:我习惯先计划再行动;当我感到时间压力时会更好的投入工作;在行动前，我确信有能力先做些别的事情。社会网络量表借鉴Krackhardt［18］和罗家德［15］的研究成果，情感网络结构题项如:你的自由支配时间里，你和哪些同学常有社交活动;咨询网络结构题项如:在学习中碰到困难和问题时会向谁请教?问卷上罗列团队中所有成员的名单，被试只需根据题项选择自己以外的成员。本次实验中，咨询网络为有向网络，情感网络为对称网络。情绪性特质采用钱铭怡等学者［29］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以上量表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以5分制评定计分。个体创新绩效借鉴吴晓波［30］的研究成果，对被试在实训中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渠道创新所获得的创新财务绩效进行衡量，将公司的利润率、投资回报率、公司总成本、品牌知名度进行排名，经过加权评分和聚类分析后，由低到高从1到7赋值。此外，由于实验中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数据均由个体自评获得，为了避免社会赞许性偏差，借助马洛－克罗恩社会赞许性量表设置了三个社会赞许性问题［31］，如:有时你喜欢讲别人的闲话(反向计分)、你从来不会想让别人代你受过、当你犯了错误时，你总是勇于承认失误，要求被试在“是”或“否”中选择，若题目中答“是”(反向计分题为“否”)的有两个及以上，则认为该问卷存在严重赞许性倾向，按废卷处理。

3研究结果

3．1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第一阶段实验结束后，所有问卷在实验现场及时回收，保证问卷的回收率和真实性。对收集到的问卷数据进行探索性(EFA)和验证性因子(CFA)分析以检验量表效度。借助SPSS软件对所有测量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736，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3011．432，P＜0．001，说明样本适合做因子分析。正交旋转析出的二个因子，各因子载荷均大于0．67，未出现交叉载荷题项，二个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达到65．63%，分别对应积极拖延、情绪性，表明测量问卷具有初步研究效度。积极拖延、情绪性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02、0．875，均大于最低标准值0．7，因而量表所测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运用LISREL软件对问卷中所有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二因子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主要拟合指数为，Chi－Square=382．78，X2/df=2．316，RMSEA=0．102，CFI=0．925，IFI=0．957，NFI=0．939，GFI=0．918，IFI=0．926，RMR=0．038。根据拟合优度指数判断，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积极拖延、情绪性量表的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CR)分别为0．781、0．828，大于0．7这一临界值;二个变量的平均变异抽取量(AVE)分别为0．668、0．732，大于0．5这一临界值，且二个变量的AVE大于两个因子间的相关系数的平方，因而所有问卷均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32］。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表明未出现主导的单因子，说明共同方法变异并不严重，加之对数据进行了中心化处理，能够有效避免同源偏差。

3．2独立样本的t检验和协方差分析对第二阶段收集的数据展开独立样本t检验，以确定团队模式下合适的积极拖延实验方案。结果显示:强制要求和一般引导两种实验方案下团队成员的情绪性特质不存在显著差异(t值=0．718，p＞0．01)，但积极拖延自评数据存在显著差异(t值=2．936，p＜0．01)。说明通过强制要求的方式进行实验操纵更容易引导团队成员实施积极拖延，这一结论为第三阶段实验中的情景变量设计提供了依据。另外，将积极拖延作为自变量，将控制变量(性别和情绪性)作为协变量加入模型，来共同分析对因变量(个体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积极拖延和情绪性均对个体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说明实验设计中的控制变量和自变量的选择能够满足研究要求。

3．3假设检验及层次回归分析在第三阶段采用个体社会网络中心性问卷来测度团队成员情感网络和咨询网络的位置特征，调查问卷为半开放式，且测量题项只有两项，因而可以直接计算，无需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18］。将问卷获得的数据以二进制邻接矩阵的形式录入UCINET，计算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情感网络程度中心性、情感网络中介中心性、咨询网络程度中心性和咨询网络中介中心性4个指标，数值越大，则说明个体在网络中的中心性程度越高。在此基础上展开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情感网络程度中心性和咨询网络程度中心性与积极拖延正相关，而情感网络中介中心性和咨询网络中介中心性与积极拖延的关系并不显著，说明与情感和信息的交流渠道相比，资源和情绪的实际掌控能力是积极拖延的直接决定因素，情感网络程度中心性和咨询网络程度中心性高的个体更容易发生积极拖延行为。情绪性与个体社会网络结构特性以及个体创新绩效的关系均呈现显著负相关，说明神经质特征明显的个体既不容易被社会网络接纳，也不容易在创新活动中取得较大成功;情感网络中心性与咨询网络中心性高度相关，说明情感网络中心性高的个体，也容易成为咨询网络的中心，情感网络的建立可能会影响咨询网络和情报网络的形成。积极拖延对个体创新绩效的正相关性较为显著，H1得到初步证实。情感网络程度中心性和咨询网络程度中心性虽与个体创新绩效正相关，但并不显著，说明信息、知识和情感的控制权集中有可能产生认知趋同和感情依赖，对创新信息的敏感度下降，弱化了资源的创新潜力，这也验证了Rost［34］提出的社会资本与知识创造呈倒U型结构的观点;相比之下，情感网络中介中心性和咨询网络中介中心性与个体创新绩效正相关关系较为显著，意味着信息、知识和情感的碰撞是激发创意的必要条件;信息、知识的交互能够提升个体创新技能，而情绪的良性互动和情绪感染过程直接决定创新的情绪氛围，正是由于信息、知识和情感的多次互动能够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因而能够有效提升个体创新绩效。H2a和H3a未能得到验证，H2b和H3b初步得到证实。

利用第三阶段数据重新进行信度分析，发现各个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均大于0．70，证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再测信度。在此基础上进行验证性分析，考察情感网络中心性、咨询网络中心性、积极拖延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的相互影响。表2中的数据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共线性问题。层次分析发现，积极拖延与个体创新绩效正相关，H1再次得到证实;情感网络中介中心性(β=0．293，p＜0．05)与个体创新绩效正相关，咨询网络中介中心性(β=0．341，p＜0．05)与个体创新绩效正相关，H2b和H3b通过验证;情感网络程度中心性以及咨询网络程度中心性与个体创新绩效相关性并不显著，H2a和H3a通过验证。模型4中，将情感网络中介中心性的平方项与积极拖延相乘后作为一个新的自变量对个体创新绩效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情感网络中介中心性的平方项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β=－0．371，p＜0．05)，情感网络程度中心性的平方项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β=－0．231，p＜0．05)，说明情感网络中介中心性和程度中心性会对积极拖延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显著的倒U型调节作用。同理，模型5咨询网络程度中心性(β=－0．292，p＜0．05)也会对积极拖延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显著的倒U型调节作用，咨询网络中介中心性(β=0．117，p＜0．05)对积极拖延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一定的U型调节作用，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假设中提出的倒U型调节作用存在差异。上述结论在模型6中亦能得到一致性检验。因此，H4a和H5a通过检验，H4b未能获得验证。

4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借助情景实验，对社会网络中个体的中心性特征、积极拖延行为及其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全新阐释。首先，相对于程度中心性指标，中介中心性强的个体更易于提升创新绩效，这表明知识传递和情绪感染的多元化通道是创新绩效提升的先决条件，而信息、情感的高度控制所产生认知趋同和感情依赖却有可能成为创新绩效提升的桎梏;其次，团队中的积极拖延行为虽有助于创新，但由于个体身处社会网络之中，其行为的实际绩效受制于个体在情感网络和咨询网络中的社会中心性特征。咨询网络中介中心性高的个体能够促进积极拖延行为进一步提高创新绩效，而咨询网络程度中心性、情感网络程度中心性以及情感网络中介中心性等结构特征在积极拖延与个体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这说明上述三项中心性特征高的个体，在实施积极拖延行为时，可能会经过从促进创新到抑制创新的过程，过高或过低的中心性位置都不利于创新绩效的实现。第三，本研究发现情感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比咨询网络在个体创新体系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由于积极拖延者主动做出拖延的决策是基于对自己按时完成任务的自我效能感，资源的控制感和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而情绪网络中个体的中心性程度决定了情绪的强度。已有研究证实，个体情绪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反映为倒U型曲线中的一段［35］，因此，积极拖延者所处的情感网络中的节点位置将直接决定团队情绪感染的进程和创新氛围的营造。最后，研究发现情感网络的中介中心性与咨询网络中介中心性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影响，这一结论提示我们，团队中处于咨询网络中心的个体不一定位于情感网络的核心位置。与处于咨询网络的中心位置相比，如果团队成员处于情感网络的中心，为了保证创新绩效，在实施积极拖延时需要更加慎重。

篇(3)

1．选择职业目标时提供建议和参考。通常面临就业的大学生会存在诸多困惑，而这些问题也大多是“以讹传讹”的“谣言”，并非是某些职场人士的亲历经验，但对于尚未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就不好区别真伪，从而凭空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压力。因此，就业社会网络资源可以帮助大学生获得最真实、权威的建议和参考意见，让自己的求职、就业更加有的放矢。

2．提供深入了解目标职业的生涯人物访谈对象。对于做好了职业生涯规划的大学生来说，求职前一定有自己较为清晰的目标职业，但此时也仅仅是理想中的职业，面对诸如对职业知识、技能、任务、机器、工具和设备等职业的具体要求等问题时还没有清晰的答案。通过面对面地与自己有着相近经历、学历背景等相似性较高的生涯人物访谈，大学生可以快捷、准确地获取相关职业的横向信息，避免了准备的盲目性及对目标职业的刻板印象。

3．提供目标职业的相关信息。目标行业的核心因素如准入条件、核心知识结构、必备的能力结构、职业发展途径等，对大学生顺利就业有很大的帮助。通过就业社会网络资源，即通过行业、职业、岗位，业内领导、员工等多种途径获取的多种信息，分析综合后可以更充分地了解目标职业的全面信息，以便于大学生提前确立工作目标，更好地做好入职后的生涯规划。

4．提供见习、实习等社会实践机会。“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既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又帮助和引导大学生按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成长成才;既传播了先进文化，又帮助和引导大学生接受先进文化的哺育;既服务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服务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2］。”“绝知此事要躬行”，见习与实习可以为大学生提供真实的职场历练机会，帮他们获得最真实的工作经验和职业体验。就业社会网络资源可有效避免一般单位因多种原因无法为大学生提供对口见习与实习机会的尴尬，为大学生职前锻炼提供充分的见习和实习机会，让他们更有机会了解自我、给自身合理定位，进而也增加了大学生的工作经验，入职后更能发挥出优势。

5．提供单位招聘的信息。一般来说，单位公开的招聘信息尽人皆知，这些工作职位面向众多求职者，因此投递简历、面试、接受背景调查、实习、转岗等系列过程是每个最终获取相应职位的求职者必走的程序，其间所花费的时间、承担的风险自不必说，其效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如果大学生善于利用就业社会网络资源，则有更多接受单位隐性职位应聘的机会。

6．提供重点向单位推荐的机会。大学生就业社会网络资源可以为大学生就业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就业信息环境，同时他们在圈内掌握的信息也一定是行业内最前沿、最精准的，加之业内人士推荐的员工更容易获得用人单位的信任和青睐。若大学生能很好地利用就业社会网络资源推荐的求职信息，积极主动地表现出自己的综合实力，则可更为快捷地获得更优的工作机会。

7．提供就业岗位。大学生如果能从新生入校起就不断地开发和利用就业社会网络资源，积极主动地与他们定期沟通，有规划、有目的地参与资源内单位见习、实习，就会获得他们对自身进行专业方向和职业目标定位有效引导，更会较早完成由校园到社会的过渡，因认同企业价值观而与企业发展同步，满足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这样一来，在大学生进行正式求职时，已和社会网络资源内的用人单位“熟悉”了，双方自然会省去招聘、应聘、面试、笔试等诸多海选程序，而直接为大学生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总之，如果大学生从新生入学时就有步骤地开发自己的就业社会网络资源，那么在大学期间及毕业以后，就会有更多的来自社会不同领域和组织的社会关系资源共同构筑成大学生就业社会人脉网络资源，为大学生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职业发展支持。这对大学生职业目标的建立、职业准备必备清单的获得，见习、实习机会的取得，以及岗位推荐和顺利就业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大学生就业社会网络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Kristen．W．Gustafson在《Graduate!》一书中谈论找工作的途径时说:“你从来不知道飞机上坐在你身边的人或者你叔叔的一位朋友可能知道你梦寐以求的公司正在招聘一个职位，要集众人智慧。”［3］大学生科学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就业社会网络资源，可以更好地提升求职成功率及就业质量，增强就业稳定性，充分实施“就业自救”。

1．内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大学生从进入大学校园起，就要为自己的就业问题做好充分准备，在学校的帮助与引导下尽快熟悉校园及所在城市的各种资源，核心专业课程及其链接的职业等内容，经常与自己的父母及大家族中的兄弟姐妹沟通交流，让父母及更多的“内部资源”了解自己在学什么，将来可以干什么。同时让他们多帮自己留意自己配偶及身边可靠社会关系资源的从业行业背景等信息，找机会及时帮助自己传播学习信息与内容，多了解对于职场人士最通用的技能及素质都有些什么要求，以得到他们最直接有效地帮助，见习、实习及求职前，及时告知他们自己要干什么，并真诚地期望得到他们何种帮助等。

篇(4)

舆情传播模型的研究，我国起步相对较晚，欧美基于“Publicopinion”视野开始对舆情传播模型进行研究，Sznajd–Weron运用离散分析个人怎样受到外界社会群体的影响，并提出了Sznajd模型［22］，Sznajd假设个人意见只有+1和－1表示，每个人的意见受邻里或群体的影响并影响着邻里以及群体，各群体或者子系统意见将会趋于一致。在Sznajd模型中，用+1或者－1表示个体意见，在现实生活中，个体意见并不是非左即右，往往处于两者之间，呈现出连续的状态。很多学者用离散模型修正对Szanjd模型进行修正，在连续模型中，混合模型［23］和边际动力模型［23］对后来研究影响较大，混合模型和边际动力模型与Sznajd同样，进行模型模拟结构并未解释模型，缺乏理论模拟解释。ShuguangSuo和YuChen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提出Sznajd修正模型—社会网络动力舆情传播模型［24］，假设个人意见只有+1和－1，通过对模型连续的观测，在某一个时间点上选取一个点，并随即选取某一个邻居，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后，系统内成员总会达成一致，具有相同的观点。但现实中，社会长期存在多种观点，而且在交往过程中也总是与多个系统以及系统外成员进行交往，为此我国学者潘新、邓贵仕、佟斌针［4］对这种情况进行，对模型进行了改进，提出了舆情传播模型，试图解释舆情传播连续性和交互性;最后解释为在社会网络中，信息受体(个人)并非直接全部接触信息源的观点，而是有选择地接受信息源的观点，在整体网络中存在持不同观点的受体且成一定比例;否则整体网络中所有受体观点将趋于一致。在舆情前传播阶段，体育赛事在关注的群体中观点较为一致地传播。一旦突发成型舆情事件，社会各界(自媒体)加入到体育赛事舆情事件传播中，形成更复杂更宽广传播系统并带入多种观点。为此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体育赛事舆情传播模式，试图揭示体育赛事舆情传播规律，路径以及传播宽度和速度。

2赛事舆情社会网络结构

斯坦利•沃瑟曼、凯瑟琳•福斯特［25］分析认为，社会中的人、组织彼此间关系可以表述为相互作用的关系模型或规律，这种个人、组织之间关系将对彼此产生影响。社会网络分析不仅可以描述行动者个体与其周边邻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连接，并且可以借助计算机工具对行动者和组织成员之间进行可视化建模，使研究者更加直观清楚地了解行动者的关系和关系图式［27］。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可以用一种基于关系模式或规则进行表述，然而WEB技术发展，传统的社会关系模式已经难以适应，通过量化和可视化两个角度对社会行动者实体关系进行研究，社会网络分析最常选用社群图和社群矩阵两种研究方法，已经成为社会网络分析重要方向。社群图通过节点和连接线描述行动者之间关系，社群矩阵分析行动者角色及其关系。体育赛事舆情事件传播行动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有接受也有传出，为此赛事舆情事件传播表述需要采用有向图。突发赛事舆情事件传播社会网络传播模型通常采用关系矩阵和社会网络分析结构图。本文研究对象仅为体育赛事网络传播舆情传播，研究该事件网络传播集合内部各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1—模网络。社会网络分析时，整体网结构、行动者在整体网地位和角色以及网络内部结构特征都是1—模网络分析重要内容［21］，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社会网络分析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在社会理论和实证发展之间因为缺乏中层理论而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90年代受到多个学科的重视，时至今日，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很多用于结构测量的参数［28］。按照网络规模可以将其分为整体网络结构、局域网络分析和个体网络分析［29］。本文测度赛事舆情事件传播，对体育赛事舆情传播网络模型进行分析和研究，分析1－模网络整体结构。网络整体结构主要通过行动者之间紧密关联程度进行描述，即密度和中心度，密度反映整体网络凝聚力的总体水平。巴恩斯研究了随机网络模型，指出网络图密度最大值为0．5［30］。Lauman，Marden［31］对网络整体结构研究指出:整体网络中核心结点极其重要，可通过分析核心结点数量及链接结点测度核心结点的重要性。整体社会网络核心结点测量为中心度测度提供了可能和大量的参数，行动者中心度和组群中心势就是社会网络中心最常用的两个参数。Proctor和Loo-mis［32］认为行动者中心度和组群中心势是分析行动者中心位置的指标，反映其在社会网络中具有怎样的权利以及中心点位，这也是早期社会网络分析理论的主要观点。中心度反映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联系紧密程度，反映该行动者在整体网络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程度，在整体网络中拥有“权力”大小。整体网络中行动者点度中心度就是该行动者直接联系行动者数目。说明整体网络集中趋势为中心势，中心势描述整体网络差异性程度，整体网络中心势描述额该网络整体的集中趋势。由于行动者在整体网络角色和地位不同，起到作用也各异。斯坦利•沃瑟曼［25］、罗家德［28］等在对整体网络进行分析研究时指出，社会网络是通过结构等价描述和探讨个体行动者在整体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如何嵌入到整体中网络中的，两个行动者接受和发向网络中所有其他行动者的关系是相同的，那么它们结构等价。Burt［33］通过研究指出欧几里得距离法通过度量成对行动者传播距离来测度整体网络行动者角色和地位。成对行动者距离构成观测矩阵，矩阵中的每个元素度量的是行行动者与列行动者的欧几里得距离。在整体网络中，并不是所有的行动者直接联系，通过中介传播必不可少，Burt将这种非直接并通过中介传播的联系定义为结构洞［33］，结构洞也是描述行动者位置和角色重要概念。结构洞的存在使得部分处于中间位置的行动者居于重要的联络位置，因而在整体网络中对资源和信息流动具有重要的作用。结构洞计算相对复杂，目前关于结构洞计算主要有两种方法:Burt的结构洞计算和Borgetti中间度计算，结构洞计算测量主要是测量有效规模、效率、限制度以及等级度，限制度在整体网络结构洞测量中最为重要，是指该行动者在整体网络中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运用结构洞的能力或者协商能力［29］，测量数值越大，限制能力越大，测量数值越小，行动者跨越结构洞可能性越大，结构非冗余信息源能力也越强［34］。在社会结构网络中，联系越紧密，联系关系越强，越易受关系的限制，在舆情传播过程中，弱联系有利于信息传递。组成整体网络基本要素就是行动者及子群，测评行动者、子群关系，是测度整体网络内部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凝聚子群在整体网络测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整体网络中行动者之间具有较强、直接、紧密、经常的或者积极关系的行动者子集合［25］。在舆情传播网络中，凝聚子群指该社会网络行动者之间关系特别紧密，结合成为一个内部结构的团体，从而成为交流传递信息的集合。本文采用κ－核分析凝聚子群，κ－核是每个节点至少与一定数量(κ)相邻结点链接形成凝聚子群，凝聚子群内部行动者关系紧密，有利于信息传播和分析;不同凝聚子群行动者交叉重叠则更加有利于信息的扩散。

3实证研究

3．1“广州马拉松”舆情事件概况

2012年11月18日，广东省广州市举办马拉松比赛，10公里选手陈杰和5公里选手丁喜桥比赛中突发休克，最后经抢救无效先后死亡。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凤凰网等新闻网站在第一时间报道了相关新闻，赛事组委会也通过各类渠道积极对外消息。由于体育赛事本身受体人群庞大，经微博等自媒体爆炸式传播，形成强劲舆论影响力，仅新浪微博上与广马死亡事件有关的微博就达到135万条之多。本次赛事受到了政府官员、媒体、医疗行业等等关注。2012年11月18日当天，随着第一名运动员猝死，舆情掀起了一个小高峰;2012年11月25日，第二名运动员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掀起舆情传播高峰。随着组委会信息公开，舆情在此刻达到高峰后逐步下降。2012年11月26日，广马引起的新闻报道共1520篇，网名跟帖179万次条。广马舆情，主题事件影响大，波及范围较广，传统媒体在整个事件扮演着信息源等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赛事组委会和广州市体育赛事主办单位积极应对，及时公布信息，尤其是在后半阶段，国内主流媒体正面引导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赛事负面影响。赛事组委会积极与媒体沟通，并通过新媒体及时公布信息，成为本次舆情事件应对的关键点。

3．2数据处理与采集

3．2．1社会网络分析概念描述本研究用关联矩阵表示舆情传播网络结构，节点表示舆情传播行动者，边表示行动者之间关系。基于赛事舆情事件传播速度快，为此假设赛事舆情传播在某一节点时间内，为静止状态［4］。分别用+1和0表示舆情传播系统的两种观点，即在初始状态下，系统中所有用户的意见被随机设为+1和0，进而对网络传播链接进行计量［21］。基于社会网络舆情传播分析主要就是对网络结构、角色地位进行分析，本文选择测量对整体网络结构、行动者网络角色和地位、整体网络内部结构［4，35］进行测量和分析。整体网络结构分析参数为密度、中心度和中心势，行动者角色和地位参数主要为欧几里得参数和结构洞限制度，整体网络内部结构参数为κ－核。3．2．2赛事舆情网络传播数据采集本文以2012年广州马拉松舆情事件为研究对象，选取公共信息发表平台和个人信息交换平台进行数据截取。公布信息平台选取了40个节点，包括新华网、人民网、大洋网、南方都市网、网易、新浪、腾讯新闻等以新闻传播为主线的信息平台;选取了天涯网、猫扑网、搜狐论坛、凤凰论坛、百度贴吧等以论坛和交流社区为主线的公共信息平台，以优酷网、土豆网、凤凰视频网、百度视频、酷六网等以视频为信息平台。选取自媒体舆情行动者40个，主要来源于微博、博客、微信等自媒体，通过挖掘各结点之间关联线以及评论进行数据采集。信息传播由信息源往受体方向传播，信息员向受体传播的方向性，为有向社会网络结构。舆情传播过程中，信息源将信息传递给受体，受体在一定程度上又将影响信息源，表现为一种互动关系模式。在有向社会网络关系中，信息受体既可以反作用影响信息源，也可能并不发送信息影响信息源，为此存在单向网络和双向网络。通过网络循证数据，整理排列出80×80互动关系矩阵，运用PAJEk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生成广马有向舆情传播结构图，具体见图1。

3．3整体网络结构侧度

3．3．1密度分析密度是社会网络分析常用指标，尤其是在无向网络分析中，指网络实际连接数量与理论可能存在最大连接数量之间的比值，密度越大，表明行动者之间连接越密切，信息交流就更为顺畅;密度越低，情况相反。由于密度受测评传播网络规模的影响，社会网络最大联系数为N×(N－1)，当增加一个行动者时，增加的社会网络最大连接数较大，但实际连接数相对固定，尤其是在网络规模较大时。为此社会网络分析专家引进了点度概念用语测评社会网络密度，点度是指在社会网络中，行动者所拥有最大连接数量。通过Pajek软件测量广马舆情事件密度可知，平均密度(矩阵)为0．156，平均点度为24．95，即一个行动者将与24．95个邻居进行信息互动，实现信息传播。由此可见，在广马舆情事件结构图中，各节点相互联系紧密。尤其是传统公共媒体间存在信息互动，这成为推动广马事件迅速传播最直接原因，扩大广马舆情事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增加受关注程度，造成关注过于集中，给广马赛事带来不良的影响。3．3．2点度中心性分析点度中心度是基于行动者与它接邻行动者节点数，节点入度是邻接至行动者的节点数，出度是邻接到自行动者的节点数。在社会网络中，点度中心度出度是扩张性测度，入度则是接受性测度。对出度测量，有利于掌握信息扩展的途径，对入度的测度，有利于掌握信息发展的态势。表1为广马舆情事件点度中心度的测度数据。广马舆情事件传播节点的点度范围4～95，整体传播点度密度为0．45472，lc老蔡通过网络传播邻居数量最少，在社会网络中，相对孤立，对网络传播产生的影响最小;以人民网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出入度较高，网络传播邻居的数量最大，影响相对较大，成为网络传播有力推手。3．3．3行动者距离在社会网络中，行动者距离是用来描述一个行动者到另一个行动者之间最短距离，也称为“测地线”，尤其是在六度空间理论发展起来之后，行动者距离在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图2显示，广马舆情网络结构图中，各行动者之间的距离，其中最大距离以76号行动者“联合早报”到17号行动者“静如山岳”为代表，最大距离值为12，最小为1，大部分行动者之间的距离为1和2。在舆情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距离越短，传播速度就越大，造成的影响力也越大。整个广马舆情传播的平均距离为2．93833，信息传播速度较快。

3．4行动者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

3．4．1行动者整体结构等测度———相似性检验行动者整体结构等价用来说明两个行动者接受或发向网络中其他行动者的关系是相同的，那么认为其在结构上是等价的，主要是测评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多大程度上的相似。图3通过Pajek测度的相关系数图。通过图3可知，除了在对角线相关系为1外(行动者与自己在结构上是完全对等的)，非对角线元素中没有等于1的元素，这也就是说在建议关系上没有结构等价的行动者。其他行动者之间相关系数各不相同，行动者等价结构也各不相同，各自在社会网络中影响力也各不相同。为此行动者相互替代之后，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网络传播，为此结构等价性较小，可替代程度也较小。由此可见，传统媒体在网络传播依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大众媒体在舆情传播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不能被取而代之。3．4．2结构洞分析结构洞主要用于测评社会结构网络非直接联系以及关系断链的现象，由于社会网络结构传播过程中，行动者之间非直接联系，造成行动者信息传播的缺失，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结构洞存在使得处于中间位置的行动者居于重要的位置。为此本文根据结构洞特征，对广马舆情事件结构洞指数和中间中心性进行测度。在结构洞测度中，主要测度社会网络限制度。社会网络限制度是衡量一条纽带的重要性或独占性指标，代表了一个行动者与邻接行动者关系的比例，占这个行动者对所有行动者管理的比例。限制度是指行动者与对方的关系会对对方产生的影响，这种限制取决于行动者对方强连接节点与行动者之间的纽带强度。图4是通过Pajek测度的广马舆情事件限制图(图4)。从图4可知，广马舆情网络结构中，存在大量的传播结构洞，各指标之间的限制度程度不一至，说明了信息传播的制约性，各自受制约的程度大小不一至，最大为62号“体育咨询榜”，受64号“zg赵哥”约束性达12%，这就意味着62号“体育资讯榜”有12%的信息是通过“zg赵哥”这个行动者传播出去的。通过图4可知行动者受结构洞影响力约束相对较小，这说明行动者在舆情信息传播过程中，行动者接收多个行动者的信息，不易受单一其他自媒体或传统媒体的影响。点度中介度就是在网络中所有其他行动者之间的测地线，经过该行动者的测地线比例，对信息传递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也就是占据更为重要的中心位置。通过表2可知，大洋网、搜狐新闻和星岛新闻点度中介度相对较高，点度中介度值分别为0．146023、0．122810和0．109847，在整个网络传播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这说明这些网络占据较多信息资源，并为扩大自媒体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交流平台，从而促使信息资源资源共享和信息资源的传播。但通过表2可知，整体网络中介中心势并不高，这说明在广马舆情事件中，直接信息传播在整体网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受中介影响较小。

3．5整体网络内部结构测度

κ－核就是每个节点至少与一定数量κ的其他节点相邻接的子图，来界定舆情传播中存在的小团体数量，κ－核界定了相对密集的子网络，相对密集κ－核有利于信息在子网络传递。测度结果显示，广马舆情事件κ－核的最大值为17，结点数共有17个，占全部节点21．25%。通过图5可知，κ－核的值在15级以上的占整个舆情网络的66．25%，说明在该舆情事件中存在联系紧密的凝聚子群，该子群在整个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通过彼此信息的互动，掌握大量的舆情信息，通过凝聚子群约束性进而占据了传播途径的重要节点。

4结论与建议

通过研究表明:广马舆情事件传播网络中整体密度较高，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信息互动传播频繁;各行动者信息互换距离较短，从而导致信息传播速度较快。通过对行动者整体网络结构等价性的侧度发现，行动者在整体网络中地位和角色相对独立，虽有结构洞的存在，但约束力相对较小，对信息传播制约有限，尤其是点度中介值较低，说明信息以直接传播较多。通过对整体网络内部结构测度，发现广马舆情事件广泛存在凝聚的子网络，子网络存在加速了信息在子网络行动者间的共享和交换，从而促生多中心的传播网络结构。

4．1组建多中心并行舆情网络结构

由于举国体制以及政府办赛等原因，我国发生体育赛事舆情事件，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是主办方新闻会，经由传统媒体进行传播，具有信息传播渠道单一性以及传播时间阶段性的特点，显然不能适应体育赛事突发舆情事件的复杂性特点以及自媒体网络传播迅速发展的需要。构建并行化、连续性的多中心网络结构，替代机械、僵化、费时的信息传播管理模式，实现并行舆情网络管理流程，提高舆情管理者对传播环境的感知能力和适应能力，确保对舆情事件反应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体育赛事舆情事件发生时，不同利益主体将从不同的角度传播信息，强调网络传播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利益和协助重要性，在舆情传播管理中尤为重要。由于互连网络技术发展，打破传统的单一的、面对面的信息传播途径，扩展了多元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多元灵活组合的可能，多元主体相互依赖，共享信息，形成动态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将原有信息管理传播网络纳入体育赛事突发舆情事件管理系统，增强信息管理深度和广度，建立横向舆情评估体系，实现突发舆情事件管理的即时性、完整性和通达性，完善多中心并行舆情监控与协同应对。

4．2关注舆情事件网络引导时机

突发舆情危机时，当持某一观点信息源占据优势时，网络受众就会迅速靠拢，形成“集聚效应”［36］。突发舆情事件主要体现在个体信息交换以及信息共享之后的群体，这种群体行为属于非常规状态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好奇、恐慌心理，导致的临时性、非正式的弱关系。舆情事件在社会中受关注程度越高，这种临时的、不稳定弱关系就越容易形成。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社会公众既是信息受体，也是信息的传播者，通过自身将信息传播到其他结点。基于社会网络舆情网络分析不仅关注信息内容，更关注信息传播者与受体之间的关系，在进行舆情监控管理过程中，选择合适时机，选择关键位置，通过舆情引导的方法对舆情发展进行干预，将在较短时间内改变或引导受众的观点，起到较好的舆情引导作用。同时建立透明的舆情传播平台，促进受众在透明的平台下理流和理性探索，支持理性化的多样性，提高公信力。

4．3增强核心网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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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道德网络社会伦理

上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的精英电子学家出于为军事服务的考虑将几所大学的计算机用电缆连在了一起，起名为ARPANET，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为INTERNET的鼻祖，网络的迅速发展超出了当初它的发明者的预见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我们的社会，从70年代的试点，到80年代的发展，再到90年代的普及，网络这个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庞大物理实体以其不可取代的实力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种渐进式的改变让许多科学家有些措手不及，由这种改变也出现了通过网络这一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网络人群，构成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出现不仅仅带来了科技上的新起点，也为社会学家们提出了全新的社会问题，人类社会进人了一个双重社会时代。不同于以往研究的人类社会，网络社会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在，也没有相对固定的社会人群，人员的流动性很大，最大的区别在于每个个体的人在网络社会中都被转化为一个符号，一串代码，以机器的方式进行交流，除了ID地址之外没有什么可以验明正身，在网络这块面纱的掩饰之下，网络社会的活动准则与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之间出现了偏差。

综观现实社会，个人要想融人其中，接受、承认并且遵守社会道德是一个必备条件。举例来说，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中信守承诺之类的现代商业道德法则，得到了绝大多数市场主体的广泛奉行，因为这是他们长期立足市场并自主活动的一种必要条件。马克思·韦伯在谈到“资本主义精神”时也曾指出只要个体涉足于市场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其服从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任何一个社会，不讲信用，恶意欺诈等不道德现象，主体活动空间必将受到压缩。然而在网络社会中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个体作为社会成员参与之时起，就已经开始了欺骗，作为现实存在的人在网络社会中变成了一个代码，一个符号，从姓名、性别到情感、心理等诸多方面的随心所欲，都成为遵守网络行为规则的一种表现。现实社会的不道德在这里反而成为大家都认同并且都付诸实践的一种道德行为，主体的活动空间也并不因为这种现实生活中认定的不道德行为而受到压缩，相反，其活动空间扩大到整个世界。这种与现实社会道德相左的道德现象大致分为三类:

一、网络社会中的无责任现象

在网络社会中，人是一种非现实的存在，人以数字化的方式出现，因而他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及其关系在网络社会中也会发生变化，形成与现实社会中不同的主体存在方式，“人在网络中就是非现实的虚拟方式，其活动也是非现实的虚拟活动，由于这种虚拟特性造成网络社会中的个体都具有“怀疑一切”，“批判一切”的倾向，自身的不真实性导致对所联系的对象的真实性的批判，成为怀疑论者”。而这种怀疑性也就使虚拟个体认为根本不用考虑从而放弃了对其相联系的另一个虚拟个体的责任感，同时在网络社会中又没有健全的社会关系、道德关系及客观的社会道德加以要求，这种不负责任的现象成为必然。只有这种行为上升到损害现实社会中具体的某一个体或某一群体的切身利益时，行为主体才会受到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乃至法律规范的制约和审判。同时，在网络面纱之下的非现实的虚拟个体代替现实社会中的具体存在的个体思维来批判现实社会，这种批判则作用于现实社会，对现实社会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而这种批判则是以无责任为前提的有感而发，只要是无损现实社会的根本利益，行为主体都不用也不会考虑到现实社会的道德谴责。

二、网络杜会中的绝对自由现象

仅就自由这一要概念来说，自由是同受限制相对立的。“人只有摆脱了外在力量的限制才会感到无拘无束，才会感到自由，因此，自由就是对外在限制的摆脱”。哲学家们对于自由的这种一般含义是普遍认同的。哲学中则以积极能动的社会实践的观点来说明自由的本质，自由与客观规律是相互依存的，人不能不受到外在客观必然性的限制，完全摆脱约束，不要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然而在网络中却有一种特殊情况我们不能不考虑，就是这个社会上的社会成员不是具体实在的人，而是代表具体实体的机器背后的数字符号。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个体，必然是要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对客观规律性认识得越准确，人的自由程度越高，而在网络社会中，对规律认识的主体是虚拟的符号，获得自由的主体也是虚拟的符号。网络社会中的规律对现实社会中的个体的限制是间接的，因而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个体可以相对地摆脱网络中规律的限制，网络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认为网络社会是个大同社会，网络上的东西是共享的、无限的和自由的。网络信息是无限的，拷贝是自己的，拥有知识或信息是每一个网络个体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取、修改、下载信息而不被限制;网络信息又是自由的、完全的不受到任何权力机构的制约。因为信息的共享无限和自由，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对计算机网络的访问是无限制的、完全的，对网络信息的修改、删除和窃取都是正当的，是自己的一项不可质疑的权利，是绝对自由的。由于这种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现实社会的经济利益，在网络发展的初期有关版权、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争论就已经开始了，庆幸的是现今已经出现了限制这种“绝对自由”的规范和法则，然而这些规范和法则只有在行为主体对现实社会利益有所触及的时候，才能对其有所制约。

三、网络社会中的价值观扭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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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利因素

（1）网络的普及有利于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网络以其快速、便捷的优势成为学生了解信息的主要方式，学校里网络技术发达，无线上网普及。学生可以通过查阅信息资料、网络交流聊天等方式随时随地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关内容。

（2）网络的交互性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引导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学习。在网络环境中，双向互动是最基本的信息传播模式。教师可以利用这一优势，通过留言回复等，与学生进行平等交流，激发大学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潜在主动性。

（3）网络表现方式丰富多样，增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为基本内容，制作微视频，通过微博传播，将抽象变为具体，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多种形式的表达方式，生动逼真，更易于被大学生接受，增强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和认同。

2.不利因素

（1）多种文化冲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教育。在当前网络环境中，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外差异文化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近年来，国外影片、动漫等文化形式深受大学生的欢迎。大学生更容易接受新鲜的事物，对于欧美风、韩流等外来的风格和形式有一定的偏爱。这反映了当代大学生对这些文化形式背后价值取向的多元选择。这给我们在大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带来了冲击和干扰。

（2）网络信息开放性与共享性有

碍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刻变革时期，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贫富差距的存在、现象披露等信息集中在网络上，大学生经常看到社会发展中的挫折和失误，不免影响他们的理想信念。在面对现实社会时，大学生很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与现实连接起来。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网络建设有机结合

在网络环境下对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机遇和挑战并存。高校应从大学生的实际特点出发，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深入人心。

1.重视高校网络的硬件条件

网络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阵地，各高校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还是高校领导都必须有充分的认识。要加强校园网络的硬件建设，保证学校有硬件过硬的计算机教室、多功能教室，无线网络覆盖区，使校园网络进入到办公室、图书馆、宿舍等，为学生从网上获取知识和信息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

2.利用网络特点，完善校园网络的软件建设

一是要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的特点，创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工作方法与手段。面对网络上各种复杂信息，要完善校园网络的建设，加大网络正面宣传力度，传播正面信息，加强对学生网络道德和网络信息辨别等方面的引导和教育。二是要注重教育软件的开发，既有教育性又有趣味性，便于大学生接受，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校园主流文化。三是要培养政治觉悟高，有一定网络技术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有较高的网络文化素养，较为熟练地运用网络，只有这样，才能及时获取重要信息，与学生平等交流，才能在大学生群体中有效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3.用科学的网络舆论引领

用科学的校园网络舆论引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占领校园网络。首先，要建设技术性较强的监管队伍，注重教师队伍的舆论高度，注重学生骨干分子在基层的舆论引导，及时发现大学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其次，根据学生最关注的问题，积极主动地给出正面回答，引发学生的理性思考，避免在大学生中出现造谣、传谣等现象；最后，要开展相关知识讲座，采用大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如论坛、聊天室等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与沟通，把主流价值观灌输和渗透到大学生的头脑中去。

4.发挥网络文化教育功能

发挥网络文化的教育功能，坚持用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大学生进行如礼仪、规范、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教育。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网络文化是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构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占领网络文化阵地。高校要积极主动跟上时代潮流，运用网络优势，利用各种形式，鼓励、支持大学生参与网上对话和讨论，由传统的“灌输式”转变为“渗透式”教育，发挥网络文化“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5.发挥网络传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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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学习共同体；学习型社区；可视化分析；现状；进展

【中图分类号】 G232.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2）05—0029—07 在学习科学的最新研究中，学习的建构本质、社会协商本质和参与本质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出来[1]。突显学习社会性的学习共同体（learning community）由此备受关注。目前，国内相关的文献繁多，研究人员只能对其感兴趣的某方面深入研读，如何快速地对国内学习共同体研究现状进行总体了解，并对其研究进展有一个简要判断，是本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了解一个领域的进展现状，实际上就要对该领域已产生的和新产生的知识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文献资料中蕴含着某个研究领域的丰富知识，因此，有必要将这些知识从文献中挖掘出来[2]。为此，本研究借助于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技术对十多年间（2001年~2011年）国内已有的学习共同体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从而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前沿方向和进展状况有一个总体把握。

一、研究过程

（一）研究样本的选择

由于学习共同体的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在教育、社会学、计算机与互联网等领域均有涉及。因此，国内关于学习共同体的文献量非常大，刊登该研究领域成果的期刊种类也较多，且比较分散。为尽可能保证数据分析的全面性，本研究使用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AJD）、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获得相关文献的信息与全文。

（二）研究文献信息的收集与处理方法

Community的中文译法通常有“社会”、“共同体”、“社区”、“社群”等，最常见的是“共同体”和“社区”的译法，同时与community有关的复合词汇也有多种不同的译法，如本研究关注的“learning community”就有学习型社区、学习共同体两种不同的译法。因此，本研究在检索时，使用以下控制条件“期刊年限（2001~2011）+来源类别（核心期刊），内容检索条件为：主题（学习共同体）或者包含（学习型社区）”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进行文献检索，获得期刊文献725篇（检索时间为2011年10月15日）。同时使用控制条件“期刊年限（2001-2011），内容检索条件为：主题（学习共同体）或者包含（学习型社区）”对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得到博士论文66篇，对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得到硕士论文628篇。最后，依据中国知网提供的文献信息依次进行文献信息采集。

在文献数据信息处理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信息学系开发的数目共现分析系统Bicomb v1.0[3][4]，以及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博士研发的信息可视化统计软件CiteSpace 3.0.R2[5][6]两款数据统计软件对获取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其中，CiteSpace软件可有效探索学科知识领域的演进与研究前沿，进行可视化分析，使得文献计量学分析易于实现历时性的动态化[7]，该软件内嵌了国内学者刘盛博编制的CNKI（RefWork）格式转换程序，具备将CNKI数据转换为可处理的格式的功能。但受CNKI数据采集选项和中文文本处理功能的限制，CiteSpace仅可有效处理CNKI数据的专业术语和关键词分析。因此，笔者同时选用Bicomb软件、UCINET软件，甚至人工统计的方法对文献信息进行补充处理与分析。最后，依据统计结果对学习共同体的研究进展状况进行分析和评判。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国内学习共同体研究成果产出分析

笔者按年度对2001至2011年间的国内期刊论文和国内硕博论文进行了检索和统计（2011年截止到笔者检索日期10月15日），国内各年份的论文刊发与学位论文数量情况如图1所示。由图分析可知，期刊论文和硕士论文的数量整体上呈上升趋势（2011年仅能检索到10月份），特别是近三年来，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保持在100篇以上，硕士论文也从2007年开始保持在85篇以上，这可能与国内教育界对建构主义、学习的社会性等与学习共同体相关理论的关注力度加大有关，从而引发更多的国内学者对该领域进行研究。如果单从博士论文数量上看，则相对比较稳定，近三年来一直保持在十篇左右。总体上看，国内学者对学习共同体的研究趋于上升趋势，有更多的学者开展该领域研究。

（二）载文期刊与研究机构分布

用Bicomb软件对2001~2011年间关于国内学习共同体研究的、在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献进行载文期刊分布进行统计，载文量大于等于10篇的期刊有21家，结果见表1和图2。其中载文数量在前10位的期刊的载文量占到了全部文献的41.89%。仅就载文期刊关注领域来看，学习共同体研究还主要集中于教育领域。

为有效反映研究论文的机构来源，本研究使用Bicomb软件对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的研究单位或授予学位单位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无论从期刊论文数量还是硕博论文数量上来看，华东师范大学均是学习共同体研究的一个重镇。如仅从期刊载文量来看，华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也对学习共同体研究做了较突出贡献。但若仅从硕士论文上讲，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位论文数量较多。为此，我们对各单位不同类型的发文量进行对比（图3），发现了一个现象，即：有些单位核心期刊研究论文较多却少有相关的硕博学位论文，但有些单位核心期刊发文量较低却有特别多的硕士学位论文出现。前者还比较容易理解和解释，即该校有相关研究，且做出了较为突出的成绩，但没有引领研究生跟进该领域的研究。但后者所反映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深思，即研究还没有得到业内广泛认可（表现为没有在该领域的核心期刊或较少），却指导了非常多的硕士论文研究。

（三）学习共同体领域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1.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通过对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与分析，可以挖掘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本文使用CiteSpace 3.0.R2，以关键词为节点，时间分区为1年，阀值为50Top per slice，采用最小成树算法，利用国内期刊文献绘制国内学习共同体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共得到节点366个，连线294个，结果见图4和表3。而对国内硕博论文绘制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得到节点321个，连线315个，结果见图5和表4。

根据陈超美的介绍[8]，分析由CiteSpaceII生成的期刊热点知识图谱（图4）的关键节点分布可知，国内学习共同体研究领域热点可以确定为：学习共同体、学习型社区、社区教育、共同体、学习型社会、教师、教师专业发展、终身学习、网络学习共同体、专业发展等。而根据硕博论文热点知识图谱（图5）的关键节点分布可确定学习共同体研究热点领域为学习共同体、教师专业发展、虚拟社区、协作学习、网络学习共同体、专业发展、知识建构等。

由表3可知，期刊高频关键词频次排序中，学习共同体最高，因此其节点年环明显最大。从节点的中介中心度看，学习共同体的中心度同样最大，因此其节点的紫色年环最大，即中心度最高，占核心地位，紧随其后的是社区教育、共同体、学习型社会、教师、教师专业发展等。若从硕博论文高频关键词中心度和频次统计角度分析（见表4），对策的研究频次最高，专业发展排其次。但教师专业发展、虚拟学习社区、协作学习、学习共同体、网络学习共同体等的中心度相比前两者更高，占较为重要的核心地位。

由以上分析可知，从期刊论文来看，关于学习共同体、学习型社区的研究最广泛，而社区教育、共同体、学习型社会、教师、教师专业发展等是相对突出的研究热点。从硕博论文分析，学习共同体隐去了其中心位置，教师专业发展、虚拟学习社区、网络学习共同体等主题凸显出来。学习共同体、学习型社区的研究频次最高是易于理解的，但无论是期刊论文还是硕博论文都显示与教师专业发展、网络学习共同体相关研究热度较高，这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对学习共同体，人们不仅研究它的概念、内涵、基本理论和形成机制，更关注它的具体应用。教师专业发展在教育领域备受关注，然而强调教师知识提升的理智取向的专业发展范式，虽经多年研究与实践，成效却不尽如人意。学习共同体所提倡的学习的社会文化观和分布式认识观适应了人们对学习观的转变，特别是它强调的知识建构的社会性、文化场域依存性、多元主体互动性等适应了当今人们对学习的理解，正好适应了教师专业发展观的实践-反思取向（教师主要不是通过“接受”知识，而是通过“反思”以更清晰地理解自己、理解实践，并实现专业发展）[9]、生态取向（教师专业知识和能力发展并不能全然依靠自己，而应将其置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中，有效利用各种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实现专业发展；将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提升到教师教研合作能力和教师群体整体专业发展水平的高度）[10]。学习共同体所倡导的理念、实践形式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理论先导和实践指导。因此，在学习共同体研究领域，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被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为了进一步了解其研究现状，本研究以“主题（学习共同体）并含（教师专业发展）”为检索条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2001~2011年间国内学习共同体领域教师专业发展方向研究文献呈快速增长趋势（见图6）。2003年，顾小清在《教师专业发展：在线学习共同体的作用》一文中对学习共同体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构建教师在场的学习共同体以及学习共同体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详细阐述。随后，这一领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逐年增多。

而以“主题（网络学习共同体）或含（网络学习社区）或含（网络学习型社区）”为检索条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图7），国内网络学习共同体的研究是在近年来才逐渐被广泛关注的，这一转变与Web2.0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广泛应用恰好契合。Web2.0的六度分割理论、利用集体智慧与学习共同体理念相似，同时，Web2.0及其相关技术为组建学习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网络共同体及其相关问题逐渐成为该研究范畴所相关。

对研究热点分布做进一步的时间线图分析，结果见图8和图9。从图8来看，现有的研究热点主要出现于2005年之前。2005~2010年间，虽有新的研究热点出现，但研究频次和中心度相对不大。而从图9来看，形式也基本一样，知识热点和出现时间稍有区别，最为突出的是教师专业发展、网络学习共同体的出现时间和关注程度稍有差别。从二者的整体时间分布情况来分析，2005年以后，新的研究热点出现较少，主要是对以前研究热点的继续深化。总体看来，国内学习共同体研究各研究方向逐渐成熟化，呈现静态稳定趋势。

2. 研究前沿分析

CiteSpace软件选择突变专业术语类型（burst term），利用其词频探测技术进行研究前沿术语分析。期刊论文得到突变专业术语366个，硕博学位论文得到321个，分别对视图布局进行精简合并，形成结果见图10和图11。综合分析这两个图，显著的索引专业术语主要有：学习共同体、学习型社区、共同体、社区教育、学习型社会、教师专业发展、专业发展、网络学习共同体、虚拟学习社区、知识建构、学习社区、协作学习、对策、Web2.0、学习环境、知识建构、网络课程、建构主义、教师培训等。

对这些词语进入深入分析，可将国内学习共同体研究领域的前沿方向概括为以下三类。

（1）理论深化类

以“题名（学习共同体）或含（学习型社区）”为条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再检索，将数据导入Bicomb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人工鉴别发现，随着学习共同体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关于对原有概念和理论不断反思、修正和深化的研究内容相对较多。同时，人们不再停留在早期的学习共同体概念界定、阐释和区别上，而是从不同视角对学习共同体理论进行丰富、充实。这种深化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表现在对学习共同体理论内涵的深化，即：更深入地研究学习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哲学基础、文化基础，主要表现在从生态哲学、后现代哲学等视角研究学习共同体，同时还表现在从社会建构观、分布认知理论、知识论、学习的实践论等角度对学习共同体的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与挖掘。第二个层面表现在对学习共同体外延的研究，该方面的研究表现在对学习共同体不同实践形式的理论深化，包括对网络学习共同体、课堂学习共同体、学校共同体、专业学习共同体、课程学习共同体等领域的深入研究。

（2）具体应用与组织形式类

该方向致力于将学习共同体的思想、理论及其方式与具体的实践领域相结合，发挥其优势，解决相关领域的问题。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培训是教师教育领域愈久弥新的问题，学习共同体的出现不仅为教师专业发展、教师培训开启了新思路，提供了新方法，还提供了新的实践范式。学校、课堂与课程是教育的主阵地，然而这些主阵地却历来备受诟病，甚至把“只具有工具的理性，而缺少价值的关怀[11]”的现代人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也归结为教育问题。改变现状、促进人类发展是每一个教育研究者的理想。因此，与学校、课堂和课程等相关的学习共同体组织形式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教育不仅包括学校教育，还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包括现实社会、网络社会等）等非正式场合教育，可见，与社区、实践、网络虚拟世界等领域联系的网络学习共同体、虚拟学习共同体、实践共同体等组织形式也将成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

（3）构建策略类

学校共同体、课堂共同体、课程学习共同体的构建与策略研究是一个必然趋势。时至今日，网络已在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因此，与网络相关的学习共同体、虚拟学习社区构建必然成为学习共同体研究的又一趋势。Web2.0作为更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的网络组织形式，正吸引更多人选择数字化、网络化的生存方式和学习方式，迎接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全民织网时代。如何利用Web2.0及其相关技术构建网络学习共同体或虚拟学习共同体必然成为该研究领域的又一增长点。

（四）研究学者合作网络与机构合作网络

1. 研究学者合作网络

将采集数据导入Bicomb软件，以作者为关键字段进行提取、统计后，选取频次≥2的86名研究学者（频次累计百分比为9.5861%）数据，生成Excel类型共现矩阵文件。将Excel文件输入UCINET软件，输出##h类型的数据集。然后，导入UCINET集成软件[12]进行可视化分析。对合作网络去除非主成分并进行布局优化，生成结果见图12。从图12可以看出，国内学习共同体研究领域学者合作较松散。为进一步研究各位研究者在本领域的重要性，我们引入了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度数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如果一个点处于许多其他点对的捷径上，我们就认为该点具有较高的中间中心度）概念（见表5）。在权衡以上两者的基础上，我们对作者研究情况进行人工文献阅读与排查，发现主要存在以下3个合作密切的研究群：钟启泉为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学者，主要关注学校共同体、课堂共同体以及知识社会与文化催生等；王陆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学者，从网络交互、教师专业发展等角度对网络学习共同体进行了研究；时长江则更多地关注了课堂学习共同体和教师专业发展。从中间中心度上看，佐藤学、时长江、郝志峰在合作网络中的影响程度较高，是合作网络中的重要人物。

2.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对研究机构合作网络的研究，选取频次≥2的研究机构共26个，频次累计百分比达22.3529%，采用与作者合作网络研究的相同程序。对合作网络去除非主成分并进行布局优化，结果见表6和图13。可知，机构间的合作也比较松散。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西南大学教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等在整个网络中的度数中心性最高。而从中间中心度上来看，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同样是合作网络中的代表机构。

总之，国内学习共同体合作研究相对较为松散，研究者之间相对缺乏必要的交流与合作，分散了研究力量。如果仅从文献研究者所属单位上推理，研究者间应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和合作可能。这也许要归因于国内论文署名习惯，许多研究成果可能是多名研究者合作进行的，但因为各种因素，文章最后只署了一个名字。

三、总结

本研究利用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技术，从研究论文数量、载文期刊与研究机构分布、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研究学者合作情况和研究机构合作情况等方面分析了国内学习共同体研究进展情况，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研究论文数量上看，国内学习共同体领域研究发文数量较大，呈逐年上升趋势。近年来，发文数量逐渐趋于平稳，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该研究领域逐渐趋向成熟。

第二，从发表文献的载文期刊分布来看，主要期刊有：《中国远程教育》、《成人教育》、《中国成人教育》、《全球教育展望》、《电化教育研究》等。

第三，从研究单位分布来看，期刊论文主要集中在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而硕士论文主要集中在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

第四，国内学习共同体研究热点基本可以界定为：学习共同体、学习型社区、社区教育、共同体、学习型社会、教师、教师专业发展、终身学习、网络学习共同体、专业发展、虚拟社区、协作学习、知识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