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论文篇(1)

    中国家庭暴力的研究存在不足,不仅表现为政府决策部门和普通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忽视,还表现在学术研究上,缺少有关家庭暴力实证调查的数据,有关家庭暴力的论文和着述也不多见。而在实践中,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隐藏在家庭中的暴力犯罪逐渐显露出来,有关家庭暴力事件的报道日益频繁。这种状况不仅要求决策部门能够重视这一问题,更要求学术界能研究并提供家庭暴力的标准,通过实证的调查,分析家庭暴力的原因,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为立法机构制定和完善有关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律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基于此,笔者就此问题展开论述,以期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够关注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 

    关键词: 家庭暴力 危害 成因 对策   

    尽管家庭暴力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是即使在西方,人们开始重视并系统研究这一问题,也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这是因为家庭暴力不单纯是暴力犯罪,它总是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家庭的伦理价值、社会的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的,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甚至被认为是正常的事情。美国的犯罪学家在进行家庭暴力犯罪研究时,都试图回答,“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在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家庭是最严重的暴力场所的情况下,所有的公共机构和私人团体都会忽视它的存在呢 ?” ①  

    目前,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的家庭暴力现象不断显现出来。根据 1994 年国务院的《中国妇女状况》白皮书,我国每年约有 40 万个家庭解体,其中 25% 是由于家庭暴力引起的。②家庭暴力不仅对受害人造成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看,它还表现为对家庭中弱势群体人权的严重侵犯。人权不仅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包括所有社会公民取得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领域,还体现在家庭生活领域,而且只有在家庭生活领域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才能为整个社会的人权保障提供必要的前提。对家庭暴力的研究,不仅体现了对于受害者的关怀,更体现了对于他们人权的尊重。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家庭暴力犯罪的概念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和规范的基础。只有明确家庭暴力的范围、形式以及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区别,才能为实证的调查,原因和预防理论的研究提供基础。笔者认为对家庭暴力概念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 家庭暴力的家庭性和违法性  

    家庭性是指暴力行为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家庭性是家庭暴力犯罪和其他暴力犯罪的基本区别。正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具有隐蔽的特点,也使得人们对于家庭暴力的态度同对于其他暴力行为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不同。违法性是指不符合正当防卫的要件,而对其他家庭成员实施暴力行为的性质。正当防卫是阻却家庭暴力违法性的唯一事由。有人认为,如果是出于合理的目的和动机,对家庭成员实施的暴力不属于家庭暴力犯罪,比如丈夫因为妻子的婚外恋而对妻子的毒打,父母出于教育的目的而对子女的肉体惩罚。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反对家庭暴力,是因为暴力行为本身侵害了家庭成员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对于家庭暴力犯罪预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不能够决定家庭暴力的性质。家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来进行解决和救济,但是决不能诉诸暴力的手段,否则就具有违法性。

    2 家庭暴力的严重性  

    研究家庭暴力犯罪,必须强调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家庭暴力应研究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行为。家庭暴力不应包括家庭中的各种暴力冲突,诸如夫妻之间偶尔的诉诸轻微暴力的争吵,父母对子女没有严重后果的体罚以及家庭成员之间未造成伤害的偶尔殴打行为等。  

    另一方面,对家庭暴力严重程度的要求应比《刑法》规定的家庭暴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轻微。家庭暴力不仅包括刑法的犯罪行为,还包括具有社会危害性,用刑法方法以外的方法进行处罚或者应当通过修改以后的《刑法》进行处罚的行为。③家庭暴力的外延应该比刑法规定的犯罪外延更为宽泛,这是因为家庭暴力不同于其他暴力行为,家庭暴力的施暴人和受害人具有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它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表现为一次严重的暴力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严重的暴力侵犯,不是表现为肉体的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精神压抑。对于一次轻微的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如果不认定为家庭暴力,并由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介入处理,这实质上是放任了施暴人的暴力行为,忽视了受害人利益的维护。因此,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一方面要强调其行为的严重性,防止家庭暴力行为过于宽泛而失去了理论研究和实践处理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强调行为的一般严重性,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护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的切身利益。

    3 家庭暴力的文化传统性  

    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研究,不应该忽视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异,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在 19 世纪被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之后,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中国在强调对个体人权重视的同时,更加注重集体人权的维护和秩序的稳定,在引入外来文化的同时,又注重传统文化的回归。西方将家庭成员之间的大多数暴力行为都纳入家庭暴力犯罪,并在立法中使用司法资源加以规制。笔者认为,除非是非法婚姻关系,或者双方已经进入离婚诉讼程序,不能将婚内强奸纳入家庭暴力的范围,否则不仅与人们的普遍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也不符合中国目前人权保障的现实。在中国,婚姻意味着夫妻之间的特定的人身关系,同居是夫妻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双方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的在法律上的承诺。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家庭暴力不应包括夫妻双方性的侵犯。总之,在借鉴西方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成果时,我们要注意与我国国情的差异,从而确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家庭暴力概念。

    4 家庭暴力研究的重点  

    家庭暴力包括存在于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但是在进行具体的家庭暴力研究时,我们既要关注所有家庭暴力的发生机制,价值冲突和应对模式,又必须有重点地研究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的,被害人处于明显弱势地位的家庭暴力。在中国,针对子女对于父母的暴力和父母对于子女的暴力,无论是立法的规定、司法机关的保护,还是人们的态度,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更应该受到我们重视的是家庭中父母对于子女的暴力和丈夫对于妻子的暴力。这两种暴力的受害人遭受严重侵害,但在立法中保护不足,司法机关不愿意介入。对这两种暴力行为的重点研究,有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真正解决家庭中存在的暴力问题,从而在家庭的成员之间建立相互尊重彼此人格权利的观念,使得人权观念从政治生活的领域贯穿到家庭生活的领域。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属于正当防卫的伤害行为,未造成伤害的长期暴力行为以及其他的长期虐待行为。家庭暴力原则上不包括夫妻之间的性侵犯。家庭暴力研究的重点是夫妻之间的暴力和父母对子女的暴力。    

    二、家庭暴力的原因

    1 西方家庭暴力原因研究  

    西方对于家庭暴力的系统研究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在实证的调查基础之上,西方学者分析了家庭暴力产生的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笔者拟对西方家庭暴力原因的研究进行初步的介绍,以期对我国的研究有所裨益。④  

    (1)性别与家庭暴力。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在家庭对孩子的暴力中,母亲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简单解释是,母亲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要比父亲多。实际上,真正的原因要复杂的多。母亲的角色决定了她对孩子的成长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孩子的成长是母亲在家庭里的主要角色。孩子往往会和母亲的思维、日常生活发生冲突,相反,孩子很难与父亲的工作与活动发生冲突。正是母亲在抚养孩子过程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在遭受压力或挫折之后,更容易外化为对家庭成员的暴力行为。  

    (2)暴力循环周期因素。

    在西方的家庭暴力研究中,一个公认的结论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曾经遭受过暴力的人,比没有遭受过暴力的或很少遭受暴力的人,在将来更容易对配偶或子女实施家庭暴力。学者根据调查的数据,提出了“暴力推动暴力”的结论。  

    (3)社会经济地位因素。

    调查的数据表明,家庭暴力在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更为普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暴力仅局限于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实际上,所有的经济水平的家庭都存在家庭暴力的问题。

    (4)社会压力因素。

    调查显示,家庭暴力的比率同社会压力的比率成正比。社会压力因素主要包括失业或半失业、经济窘迫、不期望的怀孕、单亲家庭。  

    (5)社会交往障碍因素。

    对家庭暴力的调查发现,一些非常残忍的家庭暴力行为,往往发生在缺少良好的人际关系、生活封闭、孤独的家庭。

    2 中国家庭暴力原因研究  

    中国对于家庭暴力原因系统的研究,和西方相比还有一些差距。这主要表现在实证的调查资料不足,缺乏家庭暴力成因的理论。家庭暴力属于暴力行为的一种,实施暴力的原因因素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原因因素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时,家庭暴力又是发生在特定成员之间的行为。暴力人和受害人之间组成稳定的家庭,决定了家庭暴力的发生还受到家庭传统文化、社会家庭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的影响。家庭暴力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社会因素的作用,又有主体因素的影响,从而构成复杂的原因系统。   

    (1)我国家庭暴力产生的主要因素 

    A、 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作为封建文化的指导思想,三纲理论不仅成为封建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经过统治者的宣传,还成为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观念。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确立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的权益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成就包括立法上规定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工作岗位上提拔和任用妇女干部。但是,这些成就主要集中在政治生活领域。在人们的头脑意识中,父权和夫权的思想还有很大的市场。  

    B、 社会变迁所产生的社会压力因素。根据暴力发生的“压抑—诱发”模式,种种因素造成了个体需要的压抑,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当遇到一定的外界刺激以后,很容易外化为攻击性的行为。⑤中国在近二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竞争压力。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体制的变革,思想观念的冲击,造成了社会秩序的震动,也带来家庭生活观念的转变。社会压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城市人员下岗和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由于原有的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农村人口的大量增加,部分城市和农村人员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生活的压力积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就容易外化为家庭暴力的行为。 C、 其他因素的影响。家庭暴力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还包括夫妻的经济水平差异、教育水平、法治环境以及主体的个体因素等。

    随着社会的变化,很多夫妻的经济收入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丈夫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再加上传统文化的夫权观念,很容易强化男性在家庭的控制角色。而女性一旦与这种控制角色发生冲突,就容易发生家庭的暴力。另外,在调查中,很多男性因为经济收入的变化出现外遇,从而使用暴力的手段逼迫妻子离婚。湖南对 254 起家庭暴力分析,有 75 起属于此种情况,占 29% . ⑥

    中国的法律法规的缺陷也是家庭暴力打击不力的一个因素。我国的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虽然对家庭暴力都有禁止性的规定,但都缺乏认定和制裁的标准,原则性规定有余,操作性不强。比如湖南对 254 起家庭暴力的调查中,只有 55 人受到处罚。⑦

    (2)我国家庭暴力的原因理论  

    家庭暴力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任何家庭暴力犯罪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主体内外因素综合动力作用的结果,从而形成综合动因的理论。综合动因论要求从整体出发去考察各因素在影响犯罪中的作用,要注意各个原因的层次性,分清内因和外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要注意原因系统的结构性。  这对于正确认识家庭暴力犯罪的原因系统具有指导意义。

    三、家庭暴力控制模式  

    研究犯罪的原因对于科学的犯罪预防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我国在家庭犯罪原因的研究上还比较薄弱,以此作为指家庭暴力犯罪预防主要措施的科学依据,稍嫌不足。同时,建立在社会原因基础上的社会预防的最大困难在于,很难协调社会的基本矛盾 (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 .尽管古往今来,人们的很多精力都放在这一方面,但是收效甚微。控制犯罪主体的个体预防的核心在于控制人的精神世界。而人类发展到今天,控制人的精神能力远不足与控制环境的能力相比。因此,从社会功利的角度而言,家庭暴力控制的核心在于通过司法控制,加强对犯罪人的惩罚,从而加强对家庭暴力环境的控制。在预防家庭暴力犯罪的策略上,首先是要解决不敢实施家庭暴力的问题,其次才是通过教育和社会的变革,使得人们根本上放弃家庭暴力的观念。笔者认为,我国的家庭暴力的预防模式是以司法控制为核心,建立社会的预防网络。 

    目前,中国的警察机构对于家庭暴力的认识和处理的态度急需转变。这首先要从立法上明确警察机构在家庭暴力处理中的职能和责任。无论是将来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法,还是警察机构的内部规章,都应该将警察机构规定为处理家庭暴力的主要机构。其次,应转变警察机构的观念,消除家庭暴力是家务纠纷的错误思想,根据被害人的请求,警察应积极介入家庭暴力的处理。 

    建立社会共同反对家庭暴力的网络:  

    司法机关在控制家庭暴力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是仅仅依靠司法机关的作用,只能从家庭犯罪的环境上对于家庭暴力犯罪进行控制。对于家庭暴力的社会原因和个体原因的控制是控制家庭暴力的长远和根本的措施。这就需要社会的政策和各个职能机构相互协调,建立以司法机构控制为核心的全社会共同控制的社会控制网络。具体内容为:

    1 公共政策的制定尽量考虑制止家庭暴力的因素。

    国家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科学的决策过程,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这种投入与产出既有经济的因素也应该有社会的因素。但是目前,国家的决策者总是以经济的成本和经济的产出作为标准来制定政策。这对于解决现实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经济的发展不能以忽视社会问题作为代价。家庭暴力在中国是一个普遍、长期和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国家在政策的制定上未能将其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加以考虑。这首先表现在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投入上。家庭暴力问题的研究同其他犯罪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需要大量的实证数据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而目前我国所有的数据基本是各省市的社会团体所作的调查。这些调查无论在调查方法还是在数据有效性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其次,对于一些涉及到家庭成员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没有充分考虑到家庭暴力的因素。社会压力因素是影响家庭暴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国家的公共政策对于失业、下岗人员还没有建立完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政策的制定上也没有考虑到家庭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对于低收入家庭,国家在子女就学,老人医疗上并没有制定特殊的政策。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很多家庭矛盾会演化成家庭暴力行为。第三,在法律政策的制定上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的危害性。虽然我国的新刑法制定了针对家庭暴力的条文,但是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司法资源主要集中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处理,例如当前我国集中整顿拐卖妇女儿童问题的政策。但是家庭暴力一直没有成为防御犯罪政策的重点,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针对家庭暴力的防范政策。  

    总之,公共政策的制定对于家庭暴力的犯罪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政策的制定一方面要注重中国的国情,不能过于超前,同时也要认识到家庭暴力的普遍性和它对人权的严重侵害,从而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反家庭暴力政策。

    2 建立被害人寻求庇护和物质帮助的机构或场所。

    在很多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里,被害人和施暴人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特别是父母对于子女的家庭暴力,被害人对于施暴人具有经济依附关系。当被害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向司法机构求助时,还必须得到施暴人的经济帮助。这本身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矛盾和不可行的。这在受害人的自诉案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没有必要的物质帮助机构和场所,很多受害人选择了长期的忍气吞声。因此,为切实保障家庭中弱者的人身权益,国家应建立物质帮助的机构,为受害人寻求法律的帮助和支持,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原生家庭论文篇(2)

在各种危言耸听的“危机”的警世之言中，人栖身其中的家庭正在面临危机，已成为不易之论。1989年12月8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上，把1994年定为“国际家庭年”(InternationalYearoftheFamily)，并确定其主题为“家庭：变化世界中的动力与责任”，以屋顶盖心图案作为“国际家庭年”的标志；1993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又决定，从1994年起，每年5月15日为“国际家庭日”(InternationalDayforFamilies)。从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对家庭的高度关注，足见“家庭危机”以及由此“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之广、之深。“家庭危机”的论调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初，一些学者就疾呼家庭退化，家庭传统价值一去不返。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勃兰特•罗素指出，“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度里，再也没有像今天的家庭那样混乱和出轨的了。父母对孩子和孩子对父母的爱，可以成为幸福的最宏大的源泉。但事实上……家庭未能给予人们的最基本的满足，是我们时代不快乐原因中最深刻的一种。”[1]社会学家约翰•莱斯比特言：“社会的基本建筑构件正在从家庭转变为单独的个人”[2]，美国学者克•雷什不胜感慨：“我们是没有家庭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个被拆散了的个人。”[3]面对“家庭危机”，为数不少的人们坚持认为，家庭必将走向解体。未来的家庭，会演变为以激情取代爱情和亲情的多元组合。然而，不可否认，家庭作为一切文化、一切民族存在的基本形式，曾为人类文明的滋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原生态的家庭，充满信任、亲密感和不假条件的爱，是一切健全发展文明必不可少的存在方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撑，人的生存状况会朝什么样的方向演进。如果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种无与伦比的制度能够取代家庭，就对家庭的未来大放悲歌，无疑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一种有益的行为方式应该是，致力于寻找和发现导致家庭危机问题之根源所在，检查人们是否曾不公正地对待自己身体和灵魂安顿其中的家庭，以便纠以往之偏失，重新释读传统家庭文化价值，为家庭———这个长期以来人之身心的依寓之所的未来，尝试指引一条可供思考的路径，使家庭蕴藏的潜能充分发挥，让漂泊的生命返本归源。在剖析导致家庭危机产生的原因的问题上，学者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多数学者认为，家庭制度的衰落主要归因于，一方面过度强调个体自由平等等民利而导致个人主义泛滥，不断侵蚀传统家庭的根基；而另一方面是国家对家庭抚养、教育、养老功能的替代形式的出现，削弱了家庭的内聚力。这两个方面可归因于一点，就是因对个人权利的过度关注，而忽视了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以及由之延伸出的宗族关系的价值。有学者指出制度建设中的弊病。例如美国的T.菲利普斯，在对美国令人堪忧的家庭状况的反思中认为，以往人们的错误在于：现代文化倡导的个性、自由、平等、性解放等观念被引入家庭，以及把传统美化婚姻家庭的文化演变为“离婚文化”，致使家庭在塑造人格美德上的功能遭受破坏；另有学者以为，随着法权意识兴起，人们追求普遍平等和解放的过程中，视家庭为最大障碍和首先要改造的领域。以致于法律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否定了传统家庭的伦理精神，促成个人主义的滋生蔓延。上述见解不乏深刻，为后来注重问题分析而不急于给出结论的研究方式指明了方向。然而，任何制度的产生，都脱离不了其文化之根脉，即一切制度所源出的哲学传统。进言之，哲学和伦理学能否为家庭的健全提供必要的精神资源，从根本上决定着一种文化中家庭价值的取向。肯定、保护和褒扬家庭价值的哲学，会引导出以家庭共同体为基本模式的伦理规范；与之相反，怀疑、忽视，甚至贬低家庭价值的哲学，潜伏着导致家庭陷入危机的重要因素，应为现代社会的“家庭危机”，以及由之引发的许多重大问题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杨笑思先生在中西文化对比考察中指出，西方文化的缺点，诸如宗教教条、强权邦治、征服自然、破败人类家庭等，皆根源于希腊、希伯来文化一直以来都低估、误解人类的家庭对于人性、人生、人世、人道、人类的意义。这一错误根深蒂固，西方人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西方早期经典《圣经》、荷马－赫西阿德神话等，充斥着败家典型，致使西方主流意识和教育缺乏人类家庭的正面形象。细述一部西方文明史，基本上没有家思想家，家哲学家；没有家庭学、家哲学。家庭价值在道德价值、理想模式难以扮演主要角色。西方人所关切的主要问题，集中在社会、个人、上帝那里。西方哲学正是在“个人—社会”两极语言中建立其对人类生活的评价、人生态度及其哲学体系。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在其文化核心之中被正常化，并被层层掩盖，以致家庭始终处于理论视野之外。而西方哲学的核心部分，即其存在论和认识论，从根本上讲乃是一种“无家性”（homeless）的哲学。正是哲学的“无家性”，与人生命息息相关的家庭在精神领域空位，近现代以来，在追求个性自由解放、两性平权的社会运动中，家庭被痛陈为“万恶之源”，遭遇到种种不公正的批判。由于对人之生命发端的源头缺乏必要的关注，家庭共同体中的人被还原为原子式的个人，又以社会契约把一个个孤独的个体重组起来，再以个人—社会两级模式为基本出发点建构伦理学。这样的伦理学进一步削弱了以人的家庭为核心的人类的生存方式，个人要么被理解为离群索居的单个的“原子”，要么被整合进公共领域的各种团体，原本由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领域共同构筑的生命的完整性被肢解，家庭本身的生存境况进一步恶化。一些“末日”情结的学者推波助澜，唯恐家之不乱，不顾人离家之后可能遭受的各种凄惨，而欲从理论上把家庭推向深渊。

二、“无家性”的哲学如何表达人伦与情感

西方传统的“无家性”的哲学，作为其核心的存在论是一种“知识—存在”论，而伦理学则是“精神—伦理”体系。前者是知识的“同一性”关系，而后者则为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性”关系。应该说，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比知识关系更为根本。但是，希腊人的伦理—道德哲学在知识论和纯粹精神性的语境下，“成为‘规范学’，成为‘社会学’，成为‘管理学’—‘政治学’。此时的‘主’—‘主’关系，又重新转化为‘主’—‘客’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4]亚里士多德探讨的“美德”，侧重于研究城邦的公民应具备怎样高深的品质，如“大度”、“机智”、“智慧”等等，这些都显示的是男性的特权，与女性无关，更与家庭无关。亚里士多德所谈论的“幸福”状态乃是一种“好心情”、“好机遇”，精神上的“好运气”。因此，作为西方哲学之精神故乡的“主—主”关系为核心的伦理，实际上是“精神—精神”的关系[4]。其所体现的是一种男性团体中既无性别成分，亦无长幼之别的“兄弟伦理”。新康德主义者齐美尔曾指出，西方传统企图建立一种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文化”，但是迄今为止，“除了极少数领域，我们的文化全是男性的。……不仅文化劳动的数量，而且文化劳动的方式，都特别依赖男人的能量、感觉和理智”；“艺术要求、爱国主义、普遍美德和特定的社会理念、实践判断的公正性和理论认识的客观性、生活的力量和神话等等范畴，就其形式和要求而言，看起来都属于人的一般性范畴，但实际上其历史形态完全是男性的。要是我们干脆称这些以绝对面目出现的观念为客观的，人类的历史生活的如下公式就是有效的：客观=男性。一对两极对立概念的意义和价值规定都是彼此由对方决定的。其中一方凸现出来，以至于具有绝对意义，涵盖了整个相互作用的游戏或者说均衡游戏，从而在这些概念中占据了优势。……男性不但比女性占优势，而且成了人的一般性，以同样的规范方式支配具体的男性和具体的女性。”[5]囿于知识论所追求的纯粹性和普遍性的语境，致使在近代以前，西方哲学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谈论“爱”，几乎未涉及夫妻、父母慈爱和子女孝爱，以及由此推广的对他人和世界的爱等这些具体的“爱”的主题。柏拉图认为，“”是由美的对象唤起的。柏拉图爱的对象是男性青年，而不是女性青年。这种“”不停留于某一具体美的对象，而是具体的“美”的“共相”。柏拉图说，“奴性和愚蠢才把一个人的感情排它地拴在某一个美的人身上。人应把他的爱倾注到普遍的‘美的大海’中。”[6]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既包含普遍意义上的爱，又包含具体的爱。他强调“父子”、“夫妻”、同一父母的“兄弟姐妹”、“治理者”、“被治理者”的“友爱”，同时更强调超越血缘、之上的“友爱”。这种“友爱”仅限于高贵者的人之间的关系，奴隶、女人和孩子被排除在外。亚里士多德师承柏拉图，旨在建立理想城邦的共同体，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友爱”基于希腊词“ΦιλО”，即一种普遍的爱，并以普遍的爱为归宿。在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人只有在爱上帝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爱人爱己。《圣经》经文中言道：“凡爱我胜过爱父母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其实质上将人与己当作平等的受造物来爱。中世纪文学作品和诗歌中出现大量表达两性情感内容的“浪漫之爱”，根据罗素的观点，尽管浪漫之爱成为人们认同的爱的表达方式，但是，“浪漫之爱”是象征主义手法的爱，不能与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中世纪，性和身体被看作是不纯洁的事物。“浪漫之爱”中的“爱成了产生完美的道德和文化的园地。贵族式的情人由于爱情的缘故成了纯洁的人。精神的成分越发占有优势。”[7]这表明中世纪的“浪漫之爱”依然是停留在柏拉图意义上的精神之爱。两性之间虽然情感深厚，但不会产生亲昵行为的欲望，因为这种行为与人类的“堕落”、“原罪”关联。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们才认为婚姻应当产生于“浪漫之爱”。而基于“浪漫之爱”的婚姻，并不包含承担生儿育女和艰辛劳作的家庭生活内容。在怀疑、贬低和否定家庭价值的主流意识指引下，家庭不再是和谐、幸福生活的源泉，其常被用于工具性分析之需要。例如为了突出理性政治和公共精神而贬低家庭价值，认为在家庭一个人不能对他人产生意义，人只有摆脱家庭的物质生活之累，进入公共领域，通过自由辩论，才能证明自己卓尔不群，生命才不会失去严肃性、神圣性和永恒性。阿伦特就明确指出，“虽然爱是人类力量中最罕见的行为之一，它的确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自我展现力量和揭示‘谁’的非凡洞察力。”但是爱“不仅是非政治的，而且是反政治的，在所有反政治的人类力量中也许是最有力的。”[8]在阶级分析的语境，儿童与奴隶没有区别，属于同一等级，他们屈从于权威，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家庭、身体和性被功能化，用以批判和颠覆管理、控制和组织人的知识—权力话语。20世纪颠覆西方传统知识论的三支重要力量，即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都不同程度地在家庭、身体和性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他们关注的目标不是强调家庭价值，而是从不同的路径批判知识权力话语。精神分析学之父弗洛伊德就从未认真关心过女人的命运问题，一场未完结的女性主义运动，更是批判甚于建设，她们对家庭的未来没有提供多少建设性的构想，对改进家庭历史和现状贡献甚微。作为一场文化寻根的哲学之旅，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者，满足于分析批判的需要，没有积极地发掘家庭对于人认知世界，对于伦理精神，对于友谊与团结，以及对于自由、民主和世界和平的价值和意义，令人遗憾地“绕家门而过”。

三、从身体语言思考哲学的“无家性”问题

与西方哲学“知识—存在”论和“精神—伦理”体系相比较，中国哲学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重家主义”的存在论、伦理学，甚至其宗教精神，也体现为重生敬死的家族生活的宗教。这一点，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中国哲学中的“齐家”之道、“治家”之道、“孝慈”与“孝悌”之道，既是理解中国哲学的人伦世道，又是理解由人伦世道扩而充之的“民胞物与”、“天下一体”之道的钥匙。这种以家庭为中心思考人伦与世道，既符合生命本身展开的轨迹，又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家是人的第一个宇宙”，在人“被抛与世界”之前，人已存在于家的摇篮之中[9]。因而，从人的生命的由来,人的情感、智慧和意志的形成考察，存在的意义必然依赖于健全的家庭才能获得。在家庭，人第一次与从血缘、世代生成的时间和空间坐标，建立起与他人、与世界的联系。因此有“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婚]礼,万世之始也”，视家庭为天地万物原初之“婚礼”，由天地—夫妇的生生不已，成就人从切近之身，理解万物的智慧。对《易》的八卦卦象的阐释更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乾，天也，故称乎父也；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周易•说卦》）依此，人伦情感以家庭为源头，向四周辐射，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第12章）；所谓“立爱自亲始，……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礼记•祭义》）；孟子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人伦情感不仅是人世间的德行、礼乐和社会秩序的原型，而且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秩序相互感通。这种以家为本构建世界图式，恰恰处于追求“同一性”、“确定性”而超离现实生活经验的“知识—存在”论和“精神—伦理”学的视野之外，这也是中西主流哲学显见的分水岭之一。由此我们还需进一步追问，究竟什么原因导致“重家”与“败家”两种截然不同趣向的哲学传统？一种可能并且“行得通”的解释应当是两种哲学在对待身体问题上的大相异趣所致。或进一步说，中国传统哲学因“重身”进而“重家”，继而有“天下一家”的抱负；而西方传统主流哲学因灵肉相分，并把身体对象化为没有灵性的物质实体，进而导致“弃家”、“败家”，以至于灵魂漂泊，“无处安家”。中国传统哲学没有身心对峙的二元论，其对身的理解，不是从生殖学、解剖学的角度出发，把身体看成与灵魂对应的物质实体。其所谓的身，乃是心—身须臾不分，形神相生，贯合为一的生命整体，《黄帝内经》谓：“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素问•六节藏象论》）由此理解的生命整体，不只是以个体皮肤为界限，用理性语言勾连的个体之体，其毋宁是一种与他人相互维持，与天地万物化为一体的大身体，所谓“人身虽小，暗合宇宙”。男女性别的差异性就包含其中：“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系辞下》）。两感，生化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中又重复着原始的化生生命的行为方式。在这种生生不已的生命过程中，过去的生命并不会在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壮大中消亡，而是以新的样态参与到现存的生命结构当中。如王夫之言：“由身以上，父、祖、高、曾，以及绵邈不可知之祖，而皆感之以为始；由身以下，子、孙、曾、玄，以及绵邈不可知之裔，而皆感之以为始。故感者，终始之无穷，而要居其最始者也。”[10]如此看来，两个不同性别的具有差异性的身体，不单与性和生育联系在一起，而更被扩展及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语境。从“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到“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缪，別之以礼义，人道竭矣”（《礼记•大传》），其不无表达了一种一体化的身体图式：“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体也”（《仪礼•丧服传》）；“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吕氏春秋•精通》）由身体这一具体经验出发，看到男女差异、长幼有别，又由身的扩大化，把性别与不同年龄、不同世代，连接为既有差异而又不可分割的整体，妻乃“亲之主”，子乃“亲之后”（《礼记•哀公问》），因而伤亲即为伤体。中国传统哲学也正是由身体的不可分割的特征，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以“孝”为中心的文化。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孝无终始”（《孝经•庶人章》）。孝既是生命的内情感，又是对人生的位置和人生的节奏的存在论上的体验。己身不只是生物的生命链上的一环，而是家庭、家族生命在此的显现。由此便有“身家性命”之说，亦有身家天下的一体化的宇宙：“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吕氏春秋•审分览•执一》）伤家就意味着伤身，也等于毁灭我们立身的宇宙。从上述分析可见，“重家主义”是“重身”的必然选择，“重身”并把身的功能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无限放大。强调中国传统的“重身”，并不意味着西方哲学传统就“轻身”。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无视自己活生生的当下的身体，但其看待身体的方式，会顺从其逻辑推演出某种必然的结论性的东西。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执迷于“灵-肉”二分的语境，追求灵魂的永恒，而否定感性经验的意义。灵魂因缺少身体的形质而变得虚无缥缈，身体因缺乏灵动性而变得毫无生气。身体像是灵魂指导下的被动装置，其气息、行为、力量来源于内在灵魂的控制。亚里士多德的“观相学”，以及后来兴起的“解剖学”确立了西方看待身体的基本方式：一个完整的独立身体和与之相应的控制它的自主意识。身体是一个特殊的物。这种特殊的物是一个一个单独的、封闭的、自主的功能体[11]。不同的身体之间以皮肤为界限，一个身体与另一个身体间如何交往便成为最大的难题。而解决问题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诉诸理性语言打破界限。基于此，身体便沦为生产性的工具：一方面生产物质财富，另一方面生产生命本身。这即意味着，作为相互独立个体的两个不同性别的男女，因为性和生育而组合成家庭，于是家庭成为“生产单位”。如果从解剖学、生殖学的角度看待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父亲是一个新生命的的提供者，而母亲则为这个新生命的孕育提供了一个场所———子宫。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无异于生殖性的工具，家庭仅是生物繁衍的单位。在这样的语境下，如果不借助于现代遗传学，就很难想象父母与子女，这些不同的个体之间如何是灵肉相连的生命整体。随着资本与霸权话语在世界范围的扩张，灵肉二分的身体观本身的缺陷及其导致的消极后果，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由于人们对自身文化缺乏信心，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弱点缺乏清醒判断，导致家庭观念的弱化，家学传统失语，家庭危机也在危及我们现实生活的基础。

原生家庭论文篇(3)

中国家庭暴力的研究存在不足，不仅表现为政府决策部门和普通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忽视，还表现在学术研究上，缺少有关家庭暴力实证调查的数据，有关家庭暴力的论文和著述也不多见。而在实践中，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隐藏在家庭中的暴力犯罪逐渐显露出来，有关家庭暴力事件的报道日益频繁。这种状况不仅要求决策部门能够重视这一问题，更要求学术界能研究并提供家庭暴力的标准，通过实证的调查，分析家庭暴力的原因，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为立法机构制定和完善有关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律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基于此，笔者就此问题展开论述，以期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够关注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

关键词：家庭暴力危害成因对策

尽管家庭暴力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是即使在西方，人们开始重视并系统研究这一问题，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这是因为家庭暴力不单纯是暴力犯罪，它总是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家庭的伦理价值、社会的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的，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甚至被认为是正常的事情。美国的犯罪学家在进行家庭暴力犯罪研究时，都试图回答，“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在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家庭是最严重的暴力场所的情况下，所有的公共机构和私人团体都会忽视它的存在呢？”①

目前，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的家庭暴力现象不断显现出来。根据1994年国务院的《中国妇女状况》白皮书，我国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25%是由于家庭暴力引起的。②家庭暴力不仅对受害人造成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看，它还表现为对家庭中弱势群体人权的严重侵犯。人权不仅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包括所有社会公民取得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领域，还体现在家庭生活领域，而且只有在家庭生活领域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才能为整个社会的人权保障提供必要的前提。对家庭暴力的研究，不仅体现了对于受害者的关怀，更体现了对于他们人权的尊重。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家庭暴力犯罪的概念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和规范的基础。只有明确家庭暴力的范围、形式以及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区别，才能为实证的调查，原因和预防理论的研究提供基础。笔者认为对家庭暴力概念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家庭暴力的家庭性和违法性?

家庭性是指暴力行为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家庭性是家庭暴力犯罪和其他暴力犯罪的基本区别。正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具有隐蔽的特点，也使得人们对于家庭暴力的态度同对于其他暴力行为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不同。违法性是指不符合正当防卫的要件，而对其他家庭成员实施暴力行为的性质。正当防卫是阻却家庭暴力违法性的唯一事由。有人认为，如果是出于合理的目的和动机，对家庭成员实施的暴力不属于家庭暴力犯罪，比如丈夫因为妻子的婚外恋而对妻子的毒打，父母出于教育的目的而对子女的肉体惩罚。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反对家庭暴力，是因为暴力行为本身侵害了家庭成员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对于家庭暴力犯罪预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不能够决定家庭暴力的性质。家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来进行解决和救济，但是决不能诉诸暴力的手段，否则就具有违法性。

2家庭暴力的严重性?

研究家庭暴力犯罪，必须强调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家庭暴力应研究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行为。家庭暴力不应包括家庭中的各种暴力冲突，诸如夫妻之间偶尔的诉诸轻微暴力的争吵，父母对子女没有严重后果的体罚以及家庭成员之间未造成伤害的偶尔殴打行为等。?

另一方面，对家庭暴力严重程度的要求应比《刑法》规定的家庭暴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轻微。家庭暴力不仅包括刑法的犯罪行为，还包括具有社会危害性，用刑法方法以外的方法进行处罚或者应当通过修改以后的《刑法》进行处罚的行为。③家庭暴力的外延应该比刑法规定的犯罪外延更为宽泛，这是因为家庭暴力不同于其他暴力行为，家庭暴力的施暴人和受害人具有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它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表现为一次严重的暴力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严重的暴力侵犯，不是表现为肉体的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精神压抑。对于一次轻微的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如果不认定为家庭暴力，并由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介入处理，这实质上是放任了施暴人的暴力行为，忽视了受害人利益的维护。因此，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一方面要强调其行为的严重性，防止家庭暴力行为过于宽泛而失去了理论研究和实践处理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强调行为的一般严重性，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护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的切身利益。

3家庭暴力的文化传统性

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研究，不应该忽视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异，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在19世纪被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之后，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中国在强调对个体人权重视的同时，更加注重集体人权的维护和秩序的稳定，在引入外来文化的同时，又注重传统文化的回归。西方将家庭成员之间的大多数暴力行为都纳入家庭暴力犯罪，并在立法中使用司法资源加以规制。笔者认为，除非是非法婚姻关系，或者双方已经进入离婚诉讼程序，不能将婚内**纳入家庭暴力的范围，否则不仅与人们的普遍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也不符合中国目前人权保障的现实。在中国，婚姻意味着夫妻之间的特定的人身关系，同居是夫妻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双方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的在法律上的承诺。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家庭暴力不应包括夫妻双方性的侵犯。总之，在借鉴西方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成果时，我们要注意与我国国情的差异，从而确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家庭暴力概念。

4家庭暴力研究的重点

家庭暴力包括存在于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但是在进行具体的家庭暴力研究时，我们既要关注所有家庭暴力的发生机制，价值冲突和应对模式，又必须有重点地研究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的，被害人处于明显弱势地位的家庭暴力。在中国，针对子女对于父母的暴力和父母对于子女的暴力，无论是立法的规定、司法机关的保护，还是人们的态度，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更应该受到我们重视的是家庭中父母对于子女的暴力和丈夫对于妻子的暴力。这两种暴力的受害人遭受严重侵害，但在立法中保护不足，司法机关不愿意介入。对这两种暴力行为的重点研究，有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真正解决家庭中存在的暴力问题，从而在家庭的成员之间建立相互尊重彼此人格权利的观念，使得人权观念从政治生活的领域贯穿到家庭生活的领域。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属于正当防卫的伤害行为，未造成伤害的长期暴力行为以及其他的长期虐待行为。家庭暴力原则上不包括夫妻之间的犯。家庭暴力研究的重点是夫妻之间的暴力和父母对子女的暴力。

二、家庭暴力的原因

1西方家庭暴力原因研究

西方对于家庭暴力的系统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在实证的调查基础之上，西方学者分析了家庭暴力产生的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笔者拟对西方家庭暴力原因的研究进行初步的介绍，以期对我国的研究有所裨益。④?

（1）性别与家庭暴力。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在家庭对孩子的暴力中，母亲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简单解释是，母亲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要比父亲多。实际上，真正的原因要复杂的多。母亲的角色决定了她对孩子的成长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孩子的成长是母亲在家庭里的主要角色。孩子往往会和母亲的思维、日常生活发生冲突，相反，孩子很难与父亲的工作与活动发生冲突。正是母亲在抚养孩子过程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在遭受压力或挫折之后，更容易外化为对家庭成员的暴力行为。?

（2）暴力循环周期因素。

在西方的家庭暴力研究中，一个公认的结论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曾经遭受过暴力的人，比没有遭受过暴力的或很少遭受暴力的人，在将来更容易对配偶或子女实施家庭暴力。学者根据调查的数据，提出了“暴力推动暴力”的结论。

（3）社会经济地位因素。

调查的数据表明，家庭暴力在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更为普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暴力仅局限于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实际上，所有的经济水平的家庭都存在家庭暴力的问题。

（4）社会压力因素。

调查显示，家庭暴力的比率同社会压力的比率成正比。社会压力因素主要包括失业或半失业、经济窘迫、不期望的怀孕、单亲家庭。

（5）社会交往障碍因素。

对家庭暴力的调查发现，一些非常残忍的家庭暴力行为，往往发生在缺少良好的人际关系、生活封闭、孤独的家庭。

2中国家庭暴力原因研究

中国对于家庭暴力原因系统的研究，和西方相比还有一些差距。这主要表现在实证的调查资料不足，缺乏家庭暴力成因的理论。家庭暴力属于暴力行为的一种，实施暴力的原因因素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原因因素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时，家庭暴力又是发生在特定成员之间的行为。暴力人和受害人之间组成稳定的家庭，决定了家庭暴力的发生还受到家庭传统文化、社会家庭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的影响。家庭暴力的发生是多种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社会因素的作用，又有主体因素的影响，从而构成复杂的原因系统。?

（1）我国家庭暴力产生的主要因素

A、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作为封建文化的指导思想，三纲理论不仅成为封建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经过统治者的宣传，还成为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观念。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确立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的权益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成就包括立法上规定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工作岗位上提拔和任用妇女干部。但是，这些成就主要集中在政治生活领域。在人们的头脑意识中，父权和夫权的思想还有很大的市场。

B、社会变迁所产生的社会压力因素。根据暴力发生的“压抑—诱发”模式，种种因素造成了个体需要的压抑，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当遇到一定的外界刺激以后，很容易外化为攻击性的行为。⑤中国在近二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竞争压力。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体制的变革，思想观念的冲击，造成了社会秩序的震动，也带来家庭生活观念的转变。社会压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城市人员下岗和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由于原有的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农村人口的大量增加，部分城市和农村人员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生活的压力积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就容易外化为家庭暴力的行为。?C、其他因素的影响。家庭暴力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还包括夫妻的经济水平差异、教育水平、法治环境以及主体的个体因素等。

随着社会的变化，很多夫妻的经济收入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丈夫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再加上传统文化的夫权观念，很容易强化男性在家庭的控制角色。而女性一旦与这种控制角色发生冲突，就容易发生家庭的暴力。另外，在调查中，很多男性因为经济收入的变化出现外遇，从而使用暴力的手段逼迫妻子离婚。湖南对254起家庭暴力分析，有75起属于此种情况，占29%.⑥

中国的法律法规的缺陷也是家庭暴力打击不力的一个因素。我国的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虽然对家庭暴力都有禁止性的规定，但都缺乏认定和制裁的标准，原则性规定有余，操作性不强。比如湖南对254起家庭暴力的调查中，只有55人受到处罚。⑦

（2）我国家庭暴力的原因理论?

家庭暴力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任何家庭暴力犯罪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主体内外因素综合动力作用的结果，从而形成综合动因的理论。综合动因论要求从整体出发去考察各因素在影响犯罪中的作用，要注意各个原因的层次性，分清内因和外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要注意原因系统的结构性。这对于正确认识家庭暴力犯罪的原因系统具有指导意义。

三、家庭暴力控制模式

研究犯罪的原因对于科学的犯罪预防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我国在家庭犯罪原因的研究上还比较薄弱，以此作为指家庭暴力犯罪预防主要措施的科学依据，稍嫌不足。同时，建立在社会原因基础上的社会预防的最大困难在于，很难协调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尽管古往今来，人们的很多精力都放在这一方面，但是收效甚微。控制犯罪主体的个体预防的核心在于控制人的精神世界。而人类发展到今天，控制人的精神能力远不足与控制环境的能力相比。因此，从社会功利的角度而言，家庭暴力控制的核心在于通过司法控制，加强对犯罪人的惩罚，从而加强对家庭暴力环境的控制。在预防家庭暴力犯罪的策略上，首先是要解决不敢实施家庭暴力的问题，其次才是通过教育和社会的变革，使得人们根本上放弃家庭暴力的观念。笔者认为，我国的家庭暴力的预防模式是以司法控制为核心，建立社会的预防网络。

目前，中国的警察机构对于家庭暴力的认识和处理的态度急需转变。这首先要从立法上明确警察机构在家庭暴力处理中的职能和责任。无论是将来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法，还是警察机构的内部规章，都应该将警察机构规定为处理家庭暴力的主要机构。其次，应转变警察机构的观念，消除家庭暴力是家务纠纷的错误思想，根据被害人的请求，警察应积极介入家庭暴力的处理。

建立社会共同反对家庭暴力的网络：

司法机关在控制家庭暴力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是仅仅依靠司法机关的作用，只能从家庭犯罪的环境上对于家庭暴力犯罪进行控制。对于家庭暴力的社会原因和个体原因的控制是控制家庭暴力的长远和根本的措施。这就需要社会的政策和各个职能机构相互协调，建立以司法机构控制为核心的全社会共同控制的社会控制网络。具体内容为：

1公共政策的制定尽量考虑制止家庭暴力的因素。

国家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科学的决策过程，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这种投入与产出既有经济的因素也应该有社会的因素。但是目前，国家的决策者总是以经济的成本和经济的产出作为标准来制定政策。这对于解决现实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经济的发展不能以忽视社会问题作为代价。家庭暴力在中国是一个普遍、长期和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国家在政策的制定上未能将其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加以考虑。这首先表现在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投入上。家庭暴力问题的研究同其他犯罪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需要大量的实证数据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而目前我国所有的数据基本是各省市的社会团体所作的调查。这些调查无论在调查方法还是在数据有效性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其次，对于一些涉及到家庭成员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没有充分考虑到家庭暴力的因素。社会压力因素是影响家庭暴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国家的公共政策对于失业、下岗人员还没有建立完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政策的制定上也没有考虑到家庭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对于低收入家庭，国家在子女就学，老人医疗上并没有制定特殊的政策。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很多家庭矛盾会演化成家庭暴力行为。第三，在法律政策的制定上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的危害性。虽然我国的新刑法制定了针对家庭暴力的条文，但是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司法资源主要集中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处理，例如当前我国集中整顿拐卖妇女儿童问题的政策。但是家庭暴力一直没有成为防御犯罪政策的重点，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针对家庭暴力的防范政策。

总之，公共政策的制定对于家庭暴力的犯罪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政策的制定一方面要注重中国的国情，不能过于超前，同时也要认识到家庭暴力的普遍性和它对人权的严重侵害，从而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反家庭暴力政策

2建立被害人寻求庇护和物质帮助的机构或场所。

在很多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里，被害人和施暴人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特别是父母对于子女的家庭暴力，被害人对于施暴人具有经济依附关系。当被害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向司法机构求助时，还必须得到施暴人的经济帮助。这本身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矛盾和不可行的。这在受害人的自诉案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没有必要的物质帮助机构和场所，很多受害人选择了长期的忍气吞声。因此，为切实保障家庭中弱者的人身权益，国家应建立物质帮助的机构，为受害人寻求法律的帮助和支持，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3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和进行法律宣传的机构。

教育水平低下是家庭暴力产生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水平低下，导致解决家庭矛盾的手段简单化，很容易诉诸家庭暴力，另一方面，教育的问题也影响了受害人对于自己合法权益的认识。很多受害人并不知道刑法关于家庭暴力的惩罚条款，不知道家庭暴力也是一种犯罪行为。因此国家应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合新闻媒体，进行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这种宣传不能流于形式上的发放法律读本，进行一两次普法教育。家庭暴力是对大多数家庭潜在或者现实的威胁，因此对于反家庭暴力的宣传，应包括尊重公民权利的意识、对家庭暴力处罚的案例、国家的相关政策、重点家庭暴力的报道、家庭教育的方法等，从而使全社会都能关心家庭暴力、关心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4社会调解机构作用的发挥。

重视社会调解是中国预防犯罪的优势。中国历来具有调和家庭纠纷的习惯。对于家庭矛盾的调解，具有防范犯罪、化解矛盾、节约司法资源的功能。但同时，我们也要严格划清社会调解和司法惩罚的界限。社会调解的适用对象主要是不构成家庭暴力犯罪的家庭纠纷，从而使家庭暴力能化解在初级的阶段，而对于严重的家庭暴力犯罪，必须强调司法介入，通过司法机关的惩罚，使施暴人认识到行为的严重性。?

5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

目前中国的法律援助机构已经初步形成。但是，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刑事审判中因经济困难而不能聘请律师的被告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对象。但是，作为很多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特别是未成年的被害人，在经济上负担不起法律帮助的费用。这需要政府和全社会都能重视这一问题，建立为受害人提供法律援肋的机构。目前我国已有一些民间组织建立的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帮助的机构，比如妇女权利法律语音热线，北**律服务与研究中心等。但是这些机构的援助对象不能涵盖所有生活困难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同时援助机构还受资金来源、专业人员不足的限制。因此我国应尽快在政府的支持与指导下，建立各种针对不同受害人的专门法律援助机构，从而更好地维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利益。

家庭暴力问题在今后一段期间内仍将会存在，处理家庭暴力问题和救助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仍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尽管新婚姻法较之以前更进一步完善，但消除家庭暴力仍是任重而道远。不过只要充分的发动社会力量来抵制和惩治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将不再是“家务事”，“清官也能断家务事”了?而新的婚姻法总结旧婚姻法的实施经验，针对婚姻家庭中存在的问题，纳百家之言，集万民之智，作出了修改和补充，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正所谓“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注释：

①SeeRichardJ.Gelles,?DomesticCriminalViolence,?inMarvinE.WolfgangandNeilAlanWeiner,ed.,?CriminalViolence?(LondonSagePublications,1982)PP.202.

②湖南省妇女权益部：“促进地方法规出台，惩治家庭暴力”，载《95年世界妇女大会5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③魏平雄主编：《犯罪学教程》。

④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的转型》。

⑤魏平雄主编：《犯罪学教程》。

⑥湖南省妇女权益部：“促进地方法规出台，惩治家庭暴力”，载《95年世界妇女大会5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⑦湖南省妇女权益部：“促进地方法规出台，惩治家庭暴力”，载《95年世界妇女大会5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参考文献：

1郝艳梅，重新审视家庭暴力,《前沿》

2马原，坚决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人民法院出版社

3张珊珊等,关注家庭暴力案件，扬子晚报

4参见中国人大新闻网2001年4月29日刊载，《为了家庭和睦社会安宁》?新华社北京4月28日

原生家庭论文篇(4)

中国家庭暴力的研究存在不足,不仅表现为政府决策部门和普通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忽视,还表现在学术研究上,缺少有关家庭暴力实证调查的数据,有关家庭暴力的论文和着述也不多见。而在实践中,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隐藏在家庭中的暴力犯罪逐渐显露出来,有关家庭暴力事件的报道日益频繁。这种状况不仅要求决策部门能够重视这一问题,更要求学术界能研究并提供家庭暴力的标准,通过实证的调查,分析家庭暴力的原因,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为立法机构制定和完善有关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律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基于此,笔者就此问题展开论述,以期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够关注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

关键词: 家庭暴力 危害 成因 对策

尽管家庭暴力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是即使在西方,人们开始重视并系统研究这一问题,也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这是因为家庭暴力不单纯是暴力犯罪,它总是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家庭的伦理价值、社会的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的,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甚至被认为是正常的事情。美国的犯罪学家在进行家庭暴力犯罪研究时,都试图回答,“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在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家庭是最严重的暴力场所的情况下,所有的公共机构和私人团体都会忽视它的存在呢 ?” ①

目前,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的家庭暴力现象不断显现出来。根据 1994 年国务院的《中国妇女状况》白皮书,我国每年约有 40 万个家庭解体,其中 25% 是由于家庭暴力引起的。②家庭暴力不仅对受害人造成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看,它还表现为对家庭中弱势群体人权的严重侵犯。人权不仅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包括所有社会公民取得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领域,还体现在家庭生活领域,而且只有在家庭生活领域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才能为整个社会的人权保障提供必要的前提。对家庭暴力的研究,不仅体现了对于受害者的关怀,更体现了对于他们人权的尊重。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家庭暴力犯罪的概念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和规范的基础。只有明确家庭暴力的范围、形式以及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区别,才能为实证的调查,原因和预防理论的研究提供基础。笔者认为对家庭暴力概念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 家庭暴力的家庭性和违法性

家庭性是指暴力行为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家庭性是家庭暴力犯罪和其他暴力犯罪的基本区别。正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具有隐蔽的特点,也使得人们对于家庭暴力的态度同对于其他暴力行为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不同。违法性是指不符合正当防卫的要件,而对其他家庭成员实施暴力行为的性质。正当防卫是阻却家庭暴力违法性的唯一事由。有人认为,如果是出于合理的目的和动机,对家庭成员实施的暴力不属于家庭暴力犯罪,比如丈夫因为妻子的婚外恋而对妻子的毒打,父母出于教育的目的而对子女的肉体惩罚。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反对家庭暴力,是因为暴力行为本身侵害了家庭成员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对于家庭暴力犯罪预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不能够决定家庭暴力的性质。家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来进行解决和救济,但是决不能诉诸暴力的手段,否则就具有违法性。

2 家庭暴力的严重性

研究家庭暴力犯罪,必须强调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家庭暴力应研究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行为。家庭暴力不应包括家庭中的各种暴力冲突,诸如夫妻之间偶尔的诉诸轻微暴力的争吵,父母对子女没有严重后果的体罚以及家庭成员之间未造成伤害的偶尔殴打行为等。

另一方面,对家庭暴力严重程度的要求应比《刑法》规定的家庭暴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轻微。家庭暴力不仅包括刑法的犯罪行为,还包括具有社会危害性,用刑法方法以外的方法进行处罚或者应当通过修改以后的《刑法》进行处罚的行为。③家庭暴力的外延应该比刑法规定的犯罪外延更为宽泛,这是因为家庭暴力不同于其他暴力行为,家庭暴力的施暴人和受害人具有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它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表现为一次严重的暴力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严重的暴力侵犯,不是表现为肉体的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精神压抑。对于一次轻微的家庭成员间的暴力行为,如果不认定为家庭暴力,并由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介入处理,这实质上是放任了施暴人的暴力行为,忽视了受害人利益的维护。因此,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一方面要强调其行为的严重性,防止家庭暴力行为过于宽泛而失去了理论研究和实践处理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强调行为的一般严重性,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护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的切身利益。

3 家庭暴力的文化传统性

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研究,不应该忽视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异,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在 19 世纪被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之后,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中国在强调对个体人权重视的同时,更加注重集体人权的维护和秩序的稳定,在引入外来文化的同时,又注重传统文化的回归。西方将家庭成员之间的大多数暴力行为都纳入家庭暴力犯罪,并在立法中使用司法资源加以规制。笔者认为,除非是非法婚姻关系,或者双方已经进入离婚诉讼程序,不能将婚内纳入家庭暴力的范围,否则不仅与人们的普遍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也不符合中国目前人权保障的现实。在中国,婚姻意味着夫妻之间的特定的人身关系,同居是夫妻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双方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的在法律上的承诺。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家庭暴力不应包括夫妻双方性的侵犯。总之,在借鉴西方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成果时,我们要注意与我国国情的差异,从而确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家庭暴力概念。

4 家庭暴力研究的重点

家庭暴力包括存在于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但是在进行具体的家庭暴力研究时,我们既要关注所有家庭暴力的发生机制,价值冲突和应对模式,又必须有重点地研究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的,被害人处于明显弱势地位的家庭暴力。在中国,针对子女对于父母的暴力和父母对于子女的暴力,无论是立法的规定、司法机关的保护,还是人们的态度,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更应该受到我们重视的是家庭中父母对于子女的暴力和丈夫对于妻子的暴力。这两种暴力的受害人遭受严重侵

害,但在立法中保护不足,司法机关不愿意介入。对这两种暴力行为的重点研究,有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真正解决家庭中存在的暴力问题,从而在家庭的成员之间建立相互尊重彼此人格权利的观念,使得人权观念从政治生活的领域贯穿到家庭生活的领域。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属于正当防卫的伤害行为,未造成伤害的长期暴力行为以及其他的长期虐待行为。家庭暴力原则上不包括夫妻之间的犯。家庭暴力研究的重点是夫妻之间的暴力和父母对子女的暴力。

二、家庭暴力的原因

1 西方家庭暴力原因研究

西方对于家庭暴力的系统研究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在实证的调查基础之上,西方学者分析了家庭暴力产生的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笔者拟对西方家庭暴力原因的研究进行初步的介绍,以期对我国的研究有所裨益。④

(1)性别与家庭暴力。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在家庭对孩子的暴力中,母亲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简单解释是,母亲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要比父亲多。实际上,真正的原因要复杂的多。母亲的角色决定了她对孩子的成长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孩子的成长是母亲在家庭里的主要角色。孩子往往会和母亲的思维、日常生活发生冲突,相反,孩子很难与父亲的工作与活动发生冲突。正是母亲在抚养孩子过程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在遭受压力或挫折之后,更容易外化为对家庭成员的暴力行为。

(2)暴力循环周期因素。

在西方的家庭暴力研究中,一个公认的结论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曾经遭受过暴力的人,比没有遭受过暴力的或很少遭受暴力的人,在将来更容易对配偶或子女实施家庭暴力。学者根据调查的数据,提出了“暴力推动暴力”的结论。

(3)社会经济地位因素。

调查的数据表明,家庭暴力在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更为普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暴力仅局限于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实际上,所有的经济水平的家庭都存在家庭暴力的问题。

(4)社会压力因素。

调查显示,家庭暴力的比率同社会压力的比率成正比。社会压力因素主要包括失业或半失业、经济窘迫、不期望的怀孕、单亲家庭。

(5)社会交往障碍因素。

对家庭暴力的调查发现,一些非常残忍的家庭暴力行为,往往发生在缺少良好的人际关系、生活封闭、孤独的家庭。

2 中国家庭暴力原因研究

中国对于家庭暴力原因系统的研究,和西方相比还有一些差距。这主要表现在实证的调查资料不足,缺乏家庭暴力成因的理论。家庭暴力属于暴力行为的一种,实施暴力的原因因素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原因因素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时,家庭暴力又是发生在特定成员之间的行为。暴力人和受害人之间组成稳定的家庭,决定了家庭暴力的发生还受到家庭传统文化、社会家庭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的影响。家庭暴力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社会因素的作用,又有主体因素的影响,从而构成复杂的原因系统。

(1)我国家庭暴力产生的主要因素

A、 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作为封建文化的指导思想,三纲理论不仅成为封建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经过统治者的宣传,还成为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观念。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确立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的权益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成就包括立法上规定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工作岗位上提拔和任用妇女干部。但是,这些成就主要集中在政治生活领域。在人们的头脑意识中,父权和夫权的思想还有很大的市场。

B、 社会变迁所产生的社会压力因素。根据暴力发生的“压抑—诱发”模式,种种因素造成了个体需要的压抑,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当遇到一定的外界刺激以后,很容易外化为攻击性的行为。⑤中国在近二十年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竞争压力。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体制的变革,思想观念的冲击,造成了社会秩序的震动,也带来家庭生活观念的转变。社会压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城市人员下岗和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由于原有的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农村人口的大量增加,部分城市和农村人员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生活的压力积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就容易外化为家庭暴力的行为。 C、 其他因素的影响。家庭暴力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

这些因素还包括夫妻的经济水平差异、教育水平、法治环境以及主体的个体因素等。随着社会的变化,很多夫妻的经济收入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丈夫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再加上传统文化的夫权观念,很容易强化男性在家庭的控制角色。而女性一旦与这种控制角色发生冲突,就容易发生家庭的暴力。另外,在调查中,很多男性因为经济收入的变化出现外遇,从而使用暴力的手段逼迫妻子离婚。湖南对 254 起家庭暴力分析,有 75 起属于此种情况,占 29% . ⑥

中国的法律法规的缺陷也是家庭暴力打击不力的一个因素。我国的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虽然对家庭暴力都有禁止性的规定,但都缺乏认定和制裁的标准,原则性规定有余,操作性不强。比如湖南对 254 起家庭暴力的调查中,只有 55 人受到处罚。⑦

(2)我国家庭暴力的原因理论

家庭暴力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任何家庭暴力犯罪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主体内外因素综合动力作用的结果,从而形成综合动因的理论。综合动因论要求从整体出发去考察各因素在影响犯罪中的作用,要注意各个原因的层次性,分清内因和外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要注意原因系统的结构性。 这对于正确认识家庭暴力犯罪的原因系统具有指导意义。

三、家庭暴力控制模式

研究犯罪的原因对于科学的犯罪预防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我国在家庭犯罪原因的研究上还比较薄弱,以此作为指家庭暴力犯罪预防主要措施的科学依据,稍嫌不足。同时,建立在社会原因基础上的社会预防的最大困难在于,很难协调社会的基本矛盾 (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 .尽管古往今来,人们的很多精力都放在这一方面,但是收效甚微。控制犯罪主体的个体预防的核心在于控制人的精神世界。而人类发展到今天,控制人的精神能力远不足与控制环境的能力相比。因此,从社会功利的角度而言,家庭暴力控制的核心在于通过司法控制,加强对犯罪人的惩罚,从而加强对家庭暴力环境的控制。在预防家庭暴力犯罪的策略上,首先是要解决不敢实施家庭暴力的问题,其次才是通过教育和社会的变革,使得人们根本上放弃家庭暴力的观念。笔者认为,我国的家庭暴力的预防模式是以司法控制为核心,建立社会的预防网络。

目前,中国的 警察机构对于家庭暴力的认识和处理的态度急需转变。这首先要从立法上明确警察机构在家庭暴力处理中的职能和责任。无论是将来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法,还是警察机构的内部规章,都应该将警察机构规定为处理家庭暴力的主要机构。其次,应转变警察机构的观念,消除家庭暴力是家务纠纷的错误思想,根据被害人的请求,警察应积极介入家庭暴力的处理。

建立社会共同反对家庭暴力的网络:

司法机关在控制家庭暴力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是仅仅依靠司法机关的作用,只能从家庭犯罪的环境上对于家庭暴力犯罪进行控制。对于家庭暴力的社会原因和个体原因的控制是控制家庭暴力的长远和根本的措施。这就需要社会的政策和各个职能机构相互协调,建立以司法机构控制为核心的全社会共同控制的社会控制网络。具体内容为:

1 公共政策的制定尽量考虑制止家庭暴力的因素。

国家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科学的决策过程,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这种投入与产出既有经济的因素也应该有社会的因素。但是目前,国家的决策者总是以经济的成本和经济的产出作为标准来制定政策。这对于解决现实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经济的发展不能以忽视社会问题作为代价。家庭暴力在中国是一个普遍、长期和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国家在政策的制定上未能将其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加以考虑。这首先表现在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投入上。家庭暴力问题的研究同其他犯罪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需要大量的实证数据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而目前我国所有的数据基本是各省市的社会团体所作的调查。这些调查无论在调查方法还是在数据有效性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其次,对于一些涉及到家庭成员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没有充分考虑到家庭暴力的因素。社会压力因素是影响家庭暴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国家的公共政策对于失业、下岗人员还没有建立完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政策的制定上也没有考虑到家庭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对于低收入家庭,国家在子女就学,老人医疗上并没有制定特殊的政策。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很多家庭矛盾会演化成家庭暴力行为。第三,在法律政策[，！]的制定上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的危害性。虽然我国的新刑法制定了针对家庭暴力的条文,但是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司法资源主要集中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处理,例如当前我国集中整顿拐卖妇女儿童问题的政策。但是家庭暴力一直没有成为防御犯罪政策的重点,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针对家庭暴力的防范政策。

总之,公共政策的制定对于家庭暴力的犯罪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政策的制定一方面要注重中国的国情,不能过于超前,同时也要认识到家庭暴力的普遍性和它对人权的严重侵害,从而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反家庭暴力政策。

2 建立被害人寻求庇护和物质帮助的机构或场所。

在很多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里,被害人和施暴人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特别是父母对于子女的家庭暴力,被害人对于施暴人具有经济依附关系。当被害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向司法机构求助时,还必须得到施暴人的经济帮助。这本身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矛盾和不可行的。这在受害人的自诉案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没有必要的物质帮助机构和场所,很多受害人选择了长期的忍气吞声。因此,为切实保障家庭中弱者的人身权益,国家应建立物质帮助的机构,为受害人寻求法律的帮助和支持,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3 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和进行法律宣传的机构。

教育水平低下是家庭暴力产生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水平低下,导致解决家庭矛盾的手段简单化,很容易诉诸家庭暴力,另一方面,教育的问题也影响了受害人对于自己合法权益的认识。很多受害人并不知道刑法关于家庭暴力的惩罚条款,不知道家庭暴力也是一种犯罪行为。因此国家应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合新闻媒体,进行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这种宣传不能流于形式上的发放法律读本,进行一两次普法教育。家庭暴力是对大多数家庭潜在或者现实的威胁,因此对于反家庭暴力的宣传,应包括尊重公民权利的意识、对家庭暴力处罚的案例、国家的相关政策、重点家庭暴力的报道、家庭教育的方法等,从而使全社会都能关心家庭暴力、关心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4 社会调解机构作用的发挥。

重视社会调解是中国预防犯罪的优势。中国历来具有调和家庭纠纷的习惯。对于家庭矛盾的调解,具有防范犯罪、化解矛盾、节约司法资源的功能。但同时,我们也要严格划清社会调解和司法惩罚的界限。社会调解的适用对象主要是不构成家庭暴力犯罪的家庭纠纷,从而使家庭暴力能化解在初级的阶段,而对于严重的家庭暴力犯罪,必须强调司法介入,通过司法机关的惩罚,使施暴人认识到行为的严重性。

5 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

目前中国的法律援助机构已经初步形成。但是,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刑事审判中因经济困难而不能聘请律师的被告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对象。但是,作为很多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特别是未成年的被害人,在经济上负担不起法律帮助的费用。这需要政府和全社会都能重视这一问题,建立为受害人提供法律援肋的机构。目前我国已有一些民间组织建立的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帮助的机构,比如妇女权利法律语音热线,北大法律服务与研究中心等。但是这些机构的援助对象不能涵盖所有生活困难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同时援助机构还受资金来源、专业人员不足的限制。因此我国应尽快在政府的支持与指导下,建立各种针对不同受害人的专门法律援助机构,从而更好地维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利益。

家庭暴力问题在今后一段期间内仍将会存在,处理家庭暴力问题和救助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仍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尽管新婚姻法较之以前更进一步完善,但消除家庭暴力仍是任重而道远。不过只要充分的发动社会力量来抵制和惩治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将不再是“家务事”,“清官也能断家务事”了而新的婚姻法总结旧婚姻法的实施经验,针对婚姻家庭中存在的问题,纳百家之言,集万民之智,作出了修改和补充,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正所谓“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注释:

① SeeRichardJ.Gelles,  DomesticCriminalViolence,  inMarvin E.WolfgangandNeilAlanWeiner,ed.,  CriminalViolence  (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2)PP.202.

② 湖南省妇女权益部:“促进地方法规出台,惩治家庭暴力”,载《 95 年世界妇 女大会 5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③ 魏平雄主编:《犯罪学教程》。

④ 张晋藩着:《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的转型》。

⑤ 魏平雄主编:《犯罪学教程》。

⑥ 湖南省妇女权益部:“促进地方法规出台,惩治家庭暴力”,载《 95年世界妇女大会 5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⑦ 湖南省妇女权益部:“促进地方法规出台,惩治家庭暴力”,载《 95 年世界妇 女大会 5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参考文献:

1郝艳梅,重新审视家庭暴力,《前沿》

2 马原,坚决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人民法院出版社

3 张珊珊等,关注家庭暴力案件,扬子晚报

4 参见中国人大新闻网2001年4月29日刊载,《为了家庭和睦社会安宁》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

原生家庭论文篇(5)

系统论最初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一门逻辑和数学领域的科学，他认为生命现象是不能利用机械论观点来揭示其规律的，而只能把它看做一个整体或系统来加以考察。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这些既是系统所具有的基本思想观点，而且它也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表现了系统论不仅仅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具有科学方法论的含义，这正是系统论这门科学的特点［5］。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其基本观点是，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些极其复杂的事物，从系统科学的观点，可以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来描述［6］。钱学森根据现代科学知识的新发展以及各门具体科学的相互关系，把科学分为九大门类三个层次。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高层次的科学，是对具体科学和一般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系统论属第二层次，属于一般科学或横断科学，它反映了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趋势，并提出了一套适用于各门具体科学综合把握对象的一般方法论［7］。然后第二层次演化成具体科学门类的第三层次，这一层次涉及到自然科学、工程学、经济学、管理学和人文与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而百度百科上对系统论作出这样的解释：“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科学。”［5］系统论的产生和发展，为人们认识复杂事物和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系统方法，它启发人们以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与思考自己身边的各种复杂事物与现象，带来了思想观念与研究方法上的革新。同样，系统论对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和启发。在家庭教育研究的实践中，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许多复杂的家庭教育问题和现象，仅仅从单一的思维方式或一元的理论来解释已经愈显困难和局限，“方法论的适切，是夯实教育理论之基的关键，它为理论的适切性和实践的适切性提供了必要条件”［8］。系统论对于家庭教育规律和原则的阐释在本质上有着内在的相通性和关联性。

二、系统论对家庭教育研究的适切性

家庭教育研究是多学科、多视野的，也注定了它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是多样化的。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学会多学科多视角审视家庭教育，涉及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领域知识比重不断增加。从系统论的视角来分析其对家庭教育研究的适切性，不得不提到系统论的基本特征。

1．整体性原则

贝塔朗菲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他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他用亚里斯多德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名言来说明系统的整体性，反对那种认为要素性能好，整体性能一定好，以局部说明整体的机械论的观点［5］。其实，系统论致力于解决人类知识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相互分离的状况，贝塔朗菲所主张的教育含义，主要是注重人性潜能方面的开发，同时，他反对那种在工业化及现代化之下，将人奴役为机器的用科技管理人类的教育形式。“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不仅无生命的和非人类的自然界，就是人这种动物也能被管理。用训练来抑制人的行为”［9］。整体性原则赋予家庭教育最主要的特征和基本方法，“教育所面对的人是整体的，特别是儿童，他们身心的方方面面更是处于未分化的状态”［10］。家庭教育也是如此，孩子不应该从家庭中独立出来，突出成为受保护的重心和中心，将孩子抽象成理性和机械的个体，这是一种孤立失范的状态。另外需要避免的是：过分强调孩子的物质需要，轻视其精神世界的创造；过分重视孩子的智力开发，无视其道德教育。只有立足于鲜活的人，将家庭的方方面面（家庭旅行、家务活的参与以及家人之间的交流沟通）都与教育联系成有机整体，才是家庭教育的主要载体。“教育之为教育的关键在于寓美好事物于日常生活形式之中，真正的教育必须是对当下生活之上的更好事物的发现”［11］。在整体环境中促进孩子的发展作为研究和分析各种教育活动的出发点。

2．关联性原则

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要素是整体中的要素，如果将要素从系统整体中割离出来，它将失去要素的作用。要了解重要的问题，眼界必须高于只看个别事件、个别的错误或者是个别的问题。必须深入了解影响个别的要素及行为，以及使得这些个别要素行为类似背后的结构和与之相关联的要素。这一原则与整体性原则有着承接关系，但关联性原则更加注重对在实施教育行为时充分考虑到了各种可能性因素，并准确地根据主客观分析能够预测到实施行为后可能产生的结果。“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按照一定的互动规律而运作的系统。这个系统由若干个子系统组成，它包括夫妻系统、父母系统和亲子系统，彼此之间也存在互动与相互依赖的关系，而整个家庭系统本身又是一个大于各子系统总和的大系统”［12］。这种观点说明家庭系统中诸要素及行为之间相互关联。需要考虑家庭系统自身条件和系统之外的环境制约，不盲目地夸大教育行为产生的效果；需要考虑家庭生活方式、家庭成员关系亲密程度、家庭教育者教育意识和能力及孩子生理、心理条件等影响，而不凭空制订教育计划和实施教育方案。杜威特别强调，“做事的方法、目的与理解，必须存在于做事的人自己的意识当中，使他的活动对他自己应当是有意义的”［13］。遵循这一原则，每一个家庭系统的教育将不会沿着“输入—加工”模式展开，把个性鲜明的孩子加工成一模一样的“产品”。家庭教育对象是个性鲜明、充满活力和好奇的生命体，只有这样，家庭教育活动的存在才有意义和价值。

3．等级结构性原则

系统内部存在着等级式不同层次的结构，要从系统等级结构上来认识事物及其功能，也可由系统功能来推测系统的等级结构。系统是有结构、有层次的，任何系统都是由各个要素按一定秩序、方式、比例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系统整体的性质和功能，不仅取决于其内部的各个要素，而且还取决于这些要素的结构。有结构的存在就有层次的存在，层次表明结构内部都有等级的差别［7］。这一原则注重的是家庭系统中每一个要素及个人在其中的价值和地位，家庭教育活动和现象本身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对于家庭来说，它是由各种角色组成的初级社会群体。家庭中每一个人都因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有意义的角色、承担着其应有的责任，感受到自己所发挥的作用和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的意义。祖辈、父母、孩子在家庭中都有着各自的位置和层次。比如祖辈应该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即使身体和精力允许，也不能替代父母来隔代教养和全方位包办。因为在家庭中，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最密切，而且父母相对子女来说，具有较高的权威。儿童的活动、学习需要和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父母的志向和期望。父母家长的期望对儿童一生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这种期望和教育构成了儿童的启蒙社会经验，尤其是对子女的成就动机与需要、学习成绩等有较大的影响［14］。可见，父母的地位在家庭因素中非常重要，他们抚养子女和赡养长辈，对于家庭系统的稳固和良性运作起着关键作用。如果等级结构颠倒混乱，父母在家庭中缺位失位，在孩子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出现家庭教育的真空现象，将对孩子一生的发展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整个系统结构将处于失范状态。

4．动态平衡性原则

系统论的直接思想来源是生物机体论，贝塔朗菲认为生命是一个开放系统，一切生命现象都处于积极活动之中［7］。一般生命系统与外界之间不仅会产生能量交换，还会产生物质交换与信息交换，在系统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与信息交换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起着替代、补偿、加强和扩展有序化能量的作用，开放系统必然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才能得以形成、运行、维持和变化，并在动态发展中不断吸取物质和能量达到自身的平衡状态，动态平衡性也是系统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现代家庭具有开放的显著特征，特别是网络社会带来的信息化浪潮更是让家庭实现了全面开放，它与周围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并能根据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的反应，不断地向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方向发展变化，家庭不缺少开放性，缺少的是动态平衡性。动态平衡不等于完全平衡，在动态平衡的家庭里，对教育活动和现象会有观点和意见的差异，甚至产生矛盾和冲突，但允许创新和改变，能够最终协调问题，并使家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有这么一个案例，在家庭里，读高中的儿子突然提出想去国外念大学，父母不是很赞同，家庭教育有了分歧和矛盾，有幸的是父母并没有强加自己的观点于孩子，他们建议孩子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勤工俭学一个暑假，“模拟”一下留学生活。孩子为此付出了很多的精力，也吃了不少的苦，好在事在人为，他经受了考验，父母也放心地让他留学海外，最终表现出了很强的独立能力和优秀的人格品质。动态平衡性表明家庭教育过程中系统会消耗一定的能量并产生熵，但在不断地交换信息、观点、价值及资源的动态过程中，最终实现了家庭教育的有序和平衡。

5．时序性原则

从动态平衡性原则可知人类社会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耗散结构，具有最为复杂而精密的有序化结构和严谨协调的有序化功能。既然系统是由各个部分合作完成某种机能，那么各部分之间的协同必然是有先后顺序的，这就是系统的时序性，有的系统还有周期性。因此，所有生命系统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序化的不断增长过程。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都有其自身的秩序和规则，需要研究其发展的规律，揭示各个阶段的运动过程，才能为认识和实践提供各种最优化的方案［7］。这一原则对家庭教育规律的研究很有启发，家庭是作为一个系统影响着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家庭成员构成一个完整的复杂系统，以一种全方位的、综合的方式影响着儿童的社会化，这是一个亲子之间相互塑造的过程［15］。家庭教育到了某个阶段，就需要在这一阶段做应该做的事情，研究孩子每个成长时期的不同特点和规律，给予适切的抚养方式和教育方法。循序渐进，不刻意颠倒，不随意跳跃，不操之过急，不急功近利，重视过程甚于结果。自然界早就对生命的成长和发展做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对于人类这一世界上最复杂的高级动物也不例外。从胚胎受孕到离开母体需要整整40周，这40周里，胎儿严格而科学地按照每一步程序完成着自己的任务和使命，创造着生命的奇迹和伟大。教育应尊重生命的成长规律。比如，对于学龄前儿童，家庭教育的中心就是可以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待人接物的礼貌行为。杜威曾经说过“儿童期的真正含义就是，它是生长和发展的时期”［16］。因此，有教育学者提出“早期的教育本身就意味着延缓现实的生活样式对儿童天性的渗透，导致儿童自然天性的败坏。教育首先是消极的，重在保护儿童的天性，避免当下社会生活样式对儿童天性的侵蚀”［11］。而时下，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小学生参加中高级口译证书考试的新闻屡见不鲜；而大学生在心理和生理上处于未“断奶期”，大学生将脏衣服快递回家、大学生取消中长跑体育项目测试的现象则不足为奇。如果破环了教育的时序性，就会本末倒置。童年不可再来第二次，时序性原则也反映了系统的不可还原性。破坏自然规律和时序性原则必将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这些思想观点是系统学理论的精髓，现代学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渗透，跨学科研究发展势头正猛，在家庭教育研究的过程中，许多家庭教育的问题和现象可以通过系统论原则进行阐释、比较、分析。对照系统论的涵义和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在基本理论和规律上与家庭教育研究有着相同之处，也使家庭教育在意识和方式上获得了新的阐释和启发。

三、系统论视角下家庭教育研究可能存在一些误区

笔者认为，应用系统论研究和探索家庭教育问题，需要改变教育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孩子的价值和地位，重新认识父母的地位和能力，重新认识家庭教育的地位和功能。这对于我国当前的家庭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系统论时要注意避免以下一些误区：

1．表面上的紧密和关联不代表家庭系统是一个整体

有些家庭系统表面像是一个整体，家庭成员也是围绕着孩子这一中心各有分工、各司其职，看似等级结构明显，但却是将孩子放在了金字塔的顶端，父母和长辈都在其之下，这种结构违背了伦理道德规范，没有长幼尊卑的传统观念。事实上整个家庭处于游离分散状态。对习惯和道德品格的培养和传承则是无序和无常的，家庭教育系统日渐空洞，也使教育的独立品格、完整形象、丰富内涵乃至自身尊严消失。由于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异常突出，孩子的心理压力极其沉重，当孩子在某些方面落后于人（比如学习上不如人意）时，大家都很焦虑，想尽办法解决问题。其实家庭成员关系比较紧张，当家庭成员处于低亲密度、低表达性及高矛盾性的家庭环境时，心灵之间的距离日益疏远，交流话题比较单一，即使有矛盾和要求，家庭成员更倾向与逃避问题或强加意愿，会使矛盾不断积累，直至更加激化，导致家庭功能发挥不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种误区的关键是没有把孩子当作鲜活的生命来看待，没有把他当作自我思考、自我决定、自我行动的独立者个体。正如鲁洁先生所说：“当今教育的种种作为都在于使学生们意识到：他们最好的生活取向就是去接受和适应，而不是批判、反思和改变既定的生活，即使他们现在正在过的生活已经是无可置疑地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和发展。”［17］培养正确的父母意识和家庭抚养方式，家庭系统则“看似形散其实神不散”，给孩子自由的空间和选择的权利，在精神、道德、心理健康、身体素质等各个方面得到发展，才能有更好的未来生活，这些将对家庭教育产生更深层、更长远的影响。

2．开放和变化的教育内容不一定促进系统均衡发展

吸纳先进的教育理念，与外部环境全面交流和沟通，但不注重对信息的筛选、过滤，盲目照搬概念，一个系统越是无序，越是混乱，熵就越大，熵代表的是混乱度。反之，一个有序的系统或向有序化发展的系统，人们就用负熵来表达，负熵代表的是有序。生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存在是靠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流来维持的，如果切断了它与外界联系的纽带，则无异于切断了它的生命线。从外界吸取负熵就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纽带。人的生命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耗散结构，具有最为复杂而精密的有序化结构和严谨协调的有序化功能。因此，所有生命系统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序化的不断增长过程。有些父母自认为自己懂得教育，观念先进活跃，实则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关注过度、用力过度、开放过度。他们见缝插针地利用休息时间陪同孩子参加各种技能的培训和辅导，如今各种兴趣特长的培训班已经成为家长支出最多的项目。同时，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家委会、家长QQ群、微博群）全方位地了解各种升学和考试的信息和资料。如今的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往往不惜代价，就像是疯狂的赌徒一样不断地压上自己的筹码。他们认为投入越多，回报就越大。其实越是这样，越是说明他们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对教育孩子的焦虑和不安，貌似日新月异、紧跟潮流的教育内容不能掩饰教育思想的陈旧，贴心而紧密的陪读活动不能代替真正的亲子教育行为。孩子需要的不是高档教育消费而先进的培训教育机构带给他们所谓有用的“知识”，无视孩子的感受和体会，不给孩子安静的空间和自由的选择，孩子处在不断的消耗过程中，获取的是他根本就不需要的资源，这些其实不是正面的能量，而是对自身毫无用处甚至危害极大的熵。

3．自组织家庭系统不能缺少系统外的监控和制度上的保障

原生家庭论文篇(6)

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方面由于社会内部的变革，促进了人们对旧式婚姻和传统家庭的批判；另一方面又由于受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界曾掀起了有关婚姻。家庭史的研究热潮，到四十年代为止，先后出版了像吕思勉《中国婚姻制度史》（中山书局，1929年）、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1933年）。钱穆《一千八百年前的中国家庭》（《人言》1卷29期，1934年）、陶希圣《婚姻与家族》（商务， 1934年）、董家遵《论汉唐时代的离婚》（《社会科学季刊》1卷1期，1935年）、《论古代法婚年龄》、《我国收继婚的沿革》（《社会科学季刊》1卷2期，1935年）、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商务，1936年）、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1947年）等一批有质量的文章和著作。进人五十年代以后，因为与社会史关系密切的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被斥之为资产阶级唯心学派，遭到批判。这样，领属于社会史范畴的婚姻、家庭史研究，也相应走向沉寂。一直到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随著整个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地位重新得到确认，以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给社会伦理道德所带来的冲击，促使人们把相当多的目光转向对婚姻、家庭等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从而也连带地推动了史学界在婚姻、家庭史方面研讨的兴趣，每年都有一批文章或著述发表，研究层面也在不断地披展深入。

为介绍方便，下面我们分婚姻史和家庭史两个内容，对80年代以来到90年代中，中国大陆史学界的研究情况，作一鸟瞰式介绍。

一、有关婚姻史的研究

（一）通论性著作

在婚姻通史性研究中，陈鹏的《中国婚姻史稿》是一部份量较大、功底厚实的好书。全书54万余字， 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1994年再次重印。其内容按卷分为：总论，包括婚姻语源、婚姻目的。婚姻观念和婚姻政策；婚姻之形态，内含婚姻与政治、门第婚、重婚与世婚、财婚、侈婚、冥婚、收继婚。他如婚礼、定婚、结婚。离婚、媵妾、赘婚与养媳，均各占相当篇幅。包涵的时代，上起周秦，下迄明清，的三千余年，既按门类，又照历史顺序，一一加以叙述。本书最大特点是资料丰富，对所涉及的史实，均详加考订，从不妄加推断，同时又力图连系各个时代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对婚制婚俗的影响并中间的发展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据作者弟弟方生教授在序言中称：该书早于1957年已完成初稿，后因某种缘故，直到30多年后方得与读者见面，其时作者已作古20多年了。所以当我们介绍这部“史稿”时，一方面为作者及原稿所遭受的厄运而深觉叹息，同时也对中华华局支持此书出版，使大家能见到洋洋巨著而衷心地感到高兴。

孙晓的《中国婚姻小史》，1988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全书20万字，是一部简史性质的我国婚嫁制度、婚嫁习俗史。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湖北出版社，1987年）、张树栋、李秀领《中国婚姻家庭的嬗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则将婚姻和家庭绪合一起，分别从横面和纵面，概述他们的演变。出版于1991年的刘士圣《中国古代妇女史》（青岛出版社），主要谈我国古代妇女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妇 女政策的专著，但也辟出篇幅论述婚姻方面的事。此外，出版界为配会社会与史学界研究的需要，还先后重印了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1992年上海书店影印）和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前者属于谈婚姻的专史，后者主要从法律的角度审视中国社会，其中也对当时的家族。婚姻形态作了一定的剖析。

论文方面值得一提的有王玉波《中国婚礼的产生与演变》（《历史研究》1990年4期）。作者认为，婚礼不只是男女碓立婚姻关系所举行的一定的仪式，而与其它社会现象一样，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随著社会的变迁和婚姻形态的嬗替，不断演变，改变内涵。婚礼的产生和演变，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社会生恬方式的变化。

（二）断代性论著

（1）先秦两汉。先秦时期，系指我国远古先民们由原始公社一直到秦统一六国前这一漫长的活动年代，在婚姻形态上经历了杂婚、行辈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以及伴随一夫一妻同时存在的一夫多妻制。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接著两汉又加以发扬光大。政治上的统一，必然要求在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这对于婚姻关系也有重要的影响。讨论这一时期有关婚姻问题的专著有郑慧生《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等。郑书讨论的是先秦时代的婚姻，彭书就汉代人们婚姻关系中的等级状况、地缘结构、婚龄构成，以及结婚步骤、妇女再嫁、婚姻的法律规定、婚姻思想、婚姻观念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中有一章专谈婚姻。作者首先介绍了我国早期婚姻形态的演变进程，又专就夏代婚姻、商代婚制、家族支配下的婚姻运作礼规作了系统的论述。

属于这一时期的论文也有了不少，比如宋镇豪《商代婚姻的运作礼规》（《历史研究》1994年6期），李衡眉《昭穆制度与周人早期婚姻形式》（《历史研究》1990年2期），陈延嘉《关于（左传）中“蒸”“报”婚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3期），肖汉平、杨有礼《从婚姻形态和婚姻制度上看春秋战国时期妇女地位的低下》（《衡阳师专学报》1985年2期），陈绍棣《春秋战国婚俗》（《百科知识》1990年4期），吴小强《试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念》（《中国史研究》1989年3期），彭卫《论汉代婚姻关系的构成》（《学术月刊》1985年10期）。《汉代婚姻关系中妇女地位考察》（《求索》3期，1988年）等。李眉衡的文章考察的周人昭穆制度和姬姜两姓互为婚姻的做法，认为这里体现了由原始的两合氏族婚姻组织向地域性的两台氏族婚姻组织的转变，把区分相邻辈份之间的界限，放在高于区分两个氏族之间成员界限。王小强的论文是利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筒《日书》的资料，确认秦人中下层社会的婚姻、家庭生育观，即具秦楚文化交融的特点，又与后世观念有相近之处。

（2）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长期以来，魏晋南北朝一直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薄弱点，可喜的是这十多年来有根大的转变，反映在婚姻史研究上也是一样，据不完全统计，十几年来，仅发表的论文就不下数十篇，内容和形式都很丰富。

发表于1986年《历史研究》第3期上的叶妙娜《束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侗案研究》，通过对陈郡谢氏的个案研究，揭示侨姓士族为保持世族门第，在婚姻上不断作出调整以适应形势的需要。王连儒《束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一文，著重用实例说明谢氏当家这隆盛时，如何通过与士族联姻去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当家道中衰后，又如何通过人们对士族地位的认可，保持和延续族望和门第的整肃。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2期），谈的是北朝士族，因上层政治权力更迭，一些胡人统治者，以及由于获得权力地位上升的寒门势力，也挤进了以崔、卢二姓为代表的士族婚姻圈，反映了固有士族势力的衰落。薛瑞泽《魏晋南北朝婚龄考》（《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2期），考订了三国时女子婚龄为17岁，男子15一17岁；西晋时女子13一16岁，男子15岁；南北朝时女子13岁，男子北朝14岁、南朝10岁。文章还解释了婚龄降低与当时社会状况的关系。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的早婚》（《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2期）的论点是：人口状况与家庭宗法观念的改变，是造成人们早婚的主要原 因。早婚对缓解当时的人口稀少，促使大家庭的普遍出现，起到相当的作用。

还有，像刘静夫《颍川荀氏研究》（《南充师院学报》1987年3期），卜宪群《琅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1期），施光明《晋代妇女婚姻观念的变化》（《历史知识》1988年1一2期），张承宗《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3期），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号），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婚姻及其特点》（《许昌师专学报》1990年3期），王大良《从北魏刁遵墓志著南北朝世族婚姻》（《北朝研究》1992年2期），刘少虎《从两晋南北朝士族的婚姻心态看门阀势力的衰落》（《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3期），易国强《试析两晋南北朝士族门第婚姻形成的原因》（《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3期）等等论文，也都参与了对婚姻问题的讨论。

由于南北朝是一个民族迁徙频繁、相互交往十分密切的时期，所以也有不少文章，涉及到各少数民族的婚姻问题。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3期），考察了北朝鲜卑族婚姻中群婚制残余，妇女社交自由，通婚不论行辈。不重门第，以及表亲婚、交换亲。冥婚、早婚等习俗。施光明《从〈魏书〉所记鲜卑拓跋部落婚姻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3期）一文指出，鲜卑拓跋部贵族婚配，在北魏前期，多限于本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到后期，汉族已占有优势位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拓跋鲜卑的封建化。杨铭《氏族的姓氏与婚姻》（《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1期）确认，在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浪潮冲击下，氐族的婚姻也受到激荡，族内婚走向瓦解，实行与汉。羌等族通婚。施光明《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4期），在考察了北朝诸民族通婚形式、特点、影响后，认为北朝的通婚形式具有羁縻型、结盟型、进贡型、笼络型、门第型五种形式。各民族间通婚频繁，门阀等级婚被打破，在婚仪、婚礼中融人了不少胡族特点，胡汉、夷夏有别的观念淡薄。北朝的婚姻观。婚姻习俗，一直影响到唐代。

在唐代的婚姻史研究中，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年7期），叙述了当时通行的婚礼。婚俗，以及男就妇家成礼、男居女家的婚俗。牛志平《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历史研究》1987年4期）和《试论唐人的婚姻心理》（《中国史研究》1989年3期）两篇文章，实际上论述了两个相互关连的问题。前文是从民间礼俗和婚姻制度上，论述唐代婚姻风气相对开放，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后文则著重于作社会心态的探索。由于唐代处在一种既“封建”又“开放”的社会情势下，使得唐人婚姻心理亦兼具封建时代共有的婚姻观念，和当时相对自由开放气氛下特殊心理的两种特性。李向群认为唐代皇室婚媾中的不计行辈婚，是受到拓跋鲜卑的影响，并具体叙述了这种婚姻的表现形式（《唐代婚媾中的不计行辈 婚》，《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3期）。蔡伟堂《关于敦煌画（婚礼图）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90年1期），根据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41幅相关的壁画，考冀了由盛唐至北宋这一时期的婚娶礼俗。金眉《从“无子”出妻看唐代“七出三不去”离婚制度的实践》（《史学月刊》1993年2期），牛致功《唐人的“离婚”全议》（《学术界》1994年2期），梁长根等《唐代传统婚姻道德的裂变溯源》（《社会科学》1994年4期），则讨论了婚姻的裂变问题。

在研究论文中，也有不少涉及到汉族和少数民族通婚，以及有关少数民族婚俗的。如罗桑开珠《昌议唐蕃联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3期），张锡禄《南绍王室婚姻关系简论》（《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1期），卢向前《唐代胡化婚姻关系试析——兼论突厥世系》（《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1994年），宋晓梅《鞠氏高昌张氏之婚姻》（《中国史研究》1994年2期）等均是。傅永聚的《历人的涉外婚姻》（《人文杂志》1994年3期）一文，反映了当时外国侨居人士的婚姻情况。

（3）宋辽金元，这一时期的成果，多数集中在宋朝。张邦炜付昏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是把宋代的婚姻放到当时的整个社会，放列唐宋历史变动的潮流中进行考察的一部专著。其内容包括婚姻制度、婚姻观念等。张邦炜在另一写论文中，就宋代“婚姻不问阀阅”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联系唐代。‘婚姻必由谱系”，到宋代“士庶婚姻浸成风俗”，后妃“不欲选于贵戚”和宗室嫁娶。‘不限阀阅”，认为这是风气的大转变，构成宋代婚姻制度的重要特点，表明在社会政治中，已由早先的门阀制转到官僚政治的阶段（《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历史研究》1985年6期）。与张文相类的还有昊旭霞《试论宋代婚姻重科举士人v《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1期）等，当宋代出现“婚姻不问阀阅”的同时，另一种婚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的价值取向，却愈来愈被人们所接受。方建新《宋代婚姻论财》（《历史研究》1986年3期），揭示了这一动向。在宋代婚姻问题研究中，也有一些是谈婚俗、婚礼的，如刘德谦《交杯酒及其它——漫谈宋朝的婚俗》（《文史知识》1982年4期），方建新《宋代婚姻礼俗考》（《文史》24辑，1985年），吴宝琪《宋代的婚姻》（《历史知识》1986年5期）等。

离婚和妇女再嫁，也属于讨论的热点。代表性的文章有唐代剑《宋代妇女再嫁》（《南充师院学报》1986年3期），张邦炜《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9年），呆宝琪《宋代的离婚与妇女再嫁》（《史学集刊》1990年1期）等。在文章中，有人批驳了这么一种观点，即随著宋学的兴起，妇女地位也跟著下降了。可从宋代妇女再嫁人数之多，现象之普迤，并受到一定的法律和社会舆论的保护，说明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有的学者还具体分析了宋代妇女不以再嫁为耻的原因：1、受唐代风俗的影响，贞 观念淡薄；2、婚姻开放；3、战乱之际，妇女难保贞 ；4、金人习俗影响。屈超立《从宋代婚姻立法和司法实践看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年），则从婚姻立法的角度来考察宋代的妇女地位，结论是比前代有较大提高。姚红《从寡妇财产权的变化看两宋女子地位的升降》（《浙江学刊》1993年1期）、邢铁《宋代的奁田和墓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4期），以及盾自斌《咯论南宋妇女的财产与婚姻权利问题》（《求索》1994年6期），都是从婚嫁财产权和角度考察妇女地位的高低。作者们认为，虽然宋代妇女在结婚、再嫁时，对所拥有的财产有一定的支配权，但并不完整，与男子相比，仍处于从属卑下的地位。有的学者还从历史变化的角度加以说明，大体南宋不如北宋，南宋前期与后期也有差别。

辽金元三个朝代，分别是由契丹、女真、蒙古三个民族建立的。他们在统治中原地区以前，分别活动于东北和塞北地区，有著自己的风俗习惯。所以，有关这一时期婚制、婚俗的文章，多有联系或追溯这些民族固有习俗等方面的。

关于契丹的婚姻制度，自蔡美彪于60年代提出部落外婚制观点后（见《契丹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5期）） 80年代，又有向南。杨薇提出氏族外婚制（《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5期），和孙进己的胞族外婚制（《契丹的胞族外婚制》，《民族研究》1983年1期）。 1993年，席岫峰在《历史研究》（第2期）撰文，对上述说法提出商榷。他认为契丹的婚姻界限是姓。它起著“明血缘”、“别婚姻”的作用。以姓为界，实行两姓婚姻是契丹最主要的特征（《关于契丹婚姻制度的商榷》）。随后，蔡美彪在《试论辽耶律氏萧氏之由来》中确认，辽朝建国后确立的耶律氏与萧氏，并非古老的氏族或胞族的称谓，也不是部落名称，而是在氏族部落制解体后，互通婚姻的两大集团分别采取的共姓。《辽史》的记录，亦证明两大集团并存的通婚事实。孟古托力《契丹族婚姻探讨》（《北方文物》1994年1期），程妮娜《契丹婚俗采析》（《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1期），从更广的角度考察了契丹族的婚制。婚俗，日益增多的民族问通婚，以及婚姻观念。婚龄等问题。

比较起来，金、元两代的文章相对较少。邓荣臻《金代女真族“妻后母”说考辨——兼论女真族宗族接续婚》（《北方文物》1990年：期），认定女真不存在“妻后母”的风俗，接续婚只存在于兄弟之间。但也有人表示升议，确认女真族有“妻后母”之俗（王叔官：《女真“妻后母”复议》，《北方文物》1991年2期）。王世莲《金代非女真后妃刍议》（《求是学刊》1992年2期），对金代非女真后妃及其所起作用作了考述。

元代有关婚姻史的成果有王晓晴的《元代收继婚制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5一6期）和《试论元代的赘婿婚制》（《史学月刊》1990年6期）。前文认为收继婚本属蒙古婚俗，汉人受此影响，采用此种形式。蒙古收继婚包括平辈收继婚和升辈收继婚两种，汉人收继婚多表现为叔嫂收继的做法，在地区上北方多于南方。至于元代的赘婚制，文章碓认乃是因金元招费婚式影响的结果。李逸友对元亦集乃路遗址出土的一份元代晋同婚书作考释，认为这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属于卖身文契一类的束西（《黑城出土的元代婚书》，《文物天地》1990年2期）。张靖龙《元代妇女再嫁问题初探》（《社会学研究》1993年1期），联系了前代的婚俗和观，以及元代社会诘 因素，政府对妇女再嫁所采取的宽松自由态度，考究了再嫁之风盛行的原因。此外，新近出版的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亦对元代婚姻问题多有论述。

（4）明清时期。魏连科《明代宗室婚嫁制度述略》（《文史》32辑，1990年），对明代宗室的婚嫁制度作了考释。大体在宣德以前，多选择与文武勋贵联姻，利用婚姻钮带，把双方的利害关系连系在一起。正统以后，鉴于“靖难”和诘藩叛乱的教训，对宗室和姻亲多有限制，所以情况有所变化。许敏《西方传教士对明清之际中国婚姻的论述》（《中国史研究》1994年3期），借著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笔触，就明清之际我国的婚姻与宗法关系，婚姻缔结方式，纳妾制度等方面作了很好的介绍。笔者同时指出：这些传教士基于一种不充分的认识，或囿于西方价值体系的局限，在看法上并不都是客观全面的。赵毅、赵秩峰《悍妻与十七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明史研究》4辑，1994年），对夫妻关系中悍妻这一现象作了透视。作者指出，对非主流社会现象的研究，将有助于纠正对主流现象研究中所产生的偏激。

在清代婚姻史研究中，冯尔康做了不少工作。他在《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清史研究集》5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一文中，就清代包办的门当户对式的婚姻制度、婚龄、童养媳制度、旌表贞节、寡妇与再嫁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他的这一基本框架，后来在与常建华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又经充实重现。郭松义《清代人口问题和婚姻状况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7年3期），在涉及婚姻状况部分中，谈了“家庭成年男子中未娶者所占比例”，“有关多妻情况的分析”和“关于妇女再嫁”等三个题目。作者认为，家族中成年男子未娶者比例高低，多妻和妇女再嫁的情况，都与每个家庭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以及受封建礼教束缚程度的大小，有著密切的关系，胡发贵《清代贞节观念述论》（《清史研究集》7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对婚姻关系中空前恶化的女子贞节观念，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争论，作了介绍和剖析。

在所发表的文章中，有相当部分是集中在讨论清代皇族婚姻的。刘潞《论后金与清初四帝婚姻的政治特点》（《故官博物院院刊》1991年4期），以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四位皇帝为例，对其婚姻的政治特点作了分析。作者指出：四帝婚姻状况的变化，是与政权的取得。巩固和发展相平行的。政权不同时期的政治目标，决定了后妃的出身和民族成份的来源；政权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影响到皇帝的婚姻，或是必须服从于政治需要，或是允许保留一定的个人感情。杜家骥根据《玉牒》及有关资料，对清代皇室联姻的特点、目的。形式及作用，依照不同时期，作了不同的分析（《清代皇族与满汉贵族联姻的制度和作用》，《南开学报》4辑，1990年）。鞠德源《清朝皇族的多妻制度与人口问题》（《满学研究》第1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也是通过《玉牒》资料来作研究的。文章谈了四个问题：皇族人口政策，清帝的多妻状况与皇族的妻妾来源，皇族宗室多妻制的衰落与人口萎缩，皇族人口萎缩的原因，刘素芬《清代皇族婚姻与宗法制度》（《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清朝皇族的人口政策，婚姻形态与变迁，婚姻形态与妇女地位，作了仔细的考究。此外，像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2期），赵云田《清代的“备指额驸”制度》（《故官博物院院刊》1984年3期），王道成《从薛蟠送妹侍选谈起——关于清代的秀女制度》（《北京史苑》1985年出版），刘潞《论后金与清初皇室婚姻对象的演变）（《清史研究》1992年3期），又《对清太祖。大宗时期满蒙联姻的再认识》（《清史研究》1995年3期）等文，也主要谈帝王之家婚姻的。

二、有关家庭史的研究

在中国，研究家庭问题经常与家族或宗族关系联系在一起。其实，家庭与家族或宗族，虽有某种不可分之处，但内容上毕竟存在诸多的差异。家族或宗族指在同一地域内，由同宗同姓。有共祭宗祠。同一谱牒，并用族规。族训，把大家连结在一起的血缘性群体。家庭主要是婚姻的产物，包括同居共爨的父母子女等等。不过因为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乃是家族构架中的基础，家族或宗族势力的消长，反映了对家庭控制的强和弱，所以有关家族。宗族史的论著，总不免要涉及家庭问题。鉴于目前评述家族。宗族史研究成果的文章已有不少，此次我们只介绍有关家庭史的论著，至于中间可能出现的交叉，那是因为被介绍的论著，内容中互有关连的缘故。

（一）通论性著述

在80年代重开家庭。家族史研究的热潮中，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推出了王玉波的《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正如有人在评议该书时所说：“作者从家长制家庭这一重要社会历史现象人手，全而论述了家长制家庭的早期形态，社会功能，家长制家庭的类型和形式，以及封建礼制在中国几千年文明步途中演进的轨迹，提出了许多启人思考的观点”（徐枫《评〈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中国史研究》1993年1期）。在书中，作者认为秦汉以后，封建家长制家庭结构模式的特征是：父权至上，父与子构成家庭的核心和主体，以及封建宗法等级格局中的尊卑。贵贱。长幼。亲琉，决定著家庭中人际往来。关于社会职能，主要体现为“奉先思孝”。“子孙昌炽”上，另外也包括了生产。分配。消费职能，以及其它方面的职能。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出版于1992年（人民出版社），也是一本上迄原始社会末期。下至近现代的通论性专著，讨论的对象是家族制度。但如前面所述，因为家族和家庭相互关连，所以也有相当笔墨是谈家庭的，如原始家庭的发生。发展，个体婚姻形态下个体家庭的产生，战国。而汉时期血缘关系的松弛和个体小家庭的普遍化，北魏到唐的世家大家庭，宋以后的大家庭及其形态结构等等。另如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跃生《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亦都多少不等地涉及到家庭形式。组织。功能。结构，以及国家与家庭，国家的家庭政策等内容。

在论文方面，杨?业摹都彝セ橐鍪仿运怠罚ā毒┦Ψ洞笱аПā?982年1期）等论文，从民族学的角度，阐述了对家庭、婚姻发生。发展的看法，并就一度支配我国学术烦域的摩尔根五种家庭形态说提出质疑。王跃生《中国传统社会的维系与离析》（《社会学研究》1993年 期）认为，家庭的“维系”与“离析”，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作用于家庭形态的两种基本力量，不同时期彼此互有强弱，然从其总趋势来看，大家庭的数量在减少，小家庭则愈来愈占据主导位置。

（二）断代性论著

（1）先秦两汉。李玉洁、黄有汉《论仰韶文化的家庭形态》（《先秦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一文，对有人所持6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反映的是母系对偶家庭。4千年前的龙山文化代表了父系家庭这一说法，表示升议。作者认为，就文化遗址来看，两者无本质差别，反映的都是个体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家庭形态，是一夫一妻的个体小家庭。徐中舒《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1期）中认为，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即一夫一妻制家庭，早在远古时代一至迟到夏代就已经出现了。古代男子的从妇居，待生子长大，然后挈其妇子鼓舞同归的习惯下，因而构成几个最基本的亲属称谓——舅、姑。勇、甥与父、子关系的转化，就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标志。勇甥两字并加男字偏旁，表示是从男子的称谓而赋予新义。祝瑞开《我国一夫一妻制度家庭的形成》（《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6期），讨论了从夏商周到秦家庭形态的发展过程，大体夏商周三代贵族实行的一夫正妻下的嫔妃媵妾制，虽具有一夫一妻制某些特征，实际是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周代的士是一夫一妻制，但亦有拥有妾媵的，庶人则处于对偶婚残存形态，以后逐步变化，直至秦统一，一夫一妻制家庭才在农民中广泛确立，成为婚姻基本格局。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历史研究》1988年6期），也确认秦是个体小家庭定型化时期。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阎爱民《两汉家庭成员的内部关系及特点》（《历史教学》1990年3期）和马新《秦汉时代家内人际关系的变化》（《山东大学学报》1993年3期），讨论的是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两文都认为秦及两汉家庭人际关系是相对平等、独立、自由的，家庭成员个性强，束缚较小。马文还认为到了东汉，由于社会历史变化，夫妻关系已日益不平等，父子和兄弟之间，父亲具有绝对权威，兄长的地位高于弟弟。喻永长《西汉家庭结构和规模初探》（《社会学研究》1992年1期）认为，西汉时的家庭多属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喻文也认为西汉小型家庭结构下的家庭成员关系比较平等独立，内部的“分力”大于“合力”。这种小型家庭结构，对当时的社会制度等各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巩固了中央集权政治，繁荣了封建经济，保证了国家的税源和兵源。彭年《秦汉“同居”考辨》（《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6期），从法律的角度论述了家庭各成员的地位，父母妻子属于“同居”的范围，没有分居的兄弟、兄弟子亦属“同居”之列，但同在一户之内的奴婢却不得归于“同居”，叫做“户赀”，性质与蓄养的牛马相等列。

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1990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就周代家庭形态进

行讨论的专著。

（2）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文有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3期），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2期），刘振华《试论六朝家庭伦常观念的演变》（《学术界》1994年1期）等，集中讨论了家庭规模、结构和家庭伦常问题。关于家庭结构，冻文指出，汉代以来一般百姓5口之家的小家庭居多，到了十六国北朝，在坞堡组织的督护制下，人们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实行大家庭制，这与东晋南朝的父子兄弟分居升财，形成某种反差，找其缘故，除历史、自然地理因素外，亦有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关系。南北方的家庭规模结构的差异，至隋代基本消失。赵文把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结构的特点归结为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之所以如此，政治上是门阀士族制的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严重，以及受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级制的影响；经济方面与自然经济结构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影响亦不无关系。至家庭伦常，葛文探讨的是东晋南朝情况，由于门阀势力盛行，使名教重心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关系转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关系上，而且这种风气已超出上流家庭家族的范围，流行于整个社会。刘文从六朝时期家庭关系的演变谈到家庭伦常的变化。当时正处于从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向分而治之的小家庭的演变过程中，于是强化孝道便成为时代的需要了。

唐长孺《读〈颜氏家训、后娶篇〉论南北朝嫡庶身份的差别》（《历史研究》1994年1期），主要谈社会对嫡与庶的看法，但也牵涉到家庭内部成员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嫡庶之别的传统礼俗在东汉时已经出现，直到魏晋之际，庶生子的身份待遇并未显著受到歧视。永嘉之乱后，北朝轻视庶子之风变本加厉，以至有庶生子“不预入流”，不录家籍，不被举养等超出一般嫡庶贵贱之分的常规。

隋唐五代时期有关家庭史的文章不算大多。值得一提的有傅衣凌《晚唐五代义儿考》（《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史学增刊），魏承恩《唐代家庭结构初采》（《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2期），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3期，1991年）等。义儿即养子，是通过人工方法扩大、补强拟制亲族关系的一种手段，同时把下层优秀人才选拔到社会上层来，从侧面冲击了传统的门阀制度。文章认为畜养义儿的历史可追溯到中唐时代的义儿使军，与私兵制有根大关系，另如宦官制度亦对义儿的盛行有相当影响。晚唐五代的义儿制，直到明清仍未泯灭。刘永华利用敦煌文书，考察了中唐的变迁情况。他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导致家庭功能外移，促使社邑的出现和增多。

（3）宋辽金元。邢铁在《宋代的家产遗瞩继承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6期）一文中指出，用遗嘱方式决定家庭财产继承的习俗，由来已久，宋代成为定制，被广泛使用。作者认为，远瞩继产方式主要不是财产私有权强化所致，而是家庭观念的影响，体现的是家长对家庭门户和家人的终极关怀。唐代剑《试论宋代大家庭的社会职能》（《社会科学》1993年7期），对宋代官府大力提倡旌表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提出看法，确认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庭是贯彻封建专制的楷模，组织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培养封建人才的基地，调和阶级矛盾的场所。发表于《浙江学刊》（1993年1期）上的杨志刚《司马氏家仪和朱子家礼》，对用来作为家庭处事准则的宋代两部家训作了探索。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转型时期的文化产物，很有典型性。

对辽金时期的家庭研究，有孟古托力的《契丹族家庭探讨》（《学习与探索》1994年4期）。他认为契丹家庭以核心家庭居多，然后是直系家庭，复合家庭很少。家庭成员地位及关系随著社会的不断变动而不断变化，反映了转型时期的契丹族社会状况。韩世明《辽金时期女真家庭形态研究》（《史学集刊》1993年2期），就女真家庭的发展变化、类型划分、组织结构等等，作了探索。

（4）明清时期。在我们介绍的这一时期家庭史研究中，郑振满《明清福建宗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和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宗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两书值得一提。它们虽然都只谈福建，而且重点放在家族组织上，但也有关于家庭方面的内容。两书凭依的资料除一般文献书籍外，均采用了碑刻、民间文书和田野调查材料，郑书中有一个题目是“家庭结构及其周期性变化”，对家庭结构作了动态性分析。作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分家析产制的盛行，可能导致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从福建来看，明初的家庭结构比较简单，父子兄弟别籍升财的现象相当普遍。明中叶后，由于户籍制度的变质及赋役制度的改革，大家庭的发展趋于稳定，并表现为收养义子之风的盛行。清代大家庭更有普遍的发展，不过一般只能维持三四代。至于家庭结构的演变规律，是沿著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的周期而变动。成长的极限不同，演变的周期亦不一致。笔者还对有人所说只有着重孝弟伦理及拥有大量田地的极少数仕宦人家，才能实现毕世同居大家庭的观点提出质疑，因为在福建，也存在一些资产微薄的大家庭。陈支平在论述家庭的裂变时说：一方面，以夫妻为基本单位的个体小家庭犹如细胞似地不断繁殖裂变；另一方面，在平均析产制原则和家族观念影响下，家庭过继、抱养、顾香火等继承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小家庭经济的充分发展。与此同时，家庭的公有经济却在裂变中不断壮大，造成家族与家庭财产界限的混淆不清，从而削弱了家庭私有经济的发展，对福建社会与经济的进步都很不利。

唐力行采用家谱资料，适当加以量化，对明清时期皖南徽州地区的家庭结构作了抽样分析，大体核心家庭占65.1%，主干单核心家庭占21.7% 主干双核心家庭占13.2%。核心家庭占有主导的位置，主干家庭为次。家庭——宗族结构表现为大宗族小家庭的形式。此外，作者还考察了商业发展对家庭裂变的影响，家产和族产。儒家伦理与维系家庭——家族的关系，以及明清徽州社会的家庭结构与同期西欧、中欧家庭结构的升同等问题（《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家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1期）。许檀考察了清代山东的家庭规模和结构。作者认为，就山东全省而论，嘉庆年问户平均人口为6.91人，道光中叶5.87人，宣统年间又降为5.49人。从清中期至清末，山东的平均户规模在6口上下。至于年龄结构，五六口之家的大小口比例为3:2-4:2。作者还根据宁海州（牟平县）绅士王梦泉写的《咸丰十一年九月被难大小男子妇女节义纪实》一文的资料，对所载197户1354人的户口纪录作了个案分析：核心家庭占35.53%，直系家庭占29.44%，联合家庭32.99%，有严重缺损的家庭占2.03%。家庭规模（经修正），1-3口占20.16%，4-6口占44.86%，7-8口占16.46%，9-10口占11.11%，11 口以上占7.41%（《清代山东的家庭规模与结构》，《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4期）。赵世瑜以读史札记的形式，谈了对明清时期家庭家长制权威的看法。他说：在明清时期，无论是两代同居的核心家庭，或是数代同堂的大家庭，甚至在家族共同体中，男性家长具有最高的权威，这不仅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类戒条的约束的结果，男性家长本身负有春育家口的责任，生活来源要靠他维持，这也是重要原因（《冰山解冻的第一滴水——明清时期家庭与社会中的男女两性》，《清史研究》1995年4期）。

清代按社会形态，分为前段和后段，后段属于近代史时期，不过作为一个朝代，仍有其整体不可分的一面，故仍适当加以介绍。讨论清代后期家庭和婚姻形态的有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其中涉及家庭内容的有：家庭的成立（婚姻条件及择偶标准、婚姻礼俗、离婚、纳妾等），家庭结构及其关系（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生产功能、教善功能、生活功能）。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也论述了婚姻和家庭结构。姜涛认为：清代沿袭前代传统，仍以复合家庭为主导形式，这并不是说复合家庭占了压倒多数，而是说它是清代家庭发展的最高阶段和主要价值取向，从家庭规模来看，仍只是5口左右。这是因为若干新立门户的家庭往往只有夫妻2人或至多1-2个子女，而“一夫挟五口”的生产力水平的制的，很可能是造成每户平均5口人左右的根本原因所在。行龙在《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也认为，中国历史上5口之家占绝对优势，大家庭并不占优势，他还考察了自乾隆晚期后清代家庭规模的发展趋势是在由大变小，其原因与家庭社会功能缩小，封建家庭制内部固有矛盾日趋尖锐、封建宗族关系遭到破坏有关。

最后顺便提一下有关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史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也颇不少，有的已结合各朝代作了介绍，另外还有一些像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严汝娴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的婚姻和家庭》（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等，都各有特色。这些著述虽然重点不在谈史，然与史学仍关系密切。

三、回顾与瞻望

上面，我们对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婚姻。家庭史的情况，作了择要介绍。通过介绍，可以看到，特别自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的进展是很快的。首先，发表的论著数量激增，平均每年在十数写至数十篇，参加讨论的不仅有年老学者，更多的还是中青年学者，说明它已把很多人的研究兴趣吸引过来了。其次，论文的触及面也相当广泛。在时代断限上，从史前时期起直至近代，差不多都有文章。涉及的范围，以婚姻史为例，由一般的婚橙、婚俗到婚姻形态、婚姻目的、婚姻观念、婚姻结构、婚姻政策，以及各阶级、阶层通婚状况，民族联姻，婚姻关系中夫妻地位变化等等，都有人研究，而且既有横向的面的论述，也有作纵向的史的考释。第三，拥现了一些资料丰富，颇有见地的著述，如陈鹏《中国婚姻史稿》、王玉波《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等。另如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郑振满《明清福建家庭组织与社会变迢》、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在有关家庭婚姻方面，各都提出一些有意义的看法。至于论文，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我认为这十多年来，研究的成果是丰硕的，基础是扎实的，同时也为今后更好地开展研究作了有力的铺垫工作。

但是，当我们回顾过去成绩时，还应看到它的不足，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比谈成绩更为重要。

一、研究的点和面尚不平衡。从时代来看，上古先秦时期的成果不少，奴晋南北朝的讨论也很热闹，可有像晚唐五代却十分沉寂。相对说来，明消时期亦与其拥有丰富的资料而显得很不相称。再从研究的问题考察，一些文章常常集中于几个热点讨论，如早期家庭形态，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婚姻，清朝的皇族通婚等。一般说来，热点问题往往反映了这个时期、这个集团或阶层有关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突出点，容易激发人们的兴趣。可无论如何，婚姻史和家庭史包括了很多方面，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如果说在开头，讨论热点对推动研究可起放动作用，接下来便应一层一层不断地向外披展，填补缺门，寻找新的热点，使人不断有新鲜感，这样才能把研究引向更深更广。另外，对比婚姻史，家庭史的成果相对较少，同时却有不少文章的题目和内容颇多重复雷同，这也是一种不平衡。

二、应该更多地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当前，各学科问的相互交叉、渗透，已成了发展的潮流，史学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同样存在借鉴吸收的问题，特别像婚姻、家庭史一类的题目，本来就关连到很多学科，比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伦理学，都把它列为研究的对象，另外与法学。医学等学科也有关系。所以应更有条件夫吸收、去借鉴。在国外，利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成果研究婚姻家庭史，已是非常普遍。我们的有些学者也尽力在这么做，在前面列举的文章中，有关婚姻形态、家庭绪构的内容，它们的划分标准，包容内涵，就得益于民族学和社会学。再比如有人考察结婚率、初婚年龄，这无疑是受到人口统计学的放示。总的说来，这样文章的比例还较小，传统题目、传统手法的文章占有多数，说明步子跨得还不大。不

断吸取其它学科的营养，把它用到婚姻家庭史研究中，更新角度，披大视野，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三、讲求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这与第二个题目实际上互相连通的。其实各学科问的借鉴吸收，就包含了方法论方面的借鉴和吸收。传统的史学方法，是通过对史科的搜集、考订、排比来说明需要说明的问题，这个基本功，也是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其它学科，比如社会学等等，也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这些虽不能都搬用于史学，但有的方面，象研究婚姻家庭史，就可参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分类法，定量、定性数据统计分析法，以及某些田野调查的问卷设计等等。借鉴吸引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丰富自身学科的研究内容，这在婚姻家庭史研究中是不可忽视的。

原生家庭论文篇(7)

【关键词】 家庭形式； 两性关系； 婚姻制度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family and sexual relations

――study on family and sexual relation in Engles’ book《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ZHOU Haoli, LI Peiling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30 China

【Abstract】The production of consumption goods, production goods and population is the main contents of social life, and controls the regime in which people live. Right upon this historic materialistic principle, Engles made the convincing analysis on family and sexual relations. Sexual relation appears earlier than family. Family, the social form of sexual relations, goes through several development phases after its appearance. In the age of socialism, one-husband-one-wife system progresses to a higher development stage with fundamental changes occurring to marriage base and standard of choosing spouse, etc.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s in the past century have proved the correctness of the basic opinions in Engles’ work. These viewpoints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s are still of significance to our present research on marriage, family and sexual relations.

【Key words】 family relation; sexual relation; marriage system

恩格斯说：家庭史的研究是从1861年，即巴霍芬的《母权论》出版的那一年开始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首次提出了家庭史的略图”[1]。但只有到1884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部划时代的著作问世，才为家庭史的研究奠定了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

1 科学的方法论

“家庭――摩尔根说，――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2]。家庭（两性关系的社会形式）是如何发展变化的，恩格斯在《起源》一书第一版序言中天才地提出了“两种生产”的理论，为科学地研究家庭形式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恩格斯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恩格斯的这个论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人们的衣、食、住等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为此所必需的生产工具的生产，以及与人们的两性关系相联系的人口生产，构成了人们直接生活的基本内容。所谓“直接生活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它们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或社会生活的三个方面，可以归结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其中人口生产乃是统一的社会生产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这种生产，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而人的生产的社会形式――家庭的发展阶段则决定于物质资料生产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恩格斯正是根据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家庭（及两性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科学的令人信服的分析。

有男女始有社会，有社会就有男女，社会不可能只有男或只有女。有男女则必有男女的结合及其结合的方式。在人类早期男女性关系是杂乱的，只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有男女结合的社会形式――家庭。就是说，男女两性之性关系早于家庭出现。家庭出现之后，又有一个发展过程，相继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家庭。家庭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

在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人们把一夫一妻制家庭看作是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家庭形态。摩尔根经过数十年的研究，阐明了两性关系的社会形式――家庭的发展过程，指出，家庭的发展“原是经历了几个顺序相继的发展阶段才臻于成熟的”[3]。他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两性关系及其社会形式――家庭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

2 家庭出现以前的两性关系

摩尔根在追溯家庭的历史时，得出结论：在人类早远时代存在过一种原始状态，部落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关系，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在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之间均存在两媾关系，对此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这种两性关系形式完全是由生产力发展程度决定的，因为在从动物到人类的过渡时期中，人类为了能够生存，就必须“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己能力的不足”。而在两性关系上的任何排他性都必然要削弱这种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只有杂乱的关系才能适应当时生活条件的客观需要。对于这种原始状态的两性关系，在我国古代的史书中早有记载。《吕氏春秋・恃君篇》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共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郭沫若先生说，摩尔根“这种学说在我们中国应该是并不稀奇，并不是那样使人惊骇的”[4]。陈顾远在《中国婚姻史》中也承认这种现象。他说：“顾生民之初，男女虽有性的结合，实基于人类保存种之自然法则所致，尚不得以夫妻名，亦不得以婚姻论。此种两性关系之表现，与其称为社会现象，无宁称为自然现象也”[5]。就是说，人们之间虽有两性关系，但尚不存在婚姻家庭关系。当时的学术界“否认人类性生活的这个初期阶段，已成时髦了。人们想使人类免去这一‘耻辱’”。恩格斯针对这些观点指出：“如果戴着妓院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那便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理解”。同时，恩格斯从多方面对原始状态的两性关系进行了科学论证。

3 家庭的四种历史形式

在论述了原始状态的两性关系之后，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概述了家庭发展的四种历史形式，即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

血缘家庭――群婚制的最初阶段。这种婚制排除了不同辈数的人们之间的结合，但同辈者皆为夫妇。恩格斯说：“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姐妹，正因为如此，也互为夫妻”。马克思说：“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这是合乎道德的”。

普那路亚家庭――族外群婚，乃家庭发展史上的第二阶段。这种婚制排除了兄妹之间的结合，采取一氏族的妇女与另一氏族的男子结为夫妇的形式。

对偶家庭――这是从群婚制向个体婚制过渡时期的婚姻形式。它虽然是一男一女结合，但家庭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夫妻关系是松散的，经常变异的。

一夫一妻制家庭――随着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和私有制的出现，人类婚制进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夫一妻阶段，这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这种一夫一妻制并不是严格的，它被恩格斯称为以通奸和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

摩尔根研究家庭史之所以是唯物主义的，一是他从亲属制度的大量材料出发；二是以经济的发展来划分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代。摩尔根科学地确定了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而使其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允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恩格斯说，摩尔根的这一科学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的意义一样”。

4 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内部冲突

一夫一妻是家庭发展的高级阶段，据此，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单婚制的基础是两性间的情爱。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实际的。恩格斯在对家庭形式的历史变化进行了全面考察之后，对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起源及其实质形成了如下的重要思想。

4.1 起 源

一夫一妻制家庭“决不是个人的结果，它同个人决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一夫一妻制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对偶制的家庭，已经由一男一女所组成，只是由于生产力落后，一对男女尚不足以成立单独的家庭，便由若干对偶家庭组成了母系大家庭公社。随着财富的增加，一方面男子在家庭公社中占有了牲畜和奴隶这样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这就必须废除母权制，而随着财产的继承，私有制的出现，它也就被废除了。从而人类由对偶婚制进入一夫一妻制。“母权制的被，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一夫一妻制的确立，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了淫欲和生育的简单工具了。

4.2 女性的被奴役

一夫一妻制的确立，财产继承制度的改变，使女性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恩格斯在回顾他研究家庭历史的轨迹时说，他和马克思在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现在可以补充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它又开辟了一个与奴隶制与财产私有并存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奴役而实现的”。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奥古斯特・倍倍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妇女是最先做奴隶的人类。她说：“被压迫是妇女和工人的共同的命运。……但妇女有一件事却先于工人，就是她们是最先做奴隶的人类，在男的奴隶未曾存在之前，妇女已经是奴隶了。一切社会的从属和压迫是起因于被压迫的经济的从属。妇女已久处这种从属的地位。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给我们的教训”[6]。

4.3 杂婚制与个体婚制并存

随着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家庭内部所固有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旧时关系的相对自由，决没有随着对偶婚制甚至一夫一妻制的胜利而消失。正如摩尔根所说：“旧的婚姻制度，虽然由于普那路亚集团的逐渐消亡而缩小到更加狭小的范围内，但仍在围绕着正在向前发展的家庭，并且伴随着它直到文明时代的最初期……这种新的杂婚形式在文明时代仍然伴随着人类，就象一个阴影一般罩在家庭上面”。

恩格斯解释道：“摩尔根所说的杂婚制，是指与个体婚制并存的男子和未婚妇女在婚姻之外发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大家知道，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盛行于整个文明时代，而且日益变为公开的了“。而这种新的杂婚制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它直接起源于群婚制。不过妇女所作的这种献身，以前是为了从群婚向对偶婚的过渡，现在却日益为金钱所支配。而在有些民族中，这种杂婚制起源于允许姑娘们在结婚以前有性的自由，因此也是群婚的残余。随着财产不均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与奴隶劳动并存出现了雇佣劳动；与此同时就出现了与强制女隶献身于男子的现象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

4.4 通奸现象的必然性

既然在男子方面实行着杂婚制，因此，一夫一妻制内部的第二个矛盾――通奸也必然发展起来。因为“同靠杂婚制取乐的丈夫并存的还有一个被遗弃的妻子。正如吃了半个苹果以后就再不能有一个整个苹果一样，没有矛盾的另一面，就不可能有矛盾的这一面”。随着个体婚制，出现了两种经常性的、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经常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男子获得了对妇女的胜利，但桂冠是由失败者宽宏大量地给胜利者加上的。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终不能根除的通奸，已成为与个体婚制和杂婚制并存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了。子女是否确凿无疑地出生自一定的父亲，象从前一样，至多只能依据道德的信念；所以，为了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拿破仑法典》第313条规定：“凡在结婚以后怀胎的婴儿，以该夫为父”。个体婚制三千年来存在的最后结果，便是如此。不过，一夫一妻家庭内部的矛盾，既然是由私有制引起的，因而它也必然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而变化。私有制被消灭，以个人为基础的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将会得到普遍的发展。

5 社会主义的一夫一妻制家庭

原来的一夫一妻制是由经济原因而产生的，那么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消失呢？恩格斯说：“可以不无理由地回答，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到那时它才能十足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将要消失，而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我国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家庭利益和社会利益从根本上达到了一致，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按劳分配原则，因此在婚姻基础、择偶标准等两性关系上发生了根本变化。

5.1 关于婚姻基础

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普遍确立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我国城乡居民基本上摆脱了旧式婚姻的沉重枷锁，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以为基础的婚姻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说：“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因素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地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爱慕以外，就不再有别的动机了”。据调查，在城市中绝大部分人持婚姻应当自主或基本自主的观点，在实际婚姻关系中婚姻完全自主或基本自主的占80%以上。当然婚姻自主与婚姻以为基础，不会是等同的，真正达到恩格斯所说的现代程度的恐怕只占较少的比例（恩格斯说，现代的根本不同于单纯的和古代的爱：①它要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②并且常常达到极为强烈和持久的程度；③对于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即是否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

不过，要使个人普遍地成为婚姻的基础，只靠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不够的，还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人们思想文化条件的改善。要使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这样对婚育后果的担心就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而今天基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无力做到这一点。加之，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又“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在各个家庭之间、家庭各成员之间的收入还有不同，各家庭的人口数量不同，因而富裕程度也有差别。这样，就不能不影响人们在选择配偶时的经济考虑。同时，社会主义社会刚从旧社会中脱胎出来，旧的婚姻、家庭观念不可能立即消失。因而，人们在选择配偶时对经济利益及其他派生因素的考虑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把爱情当商品，或者出现形形的买卖婚姻，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农村，婚姻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直接牵涉到当事人双方家庭的经济利益，产生合法子嗣以继承财产仍有必要，因而，旧式婚姻的原则仍然是神圣的。

5.2 关于离婚

社会主义的一夫一妻制，不仅要求结婚自由，而且允许离婚自由，这是由社会主义的婚姻基础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的一夫一妻制“会非常肯定地失掉它因起源于财产关系而被烙上的特征，这些特征就是：第一，男子的统治，第二，婚姻的不可离异性”。因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在经济上统治的简单后果，随着经济上统治的消失，婚姻上的统治也会自然地随之消失。而婚姻的不可离异性，部分地是一夫一妻制所赖以产生的经济状况的结果，部分地是宗教、习俗加以夸大的那个时代留下的传统。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不可离异性虽然已经遭受到严重打击，但人们还不能不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恩格斯说：“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

这种完全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理想的、符合人类本性的，但在现实社会中却很难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在社会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在儿童、老人已由社会抚养的条件下，男女双方除爱情外，一切都不必考虑，因此，爱则结合，不爱则离异是十分自然的，符合道德的。但在现实社会条件下，正如结婚需要考虑经济条件一样，离婚也要考虑经济上的责任与义务，如保护儿童、保护妇女、赡养老人等。据调查，主张在男女双方不再相爱时应立即分离的较少，多数主张加以调解，继续维持婚姻关系。主张只要单方面提出离婚就应当准予离婚的人数更少。

5.3 关于未来的家庭形式

恩格斯对家庭形式的历史发展作了科学的分析，同时也对未来社会的家庭形式作了原则性的阐述。他指出，只有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即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个人所有制”实现以后，只有在消灭财产私有制制度从而把今日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之后，真正的人的道德才能成为可能。到那个时代，两性关系的形式将是怎样的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那时对于性关系的评价将产生一种新的道德标准，即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那时，旧的一夫一妻制的两个主要特征――男子的统治和婚姻的不可离异性――将归于消亡，代之而起的将是基于爱情的结合或离异。

未来的家庭形式将体现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人的解放的原则，任何符合人的本性的变更是进步的，而任何压抑人的本性的制度、习俗、伦理道德则是反动的。倍倍尔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结婚这件事是无须经什么法律干涉的私人的契约。与别的感情和食物一样，设若男女二人不愿再继续结婚生活，社会主义的道德就要求他们分离。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下还继续结婚生活是不自然的，同时也是不道德的。“满足性的冲动也和满足其他自然冲动同样，是个人的私事。既不必对他人负责，也绝对无第三者插足的余地。我要怎样喝、怎样吃乃至怎样穿衣睡觉，都是我的私事，和异性的交际也是同样”[7]。

社会学家沙尔・费涅克在《家族进化论》一书中，转引格斯德的话说，在未来社会“家庭将成为不必要的，它将在空间里缩减为母亲和小孩的地位，在时间里缩减为哺乳的时间。另一方面，建筑在爱情上面的男女两性关系，将象两同性之间的关系那样自由、变异和复杂”[8]。

在未来社会，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那时，自由的性关系已经在经济上成为可能。“这会不会成为更自由的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舆论对于处女荣誉及女性耻辱的更加宽容的态度逐渐产生的原因呢？”当代人不可能具体描绘未来社会家庭的具体形式，但是它的发展趋向应当是更加符合人的本性，更加自由，而不受任何经济的、道德的因素的压抑。摩尔根说过，“如果一夫一妻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那就不能事先预言，它的后继者将具有什么性质了”。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Ⅳ）[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4.

2 3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381、492.

4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3.

5 陈顾远.中国婚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1.

6 7 [德]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4、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