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简述公民社会视域中的公共管理

[论文关键词]公共管理；公民社会　公共治理　合作管理

[论文摘要]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具有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并以其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扮演着政治民主的捍卫者、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共服务的提升者、公共价值的维护者、社会稳定的支持者的多种重要角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多元化的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极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其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这种基于伙伴关系多元管理主体参与的公共管理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在这种公共管理网络中政府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

一、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尽管这三种称谓有着大致相同的指涉对象，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彼此理念的不同。如果我们从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们依次铺就了管理模式由统治、到治理的演进之路。在公私没有区分、国家体系内部缺乏合理分工的专制社会时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实，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负责国家政务的推行，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现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行政与政治相分离的现代社会，其功能是按照代议制民主体制、非人格的法律体系、官僚制组织原则以及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统揽社会公共事务，以实现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则出现在公民社会自治能力与要求不断扩展、市场机制不断成熟与市场力量不断壮大、政府独揽公共事务的“不可治理性”危机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样性，适应了当今时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性”与“管理性”的有机统一，无论在合法性还是在社会资源方面，都为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开辟了新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壮大等原因，治理理论出现并发展起来。公共治理逐渐成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渐成为了公共管理的新内涵，同时，它也使公共管理进入了区别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时代。

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的双重身份与多重角色

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是公共权力向社会的一种回归。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有赖于公民社会的自愿合作和其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而且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优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公民社会与政府一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以它那种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性正好弥补了政府的种种不足和有限性，从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公民社会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政府的权力运行，从而可以起到对政府更有效的监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健康有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好的认可，这些组织以共同目标和信念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增强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对象，公民社会在参与管理的同时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从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对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渐至最优。其次，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又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为政府增强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过程也是公民社会完善的过程，公民社会的完善又可以促进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终是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以其特有的双重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价值诉求与功能表达影响着公共管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会是政治民主的捍卫者。公民社会的自主发展能有效的分割和制衡国家的权力，从而能有效的遏制公共权力的专断倾向；公民社会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样的表达形式和途径，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通畅，从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与生命力；此外，公民社会对培育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强化民主的社会基础从而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

第二，公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民社会是一个以契约、法制、自由、平等、竞争为价值准则的社会，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此外，公民社会中的工会、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可以起到规范行业行为、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会是公共服务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样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并不能为社会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务。而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公民社会因其具有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征和其“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非营利”特性以及其服务社会、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使之恰好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限和不足，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委托承包、志愿服务、自助服务等方式和途径，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却符合大众需求的公共服务，从而使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会是公共价值的维护者。与其他领域一样，公共生活领域同样存在着对善的追求。公共生活领域的善就是公共价值，它包括公民对公共生活的态度、责任与义务，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与修养。公共管理的核心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福祉，这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公民社会是公共管理的对象，它同时又是公共管理的主体构成之一，公民社会的精神与价值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公民社会所倡导的诸如参与、友爱、信任、互惠、宽容、合作、平等、公正、开放、多元等价值理念，对于维拼良好的公共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支持者。公民社会能够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结构。通过这一中介结构，它可以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提供表达途径，同时又可以对他们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通过这一结构，它还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宽松的活动空间，满足他们多样性的愿望要求，同时这一中介结构还起到了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可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缓冲器”和“调节器”。

三、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管理

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社会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应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关系，通过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实施管理。具体来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认识。

第一，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政府并非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除此之外，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公民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在介于市场经济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资源参与管理共同关切的社会事务，在某些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甚至比政府拥有更大的优势。公共管理主体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营部门，可以是第三部门，还可以是三者多种形式的合作。这正如著名的治理理论研究者斯托克指出的那样；“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第二，公共管理的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责任边界的模糊性表现为许多民营部门向传统公共领域的进军，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区分已不像以前那样明显。在市场和公共部门之间被称之为“社会经济”的领域中，涌现了所谓非营利组织、志愿团体、社区企业、合作社、社区互助组织等大量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伴随着这些公民社会组织能够满足多方需要，解决社会问题而无需运用政府资源和权威的优势日益显现以及传统上由政府执掌的部分公共管理权向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转移，传统上法律和制度规定由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责任便呈现出交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来承担的趋势。

第三，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依赖关系，因为这些公共管理主体“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性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电们必须相互依赖，进行谈判和交易，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各自的目的。正是由于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这种权力依赖的关系，所以公共管理的过程便呈现为一种互动的过程。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各个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

第四，公共管理是多元化公共管理主体基于伙伴关系进行的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及其相互间的权力依赖与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其中的协商、谈判和交易机制，最终必然会推动公共管理向自治自主的网络化发展。在这种网络化公共管理系统中，参与公共管理的各方主体为了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帮助而必须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对于社会组织和个人来说放弃的是部分经济自主权，对于政府而言放弃的是部分行政强制权。这些公共管理主体依靠自己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以增进理解，树立共同的目标并相互信任，建立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合作关系以减少机会主义，相互鼓励并共同承担风险，最终建立一种公共事务的管理联合体。这种网络化公共管理的特征不再是监督，而是自主合作；不再是集权，而是权力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同时分散；不再是追求一致和普遍性，而是追求多元化和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利益。

第五，公共管理主体中的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中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在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中，虽然政府不具有最高的绝对权威，但是它却承担着建立指导社会组织行为主体的大方向和行为准则的重任，它被视为“同辈中的长者”，特别是在那些基础性工作中，政府仍然是公共管理领域最重要的行为主体。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论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

摘　要：政府绩效评估是一种以结果为本的控制，是一种服务和顾客至上的管理机制。西方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经验很值得借鉴。

关键词：公共管理；政府绩效评估；问题；政策建议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为了协调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开始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深化改革政府绩效评估为主要内容，大大缓和了长期以来存在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西方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经验很值得借鉴，可为正处于市场经济上升期的中国政府创新提供一点新思路。

一、西方新公共管理下政府绩效评估的主要特点

一般说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估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开始的绩效审计；二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大规模发展阶段；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规范深化阶段。[1]如果把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政府绩效评估按照新公共管理体制和旧公共行政分类，笔者认为，可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绩效评估看作是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时期。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撒切尔夫人的重视以及连续三届执政，使英国成为时间最长、运用最广、技术上最成熟的“评估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任命雷纳斯爵士为效率顾问，并在首相办公室成立效率小组，主要任务是对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运作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和评审，并拟定提高效率的具体方案和措施，这就是著名的“雷纳斯评审”。雷纳斯效率评估分析小组的改革方案，以及执行机构对工作结果承担责任，执行结构内部奉行以结果为本，而不是以规则为本等改革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政府绩效评估在英国的开展。也正是因为绩效评估在英国的应用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使得绩效评估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借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美国社会而言，严重的财政赤字在事实上开始践踏美国政治；政府绩效赤字使公众对政府有效的、有回应力的和高质量的供给服务的能力丧失信心。为了解决国家的这两个赤字问题，美国把绩效管理与评估视为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能否取得成功，能否再造出有效的政府责任机制的决定性条件。基于此，美国先后推出了《国家绩效评估》（1993年）、《戈尔报告》和《1993年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等政府绩效评估措施的纲领性报告。

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下的绩效评估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可以总结出这一时期的绩效评估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一）政府绩效评估是一种以结果为本的控制。[2]传统公共行政由于其官僚制特征，评估多注重过程和规则，而且很少衡量结果，也就很少取得效果。政府绩效评估作为改革与完善公共部门内部管理的措施，体现了放松规制和市场化的改革取向，是一种以结果为本的控制。[1]英国从1986年开始，对各部门的服务质量和客观社会效果开始重视。如1983年在总计721个指标中，效益性和服务质量评估指标分别是7个和15个；到1989年，在2327个指标中，分别是556个和110个，大大提高了效益和服务质量方面的评估比重，效益指标排第一。1993年美国《国家绩效评估》把政府绩效界定为政府官员对结果负责，而不仅仅是对过程负责；其目的在于把公务员从繁文缛节和过度规则中解脱出来，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使他们对结果负责，而不再仅仅对规则负责。

因此，政府绩效评估以结果为本，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公共责任机制：既要放松具体的规则，又要谋求结果的实现；既要增强公务员的自主性，又要保证公务员对顾客（民众）负责；既要提高效率，又要保证效能。

（二）政府绩效评估是一种服务和顾客至上的管理机制。[2]新公共管理由于其市场化的取向，从而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绩效评估直接指向政府应具有的职能决定了政府绩效评估的必然有重新塑造政府角色和界定其职能的功能。新公共管理强调以市场和顾客为导向，这就促成了政府绩效评估以顾客即公众满意为标准，体现了服务和顾客至上的市场化管理理念。因此政府绩效评估强调必须以顾客即公众为中心，以公众的需要为导向。为此，倾听公众的声音，按照顾客的要求提供服务，让公众作出选择的有效方法在实践中得以实行。“回应性国家”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在丹麦等国家开始流行起来。

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设立顾客服务标准》的第12862号行政命令，责令联邦政府部门制定顾客服务标准，要求政府部门为顾客提供选择公共服务的资源和选择服务供给的手段。1994年美国国家绩效评论专门出版了《顾客至上：为美国人民服务的标准》。因此，政府绩效评估为改善政府公共部门与公众的关系、加强公众对政府信任、实现“更有回应性、更有责任心和更富有效率”的政府改革目标提供了具体措施。

（三）绩效评估的主体多元化。在评估过程中有公民和服务对象的广泛参与，同时由单纯的政府机关内部的评估发展到社会机构进行评估，美国民间机构锡拉旧兹大学坎贝尔研究所自1998年以来与美国《政府管理》杂志合作，每年对各州或者市的政府绩效进行评估，并评估报告，引起了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一些州政府在对其部门年终业绩进行评估时，也往往请专门的社会评估机构进行参与。另外，不管是民间机构或是政府机构评估时，都将公众满意度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终极标准。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质量和顾客满意度指标在评估指标体系中大幅度增长，加拿大等国家还进行大范围的政府顾客满意度调查，将提升公众的满意度作为政府绩效的目标。

（四）政府绩效评估正逐步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特点和趋势。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绩效评估成为政府机构的法定要求。1993年7月美国颁布的《政府绩效和结果法》规定，“每个机构应提交年度绩效规划和报告”，财政预算与政府绩效挂构；英国1997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也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实行最佳绩效评价制度，各部门每年都要进行绩效评估工作，要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及固定的程序；日本也于2002年出台了《政府政策评价法》。另一方面，建立和健全了绩效评估机构。比如，英国的审计办公室负责中央政府机构的绩效评估，审计委员会负责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管理与预算局审批各部的年度绩效计划，总审计署自主选择项目或活动，独立对政府机构进行绩效评估，并向国会和公众公布评估结果。政府绩效评估规范化，主要表现在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规范化、程序规范化和评估结果利用的规范化。

政府绩效评估科学化，主要表现在评估技术不断成熟，信息技术、量化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针对不同部门采用不同的评估方式和方法。

二、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现状及改革建议

我国对于公务员层面的绩效评估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公务员考绩也已趋向普遍化、经常化、规范化。但对于政府层面的绩效评估则还处在初始阶段。政府官员也由于对政绩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偏差，认为既然“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那么政府领导干部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做出“着得见、说得上、摸得着”的成绩，比如各种经济指标的改善、修了多长的路等，便是理所当然的事。就当前来说，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还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

1.政府绩效评估尚不规范。研究我国目前的政府绩效评估，可以看到，政府绩效评估大多是在延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绩效评估，搞形象、装点门面、玩弄数字。

从评估内容到评估程序等，都不规范，随意性很强。

2.评估主体的确定不合理。政府绩效评估由谁来做，直接影响到政府绩效评估的客观性、准确性、权威性。长期的封建文化，使得大多数人相信，只要“包青天”出面，一切包“太平”。这种“人治”的观念也长期以来被政府官员所接受，因为接受这个观念对他们有好处。因此，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上级政府要考察下级政府的政绩，就会派一位“专员”下去，这样会导致政府自己对自己进行绩效评估，因此地方政府的工作导向变成了为满足“专员”满意而不是公众满意。下级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千方百计取悦“专员”，而不是用为人民作多少事情作为自己的成绩。自然地，评估中出现不正之风也就在所难免了。

3.政府绩效评估的导向不正确。翻政府绩效评估本应是通过评估发现存在的不足，以提高管理水平，而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却是作为消极防御的手段。这样一来，只要某一方面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政府才会采取诸如大检查、专项调查、大评比等方式谋求改正，而对某些隐忧却没有积极地看待处理。

4.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不科学，政府绩效评估尚未形成制度。[2]尚未建立和健全遵循国际惯例、适合中国特殊国情（包括评估原则、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模型、评估依据、评估技术与方法、评估程序等在内）的完整有序并切实可行的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体系，政府绩效评估还停留在原始手工业水平上，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评估的方法多在定性方面，较少采用定量方法，导致评估结果不够科学，评估自然就不准确。而导致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不科学的最主要原因是尚未建立有效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我国对政府绩效评估，既没有明确的制度要求，也没有建立健全专门的评估机构，政绩评估尚处于自发半自发状态，要不要评估、怎样评估完全是看形式，拍脑袋行事。

此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我国的绩效评估不公开、不透明，具有封闭性，缺乏媒体监督，往往会给人神秘感。

因此，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绩效评估理论框架、指标体系、操作程序及技术方法，实现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已经成为我国公共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笔者认为，完善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改变政府行政管理理念，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政府。不能把政府绩效评估简单地看作是评价政府成绩的工具，而应该是在新的行政管理理念即新公共管理理念支配下的一套科学的管理系统。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是市场和顾客即公众导向，因此，在我国市场经济逐渐发展的今天，政府行政管理的理念应是强化绩效意识，强调以结果为本，以达到顾客即公众的满意为目的。

2.应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这套指标应把握三个方面：一是指标设计应把握“4E”即经济（Ee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Effectiveness）及公平（Equity）。指标应尽量体现这四个方面的要求；二是指标设计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准则；既要考核已经表现出来的成绩，又要考核潜力绩效，以体现公平。三是指标设计不能盲目地借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案例，应注意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上升期，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另外，我国地区间差别较大，指标设计不可能大一统，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绩效指标设计也要体现不同的特点。

3.政府绩效评估主体的多元化。英国公务员绩效评估，有专门的评估领导机构组织实施，中央政府实行内设管理机构的模式，与地方政府实行不同的领导模式。

英国实施这两种绩效评估制度的实践证明：制度规定要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力，必须有得力的领导机构去组织实施，否则制度所规定的内容就会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期目的。同样对于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体系。包括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内部评估是指政府自身的评估，主要包括政府机关的自我评估和专门评估两部分，外部评估指政府机关以外的评估主体的评估，包括政党评估、国家权力机关和社会评估。

4.通过实践经验来推进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绩效评估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是绩效评估的内在要求，也是绩效评估的规范化要求。在当前的情况下，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绩效评估制度，以加强政府绩效评估的效率和持续化，为政府提高绩效提供保证。

建立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有助于更新行政管理理念。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省市陆续开展了目标管理、目标考核的工作，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改革开放的深化，有些地方政府探索新的行政管理模式的热情很高，结合本地实际，大胆引进国外先进的绩效管理和绩效评估的理论和方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有的是单项措施，很有力度，[1]如很多地方的万人评议政府活动。有些地方全面展开，将绩效评估作为一种政府管理模式贯彻到全年的工作中去，年头定目标，年中进行检查监控，年终进行全面评估比较，并公开评估结果，对各单位各部门进行量化打分比较等。这些做法，理念新，方法系统全面，科学性强，在实践中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要认真总结各地的经验，按照科学的发展观的要求，及时出台统一的政策规定，指导全国全面开展政府绩效评估工作，推进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关于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及其启示

[论文关键词]新加坡；公共管理理念；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摘要]新加坡在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亚洲现代化水平领先的国家，这与其独特的政府公共管理理念是分不开的。以“外包”理念建设高效政府，以“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以“人才立国”理念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以“亲民”理念服务于人民等，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也给目前正在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以有益启示：一是要树立“外包”理念，提高行政效能；二是要树立“人才强国”理念，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三是要树立“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四是要树立“亲民”理念，努力改善民生。

自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坚持把政治管制与经济自由相结合，把共同理想与多元文化相结合，把一党独大与争取民众相结合，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大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树立了现代都市发展的典范。在2009年世界经济体竞争力排名中，新加坡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笔者认为，新加坡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与其独特的政府公共管理理念是分不开的，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一、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

新加坡经济属于高度发达且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政府不仅廉洁、高效、勤政、务实，而且创建了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前来投资。几十年来，新加坡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以民生为本，服务人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公共管理理念。

(一)以“外包”理念建设高效政府

新加坡政府素以高效著称。在人民行动党看来，新加坡要持续发展必须依靠“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为建设高效政府，新加坡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引进了“外包”理念。“外包”理念是从企业的经营管理延伸到政府的工作中来的。欧美等国的企业家常把费时、费力、费资本的工作外包给别的企业、别的国家去做，自己只保留创意、设计等最核心的部分。新加坡政府把这一理念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之中，政府通过整合资源，将非核心的工作采取合同外包的方式交给社会中介组织，让政府充分“瘦身”。如汽车违章的处罚、离境退税的审核等这些原本属于政府的职能都通过招标而“外包”。从实践效果来看，政府“外包”部分职能不仅没有影响政府的信誉和形象，而且提高了运作效益，有效地杜绝了这些领域中腐败现象的产生。

(二)以“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

新加坡营商环境开放且清廉。2009年，《福布斯》杂志发表营商环境排名报告，新加坡被评为表现最佳的亚太经济体，全球排名第四。良好的营商环境得益于政府树立的“亲商理念”。“亲商理念”是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核心。该理念认为，政府并非真正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只有当政府成功地提供了一个适应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并使企业取得比其他地区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时，政府的作用才能得到体现。‘‘亲商理念”把政府—企业—公民三者统一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通过发展经济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竞争力，也就是政府创造环境，市场创造财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亲商”理念的指导下，政府充分发挥自身的调控、服务、管理等职能，创造各种有利的投资条件吸引外资。比如，大力完善基础设施，使新加坡交通发达、通讯便利、水电供应充足、金融服务与银行系统完善可靠；拨出廉价工业土地，协助厂家建厂房；提供低息贷款，给予外资以国民待遇；等等。新加坡也是世界上对企业干预最少的国家之一，政府完全“放飞”企业，让企业自由地“单飞”，使企业有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经济环境的优化吸引了大量的海外客户到新加坡投资，与此同时，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协助本地企业向海外发展，拓展海外市场，有力地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的发展。

(三)以“人才立国”理念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新加坡吸引外资的有利因素之一就是人才荟萃。李光耀曾指出：“新加坡所实行的是人才主义制度。”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善用人才、吸引人才是其“人才立国”战略的重要内容。首先，是人才就尽力去用。新加坡政府建立了重用人才的制度，主张善用人才、不浪费人才、不践踏人才，让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为国效力。李光耀认为，“只要有五位真正肯做事的领导者，十年岁月里，就可能建造出新的国家”。“假如新加坡被平庸与投机主义者所控制，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大力推行精英治国方略，把精英选拔到国家最重要的领导岗位，保证国家机器高效率运转。其次，是人才就尽力去培养。政府拨出巨款投资教育，改革教育制度；通过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为政府和社会培养大量优秀人才；注重各类企业职工的在职培训，注重培养本地的科技实业精英。再次，是人才就尽力去挖。李光耀曾提出“与私人部门争夺人才”的战略，大幅度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以“高薪抢贤”，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到政府部门工作。政府还成立了国际人力资源小组，专门负责吸引外国高科技人才到新加坡来工作。

(四)以“亲民”理念服务于人民

人民行动党成功的根源不在于其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而在于其树立了“以民为本，心系群众，关怀草根”的“亲民”理念。为了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服务于人民”的措施，比较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实行议员接待日制度。人民行动党在全国设立了数十个选区，由国会议员“划片包干”，所有本党议员每周必须安排两个晚上的时间用于走访本选区选民和接待上访群众，处理各种事务，为民服务，即使政府部长、副总理和总理也不例外。

二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多种政策来“防止形成一个下层社会”。比如，把收入较低的人分散到各个选区居住，让他们得到更多的接受帮助的机会；政府实行教育援助政策，使低收入阶层的子女能够通过接受教育摆脱贫困。此外，在基层社区还有“社区基金”和“人民协会”等非营利性福利机构，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各种帮助。

三是建立了成熟的社区管理模式。新加坡政府通过对社区组织的物质支持和行为引导，把握社区活动的方向。在新加坡，社区内主要有三个组织，即居顾委、社管委和居委会。居顾委主要负责社区内的公共福利，根据社区内居民的要求与政府沟通，维护居民权益；社管委负责社区中心运行并制定从计算机培训到幼儿体育活动的一系列计划；居委会主要负责治安、环卫工作，组织本小区内的活动。三者各司其职，共同管理社区。

二、借鉴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借鉴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独特理念，转变政府职能，构建高效与有限责任政府，提高行政效能，优化经济环境，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一)树立“外包”理念，提高行政效能

新加坡的“外包理念”告诉我们，政府必须从一些领域抽身而退，不能既“掌舵”又“划桨”，而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向“掌舵”，为“划桨”做好服务工作。因此，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大部门体制”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设置政府机构，可把非核心的工作“外包”给社会中介组织，让政府充分“瘦身”，提高行政效能。

首先，要大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政府要“瘦身”，必须放权于社会和企业，把属于企业的职能还给企业，属于社会的职能还给社会，属于中介组织的职能还给中介，从而实现管理的高效。目前我国的中介组织发育明显不足，运作不规范、不成熟。政府要因势利导，积极扶植和培育行业协会、商会、环境保护组织、咨询机构、慈善团体等社会中介组织，规范其运作，发挥其在各个领域的重要作用。

其次，要完善电子政务，打造透明政府。建立透明政府，把政府变成“玻璃缸里的金鱼”，除了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外，还要大力实践“电子政务”，切实推行“政府上网”工程，将“市民提申请、政府来审批”的模式转变为“市民有需求、政府来服务”的模式。推行电子政务有助于增加执政透明度、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加强廉政建设，可为政府与公众、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回应带来一场革命。

(二)树立“人才强国”理念，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人才是第一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我们必须树立“人才强国”理念，重视智力投入，完善引进人才的体制机制，以人力资源开发提升行政效能。一要努力做到“用人唯贤”。要从传统的人事行政向重视人力资源管理转变，做到人尽其才，不受条条框框的制约，给人才以充分发展的空间。二要加大培育人才的力度。新加坡重视员工培训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从当前来看，我国应改革教育制度，注重培养高科技人才、各领域的专业人才。在干部教育培训上，要创新方式方法及内容，进行境外培训和异地教学，提高培训质量，大量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三是引进外来智力资源。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咨询委员会和经济检讨委员会，请一些国内外专家为政府出谋划策。我们也可聘请一些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担任咨询委员，听取他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见，提高政府工作的国际化水平。

(三)树立“亲商”理念，优化经济环境

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市场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政府应转变传统的管制思维，树立“亲商”理念，建立亲商服务体系。在“亲商”理念的指导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不干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只担负维护市场秩序、优化经济环境之类的职责，让企业自由“飞翔”。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资金。为了吸引外来企业落户，需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如建立畅通便利的交通网络和发达的通讯系统，健全金融服务与银行系统，建立电子商务和物流平台，搞好征地拆迁工作，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等，让外来企业引得进、留得住。

二是大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在新加坡，公民只要花极少的钱，就可以注册公司，政府所担负的是服务和监管职责，而不是审批职能。与新加坡相比，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效率低下、存在寻租行为等。我们可借鉴新加坡政府的一站式服务模式，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形成高效的服务体系。一站式服务中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作为政府的直属机构具有充分的授权，企业和公民办事只需到一站式服务中心的一个窗口就可把所有事项办完，既提高了办事效率，又可防止腐败的滋生，大大优化了投资环境。

三是建立社会服务承诺制度，强化政府服务职能。要建立社会服务承诺制度，规范政府行为，严格整治乱收费行为，使收费透明、公开、合法；相关部门在执行对企业的管理服务职能时，不得推诿扯皮，不得敷衍塞责；在接受企业的申请、咨询及办理正常审批手续时要做到速度快、服务好、效率高，给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树立“亲民”理念，为民服务，改善民生

现代国家的一切公共管理都是以公民的生存与发展为基点的，政府公共税收的绝大部分用在社会建设上。在我国现阶段，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居民住房、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人群众的生活仍然比较困难，为此，政府要以“亲民”理念为出发点，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将和谐社会建设落实到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去。要强化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以商品房为主体、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为补充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加强以基层为重点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使民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另外，近年来，我国因城市拆迁、物业纠纷等造成的社区冲突不断增多。我国可借鉴新加坡的经验，着手建立政府管理和社区自治相结合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积极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引导居民广泛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提高社区自我管理水平。政府还应重视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加强政府与居民、企业之间的有效沟通，在征地、拆迁等方面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大力建设和谐社区。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新公共管理”与完善我国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

[摘　要]“新公共管理”给西方税务机构改革带来的变化为我国加强税务机构内部管理提供了经验。借鉴发达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改善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的经验，完善我国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可从组织机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三方面着手。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税务机构；内部管理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崛起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以及人们日益对公共部门管理现状的不满，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运动。这场主张运用市场机制和借鉴私人部门管理经验提升政府绩效的改革运动，被理论界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运动首先发端于英国，以撒切尔夫人上台为标志，随后波及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加拿大、荷兰、法国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加入了这一改革大潮。这一运动缘于对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滞胀”困境以及西方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期间官僚制政府管理模式弊端丛生的反思，是西方行政管理从规制主义向市场主义的再次回归。新公共管理运动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的特征，主张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管理，打破政府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垄断；更多地注重管理的结果，而不是只专注于过程，重视政府绩效的考核；把公众视为顾客，将顾客的满意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

二、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与税务部门的内部管理改革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给税务部门的内部管理改革提供了压力和动力。

经济全球化要求税务机构进行改革。全球化使得各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国际竞争舞台中，与诸多外国公司同台竞争，显然此时企业面对着比以往更大的压力，为此它们就要以市场需求和客户为导向，不断调整组织管理和人事管理决策，达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竞争力的目的。同时，企业界发生的剧烈变革对公共部门的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政府的角色是确立国家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竞争“受到劳动力的健康、教育和训练、税收管理的效率和鼓励小企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大多数国家中，这些都是由公共服务提供的。因此，全球化问题为改革行政机构提供了压力和动力。

信息技术的变革也对政府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信息技术使等级制度本身产生变化，日新月异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使得信息无需通过传统介质与以等级制度为特征的组织机构存储和传送。大量的中间管理层次就可以裁减，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就可以变“扁”变“瘦”。

三、发达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改善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的做法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给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的实践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政府把税务局看作工商企业，并从它促使纳税人的自愿遵从的角度来对其进行绩效评估。税务局的角色也从执行税法、给纳税人提供最少的服务和强制纳税人缴纳税款的征收机构转变为把纳税人视为顾客、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的服务机构。其目标是为所有纳税人提供优质纳税服务，促进广大的诚实纳税人自愿缴纳税款。为了实现制定的目标，西方各国大致从组织机构设置、人力资源管理和绩效评估机制几个角度改革完善税务组织机构管理。

美国国税局在1998年实施了重组与改革法案，其新使命被描述为“通过帮助纳税人了解和实现它们的纳税义务，并通过使税法公平适用于所有纳税人，以此来为美国纳税人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以此为导向，美国国税局在组织形式、人力资源管理和绩效评估机制上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组织形式上，国税局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在私营部门中广泛应用的组织——面向顾客需求的组织，在这里，税务机构的顾客是纳税人。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国税局同时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主要单位数目，以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对顾客的培训和服务。在绩效评估方面，美国国税局建立了一套平衡评价体系来对国税局内部各级组织及其员工进行评估。这套绩效平衡评价系统包括组织绩效评价、员工绩效评价、顾客满意度评价、员工满意度评价、部门成果衡量等一系列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系统为实现三大战略目标，即向每一个纳税人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向全体纳税人提供最好的服务和向税务员工提供高质量工作环境，在把国税局全体员工区分为战略管理层、操作层、一般员工层三个层次的基础上，分别设计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估。

新加坡国家收入局提出的目标是“税务管理在国际上要居于领先地位，由受到良好培训的、专心工作的税务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加坡国家收入局从1992年开始改革进程，将部门式的收入管理改为独立的收入局。独立的收入局有利于提高税务管理的灵活性，并能雇佣到高技术的职员。同时，新加坡国家收入局大胆改革，从没有完整性的以税收为基础的组织结构，改为以功能为基础的一站式纳税人服务的组织结构。这一新结构使每个功能部门都能满足经济指标，并减少以税收为基础的原有机构中存在的功能重复问题。新加坡国会通过法律，允许国家收入局按照企业化经营方式承包税收任务，并同意在承包费内，税务人员的薪酬待遇按照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来确定。

韩国国家税收服务局保证以1999年9月1日作为一个新起点，开始为纳税人提供公平、透明的税务管理服务。为此采用功能导向型管理制度进行根本性机构改革，并实施高效、公平的税务管理；从外部评价国家税收服务局的绩效等措施。

新公共管理给西方税务机构改革带来的变化，是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缩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加强税务机构内部管理提供了经验。归纳起来有三点：（1）引入企业经营管理思想，注重结果、激励和绩效评估；（2）把纳税人视为顾客；（3）以顾客满意度作为衡量绩效的标准。

四、新公共管理对完善我国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的启示

我国目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在加入了WTO后，我国的经济更深入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中。因此，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作为政府公共部门的税务机构，很有必要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成果，特别是各国税务机构管理的经验，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我国的税务机构的内部管理，达到更好地提升为纳税人服务的质量，提高纳税人自觉遵从税法的程度的目的。具体有三点启示。

（一）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构建扁平化组织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税务组织的扁平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传统的税务机构体系纵向结构是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层级制结构，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税务机构；横向结构则是下一级比照上一级，基本对称。这种制度纵向层次过多，横向部门安排不灵活，既容易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又会影响整个行政管理的运转，从而降低了行政效率。税务部门信息化程度的发展，税务管理网络信息系统的建立，减少了对组织管理层次的过分依赖。所谓组织机构扁平化，就是通过减少行政管理层次，裁减冗余人员，从而建立起一种管理层次少、管理幅度大的组织机构。这种结构行政层次减少，管理幅度增宽，组织成员积极性较高；组织内信息畅通，不易失真，决策执行时间短；管理成本降低，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而在征管模式中所强调的“集中征收”、“一级稽查”均体现这一扁平化发展要求。

（二）设计税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人力资源管理是税务机构内部管理的一个重要支柱。根据注重结果、灵活性和激励的原则，结合国家公务员制度，税务机构要在员工招聘、工资、培训、晋升和解聘等方面设计强有力的税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提高税务人员素质和积极性，使税务人员的行为与税务机构的战略目标统一协调起来。

（三）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指标体系，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建设

绩效评估机制的设计要以税务机构的战略目标为基础。具体可分为组织绩效评估和个人绩效评估两套机制。组织绩效评估机制要设计定量指标，在内部评估的基础上引人外部力量评估机制，例如建立纳税服务绩效评估体系，把纳税人满意程度作为衡量服务绩效的重要标准，并且组织的绩效应同该组织层次的部门负责人的绩效考核挂钩。个人评估机制不宜采用定量指标，应在实现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结合的基础上，由直接上司和部门负责人来评估下属的绩效。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面向信息时代的美国公共管理——私营化与管理伦理

内容提要：私营化是当前美国公共行政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与此同时，快速蔓延的信息技术也给公共管理带来诸多压力。本文正是探索这一大背景中的管理伦理问题。私营化浪潮与网络浪潮几乎同时发生，因此有必要思考公共管理中的基本价值。通过美国的案例和有关学者的评论，作者力图回答两个问题：一、两大浪潮怎样挑战公共管理伦理？二、当前的公共管理者日益陷入私营化与信息时代的迷雾，以往的伦理原则与价值对他们是否有效？

关键词：公共管理、私营化、管理伦理、信息时代、美国

公共部门私营化在今日美国已是风起云涌。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政府都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与责任。"为创造一个运作更有效，花费更少的政府"（create a government that works better and costs less，这是美国副总统戈尔的《 国家绩效检讨报告》中的著名标题。），在可能并可行的地方，城市、县、州和联邦政府都已开始与私营组织--不管是营利的还是非营利的--建立新的关系。在一些领域，政府可以完全卸下公共服务的沉重包袱??原先这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而在另一些领域，政府与私营企业通过订立合同共同对公共服务负责成为首选的改革措施。

私营化浪潮--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与信息化浪潮几乎同时席卷发达国家。二十一世纪的曙光已现，美国乃至全球范围的人们都在购买个人电脑，光盘（CD ROMs），争相上网。互联网、万维网、浏览器、搜索引擎、电子邮件、列表服务、聊天室以及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等已成为日常词汇。今天的工作场所--无论是中央控制室、专业办公室还是家庭--都日益高科技化，信息化。

未来是如此明显，连原本对我们十分有意义的公共与私营的历史区分好象也不再有效，而且当人们进入网络空间被扭曲的时空时，过去与现在的差别一样没有意义。然而目前显现的私营与公共、过去与现在的虚拟界限怎样构成对管理伦理的挑战？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虚拟管理伦理（virtual managerial ethics）的时代？今天的公共管理者，在日益高科技化、信息化的工作环境中，正伸开双臂拥抱私营化，那么以往通行的道德原则、伦理价值还能不能指引他们适应新的时代？未来是不是意味着一些不可见，却是不祥的可能？

私营化与公共管理的道德伦理

我们首先来看私营化如何改变公共管理者的道德面貌。

公共管理伦理部分扎根于二十世纪初席卷全美的进步改革运动（Progressive Reform Movemen），充斥市政府、法院甚至各州首府的丑闻、腐败以及无节制的贪欲迫使改革运动树立一套新的道德准则，它以效率、责任、美德、政党中立（或称无党派，non-partisanship）及公共服务为内容。随着政府模式从市长-议会式向议会-市政经理式的推进，行政格局从分赃体制向公众服务系统的转换，以及政党中立和大规模选举的实现，新的伦理价值观逐步走向制度化。而1914年市政经理联合会（the City Managers Association）及1939年美国公共行政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等专业化组织的成立则在精神上坚定地支持并践行着新的伦理准则。也许政府私营化带来的伦理困境唤起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道德关怀。新世纪已揭开序幕，许多人认为，我们可能给太多美好的事物束缚了手脚(Thompson 1993)，也就是说，原本进步的改革运动连同官僚制度的繁文缛节创造了一个运作低效、成本高昂的政府。

1992年，奥斯本（Osborne）和盖伯勒（Gabler）响亮地提出了"改革政府"的口号，其回应空前热烈。改革者支持私营化并号召公共管理者以企业家精神带领政府进入二十一世纪，但他们很少提及私营化与企业精神对管理伦理的影响。十分遗憾，我们无法从《改革政府》一书的目录中找到丝毫与道德有关的内容。也许奥斯本、盖伯勒及其追随者会说他们只是让管理者在法律框架内尝试不同的管理，而并没有让他们从事非法活动，因而也就不必关心道德的问题。

私营化改革能否把伦理道德减少到最低标准？如果它并非不合法，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可行？如果可行，会不会必然出现道德的低地？

因此我们有必要看一看私营化与企业精神对管理伦理的可能影响。

腐败与公共利益

乔治·弗里德瑞克森（H. George Frederickson）在其著作《公共行政之精神》（The Spiri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7:194）中斩钉截铁地断言，私营化运动不会有成功的前景，在贪欲、腐败刚刚得到遏制，政府行政能力受到人们倡扬之时，这一运动很可能又将退回到原来的状况。他提醒道，我们总是在"为贿赂与欺诈创造一个诱人的环境"。难道已没人记得美国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1969－1973）是为何辞职的吗？弗里德瑞克森的抨击坚定不移（1997:18）："越来越多持私营化观念的人被任命到政府职位上，从而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采取企业模式，我们又将面对可恶的腐败与种种不道德的行为。"

琳达·德莱恩（Linda deLeon）对私营化、企业化公共管理及道德的看法较为乐观。虽然她承认，成功的私营企业家一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自负、自私、我行我素、旺盛的支配欲以及不择手段--如果在公共部门中得不到合理约束与督察，可能会危及公共领域的道德基础。不过她(1996:496)说："就其最佳状态而言，公共管理企业化是道德的。"自我服务、追求利润、精打细算的公共企业家们如果取得成功，一定能够把握机会，合理调配资源，开拓创新。当然两者相抵，道德环境不容乐观。尽管如此，德莱恩依旧相信，道德的企业化管理是有可能的，并且会得到公共组织的鼓励。

我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私营化、政府再造和企业化经营威胁到政府管理的伦理道德，甚至又使腐败与不道德行为沉渣泛起？理论推导也许是困难的。科恩（Cohen）和埃米科（Eimicke）在调查了企业化公共管理的三个案例--加州橙县财政破产案（the Orange County financial bankruptcy case）、加州维萨利亚宾馆合作项目（the hotel partnership project in Visalia California）、印第安纳波利斯废水处理厂私营化项目（ the privatization of Indianapolis' wastewater treatement plants）--之后提供了某种证据(1996)。

加州橙县案的进展对伦理以及合法性问题提出了突如其来的挑战。该县财务主管罗伯特·西特罗恩（ Robert Citron）为获得巨额的财政增益，用当地的共享基金（pooled funds）进行投资，不想利率陡然上升。随之暴露的财政危机迫使这位财务主管弃职而去，给该县留下破产的残局。维萨利亚宾馆合作案无论成功抑或失败对道德问题的冲击更大。该市动用闲置的城市财产（city owned property）与瑞迪逊连锁宾馆集团（the Radisson hotel chain）合作建造并经营宾馆，使纳税人的钱承受很大的风险，最后的结果是城市被迫收购宾馆，承担债务。

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对斯蒂芬·格德史密斯（Stephen Goldsmith）市长的行动经常津津乐道，早在1990年初，他便在四十多个公共服务领域实施私营化改造，城市废水处理厂便是其中之一。虽然这个厂一直是有效率的，市政当局还是决定把该项服务外包出去。结果当地的供水公司以51%的股份与一家法国工厂赢得了合同并取得了重要的财政贷款。在考察这三个案例的基础上，科恩和埃米科归纳了如下结论，公共管理私营化能够在道德上成立，但是小心谨慎和胜任私营化的资格问题必须严肃对待。

对美国中部某州的一个都会县与当地商贸促进会（The chamber of commerce）开展合作的道德质疑在理查德·K·高尔（Richard K. Ghere，1996）看来是非常关键的。为繁荣旅游业，吸引会议产业（convention business），该县制定了一套吸引外地投资的经济发展战略。占有当地税收3%的旅馆床位税被用来实施这一战略。根据协议，由商贸促进会提供与该战略相关的服务。不用说，商贸促进会的官员对这项安排非常之满意，自然成为干劲十足的合作者--不过这种干劲也许太足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违规事件屡屡发生：能拿到非竞争性授权的商人是因为与促进会的官员有着家族联系，开支报告、围绕会议而进行的商务活动经常弄虚作假，促进会为县领导人支付打高尔夫、外出赴宴甚至出境旅游的费用。高尔没有为我们提供商贸促进会向县政府渗透的更多具体细节，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那就是高层合作在培育道德风气方面所作甚少。这一案例提示，公共官员原本遵循的道德行为在公共职能私营化的今天已失去往日的功效。无疑，合同是诱导转变的媒介。

总之，私营化运动构成对公共官员，包括管理者的道德挑战。也许弗里德瑞克森的观点(1997:171)是值得称道的："政府正沿着私营化方向前进，对此我们无须心存介蒂，但对政府伦理的关注应同时提升。"

信息时代公共管理者面临的伦理挑战

为获取和沟通信息而 "上网"引发了一系列挑战，地方、州、联邦各级的大量部门拥有".gov"或".org"的域名。全美市/县管理联合会(ICMA)1995年对地方辖区的调查显示，虽然54.4%的辖区还没有上网(n=580)，但毕竟已有近半数（45.6%）在互联网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Moulder and Huffman, 1995)。今天，无数美国的市、县、州行驶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如果这项调新开展，拥有域名的政府数量必定大得令人吃惊。

技术的使用可能对公共部门的社会生活或集团生活造成影响，网络专业技术不但给管理者带来麻烦，而且在理解与改善不合需要，甚至有时是不道德的技术影响方面同样是苍白的。一项电子邮件对公司内部生活负面影响的最新调查显示，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工作环境越来越缺乏个性化--一是技术本身（因为无须面对面的交往，社会关系变得公开化），二是因为用户或雇员为避免不期而遇的社会事务所做的有意识选择(Markus, 1994:119)。不过信息技术对工作环境的社会影响不仅仅只是负面的，雇员能够而且已经作出选择，决定和谁或不和谁联系。事实上，努力提升组织伦理氛围的管理者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周围，尤其在组织行动的基本知识方面已受到特殊挑战??不管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

组织上网对管理者的挑战表现在如何对与互联网相关的操作和行为进行定义、管理和监督。对于以下操作，如游览万维网网站，下载、收搜索黄色信息，从事营利的性广告与性服务，传播政治言论，张帖或下载有攻击性的涉及种族和性的内容，收集或兜售各种机会，冒名传播电子信息等等，公共组织及其管理者应尽快出台令人满意的互联网使用政策，全力预防相似事件的大规模扩散。

与此同时，管理者越来越意识到，互联网已成为建设责任政府和创新政府的重要途径，因而必须积极地创造环境，极大地鼓励雇员利用数据库和万维网这些信息宝库开展工作。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在互联网的合理使用和滥用之间找寻平衡点，也许是最关键的伦理问题。

在雇员上网，使用Internet之外，伦理与合法性挑战还来自于政府行为。在线政府及其领导人应发扬并努力提高民主的理念与实践--在保护敏感信息的同时，保障公民获得公共信息。一方面要公布关于犯罪率与艾滋病的统计数据，另一方面要让公众能够获得受害人的姓名与住址。同样的问题是，当县资产评估办公室建立了包含资产价值与地址的查询数据库后，公共服务能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它会不会给罪犯运用同样的科技手段找到作案对象提供方便？

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是紧巴巴的，这为公共服务私营化创造了土壤，它们在政府主页上出售广告空间，或把商业产品作为市县政府的公共产品，这些做法是否道德，又是否合法？互联网的商业化已成定局，而在政府商业化的道路上美国政府能够并应该走多远？私营化是不是商业化的另一种形式呢？

最后，公共官员、市民及他们相互之间的电子沟通问题也值得注意。公民与官员之间的信息传递原来使用传真，现在则以电子邮件取而代之。而沟通路径一旦换在政府官员之间，情况则大不相同了。电子化方式的信息浪潮是不是有效地把政府暴露在阳光之下？公共管理者在使用电脑，把重要信息发送给他的同事和上级之前，有没有做到小心谨慎与踏实勤奋。

伦理进程的徘徊与困惑

私营化的迷雾和信息时代扭曲的时空观困扰着今日的公共管理者，本文一开始便提出以往的伦理价值和道德原则在今天还是否管用的问题。也许上文试着作了回答，但不确定性无疑仍存在。

诚实、正直、仁慈和尊严这些负责任的道德方式过去长期地与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私营化浪潮与信息时代到来之际的今天，它们依然是有效的。不过传统的伦理价值是否充分，回答则很可能是否定的。采取一种更适合二十一世纪现实的伦理观十分必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公共管理企业化与信息时代的现实是不该被忽视的。当然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在局部的和全球的工作环境中职员的行动究竟由什么推动。更进一步还应认识到，当个人成为道德主体因而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时，他很可能生活在一个远为活跃与复杂的社会组织环境中。

对于想在迷雾中乘风破浪的公共管理者来说，前面的路在何方？最迫切的问题也许恰恰是思考与实践组织伦理。管理者应该时时刻刻问自己："在组织中培育一种道德环境，我能够并且应该做什么？"根据特定的案例确立相应的伦理准则当然是一种方法，但这远远不够，另一种更可靠的方法是雇用诚实的员工。当然，说来容易做来难。40年前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话至今仍余音绕耳："良好道德环境中的诚实之人是政府道德问题的最终答案。"

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又如何判断你在这方面进展成功？回答后者相对容易一些。一个好的道德环境，应该有更高水平的尊重、信任，组织成员之间拥有良好的公开沟通，在这里，公正、平等、同情和关怀能得到最大的倡扬。最终，这些优良品质能超越工作空间而散布到整个社会之中。

管理者如何在他们的组织中培育一个优良的道德环境？一些建议已经提了出来（例如增加交谈的机会），但真正建立并维持组织道德所需做的自然会更多。至少管理者应尽力把道德自觉注入其组织并以此塑造与其他组织（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的关系。他们还要采取步骤开发与执行伦理原则，提供道德培训，建立道德投诉机制或在年终绩效评估中增加伦理的条款。这些措施无论是单独的还是综合的，都可以"作为组织发展的伦理道德"来看待 (Zajac 1997) 。

总而言之，公共官员（选任的也好，非选任的也好）遇到越益复杂的道德挑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对于经历了200多年的民主实践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美国政府来说，任何这方面的失误都将有损于公众对其的信心与信任。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试论“顾客让渡价值”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管理 顾客让渡价值 公众满意

[论文摘要】政府公共管理的内涵在于其管理的公共性、服务性和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性。从市场营销学的角度出发，政府可以通过提高“顾客让渡价值”，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及服务，以此满足公众需求，最终实现公众满意的目标。

一、政府公共管理的本质

胡德认为:“公共管理即‘国家的艺术’，能够松散地被定义为如何设计和管理公共服务的问题，以及政府行政部门的细微工作”。公共管理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在于它的公共性、管理的服务性和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性。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包括两层内涵:利益取向的公共性和公共的参与性。首先，公共管理的主体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它所代表的是公共的利益。其次，公共管理的职能在于增进社会公平、公正分配社会利益，公共管理者应该体现“公益人”的角色，代表公平正义等规范性的价值追求。另外，公共性还体现为公共管理活动运行的多向度，即公共管理不仅是公共组织行使管理，同时也需要公众及社会其它组织的参与和互动。

“服务性”作为公共管理的另一本质特征，首先来源于管理活动的服务性。政府的各种活动，无论是协商还是强制，都是为实现政府目标，即为完成公民赋予的使命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其次，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的公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公众直接或间接的授权，它是公民权力的特殊转化形式。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为公众和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组织，其职能主要是满足公众需要和实现公共利益。因此，政府公共管理必须为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服务、为广大公众的公共利益服务。服务是政府的政府的首要职能，也是公共管理运行的中心要义。

从公共管理的本质出发，作为代表公共利益的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理应通过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及服务来满足公众需求、提高公众满意度，同时，还应该通过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来达到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

二、市场营销理念中的“顾客让渡价值”

市场营销理念认为，企业要与消费者形成良性互动，通过充分了解顾客需求和意见，不断改进包括生产、经营和售后等一系列营销活动，最大程度地满足顾客需求、提高顾客满意程度。

顾客让渡价值，是指整体顾客价值与整体顾客成本之间的差额部分。整体顾客价值是顾客从给定产品和期望得到的全部利益，包括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整体顾客成本则是顾客在购买商品和服务过程中所耗费的货币、时间、体力和精神成本。(如图1)

要提高顾客满意度，为顾客提供更多“让渡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可以通过改进产品、服务、人员与形象，提高产品的总价值，以及改善服务与渠道系统，减少顾客购买产品的时间l精神与体力的耗费，从而降低货币和非货币成本。、

三、“顾客让渡价值”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积极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政府管理朝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不断完善和提高。如前所述，政府公共管理应该体现其“公共性”、‘服务性”和“合作共治性”的本质特征，因此，借鉴营销学中的“顾客让渡价值”，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应该把了解和回应公众需求作为未来公共管理发展的导向，通过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最终实现不断提高公众满意度的目标。

1.改革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为公众提供选择公共服务的机会，提高公共产品及服务价值。在我国，传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理念将政府看作公共服务供给的天然和唯一的主体，政府作为全能型政府负责一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形成了政府垄断的局面，造成效率低下、资源不能合理配置等一系列问题。长此以往，我国政府将会出现机构膨胀和预算规模扩大的趋势，同时，缺乏竞争机制的公共管理还会造成服务成本上升、政府对公众需求反应迟钝等问题。基于我国市场不够成熟、市场运作仍不够完善和第三部门发展起步晚、力量还较弱小的国情考虑，现阶段对于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机制改革，可以通过寻求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的适度参与、打破政府独家垄断的格局，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供给为主、其他供给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供给体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和第三部门的不断发展壮大，政府就可以逐渐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中解放出来，形成公办部门、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中为公众提供不同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公众不同层次需求的良好局面。

2，保证政府公共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升政府公共部门人员和形象价值。质量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政府也应该对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统一规范的质量管理、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提升政府公共部门人员和形象价值。

结合我国实情，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可通过建立服务承诺制度和建立公民满意度评价机制两方面来保证政府公共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升政府公共部门人员和形象价值。建立服务承诺制度就是用政策法规的形式，将政府公共部门服务的内容、标准、程序、时限、责任等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监督，以实现提高公共产品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的目的;二是建立包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申述处理标准等在内的公民满意度评价机制，以公民的满意度作为政府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绩效考评的最最终评价标准。

3.加强政府公共部门与公众的沟通互动，缩短满足公众合理需求的回应时间。政府与公众良好的沟通互动可以增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理解和互信，让政府了解公众希望的服务种类、服务质量以及对服务的满意程度，最终实现缩短回应公众合理需求时间、降低公众成本、提高公众满意度的目的。

在我国开放性社会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背景下，政策沟通渠道的完善仍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方面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健全。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为例，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如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信息公开查询制度、公示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广州、上海等地区的区域性信息公开法规也相继出台，但都还处于尝试性起步阶段，全国统一性制度框架仍需完善;另一方面，政府同社会之间良好协调的互动关系也还有待发展推进。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共治的格局尚未形成，要在还政于民、寻找政府与社会关系平衡点的同时，促进第兰部门的发展、培育多元社会治理主体。

4.构建政府公共部门完整的问责体系，减少公众利益损失。要建立并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度，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严格的职责划分。问责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门与官职之间有严格的职责划分，并以宪法和法律来规定何种官员所负何责，谁来问责，何人依何种程序判定官员失责。二是政府透明，政务公开。问责的保障是公开与知情，只有政府透明、政务公开，才能把政府及官员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试析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竞争力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管理　企业竞争力

论文摘要: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政府公共管理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家与理论界三个方面在企业竞争力培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政府公共管理是企业竞争力培育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金暗,2001)。企业竞争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长期决定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主要体现为在全球化市场上各国或各地区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企业的竞争是企业竞争力(主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展现。因而，如何组织和提升企业竞争力就成为经济全球化下各国政府、企业及理论界的关注焦点。

企业之间竞争力的差异，既源于企业掌握的竞争所需的资源和能力的不同，也受着市场、体制、社会、文化、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国内外理论界在研究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决定因素时从未忽略过政府的作用。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中，无论是在其2001年前使用的8大要素评价体系中还是2001年起使用的4大要素评价体系中，政府管理与效率这一要素始终占有显著的位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D)的有关报告也明确强调了政府为企业提供商业环境并影响其竞争力的作用。即便是在主要从产业关系上分析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的迈克尔。波特教授的分析框架中，政府行为也与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与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策略、结构及竞争者、机遇并列为6个主要因素。

政府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培育国家经济竞争力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近30年来，政府的作用总体上呈加强趋势。从实际经验观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以说无所不在。例如，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国家的经济运行，政府的科技政策影响到技术投入与创造能力，政府的贸易与投资政策直接决定一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等等。从深层次上看，政府对市场的基本态度，制约着一国的经济体制类型和总体效率状况。在理论和政策层面，政府发挥何种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都是经久不衰、广为谈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中国己经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全面参与了以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以国际多边经济贸易协定为载体的世界经济体系;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建立逐步按世界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运作并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正面临着从转型经济下单边的主动的、试点式的开放方式向着市场经济下多边的、有规则的、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方式转变的过程。体制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无疑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全面发展开放型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国际经济竞争。显然，这种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加快对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培育，进一步研究我国政府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作用的发挥。换言之，在我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组织和提升当前总体水平尚低的我国企业竞争力，成为我国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事实上，近年来企业界和理论界已对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特别是在微观企业组织制度与经营战略方面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对策建议。本文要着重讨论的是新形势下在宏观层面上政府公共管理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的作用问题，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政府公共管理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或者从更本质上说，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家与理论界三方面在企业竞争力培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从“新政府—市场观”看政府公共管理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的作用

当今的市场经济是现代世界市场经济，笔者曾经将其定义为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层面:一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无论大小，不分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机制都已成为资源配置的首要方式，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化成为各国经济改革的主流方向;二是指与此同时，现代市场经济是有政府宏观调控而非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三是指世界市场经济强调目前各国建设的是在开放经济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而非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正是在当前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中，“新政府—市场观”成为全球各国定位其资源运行机制的主流。所谓“新政府—市场观”，是指既承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寻求经济全球化下政府调节干预经济解决市场失灵政策的新形式，在顺应并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它内含一个基本的认识与判断:在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都可能存在，总体而言，市场机制较之于计划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能够发挥较好的基础性作用，但市场失灵的存在为政府作用留下了空间。这一认识与判断的政策含义在于，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解决好的问题，都应交由市场去完成;政府在处理市场失灵问题时应以不扭曲市场机制为前提，并应能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这一观点可用两句简单的英语加以概括:" Market is good but not enough;Government is not everything but a key something" (市场是重要的，但非万能;政府并不能包办一切，但应起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中的“新政府—市场观”是相对于过去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的。在过去相对封闭的世界经济中，由于对要素跨国流动的限制，国家间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程度较小，一国的经济政策给其他国家经济福利带来的外部性影响可能被忽略。因此，封闭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在别国的政策和经济变量是外生的前提下，政府如何弥补市场的缺陷，以改进本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是，经济全球化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的这种关系。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高了国家间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和依赖程度，使得一国的经济政策会给其他国家的经济福利带来不可忽略的外部性影响。一国政府在决策中，必须考虑别国政策和经济变量的影响，必须考虑政府与世界性市场的关系，必须研究政府如何通过政策提高本国(主要是企业)的竞争力问题。因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市场关系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市场和政府”三者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影响下，主权国家的政府职能发生了不少变化:一是政府支持本国经济的方式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规则(如WTO原则)对各国产业政策的实行提出了种种限制;同时，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各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策略从以往的产业政策转变为开放竞争的策略;由于社会政策越来越成为构成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例如，教育、运输、安全等均构成一国投资环境的熏摹声面)，不少发达国家将政策重点更多地转向社会领域，间接提高本国经济的竞争力。二是政府政策的针对范围发生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布场范围由一国市场扩展到区域市场乃至世界市场，政策范围也相应扩大。三是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变化。政府从以往唯一的规则制定者变为政策制定的合作者，行业组织、市场主体以及相关的别国政府政策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四是在政策执行方面国际合作日益重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种职能复杂的区域组织与国际组织大量涌现，其功能日益强大，不仅对一国政策的制定而且对其执行构成制约。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各种要素、商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更加容易，从而也为各国政府利用国际资源解决国内问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因此，在新的条件下，为解决老问题、迎接新挑战，西方各主要国家实行了不少行政改革方案，虽然内容各有不同，但其着力点都是力图通过政府改革以促进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立足于政府职能的变化，政府公共管理(特别是有助于企业竞争力提高的公共管理)应能体现以下变化(毛寿龙等，1998;唐琦玉，2003):(1)重视成本效益关系。政府应改变过去只关心投入而不关心产出的做法，强调政策与项目的成本效益关系，要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2)强调顾客导向。政府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应有强烈的当事人取向，应以公民的需求为考虑，强调对顾客负责，并以顾客满意为衡量公共服务质量的标准。(3)强调市场机制，重视选择和竞争。主张通过市场机制的发挥，提供公共服务;使民间机构与政府共同生产，提供多种选择机会。(4)授予权能。政府应给予公共管理者以一定的权限来完成任务，必须使公共管理者充分了解其工作目标，同时也包含着对错误的容忍。(5)创新与改革。创新乃是新型政府的主要特征，政府应打破传统结构惯性，活化官员思维，允许公共管理者运用各种创新策略达到管理目标。

三、加入WTO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国际竞争力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从IMD和世界经济论坛( WEF)提供的报告看，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不容乐观。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在IMD评价体系中，与企业竞争力直接相关的指标有68项。我国企业无论是在企业规模、品种结构、价格质量比、劳动生产率，还是在技术创新、新产品研究开发支出、工艺水平、管理水平、国际化程度、管理人员对国际商务的熟悉程度等方面均处于排名较后甚至最后的位置，这说明我国企业的竟争力水平总体而言还相当低。与此同时，我国己经加入了WTO，我国的企业须直接面对全球市场参与竞争。加入WTO对广大企业的生存发展来说，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机遇的把握有赖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而挑战则是直接而现实的。就挑战而言(勾学辉，2001)，一是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条件和领域的放宽，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门坎的降低。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在资金、技术、人才、机制、品牌、信息、营销等方面都占有优势，特别是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优势就更大，并且大多具有丰富的在国际市场进行竞争的经验。二是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在高技术、高附加值工业方面差距更大。三是某些支柱产业将面临严重冲击，技术装备工业、运输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等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90年代以来虽然基本上完成了进口替代，但基础元器件及工作母机、电子通讯、重化工业等尚未完成进口替代，最易受到进口的冲击。四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WTO的基本原则存在一定差距，企业缺乏活力和竞争力，机制转换不彻底，企业的组织结构远远不适应新的挑战。

新的形势不仅对我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竞争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对我国政府及其公共管理提出种种要求(课题组，2001)。一是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否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引入竞争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国内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国企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等方面还相对滞后。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不能加快并取得显著成效，扩大开放市场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二是对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趋利避害，实现以开放促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政府要履行所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放开贸易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变化大部分将在2005年以前实现，时间紧迫。市场开放将会引入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开放过快，也可能使国内产业受到过大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开放与改革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扩大开放前加快国内改革，提高国内企业和市场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同时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采用得力措施化解开放市场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三是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更深地参与全球经济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外的冲击，政府只有具备较强的在开放条件下稳定本国宏观经济的能力，才可能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较平稳的市场环境。同时，面对种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要求政府在危机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表现出更强的能力。四是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后，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效率进一步改进。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软环境”，使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居于有利地位。

四、深化政府公共管理改革，促进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如前所述，在当前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中，新政府—市场观正在成为全球各国定位其资源运行机制的指导思想主流。特别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新政府—市场观指导下，不仅完成了市场型企业的改革，而且正在进行政府的再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虽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同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总体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政府职能转变力度也小于机构改革的力度: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上，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尚待解决。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政府公共管理改革，应在深刻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新政府—市场观在我国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以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促进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具体说来，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关系上至少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应得到充分的尊重。政府不应再作为对企业进行资源配置的主体，资源配置的主体应是市场，即便有一些资源需要政府配置，政府也不应采取行政的方式，而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如土地资源的配置宜用拍卖方式，而不应批给:公共建设项目宜用招标方式，而不应审批;政府消费应走向政府采购。二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政府服务于企业的观念和职责应得到明确和强化。政府是公共部门，是服务性组织，是为企业服务的，如果这个关系界定不清楚，企业就难以快速发展。受各种因素影响，许多政府部门至今仍然缺乏服务意识，总以管理者自居，喜欢管企业，甚至不正当地干预企业。我们要接受政府是服务性组织的观念，要努力为企业发展与竞争力的形成提供良好服务，搞好企业外部环境建设。相应地，政府对企业的必要管理也必须坚持服务和公平的原则。如应尽量尽快取消审批制度，推广备案制度。三是在项目投资方面，政府须约束对企业可能产生的挤出效应。政府不应与企业竞争投资项目。政府投资应起到对企业投资的导向与弥补作用。一般来说，政府应提供公共产品(如公共卫生体制建设)，商务投资应交给企业去做。四是政府要通过深化改革完成从控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神秘政府到透明政府、从统治型政府到善治型政府、从人治型政府到法治型政府、从僵化型政府到学习型政府的转型(唐琦玉，2003)。

需要指出的是，在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竞争力培育关系问题上，有两种意见或倾向笔者不敢苟同。一种是“政府无为论”，认为市场经济中企业竞争力是企业在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洗礼中获得的，与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作用不相干。另一种倾向则是将政府职能的不恰当扩大，如近年来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的存在和对“经营城市”的片面理解与应用等等。笔者认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其中政府的运作效率和公共政策是一个重要因素。政府既必须在支持企业竞争力提升中发挥积极作用，又必须恰当定位，在资源配置中不应挤占企业过多的空间。归根结底，笔者还是坚持这一观点: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政府公共管理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关键是要正确定位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与整合政府、企业家与理论界三方在企业竞争力培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都市圈经济的繁荣与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

论文关键词：都市圈经济 政府公共管理 体制创新

论文内容提要：都市圈经济的飞速繁荣，对国家和社会起到的巨大正面作用毋庸置疑。然而，在都市圈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如投资与贸易、资源配置、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都市圈公共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都市圈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政府公共管理体制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该文论述了都市圈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进人到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阶段后，城市化进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在经济的集聚作用下，这个阶段的城市化进程不是全国平推一盘棋，而是形成若干个都市圈。这个时期形成的都市圈大都以一个或以上的城市为中心，涵盖周围若干个城市。如南京都市圈就是以南京为中心，涵盖了长江流域与东部沿海交汇地带的江苏和安徽两省，覆盖南京、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芜湖、巢湖8个城市。参照日本的经验，每个都市圈一般以120公里到15。公里为半径，所覆盖的面积大概是4万平方公里到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圈内GDP约为1000亿美元。

根据预测，我国到203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将有可能形成20个左右的都市圈，其中包括京津都市圈、大齐(大庆、齐齐哈尔)都市圈、沈大(沈阳、大连)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上海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成渝(成都、重庆)都市圈等。每个都市圈都是由十几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构成的城市群。除了这“20大都市圈”之外，还有像厦门、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工业城市的发展，也会对周边地区发生带动作用，可能会形成相应的都市圈。

都市圈经济的飞速繁荣，对国家和社会起到的巨大正面作用毋庸置疑。然而，在都市圈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如投资与贸易、资源配置、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都市圈公共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都市圈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政府公共管理体制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0所以，研究都市圈经济的繁荣与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都市圈经济发展催生区域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所谓区域公共管理，是指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他领域的某一方面或多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包括以下几个内涵:一是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二是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市场经济领域、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三是区域公共管理的对象是区坷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关系。①区坷公共管理在区域健康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制定政策法规，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符合地方实际、与国家大政方针相配套的区域性政策体系和与国家大法相一致、具有可操作性的完整的地方法规体系;其次是实施区域性整体规划、调节和控制，建立并保持合理的产业结构、适当的投资规模和坚实的环境保护基础;再次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公共问题相对简单，公共事务比较单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人类历史迈人21世纪以后，世界已经全面进人到一个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接踵而至的便是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社会信息化、市场无界化的高歌猛进。于是，跨国或跨行政区域的“区域公共问题”便大量滋生，并呈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之态势。正如加拿大著名政治学教授戴维·卡梅伦所言:“现代生活的性质已经使政府间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那种管辖范围应径渭分明，部门之间须水泼不进的理论在19世纪或许还有些意义，如今显见着过时了。不仅在经典联邦国家，管辖权之间的界限逐渐在模糊，政府间讨论、磋商、交流的需求在增长，就是在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公共生活也表现出这种倾向，可唤做‘多方治理’的政府间活动越来越重要了。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都市圈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各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既存在着争项目、争投资、争政策的“府际之争”，也存在着地区分割与地区封锁的“府际冲突”。诚然，竞争和冲突既是客观的，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必要的。正是因为都市圈经济的发展和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使其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环境变迁与环境保护的跨界性、社会发展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区域资源的整合与地方竞争问题等等。“特别是在都市圈的建设中，各种跨界公共管理事务的增加，成为伙伴型政府间纵向关系发展的最佳生长点。

以上这些问题往往不是哪一级政府、哪一个部门所能胜任的。我们从2007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太湖蓝藻危机就更能清楚地说明这点。在太湖这个中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周围，上海、苏州、无锡、嘉兴、湖州5个中心城市构成了一条环太湖都市圈，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工厂林立，工业发达，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000人，是我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太湖流域的这5个市分属于沪、苏、浙3个省市，在环境治理上缺乏一个有效的流域管理机构。由于长期“市自为战、县自为战”的管理体制，没有一个通畅的地方政府沟通、合作机制。所以责任不清，导致各方大肆排放污染物，最终污染物超过了湖体的环境容量，终于导致了跨界的大型污染。

因此，都市圈各政府组织基于本身合作的必要性、意愿和专业需求、财政资源和风险分担，以及追求效率与效益等方面的考虑，会采取有限合作、适当合作或大型合作等方式来从事跨域或跨界合作以满足其实际需求c0这就要求区域政府做到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例如，建立政府间平等对话与谈判的协商机制，既能纠正“命令机制”僵硬化的弊端，又能弥补“利益机制”局部化的缺点。以灵活多变的行政契约、行政协议等方式发展合作关系，追求政府间信息分享、关系交换等目的c0实际上已经有都市圈率先进行了尝试:在长三角区域政府间关系的协调中，1992年成立了长三角经济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后升格为市长级协调组织，并于 1997年更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2001年又成立了沪苏浙省(市)长座谈会制度。2004年“泛珠三角论坛”的举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以及区域内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与秘书长协调制度等的建立，也是区域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有效举措。

二、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阻力分析

1.行政区域壁垒的客观存在

我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各级政府按行政区来组织经济活动，行政区内的经济资源受控于政府的干预，带有很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色彩。当区域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时，各地方政府往往首先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各种壁垒，阻碍经济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地方利益。地方利益的突出特点就是排他性，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解决劳动就业，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各种手段，阻碍生产要素的跨行政区流动，人为地分割要素市场，使区域性的有序竞争的统一市场难以形成，对内开放远远滞后于对外开放。法国经济学家庞塞特(Sandro Poncet)经过研究就发现，从1987年到1997年，中国省际贸易量呈下降趋势:1987年，省际平均贸易量在GDP总量中占54% ,1992年下降为50% ,1997年下降到38%;中国省际平均贸易量在各省总贸易量中所占的比重1987年为88% ,1992年降为80% ,1997年则降为66%;中国各省平均商品吸收额中，外省生产的商品所占比重1987年为34% ,1992年减为27%,1997年只占20%扩5行政区划壁垒是长期客观存在的，这构成了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最大的直接阻力，实际上是源于体制上的阻力。

2.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

由于受到“行政区经济发展”观念的驱使，各地方政府作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往往热衷于向见效快的行业投资，重复建设情况比较严重。举一个例子:长三角地区中14个城市排在前4位的支柱产业均是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趋同率达到70%。而在高新技术领域，长三角地区的“十五”高科技产业发展规划中集成电路产业的同构性达35%，纳米材料为48%，计算机网络为59%，软件产业为74%。地区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容易引起各自为政、低层次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导致经济行为的短视，长此以往将损害都市圈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地发展。这实际上是源于结构上的阻力。如果各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缺少实质性的整体规划，不能就促进都市圈城市之间的区域经济联动、优化区域社会资源配置达成共识的话，这种结构上的阻力仍将顽强地存在。

3.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由于地方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的政治升迁挂钩，地方政府往往以投资拉动GDP的增长。长三角区域内共有开发区199个。而港口的重复建设更是矛盾重重，南京以下的长江段，已建、在建和待建的万吨以上码头泊位共100多个。从江阴到南通60公里岸段，有68个万吨级泊位，平均0. 9公里就有一个。结果是，一方面有的港口设施能力严重过剩，而另一方面，又在大量投资建设新的港口。c长此以往，会造成都市圈之间的恶性过度竞争，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这一切都是源于现行的政绩考核指标转嫁的阻力，实际上可归结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阻力。如果在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中不能改革现有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地方政府官员还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地区的全局利益，那么这种阻力也将长期存在。

4.法律制度的缺失

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宪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还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务。然而，我国法律对涉及的有关府际合作尤其是地方政府合作的规定和条例几乎是空白，法律只规定了各级政府管理其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对上级机关在跨域事务中的角色扮演，对于地方政府合作中的权利、责任分担等问题，根本都没有涉及。这就容易导致各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推诱扯皮、争议不断等情况的出现。国家如果不尽快出台有关的法律法规解决跨区域合作与治理及其争端处理的法律法规，这种法律制度上的阻力也仍将存在。

5.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动力不够

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对各地政府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尝试，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没有现成的道路选择。虽然人们对于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已达成共识，但到底什么是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其基本特点和内容有哪些，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与传统政府体制有哪些区别，如何做到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等，理论界尚有不同的看法。由于理论认识的争议，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就还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不可避免地构成理论指导的阻力。所以，各地政府提出的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就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因此，在公共管理体制创新时有把它简单化的倾向，也有把什么都往公共管理体制创新身上靠的倾向。对此，我们应该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真正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前进、实践又推动理论进步的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

三、都市圈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1.树立“双赢”、“多赢”观念，走协商与合作的区域公共管理之路，这是体制创新的基础

由于长期以来行政体制的分割性，各地政府实际上已成为了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各地方的利益径渭分明，甚至高于一切。如果在都市圈经济发展如此迅速，所引发的公共管理问题又如此之多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仍然抱着本位主义，从传统的地方利益观念出发，独善其身的话，必将会造成“双败”、“多败”的结局。所以，要树立“双赢”、“多赢”观念，走协商与合作的区域公共管理之路，这是体制创新的基础。走协商与合作的区域公共管理之路，首要的就是要摒弃传统的以单位行政区划为基础进行管理的惯性思维，树立区域公共管理的新思维。比如:历史上河流往往被作为天然的地域边界，但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这种边界划分显然是最糟糕的做法。它意味着两个独立的辖区就共有的公共品分割做出决策，而决策结果由双方共同承担c实际上谁也不主动或不愿意承担不利的后果。

所以，各地方政府要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而非以行政区划的切割为出发点，大力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协商与合作，做到彼此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2003年以来，围绕长三角一体化，江浙沪三地高层就已经频繁互访，协商共商，对自己在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重新定位。上海已经明确把“建设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作为其基本战略之一，提出“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的联动发展新路子。周边省市也都在有意识地努力打破“诸侯经济”，“主动接轨”上海。2003年5月，苏嘉杭高速公路江苏浙江交界收费站实现合并经营，这是长三角公路运营首次打破行政区划藩篱，成功走向联合运营的开端。长三角区域政府还规划在未来5年内，建成一个现代化快速交通网，把“长三角”15座中心城市、55座中等城市、1446个小城镇全部纳人“3小时都市圈”。旅游一体化也已经有较好进展。C此外，2003年度还签署了长三角城市中小企业政策互享的文件。

2.大力加强法制环境的和谐建设，这是体制创新的核心

事实上，地方政府间的博弈是广泛而合理地存在的，只不过我们应该将其更加显性化和法律制度化。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所以，法律法规是各地方政府进行有效合作的前提条件。然而，目前我国法律关于政府合作的具体规定非常少，合作往往受到领导个人意志的重要影响，靠地方领导人推动，这就使得合作的人治色彩浓厚，缺乏法制的保障。因此，大力加强法制环境的}f1i皆建设是体制创新的核心。首先，建议国家尽早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法》，使政府间的合作活动走上法制化的道路。还要及时修改其他的相关法律如《环境法》等，对区域治理等做出具体规定，使区域政府的各项合作活动都有法可依〕国家有.关部门还要改革唯GDP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办法，将区域合作的成果也列人考核的指标并使其法制化。其次，“由于不同的法律制定主体在具体制定法律时所秉持的立法理念、看待问题的立场、方法以及立法的技术和手段等方面存在的差别，所以由不同主体制定的法律在内容上不一致、甚至相去甚远的事例并不鲜见。，嗯为此，都市圈内各行政区的立法主体还要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立法的前提下，就跨行政区的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事务，如宏观调控、社会保障、人才流动、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强立法协调，构建法律的相互认可和法律资源的共享机制，使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更具科学性和适用性，既符合行政区利益，也符合都市圈经济发展的要求。再次，各行政区司法机关之间也要加强司法协调，统一司法标准，加强司法协助，通过行政区的司法功能整合，在都市圈内建立一个畅通无阻的司法体系，使每个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平等的保护，必要时可考虑设置大区怯院，确保区域经济刊本化的良胜发展。

3.建立跨都市圈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梅，负责日常工作和合作事务的牵头组织，这是体制创新的本质

如何更加有效地发挥区域政府的合作积极性，建立一个反映区域政府意愿、能获得区域内政府普遍认同的、具有民主的治理结构的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是体制创新的本质。我国可以效仿国际上一些合作组织的做法，设立由相关省区派员共同组成的常设协作机构，并以各种层次的联席会议制度作为主要的运作模式。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应该具备以下的一些基本职能:组织协调实施跨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跨区生产要素的流动等间题;统一规划符合本区域长远发展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制定统一的市场竞争规则和政策措施，并负责监督执行情况;协助各市县制定地方性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使局部性规划与整体性规划有机衔接。还应根据专业、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立各种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它们也具有一定的管理、协调、研究分析和组织职能。勉口长三角地区就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区域规划与产业协调委员会、重大基础设施开发管理委员会、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管理委员会、太湖流域环境保护与治理委员会等专业或综合职能管理机构。

4.加强都市圈政府政策制度的整合，以电子政务为平台，逐步形成政策制度的一体化，这是体制创新的关键

为实现都市圈内区域政策的一体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清理实行地方保护和市场封锁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开放商品市场，消除限制商品流通的地域障碍，实行区域内市场一体化，对在区域内流通的其他成员及商品，实行同等待遇;建立规范公平的质监认证制度，各方不得有排他性和歧视性规定;改善市场主体准人环境，打破市场主体准人的地区封锁，打破所有制限制，鼓励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经济成份的经济组织在区域内开展经济合作0各方政府都不要介人企业间的竞争，减少对于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种种干预，对当地所有经济主体实行“国民待遇”，努力形成一个政策无差异的区域环境c0在机制上，可通过制定认可度高、可操作性强的合作协议、章程等，将区域政府协调结果成果化、法规化，约束各协议方共同遵守。在内容上，侧重于产业、基础设施、交通、信息、环境等必须通过合作才能实现最大社会效益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间题。

另外，都市圈政府可以在政府内部建立“都市圈政府办公信息系统”(内网)，各政府机构都可以成为系统的节点，使政府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传播成本大大降低，政府的信息融合度大大增强。同时，建立“都市圈政府联合政务网”(外网)，树立对外的整体形象。都市圈可率先在户口管理、人才流动手续办理、车牌手续办理等公共服务项目上加快一体化网上办理，形成强大统一的城市一体化品牌。

5.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与参与，有效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这是体制创新的动力

虽然政府作为最具权威性的公共机构，在公共治理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却能起到辅助政府的很好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公共治理已不再是政府的专利，非政府组织和各种民间组织都会成为公共治理的主体。都市圈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企业和民间自发、分散的合作意愿流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行业协会、民间团体也在某些方面发挥着社会治理的功能。所以，都市圈政府要加大对区域性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充分发挥跨区域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诸如相关标准的制定、资格认证审查、质量检测等多方面积极开展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可以将除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宏观规划调控和监督执法以外的公共管理职能转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尤其是区域市场评估、区域决策咨询、行业管理和社会福利服务等职能应该无条件地转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消除资本、资源和人才流动的屏障，提高区域投资环境质量。在此基础上，拓展政府与市场间相对平衡的沟通和对话渠道，加强对公共治理的另一极一一公民社会的培育，使之“逐步与国家达成‘二元结构’:一种既互相监督又互补增益的结构格局。”这种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互相监督又互补增益的结构格局”不但不会削弱都市圈政府的功能，反而会在治理手段和途径方面丰富行政区政府的功能，使其功能张力以更灵活的形式得到广阔延展。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社区公共管理互动机制探析

论文关键词：社区公共管理 政府公共管理 社会公共管理 互动机制

论文摘要：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与政府在职能上日趋“掌舵”而非“划桨”，社区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受到学者的认同与重视。文章在分析社区公共管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其中存在着的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互动机制进行探索与分析，揭示社区公共管理互动机制的运行原理。

近年来，社区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是，迄今我们对社区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停留在起步阶段，仍然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社区公共管理互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在理论上，一方面是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延伸，另一方面是对公共管理体系与研究方法的丰富与发展;而在实践上，对中国社区公共管理体制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在分析社区公共管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其中存在着的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互动机制进行探索与分析，力求揭示社区公共管理互:动机制的运行原理。

公共管理就是对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的组织与管理，其根本目的是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分配。王乐夫将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fi同时，他还将公共管理的核心内容—公共事务区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王惠岩则根据不同的公共事务在阶级性和公益性特征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而认为在理论上公共事务可分为政治性公共事务和社会性公共事务两类。f2作者认为二者对公共事务的划分并不存在本质差别，只是区分的角度不同，前者以管理主体对象进行区分，后者则以管理客体进行区分。社区公共管理是指社区组织凭借社区公共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组织与管理的活动。在以上对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及区分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把握社区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含义。

(一)管理主体是拥有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威的社区组织

一般来讲，社区组织包括政府基层政权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以及社区中介组织。政府基层政权组织在社区公共管理中发挥着方向性的主导作用，主要包括城市社区的街道办事处及其他职能部门。社区自治组织，伴随着社区成员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而出现，是对社区内部公共事务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组织，如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等。社区中介组织主要指以社区居民为成员、以社区地域为活动范围、以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主成立或参加、介于社区主体组织和居民个体之间的组织，如志愿者组织和社区服务组织。

(二)管理客体是社区中的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

并不是所有的社区事务都是社区公共管理的对象，只有其中的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才属于社区公共管理的范围。具体而言，包括国家层面的公共事务与社区内部自生的公共事务。

(三)管理目的是维护社区成员的公共利益，促进社区发展

任何公共管理的目的都是为了增进公众的公共利益，并确保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分配，社区公共管理也不例外。社区公共管理的目的，在于维护社区的公共利益，更好地组织与社区成员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以达到社区发展的最终目的。

(四)管理基础是社区组织凭借的社区公共权力

社区公共权力是社区公共管理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大致有三种:(1)组织授权的公共权力，如政府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党组织等，是社区公共权力最重要的来源。(2)社区成员授权的公共权力，它是社区公共权力的源头。社区成员通过选举等民主形式产生业主委员会，使其拥有公共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组织与管理，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3)以经济为基础的公共权力，它体现在社区内的企业通过提供资金等形式影响社区公共事务的各个方面。

(一)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比较

本文所讨论的政府公共管理，是特指政府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对全社会公共事务所实施的管理，并不包括政府的内部事务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是指社会性的公共组织对一定领域内的社会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与政府公共管理相比较，其特征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公共管理内容的服务性。政府公共管理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多具有不可分割性、非排他性，诸如国防、财政、环境保护、基础研究等;而社会公共管理则大多活跃在政府公共管理触及不到的领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一定具有非排他性，更多的是一些区域性、分散性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与政府公共管理相比较而言，社会公共管理更贴近公民的生活需求，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

第二，公共管理的非政治权威性。政府公共管理不可避免地包含有政治权威的作用，波茨曼认为政府公共管理的实质就是对政治权威的管理L47。社会公共管理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权威的行使，但它是基于利益共同体和自由联合体而产生的权威，一般不具有强制性，更没有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

第三，公共管理主体的多样性。政府公共管理的主体很明确，即国家的代表—政府。而社会公共管理的主体更趋于多样化，各组织形式灵活多样，彼此独立，这是由社区发展的多元动力机制所决定的。

(二)社区公共管理的互动机制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是公共事务组织与管理的唯一组织，政社关系属于“强政府，弱社会”。那时候人们居住在社区，各种利益关系却在单位。可以说，还不存在社区公共管理问题。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区是伴随着政府职能由管理转向服务而产生的。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使得社区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社区自治权力的确认和认可，构成了社区公共管理的权力来源。社区中介组织的成长为社区公共管理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社区公共管理存在着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管理的互动机制。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与协作、相互制约与监督，共同维持社区的稳定与运转，共同促进社区的协调发展。

1.社区公共管理中的政府公共管理

任何一个社区都要受到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相关政策的约束。社区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因此许多国家层面的公共管理事务都要落实到社区。如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弱小群体的利益，计划生育等，通常在社区中执行和实施。这一部分的社区公共管理事务我们可以视之为政府公共管理的组成部分，因为政府或其派出机构是这部分职能的执行主体。当然，在政府管理更多地引人市场竟争、降低管理成本、追求高效率的时代，政府也可以选择将这部分职能外包给适合的社区组织甚至个人来承担。

2.社区公共管理中的社会公共管理

任何一个社区公共管理事务中还涉及到社区内部的公共事务，如满足社区公众的需求，发展社区经济，维护社区公共设施等。这部分公共事务是社区公共管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社区公共管理的实质与核心。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社区自治，即社区公共事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相比较于政府公共管理活动，它更侧重于服务而非单纯管理，更贴近社区居民的日常需要，而且一般不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因此，在理论上，属于王乐夫所说的社会公共管理的范畴，或者说属于王惠岩所说的对社会性公共事务的组织与管理。

3.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管理的互动

以社区组织(目前多指社区自治组织)为管理主体的社会公共管理，是社区公共管理的核心与实质，也代表着未来社区的发展方向。然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亦尚未完成，政府在社区公共管理中仍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管理在社区公共管理活动中不是两个互不干涉的独立部分，而是一个互动整体。只有通过二者的良性互动，使政府与社区组织既相互协作，又相互监督，才能更好地发挥社区的公共服务、利益代表、管理成员等公共管理职能，促进社区发展目标的实现。

在社区公共事务的组织与管理活动中，政府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体是政府，社会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体是社区组织。社区公共管理中政府与社会公共管理的互动机制，正是通过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既相互协作又相互制衡的互动关系体现出来的。

(一)政府与社区组织的相互协作

从政府与社区组织的相互合作关系看，当双方面对共同的社区及社区公共管理事务时，是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一方面，政府把部分社会公共管理权力委托或让渡给社区组织，特别是在“市场不为、政府又不能”的领域内大力扶持这些组织，从而依赖它们在社区内更有效地推行政府的行政决策，实现政府的行政管理和服务的目的;另一方面，社区组织也要借助于政府的授权或委托，获得实质性的管理权限或政策与财政支持，才能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能，赢得社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它们之间更多的是强调“互惠”与“协作”，共同成为社区公共管理的主体。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政府与社区组织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共同为增进社区公共利益而努力的局面，使社区居民成为最大的受益主体。

(二)政府与社区组织的相互监督

政府与社区组织还存在着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关系。一方面，政府依法对社区组织进行监督、指导和控制;另一方面，社区组织则作为社区成员的代表对政府及其公共管理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

1.政府对社区组织的制衡

首先，任何组织都会受到“自治”与对组织的“控制”这对矛盾的困扰。对社区组织而言，保持独立性、自治性是它有效开展活动的必要条件。然而独立和自治有时也会成为产生危害的隐患。比如说社区组织可能会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助长狭隘的团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若仅仅靠社区组织内部的章程与规则来防止其滥用权力，是远远不够的。其次，社区组织所代表和维护的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社区组织维护的群体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就在所难免，如社区组织不顾社会公共利益的违章搭建现象的存在等。因此，为了防止社区组织公共权力被滥用，狭隘的社区意识或个人意识的滋长，以及出于维护全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对社区组织的监督必不可少。当然，政府对社区的监督必须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要以不损害社区组织的自治性为原则，既要保证政府对社区组织的有效监督，又要保障社区组织得到充分的自由。

2.社区组织对政府的制衡

首先，政府是一国内拥有垄断强制力的组织，其行为的制约因素相对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组织来说都要少。目前，人们虽然已对政府权力需要有效监督达成共识，但是，中国除政府内部的监督机制外，人们强调的社会监督往往更侧重于社会舆论与公民个人的监督。然而社会舆论的局限性、公民个人力量的薄弱性使其又无法完全担负起社会监督的重任。因此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监督职能，以组织的力量防止公民权益受到各方面的侵害，已成为当务之急。其次，社区组织作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社会中介机构而存在，本质_[是一种民间自治组织，除了依法接受政府的指导与监督外，更应该具有独立于政府的自治性，决不应该成为政府的“一条腿”川。再者，我国社区公共管理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区组织必须能够代表社区居民监督政府人员的执法活动，才能有效地参与国家管理并监督政府机关的活动。

社区除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共管理的互动机制外，还存在着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与市场管理、文化管理、信息管理之间更为复杂的互动机制，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进一步深人探讨。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浅论公共管理幅度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管理幅度；政策执行

[论文摘要]我国目前公共管理幅度失当、比例失调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针对我国公共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上存在的问题，应该调整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具体措施包括缩省并县，省县直管，市制创新。乡镇自治等内容。

一、我国公共管理幅度的现状

按照行政管理学的有关理论，管理幅度是指组织直接控制的人员和机构的数量。一般来说，管理幅度越大，则管理的层次减少，但管理的难度加大：管理幅度越小，则管理的层次增加，但管理的效率降低。在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中，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管理幅度大小失当，很不合理；另一方面管理的层次普遍过多，效率低下。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我国行政区划的层次，我国除四个直辖市和海南省外，其他省区的管理层次一般设有省(区)一市(州)一县一乡镇四个层次，有的在县乡之间设区公所，更多的则是在乡村之间设片区，变成了五个层次。我国现在的行政管理层次是秦代以来最多的。与国外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地方行政区划实行二级制或三级制，很少四级制，中国是四级制的行政区划、五级制的行政管理层次。管理层次多，中间环节就多，需要协调的关系就多，管理成本就高，工作效率就低，甚至导致官僚主义、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等腐败作风。

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的管理幅度，总的来说，我国各类政区之间规模大小过于悬殊，同级政区的大小甚至相差几十倍。就人口而言，大省近亿，小省不足300万；大县(县级市、市辖区)过百万甚至200万，小县不足1万。就面积而言，相差更为悬殊，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省，还有近20万平方公里的县。同时，市的建制也比较混乱，有县级市、地级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较大市等。政区规模的大小是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但过大过小都不利于国家的行政管理、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特别是省级政区过大还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潜在的消极影响。美国国土面积同我国差不多，但其州一级幅度达51个，其他国家比例更高，法国99个，日本47个，西班牙50个，一些小国也达到20多个。我国省一级建制少而面积大的管理模式，容易导致政策执行的“一刀切”，政策难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管理的幅度过大，使得政策执行难以因地制宜；同时，管理的层次过多，又使得政策执行的信息容易失真。因为对政策执行而言，管理层次越多，则政策执行所需要的中介环节越多，不同层次的政治区域利益发生冲突的概率就越高，政策执行所经受的利益过滤次数就越多，执行过程所积累的政策规避能量就越大，从而政策规避发生的频率、幅度和强度就越高。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幅度失当、比例失调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

二、公共管理幅度失当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从管理幅度和层次的角度来看，我国政策执行面临两个比较大的“瓶颈”，一是如何将政策执行效果从低效提升至更高的层次，二是如何使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真正的落实。前者可以说是政策执行高层次的拓展，后者则是政策执行在平面空间的扩张。在现代化的类型中，中国属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各级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一个社会经济条件并不理想的国度里，要实现现代化的诸多目标，困难是可以想见的。我国政府实现管理目标常常采取的一个应对办法便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方法可运用于不同的目的，就政策执行而言，它可以与行政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动员型的政策过程。从理论上看，一个完整的动员型政策过程是由两个不同的环节构成的。第一个环节是调查、选点、搞试验、树样板，从个案中总结“一般经验”，并使之上升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第二个环节则是运用行政(或法律)手段将这一政策推向全国，并通过一定的机制来保障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在不同时期，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是历史地变化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意识形态和领袖的人格特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放权型改革的推进和意识形态的日渐淡化，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农村中发展出来的“承包制”方式被应用于政府的行政过程，这就是上下级之间通过签定责任书(承包合同)，将行政管理目标层层分解与落实的“政治承包制”。

显然，在这种工作方式中，政策执行第二个环节的难度要大于第一个环节。特别是当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变大时，政策执行的效力便开始下降，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事实上，这种差异性早为人们所认识，并体现于相应的政策语汇中。传统政策术语中的“因地制宜”便是对这种差异的承认。但是，如何处理统一的政策和具体的地区差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因此它一直是我们政策执行中的一个基本难题。

一般来说，政策执行的第一件事便是政策试验，从点上突破，总结关于这方面的执行经验，通过成功案例的示范作用，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并将试验的政策转变为正式的政策。在执行试验过程中，为了确保成功，政策执行者对试点的选择不是随意的，通常选择有投入价值的对象，并且可以相对集中力量，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这个意义上，示范点是精心培育出来的。然而，当基于试验点的一系列政策执行被推广到其他地域空间时，我们有可能遇到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情况。不同的地域空间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使政策执行的第一环节和第二环节开始脱节，政策执行的统一性与现实情况的千差万别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地方差异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地方经由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展出来的东西，一旦上升为某种普遍性的行为准则，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就可能意味着某种自上而下的东西(对于许多非试验点来说，试验点的终点恰恰成了它们的起点)。两者之间的落差究竟有多大，取决于众多的因素，诸如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地方文化传统、民风习俗、老百姓的素质、对外开放的程度乃至地方财政的状况等等。有一点是肯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地区差异性正在拉大。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甚至发明了一个新词，在英文“中国”后面加了一个“s”，变成复数“Chinas”，意思是中国内部的差异太大，你不能只到过某一个地方就大谈中国应该如何如何。人们会反问，你谈的是中国的哪一个部分?因此，我国客观上存在的地区差异为政策规避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一方面，如果政策执行者机械照搬政策，可能会在某些地区导致政策不适，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地区的政策执行者变通执行，又可能会导致政策执行走样、变形，政策目标一样不能实现，因为政策到底如何变通，什么时候应该变通，变通的效果如何，并没有一 套科学的测量和评价标准。

公共管理幅度的失当使得政策执行的难度更加突显出来。一些适合某些地方的政策，却不一定完全适合另外一些地方。因此，有些政策表面上在一些地方得到了全面“贯彻”，但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它被“架空”了，或者成为一种形式化的东西。这正是目前我国发生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管理幅度的大小差异还意味着许多东西，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最为重要的乃是利益结构的不同。应该承认，在许多地方，一些干部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出于某种习惯，或出于某种顾虑，他们把有些政策看作是一种“不得不”执行的东西。但同时他们也将这些政策视为一种负担，甚至是对既有利益结构的某种威胁。他们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执行政策，而是将这项工作视为不得不走的过场。记得笔者在党校讲基层民主的时候，一位县委书记就给我举出了基层民主许多不好之处，诸如他们那里很多地方农民的素质还没有那么高，一些地方的村民选举使家族势力兴起了，黑社会出现了，一些地方选任的村干部不听话，工作量加大，行政任务难以完成等等。一句话，民主进程超前了，不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老百姓也很可能对政策执行不太关心，或无可奈何。对于这类现象事实上我们并不陌生。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任何涉及利益调整的政策和法律，其执行过程同样是一个政治过程。政策可以在最高层制作，但是最终需要各个区域和层次的地方政府来执行。可以这样预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全国范围而言，管理幅度和层次的合理化将是缓慢的，许多地方还会出现各种政策执行偏差和问题，会存在大量的地方管理型政策执行。要改变这种格局，就必须解决各管理区域的利益协调和平衡问题，适当调整管理幅度和层次，这是管理幅度合理化的本质要求。

三、合理调整公共管理幅度的若干思路

针对我国公共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上存在的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政策执行的要求出发，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调整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具体措施应该包括缩省并县，省县直管，市制创新，乡镇自治等内容。

(一)取消市县分等，实行省(区)管县

要取消市与市之间的行政级差，不再将直辖市以外的市分为地级市和县级市，使市与市之间同级，市与县之间同级，都划归省(区)统一管理。这样，虽然市县之间的功能和特点不同，但都是省(区)直接分块管理的行政区划，都是处于省(区)之下的第二级行政建制，行政级别相同。这样，虽然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的目的和性质不同，但它们都是国家分块管理的行政区域，同为地方行政建制的最高层次；虽然市辖区和乡(镇)之间的目的和性质不同，但它们均是处于市县之下的地方第三级行政建制，而且是基层行政建制。同级行政建制中的每一行政单位，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它们之间不存在谁管谁的问题，都统一由所属的上一级行政单位管辖。实行市、县同级，是实现市不再管县，省(区)直接管县(市)的关键，它可以使政策的传递和落实真正一竿子到底，有利于省(区)及时了解政策执行情况，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当前，在市县经济均较发达、市县离心力强的区域，如苏锡常地区、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市管县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区域经济发展，阻滞了城市规划和管理，因此，可通过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建立新的城县联盟或城县合作体制，以有效协调城乡利益矛盾，真正焕发全新管理体制的活力。

(二)适当扩大省级区划数目

实行省管县后，虽然减少了管理层次，但会加大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加重省级政府的工作负担。因此，省管县应该与重新调整省级行政区划相结合。借鉴国外经验，考虑到我国实际，省级行政区划应大体在50个左右比较合适。尤其是考虑到西藏、新疆等边疆政区，民族问题较多，与目前政区过大和过分一体化不无关系，因此，可根据民族风俗、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安定状况等标准，将它们适度分成若干个省级政区，以有效加强领导，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又如山东，历史上就分为齐文化圈和鲁文化圈，即现在的胶东半岛和西部内陆，两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相差较大，再加上山东省的庞大人口规模，因此可以考虑分开。江苏被长江分为苏南和苏北，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也同样可以考虑分开。其他的人口大省、地区大省(区)等也可以适当调整。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有效进行行政管理，而且各地政策执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都会大大增强。

(三)弱化市辖区建制

从强化市的整体性管理和减少管理层次出发，要对市一级的政府职能机构和市辖区进行改革。首先，应主要按区域管辖的需要在市区内各地方设置市政府职能部门的分支机构，而且不同分支机构的管辖区域有所不同，可以是一个市辖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局，也可以是两个市辖区设一个分局。如，公安部门按治安的任务量分片设公安分局；税务部门按税收的任务量分片设税务分局；交通部门按交通的任务量分片设交通分局；园林部门则可只设市区和风景区两类分局，或市区设一个分支机构，市郊的每个大的风景区设一个分支机构。而只有民政、卫生和市政等部门以市辖区为管辖范围，按市辖区政府组成部门的形式设立。这既有利于进一步淡化市的块块管理方式，变以块块为主和条条为辅的管理模式为以条条为主、块块为辅的管理模式，也有利于市政府根据城市的发展和需要，从整体上对所管理的事务进行及时的调整与管理。其次，适当缩小市辖区的管辖幅度，增加市辖区的数量，使一个市的辖区由目前一般不足10个增至30个以上。取消目前市辖区下面的街道办事处，变市辖区两级管理为一级管理，并适当扩大市民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的规模，充分发挥城市居民的自治作用。适当缩小市辖郊区的范围，变乡(镇)归市辖区管辖为市直接管辖。这样有利于简化政策执行的管理层次，从而实现市的两级政府和两级管理的统一。

(四)合理调整乡一级管理幅度

从多年来的经验看，基层行政区划调整变更的风险较小、成本较低，行政区划改革创新试点可从这个层次着手，如撤并乡镇、撤销街道办事处等。但从长远的发展要求出发，对县(县级市)和市辖区以下的行政建制，不能只停留在调整规模大小、数量多少上，而是要探索根本性的体制创新思路。比如建立乡镇自治体制，虽然这是若干年后的目标，但要最终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研究探索向这个目标过渡的具体办法和途径。目前有舆论认为，可以把乡镇建制变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取消农业税后，乡镇的硬性工作任务大大减少，乡镇由一级政权组织变成派出机构，既可以减少机构，减少开支，减轻农民负担，又有利于最终实现乡镇自治、简化政策执行。但推行这种体制时要吸取过去乡镇体制反复调整的教训，首先必须搞试点，在试点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再推开，不能一哄而起。而且对乡镇还要分类指导，一些规模较大、有发展潜力的区域性中心镇、重点镇应向小城市的体制过渡，否则不利于农村二三产业和城镇化的发展。在农村基层行政区划体制创新的同时，城市基层行政区划体制也要进行改革创新，而且城市基层行政区划体制创新比农村更为迫切可行。 总的来说，交通通讯条件越发达，政府管理工作越宏观，行政管理的层次就可以减少，管理的幅度则可以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交通通讯条件和管理手段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很多省区形成了以省城为中心的数小时省域公路交通圈、以县城为中心的数小时县域公路交通圈。就政府职能而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宏观管理职能不断加强，而微观管理职能则不断减弱，诸如行政审批之类的工作越来越少，这就为减少行政管理层次，扩大行政管理幅度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变更对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利益关系影响极大，牵涉面很广，大的调整影响几百万人、上千万人的利益，小的调整影响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利益，加之公共管理幅度和层次的合理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各省区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特别是在减少管理层次上不能搞一刀切，而要从本省区实际情况出发逐步推进二级制或三级制。各省区都应该积极研究探索具体的行政区划问题、市县规模调整问题、设市数量和布局问题、乡镇如何向自治目标过渡问题等等。为防止出现反复调整，每一项区划改革都要瞻前顾后、总体考虑、慎之又慎，重大问题更应该进行专题科学论证和合理有序地推进。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人格化、官僚化到市场化——中国公共管理的路径研究

【论文关键词】中国公共管理；路径分析；人格化；官僚化；市场化

【论文摘要】1949年以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经历了明显的结构转型，经历了一条人格化到官僚化再到市场化试验的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理性的官僚制公共治理模式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革除人格化公共治理模式中的种种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弊端，提高行政效率。我国多元公共治理型的市场型治理模式必须建立在官僚制的理性之上，为多元主体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道德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善”的发挥提供坚实的基础，确保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一、问题的由来

“历史表明，人民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要理解我国公共管理范式随时间的变化而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差异及其所蕴涵的内在逻辑，就需要了解我国公共管理的变迁规律。1949年以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经历了明显的结构转型。理论界对我国公共管理的模式及其发展路径的分析迄今为止还不够充分，在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科学的理论指导，我国公共管理的实务还存在一定范围的混乱和低效现象。因此，在理论上澄清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路径，有助于为当前的公共管理实务提供切实的指导并为今后的公共管理的走向定下基调，其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二、人格化范式的形成及其表现

所谓人格化公共管理范式，是指与封闭性的、小群体性的农业文明社会相对应的，以“人情—身份”关系为隐性规则，组织运行建立在特殊主义取向的制度基础之上，缺乏明确的、显性的理性规则，或即使具备一定的明确规则，但在真实的管理过程中由于“熟人社会”的影响力而导致规则失效的公共管理模式。由于建国前边区经验的作用、动员型命令经济的实行、高度集权的体制安排以及领袖的非凡感召力的作用等因素一时并未完全消除，1949年建国以后我国的公共管理一时还难以摆脱人治模式。我国1949年至1978年之间的公共管理模式具有典型的人格化特色，兼有韦伯所描述的“克里斯玛型”和“传统型”社会的特点。这种人格化特色浓厚的公共管理模式的生成，其原因主要在于: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被忽视，家长制的思维方式与作风存续，公共管理的人格化的社会基础存在;排斥竞争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公共管理的人格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万能政府的集权式体制安排，为公共管理的人格化提供了政治基础。这一时期，与公共管理的人格化相伴随的是大量非理性和低效率的公共管理。主要表现为:机构设置的随意性;人员使用的主观性;规制稀缺;公共管理中的特殊主义取向盛行，血缘、地缘、人情关系时常支配着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向，致使法律、规则因人而异，公共行政缺乏稳定性与普遍性;小团体主义盛行，部门主义、地方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泛滥;领导者独断专行和神秘主义;公共责任不明确，职责一权利一义务关系不明确;公共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现象;等等。1978年之后，我国开始了摆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征程。工业文明社会是“大社会”，对秩序规则的基本要求与农业文明时期的“小社会”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大社会中盛行的行为规则，其目的并不在于为特定的人提供特定且可预见的利益，而是作为那些‘多种目的之工具’而发挥作用的—这种‘多种目的之工具’乃是人们在对某些种类的情形进行调适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为它们有助于人们应对某些种类的情势。”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这种人格型的公共治理模式显然是无法适应时代要求的。这就必然要求我国公共管理的范式转型。

三、官僚化努力及其成就与问题

所谓官僚化公共管理范式，是指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在新教伦理的发展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吸收泰罗的科学管理主义思想，主张建立以法理权威为基础，以科层结构、非人格化、连续性和专业分工为基本特征的稳定、正规化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负责组织、指挥、控制和调节公共事务。在韦伯式的官僚制政府模式中，确立了政府在公共行政过程中的单一主体地位。从1978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大幕拉开到1993年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正式颁布，是我国公共管理逐步走向一条人格化，强调法制、规范、专业化的官僚化的发展路径。在摆脱人格化的无序，寻求官僚化的科学管理进程中，我国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官僚化努力及其成就主要有:在公共管理过程中，重视理性精神的培养，倡导民主、法治、规范、效能、普遍主义的精神和工作方式，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轻人情重契约的价值取向和功绩主义的分配原则;按照管理层次与控制幅度、职责权一致的组织原则，努力理顺各级政府的组织结构，实现政府组织部门化和层级化的合理分工;健全和完善法制，强调依法行政，力图把各级行政组织及其各级人员(包括领导者)的职、责、权，以及工作内容、程序、方法，通过立法的手段确定下来，以降低行政管理中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通过制定政府及其部门机构与人员编制法、行政程序法，控制机构膨胀与管理中的程序缺失;完善政务公开、群众投诉和各种行政监督措施，进一步健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各种责任追究机制和司法救济制度，确保对行政权力运作的有效制约;完善行政组织内部的各项日常工作制度，在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行政人员的行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行政权力的独立性和受制约性的统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贴近社会现实，倾听公众呼声，力求保持适当的灵活性。尽管在我国的官僚化努力过程之中，明显地促进了制度革新。然而，官僚制本身蕴涵着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却不容忽视。“大的官僚机构会产生以下弊端;1.对待不同的需求的反应越来越不加区别;2.向表面的受益者征收越来越高的费用;;3.不能调整供求关系;4.不能防止一种使用形式损害另一种事业形式，公共事业逐渐失效;;5.渐渐易犯错误和失控，直到公共行为迅速成为背离有关公共目标和形象;6.最后，发展到了采用补救措施只能加剧问题的严重性而不能解决问题的程度。”这些官僚制的病疾在我国公共管理官僚化努力的进程中逐渐显现出来。我国政府由于采用集权的、等级制的组织结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僵化、迟钝的特点;将公共管理看成是政府之责的公共治理的单中心取向，导致了在发展官僚制的过程中忽视了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机制的制度性建设，难以对外界做出及时的反应;官僚制政府由于采用终身雇佣制，缺乏有效的选择性激励机制，难以调动公务人员的充分的工作热情和动力;很多公共组织由于不具备排外原则导致竞争意识缺失，管理者对随着公共组织的扩大以及管理费用的增加而产生的规模成本的增加无动于衷，造成了纯粹的经济损失，减少了社会效益，对行政效率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顺应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在公共管理范式中融人市场主义精神，改造官僚制成为当前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革新的新趋向。

四、市场化试验与问题

“市场化或国家的市场化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利用市场标准去配置公共资源，并且利用市场标准去评估公共服务生产者和供给者的效率;第二，国家的市场化与新公共管理相得益彰，甚至可以说，它是新公共管理的一部分。新公共管理是移植私营企业管理经验于公共行政的一种管理模式，强调以结果为本;第三，个体可以如在自由市场中一样在不同的服务供给者之间进行选择。所谓市场化公共管理模式，意指在契约精神指引之下，打破官僚制模式下的政府单中心治理的传统模式，而由政府、社会、企业、公民组成一个多中心的互动的协作性的治理结构，重视公共治理主体的道德自主性和能动性，广泛采用包括私域治理工具在内的各种手段，共同应对各种公共难题，以确保复杂社会中的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有机统一。市场化公共治理模式不是主张政府的企业化，因为企业的根本属性是其私人性和私利性，而对于政府而言，公共性和公益性是不能偏废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基于市场精神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浪潮席卷全球。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举措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1.重建公共部门，尤其是通过私有化;2.重建并压缩中央服务机构;;3.引人竞争，尤其通过内部市场和将公共服务转包给私人部门;;4.提高效率，尤其是通过绩效考核和测评。”随着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传人，同时结合我国官僚化进程中的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公共管理领域逐步推行了以强调弹性、务实为原则，以高效率、低成本为目标的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实验，努力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在公共服务领域引人市场机制，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主要做法是:对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性质重新进行界分，形成了多元的供给主体，在不扩大政府规模、不增加公共财政支出的情况下，政府按照投标者的竞争和履约行为，将原先垄断的公共产品生产权和提供权向私营公司、非赢利组织等机构转让，完成公共服务提供的“准市场化”，进而改善公共服务的提供质量，提高行政效率，增强行政能力;发展参与式民主，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充分互动，强调对“公众负责的最基本要求是政府部门要把它们的活动向其他人作出解释，并要按照他们的标准说明所做的事情是有理由的”;在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实验进程中，逐步完善和发展了行政公开、行政审批、多维度绩效考核、决策听证、服务承诺等一系列相关制度;发展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与治理型政治相一致的政治文化，它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为底线，其主题是关怀基于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的善，而不是单纯的政治权威的价值偏好，公民文化是其核心;在我国公共管理的治道变革中，公民权利日益得到重视，公共管理实现了由“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努力促进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培育社会中介组织的良性发展空间;发展电子政务，促进公共管理的科技化;重视危机管理，提高政府的应变能力。但市场化的公共治理模式在运行过程中常有被企业化的倾向，从而导致公共治理的灵魂—公共性，受到忽视。“企业化公共行政的主张，逐渐发展出一套公共服务如何运作的正统或古典的观点。依此观点，管理者，而非政客，处在管理控制的地位，效率便成为公共部门之“至高的善”，或“行政价值链条中的原点”。至于政治因素则被认为应摒除于公共行政之外，因为它只会造成无效率。”市场主义的公共治理模式要求突破官僚规则的限制，给公务人员极大的行动自由，并予以充分的信任。但是，“这个世上没有哪种伦理能回避一个事实:在无数的情况下，获得‘善的’结果，是同一个人付出的代价的决心联系在一起的—他为此不得不采用道德上令人怀疑的，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甚至是极可能出现的罪恶的副效应。当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伦理都无法得出结论”。假如人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了。假如天使来统治人们，政府的内外控制都将不要。在建构一个由人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此:你首先必须让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而另一方面使其承当起控制自己的义务。”在一个公务人员缺乏足够的官僚制法治精神熏陶和市场机制尚不够健全的社会里，我国市场化公共治理模型的建构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存在着官员出于追逐个人或小集团的特定目标而牺牲其自身所承担的公共责任，从而导致对人民主权的伤害。事实上，我国当前广泛存在的以权谋私现象，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对市场化公共治理模式保持必要的警惕，时刻提防公共治理完全的企业化，公务人员将自己理解成职业经理人或企业意义上的组织雇员。

五、结论:立足于官僚制理性精神的市场化

自1978年以来，农业经济时代的封闭型小社会已经渐渐远去，中国坚定不移地向开放的工业市场经济迈进，经济的转型必然带来政府治理模式的变化，与此相应的是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不断调适。与人格型政府所倚重的“熟人社会式”的公共治理模式不同，官僚制政府突出强调了理性精神的支配性地位以及公共治理过程中的政府单中心倾向。而市场型政府则要求在官僚制理性精神的基础之上，打破政府单中心垄断公共治理权的局面，从而组合各种力量共同应对公共治理的复杂性挑战，提高治理效能。当前西方的管理主义、市场主义的改革取向，有一个深厚的官僚制历程的前期基础。我国公共管理领域事实上尚未经受充分的官僚主义的理性熏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建立与法治国家相适应的公共管理范式，才是立足于我国的现实国情的合理的选择，改革才有生命力。“法治国家的典型特点就是它将导致司法与行政的官僚化并由此导致整个国家强制权力适用的官僚化。”当前我国的公共管理领域的治道变革，关键在于完善我国的官僚制，培育公共理性精神。现代的理性官僚制行政要求公共治理实现从人格性向非人格性的变迁，以情感上的中立性替代情感(伦理)态度对行政行为的影响，以普遍主义代替特殊主义，以专业化的官员和功能行为取代分散性的、功能未分化的行政行为，以纯粹个人业绩(有时还有资历)为个人升迁依据取代以等级阶层为基础的个人升迁。只有建立法制化的理性管理模式，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各项措施才能得到落实，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革除人格化公共治理模式中的种种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弊端。只有如此，才能为多元公共治理型的市场型治理模式以及多元公共治理主体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道德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善”的发挥提供坚实的基础。盲目地跟着西方的思路走，必然会问题重重，事倍功半。“对自由的捍卫，必须是以坚守原则为基础的，而且绝不能向权宜之计让步，即使在那种除了已知的有益影响以外无力表明对自由的侵犯所会导致的某种特定且有害的结果的情势下，亦须如此行事。”在法治国家的公共治理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化改革才是可行的。因为，法治和德治在本质上是相融的。“作为一种公共价值机制，法治国家在根本上倚赖于‘公民美德’的存在，即倚赖于自愿履行自己的政治、法律和道德义务并公平参与共同利益的实现与保护的公民。”官僚化的公共管理范式和市场化的公共管理范式在其内在逻辑是协调一致的，两者都强调公共管理的非人格化、理性、规则的普遍性。两者的区别在于，韦伯式的官僚范式将公共管理完全看成是职业化的官僚之责，因而制度设计的过程之中，采取了将国家—社会(市场)一分为二的取向，导致了公共管理主体的单元化。市场化的公共管理范式在尊重官僚制理性精神之上，强调融人更多的市场元素，强调公共管理之责并非仅仅属于职业化官僚，而且还包括各类“准官僚式组织”以及其他社会主体和自由市场中的竞争者。在官僚制理性精神的支撑之上的市场化公共管理范式是我国公共管理的路径取向。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试析加强公务员行政能力建设提高基层政府公共管理水平

论文关键词:会务员 行政能力 基层政府

论文摘要:当今时代是一个能力本位的时代。随寿执政能办建设的提由，奋务员的行政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超中之愈也越发盆得重妥。本大力田在对东层政府公务人员行政能力进行理性思考的塞袖上，制定科学评价公务员能力素质的标准，进而提出创遗灵活用人机制;优化基层政府奋务炙考核制度;完善公务员培训机制;多种淘汰机制并举，实晚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吐故汰劣等政策建议。

公务员行政能力是公务员角色意识的彰显，是国一家“吏治”的基础探析基层政府公务人员现实的行政能力状况，设计符合地方特色的公务员行政能力模型及相应评价机制，全面提高政府公务人员的行政能力，不仅关系到行政机关职能的有效发挥，关系到区域振兴大业的成败，更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此，在对公务员行政能力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从基层政府公务人员行政能力的现状人手，深人剖析成因，进而探索利创新提升公务员行政能力、提.高基层政府 公共管理水平的路径实属必要

一、公务员行政能力的理性思考

(一)公务员行政能力的实质和特征公务员行政能力是指在现代行政环境中。公务员依法运用公共权力和其它公共资源以科学有效地履行行政职能、治理国家、服务群众、推进社会可持续地发展的专门才干其实质是行政人员依法并创造性地管理公共事务、履行行政职能的能力和职业胜任特

公务员作为政府行政的主体，其素质和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政府行政运作的方式、水平、质量和效果，并对推动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公务员能力具有如一方面特征:一是政治性和社会性，公务员的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行为，因而必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同时公务员所代表的是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所执行的也是这一阶级的意志，因而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又必然带有政治性二是差异性和相对性。公务员群体由个体组成，个体能力素质的差异性必定存在，而这种能力素质差异的存在由于有一定的外在条件的限制，导致这种差异性是相对的三是适应性和创新性突出表现在公务员对现实行政环境应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自省性和自我调试、自我改变的适应力、生存力和发展力〕在信息化、全球化等外在环境变化和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等内在环境变化中，能够不断变革和完善 行政系统自身.增强行政能力，确保其始终走在发展的最前沿，这是其最}a著的特征四是执行性和严肃性.公务员的行政行为贯穿于整个行政过程，具体到每个行政环节和行政活动要把公共意志、需要、动机和政策法律 以及相应的资源条件变成具体的行政活动直接作用于 行政客休并由此产生具体而严肃的现实结果。因此.操作性、执行性、深远影响性和重大严肃性是其在公共生活中最独特的特征

(二)公务员行政能力调整的背景公务员行政能力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行政环境的变化，公务员行政能力也将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和要求

首先，公务员行政能力必须适应全球化浪潮的挑战，我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面临众多的挑战，其中最直接、最突出的是对政府公务员行政能力的挑战人世以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基本处于与世界隔离的状态，政府机关丁作性质相对简单，整个社会对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要求也相对较低，对公务员来讲，只要遵循上级命令照章办事就能成为一个合格公务员，对政策理解和执行能力要求较高随着人世后全球化对我国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影响，特别是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对受传统行政文化和行为习惯浸润已久的公务员行为方式和能力要求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对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应急应变能力等方面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其次，公务员行政能力必须适应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不同的经济体制对政府职能的要求是不同的，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又必然带来公务员行政能力的适当转换。在计划经济基础七形成的“全能管制型”政府模式要求公务员重过程而轻结果，重执行而轻创新，重管制而轻服务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只能涵盖市民杜会以外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限政府”职能模式势必要求政府公务员尽决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创新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以体现市场经济要求的“万顾客导向”和“公民导向”

第只，提高政府公务员行政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前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作出了重大部署，这是我党在关键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而公务员作为我党推向执政岗位第一线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党的执政水平的重要体现者，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具体实践者所以，全而提升政府公务员的行政能力是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一环。

(二)公务员能力标准的设置原则和体系框架公务员能力标准的构建，必须根据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本地区特点以及公务员担负的历史重任，不断地对能绩标准内容和结构进行更新和调整，建立一套动态发展的符合要求的能力指标体系具体原则为:1.国际性原则公务员能力标准设计要洞察世情，注意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特别要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的能力标准体系。我们在指标结构布局的设计上要参照国际上成熟的指标.增强公务员能力标准的国标通用性、可比性。2.现实性原则仁公务员能力标准设计不能脱离本地区实际，要依据《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的有关规定，根据新形势的新需要，从基层政府担负的行政职能出发充分考虑各种部门、各种岗位适用性，设计基层政府公务员行政能力模型的基本内容可行性原则。公务员能力标准设计不仅要考虑到适应中国国情和地区特点，而且还要考虑到本地公务员队伍的现状，指标设计要考虑操作性，努力向量化方向发展.使每一指标尽可能用可计量的要素反映出来，以保证考核评价结果的准确客观、

由于每一职务所担负的工作责任轻重、难易程度、所需资格条件等因素的不同，所以在能力标准的构建上不能采取大一统的做法必须对公务员进行分类根据国际上一般做法，基层政府公务员能力标准构建的对象划分为三个层次:基层行政人员〔包括办事员、科员);中层行政人员(包括科级公务员、科级公务员);高层行政人员(主要是副处级公务员、处级公务员)职位层次不同，对公务员的能力要求也会有相应的差别基层政府公务员的能力结构依序划分为基本能力、中级能力和高级能力三个层次:一是基本能力，主要包括口头表达能力;专业技术能力;人际关系能力;知识开发能力;政策把握能力;任务执行能力;依法行政能力二是中级能力，主要包括权责分配能力;沟通与协调能力;驾驭冲突的能力;资源运筹能力;绩效管理能力;外部合作能力;内部凝聚能力:信息获取与分析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环境应变能力等三是高级能力，主要包括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和应对复杂局面和各种风险的能力;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作以及总揽全局的能力。

以土三个层次的能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公务员能力体系，但在实际中，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往往是交叉渗透、需要灵活运用的一般来说，职位层次越高，越需要具备更高级的能力，以适应高级职位统缆全局、战略规划的要求、

二、对墓层政府公务员行政能力的总体评价及成因剖析

据调查显示.“推公”以来我国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能力呈现出逐步优化的发展态势，能力素质综合指数提高较快。基本能够适应本地区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笔者分析，我国基层政府公务员素质能力近年提高较快的原因有三:第一，实行“凡进必考”，吸引了大批精英分子加人到公务员队伍，客观上促进了行政能力的整体提高。自国家推行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以来，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明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著变化一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其经济发展状况和特殊社会结构决定了政府机关公务员是本地区人才聚集的职业，公务员对本职工作的满意度较高，公务员队伍稳定。在一定程度二促进了公务员队伍整体能力的提升，第二，竞争形势益严峻，公务员主观上愿意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以拓展生存空间与竞争实力近年来，全国各基层政府在科处级领导岗位都已基本实行考试考核竞争上岗制度，有些机关还试行年终考核末位淘汰制度、副局级领导干部“一推双考”制度等改革措施，将晋职晋级与竞争性考试和业作能力的压力，也为公务员平等竞争提供了发展平台。凸显公平公正的公务员制度应有的内涵，客观上鼓励公务员提高自身素质能力。第三，加大培训力度，营造学习氛围，从组织上保障公务员能力的提高近年来，各基层政府机关针对自身情况开展了大规模“补课”式的培训活动，效果显著;同时，各培训机构改变了培训方式和培训内容.实行“菜单’，式选课和针对性教学，不仅增强了对公务员参加培训的吸引力，而且从组织上保障了公务员能力的大幅提高。

虽然基层政府公务员行政能力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在公共服务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创新能力等几项关键性能力方面确实还存在明显不足，尚在低水平徘徊分析其成因有三:第一，多“入”少“出口”，公务员新陈代谢机制不健全是影响基层政府公务员整体行政能力不高的客观因素。各地方政府在最初推行公务员制度时，一般实行整体过渡的做法，使得公务员队伍进口失之于宽，管理失之于松索质能力参差不齐;冉加上公务员队伍“出口”不畅，新陈代谢阻力较大，严重影响了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的整体活力和素质能力的提升第二，重“管制”轻“服务”，传统行政文化的深刻影响是公务员思想意识更新缓慢的主观因素在基层政府，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权力行政”、“全能管制”观念依然影响深远，公务员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方式存在强烈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导致服务意识、法制意识较为淡薄，公共服务能力、依法行政能力较为欠缺.第三，重“精神”轻“物质”，激励竟争机制不完善是公务员缺乏进取动力不足的组织制约因素。目前对公务员的激励方式主要是精神鼓励，这是公务员职业的政治性特征决定的，有利于提高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道德水平。但随着社会各阶层收人的大幅度提高，社会比较利益的倾斜加剧了公务员心理上的不平衡感，不仅挫伤了公务员的积极性，也大大激起了他们对物质利益的强烈欲望与此同时，政府系统考核评价体系不科学，竟争激励机制不完善等，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工作尤压力也就无动力，无动力就不出成绩的“平头”局面，这是公务员能力建设动力不足的重要组织根源。

三、加强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能力建设的政策建议

公务员队伍建设和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民期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只有找准问题，寻求克服这些问题的路径才能科学制定评价公务员能力素质的机制

(一〕关创造灵活用人机制的政策建议第一，对公务员录用形式进行改革基层政府公务员普遍通过委任制、选任制、考任制的形式录用，但对一些专业技术要求高的职务，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很难找到“人适其职”的合格人选，建议可以参照吉林省政府聘任“政府雇员”的形式，以高薪办法向社会招募高级一专业人才进 人政府政府雇员服务政府部门.但不具备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不占用行政编制.用合同的形式确定 政府机关与高素质或专业技术人才的法律关系。这种办法一方面可以吸引高级人才投身政府管理，提升政府服务质量;另、方面，打破了政府用人的终身制同时、这部分人在政府1作与升迁毫不相千，只凭专业技术和知识吃饭。对浓厚的官场文化能起到很好的消解作用、第二，加大公务员队伍内部的流动性，刺激公务员素质的不断提升。基层政府人事部门可以成立公务员人才中心，本级政府所有公务员都在此登记备案，实行统一管理，形成一个政府内部的“准人才市场，各部门所需人员通过这个“人才中心”合理分配，形成政府一内部的“市场化”用人机制，这样可以在政府内部形成适才适”，最大限度实现公务员阳内部。人才配置最优化”，建立政府内部的横向流动聘用机制第三.创 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实现’.造血”与‘输血”功能并重与吸引优秀人才”同样重要的是‘·留住优秀人才”，特别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其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决定了“物质留人”的空间不大，所以。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发展留人’‘就显得十分重要建议领导干部竞聘选拔方式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持续满足优秀人才的发展欲望，真正实现“不拘一格”选拔使用

（二)关于优化基层政府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政策建 议第，明确考核内容，实行权重考核制度。由于公务员工作很难量化，基层公务员考核的内容往往倾向于宏观而缺少可操作性。建议在考核内容，针对前述公务员能力模型实行权重考核制度，确定各基层政府公务员的核心能力.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对于整体能力和素质不合格的公务员，必须停职参加培训，培训后经过考试和试上岗合格者方可评为称职，而年终考核称职者方可晋职晋级第二，在考核权重的把握上.要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届中与届末相结合、平时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并尽量对不同岗位的公务员实行分级分类考评，注重考评的针对性、具体性和可操作性。第三，考核内容与目标体系一经确定就要公之于社会，既让公务员了解，以便按要求执行，又要让行政监察部门、人事考评部门和上级领导掌握，以便于监督检;杳，还要让大众知晓以便于社会监督

(三)关于完善公务员培训机制的政策建议卜第一，在培训方式上，建议采取传统培训方式与现代化、电化培训方式相结合，兼收并蓄传统培训方式应利用集中学习的优势，组织有针对性、导向性明确的学习，特别要将培训重点放置于公务员的人际交流能力和团队作能力的培训上，并增加案例教学、情景模拟式教学、团队训练式教学等先进方法.为受训公务员提供集体经验的分享而采用远程式教学等电子化培训则可利用其终端分散的特点，扩大受训者的规模、将培训重点放在提高公务员的知识存量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又可以减少脱产受训带来的工作不便第二，在培训内容匕建议实行需求式教学公务员培训部门应定期进行培训需求的调研，了解培训岗位需求的特点及变化趋势，本着“管用”的原则合理安排培训内容.分层分类开展具有针对性地培训.培训内容的设置应做到三个适应:一要适应政府工作需求和职务要求;二要适应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现状;三要适应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第三.建议实行培训与考核、奖惩、提拔相结合的制度.激发和保持培训的内在动力建立并实施严格的培训机构资格认证制度。并配套实行培训保障机制和培训约束机制。对于没有按时参加培训或培训成绩不合格的，年度考核不予确定等次，并在提拔任用和晋职晋级时适度考虑同时，鼓励和支持公务员参加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以提高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的学历层次和知识水平

(四)关于实行多种淘汰机制并举，实现墓层政府公务员队伍吐故汰劣的政策建议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一直存在“只进不出”“出口不畅”等现象，这是导致基层公务员队伍庞大、能力低下的直接原因.目前公务员淘汰机制主要有四种:一是自然淘汰，即公务员因年龄、身体状况等原因流出行政系统，如退休二是自动淘汰，即公务员基于利益比较或兴趣原因而主动要求退出行政系统，如辞职;三是被动淘汰，即行政机关对业绩欠佳、表现不良、不符合公务员职业标准或达不到公务员职位规范要求的人员实施的淘汰行为，如辞退;四是强制淘汰，即因公务员言行严重违反行政系统规则被驱逐出行政系统的形式，如开除。但通过这四种淘汰方式离开公务员队伍的数量极为有限，较难淘汰庸人懒人。因此，建议在继续完善和切实执行上述四种淘汰方式的基础上，同时建立竞争性的淘汰机制

第一，借鉴西方公务员管理经验，实行“末位淘汰机制”。用比较的方法对年度考核中连续两年排位倒数若干名的公务员实行分流或下岗，淘汰出行政管理系统，这样既能畅通“出口”，又能增强公务员工作的压力和忧患意识.变压力为提高自身能力的动力。

第二，参照军队中普遍实行的更新制度，实行年阶退职制喇。把公务员按不同的职级划分为不同的退职年龄，如果达到了本职级的退职年龄而未能晋升到上一级，便必须退职。职级越低退职年龄限度越低类似方法如能成功运用于公务员队伍.将有利于保证公务员队伍合理的年龄结构，控制公务员队伍规模，同时也可以催生公务员的危机感，促使他们持续保持在职压力，进而产生素质更新的强烈愿望和自觉行为.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试论新公共管理框架下纳税服务的完善

论文摘要 自2008年我国成立纳税服务司以来，我国各级税务机关都相应开展了纳税服务工作。但是由于纳税服务的理念上的缺乏以及原有的行政管理制度上的不协调导致大部分纳税服务未能起到有效的服务于纳税人的作用。本文从新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纳税服务中理念的缺失，成本过高，信息不充分等问题，提出在新公共管理框架下完善纳税服务的思路。

论文关键词 纳税服务 需求导向 税务机关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在美国提出之后，各个国家开始逐渐重视纳税服务在税收征管中的重要性，纳税服务日渐成为各国税收服务的核心内容。在我国，近年来税务机关在纳税服务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方面都进行了很多的尝试，使我国纳税服务管理有了较好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税务系统管理体制上的限制，纳税服务目前仍然还处于基层税务机关纳税服务形式上的改变，在实质内容上还没有实现真正的纳税服务。从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和发展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了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新浪潮，现代管理学中的诸多理论同时也应用于纳税服务。利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纳税服务的完善和更新，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纳税行政管理方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纳税服务。

一、新公共管理下纳税服务发展的现状

（一）新公共管理的纳税服务理念

1.最小征税成本为中心

新公共管理理的中心思想就是将经济学理论和私营企业管理方法引入到政府管理当中，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成本效益关系，主张将企业精神融入到政府管理中，注重投入产出的相对均衡，强调政策规划项目的成本、效益关系，要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这点完全符合亚当·斯密的最小征税成本原则，税收的管理行为会产生两个层面的费用：一个是政府征税的征税成本，一个是纳税人缴税时产生的纳税成本。因此纳税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纳税人所缴税费的高低以及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

2.以需求导向为重点

新公共管理强调公共服务中顾客导向理念，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政府应为组织服务，政府应该树立“顾客至上”的思想，以顾客的需要为政策导向。积极施行公共部门的改革。税务部门作为最基本的公共行政部门，在税法保证的基础上，强化纳税服务，提供纳税人更多的选择权，为纳税人提供最佳的服务。

3.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为核心

新公共管理强调市场导向的治理，重视公共行政体系内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但不是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更不是公共服务的垄断者。引进社会资源，将部分公共服务外包可以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纳税服务不仅仅是税务部门主动提供，也应该引入税务中介，利用税务中介构建税务行政部门与纳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桥梁。

（二）新公共管理下纳税服务发展的现状

我国新《征管法》明确提出，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的法定职责和义务，税务机关必须在征收、管理、检查和实施税收救济过程中依法提供相应的纳税服务。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专门成立了纳税服务司，具体负责“税法宣传、纳税咨询、办税服务、权益保护”等事宜。2008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纳税服务新理念，由“管制型”税收向“服务型”税收转变。2009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召开了全国税务系统纳税服务工作会议，纳税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各级税务部门尤其是基层税务部门依照各自的税源基础，在组织结构、制度安排、具体措施上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纳税服务活动。推行首问责任、全程服务、文明服务、限时服务、一站式服务、承诺服务、提醒服务、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低柜式”服务等多种服务形式，对税收政策、办税流程、纳税定额、收费依据、处罚标准、偷漏税举报渠道等实行了公开，建立了环境舒适的办税服务厅，以及开展税收宣传月活动、税收专题辅导等。

运用现代科技和管理技术拓展服务手段。如积极推行多元化申报和缴税方式，有针对性地推行直接申报、邮寄申报、电话申报、网上申报、委托等多种方式；充分利用现代金融支付和结算手段，实现税银企联网的电子缴纳；积极开展和规范12366纳税服务热线建设；积极加强网站建设等。

二、纳税服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纳税服务整体理念，隐性成本高

许多税务部门对纳税服务的认识存在偏差：强调纳税服务只是服务，就不可避免的导致税务部门要求服务效率和服务态度；强调纳税服务隶属于征管，导致纳税服务的重点变成了优化纳税流程，提供便捷、快捷的服务以及流于表面形式的外在性服务；强调纳税服务的独立性，导致纳税服务成为单独科室，纳税服务固定在办税服务厅，无法实现整体的纳税服务要求。

虽然基层税务部门都在积极开展“一站式”、“零距离”、“一窗式”服务，将单一职能岗位转变为全能职能岗位，优化纳税程序，减少纳税人排队时间。但是这种纳税流程缺乏处理突发和复杂业务能力，更加缺乏即时监督的能力，与后台监督缺乏实时联系，与征管职能部门也缺乏有效的协调。一旦出错往往会拖延到次日发现或者月底发现，这时候再进行纠正会极大地增加纳税人的心理遵从成本，也会增加一线工作人员的心理负担。这样的纳税服务只是落实在窗口一线人员，并没有从整体出发实现纳税服务理念，呈现一种的孤岛效应，服务手段单一，税务部门内部信息共享能力弱，效果并不明显。

（二）纳税需求导向效果不明显，征税成本高

从公共品角度出发，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应该是供给导向，由政府主动提供社会成员的公共品满足社会成员需求。但是从新公共管理角度出发，纳税人不是简单的社会成员定位，按照我国税制的要求，我国是以法人为主体的纳税管理体系，办理缴纳税款的人员是实际参与纳税流程的社会成员，在本质上要求税务行政部门与他们在平等的地位上。但在我国税务机关的思想观念上，把纳税服务更多的定位于服务税收征管工作，没有把纳税服务作为国税工作的核心业务。

在纳税服务推动优化上，往往是税务部门单一方面推动，使从便利管理角度出发，是一种垄断式服务的体现，要求纳税人必须接受，纳税人也无权反对。缺乏和纳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也没有对纳税人的需求进行调查，这导致纳税服务提供的服务内容与纳税人的需求存在实际的偏差。忽视纳税人的合理纳税需求分析，提供的纳税服务于纳税人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削弱了纳税服务的提供能力，甚至会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浪费了税务人力与财力资源。

（三）纳税服务观念滞后，信息化成本高

目前，纳税服务的手段有很多银行的管理手段的痕迹，而属于税务部门的创新性服务观念相对要少。目前我国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纳税服务分析系统，对纳税主体缺乏标准化的评级和分类；信息共享能力低，不能对纳税人进行量化判定；调查方法和手段欠缺，对纳税人需求不能有效地反馈，也不能针对纳税人的要求设计新的纳税流程。由于纳税服务对纳税人数据库关联能力弱，导致税务部门与纳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纳税服务不能有效掌握纳税人的信息，纳税人的信息变动还需要征管部门逐一核对，影响了纳税服务的有效性。

纳税服务分析能力要求税务工作人员具备极高的专业能力，不仅要熟练掌握政策法规的变化，还要熟悉征管的业务流程，同时优秀的社会调查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也是保证纳税服务的需求导向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而目前大多数税务部门缺乏这样的专业性人才或者团队，并且税务部门忽视了服务外包的可能性。一味强调要求税务工作人员单人完成一个专业团队的工作，造成有些税务部门的政策出台缺乏严谨的可行性检验，出现问题后脱离制度约束盲目修改，极大影响了纳税人对税务部门的信任度，也导致纳税成本过高。

三、完善纳税服务的新公共管理思考

（一）理顺纳税服理念，将纳税服务贯穿于税收征管

纳税服务贯穿于税收征管的全部环节，并且预先于税收征管开始纳税人管理，事后对纳税人评价分析。所以应从人力资源，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上予以相应的保障，提高纳税服务的水平，减低纳税成本。

首先，要解决纳税服务与税收征管互相独立的问题，需要从创新征管模式入手。从服务一体化角度入手，新的征管模式不仅要将纳税服务融入到征收管理中，还要体现纳税服务与征收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其次，优秀的人力资源是保证纳税服务有效开展的前提，加强税务干部的专业素养，提升税务干部对税收政策法规的解读能力，强化税务干部对纳税流程的熟练度；优化税务系统人力资源的弹性福利制度，从物质上保证对税务人力资源的激励作用。最后，整合纳税服务部门，引入扁平化管理制度，将纳税服务嵌入到征收管理中，建立税收分析，税源监督，税收评估，税收稽核一体化的服务机制，最终将纳税信息归集到税收征管的决策中心，形成制度化措施后反馈到基层税务工作人员，使得每一位税务干部都成为纳税服务员，在日常征收管理中，为每一位纳税人提供专业化的纳税服务。

（二）确立纳税需求导向的服务体系

加强对纳税人合理需求的有效表露激励机制，摆脱自上而下的服务提供方式，将纳税人和税务部门放在平等的地位，充分挖掘纳税人的共性和纳税特点。

借鉴客户管理模式，坚持纳税服务维护，要重点掌握纳税人对税务部门征管的反馈，对纳税人的维护自身权益的投诉要做到反思优于处罚，总结优于批评。真实了解各服务项目的实际效果，进一步有针对性地研究后续措施，改进服务。将纳税人的需求反映在制度提升上，引导纳税人自觉参与纳税服务决策，提高纳税遵从度。在大量的调查基础上，按纳税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进行分类，提供个性化的纳税服务；按纳税人的遵从度和信用评估进行分级，有针对性的提供纳税服务；按照纳税人的规模和业务量进行分项，提供模块化的项目服务。

（三）充分发挥税收中介的作用，适当进行服务外包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社会单体的差异性也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政府不能包办所有的公共服务项目，适时适当的将服务内容下方到社会团体，政府加强引导和监督职能。因此，推进纳税服务的社会化有利于纳税服务的微观化。

截至2012年6月，我国实有企业达到1308.57万户，个体工商户达到3896.07万户，即使是加强信息化程度和自助纳税等便捷手段，每个税务干部都要面对数以几百计的纳税人，完成日常的征管都显得住捉襟见肘，而纳税人亟需的税法政策解读和宣传更是无从谈起。

充分利用社会化力量，将部分纳税服务外包给社会团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促进纳税服务的社会化。从长远来看，除了更加完善的12366热线信息化服务外，利用纳税服务外包和结合专家级的税务咨询，提供最权威最专业的纳税服务可以更好的解决纳税人对税收政策了解的空白。建立税收法规和政策的疑问库，和E-MAIL回复机制，能比电话咨询便于记忆和掌握。

在科学合理界定税务机关职能的基础上，通过法律和经济的手段，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包括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为纳税人提供各类纳税服务。重点是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税务业，促进其健康发展，使之成为纳税服务社会化体系的主要力量。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公共管理与治道变革

内容摘要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府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治理公共事务模式即治道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政府发展水平和质量，也直接关系到公民各方面的生活是否幸福和快乐。

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政府全方位治道变革的过程：从过去什么事情都管的无限政府走向专心致志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问题解决、公共事务管理的有限政府，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从以专政和权力统治为基础的政府走向以服务为宗旨的政府，从高度集权的政府走向地方越来越有自身权限的多中心运作的政府，从高度封闭的政府走向信息公开、允许公民多渠道参与公共管理的政府等等。这一过程既是宏观上全面系统推进的结果，但更是具体的公共管理多方面创新、积累并推动宏观变革的结果。

本文以江苏和武汉新近实施的公共管理创新，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公布的婚姻登记条例为例，说明了公共管理创新对于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共管理，治道变革

2003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有很多创新的举措，比如江苏省废除了有关严禁没有婚姻证的男女混住，武汉市用新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禁止麻木难的问题。在中央层次，全国人大颁布了《行政许可法》，国务院颁布了《婚姻登记条例》。

这些新的公共管理举措，和新的国家法律法规，具有很大的治道变革意义。认真总结与分析这些新举措和新法律法规所包含的治道变革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通过管理与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

一、江苏省公共管理创新的治道变革意义

过去，江苏省人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严禁没有婚姻证的男女混住。最近，江苏省废除了这一规定，因为这一规定没有国家法律依据，国家法律并没有规定没有婚姻证的男女不可以混住。

这一举措受到了传统媒体和新闻网站的关注。大家一片叫好。认为，这是法治原则的体现。法治原则要求，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允许的，国家法律没有规定禁止的事情，省级政府没有权力制定法律性规定实施禁止。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男女同居，只要不涉及货币化的性交易，就不属于违法。更有法学家认为，这实际上体现了公权尊重私权的精神。其实，公权与私权是有明确界限的，未经正当司法程序，公权不得侵犯私权。男女同居，属于私权的范围，即使国家有法律规定，这样的法律也属于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是需要修改的。

在笔者看来，这一变化的意义不仅仅是体现了法治精神，有利于青年男女的自由而快乐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进步：

从审批治国走向依法治国。过去，凡是政府没有明确允许的事情，都属于禁止之列，所有的事情，包括公民个人的私生活，都需要政府的允许，才是合法的，严重的时候，连思想都要与政府想的一致，不允许想政府不让想的事情。现在，变成了凡是政府没有用法律明确禁止的事情，都属于允许之列，公民可以自行行事，即使违背一般人的道德准则，但只要不违反法律，都不受处罚。

从道德治国走向依法治国。过去，政府往往依据道德原则来治国，认为法律是道德的体现。只要违反道德风俗，就应该严厉禁止，受到严厉处罚。根据这样的治国原则，未婚同居是不道德的，需要禁止，并受到处罚。现在，政府根据法律原则来治国，法律是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任何私人行为，都是个人的权利，都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道德原则，是一个人的修养的问题，主要依靠个人自己的道德修养、社会舆论等进行约束。

从行政集权走向政治集权。中国政府的特征是，在行政上是高度集权的。具体事务，都需要中央来决定，即使是一个小区应该收多少物业管理费来进行物业管理，一个村庄应该有多少提留来提供公共服务，都由中央来决定。其结果是，中央管了很多不该管的行政性的具体事务，但是像个人的基本权利，包括财产权利、生命权利和各种各样的基本自由权利，却没有得到中央法律和政策的明确保护，地方政府和单位，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规定加以限制和侵害。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行政高度集权但政治高度分权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最容易出现行政事务虽然高度集权，但由于高层监督负担过重，往往是各地各单位各自为政；由于中央忙于各种各样的行政杂务，反而没有精力去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致使各级地方政府、基层政权，以及事业单位出台了各种各样的侵犯公民权利的法规和规定。江苏省主动根据政治集权的原则，放弃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性规定，有利于中国政府从行政集权走向政治集权，让各种各样的私人事务，交给个人决定和处理；让各种各样的地方性事务，交给地方政府处理。但是，当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等政治性事务的时候，则应该由中央政府亲自处理，各级地方政府和单位，都不得出台限制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法规和政策。

这一举措还有公共管理的价值意义，这就是从尊重政府权力走向尊重公民权利。限制公民权利，实际上都是为了政府权力的运作方便而设定的。就拿这个案例来说，政府规定，禁止，也就是禁止任何货币化的性交易。为了有效实施这一政策，必须鉴别一对男女在从事性活动时是否存在货币交接行为。要证明这一点，有些情况是比较容易鉴别的。比如，有结婚证明的男女，其同居和性行为，就可以被看作是不存在货币性交易，虽然事实上可能存在，但因为有婚姻，其财产属于婚内共同财产，只是从一个兜掏到另外一个兜。这时，结婚证成了性活动不可能存在货币化行为的替代指标，有了结婚证，不需要进一步取证的信息。但是，对于没有结婚证的男女来说，要识别是否存在货币化的性交易，是两情相悦同居还是非法货币化性交易，则需要更多的信息。由于这些信息具有隐秘性，除非当场抓住货币交接，否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很难认定，这对于执法的人员来说，是一个难题。一般来说，对于难以鉴别的事情，政府的天然倾向是全部禁止，因为这样有利于政府权力的有效运作，可以减少更多的麻烦。但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尊重权力甚于尊重权利的恶果，很容易导致很多冤假错案：有些属于情人约会，有些属于婚前同居，但由于在短时间里很难识别，再加上抓住可以依法处罚5000元，执法部门有很高的收入驱动，就往往屈打成招，本来是两情相悦的事情，因执法权力的介入，变成行为，本来是件十分快乐的事情，最后变成了悲剧。

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关键不是公民是否约束自己，要小心谨慎，而在于政府应该实施治道变革，约束自己，不要为了权力的方便而任意侵害公民的权利。对此，江苏省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

二、武汉市公共管理创新的治道变革意义

从权力行政走向权利行政，是政府治道变革的基本变革路径。这一路径也可以表述为从强制行政走向服务行政。最近武汉市禁止“麻木”的实践，可以说是从强制行政走向服务行政之治道变革的典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大城市交通面貌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为拥有一辆自行车而感到自豪，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摩托车，进入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自己的私家车。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武汉市面临的问题是，1989年以来，武汉城市道路上挤满了正三轮摩托车和人力三轮车。这些交通工具在武汉俗称“麻木”，其特点是价格便宜，适应普通百姓交通的需要，但也影响武汉的交通，污染武汉的环境，尤其是严重影响了武汉的城市形象。

由于这一原因，1993年开始，武汉两会出现了多达上百件的解决“麻木”问题的建议、提案和意见。政府也采取了种种措施，禁止“麻木”，但14年的整治始终是“治了乱，乱了治”。其中1997年，武汉市政府痛下决心，全城“禁马”。但是，“麻木”司机竭力反对。武汉的交警在政治行动中也经常遭到麻木司机的围攻，有的甚至留下了终身残疾。自然，“禁麻行动”也就屡战屡败。一直到2003年3月之前，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2003年3月底开始，武汉市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经过85天的努力，困扰武汉多年的“麻木”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为什么过去花了14年时间依然难以得到解决的“麻木”问题，到了现在花了85天就解决了呢？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过去“禁麻”行政的失败，主要在于采取的手段过分依赖强制执行权，没有充分考虑“麻木”司机的利益，没有考虑到普通百姓的交通需求。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禁麻”是正确的，但是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如果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行政就不得不依赖强制权，通过惩罚的办法“禁麻”。此次“禁麻”成功，关键原因在于武汉市政府充分考虑到了“禁麻”过程中有关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利益：

充分考虑禁麻对麻木司机可能造成的损失，由市政府出资，收购麻木。从4月1日开始，首先收购无证“麻木”，在4月份一个月内，一共有16511辆无证“麻木”司机主动交车。然后5月20日武汉市政府“禁麻”通告，收购有证“麻木”，有证“麻木”回收在6天时间全部完成，2232台车辆回收。

充分考虑“麻木”禁止之后“麻木”司机的再就业问题。市政府一方面鼓励“麻木”司机自我就业，与此同时市政府也采取各种措施，帮助“麻木”司机就业。

在解决“麻木”司机后顾之忧的同时，市政府还充分考虑到了普通百姓的交通需求。改革出租车价格政策，出租车起步价格从7元下降到3元。

这些方法应该并不复杂，但过去的市政府为什么没有想到，而现在的市政府却想到了呢？这与武汉市新一届政府科学决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为了打好“禁麻”战役，2003年春节刚过就召集工商、城管、民政、残联、公安等部门成立了取缔“麻木”工作班子，他们总结十余年的整治经验和教训，邀请专家科学论证，修改《武汉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若干规定》，出台配套措施，补偿车主利益。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武汉市政府也采取了种种措施，实施民主行政。市民警、社区、民政、残联等部门工作人员一起组成一千余个工作组，对全市“麻木”车主逐人逐户上门调查，宣传政策、了解今后的工作愿望等，基本掌握了34870名“麻木”车主的家庭状况、经济收入、详细住址和车辆类型等情况。

这些行动，不仅解决了“麻木”司机的后顾之忧，而且还解决了“麻木”司机心理上的障碍，对“禁麻”政策顺利实施，营造了一个认知共同体，各个方面在认识上达成了一致，在利益上没有冲突对抗的基础。自然，“禁麻”行动也就自然而然地取得了胜利。

武汉市政府“禁麻”成功的经验表明，政府改变观念，实施治道变革，从强制行政走向服务行政，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尽可能让利益相关人有更多的参与机会，让其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利益，在制定过程中可能有很多麻烦，但一旦政策制定出来，各个利益相关方面有了共识，就不会导致大的意见和利益冲突，公共问题就能够得到顺利解决。如果我们的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都能够这样做，那么可以想象，我们所面临的绝大多数公共问题，都能够摆脱过去的“治乱循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得到妥善的解决。

三、婚姻登记条例的治道变革意义

最近若干年，中国地方政府公共管理创新层出不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治道。在中央层次，这样的变革往往以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出现。最近国务院出台的《婚姻登记条例》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一条例的治道变革意义是显然的：从方便管理到方便公民；从加强管理到走向提供服务，体现了服务政府的理念。

在过去，一对年轻人经过热烈的恋爱，终于觉得难分难舍，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另外一半，想要结婚。但是，烦恼也即刻来临了，他们发现，结婚原来不是想结就结的，还要过五关斩六将，过好多关卡，忍受好多难看的脸，还要交很多不该交的钱，还可能被卡不许结婚：

他们必须到单位去开介绍信，要单位出具婚姻状况证明。虽然很多人拿着一包要结婚的喜糖给负责开证明盖章的人，就可以如愿以偿，但也有一些人发现，原来单位有各种各样的规定：有的规定，男方必须到25岁女方必须到23岁才能结婚，有的更规定男女双方的年龄加在一起必须够50岁才可以结婚，否则不给开证明。有的单位则更因一些莫须有的原因拒绝开介绍信。这使得要结婚的人一波三折。

即使好不容易拿到了单位介绍信，在结婚之前还必须去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接受体检，并向婚姻登记机构出具其开设的医学证明。在这一过程中，要结婚的人不仅要出一点血，也就是要交体检费，而且其隐私也往往得不到保障，有的医疗保健机构往往干涉隐私，检查与结婚无关的项目，比如对女性的处女膜是否完整也做检查，并对检查结果公开。有些女性先天处女膜不完整，往往因此而蒙受不白之冤，失去了男友的信任，有的结不成婚，有的即使结婚了也给婚姻带来了阴影，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爱情悲剧。

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看，这些麻烦其实都是工作单位和医疗机构违法管理、侵害个人婚姻自由权利的结果。因为《婚姻法》规定，男22岁、女20岁就有权利结婚，这一权利是得到法律保护的，男性一旦到了22岁，女性一旦到了20岁，就有了结婚的权利，任何不正当的干预，都是违法的。那么，为什么这些单位敢于这样做呢？它们也有法律依据，这就是1994年制定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结婚登记必须持单位介绍信，持单位开具的有关其婚姻状况的证明。而医疗保健机构之所以能够借此机会，不仅收取高额的各种类型的体检费，而且对不必要的项目进行检查，并公开人的隐私，破坏年轻人的爱情，损人不利己，其原因也在于19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结婚登记必须有医学证明。

从理论上来说，婚姻登记本来是应该由公共权力机构管理的公共事务，不能随意授予非公共权力机关。一般来说，公共权力机构的行政行为，不仅会得到内部行政监督，如果违法不作为，公民还可以对人民法院对其提起行政诉讼，这样的权力滥用的可能性较少。但如果把公共权力交给工作单位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那样的群众自治组织管辖，就婚姻登记来说，一方面不必要，在婚姻登记过程中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因为个人的婚姻状况凭户口本完全可以得到证明，即使有假，在跳槽换单位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其单位提供的证明也未必完全真实可靠。另一方面，给非公共权力机构以公共权力，反而给其提供了很多违法的机会，事实上，的确有很多单位就利用这一权力，制定很多土办法，根据本单位控制员工的工作需要，甚至是发泄人际私愤，任意提高结婚的门槛，违法干涉公民的婚姻自由。而对一这样的违法行为，不仅拥有行政监督权力的行政机关很难对其进行监督，而且由于其不是行政机关，公民也很难利用行政诉讼途径对其进行监督。即使公民要提出异议，来维护自己的合法结婚权利，也往往因不得不担心自己的饭碗问题而作罢。很多有情人难成眷属，有种种原因，不体谅民意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也制造了不少。

2003年10月1日开始，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2003年夏天国务院总理签署的国务院令颁布了新的《婚姻登记条例》，该条例没有要求结婚双方所在单位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有关其婚姻状况的证明。该条例也没有要求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必须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法律没有要求，就等于是取消了。所以，有专家预料，2003年的9月，将是一个缓婚期，很多人将等到10月1日之后再去申请婚姻登记。因为在那天之后，很多复杂的手续都将取消，可以节约很多麻烦，节约很多时间，更可以省一笔资金。最近记者的调查也表明，婚检医疗机构原来每天婚检70多对的现在只有两三对了。对此，媒体都齐声欢呼，结婚将因此而真正变成快乐的事情，政府也因此而得到了发展，从便于管理走向方便公民。这显然是很大的进步。

不过，新的《婚姻登记条例》的变化还不仅仅这两项。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变成了《婚姻登记条例》，省去了管理两字。这虽然只是省去了两个字，实际上却是政府职能部门观念的大变化：把自己从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为为公民登记服务的角色，充分体现服务性政府的理念。

服务性政府理念具体表现之一是，政府给个人提供更多的空间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比如，过去需要单位来证明的事情改为个人签名声明对自己的状况负责：结婚双方必须签署一份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也就是单身和非近亲声明书。

服务性政府理念具体表现之二是，离婚申请当场发证：原来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必须对当事人的离婚申请进行审查，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个月内，对符合离婚条件的，才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新条例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

服务性政府理念的表现之三是，对于分散的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了整理，婚姻登记机关由行政部门以及乡镇政府统一负责，不再由街道办事处负责；涉外婚姻登记由省级政府的民政部门管辖。这就解决了婚姻登记管辖过于分散，在基层民主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有些婚姻登记机关利用婚姻登记滥收费的问题，也便于对婚姻登记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地行政监督。

不过，新的《婚姻登记条例》也不是没有问题，在笔者看来，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存在缺陷，需要完善：

缺陷之一是，一方面，《婚姻登记条例》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但另一方面，在条例里又不要求进行婚检，实际上很难执行。对此，民政部有关人员的解释是，因为婚姻法规定的“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一直未能明确，结果就是在婚姻登记实践中，婚姻登记机关根据婚检机构出具的检查结果无法认定当事人是否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是否可以办理登记。结婚需要体检，没有实际作用，却增加了公民的负担。因此，取消了婚姻登记需要体检证明的要求。不过，在技术上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在法律上进行实体性的明确规定，但又在程序上不做要求，显然不合逻辑，有损法律的严谨性。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修改规定，建议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疾病的，公民可以不申请结婚，而不是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另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实际上只是说明了医学上不应当生孩子，因为不适合生孩子而剥夺公民结婚的权利，其实质是想从控制婚姻来实现优生优育的政策目标，虽然政府多了一项管理的工具，却牺牲了公民的权利。这还是管理型的政府，没有真正转变为服务性的政府。

缺陷之二是，《婚姻登记条例》第九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受胁迫结婚的婚姻，宣告结婚证作废，但条件是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问题。其实，受胁迫结婚，就是婚姻不自由，应该无条件宣布其无效，至于可能涉及的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问题，则应该另案处理。如果以涉及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问题为由，承认受胁迫婚姻，只能迫使受胁迫者在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问题上作出无限制的让步。这实际上是保护了胁迫者，牺牲了受胁迫者的婚姻自由权利。这一规定，也只是方便了管理，而没有考虑到受胁迫者的权利。需要进一步改革。

四、行政许可法的治道变革意义

《婚姻登记条例》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婚姻登记领域的治道变革，具有局部的意义。2003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由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公布、2004年7月1日实施。这一法律对于中国政府治道变革来说，则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这一法律规定了行政许可的范围，也规定了不许设置行政许可的事项；规定行政许可除非由法律规定，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行政许可必须有时间限制，不得无限期拖延；只有法律和法规才能设置行政许可，部门规章和一般性文件不得设置行政许可；行政许可一旦批准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必须有充分的公共利益的利益，并且给公民和组织带来的损失进行补偿；禁止行政许可转让；严禁资格考试强制培训和购买指定教材等等。

这些内容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因为这些规定，非常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很多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在与政府打交道跑行政审批时所面临的很多实际问题，而且也针对性地控制了行政机关设租、企业寻租、权钱交易的腐败空间，确立了从源头根除腐败的制度基础。可见行政许可法的意义非凡。不过，《行政许可法》的最重要的意义，恐怕还在于其对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意义：

使中国政府有限政府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府的权力有了法律的边界。过去，有关政府权力的法律，一般只是笼统地列举若干类别，说政府负责国防、外交、治安、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而没有具体规定其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其结果就是政府的权力往往是没有边界的，可大可小，没有标准，在逻辑上就是无限政府，可以“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天气”。《行政许可法》不仅从肯定的角度规定了哪些事项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而且还从否定的角度，规定了四类事项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这不仅为公民个人、法人和社会自治等组织，市场经济和中介组织留足了足够的空间，为公民个人自由、社会自治、市场经济竞争提供了充分的法律基础，还为政府的行政许可权力设定了法律的边界，政府的行政权力终于进入了有限政府的境界。

使中国政府的依法行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府终于开始依法规范自己。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过去主要强调政府治理整顿市场经济、管治公民行为、规范社会组织行为要有法律依据。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丰富和发展了依法行政内容，依法行政，首先是政府行政权力的设定、运作需要有法律依据。依法行政，首先是政府要依法规范自己，然后才是依法去管理社会。

使中国政府的民主行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民主行政进入了程序民主的时代。过去，民主行政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为人民服务，在实际操作中，为人民服务往往变成了高度管制也是在为人民服务。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使得民主行政的内涵增添了新的内容，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的设立，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该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还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机关和实施机关就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必须听证的行政许可行为必须公开听证，而且费用由政府机关负责，等等。这些规定，都体现了民主行政的新内涵。这表明，民主行政不仅是在目的上要为人民服务，更重要的是在过程上要让人民参与行政权力的设定和运作，民主行政进入了程序民主的阶段。

使中国政府的权力配置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府间权力配置得到了法律化、清晰化。在现有的宪法和相关组织法规定中，往往只有原则，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各级政府之间有关权力划分的规定，往往比较模糊，只有民主集中制、议行合一这样原则性的规定。行政许可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立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法规只有在法律尚未制定的时候才可设定行政许可。国务院决定设定行政许可只限在必要的时候，除临时性行政许可事项之外，国务院应当提请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或者自行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各个部门不能以行政规章的形式设定行政许可。在没有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时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法规，急需时省级政府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一年后若要继续实行，必须提请当地立法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与此同时，还规定了地方性法规和省级政府规章不得设定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资格、自制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并且禁止为地方保护主义、分裂统一市场设定行政许可。这些规定明确界定了立法机关、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在行政许可设立方面的权力划分，使得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入了法律化、清晰化的阶段。

使中国政府的政务公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务信息公开有了具体的法律要求，而且政府需要根据公民的要求公开信息并作出解释。由于战争年代秘密行政的传统影响，以及计划经济时代长期运动性行政的惯性，中国各级政府的政务公开状况一直不如人意。政务公开只是作为一种要求，而不是政府的法律义务。所以，往往是上级要求一下，领导重视一下，政务就公开一些，时过境迁，又回到秘密行政的做法。其关键是政务信息公开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框架，也没有法律要求。今年SARS危机时期制定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政府必须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的法律义务以及相关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在法律上规定了政府在行政许可领域公开政务信息的义务以及具体做法，并且还必须提供公民要求提供的信息和解释：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式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这又把中国政务信息公开推进了一大步。

使中国政府的服务行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人民服务进入了制度设计和保障阶段。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中国政府的施政原则，中南海新华门就写着“为人民服务”，但在具体行政领域，服务原则往往缺乏制度化、法律化的保障，便民服务往往停留在口头上，行政机关往往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让公民和企业社会组织疲于奔命。《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使得服务行政终于进入了制度化的阶段：比如，在行政许可的申请与受理阶段，规定行政机关应立即告知申请人为什么不受理，当场告知或者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其申请材料的错误。在审查与界定阶段，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行政机关应当场作出书面行政许可决定，不能当场作决定则限期作决定；政府一致对待申请者，无论上下级关系、还是不同部门的关系，都是政府内部的事情，申请人只跟一个政府部门打交道，而不必挨个儿自己跑政府部门。在涉及第三方利益的时候，政府还必须告知第三方利益相关人，并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当然，行政许可法要到2004年7月1日才正式生效，各级立法机关和政府机关在未来还需要根据行政许可法在未来的10个月里面全面清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在行政许可法真正生效之前，对其意义的探讨应该说还停留于纸上谈兵的阶段。但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法律，毕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只要从现在开始艰苦努力，中国政府也可以很快实现治道变革，真正成为廉洁、高效、公正、公开、公平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府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治理公共事务模式即治道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政府发展水平和质量，也直接关系到公民各方面的生活是否幸福和快乐。

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政府全方位治道变革的过程：从过去什么事情都管的无限政府走向专心致志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问题解决、公共事务管理的有限政府，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从以专政和权力统治为基础的政府走向以服务为宗旨的政府，从高度集权的政府走向地方越来越有自身权限的多中心运作的政府，从高度封闭的政府走向信息公开、允许公民多渠道参与公共管理的政府等等。这一过程既是宏观上全面系统推进的结果，但更是具体的公共管理多方面创新、积累并推动宏观变革的结果。

为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推进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全面发展，政府的发展至关重要。江苏和武汉的经验表明，政府发展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具体的公共管理的改革和创新，在很多具体的层面，促进政府的治道变革。《婚姻登记条例》和《行政许可法》的经验表明，政府发展需要在积累日常具体公共管理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修改现有的法律和法规，出台新的法律和法规，在制度层面，促进治道变革。只有在操作层面与制度层面一起努力，才有可能把新的政府治道变革落实在具体的公共管理上，才有可能稳步推进政府的治道变革，才有可能让新的法律与法规，有现实的可行基础，而不会变成一个写在纸上的文字，没有实际作用。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政府管理职能重构的选择

【摘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纲领性文献中提出“公共管理”这一国际通用新概念，标志着我们党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认识又实现了历史性飞跃。由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的转变，是当今世界各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这一思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今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根本思路。本文通过引入传统公共行政与现代公共管理这两个概念，阐明现代公共管理提出的根源以及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本质区别，分析实现这一转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探索实现这一转变的基本途径，提出必须从多层次、宽角度来实现这一历史性飞跃。

【关键词】 传统公共行政 ；现代公共管理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公共管理”。这是第一次在党和国家正式的纲领性文件中引入这个国际通用新概念，标志着我国政府的主要职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分析传统公共行政与现代公共管理的区别，认清实现这一转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从而进一步探索基本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现代公共管理对传统公共行政的冲击

传统公共行政实质上就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官僚制”政府的职能，它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强调公共事务及公共服务的官僚独占模式，认为政府组织才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形式。其二是注重官僚制组织机构的层级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以保证组织运转的效率。应该说，传统公共行政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它的主要功绩在于把公共行政从一般政治活动中分离出来，使公共行政专业化，特别是它注重行政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加强行政和效率研究，从而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它解决了人民当时希望解决的问题，如社会稳定、社会基本保障和公平、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传统公共行政的模式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缺陷。例如，在信息社会，刻板、僵硬的规章就成为追求效率、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公共需求的最大障碍。同时，由于传统模式下的政府垄断和权力集中，导政公共管理领域效率低下。

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作为对公共行政的冲击，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一时期，许多英国学者都努力通过应用决策理论、组织理论以及政策分析和政策研究的发展，来增强对英国中央和地方行政的分析。而在美国，公共管理的出现是对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学者不满的产物。认为：进入新经济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下，这种官僚化组织显得行动迟缓而且程序烦琐，不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如美国政府于1993年发表了《全国绩效评估》报告，对官僚制组织存在的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重塑政府”的一整套解决方案，强调“从人人为遵守规定而负责的体制转变为人人为取得成果而负责的体制”。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之所以面临诸多“危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它无法有效地回应日益增多的公众需求。而现代公共管理着眼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公共管理的显著特征表现为：政府主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提供私人产品，不干预私人领域的活动；政府负责执行市场经济法律，对市场秩序与市场运行进行平等的监管与公正执法，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实现公共政策；除了必要的社会管制和经济管制之外，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活动，不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运行。它的理念包括：

第一，承认公众需求的合理性、以满足公众需求为焦点，现代公共管理不仅关注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去做，更应当关注公众希望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公众的需求如何才能得到满足。

第二，诸多的社会问题虽然形式多样而且日趋复杂，但都与公众需求或切身利益相关。如果说公共行政关注“政府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现代公共管理就应该关注“社会问题如何才能通过政府及非政府的途径得到解决”。

第三，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分配是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公共管理主体对社会问题的回应不是即时性的和功利性的，而应该看作是 “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活动”；或者说，公共利益乃是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

第四，吸收新公共管理强调有效性和结果取向的理念，现代公共管理更加关注这些基本理念，并且强调通过立法、行政、司法职能、政府与非政府等多种途径，以及绩效协议制度、市场或准市场的手段，以保证实现有效性和可能性。

二、必要性和紧迫性：由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的转变是大势所趋

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加快开放和经济结构大调整时期，由行政管理到公共管理的演化，大力加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显得尤为必要。

(一)从国际环境上看，由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是适应全球化时展的需要。

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社会矛盾以及解决矛盾与实现利益方式等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与结果，具有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全球化是各国政府公共行政面对的新环境，它形成了一种面对和解决全球性社会问题的新关系。这种新关系要保持各国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问题的政策的稳定性，使本土性在全球化的逻辑框架内运行，并意味着各国都要根据这种新关系进行改革，从而使本国公共行政的理念、政府职能和运作方式与之相适应。在全球化竞争的条件下，政府的行政能力已成为确立国家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因素，官僚制组织那种金字塔式的垂直的、僵化的组织结构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需要，政府公共行政正逐步向服务的方向发展。当今世界各国的公共行政的目标也由单一地追求行政效率发展到全方位追求社会公平、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加强公共责任和提高社会公众的满意度。

我国目前政府公共行政在很大程度上仍处在传统阶段，特别是加入WTO后，由于受世贸组织规则的制约和限制，一些传统的、陈旧的行政方法必须改变，要实现行政方法的科学化，必须以科学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必须以世贸组织规则为前提；必须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必须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的行政方法、为适应我国加入WTO的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作风，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强化服务功能，改善投资软环境，加强廉政建设，方便投资者、企业、市民办理各种行政审批事项。因此，我们必须切实转变观念，确立新的公共管理理念，借鉴新公共管理思想，对我国的公共行政模式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

(二)从国内环境上看，由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正处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这是我国公共管理目前所处的最主要的国内环境。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在政府公共行政方面，长期奉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体制，形成了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实行高度集中管理的指导思想。政府包揽一切，权力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按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而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具有独立的地位，它们自主地做出经济决策，独立性承担经济风险；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政府的主要任务则是宏观调控和提高公共服务。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下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公共行政架构。这种架构不仅体现在政府行政管理内部各种关系之间，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等各种外部关系之间。我们必须站在整个社会的高度，重新对政府进行全方位的审视，把握公共行政发展的客观规律，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重新设置政府的职能，重新设计政府的运行机制。

（三）从我国政府公共行政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看，由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是理清改革思路、深化行政改革的需要。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公共行政部门一直被机构臃肿、队伍庞大、效率低下、财政危机、官员腐败等问题所困扰。针对这些问题，建国以后，我国曾进行过多次以精简机构、人员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虽然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效，但却始终未逃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90年代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行政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其注入了新的动力。但是，由于受主客观环境的制约，基本上还是处于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框架内进行，局限于政府内部关系的调整，而没有真正意义上涉及到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国家等关系，以及政府角色、职能、行为规范、效率与质量、绩效评估等更为重要的内容。因此，改革的效果也是相当有限的。直到现在，我国公共行政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问题，一是“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不容易冲破。现代服务型政府的最大挑战就是交易成本太高，而且大有越来越高之势；二是有效的监管机制难于形成；三是没有把“游戏规则”的制定当作政府服务的主要内容，避重就轻，搞表面文章或者有了规则不按规则办事。对影响发展的利益结构视而不见，对阻碍发展的体制因素不敢触及甚至不惜拿公家的利益为自己买一分“保险”；四是政府政策的应对措施过于缓慢。

这些问题中有的已成为政府公共行政中的顽症，严重阻碍着行政改革的推进。这些问题是体制所固有的，在旧的体制框架下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多，政府的职能也不断分化。每增加一项职能，政府就要设立相应的机构或部门来承担。职能越分化，政府的规模越庞大，随之财政预算也不断增加，机构膨胀和财政危机也就成为必然；而且在传统的官僚体制中，由于官员特权的存在和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官僚主义和官员腐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已经不能靠表层触及问题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的深层次来解决。

三、思路与途径：从多层次、宽角度实现从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的转变

（一）要在思想观念上突破。要破除政府干预观念，走出“政府万能”、“福利国家”的误区。根据政府能力与政府职能的关系，可得出如下公式：政府能力大小程度=政府能力/政府职能[1]。说明政府能力有限时，减少政府职能，可以提高政府能力的发挥，同时也打破了政府职能越多、包揽的社会事务越多，就越能体现政府能力的说法。因此，政府把精力集中于该管的事上，有利于提高政府能力。

（二）要在管理方式上转变。要从政府统揽一切的管理方式向多中心治理的方式转变。传统的行政管理是政府对社会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的直接管理，而公共管理要求压缩政府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实现经济管理的市场化与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政府应该提供基本公共产品，放手让市场与社会提供私人产品。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行使：一是积极建立市场规则，完善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尽量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提供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解决市场不能或不愿解决的公共问题，如提供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发展基础教育和终身教育；三是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四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建立社会保障机制，通过社会转移支付和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五是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管理职能，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持续发展。

（三）要在政府能力上提升。所谓政府能力就是指政府依据自己的权力和权威，通过制定政策和组织动员，实施自己承担的职能、贯彻自己意志、实施自己的目标的能力，从目前来说，要提升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能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不断强化政府权威，强化政府权威是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权威的政府绝对不可能有效管理好社会，绝不可能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强调政府权威不是要强调中央集权专制，也不是要削弱其它职能主体的权力，而是要以规范化、法制化的操作保证公共事务中的国家整体利益、社会公众利益更好地实现。二是要提高政府公共政策能力。政策具有特殊功能，政府公共管理效能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能力的高低，但由于以前我们决策程序不规范，主观意志较重，导致政策能力低下，进而使政策执行走样、变形。因此，要提高政府公共政策能力，必须要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上作相应的制度安排。三是要提高政府公共管理人员的素质。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行使，最终还是要简化为人的具体活动，政府管理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高低。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看，培养大批具有高素质的MPA人员，是有效实施政府公共职能的当务之急。

（四）要在制度规范上完善。实现从传统行政管理制度向公共管理制度的转变，建立政府公共管理制度，一是要加强人大工作立法，树立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加大人大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加大人大在重大事项决策方面的力度和范围，约束行政立法的范围和数量，并加强对行政立法和执法的监督。二是要健全对行政领导与公务员的法律监督，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法》及相关的配套法规；尽快完善对领导者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领导者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和用人失察责任追究制度。三是要细化部门预算，实行绩效预算和零基预算，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对政府预算资金的使用实行全过程的监督，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四是要制定《行政程序法》，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同时彻底清理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各种前置式审批，除保留政府必要的经济与社会管制外，各种审批制度均应改为自动登记制，不能改为自动审批制的，要改为专营权拍卖制或经营权招标制，对政府垄断领域要实行市场化改革。五是要建立公共管理的绩效管理制度，通过科学的绩效管理制度（如设立绩效目标、进行绩效考评、建立绩效诱因机制等），促进公共管理绩效的提高。

（五）要在途径方法上加强。特别是要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努力加速政务信息化步伐，建立电子政府，实行网上办公，利用电脑网络平台公开政府管理信息，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成本。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发展电子政务，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发展电子政务，从现阶段的状况来看，就是运用信息及通信技术打破行政机关传统的组织界限，通过建立电子信息处理中心和电子文书传递及其他相关系统，在政府内部网上和因特网上履行政府的职能，使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得政府的信息及服务，而政府机关之间及政府与社会之间也是通过各种电子化渠道进行相互沟通，从而构建一种跨越时间、地点、部门的全天候的公共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