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重要意义篇(1)

【论文关键词】意识形态；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引领

自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便将“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瞄准了中国。在我国不断扩大对外交往，积极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准备借此机会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进而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也关注到了西方的这个图谋，并积极准备迎接挑战。在西方世界挑战与我国政府应战的较量中，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很多新变化，这些新变化中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令人担忧的方而，为了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必须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先进的意识形态去引领多样化的意识形态。

一、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

1．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30年改革开放，使得我国不论在经济、军事还是科技方面，都堪称为世界大国，然而，我国的文化影响力也就是“软实力”却远远不能和世界大国的地位相匹配。对内，面临日益多样化的社会思潮的泛滥，我们缺乏一个统一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去引领它们；对外，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强势输入中国，我们缺乏像输出工业产品那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出中国的价值观。为了尽快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使得中国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发展任务，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上不断完善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变守为攻，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为此。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首次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当时还是与和谐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到了党的十七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赋予了新的定位。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启以来我国比较大的一次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活动，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借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侯惠勤的论断：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继邓小平在大陆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意识形态发展进行战略调整后，又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它标志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又一次新的飞跃。

2．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愈演愈烈。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由于一些政策上的疏漏和监管不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之际，大肆向我国输出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如近年来活跃在我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与此同时，封建社会遗留的一些价值观念又死灰复燃，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新儒学”。这些社会思潮尽管各有各的思想，但共同的思想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在中国卷土重来的目的就是推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推翻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总结起来，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行动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他们的行动往往得到了海外财团的支持和鼓励，如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等，他们这些海外基金会往往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打着关心中国政治的旗号，支持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信徒们的活动。此外，这些基金会组织还常常打着资助留学生的旗号，影响中国海外留学的政治精英。其次，他们喜欢炒作中国热点问题，并借题发挥。如，发生在2008年的西藏“3·l4”打、砸、抢事件，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信徒们在没有亲历现场，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前提下，竟通过亚洲自由电台向全世界发布诬蔑中国政府的言论。再次，他们斗争的手段是软硬兼施。内外结合，上下兼顾，三种力量合为一体，即加强体制外的反对派、体制内的自由派、独立的学术知识界三股力量的结合。在体制内搞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外搞自由主义，实现体制内外的结合。最后，他们的行动渗透性深，隐蔽性强。往往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如，他们通过热炒汉奸文人的作品，颠倒历史黑白，虚无中国历史。此外，他们通过各种文艺作品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宣扬小资情调，销蚀人民群众艰苦朴素奋斗意志。总之，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安全性，我们必须对此给予反击。

3．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观冲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尽管我们党一直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地方政府越来越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民众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昔日用血的代价构筑的坚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城，正遭受着商品经济发展的洗礼。一些普通民众甚至个别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信仰的逐渐淡化，致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在总结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之际，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他们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却否认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改革开放所取得成就的贡献，并认为，这30年的成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经济都会取得今天的成就。更有甚者夸大在经济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抛出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改革开放会取得更快、更好的成就。

此外，尽管苏东剧变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但至今，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们仍然没有放弃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责难，针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各种理论，其实质就是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企图在全球推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概括一下，这些理论主要包括：以丹尼尔·贝尔为主要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这种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非理性的、缺乏科学性的，因此，它的存在是不合理的。苏联东欧剧变后，鼓吹普世价值的全球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兴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全球化这部快车道，在他们资本所到之处，竭力鼓吹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球价值，用各种方式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除此之外，曾因苏联、东欧将发生剧变的言论不幸被实践证明而名声远扬的弗兰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也比较有代表意义。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到20世纪末已经充分证明，只有以“自由、民主、博爱”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和政治体制才是最优秀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在西方历史中才能说明，而其他地域的历史可以忽略不计，西方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终点。这种理论的潜在内涵就是，非西方国家应该服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放弃自身的文化主权，从而实现西方文化的世界性控制。埘这些充斥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所谓淡化论、中立论、虚假论，还有终结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他们的存在已经冲击到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加以积极应对。

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发展面临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它们严重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和发展。总结一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理论解释的误读倾向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如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现象，把马克思主义范式化、西化、工具化、学院化、神圣化，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化。其次，时隐时现的世俗偏见制约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要么“喧嚣”，要么保持“沉默”，这两种时隐时现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再次，精品力作的供需矛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品传播的弱化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一方面，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精品力作还不能满足时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物质生活领域的挑战和西方价值观念文化作品的冲击，使得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品的传播受到了削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央已经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自2004年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以来，存在的问题得到了缓解和抑制，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需要

1．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大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的历史定位，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并提出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工作要求。那么，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该如何使之发挥效用呢?为此，十七大报告作了具体的阐释，“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途径之一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当然这个教育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日常的时事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二是系统的思想理论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个途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真正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是双赢的。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会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经与人民群众真正结合，发挥出巨大的能量，更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我党多年来积累的重要工作经验，只有不断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群众，社会主义事业才会不断取得进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会坚不可摧。

2．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抵制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攻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卷土重来，并能够威胁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社会各类物质利益的挑战和社会矛盾的挑战，给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了可以生存的土壤；另一方面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薄弱。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不能及时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时代所提出的课题。现实生活中物质利益的矛盾冲突如果不能及时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和回答，那么就会给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留下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他们往往揪住党工作中的具体失误，大肆渲染，质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质疑社会主义制度。其次，不能很好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教育解决人民群众现实中遇到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领域，要让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只有与人民群众实现真正结合才能发挥出巨大的效用，同时人民群众也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辨别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本质，才能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因此，要想抵御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3．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一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大肆流入我国文化市场，这些扰乱了我国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一时间关于意识形态淡化论流传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这向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而实际上“世界上有些竭力主张‘淡化意识形态’的人，本身就有很强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待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民族等问题的言行证明，他们根本不是只讲物质，不讲意识，而是在竭力强化他们所信奉的文化和意识，竭力削弱他们所不喜欢的文化和意识，好心的人们切不可掉进他们设置的陷阱。”如何帮助人民群众识别西方价值观念的虚伪性，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面前的重要任务。这个途径还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教育和帮助人民群众识别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虚伪性，辨别极力主张“淡化意识形态”的别有用心人设置的陷阱，坚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信念。

意识形态重要意义篇(2)

    意识形态关乎人们的理想和信念,包括人们精神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建国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是对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适应这一要求积极探索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途径,使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不断完善和拓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项重大课题。面对复杂局势,我们要弘扬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从以下几个基本路径上主动做好工作。

    一、加强和改进舆论引导工作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手段,是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导向功能的重要路径。现代社会舆论的作用巨大,已成为影响国家生活、群众情绪、社会思潮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有力工具,也是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有效手段。没有舆论的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舆论和谐的程度反映着社会和谐的程度。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努力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引导人们树立和谐的社会观念,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至关重要。首先,必须坚守大众传媒正确舆论导向。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思想文化日益多样的情况下,关键是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为此,大众传媒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积极反映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大力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新闻舆论。其次,必须注重舆论引导观念和方式的转变。舆论引导要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解释事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客观世界,正确地表达公众舆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这是有效舆论引导的前提。舆论引导关键在于信息公开,我们要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社会组织和政府有责任向公众开放尽可能充分的信息资源。舆论引导的起点是“先入为主”,“先入为主”是受众接受信息的普遍规律。大众传媒必须遵循信息时代舆论引导的特点和规律,“抢占先机”,“抓住”受众,占领在舆论引导中的主导地位。再次,必须抓好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对于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公众历来十分关注。重大事件与突发事件是意识形态领域舆论引导的重中之重,应该成为理论和实践层面关注的焦点。新闻媒体要善于捕捉、追踪和报道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善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热点议题,纠正由偏见、谣言、流言等所激发而形成的谬误言论,并作出权威、详尽的评论、解释。第四,必须完善舆论监督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舆论监督提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舆论监督是舆论引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正确舆论导向,包含了有效舆论监督,有效舆论监督是正确舆论导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前,要特别注重抓好网络舆论监督工作,建立起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与途径,使互联网成为实现政治民主、建设政治文明的有效手段。

    二、推进意识形态话语转变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P525)语言不一样,其体现和表达的意识形态含义就截然不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我们的“语言”如何反映现实,对社会现实作出客观评价和具有说服力的阐释,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导向,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因此,推进意识形态话语转变,丰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通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来加强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解释力,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其一,必须充分挖掘原有意识形态话语实现其理论内涵的创新发展。从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上采取的成功策略之一,就是对过去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创新性阐释,进而创立凸显我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样,既实现了执政党对改革开放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凝聚和保护、动员功能,又与过去的意识形态保持历史延续性。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实践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我们必须发扬过去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优良传统,借鉴过去的成功策略,挖掘受历史条件限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充分展开的意识形态理论资源,对其进行创新性解释,实现意识形态理论内涵的创新发展,弘扬传统意识形态要素中的真知灼见,革除对马克思主义解读中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进而发展出体现时代特色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其二,必须提炼社会核心价值理念,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任何社会建设的背后都必须有核心价值理念的支撑,因为它是支配人们行动和思维的向导。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要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我们必须提炼体现和谐社会要求的核心价值理念,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既指引政府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获得全体人民的普遍认同。其三,必须加强公民话语体系建设。公民话语体系建设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群众掌握。普通群众往往对晦涩的理论话语兴趣不大,他们更喜欢通俗易懂的文字,更需要简单明了的观点或口号。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他们所期望接受的更多是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而不是这个理论的整个体系。当前公民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加紧话语的转换,从抽象的、政治性的学术语言或文件语言转换为具体的、面向日常生活、面向普通公民、能被广大受众理解和接受的大众语言,这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

    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性是意识形态性,其目的是要使全社会成员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实现社会团结稳定、和谐有序。具体而言,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是内容和载体、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是寻求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一贯重视思想理论教育工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P61)思想观念必须通过灌输和教育使之掌握群众,才能转变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列宁关于“灌输理论”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和传播的一般规律,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思想理论教育的价值、方法等问题,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我们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实现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的根本途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更好地渗透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去影响社会和凝聚群众,发挥其实现社会政治整合、协调社会利益矛盾、培育良好道德风尚的重要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统一的思想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当前,我们必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准确定位。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灌输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活动。抹杀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性功能,就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淡化论”和“去意识形态化”的误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提高对意识形态的驾驭能力,坚决防止淡化或否定意识形态根本属性的现象出现,这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的正确定位。我们还必须结合实际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内容,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要坚持不懈地抓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教育,要进一步加强民主法治教育、公平正义教育、诚信友爱教育和生态意识教育。要加强对网络和网民的研究,进一步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在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工夫。

    四、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为了确保本阶级的思想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都十分注重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理论工作队伍,以加强和发掘统治阶级思想,传播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建设的任务很重,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业务专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是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条件和重要途径,也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目前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有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强调价值多元化而淡化或偏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人提出要构建“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新理想主义,有人片面强调和追求精神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对弘扬主旋律表现冷漠,热衷于趋时媚俗,迎合一些不健康的文化需求,等等。这些情况有悖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任务。只有提高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水平。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拔尖人才的重点扶持,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造就一批各学科各专业的领军人物,打造一支政治强、作风正、业务精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使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五、积极引导和调控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指在特定时期未经加工整理而在社会成员中普遍流行的精神状况,具体表现为理想、愿望、需要、动机、情感、道德准则、风俗习惯等社会意识的总和。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中不同的两个层次,社会心理是低水平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虽然是一种自发的、不定型和不系统的社会意识,但它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源泉。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联系,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意识素材。作为在社会心理中“提炼”出的意识形态,它反过来又对社会心理起着引导作用。意识形态调控功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社会心理的引导。意识形态要掌握人们的思想,就必须转化为大众的社会心理。理性化的意识形态,除了需要转化为具体的方案、政策等以外,还必须转化为人们的热情、动机、愿望、意志、要求等社会心理层次的内容。意识形态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传播渠道,营造一种社会氛围,常常使社会群体成员置身其中,接受其影响,产生或改变自己的社会心理内容。因此,积极引导和调控社会心理,培育保持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和谐心态,营造良好社会心理环境,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提升社会成员正向心理需求,善于用高层次的目标尤其是用主流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理想目标来引导社会成员产生最具优势的主导需要,使他们的需求结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培育和保持个体与社会群体诚信友爱、豁达平和、积极进取、宽容大度的社会心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理念建构的社会认同,增强社会成员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强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成员中的心理认同。

意识形态重要意义篇(3)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既面临战略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切实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之上需要我们不断研究解决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冲突的路径。

关键词：当代；意识形态；解决路径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中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目前中国意识形态总体上是安全的，这是主流。否认这个主流，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坚持重在建设，将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上升到自觉的高度，形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健康发展的局面。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特征，是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前提，是时代赋予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任务。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主要呈现如下特征：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居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地位，这是我国思想领域的突出特点。同时，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也是我国思想领域存在的客观现实。这就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时刻注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确保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其次，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先进性的突出表现。同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还具体表现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再次，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既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但同时继承中国历史思想资源。正是对各种思想、理论的批判与整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得以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继承是发展创新的前提与基础，创新是继承性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一旦失去了创新，就会凝固、保守和腐烂，惟有创新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

当前，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来自国际环境的压力。“和平演变”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既定战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是“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对准了中国。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精英通过欢呼多党制、指导思想多元化，攻击和低毁马克思主义，鼓吹人类意识形态将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随着经济全球化内部风险的持续释放、西方国家转嫁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进人深水区，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出现，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其次，是来自内部的挑战。目前，除了“新自由主义”、“”、“淡化意识形态”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指导和支配地位之外，还有党内的腐败现象严重削减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极易使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信心，进而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上摇摆不定，产生认同障碍和逆反情绪，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公信力。

因此，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需要引起全党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途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制定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确立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原则。既要对意识形态危机进行战略管控，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体系等等。同时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唯物主义原则。要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能脱离经济建设去抓意识形态工作。

其次，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理论创新与宣传，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转型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活跃期和问题突发期。揭露和批判错误思潮，是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调节社会矛盾防范社会动乱的稳定剂。我们要认真应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挑战，因此在战略战术上抓一些重大问题，主动发出中国的理性之声。创新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避免思想危机的有力杠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我们党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以其实践成果，不仅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话语权，而且提升了应对各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挑战的思想力量。

最后，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切实把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之上。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巩固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当代中国的发展建设，必须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但是实现我国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巩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基础和民心基础的重大举措。

综上所述，在意识形态斗争和思想文化竞争更加激烈和频繁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家安全中的“生命线”作用日益凸显。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维护好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对于促进国家稳定和发展进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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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重要意义篇(4)

[摘要]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方形成的。虽然这一思潮从一开始就受到批判，但一直顽强地存在着，并随着时展以不同的面貌表现出来。从表面上看，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主张价值中立，企图超越意识形态，但其本质在于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为资本主义制度做辩护。在当代中国，加强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研究，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7—0081—06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无疑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而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但在此过程中，遭到以拒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宣扬“意识形态终结”等为主要标识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巨大影响。这一思潮以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为前提，主张“价值中立”地看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企图超越意识形态，其实质是要在中国推动“”，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因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危害性。有鉴于此，加强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研究，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关于非意识形态化

思潮的研究历程

“非意识形态化”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其直接创始人是贝尔、利普塞特、希尔斯、阿隆等人。1955年9月中旬，“争取文化自由大会”知识分子协会在米兰的国家科学艺术博物馆举行例会，讨论“自由的未来”，会议目的是“促进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清除无用质层的过程，揭示它们的共同基础，并提出形成对自由社会的生存条件来说更现实和更富有内容的思想的任务。”妇持“非意识形态化”观点的人认为，20世纪上半叶所固有的深刻的意识形态冲突的根源在相当大程度上业已消失，不妥协的社会主义和不妥协的自由主义已没有地位，因此，“意识形态争吵”的时代已经结束，于是，“意识形态终结”成为整个意识形态潮流的名称。随着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论五十年代政治思想的枯竭》和利普赛特的《政治的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等著作的相继出版，“意识形态终结”、“打倒意识形态”这一论题得到了充分而详尽的阐述，成为“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重要理论基础。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思潮几乎成了大家在学术讨论中表达赞成和反对的主要标的物。

追寻“非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根源，其实早在培根的“四假相说”已包含了追求科学知识需要摆脱“虚假意识”的思想。洛克的“四种错误尺度”的见解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孔狄亚克、爱尔维修、霍尔巴哈都从不同的角度致力于对传统偏见的批判。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概念，也是为了建设一门“关于观念的科学”，即“观念学”。但“意识形态”后来被拿破仑赋予了贬义的内涵。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意识形态具有双重内涵，他既在贬义上指称“虚假的意识”，也在中性含义上指称“真实的意识”。

国外关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研究中，比较早的是罗马尼亚的P.多布雷斯库的《“意识形态化”的专家政治神话》，文中针对专家政治论者关于科技革命带来的后果而建立的“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学说进行了批判，指出其特征就是“把行动的科学价值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形而上学地完全地对立起来”，“专家政治论的观点，尽管声明是没有思想性的，但依其终极目的来看，都是充满着思想性，因为它们是要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就最终目标和目的性而言，乃是为了保卫、维护、保存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价值和本质的私有基础”。

前苏联学者对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研究比较深入，他们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意识形态化”现象，还研究“重新意识形态化”现象。达维久克、季塔连科通过考察“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产生及其发展，指出这类思想的理论根源来自曼海姆关于科学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观念，即意识形态不符合事物现状的、亦即似乎歪曲客观现实的保守的教义体系。从社会的观点来看，“非意识形态化”是“帝国主义及其经理官僚上层人物的特殊形式的意识形态”，是“技术决定事物发展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他们“伪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把一切意识形态都是被歪曲的意识形式、所以都应该被消亡的思想强加给马克思和恩格斯”。

意识形态重要意义篇(5)

关键词：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方法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041-02

引言

政治安全在国家的安全体系当中属于最高层次，同时政治安全还是国家安全的主要标志以及安全的根本，而政治安全的灵魂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它与促进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人们对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背景就是全球化。所以在全球化这一背景之下维护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本文对我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了如何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进行构建。

一、政治意识形态安全以及政治意识形态

一个国家对内部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以及对来自外部的颠覆、压力和政治干预的有效防范，从而使国家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稳定和安全得到充分的保证，并对国家和领土完整予以维护，不断地促进自身国际地位的增强，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安全[1]。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以及制度的安全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的必然前提，其中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政治制度安全以及安全。国家安全的核心就是政治安全，而政治安全中的灵魂则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

1.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及其本质

意识形态指的就是与社会的政治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相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指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物质生活相区别而又相联系的精神生活。作为特定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以及特定阶级的“自觉意识”，它是在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所产生的，并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及经济基础服务的[2]。这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所在以及本质表现。除了作为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之外，一个阶级还是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指使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可以保持相对的完整和稳定。作为不可忽视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包括了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社会政治指导思想的安全、国家民族精神的安全以及道德秩序的安全等一系列秩序的安全[3]。

2.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性

政治意识形态，在维护国家利益、价值导向以及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流意识形态在通常的情况下会起到一种思想先导的作用，意识形态作为精神支柱以及有效武器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在保持社会的合力、排除各种因素干扰以及对各种社会力量进行整合的方面，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精神条件[4]。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在促进国家利益实现的方面是一种非常关键的形式和手段。不管是文化的、军事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手段，都必须要在主流意识形态下予以开展的。

二、保障我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的方法和策略

1.坚定思想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要在思想上予以坚持，通过对社会舆论、教育、宣传以及示范等各种形式和途径，通过创新意识形态的手段、方法以及内容等，从而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步地在人心深化，同时还要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长期的日常生活行为准则与内在信条[5]。

国家领导人对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充分的认识，其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所以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在对新的实际情况进行指导的时候需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当中遇到了很多的挑战以及诸多的不利因素[6]。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点、思想以及立场来对现实问题予以回答。

2.稳定政治

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在当今复杂的世界环境中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其中主要是我国国内涌现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各种社会问题，从而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和信仰极大地动摇了[7]。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关系到了我国的国家政治稳定状况，同时还直接关系到了是否能够从根本上保障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所以要想从制度上充分保障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须要首先保障我国的政治稳定。要想较好地保持政治稳定，就必须要促进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促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不断改善，从根本上对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我国的阴谋予以预防，维护我国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不动摇[8]。对党的作风予以整顿，对党内腐败予以严惩，促进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的不断加强，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我国主流意识的侵蚀予以警惕，这是促进意识形态安全不断加强的必要措施和手段，因为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当中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占据主体地位的关键问题就是党风问题。只有这样，党和政府才可以真正赢得群众的心，人们才能够真正将共产主义的信念树立起来[9]。

3.发展经济

很多学者已经关注到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的问题。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及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结构与政治结构当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了支持的作用。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意识形态的发展状况以及安全与否直接受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想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稳定，就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发展的中心，不断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目前由于处于重重包围之中，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较大的冲击和挑战，而我国整体经济没有壮大起来是最为根本的原因。所以保证意识形态安全的首要任务就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壮大发展。社会主义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才能真正在与资本主义竞争的过程中取得相应的优势，只有不断地促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才能保证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从内心中予以拥护[10]，才可以对社会主义予以更好地坚持，并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潮予以防止，并能够最终保证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

4.创新文化

意识形态与文化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意识形态总要指导与支配一定的文化，而同时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文化的一种[11]。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中心任务，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需要不断地促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在意识形态多元化以及文化激荡的今天，不断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予以坚持，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文化将一种持久的人文精神资源以及文化动力提供出来从而对人的社会生活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意识形态将文化作为外延和载体趋势变得越来越为明显。所以必须要促进文化的创新，有效地统一人文精神以及科学精神，并有效地融合民族精神以及时代精神，不断地促进文化的发展和变革，同时还要以新的文化精神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的面貌不断地去影响世界潮流的价值取向以及发展趋势。

5.注重网络

作为新的媒体传播的出现，网络使原有的信息控制方式改变了，人们在对世界进行了解的时候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实现，同时还可以对各种社会理念、价值形态以及政治观念进行了解[12]。在网络发展迅速的今天，要想保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必须要促进意识形态安全的加强，积极开展意识形态的指导、教育和宣传。面对着来自网络上的巨大冲击，就一定要使国家的信息边疆得到确立和保护。与此同时，还要使网络信息安全以及网络运行安全得到确保。此外，还要促进网络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加强，为了将网络宣传的制高点抢占下来，将意识形态斗争以及网络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掌握在手中，必须要采取主动姿态，对条件进行主动地创造，积极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从而有效地保证我国意识形态在网络信息时代下的安全。

三、讨论

意识形态作为与社会的政治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相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指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物质生活相区别而又相联系的精神生活，在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必须要对之予以充分的重视。我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现在面临着来自国际以及国内的巨大冲击，尤其是面临着网络信息的高速发展，必须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从各个方面进行有力的保障，从而有效地保证我国意识形态的完整和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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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莹,现代政治知识成长中的信任因素研究――实证层面的解析[J],人文杂志,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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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浩斌.王飞南,政治宽容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政治[J].山西师大学报,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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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郑志谦,当代大学生政治价值观问题研究[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8]黄希庭，张进辅，李红，等.政治价值与政治活动的追求――探析政治概念的二元结构[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9]孟东方.政治价值.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断想[J].当代青年研究,2009（6）.

[10]陈晓阳.政治价值与政治活动的追求――探析政治概念的二元结构[J].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意识形态重要意义篇(6)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指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观念、哲学观点等观念形态的总和。在现阶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系列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主导性和多元化的统一。在阶级社会的每一种社会形态中，往往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首先是反映现存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其次是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它反映已被消灭和正在被消灭的旧的生产关系；最后是反映现存社会中正在成长着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其中，反映和维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通常占统治地位。可见，除原始社会以外，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主导性指导思想与多元化社会思潮并存。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主导性和多元化相统一的体系。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多元化表现为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人们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思想观念。正确认识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和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决定了社会主义主导意识形态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必将表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这种意识形态的建设越关注人民、越关注民生，就越能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从而也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各项权益的实现。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各族人民最广泛的认同。它是从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价值理念，不仅符合中华民族的心理和追求，也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特征和品格。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具有世界性。一方面，它是在以改革和开放为时代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同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实现的。另一方面，它着眼于当今世界和时代的发展，并将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人类文明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批判性和包容性的统一。这一特征可以理解为是主导性和多元化特征的延续。从横向来看，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存在多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因此，同一时期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展开斗争；从纵向来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是在前一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之上进行建设的。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必须坚持批判的态度，借鉴和吸收同一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传统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果加以批判的继承，弃除糟粕，吸取精华，只有这样，才能够建设出更加科学、更加理性、更加符合人民生活需要的意识形态。而这一过程也体现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性和包容性的统一。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孕育和确立阶段。党在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重大政治目标的稳步实现，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提前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反过来，这些经济社会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又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权威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逐渐被社会大众所认同，人民民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

从1956年底到1976年底，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曲折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利用一切舆论阵地，宣传“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任务。总之，从1956年底到1976年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党和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偏离了正确方向，过分强调政治与思想的作用，甚至把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把思想认识问题当成阶级斗争问题，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作敌我矛盾，用大批判、斗争的方法来处理。将马克思主义真理绝对化，对其他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持全面否定态度，意识形态领域在追求整齐划一的同时日渐保守和僵化，束缚与制约了当代中国的思想创新能力与社会活力。

从1978年12月至今，这一时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新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领域的解放是整个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时代的第一步。其突出表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重新确立，为新时期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提供了总的指导方向。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主要任务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邓小平在深刻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从而确定了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取向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内容，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和确立，以及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思想道德建设上，针对过去长期存在的一些狭隘观点，强调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主义“五爱”国民公德同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共产主义道德既区分开来又联系起来。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主要围绕国家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平稳顺利进行提供思想指导。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推广，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了主导性意识形态与多元化意识形态并存的发展格局。一方面，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向前推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是党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来分析、观察新时期、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而创立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时期社会主导性意识形态，并将随着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不断得到强化和丰富。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重大突破，是改革开放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的第一大思想结晶。这一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顺利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稳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的思想前提。以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为转变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础在意识形态建设上作出的理论创新。以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与时俱进，提出并形成了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即科学发展观，不断对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提出理论和观念创新。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时代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例如，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社会信任关系遭到破坏，社会道德和伦理价值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日渐被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急功近利思潮侵蚀，社会意识形态凸显了工具主义的倾向；在信息网络化和文化影视化的影响下，各种社会思潮出现了更加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渠道，意识形态感性化趋势无疑又增加了社会意识形态存在变化的复杂性。

三、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几点思考

（一）在新的形势下，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加强。同志说过“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出新的特点，即价值观的渗透和反渗透异常激烈。我国国内又处在社会转型、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转型任务叠加、转型环境复杂和转型速度加快，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极为复杂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日趋多元化，特别是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主流价值观与非主流价值观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传统价值观面临挑战，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现象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构建并强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强调：“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些都是加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举措。

意识形态重要意义篇(7)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宗教信仰(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　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式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同时他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曼海姆之后，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这样，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便渐渐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透视，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成为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威廉·莱希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中精彩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对精神压抑、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三者相互关系进行了透彻分析。弗洛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幻想”，“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就在于揭露掩藏在各种幻想下面的真实状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颇具特色。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迫使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以便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崩而不溃”、“灭而不亡”的秘密。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几经波折大难不死，原因很简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们无法肩负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只有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在革命斗争中获得胜利。但随着20至30年代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卢卡契和科尔施直接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努力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再次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朴素道理，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密切相关。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以“意识形态”一词对西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最具有典范意义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剔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因素，才能复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达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走向终结，反而使它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得以强化，并以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是苦无良策。在这方面，哈贝马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著称于世，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在于，他志在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歧异之处在于，他虽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但无力因而也无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观念，以消除他所谓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转贴于

3、思潮的透视　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在形式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又不乏交叉重合之处：经历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洗礼之后，任何意识形态都可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由学理到思想，由思想到价值，由价值到信仰，由信仰到行动……便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功用的步骤和过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这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时代孕育危机哲学，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中国危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危机，亡种、亡国、亡教是中国人面临的灭顶之虞；二是文化危机，情境上难以界定，精神上流离失所，乃其典型表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解决危机是全体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这就不难理解，情境的界定以及方案的制订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是多么急迫；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在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为解决中国危机“献计献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无关乎解决中国危机的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一方面，传统的经学、史学、理学逐渐式微，这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应付西学的挑战，而且因为它们对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局势束手无策，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思想无一能够逃脱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我们并没有接收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的学理，没有顾及孕育、产生它们的具体文化环境，只是一味在“经世致用”的驱策下对其予以“生吞活剥”。我们特别注重每一种学术思想的社会含义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对其学理漠不关心。这种华而不实、逐流而不探源的学风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依然还在接受这种“传统”的“赐福”。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功能还是相当有限的。科学主义或许可以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发挥一定功能，但在“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却是无能为力的。它具有的只是一定的阐释职能，却无力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它可以解释自然现实，甚至可以隐喻性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讨论民族救亡大业)，解释人的生理现实和精神现象，但究竟如何进行民族救亡，它既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无实现这方案的纲领步骤，“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更是无从谈起。作为科学主义之一种，进化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持续发生影响的思想主流，就是因为它同时具有几项功能：第一，解释当时中国的险恶情形及其成因。第二，提出应付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策略和方法。第三，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但它最终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其原因显然不外乎：第一，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危机的成因。第二，它提出的改变中国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策略失之于粗疏无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弥补它的缺陷，它能告诉我们如何组成政党，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一招一式十分清晰。第三，作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它的中心议题是以变应变，变到最后的结局将是如何?我们不知其详。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十分完备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分期，对共产主义的构想，都使人信服，而且又有俄国革命成功的先例，于是替代进化论已经成为时代之必然。第四，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及中国人寻找自身的意义，而进化论却做不到。在进化论那里，人只是受难者和牺牲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是革命者，人的价值与光辉全都体现在解放全人类然后解放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因而能够引发强烈的革命激情。第五，进化论一方面强调物竞天择是进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力可恃，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使中国人困惑；进化论中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使得一向钟情于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矛盾：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又不可爱。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到西方的威胁。中国接受进化论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矛盾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克服了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外力条件的作用下，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绝非偶然。它多方面地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只要它还能多方面地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还能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它就会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4、理论的批判　不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而且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下，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之下，让文学发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我们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因为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的作用，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指引方向”、“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情感沟通”的作用。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传统，孔子所谓的“兴观群怨”，就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出来。从理论上讲，文学能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取决于许多因素。要而言之，这首先取决于文学自身是否具有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潜质，其次取决于社会需要的内容与性质，一个危机重重、动荡不安的社会不需要“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抒怀，一个平安富足、安乐祥和的社会也不需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悲壮。现在看来，无论就文学的性质而论，还是就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而言，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沉痛的事实，也是一个无奈的感慨。

化约和确立假想敌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化约就是简化，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极强的简化、诠释功能。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者失望于现实的政治专制，因而迁怒于政治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把这个文化心理基础化约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化约为传统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几个腐儒乡愿式的标语口号(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简化的典型表现。孔子的地位在现代史上的变化可以表明假想敌的确立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维新初期孔子名声还很不错，后来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是“秦政”，为之服务是“荀学”，可它们“罔不托之于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荀学”，把“荀学”当成封建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源。真正使孔子“斯文扫地”的是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变法维新的意识形态——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的合法性已经渐渐消失；袁世凯复辟打出了孔子的旗号，想以此为专制复辟寻求合法性，康有为甚至要“定孔教为国教”，这不仅使孔子之学进一步走入困境，而且迅速激发起知识分子批判儒学的政治与道德热情。“打倒孔家店!”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

革命既是一个消解意识形态的过程，也是一个制造意识形态的过程。革命的对象之所以成了革命的对象，首先是因为它居于统治地位，是主流思想或主流意识形态。清末文学界的三大革命表明，随着中国形势的日益恶化，以“学”为核心的实用主义标准深入学者之心。一切古典的情趣，一切个人的爱好，一切心性的陶冶，因为无关乎时代变革之大局，渐渐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而日益受到攻击，人们视之为“声色之累”，害怕的是“玩物丧志”。从形式上看，文学革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语言革命”和“文体革命”。在“语言革命”方面，启蒙主义者把文言文看成是封建统治阶级推行愚民政策的工具，把白话文看作启迪天下民智的工具；把文言文看成旧文化的写照，把白话文看成新文化的代表。正是在这个符号化的过程中，学术问题被意识形态化了。在“文体革命”方面，小说、杂文社会地位的上升与八股文社会地位的下降相映成趣。八股文本来只是一种特别的文体，虽然免不了内容空泛、形式死板的缺点，但作为一种文体，自然也有其存在的权利。虽然对八股文的蔑视和批判与八股文的生死相始终，但只是到了“五四”时期，它才被赋予了强烈的“文化意味”——八股文不再是一种文体，也不再是统治阶级取士的一种方式，而是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文风，一种奴性的、说体面话的、无定见的生活方式。那是一个让人气恼而又不知该向谁撒气的时代，是一个深受黑暗社会之苦而又不敢直言专制之害的时代，愤怒的知识分子们不知该迁怒于谁，便向着中国传统文化开了火，把中国传统文化当成了一切罪恶和黑暗的渊薮，进而又把文言文、八股文当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和全盘代理人，并向其发难。“五四”新文学观念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不仅集中表现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而且更集中地表现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