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论文篇(1)

论文摘要：针对草原生态系统日益恶化的趋势，提出了实现草原生态建设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草原畜牧业主要是以天然牧草和采取放牧方式经营的畜牧业，因此天然草原的优劣和丰欠程度决定着草原畜牧业的兴衰。建国初期，我省牧区草原状况相对良好。60年代末牧区开始发生草原退化现象，随后愈演愈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近年来甘肃省90%的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30%的严重退化，导致牧草产量、品质下降，载畜能力降低。如何解决日益尖锐的草畜矛盾，保护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草地资源的永续利用，直接关系到牧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

1草原退化原因

草原退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主要是人类对草原生态系统长期的严重干扰，导致草原植被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最终失去平衡。

1.1超载过牧超载过牧是不顾草原第一性生产的能力，盲目加大畜群规模和放牧频率，使牲畜的采食量长期超过牧草再生量，实行掠夺式经营所造成的。在草原退化的情况下继续增加牲畜数量，形成了牲畜增加草原退化牲畜继续增加草原加剧退化的恶性循环。据调查天祝县的牲畜数量由60年代的17.40万头（只）发展到目前的64万头（只），增长了2.70倍，畜均占有鲜草产量由7622.90kg下降到2081.04kg，超载23.85%，所以，没有不良的草原，只有不合理的利用制度和方式。

1.2乱采滥挖草原牧区、半农半牧区由于缺少燃料，农牧民群众烧茶做饭，主要依靠拾粪捡柴，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为生活用能的需要，大量铲草皮、砍伐草原上的乔木、灌木、半灌木作薪柴，对原生植被造成严重破坏。

甘肃省大部分高寒阴湿草原生长有中药材，如冬虫夏草、羌活、秦艽、赤芍、柴胡、黄芪等，而且品质优良，市场需求量大，行情看涨。每年入春以后，都有大批农牧民涌入草原采挖，不仅使药材资源日趋枯竭，而且使植被遭受到严重破坏，在荒漠草原，搂发菜、挖甘草、麻黄的现象年年都有发生，使本已脆弱的荒漠生态系统，雪上加霜。

1.3鼠虫危害草原鼠虫害的发生与猖獗是在一定气候、土壤、植被条件下形成的，气候干旱和草原退化为鼠虫害的发生与蔓延创造了条件，而鼠虫的发生危害，又加剧了草原的退化，处于一种恶替过程。草层高密度大鼠虫害不易发生，而草原退化、草层变矮、变稀，有利于鼠虫害的繁衍。近年来，草原鼠虫害危害面积仍在逐年扩大。全国的面积已达6亿亩，仅鲜草折合人民币损失60多亿元，经济损失严重。虽然每年都采取化学、生物等防治措施进行防治，但因经费不足，防治面积小，每年的防治面积只占发生面积的10%左右，造成“年年防治，年年成灾”的被动局面，防治成果难以巩固。

1.4毒草危害长期以来，随着草原“三化”面积的日趋扩大，许多草场优良牧草减少，有毒植物不断生长蔓延，加剧了草原退化。

在甘肃天然草原上分布的主要有毒植物有棘豆、狼毒、醉马草等，面积达到1500万亩。这些有毒植物根系发达、耐寒、耐旱、返青早、生命力强、并有较强的抗逆性，它不仅与优良牧草争地，而且和优良牧草争夺土壤中的养分、水分。在草原上逐年增多，甚至在某些草原上形成明显的优势种群，使草场利用率下降。

2治理草原退化的措施

2.1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落实草原分户有偿承包使用，理顺草原管理体制，合理利用草原，防治“草原无主、放牧无界、使用无偿、建设无责”，使草原的管、建、用同责、权、利相结合，适应现阶段家畜私营形式的首要措施。这项工作在很多地方还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得到落实，因此，各级政府、领导、业务部门要依据《草原法》，全面彻底地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健全投入机制，明确建设责任，真正做到“谁承包、谁建设、谁受益”，才能调动农牧民主动建设草原的积极性，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草原退化，促进植被恢复。2.2以草定畜，科学合理利用草地资源加强草原围栏建设，以草定畜，以畜定草，严格控制牲畜数量，实行划区轮牧，科学合理利用草原，用养并举。在合理利用改良草场时，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首先要明确，草原是牧业生产资料之一，不单纯是自然综合体，更不能认为是荒地。在研究、改造它的时候，必须具有生产观点，而在利用中应该强调，要利用它就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进行保育，才能使它充分发挥自然生产能力。只有通过一系列的人为措施，才能维持并逐步提高草场生产力，使牲畜得以稳步发展。

2.3充分发挥夏季草场，发展季节畜牧业依据草原的季节分布特点，在调整畜群结构，提高适龄母畜比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夏季草场的牧草优势，适时转场轮牧，发展季节性畜牧生产，扩大出栏率和商品率，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农牧民收入，还可以有效减轻冬春草场的放牧压力，防治进一步退化。此外加强人工草地建设，生产足量优质饲料，增加牧草贮备，降低放牧家畜对天然草原、尤其是冬春草原的压力，促使退化草原的自然恢复。

2.4加大鼠虫害防治力度，巩固防治成果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是草原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草原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业务部门必须加强草原建设，搞好鼠虫害防治工作”。因此，必须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鼠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首先要认真各项防治措施，理清工作思路，加大投资力度，加强队伍建设。二是加强预测工作，建立健全预报体系，不断改善预测预报工作的手段。三是健全目标责任制，把草原鼠虫害的防治工作同农牧民草原承包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四是大力推广以生物防治为主的无公害药物防治技术，保护天敌，不断探索新的防治措施，加大鼠虫害综合防治力度，变被动防治为主动防治，才能有效地减轻鼠虫害对草原的危害。

2.5加强草原毒草的防除以牧区草原为重点，建立重大毒草灾害报告制度。实施草原毒草调查、技术规程和防治标准，逐步减少毒草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开展毒草灾害的风险评估、生态示范工程、防治机具购置、治理设施的建设、除草药剂的研制及基层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参考文献

[1]吕晓英，吕胜利.甘南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J].草业科学，200219（7）：1-4.

草原文化论文篇(2)

别具特色的饮食文化是发展草原旅游经济，迅速脱贫致富的有利因素。蒙古民族由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在内蒙古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周围其他民族的影响下，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具有内蒙古特色的饮食文化。为传承草原文明，真正展示草原文化精髓，我们有必要向草原文化更深层次挖掘，有必要开发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产品。

一、蒙古民族饮食文化及其特点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蒙古族也不例外，但是要说到蒙古族饮食就会联想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就大错特错了。蒙古族的食品构成，与游牧经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夏食酪浆酸乳，冬食牛羊肉”。这基本上概括了蒙古族饮食文化的特色。“食其肉、饮其酪、衣其皮”是古代中原人对游牧生活的蒙古人的概括。在蒙古高原特定的自然环境里，长期从事狩猎和游牧经济的过程中，蒙古民族用自己的智慧与技能创造了丰富的独特的食品和饮品，从而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蒙古民族的传统食品根据不同的材料来源被分为：白食、红食、紫食、青食；蒙古民族的传统饮品分为：茶、奶、汤、酒四个大类。蒙古民族的饮食文化是人类饮食文化的“活化石”，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和世界饮食文化的瑰宝。古老的民族文化，给蒙古族饮食以丰厚的文化底蕴，所以，蒙古族文化是蒙古族饮食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

蒙古饮食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饮食、餐具、食俗、礼仪、环境、服装、歌舞、工艺品、专用语言等众多内容，是蒙古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百科全书。蒙餐是绿色食品，蒙餐是营养食品，蒙餐是保健食品。蒙餐是内蒙古餐饮业的优势和突破口，最能体现我区民族特点及地区特点的饮食，也应该是我区最高档次的招待饮食。

蒙餐的发展是蒙古族饮食文化传统的延续，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体。蒙古族饮食文化传统中的强调生理健康与精神健康的统一，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共融，凸现人性的美与善以及人们享受生活美的意蕴与意味，对当今我区及全国饮食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饮食文化在草原旅游中的重要性及应用

蒙古民族独特的饮食文化随着草原文化的蓬勃兴起而大放异彩。1978年起步的内蒙古旅游业，从一开始就将内蒙古的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民族文化融入到内蒙古的旅游业当中，经过多年的扶持和培育，一步步地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人们公认的高附加值产业。

旅游业是个消耗产业，它的直接投入未必就能够马上体现在回报上，往往是经过旅游者对当地的切身感受和当地政府部门对旅游事业的重视和开发，经过时间的考证，经过媒介的宣传，经过口碑的传赞，逐渐得到回报。这种回报，是一种良性的闭合曲线回报，旅游产业拉动人气的增长，拉动其他产业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产业在旅游产业的带动下，也会补给旅游产业，从而完成闭合供应链。

目前，内蒙古各地以蒙餐为主的餐饮文化场所逐渐增多，市场是由需求造就的，蒙餐在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中，配合草原旅游的发展，在满足游客的口味需求上不断创新，挖掘新的蒙餐菜品，在推动内蒙古草原旅游事业的发展中，蒙古族饮食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为把家乡建设成民族文化大区，为传承草原文明，真正展示草原文化精髓，我们有必要向草原文化更深层次挖掘，有必要开发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产品。

三、开发利用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构想

现代蒙古族饮食适应时空概念的变化，在继承传统蒙古族饮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有了较大发展与变化，所以，蒙古族饮食亟待提升理念，注重餐品制作的同时，强化礼仪形式。

（一）、开发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建议

1、蒙古族饮食文化需要政府的支持

蒙古族饮食文化需要政府的支持行业协会的规范，专家学者的指导以及众多民族餐饮企业的参与。政府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研究精神文化，开发物质文化，在开发中从资金投入、资源挖掘、人才培养、科学规划、保护开发等方面需要担当主导者、组织者、引导者的职责，积极实践，促使旅游产业走向成熟，持续健康发展。

2、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文化韵味

中国饮食文化总体呈现出以下美学特征：色泽美、香味美、滋味美、造型美、器皿美、环境美等。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双休日的实行和假日的延长，居民外出旅游就餐的机会增多，消费增加，食的消费在旅游六大要素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已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内蒙古必须要加强饮食文化的开发、整理、革新，这看发展草原旅游乃至整个内蒙古旅游业的重要环节。

3、把民族饮食文化与草原旅游优化组合

开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时，首先应该挑选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最具有声望的资源，然后加以优化组合，对于菜肴的合理搭配、文化内涵的联系做出评价，结合旅游者的心理因素、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活动的开展，适时有目标性的推广，以举办佳肴品尝游、药膳保健游、民族风味美食节等多种方式开发多种特色饮食文化旅游活动。以其达到蒙古民族饮食文化与草原旅游的完美结合。

4、挖掘和开发古今民族饮食文化旅游资源

草原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草原上》 综合课 教学方法

中国56个民族就有56个不同风格的音乐歌舞文化，如藏族的弦子舞、彝族的跳月舞、蒙古族的牧歌等等，都是很有特色又具有代表性的民族音乐。而这些音乐文化中又渗透了这些民族的民俗习惯、生活特色、历史渊源等文化内涵。让孩子们通过对这些音乐的学习去了解一个民族或地域的文化特色，感受其音乐文化魅力，增进学生文化素养。就如在国家新颁布的《音乐课程标准》所指出的：音乐与相关文化是音乐课人文学科属性的集中体现，是直接增进学生文化素养的学习领域。我国现行的多个版本的音乐课标教材中都有这类集中体现某个民族或地域的音乐文化的歌舞乐综合性单元，如湘版教材中的具有维吾尔族风格的单元《天山风情》、苏教版中的具有江南小曲风格的单元《甜甜江南》、人教版音乐教材中的《西部风情》等等。

接下来我试通过湘版教材中的《草原上》这一课，来谈如何进行相关文化背景下的歌舞乐综合课的教学。

《草原上》是一个集中体现蒙古音乐及相关文化的教学单元。它由：《森吉德玛》、《牧歌》、《可爱的羊群》、《大雁湖》、音乐活动《小马跑来了》等教学材料组成。基于《音乐课程标准》中“应注意从关注音乐特点的角度进行综合课的教学”的要求，如何在不偏离音乐本质的情况下来渗透相关文化信息呢？我是这样做的：从中选取了我认为最能代表蒙古民族中各种文化特色的《牧歌》、《可爱的羊群》、蒙古族筷子舞以及能够体现出蒙古人民最主要的文娱活动的节奏活动“小马跑来了”。为了让孩子们能感受到蒙古族歌舞的风格特点，并从音乐的角度去了解这个民族文化色彩，我运用了以下教学方法，将每一个教学活动落实到位，使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兴趣，并体会到了音乐带来的审美体验。

一、游戏导入，巧妙地将相关文化与舞蹈教学相结合

在这节课中，同学们会接触到蒙古族一个很有特色的舞蹈――筷子舞。筷子舞是在蒙古舞基本舞蹈语汇的基础下加入筷子敲击的动作而形成的。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掌握这个舞蹈，我从一开始就进行了铺垫。在课前的律动环节里，我身着藏族的衣服，用学生熟悉的蒙古族歌曲《我是草原小骑手》带领学生模仿蒙古族的舞蹈进行律动，为以后的舞蹈教学做辅垫。接下来，我用“我跳你猜”的游戏导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能通过对“挤奶”、“抖肩”、“雄鹰展翅”、“骑马”等典型的蒙古舞蹈动作的竞猜活动，自然地过渡到了对蒙古族是游牧民族的生活特色、蒙古族的服饰特色以及蒙古人民的信仰等各种民俗特色的介绍。另一方面，引导学生模仿这些典型动作，实际上也是进入了学跳筷子舞的环节。而在以后的筷子舞学跳时，只要引导孩子们将筷子舞的击筷方式带入舞蹈韵律加入到这些舞蹈动作中来，即完成了对筷子舞的教学，学生们也学得轻松愉快。

二、情境设置，巧妙地将相关文化与音乐知识相融合

在这节课中，有一个“附点八分音符”的音乐知识，教材针对这个音乐知识设计了一个“小马跑来了”的节奏活动。为了让学生能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完成知识技能的学习，我通过“小马跑来了（初听与模击节奏）”、“谁是小冠军（附点八分节奏的音乐形象感受）”、“认识新朋友（附点八分节奏的介绍）”、“跟着冠军跑一跑（练习附点八分节奏）”、“小马接力赛（二八节奏与附点八分节奏的对比练习）”、“万马奔腾的那达慕大会（三种节奏的混合身势练习）”等教学环节，将包含附点八分节奏学习的《小马跑来了》这一活动融入草原人民特有的那达慕大会赛马的情境中来。在这个环节中，学生们学得非常开心，玩得也非常愉快，通过不断地感受与参与模击，对附点八分音符有了深刻地感受。另外，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他们也了解了蒙古人民的文娱活动特色，并对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这一说法有了更深刻地了解。

三、动静结合，让相关文化与审美教育相互渗透

草原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 《离骚》；香草；意象

《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也是几千年以来文学家们一直致力于研究的对象。关于《离骚》中的香草意象，一直存在很多不同的学说，本文尝试在分析先前的研究结果之上进行《离骚》中香草意象的探究。屈原通过香草进行譬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这种隐形的暗喻写作方式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必须明确香草的意象究竟是什么？屈原通过香草在抒发怎样的情怀笔者将进行深入的探究。

一、古代关于“香草”意象的研究——“譬喻说”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评论《离骚》：“《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作者认为《离骚》中采用了《诗经》“比”、“兴”手法，用“香草”来比喻“忠贞”，以“臭物”比喻小人，王逸从忠君的思想来阐述香草的意象，关于这种说法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可，很多学者都是基于王逸的理论进行香草意象的研究。其中，诗人白居易在评论《离骚》时，这样说道：“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可见白居易诗继承了王逸的学说理论。

朱熹认为《离骚》中的香草诗，暗含了作者情感的抒发，朱熹发展了王逸的观点，认为香草不仅寓意忠君，更是一种情感的象征，将香草的譬喻内容进一步发展。

梅尧臣在研究《离骚》中的香草意象时写道：“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这里将香草象征的情感更加具体化，认为屈原将“愤世嫉邪意”的情感融入香草之中，通过香草的描写抒发自己愤世嫉俗的情感。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提到：“《骚》赋虽有韵之言，其与诗文，自是竹之与草木，鱼之与鸟兽，别为一类，小可偏属。《骚》辞所以总杂重复，兴与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恻怛深至，小暇致诠。亦其乱其叙，使同声者自寻，修隙者难摘耳。今若明白条易，便乖厥体。”他主要是从文学艺术创作的角度对香草意象进行分析，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诸国并存的历史时期，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比较复杂，他认为屈原之所以通过香草来象征自己的情感，是因为现实的原因。他的思想跟先前学者的“忠君之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是研究文学的一大突破，具有重要意义。

二、近现代时期的香草意象研究学说

由于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和新民主主义的交替时期，近现代人们的思想发展受到了西方思想影响，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文学新思潮也得到了发展。人们在继承前人成熟的思想学说的基础上，以现代的角度和眼光对《离骚》中的香草意象进行了研究。

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时期的发起者之一，其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来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梁启超认为《离骚》中的香草是一种“比兴”的手法，其中包含了作者复杂的情感和思想，他认为《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是屈原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美好情感的具体化，香草只是将抽象的思想和情感具体化。由此可见，梁启超认同香草的譬喻说，认为香草是一切抽象情感和思想的化身。

马茂元认为，“《楚辞》的比兴之义不仅表现在某些个别事物的比喻上，而是往往在于它集合了许多事物和运用了许多神话故事在诗人形象思维的活动过程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象征体系。”简单来说，他认为香草意象是一个譬喻体系，而不是某一种非常具体的情感或者事物，马茂元在继承古代譬喻说的前提下，将香草的意象进行了新的发展。

金开诚这样评论《离骚》中的香草意象，“他巧妙地运用了比兴的艺术，使抽象化的政治热情得到生动具体而丰富多彩的表现。突出其或美或丑的特征，来抒发爱憎感情，表明道理主张”，他认同古代学者将香草化为忠君的这种热情，同时也认为香草也譬喻了人性中对美的推崇和对丑的厌恶。

三、现代关于香草意象的研究

1、文本分析研究

潘啸龙在《的抒情结构及意象表现》一文中从《离骚》作为抒情诗的角度出发，说明“寓情草木”是《离骚》的意象表现方法。他没有把香草作为意象本身，而是一种意象的表现方法，这是有待商榷的。

梁文勤在《香花芳草的深层世界—芳草意象群的多重喻指》中认为：《离骚》中的香花芳草具有多重喻指：“我”之美德修能、质变的人才、贤臣及君土。从修辞层而看，芳草意象与其深层喻指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隐喻和转喻是芳草多重喻指的实现机制。从语义层来分析，芳草之芬芳暗示了其喻指对象之美好。

2、发生研究

李拓的《植物意象实证研究》以《楚辞》植物意象的实证研究为对象，梳理实证研究的历史，着重探讨《楚辞》中几种重要植物意象的原型，其利用多学科材料，多角度的子以论证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是值得学习的。

刘志宏的《“香草美人”抒情模式研究》把抒情模式分为“比兴”模式和“原型”模式，并重点论述原型模式，通过原型批评方法，深入做原型剖析，论证了香草意象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虽然论述过程不是很严谨，但是对我们还是很有裨益的。

范正声的《巫术与象征一谈屈赋中的鸟兽草木意象》认为屈原创作中的鸟兽草木意象的运用，一方面受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社会风俗、社会环境影响的产物。这篇文章在论述过程中，不仅引用古典文献，还运用西方理论做支撑，如弗雷泽的巫术活动规律理论和巴赫金、沃洛诺夫的社会环境论，在方法论上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作者在论述过程中观点清晰，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3、影响与接受

杨旭玮的《论“香草美人”的原型意象及在中的范变》针对《离骚》中的香草原型进行了研究，首先这一研究的角度是非常独特的，他认为《离骚》中的香草原型来源于中国古代九歌的祭祀仪式，但是这一观点还没有得到文学界的普遍认同。

4、从翻译的角度进行香草意象的研究

葛朝霞认为关于《离骚》中的香草的意象研究指出，首先应该对楚辞的文本特点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深入理解楚辞本身的特点之后，要对屈原本身进行了解，只有了解屈原的生活背景、社会背景等情况才能对香草的意象进行深入的探究，但是葛朝霞的理论性不够强，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她的研究角度进行深入的探寻，增强这一观点的理论性。

四、结束语

经过中古古代、近现代以及现代关于《离骚》中香草意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在香草意象的内容定位上学者们普遍比较认同古代的忠君之说；其次，在香草的写作手法上学者们普遍认同譬喻说，但是古代学者由于其思想受到时代的限制，在香草意象的理论研究上比较单薄，我们应该在其理论基础之上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发展。同时我们应该不断创新香草意象研究的角度和思维，从不同角度对香草意象进行探究，这样才能完善我国《离骚》中香草意象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2-3.

[2] 白居易.白居易集.楚辞评论资料选，14.

草原文化论文篇(5)

一、草原文化符号体系的理论研究

符号学研究涉及的内容很广，符号的性质、特点、功能及符号与记号、信号的联系和区别等都需要研究。但从当下实际应用的角度讲，特别是从草原文化学的学科建构角度讲，急需研究下面两个问题：

其一是文化元素与文化符号的关系。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是把元素和符号等同起来或者混同起来。相关资料显示，关于文化元素的集中代表性说法都把符号当作一种元素。特别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提出的五要素说，即精神要素、语言和符号要素、规范体系要素、社会关系要素和社会组织要素，就把符号直接列为几大要素之一。文化元素和文化符号的相互关系除了这种相近或相同外，二者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文化元素是构成文化的基本单位，而符号只是一个事物的内涵或象征意义的标识，也叫象征或表征。二者之间的关系大致表现为三个层次：元素是符号的基础，没有元素就没有符号；符号是元素的提升，有些元素甚至是大部分元素不能形成为符号，而只有那些有广泛涵义的元素才有可能形成符号；符号在形成以后起到一种替代作用，即所谓的能指和所指问题。

其二是文化符号的形成机理。这方面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文化符号的标准。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受美国《时代周刊》的启发，做过一个问卷调查，结果汉语、孔子、书法、长城、五星红旗、中医、、故宫、邓小平、兵马俑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符号。他在调研时也提出了自己设立文化符号的标准，即核心价值系统的吸引力、社会行为模式的凝聚力、传统典范及遗产的影响力、文化传播价值的感染力。借鉴王一川教授的做法，在确立文化符号标准的问题上，笔者也想提出三个标准：第一个是准确性。不管怎样提炼和设立，文化符号一定要准确，或者大致准确，不能张冠李戴。现在，有些地方做文化符号提炼工作，由于标准的模糊性和结果的似是而非，导致实际工作做不下去。第二个标准是单一性。文化符号从符号学的理论来讲非常单一，一个成体系的东西原则上不好列入。例如，在提炼草原文化时，草原歌舞从影响力来说肯定很有竞争力，但草原歌舞没有单一性的内涵，而用马头琴或者其他具象的东西去表征可能更具有符号意义，以实现所谓“指代”的功能。第三个标准是文化符号表征的涵盖力，通俗地讲，就是文化符号的认可度。现在通行的做法是按问卷调查票数的多少来选定入选符号，前十、二十或五十不等。这种方法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就是难以体现入选项目认可度的一定量化程度。那么，怎样才能使其更科学呢？这就需要引入涵盖率。例如，入选文化符号的认可度达到一定比例（如50%），它才可以被确认为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是笔者2014年6月中旬在阿拉善盟做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立法调研时得到的一个启示。阿拉善盟有个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叫作阿拉善古代地毯的制作。这些地毯有很多图案，其中有三到四个图案非常典型，即骆驼、沙漠、胡杨，有的还加上了航天城。按涵盖率的方法来讲，骆驼、沙漠、胡杨这三个文化符号可能就是阿拉善盟真正有代表性的标志性符号。而其他文化符号即便进入前十，也很难真正成为其标志性符号。

形成机理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解决文化视角问题。视角问题就是解决他观与自观的问题。他观指你这个文化形象在别人心目中是什么样子；自观指你这个文化形象在你自己心目中是什么样子。他观主要说明一种文化对外树立形象、提升影响力的问题；自观主要说明一种文化对内形成凝聚力的问题，两者交互作用，各有侧重。因此，在提炼文化形象和标志性符号时，一定要把握好他观和自观的关系以及他观和自观在此概率中所占比例的问题，否则说服力不大。

二、草原文化符号体系的实际运用

实际运用就是要解决文化符号的传播与运用问题。传播是运用的前提，运用是传播的延伸，也是更好的传播。文化符号的运用实际涵盖很多领域，包括产品设计、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和开发以及商标设计等。例如，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是在所有产品设计中运用符号价值最广的领域。这是因为，人们对旅游纪念品的消费，实际上既是物的消费同时也是意义的消费，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更重要的是意义的消费。还有，如何将草原文化符号运用到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活中的问题同样重要。

三、草原文化十大符号的认知和提炼

草原文化符号的认知和提炼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这种复杂性不仅源于文化符号本身的认知过程，也源于草原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但相关前期研究还是为这项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第一项研究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做的“蒙古族文化元素活力状况调研”。我们经常讲要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而我们的传统文化究竟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哪些元素有生命力，哪些元素处于衰弱状态，大都很难说清楚。通过这项调研，我们对这些问题大致有了一个基本量化的答案，这为提炼草原文化符号做了很好的铺垫。还有一项研究则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内蒙古十大文化符号体系调研”项目，更是成为提炼草原文化符号最直接的前提。在这两项调研的基础上，笔者提出的草原文化十大符号是：大草原、成吉思汗、马、蒙古包、那达慕、敖包祭祀、马头琴、奶茶、红山玉龙、胡汉和亲。

为什么选定这十大符号，笔者作一选择性的简要说明。第一，关于草原。大草原是草原文化的地理环境基础，也是内蒙古的替代符号，因为内蒙古本身就是草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承载地。第二，关于成吉思汗。历史上伟大人物很多，但很少有人能够将创造历史和缔造民族伟业集于一身，而成吉思汗就是创造这种奇迹的人物。成吉思汗创造了属于他的历史。很多学者认为，整个公元13、14世纪是蒙古人的世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以后蒙古人才以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走向历史舞台。这无疑标志着成吉思汗是一个民族的缔造者。第三，关于马。蒙古族乃至整个草原民族都是马背民族。有学者认为马文化是一个知识系统、技能系统、审美系统、信仰系统，在马的身上体现了很多草原民族的生活经验和智慧，马已经成为草原民族的一个符号。

此外，笔者想特别介绍一下敖包祭祀。敖包祭祀是整个北方草原民族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且历史悠久，据考证那达慕就源于敖包祭祀。2014年6月，中国蒙古学学会和内蒙古民俗学会开展了组织实施内蒙古民间节日的策划和推展活动。《国务院关于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民族聚集地区可以民间传统节日为基础设立自己区域的法定假日。现在，新疆、、宁夏、广西四个自治区已经按照这个规定设立了自己的法定节日。当然，蒙古族的节日文化也很丰富，大致有二十多项，但遗憾的是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节日，主要原因是日期不统一、区域不统一。目前我区正分两步做，先是打造蒙古族的统一节日，然后把这个节日上升为自治区的法定节日。经过调研，我区选定把敖包祭祀作为统一节日，并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进行试点，因为这里不仅敖包数量多，而且具有蒙汉各民族共同举行祭祀活动的传统。经过反复研究，我区设立敖包节的定位是：首先它是传统的，但又不仅仅是传统的，它同时又包含一切应当包含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它首先是蒙古民族的，但又不仅仅是蒙古民族的，它同时也是各民族守望相助、相濡以沫的文化平台；它首先是区域的，但又不仅仅是区域的，它同时也是我们伟大祖国北部边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笔者认为，我区的这一节日设计既符合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要求，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蒙古民族需要这样的节日，内蒙古自治区需要这样的节日。

四、草原文化的自我表述与被表述

这些年来，草原文化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学科地位日益确立，但学理结构上的欠缺仍很明显。这同目前我国一些人文学科建设状况，如文化人类学自觉建构学科体系形成较大反差。例如，以广西大学徐杰舜教授为代表的西南学派正在推动文化人类学话语的本土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以叶舒宪先生为代表的团队则主要运用符号编码理论来重新建构和阐释中国文化和中国经典；还有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明确提出要创立中国文化的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做了很多工作，卓有成效。叶舒宪先生还明确提出了建构学科的标准问题：第一要有学理依据，能够解释较为复杂的研究对象；第二要有开拓性，发前人所未发，见前人所未见；第三要有可传播性，便于学习、推广和应用。根据叶舒宪先生的论述，草原文化学科建设总体上符合学科建构的要求，也富有成效，只是我们的自觉努力还不是很到位。例如，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草原文化的范畴体系问题，也没有对所依据的“原典”进行系统梳理，特别是对其表述还是被表述问题没有认真甄别。实际上，草原文化既有自我表述的方面，也有被表述的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姜戎的《狼图腾》。这本书认为，狼就是蒙古人的图腾，但很多蒙古族学者包括一些民间人士并不认同这一点，他们认为蒙古族在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统一的图腾。这样一来，通过姜戎，蒙古族的狼图腾文化就成了被表述，它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质疑。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回到学科建设问题的讨论，对照叶舒宪先生的编码理论，观照草原文化，笔者发现，在一级编码体系当中草原文化资源富集，且有较好的解读，而在二级编码和三级编码体系中则处于或缺失、或薄弱的状态，这也是草原文化研究在学理、学术层面上难以推进的重要原因。草原文化相对发达的就是后经典写作时代的N级编码体系，这也是草原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并有所收获的广袤沃土。这是符号编码理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草原文化论文篇(6)

摘要：生态经济研究近年来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对作为我国五大牧区之首的内蒙古牧区来说，这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政府和学者对此予以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对内蒙古草原牧区生态经济展开深入研究，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通过对近十年来内蒙古草原牧区生态经济研究成果作一梳理，以展现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凸显其中的研究热点和问题指向，以资当今借鉴。

关键词：草原牧区；生态经济；研究述评

随着草原牧区生态问题的不断出现，草原生态经济问题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话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提出要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此前，国务院《全国主体功能规划》将内蒙古35个旗县市区规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其中26个处于草原牧区。可见，内蒙古草原牧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直接影响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为了对内蒙古牧区生态经济的研究现状与方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给以后的生态经济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和寻找新的突破口，本文对近10年来内蒙古牧区生态经济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归纳，纵观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内蒙古牧区草原生态退化与治理及政策实施效果

目前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亿公顷，近80%发生在草原牧区，占草原面积的70.7%；由于各种项目工程的建设、公路建设、矿产资源的圆伞⒉菰非法钥阎至讣奥裔滥挖等行为的存在，使得广大草原牧区的草原正在年均20万公顷以上的速度消失。

1.1草原生态退化与治理

目前草原退化严重，近1.8亿公顷的草原发生严重退化，并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在继续扩张，西部和北方是我国草原退化最为严重区，它们的草原退化面积约占草原总面积的75%以上。草原退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关于草原退化的真正原因，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草原退化由于气候变暖，干旱少雨等自然因素；但多数学者认为草原退化主要是由于人为因素。有学者指出，过度放牧是造成我国北方草地退化的最重要的原因；恩和则认为草原的荒漠化主要归于农业开垦，而与“过牧”无关。敖仁其（2011）认为草场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设计以及法律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了草场的严重退化沙化；王关区（2007）指出人口膨胀是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的关键因素；达林太认为内蒙古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是农垦、开矿、放牧制度变革（如游牧变为定居、不合理的围栏、开发饲料基地、不合理的引种改良）以及引入农业生产模式。

对于退化草原的治理，国际上已有相应的科学理论支撑体系，对生态系统退化机理及其恢复途径有过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退化的生态系统，主流的理论是强调自然恢复，即生态系统在适宜的外界条件下，通过自身调节能力逐步恢复生态平衡，使生态系统由恶性循环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过程。国内关于草原生态治理的思路和措施上虽然存在差异，但基本思路都是通过减畜、围封转移、舍饲圈养、革新产权制度、发展后续产业、发展牧民合作社等实现缓解草场压力的核心目标。麻国庆等（2012）提出自主性的发展是对地方文化合理性的尊重，面对多元的观念和利益诉求，现代牧区社会要形成协商和对话的机制。

1.2牧区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实施效果

2000年以来，牧区开始实施“草畜平衡、退牧还林，退牧还草、围封转移、禁牧休牧”等环境政策，此后学者们对生态环境政策实施效果逐渐关注起来。李新（2006）认为退牧还草项目实施使牧民的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因此在短期内会使牧民收入降低，但长期会使牧民收入增加。包智明发现生态移民起不到保护草场的作用，并造成新的生态破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明显。达林太认为，围封转移目前没有取得预期目标的主要问题是该政策越来越导致生态保护的外部主导，即生态保护的资金外部提供者主导了生态政策的制定。巩（2011）认为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草原生态补偿的范围过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制定不合理，政府的行政定价、补偿标准过于单一。李艳波、李文军（2012）认为草畜平衡政策实施10多年来，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现行的草畜平衡制度是建立在平衡生态系统理论和政府可以有效调节牧民行为这两个基本假设之上的。而现行的草畜平衡制度在这两个基本环节的处理采取了简单化、标准化的思路，导致该制度不能有效执行。

总体来说，内蒙古牧区先后实施了禁牧、休牧和轮牧、草场围栏化、草畜平衡制等草原保护建设措施，草原生态恶化状况有所缓解，但总体恶化趋势尚未根本遏制。特别是近几年频繁、无序开发草原牧区矿产资源的活动，给原本脆弱的草原生态系统带来更大的创伤。草原生态环境破坏因子正从滥垦和过牧转变为粗放的牧区工业化。

2.生态移民与生态补偿

2.1生态移民

生态移民作为应对草原生态危机的一项政策，缘于2000年肆虐京津地区的沙尘暴。作为风沙源的内蒙古，其生态问题就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应对危机的各项政策纷纷出台，最早开始实施的环境政策是“退耕还林”，而后在牧区实施了“退牧还草”，在这之后又出台了“禁牧”和“生态移民”。2001年内蒙古开始了大规模的生态移民。

关于生态移民存在的问题学者们表达了各自的观点。葛根高娃（2003）认为由于对生态移民的理解过于简单，认识不足，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反而造成了草原生态平衡的破坏、牧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游牧传统文化“破碎化”以及牧民们的草场权益受到侵害。于存海[9]（2004）认为，在生态移民过程中，社区运动存在社区冲突，它影响到生态移民的稳定性。盖志毅（2006）认为生态移民过程中存在政策的短视性。荀丽丽等（2007）发现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使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府行为偏离了生态保护的初衷，更侧重扶贫；包智明等认为以政府为迁移力量的非自愿性移民，容易产生“依赖综合症”的可能，不能主动积极地适应新的环境。

关于应对之策，学者们提出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应该将移民的文化考虑在内；要关注少数民族的“地方话语”；要避免在政府强制作用下的生态移民和文化改变，要让移民参与政策和计划的制定，迁移后的主导产业也应选择变化小的类型，注重移民迁入地的社区构建；政府要用宏观、开放的视野指导牧区生态移民，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解决这一问题；要建立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

2.2生态补偿

关于生态补偿，学者们认为草原生态建设投资不足、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不高、牧民增收效果不明显；应通过筹集生态移民经费，对为保护生态和重建生态的移民给与资金支持；要建立健全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组织管理体系；遵循分类补偿原则，完善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措施；巩芳（2011）认为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草原生态补偿的范围过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制定不合理，政府的行政定价、补偿标准过于单一。通过采用SPSS软件中的皮尔逊相关分析法分析了蒙古地区居民对草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是及影响支付意愿的因素，作者在后继的研究中得出目前草原补偿标准的参考值是47.55元/亩。

3.牧区产业生态化研究

产业及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基础和核心，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并且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优劣。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系统退化等严峻形势下，将产业结构向生态化方向调整，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意义重大，对草原牧区尤为如此。目前，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产业生态化。

3.1（游）畜牧业

畜牧业是内蒙古牧区优势明显的支柱产业。长青运用灰色综合评价法分析得出农畜产品加工业是内蒙古的第一优势产业。马军（2010）通过对内蒙古33个牧区旗县市进行定量聚类分析，将33个牧业旗县分为3大类，并提出3类牧区各自的优势产业。早期对畜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畜牧业发展模式上，随着草原牧区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畜牧业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学者们提出改变草原畜牧业原始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对天然草场实行分级定畜、合理轮牧、季节性禁牧等制度；开辟人工草场、建设饲草、饲料基地，通过引进改良品种、改进饲牧方式等措施，提高单位草场的生产能力，从整体上提高牧区畜牧业综合生产力水平，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其中针对舍饲圈养及引种入牧的争论还很激烈。钢花（2010）认为生态农牧业，是内蒙古生态产业体系的基础，必须以循环经济的理念加以引导。

3.2第三产业与工矿业

牧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草原旅游业、草原文化产业等优势产业特别是内蒙古特色生态旅游尚未形成规模，发展生态旅游，发展沙草产业，构建现代生态服务体系还任重而道远。但可喜的是学者们对这些问题已经展开了积极的探索，成绩斐然。

吕君《草原旅游发展的生态安全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华东师范大学2006博士论文）对草原生态旅游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其他学者从保护草原生态角度出发对草原生态旅游发展策略、产品设计、和发展模式展开研究。

有关草产业，内蒙古农业大学及社科院的学者从草业发展的市场潜力出发，分析草业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刘志永对内蒙古草业发展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为内蒙古草业发展明确发展思路和对策建议。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张海明从宏观层面上，对草业发展做出科学的规划，明确发展思路，与地区整体发展相结合，进一步重申草业重要作用和地位。

对草原牧区工矿业，专家、学者分歧很大，尚无定论：一些专家、学者强烈反对在草原上办工厂，开矿山，认为这样得不偿失，势必会破坏草原生态。更多专家、学者干部群众支持赞同在草原牧区发展工业，并对如何进行工业化提出了许多细致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

3.3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

目前，关于内蒙古牧区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的研究还没系统展开。只有少数学者将产业结构作为影响生态保护的一个影响要素加以论述的。盖志毅在其著作《制度视域下的草原保护》（辽宁出版社，2008）中认为牧区的第一产业的比重大，二、三产业的比重小。典型草原、荒漠化草原带第一产业比重较高，另外靠近城市或有较大工矿企业的旗市二产比重更高一些。作者认为，长期以来对牧区采取了取多予少和摧毁草原生态环境的产业政策，并认为对牧区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提出应摈弃滥垦的产业政策，摈弃不恰当的草原工业，慎重地在牧区发展第二产业，发展牧区绿色环保畜牧业，如游牧业，发展循环草业，重视牧区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发展草原娱乐业和生态旅游业。

王关区指出新世纪内蒙古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主要是：发展生态产业、绿色产业及环保产业（生态农业、生态牧业、生态林草业、生态工业、绿色食品产业、环保产业、生态旅游业等）；同时不断推进产业升级，实现传统产业及新兴产业的集约化、生态化及信息化，由粗放型、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向集约型、持续式的生产方式转变。（作者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刘加文.重视“三牧”问题加快牧区发展[J].中国牧业通讯.2011（21）：9-12

草原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牧区人类学；草原生态；人文价值；研讨会综述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1-0128-06

2011年12月2日至4日，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联合举办的“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中山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石河子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四川民族研究所、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琼州学院等大学和研究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和师生参加会议。与会专家围绕“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理论与经验”“草原生态与社会、文化”“草原生态与牧区经济发展”等论题从不同学科视角展开了热烈、深入的研讨；与此同时，年轻学者也围绕会议主题借“青年研究生论坛”这一平台展开广泛深入的学术对话。

开幕式上，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中南民族大学许宪隆教授、石河子大学刘贡南教授分别做了简短的致辞，会议由中山大学麻国庆教授主持。

一、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草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成果之一，是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草原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历来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我国草原生态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这个区域内居住着43个少数民族，历史上由19个民族以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这些民族创造了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在草原这一特定的生态环境，各个民族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形成一整套文化体系与环境知识。这些草原民族的生态知识与人文价值对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多元文化有机共生，各民族和谐相处都有特殊价值和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研究恢复以来，已有许多研究草原生态与文化的成果面世，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中国草原地区正经历剧烈的变化，生态环境如何保护，社会问题如何解决，以及草原文明向何处去，这些问题都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为了推动相关领域的讨论与交流，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3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中南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和石河子大学联合举办“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旨在对30年来中国人类学牧区研究进行总结，讨论国内外相关研究形成的学术认识，推动中国牧区人类学的深入研究。

二、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理论与经验

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崔延虎教授做了题为“牧区人类学研究的简略回顾与思考”的演讲，他在研习所获资料的基础上，简略描述了国内近30年来牧区人类学研究的状况后指出，由于中国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草原地区之一，历史上从事游牧的族群和人群众多，在20世纪后半叶，虽然由于复杂的原因，中国游牧整体上处于衰退过程，但是仍有数百万游牧民存在，游牧人类学研究在过去30年间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作品；他同时也指出，在过去30年间，由于牧区生态环境、社会和文化发生的急剧变迁，从人类学视角研究游牧和牧区社会的成果，大部分属于应用人类学的范畴，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如何从人类学的学术视角出发，通过田野调查，发现问题和提出如何应对和解决问题的策略，这一点与中国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重建以来占有主导地位的学术指向有着惊人的一致。藉此，他指出过去30年中国人类学牧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学术指向：第一，对中国游牧社会和文化的描述和解释；第二，对中国牧区社会、生态环境和文化状态的人类学认识和分析；第三，对中国牧区社会、生态环境、牧民生计系统和文化诸方面现实问题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和对策贡献。上述三个学术指向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其他两个指向相比，对中国游牧社会和文化的人类学本体描述和解释，显得相对薄弱。最为明显的是目前还没有产生类似西方人类学家写就的游牧社会和文化的标志性民族志作品，这与中国境内历史悠远绵长的游牧传统和数千年以来存在着众多的游牧群体的现实不相适应。由此提出今后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的几个重点，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肯定。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许宪隆教授做了题为“共生互补：农牧空间与关系的再研究”的演讲，他认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对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缺一不可。不同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磨合中产生了适应不同自然环境，且自成体系的文化。我国自古以来以长城为界形成了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农耕文化和以畜草为基础的游牧文化。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农牧业基本是并存的，但这两种不同经济和文化类型体系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拉锯”关系。农业和牧业生存空间的大小会随着占统治地位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而发生变化。但无论怎样，在经济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农牧业是相互依存的。但近30年来，牧区除了受到农业的冲击外，以大型机械为代表的现代工业也开始向牧区深处延伸。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各种资本力量也开始在牧区扩散，如很多企业从传统的实业加工生产开始转向对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与投资。对于牧区出现的这些新问题，他运用“共生互补”的理念来重新构建良性的牧业与农业、工业关系，以保持牧区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麻国庆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的当代思考”，他是在田野调查与文献整理的基础上，针对内蒙古不同区域草原生态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来讨论人文因素与草原生态之间的有机联系。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草原，带来了“农随人进”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向牧业的渗透，导致了区域性草原生计模式的转型，成为后来草原生态失衡的历史人文因素。1950年之后的政策导向，特别是大农业思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草原生态的变迁。而上述变迁说到底主要体现在农牧矛盾这一传统的问题焦点上。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工矿业资本向草原的延伸，从本质上改变了草原的生态和人文格局，对草原生态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面对不断变化的草原生态，以草原生态保护为核心的限牧、禁牧等政策，又引发了新的定居化或大迁徙运动。当相当多的牧民离开“有根”的草原，进入到一种全新的“无根”社会之后，引发出了一系列社会文化的失衡。在一些地方，很多牧民从心理上、精神上呼唤着草原生态的回归。由此，从草原生态、人文生态和心态秩序来讨论内蒙古草原的生态和人文发展，说明“文明”和“进步”的观念是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表述出来的。

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的“内蒙古牧区工矿开发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效应研究”项目是由福特基金资助，他对工矿开发热潮给牧民生活以及传统文化、传统社区带来的冲击与各种影响和效应进行了汇报。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阿拉坦宝力格教授做了关于“论牧区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表述及其文化背景”的演讲，他认为：对牧区或牧民（包括游牧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在国际人类学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过去，欧、美、中、日、蒙等国家的多名人类学家对非洲、中东、中亚、蒙古、中国的牧区或游牧民族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与深刻的理论探讨。但这些以往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对中国的牧区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今，中国也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力求实现牧区又好又快发展。在这个时期对以往的牧区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进行梳理并探索新的方法与理论意义重大。因此，他主要对中、英、日、蒙等国的草原牧区研究理论与文字表述进行整理与比较，再结合他近10年在内蒙古、青海、甘肃等中国北方草原牧区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进行的研究理论与表述，剖析体现于其中的文化背景及其对研究对象产生的影响，进而探索更客观的人类学草原牧区研究理论视角。

三、草原生态与社会、文化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乌日陶克套胡教授对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进行了比较；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那顺巴依尔教授做了“草原在‘不落的太阳’之下：内蒙古牧区土地关系的变迁”的发言，他指出：游牧归根到底是基于一种以轮流放牧的方式利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土地的生产方式。游牧文化所产生、传播的地域一般都是难以耕种的，具有土壤相对贫瘠、降雨量偏少、无霜期较短等特点。游牧民族在面积广阔的土地上，随季节的变化而游牧，以“将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生活其他所需”。所以，广阔的土地是游牧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游牧文化的宇宙观中，大（土）地是以女性的，而且往往是以母亲的形象出现的；上苍为男性，被人格化为父亲。在游牧社会，土地（草场）是共有的，尽管牧民在一定的范围里自由迁徙和放牧。牧民将土地作为整体来理解，在民歌、史诗等民间叙述中，土地以nutag（故土）、gajar us（水土）、gulumt gajar（灶火-地）、gajar oron（地区）等概念被表述，并且母亲（eh）一词组成eh nutag/eh oron（故土/乡、祖国）等衍生词。内蒙古随着移民、开垦、商业等现象的增多，一些地区的土地使用方式和土地关系从清朝后期开始发生较大的变更。但是牧区土地关系和土地观念直到新中国成立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于乌兰夫实施“三不两利”政策，内蒙古牧区解放后没有进行运动。但从合作化运动开始，内蒙古牧区经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运动，土地关系一次又一次地脱离传统模式，牧民土地观念也越来越带有精确化、功利化的“现代”色彩。他基于嘎查案例，对解放以后内蒙古牧区土地关系和土地概念的变迁做了梳理和阐释。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的马威博士做了题为“论作为‘文化空间’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草原生态文化保护区建设为例”的发言，她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草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为例，运用列菲弗尔、卡斯特、大卫·哈维等人开创的“文化空间”理论，分析现代化背景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遭遇的“工具性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性与客体性”、“差异性与均质性”三组必然矛盾，并提出一些解决思路。

琼州学院“海南省”民族研究基地的查干珊登博士做了“土地占有与狩猎民族的社会分化——以鄂伦春自治旗猎民村为例”的发言，她通过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鄂伦春自治旗所做的田野调查，探讨政府为实现鄂伦春族的多种经营政策所推行“土地开发”政策与猎民社会分化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分化和职业分化两个方面讨论了鄂伦春族猎民社会分化的过程。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汪丹博士后做了题为“高原上的财富：白马藏族的生计变迁与牧业现状”的发言，她通过对白马藏人在生计实践中的生命体验与自主选择的分析，勾勒出白马藏族60年间生计方式的变迁历程。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的周亚成教授做了“游牧文化的转型及其方向——以新疆游牧民族为例”的发言，她指出游牧文化的特点在于流动性与开放性、自然性与经验性、互动性与权威性，她认为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保护是游牧文化转型的基础，在继承传统游牧文化的基础上变革、创新，从而实现游牧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互渗和互动。

新疆石河子大学的聂爱文教授做了题为“食物、信仰及其游牧知识体系：新疆哈萨克族餐桌上的羊”的发言，她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收集，探讨了新疆哈萨克族食羊的过程及其复杂的礼仪和禁忌，并分析其成因，认为从哈萨克族的食羊文化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哈萨克族的价值观、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还能体验到游牧民对于羊这一食物的深厚感情和复杂的象征体系。

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古丽夏·托依肯娜副研究员做了题为“新疆哈萨克族现状及特点”的发言，她通过近年来的社会调查对哈萨克族现状及历史变迁进行比较研究，获得了新疆哈萨克社会宗教存在状况的一些基本认识。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陈祥军博士做了题为“阿尔泰山哈萨克游牧民的生态观与环境行为研究”的发言，他指出哈萨克人正是以四季移动的方式经过与草原长期相互适应后，生成了一套适应草原环境的游牧生态观和环境行为。这种植根于哈萨克游牧民对草原全面认识基础之上的生态观与环境行为，对于维系游牧民与草原生态的永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的马海寿博士做了题为“绿洲生态与新月社区回族生计方式研究”的发言，他从新疆天山北坡绿洲上一个典型的回族村落（新月社区）作为田野个案，以民族学、人类学思路探析回族生计方式的变迁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

四、草原生态与牧区经济发展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李锦研究员做了题为“产权变革与青藏高原草原可持续管理——四川省红原县的案例研究”的发言，她认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建立产权排他性，进而在草原使用权私有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管理。她通过对四川红原县的研究，指出青藏高原的草原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其产权非常复杂，应尽量尊重传统社会的管理能力，通过藏族社区和国家协商，建立适当的共管机制，才能促进可持续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王晓毅研究员做了题为“干旱的社会成因和适应”的发言，根据他在内蒙古什克腾旗的研究发现：第一，水资源减少的不仅仅是降水减少，也同时是水资源利用，特别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竞争性利用所导致的；第二，牧业生产经营单位的缩小和草场的破碎化强化了草场的不合理利用，从而降低了牧民适应干旱的能力；第三，以购买牧草为主要手段的适应干旱的措施导致牧民大量借贷，并使他们陷入贫困。但是，牧民适应措施所带来的启示是重要的：第一，通过社会的合作以弱化干旱社会成因的影响；第二，有效的措施需要低成本和富有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杜发春副研究员做了题为“中国牧区生态移民的现状分析和政策导向”的发言，他主要就牧区生态移民的主要政策、地方实践、生态移民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政策导向进行了探讨。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夏循祥博士后做了题为“倒置与遮蔽：生态文明观之下的生态移民政策”的发言，他认为：第一，移民是为了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而不是单纯地减少某一类人群的活动；第二，移民最大的目标应该是恢复生态或者抑制生态环境恶化的速度，而不是扶贫或者经济增长；第三，生态移民追求的是现有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以这一代人的利益为主。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讷木和吉日嘎拉教授做了题为“内蒙古牧区工矿开发与财富分配”的发言，他以内蒙古自治区镶黄旗和新巴尔虎右旗两个牧区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工矿开发带来的经济发展前提下的牧区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他指出牧区GDP含金量并不是历来就低。也就是说，矿产资源大量开发之前的GDP含金量反而高，社会财富分配较公平，而随着矿产资源的开发，居民分配到的财富比例越来越少。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苏德斯琴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审视草原地区矿产开发效应——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牧区为例”，他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四个牧业旗为例，就草原地区地下资源开发利用所带来的效应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矿产开发业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部分改善了社会基础设施，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矿产开发所带来的发展及其成果，过分集中于相关企业的利润或特定群体的收入水平之提高上，而不是更多地表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和改善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荀丽丽博士做了题为“再造‘自然’：内蒙古草原生态与社会的现代转型”的发言，她立足于一个位于内蒙古中西部边境的荒漠化草原社区，综合历史分析与结构分析的视角，探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形态在这一特定的生态区域内的建构与生长过程及其所带来的复杂的生态后果、社会后果和道德意涵。她指出，在国家主义、市场主义和技术主义所面临的环境治理的困境中，赋予地方社区以更多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是中国生态脆弱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余晓燕博士做了题为“干旱下的集约化风险与应对——内蒙古贡格尔的案例”的发言，她认为，一方面，散户圈养作为当地的集约化生产形态，其抗灾能力是有边界的，此边界就取决于散户圈养制度是内在设计；另一方面，牧民调试生产过程的文化资源又部分地来自于他们的传统生产经验，这就肯定了主体能动性之下调和传统与现代牧业生产方式的有限可能。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乌尼尔博士做了题为“几点困惑与思考”的发言，她认为政府高层和学者，基层政府、学者和牧民，政府与牧民，学者与学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从而提出我们是保护文化还是拯救自己？并对牧民合作进行了梳理，探讨牧区成员共同的社会情感问题。

五、青年研究生论坛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刘明做了题为“移民搬迁与文化适应：以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牧业文化为例”的发言，他主要针对帕米尔高原地区塔吉克族的移民搬迁引起的牧业文化适应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第一，在移民搬迁过程中，民族文化的适应策略应给予更多关注；第二，学界由于对移民搬迁中的“人为因素”长期忽视，导致我们对当地移民搬迁者“自力”的忽视；第三，移民搬迁和文化适应是一个“现代化”“城镇化”和“社会转型”的过程，对于移民来说，最痛苦和挣扎的是在时空转换过程中的认同感和心理归属感。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罗意做了题为“阿勒泰哈萨克族放牧空间变化与游牧生计变迁——以富蕴县吐尔洪乡为例”的发言，通过哈萨克族放牧空间的变化与游牧生计的变迁，他分析和反思当前牧区的发展路径与理念，并针对放牧空间变化与游牧生计变迁引发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侯豫新做了题为“现代旅游业影响下的游牧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以新疆图瓦人为研究个案”的发言，他主要聚焦于处于现代旅游业影响下的图瓦游牧人群的社会文化变迁，探讨经济、文化、社会组织与环境的变迁问题。他指出，当前喀纳斯旅游业的开发应当向“文化生态旅游型”转型，旅游业的开发应当基于图瓦人传统文化的保护而展开。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昆做了题为“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现状及其反思”的发言，她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现代思想观念的渗透和影响，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开始面临着生存、发展的困境。在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时代，积极探索民族传统文化中所寓予的人与自然共荣共存、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内涵的生态伦理知识，探索其对当代社会的生存、发展所具有的深刻价值，已经显得非常必要。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李艳波做了题为“在稳定生计与不平衡的环境之间——内蒙某牧业嘎查牧民的日常畜牧业经营”的发言，她认为畜牧业生产受限于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市场环境、家庭生产生活需求，牧民的畜牧业生产决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考虑，他们在波动的环境中追求稳定的生计，草原政策需要重视牧民生计的这种嵌入性和综合性的特征。

香港中文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周涛做了题为“气候变化及其对青藏高原牧区的影响——以林芝县的个案为例”的发言，他主要探讨了藏族牧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气候变化对畜群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当地牧场资源利用和社会运作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气候变化对高原牧区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牧民应对的措施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弹性。除了人类学的研究外，还需借鉴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范明明做了题为“游牧民定居对于干旱半干旱牧区社会—生态系统影响研究——以新疆精河游牧民定居点为案例”的发言，她指出：第一，定居后，该地区从天然放牧转向了半农半牧放牧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移民家庭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二，定居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牧户的生活水平，但是却依赖于牧草资源压力的外部转移与对于限制性水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她认为应从更大的时间与空间尺度上评价游牧民定居工程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以谨慎的态度对待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包红丽做了题为“定居牧民的家庭经营与精神生活——以萨如拉塔拉嘎查牧民调查为例”的发言，她主要探讨了牧民定居的过程以及精神生活的变化，从而反映牧区在牧民人文生态、心态、自然生态三者的结合。

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萨谬·巴斯做了关于“‘草原之外’——关于草原人类学资料的探讨”的发言，他认为在中国进行草原人类学研究的本土或外地人类学家，大部分都围绕着生态、人与自然等环境问题、功能主义的解释和民俗研究。他提出通过资料对游牧社会构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认识。

此外，福特基金会的白爱莲女士、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畜牧局的哈斯朝鲁局长、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旗委书记乌力吉、阿拉善荒漠与草原生态研究所的乌尼孟和等也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和与会者进行了很好的交流与沟通。通过本次“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从事相关研究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及年轻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对话。闭幕式上，麻国庆教授和崔延虎教授等专家、学者分别对此次研讨会给予评价，并共同期待将来能有更多交流的机会。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为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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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Literature from “Grassland Ecology and Humanitic Value： Study of Pasto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for 30 Years” Conference

LIU M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54， China）

Abstract：

Sponsored by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nd Shihezi University of Xinjiang， the conference entitled “Grassland Ecology and Humanistic Value： Study of Pasto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for 30 Years” was held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Scholars made academic dialogues in topics of “Theory and Experience： Study of Pasto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Grassland Ecology and Society， Culture” and “Grassland Ecology and Pasto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ference was to make a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of pasto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 and to promote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pasto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