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制度论文篇(1)

「关键词流动人口管理法律制度

一、我国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制度的主要缺陷

（一）、现有法律法规与我国当代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我国有关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1）《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2）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暂行规定》。（3）公安部公布实施的《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4）公安部公布实施的《暂住证申领办法》。（5）部分省、市（区）、省辖市、较大市、经济特区的人大及政府制度的暂住（流动）人口治安管理规定（条例）。这些法规、条例主要形成于计划经济，主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和中期制定的，当时正处于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社会压力巨大、违法犯罪嫌疑人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大幅攀升之际，立法带有浓厚的管理部门痕迹，其核心主要体现了政府部门管理的利益，而引导人口合理流动、为流动人口服务、确立流动人口权利与义务，特别是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方面的不多甚至没有，流动人口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不高，这些法规多是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其内容多以限制性规定为主，与社会法治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2003年初以来，国家对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的相关政策作了较大调整，先后取消了出租屋和流动人口治安管理收费和租赁房屋的审核登记，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等，给以初步形成的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管理带来了极大冲击，国家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和一些政策性收费之后，相关的配套措施又未能及时跟上，给管理工作带来了更大困难。

（二）、缺乏必要的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在流动人口的管理法律中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居多，缺乏全国统一的管理标准。我国现行的涉及流动人口管理主要的法律法规，除对流动人口必须携带居民身份证或其他合法有效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的规定有全国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予以规范外，流动人口的其他管理规定或者是由公安、劳动与计划生育等部门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如公安部的《暂住证申领办法》、《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等；或者由省市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以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来，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北京市政府据此分别就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住房租赁、务工经商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等各方面均制定了相关管理规定等，其他各省也大多如此。这样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对流动人口管理规定存在地方性差异，各地有各自的管理标准，无法统一起来。

（三）、缺乏城市外出流动人口的法律规定。

缺乏城市外出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规定。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城市只制定外地流入本地的人口管理的法律规定，对本地城市人口外流到其他地方工作和居住则没有相应的管理的法律规定。在笔者所收集到的法律规定中，只有2000年的《天津市流动人口管理规定》中明确界定了流动人口包括流入地和流出地两种人口，不过整个规定基本上是针对流入人口的。其实，今天的流动人口中虽然大部分来自，但是来自城市的人口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所以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在法律上缺乏相应的规定，导致这部分的法律空缺。

面对目前流动人口管理法律文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面对传统体制造成的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法律地位的差异，只有抓住机遇，重新构造相关法律，才能以缩小与宪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差距，真正做到依法管理，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管理的难题。

二、完善我国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制度的构想

依法治国是指导流动人口管理基本方针，是从行政管理转向法治管理的有效途径，流动人口长效管理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法制化管理。流动人口的增加是的必然，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会出现日益增多的趋势。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流动人口会继续增加，因而加强其管理的法制建设也势在必行。对此，笔者提出以下构想：

（一）健全必要的全国性流动人口管理法规。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有力武器，也是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最后一道防线。目前，流动人口管理法规繁杂，且不同效力等级的法规在处罚种类、幅度有矛盾之处，不便执行。为了使流动人口的管理人员有法可依，增强他们的执法信心和决心；必须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一部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法》，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法律，提高立法层次，规范管理行为。对流动人口管理中涉及的社会治安管理、计划生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明确相关部门、单位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加强管理同时突出对流动人口权利的维护，制定《流动人口流管理法》时要结合户籍改革立法，对流动人口入住城市、子女教育、权益保障、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和享有权利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使流动人口正确行使个人权利，履行个人义务。严禁从本地区、本部门利益出发，制定出台对流动人口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带有限制性、歧视性政策，使流动人口能真正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要对各地针对流动人口的政策和法规进行清理，及时废除过时的法规，取消带有歧视性的政策。人口的管理必须要从形式上实现统一。从1985年公安部的暂行条例规定以后，一直没有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法律出台，导致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纷纷出台。但地方法规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对形成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是非常不利的。不过，在流动人口这一问题上，由于各地的情况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目前要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律还有困难，但是笔者认为应当开始如何制定全国外来人口管理法律规定，以便在合适的时机推出。

（二）加强流动人口的、、文化等及其相关权益的立法。

立法者应从管理的角度转变为以服务为主的角度，寓服务于管理之中。扩充、完善、保障流动人口享有的权利，采用激励机智引导流动人口自觉到当地公安机关注册、登记、申报暂住证，由被动变主动，解决流动人口管理中的最根本。如可以规定按时办理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享有与常住人口在就业、子女入学、住房、福利等方面同等的权利；凡在暂住地暂住一定期限无违法犯罪现象等可转为当地户口的规定等等，激发流动人口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觉履行义务的积极性。

1、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流动人口享有同等的受权利、同等的就医权利、同等的就业权利、同等的事业保障、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只要流动人口到流入地登记，就能享受到与本地居民相同的公共福利待遇，通过这样制度安排，来促使流动人口主动登记申报，积极参与管理。

2、推行公民福利卡制度。在法治社会，每个公民都应享有国家提供的同等公共福利待遇。国家通过银行系统为每个公民设置个人社会保障号码，同时具备个人身份证号码的作用，具有多种功能和较大容量，不受地域限制，在全国通用，与各地区政府的社会管理部门相关数据库联网，人口信息资源共享。以终身不变的社会保障卡为基础，应对万变的人口信息变化，不管人口流动到哪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就会随之移动到哪里，以利于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国家应以二代身份证办理为契机，加强对实有人口的图像采集、指纹录入，开发实有人口管理系统，建设系统强大的、统计、查询等功能，流动人口到流入地办理暂住证时，身份证等信息同时导入暂住IC卡中，这对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3、借助《社会保障条例》、《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等的制定和完善来予以保障。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的形式来制定一部《外来流动人口权益保护法》来规定流动人口各方面享有的权利和权益，在就业、社会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依照宪法和法律享有与常住人口同等的权利，具体办法由省级地方人民政府另定。在地方政府制定相关办法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作出对流动人口的歧视性的规定。流动人口应享有平等的社会经济权利、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对于流动人口，其养老、失业、医疗等各种福利权利被忽视或被剥夺，同工不同酬、不同福利待遇的现象相当普遍。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劳动者福利保障制度差异的惯性作用依然很强；不少地方地方保护主义在立法和政府行政行为中还比较严重；出于地方经济水平、政府政绩和优先保障本地居民利益的需要，往往对流动人口就业作出限制性规定，对流动就业者的社会经济福利权益无从顾及。无论是体现法律精神还是建设法治社会需要，政府都应保护本国公民基本权利。

（三）国家应加强对出租房屋管理的立法。2003年国务院取消“租赁房屋登记核准”的公安行政审批项目后，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出租房管理难度增大。住宿地是流动人口管理的一个切入点，应作为一个重要阵地严格管控。立法中应本着“谁接纳，谁负责；谁容留，谁负责；谁雇佣，谁负责；”坚持“保护合法、取缔非法、查处违法”和“谁主管说负责，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以及“审批从简、管理从严、处罚从重”的工作要求，加大对违法出租屋和用工单位的处罚力度。以落实责任制为核心，以考核评定为策略，以治安问责为手段，努力夯实流动人口管理的基础。

对流动人口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和谐社会要求社会依照既定的规则有序运行，反对无序化和无序状态。对流动人口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要求，法治社会中最重要的规则是法律规则，法律是所有社会规范中最具有明确性、确定性和国家强制性的规范。人们依照法律规则来办事，做到有章必循、有法必依，社会就有了和谐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法以文明的手段来解决纠纷，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不断提高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法制含量，是促进外来流动人员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化的必然趋势。

1、杨云善时明德著《农民工问题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刘怀廉著《中国农民工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彭勋等著《人口迁移与社会发展――人口迁移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4、谢升华。论流动人口的法律地位及其权益保障。甘肃社会科学.2004（6）

法人制度论文篇(2)

摘要论文关键词：老年人 权益 保障法 浅析根据当前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立法实施情况，笔者试图从立法和实践两个方面细化老年人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措施，，从而为整个老年人权益保护体系的构建提供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为保护老年人权益专门制定的一部法律，该法的实行，为我国亿万老年人权益的保护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但不可否认，由于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却没有及时作出修改，也没有制定配套的行政法规，使得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该法出台后，也没有明确该部法律在老年人法律体系当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法律、法规当中有关保护老年人权益的规定的关系问题，加上指导性条款太多，其可操作性低，立法不够完善具体，内容不全，立法明显滞后的问题日逐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保护老年人权益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够明确，使得立法目标难以实现。（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核心地位不够明确，使得老年人权益保护得不到落实。（三）老年人法律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划分不够明确，使得对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行为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因此，笔者针对当前的立法情况和通过该法实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问题重点作以下阐述：“强化立法过程中对老年人权益的法律保障”（一）充分贯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精神，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立法中要明确政府对老年人权益保护的责任。（三）要强调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尊重被赡养人的人格和意愿，对被赡养人在感情、心理等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建议：（一）将“不分年龄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写入法律。（二）将不分性别，年满65岁为老年人的内容写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劳动法。（三）确立公民有终身受教育的权利和健康就业的权利，修改教育法和劳动法。（四）建立老年人才登记、开发、使用和管理制度，大力发掘老年人才资源。（五）制定有关法律，建立农村老年人协会，以促进农村老年人的权益保护。（六）制订和完善与老年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 1996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并于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 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是我国保护公民特殊群体权益的又一部重要法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制定和颁布实施，初步形成我国对特定人群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标志着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从此走上法制化的轨道。该法在当时既适应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客观要求外，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定的内容符合中国的实际，体现了中国的国情，保持了中国的传统，反映了老年人的心愿，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主要有四个特点：即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提倡老年人积极养老；强调家庭养老和社会保障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 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该法与现实情况越来越不适应的情况也愈发突出，本文试图从立法和实践两个角度细化老年人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整个老年人权益保护体系的构建提供建议，以尽绵薄之力。一、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立法层面的得与失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该部法律的制定和颁布实施，初步形成我国对特定人群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标志着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从此走上法制化的轨道。法律规定的内容符合中国的实际，体现了中国的国情，保持了中国的传统，反映了老年人的心愿，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该法实施10年来，为我国确立依法养老，建设法制社会，增进公民的法律意识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使我国亿万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受到了法律的有效保护，促进了社会稳定和健康和谐发展。但是，由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于1996年出台，当时时间仓促,理论准备不足,调查研究不够,致使法律本身存在许多不足,包括立法技术的不足和实质内容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一）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够明确，使立法目标难以实现。 &nbs p; “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构成一定立法的内在精神品格的主体框架。其本质与立法的本质是一致的”。法的制定又是为实现社会公共福利，即“必须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为其真正的目标”，这是法必须遵循的原则、追求的终极目标。《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可从当时的立法目的来看，并没有像《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那样把老年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或可持续发展作为当时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没有很好地贯彻“倾斜立法，保护弱者”的倾斜保护资源。正是由于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偏差，导致整部法律的内容设置不尽科学，许多条款无法执行，立法目标难以实现。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核心地位不够明确，使得老年人权益保护得不到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中国法律体系的地位没有上升到一定高度，这是在我国全面进入人口老龄化的今天，老年人法律制度受到人们普遍重视后所提出的一个新问题。老年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公民，又是老年人，因此对其权益的保护，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首先，老年人作为社会成员，作为普通公民，其合法权益必须得到法律保护。我国宪法、民事法律、刑事法律等部门法律中对公民权益的保护，均包括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其次，老年人作为社会成员中的特殊群体，可以说是弱势群体，法律对其合法权益的保障必须要有特殊的规定，尽管在宪法、民事法律、刑事法律等一些部门法律中，规定了一些对老年人合法权益予以特殊保护的条款，但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基于上述情况，在规范和界定老年人保护法的时候，应当将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界定为我国现行法律对老年人的特殊保护法律，使之既具有普遍性的权益保护，又具有特殊性的权益保护，只有这样，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三）老年人法律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划分不够明确，使得对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行为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仅是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有道德因素，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因为“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关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精神是一致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基础，而法律规范又反过来强化和维护道德规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德为法之魂，法为德之体”。在实际立法中，有些道德规范直接被赋予法律效力。如《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供养、疾病医护、精神慰藉的义务，保护老年人的生活水平高于家庭其他成员的平均生活水平。”第四款又规定:“赡养人不得强行将有配偶的老年人分开赡养。”从法律规定来看，该条款属于强制性规范。但是，对于违反该条款的行为的惩戒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尺度，特别是对不履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义务行为，很难用法律予以惩戒。因此，要加大惩戒力度的条款，减少指导性条款，把权利义务关系统一起来。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暴露的问题该部法律的实施，对于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各地根据本地情况制订有关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具本办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老年人维权和处理老年人权益受侵害的事件提供了法律保障，使我国数亿老年人的权益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对老年人的特有权利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落实难。除了同一般人所共有的权利外，老年人还有其自身的特有权利。那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教”。对于老年人来说，正是这些权益需要法律作出切实的、明确的保障，当执法者不按法律做，老年人就有依据向司法部门起诉，司法部门也可依法判决；对执法者而言，也是衡量他是否依法行政的试金石。在当今倡导依法治国的时代，对模棱两可、可有可无的法律应当进行修改。 （二）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广度和深度不够。一是对宣传贯彻该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虽然采取了一些形式的宣传,但真正受到教育的主要是有关领导、老年人和老龄工作干部,而没有广泛地向敬老养老的主体--中青年人进行宣传。二是宣传不够深入,有的地区和单位行动迟缓,边远地区和许多单位还有死角,在许多部门和单位的干部群众中,对其主要条文内容不甚了解。三是对在宣传贯彻该法中反映 出来的一些问题,尚未进一步研究解决。（三）老年人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不强，导致一些情况不能及时处理。一是法制观念淡薄,观念陈旧。有的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权益,更不懂得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二是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多数不愿意诉诸法律,怕家丑外扬而忍气吞声。（四）遗弃、虐待老人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法律保护不到位。有赡养义务的子女相互攀比,推诿、拒养老人的事件屡见不鲜,有的老人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等问题也大量存在。同时,各级组织在抓老年人维护合法权益工作方面又缺乏具体措施和工作力度,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五）老年服务体系不够健全。政府在老年人权益保护方面，存在“说得多、做得少”、“唱功好、做功差”的现象，使得老龄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老年群体的需要,与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很不相适应,致使老年人在继续受教育、生活服务、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方面的权利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六）有关部门配合不够,没有形成合力,致使有的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投诉无门。现实生活中,有的部门和单位把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虐待、遗弃老年人,看成是一般家庭纠纷,不予处理或从轻处理,甚至对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申诉、控告和检举,不及时受理,采取推诿、拖延。一些亏损企业老年职工生活保障问题难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必将影响社会稳定的稳定和团结。三、修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时应注重的问题《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依据宪法而制定的，是宪法的继续与延伸，同时它又是特别法中维护老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可以说“是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小宪法，是推动老年人工作和老年事业发展的尚方宝剑”。因此，依笔者之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完善过程中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充分贯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精神，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现行老年法的分则部分，体现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保障为辅的精神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但从现时代的实际出发，一般的孝道难以用法律强制力来保证，而应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规范存在于人民中间。 （二）立法中要明确政府对老年人权益保护的责任。各级政府要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编制立足长远的规划，保证足够资金的投入，这些都要以责任的形式在立法中予以体现。没有义务，没有法律责任，法律就如同虚设。只有当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在老年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时，可以据法向司法机关起诉，司法机关也能做到有法可依。 （三）要强调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义务，尊重被赡养人的人格和意愿，对被赡养人在感情、心理等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使被赡养人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家庭特有的天伦之乐。四、立法建议 （一）将“不分年龄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写入法律。1995年第50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并将其确定为1999年国际老年人年的主题，使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反映和普遍关注。我国于1996年制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时在第四条第一款中明确规定:“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这是我国以法律的形式对联合国关于“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倡议的积极快速反映。我国立法将“不分年龄共享的社会”内容概括为“社会发展成果享受权”，这是法制建设中的创新，有积极意义。社会发展成果享受权是一项人权，它的内容十分广泛。这一项权利的提出，其目的在于消除年龄歧视，调整代际关系，保护老年人权益。同时它也是宪法第四十五条关于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权”有着更为广泛和丰富的内涵。“社会发展成果享受权”只在我国老年法中提出来了，今后还将制订许多法律文件来落实和具体化这一权利，单纯依据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其权威性是不够的，必须在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中有明确规定。因此建议在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将老年人单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与“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分开，放在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具体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享受社会改革和发展成果的权利，有从国家和社会获 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二）关于将不分性别，年满65岁为老年人的内容写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劳动法。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公务员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应当退休，企业职工退休一般也按照这一标准办理。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口径有所改变，将人口年龄分为三个阶段:0-14岁，15-64岁(称劳动年龄人1-7 ), 65岁以上(同时又有60岁以上的统计数字)。“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生命质量的提高，划分老年人年龄标准提高是一种正常现象，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将老年标准规定为65周岁，如美国、加拿大、德国、芬兰等早己将男女退休年龄规定为65周岁”。我国当前在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干部职工年老退休问题时，出于就业的压力，有一个片面的认识，一些人认为到了一定年龄退休或提前退休，可以腾出编制、岗位、指标安排青年人上岗就业，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减轻就业压力，相反的增了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加大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同时使退下来但未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闲置”，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得不偿失。为此建议修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老年人规定为“年满65周岁的公民”，修改《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企业职工退休条例》，将男女退休年龄都规定为65周岁。 （三）确立公民有终身受教育的权利和健康就业的权利，修改教育法和劳动法。“教育是老年人与现代社会融合为一体的先决条件”。在老年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内容中，接受教育、享受国家教育资源和在身体健康许可的条件下，参与社会劳动就业的权利保障很重要。第五届全球老年大会上提出了“发展终生教育”的问题。随着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受客观条件及主观因素的影响，在被进一步边缘化和远离社会趋势，因此要发展老年教育，使老年人也能掌握新知识、新技术，通过网络溶入社会。我国的教育法规定:国家鼓励和发展包括成人教育下的终身教育，并为公民接受终身教育创造条件。今年高教招生取消年龄限制，更是对终身教育的突破和创新。教育与就业是人生链条上相互紧扣的两个环节，有终身教育就应该有终身就业。但是人到老年，其就业应当受年龄和健康限制。首先人到老年应当退休，不进入就业人口统计对象之列;其次老年人在健康条件许可，社会需要的情况下，应该允许其参与社会劳动，不能歧视，并给予法律制度上的保障。为此，建议修改教育法，将终身教育与成人教育并列，健全老年教育机构，扩充老年人教育的内容。建议修改劳动法和公务员、职工退休条件，建立老年人退休后健康登记制度，保障老年人退休从事劳动或其他社会活动的正当权益。 （四）建立老年人才登记、开发、使用和管理制度，大力发掘老年人才资源。在我国老年人口中，蕴藏着一大批人才资源。离退休的公务员、教员、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科技人员、有一技之长专门人才，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有人估计，我国离退休人才己占我国人口总量的30%，在这一人才群体中，除少数体弱多病者外，能发挥作用的无法继续发挥，能够作的贡献也因离开了岗位无从作出，实在是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于是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一方面是广大中青年在职工人员任务多，超负荷，各方面人才短缺;另一方面是离退休人员闲置，这一现象必须切实解决。除前述确立终身教育制度外，对老年人才资源也应当引起重视。对此，建议国家和地方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在人才市场上专门设立老年人才市场，制订老年人登记、开发、使用和管理办法，建立老龄劳动力的人事档案和老龄劳动力的需求网络，定期老年人才供求信息，以满足老年人才发挥余热的愿望。 （五）制定有关法律，建立农村老年人协会。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60岁以上老人为1.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3%，在这1.3亿老年人中，约有70%在农村，达9000多万人，这是我国老年工作的重点。但是我国长期两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影响，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还停留在家庭养老模式阶段，少部分孤独病残老人，则依靠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民政部门提供一定的补助和救济，至于农村退休问题、医疗保障问题、文化娱乐问题，远远没有解决。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村养老保障以及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必 须得到解决，它既是我国老龄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农村工作的内容之一，农村老龄工作做好了，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村老龄工作千头万绪，情况复杂，不能搞一刀切，要因地制宜，但对此事可以统一规范、组织实施，即在农村建立老年人协会。(六)尽快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定相应的实施原则或实施办法，使《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一些原则条款具体化，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综上所述，我们一方面应该认识到，老年人是过去的劳动者，曾经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民族进步以及家庭生活做出过或多或少的贡献，为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人口老龄化现象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加大保护老年人权益的力度，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来透视并不断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最大限度的保护老年人的权益。 参考书目：周旺生:《立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24页.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5页.周旺生:《立法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董保华:《社会法原论》，中国大学出版社. 2001年4月第]版，第143页.吴玉麟主编:《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36页. 吴玉麟主编:《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38页.

法人制度论文篇(3)

【关键词】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鉴定人证据

【Abstract】WiththedevelopingofChinesemarketeconomyandeconomiclaw,thesystemofexpertwitnesshasitsoriginaldemandanddevelopmentatChina.Theexpertwitnessofforensicaccounting,asaspecialtypeofthesystemofexpertwitness,isalitigationactivitywitchtheforensicaccountantsexplainandrefertoaccountingevidenceatcourtusingtheiraccounting,auditingandlawknowledgeandexperience.ThispaperdiscussesthemeaningoftheexpertwitnessofforensicaccountingandtriestoputforwardthepropositionoftheexpertwitnessofforensicaccountingwhichconformstotheChineseconditionsinordertosolveeconomicdisputeefficientlyandtopromotesocialisticmarketeconomyingoodmotion.

【Keywords】ForensicaccountingExpertwitnessSystemAppraiserEvidence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良好的市场秩序的建立需要法律加以维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专业分工更为明确，各类复杂的经济诉讼不断涌现，社会迫切需要法务会计这一新的交叉科学来消除会计和法律之间的壁垒，将会计、审计分析与法律判断融为一体。同时从我国的诉讼实践角度来看，庭审方式改革所突出的法庭质证阶段需要法官对诉讼中的各类证据做出分析和认定，但法官不可能精通各类专业知识，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对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需求显得尤为突出。正如弗兰西斯·威尔曼所说，“我们已经不再可能通晓万物，但是我们需要对世事都略有所知，同时又能专精于某些事物，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需要越来越多的专家证人。在专业分工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专家来帮助陪审团对于一般人不甚了解的事物进行审查。”①本文试从其内涵、必要性和具体制度设计的视角，结合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进行研究，以期使法务会计专家证人更好的承担固有的职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的内涵分析

专家证人制度作为英美法系原本所特有的一种法律制度，是指由一方当事人委托的具有相应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就某些专门性问题在法庭上运用专业知识发表意见作出推论或结论的一项法律活动。早在十四世纪，英国就确立了专家证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地位，不过当时的专家证人只是以法官助手的身份出现，而且由法庭指定。在十八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专家证人的需求越来越广泛，单纯的法庭指定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诉讼制度效率性和公正性的需要，由当事人聘请专家证人这种方式在英美法系国家产生并不断发展。对专家证人制度的内涵，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在第702条做出规定，“如果科学的、技术的或其他专门知识能够有助于事实审理者理解证据或确定争执的事实，那些由于他的专门知识、技巧、经验、教训或教育而具备专家资格的证人得以意见或其他形式就此作证”。我国目前民事诉讼中实行的不再是单纯的鉴定人制度，而是将鉴定人制度和专家证人制度的加以融合。其依据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关于专家辅助人的规定。②关于专家证人制度的内涵，我国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具有相应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就某些专门性问题在法庭上运用专业知识发表意见，做出某种结论的一项法律活动”③。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作为专家证人制度中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是指具有法律、会计、审计等相关知识的法务会计专业人员在开庭审理前和审理过程中对所涉法务会计专业问题进行证据咨询和损失计量的诉讼活动。

法务会计专家证人与普通证人不同，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其所提供的证言的性质上。普通证人只能基于其目击或者观察所得，对发生的事件做出一种感性的判断，而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可以超越他们的感性来作证，依据其掌握的法务会计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对所涉案件做出理性和科学的判断。其基本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专业性。专业性是指作为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其在法务会计领域必须具有丰富的会计、审计、法律等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技能与经验，这种专业水平应达到能够对诉讼中涉及法务会计的特定事项进行科学分析、判断的要求。

第二，非裁判性。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以专家报告的形式为当事人提供专业咨询或者协助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但不能对案件事实直接进行裁决，对法律问题作出决定性的判断。专家报告只是案件证据中的一种，其是否具有证明力及证明力的大小必须经法庭审理才能确认。

第三，严格限制性。在诉讼过程中，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适用不是无限的，具有严格的法律限制性。其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在诉讼中只有出现合理必要的情形时才适用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例如，英国专家证人指南第8条中明确规定:“民事诉讼基本目标和相适应原则要求，当事人在争议的任何阶段，皆有义务限制专家的指定于如下需要专业知识的事项:（1）界定并就当事人之间的系争点达成一致；（2）协助评价案件(法律责任)的是非曲直；3.帮助明确或评估争议(损害赔偿)金额；（4）明确案件可能尽早和解和公平救济的基础。”其次，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不适用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往往情节简单，事实清楚，涉及到的会计专业问题并不复杂，因而不必聘请法务会计专家证人。最后，法务会计专家证人有法定的数量限制。如加拿大证据法第8条规定，“在任何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中，控方或辩方或任何当事人有权依法传唤专家证人提供意见证据，但未经法院或主审法官许可的，各方传唤的专家证人不得超过5名”。

第四，依赖性。在英美法系各国，法务会计专家证人一般是由当事人自己聘请的，并由当事人支付其费用。我国也是如此，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由此可见，作为当事人诉讼武器的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其往往根据当事人的指示就案件中的技术性问题提出意见。它与当事人形成某种利害关系，在作证时带有某种倾向性不可避免。

第五，公正性。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使命在于运用法务会计专业知识为法院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服务。虽然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具有某种程度的依赖性，但是公正性却是其本质特点。一方面，英美法系国家对抗性的诉讼体制，要求专家在审判开始前必须公开专家证据，并要接受相关者的质询。因此，法务会计专家证据受到了严密的批判性审查，这至少形成了对不负责任的专家证言的威慑机制。另一方面，大多数法务会计专家证人不像普通证人一般只作证一次，他们的行为具有反复性，对其而言，树立并维持良好的信誉至关重要。虚假的法务会计专家证言极有可能对其职业生涯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其经济收入也无法保障。因此，从现代意义的普通法原理而言，不应该有所谓原告的专家或者被告的专家，法务会计专家是法院的专家，独立于委托当事人，专家应尊重客观事实和科学规律，公正无私。[1]

二、设立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的必要性

在诉讼机制非常完备、专家证人已适用多年的美国，威尔曼仍有如下的结论，“在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法院里，我敢说在半数的案子里，专家证人所提的证据对陪审团的公正审判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面对这些证人，也益显重要。”[2]具体到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地位也是如此。笔者试从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本身和我国现存鉴定制度的缺陷两个方面着手，分析设立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的必要性。

（一）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与社会分工发展的需求。法务会计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其目的是通过法务调查获取有关会计证据资料，并以委托人或法庭能接受和理解的形式给予陈述或解释，以解决有关的法律问题。法务会计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如何为解决有关法律问题时提供有用的证据信息。在法务会计所涉及的诸多经济诉讼活动中，许多问题都涉及到专业性极强的会计与财务问题，但法官和诉讼活动的律师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拥有完备的会计和审计的专业背景。他们迫切需要法务会计专家帮助查明有关事项的因果关系，提供给法官、检察官、当事人等各方所能理解的通俗有效的信息，使法官充分了解争议的专业问题，进而解决复杂的经济纠纷。因此，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的建立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

（二）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鉴定结论是民事诉讼的法定证据。鉴定人制度一直是我国鉴定制度的主体，但单一的鉴定人制度由于体制上的种种缺憾使其自身存在着诸多无法克服的弊端，这使得建立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目前立法只对鉴定作了原则性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3]缺乏对鉴定人的资格、责任等具体规定。这种立法状况使得整个鉴定制度体系良莠不齐，十分混乱。其次，鉴定机构重叠，缺乏应有的权威性。由于我国有关鉴定的许多具体规定是由国家各部门分别制定的，这种内部性使得部门规定难以得到其他部门的承认。就法院本身而言，各级人民法院都设有鉴定部门，负责本法院的有关技术鉴定，但可信性和权威性不足。同时，鉴定市场不发达，有的案件鉴定部门只有一个，业务量大，怠于鉴定；有的案件查找并确定鉴定部门非常困难，鉴定部门缺失。再次，鉴定人员由法官直接选任，往往只有一个，无需出庭质证几成惯例。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鉴定结论无法经过当事人的充分质证，法官进而无法判断鉴定依据的事实是否可靠以及鉴定手段和方法是否科学，不能有效地发现鉴定中存在的问题。法官片面的采纳鉴定结论，会对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形成威胁。最后，鉴定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尚未真正建立。不同的鉴定机构对同一案件得出的鉴定结论大相径庭的现象非常普遍，使鉴定制度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故意做出错误鉴定或过失做出明显错误鉴定的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几乎不被追究责任，这种只享有权利不承担责任的鉴定机制必然影响这一机制作用得发挥，也容易产生鉴定腐败。正是这些弊端的存在，使得我国鉴定人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近年来，不少学者把改革的方向放在专家证人制度上，期望通过借鉴该制度中的精华来改善我国鉴定制度混乱无序的状态。《最高人民法院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专家辅助人地位的确立无疑是上述改革理论的具体体现。希望在不根本改变现有的鉴定体系的情形下，汲取两大法系鉴定制度的优势，趋利弊害。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只用一条司法解释而非立法的方式对专家辅助人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对当事人委托的“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做出了肯定。但对实行中的细节问题，如专家辅助人资格的认定等等都没有涉及，这种权宜之计的做法会使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运用陷入无序状态，阻碍这一制度积极作用的发挥，也无法真正使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尽其效用，因而从立法上建立规范完整的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十分必要。它顺应了我国建立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需要，对克服现行鉴定体制中存在的种种不足，弥补法官在法务会计专业知识上的缺陷，帮助法官及时、正确地解决案件审理中遇到的诸如会计账目、虚假陈述损失的计量等专业性问题，实现司法公正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建立我国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的具体构想

（一）建立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资格认证制度

所谓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资格是指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在分析案件事实方面所具有的能够向法官提供权威的意见，为法庭认定事实提供正确依据的能力。法务会计专家证人一般由注册法务会计师担任，依据其丰富的财务会计经验，对有关的商业交易以及相应的会计记录进行科学解释，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为了统一规范的认定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资格，建立严格的法务会计师资格认证制度势在必行。笔者认为，认证的标准应该包括以下几点：（1）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法务会计专家证人须为高等院校本科毕业，具有学士以上学位。（2）具有注册法务会计师资格证书。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注册法务会计师的考试系统。我们建议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内设立注册法务会计师专业委员会，并设立“中国注册法务会计师”认证制度，要求有一定工作经验的资深注册会计师通过参加专门强化培训后通过考试取得“中国注册法务会计师”的资格。（3）具有从事法务会计领域的实践经验。法务会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单纯掌握书本知识无法解决诉讼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因而笔者认为应该要求法务会计专家证人至少具有3～5的法务会计工作经验。（4）具有良好的法务会计执业品行，能够公正、独立的履行专家证人的职责。

为了便于当事人能够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合格的专家证人，我国有必要建立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库。将通过上述资格认证制度的人员的名单和详细信息刊登在专门的法务会计网站上，并且可以将其制定成册，分别置于法院、律师事务所及其它合适的公共场所，以便当事人随时获取。同时为了确保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质量，有必要实行年检制度，每年定期进行审查，将不适格的专家及时从专家库中删除，将新的合格的专家及时补充进来，确保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专业水平和道德水平。

在诉讼过程中，主审法官应对法务会计专家证人资格进行进一步的考核。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先提交该专家的名单和资格认证书，并且对其自身条件做出说明，法官认为该条件确实符合专家证人要求，没有妨碍公正性的情形即可认定其专家证人资格，准许其出庭作证。法官一般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资格进行审查：是否具备案件所要求的法务会计专业知识；是否知悉专家证人的法律职责；是否与当事人存在某种利害关系，妨碍作证；是否遵守法院的相关规定，确保充足的时间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及时按照法官的要求完成专家工作的内容等。

（二）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的适用范围

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应当包括所有需要运用会计与财务知识、审计与调查技术处理涉及的法律问题，外延包括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在内的几乎所有法律部门。结合法务会计发展的情况，其适用范围可以具体到财务欺诈计算机与网络欺诈、保险索赔欺诈、洗钱、内部雇员舞弊、商业纠纷、破产欺诈、藏匿资产追踪、股东纠纷、婚姻财产纠纷、复杂商业诉讼案中的会计问题、职业过失、税务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利益冲突、银行贷款欺诈、许可证管理、秘密佣金与回扣、抵押品检查、建筑合同纠纷，财务证据调查与分析内部控制制度、个人与公司背景、专利与版权保护、股票商欺诈、股价操纵、环境破坏、特许权纠纷、捐赠与慕款验证、招投标欺诈、投资欺诈、假冒商品、与投资人有关的欺诈等[1]。

（三）法务会计专家证人作证的基本程序

在该制度的适用过程中，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角色可以分解为庭审前作证和庭审中作证两个部分。为了使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能够良好的运行，从立法上需要对专家证人作证的基本程序进行明确规定。

在庭审前，法务会计专家证人接受当事人的委托，给当事人提供专业性的咨询，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可能多的了解对方的情况，发现对方的弱点，弱化对方。在这里有必要赋予法务会计专家证人一定的调查权，使之能够揭露一般审计无法发现的涉及会计与财务问题的欺诈与舞弊，查清涉及会计与财务问题的经济犯罪事实。

在庭审过程中，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向法庭作证，应当按照如下程序进行：首先，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向法庭作证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而不是法官的聘请，这在我国司法解释中已经有明确规定。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专家证人与鉴定人的区别。鉴定人主要由法院委托，其出具的鉴定意见在法庭上作为独立的证据使用。而专家证人是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委托，向法官证明该方当事人主张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或者对方当事人主张的非真实性。其次，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经法官审查合格后，应该出庭作证，不能仅仅提供书面的专家报告。最后，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对其做出的证言应当面接受相关诉讼参与人的质证。一方的法务会计专家证人提出专家证据后，准许对方当事人、律师或法务会计专家证人针对专家证据的内容，提出自己的意见。例如，在安然公司的诉讼中，双方包括法务会计在内的专家证人，围绕是否有做假账的行为和披露虚假信息行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这些事实的认定对于整个案件的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虽然我国的诉讼过程中没有实行英美法系国家的交叉询问制度，但是这一程序是必须的，惟此才能使法官对法务会计专家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作出判断，充分发挥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的功能。

（四）对法务会计专家证言的基本要求

对法务会计专家证言的基本要求可以细分为实质和形式两个方面。从实质方面，专家证言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案件中涉及法务会计专业问题的证据材料进行研究并形成专家报告，该报告的作用在于将法官难以理解的证据材料转化为易于使非专业人士易于理解和接受的专家意见，从而帮助法官正确的审理案件；二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诉讼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专业性极强的专业术语或者行业规则，而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往往会对这些专业术语及行业规则的具体含义提出不同的意见，因此正确认定这些专业术语及行业规则的具体含义对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意义。此时法务会计专家证人需要对这些规则和术语进行解释，以使法官作出正确的判断。从形式方面，法务会计专家证言需要采用书面形式，并具有严格的格式性。其目的在于，限制当事人为了案情需要随意请求法务会计专家证人改变其证言，强化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法律责任感。

四、结论

根据上述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是指具有法律、会计、审计等相关知识的法务会计专业人员在开庭审理前和审理过程中对所涉法务会计专业问题进行证据咨询和损失计量的诉讼活动。

2.专家证人制度起源于普通法系，与我国的文化背景和法律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根据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现代诉讼改革的趋势，在我国建立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

3.我国应该建立法务会计专家证人的资格认证制度，会计专家证人应该在“中国注册法务会计师”中遴选。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内设立注册法务会计师专业委员会，并设立“中国注册法务会计师”认证制度，要求有一定工作经验的资深注册会计师通过参加专门强化培训后通过考试取得“中国注册法务会计师”的资格。

4.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应当包括所有需要运用会计与财务知识、审计与调查技术处理涉及的法律问题，外延包括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在内的几乎所有法律部门。

法人制度论文篇(4)

[关键词]：保险公估人，法律制度，构建

保险公估人，是指向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收取一定的费用，代为办理保险标的的评估、查勘、鉴定、估损及理赔计算等工作，并出具评估报告书的保险中介服务机构。其与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共同构成完整的保险中介市场，是促进保险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公估人在国外已有三百余年的发展史，而在我国却只是近几年才在局部兴起之事。致使我国保险公估业长期裹足不前的原因有多种，但保险公估人制度之滞后显然是关键一环。目前规范保险公估之法律除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第120条有所涉及外，尚只是立法空白。面对我国日益加快的入世步伐和国际保险业的激烈竞争，建立我国现代保险体系和与国际保险制度接轨已是刻不容缓之事，而构建我国保险公估人之法律制度显然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一、严格保险公估人员准入资格

鉴于保险公估强调其公正性、独立性、技术性、规范性和中介性等特征，

良好的职业声誉和较高的职业水准是其立足之基石，因此，保险公估人员准入资格从严把握已成世界各国立法之通例。当然，具体要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存有差异。在英国，要成为保险公估人，从业人员须经严格的资格考试：首先，完成保险资格考试，这是取得英国特许保险学会学士资格的起码条件；其次，参加英国特许理赔师学士资格考试，需要完成保险概论、保险判例法、理赔报告写作以及一般的财产理赔实务等考试内容[1].在美洲国家，一般要先申请临时证明，申请人在这一阶段（通常是两年）必须在独立的保险公估公司进行实习，并完成国家保险学会学士资格中规定的课程，合格者将发给临时许可证。正式许可证的申领则需要由授权的专门委员会进行严格的考核面试，通过的才能授予[2].从各国立法与实践经验来看，也只有通过这种严格的执业资格要求，才能使保险公估人在以“专家形象出现时，令人倍感信服，并在保险关系人之间充任特定的职业角色。

鉴于我国现行法律机制的不完善，为确保保险公估业健康良序发展，我国法律也应从严把握保险公估人员之执业资格，力争选拔高素质、品行良好之人员。这就要求在立法技术上，一方面应参照国际惯例，尽量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另一方面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并与相关法律如律师法、注册会计师法、保险法等关于律师、注册会计师、保险人资格取得之规定相协调。具体而言，可将保险公估人员准入资格设置二道程序，即获取《保险公估人员资格证书》和《保险公估人员执业证书》。获取《资格证书》可有两种做法：1、普通做法。即必须通过中国保监会或其委托机构统一组织的考试，考试者必须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并有四年以上工作经历或者研究生以上学历并有二年以上工作经历。考试内容应包括：（1）保险理论、保险实务；（2）保险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如公司法、合同法、会计法等；（3）理工方面的某一行业的专业知识。2、变通做法。对现行具有实务经验并具有国家有关部门颁予的高级工程技术职称，申请保险公估执业者，经中国保监会按照规定的条件考核批准，授予《资格证书》。而获取《资格证书》的个人，并不当然能从事保险公估执业，还必须接受保险公估机构的聘用并实习满一定年限，由保险公估机构代其向中国保监会或是其授权机构申领并获取《执业证书》，方可从事保险公估执业。为确保保险公估人员“良好品行”，各国法律一般对申领《执业证书》设置诸多消极要件。如我国台湾《保险人、经纪人、公证人管理规则》，从13个方面对保险公估人员的消极资格作出规定[3]，内容极为详尽，且宽猛相济，极具操作性，确保公估业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大陆法应借鉴之。具体而言，我国法律应作如下规定：有下列情形者，不得申领《执业证书》，即（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者；（二）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保监会、保险协会现职人员；（三）曾受刑事处罚，执行完毕、缓刑期满或赦免后尚未逾五年者，过失犯罪的除外；（四）曾因违反金融法律、法规而受处罚，尚未逾五年者；（五）有重大债务尚未了结者；（六）取得《资格证书》已逾三年和未于最近二年内参加有关部门认可的培训课程并取得结业证书者；（七）有事实证明从事或涉及其他不正当之活动，显示其不适合担任保险公估人员者；（八）中国保监会认定的其他不宜从事保险公估业务者。

二、保险公估人的组织形式之选择

从我国目前保险公估人的实践来看，主要存有以下三种形式：（1）保险公司

的派生组织；（2）保险公司与商检部门或其他专业机构的联办的组织；（3）商检部门的派生组织（一般由保险公司委任或提供业务）。无论是联办组织还是派生组织，皆非独立的保险公估人，难以充当能让被保险人充分信任之“独立公正”的角色。所以我国保险公估业当务之急的是在保留适量的非独立即雇佣保险公估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可同时受聘于多家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的独立保险公估人。在国际上，独立保险公估人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即个人、法人和合伙制。鉴于我国目前商业法律文化欠发达性，以及行业自律的缺乏，在我国保险公估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无论是采取合伙制还是个人制皆不切实际，因为独立保险公估人因自身过错给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造成损失时必须独立承担赔偿责任，若其组织形式为个人或合伙制时则难以确保被侵害人利益有效弥补。外则在我国目前保险监管水平较低情况下，个人制或合伙制的独立保险公估人的存在将为主管部门带来监管难题，这就为保险公估业的混乱无序局面埋下伏笔。因此，我国独立保险公估人应选择有限责任公司之组织形式为宜。对于保险公估公司的设立，法律应规定由中国保监会审批之程序。保监会向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申请者颁发《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申请者并据此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在向主管部门缴足营业保证金或投保责任保险后方可开业。保险公估公司设立条件应包括：（1）法律规定最低注册资本金；（2）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司章程；（3）公司员工数不少于法律规定最低数，其中持有《资格证书》的公司员工数不得低于公司员工总数的法律规定比例；（4）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中国保监会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5）具有符合规定的固定的营业场所。保险公估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应依法报经保监会批准，其经营活动不得超出核准业务范围。另外，为吸收外资和学习外国保险公估业的先进技术、经验及现代化管理方式，法律还应对设立中外合资保险公估公司、外商独资保险公估公司的设立条件及申请程序作出规定。

三、规范保险公估实践中的竞争行为

所谓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指损害其他经营者的权

益，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而本文所探讨的保险公估实践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则有鲜明的特色：（1）主体的限定性，仅保险公估人、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2）侵权方式的复杂性，既有单独侵权，如保险公估人利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其他保险公估人之利益，也有联合侵权，如保险公司用畸高佣金诱使保险公估人偏离“独立、公正”立场，从而侵犯被保险人之合法利益。（3）手段的隐蔽性，往往貌似合法，具有很强的迷感性，损害各方主体的合法利益，甚至可能导致保险公估业盲目竞争，影响保险公估业健康良序发展。因此，法律应对此作出规制。根据各国立法经验和公估业的行业特点，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对保险公估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作出如下具体规定：（1）不得做不实、误导的广告或宣传；（2）不得诋毁同行；（3）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支付佣金回扣或给予其他利益；（4）不得向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收取任何与业务无关的费用或其他利益；（5）规定佣金的上、下限，防止保险公估人用畸高或畸低佣金与同行恶性竞争；（6）禁止权利、职务等直接或间接介入保险市场；（7）明文规定保险公估人有承担维护客户的商业秘密和隐私之义务；（8）法律规定必须禁止其他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四、建立保险公估业的执业担保机制

保险公估人是基于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及其他委托方委托，从事保险标的的评估、勘验、鉴定、估损、理算等业务，并向委托人收取合理费用的。由此可见，保险公估人存在“从业不固定性、收入不稳定性、管理的非连续性和非周密性”等特点。但是保险公估人从事的业务往往艰巨复杂，专业性强，其稍有过错就可能导致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的重大损失。而其地位是超然独立的，并不属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的任何一方，对造成之损害必须承担独立责任。这就决定建立保险公估人的执业担保机制之必要性。建立保险公估人的执业担保机制不仅具有防范、制约、监督等功能，而且可达增强保险公估人执业时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等效果。所以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皆对此作出规定，如我国台湾《保险法》第163条规定：“保险公证人非向主管机关登记并缴存保证金或投保责任保险等不得执行业务。”借鉴我国《保险法》第127条对保险人与保险经纪人执业担保机制之规定，笔者认为保险公估人执业担保机制也可采取缴存保证金或投责任险等两种方式。考虑我国经济欠发达的实际国情，并为避免保险公估人缴存巨额保证金后陷入资金匮乏之危险的需要，我国保险公估人执业担保方式可以灵活多样：（1）向中国保监会指定的银行缴存营业保证金，未经保监会同意，保险公估人不得动用其保证金。保证金数额由保监会确定。（2）投保职业责任险，保险金额不少于应缴保证金，保险期间不少于经营期。（3）允许交部分营业保证金，部分投保职业责任险，保险金额不少于应交保证金差额部分，保险期间不少于经营期。

五、健全对保险公估人监督和管理的机制

为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需要建立起对保险公估人的有效监督和管理机制。跟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不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等保险公估业发达国家或地区，并没有将公估人纳入专门保险监管范围，而主要由包括法规在内的普通法规范[4].其重要原因自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具备高度发达的行业自律，保险公估人协会在监管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之角色。而鉴于我国目前整体市场法律机制的不健全和行业自律的虚弱性，在公估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显然应将其纳入政府机构的监管范围。也只有动用国家公权力对保险公估业实施有效监控，才能防止公估业混乱无序状况发生。当然，光有政府监管是不够的，任何一个完善、科学、高效的保险公估人监管机制皆应包括三个方面，即宏观上由政府机构对保险公估人监督管理；中观上建立同业公会，加强行业自律（鉴于其重要性，本文第六部分专门论述）；微观上由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及其他委托人对保险公估人进行监督。

1、保监会对保险公估人的监管。中国保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商业保险的主管机关，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保险市场。其对保险公估人的监管应包括：（1）组织保险公估人员资格考试，审查颁发《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2）审批保险公估公司的设立、变更和终止；（3）依法对保险公估公司及其从业人员的执业活动进行监督管理；（4）依法对保险公估公司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有关保险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5）依法对境外保险公估机构在境内设立分公司或代表处的执业活动监督管理；（6）法律赋予保监会对保险公估人的其他监管职责。

2、财政部对佣金的监管。佣金是保险公估人主要收入来源，虽然在理论上保险公估人应向委托方收取佣金，而委托方可能是保险公司，也可能是被保险人，但在保险实务中，佣金还是多由保险公司支付，法律亦有对此规定。如我国台湾《保险法》第79条规定：“保险人或被保险人为证明及估计损失所支出之必要费用，除契约另有订立者外，由保险人负担之”。大陆《保险法》第48条也有类似规定。故此，保险公估人之佣金主要依赖保险关系的一方即保险公司获取，这就产生保险公估人与保险公司私交易的可能。因此，为有效防范这种道德风险，必须加强对公估人的佣金监管。鉴于我国法律规定保险人、保险经纪人之佣金收取由财政部监管，笔者认为保险公估人之佣金监管职责也可由财政部承担。具体而言，财政部对佣金的监管应包括：严格佣金制度；制订合理佣金标准，佣金多寡应与公估业务数量、质量、险种差异挂钩；规定佣金上、下限，实行弹性佣金制度；严禁保险公估人擅自或变相提高佣金标准；实行佣金披露制度，使佣金水平受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及社会公众的监督。

3、健全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及其他委托人对保险公估人的监管。保险公估人作为中介组织，完全独立于保险双方之外，在从事保险公估业务过程中必须保持“独立、中立、公立”之地位，但这种良好的职业素质单凭其自律实现显然易导致道德危险。外则保险公估人是办理保险标的的评估、查勘、鉴定、估损及理赔等工作的专家，保险双方在这方面的知识却有所欠缺。这也有导致保险公估人为牟取非法利益而与一方当事人勾结欺诈另一方的可能。所以在加强有关政府机构宏观上对保险公估人监督管理的同时，还应赋予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及其他委托人对公估人监督的权利。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及其他委托人对公估人的监督方式多种多样，法律应作详细具体规定。应包括：保险公估人员在从事保险公估活动中，应主动出示《执业证书》，以备监督；保险公估公司应将《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放置于营业场所的明显位置，以备监督；保险公估公司应在营业场所明显位置设置业务员登记薄，以供查阅；业务员登记薄应载明业务员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住所、身份证号码、《资格证书》、《执业证书》获取年月及编号、奖罚记录及原因、专于险种等条款。

六、建立保险公估人同业公会，加强行业自律

保险公估人的身份不同于保户，也不同保险公司，他们是相当独立的群体。现代保险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完善高效的保险公估人制度必须以健全的法律和科学管理指导，以行业自律为依托。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保险公估人协会在对公估人监管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是对国家机构监管的有效补充。如在保险公估业发达的英国，在1941年就成立火险公估协会，并于1961年升格为特许公估师学会，主要工作是培训会员和发展保险公估人的职业水平，并有权对违反公估协会章程、道德规范或规章制度的会员，处以罚款、停业整顿甚至取消会员资格等处罚。由于我国保险公估业起步较晚，至今仍没有保险公估人协会，在法律上亦无相关规定。从今后的发展角度看，我国保险公估人行业自律可以选择两种模式：（1）成立保险公估人协会，由它负责保险公估人的自律管理，其优点是了解行业特点，管理具有相当的针对性。缺点是容易从行业利益出发，忽视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人及其他委托人的利益。（2）将现有的保险同业公会升格为保险联合会。联合会下设保险公司协会、保险人协会、保险公估人协会、保险精算师协会等。各协会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基础上，自愿接受保险联合会的统一管理。相比之下，第二种模式比较合适。因为它既保持了第一种模式的优点，有效克服其缺点，又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保险公估人协会对保险公估人的管理宗旨是规范行业行为，树立行业形象，维持行业秩序，维护行业利益。管理的内容应包括：（1）制定章程，并根据章程对会员违章行为进行监督。（2）制定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敦促会员共同遵守。（3）协调保险公估人之间的关系，化解因业务竞争而出现的争议，减少行业内部的消耗和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4）接受保险公司、被保险人或其他委托人的投诉，并代表该投诉人对保险估人侵权行为进行调查、调解、仲裁等。（5）为保险公估人提高知识水平、业务能力和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提供场所和条件以及为和保险公估人联谊、交流提供机会。（6）对保险公估人的业务能力进行考核和等级评定，为主管部门的监管提供依据。（7）积极组织国内保险公估人与国外同行交流。

七、制定外国保险公估人的法律规定

改革开放以下，随着我国商业保险业的发展，与国际保险业的交流日渐增多，已有外国保险公估人涉足我国保险市场。而一旦我国加入WTO，更多的外国保险公估人将长驱直入中国市场。未雨绸缪，我国法律应对此作出规定。鉴于外国保险公估人与国内保险公估人在性质上有诸多相似之处，笔者认为立法部门可将有关外国保险公估人的内容规定合并制定在有关国内保险公估人的法律之中，而其主要内容包括：1、外国保险公估人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1）该国与我国签订互惠协议；或者在实践中按互惠方式往来的。（2）外国保险公估人在我国设立分公司的经营业务性质应与其在本国经营业务相同。（3）在其本国经营保险公估业务满一定年限以上。（4）所在国有完善的保险监管制度。（5）分公司所雇佣的业务人员应持有中国保监会颁发的《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6）拟任高级管理人员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任职资格。（7）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2、外国保险公估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分公司的申请程序：（1）外国保险公估人要向保监会地方一级代表处申请，由该处进行审核、批准，并报保监会备案。（2）申请者应提交下列文件（材料和证明）：在本国经营同类业务满规定年限的书面证明、国籍证书、资格证件、本公司营业执照的影印本、保险公估人员的资格证明、本公司章程、最近三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以及执行业务重要职员的简历。（3）申请人应向我国有关部门缴存保证金或投保职业责任保险。

参考文献：

[1][2]保险公估人的执业资格[N].中国保险报。1999-11-12（2）。

法人制度论文篇(5)

内容论文摘要：不当或违法的公证行为将会造成公证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损害，此时，公证机构就存在一个是否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即公证人法律责任问题。对此，本文聚焦于公证人责任中的民事责任，并就该责任的性质及归责原则作了一深入的剖析，澄清我国目前对此问题的一些误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笔者自己对于公证人法律责任防范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 公证 公证人 归责原则 一、公证人责任的几个基础性问题公证是公证机构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的证明。公证是和私证相对应的，它行使的是一种国家法律证明权。 显然，在公证活动中存在着两个主体，一为公证机构，一为当事人，同时，公证书所公证的法律行为或事实可能会对相关的第三人产生利害关系。在实践中，公证行为可能会造成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损害，此时，公证机构就存在一个是否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也就是本文将要探讨的公证人的法律责任问题，即公证机构或公证员因公证活动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对此，首先必须予以明确的问题为，此处何谓公证人?公证人在此乃是作为承担责任的主体出现的，而在公证行为中，至少存在着公证机构与公证员两类主体。当因公证行为导致损害时，是由公证机构承担责任抑或是由公证员承担责任? 因此，对此问题的回答构成本文的一个基础。我国公证法（送审稿）专设第八章对法律责任作出如下规定：第四十八条 [公证人责任]公证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罚款、记过、暂停执业、吊销执业证书的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二）虚构事实，伪造、变造证据材料的； （三）违反公证程序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毁坏、侵占、盗取、丢失公证专用物品或者公证档案的； （五）违反公证执业纪律，或者严重违反公证人职业道德的；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禁止性规定的行为。第四十九条 [公证机构责任]公证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罚款、停办部分业务、停业整顿、撤销机构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 （二）出具错误公证书的； （三）违反本法规定的期限，延误办理公证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违反规定拒不办理公证，或者拒绝撤销、变更错误公证书的； （五）遗失、涂改、毁损公证档案的；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禁止性规定的行为。第五十一条 [赔偿责任]公证机构及其公证人员办理公证因过错给公证当事人或者与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人造成损害的，在公证机构资产范围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损害是由公证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造成的，由直接责任人承担责任。该法认为，公证活动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三类，其中，对公证机构的法律责任主要有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而对公证人的法律责任主要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公证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主要是停止侵害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利益，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行政责任是指公证人违反法律法规，发生舞弊或过失行为并给有关方面造成经济等损失后，由政府部门或自律性组织对其追究的具有行政性质的责任。刑事责任是指公证人触犯了刑律，构成犯罪，将受到刑事制裁。对于公证责任包括上述三种，笔者并无异议。但在此，必须明确的是，对于公证责任显然包括公证人责任与公证机构责任。而本文讨论的公证人责任是否应局限与此处的“公证人”即公证员的责任呢？显然不能，此处的人，笔者认为应作广义理解，即既包括从事公证的自然人即公证员，也包括从事公证的法人即公证机构。 按照我国公证法（送审稿）对公证的定义：公证是在公证机构执业的公证员依照法定程序证明法律行为、其他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并赋予其法定效力的活动。该定义表明，在公证中，直接从事公证行为的人为具体的公证员，其以自己名义出具公证 书，但在此，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样在我国公证法（送审稿）中第四条表明： [对公证活动的保障] 公证机构依法独立行使国家公证职能。禁止非公证机构和个人从事公证活动。即我们对公证员独立出证行为应理解为其代表公证机构的出具公证书。因此，事实上，在此，公证员与公证机构已构成代表关系。而依据民法关于代表关系的一般理论，代表人行为所致损害应有被代表人承担，代表人有过错的，被代表人可向代表人追偿。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公证人责任应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另外，本文讨论的仅限于民事责任。公证机构、公证员出具瑕疵公证造成当事人损失，应当作出赔偿，此乃天经地义。但颇令人汗颜的是，目前公证机构出具瑕疵公证，当事人诉请赔偿时，几乎都是以司法部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解释作为挡箭牌，而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或最多也就是退还所收的公证费。以至于在一部分公众眼中，公证机构甚至就是一人“无赖”的“法外”特殊主体。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要求，公证行业必须引入赔偿责任制度，自2000年10月1日起不再适用国家赔偿制度。但如果让公证员个人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上又根本不可能做到，而让公证处赔偿，多数公证处又根本没有独立的、可以承担这一责任的财产。如此相互推诿、恶性循环，既影响了公证质量的提高，降低了公证信誉，又不断地助长着公证人员的“短期行为”，因此，建立和完善公证民事赔偿责任刻不容缓，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一个最初动因。但对于公证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是仅限于侵权责任，还是应当包括各类民事责任，值得探讨。有许多学者认为，公证人责任包括各类民事责任，即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显然过于宽泛，公证违约指由于公证员未能履行合约(包括书面和口头)上的某些具体条款而使他人蒙受损失。但正如上文所述，公证是一种具有严格程序的国家证明活动，纯粹违约发生的可能性极小，并不具有代表性。且在此情况下，一般存在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竟合。另外，公证行为的结果是出具公证书，它是公证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而因公证行为导致的损害，通常并非由于公证书本身引起，而是出现在公证书的使用过程中，对公证书的分析也许有助于我们对公证人责任的认识。公证以真实合法为基本原则，公证书应是对法律事实和文书真实性合法性的认可，公证归根到底是一种证明，只不过该证明的效力由于私证，如此而已。显然，这种损害赔偿责任应为侵权责任。且为一种特殊侵权的专家民事责任。 二、公证人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按照传统民法关于侵权的原理，一般侵权有四个构成要件：一为有侵权行为，二为有损害后果，三为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为侵权人有过错。而特殊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只须前三，并不要求侵权人有过错。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一般侵权为过错责任原则，而特殊侵权采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公证人的侵权，究为一般侵权，抑或特殊侵权，向有争议，而争议的焦点也正在于责任的归责原则，因为它决定着责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承担、免责条件、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方法、减轻责任的根据等因此，确定合理的归责原则，是构成整个公证员专家责任制度的基础。对此，笔者作如下分析： （一）、公证人法律责任不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损害发生不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责任要件的归责标准。对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功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宗旨在于“对不幸损害之合理分配”。这种基本功能决定了这种制度必然与责任保险（所谓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赔偿为标的保险），联系在一起。对于公证的作用，有一种“保险论”的观点，保险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公证费用的发生纯粹是贯彻了风险分担的原则。保险论认为，从风险转嫁学说出发，公证也是一种保险行为，可减少交易者的风险压力。与此对应，公证员职业是一种“风险—责任”运营行业，类似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承担无过错责任，这是不是意味着公证员也要承担无过错侵权责任呢？笔者并不这样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主要功能在于分担、补偿受害者的损失，它已经没有了过错责任的教育、惩戒功能。公证员职务侵权行为责任的建立，旨在教育、惩戒公证作假者，并给受害者损失予以补偿。如果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将大大增加公证员执业风险，公证员也将大大提高公证费用，将责任转嫁到公证申请人上。公证员公证是对公证对象尽合理保证作用，不是绝对保 证，这是公证的国际惯例，按照这个惯例，公证员只要有证据证明其尽了职业关注，即使公证出现了错漏，公证员亦可免责。另外，我国《民法通则》在106条确立了侵权责任主要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法律没有对公证员侵权行为做出特别规定，不得随意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二）、公证人法律责任宜采取过错责任原则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公证的局限性，公证员并不能保证公证活动不存在任何的错漏。公证员对于公证对象只能起合理的保证作用。合理的保证责任是基于公证的成本效益原则。申请人需要平衡其支付的公证成本与取得的公证收益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公证工作越细，出现错漏的概率越小，但是它同时意味着申请人所要支付的公证费用也越高。公证作为国家证明制度的产物，本来就是用来降低交易成本的，如果公证不但不能降低交易成本，反而提升交易成本，则公证变得得不偿失，考虑到成本效益的原则，公证风险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也正是公证员承担合理保证的理论基础。综上，公证员若已尽应有的职业关注应予免责。当然，对此问题的探讨也是一个价值判断与国情相结合的过程，判断公证员是否已尽职业关注是困难的，所以随着公证与经济的发展，未来极有可能采用保险论，即采无过错责任原则。但目前，就平衡公证人与申请人利益以及兼顾公众与行业（公证职业界）的利益，应采取过错责任原则。（三）、过错责任中宜采取过错推定原则由于公证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而且公证工作底稿所有权属于公证机构。能证明公证员是否尽到应有的职业关注的证据就是公证工作底稿，而公证员又对工作底稿实行保密原则，受害者要主张公证员主观有过失，将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公证工作底稿无法取得；二是即使取得公证工作底稿，出于专业的无知，也无法证明被告主观是否有过失。如单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将会使受害人在提起诉讼以后遇到举证上的困难。因为公证员报告不实的事实是可以证明的，从这些事实中可以证明其客观上确有过错，但要求受害人必须证明公证员主观有过错则十分困难。因为公证员可以以各种理由证明其所作的公证活动已严格遵循相关规则，从而可以免于承担责任，这显然不利于保护公证申请人及其它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因此笔者在此建议，对公证人侵权责任宜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就是说，公证人只有能够证明自己恪尽职守和合理调查才能免除承担责任。因此，受害人不需要负担证明违法行为人具有过错的举证责任。笔者有一个设想，在刚导入公证民事赔偿制度时，统一实行过错责任制，等时机成熟，再修改法律，统一实行过错推定制，毕竟公证员成长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不能盲目与国际接轨。由于公证员职业的特性及其利害关系人的广泛性，公证员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较为复杂。（四）、公证人责任承担的两重性我们必须注意到，公证人责任中，具体侵权行为的实施人与侵权责任的承担者是两个不同的主体。首先，对于具体行为人即公证员，由于其为侵权行为的实施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显然应当以具有过错为课责的前提。但是，对于公证机构而言，其对于因公证员的行为所生之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不应当也不能以公证机构存在过错为课责的前提，事实上，公证机构鲜有过错，即使有，当事人也难以证明。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公证人责任的有无应采过错责任原则，在举证责任上予以倒置，即实行过错推定。而公证机构责任的承担应采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此，公证机构的责任类似与民法中关于雇主责任的特殊侵权责任。综上，我们可以归纳出公证人责任的构成要件：一、 公证员的公证活动侵犯了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利；二、 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合法利益受到了实际损害；三、 公证员的公证活动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所受损害具有因果关系；四、公证员在从事公证活动时存在过错。 三、公证人法律责任的防范对策要避免和减轻公证人承担的法律责任，必须通过政府、法律界、公证员行业、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重建一个健全、良好的社会公证体系。笔者认为，对于公证人法律责任 可通过一下途径予以防范 ：(一)、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加强民事制裁。建议修改相关法律，在法律中明确公证员被公证单位经营失败的责任不应归于公证员；承担责任的程度应有一定比例上限。同时在判定公证员法律责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确定下来，并增加其他保护公证员的法律条文。由于民事责任日益重要，必须尽快出台有关公证民事责任的法律 条文，并且要在更大程度上严肃对公证员的民事制裁，形成以民事制裁为主、行政和刑事制裁为辅的法律责任体系。（二）、保持公证的独立性。目前发现的多数公证案例中，都存在着公证机构或公证员未能保持独立的情形。因此，不论是事务所还是公证员，均应恪守独立公证准则，坚决摆脱各种关系困扰，按照真实、合法的原则办理公证业务。（三）、加强行业宣传。公证员行业应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自身执业责任的宣传，使公证员和公证机构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四）、完善公证机构质量控制制度。建立客户风险等级评价和管理制度；建立充分了解和评价被公证单位制度；建立例外事项或重大事项的请示报告制度；建立质量考核评价与奖惩制度；落实复核制度；严格公证员签名制度；建立技术支持与咨询制度等等。（五）、设立公证员法律责任鉴定委员会。对公证员法律责任的鉴定是一个专业化很强、复杂性极大的工作，可以考虑由中国公证员协会出面，成立一个法律界、企业界和公证员业内人士组成的法律责任鉴定委员会，专门负责在司法审判中进行责任鉴定。（六）、办理职业责任保险或提取风险基金。严格地说，投保责任险，并不是避免公证诉讼的对策，而是公证人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这一措施能帮助公证人转嫁风险，避免遭受毁灭性的损失，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已经制定相关规范，公证机构应当按规定提取公证赔偿基金，并且参加公证责任保险。公证赔偿基金是为适应公证工作改革的需要，建立现代风险保障机制，保证公证机构的赔偿能力，维护公证行业的信誉，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建立的专门用于偿付公证责任赔偿费用的专项基金。公证赔偿基金实行统一提取，分级管理，集中使用、专款专用的原则，并由中国公证员协会统一负责公证赔偿基金的管理工作。而公证责任赔偿保险制度也已正式启动。（七）、聘请熟悉公证员法律责任的律师担当法律顾问。无论是对处理公证过程中所遇到的棘手问题，还是对应付已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诉讼事项，寻求有经验律师的帮助都是公证员的明智之举。

法人制度论文篇(6)

人民调解协议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双方当事人经协商，自愿达成的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协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于这一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致使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和立法上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一界定。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 民间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合到我国的政治、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社会民情和民族心理素质之间。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是从中国古代的民间调解活动逐渐演变而来，是中国党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创造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1931年11月的《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便规定了地方政府的调解职能。1942年的《晋察冀边区行政村调解工作条例》，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案件调解条例》等等，将人民调解制度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①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和人民法院的指导下，人民调解工作继承和发扬我国民间调解的优良传统，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调解工作进入了健康快速发展的时期，机构逐步健全，工作逐步规范，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实行群众自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实践证明，人民调解已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之一，成为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服务的一项优良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人民调解制度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的美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学习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并结合其本国的历史文化和法律制度加以发展。如挪威制定了《纠纷解决法》，规定诉讼外调解是诉讼的必经程序，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可强制执行。瑞典95％的民事纠纷都依靠调解（含诉讼外调解和诉讼内调解）来解决。日本颁布了《民事调解法》，规定调解协议书具有与判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近年来，美国也很重视推行调解制度，认为调解能防止矛盾激化，降低司法成本，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美国制定了《解决纠纷法》，鼓励各地成立民间调解组织、实行民间调解制度。英国把调解制度称为“纠纷解决替代措施”，推行的效果也是明显的。澳大利亚把用调解等替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了“全国非诉讼调解理事会”，协助政府制定调解政策，指定调解工作。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民调解面临新的形势。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期，各种体制、观念和利益的碰撞，引起在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社会矛盾纠纷的增多。这些社会矛盾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化解，就有可能发展为群体性事件，甚至激化为刑事犯罪案件，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就显得更加重要。人民调解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任务越来越重。但是，目前人民调解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近年来调解纠纷的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与全国法院第一审民事案件受理数的比例已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7：1降至2001年的1.7：1左右。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有多方面，但是人民调解协议缺乏法律约束力，是制约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进一步规范和发展人民调解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对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促进全社会“诚信”意识的培养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长效机制的形成，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5日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一次从司法解释上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一规定具有重要意义：（一）为人民调解工作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促进人民调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由于《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款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规定不明确，当事人可以随意反悔，这 就挫伤了调解人员的积极性，影响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结果是，不少地方的人民调解没有起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增加了人民法院的负担，人民调解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必将充分调动广大调解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二）为人民法院公正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提供依据。由于《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款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规定不明确，人民法院往往不认可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而是针对原来发生的民事纠纷作出裁判。《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为人民法院公正高效地审理这类案件奠定良好的基础，有利于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人民法院将真正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三）为当事人建立一种人民调解和民事诉讼协调发展的良性纠纷解决机制。民事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相比，尽管有诸如权利实现的直接强制性和复杂的程序权利保障机制，但同时存在若干短处。最突出的有：1、解决纠纷的成本高。2、解决纠纷的周期长。3、解决纠纷的刚性化。③人民调解制度正好可以克服上述弊端，它具有方便快捷、成本低、效率高的优点，具有广泛的可适用性。但是，人民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功效完全建立在当事人之间的道德自律基础上。没有较强的道德自律，人民调解便很难发挥作用。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借助于国家强制力。《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出规定，可以通过人民调解制度与民事诉讼机制的连接，确保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并通过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力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实现。 二 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如何界定，是人民调解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学者间存有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职权对具体的法律关系依法加以确认的法律文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其理由是人民调解协议具备了法律行为效力的四个要件：1、组织合格。制作人民调解协议的主体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2、内容合法。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3、意思表示真实。人民调解协议的达成完全出于当事人的自愿。 4、形式合法。人民调解协议采用了书面形式。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不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职权对具体的法律关系加以确认的法律文书，当事人不履行协议，不能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应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其理由是：1、人民调解委员会既不是审判机关，也不是仲裁机构，不具有审判权和仲裁权。2、调解人员的法律政策水平普遍较低，难以胜任判断违法与否的工作。3、历史上虽然曾经把人民调解协议视为与人民法院调解协议具有同等效力的法律文书，但那是当时法制不健全的产物。第三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协商、认可和制作的纠纷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具有一定权威性和社会约束力的群众自治组织的调解文书。它既不是一种民事合同，也不是一种法律文书，其性质从属于人民调解的性质，是由调解主持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决定的。而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它调解民事纠纷，是一定范围或者社区内群众的一种民主自治活动。第四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订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事合同。其理由是：1、人民调解协议与一般民事合同具有不少共性。二者均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二者都是双方当事人为确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所达成的协议；二者都是双方当事人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自愿达成；二者均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2、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某些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特殊性。诸如人民调解协议的达成是为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人民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必须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应当有调解人员的签字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加盖的印章方能成立等等。第五种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协议是一种民事程序合同。其理由是人民调解协议符合民事程序合同的两个特征：1、具有典型的合同契约形式。它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意思表示的一致，但不属于任何一种民事合同。2、具有程序上的法律效力。即它的法律效力是阶段性的，若当事人依法启动解决同一纠纷的新程序，尽管它仍然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但其法律拘束力自然丧失。④ 上述诸观点中，第一种观点违背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9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应当履行。经过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可以请求基层人民政府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二款的规定，不符合我国现阶段 基层司法工作的实际。第二种观点在内容上虽然没有错误，但未明确界定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第三种观点在内容上亦没有错误且比较明确，但将人民调解协议定性为一种 “调解文书”，有语义循环之疑。第五种观点将人民调解协议界定为民事程序合同，但又不承认这种合同在诉讼程序上的法律拘束力，本身是自相矛盾的。第四种观点抓住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实质，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作了准确的定性。正因为如此，《若干规定》采第四种观点，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 《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根据这一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一）人民调解协议是民事合同。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它具有如下法律特征：1、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2、是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基本内容或者目的协议；3、必须具有确定性和可履行性。因此，凡是在民事主体之间就财产利益或者某些身份利益所自愿达成的协议，均属民事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过程中所采用的不同协商方式，不能改变民事合同本身的性质。人民调解协议无论是设定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或者是变更当事人之间既存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或者是终止当事人之间既存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均不影响其民事合同的性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并促使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调解协议，如同当事人通过中间人的协助或者协调而达成的买卖协议一样，并不改变人民调解协议的合同性质。⑤ （二）人民调解协议是特殊的民事合同。根据《若干规定》第1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要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双方当事人的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依《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7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及时调解纠纷；当事人没有申请的，也可以主动调解。2、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对如何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达成一致意见，这实际上是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因而这种协议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3、人民调解协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依《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8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有两种书面形式，即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书。4、人民调解协议应当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可见，人民调解协议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具有自己的特点，比一般民事合同真实合法。 （三）既然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就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不愿履行人民调解协议，另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将依法审查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只要人民调解协议符合法定有效条件的，人民法院就应当维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当事人就应当按照人民调解协议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再以原民事法律关系为根据向人民法院起诉。 三 人民调解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人民调解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又一问题，这可能也是许多人对人民调解制度持怀疑态度的重要原因。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意识中已经渗透了法和权利的观念，完全不问法律上谁是谁非而一味无原则地要求妥协的调解方式已不可能再获得民众的支持”，因为“申请调解的当事人虽然没有选择利用诉讼制度，却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才提出要求调解”。⑥对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我国有学者认为，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有选择地将签名、盖章的调解协议报基层人民法院审批，由人民法院按简易程序对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确认，并予登记，或者在调解协议达成后，由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亦有学者建议，当反悔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先由人民法院对此进行审查。人民法院如认为该协议的形式和内容都是合法的，就应尊重原调解协议，并给予明确的支持，驳回起诉；如认为该协议的形式和内容不符合法律规范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则应宣布该协议无效，宣告撤销，方可进入起诉阶段。⑦ 上述诸观点中，各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欠周全。如前所述，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故其法律效力的认定应适用《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若干规定》基于这样考虑，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分别情形作了规定。 （一）人民调解协议的生 效要件。民事合同的生效要件是指民事合同能够产生法律约束力并为法律所保障而必须具备的条件。根据合同自由原则，民事合同只要真实地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的意志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就具有法律强制力。根据《合同法》等法律的规定，民事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包括：1、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合同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4、合同的标的可能与合法。人民调解协议作为民事合同的一种，其有效自然亦应具备相应的条件。根据《若干规定》第4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备下列条件的为有效：1、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可见，依法成立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即使该协议的内容确定了一方当事人对于某些权利或者利益的放弃，只要该权利或者利益的放弃是出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仍然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人民调解协议生效后，是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民事合同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后，不能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所以有效的人民调解协议亦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是，依照《公证暂行条例》第4条和第24条的规定，经过公证处证明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按文书规定履行时，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据此，《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人可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二）人民调解协议的无效条件。民事合同的无效是指民事合同因欠缺法定生效要件而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该合同得不到被赋予合法的法律效果的一种状态。《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条件，第53条规定了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无效的条件。依《若干规定》第5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效：1、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2、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3、损害社会公共利益；4、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从中可以看出，人民调解协议的无效条件与一般民事合同的无效条件基本相同，只是不将一般民事合同无效原因之一“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作为人民调解协议无效的原因，同时考虑到人民调解应当遵守自愿原则，不得搞强迫调解，所以人民调解协议的无效原因中增加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 （三）人民调解协议的变更或者撤销条件。民事合同的变更或者撤销，是指因民事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存在瑕疵，一方当事人因此享有变更权或者撤销权，通过权利人行使变更权或者撤销权，使已经生效的合同发生变更或者归于消灭。《合同法》第54条规定了合同的变更或者撤销的条件及行使变更权或者撤销权的方式。依《若干规定》第6条的规定，下列人民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2、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从中可以看出，人民调解协议的变更或者撤销条件及变更权或者撤销权行使的方式与一般民事合同的完全相同，并无二样。人民调解协议变更权或者撤销权的行使，应当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当事人是行使变更权或者撤销权，应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人民法院不能干涉。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得撤销。二是撤销权的行使是有时间限制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1、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2、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四）人民调解协议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民事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虽然不能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但并非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在民事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仍然存在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合同法》第56条对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的法律约束力作了规定，第58条和第59条对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了规定。依《若干规定》第8条的规定，无效的调解协议或者被撤销的调解协议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调解协议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但关于人民调解协议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若干决定》未作规定，可否依《合同法》第58条和第59条的规定处理？应分别不同情形而定。当事人一 方不愿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存在法律后果问题。义务方因反悔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如果调解协议未履行，亦不存在法律后果问题；如果调解协议已履行，可依《合同法》第58条和第59条的规定处理，即人民调解协议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协议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人民调解协议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可以原民事法律关系为根据向人民法院起诉。但人民调解协议被变更后，当事人民不得以原民事法律关系为根据向人民法院起诉，只能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生效的变更调解协议的裁判。

法人制度论文篇(7)

基层人民法院由县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法院，自治县人民法院，市辖区人民法院组成。负责审判刑事、民事和行政的第一审案件。 基层法院建设与改善，对人民法院的整体工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层法院的工作人员占全国法院系统人员的绝大多数，全国法院的法官、书记员、法警及司法行政人员有 80% 以上在基层法院。基层法院审判案件的数量占全国审判案件数量的大多数，大约也在 80% 以上；法院的审判方式改革、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管理、司法统计、宣传、调研、案件执行、基本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每一项都很重要，都不能偏废；此外，基层法院还担负着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工作，还要参加来自各部门和领导安排布置的诸如扶贫解困、创建卫生城市、招商引资之类的活动。基层法院的工作水平、整体形象、司法公信力如何，直接关系到人民法院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到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一、基层法院的机构体制 宪法体制下的司法机关，必须是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的国家机构，与政府平等的为实现国家政权的管理履行审判权。为此，法院需要独立的法律根据来保证其独立、公正的履行国家义务，以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但由于历史原因，现行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对司法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法律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我国目前司法中立尚未全面展现出来，也使我国现行宪法体制下的一府两院制度因人事、财产的隶属而不能中立司法体制。 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将人民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下属单位或职能部门对待，要求法院参加政府的各种管理性工作，为法院分配不属于司法职能的工作，甚至给法院下达创收任务，或将法院的诉讼费用纳为地方财政预算资金随意调配，致使法院办案经费、基础设施建设经费、装备经费等无法保障。这些观念和做法虽然都是不能正确认识法院地位的结果，但主要是宪法体制不能在地方上落实和执行所致。宪法赋予法院的法律地位尚不能得到保障，法院审判工作就更不能在现行司法体制下为法制社会中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提供有效服务。 二、基层法院的物质供给 从现代司法理念的观点看，现在的法院应当体现的特征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司法公正且有效率；由职业化法官履行司法职责；具有科学的诉讼程序制度；具有满足审判工作需要的司法装备；司法具有极大权威。在财政供给上，除国家预算拨款外，有中央财政统一管理国家法院诉讼费用，真正使诉讼费取之当事人，用之当事人。但从现行体制看，是不可能实现的。 法院是隶属于国家权力机关，不受任何机关和部门的干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独立于政府之外，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但在现行体制下，基层法院的人工工资、办公、办案、车辆、医疗等全部经费都是地方财政。诉讼费也被地方财政列入财政计划中，不仅不能按时拨款，而且将部分仍至一半的经费被同级政府挪做他用。法院审判工作的根系依赖于地方财政供给，独立司法的权利受到了地方政府的辖制。 三、基层法院的队伍素质 一名基层法院的审判员虽然由本级的国家权力机关任命，但其职级仅相当于政府科员，而与审判员同台受任的均为政府部门的正科级职官员。有学者指出，“在我国法官队伍建设中，同质化还很不充分，法官个体间的素质参差不齐，表现为两极分化的态势：一方面，中级以上的法院因其待遇优厚、行政级别高和生活条件好而吸引了许多优秀的法律人才，另一方面是基层法官因待遇低薄、行政级别低，生活环境艰苦（基层派出法庭往往在边远地带），而无法吸引和挽留优秀法律人才，但后者却承担了大部分案件的一审工作。” 在基层法院，大多数法官都能够完成一般案件的审理，但对较为复杂、疑难案件以及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新类型案件的审理，许多法官便显得力不从心。 四、基层法院改革的模式构想 1．提升基层法院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基层法官的薪金待遇。 为了保证基层法院能够独立行使审判权而不受干涉，必须提高基层法院的级别，至少应高出县区级（而不是同级）政府首脑的级别，等到适当的时候，彻底与行政级别脱离，代之以法官等级制。 1．建立人民法院经费保障制度 为从经费保障制度上削弱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杜绝办案“三同”等影响 法院形象的顽症，建议对人民法院经费实行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三级保护制度，即地方各级法院的人员工资，由省级财政统一负责，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全国法院办案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负责，由最高法院统一管理。 2．设立跨行政区域的专门法院 海事法院体制改革的经验表明，人事、经费上管一级和行使跨行政区域管辖权是铲除地方保护主义、确保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有效措施。因此，我们借鉴海事法院、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域的法院或专门法院。理想的制度设计是打破现行的法院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重新设置地方三级法院，现行基层法院派出法庭的设置就是一个好的举措。 3．基层法官的薪金待遇的提高 提升基层法院地位，提高基层法官待遇，对于基层法院专业性队伍的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当前的国情下，应当主要依照法官等级确定薪金，可高出国家公务员薪金的 2-3 倍，并逐步过渡到纯粹依照法官等级来确定薪金。有人直接声称，“人的问题和钱的问题是司法改革的根本问题”，也有人断言，“司法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于钱、人”。如果在经费和人事问题上仍然依赖同级政府和党委，一切改革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夭折。 4．科学规范基层法院的审判管理制度 审判管理是以法律规定为基础的一项管理制度，其不同于行政管理。行政管理是一种等级化的集中管理，只适用于行政性事务，不适用于以案件裁判权为核心的审判事务。因此，如果将审判权与行政权相混淆，就会使裁判权变成领导权，就是违背审判规律的。但是，我们已经沿袭了多年的具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汇报案件习惯、领导审批案件习惯，恰恰是违背司法的独立审判原则的。这一点，在基层法院尤为突出。因而，基层法院改革的重点一定不能避开这方面内容。基层法院应当科学地制定审判流程管理制度，让法官严格地在审判管理制度框架下从事审判工作。要把法官从各种非审判性工作或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办案，提高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 现代司法理念的形成，是需要条件的。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如果不能解决起码的宪法机制；不能明晰法院的隶属，特别是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之间复杂的交错关系；不能使人事系统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国家法院的性质将一直不清不楚。那时，我们以什么标准去衡量现代司法理念的形成。所以，笔者认为，在提出用现代司法理念指导和引领我们共和国广大法官，用公正与效率主题保卫共和国政权时，我们至少不会为自己的名分汗颜。 【 1．孟天：《以基层法院为重点》，载《人民司法》 1999 年第 9 期。 2．杨伟：《试论基层人民法院职权配置改革》 3．滕威：《基层人民法院现状及其改革的构想》，2008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