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政策论文篇(1)

本专题三篇研究论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基于概念统计的信息政策文本计算与实证”（项目编号： 11YJC870020）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信息政策扩散与转移研究”（项目编号： 12CTQ024）的系列研究成果。具体而言，《政策文本计算：一种新的政策文本解读方式》主要从方法论角度讨论政策文本计算方法的可行性与应用前景，通过梳理计算分析方法在政策分析领域的应用，对政策文本计算的方法论、应用工具和典型研究议题的跟踪，提出了政策文本计算方法的主要特征以及政策计算分析的可能应用前景；《中国信息化政策扩散中政策主}跟踪研究》则以课题组构建的中国信息政策语料库中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中长期规划为研究样本，从主题承继与主题创新、主题跃迁与主题衰退、政策扩散涟漪效应和漏斗效应等角度研究了政策扩散中的政策主题变化特征，并从信息化政策文本的计算分析中，发掘了信息化政策在地域扩散和历时扩散两个维度的扩散特征；《政策扩散时间滞后效应及其实证评测――以江浙信息化政策实践为例》则选择了从扩散滞后效应测度的角度，通过二维政策主题密度分布中的差异化象限，提出通过政策词频的密度分布可以间接反映政策扩散所处的阶段，从而间接测度扩散滞后性，并针对两省信息化政策文本与信息化政策理论研究的实测，发现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摘 要：政策文本计算是大数据环境下政策分析科学与计算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文章通过对政策文本计算的方法论、应用工具和典型研究议题的跟踪和梳理，提出了政策文本计算方法的主要特征与不足，并讨论了该方法在精细化政策分析和定量政治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景。

关键词：政策文本计算；政策诠释；政策分析；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D0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110

Abstract Policy text computing is a new integrated methodology combined with policy analysis science and computing science in the big data era.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ing methods in political text analysis， summarized the typical research topics， tools and applications in this area， then concluded the main characters and shortcomings of this methodology， and discussed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policy text computing in meta-policy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political analysis.

Key words policy text computing； policy interpretation； policy analysis； methodology

1 引言

政策文本是指因政策活动而产生的记录文献，既包括政府或国家或地区的各级权力或行政机关以文件形式颁布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官方文献，也包括政策制定者或政治领导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形成的研究、咨询、听证或决议等公文档案，甚至包括政策活动过程中因辩论、演说、报道、评论等形成的政策舆情文本，历来是政策研究的重要工具和载体[1]。如在政策研究方法论中，Trauth[2]认为主要有“预测-描述”的诠释范式、“价值批判-价值构建”的价值范式、政策过程范式以及政策评估和绩效范式等主要形式，其中诠释范式又分政策文本分析、政策分类或框架体系、政策生命周期律、政策社会系统等理论。可见，政策文本研究在政策分析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计算机方法的引入应用，政策文本分析所能处理的素材量和处理精度得到了大幅提升，并引入了新的方法和理念。尤其是政策文本数据，如文本型数据（Textual Data）、数据文本（Text as Data）、文本数据空间（Text Universe）等相关概念的提出，研究者在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法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政策文本语料库分析和政策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并利用上述方法解读和获知政策立场、政策倾向、政策价值、政策情感等深层政策内涵以及广义的政策比较分析。我国李江等[3]提出运用政策计量（Policiometrics）的研究思路来揭示政策引用、主题共现以及机构共现等政策关系。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政策语料库以及政策文本挖掘的相关理论研究进展，探讨了政策文本计算分析的可行框架与应用前景。

3.1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方法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是一种介于定性与定量之间的半定量研究方法，与之类似的还有一致性分析（Concordance Analysis）、话语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话语文本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计算诠释学（Computational Hermeneutics）、定量文本分析（Qualitative Text Analysis）等研究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业内就陆续研制了相关的文本分析软件用于文本标记、文本编码和相应的编码管理工具，如Atlas.ti、MAXQDA、QDAMiner、NVivo、SPSS Text

Analytics for Surveys、QCAmap、CATMA、LibreQDA、MONK Project等文本数据管理软件工具。虽然引入了计算机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概念抽取和定量化统计，并具有文本数据的自动统计和关系识别方法，但其概念抽取方法仍采用传统的文本分析方法和流程，在数据处理环节仍主要依赖研究者的人工提取，体现为一种半计算化分析工具。

因此，这类计算处理方法能够处理的政策文本数据有限，一般处理政策样本集（Sample，n≤200），最多通过协作方式处理政策主题集（Subsets，N≈1000）范畴的政策文本集，而对政策语料库（Corpus，N≥10000）基本上无法处理。因而，这类研究方法的研究议题也主要沿袭了政治学和诠释学中的政治话语研究和政治文本内容分析框架中的符号论和政治语词解读（政策主题识别与比较）的研究传统。

3.2 政策文本计量分析方法

政策文本计量分析主要是采用文本计量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通过对已有政策文本数据库或政策文本语料库在政策主题分布、政策时间序列分布、政策引证以及政策主体关系等要素进行计量分析[3]。在Grimmer的政策计算分析框架中，政策文本主要来自政策数据库和已有语料库、网络政策文本和非电子化政策文本。因此，政策文本计量分析的主要方法和工具也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政策文本数据库自有的文本计量分析方法与工具，如Lexis Nexis、ProQuest、Westlaw、HeinOnline、北大法宝和CNKI政府公报数据库等政策或法律文本数据库， 利用数据库自带的字段设定结合政策主题、类型、时间、地域等进行政策统计或计量分析，或应用共词或共现分析，能有效分析政策文献增长、扩散、流变等变化规律；二是利用网络分析和替代计量学（Altermetrics）方法和工具进行网络政策文本分析[17]，如Wiley， NPG和PLOS One 等开始提供 Altmetric 服务，Altmetric也可以对国内新浪微博进行追踪，因而对社会媒体中的政策文本以及跟踪研究也成为可能，如匹兹堡大学创建的MPQA政策辩论语料和卡内基梅隆大学Sailing实验室Jacob Eisenstein和 Eric Xing创建的政治博客文本集语料；三是通过政策文本采集与语料库构建并提出新的统计口径和研究方法，如苏竣和黄萃等对中国科技政策的类型统计分析[18]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Wilson等对网站隐私政策的主题解析分析[19]。

3.3 政策文本数据处理方法

从政策文本的范围看，政策文本结构性差异很大：既有政府的政策文本、法律档案（听证会材料、判例），也有政策新闻、媒体数据和政策研究文献；既有总统竞选纲领、演说文本集，也有社交媒体的公众政治言论和政治评论。而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将政策文本解析为结构化文本数据（Textual Data），并构建语词、语义或情感等特殊对象，不仅能形成对大规模政策文本语料的系统化处理，而且能在不同的政策文本集中进行比较分析和一致性分析，推动政策文本融合分析。结合政策文本分析的应用，典型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有政策文本自然语言处理和语法计量分析、政策文本处理以及政策语义分析（见表2）。

在政策文本数据处理过程中，政策文本或语料集适用于通用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和文本数据处理方法，政策语词分析和政策语义分析在政策主题统计（聚类）、政策热点识别、政策意分析中应用较多[20-21]。目前，在政策文本处理领域最受关注的议题：一是语料库尺度的政策内容分析[22-24]，主要是对政策语料库的统计和计量分析，识别政策语境中的热点议题[25]，关注政策议题的扩散或影响[26-27]，尤其是政治演说语料库、政见语料库、政治纲领语料库分析；二是政党和选举研究中的政策立场分析和政策倾向研究，政策文本计算的概念本身即为比较政见研究（CMP）的Michchael Laver提出，而基于先验词权（Reference Score）的WordScore和无先验词权的WordFish也是政策文本计算分析中应用最广泛的分析软件，CMP以及后续研究项目（MARPOR）提供的政见语料库也是采纳率最广的语料库。

3.4 政策文本数据挖掘方法

文本挖掘，又称为文本数据挖掘或文本知识发现，是指在大规模文本集合中发现隐含的、以前未知的、潜在有用的模式的过程[28]，涉及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统计学、自然语言处理、可视化技术、数据库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术[29]。与政策文本处理更注重政策语词或语义分析相比，政策文本数据挖掘更注重在大量文本数据集合中发现分类/聚类特征、发现关联知识或规则，并注重深层潜在语义的知识发现。因此，政策情感分析、政策意见分析、政府行为预测等典型方法得到政策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如Saremento等对用户评论的政策倾向分析[30]、Hopkins和King[31]对博客政策意见的分析。政策情感分析在西方国家选情预测中尤为关注，包括政治领导人的政策情感倾向[32]、选民的情感反馈与倾向[33-34]以及整体选情预测[35-37]；在政策意见分析中，公众意见收集和政治意见追踪也是常见的研究主题，并将公众政策意见与其政治立场和政党支持度关联，建立了计算化的政党舆情监测、政党竞争或政党派系识别以及政策结果评估的分析方法[38-39]；政府行为预测体现了政策预测分析的方法和思路，通过对政府领导人、政党的竞选纲领或关键政策文本的分析，挖掘潜在的政策热点或发展轨迹。国内研究者也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对政策热点[40]以及政策价值[41]进行了分析，或系统利用文本挖掘方法对政策文本的内部结构关系进行了主题识别或关联分析[42-44]，但总体上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

4 政策文本计算应用研究进展

4.1 政策文本语料库建设

政策语料库以及语料库语言分析是政策文本计算分析的基础。早期的政策语料库一般针对政府出版物或公开政治文本进行采集加工，如政策条文、相关政策解释、政治人物传记、语录或新闻纪录等；现在则扩展到更加多样化的语料来源。除了Lexis Nexis、北大法宝等传统的法律信息服务提供商，目前比较典型的政策语料库有：

（1）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比较政见研究项目政见文本语料库（MRG / CMP / MARPOR） [45]。Manifesto语料库是目前政策分析领域加工最为成熟的开放政策语料，包括1945-2015年70年跨度，涉及所有欧洲国家和少数英美联邦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总计超过50个国家的4051个政见语料集，涵盖了1979-1989年政见研究组MRG（Manifesto Research Group）、1989-2009年比较政见研究CMP（Comparative Manifestos Project）以及当前基于政治表达的政见研究MARPOR（Manifesto Research on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持续研究的政策语料。在语料分析工具包中，既包括手工编码的政策术语编码手册（Code Book），也包括794，536个跨语种的机器识别政策术语、短语或词条；既包括软件版本的WordScore分析工具，也包括R语言的分析包ManifestoR。因此，Manifesto语料库和WordScore分析软件是目前政见分析和政策文本计算领域引用率最广的语料库，尤其在政策立场和政策倾向研究中。

（2）美国康奈尔大学政策文本语料库（Corpus of political discourse）[46]，它是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系庞大的语料集中的一个子集，主要是由Matt Thomas， Bo Pang和 Lillian Lee整理的总统国会演讲数据集（Congressional speech data），同时因Lillian Lee设计开发了相应的情感开发工具ReadMe，因此在严肃政策文本的政策情感研究领域受关注度较高，目前共有22篇研究文献利用或援引了该数据集。

（3）美国匹兹堡大学计算机系的MPQA Opinion Corpus语料库（Multi-Perspective Question Answer， MPQA）[47]，主要是新闻报纸素材的语料，包含4个子库、4个词表和基于语料库分析技术开发的OpinionFinder系统（目前提供2.0版本下载），其中有一个专门子库为政策辩论数据库（Political Debate Data）。同时，因其情感标注系统比较出色，因而也是博客、评论等开源语料政策情感分析的主要素材和工具。

（4）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Sailing实验室的政治博客语料库[48]。由Jacob Eisenstein 和Eric Xing整理开发，主要采集了2008年6个博客平台的13246个政治博客文本记录，并且通过意识形态的分层抽样，也是政治博客研究比较重要的语料资源。类似的语料集还有美国海军学院Twitter政策语料集。

（5）香港浸会大学整理开发的政治演讲语料集（Corpus of Political Speeches-HKBU Library）[49]。目前主要包括4个部分：美国历届总统演说语料文本集和多媒体文本（1789-2015）（约443万字）、历届香港总督或特首施政报告语料集（1984-1996，1997-2015，约43万字）、历届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新年致辞和双十演讲语料集以及中国历届政府总理施政报告语料集，是比较完整的中文政策语料集之一。

此外，德国柏林Brandenburg科学研究院的阿德莱登・巴拉巴西提供的德政策语料集[50]则结合了政策语料分析与可视化研究，利用这个政策语料集可进行总统演讲频率、演讲主题和演讲所涉及的政策语言的可视化分析， 网站提供粗语料、分词后的语料以及标引后的语料等不同版本的语料。

4.2 政策文本分析工具研制

因语境意义对政策文本分析的现实意义更大，当前政策文本计算比较注重政策词典和政策文本分析专用工具的研制。目前，主要有两类研究方法：

第一，测试通用文本分析工具在政策文本分析中的适用性。典型如政策情感分析领域，Lori Young等[51]对DICTION、LIWC、RID、TAS/C、ANEW、DAL、WNA、PMI以及LSD等众多情感分析词典的对比研究发现，LSD在选民情绪跟踪研究和对比研究中具有明显优势；Bei Yu等[32]则发现政策评论或政策演说文本中，情感词汇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普通文本，并且不同于一般情感分析主要负载于谓词描述，大量政策情感负载于名词性的体词描述中，需要结合上下文才能完全识别，因此在政策文本分类的算法中（SVM、NB），训练文本需更充足。

第二，研制政策分析专有词表和分析工具。典型如政策立场和政见研究中的WordScore算法和WordFish算法。两种方法都注重政策语词对政策内涵表达的影响权重差异，WordScore方法通过专家判定的参考文本作为政策语词权重依据，从而生成政策分析文本中政策内涵的表达效果，其实质是对词频结果进行语义加权处理，类似一种基于动态“词典”的分类算法；WordFish算法认为政策文本具有不同的政策特征向量，在某一特征中政策语词的概率分布符合泊松分布，因此可以通过一种类似非监督学习的方式对政策文本所蕴含的“政策立场”进行分类。由于WordScore算法的分类效果和可解释性优于WordFish，但分类效果受参考文本的影响大，在历时分析或跨文化环境的比较参考分析中效度不高。此外，政策文本计算因德语或北欧国家特有的构词方式而具有一定研究效度，而在英语地区却并不显著，这也是当前政策文本计算研究兴盛于德国和北欧，而英美地区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因此，政策文本分析词表、文本分析效度改进工具和跨语言政策文本分析工具都是目前政策文本分析工具研究的热点问题。

5 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前景与障碍

政策文本计算方法是大数据环境下政策分析科学与计算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议题和研究队伍。随着政策文本资料的日益丰裕以及大数据分析方法日益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所采纳，可以预见未来政策文本计算在精细化政策分析和定量政治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5.1 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前景

就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领域而言，精细化政策分析主要体现在政策预测、政策冲突分析与政策辅助决策、元政策评价与政策比较等研究领域，定量政治研究则体现为政党研究、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策认同、政治联盟以及选举、外交等政治活动领域。

第一，政策文本计算在精细化政策分析领域已经具有研究基础，尤其在语料库政策语言分析中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框架。首先，计算方法的引入提供了跨语料分析和实时语料分析的研究可能，对政策预测的时效性和精确度都将大大提升；其次，计算方法的引入将改进政策分析的精度和深度，在政策制定中不同政策源的立场识别和主题识别可以避免显性的政策条款冲突，同时对政策主题关系识别也能评判政策相似度或政策形式质量预判，辅助政策制定决策；再次，通过政策文本与政策语义的对应关联，能够挖掘政策的潜在语义和元政策要素，从政策价值、政策倾向、政策工具、意识形态等高度评价或比较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别的政策差异，更好地跟踪政策扩散过程，促进政策学习与创新。

第二，定量政治研究则融合了政治学、媒介理论以及政党研究的理论视角，能通过泛在的政策文本载体，识别公众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政治互动关系，进一步通过政治文本解析框架可以分析政治立场、政治距离和政治关系紧密度，从而发现政党合作、国际合作的潜在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政治参与主体的互动机制，可以在政策认同、政党监督、政党竞争以及选情预测等领域进行有效分析。

5.2 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障碍

正如国内外学者对人文社会科学计算方法的担忧[13，52-53]，政策文本计算不论从方法论本身，还是从应用场景的研究效度看，其只能作为决策分析工具，而无法替代政策分析者本身。究其原因，首先，政策文本语料库的局限。语料库具有一定时效性与完备性限制，而语料库规模和多样性是政策文本计算分析效度的关键，但语料库构建成本和可用技术的限制使得语料库很难完全满足政策分析者的需要；其次，文本挖掘和相关计算分析方法的局限。文本挖掘结果的呈现是抽象的或数据化的，只有结合相关的应用背景才能完全理解相关内涵；文本挖掘或计算分析注重研究创新点的突破，很难兼顾整体研究面的覆盖，因而其结论往往是片面的、非系统的；文本计算分析方法是探索性分析方法，其研究结论是非可预期的、不确定的，而文本语料库建设是高成本的，政策文本计算具有一定的研究风险；第三，政策文本算是跨学科研究方法，需要政策研究和计算机研究学者的紧密配合，而实际研究过程中很难兼顾二者。

因此，在未来的政策文本计算研究实践中，一是需要加强学科合作，推动专业化的政策语料库的建设，开发适用于政策文本分析的工具；二是政策文本计算研究具有良好的中立性与客观性，国家应该在智库建设和国际政策比较研究中更加重视政策量化和定量政治研究。

参考文献：

[1] Chilton P A，Sch？]ffner C.Politics as text and talk：analytic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discourse[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2002.

[2] E.M.Trauth.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information policy research[J].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1986，10（1）： 41-50.

[3] 李江，刘源浩，黄萃，等.用文献计量研究重塑政策文本数据分析――政策文献计量的起源、迁移与方法创新[J].公共管理学报，2015（2）：138-144.

[4] 杨正联.公共政策文本分析：一个理论框架[J].理论与改革，2006（1）：24-26.

[5] 黄萃，任|，张剑.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J].公共管理学报，2015（2）：129-137.

[6] Beauchamp N，Laver M，Nagler J，et al.Using Text to Scale Legislatures with Uninformative Voting[EB/OL].[2016-09-20].http：///work/Beauchamp_scaling_current.pdf.

[7] Hjorth F，Klemmensen R，Hobolt S，et puters，coders，and voters：Comparing automated methods for estimating party positions[J].Research & Politics，2015，2（2）：1-9.

重大政策论文篇(2)

关键词:区域政策;科技政策;自主创新;科技信用管理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8-0138-02

张明龙教授撰写的《区域政策与自主创新》,2009年8月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5万字。该书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专著,它填补了中国如何运用区域政策促进创新活动研究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决策参考价值,为区域经济学和创新理论研究增添了一项重要成果。通览《区域政策与自主创新》全书,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明显特色:

一、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提炼出核心内容

专著《区域政策与自主创新》,是张明龙教授主持的,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区域政策支持体系研究》(07CGLJ004Z)的研究成果。

张明龙教授承担了课题研究任务后,马上召开分工会议,并负责制订课题研究计划,组织派人外出调查。其他成员也作了相应分工。

课题组先后组织人员到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西安、兰州、昆明、太原,以及浙江省各地的有关科研单位和科技管理部门,进行不同层次、多种类型的调查。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云南财经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研究、参加成果交流会或学术研讨会、征询专家意见。还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布法罗大学、加拿大乔治布朗学院、丹麦奥本罗国际商学院等国外高校进行学术访问和合作研究,与国外学术界保持联系。同时走访了十多个较有代表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工业园区,还在台州考察了吉利汽车、钱江摩托车、海正制药、华海制药、仙琚制药、星星冷柜、苏泊尔炊具、飞跃缝纫机、中捷缝纫机、宝石缝纫机、杰克缝纫机、伟星管业、银轮机械、双环齿轮、三门变压器等科技创新业绩显著的企业。这样,课题组着手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博览与之相关的论著,细加考辨,取精用宏,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抽绎出典型材料,高度概括,精心提炼,形成课题报告的核心内容和思维脉络,也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课题组成员完成的阶段性成果,已分别在《中国发展》、《理论导刊》、《科学管理研究》、《科技管理研究》、人大复印资料《科技管理》、《党政论坛》、《乡镇经济》、《开发研究》等刊物发表十多篇论文。2009年,张明龙教授执笔完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区域政策支持体系研究”总报告。同年8月,在总报告基础上形成的专著《区域政策与自主创新》公开出版。

二、拓宽学术研究的思路和视野

1.该专著研究内容的基本观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浙江省在全国较早提出“科教兴省”战略,此后又进一步提出“科技强省”战略,促使科技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全社会科技投入逐年递增,科技综合实力和区域创新能力实现争先进位。然而,必须看到,中国科技和经济增长的基础尚不稳固,核心竞争力和产业带动能力提升缓慢,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以浙江省为例,许多企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不得不忍痛将大部分利润拱手让于别人。

影响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原有科技发展基础薄弱,R&D投入占GDP的比重偏低,缺乏技术创新意识等。中国现阶段科技发展基础不断改善,科技投入逐步加大,人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强。在此条件下,区域政策支持体系是否健全,对创新能力提高的影响日益凸显出来。

以国家为区域单元展开分析,可以发现,无论超级大国,还是其他主要工业国和新兴工业国,都十分重视运用政策支持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为了推进中国创新政策支持体系建设,建议着重做好以下几点:(1)加强科技信用的政策体系建设,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良好的科技信用基础;(2)加强推动科技进步的政策体系建设,促进基础研究,攻克前沿技术,突破重大关键技术,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3)加强知识产权的政策体系建设,构筑一个强有力的创新成果保护体系;(4)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快发明创造的应用开发。

2.该专著拓展学术研究的主要创新体现。(1)充实自主创新理论的内容。本课题率先把空间概念引入自主创新理论的研究,以国家为区域单元,分别把超级大国、其他主要工业国、新兴工业国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它们自主创新活动的内涵、结构、特点、发展现状、地位作用、运行机制、存在障碍及其原因等理论内容,并以不同国家区域条件下自主创新活动的共同点与差异性进行比较,揭示自主创新活动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规律性,为中国推进自主创新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国际经验,也有利于深化中国自主创新理论的研究。(2)提高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研究的科学性。文献检索结果显示,已有论著绝大多数是从单项或几项具体政策角度,而不是从整个政策体系角度,分析如何促进自主创新活动。本课题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跳出具体政策的局限,着眼于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整体,分别从科技信用政策体系、推动科技进步政策体系、知识产权政策体系、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四个子系统展开深入探索,提高了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加科学、合理。(3)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一条有利思路。以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研究成果,大多着眼于硬条件,如增加科技投入,鼓励创造发明,改造工艺流程和技术装备等。本课题与此不同,它由软条件入手,着重从国家区域政策支持体系角度研究如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也就是通过完善国家区域政策环境,促使创新人才、科研经费、先进装备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形成优化组合,发挥更大的创新能量,从而在同量投入或相似的硬条件下,更好更快地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4)为完善创新政策支持体系提供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本课题尽力借鉴世界各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成功经验,及时总结国内建设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已有成效,同时通过系统探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财政、税收、金融、保险、产品、产业、技术、信息、土地、外贸、人才等诸多政策,通过深入研究各种不同政策在功能、效益、时差、交替和主辅等方面的合理配置,从源头上与结构上理顺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构成要素及其优化方案,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对策建议。(5)鼓励民营经济创新活动,特别对促进民营经济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研究,具有一定超前性。本课题以民营经济发达的台州市为案例,把鼓励民营经济创新活动的有关区域政策,作为特色内容之一进行研究。台州促进当地创新活动的政策支持体系的建设成果,不少内容是在实践中摸索形成的,具有原创性质。特别是台州注重政策支持体系的前后时差配合,注重不同政策的调节功能配合,既是成功的实践活动,又对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由此深入探索,易于找到完善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新办法。

三、具有较大实践应用价值和社会影响

1.该专著的实践应用价值。(1)该专著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角度,系统审视了中国现有的政策支持体系,并为及时消除其内涵的不足或缺陷,由源头上提供一套新思路和新措施,既有利于构建促进创新活动的区域政策支持体系,又为丰富创新原理与管理理论提供必要补充和典型案例。(2)该专著从促进创新活动的政策类型角度,着重分析了中国的科技信用政策、推动科技进步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进而提出一整套完善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有利于理顺法律、财政、税收、金融、保险、信贷、土地、经贸、技术、工商管理、知识产权、新闻出版、中介服务和行政管理等部门支持创新活动的关系,可为各地在运用政策合力促进创新活动方面提供决策参考。(3)该专著从提升创新实力的政策结构角度,分别考察了统领性政策、系统性政策、时差性政策、多样性政策、交替性政策等不同类型的科技创新政策,可为优化支持创新的区域政策结构及其功能配合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重大政策论文篇(3)

大选后，尤其是“520”演讲内容，是观察蔡英文两岸政策论述的关键点，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方向与前景。蔡英文接受《自由时报》专访，明确提出“九二事实论”，被视为“520”两岸政策论述的前奏与核心，显然这是一个有意安排的、释放“520”两岸论述的一个重要举动。果不其然，蔡英文幕僚通过精心策划，在“520”这一关键标志性事件中，蔡英文对两岸政策进行了完整、系统性论述，但核心仍是在选前“维持现状论”与“中华民国体制论”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九二事实论”，最受关注的是明确提出依“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关系人民条例”处理两岸关系。但蔡英文整体演讲仍是以“台湾―国家”为主轴，大谈“台湾”与“这个国家”，因此整个两岸政策论述仍是一个矛盾体，完全由外界各自解读。其实，这一演讲提出“告别以往过度依赖单一市场现象”，则被视为某种程度的“经济”宣言书，而且近数月来的执政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执政后一百天左右时间里，尽管两岸之间有一些意外重大事件的发生，但两岸之间总体上仍是克制的，仍在期待。然而，当局积极强行争取参与国际社会的努力与大陆在国际社会严格坚持一个中国框架的立场对撞，台湾拓展国际空间与参与国际社会努力的遇挫，蔡英文的不满情绪开始发作，对大陆的立场开始变化，两岸政策开始微调。

这个转变的重要标志就是，2016年9月29日，蔡英文在建党30周年之时给党员发出的一封公开信与随后于10月5日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专访（此前，蔡英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曾以民意为由拒绝承认“九二共识”）。这封信提出一个受到外界广为关注的口号“力抗中国压力”，也被视为蔡英文两岸路线与策略调整的重要标志。

其实，这封信的内容透露了多个重要政治信息。一是蔡英文重新以“中国”取代“中国大陆”，以示坚持两岸“一边一国”的立场。二是蔡英文认为现行“体制”是她执政的“羁绊”，可能预示着她未来改变现行“体制”的可能性，随后提名“司法院长”与大法官多次公开对现行“体制”的质疑与“”言论，似乎正在验证这一信息。三是蔡英文公开表示的“有些价值，我们一定会坚守”。除了可能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等之外，更最重要的是对“”价值的坚持。四是“我们要力抗中国的压力，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要摆脱对于中国的过度依赖，形塑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经济关系”。

蔡英文两岸政策论述的新变化，展现了强硬姿态，当然引起外界尤其是大陆及岛内非绿阵营的高度关注与批判，美国也表达了极大关注。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葛瑞斯（Grace Choi）强调，“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上，美国有深远利益，美国欢迎海峡两岸降低紧张，改善两岸关系的步骤”，强调美国希望双方尊重彼此，鼓励两岸在有尊严与尊重的状况下进行建设性对话。

10月7日，蔡英文接受日本《读卖新闻》专访，则是对前两次强硬姿态讲话的一种修正与权衡。蔡英文在重申台湾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之外，两岸政策调子开始放软、放柔，不再过度强调“力抗中国”，而是强调“维持现状的承诺不会改变，对中国大陆的善意也不会变，希望和平、合作、共同解决问题”。但蔡英文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即使修正与调整强硬策略，已无法让外界再信服蔡英文，质疑与批判之声依然强大。

重大政策论文篇(4)

关键词：外交政策 交叉研究 比较政治 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2-3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 snyder）、布鲁克（henry bruck）和萨宾（burton 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 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 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 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

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 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 politics 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 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 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 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 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 taylor）和乔迪斯（david 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 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 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 berry）、约翰（freeman john）和乔布（brian 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对行为直接影响今后决策者在相关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其认知类型包括对冲突敏感的认知、对冲突迟钝的认知、封闭型认知和开放型认知四种。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 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 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

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

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此外，霍尔斯蒂（ole holsf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巴伯（james barber）和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人手，一方面从政治行为体人手。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从政治体制人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

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是指，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 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变化的，存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状态，在不同的文化状态下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对外行动选择。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 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 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已经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相互依存状态，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应该让位给经济外交；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经济摩擦和冲突的大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

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也成为各国外交征战的场所。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第三，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

的方法来看：有的以国内结构为主、国际体系为辅；有的以国际体系为主、国内结构为辅；有的则是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并重。这些方法并无真正的优劣之分，因而按照不同的外交政策议题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显得就很有必要。外交政策议题可以按照对国际社会的敏感程度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政治安全等议题；第二类是指经济贸易等议题；第三类是指文化宗教等议题。对国际社会敏感度越高的议题越需要在研究方法中重视国际体系因素。战争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传统问题，处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对来自国际体系的危险因素感知并不相同，感知内容直接影响了国家选择战争的可能性。而感知内容又和国内结构相关，只有综合国内外因素对其研究才能解释和预测国家的战争行为。经济问题在20世纪中叶以后地位逐渐凸显，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已经超越了政治问题，几乎不存在不考虑国际经济体系而制定外交经济政策的国家。和政治、经济问题相比，文化问题的国内性更强，再加上国际文化体系还处于松散和不完善的状况，研究重心应放在国内结构上。此外，由于文化外交政策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大于国际体系对文化外交政策的影响，文化外交研究在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的结合中，可以以国内结构为原因变量，国际体系为结果变量。

重大政策论文篇(5)

[关键词]多源流；危机决策；理论模型

近年来，社会趋于多元化、复杂化，国内外公共危机频繁发生，危机管理受到重视。本文将目光集中在危机管理的核心――危机决策，依靠公共政策分析的多源流理论，试图从多源流角度寻找影响危机决策的溪流，寻求其内在联系、建立变量关系，架构危机决策的信息流模型，并以此前提分析危机决策的内在机制。

一、多源流理论

多源流理论是由美国著名政策科学家和政治学家、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翰・金登在其代表作《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的。多源流分析的前提――现代工业社会的大多数政策并不是单由政府组织和计划的，而是由公共政策的子系统来完成，这个子系统是由公共组织、私人组织甚至个人组织的多元集合。公共问题登上政策议程是问题、政策以及政治三大源流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多源流危机决策模型的理论假设

（一）适用性分析

1、符合社会现实环境

首先，多源流理论中，政策议程的建立都是在民主政府的前提下完成的。这是多源流理论的前提。当前的多数国家处于民主的环境中，危机决策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同样遵守和贯彻民主原则。在极为紧急的情况下，不排除这种情况的存在――民主的程序被略过，决策被迅速制定，以遏制逐渐恶化的态势。

其次，在本文的危机决策模型中，决策主体受到不同利益团体的影响，如大众媒介、公民、危机受害者、政府和其他组织等。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利益多元化是一种必然现象，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积极因素。本模型的这种利益多元化、权力分散化的格局更符合现代网络状社会的发展特点。

2、符合多源流理论特征

多源流理论模型具有目标模糊（problematic preferences）、流动性参与（fluid participation）等特征。目标模糊意味着目标可以根据即时的情况加以调整。流动性参与是指参与决策人员具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危机具有时间紧迫、复杂多变等特征，因此危机决策也受时间要素和情境要素的影响，决策主体需要根据危机形势的变化对政策方案进行调整，而决策主体也会受到各方利益的影响，参与决策的人员有可能变更。

（二）理论假设

本文危机决策的过程看作是民主社会中一个政策制定的过程。本文将以危机决策的制定为中心，构建一种由三股源流所影响的框架模型，探讨各个源流的影响因子，分析内在的运作机理，总结对危机决策的作用与意义。

然而，危机是千变万化的，不存在涵盖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危机的普适模型。危机的紧迫性决定了影响决策的各个要素在“政治系统的黑箱”中停留的时间很短暂，对政策的影响力也各不相同，有时决策的制定会忽视甚至牺牲危机中某些利益相关方。同时也可能会出现上文提到的危机决策被期望迅速制定的情况。因此本文仅做过程分析，而不讨论决策质量的优劣。

三、多源流视域中危机决策框架分析

危机是偶发的，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以常态的形式存在，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文化信仰等都会对社会中的人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不论何种危机形式，不论危机决策者如何制定政策，这些社会背景总会对政策的制定产生内在的影响与作用。

（一）问题流

危机决策的问题流是指需要政府进行决策并采取行动来解决的事件。问题流的来源主要是危机，危机的发生可能是突发性事件，例如自然灾难、国际冲突、技术灾难等；也可能是政府关注的某些指标的重大变化使问题被凸显出来，例如当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基尼系数超过0.4时就表明此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一种警戒状态。

（二）政策流

政策流是指危机决策讨论、产生、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大多是在“政策共同体”中发生的。这里所说的“政策共同体”由某一特定领域中的专业人员组成，成员会包含高层领导者、危机预测人员、信息采集人员、政策分析人员、数据评估人员等。领导者创造一种小组成员平等发言的环境，确保所有相关的信息和见解都能提交考虑，并且在作出决定之前，有效的辩论和表达得以实现。[1]然而危机的特征给这一程序的可行性设置了障碍，在危机的严重阶段，陡然的速度使得集体很难采取这样高度程序化、深思熟虑而又耗时的集体评议模式。[2]但是在政策产生的过程中，共同体仍然要考虑决策的技术可行性、价值一致性、公众接受度等要素，这直接影响到危机决策的后执行阶段。

（三）政治流

政治流是指对危机决策产生影响的政治过程，主要由民族情绪、公共舆论、利益团体、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政策流主要分布在危机决策的政府内部参与者中，而政治流主要发生在危机决策的政府外部参与者中。危机发生后，国民情绪、公共舆论、利益团体等可以让某些民众期待的应对措施登上决策议程，甚至可以居于议程的显著位置。而官僚政治的存在主要关系到危机决策的协调，有些组织在危机中明显的不愿意同其他组织协作，政治流中的各种力量在寻求平衡的过程中通过政治的艺术――妥协和讨价来完成。[3]

（四）干涉变量

干涉变量指的影响危机决策的方法手段。干涉变量来源于行为学家杜布林冲突的系统分析模型，他认为冲突包括三个要素：即输入p干涉变量和输出。输入部分是指冲突的根源；输出部分是指冲突的结果；干涉变量是指处理冲突的手段。在本模型中，干涉变量包括政策窗口，决策促进者等。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股溪流最后在政策窗口汇聚，当政策窗口打开时问题就会被提上政策议程。而政策之窗的开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题源流与政治源流的重大事件。它类似于拉雷・N・格斯顿的触发机制，触发机制就是公共政策的催化剂，这种催化剂的作用取决于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范围、强度和触发时间。[4]危机本身和危机发生后所引发的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都能促使窗口打开――危机决策被制定出来。

政策促进者就是危机决策的领导者和倡导者。政策促进者不是全能的决策者，而是作为一个能够提供有效的政策制定和协作进程的设计者、促进者和保护者。他（们）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有应对压力的能力和果断的精神。

（五）机理分析

①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制度结构、社会文化信仰等关乎社会中人的思维意识。这些社会背景影响了人们对事件严重程度，是否构成危机以及危机的类型的认知――问题流；决策是否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执行以及决策与公众文化信仰的价值一致性和接受度――政策流；危机发生后民族情绪、公共舆论会向哪个方向发展――政治流。社会背景对三股源流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图中用虚线表示。

②一旦危机经问题流确定下来，就会进入到政策讨论和产生阶段。

③危机决策的制定需要考虑政治流中的民族情绪、公共舆论、利益团体、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等要素。

④紧急情况下，危机决策可能会跳过政策流与政治流直接进入政策窗口，由政策促进者做出决策。

⑤危机决策经三股源流汇集进入干涉变量。

⑥干涉变量促进了危机决策的建立。

⑦三股源流可能不经过干涉变量，不需要其促进直接能够建立危机决策。

⑧危机政策建立后，可能会出现危机并未终结的情况和新危机产生的情况，此时将重新进入问题流，进行政策的建立过程。

图3-1：多源流危机决策模型图

本模型是闭合回路，从问题流出发，存在多种路径到达政策建立。第一，问题流经由②进入政策流，再经由③进入政治流，三股源流集聚经过⑤汇合入干涉变量，经由⑥到达政策建立。第二，问题流经由②进入政策流，再经由③进入政治流，三股源流不经过干涉变量，不需要其促进直接由⑦建立危机决策。第三，从问题流经④进入干涉变量，跳过政策流与政治流直接进入政策窗口，由政策促进者做出决策。

四、结论

本文将危机决策看作一种政策制定的过程，试图建立一种模型分析危机决策的影响要素和内在机制。此模型的建立参照了约翰・金登教授的多源流理论，将影响政策建立的三股源流与危机决策结合起来，从政策制定角度分析了在危机中，不同的要素与决策的关系，并用图表将模型中危机决策的路径描绘出来。

本模型不仅可以解释西方国家的危及决策过程，而且对我国的危机决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在对待危机的态度上，政府可以转变传统的观点和做法，不应该将危机压制、遮蔽，而应当将危机视作一种契机积极采取措施，弥补政策的缺失。其次，在危机政策制定过程中，多元的政策参与既有利于群策群力从而保证政策的合理性，同时也有利于政策各方利益的均衡与妥协，保证政策为各方所接受从而提升政策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1]George， A.L.and Stern，E.K.（2002） “Harnessing conflict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From devil’s to multiple advocacy，”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32：484-508.

[2]阿金・伯恩.危机管理政治学――压力之下的公共管理能力[M].赵凤萍，胡杨，樊红敏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67.

重大政策论文篇(6)

［关键词］高中；英语教育政策；《课标》；教育实践；衔接性

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高考英语将实行社会化考试，这一决策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热议。现阶段高中英语教育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等原因，外语教学受到不少质疑和批评，外语教育政策的评估与调整刻不容缓［1］。实际上，外语教育政策最终要落实到外语课程政策上，高中英语课程政策主要由《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标》）、教材政策及高考英语政策组成，其中《课标》是核心［2］202［6］。但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语教育政策与教学实践的衔接还关注不够。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衔接性研究是以问题驱动的，基于语言教育实践并以政策为指向的研究，中国当前以语言教育规划为核心的衔接性研究正当其时。外语教育政策属于公共政策的分支［3］28。公共政策过程包括议程设定、政策制定、实施、评估、调整、终结，其中实施过程是检验政策有效性的最关键环节［4］8，而外语教育政策的实施成效在于其对于外语教育的目标是否实现，这又依赖于政策的上传下达及政策目标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衔接效果［3］125。鉴于此，文章主要以《课标》为政策对象，从教师对政策的认识与评价、教师的教育实践、学生对教学实践的反馈3个方面，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性及其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反思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一、高中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性研究

（一）教师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的认识与评价

中国高中英语教育政策由中国教育部基础一司和二司制定［5］248。2003年，教育部颁布《课标》，明确提出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目标，它的形成建立在学生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素养整体发展的基础上。李娅玲指出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内输入”模式，缺少自下而上的意志上传［3］176－183。教师是《课标》客体的重要组成，是将政策转化为教学实践的关键群体［6］，同时，教师也会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发挥重要作用。教师对政策的认识与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教学实践，对此进行考察对政策的落实尤为关键。从既有文献来看，此方面的成果还比较少。罗桂秀通过问卷考察了40位教师对高中英语课程政策的态度与认识［6］，研究发现：在《课标》方面，大多数教师认为《课标》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目标过高，最难实现的课程子目标是语言技能目标与文化意识目标，《课标》的制定未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60％的教师认为《课标》中最难操作的实施建议是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在教材方面，多数教师认为教材存在缺陷，教材内容和课后练习并没有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在高考英语方面，多数教师认为选择题题型并不能有效考察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高考试题与教材的课后练习并未有效衔接，也没有很好地体现《课标》规定的课程目标。徐冠兴调查发现，天津市部分参与课改的高中英语教师对《课标》理念的贯彻存在偏差［7］，对其规定的课程目标认识不足。张曦元也发现，教师对《课标》认识不足［8］。不过陈芳发现，教师理解和实施《课标》的能力自评在多个方面与所在学校学生的英语能力无显著关系［9］。这些研究显示，尽管《课标》政策引导着课程教学，但大多数高中英语教师对此教育政策的认识相对不足，评价褒贬不一，进而可能影响政策在教学中的实践。

（二）教师的教育实践

政策的实施是政策过程的最关键环节，事关政策成效的达成。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就体现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衔接好坏体现在教师是否按照政策规定的目标进行教学。在外语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是政策的主体，但教师才是真正把政策转化为教学实践的主体，没有教师的实践，政策就只是文本而已，如果忽视教师作为教育实践者的角色，忽略外语教育实践本身，无疑会为外语教育践行制造障碍［2］126。对教师的教育实践状况进行实证调查至关重要。从既有文献来看，涉及教育实践的研究较少，主要从教育实践（即政策实施）面临的困境及教师的教学实践两个角度进行研究。第一，教育实践（即政策实施）面临的困境。目前政策实施还面临诸多障碍，如政策脱离实际、经费投入不足、政策落实不到位、应试教育制度影响严重等［3］193－196。整体上，实施《课标》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对学生评价难、评价方式单一、老师负担过重［10］；某些课程目标前后矛盾，要求过高，不易实施；对《课标》的理论基础的可靠性的疑问造成的困难；现存的高中英语测试体系对其实施带来的阻力；其他因素如师资缺乏、课程资源不足、教师接受培训和学习的机会少等［11］；《课标》未兼顾阶段性、地域性差别和城乡差异，缺乏相关部门的支持，应当贯彻多模态教学，解决教学的费时低效问题［12］；教材使用期限问题；还有一些学校擅自更改课程时数，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13］。因此相关部门应针对以上问题制定相应方案，为教师的教学实践与《课标》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第二，教师的教学实践。教师的课堂教学是否遵从《课标》规定的5个方面的目标，是检验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好坏的依据。语言技能方面。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对学生语言技能的训练厚此薄彼，对于学生听力、阅读技能的训练远超对口语、写作技能的训练［7］。申丽调查发现长沙3所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听说读写4项技能均存在一定问题，如阅读理解水平不高、阅读速度慢等，原因在于教师仍侧重传统的教学方式，学生缺乏科学阅读与学习习惯的引导，学习动机不强［14］。张曦元发现，应试教育的影响导致教师过多注重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阅读能力低下等［8］。邓兆红发现英语教师对跨文化交际知识的了解程度不高，未遵循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基本原则，未采用科学有效的教学模式，高中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普遍较低［15］。语言知识方面。语法教学和词汇教学存在一定弊端，很多教师仍采用填鸭式教学，未能引导学生通过比较、探究等方式自己发现语法和词汇规则，因此学生并不能做到学以致用［7］。情感态度方面。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忽视了人文素养教学，学生也缺乏情感态度学习的积极性，情感态度目标与教学实践脱节［16］。学习策略方面。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的学习策略缺乏深入、系统地引导［7］。文化意识方面。学生和教师文化意识目标缺失，实施难度大。教师自身文化知识欠缺，对文化教学不重视且教法单一，学生对文化学习动力不足，教师应加强自身文化素养，正确引导学生，培养其文化意识及批判思维能力［6］［17］。既有研究显示，《课标》规定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较低，教师教学实践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教育规划与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教师课堂对《课标》政策的实践研究成果十分有限。

（三）学生对教师教育实践的反馈

作为外语教育政策的重要客体，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实践的评价与反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的教学实践是否符合学生的实际学习目标与需求。如果教师并未按照政策规定的目标进行教学，反而却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说明学生的学习目标与教育政策的目标相背离［2］127，间接表明政策目标的不合理。而涉及该方面的研究也十分不足。罗桂秀调查发现，约50％的学生认为学习英语最主要的目的是掌握听说读写各项技能，约30％的学生是为了应付高考，而60％的教师秉持“一切以高考为中心”的思想；多数学生认为，未来学习和工作所需的英语能力与高中阶段学习和考核的知识很大程度上不相符［6］，这说明语言教育规划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郎雪调查了高中英语课堂形成性评价的实施情况，发现多数学生认为，教师在课堂上很少能设置符合学生需求的教学活动，很少为学生创造自主学习条件，平时不会记录学生的课堂发言等课堂活动情况，期末成绩仅由考试分数构成［18］，可见，学生在形成性评价中的主体地位未得到充分实现，评价方式仍以传统的终结性评价为主。孙勇发现，高中生对目前传统的英语写作教学兴趣不高，认为写作训练的有效性低，希望教师采用符合学生兴趣、激发学生创造思维的教学方式［19］。研究表明，学生对教师英语课堂教学实践的反馈状况不容乐观。学生作为政策的接受者，其态度对评估政策的有效性尤为重要，在学习需求、方式和手段多元化的当今时代，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反馈亟待得到充分重视，这方面成果也需加强，以进一步提高课堂的有效性。

二．主要不足与反思

既有研究对促进高中英语教学改革意义重大，也丰富了中国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但成果仍比较有限，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一，从理论支撑来看，现有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单薄，理论建构不足。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是以语言政策和规划理论为基础的，由于语言政策和规划理论的不完整性，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3］27。因此，如何从理论高度构建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体系，还需更多的关注。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诸多研究对外语教育政策（如《课标》）的内容介绍和描述居多，但缺乏深入的探讨；而教师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的态度和评价、教师的教育实践状况、以及学生对教师教育实践的反馈是探究教育政策与实践衔接状况从而进一步检验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这三方面的整合研究却鲜有见及。政策制定者需要知道政策的有效性如何、传达者传达效度如何、接收者学习需求的达成度如何，每个环节都紧密相关，值得深入调查研究。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此领域实证研究成果较少。邹为诚指出，研究外语教育政策，应采取定性调查、补充式定量调查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手段［20］。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好坏与政策的有效性直接相关，建议各学者加强此领域的实证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既要有理论的分析，又要有实践的探讨，关注课堂教学，通过记录教师的教学实践以及测试学生的综合语言应用能力来反观政策的有效性。此外，由于外语教育政策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可借助公共政策的研究框架，为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提供全新的思路。第四，探索新的研究视角。总体来看，中国的外语教育，缺乏战略层面的整体思考和规划［21］。长期以来，中国高中英语教育实践深受“费时低效”的困扰。从外语教育政策发展角度来看，“费时低效”是对外语教育政策最为核心的价值问题的判断，主要是对外语教育政策和制度的有效性提出质疑［22］208。而政策的有效性又与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各个环节密切相关，因此外语教育的“费时低效”不应仅仅归结于外语教师的教学问题，而应当审视中国整个外语教育政策制度。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不足并不能简单归于教学方法或课程设置问题，更关涉到语言政策问题，涉及政策制定、实施、评价和调整环节，更牵涉到国家发展战略、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大局。需关注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实施和评估环节，从公共政策分析视角探究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状况，在研究政策本体的同时，更要关注政策主体及客体，并探析影响其衔接性的各种因素，以期进一步提高中国高中英语教学的质量，促进政策制定和落实的科学化。

三、结语

文章聚焦国内近年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性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现状，从教师对政策的认识与评价、教师的教育实践、学生对教学实践的反馈三个方面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性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并反思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学界目前对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性研究关注还比较不足，需构建科学的研究体系，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角与方法。

作者:杨荣华 董云云 单位:河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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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政策论文篇(7)

[关键词]公众舆论；外交决策；民主；选举

[中图分类号]G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100-02

民主通常被定义成一套程序和制度。通过这一套程序和制度。政治权力的拥有者能够对广大的选民负责。而对民主的评估一般也是看公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治。正如埃里克森，莱特和麦基沃这样写道：“我们通常是以政治决策制定者对公众偏好的回应度为标准来评估一个民主政府的民主化水平的。”美国是最早实现西方式民主体制的国家，也是民主制度最积极的推动者。按理说。美国的公众对政策的制定应该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是，考虑到美国还存在着其他几股力量，比如说思想库，利益集团，政党以及作为第四种权力的大众传媒等，它们的力量更强大，发挥的作用也更直接，在这样的决策环境下，公众舆论还能不能发挥作用，怎么发挥作用，发挥多大作用呢?本文将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一、公众舆论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与其他几股力量相比。公众舆论的力量似乎单薄了些。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政治捐款和游说来影响决策过程：大众传媒可以通过设定政策议题、提供政策方案等方式影响政策的制度；思想库可以利用个人影响力，通过直接接触等方式对决策人施加影响。这样比照的话，公众舆论好像只能是在呐喊，是不是能对决策层中心造成波动呢?国内外专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公众舆论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国内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归纳起来，理由如下：

1.民主体制。公众的同意也是民主政府运行的基础。如果没有公众的支持，任何内、外政策都难以成功。曾当过美国副国务卿的纽瑟姆就深有体会地说：“虽然政府的某些程序是不对外公开的。但在美国民主体制下成功的决策最终有赖于公众的接受和支持”。

2.选举政治。在美国，高级官员比较注重民意。而低级官员则持有一种怀疑态度。这是因为低级官员作为事务类公务员，职位终生，而高级官员是政务类官员，受选举影响较大，更加重视民意。总统是由民众投票选举产生的，这就决定其政策必须代表多数选民的意志。因此，民意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制约着总统的政策，民众的不满不仅制约着总统权力的运用，而且还会导致总统竞选的失败。

3.外交资源。公众的支持对于外交政策成功与否非常重要，决策者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公众的态度和反应，努力使政策被公众所接受，民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外交政策制定者执行外交政策的一种资源。

二、公众舆论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途径

公众舆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依据，决策者在制定或改变外交政策时，不能不考虑公众舆论。否则。政策可能因得不到公众支持而难以执行或继续。但是舆论必须形成强大的声势并通过各种渠道到达决策者，才能引起决策层的重视而对决策产生影响。在美国。公众舆论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发挥影响。

首先是投票。选票是公众手中的一张王牌。美国选民希望选出跟自己意见尽量相一致的领导，最好价值观和需求相同。领导人产生并执政一段时间后，选民当然期待他们对自己的意见有所回应。在就某一具体决策投票时，议员们也要考虑选区的公众舆论，选民的选票也会对他们的政治生涯产生影响。

其次是民意测试。民意测验是公众表达自身观点的一个途径，也越来越成为影响政策制定的一个方式。美国国务院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成立了信息处，对公众舆论的了解和引导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程序的一部分。二战以后，各种民意调查机构纷纷建立，新闻媒体也不定期进行公众舆论的调查，美国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CCFR)是这方面的一个权威机构。从1975起。CCFR每4年以“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为题就内政外交选择、大国关系和重要的地区问题进行一次民意调查并予以公布。

第三是大众传媒。公众舆论与媒体舆论并不是一回事。大众传媒并不是简单的传声筒的角色。它也有自己的考虑，通过它本身的过滤，忽视一些观点，同时强化另一些观点。大众传媒还能左右公众舆论，它对国际信息的选择和编排直接影响公众对国际问题的关注程度。换言之。大众传媒控制着美国民众的舆论内容和方向。

第四是利益集团。一个人的声音是单薄的，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能被决策层知晓并产生影响。一些人就会组织起来。以集团的力量向决策者施压游说政府。跟大众传媒一样，利益集团的存在也是增加了一条影响的途径，但是，鉴于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它们表达的观点并不相同。

三、公众舆论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程度

根据美国公众舆论研究专家V・O・基的“堤坝论”：在民主的领导阶层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互动。一种观念告诉我们。公众舆论好比一座堤坝。它预示了公众行为的方向，而政府层次的辩论和行动都必须在这个堤坝下谨慎地进行。公众的同意是民主政府运行的堤坝。任何决策都要圈定在这个堤坝范围内。根据V・O・基的理论。公众舆论的作用就是为决策的制定划定方向和范围。使政策在原则上符合公众舆论。

关于公众舆论的作用，学术界还有一种见解，就是“预期”理论。该理论假设：“总统们意识到他们不能简单的引导或指望公众跟从。他们的政策选择基于对公众‘可劝说性’的解读，然后致力于使选择看上去符合民意。如果预期到强烈反对，决策者很可能放弃现行政策考虑转向能得到支持的政策；如果预期到温和的反对，官员们很可能努力向公众说教却执行所选择的政策……”。“预期”理论为决策者影响公众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这种观点，公众舆论是可以被影响和引导的，政策制定者不是单纯地处于一种被动的位置，在不会引发强烈反对的前提下，通过对政策进行包装美化，披上国家利益的外衣或是烙上自由、民主、人权的印记，可以调动或改变公众舆论向着自己既定的方向转化。

还有一些更极端的看法，比如现实主义学者对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达成了“阿尔蒙德一李普曼一致论”：如果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它也是非常有限的。不应该成为稳定和理性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就连著名自由主义理论家卢梭在谈及外交事务时也表示：“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主要是监督国内法、维护私有财产和保护个人的安全。只要与这三点有关的事务进展顺利，让政府去与外国谈判和制订条约”，即民众管内政，政府办外交。这些观点对公共舆论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持否定的态度，政府几乎可以对公众舆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就影响程度问题，学者们也进行实证研究希望能证明自己的观点，虽然研究结果有偏向，但是，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也让他们迟迟不敢下定论，对这一问题做出一个规范性的结论将是不明智的。本文也并不会在这一个问题上给

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只是理清几组关系，希望能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1.公众舆论――决策者：美国的对外决策形成与政府高层，主要由总统做出决定，因此，舆论作用的发挥首先要看能不能影响决策者，决策者对公众舆论的态度如何制约了公众舆论的影响程度。以民意调查为例，当民意和他们的认知、信仰相符时，他们就偏好使用民调结果；反之，则忽视甚至排斥民调结果，并会通过适当方式去改变民意，“教育”公众。可见，公众舆论在决策者那得到的反馈程度不一，直接影响了舆论的影响程度。

2.公众舆论――利益集团、政党、精英：反对公众舆论影响外交政策的最常见的观点就是：政策实际上是由利益集团、政党和精英决定的。利益集团和精英掌握的资源使他们达成所愿，即使这种愿望是与公众舆论相违背的。而政党在制定政策时也会偏向其最热情的支持者而不是普通公众。

3.公众舆论――事件突出性：事件的突出性也会与公众舆论的影响程度有关。有实证研究表明。当事件突出性增加时，公众舆论的影响程度也会随之增加。阿尔蒙德就曾说过：当公众很关心一件事的时候，政府官员对这就事采取的行动就会影响到公众选票的归属。这些事件包括战争、军费、外援、裁军等。事件越重要越突出，政府的回应度就会越高，而政府的高回应度也仅仅限于这些突出问题上。在一些不那么突出的事件上，如果官员认为事件的突出性在未来可能会有所提高，那么制定的决策也不会与民意相去太远。而有些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公众不太关注不甚了解，那决策者也就不需要对舆论做出什么回应了。由此可见，事件的突出性也是影响舆论影响程度的关键变量，不能在所有问题上都一概而论。

以上，就公众舆论对决策的影响程度梳理了3组关系，当然，还有更多细微的地方值得进一步地探讨。就程度的问题，我认为是不存在一个确切的答案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值得研究的是，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对舆论的作用程度。

四、结语

美国的民主政体和选举制度给予了公众舆论影响外交决策的一个合法和有效的途径，大众传媒和利益集团也可以成为公众可以借以表达观点的渠道，而美国政府的决策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公众的看法呢?本文对这一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只是从决策者、利益集团、政党、精英、事件突出性的角度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美国是一个民主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政府对待公众舆论的态度可以对民主化程度不高的或正走向民主化的国家有所启发，认真处理好政府与公众舆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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