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论文篇(1)

旧福利经济学虽然产生时间较久远，但在现实中应用较多，而新福利经济学较为理想化。本文将就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异进行讨论并兼论新旧福利经济学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新福利经济学；旧福利经济学；实践启示

一、新旧福利经济学产生过程比较分析

（一）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20世纪20年代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打破了西方福利经济学发展的沉寂。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A.C.庇古出版了代表作《福利经济学》，标志着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福利经济学重新受到重视，庇古也因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提出了两个福利基本命题：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

（二）新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大争论使西方福利经济学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旧福利经济学被新福利经济学所取代。新福利经济学由于采用了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别曲线等新的分析方法，试图解决旧福利经济学难以回答的问题，因此称为新福利经济学。

二、新旧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比较

（一）旧福利经济学的代表理论分析

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标志是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他更致力于寻求一种方便的测定和改善社会福利的方法，其主要观点是：

1.福利的实质是一种意识状态，或者意识的关系状态

一个人的福利寓于他自己的满足之中，它可能源于物的占有或者其他原因。因此，国家应当注意贫穷问题，致力于增加福利。如果一个人欲望稳定，他持有一种商品越多，那么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持有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持有量所获得的效用就越来越小，直至为零。

2.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经济福利愈大

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福利是“个人经济福利的总和”，“所以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这两个概念是那样对等”。他指出：“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即：或者国民收入增加，而不减少穷人在其中占有的绝对份额，或者使穷人占有绝对份额增加，而不减少国民收入，都一定会增加经济福利”。因此，收入均等水平是福利极大化的必要条件。

3.财产转移论

富人的财产向穷人转移有两种办法：一是自愿转移，即拿出一部分财产兴办教育、保健设施；二是强制转移，即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例如征税，可以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再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的补助使穷人的收入增加，也可以补贴。

（二）新福利经济学代表理论分析

1.卡多尔・希克斯的补偿原理

根据帕累托“最适度”原理，一切社会变革都只可能为垄断寡头谋利益，即使点滴改良，也不能侵害垄断的利益，而社会人群中会有一部分人的利益由此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侵犯。“补偿原理”的实质在于，如果一些社会成员经济状况改善的同时不会造成其它成员的经济状况恶化，社会福利就增加了。但是社会变革，不能使所有人同时受益，而是总有人受损。因此，政府应该对受害人进行相应的补偿。例如，向受益人征更多的税，以削减他们的受益额；向受害人支付补偿金，以减轻他们经济状况恶化程度。

2.相对福利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强调福利的主观性和“福利的相对性”，认为社会福利是一个既无实际意义，又无实现可能的幻觉。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福利永远得不到满足。当人们受到外界的影响时，又会产生需要。当这种需要满足后，人们还会有新的需要。这个过程是连续的、永恒的。因此，要满足各种需要以达到生理和心理持久均衡是不可能的。

3.阿玛蒂亚・森的福利经济学思想

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福利经济学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主要包括：

“阿玛蒂亚・森不可能定理”克服了“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各种可能性，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经济分配不平等的测量提供了与现实较为一致的福利经济思想基础。如何测量一国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以及因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一直是经济学所关注的热点。阿玛蒂亚・森将他的福利理论运用于贫困研究，提出“阿玛蒂亚・森贫困指数”。阿玛蒂亚・森首先指出了新福利经济学理论在研究贫困问题上的无力，认为帕累托世界根本没有考虑“生存前提假设”问题，即人只能在效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才能生存。森提出一套较为科学的饥荒分析框架，使福利政策分析纳入饥荒形成机制理论之中。

三、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实践启示

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新旧福利经济学，其伦理源泉直接来自于功利主义理论。同时也因其所特有的价值判断性质而显示出浓烈的伦理意蕴。福利经济学虽然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的物质生产与分配，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在客观上也体现出了人类在伦理道德方面的需求，比如对“家庭幸福”、“精神愉快”、“友谊”、“自由”、“正义”等等的需求。福利经济学在其理论上和对实践的诉求上，也突出地体现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强烈关怀。

虽然新旧福利经济学强调问题不同，例如旧福利经济学强调分配均等，而新福利经济学强调效率而忽略二次分配，而且在政府是否给予适当干预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但新旧福利经济学都只关注收人的再次分配，而对于初次分配均采取了回翻方法。因此对于我国而言，新旧福利经济学中关于收人再次分配的理论我们需要借鉴，但同时仍然需要坚持我们通过收人的初次分配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由于当时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迷信，使得初次收人分配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从而导致社会收人差距的不断扩大。我国在收人分配上从来都十分关注公平。在今后社会福利分配方法上，将需要重新审视公平与效率两者的关系，坚持做好公平与效率两者兼顾，促进社会和谐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2)

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福利经济学；外部性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如依法缴纳税金、保护生态环境、治理污染、节约资源消耗、创造就业机会、支付职工工资、维护职工权益等。社会责任会计是企业社会责任与传统会计的结合，它是以企业为主体，站在社会的角度，运用会计方法，对企业发生的社会成本、社会效益和社会责任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测定企业经济活动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和造成的损害，以向政府、债权人、投资者、社会公众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一门新兴会计。社会责任会计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对践行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经济学相关角度来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既促进了社会责任会计学科的发展，又奠定了社会责任会计的相关理论基础。

一、社会责任会计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是整个会计理论基础的中心，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理论也大部分来自于经济学。经济学的各分支体系中，福利经济学是社会责任会计产生的直接理论基础。福利经济学研究如何增进现代社会整体的经济福利，它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

（一）福利经济学理论概述。福利经济学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20世纪二十年代创立的，它是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福利经济学认为改进社会整体福利状况是研究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社会成员的福利。若把如何提高社会成员的福利这一问题具体细化为社会成员福利的内容如何、社会成员福利的评价标准如何、影响社会成员福利高低的影响因素如何等，则必将会强调企业所应履行的社会责任。

（二）福利经济学是社会责任会计产生的直接理论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及对环境的严重污染的基础上，这种盲目发展经济的模式必将会反过来制约后续的经济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福利和地球的未来存亡，人们越来越关注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各级政府也相继开始重视企业对环境保护、员工权益和社会公众福利等社会责任问题。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推动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在谋求最大收益的同时，还必须兼顾企业职工、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利益。近年来，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新的企业责任观念，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强调实施福利主义经济政策。除了在环保、自然资源再生方面大力投入外，还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等方面增加了大量政府开支，同时也要求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样，社会责任会计便应运而生，通过核算、反映、监督、控制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促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社会目标和社会公众期望。由上可知，社会责任会计产生所依据的正是福利经济学派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可以说，福利经济学是社会责任会计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而社会责任会计则是从宏观角度衡量核算和监督企业目标执行情况。

二、社会责任会计的外部性思考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外部性的概念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庇古于20世纪初提出的，它是指人们的经济活动对他人造成的影响而又未将这些影响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与价格之中。外部性和社会责任会计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通过外部性的基本理论来进行社会责任会计的效用分析。

（一）外部性理论概述。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对其他经济单位所施加的非市场性影响，非市场性是指一种活动所产生的成本或利益未能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而是无意识强加于他人的。外部性有正向外部性，称之为外部经济，这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积极影响，无偿为其他人带来利益，但自己却不能由此而得到补偿。相反，产生负向外部影响的经济活动称为外部不经济，外部不经济给其他经济单位带来消极影响，对他人施加了成本。从权责相对应的角度看，如果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造成了外部不经济，理应由企业来负责减少和消除。要减少和消除外部不经济，就要求企业在废物回收、污水处理、空气净化、安全生产等方面增加投入。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有利于反映和监督企业在减少和消除外部不经济所采取的措施。因此，外部性理论也是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二）社会责任会计的外部性效用分析。对于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外部不经济，社会责任会计要对其加以确认、计量和披露，用来对“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调节方式进行补充调节，使得企业披露其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企业处理这种影响造成的社会成本。社会责任会计对外部不经济的披露和反映有利于促进企业履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和社会公平的目标。

在外部不经济的情况下，假定某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分别为Cp和Cs。由于存在外部不经济，故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即有Cp

除此之外，经济学者们还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如政府使用税收和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合并、明确财产权等等，将这些措施与社会责任会计配合使用，互相渗透，更能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

综上所述，社会责任会计的实施有利于促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上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并产生丰富的理论成果，以进一步推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实践。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社会责任会计尚处于认识、探索阶段。通过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分析和外部性效用分析，有助于我们加强对社会责任会计的认识，为构建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体系，探索社会责任会计的核算方法提供理论参考。

（作者单位：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孙月平.应用福利经济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3)

关键词：幸福测量　经济发展方式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　幸福社会

一、幸福测量研究综述

幸福及对幸福测量的探讨是一道千古话题，人言人殊，远的可以追溯到西方伦理学奠基人亚里斯多德(2005)在其“尼各马科伦理学”(The Nicomachean Ethics)第十卷中论及的“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将幸福视为人生最终目的与至善。在社会科学界，对幸福的理解一般是从经济学角度去探讨的。例如亚当?斯密(2008)在其《道德情操论》中论及“经济发展应当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边沁提出的“幸福最大化原则”则是基于其信仰不渝的功利主义理论之上的，尽管其中多少有些自相矛盾之处。边沁之后，杰文斯以正负效用观进一步丰富了其共有的避苦求乐“快乐净收益”论点。而伊斯特林(Easterlin,1974)却告诉我们一个有悖于传统经济学认识的“幸福悖论”，即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居民幸福感和收入背离几乎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相对于财富而言，婚姻、健康、职业与良好的社会关系等要素可以带来更加持久的快乐。一定程度上，学界有关幸福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的讨论催生了的对福利经济学，乃至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如传统效用函数论)提出挑战的“快乐经济学”(Economics 0f Happiness)与基于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和体验效用，experiencedutilily)的“幸福学”(Hedonics)的诞生，与此相呼应的名家即有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绩效中心(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Political Science(LSE)0f EconomicsCentm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曾任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顾问的英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理查莱亚德和著名澳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Yew-Ywang Ng)。前者在其“Happiness：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中译本名称为“不幸福的经济学”)著述中指出幸福无疑是社会唯一值得努力的目标(Richard Layard，2009)。后者在其《东亚快乐鸿沟》(The East-Asian Happiness Gap：Speculating O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1论述中指出，除却经济因素之外，人们的幸福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总体而言，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其他学者也对幸福悖论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Carol Graham(2005)对相关经验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指出大多数幸福研究文献发现，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不存在有明显相关性，这表明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文化特征。而在对幸福的测量方面，在经济学界，除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以“可行能力”(capabilily)论之外，还陆续提出来几个具有一定影响的指数或量表。例如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力推的“快乐星球指数”(HPI。Happy PlanetIndex)和“幸福学”(Hedonics)倡导者、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兼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Christopher K.Hsee)提出的国民幸福计算指数也颇有影响，即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o／o+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c％。另外，以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研究著称的行为经济学代表人物、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与他人合作提出的“日重现法”(DRM，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Daniel Kahneman，2006)，即根据一定问题架构来引导被测试，者对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进行回忆与再现，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简言之，在幸福及其测量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主流经济学。如福利经济学和非主流的“快乐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对其都有贡献。某种程度上，前者的幸福观可以视为以收入为基础的客观效用幸福论，倡导经济福利测度MEW(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而后者幸福观则可以视为以收入为前提的主观效用幸福论(对心理学SWB的改造)。

在社会科学领域，对幸福的研究除了经济学之外，还有已经取得不菲成果的心理学学界。心理学中对幸福进行解释的经典理论为设定值理论(Set point theory)，该理论认为，对“何为幸福”，个体的心理有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即为快乐幸福与否的感知点。人们会根据对生命事件的感受，将其划分为临界点之上或之下，因此，快乐的适应性决定了人们的幸福感受。设定值理论还认为任何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都将是一种事倍功半，因为个体往往只会根据当下的感受去定义幸福(Kahneman and Krueger,2006)。而著名心理学学者Diener等人(1995)则提出了“幸福期望论”(Aspimtion Levels)，指出幸福与否及其程度不仅受期望值和实际成果之间的差影响，也受到期望值、现实条件与个人内外在资源之间契合度的影响。在对幸福的测量方面，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大多着力于对SWB(Su bjective Well-being)的测度，作为心理学专门术语，SWB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其由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3个不同维度组成，具有主观性、稳定性、整体性三大特征(Diener E，Subjective，1984)。西方学者就SWB的实证测量做了不少’工作，例如，美国的Ronald Inglehart等(2008)研究人员，就以WVS(The World ValueSurvey)指数为基础，经由快乐(happiness)和生活满意度两个向度来测量SWB，设定SWB=生活满意度的分值2.5×快乐程度的分值：生活满意度打分，最高为10分(最

满意)，最低为1分(最不满意)；快乐程度打分，很快乐(赋值为1)、比较快乐(赋值为2)、不太快乐(赋值为3)、很不快乐(赋值为4)。另外，英国心理学家科恩(ECohen)提出的幸福方程式一度得以广为推崇，在该方程式中，幸福：P+(5xE)+(3xH)。“P”代表个性，包括人的世界观、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E”代表生存状况，包括健康状况，财务状况和交友状况。“H”则代表人类更高一层的需要，包括雄心、自尊心、期望值、幽默感。

本文主要着力于斯蒂格利茨一森一菲图西委员会于2009年的“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委员会报告”。提出的对经济发展的测量体系应实现从“生产导向”(production-oriented)到“幸福导向”(well-being-oriented)的转变，即应聚焦于未来福祉社会进步测量的思考与回应，因为进步并不只是意味着财富创造或革新，进步更意味着苦难减少和幸福增加，(生产性)财富是(人本)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财富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幸福除了“福利”(基于收入或财富)因素之外，更多涉及非收入因素(例如健康状况、职业发展、家庭关系等)。有鉴于以上的回顾与思考以及本研究的经济社会学取向，本文从“效用”(Utility)角度去界定“幸福”(Well-being)，提出以收入为前提的相对效用幸福论(客观效用综合主观效用)。在测量方面，本研究中的“幸福”测度涵盖侧重于主观方面的“幸福感”(Measure of Su bjective Social ProgressWell-being)与侧重于客观方面的“幸福度”(Measure of 0bjective EconomicPerformance Well-being)两个层次。本研究认为，改善与提升幸福的途径至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基于政府公共政策层次，如追加有利于社会进步(教育、健康、安全、职业发展、民意表达与善治等)的公共支出；另一方面是基于个体的心理调适与适应(AdaptiveBehavior)的校正层次。

二、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关于“经济与社会”共建理念的阐释与启示

1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关于“经济与社会”共建理念的阐释

因对既有GDP衡量体系的不满，法国总统萨科齐试图建立起一个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新的综合指标，于是在2008年建立起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委员会(CMEPSP)，即斯蒂格利茨一森一菲图西委员会。2009年，“斯蒂格利茨一森一菲图西委员会报告”，报告写作用意很明晰，即其就是为政治领导人(政策制定者)而书就。该报告通篇阐述围绕GDP标准的缺陷、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三方面。报告在开篇即指出，人们使用GDP和GNP(国民生产总值)等国民收入数据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衡量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市场经济活动，但目前GDP和GNP指标却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衡量社会福祉的指标，一厢情愿地认为幸福会随着GDP和GNP的增加而上升。但从世界范围的考察来看，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形。正是由于GDP通常只是市场生产和经济绩效的最佳标准，只能捕捉经济所有的最终产品，并不考虑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到底是家庭、公司还是政府，也由于GDP一般只是衡量国富的标准，而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不能从本质上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民的幸福程度，因此，对既有衡量经济指标统计体系(GDP衡量体系)的改革值得期待。譬如，在很多情况下，GDP的增长可能隐藏了人们福利的下降，因为健康的身体、愉快的心情很难被体现在某一个数字之中。可以说，用测量市场生产的GDP来测量幸福，可能是导致社会经济进步与个体生活感受之间反差的直接原因。因此，斯蒂格利茨报告倡导实现对经济发展测量体系重点的转向，即从“生产导向”测量到聚焦于当前和未来福祉(well-being of current and futuregenerations)社会进步测量的转变。报告认为，对幸福的界定是一个多维的取向，幸福的主观与客观维度(数据)同等重要。基于既有的学术研究和一些具体措施，委员会认为，至少在原则上，测量幸福应同时考虑以下的8个关键维度：物质生活水准(收入、消费和财富)；健康；教育；个人活动，包括工作；政治表达和治理；社会联系和关系；环境(当前和未来状况)；不安全状况(经济和物理的)。报告认为这8个维度塑造着人们的幸福，但是其中不少方面却为传统的收入测量指标体系所忽略。斯蒂格利茨一森一菲图西委员会在报告中还就如何测量幸福提出了12条建议。涵盖了从“生产到幸福的转向、幸福的多维建制、幸福测量中主客观维度的同等重要性、可持续发展测量的务实路径、环境压力的物理指标”等内容。

报告建议主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调整GDP的算法，用“国民幸福总值”(GNH)之类新的指标体系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DP)，以及设定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恰当标准，新的指标体系可以成为衡量人们幸福感与社会发展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况的标尺，因为国民幸福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并不一定同步增长。将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与衡量经济生产增长的GDP相比，“国民幸福总值”(GNH)的精华之处在于它可以反映未来的发展。因此，对人民生活幸福而言，国民幸福总值比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该报告提醒各国政府，既要有能力测量市场生产、评估经济绩效、监控整体经济状况，更要有能力测量人的幸福，评估当前幸福，关注未来幸福。政府测量幸福的能力，既是发达国家应对危的遇，也是发展中国家制度转型的挑战。斯蒂格利茨一森一菲图西委员会报告还区分了对当前幸福的评估和对可持续程度的评估，关键是哪一个更持久。当前幸福既涉及经济资源方面的收入与财富，也涉及人的诸多非经济生活，比如人们做过什么，能做什么，感受如何，以及所处的自然环境。幸福的这些层面能否长时间持续，取决于影响我们自然、身体、人和社会生活的资本可否留给子孙后代。转移重心不是放弃GDP和生产标准，它们仍是衡量市场生产和就业所不可或缺的。但是，把幸福作为重心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因为GDP统计数据所包含的信息与百姓幸福所必需的东西，二者之间的差距看上去越来越大。在社会发展实践中，“国民幸福总值”(GNH)应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有结合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新标准体系。这意味着，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需要改进统计体系，用以人的幸福为中心的标准和能够捕捉可持续性的标准，来弥补市场行为标准。斯蒂格利茨一森一菲图西委员

会报告郑重指出，对经济与社会的引导正如领航员的领航一样，一个可靠的指南针是不能缺失的，希望各国政治领袖与政策制定者将“生产导向”的标准体系转向“幸福导向”，建立覆盖面更为宽泛的社会进步测量标准体系。实际决策者也需要对决策所需统计数据和指标加大投入，这样才能找到更好的指标，设计、执行和评估更好的政策，改进人类福祉和促进社会进步。超越GDP，测量幸福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

2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在“经济与社会”共建的认知与测量方面启示

纵览法国总统萨科奇所设立“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斯蒂格利茨一森一菲图西委员会)的因缘，及由该委员会的报告中所体现的“将评价系统的重点由经济产出向民众幸福转变”的幸福社会建设理念，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何提升幸福”的议题在不久的将来极可能成为考量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的标尺之一，将成为衡量各国政府行为的新指标。经济政策与幸福政策的并举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如今，政府已经无法回避其应负有的为民众谋幸福的责任，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公共政策转向将是世界性的潮流所在。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提供的幸福测量是从国家(政府)治理层面出发的，而此前的测量，无论是盖洛普还是皮尤，都依托对个人满意度的主观调查来分析各国的满意度(即依托人们对个人生活状况的满意度与对国家状况的满意度作为重要维度)。不过，个人满意度测量涉及的层面相对简单，也无意于影响政策决策。而从国家(政府)治理层面出发的幸福评估，则同时兼顾个人满意度和公共政策满意度，兼顾主观调查数据和客观数据分析，可以提供对社会福利更为准确的衡量标准，可以帮助政府做出更适宜的公共决策，政府从而也可以据此确定最大化国民幸福所要采取的行为与措施。

三、“经济与社会”共建发展方式的公共政策意蕴

在一定程度上，依据世界上对GDP指标体系的一致性反思(法国设置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即为一明证)与对国民幸福总值GNH之类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新指标体系的研究热潮，可以预测“经济与社会”的共建极可能就是“十二五”之后中国发展方式新的前景，这将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向，一个由物(GDP)到人(幸福)的发展转向。诚如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所言，对幸福研究的探讨将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公共政策转向。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幸福指数的使用需要同时注意到其中的政策规划、政策影响评估和绩效评估3个层面(Derek,2010)。在政策规划层面，一方面需要识别潜在的幸福源并确定最低水平幸福的优先权，另一方面，在政策设计时应认识到幸福水平是不断递增的，要能考虑到该政策设计对幸福不同维度(例如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所列举影响幸福的8个维度，或者不丹研究院GNH研究中心所提供的影响幸福的9个维度)的影响。在政策影响评估层面，为保障幸福政策项目的有效性，要能根据对过去经济发展情形的分析做好幸福调查事前和事后的评估，例如不同制度、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地区或社会对幸福的可能性理解和影响幸福的因素以及同一地区不同阶层对幸福抑或不幸福的看法，个人层次与组织层次的幸福抑或不幸福将导致的社会(经济)后果是什么。在绩效评估层面，规划设定的幸福指数考评体系应具备可操作化，可以对政府构及其组成人员的绩效进行测度和赋值，以作为下一步发展调整的参考依据。

此外，立足于为民众谋幸福的“幸福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不妨加入对个体“偏好”(preference)和“需求”(need)之间均衡性的考虑，因为以前的政策制定往往只考虑如何改善社会经济环境，忽视了个体偏好和需求的变化。经济学的前提假设认为个体的行为决定是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然而现有的研究发现社会比较(social compadson)和快乐适应性(hedonic adaptation)并不一定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了动摇了经济学前提假设的解释力。因此，政府政策的关注点应回归到个体的偏好和需求上(Richard A，Easterlin,2003)。有效的幸福政策将导致下列产出：可以用微观个体幸福的测量来评估政府财政支出的成效；提高就业率，比仅仅增加人均收入或提供失业救济金更有利于人们幸福的提升；定义“贫困人群”应该同时测量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和主观幸福的强弱；人们的主观幸福受到与他人比较的影响，因此还应该向高收入人群收更高的税，增加社会平等(但具体仍需考虑其他很多方面的影响)(Frey and Stutzer,2002)。“幸福政策”不仅可以构成政府执行力新的挑战与动力，还可用作为一种新的政策评估标准和未来政府绩效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可以涵盖经济增长、文化发展、环境保护以及政府责任的甄善、公民权利的甄善等诸多方面。简言之，幸福政策的研究与幸福指标体系的建立要在既有发展成果基础上围绕现有政策的需求(短板)、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与评估进行操作。幸福探寻对于政府的要义就在于推进一个法治、高效、廉洁、深孚众望、高度负责的良性政治建制与治理。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4)

[关键词]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福利；实质自由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9-0152-03

[作者简介]李威威（1988-），男，汉族，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学价值观、农民发展权、制度经济学。

一、传统福利经济学价值维度及其缺陷

新、旧福利经济学在关于福利本质的考察方面都没能绕开“效用”这一核心概念，无论是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弗朗西斯·埃奇沃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庇古，还是后来的勒纳、霍特林、保罗·萨缪尔森以及卡尔多等人，他们研究的最终目标皆是使社会效用达到最大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福利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简单地将社会福利的本质限定为货币收入，他们只是觉得相对于福利的其他因素——心理、欲望、情感、知识等，货币收入是一个既重要又较易量化、进而能轻易纳入各种经济模型的因素。而新、旧福利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主要是表现在研究思路（以及各自思路背后对应的价值观）上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市场功能性强弱的判断上不同。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研究者认为要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要求国民生产总量尽可能提高，紧接着在假设市场完全自由竞争这一前提下，主张社会生产资源要尽力做到在国民经济的各个生产部门间的最优化配置。同时又鉴于市场本身固有的一些缺陷，庇古认为国家的干预（主要指政府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能够帮助市场更好地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引入了“边际效用”这一重要福利经济学概念辅助分析，使得这种理论的影响力逐步走向高峰。

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等人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家们创造了包括“序数效用论”、“补偿原理”等在内的诸多福利经济分析工具和理论。他们的福利经济思想更多强调效率而选择忽视分配问题，因而较少地体现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相比旧福利经济学家们他们更加坚信市场的调节作用，并且因此反对国家的过度干预。

无论是新、旧福利经济学家都主张经济收入对于福利的价值。但是在对社会总效用的分配机制方面见解有所不同。这样的价值评判标准存在不足之处，其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真正的福利经济学必定要重点着眼于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但是从上述福利经济学家的理论以及现实情况的反馈来看，这种均等化实现得很不理想，无论是新福利经济学家眼中的“市场”还是旧福利经济学家眼中的“国家”，都没能充分地在社会福利均等化方面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现实情况则是福利经济学家们还是把过多的精力用在了如何增加社会总财富方面。

2以功利主义为向导的福利经济学并未特别关注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障人群），无论是经济福利的转移还是机会的创造方面都未体现出应有的关注。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时指出的那样：按劳分配看似公平，然而当你把劳动者个体的特殊因素考虑在内，按劳分配也就不再是公平的了。而事实上福利经济学带来的分配结果尚未能做到“看似公平”。

3福利经济学没有兼顾诸如自由、权利等效用模型之外的福利因素。其中权力分配的不均或许是由包括制度、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但是这种权利的缺失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现实意义可能还要大过收入的分配不均。这种伦理方面的缺失一方面使得福利经济学的很多理论脱离了实际；另一方面，使得社会效用最大化这一主张最终蜕变成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效用最大化。这可能不是福利经济学家们的初衷，但这却是最真切的现实。

二、以“幸福”作为价值评判标准的弊端

如前所述，传统福利经济学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在衡量福利这一概念时，抽离了其中所内含的情感、心理、欲望等较为隐性的因素。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福利经济学变成了一个有各种经济模型或原理堆积起来的“工具箱”。更不幸的是这个“工具箱”中的工具在大多数时候还成为了少数人谋取自身利益的手段。诚然我们不能忽视物质财富收入对于国民福利的重大意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质收入对提升民众福利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经济学家就把目光投向了看似最接近福利本质的幸福感上面。他们开始研究如何在获得物质财富收入的同时，更好地提升自身的幸福感，以及如何将财富更好地转化为幸福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收入视角与幸福视角间的差别，这本身确实是一种良性的发展。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就在其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即收入和快乐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理查德·莱亚德在研究了大量美国民众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写出了《快乐经济学》一书，将幸福对个体的价值排在了最高的位置。这种观点在某些角度下似乎很有道理，因为对于一个个体来说，还有什么比幸福更加值得去拥有的呢？但是，把幸福作为社会福利的等价物这种看似追根溯源、直指本质的主张，其实也有其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大多源于幸福对主观感受的依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幸福这一主观感受作为福利的评判标准，会让我们忽视掉很多现实的因素。当我们过分看重并努力追求这种主观感受时，幸福就有可能退化成一种幻象，因为我们把这个过程直接化、简单化了。事实上我们追求的幸福依赖于我们忽视的那些因素。当我们的关注点转移到内在的幸福感时，制度、收入等外在因素的变化可能会使得幸福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

2把幸福这样一种主观感受作为价值评判标准有太强的弹性。现实环境的残酷可能会使我们对幸福的标准或者说预期过低，反之则可能过高。当对幸福标准要求过低时，反映到现实中可能会使得一些极不合理的制度拥有存在的余地，这无疑会加固社会的不平等；当对幸福的预期过高时则会对现存制度环境作出非理智的思考，最终也会导致自身和社会的不和谐。

3幸福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无法像货币收入那样在人际间比较，即幸福存在较大的人际间差异性。阿玛蒂亚·森认为将幸福的程度作为一个人境况的表征，只能分别用于单个个体——两个人的幸福程度无法比较，而不能以幸福作为判断公平或者不公平诉求的标准。这种幸福作为一种信息无法在人际间传递属性直接导致了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出现，这对福利经济学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同时，这种评判标准也不利于我们做出更加合理的社会评价。

三、阿玛蒂亚·森关于社会福利价值维度

阿玛蒂亚·森是生于印度的著名经济学家，1998年以其在福利经济学研究中的卓越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强烈关注社会最贫穷成员所面临的问题，一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因此而被称作“经济学界的良心”。其研究视角是从现实情况出发，基于这种视角，创造性地提出了可行能力的概念。这一重要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对现有福利经济哲学基础的一次革新，是对边沁功利主义哲学观的一种扬弃。根据其定义可行能力简单地说是指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组合。从其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可行能力的本质是一种自由，并对“自由”的内涵作了一定的扩充。他认为自由的本质是一种社会产品，它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个人自由的扩展有赖于更合理社会制度的保障；而另一方面个人自由的增加不仅提升了单个个体的福利水平，更能够反过来促进社会福利机制的合理与高效。基于这种对自由本质的界定，阿玛蒂亚·森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给予其成员更多的实质自由，实质自由应当既包含机会自由又包含过程自由。机会自由更多地关注一个人能否追求他所珍视的最终结果，而并不苛求得到结果的过程；过程的自由则是指一个人能够自主做出选择而不受他人的干扰，至于最终结果并不需要关注。尽管自由的过程方面和机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要对这两个方面加以区分，这种分离客观上能够激发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将实质自由作为可行能力的基本内涵，很好地解决了传统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弊端。

一是信息限制问题，即个体受自身特殊性（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限制，无法向社会提供更多具有普适价值的信息，这使得一方面自身的福利无法得到最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社会评价体系难以构建，公共理性极为缺失。所以阿玛蒂亚·森特别强调人的理智以及新闻与大众传媒的作用。前者可以使人冷静思考从而获得更多更有普适价值的信息以促进社会的公正，后者则能够引发更多的公共讨论，有助于公共理性的提升，使得全社会民众更加趋于理性。这种主张对于那些存在严重压迫、专制的社会更加有意义。实质自由直接关注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和成为什么，人际间的差异性被实质自由内涵的广泛性很好地规避了。二是人们较以往拥有更多选择和实现的可能性。该理论在这方面的贡献更加突出，阿玛蒂亚·森是在对现实社会问题关注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可行能力的主张的。可行能力是对包括贫困、不公平等社会问题更加本质化的对策，仅仅关注社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经济福利水平的提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可行能力关注的视角是一个人实际能做的是什么，这种价值判断更能充分调动个体的能动性，人们可以在可能性的框架内充分地实现自身价值。个人福利的视角被颠覆，人们通过自身的可行能力可以更好地将自身价值外化，紧接着人们将能够得到实质自由和主体性成就，这其实又反过来提升了自身的可行能力。

四、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对构建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启示

阿玛蒂亚·森对社会福利的分析是以可行能力为中心展开的，沿着这个思路，构建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其着力点应放在提升民众的可行能力方面。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增加弱势群体就业机会

根据该理论对可行能力的阐释，我们知道其本质是实质自由，而现实中机会的增加，必定能够提升弱势群体的实质自由。这一点是众多举措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如果把社会弱势群体比作贫血病人，那么找到恢复其自身造血功能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做法，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是“治其本”的做法。这里不仅是就业机会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就业岗位种类的多样化。若只是单纯为其输血，便是治标不治本，这种“粗犷型”的社会福利措施势必也会大大增加社会成本。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本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把工厂建在当地，这不但解决了很多剩余劳动力和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使他们不用离开家乡与家人分离，有利于社会和谐。

2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

优化社会教育资源的配置其实是通过提高个体的自身素质和能力，从而提升其可行能力。阿玛蒂亚·森曾经指出：“如果人们都是文盲，他们理解和运用其法定权利的能力就很有限，教育上的缺陷还会导致其他权利的被剥夺。事实上，这往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一辈子的问题，由于不会读书，看不到自己的权利，也不知该如何运用，这些人的权利被实际地剥夺了。教育上的裂隙很显然与阶层有关联。”因此，教育上的缺失可能使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找不到救济手段和途径而直接导致他们可行能力的降低。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教育资源不平衡问题突出，应加快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公共教育的平等和公平。

3加大医疗保障投入

健康对于一个人的可行能力而言无疑非常重要，健康就是一个人最为基本的可行能力，是个体其他能力实现的基础。不仅如此，个人的健康直接关系到其所在的家庭其他成员的实质自由。试想，在当今中国，如果一个普通家庭有一位成员患了较重大的疾病，那么在高额的医疗费用面前，这个家庭很快就会沦为贫困甚至负债累累。健全和完善我国针对农民以及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障制度，尤其对重大疾病的福利保障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国城乡间、东西部间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这严重制约了那些地区人们的可行能力，因此，政府应当积极加大投入，从根本上完善农村以及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4健全社会协商民主制度

阿玛蒂亚·森曾指出，个人的可行能力严重依赖于经济、社会、政治的安排。即提高个人的可行能力是国家、社会的责任所在，他反对将民主与发展相对立的二元论，认为“国家和社会在加强和保障人们的可行能力方面具有广泛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支持性的作用，而不是提供制成品的作用。”他强调社会中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社会评价，认为这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能够使各种权利得到制衡，各种制度能够更加有效的执行，从而在最宏观的层面上提升大众的可行能力，而不仅限于某一特定的群体。民主的发展可以很好地促进制度与现实之间的互动，这对推进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阿玛蒂亚·森认为自己的诸多理论需要同一些经验性的实际结论相结合才能形成全面的互补。他认为人们不应该追寻停留在抽象层面的完美制度和规则上，而是应该关注现实问题，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才能让社会逐渐走向和谐。总之，当前我国正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加要关注社会福利的有效分配。该理论基于可行能力的社会福利价值维度，为我们研究社会福利问题提供了更加广泛的视角。

[参考文献]

[1]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杨成波，王磊简论阿玛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及对完善中国低保制度的启示[J]生产力研究，2010（5）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5)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出现于 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

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 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员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

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罗继续研究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阿罗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6)

    关键词:绿色国民核算,GREENSTAMP,GARP

    一、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GREENSTAMP方法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的GREENSTAMP方法把经济、环境可持续性作为计量的根本出发点,关注经济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协调发展。

    (一)GREENSTAMP方法的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理论

    近年来,国内外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均得到了普遍认同,并正在付诸实践。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它特别关注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资源、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应给予鼓励;反之,则应予摒弃。在衡量发展指标上,不是单纯用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而是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项指标来衡量。这种发展观较好地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使经济能够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GREENSTAMP方法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强可持续发展理论。强可持续发展除了包含实现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本身的内容外,还要求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不认为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之间存在高替代弹性,即人造资本并不能完全替代自然资本,经济增长必然要付出一定的自然环境代价;(2)任何经济发展都客观存在着一个生态环境临界价值,实现经济增长必须考虑其特定资源环境的生态适度承载力。而弱可持续发展包括以下两个基本假设条件:(1)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之间的高替代弹性;(2)不同自然资本的同质性,即不区分关键自然资本与非关键自然资本。可见,强可持续发展要求“本质的”环境资源存量被保持,而弱可持续发展要求保持资本存量总量价值不变,这里不断增长的人造资本可以替代耗减的自然资源,所以,后者并没有深入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二)GREENSTAMP方法的基本思路

    GREENSTAMP方法的创立者认为,以福利为基础的方法不可能准确可靠地计量自然资本的折旧,计算的国民收入值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指示器指标。他们想依赖多部门的国民经济模型计量得到所设定的环境标准的切实可行的经济产出量。在估计达到设定的环境标准的机会成本问题上,创立者受到了Hueting方法的启发,但却没有采纳Hueting方法,即没有从实际的国民收入中扣除达到环境标准的成本的建议。他们认为,这样计算的可持续收入将可能低于真实的可持续收入。既然达到给定的环境标准意味着零边际改变量,那么局部平衡框架就不适用了,而一般平衡框架下的经济模型将是更好的选择。在一般平衡框架下的经济模型中,只有在切实可行的经济产出是内生变量的情况下,满足环境可持续标准的国民收入才能在模型中被估计出来。

    捷克(2000)和法国(1999)的学者应用M3ED(Model Economic Energy Environment Development)多部门动态模型实践了GREENSTAMP方法,采用模型的GREENSTAMP方法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在不同的环境标准假定下运行,模型连续动态并以未来为导向。在模型中,只要给定未来合理的假设值,那么某一时期内可行的经济产出就可以被估计出来。模型中任何设立的环境标准或假定的未来环境标准都是外生的,即是主观决定的,因此,方法的创立者认为,这种方法便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达到可持续标准所需要的条件。也就是说,从模型中得到的总量指标并不是最有价值的信息,真正有价值的是对模型假设条件和结论的理解和比较。如,法国在应用GREENSTAMP方法时,就针对悲观的和乐观的技术进步假定、宽松的和严厉的环境标准假定,建立了四种不同的模型。

    (三)GREENSTAMP方法存在的问题

    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真实的国民经济是非常复杂的,但它试图把经济过程完全用模型来描述。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模型的估计精度也无法得到保证。另外,该方法在克服绿色NNP缺点的同时,偏重于考察经济达到可持续标准需要付出的成本,却没有充分考虑环境破坏造成的福利损失。如有些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并没有导致自然资源的耗减,但确实影响了人们当期的福利水平,如噪音污染等。

    二、基于福利经济学的GARP方法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开始关注环境破坏对经济福利的抵消作用。GARP方法就是传统的以福利经济学为基础的绿色国民核算方法,主要是计算经济活动的环境负效用的实物和价值损害,以更准确地估计经济活动提供的净福利水平。创立该方法的代表人物是Weitzman,他于1976年提出了绿色NNP 的定义,即绿色NNP是对NNP(国民生产净值)进行环境影响调整后得到的反映经济福利的衡量指标。绿色NNP仍表现为消费加净投资的和,只是在计算中考虑了自然资源存量的损耗价值。GARP方法体系有两个版本:GARPI和GARPII。前者的目的是使用更好的计量方法确定欧盟成员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的环境破坏货币价值的估计量。后者的目的是进一步扩展涉及的污染物的范围,确定不同污染物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以及各种被破坏资源环境的保护性费用支出水平。

    (一)GARP方法的福利经济学基础

    福利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其奠基人是着名经济学家庇古(A. C. Pigou)。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演进,福利经济学走过了旧福利经济学和新福利经济学两个阶段,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GARP方法的福利经济学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1)经济福利等于国民收入的命题。庇古认为,福利经济学“研究增进世界的或某一国家的经济福利的主要影响”。福利分为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个人福利是指一个人获得的满足,既包括个人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也包括个人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社会福利是指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福利的总和或个人福利的集合。在社会福利中,能够直接或间接用货币来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叫做经济福利。庇古认为:个人福利可以用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提出了两个福利基本命题: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就越大。也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假定下,一国的经济福利会随着国民收入的变化而增减。庇古就是借助国民收入指标,找到了福利这一原属于主观满足范畴的“客观对应物”。(2)有关外部效应的研究。根据庇古的分类,社会福利可区分为经济福利和未经过市场体系而形成的非经济福利。虽然庇古认为,由于非经济福利含义广泛且难以测量,研究重心应放在能与货币尺度相联系的经济福利上,但他对外部性理论的研究涉及到了非经济福利问题。所谓外部性,是指某种交易活动通过非价格机制传递而对第三者产生有利的或不利的经济影响。若某一交易活动引起他人效用的降低或成本的增加,则称之为外部不经济,如大气污染、噪音公害等。若引起他人效用的增加而受益者并没有增加支出或成本,则称之为外部经济,如蜜蜂为果树传授花粉等。有关外部性的研究,使环境外部影响成为绿色国民核算的重要核算内容。

    (二)GARP方法的基本思路

    Weitzman最早提出:反映经济最优化过程的汉密尔顿函数可以用来计量福利收入,因为现价的汉密尔顿函数代表了效用现值与净人工资本和自然资本存量的效用之和。其后的几位研究者已将这一结论用于计量资源耗减和污染的价值的相关模型中,以计算经环境影响调整后的国民生产净值,即绿色NNP。

    较早探索如何对国民账户进行环境和其他非市场化因素调整的学者是Mailer,他在1991年的论文中给出了一种从国民账户中扣除相应耗费的理论方法。主要是依照效用的三因素模型,即效用水平由生产出来的产品、环境质量、闲暇共同决定的经济模型,而产出又是投资资本、劳动、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函数。他指出:既然对福利的准确计量要求给传统的NNP加上环境产品的净福利,那么环境的保护性费用支出不应在NNP中被扣除,否则,会导致重复计算。不过,用于优化环境资源存量的花费因对当期福利没有贡献,所以,它应从NNP中扣除。同样,环境资源存量的改变值和人工资本的折旧额都应在NNP中扣除。

    以上介绍的是GARP方法的基本思想,这种方法体系有两个版本,它们都是由欧盟委员会资助的项目研究成果,目的是在欧盟范围内计量经济活动对经济其他方面的影响,包括经济活动的环境外部影响。GARPI (Markandya and Pavan,1999) 考察大气污染对人类健康、农作物、财产和自然环境四方面的影响,考察的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英国。GARPI是非常有价值的方法,因为它在一定的可靠度下给出了污染影响的货币估计值。但它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污染物的范围过窄、使用的方法不能保持一致性、未能形成在各国适用的统一模式等。 GARPII(Markandya and Tamborra, 2000)是对GARPI的发展,也是对德国、意大利、荷兰、英国四个国家的污染损害价值进行估计,不同之处在于GARPII扩展了污染物的范围,并考察污染造成的具体原因。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7)

一、导论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产生阶段，它经历了一个从否定社会救济到主张社会福利的思想发展过程，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英法古典经济学家否定社会救济制度的作用的社会保障思想、德国历史学派提倡国家福利的社会保障思想、福利经济学关于福利保障的思想。二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形成阶段，它标志着福利型社会保障思想的确立，具体内容包括两方面：凯恩斯主义的福利保障理论、“福利国家”论者的社会保障理论。三是西万社会保障理论的多样化发展阶段，它表现为当代西方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社会市场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其他经济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增长学派、未来学派等关于社会福利保障理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贝弗里奇（W T． Beveridge）在1942年11月向英国政府提出的《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中已说明：“社会保险应旨在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收入”，“‘社会保障就是对收入达到最低标准的保障”，“国家所组织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的目的在于保证以劳动为条件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至于有些阶层要求保障超出最低生活标准的需要，那可以通过参加私人举办的自愿深险计划去解决。他认为，英国社会政策应以消灭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祸害为目标，主张通过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国民保障制度，对每个公民提供七个方面的社会保障：儿童补助、养老金、残疾津贴、失业救济、丧葬补助、丧失生活来源救济、妇女福利。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不限于社会的贫困阶层，应包括所有公民，并且不论贫富都按统一的付难交纳保险金；二是政府统一管理原则，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组织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三是全面保障原则或公民需要原则。社会保障计划包括三种保障方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可以说，贝弗里奇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基本功能与原则，而且说明了社会保障在实际运行中的机制。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障理论为西方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西方对会保障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笔者由此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问题。

二、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1．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西方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因而对社会救济持否定态度。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功能的肯定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过程，这直接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已由解决劳资纠纷、缓和劳资矛盾逐步转向构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功能体系。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将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视为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将其归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将其作为政府调节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这样，社会保障的功能就由社会功能转变为经济功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增强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规模和需求水平。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无限扩大“福利国家”的功能，使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终必然导致“福利国家”危机和“福利国家”论的危机。由此可见，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是西方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反映了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发展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