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批判总结篇(1)

[关键词] 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培养路径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B

批判性思维包括为了得到肯定的判断所进行的可能为有形的或者无形的思维反应过程。拥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已经成为现代人发展的必备能力。西方发达国家已将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我国教育界也日益重视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教育和培养。批判性思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批判性思维倾向；二是批判性思维技能。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批判性思维倾向是个体对批判性思维所具有的一种思维习惯，而批判性思维技能只在进行批判性思维过程中被使用，可以说批判性思维技能是批判性思维过程中使用的工具，但是批判性思维过程受个人批判性思维倾向的总指导，所以了解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也就尤为重要，因此本研究主要针对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方面进行调查并加以研究。

一、调查的基本问题

本研究主要针对该校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倾向方面相关问题进行调查分析。主要分为四个方面进行阐述：该校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总体情况；不同年级的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倾向情况；不同专业分别在寻求真理性、思想开放性、分析性、系统性、自信性、好奇性、成熟性7个维度方面的得分情况；不同性别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各维度得分情况。

二、调查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贸易经济、经济学和电子商务四个专业的学生，调查范围涉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和研究生一年级、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850份，问卷收回率为85%，除去其中无效问卷34份，最终有效问卷为816份，问卷的有效率为96%。在参与调查的816人中，男生339人，占总人数的42%，女生477人，占总人数的58%。各专业分布和各年级分布分别参见表1和表2

（二）调查方法

1.问卷调查法

调查问卷参考CCTDI中文版。CCTDI专用于批判性思维倾向的测量，其研究较为成熟，并受广泛认可，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问卷分为七个维度（寻求真理性、思想开放性、分析性、系统性、自信性，好奇性、成熟性）进行调查，一个维度包括10个测试题目，共计70个测试题目。各个测试题目分别有非常赞同、相当赞同、比较赞同、一般赞同、相当不赞同、非常不赞同六个选项，分别记1-6分。全卷完成大约耗时20分钟，其中共有40个反向题目，30个正向题目。正向题目反向计分，反向题目正向计分。

（1）各量表得分及评价方法。分量表的得分范围为10-60分。对于每一个分量表，我们以40分作为认可具有批判性思维倾向的最小值。量表得分高于50分，说明被测试者的批判性思维倾向较强；得分低于40分，说明被测试者批判性思维倾向较弱；得分低于30分，说明被测试者不具有相应的批判性思维倾向。

（2）总得分及评价方法。总分的可能得分区间为70-420分。总分在210-280之间，表明批判性思维倾向气质为中性；低于210分，表明被测试者的倾向气质与批判性思维相对立；达到或高于350分者，表明被测试者的批判性思维倾向气质强。

2.数理统计法

将得到的数据录入Excel表中，建立数据库，并对数据的平均数、标准差、众数、中数、最大值、最小值及全距进行分析。通过对所得数据的多重比较，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各维度、各年级、各专业间的差异进行统计分析。

三、批判性思维倾向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年级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得分

将该校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总分按年级分类，结果见表3

表3显示了不同年级的批判性思维倾向总分状况。从表中可以看出，总分最高为一年级学生，平均分数为291.99；总分最低是四年级学生，平均分数为284.74。由于大四学生数据样本有限，最终结果可能存在偏差。根据《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调查问卷手册》的说明：总分在210-280之间，表明批判性思维倾向气质为中性；低于210表明与批判性思维倾向气质明显相抵触；高于350分表明批判性思维倾向气质强。从表1可以看到，各年级之间学生的平均得分跨度为284.74-291.99分。因此表明每个年级学生虽然没有显示出与批判性思维倾向气质明显相抵触，但是平均分数仅仅略大于批判性思维的中性值，与表明批判性思维倾向气质强的分值相差甚远，综上说明，该校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倾向较弱。

从表中还可看出全体学生中，最低的分数为205，最高的分数为401。其中，分数低于210分的有2人，占总数的0.25%；分数在210-280之间的有338人，占总数的41.41%；分数在280-350之间的学生有437人，占总数的53.56%；分数高于350分的学生有39人，占总数的4.78%。

（二）不同专业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得分

将该校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总分按专业分类，结果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总分最高的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平均分数为291.33，总分最低的为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平均分数为282.66。各专业分数相差较小。

（三）全体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各维度得分

将所有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倾向按照7个维度进行统计，结果见表5。

表中说明，若每一量表得分在10-30之间，则表明批判性思维倾向气质较差；在一个分量表上得分高于50分者，表明高气质方面为强。从总体情况来看，全体学生的7个维度的平均分均高于表明批判性思维倾向气质较差的分值；但各维度平均分均低于50，在35-45之间。因此可以分析出，该校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气质偏中性较弱。

（四）不同专业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各维度得分

将不同专业的批判性思维倾向按照7个维度进行统计，结果见表6。

如表6所示，将四个专业学生的不同维度的得分情况分别列出。从表中可以看出，总分最高的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分数为291.33；最低为电子商务专业，分数为282.66。中间依次为经济学和贸易经济专业。其中，在寻求真理性、系统性方面，经济学专业得分最高；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在思想开放性、分析性、自信性、好奇性四个方面得分都最高；在成熟性方面，贸易经济专业得分最高。

（五）不同年级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各维度得分

表7将各年级的得分按照不同维度进行划分。从表中可以得出，各年级个维度得分都在35.00-45.00之间，根据量表的指标可以看出，各年级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倾向上表现为中性。在自信性方面各年级学生得分普遍偏低；在系统性方面，研究生学生得分普遍高于本科学生得分；在好奇性与成熟性方面，各年级学生得分普遍偏高。

（六）不同性别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各维度得分

从表8、表9中可以看出，女生的总分高于男生。女生的平均得分为287.79，男生平均得分为289.51。在寻求真理性、思想开放性、分析性、成熟性方面女生得分高于男生；在系统性、自信性、好奇性方面，男生得分高于女生。

四、问卷调查研究的基本结论、分析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通过对该校816名不同年级大学生的调查，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该校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倾向，其中好奇性方面得分最高，自信性方面得分最低，中间依次为思想开放性、分析性、成熟性、寻求真理性、系统性；不同专业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倾向上具有差异；相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上也具有差异。研究生得分普遍高于本科生，不同年级该倾向呈现差异；不同性别学生在各维度得分上呈现差异，女生批判性思维倾向总体高于男生，在寻求真理性、思想开放性、分析性、成熟性方面女生得分高于男生；在系统性、自信性、好奇性方面，男生得分高于女生。

（二）对调查结果分析

1.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总体较弱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该校大学生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批判性思维体系。虽然自从我国教育改革以来在教育方式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网络授课、数字媒体教学等方兴未艾，但是我国教育中还是缺少对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实践。但是，各层次教育的本质并没有根本的改观。教师在讲授课程中大多采用“灌输”知识体系的教学方式，无论是“教”与“学”都缺乏理论与实践有效契合的理念与手段，这对学生形成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2.批判性思维各维度发展不均衡

从分析得出的数据来看，批判性思维各维度得分不均衡；全体学生的7个维度的平均分均高于表明批判性思维倾向气质较差的分值；但各维度平均分均低于50，在35-45之间，因此得出，该校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气质偏中性较弱，各维度发展不均衡。其中相对较弱的是自信性。

3.不同专业批判性思维倾向有差异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专业不同，各个维度得分情况和总分方面都有所差异，这说明批判性思维倾向会受不同的教学内容、方式和手段影响，这也说明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有一定的可塑性。

（三）提升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相关建议

高等教育对于人才培养的理念是通过课程得以实现的，要做到以课程为载体，培养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这需要学生和教师双方的共同参与和互动。也就是说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学生的主动参与和教师的引导缺一不可。因此，构建以课程为载体的双轮驱动批判性思维培养模式，将成为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的主要途径。

1.双轮驱动之一――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学习

在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过程中，学生自身要主动学习，自律学习例如构建主动学习，自律学习等。在课堂上运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让同学进行小组讨论，小组互助合作以及个人协作等方式实施主动学习策略。

2.双轮驱动之二――以教师为主导的课程设计

教师应转变观念，将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放在课程建设的首位，为学生们营造一个鼓励创新、加强信心、氛围融洽的学习环境；在经济学课程中开展以培养批判性思维为目的教学课程设计。首先，优化课堂教学，这其中包括优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优化教学材料；其次，构建互动课堂，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引导，通过设计适宜的问题激发学生进行较高层次的思考。允许学生自主探究，容纳学生中各种不同的意见。通过小组讨论，个人书写书面报告等方式加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最后创建一套具有统一性、灵活性和多样性特征的新型课程考核制度，以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为考核目标，使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随着课程范式改革而得以提高。

[参 考 文 献]

[1]刘义，赵炬明.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的现状调查[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1）

[2]刘义.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研究：概念、历史与实践[J].华中科技大学，2010

[3]欧阳康.批判性思维的前提性反思[J].高等教育研究，2012

[4]高瑛，徐莹.西方批判性思维研究：回顾与反思[J].外语学刊，2014（5）

[5]田莉莉.近十年来国内批判性思维研究及其教学反思[J].华东师范大学，2015

[6]黄朝阳.批判性思维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J].现代大学教育，2013（2）

[7]杨武金.逻辑和批判性思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自我批判总结篇(2)

一、总论：《资本论》为什么能够作为“史书”（辩证法的中国工作语境） 

《资本论》作为“史书结构”的研究由《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提供，该著作2017年修订版创造性地提出：所谓研究内容的贯通，在于“历史经济形态的贯通”，在于“实践逻辑形态的贯通”，在于“理论形态或理论工作形态的贯通”，在于“批判形态的贯通”；由此可以说，《资本论》“铺设的理论架构是‘大象无形’的”，而从另外的角度说，“方法论线索则至为明确——转化史I、转化史II、资本生产史、运动史I、运动史II、资本流通史、范畴史I、范畴史II、资本认识史一十二部白描之历史路径鲜明而层叠渐进，传神刻画了商品经济形态的各个历史发展侧面（这同时是对‘经济形态个性特征’之工作逻辑的艺术总写）。”①根据《保卫〈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由三部巨史交织而成，它们分别是：对象史、研究对象史、资本史，所以，《资本论》不是从逻辑出发，乃是从历史出发，从批判出发——理解这一点对把握《资本论》标题结构的意蕴是非常关键的！进一步而言，《资本论》为什么是三大史的结构合成呢？乃是因为对象研究对象的结构，在于生产道和德的规定（商品之道之德、资本之道之德）；相比之下，《资本论》的成型结构——作为“资本史”，在于研究和辩证讲述“道”和“德”（即商品生产的本质），而对象史和研究对象史则是无所不包的“道”“德”研究。这从中国的《道德经》文本结构中可以得到启发。《道德经》主旨是“生民养民”，从中提炼出“道”和“德”范畴，是民工作本位；作为其继承的文本体系——《资本论》——则把工作主旨定格于“生劳养劳”，从中提炼出“本质”规定，是劳动工作本位。显然，它们都是本质主义、批判主义的学说建构路径。 

这种比较研究突出一点：中国经典和马克思《资本论》都并非“形式逻辑”知识体系，而毋宁说属于批判的辩证法的知识构造。例如说，著名的六册计划可归纳为两大命题：“以世界市场看资本”，即资本批判命题，以及“以资本看商品”，即商品批判命题；马克思没有按照形式逻辑的原则组合二者，而相反地，将它们看成内在的历史发展结构，从而得到的结论是：商品并非资本的解释学基础，而是“批判基础”，并且，商品本身也是“自我批判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发展命题即“商品批判到资本批判”。这样的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从根本上说就是批判。如此说来，只有把马克思的研究对象理解为从历史的结构中出来的规定，即遵循六册计划的把握路径，并且用于逻辑批判的工作结构和程式，才能根本说明“副标题”的产生。“马克思据此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学科方法’，以批判的发生学为工作逻辑，将二者的统一具象为‘实践地批判’、‘总体地批判’、‘内在地（理论）批判’、‘全面地（认识）批判’，并以实践态的研究方法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生学、劳动二重性三者的工作统一’（规定）赋予了辩证法；对象有了，研究对象有了，结构和思维也就有了，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最终得以统一（此所谓‘马克思的思维之成’）。”②由此，“《资本论》副题暗示：《资本论》是从事批判科学之‘百科全书’规定。这是把批判作为发展之‘历史定义域’规定，从史书工作灵魂上把握批判和历史、批判和发展的规定性结合，坚持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之统一性。”③ 

其中的一个把握重点是“研究对象史（规定）”。概要如下：历史I：历史本身，即对象；历史II：是对象的发展，形成社会历史系统；历史III：现象，把握现象的方法和程式；历史IV：认识，即之于研究对象组成结构的历史认识。④这是决定对象提升为研究对象以把握“事的历史”的科学规定性，从而凸显了辩证法的“事的科学”工作逻辑。以此对接“中华科学”，可以从中发掘中华历史科学的特殊工作语境。 

概言之，什么是中国辩证法？简单说，就是道德一体的系统化的本质学说。它在语言问题上，强调行动在先；在逻辑问题上，强调历史在先；在规律问题上，乃是强调“自然”（自然而然，即发生学）在先。例如，“一般认为‘道’与‘德’的关系为：道是体，德是用，但按照‘道体德用’的标准来划归‘道’与‘德’的外延，就会发现这两部分中，‘道’与‘德’不仅在字符上而且在义理上都有相当多的交叉，特别是‘道’这个概念涵盖较广、义涵较杂”，这说明了什么呢？“总之，《道德经》中的‘道’与‘德’是十分抽象的概念，只有牢牢把握‘道’与‘德’的‘一体两面’、‘体用结合’的总特征，并在不同层次上显现其具体内涵及关系，才能对这两個抽象概念有较为清晰的认识。”⑤道、德一体深化了人们对于事物的整体性理解。一言以蔽之，中华的辩证用语在于强调：以“道”尺度规律范畴，以“德”尺度社会行动范畴，又通过强调道和德彼此之间的依存相通性，把“周易”（运动规定）建立为历史“通变”的实践化的学说体系。

      彻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在于深刻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变成存在于中国语境中的这种形式”。⑥简洁起见，我们从反向格义说起。“这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框架来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称为‘反向格义’”对应地，可以“将自觉地用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来对应、定义中国哲学观念、术语的方法称为狭义的反向格义。”刘笑敢进一步认为，“自胡（适）、冯（友兰）之后，西方哲学就成为研究中国哲学不可一日或缺的学术背景、理论指南和照亮方向的灯塔。不懂西方哲学似乎就完全没有资格谈论中国哲学。很多西方哲学的流派都已经成为或有可能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框架。”⑦ 

哲学的研究由于历史和批判规定的缺失，必然遭致“邯郸学步，失其故步”的恶果。与之不同的是“辩证法”的中国梳理。即总体认识到：第一，“唯物辩证法在20世纪初叶传入中国，迅即在中国扎根、发展；并在中国人民为振兴自己的民族、建设自己的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接受唯物辩证法，并使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富有辩证思维的智慧和传统；中国这块土地上具备着唯物辩证法扎根、发展的厚实的思想文化土壤。”⑧第二，“‘辩证法’在中国环境中已是一种宇宙观和互系认识的方法。它提高人们对偶对矛盾体的敏感性，对彼此的既具个体性又具相互依赖性、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转化的敏感性。在传统中，这种性质象征于‘阴—阳’之中；用毛泽东的说法，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⑨ 

于是，一方面是西方语境的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是“中国辩证法”于历史深处的工作发掘，中华《资本论》研究就可能越出文本解释学的束缚。要之，要充分认识到：《资本论》的成书理想是整全历史理解域内的“建构”，从而，乃是把“批判=发展”（规定）作为理论建构原则的。这要求把建构内容提升为“史书元素”，追求逻辑内容和逻辑方法的双重唯物主义化。以实际历史为依据，注意对“历史时间”的范畴的把握——把逻辑括号于历史，从而既避免了唯物史观和一般意义的历史分析方法的等同化，又能够有效揭示历史过程，耙梳历史认识进到唯物史观认识论之全体规定。这样，《资本论》研究的着力点应放置于：（1）以丰富的专业经济史知识，牢牢把握住“历史对象”的特点，实现“知事即史”；（2）以统一的学科路径，看待它的科学研究现象，发掘“历史科学”工作内涵；（3）努力实现和中国传统的结合，产生新话语，以最大限度地引导当下之学术研究。 

总之，《资本论》可以说是一部伟大的史书，同时又是一部书写生产关系的“特殊历史书”。盖言特殊和别具一格，在于其在对自然史之必然性逻辑的揭示中定格化了社会历史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逻辑”，形成了总体历史发生学制约下的四卷体的阐述结构，据此提升专业史为“总史”，实现百科体式记述和有关于对总史的逻辑梳理的统一。往深层次看，这实际上是求“辩证法的中国语境”！！这需要一个彻底的“超越文本”的研究，把工作主旨建立为书写“历史本质”；即从“知事即史”到书写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境界，从“百科全书”到建立对“现实的历史”的批判，重新祭起“历史主义”的时代旗帜，深层次打破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私有制“普遍理性”神话，还原历史运动真相。 

这就使历史鲜活了，乃至重新“复活”了！概言之，以中国人资格研究《资本论》是要求做到如下四点：一是强调《资本论》是“史书”；二是强调辩证法和中国历史人文方法的工作贯通；三是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应作为学科方法论来理解，学科背景应定位于“百科全书”之上；四是强调打造史书工作的新境界——这就是“断代史”、“通史”并举以及“专业史”和“总史”的熔于一炉，实现以中国工作本位为支撑的“历史方法”到马恩“唯物史观”方法的转化，全面透彻地掌握其中的逻辑衔接问题。这样，以下的阐述将形成体例完备之“史学阐释”，其完结辩证法之“中国工作语境”，暗示了《资本论》逻辑的某种程度上的普适性。 

二、专业经济史：知事即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论》的惟一目的是使“史书”规定大写化。这种工作特色，一言以蔽之，即在于以“逻辑”写历史！！从而，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的“漂亮的转身”。翻开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书评以及为《资本论》所写的序和增补，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贡献被强调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有效地书写了历史！恩格斯结论性的两句话是：“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惟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于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 

如果重温马克思为消除人们对《资本论》的误解而亲自作的“第二版跋文”，那么，事情的真相就会变得更为清楚。二版跋是对马克思的“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以及“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的回顾，这里，他进一步借助考夫曼的不自觉的正确评价，表明《资本论》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区别。正是在此处，马克思申明了“我的辩证方法”，将其归结为自己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坚持唯物主义的工作结果。显然，马克思称自己为“唯物主义者”，在这种场合，其指示的是对于经济史的把握有着工作的优先性。所谓：“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对于《资本论》而言，马克思提供的专业经济史很多，但都是围绕着优先地把“资本”作为专业史从而挖掘其事的特质这一点来选材的，例如货币史、银行史、信用史等，相关于工艺史的内容则包括分工和机器等，组织机构方面主要就是工厂史。这种取材超出了历史编纂学的要求，为历史科学备好了第一流的实证材料。具体而言，它在内涵上包括下面三点： 

1. 以发生学逻辑尺度材料的选取和组装。如果以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研究为例，应当能够说明商品价值形式的专业史基础主要是货币史的研究。从而在这里，马克思坚持溯源追根，首次运用了“生生”推理法。一般认为，发生学作为历史研究方法，乃是采用“起源分析+发展过程逆向追索”的体式。其实，它的更深刻的内涵乃是寻求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工作统一，实现“彻底研究”和“辩证叙述”。所谓彻底研究，指的就是通过全历史域的考察，把握事物的全体发展阶段，实现“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所谓辩证叙述，指的又是“生生”的统合：此处的第一个“生”，指事物的发生，是事之初；第二个“生”，则是指生长和发展，是事之成。因为叙述整体服从研究，这种辩证叙述体式就合乎了事物的自然生长的秩序，这是方法论上的内容和形式的结合。概括地说，“彻底研究”要求把“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作为发展开端，而“辩证叙述”则进一步要求建立交换等式的历史逻辑。所以马克思一开头，就是这样写的：“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因此，分析这个形式确实困难。”这明显是个对立统一的例子。因为，发展的事物要求以“对立统一”为存在方式。但是，对立统一是有时间内涵的，矛盾双方在形成的阶段地位并不平等。“在价值形式发展的最初阶段，抽象劳动，即价值的质的规定，获得简单的社会形式，然而这是偶然的，马克思称之为‘等价形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的量的规定，获得直接的自然形式，马克思相应称之为‘相对价值形式’。”这种极不对称的关系能够成为现实取决这一点：“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这初看起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对货币经济史而言，则是极其自然的。因为，货币最初就是偶然的商品，其从劳动产品系列中游离出来，盖因交换之需要，而又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准历史地提高使然。货币最初的萌芽不过就是某一产品的交易能力的空前提高，而集聚了一定的生产能力的結果。“一看就知道，简单价值形式是不充分的，是一种胚胎形式，它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才成熟为价格形式。”所以说，等价形式酝酿了“货币之成”。事之初和事之成结合叙述显然是组织材料顺序的必备的技术手段，也是显露事物发展轨迹的内在要求。从而，《资本论》首章“第三节内容说明‘价值形式’，这其实是全部形式规定的理解基础。”

      2. 坚持把专业史作为过程来写，写出事的行动内涵！例如针对货币究竟是“特殊商品”，还是“一般商品”问题，既有的争论突出了这一点：“货币是一般商品与特殊商品的统一，是完全可以的。但货币的社会属性只能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一般商品。不能把作为其自然属性的特殊商品也作为货币的本质即社会属性。”卫兴华教授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对“特殊商品论”之排斥，还是不会令人信服。其实，这一问题如从货币的专业经济史处理，就很容易。第一，货币是脱离一般等价物后的独立名称，但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特殊一般等价物”了，相反，它在实质关系上仍然隶属于这个层面。第二，货币是和一切特殊商品对立、并存的“一般商品”，指示此发展意义：货币是商品，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價物之特殊商品，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特殊商品）之一般化了的社会商品。因而，货币只是和总商品相对应。第三，货币成为社会物之后，它和物质内容的关系并非说是完全脱离了，而在于对其加以“驾驭”，这样就让使用价值沦落为价值运行之“被动的载体”。从而，由货币特性的事的形成轨迹看，总是从一定的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过渡的；特殊商品是物质运动载体，它的普遍发展又一定导致一个“一般化的规定”。这个结局最能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对于以前历史生产方式目的之彻底扭转性。结合三点分析，货币的本质是“特殊商品 一般商品”，是该种社会历史意蕴的运动。一句话，货币的本质在于它是商品经济社会形式的形态上的一个不断的生成性。 

3. 坚持工艺学和范畴的“相互对照”，借以描摹工艺史轨迹。货币的争论当然不是纯粹思想认识上的争鸣。它涉及到如何给经济范畴“下定义”的问题。如果按照物的科学，形式逻辑的定义法（三段论法）通常是优选目标。这样，货币在定义路线上势必要套上“商品二因素”这驾马车！但是，史书的“定义法”是采取历史的叙述方式。即在这里，“马克思尤其强调了范畴来源上的客观性标准”，“《资本论》开篇以一个总体逻辑扼要地介绍‘行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内容——所谓的‘价值规律的内容与形式’的阐述，是比照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进程进行安排的。”具体而言，“根据这个阐述，商品必须辩证地从产品体系中引申出来，价值形式必须辩证地从价值（发展）中引申出来，乃至货币必须是辩证地从商品本身——从它的形式规定中，被引申出来。”特殊论的错误是局限在物的科学，用形式逻辑下定义。但二因素的框框仍然需要。这迫使范畴和工艺学的发展相对照，范畴的规定性从中得到了统一：先是“一般等价物”，再是“货币”。“至于‘货币形式’对于‘一般价值形式’进一步的历史改写，那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所谓‘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生产力的历史发展，使商品生产选择了有金属冶炼和铸造工艺作为基础的物质技术体系，用来支撑自身的广阔地发展。”“这种发展最终使得抽象劳动具有了货币的社会抽象表现，即货币的社会形式；货币成为了一切商品的抽象代表，即一般商品。在最后这个阶段上，抽象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谓是‘完全对接’了，以至于，可说是二位一体的规定性。这其实是抽象劳动的历史发展，是质和量两方面规定的历史发展，是这个‘存在者（规定）’形成和不断社会外化的发展过程，从而，也是‘质’不断化为‘量’的过程。这一过程实现了‘价值之道’和‘价值之德’的历史同一，然后在表述上，多少是采用‘逻辑’的方式，从而需要实际的历史——第二章和第三章——予以补充。”这事实上是对范畴生产的客观性标准的说明，又由此准确说明了工艺学的发展，展示了广阔的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发展，从而它的外表形式——交换关系不断变化发展的一幅历史图画，其中，历史进阶的轨迹就是工艺史到社会史。这种结合物的事，以及货币所依托的工艺学发展（例如金属的冶炼、制造），全面展示了客观批判的内部联系。实质上，这体现的正是事的科学之意蕴和逻辑。 

很显然，这一层次的史书规定体现的是“事件本体论”，而不是“本质本体论”。归根结底，“这是史书的工作特点——生生推理：发生的东西，同时是正在成长和衰弱的东西。显然，这种历史知识是史的认识形式，是结果，而不是前提。所以无论如何，它们不会是‘带有支点的演绎’工作要求的出发点规定，不会是任何的逻辑演绎意义的起点或终点，即‘公理假设’知识。这样，就理解了马克思为何坚持主观批判（即‘理论史’）和客观批判（即‘实在史’）工作接通关系，这是对所谓马克思善于把社会历史形态的思考、论证和阐发与关乎这一问题的学说史梳理和评析紧密结合起来问题的一个判断。”如此看来，中华发生学工作逻辑可被认定为这么一句话的规定：发生学乃是辩证法的内置结构。其思维与语言可实现对马克思学说现象的“中华转译”。对中国人的理解与运用《资本论》而言，这就是彻底的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 

三、经济形态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书写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境界 

本体（肯定）——本体批判（否定）——事件相通（否定之否定），这就是“事件之成”的过程，或者说事物发展的“过程事件”。这促成马克思的工作出发点是人类历史的“所有制”。马克思集中刻画“私有制的历史”，由此，所确立的自然史观形态研究的工作地基是商品经济形态。 

“这样一种思维，把‘道’看作是‘变化之道’，或说是任何事物的‘变’‘通’之道。”于是在马克思的考察中，商品生产劳动乃是从一般构造转向特殊构造之经济规定，即特殊之经济形态的社会劳动规定。抽象劳动的概念则表明：人的生理耗费被裹进社会史的进程当中，成为一种抽象的互系运动。从目的论设定的要求看，其不是关乎人的自身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存在特性，而是关乎人作为存在者（类存在的概念）的特性。例如，具体劳动指代“人的主动劳动”，而抽象劳动指示了人的劳动的被动方面。即具体劳动说明了工艺学的能动性，而抽象劳动则深层次地说明了商品社会的被迫的经济合类性。显然，这是一种“经济必然性”规定。亦即，“历史主体与社会客体的关系给社会史规定的这一特性俨然类似于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给自然史规定的特性。这一特性使社会史在总体结果上表现为不依赖于主体的自觉参与活动，即外在于个体参与实践的自在性过程。”一言以蔽之，“社会则成了卢卡奇和施密特所谓的‘第二自然’。”所以只是由于《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解读，由于马克思的努力，使“历史发生学”被总体建立起来。显然，这是把历史看作“逻辑”的基础，而毫不夸张地说，只是由于《资本论》，人们才第一次发现蕴藏在历史中的规律性逻辑，据此打通了“专业史”和“总史”。总史的形成乃是诸“事件本体论”的规定总和。

       因此，首先是“货币发生学”，其次才是“资本发生学”。准确地说，货币发生学对应于市民社会I，而资本发生学对应于市民社会II。“伟大的航程从《导言》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写作成功意味着《资本论》结构的‘最初成型’，因而，它是《资本论》逻辑诞生的秘密地。”同样以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研究为例，可以说，“马克思价值形态理论的形成，前后经历了萌芽期：《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写作；发展期：《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深化期：《剩余价值理论》写作；接近完全期：《资本论》研究和完成期四个阶段。”并且，“正因为这种不断完善和深化，最终促使马克思价值形态理论乃至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生成。”“究其原因，《资本论》结构的艺术高度是‘社会客观批判’，这个结构在思维上的形成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探讨价值关系或价值形式的研究目的至此已经昭然了：揭示历史上自然发生的并发展着的母子工作关系。进一步而言，即寻求“母子发生”之批判方法。“市民社会I，如同市民本身，是一个和单纯商品生产工作形态彼此依存的社会人文形态。它同样是广义的特指资产阶级社会之前的历史经济关系发生运动。”相反，“市民社会II应列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范畴。即是说在发生前提上，以货币为主导的生产固然是依靠了单纯商品生产的空间存在性，但实为商品生产关系类型的转换：一种换成另一种……这个过程表现为货币性质的发生质变的发展时刻。”这是经济形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构成“经济形态社会”之规定。显然，经济形态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规定。这促使“系统发生学”逻辑（《资本的流通过程》）必须服从于“总的历史发生学”。“商品的发展起点和批判起点锁定了资本批判的唯物主义基础。商品——资本——商品，这个客观的历史进程说明资本主义客观过程固有的特点：第一个环节是‘生产启动再生产’（其中剩余价值生产本身是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结合规定性’所启动的），延续下来的环节则是‘再生产启动资本的流通’。实质内容就是强调‘资本生产’和‘资本流通’的有机统一。” 

“现象发生学”逻辑（《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本质上由流通过程启动。其隶属于“总的历史发生学”的地方在于：“资产阶级社会有一部特殊历史：资本主义‘道’和‘德’的发展。它扎根在生产史中，显露在流通史中，最后和生活史合而为一。‘道’和‘德’的形成中已经包含了它的发展规定。这部特殊历史是具有独立发展形态的分配史。分配运动在反方向上拱卫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过程。由于这个特点，价值和价格的运动可谓是表里如一、相互加强的。这使得资本从来不会表现出行动迟缓的特征，始终以积极的并且是分配形态的面目问世。为了这个理由，资本宁愿作为一架永不知疲倦的社会积累机器，同样要把生活领域变成自己的主战场。” 

经济形态社会的自然历史写就社会客观批判过程：生产行动再生产行动（《资本论》第一卷），再生产行动流通行动（《资本论》第二卷），流通行动社会生活行动（《资本论》第三卷）。这样一来，《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亦只能写就为隶属客观批判的“社会主观批判过程”，即社会客观批判过程的自我认识（所谓资本的“认识发生学”），工作形式是：社会生活行动经济认识行动。“归纳起来说，这种认识生产包含的批判意义即在于根本弄清楚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领域内的各种‘母子’工作对应关系，以确保找到‘事物的发生’、‘事物的发展’、‘事物的生长运动’之间的固定在认识上的种种内在联系。”通过事的统一安排，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过程规定得到了全面彰显，“‘剩余价值’（资本的认识范畴），就能够同时作为认识规律的规定性来予以工作对待，实际上，它是资本主义客观批判和主观批判的总的‘认识形式’。” 

当此阶段，“一切事件的内部或事件之间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关系都是内在的，可以看为一个基本形式，那就是‘阴—阳’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依赖。”于是可创设《资本论》的新的理解架构：阴阳（《资本论》第一卷）——五行（《资本论》第二卷）——八卦（《资本论》第三卷），这是所谓的“《资本论》之于中华经典文本的思想性衔接”，可见，“立足方法和逻辑，‘历史—思维—语言’的实践态的工作体式得以整体凸显。” 

然则，什么是弘扬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境界？扼要说，就是继承发展、相生相克、代代相继之母子工作体式。纯粹的历史过程（尤其实证主义）偏重于专业逻辑，使经济史局限于“专业史”。统一史规定则升华了专业史，消弭了专业史的编纂性质，撤除横亘在专业史之间的“逻辑隔板”（如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就达成创造性理解的境域。可见，发生学工作逻辑的连通意义上的“四卷结构”较好布局了主批判和客观批判，实现了它们的统一。这是把握总史的条件，也是“总体历史（规定性）”最终实现的条件。由此工作起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解释学逆转”被终止，學科工作逻辑由“解释的方法”转向“发生的方法”。反过来看，只有遵循专业史总体历史的行动逻辑轨迹，我们才能够深入体会“自然历史过程”的深义。它决不是说把社会设想为同自然界一样有规律，或者说对“客观规律”之存在性的一种全面贯彻和推广，而在于强调“历史研究指向的是‘客观批判’。”从而，“在马克思那里，‘道的规定’和‘历史’更多地被统一起来。” 

四、总体历史规定：书写“百科中的一科” 

深受马克思影响的卢卡奇，这样归结总体性理论：“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并且，他指出：“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的范畴。” 

但在马克思看来，总体历史是历史存在与发展的总方式。并且在他看来，总体性的辩证法是彻底认识社会历史之惟一现实可能的方法。这毫无疑问地提升了事件相通性，达到“通变”的层级。后来者如卢卡奇则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拯救了黑格尔的这一方法，马克思的历史道路鲜明地体现为具体和总体的双重原则：一方面是对历史趋势、历史动力、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致描绘，这一描绘不是为了颁布铁的规律，而是要破除决定了历史发展进程的绝对者，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就包含在历史自身之中，而不需要向历史之外去寻找；另一方面，马克思坚持历史道路的具体性原则，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成为晚年马克思社会历史研究的主题，尤其是对东方社会特殊性的洞察构成了马克思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素材。”

      一言以蔽之，历史总体（规定）是辩证法在历史领域里的总体性表现。由此看来，所谓“总史”（总体历史），是“多学科统一”（百科全书规定）研究意蕴的总体历史科学建构观。这样，我们在讨论货币发生学时，需要把“商品发生”作为它的建构元素，需要考虑完整意蕴的商品发生学。同样的道理，当讨论资本发生学时，顺推下来的结果是，亦必须考虑完整意蕴的货币发生学。这些过程的联动迫使历史只能作为“整体逻辑”来书写。然则，历史必须作为“整史”进入考虑之中，由此，“劳动二重性”表达的是一既具现实性根据、又在内涵逻辑上不断变化之历史动态理论规定性。而这基本上就是提出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凭据。劳动二重性工作连通的是商品批判“政治经济学”之对象规定和研究对象规定。这种逻辑书写历史的方式旨在克服类似以下的研究缺陷与工作不足：“由于坚持把历史仍然当成‘历史逻辑’研究……但行动的内涵的表述较为模糊。这导致可能无法讲清楚资本的生产行动、流通行动、生活交往行动的质的区别基础上的内在联系……‘商品和货币发生学’、‘货币转化资本发生学’、‘剩余价值发生学’、‘资本积累发生学’……等等，某种意义上，工作努力仍然是一种‘逻辑构图’：在诸文本间寻找联系链条，寻找各类‘逻辑历史’之间的文本的结构联系。” 

归根结底，总体性是根本方法。总体联系不再是孤立的“生产一般”、“分配一般”、“交换一般”、“消费一般”，而在于把消费当生产来写，把交换当生产来写，把流通当生产来写，乃至把分配当生产来写，将它们作为总的学科建构元素来予以对待。这样，“总生产”的概念得以确立，国史、天下史、世界史的规定性得到统一，“物本体论”的理论规定被拒斥，“事本体”规定得到确立，而产生事科学语境下“本体论批判”之工作效果。例如以《资本论》首章工作体例为例：（1）以商品的存在批判来书写“商品历史的存在”，工艺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就得到极大地彰显。一言以蔽之，就是“商品体”这个特殊存在。如对使用价值而言，“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另外一方面，“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感到兴趣。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作为商品物进行的交易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彼此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发生关系。”（2）以本质批判书写“商品历史（生产）的本质”，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一方面，具体劳动是自我历史批判，这促成了劳动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劳动本身亦是批判的发展的，这样就产生了“简单平均劳动”的概念。这种社会标准的形成“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3）首章说明的是“商品的概念”，即“价值（形式）”，同样是从批判角度进行的。这样的概念批判的目的是说明：价值决非是在交换中被设定为“假设前提”的纯粹认识形式，它体现的是抽象劳动的历史生成与发展，而后者又是生产劳动本身伴随交换关系的发展。这种概念史是对价值规律历史的批判性表达。（4）最后一点是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精神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的批判。“《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是对价值之道、价值之德实施的历史视角的认识批判，或者说，也就是摹写‘价值的认识形式’。如果我们把它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进行对照，可以发现：马克思这里运用的是‘白描手法’，即努力撇开文化史，专注‘历史的叙述’。这种以‘立’代‘破’的运笔方式旨在高度彰显‘商品的精神現象批判’的历史性，并进一步把它归结为‘历史现象学批判’。” 

透过“总生产”，我们看到，《资本论》书写资本运动和结构的基本图型是“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其最高宗旨是确立工艺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之统一。这就要求综合考量生产方式，突出它的“客观批判史”和“主观批判史”的统一。这种工作一旦做到，我们就能够认定：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乃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而能够做出结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五、建立批判：破除“现实的历史”存在论 

《资本论》建立总体历史观，其目的绝非为了屈从“现实的历史”，真实工作意图委实是指向了“历史批判”——尤其对“现实的历史”的批判。“自然史”进程是合规律的，然而是合“必然性规律”。可见，“超越社会发展的‘自然史过程’是马克思哲学的最高期望的表达。”因此，《“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一文（以下称“孙文”）错误之处在于：把《资本论》非法为“存在论”，这样就把客观批判主观认识化了，特别是混淆了“批判（批判=发展）的规定”和理论逻辑建构的工作关系。孙文的核心观点在于：“《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认为这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这样的路径是使总体历史重新退回到专业史的理解水准，而无助于把握“经济形态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我们且看一看“存在论建构”的理论旨趣是什么！按照孙文的讲法，不外乎是这么两项：（1）“为‘缩短和减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阵痛’和实现人类解放指明了现实道路，也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深层的存在论解释”；（2）表明“马克思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 

但是，人类之自由是通过克服“自然必然性”达到的。客观批判归根结底是“史”的进程。于是，“将历史发展过程说明为由这些‘史’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规定所构筑，乃是升华了《资本论》的工作逻辑。这是绝对的历史主义和行动主义。”对此，我们必须说《资本论》的艺术高度是社会客观批判。按照孙文的讲法，资本实现“现实的历史”的线路为：资本的逻辑——运动本质——现实的历史。这当然是纯理论建构的路数：建构—批判—建构；内含的逻辑期望不过是：“自觉地实现了以逻辑的运动去展现‘现实的历史’。”于是，“我们对此提出真实反批评（即确立正确批评方式）的线路（批判—建构—批判）是：资本的存在批判（资本的历史）——运动本质（资本的逻辑）——现实的历史批判（资本的自我扬弃运动）；以此直击所谓：‘资本运动的逻辑既构成人类存在的现实的历史，又构成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本体论批判”，而这一批判显然和本体批判相呼应，从而对事物发展的思考是从否定的环节被引入的。这样做的工作效果：如前所述，第一，判定“生产一般的规定是为工作批判准备的靶子”，而肯定：“从生产的发展（客观批判）到生产关系的发展（社会客观批判），是理解‘一般的抽象的规定’置前的机要之处。”第二，言明：“《资本的生产过程》从历史批判角度摹写‘历史的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总之，这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总体制约着的资本自我否定发展的历史批判结构。”第三，由《资本的流通过程》整体摹写“现实的资本”乃是“资本积累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相应，“《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从现实角度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发展：摹写‘历史现实’。”第四，据此可以判断：“《〈资本论〉的存在论》以历史为解释原则的理论建构主义命题与《资本论》的艺术结构在工作实质上毫无关联性。其停留在‘存在的秘密’层次，并不能获得关于‘认识的秘密’的真正知识，形成不了真正性理解。”引出深层次批评：“其立足于人的现实的历史，研究手法是等同存在的秘密和认识的秘密，意味着对社会客观批判规定的回避。” 

在“存在论”看来，主观批判是自立的。这同史书工作意蕴是根本違背的，从而不可能在方法论上真正谋求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大反动”，实际上恰恰相反，其对“结构主义”、“科学主义”、“形式主义”进行了适当的妥协。深层次看，这是研究方法上的唯心主义。它忽略了：《资本论》中的科学性和阶级性规定是严谨统一的，盖因它们艺术地结成统一体才通过批判性地进一步结成了完整的工作逻辑，从而，又借助历史自身的发展有效指导所服务的现实，并指引未来。“一言以蔽之，其首先是‘行动理论’，而不是‘知识理论’”，而对历史工作规定的深掘则在于揭明“《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进一步强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富有的积极内涵是统一了历史、阶级、实践和行动。” 

至此，我们得到体例完备意义的“史学阐释”。它从逻辑上对应了《资本论》四卷结构的生成。即《资本论》写作发轫于《剩余价值理论》写作，而马克思又把《剩余价值理论》视作《资本论》的历史部分，排列在理论部分之后。这不过又在说：在理论部分的对象的阶段，主体正处在反思中，当其成熟发展之时，就是历史反思成功之日。于是从后思索，形成批判工作逻辑，在叙述上则要求顺着历史生长本来进程来展示事物构造！所以必须坚持把认识反思和批判本身归结为历史成长的产物，从而，《资本论》历史部分根本是理论部分在对象上的发展的产物。这些工作最终展现了主客观批判的艺术性统一。 

六、附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属性之意蕴 

以上的说明在于揭示“史书”的工作意蕴：以事的科学的构建把握“本质范畴”（道和德），其指向了“生生推理”，又以事件的本体论批判具体揭示和系统把握“本体论的本身”（本质的本体论批判）。换言之，通过创造性地理解“历史之事”，它促成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学科方法”。如上所论，全部落脚点就在于坚持把“批判”建立为工作逻辑，说到底，批判是方法，批判是逻辑，批判是道路，批判是历史真实。因此，《资本论》史书工作意蕴有力地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所依靠的学科规定始终是历史领衔的“百科全书”。 

最终得以解密这一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属性具有何种意蕴？突出辩证法，而且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它彻底解决学科工作逻辑究竟是采用“解释的方法”，还是“发生的方法”的问题，赋予发生学批判工作内涵之“解释”以突出的地位。从而，它真正要表明的是：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取向在于把主观批判原则归结于客观批判；相应，必须坚持把主观批判的自觉性，即研究者的“研究启动”（一般而言，主观批判是客观批判的先导行动）一方面归结为“历史的反思行为”，肯定为社会本身的认识行动上的自觉性，另一方面需要认定：其必然是从客观批判的内在行动诉求中引出的，乃至是真正意义的人类史对于自己的自然史的“一种历史召唤”。 

然而一般的认识是：讨论辩证法问题必须是从资产阶级古典哲学开始，尤其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讨论开始。该教条是忽略了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辩证法原像”问题，并且完全没有把政治经济学批判认识为“经济哲学”之方法论的规定，——后者是马克思站在“史的高度”提出的逻辑方法的总设想。于是人们谈论辩证法，总是陷于抽象，忽略了抽象和具体关系上的物质内容——社会历史生活。可如上所论，“中国辩证法”的工作效果自然不会是孙文的主张：认为现实是不能“跳过”的，而一味谋求主观批判上的认识自觉性。因此，上述教条也对中国语境之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规定采取了同等程度忽略的态度。致使其不能认识到，“或许，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思想中提供与中国哲学传统相应部分与之对话机会的最为重要的要素。”并且，“在这一对话过程中，发展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本，这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达到了成熟。”以致，我们甚至可以说，“现在中国流行的哲学术语‘辩证唯物主义’，不仅贯穿于哲学层次的对话之中，而且也已成为普通人生活和思维习惯中的日常用语了。”这些自然是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广阔的学科背景的规定。中国人以伟大的超越性文本和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研究品格，在科学运动风起云涌的19世纪和20世纪，已然创造了伟大的中国辩证法的历史与现实的工作语境。而在新世纪，又迎来和整体进入“保卫《资本论》”的研究时代。这就是中国人的工作特点：“坚持，继承，批判，发展，创新，提高”，“这是所谓‘当代经济学建设’之工作内涵。”一言以蔽之，从历史中批判，于文化、思维、语言中蕴存，其解放了辩证法的神秘性质，消除了公式主义的法则，将唯物辩证法认定为“循求相通”。并且，“正是在这样一种‘东方式逻辑’的框架中，毛泽东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变成与‘中国具体特点’相通的东西；马列主义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与不同国家具体革命实践的‘相通’性。” 

总之，“《资本论》绝不是资本的客观逻辑知识，指示历史现实（即历史的发展），决非单纯的现实历史（即现实本身）。”归根结底，《资本论》“摹写‘现实’，为了更好地指示‘历史’”；而在最终目的性上：“其指示资本的这种发展特性：资本一边发展自己，一边消灭自己。”可见，这是力量之崛起，它超越了科学主义的一切弊端。

      七、結束语 

《资本论》和《道德经》毕竟不同，洋洋洒洒，亦历史亦逻辑；同时，《道德经》亦只能看作是逻辑版的“道史”和“德史”。这锁定了“资本”的巨型条目体的体例构造：史书工作背景的“资本之道”、“资本之德”的批判性记述，说详细点，亦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与史书工作体例之统一。由此可彰显《资本论》“史的结构”意蕴：（1）对象史：广义的历史学科探索；（2）研究对象史：在上述基础上加入了“范畴史”研究；（3）资本史：在上述基础上复加入“批判史”研究。这样的行程其实是《资本论》四卷结构体式诞生的秘密，亦是“系统的历史记述”和“批判的学科方法”之结合标题结构的产生由来和工作涵义。历史—逻辑统一据此工作还原为“历史—思维—语言”的体式，创造性转化为“中华语境”的科学逻辑。总体看，这是中西方学术共演结构的一个有效联结之点、理解之点，它启蒙了“事的工作本位”，具体化了人的发展和物的发展，使它们分别定格为彼此依存的实践态的社会行动逻辑，例如“生民养民”和“生劳养劳”，使得立足于总体经济形态的理论科学建构有了可能。 

Re-analysis on the Implication of the Historical Work of Das Kapital 

——Chinese Context and China's Application 

Xu Guangwei 

（School of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自我批判总结篇(3)

【关 键 词】马克思理论/宗教批判理论/人的解放理论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B51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4)01-0070-04

列宁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资源时曾有如下重要判断，认为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以基督教为主导的西方宗教文化在马克思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亦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以致马克思断言“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本文拟对这一课题进行探讨。

一、宗教批判是马克思前期理论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基督教文化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宗教的学说和观点比任何其他理论都更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的文化，在西方，包括马克思的时代，无论你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徒，无论你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你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基督教的事件、基督教的语言、基督教的观念以及基督教的情感。无论是马克思当时，还是当代世界，宗教观念都不仅是历史性的东西，而且同样是现实性的东西。因此，马克思理论这样一个对改变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不可能回避基督教的影响，相反必然是对宗教的存在做出直接回应、而且是正面开战的理论。深入研究马克思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在其理论形成的最初阶段，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具有重要作用，按马克思自己的理解就是，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另一方面，正因为宗教是具有一般意义的文化前提性存在，所以，宗教思想不仅曾经是西欧封建文化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后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某种内在的“宿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理论经常包含着与宗教有关的内容，其中或是对宗教的肯定或是对宗教的批判；即便是对宗教的批判，资产阶级的理论也在科学性、革命性和彻底性上表现出局限。如以反宗教起家的费尔巴哈哲学，最后也以建立某种新宗教为归宿。所以，马克思的理论在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必然要对它们其中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情结，包括其中的反宗教理论进行批判。批判黑格尔、谢林、费尔巴哈都必然涉及到他们的宗教观念。马克思在进行他的宗教批判的过程中，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关系：“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为，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P1-2)

“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P1)，“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P2)。这可以表明马克思所提出的宗教批判在他的全部理论中的地位。在马克思之前进行这一批判并获得重大成就的是费尔巴哈，但是，费尔巴哈的批判并不彻底。反宗教斗争的任务最终是由马克思自己完成的。

从《论犹太人问题》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到《费尔巴哈提纲》，我们可以看到对宗教的批判在马克思的理论创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对宗教的批判就成为对这个世界的总批判。这个总批判是其他批判的前提和萌芽。马克思的这一总批判，一方面是对作为一般意义的宗教理论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部分的宗教理论的批判。德国曾经经历过深刻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本质是使宗教资产阶级化，完成宗教在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的历史改装。这一历史改装，并不仅仅是宗教实现“时代化”，同时也是宗教理念的深化和进一步“完善”，使之达到新的“历史水平”，成为更深刻地禁锢人的精神枷锁。“路德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的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P10)资产阶级的理论与宗教的联盟的可能，表明它们有着共同的社会历史基础。

对作为一种世界观性质的宗教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的哲学理论的一部分；而对作为人类幸福和解放虚假关怀的宗教具体内容的批判，结合对资产阶级把人类幸福和解放简单归结为宗教解放的理论的批判，则构成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两方面的批判及其成果之间有着综合的复杂关系，宗教的解放与人的解放具有深层的关联。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鲍威尔在宗教批判中提出，社会压迫的根源在于宗教。所以，犹太人的解放就像基督徒的解放一样，只有通过克服自己的宗教才可能获得。鲍威尔把历史过程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归结于宗教。马克思的批判则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压迫的根源在于世俗世界。“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所以，“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P425)。由此科学社会主义的人类解放理论在这一批判逻辑中得以孕育和发展。反宗教的批判，激发了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的形成。通过宗教批判所确立的前提，马克思的理论向旧世界和旧制度展开了深刻和全面的批判。同时，在对社会批判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宗教本身的批判。

二、宗教批判的直接成果之一是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

马克思的思想经过对宗教批判的过渡和推动，在确立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深刻基础上，提出了人的解放的理论。无疑，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可以从其他思想批判的道路上引出。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直接通过对英国的现实社会状况批判形成的，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感受和与无产阶级的直接接触而形成的。而马克思的道路体现了某种纯粹的德国特色。正如恩格斯所说，“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P576)马克思也看到了通过宗教批判实现向现实批判的转变这一德国特色，他指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探讨是联系德国进行的”(P2)。德国的道路就是理论的道路，就是哲学的道路，其中包括宗教批判的道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德国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P10)

人们早已注意到当初莱茵省议会对林木盗窃法辩论中所产生的物质利益问题对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推动作用。确实，物质利益这一现实问题开始瓦解了马克思当时的充满黑格尔绝对理性的思维。物质利益问题的介入则第一次以超出这种世界观的方式向单纯理性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当着早期马克思的思想产生危机之时，即正在开始真正理解物质利益在历史中作用的思想跃迁过程中，反宗教与反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对完成这一思想跃迁起到了特殊的催化作用。“当黑格尔哲学无力解决马克思在《莱茵报》所遇到的那些物质问题的时候，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发表了。它致命地打击了黑格尔哲学——神学的最后的避难所和合理的支柱。”(P70-71)这一催化作用以及催化的成果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做了总结。《导言》之前写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直接源于宗教批判的某种完成——实际上源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成果，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后来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了这一理论成果的地位：这一理论成果是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成果。”(P32)物质利益问题就是尘世的问题，就是现实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深层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指出这一联系的内在逻辑：“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P2)而《导言》再次深化和扩展对宗教批判的成果，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重要结论。同时，还确立另一个成果，即确立现实世界的人的真正地位。“反宗教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P1)“对宗教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P9-10)由此，马克思进一步通过对抽象而崇高的人的本性的追问，实现了对这一尘世的批判的新的思想跃迁，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完成批判的任务，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并且提出了实现人的解放的手段和途径。

自我批判总结篇(4)

【关键词】军队；政工人才；理性；理性批判

【中图分类号】G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6-0054-01

1 理性批判精神的历史回顾

对照启蒙时代的基本特征，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启蒙时代就是树立以理性为权威的时代，它的核心精神就是理性的批判精神，因此十八世纪也可称为理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启蒙思想家常常这样说到，理性的太阳高悬在地平线上，以最鲜艳的光辉照耀着大地。

1.1 理性批判精神的来源:在启蒙思想家眼中，理性来源于天赋，是人类与生俱来精神状态。在《百科全书》中这样记录到：理性是指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人们通过它能够摆脱的束缚而获得更多的真理认识。理性批判精神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对过去的总结。理性批判精神是一种思维品质，而一种思维现象往往需要从以往的实践活动中得出可以加以总结、归纳的实质与内涵。理性批判精神，在某一个侧面可以表现为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也就是说，理性批判精神，是对历史总结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过去的实践中获得智慧和力量。二是来源于对当下的审视。理性的批判精神还离不开对当下的一种理解和批判。对于现在的审视，即是对人生本质意义上的审视，是向生命本源上的回归。在这种意义上说，理性的批判精神就是来源于人性。三是来源于对未来的预见。只有对未来的科学预见，才能表现为理性的批判精神的内涵。对未来的预见，也是理性批判精神产生和发展的不竭源泉。

1.2 理性批判精神的含义:理性批判精神主要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自主探索的精神。人类意识的自主，表现为用理性的视角去看到世界。人类不再依赖于任何的权威，任何意识的产生，其决定作用的是自己的理性。二是批判探究的精神。在西方历史当中，理性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而理性就在于去批判、去质疑。理性批判精神更是一种敢于质疑、敢于否定的精神。三是开拓创新的精神。理性的批判精神并不是单纯的批判、单纯的否定，而是把理性的元素贯穿到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在不断创造、不断创新的过程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 理性批判精神的现实意义

伟大的实践呼唤着理性批判精神，政工人才的成长呼唤着理性批判精神。

2.1 理性批判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之上，而这种继承发展，体现为理性的批判精神的作用层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实践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而理性的批判精神正是这一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2.2 理性批判精神是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客观要求:当前，中国处在重要转型阶段，需要理性批判的眼光注视发展的事业。同样，人民军队的发展也面对着诸多的机遇与挑战。随着国境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军队内部的结构变化，人民军队要朝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宏伟理想前进，围绕主题主线推进军队各项建设，就需要有一种强大的思维工具。理性批判精神，就是要全面审视军队建设，用敏锐的目光去关注军队建设中的存在的突出问题。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军队建设的实践，而科学的理论一定是具有理性批判精神。

2.3 理性批判精神是革命军人完善自我、成长成才的根本保障:作为人类文明中的一员，应当以理性的眼光去关注自身、关注自我的发展。理性批判精神，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迫切需要。用理性批判精神去审视自己的成长道路，真正实现中国传统士族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性批判精神，也是革命军人成长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进步的诸多的方式，需要一种心理状态贯穿始终，这就是理性批判精神。

2.4 理性批判精神是对政工人才的特殊使命的特殊要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巩固和提升部队战斗力的根本保证。政工人才是政治工作的实践者，其素质直接影响着政治工作的开展。因此，可以这样说，政治工作开展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要求政工人才具有理性的批判精神。

3 理性批判精神的时代要求

树立理性批判精神，首先应当从政工人才的自身出发。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的把握成才的内因，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此外，也应当重视外因的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1 规范对待理性批判精神的科学导向:理性批判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再有价值的事物也需要有正确的方向，才能指导实践活动正常的开展。理性批判精神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的框架内运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去充实、完善理性批判精神。让理性批判精神在理性批判当中不断发展，焕发出时代的活力。

3.2 营造对待理性批判精神的和谐氛围:理性批判精神在指导实践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对一些事物的否定。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发生利益的冲突。为了避免理性批判精神遭到抵制和扼杀，社会应当为其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在这种和谐的氛围当中，并不对理性批判精神的一味的包容或者抵制，而是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对待这一精神的审视。

3.3 牢固树立理性批判精神的分析视角:理性批判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求真求实的精神，是对绝对真理的追求。树立理性批判的精神，就是要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培养一种以理性批判的视角审视世界的习惯。在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在政治工作中，理性批判的视角的运用显得尤为重要。深入分析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把握时代的脉络。理性批判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时代的眼光。军队的建设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政治工作的开展也应当适应时代的要求。

参考文献

自我批判总结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批判思维；全面性

“批判”一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概念，马恩的著作中也到处体现着尖锐的批判与对立。“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意味着为了追求真理和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对现存的一切进行理性考量和辩证的扬弃，“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革也是从对旧哲学的批判开始的。但马克思与以往的哲学家不同，他所关注的不仅是哲学的批判，而且是整个观念领域的批判，不仅是观念领域的批判，而且是现实领域的批判”，是“对社会各个实践领域全面总体性批判”。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批判思维从来都不是片面的，无论从批判的内容、批判的方式，批判的过程，还是从对具体理论体系的批判来看，都是全面性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立足在理论体系的某一点或社会的某一方面进行批判，而是立足整体，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批判。

从批判的领域看，马克思主义既对观念领域进行批判，又对现实领域进行批判。德国古典哲学被认为是到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黑格尔也被认为是集大成者。黑格尔创造了绝对观念，以绝对精神的运动代替了历史的运动，绝对精神的发展决定了其它一切的发展。黑格尔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以他纯思维的辩证法把绝对精神的运动发展说得如此令人信服，一时间竟骗过了几乎所有的人，成为正统。而似乎这种统治就在费尔巴哈那里出现了曙光，当马克思挣扎于以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唯心主义没法解决的现实利益问题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冲破了黑格尔体系的束缚，给了他明亮的道路。但马克思并没有停滞于此，他以批判性的思维和眼光看到了费尔巴哈的理论也存在不足，因此，在理论上他不仅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绝对观念，还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唯心史观。但他的批判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积极的扬弃，它继承了黑格尔的合理内核辩证法，也吸收了费尔巴哈的伟大成果唯物主义自然观，所以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从现实领域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揭示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可调和的根本对立，批判了雇佣劳动制度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批判了资本的肮脏的吸血的本质，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全面的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马克思从工人和大众的生存出发，通过新的世界观的指导，对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及不合理制度进行批判，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一系列理论，提出“两个必然”的判断。并且可以看出，马克思在理论领域的批判和现实领域的批判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的。理论领域的批判为现实领域的批判提供了理论指导，现实领域的批判为理论领域的批判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理论和现实的统一的、综合的批判形成合力，给资本主义及其拥护者、辩护者以沉重的打击。

从批判的形式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道德批判和科学批判的辩证结合。时下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在未成熟时期或在青年时期崇尚道德批判，而在思想成熟后，就崇尚科学的批判武器，而抛弃了道德批判。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把这两种批判对立起来或只取其一，而是辩证的结合起来。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没找到科学的批判武器时主要运用了意识形态批判，但这种道德批判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科学因素，它也是在对历史和现实进行科学、客观地分析的基础上批判的。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说过“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而是激情的头脑”。这里，他就强调了批判对头脑―科学理性的依赖性。思想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虽然侧重科学的批判路径，但并没有抛弃道德的批判武器，在《资本论》中，虽然马克思从科学批判的视角出发，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时，马克思也发出了强烈的道德控诉：“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道德与科学的辩证结合，是激情与理性的有机统一。缺乏激情的理性难有克服困难的动力，而缺乏理性的激情难有克困难的能力，二者辩证结合的批判才兼具说服力与感染力。

从批判的实践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既对前人的理论和资本主义进行无情的批判，又不断否定和扬弃自身。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都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嘲讽，发现了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进行深刻的批判，揭示了资本积累的本质及私有财产运行的规律，剖析了不合理的分工所造成的剥削实质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学说的发现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马克思绝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最后的理论，是绝对的真理；也绝不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后的形态，是终点。他对自己的理论不断的进行批判、否定、修改、扬弃，例如他晚年通过对东方世界的研究和思考就对自己之前很多只在西方才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进行了否定与修改；例如他不断对自己的著作进行再版序言的撰写，希望修改以前不准确或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地方。正如曼海姆曾指出的，“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我们将不再有兴趣去获得那些可能使我们更近似地了解情况的洞见”。马克思指导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方法而不是教条，它是用以指导实践并继续丰富和发展，而不是教条式的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其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对自身理论进行理性怀疑、扬弃修改，并与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也是其不断丰富发展的源泉。

从批判的具体层面看，马克思对某个理论体系的批判也是全面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个人都断言自己已经超出黑格尔哲学。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了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抓住的那些方面。”这里，马克思明确的道出了所谓的批判家对某些理论体系批判的片面性，断章取义、以偏批全。他们仅仅抓住理论体系的某一方面，局限于对另一方面的批判；他们还善于从宗教、神学、意识形态、观念等方面进行批判，而忽视了从现实的、实践的角度进行批判。马克思是从总体上、实践中进行全面的批判。例如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全面地对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进行了批判。它从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现象学》入手，指出了黑格尔的双重错误。《现象学》中也坚持人的异化，但那里的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纯思想的辩证法，自我意识的辩证法；其次，黑格尔也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但他所承认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此，在他那里整个人类历史的运动只是绝对精神运动的产物。马克思并不仅仅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纯思辨的辩证法或绝对精神运动的唯心主义，亦或是其它，他从现实的劳动及从事现实的劳动的人出发，对黑格尔体系进行了总体的、全面的、彻底的批判。

当然，马克思主义批判思维的全面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批判家，也不是天生就掌握了批判的武器，批判思维的丰富和全面也是随着马克思思想的成熟而逐步实现的。我们不能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批判思维的某一方面，只见对理论、观念的批判而不见对社会矛盾和社会现实的批判；只见激情的道德批判而不见理性的科学批判；只见对他人的批判而不见对自身或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批判。应在总体上、在过程中，随着马克思的成长，马克思思想的成熟，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科学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批判思维的全面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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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自我批判总结篇(6)

关键词：素质教育；批判性思维；人才培养

批判性思维课程在我国的开设是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进行的，它对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非常重要。在信息超载时代，为了获取有效的实用信息，所有决策者都需要批判性地阅读、聆听、观察、演讲和写作的技能；经济的发展也变得日益依赖信息，雇主们需要寻求那些既能面对信息应用批判性思维技能，又能将自己的理解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的人，以及能够用他们的知识和训练对付新情景、新情况的人；从人才创新的层面来讲，批判性思维对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高等教育如何培养出适应时代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批判性思维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中国的批判性思维教育现状是：批判性思维虽已提出多年，但教育的实效并不显著。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重要性如何，怎样对大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教育，批判性思维教育的效果如何测评等问题虽经过多次讨论，但至今也没有在实践中显示成效，作为理论和实践问题还远未得到真正解决。故此，本文结合上个世纪中后期发生在美国的批判性思维运动及其成果进行分析，给目前大学批判性思维课程提供点滴参照与建议。

美国高等教育的素质教育是从上个世纪中后期的通识教育开始的，其目的是提升高校人才的综合素质。通识课程是实现其目标的主要课程，而批判性思维则是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核心教育理念，这门课程则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课，被美、加、澳、新西兰等国高校课程的设计人员誉为：高等院校各专业学生必修的提升能力的课程。美国哲学学会运用德尔菲方法总结出关于批判性思维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有目的的、自我校准的判断。这种判断表现为解释、分析、评价、推断以及对判断赖以存在的论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语境的说明。”正是因为批判性思维上述所揭示的这种探究工具的作用，使它成为现今社会每个公民个人、公共生活能力的来源，成为当今社会教育的解放力量。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自我校准的手段，成为建设理性、民主社会的基础工具。

上面美哲学会用德尔菲法总结出的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内容，从思维技能的角度揭示批判性思维的内涵的同时，还指出批判性思维应具有精神气质。那么批判性思维究竟是什么？关于它的概念，迄今为止学界还未达成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定义。

自我国高校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以来，虽然在教学理论和实践上获得了一定成绩，但均存在一定的问题：批判性思维的理论研究还不够完善，致使它对教育教学实践的指导缺乏有效性，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开设往往成了传统逻辑的替代品。总之，我国高校的批判性思维课程长期以来还未引起教育界的足够重视，仍处于边缘化状态，其教学仍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批判性思维的实践运用缺乏有效的措施。在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实际训练方面缺乏有效的教学手段，致使所学理论无法实践，教学实践仍停留在逻辑思维训练的层面。虽然是批判性思维的课程，但许多章节讲述的还是逻辑的应用，甚至有些教材直接把它划归为非形式逻辑，脱离了批判性思维的轨道，没能从批判性思维的角度，指导学习者进行有效的训练。并且，在指导人们使用思维技巧分析、理解、重构论证方面，没有涉及图尔明模型这个特别有用的技术。

第二个问题是盲目照搬西方的批判性思维的教学理论及方法，没有提出适合我国高校人才素质培养的有效的实际训练方法。目前高校受“批判性思维就是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的影响，把批判性思维划归到逻辑范围当中，认为批判性思维等同于非形式逻辑，从而模糊了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削弱了批判性思维的功能及作用。在训练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方面，本土化工作做得不到位，这也是目前一些译著和批判性思维教材所共有的缺陷，要克服以上这些弊端，还需要有关人员做许多工作。因此，我国各高校在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时候，要针对这些已经存在的弊端，进行积极的整改：首先要避免不加改造的拿来主义，照抄照搬；要勇于改变我国传统的教学模式，积极引入新的思维模式。充分利用一切教学机会，恰如其分地引导学生学会用理性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够监控自身思考过程，对假设进行质疑。其次是不能离谱。既包括不能脱离批判性思维的精神内核（即脱离恩尼斯、保罗等批判性思维专家们的共识），又不能脱离我国的人才培养实际，要针对我国高校人才的思维特点及习性，脚踏实地的开展批判性思维教学。例如在教学内容的设计方面，由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对理性精神和逻辑基因的欠缺，需要重点地加以训练、教育，而在西方文化中已成为习以为常的东西，所以西方国家在批判性思维课堂当中，就不需要专门的强调和教授。

在具体教学实施中，首先需要拥有一部科学的批判性思维教科书。那种简单地把国外的教科书翻译过来，改编一下，只能临时救急，不符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目前有些教科书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仍旧把批判性思维限制在逻辑范围内，当作非形式逻辑的组成部分，当作日常语言的逻辑，混淆了批判性思维和逻辑的界限。因此，要编好批判性思维教材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深入理解批判性思维的精髓，批判性思维不等于逻辑。只有把握住这一准绳，才能不把批判性思维写成逻辑教材的翻版。虽然，批判性思维来源于逻辑，但非A不等于A这些逻辑原则不能违反，在具体教学实践中也要坚决避免把批判性思维课程当作逻辑课程有趣的替代品。我们要使批判性思维课程自身的特色与优点发扬出来，比如促进求真、深入和开放思考等真正让学生领会，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及科技的发展。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承认逻辑学源头的作用，逻辑作为思维的工具，在批判性思维的有些地方还是有用的。但从根本原理和方法这两方面而言，形式的、演绎的逻辑远不能概括批判性思维的特点和方法。要使批判性思维符合我国人才培养的实际，最后，还要对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测试理论和测试手段进行充分研究。总之，要编出真正的批判性思维教材，有关人员还要付出努力和艰辛。

其次，明确批判性思维的教学目标。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要促使人才素质的全面发展，当然，包括人才良好的思维习惯（这是人才进行科学探索和研究的基础）。而批判性思维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课程。美国批判性思维研究专家保罗和埃尔德（R. Paul &L .Elder）说，一位教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是有限的，这些知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被逐渐淘汰。因此，从社会的发展与需要来看，教授给学生正确的思维方法更重要。而批判性思维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提高受教育者的思维技能和思维素质。在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知识层出不穷的今天，掌握学习的思维方法比掌握一门具体的学科知识更为重要，对当今的高校大学生来讲，“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从上世纪美国等国家开设的批判性思维课程及教材来看，批判性思维是一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课程，我国高校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若借鉴国外的做法，也应把重点放在批判性思维能力训练及批判性思维气质的培养上面。

再次，转变及提高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及手段。为了贯彻和实施批判性思维的教学目标，就要有相应的教学方式和有效的教学手段。首先，从思想观念上进行转变，勇于打破传统的教学方法及手段，要转变传统的对知识的界定和认知。要完成传统教学的理论性知识向工具性知识的转变，这一观念的转变对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和教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来讲，就是要把批判性思维看作一个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开放的，具备无限创新和发展的空间。教学环节中，要强调学生多角度看问题，如辩证批判、正―反―正等方式，还有隐含前提、多样化替代方案等探求问题、知识的科学方法。教学方法提倡用批判性思维方法教授批判性思维课程，并推进对人才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常用的一些方法有：采用集体相互讨论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思维，鼓励公开、理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具体方式。其次是角色的转变，就这点而言，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理性的态度和理性思维能力，要求教师的角色从当教授向当教练转变。就是在批判性思维教学中，根据一方所坚持的观念为参照点，为质询对方设计某些问题。从对方的回答中，通过逻辑推论的手段，引申和显露出藏在对方信念背后的缺陷，进而使对方看清自己所知中的缺陷，这就是教授与教练的区别。

将批判性思维向各门学科教学渗透，是实施批判性思维教学目的较为有效的方式。美国通过通识教育来实现大学生素质的培养，而通识教育的核心则是批判性思维。为了充分发挥批判性思维的教学作用，美国等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的西方国家，除了单独开设这门课程之外，为了加强批判性思维教学的实践应用环节，还有意识地在其他各门学科的教学过程中运用批判性思维，强化它的训练。完成这一教学任务的准备工作是：担任各学科教学任务的教师，都首先要接受批判性思维的训练，然后把它融合到各门学科的教学过程当中。在授课时，教师不能像传统课堂上那种一言堂的教学模式，即“填鸭式”的授课方法，而是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要求师生互动。教师不仅传授给学生知识，更要传授给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与方法，并教导学生敢于质疑、挑战已有的知识，运用确凿的证据原有的论断。这是批判性思维方法在学习当中的有效运用，它可以促进人们对知识不断地探索，对真理的追求。

批判性思维课程的独特之处就是，它不仅传授给学生技巧，还培养学生的理智与美德。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却经常犯了一个与逻辑教学相类似的错误，就是专注于批判性思维方法和技巧等知识层面的学习，而常常忽略了批判性态度、习性和精神的培养。许多著名的批判性思维研究者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态度和方法的集合体，批判性思维内在地需要某种理智美德的帮助才能开展，所以二者不能偏废。我们在运用批判性思维技巧时，就需要克服我们人性中的“惰性”部分。一个懒惰、保守顽固的人，一个为名利所主宰的自私自利的人，不会积极主动地去面对、领悟不同的证据，敢于开拓新的观点，公正地评价、剖析自己的优缺点，最终得到公正合理的判断。可见，批判性思维如果缺乏诚实、公正等品质美德作保障，它的运用就会大打折扣。因为那些错误的倾向会把批判性思维的运用阻止在表面或片面的层次上。尽管学术界对批判性思维所应该具备的态度、习性及素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最后，制定科学的批判性思维课程的考核标准，就是课程结束时根据批判性思维习性及技能的理论，分列出的一系列评估指标。一般的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效果评估指标，可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考核：要求具有清楚的思维、谈吐、写作的能力；具有批判性和系统性推理的能力；具有形成概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上述评估指标的制定是批判性思维教学中的关键环节，制定出科学的评估指标，对这一系列指标进行研究，并且对测试理论、手段，即思考者水平的测试工具、手段进行研究。不管按照什么样的教学方案进行教学训练，结课后教学效果的测试，必须依据测试标准，使用客观的测试手段进行检验。

总体来讲，在提倡人才素质培养的今天，批判性思维作为一门提升人才素质的重要课程，在我国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随着知识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应该加强的。在知识不断更新和拓展的高科技社会，作为探究真理的基本的方法论，批判性思维课程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其扮演者举足轻重与不可忽视的角色，这预示着我国相关研究也势必会有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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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武宏志.批判性思维：多视角定义及其共识[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

自我批判总结篇(7)

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倍受青睐。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滥觞。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

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

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

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

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

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

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

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

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

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

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

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

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

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

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

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

第五，批判理论以自我再生的总体为根据。

霍克海姆认为，在传统理论那里，主体与客体是分离开来的，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客观事件的必然性所意味着的是对观察者的独立性。因而传统理论深深地陷入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伟大历史变革主体的自我意识，无法成为作为一种真正现实力量的理论观念。批判理论作为最先进的理论，是与社会形式向未来社会形式转变的过程一致的。它的概念和理论结构处在与历史发展相平行的发展中，批判理论自身的内容也不断受到“根本怀疑”，批判理论家不断地重新开始。它在构造社会发展图景时，在构造具有历史性的存在判断时，让整个理论结构不断适应全新情况。批判理论家在对消除社会不公正的关心中也不断否定着自己的理论。因此，批判理论的行动原则就是：思想活动的内在本性使它面向历史的变化，面向人们之间公正关系的建立。

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

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

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

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

“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

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

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

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