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论文篇(1)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赡芟硎芄参锲罚此降摹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P>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谡馊嘧橹哂械摹肮残浴背潭鹊牟煌撬哂械摹胺怯浴背潭纫膊煌R话闼道矗谝焕嘧橹咕哂幸欢ǖ摹坝保础胺怯浴背潭冉系停坏诙嘧橹疚蕖坝被蛑挥猩倭俊拔⒗保胺怯浴背潭冉细撸坏谌嘧橹推涫抵识允粲谕耆蕖坝弊橹蚨钦嬲胺怯浴钡摹？杉印坝浴闭庖惶卣骼纯矗谌棵庞纱印吧倭坑弊橹健拔⒗弊橹俚健拔抻弊橹庖幌盗凶橹虿棵殴钩伞?/P>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下[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

[3]陈振明.公共管理学：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庆云.关于公共管理研究的综合评述[J].中国行政管理，2000,(8).

[5]张梦中.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历史渊源与重要价值取向——麦克斯韦尔学院副院长梅戈特访谈录[J].中国行政管理，2000,(8).

公共管理学论文篇(2)

关于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新公共行政运动的旗手——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其《公共行政的精神》中这样引述了杜威之问：“正如杜威(JohnDewey，1954)所说的那样，20世纪研究公共问题的人一般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公共似乎已经消失，这的确令人费解。我们对政府、官员以及他们的活动了解得很清楚。立法者纵情地制定法律，官员花费很大的精力执行这些法律，法院的法官要尽其所能处理堆积如山的各种诉讼。但是这些官员应该代表的公共又在何方呢?””六十年前的杜威之问，不仅反映出战后美国的公共管理时常偏离公共之轨的现实，而且对大洋彼岸的新中国同样具有警示意义。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公共管理少有在公共之轨上安稳前行之时。在改革开放前，紧锣密鼓的政治运动使我国的公共管理在极左思潮的节拍下翩翩起舞，公共管理的躯壳之内时常只有政治之心而无公共之心。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公共管理从先前的政治之轨转轨至经济之轨，公共管理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我国的公共管理时常被追逐财富的经济之心所左右，公共管理本应秉持的公共之心同样难得一见。而缺乏公共之心的公共管理，就像一个得了失心疯的病人，即便四肢强健有力，其行为也只是躁动和抓狂，不可能安守于公共之轨。钱理群教授批评当下我国的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_2J其实这不仅仅是我国的大学教育迷失方向的表现，更是我国的公共管理因缺乏公共之心而偏离公共之轨的具体表现。

二、公共管理“失心疯”的学科之因：公共管理学价值理论的缺失

对于公共管理的“失心疯”，杜威直接从人们的行为中探寻原因。他认为，公共之所以丧失，是因为人们不能或不愿意组织起来，参与到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政治共同体之中。ll(与杜威不同，李普曼则进一步从人们的认识层面探寻原因。在他看来，“公共之所以丧失，是因为缺乏一种公共哲学。在缺乏公共哲学的情况下，由于没有人对公共行为负责，所以大多数人的后果都是相当自私的。”_lJ(在笔者看来，公共管理的“失心疯”之所以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普遍存在，原因非常复杂，但公共管理的理论指导——公共管理学的价值理论的缺失亦难辞其咎，这就是公共管理“失心疯”的学科之因。尤其是由清廉官员所主导的公共管理也难以确保公共之心的现实，更反映出公共管理学没有担负起为公共管理实践提供价值导向的责任。作为公共管理的理论指导，公共管理学无疑应当有一套关于公共之心的价值理论。但迄今为止，公共管理学并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理论，反倒是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的价值理论100反客为主、鸠占鹊巢，而成为公共管理学的价值理论。这使现今的公共管理学沦为纯粹的“术”学，沦为服务于政治学之道、管理学之道、经济学之道的技术性学科，沦为上述三个学科的“三姓家奴”，沦为一种无“道”之“术”。从学说史的角度看，现今的公共管理学脱胎于政治学。当一百多年前威尔逊提出政治与行政相分离的理论之时，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学才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但政治与行政相分离的理论的核心观点——决策问题归政治、执行问题归公共管理——本身就将公共管理定位于政治的婢女——一个听凭政治使唤的丫鬟。可见，公共管理学首先以政治学为“姓”。其后，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使公共管理走上了一条技术主义的发展道路。由此，管理学之道——追求解决具体问题的效率，成为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导向。中文“公共管理学”这个名称本身，就将该学科定位于管理学的分支。由此，公共管理学又有了第二“姓”——以管理学为“姓”。到上世纪中叶，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经济学理论兴起，公共管理学开始以这些经济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由此，经济学之道——寻求经济增长的效率，开始成为公共管理实践及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导向，从而使公共管理学有了第三“姓”——以经济学为“姓”。可见，公共管理学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但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这就难以使公共管理实践拥有一颗公共之心。从具体问题的角度看，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管理学始终缺乏一套能够回应公共管理基本问题的逻辑体系。这些基本问题都与公共有关，包括：(1)何谓公共(性)?(2)公共性如何度量?(3)何谓公共事务或如何界分公共事务与非公共事务?(4)公共事务的优先次序如何确定?(5)何谓公共利益或如何识别公共利益?对于这些问题，无论公共管理学自身的理论(包括官僚制理论、政治与行政分离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理论)，还是公共管理学从其他学科借用的理论(如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民主理论、法治理论)，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即便以重视公共管理的价值追求著称的新公共行政学派也不例外。该学派的的领军人物——弗雷德里克森在其力作《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坦承：“我们一直没有发展出一种有说服力的公共理论。或许会突然出现一种理论，果真如此，那么这种理论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概念：第一，与陌生人的交往；第二，解决公共空间和公共关系问题；第三，非人情化关系的有效性；第四，发展当代相互依存的公共关系。”弗氏对这种“有说服力的公共理论”的“或许会突然出现”的期待，实际上也表露出其本人及其学派在建构公共理论方面的无能为力。显然，对于一门以处理公共事务或解决公共问题为核心的学科而言，缺乏“一种有说服力的公共理论”也就意味着公共管理学没有阐明何谓“公共”、何谓“公共之心”，而没有价值理论(“公共之心”)的指导，公共管理学就蜕变为一门没有灵魂的“术”学，而没有灵魂的“术”，实际上也就是无“道”之“术”。

三、公共之心的检验标准：公共性或利他性

在笔者首倡的需求溢出理论①看来，保持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保持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问题。公共性及其度量尺度，是检验公共之心的价值判断基础。对于何谓公共(性)的问题，学者们通常从词源学的视角进行探讨和阐述，即从“公共”一词的希腊文、英文及中文的原本语义中阐明其本质内涵。②但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公共’一词的本义大多已经丧失。”¨_(’这表明，由于语义的变迁，以词源学的视角来探究公共(性)的涵义并不完全可靠。对于何谓公共或公共性的问题，需求溢出理论放弃了词源学从“公共”一词的古义人手来探讨其现今内涵的做法，而是直接立足于“公共”的现今涵义，并从现今涵义的“公共”所最早指涉的现象本质中探讨“公共”的本质内涵。需求溢出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含有现今公共涵义的现象或事物(即含有“公共”一词的词组所指涉的具体现象或事物)是公共生活，而其他含有现今公共涵义的现象或事物(如公共组织、公共利益等)均依附于公共生活或后于公共生活而产生。这样，如果我们能清楚地了解公共生活在本质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也就知道了公共(性)的本质内涵。从公共生活的源头上看，人类的公共生活无疑起源于人类的群居生活。和动物界的普遍规律一样，人类选择群居的原因，也在于更好地保障个体需求得以满足，进而保存和发展个体和族群。显而易见的是，仅仅是数量上简单的物理聚集还不足以形成公共生活，因为此时聚集在一起的个体之间没有互助或合作，这种群居生活只是多个个体对共同空间的共享生活，是一种有“共”无“公”的聚居生活，而不是真正的公共生活，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公共性。从群体的角度看，公共性就是群体中个体间的互或合作性；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个体的活动只有在有益于其他个体时(即具有利他性时)方可形成互助或合作，而无论该个体活动是基于自利的动机还是利他的动机。也就是说，从本源上看，公共性就是群体中个体行为的利他性，而且是外在效果的利他性，而非内心动机的利他性。这种从公共生活中提取出来的公共性的涵义——公共性即利他性，不仅不违背西方词源学中的公共内涵，而且还得到了西方词源学的有力支持。“公共一词的古典含义有两个来源。首先来自希腊语‘pubes’或者‘maturty’(成熟)，在希腊语的意思中，它们表示一个人的身体上、情感上或智力上已经成熟，它所强调的是，一个人从只关心自我或自我的利益发展到超越自我，能够理解他人的利益。公共一词的第二个来源是希腊语‘konon’。英语中的‘common’一词也来源于此。而‘konon’一词则来源于希腊语中的另外一个词语‘kom—os’，意思是关心。把‘common’(共同的)和‘earewth’(关心)这两个词与一maturty’(成熟)加在一起就使得‘publc’这个词意味着一个人不仅能与他人合作共事，而且能够为他人着想。”‘。由此，需求溢出理论认为，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的问题，也就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问题，在深层次上也就是公共管理是否具有利他性的问题。利他性的衡量标准，也就是公共性和公共之心的衡量标准。无论具体的公共管理行为、公共政策或公共组织及公务人员的公共性或公共之心，均以其所具有的或其所输出的利他性为衡量标准。既然公共性就是利他性，这就意味着某项公共管理活动或制度设计只要具有利他效果，就具有公共性。对于一个官员而言，除了其本人之外的人都属于他人，这样，“权为亲所用”和“权为民所用”都属于利他，难道二者在公共性上没有差别?对此，需求溢出理论做如下回应：第一，官员之亲(无论是亲属还是亲友)也都属于“民”，所以“权为民所用”并不绝对地排斥在特定情况下的“权为亲所用”。例如，警察的亲属也应受到警察的保护，负责保障房审批的官员亲属也不一定就没有获得保障房的资格。由此，权该为谁所用，并不在于所利之“他”是官员之“亲”还是非亲之“民”，而在于在此特定情形下“他”的需求是否应该用“权”来满足，或者说在于特定情形下“他”是否具有应该用“权”来满足的需求。第二，利他性不仅存在着有无之分，而且还存在着程度不同之别。在权力不该为亲所用时，“权为亲所用”尽管也具有利他性，但其利他性的程度却与“权为适当的人所用”有着天壤之别，因此二者之间的公共性在程度上也存102在着天壤之别。第三，利他性的程度也就是公共性的程度，其衡量尺度在于所利之“他”的需求的正义性。具体说来，对于保障房的审批官员而言，如果一个申请人对保障房的需求在正义性上高于所有其他申请人对保障房的需求，则无论该人是不是有关审批官员的亲属，审批官员批准其保障房申请便具有最高程度的利他性(即最大的公共性)。而如何衡量某个人的某种需求的正义性，则取决于该需求与其他需求之间的价值比较或价值排序。

四、利他性的衡量尺度：对所利之“他”的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

由于公共之心取决于公共性，而公共性就是利他性，所以，利他性的衡量尺度也就是公共之心或公共性的衡量尺度。所谓利他性就是对他人的帮助，也就是对他人需求的满足。例如，廉租房政策的利他性，是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的满足；警察部门的利他性，主要是对民众的安全需求的满足。利他性的判断标准不在于施助方的主观想象或主观意愿，而在于受助方的需求满足情况。在对他人给予帮助或好处的情况下，无论是对这种帮助的利他性有无的判断，还是对其利他性程度(强弱)的判断，都是基于对所利之“他”(即受助人或受益人)的需求的判断，包括对需求的有无和需求价值(即需求正义)的判断：对于没有需求的人给予帮助(即对不需要帮助的人给予帮助)，当然谈不上有利他性；对于需求价值即需求的正义性较低的人给予帮助，其利他性显然弱于对需求价值即需求的正义性较高的人给予帮助。需求溢出理论认为，对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最终取决于该需求得不到满足时的自然后果——对其本人及他人(社会)的自然后果。基于上述分析，需求溢出理论提出了以下三项衡量利他性的标准：

1．利他性有无的衡量标准：需求是否溢出需求溢出理论认为只有在受助方需求溢出的情况下(即受助方的某种需求超出了其本人及其家庭的满足能力的情况下)，施助方有助于满足该溢出需求的行为才具有利他性，因为在需求没有溢出的情况下，即便没有施助方的帮助，受助方本人及其家庭也能满足该项需求，因此不会发生该需求无法满足时的后果。通俗地说，只有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才可称为“利他”；而在他人不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不仅不是“利他”，而且可能是添乱。就此而言，所利之“他”的该项需求(即用利他性来帮助其满足的需求)是否溢出(即是否超出了其本人及其家庭的满足能力)，是判断利他性的首要标准，也是衡量需求正义的首要标准。

2．利他性程度的衡量标准之一(针对同一种类的需求)：需求溢出的程度对于不同人的同一种类的需求溢出而言，利他性的程度取决于需求溢出问题的轻重程度，即该需求超出其本人及其家庭的满足能力的程度。

3．利他性程度的衡量标准之二(针对不同种类的需求)：需求的价值排序或正义性排序对于不同种类的需求(无论是同一人的不同种类的需求还是不同人的同一种类的需求)溢出而言，利他性取决于不同需求的价值或需求正义。如前所述，对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最终取决于该需求得不到满足时的自然后果——对其本人及他人(社会)的自然后果。由此，需求溢出理论主张要根据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自然后果来对不同的需求进行价值排序(也就是正义性排序)，并以这种价值排序作为对满足不同需求的公共资源配置(即公共管理活动)的利他性的衡量标准。实际上，无论是前述第1项标准(利他性有无的衡量标准：需求是否溢出)，还是第2项标准(利他性程度的衡量标准：需求溢出的程度)，也都是以需求的价值排序或正义性排序为基准。这样，利他性的上述三项衡量标准(包括1项利他性有无的衡量标准和2项利他性程度的衡量标准)，实际上采用的是统一的评判尺度，即都是以所利之“他”的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为评判尺度。

五、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基准：传宗人理性

需求溢出理论主张以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作为利他性(公共性)的统一评判标准，而对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要以该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所产生的自然后果为依据。但对于不同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所产生的自然后果，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评价。例如，一个人可能并不觉得他人生命尊严的需求比自己对宠物的爱心需求更有价值或更具正义性——今年我国出现的狗生病被人爱心接力救助但人生病却无人救助的现象④，以及爱犬人士强求他人向狗下跪磕头的事例，都是活生生的例证。这种被孟子所强烈谴责的“率兽而食人”②的现象在当今社会的存在，无疑表明，如果没有统一的评判基准，对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将无法操作。人类社会各个族群的兴衰(即各种文明的兴衰)，实际上是不同地域和人群的公共生活的兴衰。而一个文明能否为了长远需求而节制或牺牲眼前或现世需求，取决于主导该文明的公共管理是否具有并遵循为了长远需求而未雨绸缪的理性思维。也就是说，一个地域或族群的公共生活能否长久维系并拓展强化，关键在于其公共管理者是否具有为了长远需求而未雨绸缪的理性思维，并是否遵循这种理性思维来配置公共资源。对于这种为了长远需求而未雨绸缪的理性思维，笔者称之为传宗人理性。只有当公共管理者以传宗人理性为基准来对人的各种需求进行价值评判并根据这种价值评判来配置公共资源时，其所主导的公共生活才能够长久维系，并能够在与其他族群或地域的公共生活相竞争时战而胜之。另一方面，无论古今中外，对个人需求及个人需求所驱动的人的行为作出价值判断都是公共管理的基本前提。而无论是对需求的价值判断还是对行为的价值判断，任何社会都会有包括法律、道德、风俗习惯等在内的各种不同的价值准则——这些价值准则本身就是公共管理的组成部分。在这些形形的价值准则中，只有符合传宗人理性的价值准则才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或认同，并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例如近亲不婚的规则)；而不符合传宗人理性的价值准则即便能在一定时期流行，但最终会被历史所淘汰(例如王位世袭的规则)。作为一种为了长远需求而未雨绸缪的理性思维，传宗人理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关照他人的理性思维，笔者称之为身外理性：公共生活只有靠个体的利他性(身外理性的体现)才能维系，而只有公共生活才能保障个体的长远需求。这种理性思维即老子所说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二是关照后代的理性思维，笔者称之为身后理性：后代利益是现世人利益的延续，而且后代人的利益高于前代人的利益。总括而言，传宗人理性就是利他理性。

传宗人理性中的身外理性，不过是“利”同世之“他”；而传宗人理性中的身后理性，则是“利”后世之“他”。不仅如此，传宗人理性还把“后世之他”置于比“同世之他”更为优先的地位。简言之，传宗人理性就是以后代人眼光或利益(而不是以现世人的眼光或利益)来进行价值评判。基于此，是否或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人类族群的传承延续及族群的长远利益，就成为衡量个人需求价值的客观标准。与理性经济人所表现出来的趋利避害、寻乐厌苦、以自我为中心等人性品质相反，传宗人理性表现出来的是人性的另一面——为了人类整体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而舍生忘死、勇于奉献的精神。如果说理性经济人反映出人类个体的自我意识的话，传宗人理性则反映出人类个体的族群意识或整体意识；如果说经济人理性是一种索取或享乐的理性的话，传宗人理性则是一种奉献或牺牲的理性；如果说经济人理性是一种短期理性或现世理性的话，传宗人理性则是一种远期理性或可持续发展的理性；如果说经济人理性追求的是现世人之间的公平的话，传宗人理性则追求人类的代际公平。传宗人理性在人类的末日情境中尤其能够凸显其公共管理的价值：当人类面临像影片《2012》那样的末日灾难的时候，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登船逃生。如何从芸芸众生中选择少数的登船者，就成为公共管理的首要问题。依据传宗人理性，这些登船者一定是最有利于人类后代的繁衍生息的人——他们应当是人类优良基因的最佳传承者、人类文明的最佳传承者、人类未来挑战的最佳应对者。以传宗人理性作为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基准，实际上意味着以人类的长远利益即人类后代的利益来衡量现世人的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从而确定现世人的哪些需求应当优先满足、哪些需求应当其次满足、哪些需求应当不予满足。至于究竟人类的长远利益有多么长远?或者说人类最远的后代究竟为哪一代?传宗人理性则意味着现世人对人类长远利益或后代利益的理认知的极限——能想象到人类的未来有多长远，就以多长远的后代利益为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基本认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因而都多少具有一些传宗人理性。但什么人对人类利益考虑得最长远、最周全，什么人就是现实生活中传宗人理性的最典型的代表。这样的人实际上就是像中国的尧舜孑L孟或犹太教的摩西那样的先知先觉者。正如孟子所言：“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

就此而言，传宗人理性实际上也就是先知理性或圣人理性，是人对族群及人类未来的远见和担当。基于传宗人理性，需求溢出理论将人的需求在价值(正义性)上分为三个层级——人道需求、适度需求和奢侈需求。其中，人道需求是指如不满足则无法生存或失去做人的基本尊严的需求，奢侈需求是个人过度享乐和炫耀的需求，适度需求是介于人道需求和奢侈需求之间的个人需求。从人道需求到适度需求再到奢侈需求，这三个层级的个人需求对人类长远利益(子孙后代利益)的积极作用依次递减：人道需求涉及到现世人的生存问题，而没有现世人也就不会有后代人；适度需求涉及现世人的发展问题，而现世人的发展往往是在为子孙后代创造物质和文化财富；奢侈需求虽然也会让现世人为子孙后代创造物质和文化财富，但其所消耗的过多资源使其对子孙后代的积极作用比适度需求有所减弱。由此，人道需求的溢出后果最严重，其次是适度需求，而奢侈需求的溢出后果最轻。这样，在上述三个层级的个人需求之中，人道需求的价值排序优于适度需求，适度需求的价值排序优于奢侈需求。正因如此，古今中外人类的公共管理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基本倾向：优先保障人道需求，其次保障适度需求，不保障甚至抑制奢侈需求。此外，即便属于同一层级的不同的个人需求——包括属于同一层级的同一个人的不同需求和不同个人的同类需求，在其无法满足时对人类族群的传承延续及长远利益所造成的自然后果也会存在差别，因此其价值顺序或正义性也有所不同。同理，在同一层级的各种需求之中，其需求溢出对人类族群的传承延续及长远利益所造成的自然后果越严重，这种需求的价值或正义性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在此，这种对同一层级的不同需求的价值评判，其基准仍然是传宗人理性。

六、传宗人理性的学术渊源：从文化基础、科学依据到范式和理论的借鉴

尽管传宗人理性为需求溢出理论所首倡，但其思想内核却绝非横空出世，而是有着悠久、深厚的学术渊源。从孟子的性善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到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和道德人(伦理人)假设，再到近晚勃兴的后代人权利理论，基本勾勒出传宗人理性的学术渊源。

1．孟子的性善论：传宗人理性的文化基础孟子是我国最早明确系统地提出性善论的古代先贤。针对告子、公都子提出的“生无善无不善也。’或日‘l生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之类的观点，孟子旗帜鲜明地以人性本善予以回应：“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日：‘求则得之，舍则失之’。”l5_‘’正是在此基础上，孟子才说出了两句流传千古的励志名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与我同类者”。其实，孟子并没有无视人性中自私自利的的一面，即所谓的“性恶”或“性不善”的一面，只是孟子将其归为人的兽性而非人性。孟子明确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_5_㈣孟子还举例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l5_(‘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恭敬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区分并将人性限定于人的社会属性的主张，既有力地回应了公都子所主张的“有性善，有性不善”‘’的观点，也极富远见地回应了后来韩非子所明确提出的性恶论和当今世界盛行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在笔者看来，孟子性善论的核心，在于肯定人在自然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利他倾向，并以此来约束人尚未完全进化掉的自私自利倾向(兽性)。无论是孟子所说的人之四端(仁义礼智)，还是他所举例的两种情形(“嫂溺”和“孺子将入于井”)，都是在肯定人性中的利他性而非自利性。换言之，孟子定义的人性是人的一种利他的理性，而不是自利的理性。正是这一点为笔者提出的传宗人理性奠定了文化基础，并成为传宗人理性的第一层含义(身外理性)的学术渊源。

2．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宗人理性的科学依据作为一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以其进化论阐释了生物物种的起源及进化历程。从进化论的角度看，生物物种的传宗本能(繁衍和保护幼崽的本能)及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对抗自然和天敌)是生物物种繁衍生息的关键所在。而人作为地球上迄今为止最为高级的物种，同样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体现。而在进化过程中，人类选择了依靠大脑强化(理性思维)而不是依靠四肢强化(爪牙之利)的进化路径，并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对于人类的传宗本能而言，正是基于人的大脑进化，人类的繁殖期不仅突破了其他动物受制于固定期的时间限制，而且人类对后代的保护也突破其他动物只对处于幼崽期动物给予保护的时间限制。可以说，对越来越远的后代给予关怀，这种远见所体现出来的理性思维，正是人类大脑进化的自然结果，是人的理性思维在时间坐标上的纵向延伸的结果。同时，就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而言，也是基于人的理性思维，人类才选择了社会化生存(公共生活)的生存方式。正如严复在阐释赫胥黎的天演论思想(即运用进化论分析人类社会)时所言：“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显然，利他者能群，自利者不群；利他者善群，自利者不善群。可见，人的利他倾向实际上也是人的大脑进化(即理性思维)的自然结果，是人的理性思维在空间坐标上的横向延展的结果。由此，进化论就为人的传宗本能和利他倾向的纵向延伸和横向延展提供了生物学的依据。显然，人的传宗本能是人的身后理性的体现，而人的利他倾向则是人的身外理性体现。这样，进化论就为需求溢出理论将二者(传宗本能与利他倾向，即身后理性与身外理性)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传宗人理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3．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和道德人(伦理人)：传宗人理性的范式借鉴作为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人的自利性(自爱)的阐述被认为是对经济人假设所做的最早的系统论述，尽管他并没有使用“经济人”这一概念。在此之前，斯密在其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着重阐述了人的利他倾向，从而奠定了道德人(伦理人)假设的基础。与孟子一样，斯密认为人性中除了有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利己(性恶)的一面之外，还有作为道德人的利他(性善)的一面：“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1O6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两部流芳百世的著作中，亚当•斯密更为看重的是肯定道德人假设的《道德情操论》。在斯密的思想中，《道德情操论》是主线，《国富论》只是副线。这从两部著作的出版及修订时问中可以得到佐证：《道德情操论》于1759年4月首次出版，后经1761年、1767年、1774年、1781年、1789年五次修订，而1790年3月亚当•斯密去世；《国富论》于1764年开始写作(此时《道德情操论》已出版5年并修订1次)，1776年出版(此时《道德情操论》已初版l7年并修订3次)，其后历经3次修订，1786年的第4版是亚当•斯密生前审定的最后一个版本——在此之后的3年(1789年)，斯密完成了其对《道德情操论》的第5次修订。m两部著作的交替修订及斯密严谨到近乎苛刻的治学态度表明，斯密并不认为经济人思想与道德人思想存在矛盾或难以兼容共存，而只是认为二者是人性的两面，这与早于其两千多年的孟子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看法不谋而合。可以说，斯密的经济人和道德人，为笔者的传宗人理性提供一个范式借鉴——将人类的某种思维倾向用某种虚拟的人作为人格载体，由此有了传宗人理性这一称谓。同时，斯密的道德人思想，也为传宗人理性中的人的身外理性(对同世人的利他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4．后代人权利理论：罩在传宗人理性头上的面纱无论孟子的性善论，还是斯密的道德人，都只是肯定了人性中含有利他性的一面，而没有指明利他性中的所利之“他”究竟包含哪些“他”。实际上，孟子和斯密所肯定的利他性，只是局限于现世人(同时代的人)之间的利他性，而没有将所利之“他”延伸至尚未出世的后代人。换言之，孟子的性善论和斯密的道德人，还只是肯定了在空间的横坐标上的利他性，而没有为时间的纵坐标上的利他性提供明确的支持。而20世纪后期兴起的后代人权利理论，则为利他性在时间的纵坐标上的延伸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孟子和斯密对利他性的认识不足，进而为笔者的传宗人理性的第二层含义(身后理性)提供了思想源泉。后代人权利理论的基本要旨是主张后代人也拥有和现世人同样的权利，以此来制约现世人对后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及自然资源的消耗。“后代人权利理论由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约尔•范伯格于1971年首先提出。此后，后代人权利理论在环境危机的推波助澜下以及伴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同。”在此，笔者将施拉德•夫列切特的代际契约理论、乔治•赖特的跨代共同体理论、爱蒂丝•布朗•魏伊丝的代际平等理论和约翰•罗尔斯的代际正义(代际公平)理论以及当下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都归人后代人权利理论的范畴。在笔者看来，尽管随着当今世界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的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后代人权利理论的拥趸，但林立总总的后代人权利理论都是在着力阐述为什么我们(现世人)要(应该)承认并保护后代人的权利，而对于为什么我们会(愿意)承认并保护后代人的权利则少有关注。也就是说，现今的后代人权利理论都没有从人性的深度来揭示现世人之所以愿意并乐于承认和保护后代人权利的内在动因。这样，现今的后代人权利理论就如同一张面纱，遮住了(尽管已绰约可见)现世人之所以愿意保护后代人权利的人性动因——传宗人理性。唯有揭开面纱，乃见真容。

七、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基于传宗人理性的利他之心

公共管理学论文篇(3)

公共图书馆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是用户服务工作,它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继续教育学习的良好环境。“人来人往”、“知识共享”,“不分彼此”、“共同提高”,每个人都拥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这是“以人为本”的很好体现。同时,它担负着为科学研究服务和大众服务的双重任务,在促进国家经济、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全民科学文化水平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荷兰学者霍夫斯坦特说,管理不是处理具体的东西,而是处理对于“人”有意义的信号,这种信号是在家庭、学校、社会等特有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因而文化必然渗透于管理和组织的全过程。这就要求在以人为本与科学管理上,形成自己的特色。

1、1以人为本的特色。

公共图书馆工作先要做好“人”的工作,人是管理活动中最积极最生动的因素,把人管理好了,工作也就自然而然开展了。人的个体,在心理、行为、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是极为复杂的。以人为本,就要准确把握人的这些差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图书馆的一切活动处于良好的运动状态。

1、1、1责任到人。协调公共图书馆各个系统的工作,实行业务技术管理的标准化,分工明确,职责清楚,并落实具体的负责人。

1、1、2监督到位。建立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和用户代表参加的民主管理组织,对公共图书馆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改进意见,督促公共图书馆工作计划的执行,监督领导干部的工作。

1、1、3人尽其力。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力求用最少的经费补充、用最快的速度提供用户最需要、最有使用价值的文献资料,并使既有的人力资源和公共图书馆的各种设备发挥最大作用。

因此,人本主义的特色,其管理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即如何使公共图书馆中的人充分发挥其才能。

1、2科学管理的特色。

公共图书馆的科学管理,要做到决策、计划、组织、控制、协调的统一,借鉴现代企业成功的管理经验,在充满人性关怀中,摸索出公共图书馆自身的管理途径。

1、2、1劳动组织合理化。根据公共图书馆的实际,合理设置业务机构;根据馆藏的文献资料类型和用户需要的特点,科学划分工序和工作范围。

1、2、2业务工作计量化。在掌握一定数据的基础上,运用库存论研究现有书库空间的合理使用;运用线性规划科学地安排开馆时间、干部配备和经费的使用等。

1、2、3工作人员专业化。在熟悉公共图书馆业务的基础上,在某一学科知识的范围内,以文献信息为研究对象,深入学习、钻研,能够担负起该学科的专题文献和信息服务工作。

因此,管理科学的特色,具有前瞻性、前沿性与和谐性。否则,在原来的水平上强调科学管理不仅会落后,而且很可能是一种逆动。

2.以人为本与科学管理的要旨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共图书馆的科学管理也引起了图书馆界的关注,对“馆人”的重视,要求职工更自觉、更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并通过进修、培训等学习途径,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这种由经济发展而带动的科学管理追求,即以“人本主义”的思想为基础,顺应现代公共图书馆的科学管理精神。

2、1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根本”。

从以人为本与科学管理上说,是指公共图书馆管理者的一种领导方式或理念,属人力资源管理的范畴。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2、1、1以人为本的管理,强调公共图书馆在管理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出发点。

2、1、2以人为本的管理,重视激发和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2、1、3以人为本的管理,致力于人与事业的共同发展。

2、2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核心”。

从以人为本与科学管理上说,人是管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与环境是一种交互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可以促进人的发展,并为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也可以在相互协调中达成共同的愿景。具有以下几个原则:

2、2、1重视人的需要,尊重人的需要。

2、2、2鼓励职工,培养职工。

2、2、3设计组织,始终围绕“人”这个中心。

总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共图书馆工作结构也日益复杂化。科学有效的管理,是公共图书馆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没有科学有效的管理,必然导致公共图书馆的分散、重复、混乱和浪费。因此,以“人”为中心,充分发挥现代图书馆系统的服务功能,建构公共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一项新课题。

参考文献:

1、吴慰慈、董焱.图书馆学概论(修订本)[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2、孔兹.管理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3、龙文元.以人为本[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4、徐建华.现代图书馆管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公共管理学论文篇(4)

所谓实验模拟教学指的是在科学理念的引导下,应用技术措施,验证假说或者探索未知的一种实践教学模式。一直以来,受到“文科不需要实验室”这个理念的影响,高校公共管理这门学科并没有意识到实验模拟教学的重要性。实验模拟教学是通过针对学生实施实验方法、实验技能以及实验原理的训练,通过论坛沟通、召开视频教学、在线业务处理、角色扮演等实践模式,让学生去接触公共管理运作的过程及规律,提升观察、研究以及解决实际情况的水平,提升学生应用公共管理基本措施与手段的技巧,提升学生正确处理公共事务的决策能力及操作能力,使得学生能够在毕业以后尽快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①高校应当尽早建设一个稳定的专业模拟实验场所;②高校应当依照公共管理这门学科的特点与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相关诉求,构建符合实际情况的公共机构绩效评估、管理决策措施、社会调查手段、电子政务实务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的实验室,建设关于公共管理体制模拟展厅、国家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文献资料室等,切实提升实验室的软硬件水平;③高校应当构建一套综合型的实验课程管理体系,依靠实验室组织各个专业的教师与各个专业的教研室,根据公共管理学科的相关要求,通过开发公共管理学科综合性实验课程,探索在公共管理学科开展实验教学的特点、规律和具体操作模式,统一编写实验教学大纲及指导书,同时负责针对全部实验课程实施统一建设与管理,以此来促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实验教学的有序发展。

2案例教学模式

案例教学模式属于公共管理学科当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教学模式,是一些发达国家在公共管理教学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教学模式。

(1)高校应当加强自身公共管理案例库的建设工作

通过组织案例搜集小组来负责社会中的实际调查工作,切实搞好学校所在地区社会中各个组织的关系,以此来保障自身公共管理案例的指导性、真实性、及时性,使得学生所接触的这些案例更加贴合实际。与此同时,高校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教学经验,在国内整合公共管理的专业人员,组成一个共享的业务案例库,构建一个各个研究机构共享的公共管理案例库。

(2)高校应当依照自身的教学内容来选择对应的案例

而公共管理教师在选择案例的时候,必须要锁定好对应的教学目标,即综合考虑到教学内容与个案之间的关联性。此外,在个案选择的时候必须要综合考虑到国内外的社会情况,个案应当符合当前时代的特点,从中能够折射出现实生活当中的焦点内容,这样的案例对于学生在毕业以后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3)高校应当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来开展案例教学

尽可能选择一些具有现场照片或者视频的案例,通过配上对应的背景音乐与视频来烘托出课堂教学氛围,从而有效提升教学的直观性与生动性,使得学生能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进行案例情境的模拟,将自己当作参与者的心态来进行对应问题的讨论。比如,在进行行政伦理等内容的课堂中,教师可以选择几个反腐视频或者警示视频来烘托课堂氛围,这样比简单地讲解案例更为直观、深刻。

3创造实践与实习的体系

实习属于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培养广大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重要保障。所以,各个高校应当切实加大自身公共管理实习基地的建设力度,使得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就能够了解到社会中公共机构的运营情况。高校应当采用“请进来”与“走去出”相结合的模式,采用“双循环”的教学模式。所谓“走出去”,指的是高校邀请当地社会中公共管理机构决策层到学校来开展讲座,积极征求他们对于学校公共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与培养规格的意见,同时学校应当利用寒假与暑假阶段来开展一些社会实践活动,通过这些社会调查的实践活动,不仅能够让学生结合自身所学的知识与社会中的热点问题,到实际社会当中去调查形成对应的调查报告,还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群体科技文化优势,弘扬科学精神,传播文明新风;所谓“走出去”,指的是公共管理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到社会中去进行社区服务、社会调查、社会专题调研等相关活动,产生与教材内容相符合的“社会案例”,一些拥有条件的高校则可以采取“挂职实习”的模式,依照实习机构岗位的相关需求,安排优秀的实习学生去担任当中科级以下的机构副职。如此,学生能够尽早参与到实习机构的工作运行当中,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尽快适应工作岗位。“挂职实习”一方面能够为学生提供更为符合实际、更为宽广的舞台,能够有效提升实践教学的成效,全面检验并锻炼学生综合素质与公共管理水平。“挂职实习”的角色定位能够全方位激励学生的进取意识,学生通过“挂职实习”的锻炼,不仅能够增长自身的能力与见识,同时又能够在实习的过程中看到自身的缺点,这个过程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提升学生行政职业水平的进程,能够为学生毕业以后提升求职竞争力打下坚实的基础;“挂职实习”另一方面能够让学生更为深入地了解

公共管理学论文篇(5)

1.1创业团队缺少实践经验，面对社会实际问题总是显得力不从心，无从下手。由于缺乏实践经验，仅靠大学期间的基本理论知识储备和部分课程的实训锻炼等来处理瞬息万变社会和经济的问题，导致创业团队内部冲突不断，感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导致决策失误和错失商机现象频发。

1.2创业团队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由于受到高校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大多数学生养成了“按书本”办事的习惯，不能结合具体问题进行发散思维和创新，使得创业团队的管理和发展缺乏生机和活力。

2基于经管类跨专业综合实习平台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建设

根据目前大学生创业团队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借助我校管理学院的经管类跨专业综合实习平台，模拟现实经济环境和社会最新需求与动态，让学生进行实战模拟演练，本文以公共事业管理和信息管理两个专业为例进行了大学生创业团队建设问题的探讨，由于两个专业从专业特色和就业方向上存在着明显差异，这样既可以提高研究成果的普遍性，也可以充分验证所提方案的合理性。具体的实施方法如下：

2.1创业团队的组建。团队组建是整个实战演练的基础，要求参与者自行选择角色，角色确定后，由团队负责人在两个专业内自由选择团队成员。成员确定后，各团队需要马上确定自己的企业文化，并建立起相应的知识共享与奖励机制，进而促进每个成员自身优势的充分发挥。

2.2确定各创业团队的管理制度，并进行规范化表示。企业制度设计关系到整个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要求各创业团队凝练出自己的管理制度，并由指导教师或聘请的专家进行指导和完善。团队运行过程中，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对自己的制度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和完善。

2.3让多支创业团队进行联合实战演练，设计相应的竞争机制，目的在于引导团队间模拟市场环境选择竞争或合作方式。通过团队间的竞争演练，既可以让学生体会到市场的环境，又可以让学生积极进行团队协作，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2.4建立明确的创业团队成员表现评价体系，构建量化的评价模型，动态显示和更新每个团队，既每个成员的表现情况。同时在团队内部和团队间进行及时的讨论与交流，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同时，及时改正存在的不足。通过在公共事业管理和信息管理两个专业的创业团队建设演练，所提方法得到了充分验证，收到了较好效果。实战演练中，各团队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充分看出了团队协作的力量，各团队的成员通过相互合作、讨论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很好地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公共管理学论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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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关于体育各方面内容的研究越来越多，体育公共管理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社会领域逐渐分化成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在对体育事务的管理中，公共领域中的体育事务管理远远超过了市场领域中的体育事务管理。体育公共管理的研究存在显性和隐性两种形式，显性研究的对象是发表于各类报刊上的论文，隐性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学术报告和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在所有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研究学位论文有着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

学位论文的质量是评价硕士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论文选题则是撰写硕士论文的第一环节，并直接影响学位论文的质量。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包含以下三要素:一是研究对象，二是研究内容或研究领域，三是研究方法。选题的“三要素”构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框架，也成为评价硕士学位论文的重要尺度。

通过检索CNKI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笔者査到2002?2012年间710篇有关体育管理的硕士学位论文。其中，涉及体育公共管理的507篇，占总数的71.4%;涉及市场管理的203篇，占总数的28.6%。

在本文中，笔者对涉及体育公共管理的507篇硕士学位论文在选题内容（包括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性质和研究领域)方面进行了深人的研究与分析，为体育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1.体育公共管理类硕士学位论文的数量

    从2002年到2010年的9年间，体育公共管理类硕士学位论文的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2010年达到了高峰。从主观上看，存在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随着我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在校学生人数在不断增加，相应的学位论文数量也必然增加；二是体育公共管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体育事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各种管理方面的问题也逐渐突显出来，体育公共管理也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重要研究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育公共管理方面的研究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体育公共管理类硕士学位论文数量的增加反映了我国体育事业改革和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2.体育公共管理类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

    通过对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发现，在以体育公共管理为内容的研究领域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竞技体育管理、大学生体育管理和社区体育管理，分别占论文总数的15.9%、14.5%和13.1%。由此可见，体育公共管理类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涉及的都是学生能看到、接触到的体育事务。研究国外体育公共管理方面的论文，只有寥寥数篇，而且这些论文的结论都是通过分析世锦赛、奥运会和其他大型比赛的数据得出的，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硕士研究生的科研经费较少，研究条件有限，很少接触到国外体育组织，获取最新的信息资料，也很少能借鉴国外优秀科研成果。

在体育公共管理领域中，中小学体育管理、体育教学管理也是硕士学位论文常常关注的内容，分别占论文总数的8.1%和6.6%，这说明一部分研究生更愿意研究熟悉的学校教学环境。

目前，我国巳进人老龄化社会，但关于老年体育管理方面的研究论文仅占总数的2.7%，这与目前社会发展形势不相符，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体育行政管理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更少，这方面论文只占论文总数的3.9%。文献综述类论文也很少涉及基础理论方面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硕士学位论文应在基础理论方面有所加强。

3.体育公共管理类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

体育科研方法是研究体育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研究体育现象，揭示其内在规律⑴。因此，体育科研方法对促进体育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分析论文中所包含的研究方法时，我们发现用到的方法主要有4种，即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査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分别占论文总数的89.2%、63.8%、56.6%和49.4%。搜集资料过程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实验法、测量法和德尔菲法，而整理和分析资料主要采用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法、模糊数学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

这507篇学位论文的统计结果表明，在绝大多数论文中，学生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数理统计的定量研究方法，说明这些学生重视研究各变量间的逻辑关系，并对研究成果进行更为科学和准确的描述，同时也说明我国体育管理研究在方法上所取得的进步。

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研究体育公共管理提供了更好的技术条件，综合研究巳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目前，体育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采取的研究方法已呈现出多元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能更加全面、客观、深人地揭示所研究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体育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4.体育公共管理类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性质

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性质分为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开发性研究。

基础性研究强调对客观现象和事实进行理论性探索或实证性分析，检验理论依据与客观事实的符合程度。虽然基础性研究没有强烈的应用目的，但基础性研究是应用性研究的基础，没有良好的基础性研究，新知识和新领域的发展会受到阻碍。以获取新思维和新知识的创造性研究，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实用性，并把应用性的研究成果以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形式展现出来。

基础性研究是应用性和开发性研究的基石，应用性研究是基础性和开发性研究之间的桥梁，开发性研究是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的目的和归宿。这三种研究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缺一不可。我们对这507篇体育公共管理类硕士学位论文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应用性研究占的比例为73.7%，基础性研究占的比例为19.2%，开发性研究占的比例为7.1%。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硕士研究生拥有的资料和科研条件有限，进行基础性研究的难度比较大;二是主观上忽视基础性研究，而直接进行研究性研究；三是应用性研究比基础性研究更容易。这说明硕士学位论文在选题上对基础性研究的关注不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5.体育公共管理类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

    5.1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

通过对这507篇硕士学位论文研究领域的分析，我们把这些论文的研究领域分为三类：群众体育类研究、学校体育类研究和竞技体育类研究。其中，绝大多数论文关注的是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中的管理现象及管理问题。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硕士研究生对我国体育公共管理的重视和关注。

在2002—2010年的9年中，这三类论文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2002年到2004年间，竞技体育类研究所占比重最大，达到50.3%;2005年到2006年间，三类研究所占的比重较为接近；从2005年开始，竞技体育类研究开始下降，并略有起伏，但仍在20%左右；从2005年起，群众体育类研究开始异军突起，并开始占据首位。2002年到2004年间，竞技体育类研究是体育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热点；而2006年以后，群众体育类研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体育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热点。学校体育类研究所占比例从2008年开始变得较为稳定。

在学校体育类的研究中，中小学体育研究和高校体育研究为两大研究热点，也是硕士学位论文重点关注的内容。

在国家大力发展群众体育的背景下，群众体育类研究和竞技体育类研究正在发生悄然转变，硕士学位论文关注的重点也从竞技体育转向了群众体育。目前，对群众体育类的研究已呈上升趋势，这说明硕士学位论文已开始关注群众体育。

5.2城市体育和农村体育

农村体育是以健身、娱乐为导向的在农村开展的强身健体的体育锻炼活动。城市体育是以健身、娱乐为导向的在城市开展的强身健体的体育锻炼活动。两者的区别就是开展健身锻炼的地域不同。不同区域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的差异性，体育观念、运动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体育公共管理的目标是一致的。

2002年到2012年的9年间，农村体育研究所占的比例不足25%;而城市体育研究一直占据主要地位，所占比例达到87.5%。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体育是扎根于城市文化而产生、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因而很多的“体育问题”和“体育现象”都发生在城市体育中，这也成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时关注的热点；二是由于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并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的体育资源、大型体育赛事和体育消费市场都集中在城市，因此，城市的体育热点“话题”要多于农村，也吸引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三是由于体育管理类硕士学位论文的作者多为在校学生，他们学习、生活在城市中，因而城市体育研究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研究的话题。

6.结束语

公共管理学论文篇(7)

学校公共关系管理就是对学校内部公众关系、外部公众关系及其相关传播沟通事物的管理。

（一）对象分层学校公共关系的对象分层比较复杂，按照不同的公共关系类型，可以将学校的公共关系分为不同的类型。学校的公共关系可以体现在学校日常业务工作和一些酒宴当中，也可以表现在为了实现某一个目标而做出的相关活动，当然还反应学校长期的发展战略和愿景。

（二）组织主体在学校开展公共关系的过程中，学校既是公共关系的承担主体，又是公共关系的管理主体，换句话说，在学校开展公共关系的过程中，学校的成员都应该承担公共关系的组织管理工作。当然根据学校成员的级别不同，在公共关系当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

（三）内容分层学校公共关系管理是运用现代社会的各种传播沟通手段和媒介，对学校与其目标公众之间的双向信息交流进行有效管理，提升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在学校公共关系的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发挥绝对的主导地位。

（四）核心方法的选用在公共关系开展过程中，要通过调查研究的方法，研究目标公众和公共关系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要运用科学可行的调查研究方法，用素质过硬的研究人员，保障调查研究的真实性和全面性。

二、学校公共关系管理模式

学校的公共关系管理水平一直在不断地提升当中，在以前的公共关系管理过程中，存在着无意识和局部阶段管理的状态，现在已经迈向了意识管理和整合管理阶段。按照学校公共关系管理模式的不同，可以将它分为三种模式。

（一）技巧型公共关系管理模式顾名思义，在技巧型公共关系是一种单向型的沟通模式，在公共关系的开展中，注重技巧的运用，所以在开展公共关系的过程中，为了得到对方的信任、支持，会采用一些相关的技巧和方法。

（二）技术型公共关系管理模式在技术型公共关系的管理模式中，学校管理者作为公共关系的出发者，认为在公共关系的开展过程中，要注重技术的运用，特别是传播沟通技术，比如运用地比较多的技术型公共关系有调查技术、信息宣传和技术等。

（三）管理型公共关系管理模式除了上述两种公共关系管理模式外，还存在着一种管理型的公共关系管理模式。管理型公共关系强调在公共关系发挥作用的同时，还要求它参与冲突管理、战略关系协同等其他职能，在管理型公共关系中，管理与沟通是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双方互有作用，相互影响。在学校公共关系的管理模式中，管理型公共关系模式是运用比较普遍，也是被很多人认可的一种符合时展和进步的管理模式。

三、管理型公共关系模式的特征

（一）从业者角色的转变在管理型公共关系模式中，从业者的角色比较丰富，管理职能成为从业者的主要特征。从业者的角色不再单纯是某项技术的专家，而是整个关系的管理者，这对公共关系的从业者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挑战，从业者既需要拥有良好的沟通技术，同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积极参与学校高层领导的决策。

（二）内容的细化和深化在管理型公共关系模式中，其工作内容不断深化和系统化，除了传播管理外，其内容还包含着更深层次的管理内容，如公共关系管理、形象管理等。

（三）以双赢为主要目的在以往的公共关系模式中，学校作为公共关系的组织者，过分强调自身利益，造成公共关系的开展并不顺利。而在管理型公共关系中，学校不再一味强调自身利益，而是将双赢作为开展公共关系的主要目的。

四、学校公共关系的管理策略

（一）做好管理内容的分级工作在学校公共关系的管理中，应该根据不同的管理内容进行细致的分类。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公共关系管理内容，具有各自的特点及重点，当然在管理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管理方式的不同。一般来讲，需要将公众关系管理、形象管理、事务管理区别分开，当然在分级的过程中，也需要侧重关注公众关系管理，并通过来个号的事务管理，最终提升学校的良好形象。通过公众关系的管理，可以提升内部公众对学校领导决策和发展方向的理解与支持，还可以提升外部公众对学校的信任与了解。公共关系的管理，强调通过情感管理等方式，来提升公众对学校的情感依赖。通过事物管理，可以为学校的发展建设作出一定的贡献，提升学校的办公效率。在事物管理中，有一项特别的内容，危机管理。在学校面临公众危机的时候，通过事物管理，可以很好地修补学校的公众形象。通过形象管理，可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公众对学校的了解和认知，在形象管理中，要强调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文化建设等内容。

（二）学校公共关系的开展要循序渐进在学校公共关系的开展过程中，要循序渐进地进行，不能求之心切，也不能割裂管理顺序之间的系统关系。一般学校公共关系的开展要通过科学研究的调查研究，然后组织专业团队进行方案制定，确定方案后在进行传播沟通，最后在公共关系的开展进行效果评估。

（三）学校公共关系的开展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学校公共关系的开展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关系管理，要注重公共关系管理的核心；整合管理，在公共关系的开展中，要整合各方面的利益组织；工作创新，公共关系的开展要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展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