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调控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宏观经济调控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根据国家审计的经济监督性特征，一方面，围绕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实施审计监督。一是对国家“宏观性部门”的审计。通过对有宏观调控职能的国家财经管理监督部门和市场主体主管部门（如财税、金融、发改、建设、国土、物价、工商、国资等）调控监管市场经济包括本部门经济活动的审计，以及对领导干部任期履行宏观经济调控职责情况的审计，监督这些部门及领导干部按照国家政策法规和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正确履行职责，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措施，合理调控引导社会资源和有效配置公共资源，确保宏观调控规范有序，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效益，为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创造优良环境。二是对国家“宏观性资金”的审计。通过对影响宏观经济调控的国家公共财政、信贷等资金（基金）特别是各类专项资金包括中央财政支持重点领域的资金的审计，监督这些资金来源（收入归集）和运用（支出分配）的合法有效情况，为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提供资金保障。三是对国家“宏观性项目”的审计。通过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确定的新农村建设、交通基础设施、节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教育发展、公共服务和文化建设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投资决策及经济活动的审计，监督这些项目合理控制投资规模，严格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改善投资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投资效益，为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奠定坚实基础。

二、开展经济效益审计，挖掘增产节约潜力

当前国家财政比较困难，建设资金不足，财力又过于分散，损失浪费比较严重。同时，部分企业不仅利润下降，亏损上升，而且严重地存在着潜亏挂账、虚盈实亏问题，这是财政的一大隐患。为此，要围绕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积极加强大中型企业的审计监督。要在财务收支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经济效益审计。当前烟草行业潜亏挂账、虚盈实亏的问题比较严重。经济效益审计，主要是检查企业盈亏问题，除研究外部原因外，重点是检查内部问题，如产品质量品种、企业生产流通、影响亏损挂账的因素和“三角债”、资金周转等问题。并要进行一些审计调查，针对存在的重要问题，查找产生原因，提出挖掘内部潜力，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和改善外部环境的意见和建议，做到既审计监督，又帮助解决问题，为宏观经济调控积极工作。

三、社会审计

有利于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企业的行为及活力直接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加强社会审计有利于规范企业行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企业财产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由于企业编制的财务报表是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晴雨表，所以，企业所有者、债权人、潜在投资者、政府和社会公众都重视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会计信息的质量更为重要。为了维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企业管理人员的行为，法律规定必须聘请注册会计师对企业管理者编制的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中国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公司法规定：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要求，转换经营机制，有步骤地清产核资、界定产权、清理债权债务、评估资产、建立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社会审计行业拥有一批会计、税务、资产评估、管理咨询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他们能根据加强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提供包括股份制改造、记账和设计会计制度、税务、资产评估以及管理咨询在内的各类专业服务。

四、内部审计

篇(2)

【关键词】经济；宏观调控；分析

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近年来，双顺差现象呈现强化趋势，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和妥善处理随之而来的大量外汇储备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严重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及措施将可能对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增长、增加就业、物价稳定以及货币政策效果等诸多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带来负面影响。

一 我国内外贸经济目标冲突的现状

1．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均衡的冲突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必须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使之达到基本平衡。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超过社会总供给，出现商品普遍供不应求、物价全面上涨，这时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抑制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并适当减少出口，同时鼓励增加供给，适当增加进口；如果社会总供给明显超过总需求，出现商品积压、生产下降、物价下降、失业增加，这时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刺激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增加，并鼓励增加出口，同时适当控制供给增加，减少进口。自1994年以来，国内连续出现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格局，国际收支呈现大量盈余。同时，人民银行承担了无条件买卖外汇、平衡外汇市场日常供求的义务，导致了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由此引发的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使我国金融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冲击。一方面，外汇储备过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巨额外汇占款引发基础货币投放增大，导致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扩张。为了对冲外汇占款引起的基础货币投放，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冲销手段，但这些手段不论在市场基础上还是操作技术上，都是不可持久的，其效果稳定性也是难以预期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很难实施。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两大目标的冲突加大。

2．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均衡的冲突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途径。我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一方面，劳动供给数量庞大；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数量有限。因此，必须坚持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长期将增加就业的宏观调控目标落到实处，并严格控制人口和劳动力增长。

双顺差的产生对充分就业带来了好处。一方面，经常项目的顺差是由外贸出口导致的，而外贸出口的增加势必增加国内人员的就业，提高就业水平。另一方面，资本项目的顺差是由资本的大量流人造成的，这些资本大部分构成投资，由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的制造环节在境内主要采取劳动密集型生产，对扩大就业的效果十分显著。

如果出口急剧下降或外商直接投资出现大幅下滑，势必会影响我国的就业状况，不利于社会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可见，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与充分就业之间的矛盾一定要权衡利弊，采取适当的措施。

3．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均衡的冲突

国民收入的构成要素包括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它们的增长对国民收入的提高起着决定性作用。国际收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各种交易所引起的货币收付或以货币表示的财产的转移。

影响国际收支的重要因素，一是进出口贸易状况，二是资本流入流出的多少。如果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尤其是出现较大逆差时，对本国经济是不利的，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调节，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当前中国消费疲软，人们偏向于储蓄，所以消费对国民收入的增长贡献有限。因此，当前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投资和净出口。当前国人的储蓄并没有顺利地转化为国内投资，对国民收入起主要作用的投资还是来自外资的流入，这也是双顺差中资本项目顺差的功劳。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近几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净出口一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它也导致了双顺差中经常项目的顺差。

二 解决我国内外贸经济目标冲突的措施

双顺差对我国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有利有弊，充分利用双顺差优势的同时减少它的弊端，需要政府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等多项综合措施。

1．宏观调控内需与出口战略

经常项目顺差的根源就是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这部分资源国内居民消费不了，只能出口到国外，向国外寻求销售途径。

第一，抑制国内通货膨胀，扩大内需。当前国内出现的困境是通货膨胀和内需不足并存。这两个矛盾并存的原因是它们产生的原因和渠道不同。通货膨胀是结构性的，是由猪肉和石油的短期供不应求引起的，进而引起粮价和其他物品的涨价；而内需不足是由于我国国民偏爱储蓄引起的。为此，我们应该针对通货膨胀的起因采取措施控制物价上涨；而扩大内需可以通过降低储蓄率，稳定人们的支出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降低利率增发国债，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来调节。

第二，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减少出口。近年来，我国一直奉行“出口至上”的贸易战略，忽视了进口和国内市场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这一措施没有及时得到修改，致使中国内需不足和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为了减少双顺差，必须重新审视出口对经济健康平稳增长的作用。当前，政府应该实行出口、进口和内需并重的平衡贸易战略。取消过度激励出口的措施，降低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激励出口商品提高国内增值程度，增加高附加值、高技术、低能耗、低污染商品的生产和出口。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带动了服务贸易进口、更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

2．调节资本项目顺差

第一，稳定汇率，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一直以来，人民币汇率未能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利于均衡价格的形成。并且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较窄，缺乏足够的弹性。因此，外汇管理改革应重在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当增加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以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具体来说，首先，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币种，让更多的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参与进来，使人民币汇率能真实的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其次，要逐步放松资本外流的限制，职放宽个人外汇业务，促进海外投资等，采取更加弹性的汇率制度方法，不断扩大汇率变动的区间；最后，要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因为有效的利率形成机制是形成有效汇率的基础。我国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从而促进汇率市场化的实现，以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

第二，减少外资流入，引导并合理利用外商投资。近年来，我国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是补充国内储蓄的不足和引进先进的技术。而如今，中国居民自己的储蓄率已经很高，只要合理地把它转化为投资，中国就没必要去引进外资。所以，引进外资应重在引进先进技术、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具体来说，首先，要取消地方政府把对外资的引入状况作为政绩考核标准的做法，同时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做到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其次，要适当转变外资政策，引导外资流向高技术含量的行业，使其有利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节约能源。真正把利用外资和提高国内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3．妥善处理大量外汇储备

外汇占款的增加改变了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结构，降低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推动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发展，所以一定要妥善处理大量外汇储备。

4．纠正外汇管理观念

第一，纠正管理层对于外汇储备管理在观念上的误区，必然会导致管理方式产生失误。如人们普遍认为外汇储备是国家经济地位的象征，但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经常项目的顺差。产品大量出口被外国使用，对于我们这个资源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是个资源的浪费。所以应该出口高质量、高附加值和有高新技术的产品，而不应注重顺差的“量”，更不能简单地把外汇储备看作是国家实力的显示。同时，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本资源发展经济，可以用这些钱还外债，也可以去国外投资，或者购买外国物品投放到国内经济发展中等。

第二，建立国家外汇储备管理的动态目标系统。目前，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正在加强，而我国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却相对滞后，处于被动状态。因此，建立国家外汇储备管理的动态目标系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需要慎重选择多项指标，如外汇储备最优量、外汇持有币种和外汇储备的调节手段等。

篇(3)

【关键词】社会资本 再生产理论 现实意义 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0179-01

马克思创立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深刻认识的结晶。我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就需要以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作为强大的理论依据。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概述

1.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研究的出发点

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单个资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互为前提的单个资本构成的总和，即社会总资本。马克思说：“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1]因此，任何社会的再生产，都不是单个、独立部分的再生产，而是这种相互联系的单个部分再生产的总和。

马克思认为，再生产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就是社会总产品，即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在一年内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的总和。“如果我们考察社会在一年间提供的商品产品，那么，就会清楚地看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怎样进行的，……”[2]

2.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

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概括地说就是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马克思说：“再生产过程必须从W？蒺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观点加以考察。”[3]因此，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包含两个内容，“一方面是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的各个部分如何从商品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另一方面是资本家从什么地方取得生产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工人和资本家从什么地方取得消费资料。”[4]那么表现在市场上，就是要求所有生产部门实现两个层面，一是要销售掉全部产品，实现价值补偿，即该卖的都卖掉了;二是要通过购买，把所有的物质资料进行回购，实现物质补偿。只有这样，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形成不断循环的过程。

二、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准确把握和研究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将对于我国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促进作用。

1.正确处理经济社会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基金中扩大再生产占比重最大，积累基金不仅可以加快经济的发展，也能促进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过分强调积累，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反之，如果过分强调消费，积累的增长就得不到保证，就会影响生产的发展速度。

依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表明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对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起到了指导作用，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基础。若要实现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运用国家财政政策来调节积累与消费的失衡状态。例如，可以增加政府消费支出和转移性支付的支出，更有效地刺激人们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通过发行债券、增加政府投入，加强税收征管进行调整。

2.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水平，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在经济建设中市场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市场也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引发产业发展失衡的状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5]通过提高政府科学的宏观调控，使市场机制在合理的调控下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保持社会各产业间一定的比例关系，促进经济发展。

依据现实国情，我国是按照第一、二、三产业划分和组织生产的，三大产业是否均衡发展，直接导致经济发展的水平。《2013年统计公报》显示：“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0.0%，第三产业比重明显提高，达到46.1%，比第二产业比重高2.2个百分点，这是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6]可见，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时代已经到来。事实表明，要以政府发挥产业政策导向作用做好宏观调控，以市场为经济主体，通过不断引进技术、吸收国外投资和重点式发展继续壮大第三产业，做到在本质上优化产业结构。

3.合理分配收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由于这种收入差距的拉大，引起“马太效应”，导致全体收入者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低收入者购买能力不足，便会引起社会产品的生产过剩，继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社会再生产过程也将受到冲击。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导致社会的动荡。基于此，构建合理的分配格局就更加意义重大了。

“国民收入的分配过程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不仅与社会供求总量和供求结构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而且与市场经济中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密切相联。[7]因此，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控能够把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调节与对经济主体间利益关系的调节结合起来，通过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影响经济运行中的总量与结构状况，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达到扩大我国国内需求的目的。

因此，政府必须通过收入再分配的宏观调节，着重提高低收入者和农民收入，使他们的潜在消费需求愿望变为现实。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坚持效率优先，要更加强调公平原则，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90-392

[2]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35-438

[3]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36-438

[4]张家禄.《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299-301

[5]陈剑.理顺市场与政府关系，充分释放市场活力[J].红旗文摘.2013

[6]来源：中国行业研究网

[7]张家禄.《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32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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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本症结所在――资源要素价格扭曲

中国20余年的市场化改革主要集中于最终产品部门，通过在最终产品部门引入了市场机制，改善了对各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促进了技术进步（这一政策意图清晰地反映在农村、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改革，国有企业实施的经济责任制、承包制以及后来的股份制改造等，同时实行的开放政策也稳步地降低了进出口产品价格的扭曲）。现在看来，产品部门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除了能源和水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产品之外，绝大部分产品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市场供求和价格决定机制。

然而，中国要素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则明显滞后，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要素配置与定价的高度管制，使得中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与国外相比普遍较低。要素市场的高度扭曲，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增加了中国经济的短期竞争力，因此，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创造了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格局。与此同时，这些扭曲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结构失衡，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风险。

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有禀赋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性过强

我们认为，造成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其一，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存在禀赋的因素。

在一个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经济体中，工资水平的螺旋式上升而引发的通胀似乎很难发生。劳动力市场充分自由的特征没有改变，中国的工资水平就不可能有显著的和过快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企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并持续超过工资水平的增长率的状态中长期内难以改变。因为生产利润分配给高工资和劳动力受益只有在充分就业的环境中才可能实现。而中国存在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应的禀赋条件。

此外，继续保留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和尚未普遍实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进一步压低了劳动力的成本，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乃至全球产业链转移提供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租”（ 有关研究表明，如果将中国劳动力成本与人均GDP的比例设定为100，那么马来西亚的比例则是114，韩国为132，泰国为157，菲律宾为203）。

其二，最核心、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政府对经济主导性过强。

客观上讲，近年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的主导性均呈现明显上升态势，大量的经济资源要素配置权还集中在中央各职能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手中，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程度很低，此外还有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政策所制造的行政垄断，导致整个资源要素价格被人为地扭曲。

在中国，土地是国有或集体所有的，政府基本上可以决定土地的使用价格。提供廉价土地使用权，是各级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另外，缺乏严格执行的环境保护政策也降低了企业的直接生产成本。在经济改革的初期以及当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企业很少考虑污染治理，目前的发展通常是以延后环境治理的成本为代价的。换句话说，目前企业的盈利中包含了本应由子孙后代享受的好处。

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由于政府对各种资源拥有强大的掌控权，企业被资源控制权所“挟持”，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生存下来是难以想象的，大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不得不以变异的行为寻求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机会；银行同样被政府的资源控制权所“挟持”，因为土地、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行政政策，是当下银行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和政治担保。因此，在这个层面上，金融资源自然就服从于行政权力而配置，达成了资本与权力的结合。

简单核算一下吧，2006年国家预算内财政收入3.9万亿，预算外财政收入5000个亿，加上国有部门企业当年盈余近1.1万亿和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6000亿，政府可支配的财力高达6万亿，接近占到GDP的30％。这是非常惊人的比例。我们现在常讲的中国的“高储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政府部门储蓄在大幅增长，按照2003年资金流量表测算，在高达44％的储蓄率当中，政府部门的占比高达21％，也就是，有9个百分点的储蓄率是政府形成的，政府部门的高储蓄导致政府及政府主导投资趋势近些年明显上升，按照2003年资金流量表测算，政府直接进行和通过企业间接发生的投资目前已经占到整个经济中总投资份额的1/4左右。可以预知的是，这一比例在近三年可能以更为惊人的速度在上升。中国的“高投资”问题远非规模之忧，实则政府主导的体制之虞，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投资效率的问题。

资源要素价格扭曲下的经济失衡

其一，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为直接的驱动方式。近年来企业和项目的微观盈利的飙升，尽管不乏宏观景气因素、企业管理改善因素，但资源要素价格扭曲所制造的“经济租”显然是带来“超额利润”最为基本的因素，更多反映为一种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或者说是权力资本化在加速深化。这是中国投资持续高烧不退的最主要原因。

其二，扭曲的成本会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也会增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加速了全球产业链向中国转移，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部需求。

其三，最根本的，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造成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扭曲。因为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因为政府通常是资源要素的最终所有者），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宏观上表现为地区差距拉大、城乡差别拉大、收入差别拉大，全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此外，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使得经济建设型职能替代公共服务型职能，政府必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保障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如法治环境、诚信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居住、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产品）由于得不到政府财力支持而建设严重滞后。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社会保障缺失导致居民出现大量预防性储蓄，金融体系进一步深化改革困难重重（由于金融生态的缺陷），一方面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民营资本融资困窘，而另一方面金融资源越来越向着大企业、大客户和垄断部门集中，信贷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国内储蓄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等等。因此，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国内消费启动不起来，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不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来平衡。

其四是内外失衡的格局下，旨在控制投资规模的宏观调控越来越陷入一个“死局”。

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出现贸易顺差，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平衡。所以当在投资受到抑制的时候，国内的庞大储蓄就转化成了更大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讲，在高储蓄率既定的情况下，投资和贸易顺差是一只跷跷板。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贸易顺差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信贷投资扩张、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激增等等所有这些矛盾的因果都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独立存在，内外失衡之间相互交织、相互转化。

这或许是当下以收缩流动性和限制流动性运用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总是难以持续的根本因素。即便是在加息和提升准备金率起作用的情况下（当然目前更为直接的效果是通过行政措施，如信贷控制）或许短期内能将过快的投资增长控制下来，但显然消费需求在短期内是无法形成内需替代，而中国进口基本取决于国内的投资需求，因为进口的90％是投资品，如原料和能源包括技术等，消费品进口比例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这是当下国际产业分工以及产业链不断向中国转移的必然结果）。所以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必然导致进口需求减速，而在外部需求依然强劲的情形下，顺差增加只可能加速（我们的研究表明，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投资增速与进口增速表现出极强的相关性，而与出口增速的关系不甚显著），此时投资消费的内部失衡就转化为国际收支的外部失衡，也就是说，宏观调控直接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人民币升值压力。事实上，2004年宏观调控以来的情形便是如此，2004年以抑制投资过热为核心的宏观调控的一个直接效果是，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300多亿美元一下子激增至2005年的1000多亿美元。这种效应在2006年的宏观调控后愈发显著，7月后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逐步减速，贸易顺差开始逐月扩大，当然其中也不乏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化和贸易政策调整所导致的贸易部门企业行为的改变。

随后必然是增加的贸易顺差又形成基础货币的供给，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的过剩，自我实现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使得热钱更快涌入，整个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货币市场利率低下，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开始急剧膨胀。中国的风险在于金融压抑使得金融市场发展极其滞后，资金基本靠银行体系，而当下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又主要是抵押贷款，资产快速升值意味着实体经济信贷条件事实上的放松，实体经济的利率事实上的下降，加息效果又化为无形，经济中投资过热局面又可能卷土重来，如此循环使得中国的所谓经济周期因素已经越来越难觅踪迹，每一次调控的效果保持的时间可能会越来越短，直至根本不起作用。

未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着力点在哪里

理清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后，就需要为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重新定位。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定位应该紧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症结，方能达成解决问题的根本。其核心内容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

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就是要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内在的价格形成机制。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源要素价格上涨能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之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当前最为主要的措施是，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严格管理资源行业包括交重税，利润上交国家，限制资金利润使用，服务于国家战略，优化竞争，履行环保义务等，可以使其从名义上和事实上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回馈社会，抵消生态环境与福利欠缺。这些配套的监管措施是放开资源价格促进经济二次循环发挥效果的基础。

当然，从深层次看，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最终必然涉及到政府职能转换、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如何界定等等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二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的过高的储蓄率降下来，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如此，上下游企业顺畅的价格调整机制方能得以构建，也就是说，资源要素价格上涨因素一定要能向下传导，否则如当下，资源价格的扭曲而根本无法传导经济过热的影响，造成日常消费品价格不增表面没有通胀，而实质上是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导致下游企业亏损面扩大，导致投资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三是要注意资源要素价格调整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次序协调。

对于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国内越来越倾向于让人民币以较快速度升值，但是，如果在国内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的情况下，快速升值的直接后果是，在继续用国内资源无偿补偿国外消费者的同时，主动通过汇率调整削弱了本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结果很可能是得不偿失。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体中，通胀与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对外销售价格自然上升，从而抵消了汇率上升压力，也就是说，价格与汇率乃是两大互相制约的相反的点，而资源价格是根本，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夸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

因此，稳定汇率，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之后，再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届时，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有限。并且由于没有持续升值的政策性预期，进入国内的热钱总量会较小，相应的升值压力也小，升值幅度也会更加科学合理。

进一步讲，与其让本币升值提高我国商品的成本价格，不如让国内的要素所有者得到这块利润（因为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的利润不是在外资手中，主要是中国企业受益），最终同样能够达到倒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且还有利于启动国内消费。

我们认为，在一个以构建市场价格体系为核心目标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当下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有必要在价格和汇率之间作出权衡，是否需要对于通胀目标过分谨慎，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客观上讲，中国目前的价格上升，反映的主要是由于工资、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相对要素价格调整。这种轻微的通胀反映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后的成本推动型价格调整，而非全面的市场供不应求。

篇(5)

对此，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定位应该紧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症结，方能解决根本问题。

一是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

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就是要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在内的价格形成机制。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源要素价格上涨能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当前最为主要的措施是，使用税收机制根据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严格管理资源行业，包括交重税，利润上交国家，限制资金利润使用，服务于国家战略，优化竞争，履行环保义务等，可以使其从名义上和事实上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回馈社会，抵消生态环境与福利欠缺。这些配套的监管措施是放开资源价格，促进经济二次循环发挥效果的基础。

当然，从深层次看，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最终必然涉及政府职能转换、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等等，这是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二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政府和企业过高的储蓄率必须降下来，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如此，上下游企业顺畅的价格调整机制方能构建。也就是说，资源要素价格上涨因素一定要能向下传导，如果资源价格扭曲而无法传导经济过热的影响，造成日常消费品价格不增，表面没有通胀，而实质上在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将导致下游企业亏损面扩大，导致投资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三是要注意资源要素价格调整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次序协调。

对于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国内越来越倾向于让人民币以较快速度升值，但是，如果在国内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的情况下快速升值，其直接后果是在继续用国内资源无偿补偿国外消费者的同时，主动通过汇率调整削弱了本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结果很可能是得不偿失。

从经济学角度讲，在市场经济体中，通胀与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对外销售价格自然上升，从而抵消汇率上升压力，也就是说，价格与汇率乃是两大互相制约的相反的点，而资源价格是根本，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夸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故此，应稳定汇率，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之后，再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届时，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有限，并且由于没有持续升值的政策性预期，进入国内的热钱总量会变小，相应的升值压力也小，升值幅度也会更加科学合理。

我们认为，在一个以构建市场价格体系为核心目标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有必要在价格和汇率之间做出权衡――对于通胀目标的过分谨慎，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很可能是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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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观化;微观化;总量调控;局部调控;方法论

传统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生活中经济活动迹象，采取的分析方法一般是总量分析。在研究经济总量关系的问题上，总量分析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现代宏观学发展今天这个规模已经有了70多年的时间，在经过各个经济学派系之间互相的渗透和影响之后形成了现代完整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并且对指导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传统宏观经济学的不足之处

传统宏观经济学因其存在着较大缺陷因此在实践效果上一直不理想，在传统宏观经济学体系中最明显的缺点有两个:一个是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不够稳定，没有中观层面以及微观层面的理论作为基础，因此在分析宏观调控的问题时只能分析浅层次问题，对造成问题的原因无法进行深刻的剖析。许多经济学家试图只选取几个微观个体作为整个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代表，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微观世界千差万别、千奇百怪，绝不仅仅是几个微观个体可以代表的。因此，微观世界的基础并没有被彻底地表现出来。除此之外，传统宏观经济学还存着第二个缺陷就是它的分析方法依旧是总量分析方法。总量分析方法的分析视角较为局限，过于关注一些总量指标的同时过于简单。脱离了微观基础的总量分析不可避免地出现研究面窄的问题。而在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化光环下，总量分析法显得十分科学、严密，然而获得的研究效果却每况愈下。不可忽视的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重点应该是微观化与现实化而不是靠数字的虚拟与空泛来堆积出虚伪的泡沫。

二、创新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提出

在对传统宏观经济学调控的缺点进行分析之后，我们根据新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分析方法。首先，在进行宏观经济学分析之前我们要确定国民经济的运行轨道，确定四大产业之间的地位关系。其次，对能够引起经济波动的产业进行确认、分析。再次，既然明确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开始偏离轨道这个事实之后就是找到偏离轨道的原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对症下药，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这种新方法论的提出，在新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建立在这一方法论基础上的总量分析方法与传统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量调控思路也是截然不同的。在应对金融风暴以及经济衰退上，传统经济学的宏观调控一般采取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就是在解决经济衰退的问题时需要先找到经济衰退的源头企业才能查明原因并且加以解决。

三、创新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探索

因此目前对总量调控以及局部调控的选择在传统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明确的说明，我们只能从表面上来观察国民经济的波动，在这个方面有着统一的认识也就是认为总需求是带来经济剧烈波动的原因之一。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种观点在系统角度是不成立的。整个系统的紊乱往往源于子系统的紊乱，同时子系统的紊乱也造成了整个系统的不协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传统宏观经济学调控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原因反而去寻找子系统以及分系统的原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只解决表面问题，釜底抽薪才是解决方案。在根治经济风暴时必须要依靠两个政策工具，一个是财政侦测，这个政策用来控制政府的投资。还有一个是货币政策，用来控制货币的流通量，从而控制通货膨胀的速度，刺激人们的消费。扩大货币的流通量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扩大国民的需求，带动经济的增长，但是随着货币数量的增多，总的货币流通量会超过商品的总价值，最终会引发通货膨胀。当然，即使货币政策会引发通货膨胀，我们也不能放弃这个方案。对经济衰退不能听天由命，进行消极的态度。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律进行经济干预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是从从良调控转变为局部调控。在调控过程中可以根据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主导消费需求不同采取相应的政策，我国的经济目前处于重工业阶段，在消费类型上主导以住房为主的消费品需求。换个角度说，无论是古典宏观经济学还是传统经济学，他们都停留以及漂浮在宏观层面，离开宏观经济学的中观以及微观基础，这两个理论就像是无根的浮萍，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人类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层面一般都是从肤浅的表面深入到深层次的探索研究，由表面的情况专业到实质的请款，由幼稚的开头到成熟的本质。一步一步走向完美、完善。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层面，与中观层面以及微观层面的结合必不可少，被并称为宏观阶段、中观阶段以及微观阶段三个发展阶段。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宏观经济调控被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古典宏观经济学时期，而后期则过度到传统经济学时期。因此在宏观经济学调控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宏观层面，这回使得宏观经济调控陷入困境之中。只有中观发展才能给宏观发展带来出路。本文也在以上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与尝试，希望能够起到指引作用。而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想要达到第三个阶段，就必须督促我们的政府付出更大的努力，做大量浩繁的工作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并同时建立起坚实、系统的微观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在国际经济体中站稳脚步。

作者:宫松杨 单位:西安翻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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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宏观调控；政策建议

一、引言

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在新时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特点。我国既面临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遇，又面经济失衡方面的矛盾，总量失衡与结构矛盾相互交织，使得宏观经济调控面临新的挑战。这不仅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选择和政策需要根据经济均衡增长的要求及时调整，而且要求对我国宏观调控方式作根本性的改变，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双重稳定”的和谐经济发展局面。

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一）理论分析

首先，从西方经济学方面讲，市场经济因为具有其自身难以避免的缺陷，所以国家必须对它从整体上加以调节。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很多理想的假设基础上的，所以它必定存在与现实经济运行不相符的地方，这客观上需要宏观调控。其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缺点，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会扭曲资源的配置，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冲击，所以也需要国家从宏观上实施计划。

（二）实践分析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政府干预更具有特殊必要性。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经济的任务迫切而繁重。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要注重克服市场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发的经济波动，努力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第二，我国是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的体制转轨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虽已建立，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尤其需要密切关注和及时化解。

三、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

（一）内需不足、外需减弱

一方面，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再度高涨。周边国家以及发达经济体居民消费不振、实体经济恢复缓慢、失业率攀升，因此，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或明或暗或轻或重地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外部需求急剧下降。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经济现状是国富而民不富，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财富占有呈现“哑铃状”，大部分财富都握在富人手里；再者由于富人的消费已经过度饱和，而穷人消费不足，收入勉强仅能维持基本生活所需，且中国人口中低收入人口占了多数，这样导致总体内需不足。

（二）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地区产业结构不平衡

前些年，我国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特别是大量利用了全球技术资源，通过技术跨国转移、海外转让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是，在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同时，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没有能够同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我国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一些重要产业对外依存度过高；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重引进、轻开发，重模仿、轻创新，难以摆脱重复引进困境。

四、完善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一）采用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在转方式、调结构中，财政政策等结构性政策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应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农村发展、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财政支出力度。货币政策是世界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工具，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作用更为突出，几乎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代名词。目前在复杂的内外经济形势和重重压力下，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政策目标，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需求，同时有利于管理好通胀预期，促进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二）实行积极扩大内需的政策

这些年来，出口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种发展模式带来许多矛盾。积极扩大内需，不仅是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基础，也是维持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政府宏观调控应从以下方面抓起：

1、保持必要的投资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保有压，把钱花在刀刃上。继续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继续向“三农”、民生、社会事业等领域倾斜，支持节能环保、自主创新的建设，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大力压缩公用经费。

2、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首先，继续提高农民收入、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部分优抚对象待遇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加强对低收入者的补助，以增强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其次，巩固扩大传统消费，积极培育信息、旅游、文化、健身、培训、养老、家庭服务等消费热点，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发展电子商务。

（三）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体现，合理的经济结构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针对当前三大产业所占比重分配不合理的现象，我们应从以下方面加强调控：首先，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是高新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政策支持应紧扣这两个方面；其次，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节能减排工作。对于一些“两高一资”产品，要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包括部分冶金产品、化工产品等。

五、结语

目前我国仍旧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发展经济的任务迫切而繁重。因此我国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也要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防止经济过度扩张和过度衰退，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总之，宏观调控是确保市场经济正常、高效运转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措施，并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我国宏观调控实施力度，有效应对我国当前的通胀预期和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多重冲突的局势，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健康、稳定、高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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