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论文篇(1)

［关键词］文化交流“逆差”现象

Abstract:Culturalcommunicationpushespeopleforwardinthelongrunofhuman''''scivilization.However,thecommunicationontheunequalfootwillinevitablybringaboutthenegativeeffecttotheweakerpart.Theso-called“adversebalanceofinformation”phenomenonhasbeenraisedinthispapertocalltheattentionsofthewholeChinamedia.

Keywords:Culture,Communication,“AdverseBalanceofInformation”phenomenon

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没有停止过。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交流的内容、形式和规模都不一样，但人类进行交流的需要、愿望和迫切性是完全一致的。也正是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使得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文明进步大体上保持了同步水平。那些发展速度相对较快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和文化的对外传播方面相对走在了前面。“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文化的开放性就表现在这里。”①为了保证自己文化的正常发展并及时地、连续不断地吸收来自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营养，多个国家和民族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对外传播媒介的建设就是这种探索和努力的有效工具与手段。

文化是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创造和精神财富创造的过程及成果的体现，它存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成果只有不断地充实于全人类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并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进行不断的交流、融合，才能得到继续进行的动力，进而加快本国文化进步的速度。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用于文化交流、传播的各种信息传播媒介。正因为如此，人类为创造发明和有效使用传播媒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为不断地完善、改造传播活动的内容、形式作出了成功的探索。目前世界上现有的传播模式和传播市场格局就是这些努力和探索的阶段性成果，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得意的成果。平心而论，目前的传播格局和传播模式在促进人类文化交流、加强人类信息传播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形成人类社会相对稳定的关系形态同样具有特别重要意义。但是，在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存在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变化，人们对长期习以为常的文化交流模式和文化传播市场格局产生了许多的疑问。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化交流不平衡、信息传播不对等的问题。

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民族与民族关系时，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自主、平等，无论是多么强大的国家和民族，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时，都应该以国际大家庭一员的身份出现，绝不能因为自己政治和经济的强大而企图在文化上也实行强权式的垄断。无论多么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都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过自己积极的贡献，他们同样都有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市场上平等参与的机会和权利。“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进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②所以，国际上的许多有志之士长期以来为争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平等交流，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利益的关系，特别是以强国自居的国家的一些人和一些媒体，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点，在他们眼里，自己所在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是最先进的、十全十美的文化，并企图以自己认为最先进的这种文化代替或同化世界文化，让众多他国、他民族文化对自己俯首称臣。因此这些国家及其所属的媒体，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文化观念、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凭借发达国家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等方面的实力，他们很快在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市场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本应以同等规模和数量与发达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由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弱势，在文化交流中不得不处于下风，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由此而来。

文化交流的“逆差”，一般是指一个国家在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引进文化要素的数量大于输出文化要素的数量，外来文化对本国的影响大于本国文化对外国的影响的现象。这种国与国交往中的“逆差”现象在经济领域早已有之，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而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中的这种“逆差”问题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逐步被人们所认识的。近40年来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为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提出“建设世界新闻新秩序”为核心的一些设想。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进入90年代以来，文化交流的“逆差”现象反而愈加突出了。甚至有人公然提出以强势文化或所谓的“优良文化”同化、影响甚至取代弱势文化。于是某些发达国家的传播机构打着传输文明的旗号大举地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的传播，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文化制品以铺天盖地之势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狂轰滥炸，大有取发展中国家本地文化而代之的趋势。“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③这里所说的共同的价值等指标都是以发达国家文化为标准的，特别是以美国文化为标准的。凭借强势文化的优势，美国人将他们的文化观念转化为世界共同的观念。就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尽管应该具备同发达国家进行对等文化交流的地位和机会，而实际上强弱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自从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占据世界文化主流地位的阶段以后，世界文化交流的速度借助于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大大加快，但在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播渠道中流动的却主要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文化。尽管发展中国家十分希望自己国家的文化也能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但往往事与愿违。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中同样始终处在劣势状态。甚至连一些经济上发达的国家，由于在国际斗争中地位的变化，在文化交流方面同样感到了被动，不得不关注本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现状。如一向以人类文化优秀成果集中发祥地著称的欧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举起了“文化反击战”的旗帜，因为他们看到，“好莱坞的模式是欧洲的电影模式；美国歌手占据着欧洲的排行榜；而欧洲的互联网语言也是说英语的。美国的文化入侵成了全欧的问题。”④实际上，包括法国在内的众多欧洲国家多年来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是同美、英保持一致的，但他们慢慢发现，美英已经占据了垄断全球文化的“话语权”，以英语、好莱坞、麦当劳等精神的物质的文化符号为内容的美国文化具有同欧洲传统文化竞争的巨大优势，一向以传统文化代表自居的欧洲国家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同样出现了“逆差”现象。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公布的数据，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瑞典、西班牙、波兰、俄罗斯、韩国等国家进口的影片中，分别有55-72%来自美国。在世界图书进出口贸易中，美英两国是最大的赢利国，顺差额都在12亿美元以上(1995年)。⑤而在世界文化交流市场上长期处在劣势状态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目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就更加无法避免“逆差”现象的出现。

在我国，这种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同样严重地存在。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曾经有过修筑抵御外来文化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铜墙铁壁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那时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大陆确实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处在长期封闭中的国内受众也没有大量接受外来文化的愿望和胆量，当时的中国国内文化可以说是非常“纯洁”的。这种“纯洁”也使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缺乏同世界主流文化的交流，导致我们一步步地拉大了同发达国家之间本已存在的距离，中国大有被排斥于世界主流文化之外的趋势。当国门被打开之后，我们才惊讶地发现，世界文化的发展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继续在妄自尊大、自我封闭的路上走下去，将使中华民族一步步陷入困境。于是对外来文化的介绍、引进甚至模仿、学习，就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外国文化大规模地进入外国人一直感到神秘的国度，令发达国家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们兴奋、激动。而同他们一样感到兴奋、激动，甚至还有些刺激的却是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极左文化思潮统治下生活太久的亿万中国受众，象发现新大陆一样接受了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文化，进而一点点地接受了这种文化所携带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乃至思维方式，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在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找到巨大的市场，发达国家也就不惜代价发起了向中国的文化进攻，特别是以电影、电视、音像、印刷、娱乐、软件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制品向各层次的受众发起了全方位的轮番进攻。据统计，在1998年我国图书报刊进出口贸易中，进口为3925。4万美元，出口为1212。65万美元。而电子出版物出口为2种，进口却高达170种，出口仅为进口的1。176%，令人触目惊心。⑤在单调、封闭的文化环境长期生活的我国受众在最初的一点吃惊、迷茫、下意识的抵触以后很快地适应了、喜欢了，并有不少人开始主动地、积极地追求了。加之国家媒体的主动倡导、文化传播市场上反映出的令人心动的收入，在国内出现了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又一个浪潮。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生产早已进入了大工业生产阶段，所以在很短时间里，来自国外境外的资本主义文化产品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迅速取得了主动地位，并逐步加大传播力度、提升传播层次，在我国文化传播市场上的信息拥有量和传播影响力大有超过我国传统文化之势，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在我国同样产生了。就连刚刚在我国开始普及的互联网上，运行的绝大多数信息也是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少而又少的国内中文信息根本无法满足国内用户的基本需求，人们只有转向外国网站寻找信息。发达国家在新一轮的媒体竞争和文化交流竞争中又抢到了先手。而我们国内快速膨胀的网民队伍仍然在为发达国家文化的进入提供着可观的市场。

造成文化交流“逆差”现象，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在本国文化与信息市场上对发展中国家文化信息产品的封锁，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不能等量进入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市场对发达国家是全面开放的，而发达国家只把自己认为必要的文化信息制品引进自己的市场。这一来一往中的差距就是文化交流中“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所以说，造成文化交流“逆差”的主要责任在发达国家一边，事实上当代国际文化传播的主动权自始至终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文化交流“逆差”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了许多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一些弱小民族弱势文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在大量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就会发生向西方文化的变异，有的会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⑥虽然文化交流中出现的问题不像战争或经济侵略那么直接、那么现实，但这种“逆差”的累积性后果也是十分令人深思的。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逆差”已经对国家发展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了损失。而发达国家的媒体又有意识地利用“逆差”的便利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文化入侵”，尽管常常打着“新闻自由”、“传播自由”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文化事业的旗号，尽管所传播的内容表面上也确实是纯娱乐的、纯文化的。隐藏的越是巧妙，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麻烦也就越大。特别是“以直接冲击人的视听感官为特征的电影、电视及音乐，虽然对大众而言主要是娱乐品，但它们同时也必然是文化传统、政治理念或价值观的载体；换言之，它们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在向他们暗示着、诉说着关于是非善恶、关于民族国家、关于伦常秩序的种种观念或评价尺度。”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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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的“逆差”首先对“入超”国的文化传播和文化传播资源形成威胁。和资源对任何国家都是十分宝贵的，并且具有十分特殊的“唯一性”，一旦被别人侵犯或占用，是很难恢复原状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先后完成了民族独立过程，取得了国家，但由发达国家长期造成的“文化殖民”现象并没有随着殖民者的离开而消失。相反由于发展自己的文化传播事业的需要，不得不委托发达国家培养传播人才，从而接受了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传播模式，有些国家的传播机构成了发达国家媒体在海外的“代言人”、“办事处”，有些传播媒体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传播机构的“克隆”。在我国目前的文化传播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外来文化信息制品，由于它们的存在，使有限的传播空间和传播渠道被占领，同我国自已的传播媒体为争夺受众展开了搏杀。而在内容选择、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差距，使我国传播媒介常常处在被动状态，受众数量的减少、传播市场的缩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以前我国传播媒体曾有得天独厚的市场专有权，在国内的各种传播活动都受到国家的保护，如今却被外来媒体和外来文化插了一杠子，市场风云突变，只有仓促应战，为争得尽可能多的受众和市场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样的外交难题，由于自身传播力量的微弱，自己的国家形象是由西方大国塑造的，一交手，首先是处在一个先行的、被歪曲、被误解的偏见中，被剥夺了享受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外交礼遇，一旦被激怒，又引来更多的非议与围攻。自己的立场、观点都无法在正常的舆论环境中让人们知晓，更谈不上理解与支持。”⑦

文化交流“逆差”给发展中国家受众造成了“文化紧张”局面，整体文化素质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受众被迫接受超出自己信息接受和处理能力的大量外来文化信息，囫囵吞枣式的信息接受现象普遍存在。“一下子生活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感到迷茫和压抑。”⑧“文化紧张”正是由于某种强势文化突然进入原本单一、封闭的弱势文化环境后，给在单纯文化环境中长期生活的受众造成的紧张、焦虑、迷茫、无从选择等心理压力和情绪压力。为缓解这些压力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自从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时代以来，世界各国之间的发展速度明显拉开，原有的文化发展的格局被打破。资本主义国家为适应向世界扩张的需要，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承受能力，大肆倾销文化产品，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世界各国的文化都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甘心于本国文化就此衰落，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混战使文化的接受者们常常无所适从，特别是对外来文化由于陌生而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恐惧和盲目，紧张状态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

文化交流“逆差”给弱势文化地区造成了价值体系的混乱和价值观的冲突。虽然目前人们对世界的“一体化”非常感兴趣，也在高喊文化的“多元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社会成员都做好了进入“地球村”的准备工作。在本国本民族文化环境中生活了若干代的人，很难在一种域外文化进入时迅速地抛弃原有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转而信奉自己并不认识和熟悉的“时髦货”。祖先遗留的文化传统和每个人在特定环境中已经形成的价值体系将在长时期中产生下意识的作用。就连一些自以为非常前卫的现代派，在以外来文化的卫道士自居的同时，必然拖着传统文化的尾巴。对众多的普通人而言，面对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所支撑的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往往很难作出孰是孰非的准确判断，也就很难在行为过程中有满意的结果。特别是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受众，很可能被不断进入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和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争斗搞得左右为难。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中就经历了并且在继续经历这一过程。为人民服务和既得利益、大公无私和个人主义、团结互助和自我奋斗、个性张扬和老成持重，几乎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迫使人们进行新的选择。外来文化信息制品提供的全新观念，带给人们的是同原有观念形成巨大反差的现实。就连我国自己的媒介，为了争到必要的传播市场，也不得不给外来文化提供一席之地。十几家电视台同播一部境外电视剧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文化交流“逆差”的最终结果将导致弱势文化的被同化或文化殖民的产生。尽管在外来文化进入的初期，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不习惯，但当外来文化逐步地在新的环境中适应、扎根以后，就会在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产生类似于传统文化式的影响。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外来文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强势文化如今这种大规模的侵入。在我国，来自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影视作品每周都冠冕堂皇地出现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众多媒体的传播过程中，至少来自港、台等资本主义地区的影视作品更是充斥于各级传播机构的传播内容安排中。在相对先进的物质产品的配合下，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正在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吃麦当劳、喝可乐、穿牛仔服、用名牌车、唱卡拉OK、看好莱坞电影、打高尔夫球，这些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时髦行为在中国的每一个大城市和偏僻小镇几乎都可以看到，在五、六十岁到七、八岁的每一个年龄段的人群中都有不少人尝试过。就连刚刚才呀呀学语的幼儿也嚷嚷着要吃麦当劳喝可乐。相反对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许多人却是那么陌生，年龄越轻，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取向就越接近资本主义文化，不能不说与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有密切关系。甚至在一向以清高、自主、独立自诩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这些年同样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干扰。一拨又一拨的外国文化思潮、学术思潮不断地在我国思想、文化、学术界造成冲击，在年轻一代的学者和各种文化人当中已经很难找到纯粹的“国学家”了。洋人的思维方式、洋人表达方式都很受学术界的青睐。在“一体化”、“全球化”、“地球村”等美好的理想背后掩盖的是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们成功的喜悦和无比的兴奋。

虽然说，同发达国家文化入侵进行抗争的最好手段是发展经济和军事的实力，通过提高国家整体实力的方法树立本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传播市场的地位，但文化自身绝不是无所作为。而对资本主义国家一天天强大的文化进攻，发展中国家只有针锋相对，强化文化意识，并利用国家的力量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外来文化进行积极的防御，同时要设法加大本国文化的输出能力，提高本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才能在世界文化传播市场上取得主动权。如果指望发达国家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施以公心和同情心，那将继续加剧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和“入超”现象。依照发展中国家文化的明显特色和丰富多彩，进入世界文化传播市场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①丁宗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②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④龚刚：《欧洲文化反击战》，见《南方周末》2000年6月30日。

⑤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⑥关世杰：《国际文化传播》，见上书第250页。

文化交流论文篇(2)

摘要：当前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实现了创新与发展。但是与具体开展状况进行对比，不难看出，当前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和不足，因此，对其进行系统化创新极为必要。本文拟从茶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入手，结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融入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分析，从而探究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思路。

关键词：茶理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运用思路

引言

虽然我国茶文化理论也实现了系统化发展，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与西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更多局限在整个训练活动中，更多将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精力放在了抽象的内容讲解之上，而未能将具体的训练需要与整个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系统化结合，其不仅影响了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开展的实效性，同时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影响力推广产生了相应影响。

一、茶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

随着当前茶文化理论体系传播的深度不断增加，其对茶文化理论的具体内涵也有着较高要求。因此，正是该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特点，决定了整个茶文化理论在开展过程中，往往具有以下训练特点：首先，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开展过程中，其充分注重技能训练的有效开展，无论是整个运动的特点，还是其发展趋势，都对该项目的难点有着相应要求，如何完美的呈现出其复杂的内容，就值得在整个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予以创新完善。其次，在整个茶文化理念创新开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元素的系统化融合和具体统一，也就是说，除了丰富体系化的物质元素外，还充分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体能训练，使其逐渐形成良好的身体素质。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来说，其交流直接影响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理想效果和优美性，其更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员在具体传播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理想效果，就需要将文化艺术与实际应用之间等一系列内容相结合，从而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效果的理想呈现。最后，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整个茶文化理论内涵实际上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必须在对整个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状况和各个阶段，以及具体要素进行系统化认知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完善的传播思路。茶文化理论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其在今天仍然极具传播价值和意义。

二、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

尽管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突破，无论是运动理念，还是其比赛的完善度，都实现了重大发展和进步，但是在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应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首先，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我国的具体开展状况来看，其更多是一种体育茶文化理论的内涵融入度，无论是推广过程中的具体参与人数，还是具体的社会关注都较差。这就使得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人们的具体参与状况，还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支撑要素，都存在匮乏现象。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形式，就极为必要。当然，对于茶文化理论开展活动来说，由于其未能全面认知传统文化的价值作用，从而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和不足。其次，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其更多将着重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力和具体关注度放在了体育课堂教学之上，忽视了课外活动和体育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入。通过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精准度，还是内涵的完善度，都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如果仅仅依靠体育课堂教学，是很难实现理想效果的。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就必须充分注重延展教学时间，将课堂教学与课下实践教学活动相结合。通过有效融入，从而使其能够实现最佳训练效果。最后，当前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过程中，其缺乏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有效创新，尤其是其整体教学理念认知较为片面，未能认识到融入其他教学资源和形式对整个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想要实现整个体育运动有效开展，就需要在充分结合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的训练特点认知基础上，通过有效探究和系统化融入，对整个课上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延续和整体补充，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最佳效果。而构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全面机制，实际上就是对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教学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课堂学习与课下锻炼、校内学习与校外参赛等一系列教学形式相结合，来实现最佳教学训练效果。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

三、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分析

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系统化开展，实际上是基于茶文化理论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具体思路模式，其不仅是对教学活动创新，更是对教学理念的有效丰富，因此，具体而言，系统化应用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具体价值：首先，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应用该模式，其能够充分提升学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系中各个元素的理解能力和具体认知度。所以这也是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最佳传播效果提升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具体开展状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多数学生在整个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瓶颈问题，需要突破，而如果只是使用课堂来开展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那么其很难对所有教学内容形成扎实的掌握基础。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能够在有效延展教学训练内容的同时，实现整个体育活动的最佳效果。其次，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感知中所具备的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实现整个体育活动实施的系统化优化和整体性提升。对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和内涵，不仅能要充分注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内容和方法的合理选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合理完善的组织活动，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无论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基础知识传播阶段，还是全面提升阶段，都需要在充分了解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特点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创新发展。而应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也使得整个运动训练的组织范围进一步广泛，同时也便于先进的训练经验融入其中，从而推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成熟发展。最后，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融入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为该训练活动开展寻找到更全面、更符合运动训练特点的元素，通过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满足其发展趋势。实施体育文化艺术经验与具体文化内涵理念相结合，就是说将各种适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元素融入其中，比如将传统体育茶文化理念内容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活动相结合，通过设置相关模拟场景，从而提升学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学习效果。当然，也可以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进而增进学员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理念认知。

四、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思路

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实施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其具体需要：首先，要注重将整个茶理论体系中的各项元素系统化融入到整个艺术交流活动中，通过具体理念的借鉴和有效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创新发展。而想要实现创新发展这一目标，就需要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界定。当然，在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过程中，无论是教学，还是训练都应该系统化融合，尤其是要确保两者实现内涵上的一致性和标准上的统一，从而为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开展奠定相应基础。此外，有效融入茶理论体系开展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时，必须充分注重将文化艺术交流与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结合。实际上，影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效果的主要因素中，不仅包含了具体的传播活动，同时也与整个教学活动的开展状况之间有着重要关联。因此，在充分借助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创新，结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所需要的具体元素，从而实现理想传播效果。比如可以在课堂下，积极组织学员参与各种相关体育比赛活动，通过实施以赛促学的方式，从而提升训练效果。最后，应用茶理论体系，将为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取得理想效果提供实质性帮助，而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必须将该运动的具体发展趋势与项目的具体特点相融合，通过有效创新，从而实现理想的应用效果。当然，在茶理论体系传承时，必须对茶理论体系中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通过有效嫁接和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理想的传承效果。

五、结语

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实际上就是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学习与传播等一系列具体形式相结合，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而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当然，想要实现最佳应用效果，必须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训练特点进行有效分析，通过系统化融入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发展趋势，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茶理论作为整个茶文化体系的核心，将其与整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相融合，必然能够实现最佳传承效果。

参考文献

[1]胡雪梅.基于学术交流理论的体育科技社团历史演变及当代趋势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3(4):151-153.

[2]刘明生.大学体育人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161-165.

[3]谭金明.文化谱系中的艺术与体育比较研究[J];广西科学院学报,2015(6):73-75.

文化交流论文篇(3)

[关键词]明代；朝贡关系；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6-0027-02

一、引言

早在中国古代的尧、舜时代，就已经有外族或其他部落的首领前来朝贡的传统。“朝贡”中的“朝”，即觐见天子的意思；而“贡”则是献，即为天子呈现贡品。在未完成统一的中国古代，相对强盛的中原邦族除军事手段外，往往采用使小邦宾服的策略来维持自己的正统地位和保持相对强盛的优势。古语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国在处理与邻邦的关系时，这种主张“礼”与“和”的思想始终影响着后来的中国历史。而中国明朝时期建立的中朝朝贡关系，则正是这种思想观念的深刻反映。朝贡关系的建立，可以正式溯源到中国的秦始皇统一之后。到崇尚“和”与“礼”的明代，朝贡关系达到顶峰，因为作为强大帝国和具备中国古代文化繁盛发展的明朝，对当时的李朝具有莫大的吸引力。目前关于中朝朝贡关系的研究，有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前人研究中朝朝贡关系有一个特点，即往往以政治上的分析和以朝贡贸易为代表的经济交流为侧重点，但从中朝朝贡体制的角度来审视两国进行的文化交流更具有探讨的价值和历史生命力。

二、中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心理状态和政治考虑

在明与李氏朝鲜友好关系的建立中，充分展现了明初统治者在政治策略上的考虑。“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初，鉴于元朝对日本等国用兵的失败，吸取前元之教训，立足稳定国内统治，不轻易用兵。朱在《明皇圣训》中明确规定一些不征之国，朝鲜即为其中之一。他认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其子孙不要向外扩张。同时，也决不许别国侵略，主张保境安民。”{1}这是明朝统治者的立场。而1392年建立的李氏朝鲜，建国初便派出了使节以求得明朝的承认和支持。李朝之所以如此积极，是因为明太祖尊重朝鲜的独立和自治，并明确表示不干涉其内政。这点在《明史》中有详细记载：“帝以高丽偏处东隅，非中国所治，令礼部移谕：‘果能顺天道，和人心，不启边衅，使命往来，实尔国之福，我又何诛。’冬，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2}两厢情愿之下，友好关系正式开始。从政治层面来看，明朝之所以强调与李朝的朝贡关系，是为了表现大度和包容，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明王朝刚刚统一时巩固政权的考虑，以及崇尚礼仪、平和的儒家传统的观念。儒家追求和谐，恰值明太祖朱元璋要保国安民，于是明朝选择了这种没有实质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朝贡关系。因此，在较为宽厚的外交政策中往往喜欢“厚往薄来”，以显示自己的丰硕与大度。

三、明代中朝朝贡关系中的文化交流

朝贡体制下的文化交流，基于文化上的相互吸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明太祖实录》卷37第二册中就言：“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3}出于文化的吸引和政治上的保护，朝鲜选择继续保持朝贡关系。朝鲜史学者也曾讲过，李氏朝鲜的统治者把自己与明朝的外交关系，看作是巩固自己统治和维护政权稳定性与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因此，他们在处理这种关系时，虽然有时会表现得过于卑躬屈膝，然而，朝鲜政治上的自主并没于因此受到丝毫的损伤。{4}朝鲜愿意为这种文化所吸引，但也坚决地保持着自己政治上的独立。

其一，儒学在朝鲜的广泛传播。古朝鲜境内的儒学传播，起于3世纪中叶，汉字的陆续传入引起了中国儒家思想在高句丽、百济、新罗进一步传播。当时中国的“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等书籍已传入朝鲜半岛。李氏朝鲜建立，以李成桂为代表的新兴士大夫阶层，开始提倡德治，大力提倡儒学，主张用儒家“克己复礼”的传统精神教化民众。具体的措施有许多，如修建孔子庙，尊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或“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广泛地传播儒家经典著作；建立成均馆；在科举考试中将儒家经典列为必修科目。在民间，大量讲授儒学典籍的书院建立。其中最早的书院是由周世鹏创立的白云洞书院，后来又陆续建立了陶山书院以及嵩阳书院。由于政府的极力推广，以及在下层普通民众中流行的儒学教育，都促使儒学成为等同于信仰的学问，有人称之为儒教，于是儒学思想也成了指导人们实际举止及行为的普遍准则。

其二，两国间书籍的交流传播及众多儒士的来往。李氏朝鲜与明朝的图书交流，主要途径有两种：第一种途径是明朝赠予李朝图书。明朝皇帝谈到所赐之书的本意是“圣人之道与前代得失俱在此书，有天下国家者不可不读。闻裪勤学，朕故赐之。若使小国之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乐也”。{5}明惠帝建文三年（1401），明朝赠送《文献通考》；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明朝赠送《元史》、《十八史》、《略山堂考略》、《诸臣奏议》、《大学衍义》、《春秋会通》、《真西山读书记》、《朱子全书》；第二年，又增送《古今烈女传》；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明赠送《通鉴纲目》、《四书衍义》等；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明赠送《孝慈高皇后传书》、《劝善书》300部；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明赠送《为山阴骘书》600本；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明赠送《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通鉴纲目》等书。{6}第二种途径是李朝遣使赴明，求赠或者自己购买。李朝除了获得明朝赠书之外，还常求赠于明朝及另行购买。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李朝遣使到明，求《历史笔记》、《宋史》、《通鉴前编》、《源委》等书，明朝都答应赐予。而李朝文宗时集贤殿依国王之命，拟定的购买书目是《周礼》、《仪礼》、《通志》、《资治通鉴》、《宋史》、《朱文公集》、《宋朝名臣百家》等一系列书籍。{7}

除书籍的流通外，两国儒士的文化交流更是不胜枚举。《明宪宗实录》卷61第23册记载：“且朝鲜虽称外国，其人多读书识礼，苟使臣非人，必为所轻。付讫追寝成命，于翰林院或六科给事中推选一员，及行人司官一员往使为便。”“而上曰：‘英所言良是，今后赍赏遣内臣，其册封等礼仍选廷臣有学行者充正副使，庶不失中国大体而亦可服远人之心。’”{8}可见，当时明朝在派使节时的谨慎考虑。关于明代两国使臣研究中的数据，更令我们叹为观止。洪武初年，明朝皇帝朱元璋与高丽国王颛互遣使臣，开始了两国使臣频繁往来。在明代，朝鲜派往中国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中国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可见，当时两国使臣往来的频繁程度。

其三，中国理学对退溪学术的影响。在这样浓厚的儒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氛围中，李氏朝鲜出现了以李退溪为代表的研究“性理学”的朱子派大儒。李退溪是主理论者，他的学生则是著名的主气论者李珥。李退溪毕生研究程朱理学，他继承与发展了朱熹的哲学思想，从而构成他自己宏大的哲学理论体系。他认为程朱理学是绝对完美的学说，理是先于事物的绝对东西，是万物产生的源泉。之所以为“主理”派者，正是由于他“理先气后”、“知先行后”的哲学思想。1556年，完成著作《朱子书节要》；1568年，完成著作《圣学十图》。《圣学十图》体现了他“体任圣学大端、心法至要”的研究心得。{9}他提出了“理”有动静故能生“气”的重要结论，于是为“理”造作万物开辟了道路。而且他也认为“太极”之动静和“天命”之流行，都是万物的自身属性所致，并无特别的“使之者”。他主张人心并非私欲，并且提出了“饮食男女，至理所寓，而人欲存矣”的观点。{10}其实，李退溪有关“人欲”的观点，源于中国古代孟子提出的“食、色，性也”的理论。可见，李退溪学问的渊源实在是于中国的儒学。明代经宋以来的理学传承，到了王阳明时代，则是“心学”的天下。他是“主气”论者，讲究“心性”。王阳明的哲学观念与李退溪的差异较大，但却与李退溪的学生李珥的“主气论”自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三人是中韩两国在明朝时程朱理学发展的代表人物，对后世的影响不可估量。

四、结语

中朝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交往的历史悠久。传说中“箕子朝鲜”的存在，便是最好的证明，尽管这一事实为多数韩国学者所否认。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和平和相互尊重的中朝朝贡关系，在明朝时达到顶峰。而以学术为代表的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便是在这种朝贡体制下发生和进行的。朝贡为两国文化的深入交流打开了一扇窗户，最终在以儒家传统为背景的李朝社会，形成了朝鲜历史上以“儒”而闻名的时代。在现实的民众生活中，儒家礼仪和传统仍然是朝鲜半岛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生活情操。所以，文化的影响往往更持久、更具亲和力、更动人。

[注 释]

{1}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

{2}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546页。

{3}{8}刘菁华等：《明实录朝鲜资料辑录》，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46页、第147页。

{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页。

文化交流论文篇(4)

[关键词]文化：交流；广西；东盟；柳州

一、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

在古代，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逐渐发展的。

从周边的国家开始，像朝鲜、日本以致东南亚，然后渐渐扩散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非。

我国封建社会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往来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一些国家。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而由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则为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还。到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者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

第二个时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时期。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而唐代对外交通的繁荣，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使内地与外界的交通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在隋炀帝继位之后，专门设置了四方馆，负责接待并处理四方客使事宜，加强隋朝对外交往的职能。

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明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他们包括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郑和等人。同时从阿拉伯、波斯和欧洲来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现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等。但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段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

曾说：“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

2009年1月31日，总理在同西班牙文化界人士、青年学生座谈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从未间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中非合作论坛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中国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孔子学院的广泛设立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语言文化将逐步融人世界的发展趋势。孔子学院已经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

三、广西柳州的对外文化交流

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通道连接的省区。泰国的泰族，越南的岱侬族、泰族、高栏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等，均起源于中国南方，与广西的壮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等是同根生的民族，文化上的近似容易引起这些国家的民族对广西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共鸣。这些都是广西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中的基础以及优势。

东盟博览会不仅对广西的经济贸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重要的促进了广西乃至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广西充分利用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和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的重要机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贸易，不断摸索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次数和规模逐年增长。可以说，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广西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

2004年3月，柳州与越南永福省永安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这也是第一个与柳州结成“友城”关系的东盟国家城市，随着近11年时光流逝，柳州与东盟各国之间文化外事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早已在东盟国家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就在去年刚刚举行的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中，700名来到柳州的中越青年代表，不但游览了穿城而过的碧波柳江、欣赏了两岸斑斓旖旎的风景，参观了柳州市博物馆、柳侯祠、城市规划设计展览馆。而且在参观胡志明旧居时，看到胡志明的革命经历和在柳的活动，更是让越方代表团的青年们感慨万千。而作为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的分会场，柳州不但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大局，同时，也让“山水柳州”的美誉通过活动在越南青年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广西重工业城市的柳州，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日趋紧密，贸易合作迅速发展。以贸易合作良好展开为基础，柳州对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也积极的展开来了。“自从东盟博览会召开后，东盟的留学生来到了柳州，到东盟经商、旅游的柳州人也越来越多，双方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从而‘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也越来越为东盟国家人民所熟悉和了解。”外侨办国际交流科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牛津大学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1]中详尽而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并总结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似乎在两个极端间变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国，或者是停滞与落后的象征。中国时而被描绘为富裕的、先进的、聪明的、美好的、强大的和诚实的，时而被描绘为贫穷的、落后的……。”矛盾的认知说明了世界需要更了解中国。

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21世纪是文化制胜的时代，保护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才能留住民族的“根”。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建设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工作重点。

文化交流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发展是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选择、吸收、创新的过程。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生产力较发达，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文化势能也较高。我国在文化的对外交流和合作中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国家发生联系，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积极吸取其文化的精华，自觉抵制其文化的糟粕。

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应当坚持原汁原味，适当创新，切忌迎合，避免产生不中不洋的产品。

文化交流论文篇(5)

关键词：礼仪之争、文化适应、基要主义、文化交流

基督教 是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如果把希腊罗马文化看作是基督教在其历史上所遇到的第一次文化挑战，那么完全可以把中国文化看作是对基督教所遭遇的第二次文化挑战。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典型的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二者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二者各自独立发展、自成体系。双方从中国唐朝初期开始接触，中间断断续续，至今已有一千余年，对基督教而言，中国的“基督教化”依然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艰巨任务。基督教没能像“克服”希腊罗马文化那样“克服”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对基督教而言依然是有待“克服”和“跨越”的两座顶峰。

本文拟以“中国礼仪之争”——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的重要回合，它提出了两种各具独立性的成熟文化相遇之时是否能够真正交流沟通和如何沟通的问题，而这一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为讨论对象，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视角出发，探寻一种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效的对话机制，企望双方能够展开富有成效的实质性对话。

一、“礼仪之争”因何而生？

基督教是以传教为主要特征之一的世界性宗教。它几乎从一开始就越出民族的范围进行传教活动，把“神的旨意”传递给以色列人和异邦人，并意图使全世界各民族的异教徒都皈依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然而，历史上基督教在传入异教国家或区域以后又总是处在具体的本土文化境况之下，与当地的本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可以说，各种非基督教的本土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基督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调适与结合在任何一项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中都会发生。承认这一点使耶稣基督的信徒们面对窘境：他们希望能把福音信息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但同时又希望基督教能保持它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同样面对如此两难问题，“礼仪之争”便是这一窘况的缩影。

所谓“中国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特指从17世纪中叶持续到20世纪中叶，在中国传教士之间、传教士与罗马教廷之间、以及罗马教廷与中国社会统治阶层之间展开的，有关中国传统祭祀礼仪性质的讨论。它事实上包括术语问题和礼仪问题两部分，前者讨论能否用中国古籍中的“天”、“上帝”概念来表示基督教的“God”这一概念，后者处理的是中国基督徒祭祖祀孔的礼仪是否合乎基督教教义问题。术语问题是利玛窦（Matteo Ricci）初入中国传教就遇到的棘手问题，礼仪问题虽是后出，却始终是困扰中国教区的最大难题之一。两场争论不仅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在内容上也密切相关，它们都是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某些内容的原始意义而展开的。

礼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如何看待基督教的本土化这个问题，在两场争论中都表现出一种文化试图理解并融合另一种文化的努力，而这种理解与融合因人而异且各有局限。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文化适应” 派主张糅合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基督教教义，以减少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间冲突获得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而以托钵会士 为代表的“基要派”则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与吸纳将有碍甚至扭曲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最终，罗马天主教教宗的决议与中国康熙大帝的御令将这场基督教内部围绕神学问题的讨论推至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对立的顶峰。因此，我们认为“礼仪之争”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为不同性质的文化传统间的理解、包容、吸收、融合、取代、超越等问题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深刻的案例。

因此，回溯“礼仪之争”这段历史，剖析对立双方不同的文化策略，无疑将对我们思考当今“全球化”大趋势下如何面对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问题大有裨益。

二、利玛窦与文化适应

术语问题与礼仪问题在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中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环节，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实为适应政策的基础。在利玛窦以儒学为嫁接天主教教义的全套适应策略中，其核心点是：儒学不是宗教，而只是道德学说和士人们的生活方式。其中的观念和准则通过士人影响到大众，并成为维系社会良好秩序的道德及行为规范，构成了中国的法律基础。因此，利玛窦他决定在社会性与道德性双重因素上沟通两种文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本土化”：生活方式、表达基本思想和概念的术语、伦理道德、礼仪和习俗。

具体而言，在生活方式上，他强调要接受中国人的举止态度、饮食习惯、睡觉模式、衣着打扮，比如穿僧服易儒服，蓄胡须、雇仆人、乘轿子以及向有影响的人物赠送厚礼。在伦理道德方面的本土化方面上，利玛窦主张在中文宣教书和实际讲道中以儒家的仁、德、道等概念来解释基督宗教的伦理，并将天主教戒律和圣礼中与儒家伦理有冲突的部分略去。这里就牵涉到“术语”的选择问题，即选用一个本土文化中既有词汇来指代外来文化中某个概念，并对此概念的含义加以尽可能准确的诠释。利玛窦试图在中国经典中找到一个具有近似于基督教中“God”这一概念的词汇，通过解释和教导而赋予它能够唤起其基督教中“God”这一概念的力量。起先他使用“天主”一词来指称“God” ，“天主”是释道儒三家文献中都曾使用过的一个词。但是他通过研究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发现，这些书籍中出现的“天”和“上帝”被中国人用来指一个灵魂及人类的统治之主，而这个统治主的性质正与基督徒所说的真神（God）类似，比如他是一切力量与法律权威的源泉，是道德法律至高的约束者和捍卫者，他全知全能，奖善惩恶。因此，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详细阐述了“天”和“上帝”就是指他所布道的真神这一观点。他认为“天”与“上帝”这些词汇出现在最受中国人尊崇的古代文献之中，并广为中国人所熟知，所以，用这些词汇来传译他所布道的神将有助于破除中国人反基督教的偏见，适合于中国的基督徒接受 。#p#分页标题#e#

祭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包括对祖先和对孔子的祭祀。利玛窦强调在礼仪方面也要做到本土化，这就要求对中国的祭祀礼仪进行重新解释，而这而是利玛窦这四个方面本土化策略中争议最大的一个方面 。这种祭礼包含献祭、跪拜、祝寿、宴飨等，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但通过研习礼仪在中国古代政体结构和教化中的作用，利玛窦发现“礼仪”在中国社会中兼具政治性、道德性、宗法性、民族性与一身的特点，它渗入社会生活并驾驭社会生活，是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基础，是社会权力和社会政治秩序的鲜明体现。具体说来，祭拜祖先和过世父母对中国人而言是孝道的最大表现，而孝是中国儒家伦理的核心，如若忽视这些礼仪则会不耻于家族与国人。祀孔仪式则是士人不可推卸的职责，如果不履行，则既不能获取功名也不得担任官职。正因如此利玛窦体认到，如若简单粗暴地反对这类礼仪势必会被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认为是反对中国的政权与统治基础，而使对外国传教士的思想困惑上升为对他们的政治迫害。

基于祭祖祀孔礼仪是儒家所倡导的社会规范体系之一，而儒学不是宗教这一判断，利玛窦认为这种仪式应该没有宗教的意味。他从礼仪的来源入手，认为祭祖祀孔礼仪的本质只是表达经敬意的世俗。此种行为仅仅是秉持“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希望对死者表示出最大的敬意，所以在1603年他做出如下决议：1，遵守中国传统的尊孔礼仪；2，认为中国人祭奠祖宗的仪式“大概”不是迷信 。

利马窦在生活方式、伦理、术语、礼仪方面顺应中国人的传统这一做法并不意味着利马窦认为中国文化或儒家教义与基督教教义之间毫无冲突。其实，在他的传教策略中，其核心内容是利用中国古代文献，向中国人展示他们自己的古代宗教与基督宗教具有的相似性，以证明基督宗教不是野蛮的外来事物；同时提醒中国人，基督宗教因包含了中西两种古代文明中共有的内容而能成为中国人找回他们那神圣却已被遗忘之过去的一座桥梁。按照他的设想，当中国人认清这一点之后，便会自动归入基督门下，而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慢慢清除中国人观念中的异教性，达到纯净信仰，亦即最终以基督宗教改造儒学。

在文化研究中，学者们一致指出，“文化适应”是异质文化相遇之后所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纵观外来宗教传教历史，利玛窦所遵循的“本土化”策略在中外传教史上均可谓屡见不鲜。无论是在基督宗教遭遇古希腊-罗马文化时，还是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初，都有过类似的举措。可见，这种外来文化认同和接纳本土文化的做法是实现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大前提。但这种适应必须从“貌合”进一步走向“神似”，即达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整合，否则其“适应”政策势必走向瓦解。而利玛窦所追求的以外来文化取代本土文化的做法终因未能无法与融合本土文化达成融合之势而难逃夭折之命运。但利玛窦“适应”政策的失败命运似乎提前发生了，这一切是因为基督教内部不同利益派别之间的斗争所致。正如吴莉苇所分析的：“礼仪之争的关节点虽然是一个神学问题，但对于争论双方的胜负而言更重要的，或许是决策者对争论双方的态度。耶稣会士及其反对者对中国礼仪各执一端，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传教方法的理解，而不取决于他们理解中国文化的准确度。教廷听信于哪一方的说辞，关键不是谁的辩解听起来更有道理，而是它是否继续信任和支持耶稣会士。所以，礼仪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有关宗教教义的真理之辩，而是牵涉到各种复杂因素的态度之争和利益之争” 。

三、托钵士与基要主义

自1600年范礼安 （Alessan dro Valignano）同意利玛窦选择用“上帝”一词来指称基督教中“God”的做法时起 ，反对声便不绝于耳。如谢和耐所言：“利玛窦的全部策略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的伦理格言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相似性和‘上帝’与天主之间的类比关系上” 。虽然利玛窦的着眼点是实际效果，但他的类比法具有更大权宜性，他明白自己是为了“用它们指一些与其本意不同的内容” ，他还想通过这种方法“把文人宗派的主要人物孔夫子吸引到我们一方来，即按照有利于我们的观点来诠释他留下的某些令人争论不休的著作” 。既然是做法都是类比，其可比性及类比的限度本身就是一个埋伏争论的问题，不同人基于不同的文化体验与理解能力都会对此有不同看法并对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提出异议。

1633年两位西班牙人多明我会士黎玉范和方济各会士利安当来到中国，关于“礼仪”问题的讨论便正式开场了。这两位托钵士一致认为必须挑战耶稣会士的整套方法。他们立场鲜明地指斥利玛窦的术语选择，谴责耶稣会士容忍中国习俗的行为。

在托钵会会士看来，中国礼仪具有宗教性，耶稣会士那种容忍在灵堂中使用香火、纸钱以在死尸上留下气味的做法，就是容忍一些“连中国的摩尔人都因之是异教迷信而几乎不为的风俗” ，也就是容忍异教徒的宗教崇拜，而所有这一切容忍行为都完全不必要。因为托钵会会士们坚信，只要有天主的仁爱就可以把基督教发扬光大，任何迁就行为均是对基督教的扭曲与篡改。这一点在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VI）在1742年的宗座中被言明：“他们 将停止不必要的担心，因为严格地服从教宗的指示会迟缓异教徒的皈依。可以肯定的是，天主的仁慈绝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 。

1704年众多反对声音凝结为教皇克莱芒十一世（Clement XI）的一道指令，这一指令由圣职部颁发经教皇确定，其中包括不应使用Deus的音译，禁止使用“天”或 “上帝”，可以使用“天主”来指基督教所崇拜的神；不允许在教堂摆放“敬天”牌匾或在摆放的同时附加说明；不允许基督徒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涉足每年春风和秋分举行的祭拜孔子和祖先的隆重仪式，它们带有迷信色彩；不允许在孔庙进行崇拜孔子的普通仪式，孔庙在中国人那里就是一所崇拜偶像的庙宇；不许在宗庙和祠堂祭拜祖宗；不许在家中祖先牌位前、先人坟前或落葬死者时进行磕头、上供等祭拜活动，与教外人士一起参与或基督徒自己举行都不行，即使事先声明不视礼仪为宗教活动也不能参加；不能在家中摆放写着某某之位或某某之灵的牌位，最多只能写死者的名字，同时附加声明摆放这个牌位的真实目的和子孙应对祖先负何种义务 。1715年3月19日克莱芒十一世在他的宗座，《自登记之日》（Ex quo illa die）中又重申了他反对中国礼仪的立场 。1742年7月11日，教宗本笃十四世《自自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明确反对中国礼仪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通融，并且禁止今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p#分页标题#e#

罗马教皇们对中国礼仪问题的判断有赖于托钵会会士的报告，从这一系列教皇的决议中，我们看到托钵会会士出于宗教本能而禁止使用异教词汇指代基督教概念，并认为利玛窦所奉行的“文化适应”方法有碍理解、甚至扭曲理解基督教的本意。同时，他们还禁止了耶稣会派所持的礼仪观，即全面禁止中国礼仪，在他们看来对这些礼仪的纵容都是对基督教纯洁性的玷污。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托钵士对待本土文化（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拒绝，这种拒绝源于对基督教信仰纯正性的捍卫，也源于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蔑视与拒绝。我们把这种文化态度称为是“基要主义”。

从保卫基督教这一立场而言，所有的基督徒“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都是基要主义者” 。从宗教与世俗文化的关系来看，基督教的历史就是一部抗拒世俗化的历史。在面对本土文化时，基要主义者常常把基督教当作不变的、独立存在的，并最终可被外部世界当作一个对象来认识的东西。由于断定圣经的永恒真理性，他们反对使基督教的宗教观念和祭仪适应本土文化。他们坚信凭借基督教自身的文化可以征服任何与之相遇的文化，因此，没有必要也绝对不能对基督教文化自身做出任何调整。这种隔绝或轻视本土文化的态度被尼布尔称之为“基督拒绝文化” 。他们否认基督教与本土文化发生接触时，将会发生的基督教的本土化。同时，也不能把基督教视为社会和文化条件的产物，在历史中和具体情境下来理解基督教。

事实上，每当基督教主动渗入一种本土文化时，“为了基督教能够长存，原始基督教不得不消失。” 通过与本土文化接触，基督教可以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完全被本土文化消融以至于完全丧失它的独立性。从基督教传播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发展的目标应当是保持其相对独立性，而非绝对意义上的纯洁性。

托钵会会士所行的这种面对异质文化拒绝对己有文化做出任何调适的做法，其必然因为在礼仪问题上的拘泥断绝了基督教在中国深入发展之路。“禁止祭孔礼仪导致士大夫不可能成为基督徒或基督徒不可能进入士林，这就破坏了耶稣会士和平进入中国的基础——同情关系。禁止祭祖礼仪则使中国人断定基督教敌视中国社会。禁止礼仪也意味着文化适应政策的终结，意味着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化机体而言依旧是一个不被接受、认可的外来体。” 可以说这种“基要主义”的文化策略为坚持所谓的“信仰的完整性”而付出了无谓的高昂代价。

四、结论——文化间交流之可能性的思考

在这场持续了三百年之久的“礼仪之争”中，从基督教内部来看，无论是对术语问题还是礼仪问题讨论均以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败给了托钵会会士所主张的“基要政策”而收场。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层面来看，其结局是罗马教宗本笃十四世做出禁止讨论谕令 ，中国康熙皇帝龙颜大怒下达了“逐客令”：“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如果历史可以重演，如果不是因为基督教内部各教派利益纷争，教皇误听误信对传教策略做出了错误选择，而是相反教皇站在利玛窦这一边，对中国文化持有开放的态度，那么局势是否会有转机呢？我们说也许结局是一样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利玛窦策略自身存在着缺陷，这正如Sebes神父所言：“欧洲人在礼仪之争中的这种行为暴露出利玛窦的文化适应方法流于空想的重大内在缺陷，即它的伦理道德系统效果不佳。他绘制了一副以基督教的道德规范补益儒学的希望图画。他是一个乐天派，相信人类的自然理性可以超越并战胜自己所强加的种族、国家和语言偏见等限制下的非理性” 。同时还因为利玛窦等人所奉行的“文化适应”策略，即尊重中国人与中国文化，致力于从先秦文献中寻找术语表达基督宗教的概念和依据古书解释中国人的宗教形态亦即礼仪性质，其真正的理想是为了发展基督文化使其征服、进而取代本土文化。也就是说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所预期达到的效果是与本土文化“貌合神离”，而非相互融合。

所以，无论是利玛窦的“文化适应”政策还是托钵会会士们的“基要主义”政策，就其传教目的而言二者可谓是“殊途同归”，他们的真正理想都是征服、进而取代本土文化（中国文化）。不同的是，前者对待本土文化的立场是改造，后者对待文化的立场是拒绝，但二者又均从在基督教这种“本位文化”的立场出发来进行讨论的。所以，这两种试图用一种文化取缔另一种文化的做法也同样注定是要失败的。

轰轰烈烈的礼仪之争落下了沉重的帷幕，一场基督教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盛宴“不欢而散”。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把所有的“不愉快”都归因为外来文化——基督教——错误的传教方式以及不正确的文化态度，认为他们所应持的目标应是融合与自身改进，态度应是双方双赢式的共存，而非取代与征服。的确，在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中，我们倡导通过平等的交流、认真的对话以期寻求不同文化之间创造性的融合。

文化交流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师生情感交流课堂教学1，注重设计课堂上的情感交流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要经常面带笑容、亲切大方、仪表端庄，创设自由、和谐的教学气氛，形成一个无拘无束的思维空间，让学生处于一种轻松愉快的心理状态。苏教版教材必修1教育管理论文，化学家眼中的物质世界专题，丰富多彩的化学物质单元，第二标题。物质的量是化学教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又抽象难理解的概念。在这节课：我[引入]曹丛称象的故事。当学生正在互讲故事时，我[提问] 你认为曹冲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导思想是什么？通过生生，师生的讨论、交流，学生的思维得到发展。

[生]化整为零，变大为小。

[问题] 再想想，在没有精密天平的情况下，如何称1粒米的质量？（假设每粒质量一样）

[讨论得出]可以先称100粒的质量再除100。

[师]生活中，为了统计方便经常性得使用这样的打包计算，比如一打筷子（12根）教育管理论文，一箱矿泉水（24听），在化学领域我们研究的微观粒子，也需要打包处理，即用集合的方法处理。物质的量就是将微观粒子打包的物理量……

当学生感觉应用困难时，课的最后进行安慰。

[讲解]大家初次接触物质的量这个概念，感觉读起来是不是非常别扭。这就像我们小时侯初学用筷子，起初很别扭，但经常用，每天用，很快就得心应手了。物质的量这个概念在化学中的重要性，就像筷子对于我们中国人的吃饭一样教育管理论文，随着我们的进一步深入，物质的量重要性会体现得更充分。

我们提问时经常用“你说呢？”“你认为呢？”“你的观点呢”“你的看法呢？”“还有不同的想法吗？”“再想想？”等，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一旦学生说完，就及时及时评价肯定“很好！”“很有新意！”“你真会动脑筋！”“你的想法真令人惊奇！”“真聪明！”鼓励和赞扬的语气溢于言表。

2、在合作探究中创建师生情感交流

在 新课程理念下让学生与老师在一起共同研究化学课本中的实验创新问题。例如苏教版《有机化学基础》P62“观察与思考”可以设计这样个问题交流（1）卤代烃的取代反应和消去反应为什么设计成完全相应的装置？（2）装水的水管和装酸性高锰酸钾的试管在两个实验中的作用？（3）怎样根据现象判断发生了那种反应？对于不同实验设计成同一装置好处是什么？等等。还有教材中的活动与探究、观察与思考等，教师都可以利用这一资源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在实验合作中，教师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研究，这样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师生交流气氛民主，关系融洽。

3、 在课堂评价中创建师生情感交流 心理学研究表明教育管理论文，要使学生不断提高学习动机，仅强调学生的努力还不够，还应该学生在老师真诚热情的评价中得到成功的喜悦，受到自尊心的滋养，从而信心百倍地进行新的学习。如鼓励学生对老师的演示实验做出评价，主动质疑，独立思考的精神。其次，关注学生做出答案的思维过程。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合作及处理事故的能力，实验操作的技能，并要及时评价教育管理论文，面向全体，特别是学困生。善用评价，师生会在化学课堂教学中收获更多的快乐。 4、在作业批改中进行情感交流 在平时的作业批改中，对进步较大的学生批注几句表扬激励的语言，画个卡通笑脸，对退步的学生批注几句提醒语,同学们学习的劲头也会越来越大。我的做法是除了热情洋溢的评语，还要画上一张开心的笑脸或者是画上一只竖起大拇指等。 5、在课余交往中进行情感交流 不要小看课间十分钟。一个优秀的教师，会充分利用这短短的十分钟，与学生闲谈，摸摸他的头、笑一笑，甚至是点点头教育管理论文，让学生感受情感的滋润。另外老师还可以利用网络等其他方式与学生进行沟通。值得注意的是，从化学课堂教学的角度看，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师生情感交流，另一方面，我们也应重视将学生的情感追求引导到学习目标所指引的方向上，达到“以情优教”的效果。 新课程它苛刻地要求教师不仅能教好书，在传授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的同时，要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能当好学生的心理辅导医生，在融洽的师生情感交流中顺利完成教学任务。

参考文献：[1]钟启泉.理科教育展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2，57-61.[2]蒯世定.高中开设化学探究实验.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化学教育.2002.(7-8):68-70.[3]乔建中.课堂教学心理学.江苏人民教育出社.1998.114-127.

文化交流论文篇(7)

论文摘要：目前，国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音乐方面的文本资料繁多，识记理论复杂，在传统的学习与交流方式中存在着形式单一、学习媒体落后、怠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的主体性等许多不足，这些因素已经妨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在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的方面接受中国传统音乐的交流。为此，合理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音乐的学习与交流，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对知识丰富内涵的理解与把握，扩展其艺术文化视野。

中国传统音乐是指具有一定流传时间的、不属于当代音乐家创作的音乐。在我国学术界，通常把清代以前即已形成的音乐或以后所发生的具有传统音乐形态的音乐，划归于传统音乐的范畴。其中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也包括当代中国人民用本民族固有形式创作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作品。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在它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无论从律制、音阶、宫调、音乐形态特征、文化传统到民族思维方式，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规律和特点。、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是东方文化的集中表现之一，有着独特的价值系统和思维方式，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块瑰宝。传承和保护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助于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可以开阔文化视野，了解与把握传统音乐文化的精神与特质，加强的历史责任感。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音乐学习与交流中的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传统音乐学习与交流存在的问题

1．1人类思维网状结构与传统教材组织上的线性有序特征之间的矛盾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的思维记忆具有联想特征，在阅读或思考问题时经常从一个概念或主题经过联想转移到另一个相关的概念或主题，是一种非线性的、纵横交织的网状结构。目前国内出版的所有中国传统音乐教材，在学习内容组织上均体现出线性、有序的特征。在这种线性的内容组织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对知识的摄取难免被动、程式化，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其联想思维能力的发展。

1．2文本资料过多、识记理论复杂趣味性少与学习兴趣之间的矛盾

国内传统音乐学习与交流多年来一直存在着纯文本资料过多、各民族传统音乐独立单处、针对性研究、形成不了一条主线的缺憾，这是专家根据自身研究方向进行的单一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造成的。

1．3手段陈旧有限的时间内很难完成繁重的学习与交流内容

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交流一般都以专家口头传授为主，加入一些视听资料，无法及时地展现知识信息，专家的讲授受到限制，授课的视听效果不能做到步调一致，讲授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及时地反馈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习者。如中国传统音乐讲授、中需要介绍到各个时期大量的谱例，传统的讲授方法只能通过专家的板书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观看，然后做谱面上的分析，或者利用钢琴即兴演奏，动作示范只能是局部的，学习者很难把动、静有机地结合起来，毕竟钢琴的音色是单一的，表达音乐风格的准确性不能尽如人意。

2多媒体技术对传统音乐学习与交流的积极作用

2．1多媒体技术可以扩展和放大信息空间

用多媒体技术处理的信息可以呈现出多样化和多维化，使那些抽象难懂，用语言不易表达的内容变得生动具体一目了然。多媒体课件利用“超文本”和“超媒体”技术按照人脑的联想思维方式在课件中重新组织编排讲授信息，将讲授内容整合为一种非线性的网状结构，专家在授课时就可根据讲授思路在不同章节之间、章节内容知识点之间灵活“跳转”，及时获取课件上的相关信息来辅助讲授。

2．2多媒体技术的应用缩短了学习者将信息转变为知识的过程．

科学研究表明：人类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散发式的非线性的思维方式。多媒体的信息组织方式正符合中国传统音乐讲授的需要，它可以实现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非线性的信息传输与交流，帮助学习者建立思维、改善思维、减少思维过程中的弯路，较快的接近学习目标；多媒体的引入还能把声音和谱例完美结合，实现音色和风格的统一，完成音乐风格的具象化，使学习者能够身临其境。

2．3应用多媒体技术可以营造一个身临其境的学习氛围，符合时代要求

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为我们传统的外国音乐讲授手段和方法改革带来了新的契机，这是中国传统音乐讲授过程中特别重要的，学习者的认知当然需要从别的教材、工具书中汲取一些专业信息作为补充，但是如果我们利用多媒体讲授手段的信息集成优势，则会大大扩展原有的讲授资源。

3多媒体技术在中国传统音乐学习与交流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