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能力开题报告篇(1)

关键词：报告次数　资本市场　财务报告　管理决策

作者简介：徐伟(1974―)，男，湖北鄂州人，湖北经济学院会计学院讲师李月娥(1966―)，女，湖北天门人，中国地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在资本市场条件下上市公司根据规定必须定期对外提供财务报告，上市公司面临的主要资本市场压力是来自于筹资方面，我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改变报告次数是否会引起公司管理当局决策短视行为。在面临外部市场压力时公司的管理者会产生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短视行为，即在决策时选择能体现短期利润最大而不是公司未来长期盈余最大的项目。在我们的研究中，短视的决策行为严格的限制是指在给定的项目更大的长期盈余与短期更多赢余之间进行选择。一些学者通常认为，短期决策行为受到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多大程度上，管理者对短期的价格和长期价值的关注将产生更多的管理短视行为，而不是适合公司的最优选择。然而先前的实证研究没有直接说明这些影响。过去和现在的关于强制报告的频次的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增加报告的次数将会增加管理短视，但先前的理论和管理工作没有证实其真实性。我们通过一些相互关联的试验来验证这个理论，我们选择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分成两组，在面对我国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压力的条件下进行决策，外部强制报告的次数，一个是半年报的情况，一个是季度报的情况，由不同的投资报告产生不同季度的赢余。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国内相关文献对报告制度变化导致的公司管理层的决策的论述较少，而国外的资料比较多。美国在1969年准备将揭示期变成季度报告时，该话题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趣(Whwat　Commission　Report SEC，1969)。近年来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欧盟、日本、新加坡国家和香港地区的政策制定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考虑改变报表报告期间从半年报向季度报告转变。我国从2003年开始要求公司由半年报改为季度报。尽管该政策的理论依据充分，但在实际施行后会计报告的使用者所产生的收益是否超过其导致的相关成本(直接或间接)，在实证方面并未得到有效的经验支持。这个规则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国内很多专家认为，将会提高会计报告的实效性和信息的透明度。由于提高了报告的次数，使外部报告信息的使用者能够得到及时的信息，有利于增加报告的价值和提高决策的有效性。制度的反对者认为，增加对外报告的次数将会增加管理当局的短期主义和短视行为。更多的报告将会迫使管理者增加对短期业绩的关注而牺牲长期的利益。季度报告制对公司产生了压力导致了短期行为的后果，是对市场中短期行为的一种支持和鼓励。我国证券市场从开始股票的发行至今只有二十余年的时间，只有少数的公司有资格在公开在证券市场上面筹集资金，证券市场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当中。很多上市公司实际上被管理层所控制，企业的投资人和外部的债券人的利益通常被管理当局所忽视。增加强制报告的次数所产生的收益是否会超过会计信息使用者所负担的成本，必须是政策制定者所考虑的。资本市场融资的压力和管理决策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先前相关的文献资料中很少讨论，并且没有通过实证研究方法进行验证。

关于管理短期行为的界定有不同的见解，本文中的管理短期是指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下，企业管理当局对投资和经营项目的决策时不是以企业长期盈余最大化为目标的选择行为。管理短期行为受到外部的资本市场的压力以及外部的长期盈余和短期盈余之间的冲突的影响。资本市场压力来自于多种因素。包括发行股票的可能性，被接管的可能性，满足证券分析师进行前期盈利预测的压力等。因此，管理者必须经常的面对这些压力。资本市场的这些压力导致揭示短期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长期盈余和短期盈余之间的冲突构成。当增加揭示的频率会导致长期盈余和当期财务报告的短期盈余之间冲突的减少，可以看到短期行为也在减少；如果增加揭示频次致使长期盈余和近期的盈余的冲突增加时，相似的管理短期行为将会增加，考虑到公司在第四季度是否发行股票的情况下，在规定半年报的环境中公司将会公告前面两个季度的可能发行股票的中期财务报告信息。然而，在季度报告揭示环境下公司将会提供与前三个季度发行股票的中期财务信息。在一个半年报的揭示环境中短期行为的管理者将会选择在前两个季度有高盈利的项目；在季度报告的环境下将会选择前三个季度有高盈利的项目。因此，依据在近期盈余和长期盈余与两个季度或三个季度之后是否有更大的冲突，增加揭示频次可能或多或少导致短期的行为。

为了完成这个试验，我们对这个程序提出了两个假设。

假设l：在短期的盈利和长期的长期盈余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增加资本市场的压力会导致管理者更多的管理短视决策

假设2：增加报告揭示的频次将会增加资本市场的压力，在短期盈利和长期盈余之间的冲突会产生更多或者较少的管理短视决策

二、调查试验概述

我们调查由两组相互联系的财务报表数据构成。在两种报告制度下，对相同的经营项目所编制的利润表数据提供给试验的参与者。(同时假设利润表是管理者进行决策的主要依据，暂时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个试验的参与者在两种不同的报告制度所产生的短期盈余和长期盈余中进行选择。由于报告期间的不同确认费用的时间也不同，对相同期间确认不同的总费用或费用的确认模式，在季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的条件下，短期的财务报告目标和长期的盈利之间存在冲突时，通过管理者的选择来确定管理者的决策行为。我们将四个季度的财务报告分别列示出来，有高的长期盈余和低的短期盈余以及低的长期盈余和高的短期盈余，强制性报告的期间分季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第一组数据和第二组数据的长期盈余相差10％，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主要是根据企业是否从未来的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我国上市公司上市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筹集资金)。在试验中不同的选择项目分为未来在证券市场上发行股票以及不存在未来发行股票，以此来确定企业管理当局是否受到来自于资本市场的压力。

在每一个实验中，试验的变动因素有两个，一是发行股票的可能性(发行或者不发行)，二是对外报告次数(如从半年到季度的变化)。对于不同股票市场的压力，通过公司是否在一年的第四季度中参与二级股票市场发行额外的股票。在没有发行股票的环境下，起着控制管理层的重要作用。由于受到发行股票其他因素影响的短视行为(其他股票的市场压力或者是摩擦)，应该在这种情况中出现，我们把增加股票发行的影响区别分开(额外的市场的压力)。对于不同的对外报告次数，在季度

和半年度的报告情况下处理公司是否被列入股票发行的名单，每一个参加的管理者在基于季度报告的预期的结果，从两个项目产生的预期的半年度和季度的盈利下对两个项目进行决策。

三、试验的数据及过程

(一)数据资料―试验一在季度报告的情况下。A组财务报表(表1)和(表2)表明，公司的管理者可以通过其决策来确定不同期间的费用和支出，产生不同的盈利状况所形成的利润表。公司根据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规要求定期提供季度的财务报告，根据公司的财务计划，第四季度有可能增发股票并按照市价发行，第四季度的数据仅供作为决策参考的依据，在发行股票时报告并未提供(管理者可以根据业绩进行预测)。试验者在季度报告及公司是否发行股票情况下，选择何种盈利水平的投资项目管理决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不同的管理决策体现了公司在报告制度变化的条件下对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影响。半年度报告条件下，B组的财务报表(表3)和(表4)表明。公司根据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规要求定期提供半年度的财务报告，根据公司的财务计划，第四季度有可能增发股票并按照市价发行，第四季度的数据仅供作为决策参考的依据，在发行股票时报告并未提供(管理者可以根据业绩进行预测)。试验者在半年度报告情况下，选择何种盈利水平的投资项目的管理决策。由于对外报告制度的变化会对管理者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这种负面效应的影响程度是否可以通过短期盈余和长期总盈余之间的差异程度的大小来体现。这便需要在不同的短期盈余和长期盈余的差异条件下来分析其对管理者的决策影响，即在不同的盈利和模式和报告制度不同导致的盈利水平差异。因此需要第二个试验来验证。

(二)数据资料―试验二实验二的盈利水平发生了改变，致使短期盈利和长期盈余在第二季度比第三季度有更大变动(即短期盈利和长期的盈余有较大的变动)，这是项目一(表5)保持的一个平滑的模式，项目二(表6)是保持前面的三个季度盈利的增长，第四个季度盈利减少。试验者在不同的盈利水平和报告条件下选择投资项目来表示他们的管理决策能力。季度报告条件下，A组试验的财务报表(表5)和(表6)表明公司根据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规要求定期提供季度的财务报告，根据公司的财务计划，第四季度有可能增发股票，按照市价发行，第四季度的数据作为决策参考的依据，在发行股票时报告并未提供(管理者可以根据业绩进行预测)。半年度报告条件下，B组的财务报表(表7)和(表8)表明公司根据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规要求定期提供半年度的财务报告，根据公司的财务计划，第四季度有可能增发股票按照市价发行，第四季度的数据仅供作为决策的依据，在发行股票时财务报告并未提供(管理者可以根据业绩进行预测)。

(三)试验的结果两个试验是由24位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财务经理)或CEO参与。平均从事财务会计工作有八年。从18家公司分析得出平均资产有7.13亿元，这些公司包括制造型的公司、银行、证券公司、商业企业、信息技术公司、高科技企业；参与者的职业或职位从CEO或CFO到经理助理和其他部门经理。其中拥有CPA资格的有9个，拥有高级会计师资格和中级会计师资格的有17个。在获取调查资料的时候，所有参与者的姓名和公司名称都是匿名的。

假设1认为，在短期的报告盈余和总的长期盈余存在冲突的时候，当公司面临在短期的未来发行股票时，会产生更多的管理短视行为。在试验一中，在第三季度之后的短期盈余和长期盈余之间的差异很大。短期的盈余和总的长期盈余之间的冲突通过季度报告的形式反映出来。因此，在季度报告且没有额外的市场压力的条件下，在面对第四季度发行股票后，管理者的决策行为来进行验证完成的选择，两者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根据调查的结果，当未来不存在股票发行时，24个人中有19个人选择第二个项目，即低的短期盈余但拥有高的长期盈余的项目。然而，当第四季度可能有股票发行时，24个人中有20个选择项目一，(A组的试验结果)即短期的决策行为――高的短期盈余和低的长期盈余，这个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在半年度报告的情况下，在短期盈余和长期盈余之间没有冲突，所有的24个参与者在没有股票发行的情况下和有股票发行的情况下都会选择第二个方案(B组的试验结果)。

假设2认为，增加报告揭示的频次，将会增加或者是减少由于股票市场压力产生的管理短期行为，依赖于是否在短期盈余和长期收益之间差异的程度。因此，在季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相比的情况下，认为股票发行会产生更多的短视行为。正如所预测的，在季度报告的情况下比半年度报告的情况下，增加股票市场的压力所产生的差异是重大的。因为，在实验二中第二季度与第三季度相比而言，短期盈利和长期盈余之间有更大的冲突，假设2预计股票发行将会引起更多的短期管理行为，在半年度报告和季度报告相比而言，与预测一样，由于增加股票发行而产生的管理者偏好的不同，在半年报和季报的情况下有非常大的区别。

盈利能力开题报告篇(2)

关键词：盈余管理财务报告职业判断

一、盈余管理的概念

近几年来关于盈余管理的话题越来越多，随着话题的增多同时也存在颇多争议。那么，什么是盈余管理呢？一个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是好（利大于弊）还是坏（弊大于利），亦或好坏参半？诸如此类问题，在会计界引起了广泛争论，目前仍未达成共识。俗话说理越辩越明，从长远来看争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会让我们的看法一点点更趋近真理更接近事物的本质。笔者也将就盈余管理谈一点自己的拙见，以作引玉之砖。

谈到盈余管理的概念，目前有三种比较权威还算比较广泛认可的定义。其一是美国的会计学家斯考特（William.k.scott），他在其《财务会计理论》中这样写道：“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的选择具有经济后果的一种表现。”其二是美国的会计学家凯瑟琳•雪珀（Kathehne.schipper）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还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Hedyt和Wahlen于1999年提出的，他们这样解释盈余管理：当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报告和构建经济交易时，运用判断改变财务报告，从而误导一些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根本利益的理解，或者影响根据报告中会计数据形成的契约结果，盈余管理就此产生了。

虽然不同学者对盈余管理的认识有所不同，但还是存在一些共性。如，第一，盈余管理的主体是管理层（经理、董事会或控股股东）；第二，盈余管理是一种蓄意的、有目的的行为；第三，这种行为会误导投资者、债权人或一些相关利益者；第四，他们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私人利益（也许在获取自己利益的同时还会给其他人带来利益，但这不是他们的初衷只是副带结果而已）。

我们对盈余管理的含义有了一定认识之后，下面再来探讨一下盈余管理是好是坏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应否在企业提倡盈余管理的问题。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立场，你是站在哪个角度来对其评价。如果不先解决这个问题也许会得出一个矛盾的结论。我们把立场分为这么几个方面：1、站在国家立场（确保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2、站在管理者角度（得到最大的报酬）；3、站在投资者角度（能得到对决策有用的信息）；4、站在政府加强税收的角度；5、站在债权人及其他相关利益人的角度。我们本文对盈余管理的探讨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通过对盈余管理概念的理解，我们知道，进行盈余管理最终的结果是影响了财务报告（主要是财务报表），而这些财务报告是提供给投资者或潜在投资者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那盈余管理的好坏问题就变成了，进行盈余管理和不进行盈余管理提供的财务报告哪种更有利于投资者决策的问题。美国FASB在SAFC中写道：财务会计的目标是为决策者提供有用的信息。这与我们研究盈余管理所站在立场是吻合的。

现在我们可以探讨盈余管理好坏的问题了。财务会计有四个基本程序：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我们以确认为例来作一下描述。第一步确认为最终提供出有用的财务报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确认保证了有用的信息能够进入会计核算系统，最后反映到财务报告中去。如果对重大的、有用的财务信息没有确认，那这些信息就进入不了会计系统，最后也就反映不到财务报告中去，这样就会使财务报告的有用性大打折扣。同样，一些无用的财务信息甚至虚假的财务信息我们就不要确认，否则在财务报告中反映一些无用的信息会分散投资者的注意力，也会使财务报告的有用性大打折扣。由此看来，确认如此重要我们就不能任意进行确认，那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呢？确认有四项基本标准，即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和可靠性。虽然确认不能随意，但我们从这些确认的基本标准中也可以看出，这些标准是一些定性的标准，仍旧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确认不确认，什么时候确认，确认多少？这都需要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也正是这一点给了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尤其是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经济业务越来越复杂，这更增大了确认的难度，同时也增大了盈余管理的空间。会计活动离开不开职业判断，它贯穿于会计活动的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主观性的职业判断就是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更有用的决策信息。也就是说会计职业判断的目的是为投资者提供更有用的信息，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求会计人员以具体发生的经济业务的实质、特点为依据，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来判断，不能考虑任何私人利益。很明显盈余管理是有悖于这一点的，他在判断方面站在了管理者一方，考虑的是管理者的利益，而不是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因此，从本质上讲，盈余管理是有害的，也就是我们不应在企业提倡盈余管理，我们应尽可能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因为盈余管理是杜绝不了的）。

二、盈余管理产生的原因

盈余管理产生的原因很多，对这些原因的分类方式也很多，从不同的角度入手都可以进行一种分类。在这里，笔者从盈余管理为什么会产生及盈余管理为什么能产生两方面入手来简单分析一下。

（一）为什么会产生盈余管理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答案是很明显的，就是两个字—利益。谁的利益？当然是管理者的私人利益。

随着公司制的发展，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所有者和经营者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利益的群体。当然有时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我们说他们的利益一致总是相对的，而利益的不一致是绝对的。根据公司的理论，经营者与所有者双方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情况。经营者总是比所有者掌握更多的公司信息，经营者就会利用此优势来谋取自己的利益。

举个例子：根据合约，当企业下年利润达到1000万时，经理就能拿到100万元奖金。那么，在下年的经营过程经理就会根据实际的经营情况做出估计，如果经理预计：1、在正常情况下利润达不到1000万，但相差不多，这时他就很可能会进行盈余管理来调增利润以达到目标。如，利用冲回资产减值的方法。2、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目标时，他又极可能尽可能在本期多确认费用、少确认收入来个bigbath为下年盈利做好准备。3、利润将会远远超过目标，那经理又可能会进行盈余管理隐藏一部分利润以备后面年份使用。因为，超额部分没有奖金，达到目标就可以了。

在管理者谋取私人利益同时可能会有如下情况：1.管理管理者谋取私人利益同时，损害或降低了提供报表的有用性。2.管理者谋取私人利益同时，没有降低甚至提高了财务报表的有用性。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情况1是我们所讨论的典型盈余管理行为所致。至于情况2不再我们所说的盈余管理范畴。因为，根据我们前面的论述盈余管理的结果就是会损害财务报告的有用性，那我们如何来理解管理层获得的私利呢？正如前面所说，所有者和经营者有相对的利益一致的地方，这里管理者获得私利而同时所有者也同时获得了利益——报表有用。这是一种双赢的结局。这也是我们公司制企业希望看到的一种局面。其实理论中的激励成本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可见，关键不在于管理者是否获得了私利，能否提供有用的财务报告才是关键。而盈余管理会影响财务报告的有用性继而给管理者带来私利，也就是说利益是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根本动因。

（二）为什么能产生盈余管理

在谈为什么会产生盈余管理时，我们提到了一个理论，其中有一点就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信息不对称，这一点其实也是盈余管理为什么能够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信息的不对称为盈余管理产生提供了先天土壤。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制度方面。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对许多业务的核算都提供了多种可选择的方法。企业的数量成千上万，性质又各有不同特点也各不一样。我们总应该相信通过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从众多方法中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从这个层面考虑，在核算上搞一刀切是没道理的，但也正是这一点让一些怀有私心的管理者钻了空子。

那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后能不能为了堵这个空子而把所有的业务处理方法都限定为一种呢？显然这是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英国会计准则在序言中指出：“会计准则并非僵硬不变的条文的汇总，它不能取代根据各种信息做出判断和活动。”FASB在SFACNO1.中提到：“尽管在整体上财务呈报笼罩着一层精确的光环，但具体到财务报告，只有极少数计量不是估计。”美国会计学家佩顿也指出：“现代会计需要在许多场合运用估计和判断。”可以看出，会计判断始终贯穿于整个核算程序中，而存在判断，那有意图的人就可利用这一点进行盈余管理，既然不可避免是否我们就应听之任之呢？当然是否。因为，盈余管理损害报表有用性，虽然不能避免但我们可以改进我们的相关准则、制度，完善我们的会计准则、制度，尽可能堵住进行盈余管理的漏洞，以提高财务报告的有用性。

除了准则、制度的灵活性为盈余管理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外，其滞后性是另一原因。随着科技的发展，业务是越来越复杂，出现了许多以前不曾有的业务、工具，金融工具及衍生金融工具就是最好的说明。由于新出现的事物在已有的准则和制度中并无明确规定，这也为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

三、减少盈余管理的措施

如何尽可能减少盈余管理行为？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使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利益最大程度上一致起来。也就是说你为我谋了利那你自己也会获益，假如你损害了我的利益那你也将受到损失。像我们文中举的一个例子，如果企业只用实现利润这么一个指标来决定对管理者的奖惩显然是行不通的，这样会使管理者采取一种行为利了自己而损了投资者。

（二）证监会相关政策的制定（针对上市公司）。比如，对公司的上市、配股等问题，要规定一系列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指标。如果管理者想通过盈余管理达到某些条件必然有损另外的规定条件，让他顾此失彼。让那些真正是有潜力、经营能力强的公司才能满足这些条件。当然关于限定条件的指标体系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还有待相关学者进一步研究。

（三）会计准则等相关法规的制定。对于准则的灵活性，我们应尽可能减少公司的一些可选择性，以弥补一些漏洞。如新准则规定对于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不准再冲回就是很好的措施。对于滞后性，相关部门应成立专家组密切关注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事物，及时采取措施以对其进行规范。可先颁布一些临时性指导法规，待成熟后再正式颁布行成正规制度。

盈利能力开题报告篇(3)

年度盈利预测反映了企业在新年度可能达到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高效的盈利预测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债权人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低效的盈利预测信息则可能对证券市场的公平有效产生负面影响。笔者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及CSMAR数据库中取得数据，以2005年在沪市已上市的公司为对象，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ST/SP类上市公司及未公布盈利预测的公司，采用SPSS13.0作为分析软件，对样本公司年度盈利预测的有效性进行分析。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总体盈利预测有效性不高。

(一)盈利预测信息披露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尚不存在整套专门针对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法律规范，相关规范条款主要散见于《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关于股票发行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以及《独立审计实务公告》中，分散而不成体系；同时缺乏与投资者有关的民事赔偿制度，难以从信息供给方可能承担的诉讼成本上约束信息供给方以促使其提供高质量的盈利预测信息，目前仅有《关于股票发行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作出了对盈利预测信息不准确的处罚规定：对于实际利润低于预测数10％～20％的，发行公司及其聘任的注册会计师应在指定报刊上公开解释并致歉；若低于预测数20％以上的，除要公开解释和致歉外，对于故意出具虚假盈利预测报告、误导投资者的，还将依据有关法规对发行公司及其注册会计师进行处罚。但由于惩处力度不足，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力也相应减弱，仍有不少上市公司为取得切身利益铤而走险，编制虚假盈利预测信息。

(二)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能力和执业责任不强编制盈利预测信息依据的基本假设并非完全属于注册会计师专业领域，因此，注册会计师是否有能力准确判断盈余预测信息编制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另外，审计市场的激烈竞争使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为谋取自身利益，违背职业道德，放任虚假的盈利预测报告过关，甚至协同企业作假，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根本无法发挥盈利预测信息质量监督作用。

(三)盈利预测假设及盈利预测基准合理性不足编制盈利预测时所建立的盈利预测假设和所使用的盈利预测基准的合理性是影响盈利预测信息有效性的客观因素。其中，预测假设是对企业未来经营成果有关影响因素未来状况所作的合理假定，包括企业在经济、商业、市场、金融和其他条件下预期开展经营活动的假设，及企业自身状况的假定。编制盈利预测信息的预测基准一般包括管理当局在编制盈利预测信息时所参考的历史财务报表、预测年度的生产经营计划及投资计划等。这些因素本身具有其客观存在性，无论管理当局如何努力其始终存在，并不会因管理当局的主观愿望而消失；另一方面，这些因素的变化又具有不可预见性，其对盈利预测信息有效性的影响往往也难以准确把握和计量，对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的有效性也会造成影响。

(四)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不灵活目前各国对盈利预测信息的认识并不一致。(1)在披露格式上，美国的规范较灵活，企业有选择披露格式的权利(可以报表形式披露，也可仅披露几个项目)；我国则稍显呆板，只能按照历史性财务报表的格式披露。(2)在表述方式上，美国的规范也较宽松，企业除可以以绝对金额方式表述外，还能以区间估计表述或以定性方式进行披露；而在我国只能以精确的绝对金额加以披露。(3)在内容上，美国的规范同样体现出灵活性，其只规定了揭示的下限(即需最少揭示的部分)，其余揭示内容可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确定；而大陆和我国对披露内容的规定则较具体。

(五)盈利预测假设、会计政策信息披露不全面第一，预测假设披露不全面，缺乏灵活性。笔者在对比我国不同行业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的盈利预测基本假设后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对盈利预测基本假设的披露已形成固定套路。若无论何种行业的企业都按同一种模式提出假设，很难看出行业和企业特点，甚至部分企业在披露盈利预测时还忽略了对基本假设的披露。第二，会计政策信息披露不充分。通常情况下，为确保盈利预测信息可比性，编制盈利预测所选会计政策应与编制历史财务报表所用会计政策相一致。而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在年报中并不列示相关会计政策，仅对会计政策一致性作出简单声明，由此大大影响了盈利信息预测的有效性。

(六)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一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股一股独大。我国绝大部分上市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目前尚未上市流通的国家股比重高达40％，部分上市公司甚至高达80％以上，法人股比重约占15％；同时，机构投资者比重较小，流通股分散，从而形成国有股“一股独大”。这种股权结构往往导致股东对企业经理人的监督仅流于形式，并出现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的有效性。二是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结构不合理，难以发挥应有作用。表现在：董事会机构性质不明、职责不清、独立性不强，《公司法》未对董事会性质作出规定，对董事会职责解释不清楚，由于股权高度集中，公众股东分散，董事会由大股东掌握或由内部人控制，难以形成独立的董事会来确保健全的经营、决策机制；监事会的作用有限，由于《公司法》等对监事会的运作规定相当简单，造成监事会开展监督活动时难以找到法律依据，加上监事会成员构成具有特殊性，导致监事会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我国上市公司中董事会、监事会结构和职能设置不合理，难以独立发挥决策和监督职能，影响着盈利预测信息的有效性。

二、提高上市公司年度盈利预测信息有效性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规范体系健全的规范体系应包括：(1)《公司法》。公司法中应明确企业管理当局必须编制盈利预测的场合、自愿编制盈利预测的情形及企业管理当局的编制责任、编制盈利预测所必须做好的基础性工作。(2)《证券法》。证券法应当明确规定证券发行与交易中必须编制盈利预测的场合、自愿编制盈利预测的情形，并明确规定盈利预测必须经过注册会计师审核。同时，证券法还应明确有关各方责任，包括企业管理当局的编制责任、注册会计师的代编和审核责任、律师和承销商的责任等。(3)《盈利预测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盈利预测信息是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内容，目前仅在《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中用较小的篇幅予以规范，难以在实务中进行操作。建议单独制定《盈利预测的内容与格式准则》，并给出范例供企业参考。(4)《盈利预测编制准则》。盈利预测编制准则是会计准则的重要内容，为规范盈利预测编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尽快制定该准则。(5)《盈利预测审核实务公告》。目前，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定并实施的《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4号――盈利预测审核》对规范盈利预测信息的审

核意义重大，但该公告仅作出了原则性、概括性的规范，难以解决操作性问题。因此，为更好地实施该公告，应当制定《盈利预测审核规范指南》。(6)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中引人民事责任赔偿制度，以便于投资者在使用上市公司所披露信息而遭受利益损失时追究上市公司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制约上市公司的作假动机。

(二)增强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提高其执业能力首先，必须加快会计师事务所体制改革，使会计师事务所与挂靠的行政、事业、企业单位脱钩，组建成为合伙制或有限责任制事务所，真正将事务所办成具有独立性和超然性的民间组织，履行社会监督职能；其次，制定相应的执业自律准则，加强注册会计师专业知识与技能、执业道德、法律责任教育，提高注册会计师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准，促使其提高执业质量；再次，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进行管理、监督，发挥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自律管理职能，通过制定并严格执行统一执业规范、执业标准、执业纪律及执业道德来约束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行为；另外，财政部应加快进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再监督，定期抽查事务所审计报告，严惩违反审计准则、职业道德规范及注册会计师法的行为，以保证其执业质量。

(三)改善盈利预测方法 目前常用的盈利预测方法主要有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两类，但在进行盈利预测时通常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并对某些变量进行敏感性分析。除完全依赖历史数据进行预测的典型预测方法外，还可借鉴以下方法进行盈利预测：(1)时间序列法。该方法假定未来与过去情况类似，适用于稳定型和防守型公司，如基础行业的食品业、酿酒业、电力行业、医疗保健业。且公司控制的市场份额越大，预测就往往更准确。(2)因果分析法。该方法通过在公司销售额与特定外部变量之间建立联系来进行预测，适用于周期型或防守型行业公司，及生命周期稳定或处于衰退阶段的公司。(3)质量预测法。该方法适用于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先锋型或成长型公司。

(四)拓展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在披露形式和内容方面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合理做法，如公司上市时不应仅提供上年实现利润数作为比较，还可将前2年的已审财务信息与本年盈利预测数一并列示，以便信息使用者根据变化趋势作出判断；在进行本年度盈利预测前，对上一年度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作出分析；还应对盈利预测信息的更正与更新作出明确规定，以提高盈利信息有效性。此外，还可借鉴美国的做法，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盈利预测信息时允许披露财务报表中的若干项目，或以比率方式在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成熟、股票定价方式的科学化、财务分析师力量的壮大、法律制度的规范和健全，也可以相应放宽盈利预测信息表述方式的限制，采用区间估计或极值表述。

盈利能力开题报告篇(4)

【关键词】盈余管理经济收益观信息观契约磨擦沟通磨擦实证研究

在学术界，盈余管理(earningsmanagement)是一个有20年历史的研究话题。什么是盈余管理?盈余管理产生的条件和动机有哪些?盈余管理研究包括哪些内容?盈余管理研究的方法有什么特点?盈余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哪儿?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盈余管理时必须弄清楚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

在会计学术界，盈余管理早期一般被理解为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disclosuremanagement)。对于这个定义，以下几点需要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1.把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而把管理会计报告以及那些意在影响或改变公认会计原则的活动(如游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等排除在其讨论之外。这样考虑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便于讨论。如果将盈余管理仅限于对外报告领域，在现行的公认会计原则和应计制下讨论“干预”问题，则可以把对盈余管理的研究简化许多。二是在1990年以前，会计理论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以对外财务报告为主。尽管当时人们就注意到报酬方案(compensationschemes)和部门经理的私人信息是激励对内部管理会计报告进行操纵的潜在因素，但很可能是由于资料难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那一阶段比较多见的研究成果是盈余管理的技术，应计制下的会计政策、会计选择与股票回报的关系等。难怪戴维森等人在其所著的《会计：商业语言》中，专辟一节讨论“会计戏法”(accountingmagic)问题，并给盈余管理下了一个更加具体而狭义的定义：在公认会计原则限制的范围内，为了把报告盈利调整到满意水平而采取有计划行动步骤的过程。

2.在这个定义中，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某些私人利益(privategain)。这里所说的获取某些私人利益是与对外财务报告过程的中立性运作(neutraloperation)相对立的。因为，现代财务报告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中立性原则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务报告的不偏不倚。盈余管理实质上是背离了中立性原则，由此造成对外财务报告有所偏重、有所倚靠。盈余管理的出发点在局部利益、部分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它无疑会损害公众利益。

3.在定义盈余管理时，并没有倚赖某一特定的盈利概念，而是基于会计数据作为是信息的观点进行讨论的。在这个定义中，盈余管理在会计系统内，经理可以透过在公认会计原则范围内的会计方法选择和将某些给定的方法用特别的方式加以运用(如改变折旧资产的服务年限)来控制盈利。但事实上，盈余管理可以存在于对外披露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也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融资决策、投资或生产决策(如研发费和广告费投放百分比的确定、生产线的增减、收购另一家公司)等都会影响企业某一期间的盈利。这些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可看成是“实际的”盈余管理。

传统上，人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与经济收益(有时也叫真实收益)有关的一个概念。在经济收益观(economicincomeperspective)下，有一些数据(譬如经济收益)被盈余管理故意地歪曲了。经济收益之所以会被歪曲而成为会计的报告收益，除了盈余管理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也将导致会计数据与真实收益有偏差。当然，经济收益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有意义地加以定义，在现实的报告系统中是见不到的。一般说来，经济收益是看不见的。即使如此，在经济收益观下，人们还是要把看不见的真实收益作为衡量偏差的基准。

我们认为以信息观(informationperspective)来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在信息观下，盈利仅仅是许多用作决策和判断的信号中的一个。信息观意味着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informationcontent)这一统计特性。盈余管理的信息观还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作出选择，而且还可以据此程序作出不同的估计。但在信息观下，人们并不需要作为真实价值的盈利概念，与真实收益基准有关的计量偏差问题也不复存在。数据的真实价值在经济收益观下至关重要，但在信息现下则不再是第一位的属性了。

随着人们对盈余管理认识和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同时从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来看待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应当有一个更加全面和准确的概念。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

二、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

对盈余管理基本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盈余管理研究的内容和框架。根据前面的讨论，盈余管理的基本特性包括：

1.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最长也就是企业的整个生命期)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的盈利，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的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换句话说，盈余管理影响的是会计数据尤其是会计中的报告盈利，而不是企业的实际盈利。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都是典型的盈余管理手段。

2.盈余管理必然会同时涉及经济收益和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问题。这里所说的经济收益与上段提到的企业实际盈利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企业究竟有多大的经济收益，但盈余管理最终还是离不开经济收益这一基准。更何况在盈余管理研究中，人们已开始寻找某些指标如现金流量等并试图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来反映经济收益。应当注意到，无论是盈余管理在企业的实践还是盈余管理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心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盈余管理所瞄准的方向正是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关于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的地位和重要性，在不同的国家由于证券市场的发达和完善程度差异较大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考虑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就会多一些，其“信息观”的重要地位也更加明显些；相反，欠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则容易拘泥于会计报告收益与经济收益或其它法规决定的收益之间的偏差，其“经济收益观”的地位相应地更为突出。

3.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在盈余管理的每一幕“戏剧”中唱主角的无非是公司的经理、部门经理和董事会。无论是

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还是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最终的决定权都在他们手中。当然会计人员也加入其中，但应看作是配角。在这里，可以明确企业管理当局对盈余管理应当承担的责任。

4.盈余管理的客体主要是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此外，时间特别是时点的选择也是盈余管理的对象之一。在研究盈余管理时，我们必须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等属于盈余管理的空间因素；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和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则可看作是盈余管理的时间因素。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盈余管理最终的对象还是会计数据本身。人们所说的盈余管理，最终也就是在会计数据上作文章。

5.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所谓明确是指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私人利益，这点是可以充分加以肯定的。盈余管理是与公众利益、中立性原则相矛盾的。我们也应注意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又非常复杂。

谁是盈余管理的受益者?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上面提到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照顾的私人利益较多的情形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如经理的分红、认股权以及晋升机会等。在许多新闻报道和研究文献中，我们常常看到的盈余管理的受害者一般都是股东、低层的雇员，甚至包括政府。例如，丹斯基(J.Demski)的研究表明人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来传达其拥有的高超管理技能，而实际上这些人可能并不具备会计报告盈利中所代表的管理技能。阿亚等人(Arya，A.，Glover，J.，S.Sunder)则发现盈余管理限制了委托人解雇人的倾向，还可以减少委托人对于人正常工作的干预。即使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对每一个盈余管理的参与者来说也不是利益均沾的。当然，盈余管理有时也照顾某些股东的利益。

盈余管理的利益表现形式也十分复杂。有的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如经理人员分红的增加，有的是间接的利益如职位晋升、股价飙升，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也常常表现在这里。有的是立竿见影的，有的则要潜伏很长的时期。

正是由于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因此大众传播媒介普遍认为，盈余管理是件坏事，它们还比较喜欢采用盈利操纵(earningsmanipulation)的概念；而机会主义的管理者则认为盈余管理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会计学术界的许多研究也持这种观点。

三、“契约磨擦”与“沟通磨擦”

在现实社会里，可以见到许多盈余管理的激励因素，有的属管理激励，有的是政治成本激励或其它激励。在管理激励中，既有分红和晋升的诱惑，又有被解除职位的压力。在政治成本激励中，有许多针对政府管制而进行的盈余管理。此外，盈余管理还可被用作是资劳双方讨价还价的工具。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盈余管理也很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以股利为基础的盈余管理、以节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企业的盈余管理、运用盈余管理进行风险管理、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时的盈余管理等等。盈余管理也有许多阻碍的因素。注册会计师审计、证券交易监管机构的监管、税务稽查和股东大会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限制了盈余管理的泛滥。但上述限制因素往往也受到成本效益原则的限制，因此从整体而言，盈余管理的激励因素要比阻碍因素强势得多。在世界各国，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公司上调或调低盈利，虚报营业收益的故事。例如，美国在线公司为开发潜在客户群，免费给客户赠送磁碟，之后将所有发生的费用资本化；而微软公司则被指控通过递延确认实际所得收入来下调盈利。在这方面，我国也有数不尽的例子，会计“打假”始终效果不明显，说明大家还是不怕，盈余管理还是有很多激励因素的。

在现代会计报告系统中，留有许多盈余管理的机会。公认会计原则还存在不少局限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雷维特(A.Levitt)1998年就曾在纽约大学法律与商学中心发表过题为“数字游戏”(numbergames)的演讲，猛烈批评某些低质量的会计准则。应计制会计中的预计、摊销等都很容易被利用作盈余管理。同时，不确定的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也越来越多，对这些不确定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的正确判断也越来越困难。

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也为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一些条件。例如，现行的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股东会、董事长与经理之间相互关系的制度规范仍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盈余管理乘虚而入也就见怪不怪了。

通过深入的分析研究，一些会计学家进一步得出了盈余管理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契约磨擦(contractingfrictions)；另一个是沟通磨擦(communicationfrictions)。如果委托人与人之间没有契约磨擦，他们之间的沟通也完全透明的，委托人可以掌握并使用充分信息，盈余管理也就不可能发生。

在委托关系的模型中，人们常常事先设定一套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事实上，无论是管理契约还是报告规则都面临随着经济和企业情况变化而变化的压力。但是，由于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通常被看作是固定的、僵化的(即使有变化也还是跟不上经济和企业情况变化的步伐)，会与现实的需要产生矛盾，因此盈余管理便应运而生。在这里，盈余管理常被用来解决由于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与现实情形发生磨擦所引起的问题，而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就成为盈余管理问题存在的内生变量。

仅仅用契约磨擦是无法完全解释盈余管理的产生与存在的。人们之所以无法消除盈余管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最典型的是经理知道的东西，包括股东在内的其他人并不一定知道。信息不对称阻碍了信息交流和沟通，经理也就不可能把他所掌握的全部私人信息传递出去。当然，有一些信息传播是被法律禁止的。正是有了沟通磨擦，企业管理当局才会在盈余管理中大有作为。

需要说明，契约安排的修正并不能完全消除沟通磨擦。但是，如果经理把所有的私人信息都传递出去，并且又不会增加成本，可以预期，契约的安排将朝着有利于鼓励真实地披露信息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沟通磨擦比契约磨擦对于理解盈余管理生存的条件还更有意义。

通过分析和研究以上解释盈余管理生存的两个基本条件，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盈余管理是现代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盈余管理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会计问题。无论从其生存条件还是从其主体看，盈余管理涉及一系列的管理，甚至经济问题。委托人与人契约的确立、修正和实施，信息不对称都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经济管理面临的棘手问题。

2.盈余管理的存在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可以预见人们不可能完全解决契约磨擦和沟通磨擦的问题。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方面，人永远都会拥有一部分私人信息，这些信息永远都不可能被委托人或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完全知晓。因为，法律不允许这样做，成本效益原则也不赞成这样做，技术上也还存在问题。因此，盈余管理将会继续存在下去，透过法律、规则和人力是不可能把它完全消除的，除非市场经济也不再存在了。

3.既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无法透过法律、规则和人力去消除盈余管理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对盈余管理的客观存在有一个科学的观念和正确的认识，用平静的心态对待它。既不能让它放任自流，也不可能完全杜绝。社会要达成这种共识，投资者等委托人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也要有这种认识。从社会的角度讲，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有责任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特别是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制定和完善规范会计报告的相关法律、制度和公认会计原则，加强外部监管。从企业的角度看，有关方面(如投资者、经营管理者等)要尽可能签订完善的契约、合同，人要树立正确的商业伦理道德，依法经营、道德管理。此外，委托人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还有必要掌握识别盈余管理的知识和技能，能根据其特定的决策需要对会计数据或报告盈利作出适当的调整。

四、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及其深远影响

在盈余管理研究的大量文献中，可以将它们粗略地分成三大类。一是收益平滑。对收益平滑的研究着重于降低不同时期盈利的起伏，主要目的是方便未来盈利的预测并减小市场风险。二是基于契约观点(contractingview)的盈余管理。研究发现，有的契约是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而另外一些则与会计信息有着隐含的联系。其中，前者即显现契约(explicitcontracts)，有管理报酬计划、债务协议、税收和管制等。在研究中，一般都发现了上述契约影响盈余管理的支持证据。与会计数据间接有关的契约还包括劳资合同、人竞争和主管的变动、审计合约、对外募股、公司治理制度等。与第一类契约相比，这些契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三是计量方法问题。

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大都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在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一方面，将盈利区分为操纵过的和没有操纵过的部分。一般说来，公司的报告盈利由现金流量和对现金流量的会计调整两部分组成，后者称之为应计部分(accruals)。总体应计部分可进一步拆分为非主观应计部分(nondiscretionaryaccruals)和主观应计部分(discretionaryaccruals)。在这里要说明一下非主观应计部分和主观应计部分两个概念。其中，非主观应计部分秉承了创造应计会计的原本目的，即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使之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企业在特定时点的财务状况和特定时期的财务成果。因此，非主观应计部分是在尊重客观经济现实的前提下，对由于现金收付时点与交易事项发生时点不一致这一时差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是相对客观的，强调的是尊重客观经济现实，是在公认会计原则的约束范围内完成的。与非主观应计部分相对应，主观应计部分则是企业基于特定私人利益目的，在某一或某些特定时期通过对经济交易的刻意安排和财务报告的刻意调整创造出符合其需要的报告盈利。这种调整可以利用公认会计原则的弹性在公认会计原则约束范围内完成，但也可能超出公认会计原则的框架。在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有四种主要模型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改进或衍生模型被较为广泛的采用以度量主观应计?糠帧U馑闹帜P头直鹗窍＠P?Healymodel)、迪安龙模型(DeAngelomodel)、琼斯模型(Jonesmodel)和行业模型(industrymodel)。这四种模型的核心均在于对非主观应计部分的假设或处理上。在希利模型和迪安戈模型中，非主观应计部分从总体上看被假定为在各个考察期间保持不变，进而借由对比总体应计部分来判断样本在特定期间是否存在主观应计部分。琼斯模型和行业模型则释放了非主观应计部分在各个考察期间保持不变的假定，借助较长的时间序列或大容量的行业配对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等统计工具计量非主观应计部分，是较为复杂但更精确的计量模型。

另一方面，对盈余管理的种种情形进行解释。例如，有的被解释为管理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在管理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中，又有多种具体的解释，如报酬契约、人竞争和债务契约等。有的被解释为政治成本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在政治成本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中，也存在多种多样的具体情况，如院外游说、政府管制，甚至劳资谈判。此外，还有其它一些特殊的解释，如以股利为基础的盈余管理。以节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企业的盈余管理、运用盈余管理进行风险管理、IPO过程的盈余管理等等。

在过去的20年间，有一大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成果发表。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不仅对会计实务和公认会计原则的制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现代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发展。其意义主要有：

1.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应计制会计的认识，对现金流量表的推广应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现金为王”(cashisking)的观念在工商管理界非常普遍。现金流量表和“现金为王”的观念为什么会在80年代末期开始流行开来，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但也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密切相关。因为，通过研究发现了大量的人为地操纵盈利的行为，会计数据成为数字游戏。通过研究还发现了操纵盈利的行为主要是来自企业管理当局对应计制会计的局限性的过分利用，钻了很多应计制会计的空子。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将现金收付制发展成现金流量基础(cashbasis)。

2.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加速了公认会计原则的完善和发展，尤其是表现在增加对外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方面。前面谈到，沟通磨擦是盈余管理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什么会有沟通磨擦，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人知道的很多信息，委托人可能知之甚少。要改善这个问题，增加对外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各国公认会计原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修订、新准则的立项和制订都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

3.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不仅自身成为现代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大大促进了现代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发展。据《会计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1997年所做的一项统计，发表在该杂志上有关“契约”话题的论文1979-1986、1987-1991、1992-1996年间总共分别为28、25和49篇，占该杂志同期总数的35%、29%和48%。在这些有关契约话题的论文中，直接采用实证方法研究管理报酬(managementcompensation)契约的就分别有11、4和12篇。由此可见，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本身就在现代会计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也促进了会计与资本市场、审计、盈利预测、行为会计以及所得税会计等领域的研究。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还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组织行为与控制、绩效评估与报酬计划、证券市场监管等一系列理论与实务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会计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结果迄今还有非常大的差别。主要原因有：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采用了不够严密的方法将盈利划分为操纵过的和没有操纵的部分；对盈余管理的大多数实证研究都只限于某一时期或某一项目；对盈余管理的解释太狭义；人隐瞒其操纵盈利的手法，不利于收集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所需的数据；委托人自愿让人隐瞒信息；盈余管理很可能是由两个或多个因素导致的，目前大多数的实证研究只着重于一个因素，研究结果当然不够理想。可以预期，未来的盈余管理研究不仅要进一步解决以上问题，而且还要特别注意研究盈余管理对股价和资源配置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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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开题报告篇(5)

关键词: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动机；防范对策

0 引言

财务报告粉饰一直是证券市场的"痼疾"，极大危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以及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因而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各国政府、学界均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以往的研究侧重于证实这一问题的存在，分析其表现形式，普遍将财务报告粉饰视为机会主义行为，近期的研究发现了财务报告粉饰的其他一些动机，比较典型的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动机、获得比较业绩优势的动机以及对市场预期做出理性反应的动机等，这些研究发现为我们防范财务报告粉饰行为提供了基础。本文在概述财务报告粉饰动机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防范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的对策。

1 机会主义动机

机会主义动机是指管理当局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采取各种手段，有目的、有策略地对信息加以筛选和歪曲，不惜损害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根据财务报告粉饰机会主义动机具体目的的不同又可以进一步细分。

1.1 以误导资本市场为目的的机会主义动机

上市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仅靠所有者投入的资金使不够的，还需要从银行获取贷款或取得往来单位的商业信用；而债权人从风险的角度考虑，不会对资信状况不好、偿债能力较差、经营业绩不佳的公司贷款。因此，处于这种状况又急需贷款的公司，不得不对其财务报告进行粉饰，应付这些金融机构，自然会产生操纵会计信息、粉饰财务报告从而欺骗投资者的动机。此外，为了在资本市场上募集更多的资金，公司也存在虚拟利润，炒作股票，人为抬高每股收益的倾向。我国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平均达到10％（且每年不低于6％）是取得配股资格的主要条件，因而，为了取得配股资格，在二级市场上获取低成本资金，上司公司想尽各种办法，力争达到配股“资格线”。

1.2 获取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经营业绩的机会主义动机

现代企业可以被视为其利益相关者(如股东、经理、债权人、雇员以及政府机构等)之间的一组复杂契约关系的连接点[1]。企业的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明白，他们的自身利益有赖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但是他们之间又存在利害冲突，他们为了牟取私利又有采取减少企业价值的行为与动机，试图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占为己有。在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经营管理人员业绩评价都以财务指标为基础，如每股收益、投资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资本保值增值率等，这些指标的计算均离不开财务报告。同时委托人在评价代理人经营业绩时，常常与经营者的续聘、晋升、工资及福利挂钩。财务报告在经理人的业绩评价中的作用以及委托人的监督成本较高会诱使经理人员运用财务报告粉饰牟取私利，从而使得财务报告粉饰行为不可避免。国内已有大量的文献检验了基于业绩评价的财务报告粉饰，这些研究表明，基于财务报告的业绩评价至少是一些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的诱因。

1.3　以逃避监管为目的的机会主义动机

根据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上市规则。如果上市公司连续两年出现亏损或者有一年的股东权益低于注册资本，公司将被视为财务状况异常而被处以特别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如果上市公司连续三年出现亏损，公司将暂停股票上市，若在规定期限内仍无法扭亏为盈，不再具备上市条件的，公司将终止上市。这使得上市公司为避免特别处理与摘牌采取财务报告粉饰行为提供了动机。我国有些公用事业单位，其收费水平高，但其财务报表上的盈利并不突出，这也说明可能采取了类似的财务报告粉饰行为。

2 降低交易成本的动机

Burgstahle与Dichev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将盈余微降操纵为微升或者将微亏操纵为微利的现象，他们认为上市公司这类进行财务报告粉饰的动机是为了降低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易成本[1]。上市公司是盈利还是亏损以及盈利是上升还是下降，的确对利益相关者的心理会产生质的影响，从而影响与上市公司的交易成本。例如，顾客愿意为盈余高的公司的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因为公司更可能履行其所承诺的质量担保与服务义务；公司的供应商将为盈余高的公司提供更优惠的条件，不仅因为盈余高的公司更有可能为当期的采购支付货款，还因为该公司将来可能进行更大数额的采购；银行愿意为盈余高的公司提供更优惠的条件，因为盈余高的公司违约与延期偿还贷款的可能性更小；高盈余公司的优秀雇员既不太可能辞职，也不太可能为了留下来而要求更高的薪水。因此，这些公司有避免盈余下降或亏损从而降低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交易成本而进行财务报告粉饰的强烈的动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微利现象”与“10%现象”[2]。盈利公司的交易成本可能比亏损公司低，这至少可以对“微利现象”做出部分解释。因此是否达到“10%”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仅是对证监会配股政策的反应，而且可能是基于交易成本的反应。

3 对市场预期做出理性反应的动机

近期一些研究表明，公司管理当局的财务报告粉饰行为可以由管理当局对投资者反应的理性反应得到解释。Erickon 与 Wang调查了换股式兼并时的盈余管理，表明收购公司在兼并之前会高报盈余，其原因是目标公司会预料到这一情况，并在就收购价格进行谈判时根据预期的财务报告粉饰作调整[3]。Shivakumar研究了稀释权益发行(Second Equity Offering)的情形，认为权益发行前的财务报告粉饰不是为了误导投资者，相反却是发行公司对发行公告时预期的市场行为的理性反应[3]。由于在现实中存在信息成本，投资者不能完整地观察到财务报告粉饰的金额，可能会刺激发行公司通过高报盈余以抬高股票的发行价格；投资者如果考虑到发行公司的这一诱因，会假设所有发行公告的公司在公告前会高报盈余，并因此会对发行公司的股票打折扣；由于发行公司不能令人信服地传递其不存在财务报告粉饰的信息，因而发行公司会理性地高报公告前盈余(至少达到市场所期望的程度)。

4 获得比较业绩优势的动机

上市公司进行财务报告粉饰可能是为了获得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比较业绩优势，其原因主要是，当投资者和债权人在进行投资或信贷决策时，常常将相互竞争的公司的财务业绩进行比较。既然同一行业的公司是相互比较的公司，某一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的选择取决于它的竞争对手的财务报告粉饰的选择。此前的文献普遍认为由于机会主义而产生了财务报告粉饰。上述研究为考察财务报告粉饰的动机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认为财务报告粉饰产生于获得比较业绩优势的动机，而不仅是机会主义；或者说，如果存在机会主义的财务报告粉饰动机，将会加剧财务报告粉饰。然而，在不存在机会主义问题的情况下，如果公司进行财务报告粉饰，那么在不考虑财务报告粉饰成本的条件下，股东的状况实际上被改善了。这至少对我国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之间的不公正关联交易行为作了部分解释，尤其是在上市公司面临亏损或面临无法达到配股及格线的情况下，控股股东往往通过关联交易“借”一部分利润给上市公司，而控股股东实际上是为了将来从上市公司的比较业绩中获得回报。

5 防范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行为的对策

上文分别讨论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行为的机会主义动机、降低交易成本的动机、获得比较业绩优势的动机以及对市场预期做出理性反应的动机等，但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粉饰为往往是几种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上述动机的财务报告粉饰行为一般都与信息不对称、公司管理人员行为不规范、业绩评价方法不当、监督和处罚不力、监管方式不完善等密切相关。因此，需要采取措施综合防范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粉饰行为。

5.1加强信息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

加强信息披露，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提高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管理当局各种财务报告粉饰动机的了解，并据此估计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的方向及金额大小，以便剔除财务报告粉饰的影响。增加对经营管理目标、管理当局的激励报酬计划、继任规划等的披露；披露易于被用来操纵的报表项目(例如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补贴收入、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等)的主要构成和计算方法；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及过程，如加强上市公司对资产重组发生的背景、原因以及资产出售前经营情况的披露，这些披露可以提高市场对有关公司管理当局财务报告粉饰动机的了解。此外，我国还可以开通公司与市场信息使用者的热线，建立社会检举制度，增加市场对上市公司的了解。

5.2规范公司高管人员的行为，改善业绩评价方法

盈利能力开题报告篇(6)

【关键词】企业财务报告　可持续盈利成长能力　财务核心能力　改进　报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企业财务报告与会计信息的批评越来越激烈。批评的焦点集中在企业财务报告没能跟上时代快速变革的步伐,未能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我国会计界对寻求财务报告的改进办法也进行了许多讨论(葛家澍,1998;王松年,薛文君,1999)。传统的企业财务报告重视企业财务资源和财务状况信息的披露,而事实上,会计信息用户不仅需要企业财务资源与财务状况的信息,而且更加需要企业财务能力尤其是财务核心能力的信息。因此,根据用户信息需求,构建企业财务核心能力报告是企业财务报告改进的必然要求。

一、企业财务报告现状及其局限性

企业财务报告经历了以财务资源为重心、财务状况为重心和财务业绩变动为重心三个阶段。在财务会计产生初期,财务报告以企业拥有的财务资源即企业资产为核心内容,它主要通过资产负债表披露企业资产、负债和权益方面的信息。可以说资产负债表是企业财务报告的最初和基本形式。由于资产负债表的信息披露局限于企业某一时点的静态信息,难以反映企业经营的动态情况,影响了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因此,在财务会计的不断发展中,财务报告逐步增加了反映企业一定时期经营结果的损益表,从而形成以财务状况为重心的报告体系。毫无疑问,以财务状况为重心的报告体系比以财务资源为重心的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增强了。但是,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变动情况及其信息还是难以解决。所以,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又增加了现金流量表(财务状况变动表),从而形成以企业财务业绩为重心的、以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为主要形式的现行财务报告“三表体系”的信息报告制度。

根据决策有用理论,财务报表的目的是对相关利益集团即信息使用者提供在经济决策中需要使用的关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变动的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这些信息集中体现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其相应的附注中。以财务资源和财务状况为核心财务报告的“三表体系”的信息报告制度,较好地满足了信息使用者关于企业财务资源和财务状况的信息要求。在企业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的市场条件下,也能基本保证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有用性”要求。但是,由于企业拥有的财务资源是过去形成的,虽然现在拥有,但不一定能在未来带来收益;企业财务状况也只能反映历史和现在,难以对未来构成预测,“美国国会、政府监管部门、学术界以及会计职业界对企业报告普遍表示不满,认为企业报告没有能够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会计信息严重地不完整,会计信息缺乏相关性,现行的企业报告只关注过去而不重视未来”(iasc,1992)。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对现行企业财务报告的缺陷已有很多讨论。

财务会计报告作为会计信息系统的最终产品,其缺陷反映会计系统的各个方面,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目标缺陷。财务会计报告目标基于财务会计信息用户的需求。财务会计信息用户到底需要企业过去的历史信息还是需要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信息,以前在财务会计学界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事实上,财务会计信息用户更加需要面对未来的决策有用信息,因为投资者和债权人对企业未来发展趋势、发展前景信息的关心程度要高于对企业过去信息的关心程度。而现行财务会计报告显然偏离了信息需求者的目标。

第二、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假设缺陷。企业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是在会计假设基础上加工完成的,如果会计假设存在缺陷,必然导致财务会计报告产生缺陷。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四个基本假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葛家澍,2001)。会计主体假设强调企业“拥有和控制”财务资源,非企业“拥有和控制”而对企业未来发展前景有重大影响的财务资源被拒之于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披露之外,显然不妥。持续经营假设难以反映企业财务危机状况,与实际情况不符。会计分期假设既影响信息的可靠性,又使财务会计报告信息难以反映企业盈利的可持续情况。货币计量假设使大量决策有用信息被拒之于财务报告信息披露之外。

第三、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内容缺陷。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财务会计报告内容缺陷的影响是深远的。而我国现行财务会计报告的核心内容存在严重内在缺陷:即重财务资源轻财务能力,重财务状况轻财务潜力,重财务表现能力轻财务核心能力(朱开悉,2001a)。企业财务报告的“三轻三重”现象说明现行财务报告严重忽视了企业核心信息的披露。

第四、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形式与载体缺陷。现行财务会计报告基本采取报表、附注、补充说明等形式以定期披露方式进行,信息披露载体一直主要采取有形媒介方式,难以赶上互联网等信息传递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无法满足信息需求者对信息及时性的要求,从而对信息相关性产生影响。

二、财务管理目标、财务核心能力与财务报告的核心内容

企业财务报告的基本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符合质量特征要求的财务信息,因此,财务报告改进目标无疑是增强财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增强是相对于信息使用者(或需求者)而言的,不同的信息使用者(或需求者)对财务信息的需求不同。因此,传统的企业财务报告必须在不同相关利益主体之间进行权衡。而这种权衡的结果就是只提供企业财务资源与财务状况的报告,信息使用者需求的财务信息可以从财务资源、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变动报告中自行提取。但由于现行“三表报告体系”的局限,信息使用者需求的相关信息难以从三表报告体系中完全提取。所以,对现行财务报告体系及财务报告的核心内容进行合理改进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构成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两大特征是相关性和可靠性。可靠性是基础,相关性是保证。相关性最初是指一般相关,也就是将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变动信息都视为与使用者经济决策有关的信息。这种一般相关的要求,三表报告体系能够基本满足。但是,在共同信息需求以外的特定决策需要特定信息,而这种特定决策相关的信息在三表报告体系中却很难满足。所以,会计学家埃尔登.s.亨德里克森(hendriksenes,1987)指出:“相关性的另一备选概念则是就财务报表使用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来讲的———目标相关性,”并且认为,“这是评价财务信息的相关性的最好概念”。目标相关比决策相关更易实现。那么,财务报告改进目标的讨论使我们可以集中于信息使用者目标的讨论。

诚然,不同信息使用者的信息使用目标是不同的。但是,企业财务信息首先必须满足企业管理当局的要求,并通过企业管理当局的代理行为与结果来满足其他相关利益集团的要求。因此,企业财务报告改进与财务报告核心内容的选择的核心是确定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然而,对于什么是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理论界存在单一目标与多元目标之争。单一目标论的观点包括利润最大化、每股收益最大化、净资产收益率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每股市价最大化、公司价值最大化等目标。财务管理单一目标论的各种观点我们统称盈利能力最大化观点。在风险一定时,单一目标论者强调盈利能力的重要性并以盈利能力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但是,企业财务能力包括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成长能力和社会贡献能力等,单纯强调盈利能力最大化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多元目标论者认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确保企业各种财务能力的有机协调统一。多元目标论的观点又可分为两能力(偿债能力与盈利能力)协调、三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协调和多能力协调三种观点。显然,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争论其实质为财务能力之争,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企业财务能力进行分析,以便确定最优的财务管理目标。

企业财务能力是企业能力的一部分,它取决并服务于企业能力。企业能力包括财务能力、企业家能力、管理能力、生产能力、营销能力、研发能力、原材料供应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等。企业能力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较完整的企业能力体系。在企业能力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能够维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组织中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prahalad,hamel,1990)。企业核心能力虽然具有价值性、异质性、不能仿制性和难以替代性四个特征,但直接计量与反映却非常困难。因此,企业核心能力的披露必须借助企业财务核心能力。企业能力和企业核心能力的增强,必然反映在企业财务能力和财务核心能力的改善与增强上。而企业财务能力的提高,又能维持企业能力的提高,并确保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延续。

企业财务能力包括企业财务表现能力、财务活动能力和企业财务管理能力。企业财务表现能力包括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成长能力与社会贡献能力等多个方面,它是一个完整的能力体系。在企业财务能力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显然是企业盈利和成长能力。

但是,美国资深财务学家罗伯特·c·希金斯教授提出警告:“从财务角度看,增长不总是上帝的一种赐福。快速的增长会使一个公司的资源变得相当紧张,因此,除非管理层意识到这一结果并且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控制,否则,快速增长可能导致破产”(higginsrc,1998)。所以,希金斯教授强调公司应保持可持续增长,并指出可持续增长率是指在不需要耗尽财务资源的情况下,公司销售所能增长的最大比率。另一位著名财务学家詹姆斯·c·范霍恩也表达了同一思想(vanhorne,jc,1998)。尽管两位财务学家是从销售的可持续增长角度提出警告,但是他们强调成长的可持续性对我们有很大启示。在市场环境不变的条件下,企业可持续盈利成长动力主要来自企业资本的增加,内部管理效率的提高及企业财务政策的改变。企业资本增加主要表现在留存收益、增发股票或增加负债。内部管理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在降低成本、减少资金占用、提高资金周转率等方面。企业财务政策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企业分配政策、资本结构优化、财务杠杆的利用等方面。可见,企业可持续盈利成长能力涉及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成长能力和社会贡献能力等财务能力的各个方面,它在企业财务能力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盈利能力的最大化不如盈利成长能力的最大化,而盈利成长能力的最大化不如可持续盈利成长能力的最大化。

财务活动能力包括企业筹资能力、投资能力、资金运用能力和分配能力等,其核心是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财务管理能力包括组织的财务决策能力、控制能力、协调能力、创新能力等,其核心是企业可持续创新能力。财务活动能力与财务管理能力最终将反映在企业财务表现能力上。企业可持续创新能力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可持续盈利能力,这三种财务能力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形成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即企业可持续盈利成长能力。企业可持续盈利成长能力的基础是盈利,目的是成长,关键是可持续,三者缺一不可。由于企业可持续盈利成长能力一方面反映了单一目标论观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财务能力协调化目标,因此,现代财务管理应以企业可持续盈利成长能力的最大化为目标(朱开悉,2001b)。只有以可持续盈利成长能力最大化为目标,才能抓住财务核心能力,从而全面提升企业财务能力,推动财务管理的深化。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决定企业管理当局信息需求的范围、数量、内容和形式,并通过管理当局的委托代理行为与结果影响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对信息需求的范围、数量、内容和形式。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不仅决定企业财务报告的核心内容,而且决定企业财务报告的核心指标。也就是说,以企业可持续盈利成长能力即财务核心能力为重心,构建财务核心能力报告体系,是对现行以企业经营业绩变动为重心的财务“三表报告体系”改进的新的思路。

三、企业财务核心能力报告的内容与特点企业财务报告

作为会计信息系统的最终产品,其改进不仅必然涉及到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对象、会计确认和会计计量原则、会计体制和财务报告模式改革等会计基本问题的各个方面(葛家澍,陈少华,2001),而且必然涉及企业财务报告内容、报告形式、报告载体、报告时间、报告数据量、信息量等各个方面。显然,本文不可能对这些会计主要问题进行全面分析,也难以对财务报告质和量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分析,仅对企业财务核心能力报告的内容与特点提出个人设想,期望对财务报告改进的讨论有所帮助。

企业财务报告的核心内容取决于财务报告信息用户的需求。如上文所述,信息需求用户不仅需要企业财务资源和财务状况及其变动方面的信息,而且更加需要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即企业可持续盈利成长能力的信息,因此,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应成为现代企业财务报告的核心内容。以财务能力和财务核心能力为主要内容的财务报告我们称为财务核心能力报告。按照这一思路,财务核心能力报告应该披露的核心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企业财务表现能力方面的信息。财务表现能力信息主要体现在企业财务资源、财务状况及其变动方面。财务资源是基础,财务状况是主体,财务资源、财务状况及其变动是延伸。这些信息集中体现在以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其附注,以及相关补充信息上。现行财务报告体系就是以财务资源、财务状况及其变动为核心,并间接反映财务表现能力。

第二、企业财务活动能力方面的信息。企业财务活动能力包括筹资能力、投资能力、分配能力和日常管理能力等。财务活动能力不仅决定财务表现能力,而且影响企业核心能力。因为,筹资能力直接影响企业资产规模,投资能力直接影响企业投资报酬,分配能力直接影响企业声誉,日常管理能力直接影响企业营运能力,它们共同影响企业可持续盈利成长能力。因此,企业财务核心能力报告理应予以披露。

第三、企业财务管理能力方面的信息。企业财务管理能力既包括企业组织的预测能力、决策能力、计划与规划能力、分析能力、评价能力等,也包括组织的控制能力、协调能力、激励能力、创新能力等。财务管理能力取决于企业组织的治理结构、管理方式与方法、管理者的素质等多个方面,它直接影响企业财务活动能力和财务表现能力,因此,它们是财务核心能力报告的必要组成部分。

以上三个方面的信息属于企业财务主体的财务信息,构成企业财务核心能力报告的核心内容。但仅此还不够,必须增加一定的非财务主体的企业能力及其核心能力方面的补充信息。企业能力包括生产能力、营销能力、研发能力、企业家能力、议价能力等很多方面,其核心能力尽管还存在诸多争议,但它们直接影响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补充披露。财务核心能力报告不是对现行财务报告的否定,而是对现行财务报告的发展。它具有以下八个基本特点:

第一、非完全会计信息。严格意义上说,会计信息与财务信息不同,后者的范围比前者更宽,我国现行财务会计报告既有会计信息,也有财务信息,但以企业会计信息为主。而企业财务核心能力报告不仅包括财务与会计信息,而且包括财务活动能力和管理能力信息,同时还包括企业能力中有用的核心能力信息。

第二、非完全历史信息。历史信息是以财务资源和财务状况为核心的现行财务报告体系的基本特征。但是,企业财务决策总是面对未来。历史信息虽然可以作为未来预测的依据,即使其信息是可靠的,也会影响信息的特定决策的相关性。而企业财务核心能力报告不局限于历史信息,将影响企业未来决策相关的重要预期信息纳入信息披露范围,从而使其突破了历史信息的范围。

第三、非完全货币信息。货币信息是现行财务报告的又一特征之一,这是由会计基本假设和计量原则决定的。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非货币信息对企业核心能力和财务核心能力的影响越来越大。财务活动能力、财务管理能力、企业能力、企业核心能力等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超出了财务表现能力,而这些能力都难以用货币信息披露。

第四、非完全数据信息。现行财务报告体系主要披露财务会计的数据信息,非数据信息只是数据信息的补充。数据信息主要采取财务报表形式披露,非数据信息主要采取文字说明形式披露。财务信息披露的历史是非数据信息披露不断扩大和增加的历史。财务核心报告则主要采取非数据信息形式。

第五、非完全主体信息。会计主体是财务会计假设的基本基石,也是现行财务会计报告的基础。现行财务会计报告体系只披露会计实体主体的会计信息。但是,随着虚拟企业的产生和实体企业的不断虚拟化,会计主体假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所以,葛家澍教授提出了“现实主体与虚拟主体相结合”的假设。财务核心能力报告不仅披露企业拥有的财务资源和财务状况信息,而且要求披露企业未拥有但对企业财务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市场竞争信息、人力资源信息、行业发展前景信息等相关信息。

第六、非完全定期信息。由于持续经营假设和会计分期假设,现行财务会计报告体系主要提供定期的财务会计信息。但财务会计信息需求者对信息需求的时间要求越来越苛刻,定期信息披露显然难以满足信息需求者要求。因此,财务会计信息披露期限越来越短。而财务核心能力报告由于涉及财务活动能力、财务管理能力、企业核心能力等信息,因而要求即时披露影响企业财务核心能力的重大事项。

第七、非完全规范信息。会计信息披露要求严格规范,这是不言而喻的。信息披露规范的依据是会计标准,它要求会计标准制定和执行的规范。除财务核心能力报告中有关财务资源和财务状况信息要求规范外,财务核心能力的其它相关能力信息的披露则不要求完全规范,只要能被信息使用者理解即可。

第八、非完全有形信息。现行财务会计报告体系主要提供有形载体信息,如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和相关的附注及说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行有形载体的信息披露虽然仍有必要,但更多地将采取无形载体的形式进行披露。现行讨论已反映了这一趋势。财务核心能力报告内容是一个完整体系,它包括基本财务会计报表、财务会计报表附注、财务会计补充信息及说明、重大事项及说明、财务活动能力信息、财务管理能力信息、企业核心能力信息、重要的企业能力信息等。前四个关于财务资源、财务状况与重大财务活动方面的信息采取现行财务会计报告形式披露,后四个关于财务能力和企业能力方面的信息采取多种形式、多种媒体予以披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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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开题报告篇(7)

［关键词］盈余重述；真实活动操控；经营活动现金流；盈余管理；高报盈余；重述公司

一、 引言

作为典型的财务报告失败，盈余重述降低了投资者信心，也影响了资本市场效率，并且已引起世界各国投资者、财务分析师、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科研机构等的广泛关注。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盈余重述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有效减少盈余重述。已有的研究发现，会计准则与会计交易的复杂性、会计制度理解上的偏差以及管理层的盈余操纵或造假行为都是引发盈余重述的潜在原因。大多数学者将盈余重述归因为公司有意的盈余管理，即错误的财务报告是管理层有意操纵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让投资者相信公司已达到相关的盈余基准。我国目前鲜有系统研究盈余重述原因的相关文献，对重述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尚无定论。本文将就此展开深入分析，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重述的深层次原因。

现有学者主要通过衡量应计项目验证盈余管理，操纵盈余的公司往往具有较高的应计水平和操控性应计。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应计项目并不是盈余管理的首要方式，管理层更加偏好利用交易操纵盈余，即便这种真实盈余活动会损害公司价值［1］。一方面，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通过改变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以实现财务报告目标，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另一方面，会计准则弹性空间的日益收紧使得应计操控程度有限，因而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转而通过真实操控达到目的。鉴于上述原因，本文拓宽了现有的研究思路，通过衡量真实活动检验重述公司是否存在盈余操纵行为，以期能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会计信息的首要特征是可靠性，有效的信息披露可以强化资本市场对公司管理层的约束，同时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然而，日益泛滥的财务重述却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财务重述源于之前年报的误述，而财务报告之所以会误报，与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存在很大的关系。学者们倾向于从会计盈余数据的契约安排（管理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动机、政治成本动机和资本市场动机角度研究盈余管理［2］。已有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误述财务报告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避免亏损，进而保持盈余的增长，迎合财务分析师的预期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通过分析财务重述公司的应计盈余，学者们发现，资本市场压力是激发公司采纳激进会计政策的主要因素。重述公司在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年度绩效普遍较差，这表明管理层试图掩盖盈余下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3］。财务重述的首要动机是以较低的成本吸引外部融资，保持正的盈余连续增长和正的盈余意外，以达到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4］。此外，债务契约及高管层的激励补偿计划也提高了财务报表误述的可能性［56］。

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下，会计盈余总是与权益融资和上市资格等相关联，公司无论是上市、摘帽、配股还是增发均需满足一定的盈余基准，而以会计指标衡量的经营绩效对公司高管层的个人报酬和职业生涯有显著的影响［7］。在公司发生亏损或盈利不佳时，出于职位安全的考虑，经理人员便会更多地利用高报错误来进行盈余管理，高报盈余的会计差错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8］。从这个层面来说，盈余重述公司被重述年度指财务报告发生错报的年度。不是所有的错报都会引起重述，当误述被发现并修正时会造成重述。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动机。wu min（吴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重述公司管理盈余并非出于融资的考虑，而是为了避免亏损以便在资本市场生存［9］。另外，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股权结构，问题主要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控股股东可能为了自利动机而侵犯小股东利益，并通过操控财务报告内容掩盖事实或隐藏不利消息［10］。因此，控股股东会通过盈余管理活动改变公司的财务报告，以误导投资人或影响公司契约。

上市公司主要利用两种方式操控盈余：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应计项目操控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会计估计变更等会计方法（例如少提坏账费用、推迟摊销费用等等）来管理盈余，成本较小，易被公司管理层采用。近年来，为了应对接连出现的财务舞弊事件，监管部门逐渐收紧了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再加上应计项目的回转特性会限制其以后期间的调整空间，这使得交易操控或利用真实经济活动操控成为管理层的首选。事实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会计准则收紧对盈余质量的正向影响［11］。真实活动操控虽然基于真实交易，但其实现的盈余不具有持续性，长远来看降低了盈余质量。另外，出于操纵目的，仅仅为实现特定财务报告目标而构造的交易往往缺乏合理的商业目的和必要的经济实质，其隐蔽性较强，危害更大。公司主要通过融资活动操控、经营活动操控和投资活动操控进行盈余管理。经营活动操控对公司价值影响最大，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公司利用经营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行为。

经营活动包括采购、生产、销售、研发等营业活动。研究表明，公司确实通过降低研发开支、扩大生产和利用价格折扣等真实活动的操控方式来管理盈余，以达到相关的盈余基准，即通过对销售活动、存货管理、研发开支、销售与管理费用的操纵进行盈余管理［1213］。借鉴roychowdhury（罗伊乔达）的方法，本文用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度量真实活动操控行为，检验公司现金流、操控性费用与生产成本是否存在异常行为［12］。为了研究方便，本文选择高报盈余指以前年度财务报告会计收益高报，重述公告中调低之前年度的会计收益。的重述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这主要是因为高报公司更具代表性。本文统计的682个盈余重述样本中，高报盈余的公司占到了73%。此外，高报收益意味着公司会计政策较为激进、管理层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和运营问题，投资者对收益下调的重述反应更为强烈，研究该类样本更有意义［3］。

对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来说，在财务报告误述年度，为了提高短期收益，达到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或相关的监管基准，经理人员会通过加速销售来提高短期盈余，即通过降价、提供价格折扣、宽松的信用条件等促销方式提高销售收入，以过于优惠的折扣刺激消费者提前购买产品，上述活动被称为销售操控。销售操控有可能透支公司未来的销售增长，降低公司盈利能力，而过于宽松的信用条件则会产生过多的坏账，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虽然销售操控提高了当前的销售收入，但收入多为应收款项，并未带来公司现金流的实质增加，公司每元销售所带来的经营现金流反而会减少，经营活动现金流往往较低。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与非重述公司相比指的是未发生盈余重述的公司，可能存在其他重述行为。，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低的经营现金流。

除了对销售进行操纵外，公司还可能通过发货控制或刻意削减研发开支的方法达到盈利目标，即使这种做法会损害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在能力范围内，管理层会同时减少销售和管理费用等可操控费用，如不必要的广告、日常开支，以维持正的盈余意外或盈余增长趋势。上述活动为费用操控，因此如果公司对费用进行了操控，那么其操控性费用往往较低。除了对销售和费用进行操控外，管理层还可能通过大量生产的方法降低产品单位成本，进而降低销售成本，以提高销售利润。过量生产往往造成供过于求，增加公司的存货积压，损害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但它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了单位产品成本，短期内提高了公司盈余，因而易被激进的管理层所采用。对于利用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管理盈余的公司来说，其操控性费用往往较低，而生产成本较高。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低的操控性费用。

假设3：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高的生产成本。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择沪深两市1999年—2009年这11年间调低之前年度盈余并重述公告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由于重述是对之前会计年报进行修正，最后得到的被重述区间为1998年—2008年。选择1999年为起点是因为该年会计差错概念及相关的规范首次被提出。重述公告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中国资讯网的上市公司文献库，通过检索涉及年度的所有上市公司临时公告中标题包含“补充”或“更正”字样的公告获得。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排除了因校对、排版、串行、数据遗漏、填列错误等引起的重述。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研究中剔除了金融行业样本。我们共获得有效样本495个，同时获得非重述公司样本12269个。研究所用其他财务数据来自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2. 变量度量与研究模型

（1）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度量

借鉴roychowdhury(罗伊乔达)和cohen(科恩)的方法，我们用三个变量度量真实活动操控水平：经营现金流的异常水平、异常操控性费用、异常生产成本［1213］。本文首先用以下模型分行业分年度估计正常水平的经营现金流、操控性费用和生产成本：

式中i表示公司，t表示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年份（即被重述年份）。cfo为经营活动现金流，assetst-1为年初总资产；rev为当期营业收入；δrev为营业收入变动；disx表示操控性费用，为广告费与研发支出之和，本文以营业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来衡量；revt-1为上年收入；prod代表生产成本，为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化之和；δrevt-1为上年营业收入变动。以上变量均可以用年初总资产进行调整。

异常经营现金流rcfo为经营现金流实际值与用模型（1）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现金流水平的差异，即：

rcfoit=(cfo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assetsit-1)+

k＾3(δrevit/assetsit-1)(4)

同理，异常操控性费用rdisx为操控性费用实际值与用模型（2）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操控性费用的差异，即：

rdisxit=(disx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1/assetsit-1)(5)

异常生产成本rprod为生产成本实际值与用模型（3）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水平生产成本的差异，即：

rprodit=(prod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assetsit-1)

+k＾3(δrevit/assetsit-1)+k＾4(δrevit-1/assetsit-1)(6)

（2） 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文中假设，我们建立了以下模型验证重述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

rmit=β0+β1misit+β2levit-1+β3ln(assetsit-1)+β4roait+β5growit+εit(7)

式中，rm代表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分别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rcfo、异常操控费用rdisx和异常生产成本rprod衡量。异常现金流与异常操控费用方向相同，数额越小表示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现金流方向相反，数额越大表示公司真实活动操控程度越高。mis为虚拟变量，如果公司t年度财务报告盈余被高报且在之后年度被重述本文研究的是发生重述的样本，对于财务报告存在错误但未被发现或未被重述的样本不予考虑。，则取1，反之取0。

已有的研究表明，公司规模过小或过大、财务状况较差、负债水平高、成长性高的公司易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盈利目标或筹集发展所需资金［1416］。因此，模型中引入了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负债水平，以滞后一期的资产负债率（levit-1）表示；公司规模（lnassetsit-1），以期初总资产的对数表示；盈利水平，以资产回报率（roa）来衡量；成长状况（grow），以营业收入三年的平均增长率度量。

四、 实证结果

1. 描述性统计及均值t检验

表1为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与均值t检验结果（见下页）。我们可以看到，重述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操控性费用与生产成本均值均低于非重述公司，且存在显著差异（t值分别为-5.332、-6.995、-5.26）。但经资产调节后三个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变量中，只有异常生产成本通过了t检验，这说明重述公司的生产成本显著高于非重述公司，重述公司可能在被重述年度通过过量生产提高了当期盈余。异常现金流和异常操控费用不存在显著差异，更进一步的结果需要通过回归分析来验证。从控制变量来看，表示盈利状况的资产净利率通过了t检验，这表明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财务状况不佳，盈利性较差。

为5%水平上显著；***为1%水平上显著(均为双尾检验)。下表同。

2. 变量相关性检验

表2为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异常现金流与误述变量mis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21），异常生产成本rprod与误述变量mis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48），与我们预期假设一致，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水平较低，生产成本较高。异常操控性费用与误述变量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与假设不一致。异常现金流与异常生产成本间相关系数为0.310，相关性较强，这与roychowdhury(罗伊乔达)的结论是一致的，即能够导致高生产成本的经济活动同时会造成异常低的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操控费用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公司大量生产的同时会减少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以提高盈余。从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看，资产净利率roa与误述变量mis显著负相关，资产负债率与误述变量显著正相关，资产变量与成长状况grow和负债水平变量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高，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以异常经营现金流、异常操控性费用和异常生产成本为因变量，我们对模型（7）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误述变量mis的回归系数为-0.031，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t值为-2.336），假设1得到验证。这说明?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异常现金流水平较低，公司确实利用销售操控调高了报告期盈余。误述变量同时通过了因变量为异常生产成本的回归检验，回归系数为0.231，t值为4.40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3也得到验证。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异常生产成本较高，公司通过大量生产，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从而提高了当前盈余。以异常操控费用为因变量的模型回归系数与预期方向相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较少通过削减操控费用来提高当期盈余，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资产规模变量通过了异常现金流为因变量的模型的检验，这说明规模小的公司经营现金流水平较低，可能通过销售操控调整盈余；表示财务状况的变量roa和表示负债水平的变量lev在异常操控性费用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得到验证，这说明盈利状况较好、财务杠杆率较高的公司操控性费用较少；以异常生产成本为因变量的模型中，表示盈利状况、负债水平和资产规模的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这说明财务状况不佳、负债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公司异常生产成本较高，存在利用生产操控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

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消除极端样本对结论的影响，本文将已承认或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严重盈余操纵行为的82家公司去掉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误述变量在因变量为异常经营现金流的模型中回归系数为-0.035，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t值为-2.417）；在因变量为异常生产成本的回归模型中系数为0.22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t值为3.939）。没有通过因变量为异常操控费用的回归检验，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利用销售操控和生产操控调高了盈余，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假设1与假设3得到验证，实证结果稳健性较强。

为了提高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同时研究了公司利用应计项目操控盈余的情况。操控性应计的衡量借鉴jones的模型［17］，即

tait/assetsit-1=β0+β1(1/assetsit-1)+β2(δrevit-δarit)/assetsit-1+β3(ppeit/assetsit-1)+β4(roait-1/assetsit-1)+εit(8)

式中δar为应收账款变动，ppe为固定资产原值，ε代表操控性应计，即da。

表4盈余管理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acfoaprodadisxdaacfo1aprod0.310**1adisx0.141**-0.067**1da-0.533**0.290**-0.218**1通过检验操控性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4），我们发现变量da与acfo显著负相关，与aprod正相关，与adisx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操控性应计水平高的公司异常现金流较低，生产成本高且操控性费用水平较低，公司同时利用了应计项目与真实活动两种方法操控盈余。

以da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误述变量回归系数为0.02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见表5），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操控性应计水平较高。公司同时利用了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法操纵盈余。可见，重述公司为达到盈余目标，不仅利用会计政策的弹性空间调整盈余，同时还利用真实经济活动进行盈余操控。

表5应计基础上的回归分析

变量(constant)misroagrowlevt-1ln(assetst-1)系数-0.5360.0270.561-0.0150.0020.025t-15.045***2.995***36.819***-1.748*0.85814.899***adj.r20.111f值318.604***五、 结论

以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生产成本和操控性费用作为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变量，本文研究了盈余重述与真实活动操控的关系。结果表明，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经营现金流较低，生产成本较高，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通过销售操控、生产操控调高了报告期收益，重述公司确实存在利用真实经济活动操纵盈余的行为。因此，监管部门应高度关注上市公司的重述行为，加强信息披露监管。

本文检验了重述公司的真实活动操控行为，弥补了已有文献主要研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不足。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分析了高报盈余重述公司的操控行为，未考虑低报盈余重述公司是否存在利用盈余管理平滑收益的现象。为了研究方便，本文所选的对照样本（即非重述公司）可能存在其他重述行为（如对资产负债表项目、现金流量表项目、关联关系等重述），这影响了结论的精确性。此外，本文仅考虑了被重述年度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区间较短，事实上公司操控盈余往往不是短期行为，被重述年度及之前几年均可能存在盈余调整行为。因此，如何克服上述局限性将成为本文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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