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能力的概述篇(1)

关键词：盈余管理行为；动因；管理层决策

一、盈余管理的概念

作为当今学术界被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仍然未见对其对这个概念做出较为统一的界定。但回顾以前的各类文献，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来做定义。

第一，就管理层对盈余管理的目的和动机而言，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了给企业或自己谋取私利而实施的一种欺诈行为①。但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企业的最终目的是盈利，是尽可能的为股东获取到更大的利益，管理层对盈余进行有效的管理并无对错而言，因此将其认为是一种欺诈行为是存在不妥的。另一方面，盈余管理作为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与其盈余有关的都可能被视为是盈余管理行为。因此不能将盈余管理行为都一概而论的认为是欺诈行为。而且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也说明我们不能将其盈余管理行为视为一种欺骗的行为。

第二，从是否遵循会计准则而言，有些学者认为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会对会计准则进行不当的使用，另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盈余管理是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将报表的盈余调至期望的水平的过程。而且，如果企业的会计行为被划分为欺诈性的会计行为和盈余管理行为以及合法的使用会计选择，我们是无法准确辨认出盈余管理的，因为盈余管理是基于真实的财务报表所进行的，而真实的财务报表是依据真实的交易所产生的。

从盈余管理的目标来看，企业的最终目标是盈利。就盈余管理的方法而言，盈余管理就是利用各种方法来改变一些盈余信息，再将修改后的信息传递给其他的使用者，因此，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层以编制财务报表以及构造一些相关的交易事项去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情况的理解，但其最终目标仍是为了达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二、盈余管理特点

从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段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的盈利，但却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的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②即，盈余管理影响的是会计数据中的盈利，不同的会计方法的选择、运用以及会计估计的变动、交易事项发生的时间点都可以是盈余管理手段。

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层，客体是被大众所公认的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盈余管理的最终对象还是会计数据本身，在研究盈余管理时，我们需要将会计原则、会计方法等空间因素与会计方法运用的时间因素相结合。

三、盈余管理产生的原因

从主观方面而言，首先，企业的盈余管理会受到企业上市筹资动机的影响，因为对于企业成功上市的条件之一就是公司在最近的连续三年是连续盈利的，同时，作为投资者而言，往往希望公司的盈利状况是较为平稳的，最好的状态就是稳中有升，这些上市条件使得公司有了盈余管理的动机，去避免公司出现亏损或者持续亏损的状况。

其次，由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往往会受到寻求自身利益因素的驱动。企业股东为了使管理层与自身目标较为一致，通常会采用相关的激励机制。同时，管理层也会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选择一些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业绩的会计政策。在这样的动机下，企业的盈余管理都是由管理层所控制，而他们也会成为其盈余管理的受益者。

再次，由于债权人和企业的目的的不一致性，债权人追求稳定利息收入，企业追求经营规模的扩大，所以企业可能会倾向选择风险高收益高的项目，这也就导致了企业和债权人目标的不一致。因此，在双方签订的正式借款合同中，债权人通常会在企业的资金使用问题上添加许多限制条件，如，对企业的流动资金进行一定量的规定。

最后，避税是盈余管理最明显的动机之一，企业的现金流对企业的发展极为重要，充足的现金流对企业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和规避风险的能力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根据企业盈利的能力的不同，以其扣除各项费用后的应纳税额为依据，对年应纳税额在3万以下的企业仅按18%的所得税率征税。除此之外，对年应纳税额在3万-10万的企业，按27%的所得税率进行征税，因此，外部政策的驱动，使得企业会选择有利于达到减少税收的政策的目的的会计政策，从而为企业获得更为充足的现金流。

四、盈余管理的制约因素

尽管正如前文所述，盈余管理的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进行约束和限制。这些因素主要涉及外部的监督制约。例如：会计准则，相关审计部门审计以及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

（一）外部审计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

外部审计的存在有效的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由于外部审计需要对企业所提供的财务信息进行监督、核查、重算以及确证等程序，这也就提升了会计信息的可信度。公司治理结构是在完善的法律下，明确各方利益相关者所有的权利以及分工等内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有效的制约管理层的控制权，使得管理者在进行利润操控的同时增加了更大的风险。所以，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可以对盈余管理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二）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的存在可以有效降低管理层随意选择会计政策的程度，使企业不能随意的对企业盈余进行管理，进而提高了企业对外披露的财务信息的质量。同时，也使外部审计的监督更有有效的依据。企业进行盈余管理往往利用的是会计准则的盲区。相关政策机构制定更为完善的跨级准则会更有效的监督企业的盈余管理，在盈余管理的制约因素中，想较于公司治理和外部审计而言，会计准则这一制约因素的作用更为直接和普遍。

五、综述

随着中国股市的不断发展以及交易机制的逐渐完善，投资者更加理性，更多的是凭借可靠的信息来进行投资决策，而不是听信流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企业所公开披露的年度财务信息就是投资者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并且他们的这类行为会直接对股票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公司经营业绩的不善也会导致经理人报酬的减少。对于对国民经济有较大影响的电力行业，如果出现亏损，就会引起税务机关等政府部门的特别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当企业不能改变亏损的经营状况时，甚至可能面临着公司退市的可能。从另一方面而言，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面对较高的盈利而带来较多的所得税时，是难以理解的，因此理性的“经济人”会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少缴纳企业所得税，从而导致盈余管理的产生。依据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为了使相关的报表使用者更加及时的了解企业动态，企业被要求在每个季度都要编制财务报告，这也加强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盈余的关注。（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注解：

盈利能力的概述篇(2)

关键词：盈余管理；文献综述

由于不同的会计计量方法和会计人员主观判断、会计政策等的不同规定，盈余管理成为众多企业为了不同目的而操纵财务报告等的重要部分，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使分析师预测和投资者判断存在偏差，误导投资者投资，给资本市场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盈余管理的理论研究对现实规制盈余管理和盈余管理审计无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因此本文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研究的不足和研究前景。

一、国外盈余管理文献综述

国外盈余管理的研究早于国内，且研究方法和动机方面明显成熟于国内，国外的文献综述按企业性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营利性企业的盈余管理研究，第二部分为非营利组织的盈余管理研究。

（一）营利性企业的盈余管理研究综述

1.概念

在国外相关学者的研究中，Schipper、Healy和 Walhen、Scott等学者的研究较具有代表性。其中，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为了获得某种利益，对会计披露时进行干预，这种干预行为是具有倾向性的；Healy和Walhen 则认为，盈余管理是伴随着企业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发生的，企业管理者运用职业判断在会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改变财务报告，误导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了解并影响其判断结果；而Scott对盈余管理的解释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企业管理者为了在如一些成本及借款合同中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会计政策中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一种行为，另一方面对盈余管理的定义是从契约观这一方面出发，即公司在面临一些应急状况时，企业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达到契约中的规定条件，在维护契约各方利益的同时来保护自身以及企业的整体利益；还有的学者认为，盈余管理是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或者延迟确认收入，计提减值准备，调控研发费用和广告费用等支出的形式来平滑利润，来满足不同时期财务报告的要求。

2.动机

目前来说，国外相关学者对企业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主要有几个方面：（1）满足资本市场的需求，上市公司影响公司股价，迎合分析师预测或者企业自身的收益筹划；（2）满足管理者的报酬激励以及债权人要求的报告盈余标准（3）达到监管要求的动机，即逃避行业监管和反托拉斯监管。

Deniz Igan，Marcelo Pinheiro（2012）通过开发一个关于收益操纵、分析师预测和机构投资者交易的模型，得出了内部人持股的程度影响企业的管理收益，并且盈余管理也导致了不乐观的分析师报告错误，进而导致机构投资者积极的交易行为。这一研究结论将内部股权激励和分析师预测联系起来，同时得出，公司治理较弱的公司盈余管理问题突出，公司应加强公司治理来避免盈余管理。

James Jianxin，Gong，Siyi Li（2012）以2009年标准普尔数据库的数据为样本，研究首席执行官的激励信息是否与预测未来盈利有关。从而得出结论：预测未来盈利提高了高管的激励。从而说明高管激励因素随企业采取盈余管理行为有着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得出：CEO激励与未来现金流量和非操控性应计收益具有相关性，而与操控性应计收益无关，说明CEO激励因素促使企业去规划交易创造收益而不是操控报告收益。

Hassan Heidari，Ali Ashtab，Golamreza，Kordestani（2012）采用德黑兰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探寻债务合同和资本市场的压力（净收入和经营活动收益增长），收益增长以及公司的财务杠杆的高低是否与调整EPS的盈余管理有关，从而得出结论：债务合同的约束和资本市场的压力是公司管理层调整每股收益的两个动机，有更高收益成长的和高财务杠杆的公司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并调整每股收益。

Daniel A. Cohen，Paul Zarowin（2010）通过实证研究方法，采用Jones模型，分析增发股票期间的实际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研究结果显示增发股票期间为了满足行业监管的要求，采用实际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方法，在增发股票之后对公司的经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较大，这说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目的之一是为了增发股票，且有向上管理盈余的倾向。

Yan Xiong，Haiyan Zhou，San jay Var shney（2010）基于两个投资组合公司的数据，探讨企业在IPO发行前与IPO时期新股表现不佳的盈余管理的关系，发现在IPO发行之前公司有很高的盈余管理水平，投资者不能拥有额外的非正常收益。这也证明了IPO之前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普遍性及企业盈余管理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给规则制定者启示，决定是否应设立新的标准和其他需要进行披露的项目来抑制IPO之前的盈余管理行为。

Healy认为，公司为满足某种奖金计划进行盈余管理，提高收益，进而获得更多奖金。Daniel A.，Cohen Aiyesha，Thomas Z. Lys（2008）研究得出盈余管理在整个样本周期内稳步增长，达到或打破去年的盈余标准，达到或打破分析师的预测，避免报告亏损是管理盈余的重要动机；在法案公布之前应计盈余管理的增加与基于股权的高管薪酬的部分转变同时发生，对于应计制盈余管理，期权成份提供了激励的差别，期权授予当期是消极的，而未执行期权则是积极的。

3.研究方法

国外相关学者关于盈余管理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应计利润法，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使用，特定项目研究法等。由此而见，以前主要集中于权责发生制下的的研究，目前则更多结合实际与盈余管理进行研究。

Daniel A.，Cohen Aiyesha，Thomas Z. Lys（2008）研究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公布前后和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盈余管理是如何变化的，以及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并得出结论：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公布之前，企业的盈余管理在财务舞弊时期呈增加趋势，而法案通过之后，盈余管理水平恢复到颁布之前的的水平；同时发现法案公布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下降时，实际盈余管理活动显著增加，表明了公司转换到实际盈余管理。

Annalisa，Prencipe（2012）通过应计利润项目来研究美国跨国公司的盈余管理与国内公司的是否存在区别，研究结论显示：一是美国跨国公司与国内公司在盈余管理方面的确不同，国内公司比跨国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要大，这可能是国外公司的法律及各种政策的约束所致；二是有国外子公司的跨国公司，若子公司坐落在法制薄弱的国家或者是避税国，则会更多地进行盈余管理，两者的不同主要集中在外汇收入方面。

Scott D. Dyreng，Michelle Hanlon，Edward L. Maydew（2012）也证实国内收入比国外收入更容易进行盈余管理：有广泛的海外分支机构的公司，这些分支机构若坐落在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则会更多进行地盈余管理；坐落于避税国地区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大，并且盈余管理的递增效应集中于外汇收入部分。此部分可以考虑合并过程、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不同角色、公司治理的角色以及特殊法规的影响，利用对这些因素的进一步研究来解释跨国公司究竟是如何进行盈余管理的。

Daniel Cohen，Raj Mashruwala，Tzachi Zach（2010）研究发现，管理层会降低广告支出来避免损失和盈余下降，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晚期阶段，公司增加广告支出来达到盈余基准，在财务年度的第三季度增加广告支出，从而在最后一季度突破先前年度同时期的收益。

另外，Benjamin C. Ayers（2006）通过研究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司可能为达到利润与盈余增长的基准同时在现金流量与非操控性应计两方面都进行了控制活动。而国外的很多学者对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因素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以探究可能对盈余管理产生抑制或促进作用的因素。Constantinos Caramanisa，Clive Lennox（2008）探寻审计努力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在控制了其他的变量后，审计努力如审计时间越短，管理层报告高收益的盈余管理动机越大。此外，还有学者研究公司治理，董事会结构特征，关联交易等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二）非营利性组织的盈余管理研究综述

国外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对营利性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研究，很少有对非营利性组织盈余管理方面的探讨，因此，此方面可以说是盈余管理今后一个新的研究方向。Marc Jegers（2012）基于比利时2007年非营利组织的844份财务报告，主要探讨非营利组织的盈余管理问题，结论证实，非营利组织更倾向于披露零利润，而组织现金流量的绝对值水平越高，就越倾向于操纵盈余；潜在的机构差异（管理层和董事会之间的差异）和非营利组织的金融负债结合在一起很容易导致操纵盈余管理。对非营利组织盈余管理的特征等可以进一步进行研究。

二、国内盈余管理相关综述

（一）概念

我国国内相关学者也对盈余管理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魏明海（2000）认为企业盈余管理是管理者基于企业财务数据的债权契约合同的结果，在编制企业会计报告和构建规划交易方法时，在会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作出的判断。

大体上讲，国内学者对盈余管理的定义主要分为：一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会计准则规范的要求；二是进行盈余管理所采用的是基于会计方法上还是非会计方法上，如规划交易或对其时间进行安排等。

笔者认为，企业进行的盈余管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实现自身利益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利用已有的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进行自由选择，为对某些利益集团可能会造成损害，但是其行为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对政策范围内不同选择而做出的最佳选择；另一种被成为“利润操纵，利润平滑”，此种是企业的不合法行为，指有目的的操纵对外财务报告过程，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信息披露，这可能不是一个企业的整体行为，而是企业某些小集团群体或个体利用其有利信息而进行的操纵行为。

（二）动机

国内相关学者对企业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且较为成熟，研究表明，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是管理层的报酬激励；为达到融资目的而满足企业债务契约的要求；为达到公司上市或增股的目的，满足资本市场的要求；还有的是为了免税或税务筹划的目的。

吴联生等（2007）从避免亏损的角度对企业盈余管理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论显示，非上市公司虽然没有上市公司那样面临资本市场的压力，但仍然有着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其目的在于防止公司出现亏损现象。但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频率则远远较大。蒋义宏（1998）主要从我国上市公司的动机方面进行研究，并指出：在股票上市发行时由于市盈率等财务指标不符合条件，为了提高发行价格进行盈余管理；上市公司会进行盈余操纵以获取配股资格；上市公司进行财务包装，以避免公司出现连续亏损导致公司股票被摘牌的情形。另外，陆建桥（1999）从上市公司亏损前后年度的数据出发，并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有亏损现象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探讨，并指出，上市公司在出现亏损前后及其出现亏损当年有盈余管理的行为。

（三）研究方法

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方法很多，总结国内相关学者对已有盈余管理研究方法方面的研究，主要有：

1.利用特定项目，应计利润项目，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公允价值研究等。

其中，陆建桥（1999）验证上市公司存在亏损现象时，通过管理公司财务中应计利润项目来进行盈余管理程度的测定。蒋义宏（2002）主要选取了2000年这一具体年度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其特征为首次出现亏损、当年度扭亏和摘帽的上市公司，从而验证上市公司存在亏损时不仅通过应计项目来调节盈余，同时也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调节。

2.采用的模型最多的是Jones模型，国内很多学者对Jones模型进行改进，提出修正的Jones模型和扩展的Jones模型作为其参考模型，并证明其模型的优越性等。

顾振伟（2008）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与方式的实证研究》中表明，在采用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下，有关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归为正常的经常性利润扣除项目，文章在扩展的Jones模型基础上进行研究计量。实证结果证明，在计量效果方面与以往的模型相比，扩展的Jones模型更有效。

3.分不同行业、不同时期的上市公司数据对盈余管理进行探讨，以及公司内部控制、审计质量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等。

其中，李维安，王新汉，王威（2004）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基于非经营性收益的分析研究了公司盈余管理与形成的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公司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就越小，反之亦然。

三、评述及研究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学者对盈余管理研究的综述可知，就目前而言，对盈余管理主要从其概念、动机、研究方法等角度进行研究探讨，且以上市公司为例进行研究的最多，而对非上市公司研究较少，尤其是对非营利性组织有关盈余管理的研究方面，国外刚刚起步，国内还是空白；另一方面，关于企业盈余管理，国内相关学者对具体应计项目的涉猎较浅。因此，今后对非营利组织的盈余管理问题，对具体应计项目和采用收付实现制方法对盈余管理的深入探讨，以及相关的案例研究是今后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Deniz Igan·Marcelo Pinheiro，Incentive to manipulate earnings and its connection to analysts’ forecasts， trading， and corporategovernance，J Econ Finan，2012（36）：781-821

[2] James Jianxin Gong·Siyi Li，CEO incentives and earnings prediction，Rev Quant Finan Acc，2012（20）：75-89

[3] Hassan Heidari，Ali Ashtab and Golamreza Kordestani，Predi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based on adjusted earnings per share （EPS）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Vol，2012（28）：8281-8286

[4]Daniel A. Cohen， Paul Zarowin，Accrual-based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ctivities around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50）：2-19

[5] Yan Xi ong & Haiyan Zhou & San jay Var shney，The economic profitability of pre-IPO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IPO underperformance，J Econ Finan，2010（34）：229-256

[6] Daniel A. CohenAiyesha DeyThomas Z. Lys，Real and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Pre- andPost-Sarbanes-Oxley Periods，The Accounting Review，2008（3）：757-787

[7] Annalisa Prencipe，Earnings management in domestic versus multinational firms： discussion of“Where do firms manage earnings”，Review Account Study，2012 （17）：688-699

[8] Scott D. Dyreng·Michelle Hanlon·Edward L. Maydew，Where do firms manage earnings？，Review Account Study，2012 （17）：647-687

[9]Daniel Cohen. Raj Mashruwala.Tzachi Zach，The use of advertising activities to meet earnings benchmarks： evidence from monthly data，Review Account Study，2012 （15）：808–832

[10]Benjamin C. Ayers，Discretionary Accrual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An Analysis of Pseudo Earnings Targets，The Accounting Review，2006（3）：617-652

[11]Constantinos Caramanisa， Audit effort and earnings management，Clive Lennox，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8（45）：116-138

[12]Marc Jegers，Do Nonprofit Organisations Manage Earnings？An Empirical Study，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ird research Voluntas（2012）23：85-105

[13]魏明海.盈余管理基本理论及其研究述评 [J]. 北京：会计研究，2000（9）

[14]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J]. 北京：会计研究，1999（9）

[15]顾振伟.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与方式的实证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

[16]李维安，王新汉，王威. 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非经营性收益的分析[J]. 财经研究，2004（11）：126-135

盈利能力的概述篇(3)

【关键词】 盈余管理；度；界定

一、盈余管理的界定

盈余管理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到目前为止，盈余管理尚缺乏一个权威的或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的定义，正因为这样，当前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较混乱。查阅文献发现，不少学者将通过安排交易等非会计方法的操作方式和在准则要求范围内的会计方法选择的方式，统一用盈余管理进行表述。比如，“上述国内、外关于资产减值的研究综合表明，资产减值会计是把双刃剑，资产减值政策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既可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和资产状况，也可能成为企业盈余管理的工具”、“限制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规定，从根本上切断了利用计提和转回进行盈余管理的路径，并保证了会计报表真实反映企业资产状况的要求。”盈余管理比较明显地被做为消极的定义。① “从表面上看，盈余管理行为是会计规则执行者对会计规则的违背；但实质上，它反映的是会计规则本身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② 再比如，“低成本的盈余管理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资产重组、关联方交易和政府补贴以及增加营业外收益；第二种方式是调整应计利润，即通过操控应计项目实现盈余管理的目标。”③ 很显然，这里盈余管理被定义为“广义的盈余管理”，即盈余管理不限于准则范围内的会计方法选择，该定义还将利润操纵以及其它非法行为包括在盈余管理当中。从中似乎会得出“盈余管理包括利润操纵”的结论，比如部分学者提出“恶意盈余管理行为”、“不受制约的盈余管理”、“不良盈余管理行为”、“不当盈余管理行为”、“不同盈余管理程度”等类似表述。基于此，很多研究者对上市公司和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持否定态度，对该类盈余管理的研究目的是如何指导政府和审计部门杜绝上市公司和企业进行盈余管理。如果认为盈余管理是“狭义的盈余管理”，即认为盈余管理仅仅是在准则要求范围内的会计方法选择，那么盈余管理首先便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研究者旨在指导企业如何规范地进行盈余管理。

因此对于盈余管理概念的界定意义非常重要。笔者认为，盈余管理概念应当是“狭义的盈余管理”概念，理由如下：

（一）盈余管理空间客观存在

1.基于成本收益原则，假设能够制定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准则，准则制定成本以及准则执行成本将导致准则难以执行。2.会计准则天然存在空间，因为会计学科本身建立在重要性、稳健性等一系列假设基础上。3.考虑到经济环境的不同和变化以及会计准则的发展滞后性，使得会计准则在制定时，就会留有一定的可选择空间，给予公司会计人员一定的自主性。正因为以上原因，盈余管理的空间客观存在，也导致盈余管理客观存在，而“广义的盈余管理”研究目的在于如何取缔盈余管理，结果就形成悖论。“狭义的盈余管理”研究目的在于规范和指导盈余管理，具有实践性。

（二）盈余管理活动具有积极意义

1.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司管理人员总是拥有更多的有关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内部信息。当公司管理人员认为公司未经整理的盈余信息难以准确评价公司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容易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误导时，会主动采取盈余管理行为，调整盈余，以向投资者传递有用的价值信号。2.通过合理范围内的盈余管理，可以向其他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经营稳定的信息，保证企业的原料供应和资金供给少受干扰，使经营能够更加平稳地进行。比如，在企业遇到突发性事件时，盈余管理给了管理者一个缓冲的空间，以保证自身与企业的利益，并维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3.根据契约理论，企业是由一系列的契约组成的，而签订契约是要花费缔约成本的，而且由于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所订契约总是具有不完全性或刚性。有效契约论认为，企业管理人员通过盈余管理行为，可以灵活地面对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刚性，降低契约成本，提高企业价值。如通过盈余管理使财务报告中的数字处于债务契约中限制性条款的范围之内，就可以避免企业与债权人之间重新谈判的成本。

（三）有利于盈余管理的进一步研究

把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区别开来是必要的，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两者虽然都对企业盈余产生作用并进一步影响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行为，但两类行为的本质不同。笔者认为，利润操纵应当界定为非准则范围内会计方法的选择行为，包含各种非法方式，旨在影响企业盈余以误导消费者；盈余管理应界定为准则范围内会计方法的选择行为，该行为不违背法律法规。将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行为区分为两类性质不同的方式分别加以研究，有利于政府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和规范企业行为，营造良好的经济和经营环境。

二、盈余管理“度”的提出与意义

不少专家学者在肯定盈余管理是在准则范围内的情况下，提到“适度的盈余管理”、“过度的盈余管理”的表述。这些表述表明理论界注意到了盈余管理存在一个过度和适度的问题，但对于什么是“过度盈余管理”，进一步可衍生出盈余管理“度”在何处的命题，对此却缺乏相应研究。笔者认为，对于该类问题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

（一）盈余管理“度”问题客观存在，影响重大

在盈余管理是“狭义盈余管理”的前提下，盈余管理即使符合了准则的要求，但由于准则体系下盈余管理存在较大空间，势必存在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其结果会对监管者、投资者以及债权人的决策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通过盈余管理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盈余状况，有利于引导相关者进行决策，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但如果以误导相关决策者为目的，将负面影响社会效率。因此盈余管理研究存在“适度盈余管理”和“过度盈余管理”的命题，并具有研究价值。

（二）研究具有实践价值

1.该研究能指导政府监管，规范证券市场。当前的证券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也正因为这样，规范证券市场、引导证券市场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度”问题的研究，能指导政府划分“过度盈余管理”和“适度盈余管理”，进而对其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过度盈余管理可以通过设置“预警指标体系”，对整体证券市场进行监测，对政府宏观政策制定给予支持。2.该研究能为司法诉讼提供指导。以证券民事诉讼案件为例，通常案件的焦点围绕因果关系判断。在因果关系裁定当中，适度管理的盈余信息不应当做为股民决策的原因，过度盈余管理由于扭曲了盈余信息，同股民的决策存在一定关联性。虽然目前我国法院对证券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是以证监会对相应上市公司的处罚为前提条件，但这主要是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尚不成熟，伴随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相信会逐步放宽该限制，因而对过度盈余管理命题的研究将逐渐显示出价值。3.该研究命题能为上市公司提供指导。通过“度”问题的研究，可以指导上市公司规范盈余管理行为，通过适度盈余管理，实现企业发展。

三、“度”的深化研究与实践运用探析

盈余管理“度”应当从定性研究入手，结合定量研究。从单个会计方法来看，如果符合会计准则要求，就是合法和可行的。但从整理效果来看，如果综合盈余管理的结果不能如实反映企业真实的盈余情况，结果便会产生“合成谬误”，即每个个体行为正确，但总体行为却产生偏差。而“度”的研究目的即在于寻找和发现导致企业盈余管理性质变化的临界点。在对于“度”的性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再结合定量研究，根据不同行业、性质、规模企业，设置系列指标和数值标准，笔者认为这种研究思路比较可取。基于此，笔者认为对该问题建立如下研究框架：

（一）分析盈余管理“度”的产生原因

分析盈余管理“度”的成因，确认其研究价值。

（二）“度”概念的定义

本文从合成谬误这一理论对“度”问题的性质进行了尝试性分析，笔者认为，从多个视角来研究盈余管理“度”的问题是必要的，比如从法务会计角度、信息不对称视角、制度经济学等视角，无疑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待“度”问题，并提供不同的研究思路。

（三）建立盈余管理的界定体系

区别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并具体分析哪些是新准则体系下盈余管理的点。为了从整体上判别盈余管理是否过度，其前提便是对每个盈余管理的点进行辨识。相关学者对新准则下如何进行盈余管理进行了研究，但是往往不够系统和具体，在盈余管理“度”的研究体系中，需要更加细致、规范地进行这一工作，并尝试分析每个盈余管理的点对企业当年利润的具体影响。在此基础上，从企业整体角度或者是企业某一模块角度进行定量分析。

（四）“度”的应用问题研究

本文前面谈到了“度”的实践价值，但具体如何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在对狭义盈余管理中的“过度盈余管理”设定盈余管理财务指标预警体系，对整体市场盈余管理进行监测，具有重大的应用研究价值。

盈余管理“度”的研究思路可以图表形式概括如图1：

【主要参考文献】

[1] 龚光明，王燕娜. 盈余管理研究的新思路[J]. 财会月刊，2007，（3）：88―89.

[2] 金，李若山. 法务会计专家在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国际经验及启示[J]. 会计研究，2007，（10）：19-26.

[3] 宁亚平. 盈余管理本质探析[J]. 会计研究， 2005，（6）： 65-68.

盈利能力的概述篇(4)

1问题分析

对于该公司来说，扩大公司规模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追求最大利润.那么，对于他建厂的方案，我们就可以考虑如下的建厂决策，以其来决定最终的建厂方案：（1）盈利的可能性在99%以上；（2）期望利润最大；（3）期望成本最低；（4）实现最低成本的可能性最大.

2符号说明

Q———产量；R———总收益；C———总成本；F———固定成本；V———可变成本；P———单件售价.

3建模与计算

3.1求各个方案的盈亏平衡点产量由于总收益R=PQ，总成本C=F+VQ，所以盈亏平衡点为：Q*=FP-V；代入数据得：Q*甲=40020-11.5=47（万件）；Q*乙=60020-10=60（万件）；由上述计算得：Q*甲＜Q*乙；所以方案甲有较低的盈亏平衡点，即只要产量超过47万件，就开始盈利，但是它的可变成本增加的陡度超过方案乙，因而开始盈利后在，增加的速度比乙慢.方案乙有较高的投资成本，且盈亏平衡点比甲高.由此可知，甲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尚不能对最优方案做出判断.

3.2盈利的可能性计算因为该产品的未来市场需求量是随机的，故销售该产品所得的总收益也是随机的.但盈利的条件是需求量超过盈亏平衡点的产量，故盈利的可能性即需求量大于平衡点产量的概率.（1）由于该产品的未来市场需求量服从正态分布N(120,202)，故需求量Q的概率密度函数为P(Q)=120姨2πe-12Q-120202；所以甲乙两种方案盈利的可能性如下：方案甲：P(Q>Q*甲）=P（Q>47）=∞47乙P（Q）d（Q）=99.95％方案乙：P(Q>Q*乙）=P（Q>60）=∞60乙P（Q）d（Q）=99.86％（2）盈利在300万以上的可能性:假设能盈利在300万以上则有20Q-F-VQ>300；所以此时有Q>300+F20-V;从而盈利在300万以上的可能性为：PQ>300+F20-V乙乙=∞300+F20-V乙P(Q)d(Q)；代入数据得：方案甲：PQ>300+40020-11.5乙乙=∞82.35乙P(Q)d(Q)=97％;方案乙：PQ>300+60020-10乙乙=P（Q>90）=∞90乙P(Q)d(Q)=93.3％；（3）盈利在400万以上的可能性：方案甲:PQ>400+40020-11.5乙乙=PQ>8008.5乙乙=∞8008.5乙P(Q)d(Q)=89.5％;方案乙:PQ>400+60020-10乙乙=PQ>10乙乙0=∞100乙P(Q)d(Q)=84.1％;两种方案盈利的可能性都在99％以上，因而亏本的可能性很小.虽然盈利在300万和400万以上的可能性都是甲比乙大，但不能仅凭此就断定甲方案比乙方案优，我们要综合考虑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下面我们看期望利润、期望成本、实现最低成本的可能性.

3.3期望利润计算由于总收益和总成本均是需求量的函数，故总利润R-C=20Q-F-VQ=(20-V)Q-F是随机变量Q的函数，但由于各种变量均受设备生产能力的限制，故期望利润为：方案甲：由于设备最大生产能力为每年130万件，故它的利润公式计算为：R甲-C甲=(20-V甲)Q-F甲当需求量Q≤130时(20-V甲)×130-F甲当需求量Q>130≤时故期望利润为：E（R甲-C甲）=130-∞乙（20-11.5)QP(Q)d(Q)+∞130乙(20-11.5)×130P(Q)d(Q)-400=644.936+341.445-400=586.408（万元）方案乙：由于设备最大生产能力为每年160万件，故它的利润计算公式为：R乙-C乙=(20-V乙)Q-F乙当需求量Q≤160时(20-V乙)×160-F乙当需求量Q>160乙时故期望利润为E（R乙-C乙）=160-∞乙（20-10)QP(Q)d(Q)+∞160乙(20-10)×160P(Q)d(Q)-400=1161.6+36.8-600=598.4（万元）.

3.4期望成本计算成本公式为C=F+VQ;所以方案甲的成本公式为C甲＝400＋11.5Q当需求量Q≤130时400＋11.5×130当需求量Q>130乙时故方案甲的期望成本为：E（C甲）=400+130-∞乙11.5QP(Q)d(Q)+∞130乙130×11.5P(Q)d(Q)=400+954.132+237.705=1591.837（万元）方案乙的成本公式为：C乙＝600＋10Q当需求量Q≤160时600＋10×130当需求量Q>160乙时故方案乙的期望成本为：E（C乙）=600+160-∞乙10QP(Q)d(Q)+∞160乙160×10P(Q)d(Q)=600+1161.9+36.8=1798.7（万元）.

3.5实现最低成本的可能性首先将甲乙两种方案的成本直线图绘制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如下所示：C甲与C乙相交于点A，故在点A处有C甲=C乙，即400+11.5Q=600+10Q；于是QA=600-40011.5-10=133.3（万件）上述QA将产量分为两部分，从图形上看，当Q≤QA时，方案甲有最低成本；当Q>QA时，方案乙有最低成本.实现最低成本的可能性为：方案甲：P(Q<QA)=P(Q<133.3)133.3-∞乙P(Q)d(Q)=74.22%方案乙：P(Q>QA)=P(Q>133.3)∞133.3乙P(Q)d(Q)=25.78%

盈利能力的概述篇(5)

关键词：财务重述；动因；影响因素；经济后果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6―0104―02

1引言

财务重述，是指上市公司在发现并纠正前期财务报告的差错时，重新表述以前公布的财务报告的行为（APB 20）。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务重述现象屡见不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国内外学者也倾注大量的热情对财务重述进行了研究。鉴于此，本文着重从财务重述的动因、影响因素、经济后果这三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简单述评，最后展望财务重述的未来研究方向。

2财务重述的动因

财务重述会产生大量负面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研究发现，财务重述可能导致股价下跌，存在较长时期的负异常回报率，甚至可能导致集体法律诉讼。既然如此，那为何财务重述还会以燎原之势席卷全球？公司进行重述行为的动机何在？财务重述的动因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进行考虑，外部主要集中于满足融资需求、迎合市场预期等，内部主要集中于达到经理人薪酬契约等。Dechow，Sloan和Sweeney（1996）研究表明，融资需求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可能性。Richardson等（2002）扩展了上述研究，发现重述公司有更高的未偿还负债，外部融资的需求也更高，为了降低外部融资成本，这些重述公司倾向于采用激进的会计处理进行盈余操纵。Livnat等（2004）的研究发现，重述公司的总应计利润和可操控性应计利润都相对较高，投资者不能完全识别原先的盈余质量。Agrawal和Cooper（2007）立足美国518家宣布调低盈余的财务重述公司，并展开研究，发现公司高管在财务问题被揭发之前确实存在抛售股票的强烈动机。Burnsa和Kediab（2008）以1997-2002年财务重述的224家大公司为样本，发现执行了更多期权的公司往往倾向于采用激进的会计政策，且财务重述对净利润的影响幅度与高管执行的期权数量正相关。

从我国目前取得的研究成果看，大致与国外研究取得的成果类似。陈小悦、肖星和过晓艳（2000）发现上市公司大都倾向于配股融资，上市公司为了满足配股刚性指标要求，作出调高利润的可操控性应计会计处理，配股成功后就重述公告予以纠正。张为国、王霞（2004）将研究视角放在高报盈余的样本上，发现亏损的上市公司存在着调整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当期利润下降、资产负债率上升、规模小及亏损的公司更偏向高报盈余。胡国强、彭家生（2009）探讨了股权激励与财务重述的关系，发现存在股权激励政策的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高于配对组。

3财务重述的影响因素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公司特征和公司治理两方面剖析财务重述的影响因素。公司特征包括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成长能力、盈利能力等。Kinney和McDaniel（1989）选取了1976-1985年间的73家重述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测试，发现公司规模、利润增长率、盈利能力与财务重述发生的概率呈负相关关系，而公司的重大不确定性、资产负债率与财务重述的概率正相关。之后的一些学者对这些指标与财务重述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但研究结果不尽一致。Moriarty和Livingston（2001）对1970-2000年1080个重述的报表研究后，发现规模小的公司比规模大的公司更易发生财务重述。来自澳大利亚的Ahmed和Goodwing（2007）获得了类似结果，重述公司在相同行业中比未重述的公司规模更小。但是Burnsa和Kediab（2006）却得到相反结论，他们用市场价值作为公司规模的替代变量，发现公司的规模和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正相关。当然，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公司规模与财务重述发生与否不存在任何联系，如Richardson等（2002）。Richardson等（2002），Burnsa和Kediab（2008）的研究中还涉及资产负债率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他们分别选取短期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来衡量资产负债率，发现资产负债率高的公司财务重述报告的几率更大。Kinney和McDaniel（1989）的研究表明成长性较差的公司面临着较大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因此可能不太遵守财务准则，而做出财务重述的行为。但是，Richardson等（2002）却认为盈利增长公司会面临盈利持续增长的压力，因此这类公司更易发生财务重述。Ahmed和Goodwing（2007）对澳大利亚公司数据的研究支持Richardson等取得的关于成长性与财务重述相关性的结论。Burnsa和Kediab（2008）在其研究中却没有找到证据来支持财务重述与公司成长性之间的关联。

盈利能力的概述篇(6)

一、盈余管理的涵义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盈余管理的概念存在诸多意见，至今尚无定论。但是从以下两个比较权威的定义中可以归纳出盈余管理的基本涵义。美国会计学家威廉・斯考特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他认为，只要企业管理人员有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自由，他们必定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或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这就是所谓的盈余管理。美国另一会计学者雪珀则认为：盈余管理是为了获得某种私人利益，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的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的披露管理。

通过上述两个权威概念的阐述，可以看出，所为盈余管理是在法律和公认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利润进行的人为调节，无论是通过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会计方法选择时点的运用，还是交易时间控制或者交易拆分和组合，这些具体的盈余管理手段都没有超越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框架的约束；盈余管理并不能增加或者减少企业实际的盈利，它只能通过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分布和会计报告上数字的调整来控制所披露会计信息的内容，以实现管理当局的利益。由此可见，盈余管理相对于会计舞弊行为在概念上可以清晰的加以区别，后者对利润的操纵超越了法律和准则的界限，来达到会计利润虚增或虚减的目的，完全是一种欺诈行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两者的界限并不是很容易划分清楚。而且，因为盈余管理手段都是在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允许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所以盈余管理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较会计舞弊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更具隐蔽性。

二、盈余管理动因及途径选择

虽然不同盈余管理行为的目标和途径会存在一定差异，但对会计数字调整的终极目标无非是为了保证各方利益的实现。

1、股东财富最大化。在企业财务理论中，将企业目标描述为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的盈利是增加股东财富的重要途径。为了达到股东对其所享有财富的期望，企业管理当局就会通过盈余管理来增加财务报告中利润的数字，以满足股东要求。

2、实现管理当局的利益。企业管理当局利益的实现通常是和企业的账面利润以及其他会计报表数字相关联的，最常见的例子：经理薪酬计划和争取股票首发和配股资格。公司管理层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有通过盈余管理来调增或调减利润数额的动机。

3、满足债务契约的约束条件。债务人在与企业签订贷款契约时，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侵害，会规定一些限制条件。债务人通常通过评价企业的财务指标，决定是否对企业的特定行为加以限制。为了减少违反债务契约的可能性，管理当局在这些财务指标将要达到警戒线时，会通过盈余管理来降低其违约风险。

4、利润平滑。为了避免不同年度企业利润波动过大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股票价格带来影响，管理当局会倾向于利用一些在不同会计期间利润波动较小的会计处理方法或将利润重新分配，以平滑各会计期间利润数额的大幅波动，避免企业股票价格剧烈波动。

5、避免政治成本。在某些特殊行业，由于其盈利能力较强，容易引起公众和政府的过多关注（如石化工业）。达到一定程度时，政府甚至会对该行业加以管制或采取一定手段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进而加大企业的成本。处在这些行业的企业会倾向于选择能够生成较少会计利润的会计政策和方法。

在过去的20年间，实证会计研究在西方兴起，西方会计理论界开始采用实证的方法来探索会计问题。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西方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上述各项动机都过过详实的数据和系统的统计分析都得到了证实。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发现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由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对会计信息利用的程度和范围会有一定的差异，会造成盈余管理的着眼点和具体途径存在差异。通常，在欠发达的证券市场环境下，盈余管理容易拘泥于会计报告与经济收益之间的偏差或其他法规对收益分配的限制，比如企业会考虑会计利润与税收的关系、会计利润与可分配利润的关系等，试图通过盈余管理来降低企业实际成本、减少限制，使利益得以实现。最常见的例子是利用会计方法、会计政策的选择或交易安排进行避税。而在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的参与者会更多考虑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比如会计数据对股价的影响。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和分析家们常运用会计信息来衡量股票价格，而股票的价格又被看作企业价值的体现。所以，盈余管理的参与者可以通过会计信息以影响股价、实现相关者利益。这是盈余管理的另一条途径。前者实际上是直接通过减少经济利益流出来实现利益，而后者是通过人们在证券市场上对企业价值的判断来实现利益。随着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可以预见后一途径将逐步成为盈余管理的主要途径。

三、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

盈余管理的对象是企业会计信息，但盈余管理并非一个单纯的会计问题，盈余管理的手段也并不只限于会计手段。从这个角度上对盈余管理进行分类，可将其分为以下两大类：

1、利用会计手段的盈余管理。利用会计手段进行的盈余管理主要是通过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时机的选择、利用关联方交易、提取各种减值和跌价准备、利用或有事项等等。

会计系统是一个人造的信息系统，需要相关的会计准则和法规对这个系统进行约束，以规范该系统所生成的会计信息，使其达到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既相关，又可靠。但是，各种准则和制度的规范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他们所起的作用通常是“亡羊补牢”而非“防患未然”。这就使部分交易和事项游离于现有规范之外，给盈余管理创造了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会计系统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主观判断和选择。会计准则范围之内，为处理业务和编制财务报告，企业管理当局必须在各种政策和方法之间进行选择并做出判断，这些判断包括各种准备、折旧提取的比例、会计估计变更等等。管理当局不同的判断去影响或改变财务报告，最终使会计信息中包含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价值选择。会计系统的上述特点决定了盈余管理活动客观存在的必然性。

2、利用交易安排的盈余管理。交易安排是管理当局通过对特定的交易项目、交易客体和交易内容进行有目的的组合，使其符合或不符合收益和计量的标准，以此来实现盈余管理的目的。具体手段包括交易时点的选择、将一项合同拆分或者将多项合同合并为一项合同等。

使用交易安排作为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基于，作为交易主体的企业对交易客体、交易对象和交易伙伴具有选择权。企业有能力通过行使这种选择权决定交易价格和交易时间。交易价格是会计计量的重要基础，而协议履行的时间又是会计确认时间的重要依据。所以，企业可以通过适当的交易安排对当期会计数字进项调整，以实现盈余管理的具体目标。

四、盈余管理的抑制

可以说，只要管理当局对会计系统和交易行为具有部分的控制权，盈余管理行为就有了生存的空间。因此，完全根除盈余管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况且，适度的盈余管理作为企业为实现理财目标而采用的管理策略，可以看作是企业理财行为和手段不断成熟和完善的标志。但是也应该看到，盈余管理最终的对象是会计信息。尽管经过盈余管理手段处理后会计信息仍然是在会计准则和规范的约束之下生成的，可视为“真实”的会计信息，但是由于盈余管理是为特定利益主体服务的，必然会对会计信息质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被调整的会计信息即使“真实”也难以“公允”。这种公允性被削弱了的会计信息虽然达到了“合规性真实”，但尚未到“公允性真实”的要求，其“有用性”不可避免地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是一种相对失真的会计信息。这种会计信息同样会对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而且这种相对失真与会计舞弊等原因形成的会计信息绝对失真相比，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因此，必须对盈余管理行为加以抑制。具体对策如下：

1、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20世纪六十年代，学者法玛提出有效市场理论，该理论阐述了信息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根据该理论，越是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信息的透明程度越高。有效的资本市场会透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减少投资者被会计信息误导的可能性，盈余管理行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实质是对相关权利、责任和收益的安排。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管理当局之所以能够进行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结构密切相关，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的情况下，管理层就有更多的机会将自利动机转化为具体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会有效地约束机制盈余管理行为，降低恶意盈余管理行为发生的概率。

盈利能力的概述篇(7)

关键词：盈余管理 事务所选择 国有控股企业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经营管理者运用会计手段或者安排交易来改变财务报告，以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以报告会计数字为基础的合约的结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经济人假设和机会主义、独立审计、企业内部管理者（委托人）与企业外部投资者（被委托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等等，导致会计盈余管理行为应运而生。虽然盈余管理并不都是违规的或有害的，但大规模的盈余管理使得会计信息丧失了其可靠性与完整性，这势必会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更会影响到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近年来麦科特、ST黎明、琼民源等一系列造假公司相继曝光，使得广大投资者损失惨重，其中牵涉到相关的中天勤、华鹏、华伦等会计师事务所，因此，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究竟公司盈余与事务所的选择有什么关系，是否可以通过事务所的选择透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而加大监管力度，提高市场效率以使市场平稳有序运作，这些问题亟待解决。西方发达市场上发现，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更高，即盈余管理程度更低。那么，在我国审计市场上是否也存在“盈余管理程度与事务所规模呈负相关”这样的规律呢？国有控股企业对于上述关系又有什么影响呢？以往选取股权结构角度的文献并不多，本文利用2011年沪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Jones模型和逻辑回归模型，从股权结构的角度来审视盈余管理程度与事务所选择倾向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国外相关文献并没有直接研究盈余管理程度与最终事务所的选择上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过从盈余管理信息质量与事务所规模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间接表明了上述二者之间的关系。Hakim，F. etal.（2009）选取突尼斯42家公司2003年至2006年的财务数据，研究了事务所规模与盈余管理信息的关系，其中以异常的流动资产定义盈余管理。研究发现国际四大审计提供的盈余管理信息质量要高于非四大提供的盈余管理信息质量，进而表明投资者更信赖国际四大所审公司的审计结果。Huang， Xin-Jian and Zhang， Hui（2011）使用我国民营企业2005年至2008年的财务数据，考察了地域环境、政府关系与事务所选择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低效率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倾向于选择小型事务所，并且各乐于寻找政府关系；政府关联企业同样倾向于选择小规模事务所，并且这些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普遍较高。Bing Wang and Qingquan Xin（2011）以在香港跨境上市的公司为样本，发现国际四大在抑制盈余管理能力上显著好于非国际四大，从而表明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要高于国际非四大。

（二）国内文献 国内学者相关研究类似于国外研究。吴水澎、李奇凤（2006）将事务所抑制盈余管理的能力定义审计质量，使用2003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四大的合作所、国内十大、国内非十大的审计质量差异，即考察三者在抑制公司报告的可操控性应计方面有无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四大与国内十大、国内十大与国内非十大在抑制公司报告可操控性应计上存在显著差异，两组中均是前者的审计质量要高于后者。同样李奇凤、刘洪渭（2009）使用2002年至2004年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按所审计客户规模排名的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其他事务所，在抑制客户盈余管理的能力上的差异，从而说明不同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普遍认为国际四大或者国内本土大所理应具有更高的审计技术，但在我国目前的现实背景下，这些大事务所所表现出的抑制客户盈余管理的意愿却未如人愿。赵国宇（2011）的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量越大，就越倾向于选择非国际“四大”和国内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即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是上市公司的选择目标。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从事务所角度来看，巨大的客户数量和客户规模，使得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某个市场上的审计失败可能会导致国内其他分支机构的毁灭。因此，为了保持其市场地位、维持质量水准，在与上市公司的谈判过程中，更应考虑其自身声誉问题，避免丧失前十大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应该高于国内其他非十大的审计质量的名誉。从而，当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高时，十大承接概率就会降低。而非前十大事务所为了确保收入，留住客户，做出让步的可能性要高于前十大事务所。同样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也表明事务所规模与其对盈余管理监督能力呈正相关，即事务所越大，越有可能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意见，从而盈余管理能力越强。从监管者角度来看，我国证监会明确表示，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应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按照中国独立审计准则对其依据中国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信息披露规范编制的法定财务报告进行审计。这样的规定无疑隐含着这样的信息即知名事务所审计质量更高。由此假设：

假设1：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相应会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小的事务所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属于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国有控股企业即一个行政与市场的混合体，它的特殊性决定了上市公司和关联方两者的高管人员相互兼职现象异常严重，从而造成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可操作性要强于其他非国有改制的上市公司，即具有相对较高的盈余管理程度。由此假设：

假设2：国有控股企业会提高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公司选择小事务所的概率

（二）样本选取 对于样本的选择，本文进行了如下筛选：（1）选择了2010年之前上市的公司，主要是考虑到我国企业为了取得公开发行（IPO）的资格和使IPO顺利完成，在IPO前后存在一定程度盈余管理的动机；（2）仅选择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A股制造业公司，这不仅排除了不同上市地点的监管对公司行为影响程度不同，还排除了不同行业的特点不同；（3）由于ST类公司，可能会出于不被摘牌的目的进行盈余管理，故也将这些样本剔除；（4）剔除财务数据不完整的公司。根据以上要求，本文入选的样本有375家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取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巨潮资讯网站的公司年报及其他相关信息。数据处理使用了EXCEL2003和SPSS18.0统计软件。

（三）模型和变量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首先计算DA即估计模型（1）中的e，模型中除a1、a2、 a3（不同行业、不同年份的特征参数）外其他数据均可从公司年报获得。对a1、a2、 a3进行估计利用模型（1）回归取得，其中样本需要选取2011年全行业的数据，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和数据不完全公司后共计2259个观测值。对模型进行回归，其拟合优度为0.858，表明模型设计良好，结果如表（2）所示。其次进行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从全样本看，选择十大（TOP10=0）与非十大（TOP10=1）在样本数量上并没有明显的差距；后者DA均值0.428略大于前者DA均值0.416，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假设1；DA的极大值与极小值差距较大，说明盈余管理程度在不同公司存在较大差距；无论是选择十大还是非十大两者的GOV均值都大于0.5，说明制造业上市公司大部分为国有控股企业；另外，选择十大的GOV均值0.660大于选择非十大的GOV均值0.590，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国有控股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十大会计事务所，假设2是针对盈余管理程度与国有控股交叉项提出的，故仅看GOV均值尚不能对假设2作出验证。

（二）回归分析 表（4）列示了上述假设的检验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为TOP10。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看，调整后的R2为0.496，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良好，运行结果有其参考价值。在考虑DA与GOV的交互作用的情况下，DA的估计系数为1.130，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其越倾向于选择非十大会计事务所，从而支持假设1；GOV的估计系数为1.159，并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国有控股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非十大会计事务所；DA*GOV的估计系数为-2.247，同样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国有控股对高盈余管理程度公司选择非十大事务所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的边际作用，不能支持假设2的说法。其他变量如SIZE和LAMDA，两者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司规模与自选择偏差是研究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与事务所选择倾向的关系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1年上海交易所上市的A股制造业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公司股权结构的角度研究了盈余管理程度与事务所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盈余管理程度与选择非十大事务所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同预期相符；然而，国有股权并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公司选择小事务所的概率。究其原因，随着市场发展，考核制度日渐科学与完善，国有控股公司对经理的考核并不仅以业绩为基础，高管的更换与否与业绩的相关性也不太高，在业绩并不是高管考核的主要依据的情况下， 国有控股公司高管必然没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从而得出国有控股选择事务所时，盈余管理程度并不其考虑的主要问题。

本文研究了盈余管理程度与事务所选择之间的关系，创新之处在于从国有控股的角度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支持了审计保险假说，而且研究过程对实务也有一定启示。其不仅可以为管理当局选择事务所应考虑的因素提供依据，也可以为监管部门监管审计质量提供依据。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方面，盈余管理程度高的公司相应会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小的事务所，因此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应该思考的问题和提出改善审计质量举措时的努力方向，以便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促使会计师事务做大做强，提高审计质量；另一方面，国有控股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公司选择小事务所的概率，因此公司可以通过股权结构的完善，降低盈余管理动机、提高盈余管理的成本等方式保证财务报告的质量进而提高审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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