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1)

关键词：社会政策；依附性；主导地位

在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庆祝建国60周年之际，学术界对于社会政策所涉及到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制度和事业的发展历程，做了许多回顾性的研究和总结，其中，很自然地就包括对于30年和60年发展阶段的划分。这些研究和总结，不仅为认识中国社会政策成长的阶段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研究社会政策的成长做出了直接的贡献，对于本文的写作也多有启发。其中，启发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以什么作为划分社会政策成长阶段的依据。

一、怎样划分社会政策成长的阶段

对于自建国以来如此长期而又如此剧烈变化的社会政策发展过程，划分阶段的标准应该不是唯一的。不同的划分，可能都会有所发现，因而都有价值。如果仅仅为了历史叙述的方便，那就更加不必拘泥于划分标准了，反正不管怎么划分，每个时间段中总会发生一些不同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为了研究社会政策的成长，那不同的划分所得到的结果就可能差别很大。因此，我们就需要辨析不同划分标准的合理性。

划分社会政策成长阶段的根据是什么?有的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进行划分，但对社会政策来说，这是它成长的背景，能否作为划分阶段的根据?有的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进行划分，这是社会政策成长的经济条件和基础，能否等同于社会政策自身成长的阶段性?如果可以。那就意味着社会政策本身并没有自己成长阶段的标志，只有用外在的参照物(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作为划分阶段的根据，而要这样做，就必须事先证明经济制度和政策可以决定社会制度和政策，可是我们并没有见到这样的理论证明。即使有，它能不能站得住脚也还是个问题。

划分社会政策成长阶段的根据。取决于怎样确定判断社会政策成长的标准。能够作为划分社会政策成长根据的，应该是社会政策自身具有的因素，是它的特性，是这种特性的出现、成熟和发展。这种特性不是存在于外部的什么条件上面，不论那些外部的东西多么重要，而是社会政策的“自性”——它的独立性、独立存在的价值、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这种“自性”是怎样表现出来的?是以它自己的存在方式表现出来的，也是在与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的。

由于中国的社会政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只好用对它具有支配和主导作用的东西来标示它，正如一个仆人本身没有名字或名字拿不到场面上，而被称为“某某主人的仆人”一样。但是，应该依据社会政策自身的成长状况来划分阶段。不能依据它所处环境中的重大事件来划分社会政策的阶段，尽管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中国的整个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也对包括社会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和制度起到了不容低估的影响作用，但是，我们所讨论的是社会政策成长的阶段，不是整个中国现代化史。也不能因为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90年代毕竟出台了一些社会政策，这些政策当然也解决了不少社会问题，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就说这一定就可以成为一个阶段。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解体了，几亿农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再加上80年代中期开始的医疗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看病难、看病贵”成为新的“三座大山”之一；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城市里的改革使得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人数比改革开放以前明显减少。总的说来，这段时间的社会保障是退步的，能够因为出台了一些明显带有“补救性”的社会政策，就说社会政策有了什么大的发展，并且构成了一个好像有多大进步的发展阶段吗?

二、社会政策的从属地位

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前者是计划经济，后者是市场经济。社会政策的基础和条件、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不少变化，但是，社会政策对于经济政策的从属关系、依附地位，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政策从无到有，有发展，也有挫折。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1年2月，政务院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劳动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破天荒第一次给劳动上了保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城市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劳动保险只有企业缴费，职工个人不缴费，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中，缺乏合理的责任关系，很快就演变成“大锅饭”体制。就业制度也是这样。建国初期，在国民经济还是一个被战争摧毁的烂摊子，面临百废待兴的艰巨任务之时。为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喊出了“人人有工作”的口号，发出了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失业的宏愿。在计划体制下，按计划就业，分配工作岗位，实现了“充分就业”。但劳动就业的计划体制很快演变为“铁饭碗”，单位制强化了“大锅饭”和劳动者对单位的依附关系。就业制度的消极面很快显现，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城里人回乡，工人精简，接踵而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表明“铁饭碗”的就业制度实际上坚持不住了。

1980年以后，劳动保险、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被称为“大锅饭”的分配制度、被称为“铁饭碗”的计划分配的就业制度，都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冲掉了。除侥幸保存下来的九年义务制教育以外，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教育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这些制度在它们发挥了历史作用的时候，也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组成部分，承认并且加剧了城乡差距、工农差别。总之，这些社会政策的作用受到局限，总体上是从属于经济政策的。

作为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的一个佐证，就是当时的“五年计划”一直叫“国民经济计划”，直到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才首次改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即使在这个标明有“社会发展”的计划里，规定的十项“基本任务”中，只有一项是属于社会发展的，其余九项都是经济发展方面的。而且经济指标之实、之硬，社会发展指标之虚、之软，非常明显。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社会政策的从属地位仅仅表现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上，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市场经济，就又表现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上，而市场对社会的支配，也不能不对个人与社会乃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因为市场的强势地位，

社会政策对经济政策的依附不是减弱了。而是加深了。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政策在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更加理性的探索。例如，1986年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真正开始启动的年代。改革对社会保障的定位是什么?是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是年，“七五”计划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国务院下发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有关养老保险的法规，劳动人事部颁发《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用人自和职工工资、保险福利费用的规定》，强调外资企业必须缴纳中方职工退休养老基金和待业保险基金。1991年的《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了“三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制度和“三方负担”原则(养老保险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负担)。199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养老保险制度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了，它的地位也逐步明确了。

郑功成准确地把“1986年至1992年”的社会保障改革称作“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1993年至1997年是作为市场经济体系支柱之一”，不用说是“配套”，就是所谓“支柱”，也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支柱，而不是社会体系的支柱。社会政策对于经济政策的从属地位是非常明显的。

社会保障是如此，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一时期，在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风潮的冲击下，就连九年义务教育的经费都推给乡村两级，其实是由家长负担，许多农村小学教师连工都领不到；片面的就业市场化使弱势群体无业可就，生活窘迫。城乡困难群体增加；收入分配不公越演越烈，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医院创收，医药费攀升，群众缺医少药，一些地方甚至把拍卖乡镇卫生院当作改革方向。所有这些社会政策的偏差，甚至影响到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管理。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最大特点是与“行政制”紧密结合、什么都管的“单位制”，那时的职工，生老病死、交通住房等等，统统由单位负责。改革开放后，原有的单位逐步转变为功能单一的利益主体，企业就是企业，学校就是学校，机关就是机关，不再承担更多的社会事务，企业和事业单位剥离了办社会的职能。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也从对本单位有极强依赖性的“单位人”变成自主性越来越强的“社会人”、“社区人”。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管理一时难以跟上，大量社会事务无人问津，许多社会事业萎缩凋敝。加之迅速出现的庞大流动人口，给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社会政策从属地位的主要表现，一是可有可无，有钱就办，无钱就不办，即本身的存在取决于他方；二是即使有必要存在，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取决于他方(例如为市场经济配套)；三是即使承认其本身的价值，也是口惠而实不至。例如。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是一贯得到承认的，但如果叫公立的学校和医院去“创收”。那它们就只能依附于市场；四是即使受到重视，例如经费增加了，其本身的机制和运作仍然受制于他方。不是独立自主的。

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末，这50多年的时间着实太长，如果是历史叙述，为方便计，可以分段讲述，但从社会政策的成长程度和状况来说，最突出的基本不变的特点，就是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本身虽然有所成长，但甚为缓慢，所以，不能因为时间长，它就不是同一种成长程度，就可以不属于同一个成长阶段。

三、社会政策成长的新阶段

什么时候社会政策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有了与经济政策相当的地位?在社会政策成长的过程中，真正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点、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我以为是2003年。标志性的事件是迎战“非典”，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以人为本”原则的确立，是在五个“统筹”(城乡统筹、地区统筹、经济与社会统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统筹)的方针下调整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式，这样，社会政策才真正提高到一个新的成长阶段。

2003年10月，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发展观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2004年1月，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我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虽然是一场流行性传染病，但却暴露了我国在经济连年较快增长的同时，社会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不然不会引起那么大的社会恐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可以用户口制度、就业分割、收入差距，筑起一道墙，人为地造成二元化的鸿沟，但是病毒的传播不论这个，而农村落后的防疫和医疗能力。迫使各地农村不得不像当年害怕鬼子进村一样，设岗放哨，对城里人实行封锁。这就不难理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谈到科学发展观这样一个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时，肯定这“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当然，“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国以来的革命和建设，曲曲折折，也有许多理论总结。包括需要统筹的五个大的方面。其中很多都涉及社会政策。不过，自此开始对于社会政策的理解，已经不单单是重要性了，背后的理念不同了，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不同了，而正是这些，也只有这些，才能推动社会政策成长到新的阶段。

不同的理念、对客观规律的不同认识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出台的一些社会政策中体会到：

2003年，从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政策到救助管理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把社会政策的理念转移到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来，像流浪乞讨人员这样的社会底层群众。都能够由收容对象变成救助对象，而救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服务，把公共管理寓于社会服务之中。人的尊严得到了肯定。虽然就起因来说仍属对特殊事件的被动应对，但就实质来说，这是社会政策从被动地应付矛盾向着主动地建立解决矛盾的新机制的重大转变。

2003年，从旧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转变，标志着政府主动地把财政力量投放到迫切的民生问题——健康问题的解决上，扭转了合作医疗只依靠个人缴费和乏力的村级集体而屡试不爽的困局。这意味着政府不再拘泥于以社会保险为主的制度框架。增强了在民生问题上的国家责任。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

迫于“看病难、看病贵”以及“上学难、上学贵”等凸显的社会问题的压力，但毕竟表明了福利提供思路的转变。

2006年，关于和谐社会的决议正式强调民间组织特别是专业性产业组织、公益组织等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标志着引致和谐已经成为社会政策的功能性目标，一种服务于开创和谐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开始全面展开。其中一个重要转变，是行动主体由政府与市场(个人)的二元结构转向政府、市场(个人)和社会(民间组织)的三元结构。这标志着国家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后，开始在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中主动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探索一种政府与社会之间由自上而下的管理到平等对话式合作的新型关系。

2007年。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城市全面推广到农村，标志着开始打破长期以来延续下来的社会保障制度重城轻乡，社会保险只在城镇内部扩大覆盖面的不平等格局，这意味着开始消除在社会福利提供方面对广大农民的歧视。

2008年，设立对四川汶川地震遇难者的全国哀悼日，标志着以人为本真正成为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抗震救灾这种社会救援、社会救助，承认每个人的生命价值是同样珍贵的。这种救助不问出身、地位、年龄、性别、职业、贡献和政治表现，这对我们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是一个重大调整。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由管人、治人，改变为尊重人、服务人；社会政策的本质由国家权力转变为国家责任(民众的权利，民众有权要求国家尽到应尽的责任)；社会政策的主体由政府转变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社会政策的服务对象由特殊群体(这是社会排斥的结果)转变为覆盖城乡、覆盖所有阶层的全体社会成员(这是社会融合的结果)；社会政策的价值目的是满足民生的基本需要。这样一些今天看来很基本的理念和认识，如果与曾几何时那些同样被认为是很基本的理念和认识——社会政策是治人的手段、是政府独有的权力。只能照顾到一部分人，满足特殊人群的特殊需要——比较起来，转变是何等深刻，变化是何等巨大!有了这样一些转变和变化，社会政策才能成长到新的阶段。

四、“社会政策时代”还是“未来时”

2004～2006年间，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分别提出中国正在走向“社会政策时代”，这是学者敏锐的感知!他们感觉到社会政策的独立价值和地位显露出来了。但如果说到“社会政策时代”的依据。不是社会政策有了独立价值和地位，并且能够与经济政策谋求“协调”和均衡，就可以叫作“社会政策时代”，而是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比，处于主导的地位，如果不处于主导地位，怎么能称为“社会政策时代”?

社会政策能不能总有一天会处于主导地位?那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的。

经济什么时候都是基础，都重要，但不等于经济政策不论什么时候永远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当人们的经济需求基本有了保障以后，关心的重点就会转移到其他方面。正如吃饭是重要的，但当衣食无忧之后，人们就要追求更理想的社会环境一样。相信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互协调、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以后，社会政策就会处于主导地位。可以猜想。在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之后的某个时期，随着社会建设以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向更高的目标挺进。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相互关系应该发生新的调整。一些更新的理念就会出现，社会政策成长的更高阶段就会到来。

这样，我们依据中国社会政策自身的成长状况，它的特性的形成、成熟和发展，划分了三个(大的)阶段：1949～2002年为一个阶段，主要特征是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自性(独立性、完整性)还没有形成(处于缓慢、曲折的形成过程之中)；自2003年到2020年以后的某个时期为一个阶段。主要特征是社会政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基本形成(当然这也是一个过程)，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互并立、相互协调；将来的某个时期，在社会建设以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达到更高水平以后，并且有了更高理念目标的追求，在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中，社会政策处于主导地位，社会政策成长的更高阶段就会到来。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2)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参考题目

1行政文化的革新与行政体制改革

2行政文化革新与廉政建设

3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建设管理

4城市化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5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行政效率

6行政道德建设与反腐倡廉

7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研究

8政府管理与构建和谐社会

9危机管理相关问题研究

10现代城市管理的历史发展

11提高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研究

12反腐倡廉研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13民主政治研究

14干部制度与公务员制度研究

15政治文化研究

16公平和效率与政府责任研究

17政府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18制度分析与制度创新研究

19行政效率与行政成本研究

20电子政务研究

21政府职能转变对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影响

22加入WTO对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影响

23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特色研究

24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趋势研究

25当前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6当前国家公务员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7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分析

28我国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9现阶段我国土地政策分析

30现阶段我国科技政策分析

31现阶段我国农业政策分析

32当代中国教育政策分析

33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分析

34入世对中国政府依法行政走向的影响研究

35行政许可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36我国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37推进制度创新提高执政能力

38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政府管理创新

39有效监管与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建设

40政府采购与社会公共利益

41执政为民和我国行政管理模式的构建

4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4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44试论我国政府的经济性管制

45服务行政---二十一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46建立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的思考

47试分析生态价值对公共行政的影响

48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研究

49试析西方公共行政中的基本价值取向

50试析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51试析行政协调对产学研合作的影响

5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53我国行政文化的发展趋势

54行政创新的文化环境研究

55试论政府创新对产业集群的影响

56哈尔滨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研究

57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58政府行政成本与效率研究

59转型期中国公共预算与财政改革研究

60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研究

61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支持企业跨国经营研究

62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63社区行政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64城市化发展与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65公务员薪酬制度国际比较

66政府官员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

67新发展观与政府管理创新

68哈市(或某市)公务员队伍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69数字化城市与哈尔滨的城市化

70区域发展的公共政策问题研究

71激励机制与人力资源管理

72组织变革与政府机构改革

73公共财政法律制度研究

74政府收费制度改革研究

75政府预算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76制度创新与哈尔滨城市社区的发展

77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探析

78新型工业化与哈尔滨的城市化

79财税风险管理机制研究

80税收支出及其控制研究

81某城市社会中介组织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82区域合作与政府的作用

83电子政务与政府职能转变

84政府干预模式的创新研究

85区域开发与政府经济行为研究;

86WTO与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87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研究

88中外政府收支管理比较研究

89产业发展与政府经济职能研究

90垄断与政府经济管理

91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92充分就业目标与公共政策选择

93论新时期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

94我国乱收费成因与治理对策，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95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开发现状与对策

96论如何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97论竞争激励机制在促进政府活动中的作用

98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99政府失败与重塑政府

100关于组织文化管理研究

101关于公共政策研究

102论网络技术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103关于战略管理研究

104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政策研究

105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研究

106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体制研究

107我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研究

108我国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研究

109区域政策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110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思考

111行政伦理研究

112政府危机管理研究

113某社会问题的现状,原因,对策分析

114中国社会转型期行政伦理建设问题研究

115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创新及其塑造

116中,美,日行政文化比较研究

117行政心理文化及其制约因素探析

118我国行政精神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119入世后中国政府职能的定位研究

120我国社区管理,社区建设的模式探讨

121中外创新机制比较研究

122哈市(或某市)公务员队伍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123制度创新与哈尔滨城市社区的发展

124现代企业中的科技管理

125入世后政府职能的转变

126社区管理与城市化

127政府部门的科技管理新对策

128现代企业的民主化管理

129电子政务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130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131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加强权力的制约

132行政合同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

133转型期我国政府行政不力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134论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135县处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探索

136面向21世纪中国政府公共行政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137论当代中国政府行政面临的挑战及变革

138浅论政府职能与转换

139试论转型期的腐败及其控制

140论有限政府

141论依法行政,法治行政

142依法治腐,建设廉洁政府

143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思考

144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分析及对策思考

145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基础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146国有企业经营者管理腐败研究

147中国海关执法腐败问题分析

14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述评

149中国行政文化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150政府管理创新若干问题探讨

151沈阳市东陵区政府机关干部考核制度的研究

152改革和完善地方反腐败监督机制若干问题的探讨

153事业单位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154西方组织结构理论及其对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借鉴

155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创新问题研究

156当代中国行政民主论析

157事业机关干部一般管理能力素质评价研究

158腐败的经济分析

15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腐败问题的思考

160当代中国政府政策执行能力分析研究

161利益驱动与规范政府行为

162社会转型的挑战与我国行政协调机制的变革

163当前我国行政机制的生态平衡分析

164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的制度分析

165论市场经济与县级政府职能及机构

166论依法行政

167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研究

168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职能

169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行政职能

170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政府整合机制重塑

171当代中国行政管理模式发展取向研究

172当代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反腐败斗争论析

173电子商务与政府管理

174我国干部人事上的腐败问题透视

175我国"入世"背景下的政府改革

176我国政府决策科学化对策研究

177论建构现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指导制度

178论行政权利腐败及其整治对策

179论以德治国背景下的干部道德建设

180关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思考

181结构性腐败论纲——对现阶段中国腐败问题的研究

182腐败发生的原因透析和反腐败的对策研究

183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行政制度

184中国公务员管理机制研究

185论转轨时期我国事业单位的体制重塑——从传统到现代

186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

187转轨时期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理念与对策

188转型时期中国公共行政改革模式初探

189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法治化背景

190论反腐败思想的基本特色

191治安社会化思想与模式

192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193电子化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新取向

194电子政务系统的应用研究

195论行政权力腐败及其整治对策

196与腐败

197我国腐败主体的若干思想观念研究

198结构性腐败论纲

199以德治官论

200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机制研究

201关于政府体制改革中电子政务发展的研究

202WTO视野下的我国政府职能转变

203新公共管理理念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引入

204我国党政系统内部顾问的现状,专业水准,存在问题和发展战略

205加入WTO后的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分析

206公共责任理论与我国公共责任机制的选择

207论社会主义行政道德

208论我国行政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209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能力再造

210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想

211试论行政组织的法治化

212事业单位改革制度创新问题研究

213我国法制行政建设研究

214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215我国人事法制建设的构想

216我国事业单位职称改革的现状及走向分析

217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研究

218政府责任论

219新时期行政领导干部素质建设研究

220中国行政监督体制的利益分析

221中国政府职能定位的双重选择

222转型期腐败问题研究

223行政公开制度研究

224我国电子政府发展思路探索

225中韩两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比较研究

226县级地方政府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研究

227廉政思想研究

228腐败与反腐败探析

229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机制的研究

230新时期腐败现象滋生的原因与防范对策

231浅论新时期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232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与对策

233论我国电子政府建设

234当代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问题探讨

235论加强和改善我国行政监察

236第三部门与政府腐败的治理

237中国公务员行政价值观探讨

238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行政执行研究

239中国行政监督的现状分析与完善举措探讨

240关于建立严密完善审批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241行政处级干部的管理能力结构及其特征分析

242非营利组织人事管理模式的转变

243论集体上访

244国家公务员保障机制研究

245体制转型与腐败滋长的相关性分析

246构建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非政府公共部门政策监控机制

247"德法同构"在现代中国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248新时期反腐败若干问题研究

249干部选拔体制研究

250论新时期我国公务员行政理念的转变

251中国现阶段行政伦理规范研究

252公开选拨党政领导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初步探索

253论转型期权力监督理念的跃迁

254中国第三部门发展动力机制问题研究

255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科学化的对策

256解析腐败

257干部道德教育有效性探析

258中国门户网络公司生存环境及经营战略研究

259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260知识经济时代军队干部队伍平时管理工作初探

261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与思考

262论中国行政文化创新

263新时期反腐力度思考

264创新——当代领导的必备素质

265工作团队的激励机制和绩效测评体系

26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塑造现代人素质中的作用

266塑造高绩效的团队

267团队创新气氛问卷的编制与研究

268团队激励研究

269虚拟团队分布式任务分析与综合能力研究

270中国企业团队精神培育

271团队组织气氛的形成机理,测定方法及改进途径研究

272乡镇领导班子团队建设与团队效能的研究

273新时期行政领导干部素质建设研究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3)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高校教学策略 综述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策略的重要性

（一）时展的要求

199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强调：“两课”课程设置必须着眼于引导和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①因此，要进一步改进德育工作，寓德育于各科教学之中，要加强学校德育与学生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联系，讲究实际效果，克服形式主义倾向；要切实转变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中运用教学策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发展的要求

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教育要适应未来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走出目前的困境。这就要全面贯彻素质教育精神，切实提高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彻底摒弃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加强对教学策略的研究和运用，以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他所学的知识有没有兴趣，有没有认同感，进而能自觉地去学习，关键在于他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能不能帮助他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运用教学策略，根据教学目标和特定的对象，对教学进行精神的设计，采用学生所接受的教学行为和教学活动，使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研究综述

许多学者围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具体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研究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要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一是理论的不确定性；二是社会现实与理论的反差；三是某些社会思潮的干扰；四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与学生的深刻影响和制约；五是现代信息传播对学生的吸引力、影响力大于课堂教学；六是教师的理论准备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变化。②

丁俊萍认为“两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的原因是现有的课程体系和教学体系更多地考虑与理论体系的一致性，而忽略了把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不同于理论体系的特点。③

颜娟认为引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吸引力不强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综合素质不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不科学性，以及教学环境的负面影响，当代大学生存在的心理思想问题。④

（二）关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对策研究

许多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各抒己见。刘书林认为只有研究和联系社会思潮进行教学，才能避免照本宣科式的空洞的说教，才能把课讲得生动易懂，入脑入心，才能更好地发挥“两课”的德育主渠道作用。⑤

熊晓红提出，“两课”教育应从单一、封闭、浅性的教学模式向深层的、开放的、互动的模式转换。⑥

张雷声认为师德是教师的灵魂，良好的师德风范是塑造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形象，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的关键。⑦

顾海良认为只有以教学对象需要接受的思想教育内容为主体，来确定“两课”教育教学的逻辑性和体系性，才能够真正地增强“两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⑧

颜娟认为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与时俱进，不断深化教学内容的改革；全面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素质；努力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⑨

（三）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方面的研究

针对新世纪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提出要进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李新宇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思路应该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地位，加大经费投入；改革完善教学内容，调整课程设置，增强实效性；提高教师素质，切实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评估机制，把思想政治理论建设和改革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⑩

彭江娥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的基本思路应该是：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大力弘扬人的主体精神；调整调和设置，建立合理的、开放的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容，增强针对性和现实性；建立一支专兼职结合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采取启发式、开放式教学方法，实现教师与学生的良性互动；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注入新的活力；构建综合立体评价体系，建立公平、合理、科学的考评机制；开拓多渠道教育形式，积极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11}

（四）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方面的研究

国内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列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主要方式。对实践教学的主要方式，祖嘉合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把实践教学法分为社会服务、参加劳动、社会考察。{12}鲁洁先生认为实践教学的形式是多样的，可分为校内实践和社会实践两大类。{13}李宇飞认为，实践教学可分课堂模拟性实践教学和课外实践教学两大类。{14}

黄焕初指出，以实践为师，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目前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显著区别。以社会为课堂，是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理工类课程实践教育的重要区别。以社会为课堂，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理工类课程实践教育的重要区别。{15}

池卫东、张红霞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的重点内容包括：一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二是“三观”教育；三是感恩教育；四是诚信教育；五是吃苦耐劳教育；六是挫折教育；七是职业道德教育。{16}

另外，张吉雄、李晓衡、谢四平、伍人、白玲等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组织实施过程进行过研究。实践教学实践步骤可分为：前期准入阶段、中期实施阶段、后期总结阶段等。{17}

上述研究分别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进行了积极的、有益的、开拓性的探索，对本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这些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有些研究并没有立足于教育理论的基础，很多是一种经验的总结或对实际教学情况的反思。

第二，有些研究不够系统、全面，或只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或只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评价问题，或只研究解决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失效现象的对策，缺乏从学科体系的高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作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

三、国内关于教学策略的研究

“教学策略”一词出现在我国教育文献中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而且这是伴随“教学模式”、“教学设计”等概念而产生的。人们在研究教学模式或教学设计的过程中，教学策略具有一种解释的功能。例如美国对教学模式的系统研究，起始于70年代初期，重点在于对不同教学思想指导下的各种教学策略进行分类比较。{18}

在李伯黍、燕国材的《教育心理学》中，教学策略是被作为“教学心理”的内容来进行研究的，书中提出了实现教学目标的两种教学策略，即指导的教学策略和发现的教学策略。{19}

虽然近年来国内外教学策略的研究和探讨逐渐多起来，但许多研究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教学策略，都是零散的，分散的，对教学策略较为完整、系统的研究相对较少，试图建立教学策略理论的尝试也为数不多。总的来看，国内较有影响的对教学策略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

顾泠沅提出要重视学科教学策略的研究。他从认知的四个要素角度分别谈激起认知动因的策略、组织认知内容策略、安排认知方法的策略、利用认知结果的策略问题。

施良方等人根据课堂教学过程的展开，将课堂教学策略分为课堂准备策略、主要教学行为策略、主要教学行为策略、辅助教学行为策略、课堂管理行为策略和课堂教学评价策略五个方面。{20}

申继亮、辛涛认为，教学策略是有关问题解决的知识，而且与问题情境依存关系的倾向性分类，可以将教学策略的结构分成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监控策略，主要成分是操作原则的知识，其功能是提示策略运用者“应该做什么”；第二层次是应对策略，由操作程序的知识组成，其功能是指示策略运用者“应该怎样做”。{21}

随着对教学策略的深入研究，我国一些从事学科教学的研究者开始把国内外有关教学策略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学科教学中，探讨具体学科教学策略，其中以英语、语文、物理、数学等学科为多，而思想政治教学方面较少。研究内容涉及教学策略在特定学科教学中的应用，某一学科教学策略分析，学科教学策略对教学目标、效果的影响，学科教学策略的类型特征等方面。

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策略的文献综述

我通过文献探索和收集发现，目前我国学者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策略的研究还比较少，研究者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教学策略，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来进行研究，主要的研究有以下几点。

徐丽丽认为，师生互动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有效模式。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构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师生互动课堂教学模式，并采取师生互动教学策略。具体包括：调研，让教学有的放矢；测试，帮助学生认知自我；讲授，在启发中引导思维；讨论，在交流中学会分享；案例分析，让生活走进课堂；情景模拟，置身其中去感悟；辩论，在合作与竞争中提升素质；个别辅导，用爱心指点迷津。{22}

瞿海波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以实现每个人的最大发展为目标，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发展学生个性。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个性化教学策略可从几个方面来概括和实践：以“制定个性化的教学目标”为导向；以“创设个性化的学习氛围”为平台；以“呈现个性化的学习内容”为核心；以“选择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为载体；以“实施个性化的教学评价”为动力。{23}

伊晓敏认为，案例教学法是组织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方法之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成功运用案例教学策略，就应当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三大策略：案例内容的选取策略、案例运用的时间策略、案例使用的方式策略。{24}

杨越明认为，差异教学既是素质教育的要求，又是一项教学艺术和教学策略。依据现代教育科学理论，结合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际，作者探讨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进行差异教学的有效教学策略，即把握学生的学习差异、制定不同目标的教学目标和灵活选择教学方法。{25}

从以上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策略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外半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策略的研究是一些具体策略的应用研究，而理论研究较少，从另一个角度看，理论程度不高，很难真正发挥其指导实践的功能。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件.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2005，（2）.

②徐文良.“两课”困境及前景［J］.中国高教研究，2004，（5）：4―6.

③丁俊萍.关于湖北地区高校“两课”教育教学实效性问题的调研报告［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6）：20-24.

④颜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吸引力问题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7）：11-19.

⑤刘书林.社会思潮研究与“两课”教学改革［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9）：63-65.

⑥熊晓红.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两课”教学实效性［J］.中国高教研究，2004，（2）：83-89.

⑦张雷声.论“两课”教师的道德情操及其培育［J］.高校理论战线，2004，（8）：40-43.

⑧顾海良.深化科学性，加强针对性，提高实效性［J］.中国高等教育，2004，（11）：3-5.

⑨颜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吸引力问题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7）：22-29.

⑩李新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5，（7）：19-31.

{11}彭江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论［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7）：22-29.

{12}祖嘉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7.

{13}鲁洁.德育现代化实践研究［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211.

{14}李宇飞.论成人高校德充课的实践性教学［J］.思想政治教育，2005，（6）：41-43.

{15}黄焕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的界定［J］.江南大学学报，2006，（4）：11-13.

{16}池卫东，张红霞.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内容探究［J］.教育与职业，2007，（2）：45-46.

{17}郭纯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研究［D］.天津大学硕士论文，2008，（8）：9.

{18}吴也显.教学论新编［M］.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16.

{19}李伯黎，燕国材.教育心理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319.

{20}施良方，崔允淳.教学理论：课堂教学的原则、策略与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46.

{21}申继亮，辛涛.教师素质论纲［M］.华艺出版社，1999：251.

{22}徐丽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师生互动教学策略探讨［J］.高教论坛，2005，（8）：113-116.

{23}瞿海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个性化教学策略初探［J］.浙年专修学院学报，2008，（3）：54-58.

{24}尹晓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策略论［J］.教育改革与教学管理，2009，（3）：92.

{25}杨越明.思想政治理论课“差异教学”的教学策略［J］.沈阳农业大学学院，2007，（10）：9.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件.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2005，（2）.

［2］徐文良.“两课”困境及前景［J］.中国高教研究，2004，（5）.

［3］颜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吸引力问题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7）.

［4］邓剑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7）.

［5］李新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5，（7）.

［6］彭江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论［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7）.

［7］祖嘉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公共政策学，历程，原因，成就，问题，对策，

1 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兴起与发展历程

回顾过去30年来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兴起与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引进到开创、从不规范到逐步规范的发展过程。深入研究这一过程，大体上又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孕育开创阶段。政策研究在我国由来已久。但是，把政策及其运行规律作为一门科学来专门研究却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的事。那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敞开了国门，在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方法的同时，一些新兴的学科也开始相继传入我国，公共政策学就是其中之一。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的快速发展阶段。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日益明确，我国的公共政策学研究和学科建设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经过充分酝酿，1992年10月，作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分会的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成立，来自中央11个部门和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70余人参加了在山东曲阜召开的成立大会，大会决定以“联络、组织、交流、倡导”为活动方式，积极推动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工作。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共政策学

中国公共政策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并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不断发展、成熟，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究其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选择。“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对公共政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高度概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当党和国家的政策正确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蒸蒸日上，反之就将遭受挫折、甚至失败。

第二，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需要。众所周知，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既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和发展。它要指导执政党或国家的各项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的实践活动，它以实践定向，以发现和解决社会的政策问题为宗旨，为实践服务”。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公共政策学创始人拉斯韦尔指出，该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公共政策学“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归根结底，它须以民主的政治体制为前提。”中国公共政策学的兴起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产物。

第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的结果。通常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的出现，“为政策科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依据。”改革开放以来，国外一系列新兴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运筹学、统计学、决策科学、领导科学、战略研究、未来研究等被陆续介绍到我国，从而使得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迅速崛起，运筹学、统计学、决策科学等新兴学科不断涌现。

3 我国公共政策学研究取得的成就

在理论工作者、政策决策者以及政策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公共政策学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门生机勃勃的新兴学科。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我国公共政策学研究至少取得了如下几项成就：

第一，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理论成果不断涌现。根据研究的重点，我国的公共政策学研究大致沿着这一思想轨迹不断深化。首先是介绍、引进西方公共政策学的研究成果；其次是随着公共政策学传入我国，开始从政策学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策理论，认真而深刻地总结我们党和政府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第二，学科建设初具规模，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一门学科发展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教学工作的开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就有少数党校在干部培训中开设了部分公共政策学的课程。90年代以后，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教育培训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学的相关课程已在高等院校、党校系统和行政学院系统的教学中逐步扎根，成为大学生、研究生和干部教育培训的一门新兴课程。

从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基本上形成了研究公共政策的三支队伍。第一是学术型政策研究组织的研究人员，他们主要从事公共政策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第二是行政型政策研究组织的研究人员，他们主要从事现实政策问题的研究。

第三，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公共政策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严肃的学术团体的建立是学科交流的重要依托。目前，全国性的公共政策学学术团体有两个，即1992年成立的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1994年成立的中国政策科学学会。在这之后，还成立了一些全国性的部门政策研究的学术团体，如1998年成立的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另外，一些省、直辖市、自治区也成立了综合性的政策科学研究会或部门性的政策研究会，如黑龙江省政策科学学会、广东省政策科学研究会等。

4 我国公共政策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相对于国外公共政策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而言，我国的公共政策学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学科，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解决，有着许多薄弱环节亟待加强。

第一，在重视程度上，公共政策学有待引起学界和政界的进一步重视。我国迄今仍对公共政策学、政策科学的宣传、普及工作做得非常不够，公共政策学的学术价值、实践价值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它作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主要支撑学科这一点并未被人们尤其是各级官员所认识。

第二，在学术研究上，公共政策学的学术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引进、消化和吸收西方公共政策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国内已有近百部关于公共政策学、政策科学的论著、教材出版，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但仔细分析这些成果，却明显的存在以下不足或弊端：一是在理论体系上有待进一步创新，二是在研究内容上有待进一步丰富，三是在研究方法上有待进一步改进，四是在研究水平上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三，在学科建设上，公共政策学的学科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组织构建上，虽然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学术型、行政型、产业型三大类型的政策研究组织体系，但是，这些研究组织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促进我国公共政策学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5 对我国公共政策学研究的展望

回顾过去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服务未来。在21世纪新阶段，我国公共政策学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勇于面对现实，扎根中国沃土，认真消化、借鉴、吸收西方公共政策学的优秀成果，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和弱点，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理论体系，从而进一步把我国的公共政策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第一，扩大宣传与普及，努力提高公共政策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公共政策学在国外早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是一门成熟的学科，无论在学界、政界，还是企业界都有着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我国的公共政策学研究起步较晚，它的重要作用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还远未被人们所认识。因此，建立和发展中国的公共政策学，首先必须做好宣传和普及工作：一要进一步扩大对公共政策学在国外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宣传；二要进一步扩大对公共政策学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与日俱增的社会需求的宣传。

第二，加强理论研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理论体系。中国公共政策学发展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要努力构建中国自己的公共政策学理论体系，否则，中国的公共政策学将会因其理论既不能解释我们面临的政策现实，又不能指导具体的政策实践而永远难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领域。为此，一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传统政策思想的研究。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留下了大量优秀的政策文化遗产，离开了这些文化遗产，我国公共政策学的中国特色就将无从谈起。二要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政策思想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策问题的精辟论述及其理论，为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三，改进研究方法，努力提高公共政策学的研究水平。科学研究需要有科学的方法，否则就很难探索出真理。一门学科的发展和繁荣与其研究方法息息相关，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研究方法是否合理或完善直接影响到该学科的成熟与发展。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政策学研究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公共政策学之所以理论基础不够坚实，与国外公共政策学相比差距较大，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方法有问题、不成熟。因此，改进研究方法就成为中国公共政策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作者简介：郭晴(1987—)，男，汉，湖北石首人，中国地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学发展与演变。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王文捷.马克思主义政策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5)

一、政治发展理论的缺失与替代理论的意义

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们试图运用特定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以及西方民主国家的发展经验，来比较分析不同发展形态和程度的政治变迁和适应的问题，并期望最终建立普适性理论体系。然而，这种努力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面临众多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政治体系的不同发展经历，以少数国家经验性研究建立起来的理论解释、分析范式和测量指标不断被其不完善性和局限性所困扰。这也造成了对政治发展宏观理论研究热情的减退。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发展宏观理论不断遭受方法论和经验研究方面的批评，已经很少再有人从事宏观政治发展理论的探讨。不少研究者将兴趣转向了第三世界的发展和区域研究，转向对特定文化区域发展战略的探讨，而着重点也从政治发展转向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题，一些有别于政治发展的替代理论也相继提出。

政治发展理论的困境在于它所追求的理论普适性目标和有西方中心论之嫌的价值体系。从一开始，政治发展学者们就想建立一个能够用来分析解释所有特定社会政治发展现象和规律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这一宏大理论不但要能够自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能够具有理论诠释(interpretation)的意义。[1] 政治发展的宏大理论试图从动态和静态两个层面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从动态的层面，政治发展被定义为政治形态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或者从传统阶段向现代阶段的变迁过程。不管是将这种发展阶段分为传统和现代的二分法，还是传统、现代化和现代的三分法，政治发展都被认为是方向已定、目标明确和不可逆转的政治现代化过程。这种传统-现代的发展观试图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特征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特征进行区别，并从这些差异中归纳出彼此不相容的政治形态，以前者的政治特征作为后者应该追求的发展目标， 并以此建立政治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发展的理论框架在寻求其理论解释上的普遍意义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具有道德价值判断的观点，即把西方（或者更确切的说把英美）现代政治体系看作是成功经验和优势体制的楷模，并将其介绍和推广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2] 从静态的层面，政治发展理论试图通过建立一整套测定指标来衡量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政治发展的程度。尽管各位学者提出的测定指标的表述和归类各有不同，但被多数人所认同的指标明显具有西方政治系统的特征和价值观的烙印。例如，白鲁恂提出的衡量政治发展的三个标准包括：1）平等原则以法律形式被普遍接受的程度；2）行政效率、理性与世俗政策取向等要素的行政执行能力回应和满足人民需要的程度；以及3）政治组织和行政组织的职能分化、专业化和组织之间整合的程度。[3] 又如欧尔森提出的政治发展的五个变量则包括：1）行政能力，即官僚体制的功能、效能和利益整合程度；2）立法功能，即立法机关利益整合功能和文人控制政治的程度；3）竞争性政党组织利益整合功能和稳定程度；4）实行宪政的程度，即领导人公开甄选和行政部门自主的程度；5）公民影响力，即民选代表、反对党和团体的存在以及新闻自由的程度。[4] 这些标准的设置，无疑是建立在对西方政治民主体系的理解之上的，其中许多标准与非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经验和现实无关。

从研究途径和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看，政治发展理论更多地是建立在多元主义理论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在美国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和政治现实意义，并在价值取向上符合美国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现实需要。多元主义以及新多元主义以社会为中心，认为社会政治力量在政治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国家的作用则是协调来自社会的各种不同的政治要求和利益要求，尽可能的达到一种平衡和合理的政治输出和政策结果，以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因此，社会团体、政党、选举、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治过程以及相应的民主政治文化特征和政治制度安排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一理论视角通过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达尔的民主理论以及其他许多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的理论阐述，形成了美国现代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了现代美国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思想基础。政治发展理论在多元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了与之配套的概念、规范和研究途径，进而影响了整整一代热衷于政治发展研究的学者。当这一大批用多元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学者将其研究兴趣投向了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地区新兴国家的发展研究时，他们的大多数人基本上是从西方的政治系统和结构功能体系的理想模式出发，来评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的。从这一立足点出发，他们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系统和社会结构方面与西方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确定为传统性、政治系统不发达和结构功能失调，以对应西方政治体系的现代性、政治系统发达和结构功能良好。同时，他们的研究热情不仅仅在于对这些地区发展进程的经验性学术探讨和研究，而且更注重于以西方的经验来促成这些地区的发展进程，将西方民主、多元主义和社会正义标准移植到这些地区。

将政治发展确定为最终将要达到的、具体的、可实现的设定目标的理论假设在对非西方国家的经验研究中遭到质疑。许多新兴国家的经历表明，政治发展并不是按照一个特定的顺序进行的，政治发展的目标也往往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定时期和特定文化背景下政治选择的结果，因而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5] 传统与现代、发展与落后的两分法以及这种两分法在政治发展理论中的运用也引起多方面的理论问题。霍华德?瓦阿德认为，“现代”概念常常被当作“西方”的同义词，而“现代”和“传统”也具有某种道德判断的意味。大部分政治发展的研究文献，过于倚重于西欧和美国的历史经验，因此，具有太多的感情、偏袒和种族优越感（ethoncentric），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经验不相关。[6] 而萨姆吉则通过对一些非西方的国家本土制度的研究发现，被西方一些人认为“传统”的制度，有一部分已经自身转变成某种现代化制度，这些经验可能提供了一种本土化的转型方式，一种可以替代西方式发展模式的、而不是苍白无力的一味模仿的、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型的另一类模式。[7]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政治领导人基于本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也加入了对西方发展模式普适性论点的反省和批评的行列。他们认为，西方发展的时机和循序阶段未必可以复制。事实上，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时机已经大不相同，所有西方的教训和经验在这些地区的试验，几乎都得从根本上进行重新的诠释。例如，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军队职业化程度，农民和工人的政治角色，以及政治多元化的普及程度，这些被西方政治社会学认定的政治发展条件，都应该重新确定它们在政治发展中的意义。[8] 而且，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政治发展模式已经造成了他们自己，以及外在世界对于他们国家客观现实理解上的扭曲、偏颇和失真。那些被认为必须重新赋予现代性内容的或者干脆应该被颠覆的传统制度，大部分已经被证实具有不可忽视的弹性、延续性。这些制度不但没有在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下消亡，反而顺应了现代化的潮流，显示出其适应性。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中，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发展模式的条件、顺序和标准来确定自己的发展策略。本土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不一定就是发展的障碍，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出适应与本土发展的新的路径。[9] 一些激进的西方左翼批评者甚至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看作是冷战时期西方意识形态和知识攻势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将第三世界维系在西方实力的范围，以排斥其他可能性的发展形态。[10] 其结果是，这种发展模式的推广已经给一些第三世界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发展本身加速了这些国家传统制度中某些硕果仅存、颇具绩效的机制的瓦解，在漫不经心中扼杀了他们迈向实质性发展的可能性。[11]

由此可见，对政治发展理论中“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不仅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首先是来自于西方的其他一些学派。这些批评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也有许多则是出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目的和方法论方面的探讨。政治发展理论在概念、理论假设和方法论上所出现的问题和局限，以及在价值取向方面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偏袒和强加于人的势态，使其理论所追求的普适性目的受到多方面质疑。这些质疑促成了比较政治研究替代理论的出现。

上个世纪70 年代，一批研究拉丁美洲发展的学者所提出的依附理论和研究途径在与政治发展理论及其观点的对比中取得了明显的理论优势。依附理论学派批评政治发展理论研究途径过于单一和缺乏历史观。他们将其视野扩展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和历史文化的层面。依附理论学者从三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分析体系。其一，他们认为世界体系事实上被分为发达的“中心”国家和“低度发展”的“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从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中心国家追求成长和经济扩张的结果。其二，他们强调国家在发展和政治变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认为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在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方面，都需要国家有足够的能力采取果断的行动。其三，他们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并逐渐地认识到本土因素对其长期发展进程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与政治发展理论相比较，依附理论的确为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更具完整性和合理性的解释模式。例如，在对东亚地区发展模式的研究中，主流学派的理论观点从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依附理论基本观点的影响，对东亚地区的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传统在本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肯定。[12]

替代理论虽然在经验性研究和解释上比政治发展理论具有优势，但这些理论（包括后来提出的法团主义理论）仍然是寻求普遍意义和诠释意义的宏大理论。一旦这种宏大理论的创建越深入、越细化，所应用的范围越广，其理论体系的弱点也就越明显。依附理论的困境首先来自于内部的分歧。发展中国家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实践中既有成功的实例，也有失败的实例，依附理论学派由此也分化为积极的依附理论学派和消极的依附理论学派。当前者热烈讨论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完成了从传统的权威主义向本土特色的民主转型时，而后者却指出其新型民主制度受传统制度渗透而表现出的不确定性。一些批评者指出，依附理论所解释的只是发展中国家转型时期的事实，因此只能算是一种过渡的理论。更有人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全球化进程中，很少有国家在发展中不受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大影响。如果把本土模式看作是一种全新的道路，而不是一种务实的政治策略，其发展前景将是暗淡的。激进的批评者则把问题提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攻击依附理论的主要“贡献”不是为该地区所发生的事实提供具有洞察力的指导，反而是为该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结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论据，因此，依附理论所呈现的只是一种狭隘而且短暂的观点而已。[13]

可以看出，政治发展理论和依附理论在追求普适性意义的过程中都先后遇到了理论上和价值上的困境。同时，由于复杂的国际现实背景和不同价值观的卷入，使得理论上的辩论因意识形态因素而更加的复杂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替代理论的出现和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批评至少产生了两个积极的结果。其一，它给比较政治研究寻求理论普适性和一致性的主观意愿和热情提出警告。这一警告不但使得学术界开始对以西方发展经验和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学术思想进行必要的反思，对许多西方社会科学建立起来的概念、定义、假定和假设的使用范围进行再审理，而且也促使人们重新重视对非西方的本土性文化、制度传统和发展模式的研究。这种反思和再审理，使寻求单一式政治发展模式的努力转向了对具有多源头本土发展可能性的理论探讨。对不同地区的各式各样的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已经向我们提出了如下的任务：即如何来判断和识别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异和原因，如何进一步确定其本土化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来确定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方式。其二，它对发展中国家追究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选择提供了新的内容。事实上，替代理论和本土发展模式给处于发展困境的国家提供了新的希望，他们可以重整信心，克服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卑情结，正视传统制度中一些合理因素的重要性，了解各种发展道路可能遇到的错综复杂的事实，重新探讨各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以务实的态度选择发展战略，解决本土面临的现实问题。

然而，政治发展理论和依附理论的辩论并没有解决宏大理论所要追求的一致性和普适性的理论目标，或者可以说这种理论目标从一开始可能就是误入歧途。政治发展的宏大理论所暴露的问题恰恰在于其理论体系过于追求普适性意义而忽视了特殊性意义的重要性，过分强调普遍价值含义而忽视了现实中的具体政治需求。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政治体制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变革既有可能推动进一步的发展，也有可能摧毁继续发展所依赖的政治秩序和制度条件。因此，其关键问题是如何选择政治策略，使政治变革有利于发展而不是相反。这种选择是困难的和复杂的。选择既不能脱离世界经济体系和西方价值的强大压力，又必须考虑自身历史传统的制约和现实社会政治变化对体制转型可能带来的冲击。因此，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需要更加细致的、更加切合实际的中型理论和政治分析工具。这一现实问题恰恰被政治发展理论忽视了。

二、政治变迁的理论解说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比较政治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心转向转型社会的政治变迁议题上来。与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相比，政治变迁的理论研究撇开了政治发展终结目标和发展阶段顺序的理论假设和概念框架，而将研究确定在政治系统发生变化的原因、方式、过程和结果等方面。

就一般意义而言，政治变迁是指一种政治系统发生变化或向另一种系统转变的过程。根据戴维?伊斯顿的定义和描述，政治系统是指维系一个社会政治生活正常运行的有机体，由系统组织、系统成员以及组织的能力和成员的权威性影响力等要素组成。政治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将政治输入转化成为官方的政策、决定和执行行动，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他认为，政治系统的维持取决于两个基本的条件：其一，能够持续地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其二，设法使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服从这种权威性价值分配并把服从当作义务。一旦政治系统不能够有效的进行决策，或者不能使这些决策按照确定的规则为社会大多数所接受，政治系统就将面临崩溃。也就是说，当政治系统不能采取合适的措施对付即将形成或业已形成的社会压力或政治替代力量时，它就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

但是，伊斯顿认为，即使是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一个政治系统并不会轻易地解体或者彻底的崩溃。政治系统虽然与其他系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边界，它仍然可以是开放性的，能够对社会的要求、支持以及压力做出有效的反应。政治系统通常具有对外部条件和影响的特殊适应能力，其内部组织可以通过积累形成对付外部环境压力的大量机制。这些机制使政治系统组织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内部结构，甚至重新确定自己的基本目标。伊斯顿反对当时流行的均衡分析理论，因为均衡理论认为，当系统受到环境压力时，政治系统成员的目标只是试图改变环境，重新建立均衡点。这种均衡分析理论实际上掩盖了政治系统为适应社会压力而选择不同途径和目标的可能性。他指出，政治系统的适应性不仅仅表现为对社会压力做出简单的自我调整、修正或从根本上改变外在环境，它还应该包括，为避开或吸纳外部替代力量而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的乃至创造性的广泛行动，甚至包括根本改变政治系统本身。 [14]

从严格意义上讲，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并不能算是政治变迁理论。伊斯顿一直把他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确定为一种规范性理论，其目的是以政治系统的维持和稳定为价值目标，分析最大限度实现既定价值的必要条件，并依此给与理论说明。[15] 但他关于政治系统的适应能力决定其维持或崩溃的解说，却被一些研究政治变迁的学者所吸收。阿尔蒙德就将政治系统的能力看作是政治变迁的一个核心的变量。他认为，政治系统之所以发生变迁，是因为系统获得了新的能力。传统的家族和宗教领袖通过建立官僚组织来扩大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和资源吸取能力，家族和宗教组织转变为特殊的政治组织，原有的系统就增加了对社会的整合和动员能力，政治系统能力发生了变化，政治系统本身也必然发生变迁。[16] 尼克拉斯?贝利则把政治系统看作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边界发生改变，必然要影响政治系统的执行功能力。只要政治系统所执行的社会功能有了扩张、萎缩和重组，政治系统就会发生变迁。[17]

这种关于政治系统的“能力”学说实际上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变迁问题的主流观点。但大多数的学者因在伊斯顿学说的影响下，把政治系统仅仅看作是一个整体，很少深入到政治系统的内部，对其适应能力的构成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在他们看来，政治系统只是社会系统之下的一个子系统，对社会系统的变化和影响不断做出反应的“黑箱”。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中，政治系统只是应变量，而社会系统则是自变量。因此，他们关心的是社会系统的变化以及对政治系统产生影响。政治输入成为研究的主要部分，而政治系统的内部运作以及运作规则和方式则很少涉及。政治系统的特征似乎是已经给定的，或者由外在社会规则和价值观念所决定。这种理论观点与美国政治学的团体理论和多元主义理论传统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它使得大多数研究政治变迁的学者，将研究兴趣集中在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变化、政党组织和其他政治性社会组织的政治影响、以及与政治参与相关的政治心理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议题。许多的议题最后又回到政治发展理论所提出的西方民主政治价值的目标上来。

在西方政治变迁经典文献中，亨廷顿的理论具有独特的意义。1968年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政治变迁的理论分析，已经摆脱了多数人对民主重要性的过分强调，而将议题转向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问题方面。他直截了当地批评了美国政治家对于国家（政府）建设的偏颇认识，认为美国历史上强烈的反政府倾向，使得美国的政治家在政府构建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而不是创建权威和权力集中。政府体制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被混为一谈，一个好的政府的构建就是制定一部成文宪法，再加之权利法案、三权分立、制约与平衡、联邦制、定期选举以及政党竞争。亨廷顿认为，这一套价值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合的。因为对于大多数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首先需要的是建立权威的政治秩序；“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只有当建立了有一定水准的政治组织，才能进行有意义的选举，否则，“选举只会加强那些闹分裂，并且常常又是反动的社会势力，瓦解公共权威的结构。”[18] 亨廷顿提出了三个基本事实来证明他的这一观点。其一，从政府维护公共秩序的基本功能看问题，世界各国之间的最大差别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各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促使这些国家出现现代化理论家所预示的政治发展，反而是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社会混乱和政治衰朽；其三，在发展中国家，那些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其政治上的动荡也越严重。基于以上事实，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持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化和非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化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是通过以下过程得以体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流动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社会挫折，社会挫折与流动机会的相互作用产生政治参与的扩展，而政治参与的扩展与政治制度化的滞后则产生政治的不稳定。亨廷顿的理论虽然以现代化为起点，但他明确地将有关社会经济的变化研究与对政治参与、政治不稳定和暴力的研究作了区分，并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方面。在他看来，在现代化的各种关系中，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关系的失衡将导致发展的失败，使政治变迁走向政治衰朽（即政治上的不稳定、腐化、独裁和暴力）。由于亨廷顿在分析政治衰朽现象时，主张通过约束新团体的政治参与、限制大众媒体以及压制群众动员的方法控制和调节发展的进程，他的理论分析模式受到自由主义派学者的批评，认为其理论是从稳定、秩序、平衡与和谐价值观出发的保守理论。

总体而言，政治变迁理论试图从较小的范围来弥补政治发展宏大理论的不足，将研究的范围缩小到影响政治体系结构性变化和转型因素的问题上来。政治变迁理论在宏观层面上的解说似乎并不复杂。社会变迁所产生的经济结构变化、社会阶级和阶层的重新划分、精英与大众关系的变化以及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演变等都会是推动政治变迁的外在原因；外在原因促使政治体系内部的调整以至于改变体系本身。政治变迁理论实际上是由社会变迁理论引入政治活动领域的，并或多或少将政治变迁看作是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带有必然性的结果。虽然政治变迁的研究引导了不少学者去关注特定国家和文化区域政治变迁的经验性研究，但是，由于政治变迁被当作是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分支，在理论层面上，对政治变迁的宏大历史叙事和普遍化理论概括仍然被看作是政治学的重大议题。

在方法论上，政治变迁研究多数是停留在社会经济变革与政治变迁的相关性解说的层面上。多数学者从政治社会化、社会经济变量、社会政治变量等视角来解释政治变迁原因。这些研究途径虽然在方法论上很受欢迎，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并不能算是政治变迁的分析理论，而更多地是一种政治变迁的描述性理论。这些相关性解说只是对政治变迁表层现象进行的概括性描述，对其因果关系的实质缺乏应有的深入分析。概括意义上的相关性解释虽然提供了构建经验理论的基本资料，但并不是经验理论分析本身，因而不能用来理解相关变量之间互动的本质，无法对特定制度背景下政治变迁事实进行经验性解释和可行性预测。

当我们深入特定政治变迁的经验性研究时，我们往往会发现，政治变迁过程中政治现象和行动将涉及的具体问题远比宏观理论的阐释要复杂的多。普遍化理论与特定背景下的经验之间会出现不衔接，宏观理论的解释在具体的事实面前会显得苍白无力，理论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解也因此缺乏指导意义。这种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宏观理论体系的建立所依据的事实根据往往是有限的，当这种理论体系被用于更大范围的经验性研究时，其普遍化理论的指导意义就会减弱甚至丧失。尤其是跨文化的研究中，宏观理论追求普适性与愿望和价值方面的偏颇将会导致其理论解释力的局限和偏差。[19]

政治变迁实际上可以包括两个基本层面的变化。其一，政治系统内部的变化，即系统组织和成员之间权力职能关系的变化；其二，政治系统本身的转变，即政治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转变。因此，政治变迁理论既需要深入分析特定政治系统内部权力和功能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也需要研究一种政治系统类型是否可能向另一种系统类型演变，或者是如何发生这种演变这样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应该探讨政治系统内部的变化与系统演变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一种政治体系内部的变化能否促使政治系统向另一种模式转变。然而，宏大理论和宏观抽象模型分析方法将很难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对这些变化的深入探讨需要建立相对具体的实证分析理论。

三、政策过程：一种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理论

通过上述分析，抽象宏大理论与具体经验之间存在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其理论方式就是在宏大理论和具体经验之间建立中层理论。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曾经根据社会学研究领域存在的同类问题提出了建立中层理论的构想。他认为，中层理论的意义在于架通抽象理论研究与具体经验分析之间的桥梁，是一种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与具体经验性描述之间的理论。中层理论的目的主要是指导经验研究，其理论能够通过经验加以验证，因此，它只涉及有限的社会现象，适用于解释有限的社会活动领域。同时，中层理论并不排斥宏观经典理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建构策略，而是指出宏观理论因普遍化、抽象化所产生的理想化和空洞化的弊端，开辟被宏观理论所忽视的具体领域和研究方向，增强理论研究的应用性、适应性和指导性。而实现这一理论设想的策略则是，通过区分宏观理论问题和微观现实问题，建立针对经验调查的中层理论构想和假设，并使这些构想和假设能够在具体的经验调查中得到证实。因此，中层理论实际上是对宏观经典理论研究工作的延伸和补充，它并不刻意寻求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途径和理论解说，而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实证的方法寻求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途径和方案。[20]

中国的理论界在对政治改革问题的理论研究中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尴尬境地，政治改革研究在理论指导上长期局限在似是而非的宏大理论叙事层面而不能自拔，在经验性研究上又缺乏足够的理论指导，因此存在着宏大理论阐释和就事论事个案分析的两极分化。宏大理论阐释的那种评古论今不着边际的演绎和归纳，就事论事个案分析的那种缺乏理论想象力和反思的琐碎，体现出中国理论界在中国政治改革研究方面的理论贫乏。在宏大理论阐释方面东拼西凑的借鉴，以及在个案分析方面缺乏理论指导的盲目和离散，使得相关研究无法进行有意义的知识积累和理论认识的提升。因此，墨顿的中层理论构想和设计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方法论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可以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研究应该有宏观理论研究的指导，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理论也确实为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一些一般性概念、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如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分化和重组）、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社会基本价值的转变（如社会精英与大众政治意识和观念的变化）都可能成为某种外在原因，成为对政治改革产生影响和推动的力量。但是，当我们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实践活动时，其相关概念和推论都只能是有待检验的理论假设，而不能当作既定事实的根据。而且，政治发展和政治变迁理论所推论的许多因果关系仍然过于宏观和一般化，无法回答更加深入的具体问题。例如，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来影响政治改革的进程，哪些因素和条件决定着政治改革目标和内容的选择以及形式和方法的运用，又是哪些原因使中国政治改革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这些问题光靠政治发展和政治变迁的宏观理论假设和解释是无法给与具体回答的。

因此，当我们涉及中国政治改革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寻找理论解释的时候，必然需要建立针对这些具体问题所设立的较为具体的分析理论。这种理论应该对所关注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同时又能对宏观理论所提出的某些基本假设给与解释和补充。这种理论不应该是包罗万象的。那种把所有相关的因素变量同等地纳入分析框架只能是徒劳无益的，无助于理清各种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因此，这种理论必须是一种有限的理论，其观察的对象应该是具体存在的事实，而不是理论推论的假定，其论据应该是以已有的事实为依据，而不是在观念上的预期，其理论假设应该是建立在有限的彼此相关的事实基础之上，而不是平分秋色的无所不包的事实罗列之上。

如果我们围绕中国政治改革的特征来考察20多年来政治变迁的过程，我们就有可能建立一个较为具有针对性的分析理论。首先，我们可以从政治变迁的方式入手来建构我们的分析理论。政治变迁可以分为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政治改革作为政治变迁的一种方式，与政治革命的方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政治革命以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员为手段，通过彻底改变现有的权威体制，对现有政治制度以及政治体制进行颠覆性的变革，并伴随着大规模的政治精英的转换。因此，政治革命是一种剧烈的政治活动，涉及的是政治领域中的高烈度层面的政治冲突。由于政治革命的这些特点，考察和分析政治革命所运用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将更倾向于政治冲突的层面。政治学对政治革命的考察分析往往更多地关注于革命形成的原因，如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争夺、党派斗争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在这里，社会冲突理论、阶级分析理论、社会-国家（对立）关系理论和革命理论成为主要的理论分析工具。政治改革则涉及的是政治领域中低度冲突层面的政治活动，它主要涉及的是现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下对政治运行体制和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和有限的变革，其主要手段是通过现有的权威体制制定改革政策，并主要是通过现有的政治与行政体制来推行改革政策的实施，以达到政治改革的目的。

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政治改革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政策过程，即政治权威在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体系中，按照特定的规则选择和制定政策，并赋予实施的过程。按照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只要政治系统能够不断地制定出权威性的决定并赋予实施，政治系统就会持续。在这里，维持某种程度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是问题的出发点，而政治过程的主要内容则是一个政策选择、制定与实施的政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的要求和压力、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价值观、官僚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因素等无疑会对政策选择、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只有在围绕着制定权威性政策的层面上加以考虑才有意义。因此，政治改革的分析理论应该是政策取向的，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政策过程。

对政策过程的研究无疑为我们建构政治改革的分析理论提供了新的途径。政策过程研究并不是新的领域。西方政治科学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注重政策过程的研究，其相关研究大多是基于对本土稳定的政治系统运行的探讨。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模式曾对政策过程研究的发展起过重要的影响。他认为，政治系统是由政治行动者的规律性互动构成的，这些行动者的任务是为社会进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政治系统所处的环境对政治系统不断提出需求和给与不同的支持，政治系统根据其运行规则把这些需求和支持转换为公共政策形式，然后政策实施所产生的结果反馈给环境，并影响今后对政治系统的投入。[21] 由此可见，伊斯顿的政治系统模式可以被看作是政策过程的一个初步模式。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日益重视对公共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的政治科学家、行政学家将其研究集中在公共政策的规划、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来。在政治科学领域，公共政策过程的研究已经成为支柱研究领域之一。公共政策的经验性研究坚持较为传统的描述性和记述性的分析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分析和探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发展过程。以宏观理论模式为基础的政策过程研究注重政策或政策领域的长期发展与变化，政治思潮、社会观念、政府组织和社会制度等对公共政策发展变化的影响，以及公共政策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以微观理论模式为基础的政策过程研究则侧重于政策过程中单个的行动者的行为分析，试图从这些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全面细致的观察中归纳出政治精英、利益团体和官僚机构的行为模式，以及这些行为模式的制度和文化原因。[22]

此外，比较政策将研究的领域扩展到了跨文化的研究方面，其研究包括对某些特定国家（如欧美国家）之间的比较，不同国别之间实质性政策（如保健政策、税收政策、教育政策、住房政策和环保政策等）内容的比较以及公共政策过程比较。早年公共政策比较研究由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理论所主导，主要研究和探讨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一般过程中，国家是如何作出政策反应的。这种发展理论认为，随着各国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进而进入发达的现代化社会，每一个国家都要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而在同一发展阶段各国政府所作的政策反应是相同的。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一些学者试图通过比较政策的研究来检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理论。进入70年代以后，这种理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因为人们发现各国政府在同一政策问题上所作的不同反应与它们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并不一定相关（如欧洲大陆国家和英、美国家在社会福利政策上的差异）。对发展理论模式的批判促进了比较政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一些学者试图证明不同历史经验和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不同文化价值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影响。也有学者重新从历史-制度的角度研究不同国家的政策过程，把人的行为或组织的行为放在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制度安排中进行考察。比较研究的发展和多样化使得公共政策研究突破了美国主流学派（多元主义学派）对该领域的垄断，新协作主义（neo-corporatism）、新制度主义、政策网络分析和社会选择理论等新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在政策过程研究中产生影响。

由此可见，以政策研究为取向的学术探讨已经涉及政治学、行政学乃至社会学等诸多领域。这些研究所产生的理论和实证的成果，其中包括众多的基本概念、对变量关系的假设、理论分析框架、研究途径和方法等，为我们构建政治改革的分析理论和途径提供了理论建构的许多素材。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从这些理论素材中提炼出我们需要的成分，构建可以用来指导政治改革研究的理论。政策过程理论构建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研究的价值标准，这些价值标准将决定政策过程研究的范畴和方法，决定我们应该将哪些变量纳入考虑的范围和采用哪些分析手段。其次是针对所要观察的事实提出基本问题，根据基本问题寻找相关的变量，然后通过事实的分析找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找出不同因果关系中间的逻辑顺序。

20多年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实践所体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持续性和渐进性。[23] 如果我们从这一持续性渐进特征来考察中国的政治改革，考察这种持续性渐进政治改革的成因，以及它以什么途径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政治体制的构成和运行方式，这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因此，对中国政治改革政策过程研究的范畴首先应该确定在政治过程的领域，涉及的将是改革政策是以什么样的既定方式和什么样的现实考量标准被选择、制定和实施，而不应该是首先从社会基本价值目标出发来进行政策设计。只有当我们对现实的事实和经验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基于社会基本价值目标的政策设计才有坚实的事实基础。与此相适应，在方法论上则应该首先确定在经验性解释的实证研究方面，而不是规范价值的陈述和强调方面。经验性解释的实证研究一般是对既定事实的研究，即将政治改革当作一个既定事实，并从此出发对所发生的事实进行有目的的分析。它将有助于我们摆脱由于对某种主观价值目标和价值要求的期盼可能对基本事实分析的困扰，有助于我们对政治改革的实践和经验及其规律进行尽可能客观的了解。

四、政策过程理论的框架

政策过程如果可以成为一种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层理论的话，它应该包括如下的研究内容。其一，它需要探讨改革政策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和体制下被制定和实施的。其二，它需要探讨对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的重要变量有哪些，这些变量（如社会经济条件、各种政治组织和机构、各种社会群体、政治领导人等）中哪些变量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其三，它需要探讨那些对改革政策制定起决定性作用的群体、组织或个人的政策偏好，他们在政策选择中所依据的标准和条件。在这里，政策过程的概念不同于政策分析中的政策制定程序的概念，它应该从围绕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政治过程来界定。

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是制约和规范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因素。政治环境的状态决定着政治体制可能感受到的政治压力或者政治支持的程度，而政治体制的特征则基本上决定着政策过程参与群体和个人在政策制定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政治环境的差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选择时政策优先考虑事项的顺序和基调，而政治体制特征的结构性差别则决定着政策过程参与群体和个人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权力关系的差别。例如，当政治环境有利于某项政治改革的时候，相关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就会更容易，反之，相关政策就会被暂时搁置。如果政治环境由于某项政策的实施而恶化，产生了政治的不稳定，政治改革不但会暂时停止，已有的政策也会被调整甚至停止实施。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将使得政策制定的权力更多地集中于国家权威机构，社会团体的参与和影响力就会很弱。另外，人格化权威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弱制度化将使政治领导人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而官僚群体对政治组织的依附性将大大削弱他们在政治改革中利益受损时的抵制能力。[24] 政策过程理论对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特征的考察应该是动态的。尤其是对政治体制的考察，不但要阐明政治体制结构的基本特质以及对政治过程的作用，而且也要考察其在政治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政治改革过程中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变量因素是重要的，需要加以考察分析？亨廷顿在概括政治变迁研究途径时曾经提出的分析框架和相关变量值得我们参考。他认为研究政治变迁可以从政治系统中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变量关系着手。政治系统各种组成部分可以概括为五种类型。第一，政治文化部分，即与政治有关的并且在社会大众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态度、取向和信仰。第二，政治结构部分，即有形的政治组织，如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官僚层，这些政治组织制定权威性的决定并将其赋诸于实施。第三，社会群体部分，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和经济群体，他们以一定方式参与政治，向政治机构提出要求。第四，政治领导层部分，即政治机构中的个人和集团，他们在确定价值观念和取向方面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影响力，在政策选择和制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五，政策部分，即通过政治活动制定和实施政治决定，其目的就是有意识的影响社会内部利益和惩罚的分配。政治变迁必然要涉及到这五个方面的变化。而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些组成部分发生变化的速度是有差别的，并彼此产生影响，形成不同特点的政治变迁的形式和结果。因此，他建议人们应该注意研究这些组成部分变化之间的关系，如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变化与结构演化之间的关系，领导人更替与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群体政治参与的变化与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25]

亨廷顿所归纳的这五个变量为我们研究政策过程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分析途径，但他只是罗列了这些变量和研究变量关系的可能性，并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五个方面的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按照什么样的逻辑互为因果的。其实，这五个方面的变量都与政策过程有关，也可以被看作是政策过程中的最基本的变量。政策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围绕特定政策诉求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活动。这种政治过程也是各种政治变量之间不断进行互动的过程，其互动过程又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条件下，按照一定的政治规则进行的。在这里，政治体制是进行政治互动的前提条件，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政治互动的结果。改革政策会在不同的程度上改变既定的政治体制，改变了的政治体制将成为下一轮政治互动的前提条件。因此，当我们确定了改革的基本政治变量之后，还必须探讨政治体制的基本状况，探讨政治组织、社会群体和政治领导层等其他变量是以什么方式和途径参与政治决策，它们在政策选择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是谁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政策过程中，政策选择主体的行为不仅仅受政治体制的制约，而且也受其政治需求和价值观的支配，这种政治需求和价值观之间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詹姆斯?安德森所认为的那样，决策者进行政策选择时虽然会受到诸如社会经济条件、政治压力、制度的程序以及时空限制等因素的作用影响，但决策者本人的价值观和需求对政策选择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些价值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其一，政治价值，即决策者在评价政策方案时所采取的政治标准。对政策决策者来说，“政策被看作是发展和实现政党和利益团体目标的手段，政治上有利构成了此种政策决策的基础。”其二，组织价值，即决策者在政策制定中对其所属组织机构的利益和目标的考虑，这种组织价值具体体现为追求本组织（如官僚机构）的生存，发展和扩大本组织的计划和行动，以及维护本组织的权力和特权等。其三，个人价值，即决策者在保护和发展个人的政治声望和历史地位，以及其他利益时所遵循的价值标准。其四，政策价值。政治决策者不但受政治、组织、个人利益价值标准的影响，它们还可能会根据自己对公共利益和政策合理性的认识来确定政策的选择。其五，意识形态价值，即主流社会和国家权威所确定的一整套逻辑上相联系的价值观和信念，它是政治权威衡量政策行动合理化和合法化的重要手段和标准。[26]

安德森对于影响政策决策价值类型的分类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政策取向或偏好的五种价值基础，尤其是意识形态价值对我们分析中国政治改革政策选择具有启示的意义。安德森的意识形态价值的概念比亨廷顿的政治文化概念在分析政治改革政策过程中更具有可确定性。政治文化作为社会大众基于经验所形成的对政治权威、政治权力和政府角色等的态度以及相关的价值和信仰，它所表达的是社会群体政治行为所处的主观环境。[27] 政治文化在什么程度上和以什么方式对政策过程产生作用是很难确定的。阿尔蒙德和维巴曾经试图通过社会问卷的方式和文化分类的理论模式来说明政治文化如何决定民主政治体制的形式，但其结论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伊斯顿自始至终批评政治文化的概念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坚持用价值的概念而不是文化的概念作为政治分析的基本概念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政策过程分析中，意识形态的概念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和可观察性。在多数情况下，权威体制中的意识形态是由政治权威来确立和修正的，它作为政策和政治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标准不但具有更明确的强制性，而且一旦主体意识形态发生修正或更改，往往对政策选择产生明显的作用，因此具有分析上的可观察性。例如中国领导层在1978年底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体系的修正，为随后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合理性的价值基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然而，安德森对政策价值取向的分类也仅仅是采取了罗列的方式，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价值取向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例如政治价值与政策价值或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与政策价值之间的矛盾，组织价值与其他价值之间的矛盾等等。当这些矛盾产生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种价值将会占有主导的地位，并能够对其他价值进行修正或限制。具体讲，在什么条件下政治价值（如政党的生存发展）将促使既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或部分改变，又是在什么条件下它能够对组织价值（如官僚机构的部门利益）的作用产生制约。这些问题在改革政策过程分析中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当我们考察分析政策选择过程时，不仅要考察分析决策者的政策取向和价值观，而且还有必要分析政策选择中的不确定因素。假定政策决定者能够按照其政策取向和价值标准来选择政策方案，但他同时仍然会面临政策结果可能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决策者总是希望政策能够按照预期的结果被实现，但是，政策方案是建立在预测和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仍然会有许多无法预知的因素影响到政策的实际结果。当经验和预测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决策者必须认真考虑一旦政策失败可能产生的后果。这种考虑对改革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政治改革政策的失败尤其会带来政治上的严重后果。因此，决策者将面临政策选择如何应付政策失败的问题，这将使得理性的决策者必须根据已有的条件，选择合适的政策策略，以求减少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保证改革政策基本目标的实现。这种针对政策结果不确定性所采取的策略手段将决定改革政策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步骤，以及决定政策的内容和时间表。而某种策略的重复使用将会使政策方式、步骤以及内容和时间表的选择形成某种定式，最后将形成政治改革的某种特点。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基本可以对政策过程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总结了。首先，我们可以假定中国政治改革是在现有的基本政治制度条件下对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所进行的改革，它是在维持基本政治制度稳定的基础上对政治权力和政府运行体制所进行的调整、改进和职能转换。因此，政治改革可以看作是一个政策过程，是一个通过政策的选择、制定和实施，实现对现有政治权力关系和政府体制的职能进行有目的的转变的过程。随着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基本政治制度中的某些原则和部分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和变更，但其出发点仍然是以维持稳定而不是实行颠覆为改革的基本目标的。

当我们将理论的视角放在政策过程分析的层面之后，影响政策选择、制定和实施的各种变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将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由于我们将政策过程作为分析的主线，其关键变量的选择主要根据它们与政策过程的相关性程度而定，依照这一标准，我们将与政治改革政策过程密切相关的五个变量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它们包括意识形态、政治领导层、政治运行体制中的各种组织机构、社会群体和政策。同时我们假设，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对政策过程产生影响和作用的程度是由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关系所决定的，这种权力关系决定不同的变量以什么样的渠道和参与程度来影响政策选择、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根据这一假设，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意识形态对改革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意识形态本身会发生变化。其二，在权威体制下政治领导层在政治改革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政治领导层的政策取向、偏好和价值标准对政策选择和政策策略的影响。其三，官僚机构和组织的政策偏好和价值标准对改革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影响，这些机构和组织的特质（如制度化程度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对政治改革政策选择的影响。其四，社会群体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对政策过程可能的参与方式和程度。其五，决定政治改革政策的内容、步骤和实施时间表的重要因素。

以上政策过程分析框架还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政治改革中的某些具体理论问题。基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持续性、渐进性的基本事实，需要从理论上回答的问题有：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为什么这一改革能够长期持续？这种渐进改革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现行政治运行体制的平稳变革？以及这种变革是否遵循着某种逻辑？针对其中的某些问题，我们可以假设，中国政治改革的持续性是由中国政治领导层确定的政策目标和采取的政策策略所决定的，政治改革是一个不断进行政策选择的持续过程，其渐进性特征与政策选择所依据的制度和体制的具体条件相关。运用以上政策过程的理论框架对这些假设进行实证性检验将可以得出有意义的新的结论，这将与传统的宏大理论分析的结论形成有意义的对照。

概括而言，政策过程作为研究中国政治改革的一种中层理论，是为政治改革经验性研究提供具体理论指导的实证性理论。与政治发展的宏观理论想比较，政策过程理论是有限理论，它主要是围绕着政治改革的政策选择、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方面的相关问题展开的理论假设和实证检验。它并不涉及主观的社会基本价值目标的探讨，不是从主观规范价值判断出发评价政治改革实践的对与错，而是试图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特征和方式方法进行理论性解释。同时，政策过程理论分析并不完全排除价值选择，这一理论的构建其实是以如何才能维持政策过程平稳运行为基本价值原则的，并围绕这一价值建立相关的概念和命题。政策过程理论承认价值目标，并试图分析最大限度实现既定目标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过程理论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范性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规范性不同于传统的政治伦理理论，因为传统政治伦理理论“充其量不过是试图证明所选择的伦理立场是正确的，它并不想对行为作出任何解释”。 [28] 具体讲，虽然中国政治改革过程中政治民主和科学决策成为政治领导层和学术界反复阐述和讨论的话题，但政策过程理论并不把政治民主或政策科学作为理论建构的基本价值原则，而是把它们当作可观察的事实纳入描述性分析之中。这种选择与作者的政治立场无关，而是从理论构建的一致性考虑的。正如伊斯顿多年前就曾经指出的那样，民主政治作为人们所偏爱的一种政治系统，已经成为了人们争喋不休、乐此不疲的一种政治伦理的中心话题。 [29]直到现在，围绕民主政治的立场之争依然存在。政策科学在半个世纪前提出来以后，所引发的理性主义和渐进主义的争论虽然已经平息，但理性主义即理想主义和渐进主义即保守主义的立场对立仍然存在。因此，将这些富有争议和无法准确界定的价值作为理论的价值出发点，这本身就与政策过程理论的实证性目标不一致。当然，政治改革的研究领域应该涵盖多层面的理论问题和价值选择，其中也包括社会基本价值目标实现的问题、政策设计科学性的问题以及政策选择的伦理问题。但是这些不同领域的问题不应该混为一谈，混淆这些问题的边界只会带来理论分析上的混乱，对既定价值于事无补。此外，对社会基本价值目标的探讨和政策设计的科学性追求离开了对现实政治的如实了解，也只会使这种目标和设计脱离实际，成为一种好看而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

注释：

[1] 理论诠释主义者不但寻求对事实的精确概括和解释，而且还要寻求解答与社会观念相关的那些有目的的行动的理由。为此目的，理论诠释首先需要建立一种可以直接进行评估的规范标准，然后在这些规范标准与一般因果理论之间建立联系，最大可能地解释某一特殊社会的实践行动与其他社会的实践和传统之间存在的连贯性和可理解性。见Harry Eckstein， “Case Stud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Political science: Scope and Theor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5， p. 81; and Donald Moon， “The Political Inquiry: A Synthesis of Opposed Perspectives.” 同上， p.173.

[2] 例如，利普塞特在他的《政治人》一书中认为，社会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密不可分，彼此相辅相成。国家一旦达到更高的识字率，形成更强的社会流动，具有更多的广播和电视，就会加速民主的进程，见《政治人》，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3-40页；希尔斯则认为，历史发展或演进就是通往现代性，就是通往民主，新兴国家的民主必须建立在人人平等之上，…走向现代性就是走向科学性，…现代性就是西方化， 见Edward Shil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tes， Paris: Mouton， 1966， pp.8-10.

[3] Lucian Pye， “Introducti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Lucian Pye and Si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3-26.

[4] Marvin Olsen，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3， No. 5. October 1968， 703-704.

[5] Alfred Diamant， “Political Development: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Strategy”， in John Montgomery and William Siffin (eds.，)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Politics， Administration， and Change， N.Y.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6， pp. 108-120; Leonard Binder，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LVII， Sep. 1964， pp. 622-631.

[6] Howard Wiarda， “The Ethoncentrism of Social Sciences: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of Politics， no. 43， April 1981， pp.163-197.

[7] A. H. Somjee， Parallels and Actual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iam， 1986.

[8] S. N. Eisenstadt， “Post-Traditional Societies and the Continuity and Reconstruction，” Daedalus， 102 (winter 1973， pp. 1-27.

[9] 例如，印度学者梅塔提出的整合式多元主义理论就是针对印度本土发展模式的一种轮廓清晰和意义深远的阐释，见Vrajenda Raj Mehta， Beyond Marxism: Towards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New Delhi: Manohar Publications， 1978.

[10] Susanne J. Bohenheier， The Ideology of Developmentalism: The American Paradigm-Surrogate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 1971; Teresa Hayter， Aid as Imperialism， Baltimore， MD: Penguin， 1971; Ronald H. Chicote，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1.

[11] Wiarda， “Ethnocentrism of Social Science，” 见前引。

[12] 相关研究见[美]C. 戴约等，《东亚模式的启示：亚洲四小龙政治经济发展研究》，王浦劬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徐湘林：“论东亚发展模式及其内在原因”，《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上册，第144-162页。

[13] Tony Smith， “The Dependency Approach，” in Howard J. Wiarda， ed.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1991， p.125.

[14]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二章。

[15] 同上，第16-17页。

[16] Gabriel Almo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0， pp. 166-168.

[17] Nicholas Berry， Political Configur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Society， Goodyear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2， p.49.

[18]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页。

[19] 徐湘林：“政策科学的理论困境与本土化”，《21世纪：人文与社会》（首届：“北大论坛”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0] 墨顿对中层理论的论述，见Robert King Merton， “On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 “ in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Science，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Piotr Sztompk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另见，J. H.特耐，《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第23页。

[21]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s-Hall， 1965， p. 110.

[22] 对政策过程研究成果的评述，见大岳秀夫：《政策过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

[23] 徐湘林，“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改革”，《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第16-26页。

[24] 徐湘林，“毛后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25] 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西里尔?布来克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以文出版社，1996，第82-83页。

[26] 詹姆斯·安德森，《公共决策》，华夏出版社，1990，第19-20页。

[27] 西德尼·维巴对政治文化的经典定义是：“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它决定着人们如何看待政府的合适角色以及政府应该如何组织的信念、符号、价值观是什么。见Lucian Pye and Sidney Verba， 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513.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6)

本专题三篇研究论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基于概念统计的信息政策文本计算与实证”（项目编号： 11YJC870020）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信息政策扩散与转移研究”（项目编号： 12CTQ024）的系列研究成果。具体而言，《政策文本计算：一种新的政策文本解读方式》主要从方法论角度讨论政策文本计算方法的可行性与应用前景，通过梳理计算分析方法在政策分析领域的应用，对政策文本计算的方法论、应用工具和典型研究议题的跟踪，提出了政策文本计算方法的主要特征以及政策计算分析的可能应用前景；《中国信息化政策扩散中政策主}跟踪研究》则以课题组构建的中国信息政策语料库中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中长期规划为研究样本，从主题承继与主题创新、主题跃迁与主题衰退、政策扩散涟漪效应和漏斗效应等角度研究了政策扩散中的政策主题变化特征，并从信息化政策文本的计算分析中，发掘了信息化政策在地域扩散和历时扩散两个维度的扩散特征；《政策扩散时间滞后效应及其实证评测――以江浙信息化政策实践为例》则选择了从扩散滞后效应测度的角度，通过二维政策主题密度分布中的差异化象限，提出通过政策词频的密度分布可以间接反映政策扩散所处的阶段，从而间接测度扩散滞后性，并针对两省信息化政策文本与信息化政策理论研究的实测，发现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摘 要：政策文本计算是大数据环境下政策分析科学与计算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文章通过对政策文本计算的方法论、应用工具和典型研究议题的跟踪和梳理，提出了政策文本计算方法的主要特征与不足，并讨论了该方法在精细化政策分析和定量政治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景。

关键词：政策文本计算；政策诠释；政策分析；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D0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110

Abstract Policy text computing is a new integrated methodology combined with policy analysis science and computing science in the big data era.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ing methods in political text analysis， summarized the typical research topics， tools and applications in this area， then concluded the main characters and shortcomings of this methodology， and discussed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policy text computing in meta-policy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political analysis.

Key words policy text computing； policy interpretation； policy analysis； methodology

1 引言

政策文本是指因政策活动而产生的记录文献，既包括政府或国家或地区的各级权力或行政机关以文件形式颁布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官方文献，也包括政策制定者或政治领导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形成的研究、咨询、听证或决议等公文档案，甚至包括政策活动过程中因辩论、演说、报道、评论等形成的政策舆情文本，历来是政策研究的重要工具和载体[1]。如在政策研究方法论中，Trauth[2]认为主要有“预测-描述”的诠释范式、“价值批判-价值构建”的价值范式、政策过程范式以及政策评估和绩效范式等主要形式，其中诠释范式又分政策文本分析、政策分类或框架体系、政策生命周期律、政策社会系统等理论。可见，政策文本研究在政策分析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计算机方法的引入应用，政策文本分析所能处理的素材量和处理精度得到了大幅提升，并引入了新的方法和理念。尤其是政策文本数据，如文本型数据（Textual Data）、数据文本（Text as Data）、文本数据空间（Text Universe）等相关概念的提出，研究者在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法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政策文本语料库分析和政策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并利用上述方法解读和获知政策立场、政策倾向、政策价值、政策情感等深层政策内涵以及广义的政策比较分析。我国李江等[3]提出运用政策计量（Policiometrics）的研究思路来揭示政策引用、主题共现以及机构共现等政策关系。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政策语料库以及政策文本挖掘的相关理论研究进展，探讨了政策文本计算分析的可行框架与应用前景。

3.1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方法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是一种介于定性与定量之间的半定量研究方法，与之类似的还有一致性分析（Concordance Analysis）、话语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话语文本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计算诠释学（Computational Hermeneutics）、定量文本分析（Qualitative Text Analysis）等研究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业内就陆续研制了相关的文本分析软件用于文本标记、文本编码和相应的编码管理工具，如Atlas.ti、MAXQDA、QDAMiner、NVivo、SPSS Text

Analytics for Surveys、QCAmap、CATMA、LibreQDA、MONK Project等文本数据管理软件工具。虽然引入了计算机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概念抽取和定量化统计，并具有文本数据的自动统计和关系识别方法，但其概念抽取方法仍采用传统的文本分析方法和流程，在数据处理环节仍主要依赖研究者的人工提取，体现为一种半计算化分析工具。

因此，这类计算处理方法能够处理的政策文本数据有限，一般处理政策样本集（Sample，n≤200），最多通过协作方式处理政策主题集（Subsets，N≈1000）范畴的政策文本集，而对政策语料库（Corpus，N≥10000）基本上无法处理。因而，这类研究方法的研究议题也主要沿袭了政治学和诠释学中的政治话语研究和政治文本内容分析框架中的符号论和政治语词解读（政策主题识别与比较）的研究传统。

3.2 政策文本计量分析方法

政策文本计量分析主要是采用文本计量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通过对已有政策文本数据库或政策文本语料库在政策主题分布、政策时间序列分布、政策引证以及政策主体关系等要素进行计量分析[3]。在Grimmer的政策计算分析框架中，政策文本主要来自政策数据库和已有语料库、网络政策文本和非电子化政策文本。因此，政策文本计量分析的主要方法和工具也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政策文本数据库自有的文本计量分析方法与工具，如Lexis Nexis、ProQuest、Westlaw、HeinOnline、北大法宝和CNKI政府公报数据库等政策或法律文本数据库， 利用数据库自带的字段设定结合政策主题、类型、时间、地域等进行政策统计或计量分析，或应用共词或共现分析，能有效分析政策文献增长、扩散、流变等变化规律；二是利用网络分析和替代计量学（Altermetrics）方法和工具进行网络政策文本分析[17]，如Wiley， NPG和PLOS One 等开始提供 Altmetric 服务，Altmetric也可以对国内新浪微博进行追踪，因而对社会媒体中的政策文本以及跟踪研究也成为可能，如匹兹堡大学创建的MPQA政策辩论语料和卡内基梅隆大学Sailing实验室Jacob Eisenstein和 Eric Xing创建的政治博客文本集语料；三是通过政策文本采集与语料库构建并提出新的统计口径和研究方法，如苏竣和黄萃等对中国科技政策的类型统计分析[18]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Wilson等对网站隐私政策的主题解析分析[19]。

3.3 政策文本数据处理方法

从政策文本的范围看，政策文本结构性差异很大：既有政府的政策文本、法律档案（听证会材料、判例），也有政策新闻、媒体数据和政策研究文献；既有总统竞选纲领、演说文本集，也有社交媒体的公众政治言论和政治评论。而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将政策文本解析为结构化文本数据（Textual Data），并构建语词、语义或情感等特殊对象，不仅能形成对大规模政策文本语料的系统化处理，而且能在不同的政策文本集中进行比较分析和一致性分析，推动政策文本融合分析。结合政策文本分析的应用，典型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有政策文本自然语言处理和语法计量分析、政策文本处理以及政策语义分析（见表2）。

在政策文本数据处理过程中，政策文本或语料集适用于通用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和文本数据处理方法，政策语词分析和政策语义分析在政策主题统计（聚类）、政策热点识别、政策意分析中应用较多[20-21]。目前，在政策文本处理领域最受关注的议题：一是语料库尺度的政策内容分析[22-24]，主要是对政策语料库的统计和计量分析，识别政策语境中的热点议题[25]，关注政策议题的扩散或影响[26-27]，尤其是政治演说语料库、政见语料库、政治纲领语料库分析；二是政党和选举研究中的政策立场分析和政策倾向研究，政策文本计算的概念本身即为比较政见研究（CMP）的Michchael Laver提出，而基于先验词权（Reference Score）的WordScore和无先验词权的WordFish也是政策文本计算分析中应用最广泛的分析软件，CMP以及后续研究项目（MARPOR）提供的政见语料库也是采纳率最广的语料库。

3.4 政策文本数据挖掘方法

文本挖掘，又称为文本数据挖掘或文本知识发现，是指在大规模文本集合中发现隐含的、以前未知的、潜在有用的模式的过程[28]，涉及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统计学、自然语言处理、可视化技术、数据库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术[29]。与政策文本处理更注重政策语词或语义分析相比，政策文本数据挖掘更注重在大量文本数据集合中发现分类/聚类特征、发现关联知识或规则，并注重深层潜在语义的知识发现。因此，政策情感分析、政策意见分析、政府行为预测等典型方法得到政策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如Saremento等对用户评论的政策倾向分析[30]、Hopkins和King[31]对博客政策意见的分析。政策情感分析在西方国家选情预测中尤为关注，包括政治领导人的政策情感倾向[32]、选民的情感反馈与倾向[33-34]以及整体选情预测[35-37]；在政策意见分析中，公众意见收集和政治意见追踪也是常见的研究主题，并将公众政策意见与其政治立场和政党支持度关联，建立了计算化的政党舆情监测、政党竞争或政党派系识别以及政策结果评估的分析方法[38-39]；政府行为预测体现了政策预测分析的方法和思路，通过对政府领导人、政党的竞选纲领或关键政策文本的分析，挖掘潜在的政策热点或发展轨迹。国内研究者也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对政策热点[40]以及政策价值[41]进行了分析，或系统利用文本挖掘方法对政策文本的内部结构关系进行了主题识别或关联分析[42-44]，但总体上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

4 政策文本计算应用研究进展

4.1 政策文本语料库建设

政策语料库以及语料库语言分析是政策文本计算分析的基础。早期的政策语料库一般针对政府出版物或公开政治文本进行采集加工，如政策条文、相关政策解释、政治人物传记、语录或新闻纪录等；现在则扩展到更加多样化的语料来源。除了Lexis Nexis、北大法宝等传统的法律信息服务提供商，目前比较典型的政策语料库有：

（1）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比较政见研究项目政见文本语料库（MRG / CMP / MARPOR） [45]。Manifesto语料库是目前政策分析领域加工最为成熟的开放政策语料，包括1945-2015年70年跨度，涉及所有欧洲国家和少数英美联邦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总计超过50个国家的4051个政见语料集，涵盖了1979-1989年政见研究组MRG（Manifesto Research Group）、1989-2009年比较政见研究CMP（Comparative Manifestos Project）以及当前基于政治表达的政见研究MARPOR（Manifesto Research on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持续研究的政策语料。在语料分析工具包中，既包括手工编码的政策术语编码手册（Code Book），也包括794，536个跨语种的机器识别政策术语、短语或词条；既包括软件版本的WordScore分析工具，也包括R语言的分析包ManifestoR。因此，Manifesto语料库和WordScore分析软件是目前政见分析和政策文本计算领域引用率最广的语料库，尤其在政策立场和政策倾向研究中。

（2）美国康奈尔大学政策文本语料库（Corpus of political discourse）[46]，它是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系庞大的语料集中的一个子集，主要是由Matt Thomas， Bo Pang和 Lillian Lee整理的总统国会演讲数据集（Congressional speech data），同时因Lillian Lee设计开发了相应的情感开发工具ReadMe，因此在严肃政策文本的政策情感研究领域受关注度较高，目前共有22篇研究文献利用或援引了该数据集。

（3）美国匹兹堡大学计算机系的MPQA Opinion Corpus语料库（Multi-Perspective Question Answer， MPQA）[47]，主要是新闻报纸素材的语料，包含4个子库、4个词表和基于语料库分析技术开发的OpinionFinder系统（目前提供2.0版本下载），其中有一个专门子库为政策辩论数据库（Political Debate Data）。同时，因其情感标注系统比较出色，因而也是博客、评论等开源语料政策情感分析的主要素材和工具。

（4）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Sailing实验室的政治博客语料库[48]。由Jacob Eisenstein 和Eric Xing整理开发，主要采集了2008年6个博客平台的13246个政治博客文本记录，并且通过意识形态的分层抽样，也是政治博客研究比较重要的语料资源。类似的语料集还有美国海军学院Twitter政策语料集。

（5）香港浸会大学整理开发的政治演讲语料集（Corpus of Political Speeches-HKBU Library）[49]。目前主要包括4个部分：美国历届总统演说语料文本集和多媒体文本（1789-2015）（约443万字）、历届香港总督或特首施政报告语料集（1984-1996，1997-2015，约43万字）、历届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新年致辞和双十演讲语料集以及中国历届政府总理施政报告语料集，是比较完整的中文政策语料集之一。

此外，德国柏林Brandenburg科学研究院的阿德莱登・巴拉巴西提供的德政策语料集[50]则结合了政策语料分析与可视化研究，利用这个政策语料集可进行总统演讲频率、演讲主题和演讲所涉及的政策语言的可视化分析， 网站提供粗语料、分词后的语料以及标引后的语料等不同版本的语料。

4.2 政策文本分析工具研制

因语境意义对政策文本分析的现实意义更大，当前政策文本计算比较注重政策词典和政策文本分析专用工具的研制。目前，主要有两类研究方法：

第一，测试通用文本分析工具在政策文本分析中的适用性。典型如政策情感分析领域，Lori Young等[51]对DICTION、LIWC、RID、TAS/C、ANEW、DAL、WNA、PMI以及LSD等众多情感分析词典的对比研究发现，LSD在选民情绪跟踪研究和对比研究中具有明显优势；Bei Yu等[32]则发现政策评论或政策演说文本中，情感词汇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普通文本，并且不同于一般情感分析主要负载于谓词描述，大量政策情感负载于名词性的体词描述中，需要结合上下文才能完全识别，因此在政策文本分类的算法中（SVM、NB），训练文本需更充足。

第二，研制政策分析专有词表和分析工具。典型如政策立场和政见研究中的WordScore算法和WordFish算法。两种方法都注重政策语词对政策内涵表达的影响权重差异，WordScore方法通过专家判定的参考文本作为政策语词权重依据，从而生成政策分析文本中政策内涵的表达效果，其实质是对词频结果进行语义加权处理，类似一种基于动态“词典”的分类算法；WordFish算法认为政策文本具有不同的政策特征向量，在某一特征中政策语词的概率分布符合泊松分布，因此可以通过一种类似非监督学习的方式对政策文本所蕴含的“政策立场”进行分类。由于WordScore算法的分类效果和可解释性优于WordFish，但分类效果受参考文本的影响大，在历时分析或跨文化环境的比较参考分析中效度不高。此外，政策文本计算因德语或北欧国家特有的构词方式而具有一定研究效度，而在英语地区却并不显著，这也是当前政策文本计算研究兴盛于德国和北欧，而英美地区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因此，政策文本分析词表、文本分析效度改进工具和跨语言政策文本分析工具都是目前政策文本分析工具研究的热点问题。

5 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前景与障碍

政策文本计算方法是大数据环境下政策分析科学与计算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议题和研究队伍。随着政策文本资料的日益丰裕以及大数据分析方法日益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所采纳，可以预见未来政策文本计算在精细化政策分析和定量政治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5.1 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前景

就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领域而言，精细化政策分析主要体现在政策预测、政策冲突分析与政策辅助决策、元政策评价与政策比较等研究领域，定量政治研究则体现为政党研究、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策认同、政治联盟以及选举、外交等政治活动领域。

第一，政策文本计算在精细化政策分析领域已经具有研究基础，尤其在语料库政策语言分析中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框架。首先，计算方法的引入提供了跨语料分析和实时语料分析的研究可能，对政策预测的时效性和精确度都将大大提升；其次，计算方法的引入将改进政策分析的精度和深度，在政策制定中不同政策源的立场识别和主题识别可以避免显性的政策条款冲突，同时对政策主题关系识别也能评判政策相似度或政策形式质量预判，辅助政策制定决策；再次，通过政策文本与政策语义的对应关联，能够挖掘政策的潜在语义和元政策要素，从政策价值、政策倾向、政策工具、意识形态等高度评价或比较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别的政策差异，更好地跟踪政策扩散过程，促进政策学习与创新。

第二，定量政治研究则融合了政治学、媒介理论以及政党研究的理论视角，能通过泛在的政策文本载体，识别公众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政治互动关系，进一步通过政治文本解析框架可以分析政治立场、政治距离和政治关系紧密度，从而发现政党合作、国际合作的潜在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政治参与主体的互动机制，可以在政策认同、政党监督、政党竞争以及选情预测等领域进行有效分析。

5.2 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障碍

正如国内外学者对人文社会科学计算方法的担忧[13，52-53]，政策文本计算不论从方法论本身，还是从应用场景的研究效度看，其只能作为决策分析工具，而无法替代政策分析者本身。究其原因，首先，政策文本语料库的局限。语料库具有一定时效性与完备性限制，而语料库规模和多样性是政策文本计算分析效度的关键，但语料库构建成本和可用技术的限制使得语料库很难完全满足政策分析者的需要；其次，文本挖掘和相关计算分析方法的局限。文本挖掘结果的呈现是抽象的或数据化的，只有结合相关的应用背景才能完全理解相关内涵；文本挖掘或计算分析注重研究创新点的突破，很难兼顾整体研究面的覆盖，因而其结论往往是片面的、非系统的；文本计算分析方法是探索性分析方法，其研究结论是非可预期的、不确定的，而文本语料库建设是高成本的，政策文本计算具有一定的研究风险；第三，政策文本算是跨学科研究方法，需要政策研究和计算机研究学者的紧密配合，而实际研究过程中很难兼顾二者。

因此，在未来的政策文本计算研究实践中，一是需要加强学科合作，推动专业化的政策语料库的建设，开发适用于政策文本分析的工具；二是政策文本计算研究具有良好的中立性与客观性，国家应该在智库建设和国际政策比较研究中更加重视政策量化和定量政治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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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江，刘源浩，黄萃，等.用文献计量研究重塑政策文本数据分析――政策文献计量的起源、迁移与方法创新[J].公共管理学报，2015（2）：13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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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7)

论文题目：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一、选题的依据

(1、选题所属研究领域;2、选题的应用价值;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一)课题所属研究领域

1、论文选题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具体研究范围是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

2、论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谓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指乡镇和涉农街道区域内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课题的应用价值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加之全国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风俗习惯、群众素质基础等各不相同，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其差异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看清现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对策是实实在在做好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

1、国内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构的形成，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农村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村民主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稳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研究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农村稳定方面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及原因。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群众自身素质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二是解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对策和建议，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技术性的方面，也有体制性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直接由基层引起的社会问题较少，针对社会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对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从经济上、贫富差距的解决上来看，社会保障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相对健全制度来缓解社会压力。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社会问题也各有不同，总体上还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处理国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1、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内容要解决的实际问题;3、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进度计划)

(一)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

1、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摆在市乡两级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分析社会稳定因素，有解决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针对性方法。

2、本论文的特点是针对性、可行性和应用性。一是论文针对X市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对X市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并针对X市社会稳定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论文可行性是在通过最具X市代表性的L镇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和总的基础提出来，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论文中既有社会稳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对当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形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提出的对策具有实际应用性。

3、本论文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入手，列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合具体乡镇特点，分析原因，找准对策，为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视，为今后X市政府和维稳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1、论文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不稳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决方法，确保社会稳定。

2、论文目录

(三)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

1、技术路线

2、技术措施

(1)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章进行搜集、阅读、整理、分析。

(2)座谈法：访谈相关街道、乡镇、部分村的书记，就农村稳定、工作进行讨论、交流。

(3)调查法：查找相关维稳及政府组成部门在稳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进度计划

20xx.6-20xx.9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

20xx.9-20xx.11问卷设计、发放、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20xx.11-20xx.1完成论文前三章，论文中期检查

20xx.1-20xx.4完成论文初稿

20xx.4-20xx.5修改论文初稿，论文预答辩

20xx.5-20xx.6论文审查、修改，论文答辩

三、开题条件(根据专业学位情况填写)

(一)学术条件

本人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十五年在乡镇、街道工作，做过一般办事员、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事农村维稳工作，了解、思考、探讨、决策过农村稳定工作。2011年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MPA学习，已读完该专业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师H教授从事公共管理和哲学教学和研究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导下，使我具备了撰写论文的学术条件。

(二)设备条件

课题具备研究所需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硬件条件。

(三)经费概算和落实情况

研究所需费用已落实。

四、文献综述和调研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页)

参考文献

(1)张小平杨伍保.浅析群体纠纷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导报，2009，(3)

(2)于风伟商同杰.和谐社会下的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2)

(3)杜旭宇.农地征用时农村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及其治理对策[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

(4)杜胜利.正确处理农村利益分化与农村社会稳定的相关性[J].经济研究参考，2008，(36)

(5)田法成.改进农村干部思想工作作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农业，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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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春光：《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9期

(8)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9)周永坤：《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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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8，380，105，277，284，313，313.

(1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王振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

(14)刘秉泉:《分配制度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群言》，2003年第9期

(15)秦兴洪，廖树芳，武岩：《近50年来中国农民收入变动的特征》，《学术研究》，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