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红色经典艺术教育；音乐表演专业；实践

2011年百色学院继沈阳音乐学院等五所高校之后第二批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之一的大学。对于处在成长中的百色学院艺术系来说正是一个难得的契机。正是在这样的有利环境下，百色学院艺术系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建设和实践探索。经过几年的建设，艺术系逐渐成长起来，为百色学院的发展汇聚了力量，为我院宣传红色经典文化、扩充素质教育内涵、加强艺术学学科专业建设、培养具有“百色起义精神”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四得”专门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

1 红色经典艺术教育融入音乐表演专业的意义

红色经典艺术作品是指在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能够传播真理、激发斗志、传播正能量的艺术作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红色经典艺术教育融入音乐表演专业对于音乐教育的意义尤为重要，利用“红色经典”的音乐教育资源对高校大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教育、集体主义教育，既能增强其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又能培养其高尚的情操、良好的品质和坚定的信念。而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在音乐表演专业中的融合更是能将戏曲、民歌、舞蹈等音乐舞蹈元素融合起来，为高校音乐教学带来更加多元化的题材，有助于激发高校音乐教学的创新力、对于推动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品。

2 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在音乐表演专业中的实践成果

百色学院音乐表演专业通过五年的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目前基地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和艺术创造及艺术研究建设、艺术实践建设和资源建设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1 在学科团队建设方面

音乐与舞蹈学院组建了21人的学科团队，明确了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有三人晋升为副高职称，五人晋升为中级职称；培养了2名学科带头人；10 ～ 15名红色经典创造人才；支持教师到美国加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进行访问5人；经过音乐与舞蹈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学科团队在音乐表演专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2.2 在课程建设方面

为扎实推进全国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建设，百色学院从2012年起实施了“五个一”工程，其中开设一批以百色起义精神、红色艺术、红色文化等为内容的“红色经典教育”微型通识选修课。从2012年秋季学期开设，“红色经典”系列微型课程全面开课。

2.3 在艺术实践方面

以音乐与舞蹈学院红色合唱团的成立和举办的一系列活动最为突出。合唱作为教育的高级艺术形式，是审美教育中具有普及性、广泛性、实践性等特点。合唱团的成立不仅可以发展大学生的个性特长，锻炼其组织、编创、合作能力，更是在对普及音乐教育和高雅艺术、宣传红色经典音乐和促进大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有重要作用。首先体现出了实践性。合唱团自2014年成立以来，除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形式的比赛和演出活动。如 “红歌大家唱”、 “百色起义组歌”演唱会等。还参加了广西大学生艺术展演、“红铜鼓”、中国东盟艺术教育成果展演等演出活动有十余场，并取得优异成绩和一致好评。其次体现出革命性和民族性特色。红色合唱团紧密围绕学校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目标要求，打造艺术教育特色专业，在作品改编、创作、舞美设计、宣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革命性和民族性特色。

2.4 在红色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

在艺术创作上，由音乐表演专业教师编辑出品了《百色起义红色歌曲赏析》、《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教材两本，以百色地方民族音乐为素材改编创作的《百色起义组歌》15首。以红色经典艺术教育为主要研究放向的课题获得自治区教育厅科研、教改课题立项2项、校级科研、教改课题立项多项，在核心期刊和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有关红色经典艺术的论文和作品10篇以上。同时，举办了5场红色经典教育学术讲座、参加了2次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的交流活动。

3 红色经典的艺术教育的传承和发扬

在受到当今多元化文化模式的影响，红色经典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小，尤其在年轻的一代当中更是不被接受。如何在当前复杂的环境中让红色经典文化成为人们所喜爱的艺术形式，如何在年轻的一代中继续根植红色基因，不忘记红色经典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这是目前摆在高校中尤其是被教育部评为“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基地”的学校音乐表演专业教育工作者紧迫的任务。

3.1 转变教学理念，变动教材内容

为使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在音乐表演专业中得到发展，首先应该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继续在经典艺术教育的实践中修改教学大纲，确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办学、教学方向，丰富教学手段。深入挖掘红色经典音乐的文化内涵，丰富红色经典音乐的传承形式。在声乐、舞蹈、钢琴、民乐等课程教学方面继续加入本地丰富的红色经典文化，不断实践和探索，走出一条既具有特色的符合教学规律同时又能受到同学喜爱的课程设置模式。

3.2 树立红色音乐的研究、旅游等品牌

百色学院作为全国十一所“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基地”之一，相对于其他高校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地域上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基因，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要在不断研究的同时，成立红色音乐研究中心等学术研究机构，经常性举办红色音乐文化研讨会、学术报告或者交流会等。

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在音乐表演专业中能够很好地体现出红色经典文化的内容。同时，音乐表演专业在实施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当中又能较好的凸显出其专业的特点并在传承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挥高校艺术教育的特长为红色经典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做出贡献是高校教育的使命，也是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在音乐表演专业实践中的充分体现。

参考文献：

[1] 王颖峰，李红梅.论江西红色文化的品牌发展[J].井冈山学报，2012.

[2] 郝玉超.高校红色经典音乐的传承与教学之我见[J].青年文学家（教育论丛），2013（30）：20.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篇(2)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虽在80年代以否定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红色经典的产生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裸。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中的实践，其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新型的“市民社会”。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构想和实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等运动，通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第三，红色经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味的解读。把红色经典与文化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二、话语体系与情感结构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时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和扭曲。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中导致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三、经典的沉浮与再造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悲剧密切相关，当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时代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中跟政府官僚一道成为斗争对象。之后，他们自然对深恶痛绝，成为否定的主力。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中受到的种种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的憎恨，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当时中国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直沿用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英和中坚力量。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 红色经典，历史重塑，理论重温，人性丰富，

Abstract: Red-Classic as an art pattern in China during 1949 ～ 1976 is a complex unit of youth and adultness of that time. Three intentions in the present people’s minds， rebuilding-history， recalling-idealism and complex-nature of human， have influenced the action of recomposing Red-Classic and more or less determined the effect of the TV series of Red-Classic and the discussions on them.

一

2004年，电视剧《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红旗谱》、《烈火金刚》、《苦菜花》等，轮番出场而一再“失利”，引发了观众、业者、管理者、学术界等方方面面关于红色经典的“讨论”。据广电总局统计，2002年至今，已拍、正拍、规划要拍的属于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有40部共850集。一再的市场失败，热烈的理论讨论，正欲不断涌向屏幕的作品，这一文化现象，向我们呈现了一些什么呢？

二

红色经典，从学理上看，盖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所构成：第一，是在一个五色的当代环境中对一个红色时代的重现。第二，这种重现是通过对红色时代的经典作品的改编而进行的。三，红色时代的经典作品，主要是指共和国前期（1949～1976）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

为什么需要甚至热衷于红色的重现？这里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它体现在重现者对市场评估上，对品牌的利用上，对观众趣味的把握上，诸如此类的因素还可以罗列更多，但都可以集中到一个更基本的点上：体现了当代人对自己历史的一种关系。有些时候，人们希望进行一种新的回望，重看和体会一种经历者被深深感动过，未经历者又能够为之感动，而无论是经历和未经历者又都还没有被真正把握住的东西。从回望这一视角放眼开去，红色经典与一大批改革开放后其它作品联系到一起来了，如描写红色领袖的作品，描写解放战争大战役的作品，描写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的作品，等等。这些作品在回看上与红色经典是一样的，但又与红色经典不一样，这就是红色经典内蕴了一种时代心态的原汁，这种原汁是与之有了时代距离的改革后的创作所无法呈现的。非得要通过经典改编，借重于经典的，正是这种原汁。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回望，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历史的民族，中国的历史又是一个最有规律的历史，古代史很有规律，现代史同样很有规律。在中国，虽然北京猿人可以追溯到50万年，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仪式证明了文化的开始，但8000年前的岩画、陶器、玉器的出现，可以算作中国文化的正式开始，不妨以伏羲女祸来代表。从8000算起，正好每2000年一个大节奏。6000年前与仰韶文化相当，是从黄帝开始的三皇五帝时代；4000年前，夏王朝建立，开始了夏、商、周三代；2000年前，秦王朝建立，从秦到清，是中央集权的王朝时代。四个2000年，正好划分四个大时代。2000年这一数字，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大节奏。从夏朝开始，节奏加快，这时记住500年，就记住了从夏到秦的历史：夏，约500年（公元前2070-1600）；商，约500年（公元前1600-1046）；西周，约300年（公元前1046-771），[1]春秋战国，500年（公元前771-221）。这里只有西周是300年，由它进入春秋战国的转折时代。进入秦以后，只要记住300年这一数字就行了。秦朝约20年（公元前221-207）可以忽略不记，西汉约200年（公元前206-公元24），东汉约200年（公元25-220），共约400年（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处于与转折相连时期，略多100年；魏晋南北朝，约300年（公元220-581年），隋朝30多年，与秦同，可以忽略不记，唐朝约300年（公元618-907）；五代60年可以忽略，宋朝约300年（公元960-1279）；元朝约100年（公元1271-1368），少数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有所变异；明朝约300年（公元1368-1644）；清朝约300年（1644-1911）。整个古代史的历史周期节奏可列表如下：

2000年周期

8000年前——伏羲、女娲

6000年前——三皇五帝

4000年前——夏

夏，

500年

500年周期

商，

500年

西周，

300年

春秋战国，500年

2000年前

汉，

400年

300年周期

魏晋南北朝

300年

唐

300年

宋

300年

元

100年

明

300年

清

300年

中国现代历史在演进节奏上也是很规律的，基本上显为20年一次大的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现代性，过20年，是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再过30年；是1890年代的维新变法；过20年，是1911年辛亥革命；过约20年，1927是北伐战争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过约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过约20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过约10年，1978年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路线，过20多年，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准备全面融入全球一体化。这种有规律的历史节奏使得中国人的历史回望具有了一种很深的意味。

既然回望，为什么不回到经典本身，而要通过改编？历史的距离使改编比原著有了更多期望点。从思想上看。历史之间具有一种思想距离，一个时代要反映自己时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而在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回望中就可以看到；从媒介形式看，红色时代主要是处在印刷时代，印刷形式的小说是其主导形式，当下时代是电子时代，电子形式的电视是主导形式。本来，红色经典包含一切红色时代的各类艺术形式，文学、音乐、美术，但最能与电视形式对接，又最与思想的展示相合的，是叙述性作品，因此，红色经典涌向电视屏幕，就是面向最广大的观众，就在进入当代艺术的主流形式。电视剧形式，就有原来小说电视的文化厚度，又有时代的崭新关联。正在红色经典改编正电视剧的时候，它的成败引起最大社会关注，成为了一个热烈讨论的文化论题。

红色经典的核心是它体现了共和国前期的一种文艺模式，一个时代的心灵和主调都艺术地凝在一种模式上。一种历史此在性的原汁，也正是附在文艺模式上。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共和国前期的文艺模式。其主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一种中国现代性的理想主义和英勇主义。理想构成了作品的强光。第二，为了高扬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而把矛盾冲突作为一种主旋律。矛盾冲突不但是中国现代性的主题，也是中国革命史的主题。也构成了红色经典戏剧性情节的主调，敌我的对立斗争和敌我分明的道德评价构成作品人物塑造和性格刻画的既定方式。第三，这种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突出，对矛盾冲突的情节营造，对善恶分明的人物安排，使得作品中人的丰富性被进行了一种艺术性的必要压抑。同时使得历史的丰富性被压缩形成了一种简单的神话性结构。

红色经典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在共和国前期对共和国之前的革命斗争的重写，初一看来，它们是写以前的历史，而实际上它代表的是写作时代的历史。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在现代性过程中一个前所未来的成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后的一次空前胜利，是辛亥革命以来，国家分裂状态的第一次结束，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一个醒目的标志。共和国的成立带来的新感受具有一种青春性。但共和国的成立又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来，一系列前仆后继的艰苦斗争和精心筹划的结果，它又具有一种成年性。可以说，青春性和成年性构成了共和国前期互相作用的因素，从这一角度看，在红色经典里，理想主义和英勇主义是与共和国的青春期激情相关的，对人性丰富性的有意识压抑是与共和国的成年性的计算相关的。只理解青春性一面而不理解成年性一面，不能深识红色经典，同样，只样只理解成年性一面而不理解青春性一面，也难以深识红色经典。除了青春性和成人性之外，共和国前期的国际环境，先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对立，后与以苏联为代表社会主义阵营对立，都在强化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斗争性。而且在共和国前期的意识形态和文艺美学中，文艺是整个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革命斗争的工具。这一切，构成了红色经典的复杂性，也构成了红色经典的可回望性，红色经典成了让当下时代的人们回望历史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路标。

三

然而，改革开放26年，当下时代的人们离红色经典所由存在的时代已经很远了。如果说，当年红色经典对革命斗争史的写作是一种为了“当年”而对当年以前的回望；那么，今天重编红色经典则是进行一次对回望的再回望。这一次回望，不仅是与时俱进的主流思想对以前的回望，还有学者们从历史真实角度对以前回望，还有经历者从今天的思想对过去的回望，还有当下艺术趣味对过去的回望，还有娱乐圈与市场需要对过去的重新利用……因此，初一看，红色经典，由于关联到方方面面而有巨大的艺术和市场潜力，仔细一想，正因为关联到方方面面而转成了一个最艰难的艺术求索。回望是在当下的回望，它满足的是当下的需要。完成这个艺术求索是对方方面面的多重满足，完不成这个艺术求索则是对方方面面的多重挫败。

那么，在这一回望中，或者说在回望过程中，当下的人们最要想获得的是什么呢？大而言之，有三种需要：第一，是对历史作一总体重塑的需要；第二，是对理想主义重温的渴求；第三，是对人性丰富性本质的重认。

这一节主要讲第一种需要，当中国现代性已经走到今天的时候，从今天的高度到整个中国现代性历程进行一种新的总体认识，已经变成一种需要。这一总体认识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度多方面的，需要历史型文本（史料体系）、哲学性文本（观念体系）、也需要文艺型文本（形象体系），红色经典正是进入这种新总体认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说过，通过红色经典进入历史与通过直接的现代重写（如领袖剧、战争役剧、革命剧）进入历史，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正如能否很好地重写历史对中国现代性继续前行是非常重要的一样，能否较好地重写红色经典已成为考验当代艺术家和当代人的趣味的一个标本。怎样让红色经典的重写进入当代中国人的总体思考呢？中国式的重写历史的样板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不妨以紫禁城为例来看中国式的历史回望与重塑的统一。

明清的京城是按照《周礼》的理想建成的，《周礼》是中国京城模式的定型，这个定型是通过几千年从原始到理性的演化而定下来的，在定下来的这个型里面，包含了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重写定位和对自己的现在的理想结构。中国历史从原始到理性的演化，表现在建筑方面，可以说有四个大关节，一是村落空地的中杆（图腾柱），这时的文化是以图腾为中心的观念体系，二是村落中心的坛台，这时的文化是以主神为核心的观念体系；三是城市中心的祖庙，这时的文化是以祖宗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四是以宫殿为中心的建筑群。[2]这时文化是以帝王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当《周礼》以帝王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建构自己的京城模式的时候，它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历史的呢？以帝王的宫殿（太和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否定了以宗庙为中心的京城模式（《吕氏春秋》说：“于天下之中而立国，于国之中而立宫，于宫之中而立庙”就是描绘的以宗庙为中心的国-宫-庙三层的京城模式），但是对以宫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中，仍对宗庙表示了最大的尊敬，祖庙被安排在天安门东面，仍然的依时祭祀。同样，从紫禁城的结构中可知，当宗庙中心否定坛台中心的时候，对坛台仍然表不了最大的尊敬，这一尊敬在宫殿中心的京城模式中还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天安门西的社稷坛和京城四面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同样，从紫京城的结构中可知，当坛台中心在否定空地的中杆中心的时候，仍然中杆保持了最大尊敬，这一尊敬在以宫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中还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天安门前的华表，华表上有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华表的身上有表示天的云彩。因此，中华民族从原始向理性的演化，一方面是观念上的大变，从图腾到天神到祖鬼到人王，另方面却不是一个否定一个，而是每一个对者前一个保持了最大的尊敬，并把它在自己的体系中放了一个恰当的位置，这样对使自己有了一个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承传，又把每一段历史放好了一个位置。把这个位置放好了，《周礼》的京城模式就出现了，民族的总体定位也形成了。以紫禁城的实例，可以知道，如果红色经典与中国现代性以来的历程的定位有关，那么，把红色经典改编好了，中国现代性历程其及总体性也就很好地呈现出来了，而一旦体现出来，就没有再进行改编的需要和冲动了。如果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性质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定义，红色经典的改编结果也没有满足方方面面的渴望和期待，改编红色经典的冲动就还会出现，因为创作者总认为自己还能在上面加补上一些红色经典本来缺少的一些东西，而为当代观众增加一种新观念，以完成人们对中国现代性总体认识的需要。从这一个角度看，红色经典的改编，无论成功与否，呈现的都是当代中国人重塑历史也是重新定义当下的一种活动。

四

现在讲红色经典后面的第二个动因即对理想的渴望和第三个动因即对人性丰富性的重识。这两个动因，虽然与第一个动因一样，与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深刻的观念和心理内容相连，但同时又与红色经典改编的具体艺术问题结合在了一起，是一个更为复杂更难讲清的问题。

红色经典包含了一种与当时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革命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都有一个真诚时期，而当从真诚的革命转到具体的建设，从一个浪漫时代转向一个现实功利的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就会或快或慢地消逝而去。虽然每一种浪漫主义里面都包含着乌托邦性质，甚至包含着各种杂质以及各种虚伪、仇恨、阴谋，但一种理想的真诚性和青春性还是很明显的。正是红色经典里包含着这种与真诚和青春相连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使一个身处世俗化时代、物质化时代、娱乐化时代人会在一些时刻猛然心里一动。那使人心里会怦然心动的东西使人走向红色经典。

然而，红色经典本身又包含着它拒斥时代的一面，这就是由于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强调，而略少了人物性格的丰富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由于对斗争性的强调而略少了故事情节的复杂性和绞缠性，由于对敌我阵营的鲜明区别而略少了人物动机的多样性和矛盾性。这一缺失在红色经典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可信的，在一个精神氛围相距甚远的当下会被感受为是一种缺失。于是改编的方向基本上是这样的，第一坚持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第二在人物上增加丰富性、故事上增加复杂性，斗争上增加多样性。一句话，把一种红色时代的趣味与当下的时尚趣味接轨，把一种红色时期的简单性与当下的复杂性接轨。把一种红色时代的定性认识与当下的动态认识接轨。

然而，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红色经典改编，在2004的推出中，遭遇了巨大的“失败”。管理者、学界、观众以对“失败”的经验总结，基本集中在三点上：

第一， 英雄人物不能在“人性化”的过程中，让原有的英雄形象得到歪曲；

第二， 反面人物不能在“人性化”的过程中，变得光辉起来；

第三， 故事情结不能在“丰富化”的过程中，迎合时尚，进行“爱情”等趣味性注水。

这三点，都点到了红色经典改编中的问题所在，但这一问题又不仅是一个改编中的技术问题，而与时代的普遍问题相关联，而且与红色经典的内在矛盾相联。自改革开往以来，中国人的性格，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都在由以前的单一向多样，由类型向丰富发展，也可以说，是由一心一意干革命走向人性的丰富上面发展，这里的人性丰富仅只是相对一革命时代的单一而言，而且这里的丰富，还包含着各种负面的因素，正如当年的单一也包含着相当的负面因素一样。因此，人性所就有的丰富是不是就是像我们当下所处地现实中和艺术中的这种丰富，显然不完全是的，我们所经历的所看到所理解的人性丰富，只是真正的人性丰富中的一种表现，一类显现，这种现实显示还不是、至少不等同于人性丰富本身。人性丰富的应有本质和人性丰富的现象呈现这一矛盾性正好在红色经典的改编中表现出来。红色经典改编中遭到激烈批评的“戏说”、“注水”、“情色”等，无不与用当前趣味中本还应该予以思考的人性丰富现象相关。我们希望红色经典中的理想，也希望通过使红色经典人性化，不但保持这一理想，而且把这一理想变得更有人性，但我们用以去改变这一理想的人性，却是我们这一个有限时代的人性，甚至只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性的多样性中的一种，属于时尚的那一种。而且这种时尚的人性丰富确实对红色经典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是有所歪曲的。这样，在红色经典的改编中，人们既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理想，也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人性。

这样，红色经典的改编遇上了一个双重难题。让红色经典适合我们现在的趣味，而变成一种穿着红色外衣的现在时尚，这是不行的，既然是看时尚，观众为什么非得到红色经典上去看，而让自己看完之后有一种受骗感呢；我们放弃自己的时尚而把红色经典完全保持在原味上，也是不行的，在共和国前期还显得是真实的东西，在现代其缺点的一面会更加放大，时代的距离会使其观众望而生畏。

五

然而，如果前面说是红色经典包含三种因素（对历史总体的重塑，对理想的重温，对人性丰富本质的识认）还是存在的话，还是尚在中国现代性演进历史过程之中的今天的我们心中的一种内在思想和情感需要的话，那么，红色经典会是一个永远的诱惑，让人禁不住要想去改编。在这一意义上，红色经典改编2004的“蒙难”，不管有多少具体的原因，从深层上来说，它呈出了中国当代人心中的一种“痛”。这种“痛”的存在，显示着中国人对自己现代性以来的历史，还未得到一个总体的体认，显示中国人对失去了的理想的不甘，显示了中国人对什么是人性丰富的困惑。因此，似可说，红色经典从表面上看，是让人回到过去，从内在里讲，是引出了一种回不到过去里去的痛。这种痛的根源是与当下的处境相关联的，在这一意义上，不妨把红色经典改编，看成中国人正在对重寻历史、理想、人性的漫漫途中的彷徨。还没有找到这三者之前，这三者还未真正满足当代人内心的需求之前，红色经典的改编会不断的涌冒出来，像一首在路上极为想唱而又尚未唱成好调的歌。

注释：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 红色经典 主流意识 形态理想与信仰询唤 现代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095-09

伴随着一系列历史节点的到来，银屏上多次掀起“红色经典”热潮，如何在复杂的时代语境中思考“红色经典”的再生产，是学界不可绕过的话题。本文试图对其中的复杂力量和价值担当进行探讨。

一、“红色经典”出场的历史语境及其意味

尽管学界并非全然认同“红色经典”这个概念，对何谓“红色经典”也缺乏严格学术意义上的界定，但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早已受到官方、大众阶层、批评界和市场的广泛关注，其影响力不可小觑。

“红色经典”引起广泛关注主要源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经典”改编或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主要是对“十七年”间的某些作品进行重述和切合时代意识的改写，改编者的诉求大多着眼于商业目标，以“借用”作为吸引眼球的广告策略，从而获得可赢利的市场份额。实际上，“红色经典”再生产主要是被当作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开发的，这些作品多为消费主义语境中大众文化的商业化运作，是流行的大众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合谋”与抗争的产物。进入新世纪，“红色经典”开始成为影视生产与消费的一个类型，其内涵逐渐明晰，按照国家广电总局的界定，“红色经典”指“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名著”，其所指不限于单纯的改编，而泛指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的文艺创作，既包括对“十七年”作品的改编，也包括新的革命史题材的文艺创作。

对“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显然不能从单纯的学理角度分析，其出场伊始就与文化产业的创意、市场运作、产品营销策略相关，遵循的是商业逻辑。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它首先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类型产品，继而在融入各方力量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关注后，开始变得复杂而具有多重意味，其中有着不可忽略的新崛起“大众”（新中产阶级）的微观政治学诉求。改编中由“红色”到“杂色”的流行体现了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侵蚀和渗透，一种新崛起的文化力量的生成和话语权的争夺，因此出现价值冲突不足为奇。 范玉刚：《欲望修辞与文化守夜》，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160-170页。 在遭遇现实“抗争”（大众的颠覆性阅读）、“规训”（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后“红色经典”的改编逐渐开始矫正方向，不断调整姿态后获得各方力量认可，开始与主旋律作品相互交融，并与原初的意味有了较大差异。从生成性来说，这既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自我调适中对旧有资源的开发，商业娱乐文化对“红色”资源的借用、挪用，也是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在消费语境下相互趋近的一个表征。当下，主旋律产品在艺术元素和运作模式上向大众文化趋近，在技巧和商业“卖点”上迎合消费者的，在市场营销上和大众文化彼此呼应，无可否认这种“娱乐化”倾向俘获了一部分大众重新回到影院，重新坐到银幕前，但这种“政治娱乐化和偶像政治化的策略” 倪震：《大众文化心理的满足和扩展——中国主流商业片的回顾》，《当代电影》2010年第2期。凸显娱乐化同时，带来的是政治教化功能的弱化，在文本的编码解码中，主流叙事的权威和革命神圣性及其价值认同有可能在消费中被消解或置换，使原本聚焦的价值观被散点化，一度助长了大众文化“娱乐至死”的蔓延。

不可否认“红色经典”作为被消费的对象，其改编背后有着非文学权力的博弈，并契合了“文化研究”思潮中政治向度的凸显。“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于政治向度的强调，恐怕多数是出于不同方面的动机或指向：或维护传统政治利益，或反对权力政治，或抨击世俗化堕落，等等。显然，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主要不是抽象言说的理论，而是实在、具体的利益维系着的复杂政治立场的表达。” 吴俊：《以政治为核心：现实与文学的关系》，《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在转型期的文化发展中既可以看到威廉斯分析的主导文化、剩余文化、创生文化之间的流变，也可以洞察到布迪厄所谓的文化权力之间的博弈。在社会结构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非同构性关系，拥有经济资本意味着控制了生产的经济方式，但不意味着对品味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何谓文化拥有发言权。相反，拥有文化资本并不必然暗含对经济资本的意义，也未必拥有重要关系网成员的资格。各阶级拥有的权力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因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享有更高的声望，所以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会千方百计地获取文化资本。所以拥有经济合法性的新中产阶级必然想在文化上获得话语权，在“红色经典”改编上与主流意识形态“合谋”，就是一条最有效最安全的路径。因而，“红色经典”改编中的一系列冲突、困惑，就不单纯是文化事件，而是不同利益阶层的权力博弈。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篇(5)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文革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文革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红色经典的产生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扞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红色经典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其教育过程不仅是理论知识的传授过程，更是引导大学生将其内化为思想政治素质的过程。但一直以来，“理论课” 教学仍存在着照本宣科，枯燥乏味等问题，相对于其“在高等教育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应该发挥的作用而言，它还远未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2]。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积极进行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将红色经典以唱诵的形式，引入到“理论课”的课堂上，不但激发了学生学习“理论课”的兴趣，提高了“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而且使红色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和弘扬。

一、深化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开展“红色经典唱诵汇”活动

一年来，我们在精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经常将革命歌曲、红色诗词穿插到教学过程中，这些蕴含着丰富革命历史、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红色经典，极其打动人的心扉，对这些80、90后的学生们来讲，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与震撼力。人的社会性使人具有归属感、易受群体无意识行为影响等心理特征，进而形成集体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因此，我们决定巩固教学效果，深化爱国主义与理想信念教育，在学生中，以班级为单元，以教室为场地，将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灌输式教学，改为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体验、感悟式教学，大胆开展“理论课” 教改工作――“红色经典唱诵汇”活动。

在“理论课” 教师的引导、启发下，学生们以饱满的热情，全员参与到“红色经典唱诵汇”的活动中。上课之余，学生们忙着查阅资料、撰写文稿，接着又投入到忙碌有序的排练中。紧张而快乐的筹备工作带给他们与以往十几年的读书生活不一样的精彩体验。

二、影响与效果

在筹备、排练、唱诵红色经典的各个阶段，学生们的艺术水准尽管很不专业，但整个过程却充满了熏陶、教育的元素，大家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下，灵魂受到震撼，精神得到升华。有的学生在朗诵红诗的过程中，竟不能自已，激动的泪水随着哽咽的声音，缓缓地流淌下来。这是真情的流露，是超越任何说教的自我教育形式。

基础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王丽娜说，这些诗词和红歌以前我们多少也了解一点，但通过老师的讲解、引导和经历一番筹备、表演之后，那种切身的体会和感悟是深入灵魂深处的。我们好像融入到红诗、红歌所展现的历史年代中，好像行进在中华民族的先驱们曾经英勇奋斗的征途上，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信念更加坚定，斗志更加昂扬。

学生辅导员深有感触地说，学生们参与这项活动，整个过程就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学生们的业余时间都被红色活动占领了，我们辅导员工作起来感到很轻松。学生们的思想更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心境也变得更加开朗。许多平时没有什么特长的学生，这次也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按照他们的表演水准，大学五年的时间里，也许一直都不可能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但细化到班级层面的“理论课”教改活动,却给他们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不单单是在众人面前的一次表演，而是“理论课”教改活动为学生们提供的锻炼多种能力的舞台，是帮助他们尽快成熟、成长起来的大舞台。况且，在查找资料，撰写演说词，合作排练等环节的体验中，培养了全体学生的学习、沟通、交流、表达及合作等方面的能力，对提高学生们的综合素质大有益处。

学工办党支部的老师激动地表示，学生们在“理论课”上接受了老师精心设计的、易于接受的正面教育后，对党课学习很容易产生共鸣，从而增强了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解，提升了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提高了辨别是非的能力，进一步坚定了跟党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与信心。

一年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学子，在沈阳医学院“理论课”的课堂上，领略到了政治理论课别样的风采，看到了并非训导式的政治课教师的风采，且在“理论课” 教师润物无声、不留说教痕迹的教诲下，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理论课”教师所宣讲的主流思想，心悦诚服地认同、践行“理论课” 教师所倡导的主流观点，“逐步实现从思想、政治、道德认识到行为的转化”[3]，实现了教学过程中即教书又育人的目的，较好地完成了学校的教育目标――学做事与学做人的统一。

三、开展“红色经典唱诵汇”活动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红军、红色根据地开始，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斗，直到打下红色江山，成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我们的国家实力增强了，国际地位提高了，人民生活也富裕了。但当我们陶醉于经济高速发展，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之时，我们也发现，今天的社会风气飘忽着许多的尘埃，许多人的精神世界掺进了那么多的杂质。我们得到了许多，同时也失去了许多。得与失的反差，促使我们从浮躁中清醒，仅有物质的富足并不能使我们满足，也无法使社会真正体现出文明与进步。精神的缺失与物质的匮乏同样可怕。而能够使我们始终昂扬向上、保持持久精神动力的，依然是经过时间检验与洗礼的那些蕴含崇高内涵的东西。红色经典如此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也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不管什么年代，人们都需要一种精神支撑和精神寄托。这些80、90年后的大学生们，也有一种寻找精神家园的渴望。而这些需求，正好在红色经典中可以找到答案。对于他们来讲，唱诵红色经典“可以帮助他们认清中国国情，体会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来之不易的，必须倍加珍惜，从而陶冶自己的灵魂和情操”[4] 。我们承认，堪称经典的红色精神产品，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但它放射着的精神光芒，有着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这些经典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最基本、最实用、最震撼人心的东西，“折射出革命先辈与当代人的崇高理想、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荣辱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5]，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须臾不可或缺的灵魂，是永远照亮我们未来前程的灯塔。坚持这个根本价值观，我们就心顺气足，保持永不衰竭的动力。如果离开了这些根本性的东西，我们的未来将走向歧途。因此，我们应该“结合大学生的思想特征，通过开展唱红色歌曲、忆红色历史、诵红色伟人、访红色名家、读红色著作、记红色名言、看红色影视、游红色故地、开红色论坛、塑红色课堂、写红色评论、撰红色博客、办红色校报、做红色网站等红色教育的基本动作，把红色资源中的精神特质加以开发、提炼， 科学地融入到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去”[6]，“探索和构建以红色道路-红色文化-红色精神为主线的集物、事、人、魂为一体的红色文化资源教育内容体系”[7]，实现红色经典的本质内容与“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有机结合，把红色经典所蕴含的优秀核心价值观渗透到“理论课”教学的各个层面，从而切实提高“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刘孚威.论井冈山精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252-253。

[2]赵侠.大学生社会实践模式的局限性及其超越[J].江苏高教，2007，23（5）：109-110。

[3]黄涣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的界定[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0(6):97-99。

[4]王员，曾绍东.论红色资源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运用[J].党史文苑，2005，29（4）：75-77。

[5]杨建辉.试论红色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11（11）：101-103。

[6]张文，蒋纯红. 红色教育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1）：146-148+159。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篇(7)

当前很多文化现象都可以从价值观的变化这一角度进行阐释,从电视剧这一单一节目样式出发,再结合其它的文化现象,将能使我们更清晰､更全面地分析问题｡

文化内部的自我扬弃

一,“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的失败｡最能反映价值观转变的,要数“红色经典”改编这一电视现象了,“红色经典”电视剧所遭遇的尴尬不仅仅是“红色经典”作品本身遭遇的尴尬,更是那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所遭遇的尴尬,同时也是制作者的商业行为遭遇的尴尬｡

“红色经典”失败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商业主导了艺术,从而使剧本创作者没能抓住它的目标观众,投资者及改编者一方面利用人们的怀旧心理,吸引有相同经历及感受的观众,另一方面通过增加一些曲折的感情经历等叙事线索以满足现代人的口味,恰恰是这些个人感情等非真实因素的加入损害了原著的艺术价值,首先是有损生活的真实｡虽说某些作品内在的价值判断与现代社会已相去甚远,但不管是什么艺术形式,最起码要做到源于生活,客观地描述生活,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一旦失去了真实,作品也就失去了艺术性,或者成为宣传教化的工具,或者成为转瞬即逝的流行文学,某些电视剧一味以现代人的视角来设计､包装“红色经典”,完全不顾原有作品的精神价值｡以电视剧《林海雪原》为例,增加了主人翁杨子荣不少的感情纠葛,在剧情设计上,新编扬子荣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救初恋情人的儿子而被敌人打死,这就彻底改变了原著的主题意义,不是不能加进个人情感因素,而是要做到真实､恰当､适时｡试想当民族遭受着外敌侵略,国家连年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谁还会把个人的儿女私情看得最为重要｡有学者曾指出,“红色经典”作品的价值最主要在于其具有某些现代史诗品格,而史诗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情节是建立在政治冲突基础上的,而个人关系(私情)只能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

一部分有着强烈世纪末情结,期望可以借“红色经典”重温旧梦的观众对电视剧充满了期待,改编的偏差使他们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对这种商业行为大失所望､痛加斥责｡而另一部分观众或是对这种具有强烈说教意味的作品不感兴趣,或是对改编的幼稚不屑一顾,根本不予理会｡

二,“红色经典”的另一种遭遇——恶搞｡除了改编的失败以外,“红色经典”作品为什么普遍的不为现代人所接受,网络上流行的“红色经典”恶搞行为也许更利于我们认识问题｡

就近期的恶搞事件,涉及的人物都是我们十分熟悉的英雄人物,而且都是曾经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而大加宣传的,雷锋､刘胡兰､等等,尤其是我们都还在提倡雷锋精神的今天,对雷锋的恶搞版本最多｡对“红色经典”的恶搞,其合理存在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原文本的可解构性｡表现在红色经典本身存在一些不足,我国文学作品和媒体宣传在人物塑造上一贯有把人物“神化”的倾向,这就极有可能损失人物的真实性｡80年代就有对雷锋现象的反思,一批思想活跃的青年在苦闷彷徨中重新寻求个人价值的重新定位,现在的青少年对雷锋的光辉形象更是不以为然,极端化以及缺乏立体感､真实感和深刻性是长期以来宣传不得法的主要表现｡

其次是主流媒体宣传的不合时宜性｡红色经典作品描写的大都是革命战争时期涌现出的一批先进人物和他们的英勇事迹,以及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反映社会主义新风尚､社会主义精神面貌的典型代表｡应该说是特定时期的经典作品,他们的创作目的主要是为了政治和宣传的需要,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作品一般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外在客观世界尤其是社会现实发生明显变化时,而他们宣传的方式如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若媒体还是一味用当时的事例来规范劝导现在的人们,是不能让人心服口服的｡人物塑造失真和随后造成的行为､道德强制性后果恐怕是这类作品不再被接受的根本原因,媒体宣传方法不得当使得在规范人们行为方面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色彩,甚至出现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做法,社会舆论无形中为每一个人划定了道德标高,有着不同价值判断的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容易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从而更难于接受经典作品的说教｡

再次是红色经典作品运用于现实社会所表现的道德的虚伪性,几千年来,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都运用理想主义来规范社会,而不顾人的本性即人的本能需要,“当这种理想因政治､习俗､命令而强制地推行成为社会规范时,便出现了理想主义庸俗化的格局——道德伦理专制以及道德高于生命的道德至上主义｡而当社会道德处于衰微､颓废､专制,而思想家们仍在热衷于道德理想的说教,就产生了虚伪这一现象,虚伪是思想不顾现实的本质反映”｡①相对来说一些恶搞文本却具有时代性､现实性､讽刺性等,这正符合在多元价值观中寻求普遍真理的国民心理｡像另一恶搞作品《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写潘冬子､春伢子参加歌手大赛经历种种黑幕,追溯到现实生活中看看确实存在着等许多不公平的现象,对某些恶搞作品可以看作是以戏谑方式对社会不满的感情发泄｡

某些“红色经典”不被接受,背后反映了现代社会与传统道德伦理之间的冲突｡古代伦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但一直没能厘清道德的适用范围,一些道德规范适用于个人但不一定适用于社会｡传统上我国一直把运用于个人修养的道德规范借助于政治､命令等强制推行于社会｡反而出现一些与真正的道德相背离的奇特现象,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政教合一,“他把本应交由个人选择的某些道德准则硬是强加在每个人身上,把少数人能做到的‘最高纲领’当作每个人都应做到的‘最低要求’,其结果是助长独裁和伪善”｡②因此,就有学者提倡区分“公德”与“私德”,公德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制定一个最低道德标准,增进社会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公德具有“公共性”,而私德具有私人性,私德在不违背公德的基础上,针对个体则不作道德限定,个人道德规范上不封顶,在一点上我比较同意陈晓平教授提出的“以公德为主､私德为辅”的道德系统｡公共道德属于公共领域,牵涉他者,反映公共利益,违反公共道德意味着将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所以,要求每一个人都不得违反,个人道德纯属个人品行､个人修养等个体表征,和他人利益不相冲突,所以不应对其硬性规定和强加干预｡现代某些媒体就是犯了这个错误,用个人道德的高标准作为公共道德来推广于整个社会,导致了虚伪蔓延的恶性循环｡

民族文化系统之外的有益借鉴

《越狱》对我国观众价值观的冲击｡与“红色经典”电视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电视剧《越狱》的广受欢迎,网络上开有各种论坛讨论该电视剧,引发了人们的议论狂潮,其中最敏感地涉及到了我国传统的价值判断问题,诸如什么才是真正的英雄;英雄,该不该为个人利益而战;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孰轻孰重;英雄,是不是道德完美的化身;英雄,能不能拥有个人感情等等议论｡根据网民的激烈反应,腾讯网为此做过一次相关的网络调查:

回答“《越狱》对你的价值观产生冲击了吗”时,有46.52%的网民选择了“情感上给我的冲击很大,但我在生活中绝对不会像电视上那样去做”,36.13%选择了“我很理智,冲击不了我”｡

回答“你觉得以下哪个人才是英雄”问题时,21.50%选择了“Michae”(《越狱》男主角),20.20%选择了“”,选择“都是”的占17.74%｡

回答“《越狱》有没有颠覆你对英雄的理解”时,60.88%选择“我只看电视本身,从不妄议英雄”,32.21%选择了“我心中的英雄一直就是那样,谈不上颠覆”｡

从以上的调查结果来看,网民对待西方文化与我国传统价值还是相当理性的,从我国观众对“红色经典”作品的冷淡反应和对西方电视剧的理性接受,可以看出,我国观众已经基本具备了批判地接受西方文化和选择传统文化的能力｡

但是“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潮也恰恰反映了我国人们的信仰焦虑,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使中西文化处于激烈冲撞的矛盾发展中,国人面临多元价值观的冲突,在思想上显得无所适从,综合其他的热播电视节目我们也许能看到一种令人欣慰的发展趋势｡

中国当下自身文化及价值观的吐故纳新

《论语》心得与家庭剧的热播｡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国内大部分学者也为民族文化的前途而担忧,但是,仅仅从电视节目的收看情况来看,事情又并非如此简单,《论语》心得热和家庭剧的高收视率,使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中某些核心价值的巨大影响力和凝聚力｡以“内圣外王”为特征的个人道德观,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法社会结构所强调的血缘亲情,这些至今都还有价值的传统文化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是文化系统选择的必然结果｡我们需要传统的个人道德观,同时也需要借鉴西方的社会道德及公共道德理论,从而两相呼应,既祛除由于“礼”约束“道”所产生的道德虚伪与狡诈现象,利于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型社会结构,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个人道德的追求来寻求内心的满足｡亲情则可以使我们在工业化进程中缓解竞争带来的压力,给予我们心灵的安慰｡

从以上的种种电视现象及文化现象可以看出,我国文化尤其是价值观重建正在经历一个真正的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交融过程｡而耗散结构——系统演化理论和文化多元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有关我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新的阐释视角和发展前景: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总体中的一个特殊分支,他的价值是永恒的,他不可能为任何别的文化所代替,也不可能趋向或归并于任何一种别的文化｡

只要这个民族不是闭关自守的,不是自绝于世界文化大循环之外而处于孤立和封闭的状态,那么他就会在冲突,无序和混乱中终究走向自组织化,它不可能被淘汰,也不可能在竞争的比赛中作为落伍者而被别的文化所代替｡因为这与文化本身的性质相违背,文化实质是保证人类群体持续生存的一种工具性体系,他与环境形成交流和反馈的作用｡外在环境的要求,会不断输入到文化系统中来,通过反馈作用,放大他的有效部分,修正或抑制他的无效部分｡③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①陈少峰《中国伦理学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