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社会学论文篇(1)

关键词：苏珊•凯瑟；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文化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著名服装心理学、文化研究学者苏珊•凯瑟在2012年出版了《时尚与文化研究》(FashionandCultureStudies)一书，该书成为她自1997年出版《服装社会心理学》(ClothingSocialPsychology)（修订版，第一版出版于1985年）一书后又一本服装文化研究方面的力作。该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以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不同主题为线索，援用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通过大量有关时尚的跨文化研究案例，认为文化研究有赖于时尚来证明其变化性和持续性、研查身份与差异、能动性与结构、生产与消费，并探讨了时尚与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概念之间交叉互动的方式与途径。通过对两本书进行整体性比较，不难发现这两本书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既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对于《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与文化研究》中的服饰文化研究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简单总结为，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学、从二元论到多元论思想、从语境研究到交叉性研究（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时空交叉）。

一、从服装社会心理学研究到服装文化研究

总体来说，苏珊•凯瑟的《服装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以社会心理学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以人们的着装行为为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的综合性研究，该书主要运用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情境的理论探讨着装和外观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交叉学科，受到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影响，但是无论普通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无法代替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主要研究宏观社会因素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普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个体差异、个体背景和特点导致的行为，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情境对于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这是社会心理学不同于其他心理学科最重要的一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基本上就是围绕人们着装的各种“情境”问题展开论述的，如本书副标题“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所示。理解了这一副标题也就抓住了全书的研究理路和理论基础，即从情境的角度分析外观和着装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

在论述过程中，该书先是对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进行概述，主张从符号互动观论、认知观点和文化观点出发研究服装在各种情境中的社会意义，从而使服装情境的研究从简单的个体生理认知扩大到团体、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除了对心理学情境论的运用，该书还援用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也称象征互动论）和身份理论，对管理个体外观和团体外观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阐述，尤其是人们如何利用外观管理来塑造和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如何利用外观来与族群或团体中的其他人产生互动等方面的问题。符号互动论是典型的社会学研究理论。

该理论源于芝加哥学派的米德（Mead），他首先提出了“符号互动”这个理论概念，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行为基于人们赋予这些事物的意义，这些意义来自于社会互动，并在解释的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正。随后符号互动论学者对这一理论观点继续补充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代表学者是布鲁默（Blumer）。布鲁默认为，人类对事物（包括其他个体）的行为基于人们对这些事物及个体意义的认识。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各种意义在阐释过程中得以把握和更正，个体也在这一过程中处理他/她所遇到的各种事物。

此外，按照布鲁默的理论，个体之间的互动也基于一种自发，这种行为也基于行动者归因于各种社会客体和/或符号的主体意义。所以，个体行动者会以他们在各自相关情境中归因于各种客体和符号的意义为基础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将这些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理论运用到对人类着装动机和着装行为的分析理解之中，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身份理论是除情境论、符号互动论之外社会心理学重要的理论论述，也是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和《时尚与文化研究》这两本书中重要的理论支柱和研究内容，作者在这两本书中无论是从何种情境（历史情境、文化情境、团体/个人情境等）研究出发，其最终的落脚点都离不开各种情境下人的着装心理、动机和行为对个体或者团体身份的建构、塑造及其影响。

因此理解身份理论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论观点对于把握该书体现的服饰文化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身份理论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详细说明附加于各种身份之上的意义如何通过互动进行商讨和管理。身份理论家尤其关注各种身份如何彼此相关（鉴于它们被带入到各种情境中的可能性、它们对个体的核心性和重要性），以及各种身份如何与角色表演（或行为）、情感（各种感情）、身心健康（如压力、焦虑和抑郁）、自我概念（如自尊、自我效能及本真性）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在《服装社会心理学》第三章“服装、外观与社会角色的性别结构”中，作者就从情境观的视角入手，着重探讨了在日常的两性关系中，各种社会情境对重新构造两性关系和定义的意义，认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意义，会随着社会、历史及文化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动。

二、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

随着苏珊•凯瑟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研究的学科转移，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的转变。《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苏珊•凯瑟对于多种情境下人们进行外观管理进行的论述中，二元论思维模式显而易见。以第三章“服装、外观和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为例，该章论述了外观管理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建构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她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不同时代男女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差异造成的性别角色和外观管理方面的差异，继而指出，根据传统观念下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进行的人为二分法（积极对消极），并以此来探讨外观与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然而，在《时尚文化研究》一书中，多元论的思考及论述模式取代了这种明显的二元论思想。

首先，该书在文化学者杜盖（DuGay）1997年提出的“文化循环”的基础上，提出了“风格-时尚-装扮”循环，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分析了文化在服装生产、销售、调节、消费、身份建构等各个环节之间的流动。这一理论建构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充分体现了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多元互动特征。作者在该书的第一章指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过于简化差异，限制了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关联因素和交叉因素进行分析。

因此，作者希望“借用时尚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中思考时尚的方法、概念、比喻和模式。其目的在于向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线性（直线型）思维和本质主义（注定性、固定性、有限性）思考时尚的方法提出挑战。”与此同时，她认为，研究时尚是一种并列关系的行为，而非非此即彼的取舍行为。时尚的成长壮大靠的是矛盾（相互冲突的真知灼见）和含混（彼此冲突的情感）、知识与情感的比肩而立。将时尚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结合起来有助于中断、模糊和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女性主义理论家所一贯诟病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一就是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对立。原因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人们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思考性别问题，并使与权力相关的等级制度永久化，使男性优先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存在。

由此,在该书第六、七、八章中，作者援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theory）、同性恋理论（queertheory）和跨性别理论（transgendertheory）寻求解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并借此批判了社会性别甚至生理性别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多元论和差异性，进而论述风格-时尚-装扮对于性别身份塑造的社会及文化意义。该书第六章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体现了苏珊•凯瑟的多元论思想。这一章的题目《性别时尚，塑造性别：超越二元对立》就是对这种解构思想的最好明示。作者认为，在当代语境下，每一个概念的构成都是二元对立的，即男性与女性、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异性恋与同性恋。然而，社会性别不是孤立的，它所处的概念系统中包括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以及性取向（sexuality）。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完全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

女性主义生物学家安妮•福斯塔托-斯特林（AnnexFausto-Sterling）指出，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简单的进行二元对立是对其两者之间复杂联系的简化与模糊。生理性别也在文化进程中有所体现，且在不同领域中需要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另外在性取向等研究中都不能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在大的文化情境中，无论是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两者的关系都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特别是将其与风格-时尚-装扮联系起来的时候，更要以多元的视角进行全面思考。对于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苏珊•凯瑟则更多的援用同性恋理论和跨性别理论，用跨性别者（transgender）、变性人（transsexual）、双性人（bisexual）等各种性别模式及其变装（cross-dress）、异装（transvestism）、换装（drag）等着装风格阐释了异性恋和同性恋二元对立之间的模糊性、不稳定性及其可解构性。她认为，同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一样，风格-时尚-装扮分别向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分类方法提出挑战，并使其失去稳定性。

从视觉或其他方面来看，风格-时尚-装扮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积极参与到社会地位的建构过程之中；无论是社会性别还是生理性别都不能作为完整的生物本质，因为二者中任何一方的话语表述都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改变。简而言之，苏珊•凯瑟希望利用风格-时尚-装扮这一文化循环搭建一座桥梁，弥合个体的心灵、身体和身份之间的距离，从而进一步突破本质主义、二元对立和线性思维架构的束缚，朝着多元文化方向发展。

三、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交叉性研究

前面提到，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从符号互动论、认知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情境”问题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在《时尚与文化研究》一书中，这种情境论已经完全让位于交叉性研究，尤其是对时间和空间的交叉性研究。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和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密切相关，同时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1989年金波丽•克伦肖（KimberléCrenshaw）首次为这一理论命名。交叉性理论旨在研究各种生物、社会和文化类属，如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级制度以及其他身份互动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存在于多个层面、且常常具有同时性，有助于系统的非正义和社会不平等。该理论认为，社会中各种典型的和压迫有关的概念，如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变性歧视以及基于信念的偏执狂都不能独立存在发生作用。反过来，这些压迫形式相互交织，形成一个能够表达多重歧视方式、具有“交叉结构”的压迫系统。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从更大的范围来定义交叉性理论，认为该理论是一种“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常常导致出现各种形式的不利之处。”

此外，压迫的各种文化形式不仅彼此相关，而且被捆绑在一起，受到社会交叉系统的影响和牵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种族、性别、阶级、能力和族群。因此，理解了交叉性理论的社会背景和主要理论诉求，也就不难理解《文化与时尚研究》一书中关于时尚与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问题的交叉、互动及重叠关系的研究，那么脱离了情境论的研究方法，苏珊•凯瑟在书中又是如何阐述这一复杂的交叉互动关系呢？

在《时尚与文化研究》的第一章，作者就指出，时尚是一个牵涉多重视角和方法的复杂过程。时尚既非事物也非某物之本质。时尚是一种在浑浊但仍有希望之未来水域中商讨、探索和驾驭的社会过程。随着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时尚得以实现自身。时间和空间既是抽象的概念也是其活动背景：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的过程碰巧与识别并表现自我时空的过程相吻合。其结果证明这一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和自我时空的过程是一种在多重含混和矛盾因素中商讨应对的持续挑战。与此同时，时尚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穿越各种疆域。它持续挑战着每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视觉和物理认知，以及这一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如何相关联。

关于时尚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苏珊•凯瑟认为，时尚和文化一样，既是一种社会过程也是一种物质实践。时尚和文化都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又具有持续性。这种同时性过程非常复杂、甚至相互矛盾。或然的（非此即彼）思维方式（如：改变或延续）不足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时尚与文化的运作方式。反过来，思考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一种并列的思维方式（如：改变并且延续）。既然时尚和文化同时在经历改变和延续这一持续不断的过程，也许时尚可以被理解为“延续中的改变”（changewithincontinuity），而文化则展示了强调“改变中的延续”（continuitywithinchange）的各种实践行为。每一个概念都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清晰把握这一同时性的途径：各种不同的观念或过程如何共存且保持动态交往的关系。

四、结论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2)

[关键词]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意识；本土化；主流化

[作者简介]付红梅，湖南女子大学副教授，硕士，湖南长沙410004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107―0161―03

社会性别理论产生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中，它不仅是性别政治学反抗男权和帝国话语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且是整个女性主义理论得以出场的思想航母和普遍有效的阐释框架与分析范畴。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为社会性别和妇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田野和多层的社会图景，中国的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也出现了蓬勃生机，社会性别理论于上世纪90年代也逐渐被中国的妇女研究者所关注并迅速地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一、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了解，始于1993年在天津举办的“妇女与发展”研讨班。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第一次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合作共同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第一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在会上，以社会性别一词来介绍“gender”时，引起与会者的震动和兴趣。可以说，以这次理论研讨会为契机，中国的女性研究者开始积极地学习和了解来自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社会性别理论。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是社会性别理论进一步传播的重要契机，在这次会议上，“社会性别意识(genderconsciousness)”概念正式为中国人所接受。另外，代表中国政府庄严承诺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及会议通过的重要文献《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可以说就是社会性别理论广为传播的产物。在这之后，“社会性别意识”概念开始在中国广为流传，研究女性问题以“社会性别意识”为视角的研究模式吸引了中国女性研究者的目光。西方大量的社会性别理论文章和从“社会性别意识”角度研究女性问题的理论作品，如安・欧克利的《性、性别与社会》、卡罗琳・摩塞的《女性与住房政策：走向性别意识》和《性别计划与发展――理论、实践与培训》、琼・斯科特的《社会性别：一个有助于历史分析的范畴》等被翻译到中国，《中国妇女报》等许多报刊杂志对“社会性别意识”作了充分的宣传，1997年南京“妇女与发展”研讨会、中央党校“将性别意识纳人决策主流”研讨会等各个级别的女性理论研讨会、研讨班也对社会性别理论作了研究和探讨，特别是社会性别意识的分析方式方法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这一时期，可以用“拿来主义”概括中国女性研究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基本态度，几乎都是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社会性别概念和探讨社会性别的内容，即便是第一本《中国社会性别敏感教材》，基本上挪用了国外现成的社会性别教材的框架辅之以中国的案例编写而成。

二、社会性别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和发展

社会性别理论被引进并应用到中国国土时，在实践操作层面上肯定有一个与中国国情结合的问题，即“本土化”的问题。所谓本土化是指外来理论用于本土的一个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所在地域的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性别现状等重新审视外来理论，选择适合我们的部分创造性地运用到实践中，也包括用我们实践中的经验去发展和补充外来理论。

目前，学术界对社会性别概念在中国的运用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性别理论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社会性别概念为我们提供了性别视角，并且在我们面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时，增加了一个思考的角度，多了一个武器。因此，应大力提倡宣传和运用社会性别理论，以这个新的分析范畴为中心来重新建构我国的女性研究，并且要扩大社会性别的研究，使其包括对男性、性文化和的研究，以便认清男性气质是如何通过一种十分易变的社会性别关系结构交互作用并与女性相作用而形成。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西方的社会性别研究是在妇女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在中国，妇女研究也是新时期出现的新概念，与西方社会性别研究同步。因此，要从国情出发，看到我国的现实需要将妇女置于研究的中心，“妇女研究”要树立起自己的旗帜，继续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研究，而把社会性别分析范畴与其他分析范畴同时使用，不要盲目追随西方提倡的社会性别理论。还有少数学者认为，社会性别理论在西方已经开始受到女性主义内部的批判，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它的否定，社会性别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国学术界不能引入社会性别理论，而应该以本国理论和现实为基础，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虽然学者对如何运用社会性别概念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社会性别理论自1997年以后在中国还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社会性别概念被引入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领域，从事女性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开始运用社会性别概念研究女性问题，以社会性别作为新的理论分析依据，反省历史上研究的失误之处，重新审视已有的理论框架和现实问题，研究社会性别结构、社会性别文化乃至社会性别制度，分析社会性别关系与民族、阶级、国家、经济体制的互动关系，由此推动了女性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也从单一转向了多维。也就是说，女性研究者们在研究中不再仅仅关注女性自身，而且关注女人作为社会人的存在与发展，关注其除女人之外的其他社会身份或背景，如阶级、阶层、民族、代际、社区等。王政在《社会性别理论在史学界的运用――从发现妇女的历史到妇女与社会性别史》中深入探讨和揭示了社会性别、阶级、种族关系的变动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革的关系，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历史建构和意义以及社会性别话语的历史变迁与主体身份的形成。杜芳琴女士的《中国妇女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引进社会性别范畴，从妇女切人、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性别制度建构及其对妇女产生的影响。这不仅从社会性别角度建立了研究中国妇女史的理论框架，同时开启了中国大陆系统化社会性别研究的思路，使中国的女性研究具有了较深的根基，女性研究者逐渐关注社会性别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并参与了各种干预方案的实践，使中国的女性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即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近几年来，还在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的操作化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有影响的项目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为打工妹提供社会支持和服务”项目、安徽霍山中荷扶贫项目、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内蒙古赤峰扶贫与妇女发展项目、陕西丹风妇女发展项目、四川中加妇女教育网络等，他们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思路，将帮助女性改善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参与方式运用到研究之中。比如“为打工妹提供社会支持和服务”项目在第一

期时，重点是探讨打工妹群体的状况与发展，并涉及其对流出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1997年，该项目进入第二期时对打工妹群体的培训，包括社会性别意识培训和技能培训等则成为项目的侧重点。为了总结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的项目研究工作和实践经验，妇女研究者和各级妇联自2000年开始至今，已举办了五次“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的专题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和实践。

近年来，我国女性研究中的社会性别理论从无到有，取得了较大进展，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仍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社会性别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概念的阐述以及社会性别与其他范畴的关系层面上，缺乏系统性，没有建构出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二，对社会性别的研究更多的是借助于国外的理论与经验，把社会性别作为方法来分析我国的历史状况和现实问题仍没有得到充分运用，使社会性别理论缺乏现实说服力量。第三，妇女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她们的经历还没有系统地进入到现有的知识范畴体系之内，加上以社会性别的视角来解析问题的努力仍然还在起步阶段。

三、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的实践推进

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即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该《宣言》提出了社会性别主流化这一全球性的争取性别平等的战略。在《行动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性别意识应当贯穿于整个社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全过程。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是国际社会正在兴起的思潮，也是近年来许多学者所关注的领域。它已经成为全球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主题，并纳入了联合国的性别发展指标体系和国际社会发展规划，正在对各国性别平等政策及平等机制的建立产生深刻的影响并纳入许多国家的公共政策和立法之中，成为衡量各国社会发展程度的依据之一。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3)

论文摘要：社会性别理论让人们从社会意义方面重新认识性别，而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法有助于调整以往受刻板的性别模式规约的社会关系，并优化其秩序。鉴于学校教育与性别文化建构存在非常密切的关联，针对阻碍大学生树立社会性别意识的因素，提出了在文学与文化教学中培养与形成大学生社会性别观念的途径。

一、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一说是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采用英语语言学范畴中的词汇“gen-der”，表示性别的社会构成，标示受后天习得的性别规范和行为，以区别于具有自然生物属性的“生理性别”(sex)。后者所指的自然的性别差异，已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产生了本质主义的性别刻板模式，其不良后果“造成截然不同的社会性别分工，它的宿命性质使得性别身份具有某种神秘的(尤其对女性而言)悲剧色彩，像是男女不平等、女性永世不得翻身的自然基础”

这种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在中西方的文化观念里均有根源，并随着各自的文化经典著作和思想的传播，深深地浸染于人们的传统思维里。被基督教社会奉为经典的《圣经》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奠基石，其中的《旧约·创世纪》里说，人类的第一个女人夏娃，是上帝为亚当找到一个适合的帮手，用男人亚当的肋骨造成的，她不仅是为男人而造的，并且应当依附于男人；后来因偷吃了禁果，并且诱惑亚当一起犯下原罪。因此，女人成为人类堕落的根源，从而由上帝安排，承受生育之苦的处罚和通过繁衍后代得到救赎。

在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里，对女人有“三从四德”的要求。古代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而从古至今，传统观念里的重男轻女思想也是根深蒂固。这些腐朽的传统思想沿袭至今，多多少少还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性别观念。

现代女权主义思想对性别歧视在文化观念中进行了追根溯源，对性别作出了社会因素考究，其理论来源和结论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中论点：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社会)造成的。它明确指出，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在角色、态度、价值、关系等方面受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观念所影响，这种观念往往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遭到歧视，并影响妇女行使自己的权利。社会性别的提出，让人们重新认识性别，即对性别有一个社会意义方面的新观念，从而调整以往受刻板的性别模式规约的社会关系，并优化其秩序。

二、社会性别分析视角的作用

在当下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和秩序的优化进程中，妇女问题与环保、人权、贫困、能源等问题是同处在一个层面上。社会性别的提出，有助于丰富推进妇女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方法。社会性别视角的目标是推进性别平等，在当前妇女处于弱势情况下，它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另一方面，它也反思男性在社会活动中受男性本质的种种规范。作为一种科学方法，社会性别视角不仅从政策上和行动上推进性别平等，促使妇女参与决策，而且还体现了一种民主化、多元化的现代意识。因为“它更关注的是两性的关系，关注的是妇女和社会的关系”，超越了孤立的女性问题。利用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具体问题，其角度就会更广泛，其批判力量更具针对性。而在教育领域的各项工作中充分运用这个视角，不仅能引导青年男女学生培养健康的性别观念，全面发展他们的个体生命，而且，还能加强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树立以平等待人、尊重差异的态度来对待其他社会问题的积极而向善的人生观。

三、阻碍大学生树立社会性别意识的因素

首先，从学生们自小就接触的经典童话故事来看，其中受褒扬的女性多为美貌善良、谦虚温顺、乐于牺牲自我的形象。如灰姑娘是因为被打扮得美丽耀眼而受到王子的追寻，白雪公主和睡美人默默地等待王子的拯救，美人鱼为了爱王子而不惜失掉自己的声音和生命，等等。这样的传统阅读文本让男生女生们形成一种看法，女性要等着男性来唤醒，而男性可以主宰世界并拯救女性。在学生们的性别基本感觉里，男孩是力量型的，是救助者；女孩是柔弱的被救助对象。在教科书等阅读材料方面，有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也含有不少性别偏见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省略、忽视、刻板化和歪曲等方面。很少涉及女性的人生、理想、事业等公共领域的宏大主题。学生长期在具有性别偏见的教材影响下，又缺乏教师平等的性别观念引导，很容易在意识观念里忽视女作家和有丰富内涵的女性人物形象，而把自己置身于趋于单一性别的一片“男色”的天空下，对于自身和他人特别是异性的价值评判和存在状态就很难形成两性双向参照的考虑角度。

其次，教师的性别刻板观念也是制约学生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副作用之一。在幼儿园里的角色扮演游戏中，老师通常会给男孩子扮演警察、医生等强有力和救助的主体，而多让女孩子扮演被伤害者或护士等被救助的或起辅助作用的人物，却很少让他们互换角色。史静寰评论说，“成人是在无意识当中扼杀了孩子这种反传统性别角色的一种尝试的愿望，硬把它纳人到传统性别规范中去。”这种误导一直延续到大学。有一部分大学教师仍持传统的性别定型观念，如认为女生比男生更适合学语言，因此鼓励女孩把英语、汉语等当作职业目标来学，以便将来做老师、秘书或译员等；而鼓励男生把语言当作工具来学，为将来做管理者、医生或律师等打基础。体现在教学上，教师会无意识地对女生的语言学习要求比男生更高更严，从而间接地造成性别因素对学科教育的影响。这样，学生从小到大在受教育的同时也内化了的单性传统性别观念。

四、社会性别观念的培养与形成途径

(一)学习和理解社会性别理论。要求教师在讲授这一来自西方的性别理论时，一方面要指出其指导意义在不同的文化疆域里的共性和差异，使学生能排除对舶来理论的陌生感，同时对该理论有一个更为具体的了解。比如说，该理论的普范性观点在于：“揭示了一个根源性的东西，无论中国也好，世界也好，我们看到的男和女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不是指生理上的，而是一种社会上的。”另一方面，要结合学生的现实情况和本土化需要来向学生引进这一先进的理念。应注意选择学生熟悉的案例，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来讲，好让学生对理论减少了隔膜感，而与现实更为贴近。

(二)改变教师刻板的性别观。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较深的教师很容易表现出不尊重性别差异的不公正性别态度，在教学过程中存在性别刻板印象。应该加强对教师的性别教育进行培训。如在师范院校和其他教学法培训课程中安排有关社会性别教育的内容，提高教师社会性别知识和能力，锻炼其洞察教学中性别偏见问题的敏感性，从而使教师有能力对教科书中带有性别偏见的内容重新阐释，赋予新的意义，或者对教材在性别观念方面滞后于时展等欠缺作出弥补，引领先进的性别观，确保学生受到健康良好的性别观念的影响。另外，还应鼓励教师选用消除性别偏见或编写体现两性平等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的教材。

(三)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法解读文本。在教学中引进性别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无疑是让学生获得一个以全新的性别观念重读文学经典和文化现象的科学分析视角。一方面，应该引导学生重新解析被埋没、被压抑、被曲解的女性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还从社会性别角度揭示男权思想对两性心智发展的负面影响、反思男权中心意识主导下的文本评价尺度，从而还原一个消除性别偏见、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文学历史天地。

(四)以社会性别视角观察和分析文化现象。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对事物和现象进行分析批判的思维能力，而不光是被动地接纳概念知识的传授。可以用具体的案例、调查所得的数据、影音材料，或者让学生亲自到课堂外面去观察并记录生活中的现象等方式，让其接触和目睹真实的现实。

(五)建立两性互为参照、合作探讨的和谐氛围。既然社会性别理论矛头直指社会性别本质论对人性的强制性规约，那么受性别本质论僵化的文化角色就包括男性和女性。因此，要引导学生建立两性互为参照、合作探讨的和谐氛围，共同关爱男性和女性的精神健康，不仅解构和反思父权社会意识形态下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而且要分析男性在社会性别受男性本质的种种规范而遭遇的巨大压力，从而指导男性和女性，从种种荒谬的、陈腐的、褊狭的旧性别观的误区中解放出来，达到两性共同发展自我和创造世界的和谐合作境界。

参考文献：

[1]李小江等著.文化、教育与性别：本土经验与学科建设[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4)

摘　要：女性人类学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同时，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是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本文简明介绍了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及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对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1-0032-05

女性人类学(Feminism Anthropology)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同时，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是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

女性人类学在西方已渐趋成熟。然而在国内人类学界，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本人拟简明介绍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及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对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进行探讨。

一、妇女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Women)与女性人类学

传统的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有对妇女的研究，只是散见于对亲属关系、婚姻、礼仪的研究之中及各民族的民族志中，女性作为非主流文化群体，只是研究者用以说明其他问题的构件与材料。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女性主义影响下人类学对自身进行反思。人类学家对以往民族志反思，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首先引起部分人类学家注意的是民族志中所表现出来的男性意识偏见。大多数西方人类学家在遥远的民族中做田野调查时，仍然本民族中男性文化带着主导的意念，认为他文化中也是男性掌握最主要的知识。因此，男性调查对象提供的情况便代表了全社区、全文化，而妇女的存在以及她们的观点和经历常常被置之不顾，其结果是所谓“真实地”再现文化的民族志每每只表述男性的活动和世界观。

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开展以女性为调查对象的田野工作。这一时期，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于妇女身上，研究和描述妇女真正的所作所为，记录和分析她们本人的陈述与态度。一批描写各种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女性生活的民族志问世了。就此产生了与以往传统人类学不同的妇女人类学。在把女性带回人类学研究视野中，妇女人类学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注重对女性的研究，明确地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女性”及“女性的观点”而与男性生活的研究相分离，会造成与主流相隔离而被边缘化。

亨瑞塔・摩尔认为：“妇女人类学中大量描写妇女生活的民族志，成功地把女性带回到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个画面里来，是女性人类学的前奏。而女性人类学不仅仅研究妇女，更侧重研究性别，研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女性人类学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因此，它既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它力图通过对女性生存格局的综合考察和哲学反思来描述“完整的女性”，进而描述“完整的人类”。

1974年出版的美国人类学会年会和斯坦福大学“跨文化观点看女性”研讨会论文集《女性、文化与社会》、1975年出版的密西根大学人类学系关于妇女研究的讨论会论文集《迈向妇女人类学》两本书的问世，标志着女性人类学的成熟。

二、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女性人类学家即开始了关于性别特性的研究，米德(Margaret Mead)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如何塑造性别特征的著述，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关于文化与人格的分析，都表达了文化对性别人格形成的作用，她们的研究开创了人类学女性研究的先河。

米德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中，以她对原始部落的研究表明：某种性格特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是因文化而各异的，是人为的，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自然秩序”。米德的研究给予了生物决定论有力的质疑。

在生物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间进行激烈的学术交锋后，文化决定论最终为大多数学者赞同，构成人类学女性研究最基本的理论。基于性别文化决定论的共识，提出了不同于生物性别的概念“社会性别”。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成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并成为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而熟练地运用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去观察我们周围早已熟悉的日常生活的各种现象则是人类学入门的标志之一，“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也使原有的以妇女为关注点的理论，转移成以社会性别为关注点。至9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社会性别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Gender)”的概念，强调社会性别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分析劳动大军中的社会性别分化、社会性别关系以及社会性别与民族主义、妇女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已从社会性别差异研究过渡到对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

三、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与多元的视角

自人类学开创以来，基于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结构功能理论的二元分析，一直作为有效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用来探究社会结构的功能，发现文化的深层结构以总结人类社会文化的规律等。

奥特娜(Sherry Ortner)从自然与文化二元结构入手思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探讨不平等的文化象征意义及其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分析了社会性别关系的建构与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直接联系。她将男女两性关系比作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由于男性从事的生产劳动创造了超自然的文化，即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工具，所以创造文化的男性比与自然联系的女性价值高。罗萨多(Michelle Rosaldo)则从政治权力的角度，运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解释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原因。

她们都采用结构人类学二元对立的方法和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概念，对性别不平等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我们对性别不平等有了深刻的认识。

然而，在人类学家运用二元对立结构分析范式研究了许多非西方文化后，发现二元对立结构存在两方面的缺陷：许多非西方文化中要么并不存在上述二元对立结构，要么呈现出与西方(上述)模式不同的二元结构。二元对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

20世纪后期，二元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把二元对立作为唯一的分析框架，存在着男性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女性人类学开始抛弃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转而接受后结构

主义的理论，步入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阶段。

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首先对“女性”范畴进行解构，认为“女性”视角其实隐含着一个“同一性”。在对待其他种族的女性时，“女性”视角意味着性别优先于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等其他因素。而事实上不同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的女性有不同的文化、利益观念，性别的生理基础并不具优先性。因此“女性”的含义也必须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加以考查，这一阶段对女性身份的多重与差异性研究，构成了女性人类学的多种声音。

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趋势提倡差异、强调多元，反对普遍性。后结构女性人类学的目标，不是为全球女性寻找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统一模式，而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中寻找多样性的解决方式，即“在差异中寻找平等”。

四、女性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及研究方法

同人类学的其他分支不同，女性人类学并不侧重对女性作纯粹的实证性考察，而侧重于对女性进行哲学上的抽象研究和探索，对女性之迷做出解答。

1．女性人类学的特点

(1)女性人类学以“人”的存在作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和回归点。认为对女性存在之谜的解答，有赖于对人类存在之谜的解答，因为女性是作为人的女性，女性存在是作为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现实状态，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女性人类学首先立足于从哲学意义上论证人的存在的基本构成，即人的存在的结构、人存在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

(2)女性人类学以“女性”作为自己思考的聚焦点，既注重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的同一性，也着力于探讨女性存在的特殊性，力图在女性存在的现实及历史的考察中，揭示出女性存在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生成过程及其特殊规律，描述女性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而奋斗的历程。

(3)女性人类学以“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人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是由具体的男性和女性组成。女性存在和人的存在的相互关系，就是女性存在和男性存在的相互关系。因此，女性人类学始终把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

2．女性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与其研究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所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1年(或1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

一大批女人类学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实践，借鉴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主位与客位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提出以往人类学仅仅是“男人学”的观点，倡导撰写“女性主义民族志”。丽拉・艾布―庐古德(Lila Abu-Lughod)在《存在女性主义民族志吗?》一文中认为，“只有逐渐认识到在相同中存在差异，自我身份可能包含有多种认同，而他者身份也可能是自我身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能超脱僵死的本者身份与他者身份、主观与客观的约束”。卡麻拉・维斯卫斯瓦朗(KamalaVisweswaran)是目前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中最有成果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之一，在其代表作《虚构的女性主义民族志》中，不是从正面讨论怎样建构女性主义民族志，而是首先否定主体性的基础，认为不可能建立单一的女性主体，如果女性主义民族志只表现单一的女性主体就是一种失败。她结合自己的研究，讨论了怎样写超越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民族志。

女性人类学发展运用了人类学传统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对妇女在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权力的掌握等方面同男性差异的分析中，以及揭示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条件下妇女生活意义的研究。如在妇女生育研究中，对现时的育龄妇女和历史上某一年代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比较：有关妇女地位的研究中，对同时间内男女地位的差异的比较等。

女性人类学借用哲学人类学中“思辨”方法，对“社会性别”、“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及“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的作用”都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哲学探索。

五、中国女性人类学的理论建构

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刚刚起步，处于初创阶段。禹燕的《女性人类学》，是国内学者所著的第一部系统地介绍女性人类学的著作。作者力图在各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女性进行“哲学抽象”。全书环绕着“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女性历史与人的历史”、“女性解放与人的解放”三方面展开，试图说明：“无论是女性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都是一种文化存在；无论是女性存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女性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在不同文化时序中的不同形态：而女性解放从其实质来讲，也是女性从文化中的解放，是女性对自身的文化现实的不断否定和不断超越。因此，女性人类学实际上始终是在描述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女性存在，是在描述女性存在的文化格局与文化时态”。这种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探求女性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也正是女性人类学的着眼点和重要的研究内容。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的女性研究文集《主流与边缘》，其中收入的论文既包括历史民俗、女性心理研究，也包括对当代影视、传媒、文学中性别文化的探讨，特别是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阐述多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而行文，为读者展示了中国多元文化的色彩及少数民族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学研究的独特价值。从该书的序言中可以了解到，编辑者的初衷是希望出版一本人类学女性问题研究专辑，“期待着来自田野的气息、来自生活的朴实信息”。但结果与其预期目标之间仍有距离：“想做的是人类学方面的专题，却无奈于我们目前人类学研究仍然滞后。专门的人类学稿件很难拿到，囿于专门的人类学家眼下十分有限。遵照人类学的要求，即使有了专门人才，能够去做性别上的专门研究，也必须有一年的时间‘在田野上’作业。根据这样的国情，我们不得不‘顺手牵羊’，在已经‘做着’相关研究的学者中寻觅，在他们各不相同的专业中寻找与性别有关的角度，取所谓‘田野’一域‘边缘’，因此有了我们手中的这本集子”。编辑者的“无奈”真实地道出了目前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的困境。与西方女性人类学发展的现状相比，中国的研究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借鉴西方女性人类学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研究。

1997年，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妇女：漫长的革命》一书出版。和前一部著作均由中国学者评述西方理论不同，此书完全是从西方当代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学者最具代表性、最为深刻、影响最大的论述中精选出来的。在中国女性学研究走向世界之际，无论是以西方研究经验为借鉴，创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妇女学研究体系，还是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

的妇女学为动力，开创自己的道路，研究西方的经验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妇女口述史方面的代表作是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可谓开创之作。2002年又出版了“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共三部。

六、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

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中国有56个民族，若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历史动态发展中去研究妇女，展示文化是如何限制和塑造妇女而妇女又是如何创造文化的双向运动过程，不仅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多元性有重要价值，而且也将为世界妇女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经正规训练的女性民族学家王同惠深入到广西瑶族山区调查家庭和亲属制度，建国之后训练的一批女性民族学家并没有以性别为自己的研究中心，而是重点研究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模式并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文献。不同的专家和学者在中国各民族地区进行深入实际的田野调查也留下了宝贵的社会调查报告，如陈乃文教授反映藏族和门巴族的报告：何青教授所撰写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研究报告：龚佩华教授所撰写的景颇族调查报告；黄淑娉教授所撰写的广东地区不同族群的报告和人类学理论书籍。

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对少数民族妇女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1994出版的论文集《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为从事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深入华南地区田野调查之作。书中着重探讨了“不落夫家”婚俗的名称及类型，从不同历史背景出发阐释了该婚俗的成因及其文化上的差异性。此外，一些作者还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对香港、闽南侨乡、湖南及广东地区的当代婚俗进行了论述。

李泳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一书运用宏观和微观、点与面结合的分析方法，对粤东客家村落进行调查，探讨了客家文化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和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变化以及各种变化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最可贵的是作者提出：“客家妇女地位的低下并不能从她们所从事的劳动进行解释，而应该从制约她们地位的文化的深层意义去研究”，探究了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在不同族群的变异，此类研究是重建中国女性人类学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在摩梭人中发现的“母系家庭”和“走访制”(以前国内研究者通称“阿注婚”)一直吸引国内外人类学家关注，并展开了调查和理论探讨。早期进行民族学人类学探索的有王承权的母系家庭和严汝娴的摩梭母系制写作，后有和钟华的专著《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都是基于长期田野调查对云南纳西族摩梭人的探讨。还有翁乃群的文章《女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西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等举不胜举的篇章从不同角度在探讨摩梭人的婚姻和家庭。

1997年，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蔡华博士的《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2001年纽约ZoneBooks出版社出版了该书英文版。该书详细描述了纳人社会独特的母系制度，归纳了该社会的建构原则和运行机制，并得出结论：一个社会在没有婚姻制度和家庭组织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存在，而且和其他社会一样运行正常。2002年法国科学院授予蔡华教授2002年度“法语国家大奖”金奖，以表彰他在人类学领域做出的贡献。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的长篇书评《走访》(Visit)对蔡华教授的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项研究成果证伪了二战以来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关于社会结构的两种基本理论：即“单系继嗣理论”和“集团联姻理论”，并说蔡华关于纳人的精确细致的著述将会被人们记住。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蔡华著作的荐言中称“蔡华博士对西方人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纳人由此在人类学文献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由于人类学研究范围的广泛性，所以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的角度也应该是多方面的，既可以论析文化多变性与社会因素对性别行为和观念的影响，也可以从需要出发，研究一些人类学与女性有关的传统课题，如从亲属制度和婚姻家庭人手了解女性与各种由于生育和婚姻而发生关系的亲属关系，从中研究妇女的社会地位，进而探讨妇女作为一种性别与其他性别的关系。在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百花园中，各民族在生育观念、家庭居住模式、对待男女后代的态度不尽相同，如果从应用人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对于解决部分地区的人口问题或许会有所帮助。随着整个社会对女性问题的重视，女性理论研究的崛起，以及人类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女性人类学将成为学术理论界和妇女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在人类学的研究队伍中，将逐渐凝聚一支侧重于研究女性问题的力量，把过去分散的、没有系统的涉及女性问题的人类学研究，从整体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女性人类学。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即在女性学的研究队伍中，除目前已有的妇女理论研究、妇女史研究和妇女现实问题研究外，将出现从人类学角度探讨妇女史和妇女理论的势头，并从人类自身发展的长河中，摄取女性特有的种种问题加以专题研究。在中国女性人类学的研究刚刚开始，亟需学科的规范和本土化的实践：中国正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交接碰撞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女性人类学发展的空间极其广阔，时代赋予学者的使命，不仅在理论上做新的探索，也要做应用性研究，参与实际工作，协助政府解决现实问题。

中国女性民族学人类学学会于2006年11月成立，2008年将于云南昆明召开的第16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富有前景的机遇。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必将为整个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5)

【关键词】性别角色; 测量工具; 影响因素

1性别角色的概念演变

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上，性别一直是决定个人身份及其与他人交往关系的主要因素。角色一词英文中作“role”，原来是一个戏剧专门名词。20世纪30年代，西方社会学者开始将其引入社会学领域［1］。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谱诺认为角色就是对群体或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待，并明确指出一个人占有的是地位，而扮演的是角色［2］。

性别角色一直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对性别差异，尤其是近些年来对性角色（Sex role）或者说性别角色（Gender role）做了相当广泛的研究。但是，对于性别角色这一概念的界定，却一直没有公认的定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西方学者对性别角色概念的界定大体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起初，性别角色被定义为“ Sex Role”，即男女的性别角色分工是由性的差异决定的……把两性的角色分工归结为男女两性生理构造和生理功能决定的［3］。Constantinople曾对20世纪70年代前的性别角色研究作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综述，并试图对它进行了理论性定义，他的结论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似乎是心理学家的词汇中最含混不清的概念……那些被M-F测验的编制者所使用的最概括的定义看起来是认为，性别角色特征多多少少是根植于解剖学、生理学和早期经历之中，并在外貌、态度及行为上将两性分别开来的那些相对稳定的特质［4］”。这一定义不仅过于宽泛，而且饱含着浓郁的两性生理含义的“Sex”一词，遭到了其他研究者的反对，并开始使用“Gender”这一原本表示词汇属性的词来取代“Sex”，成为“Gender Roles”。主要有两类不同看法，一类是注重个体的人格特质。如Spence认为性别角色是社会认定为适合男性和女性的性格、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5］。Hampson认为，性别角色是指一性别的个体参与的活动，包括人格特质和行为。另一类是注重社会性和社会文化的作用［6］。如Lerner与Shea认为性别角色就是社会一群既定性别之人所界定的一套行为规范［7］。Gilbert认为性别角色是指存在于特定历史或文化情境中的对两性分工的规范性期望，和社会互动中与性别相关的规则［8］。看起来，前后概念的差异，不仅是词汇选择的变化，其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的是性别差异决定角色，而后者则强调文化和社会期望对角色的影响和塑造。当下对性别角色的定义一般既注重个体生理差异、人格特征，也重视社会文化的影响，如2000年出版的《心理学百科全书》中这样定义性别角色：性别角色是由一定的文化所认定的适合于男性和女性的行为系统，同时还包括那些被看作是构成男性和女性的基本的态度和情感［9］。

我国学者对性别角色一词的定义也像国外一样经历了两个阶段。刘达临认为所谓性别角色，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性别不同而造成的角色差异［10］。直至1995年第四届妇女大会后“Gender”一词传入我国，性别角色也被重新定义。著名学者张春兴认为“性别角色即是指在某一社会文化传统中，众所公认男性或女性应有的行为。因此性别角色乃是经由行为组型来界定，而行为组型包括内在的态度、观念、以及外向的言行服装等” ［11］。时蓉华认为性别角色是指属于特定性别的个体在一定的社会和团体中占有的适当位置，及其被社会和团体规定了的行为模式，是由于人们的性别不同而产生的符合于一定社会期望的品质特征，包括了男女两性所持有的不同态度、人格特质和社会行为模式［12］。罗慧兰认为性别角色是指社会所赋予某一性别的一套稳定的行为模式［13］。赵东玉认为性别角色是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围绕着男女生理性别的差异，而逐步形成的一系列行为态度、动机、礼仪规范和行为举止以及社会的期待和愿望等两性之间的种种差异和区别的模式［14］。

2性别角色测量工具的研究现状

自从1936年Terman与Miles发表了第一个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测验（masculinity-femininity test，简称M-F测验）以来，在《心理学摘要》中，以关键词“性别角色”、“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和（自1981年以来）“双性气质”为题目的文献引用数目，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从1927-1960年的62次，1961-1971的215次，1972-1980的447次，直至1981-1986的760次 ［15］，可见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性别角色的这一研究课题的重视。

20世纪70年代以前，各种有关性别角色的测验就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之上，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相对立的两极，这两种特征在个人身上有必然相反的关系。这种单一维度的测验设计，常被称为M-F量表，它仅将受测者评定为属于两极之一，即具有男性或女性气质，而分数在这两极之间者，被认为是具有一定程度的M和F的混合体。并在这一假设的成立的前提下，认为个体具有适当的性别特征，即性别典型化（sex-typed），有益于心理的健康与适应。所以有男性气质的男人和有女性气质的女人被认为在心理上优越于他们那些具有较少性别特征的同类［16］。

在20世纪70年代，来自三个方面的影响引发了性别角色研究领域里的一场革命。首先是有的学者假设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相互独立的，认为已有的M-F测验人为地把这两个概念置入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中，如Constantinople引用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M-F量表人为地约束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的关系［17］。其次，各种文献中的实证数据已构成对性别典型化有利于心理健康这一观点的挑战［18］，Bem随后提出了男女双性化理论。在这理论中，Bem首先反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同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极，认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相对独立的特质，个体的心理行为特征可以是双性化的，即可以同时具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适应最好的人是同时具备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人，即双性化。双性化理论模式假定，男性化和女性化是两个独立维度，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可以用不同的分量表来测量，并按照测量所得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水平，可将其归为不同性别角色的类型：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双性化气质、未分化气质。Bem在1974年，以社会期许量表为基础，制定出了“Bem性别角色调查量表”（ Bem Sex Role Inventory，简称为BSRI）使之成为第一个用来测量相互独立的性别角色的测验［19］。该量表包括男性气质分量表、女性气质分量表和中性掩饰量表。BSRI的计分方法可以有几种方法，如平衡式分类法、中位数分类法和t 比值法。目前，最常用的一个方法是用中位数分类法。一般来说，研究中使用的样本数最好取自具体的研究样本本身。利用中位数分类可将受测者归入不同的性别角色组，即男性化类型、女性化类型、双性化类型和未分化类型。男性化类型的人格特质表现为支配、进取、自立、操纵的，女性化类型的人格特质表现为人际敏感、热情、顺从、害羞、有女人味的。双性化是希腊语Androgyny 的词根andro（男）和gyny（女）的结合，这一类个体往往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心理特征，如独立、进取、热情、忠诚等。Bem曾报告在1975年，以Stanford大学的375名男生和290名女生为样本的研究中，由中位数分类法所得的具有女性气质者、未分化者、双性气质者和男性气质者的百分比，在男性中为16%、27%、21%、37%，在女性中分别为34%、20%、29%、和16%［20］。在测验中，BSRI均被报告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Bem在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图式理论，认为性别角色典型化的个体在进行信息加工时，对与性别图式内容一致的信息加工最快，对与之不一致的信息加工最慢，对无关信息加工速度介于两者之间［21］。因为性别图示化了的性别典型化者与没有性别图示化的双性化者相比，前者在组织加工信息上利用了更多的性别信息。Bem认为个体在使用性别图式理解和评价他人并指导知己行为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具有强烈性别图示的人认为每个性别的个体（包括他们自己）而言，只有很窄范围的活动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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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与不把数学看做是性别相关的同学相比，认为数学是男性领域的女大学生是不可能去选修高等数学课程的。

最后是Spence，Helmreich & Stapp以两性间的社会刻板印象为基础制定了“性别角色刻板印象问卷”，即PAQ。由于意在使PAQ只测量性别角色刻板印象方面，Spence及其同事明确指出，PAQ测量的不是一般性的男性气质，而是自我坚持——工具性特质；不是一般性的女性气质，而是人际——情感性气质［22］。他们采用中位数法分割法来做性别角色的分类。Bem的BSRI与Spence的PAQ几乎同一时间设计，但两者是独立编制的。Bem的性别图式理论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众多的研究者纷纷利用来进行性别角色领域的研究，继而提出了对这一理论的一些批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Spence及其同事的观点。他们基于以下两个原因，认为BSRI和PAQ不宜用于性别图式理论的验证研究，一是在评鉴个人性别图式化程度（或与此相关的性别典型化程度）这种单维概念时，使用BSRI或PAQ这类双维测量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二是BSRI、PAQ主要测量的是工具性和情感性特质，因此它涉及的范围很有限，无法测量性别图式这样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23］。并且Spence使用PAQ测量，得出与Bem性别图式理论预言相反的结论。Spence提出了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性别角色的研究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性别角色概念的复杂化，二是测量工具多样化，三是跨文化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性别角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存在争议，如:(1)有关单维、双维及多维性别角色的观点和双性化气质为理想性格的讨论及批评，可参见Spence，1985［24］；（2）对于现有的各种性别角色测验是否充分掌握了“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基本内涵的讨论，可参见Jackson，1985［25］。（3）有些关于性别角色与自尊、心理健康状态相关性研究，表明，与女性气质和双性气质相比，男性气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更密切，Bem的双性化类型个体适应性和心理健康程度最佳的假设并没有得到证实，可参见Bassoff与Glass，1982［26］。

与西方的大量研究相比，我国的性别角色研究处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对性别角色测验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参照Bem的研究方法，李美枝编制了一个性别角色量表［27］。卢勤、苏彦捷则对Bem性别角色量表进行考察和修订［28］。崔红、王登峰对中国人性别角色形容词评定量表进行了建构［29］。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是钱铭怡编制的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CSRI），该量表综合Bem和Spence的方法，以社会赞许性和社会刻板印象为基础，制定适合中国大学生的性别角色量表。对380名大学生的测试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和未分化四种类型大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27.9%，23.5%，22.4%和2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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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别角色发展的的影响及相关因素研究概述

性别角色的发展是儿童从刚出生时的混沌不清，男女不分的状态，在先天因素、社会文化、家庭教养和认知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下逐步学会扮演其所生活的社会期望性别角色的过程。首先，生物遗传素质是性别角色形成的自然基础，性染色体决定着男女差异的遗传基因，Yong认为性染色体决定着男女性腺的形成和性激素的分泌，性激素的差异则影响性别之间或同一性别内部的社会行为差异。弗洛伊德也提出了性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他的基本理论的轴心是无意识和本能过程， 或者说是由于男女两性所具有的不同的生理解剖结构而决定的心理成熟过程。这一理论在后来的实验研究包括对双胞胎人格特质遗传性方面的研究中收到严峻的挑战［31］。其次，社会文化是影响性别角色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类学家和跨文化研究的心理学家们的研究表明，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性别角色的形成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集群社会化理论也为性别角色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32］。此外，家庭教养方式也是影响性别角色发展另一个重要因素。父母在抚养教育子女时，对子女的性别期待和性别偏爱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 ［33］ ［34］。性别角色发展的认知理论在几个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首先，儿童对性别角色类型的不断了解 以及认同具有评价和促进的意义。例如，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知识和行为是有关联的，特别在精心设计的实验研究和相关性研究中。其次，儿童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会表现出发展性变化。最后，性别角色类型的知识在幼年的发展初期可以被找到， 并且在许多性别角色定型的行为出现之前就很清晰了［35］。但是关于性别角色的认知发展仍然有很多的基本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比如性别角色认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性别角色认同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与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成就动机等的关系如何等研究问题，近年来仍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36］ ［3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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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社会学论文篇(6)

关键词：彝族；社会性别；妇女

中图分类号：G122.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9-0248-02

一、研究的背景

伴随着19世纪西方文化变迁先驱古典进化论者泰勒、摩尔根、传播论者文密斯、佩里，新进化论者怀特、期图尔德和人类学先驱博厄斯、布朗、马林诺夫斯基等名家译著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国内的陆续出版，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掀起了文化热，文化变迁问题的探讨自然不在话下，从文化变迁理论和方法的介绍研究到具体对象的定性、定量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同时，学术风气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思潮的激荡中反思和批判，在舶来与固有之间的不断碰撞中磨合，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铰链中拓展，致使文化领域的研究视域呈现多样化。社会性别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引入文化领域的研究的。一批西方学者如康奈尔、费尔斯通、米利特、，鲁宾、卡莫迪、海登、罗森伯格、托马斯、弗雷泽、斯冈茨尼、韦斯特马克、谢苗诺夫、摩根、艾柏登等，他们通过对社会性别概念演变的描述，从挑战原有的生物性别入手，揭示了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赋予角色的社会性，勇敢地否定了以生物性别来定义两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和期望的传统做法；彰显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对社会性别的期待和角色在特定文化中形成的性别规范以及两方式和社会角色具有各自的特点；昭示社会性别是不断变化的并通过社会文化对两性施加影响，从而使社会成员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和接受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期待；凸显了人的主体性，打破了人为限制个人发展的文化陋习，强调从人的个体和主体角度来考虑人的自由发展和价值实现问题。

国内专家学者沿着上述社会性别理论、方法的思潮，结合国内的女性发展问题，主要以村落、婚姻、宗教、语言、家族、饮食、歌舞、体育、旅游等为切入点进行拓展研讨。20世纪90年代开创的彝族社会性别研究视域正是这样的折射物，作为一种后继理论虽没比前驱理论解决更多的问题，但已不再囿于研究传统，即冲破了彝族男性世界话语权的樊篱，逐渐把彝族性别制度的“因”与“变”、两性关系的“经”与“权”纳入研究的视域，开始思量女性的文化悖论，对所继承的彝族文化知识提出质疑，推动了研究彝族社会性别的步伐。

二、研究成果

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截至2011年底的CNKI系列数据库和读秀文献搜索结果中，国内外相关彝族社会性别研究成果并不多。我们从研究的类型分专著、学术论文二类进行述评。

（一）专著

从截至2011年底的读秀文献搜索结果看[1]，专著并不多，而且从研究的内容和性质上看，主要倾向于呈现事实，如马林英的专著《彝族妇女文化》（1994）这样的理论探讨较少。该书系国内外第一本向读者全顶系统地介绍四川彝族妇女文化的专著，为全面了解彝族妇女提供了蓝本，但可能因体裁和目的所限，总体上属于彝族女性固态文化事实和事件的描述，而未及理论上加以探讨 [2]。另外，四川省编写组编写的《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1987）收集了新老凉山各县的部分社会调查资料，其中，有些涉足了民俗文化中婚姻、宗教习俗等问题，但也只是对事实的记录，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阐释，只能作为指涉社会性别的活题材。袁亚愚的《当代凉山彝族的社会和家庭》（1992）以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基于调查的材料，对凉山彝族社会及家庭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和多层次的描述，并作了认真的分析、比较与综合研究。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来探讨社会性别问题，只是社会性别在探讨过程的各种元素关系中凸显了影响力。再有，岭光电搜集整理的《凉山彝族有关妇女的谚语》（1986）也是一部涉猎社会性别研究的语言文献书[2]。该书从婚姻、习惯法、审美等11个方面展示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来体现社会结构的原型的语言材料，这些关涉女性的语言结构（主要指语言的深层结构）隐含着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生活和文化活动，只可惜著者没从理论上加以阐释。

（二）学术论文

与专著相比，学术论文（截至2011年底的CNKI系列数据库）从社会性别视域研究的领域更加广泛[3]，涉足了婚姻与家庭、宗教民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生育与健康、服饰与工艺美术、社会人口流动、职业分工等问题，并呈现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但研究的侧重面不一样，首先，主要集中在彝族女性的角色上即家庭和婚姻的探讨上，如《当代凉山彝族——婚姻文化中女性角色的变迁》（马林英，1999）、《西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凉山彝族婚姻文化变迁中的女性角色》（王秀英，2009）、《当代彝族女性价值观与社会角色的变迁》（米正国，2000）、《旧话新说——论凉山彝族妇女过去的地位》（罗曲、尔古阿枝，1997）、《凉山彝族妇女婚育观的现代变迁》（1996）、《凉山彝族农村妇女的婚权及其实现的障碍》（冯敏，1993）、《凉山边缘区彝族妇女婚姻与生育的调查分析》（攀希群、王瑞玉等，1990）等。其次是宗教民俗的研究，如《凉山彝族女孩成年礼仪》（沙马日体，史军，2007），《女性形象动态变迁的宗教镜像——对凉山彝族毕摩教反思的性别视角》（徐睿，2008）、《宗教与性别社会化——毕摩教在凉山彝族女性生命转折点中的作用》（徐睿，2007）、《凉山彝族的求子仪式》（蔡富莲，1998）等。其余皆是零星研究，如涉及教育的《凉山彝族女童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对策》（潘正云、马林英，2000）、《凉山彝族女性教育管窥》（刘明新、马吟秋，2006）；涉及彝族妇女流动的《结构功能视角中的少数民族妇女外流——以凉山彝族为例》（郝亚明，2008）；涉及卫生防疫的《500例高山彝族妇女生殖系统感染影响因素研究》（刘民甫、胡晓明等，2008）、《凉山彝族生活环境改革与妇女的健康发展考察》（冯敏、罗凉昭，2000）；涉及民间文学、谚语的《对彝文典籍中妇女形象的探讨》（伍呷，1992），涉及婚姻、家庭等社会问题的《浅析凉山彝谚所反映的妇女地位的多样性》（唐黎明，20008）、《性别背后的权利反映——浅析〈妈妈的女儿〉中的彝族传统性别观》（沈晓雁，2009）；涉及法律的《彝族妇女在婚姻习惯法里的法律地位——兼与清代婚姻法比较》（张晓蓓，2003）；有涉职业分工的《彝族农村妇女在西昌城区经商情况调查》（康华，1994）；涉及民俗服饰和民间工艺的《中国彝绣》（肖惠华，2003）、《浅谈凉山彝族妇女服饰艺术》（吴虹，2007），涉及综合研究的《凉山农村彝族妇女可持续发展研究》（马林英，2000）等。近年又呈现一些热点问题的探讨特别是有关旅游方面的较为突出，如肖雪、吉木阿洛的《对凉山彝族婚俗旅游开发的几点思考》（2008），康玲、邓思胜的《旅游开发与节日民俗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分析》（2009），邓思胜的《西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旅游开发中的凉山彝族节日民俗文化变迁研究》（2006）等。

三、研究综述

以如上所述的研究视域观之，彝族社会性别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扩大，但研究的质量却参差不齐。整体上倾向于呈现资料的形式进行描述记录，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研究方法创新性和科学性不足，研究者往往局限于单一学科知识的研究，缺乏多学科知识交叉于整合的意识与眼界，从而难以对纷繁复杂的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完整图景作出全面而客观的阐释。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性别的研究往往只注重彝族女性，或者说是“彝族女性问题研究”。它与对男性生活的研究相分离，形成一个封闭的思维圈，未能全面揭示彝族女性与男性共生共长及其对立分化过程中各自的特殊性和作为人的存在的同一性。而且这些研究诸多过分强调政治因素，往往将彝族妇女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下，揭示其政治、生活地位，缺少对女性生活经历的分析。而且，在研究过程中虽然注意到实证的调查方法，但却以宏观的抽样调查为主，其中包括许多政府统计数字分析；研究的课题多是彝族妇女在现存社会中所存在和面临的实际问题。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是在结构功能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推测，难以表现彝族女性自身的主观经验。如果能够在这种研究中适当运用人类学深入访谈的微观调查手段，就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前提下对妇女个人的主观行动以及她们对彝族社会的看法做进一步了解，从而勾画出彝族妇女地位变化的轨迹。确实，多年来彝族妇女研究成果是起到了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积极作用。但是，整个妇女研究没有走出边缘的境地，也没有能够在主流媒体发出响亮的声音，这可能都与妇女研究界画地为牢的思维方式有关。在这种情景中，我们有必要强调从妇女研究转入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性，把妇女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来介入对主流社会文化的改造。

综上所述，彝族社会性别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目前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边缘状态，相关研究还没有对彝区社会中两性差异扩大、妇女地位在某些领域下降和妇女发展趋势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实证研究不充分，影响了社会性别研究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探讨和解答。

参考文献：

[1] http：///#.

性别社会学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性别教育；生理性别；社会性别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推动下，西方高等教育界迅速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女性学或社会性别学。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主动融入全球化大潮，社会生活各方面开始与国际接轨。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后，西方女性主义各种思潮、“女性学”或“女性与社会性别学”、“性别化的人生”等之类的新学科被迅速传播、介绍到中国。很快，相同的学科也开始在中国一些大学里开设。2005年，由笔者主持在中国农业大学开设了“女性与社会性别学”全校选修课，尝试进行了一种新的、科学的、先进的性别教育。何谓“社会性别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社会性别的学科。那么，又何谓“性别”?从字面来看，就是男性与女性的差别及其表现。有人会说，这难道还需要绞尽脑汁去研究?一看生殖器不就明白是男还是女了吗!是的，男人与女人生理上的差异从外生殖器上看一目了然。然而，男人与女人在社会分工、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行为规范、心理气质等方面的差异恐怕就不那么容易说清楚了，尤其是后者这种差异是怎么形成的?与生理差异是什么关系?怎么看待和评价这种差异?这种差异对女性造成了怎样的后果?男人与女人到底怎样相处才是既和谐又文明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我们平时很少思考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上课时，学生们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的回答。

(1)你认为男女大学生各适合学什么专业?

(2)写出你在恋爱时，对未来配偶的希望，希望他或她应当具备的最重要的三种品质，按顺序排列。

根据收上来的答卷总结分析，关于第一个问题，大部分学生认为：男大学生适合学习理工科类，诸如数学、物理、机械工程、建筑、地质等，以及文科方面偏重理论的哲学、经济学等；女大学生则适合学习文艺类，诸如语言、文学、表演、教育、服装设计等。大部分学生的回答反映了“好象男女学生有某种固定偏好”这个看法，只有极个别的学生回答说“凭个人的兴趣和能力选择专业”。关于第二个问题，大部分女同学对未来配偶的品格要求是：责任感、幽默感、善良；而男学生对未来配偶的品格要求是：温柔、善良、责任感。可见，女性选择男性朋友时，占第一位的重要品质是与社会有着紧密联系的“责任感”；男性选择女性朋友时，占第一位的重要品质是与个人感情有紧密联系的“温柔”。如果倒过来说希望男性温柔、女性富有责任感，恐怕大家不会接受。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倒过来呢?两性气质就必须分化对立吗?这种分化，在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表现，虽然带有明显不平等和性别歧视的“男尊女卑”、“男优女劣”不再有公开的市场，但“男强女弱”、“男刚女柔”、“男外女内”、“男公女私”、“男主女从”、“男将女兵”、“男才女貌”等．仍存在于人们的认识和心理。许多人认为这种两性差异是正常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的，很少反思和怀疑过。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未加反省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女性主义者正是在对传统性别主义即生理决定论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社会性别理论。

男女两性既有生物属性上的差别，也有社会属性上的差别。对于前者人们一般容易理解，因为它是由遗传和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而且永远不会自动改变。而对于后者的认识却复杂得多，它到底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还是由后天的社会因素决定的?分歧较大。古今中外传统的性别主义都认为：女性天生智力和体力都不如男人，决定了两性的关系和地位是男主女从、男尊女卑．女性不能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关系、人格和地位。西方的主流派文化基督教文化就声称：从人类起源看．女人是上帝认为男人“独居不好”，于是用男人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出来给男人做伴的。因此，女人天生是男人的一部分和附庸，不是完整的人，应该处于受男性奴役的地位。18世纪西方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提出妇女因为天生体力比男人弱，决定了她们不能独立，只能取悦和从属于男人：“妇女因为体力不如男人，所以应该是软弱的和被动的，从而推论说女人生来就是为了取悦男人，服从男人，所以她的责任就是尽量迎合她的主人，这就是她生存的伟大目的。”中国的传统性别主义也如出一辙，在秦汉问，儒家借用《周易》中的乾坤正位说，把乾与天、阳、男、君、父并列，居上；坤与地、阴、女、臣、子并列，居下。认为乾坤正位、天尊地卑、阳主阴次是宇宙最基本的秩序；若乾坤错位、阴阳颠倒、天翻地覆，必会导致大难。故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是先天注定的，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了男尊女卑的天然合理性。

在受教育方面，中外传统性别主义都鼓吹男优女劣或男智女愚天生论，认为女性天生没有学习的愿望和能力，故应对两性进行分离的扶阳抑阴的性别歧视教育。包括：在教育内容上，只对男子进行正规的学校教育一为其提供将来参加社会工作作准备的各种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教育，而对女子进行非正规的家庭教育一为其提供将来承担家庭角色作准备的遵从女德、取悦男性及操持家务的家政教育；在教育目标和结果上。追求将两性分别塑造成符合传统社会要求的性别角色，即将男性塑造成高贵的、主控的社会角色．将女性塑造成卑弱的、从属于男性的家庭角色。在社会分工方面，中外传统性别主义鼓吹生理差异决定男公女私、男外女内。他们认为由于女性的生育本能、体力弱、多愁善感、缺乏理性等决定了其位置在生育、家庭、情感等私人领域；而男人的不生育、强壮、坚强、理智等决定了其位置在政治、军事、科学等公共领域。因此女性应该以家庭为主，男性要以事业为主；女性的天职是母亲，参加社会工作是不务正业，参政更是越位。西方哲学家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康德、卢梭、黑格尔，都一脉相承地认为，女性天生缺乏理性，不适合参政。因为政治领域靠理性运行，女性无此能力；而男人天生有理性，故优越于女人，因此，女人应该服从男性的统治。中国的传统性别主义也认为两性的生理差异决定了最合理的性别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女性尤其不可参政，否则会祸国殃民，倾城倾国：“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商朝的灭亡就是因为“惟妇言是用”，即商纣王太听女人的话。在性格气质方面，中外传统性别主义强调男女的体力差异决定了男刚女柔、男强女弱，男性要坚强、独立、勇敢、进取、积极、主动，女性则应柔弱、依顺、怯懦、保守、消极、被动等。以上传统性别主义对两性的所有规范都是等级制的、不平等的、刻板的，男性在各方面都比女性处于更优越的位置，其所有的价值也被认为高于女性的价值。但它们在千百年来被视为金科玉律而畅行无阻，关键在于其宣扬生理决定论的迷惑性，将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等同于社会差异或社会不平等，也即将两性之间的社会不平等自然化、合理化，甚至科学化。更严重的是其通过家庭、学校教育、社会习俗、社会分工、文艺作品、媒体等各种途径，润物细无声地内化成了人们共同的社会心理和集体无意识，使得不仅一般的社会观念认为男女的上述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连许多女性也对此认同，将这种不平等视为先天的命定，放弃自我，不思改变。因此，这种生理决定论是阻碍女性解放的最大思想障碍。

20世纪60—70年代，女性主义者通过反省此前的妇女解放运动，认识到要真正实现女性解放，不仅需要争取法律上的男女权益平等，更需要彻底改变传统性别主义文化，以清除女性解放的深层次障碍。她们当时在后现代主义的启发下，认识到传统性别主义是一种本质主义哲学。所谓本质主义哲学就是假设世界、事物预先存在一个无法改变的本质，它是世界的终极基础，万事万物皆源于此，又复归于此，人只要去发现、认识这一本质就是了。而后现代主义认为，事物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先天的、不变的根本性特征或本质，一切都是变动的、不确定的，而且与主体状况相联系，意义只存在于解释者的解释中。女性主义者借用这一理论提出也没有什么所谓永恒不变的女性气质，“但是，抽象的概念论今天已经没有市场了，不论是生物学还是社会学都不承认存在着决定某些特性的固定不变本质，而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女人、犹太人或黑人应当具备这些特性。从科学角度上讲，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特性都是取决于处境的一种反应。如今之所以不再有女性气质，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不接受永恒的女性气质、黑人的灵魂和犹太人的性格这类观念，并不等于否认犹太人、黑人和女人在今天的存在。”如果说法国女性主义泰斗——波伏娃在上述论述中已经蕴涵了社会性别思想，那么，1975年，美国人类学家鲁宾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性别概念，则标志着社会性别理论的正式形成。其核心观点是：人的性别可分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前者是指男女天生的生物差异，后者则是指由社会性别制度和代表它的性别文化后天建构成的男女之间在群体特征、行为方式、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社会差异或不平等。前者是与生俱来的，恒定不变的；后者则是人为的，是可以重构的。而且前者不必然导致后者，因为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仅仅说明女人不同于男人，而不能证明女人不如男人，因此就应该从属于男人，更不足以形成男女之间如此巨大的社会差异或不平等。故生理不能决定女性的命运，男女的社会性别即上述社会差异或不平等，并非天经地义，是可以通过改变性别文化而改变的。从此，社会性别概念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和批判性别本质主义的有力武器。

女性主义者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种不隶属于经济制度，而是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社会性别制度，这套制度使女性从属于男性。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带有独立性、不平等性的社会性别制度呢?尤其是如何理解它与人类的生物属性、与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二者之间的关系?它为什么长期存在?笔者认为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是社会性别理论能否站住脚的关键。也是说明社会性别理论不同于并先进于其他解释两性差异理论的地方。 转贴于

首先，女性主义者并不否认生理差异(两性生理差异概括说有染色体、荷尔蒙、内外生殖器、脑结构一一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对两性特征的影响，如男人在体力和身高方面普遍强于、高于女人，女人要生育、哺乳等，导致了男主外女主内、男刚女柔等差异，但男女天生并没有性别认同。据心理学家研究，人类大概三岁左右时才有自我意识、性别意识，所以男女更多地是在成长过程通过接受社会文化习俗而性别化的。在这方面，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通过自己在三个原始部落长期深入的考察研究提供了实证案例。这三个原始部落虽然相隔不远，都坐落在方圆100英里以内，但男女的特征、作用、性别规范、行为方式却随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而迥异。在第一个部落阿拉佩什人中，男女两性的行为方式都是传统的“女性化的”——无论男女都顺从、合作，易于为他人的需求服务，性要求也都不强烈；在第二个部落蒙杜古马人中，男女两性的行为方式都是男性化的——无论男女都残忍暴戾，性欲旺盛，即便女性之间也充满了猜忌与敌意；而最令人倍感意外的是第三个部落德昌布利人，尽管是男女有别，却呈现一种完全与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相悖的两性状态：女性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从事捕鱼、编织，性欲旺盛，在性活动中主动；男性则依赖性强，关心的是他们的精美服饰，漂亮面具，易于情绪紧张，多愁善感。米德由此得出结论，我们惯常定义的男女性别都是社会文化所致。一个新生儿可以稳定、自然地发展为女性特征的阿拉佩什人，也可以发展为男性特征的蒙杜古马人，也可以发展为性别特征与我们社会文化标准截然相反的德昌布利人，这足以说明，社会性别并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人类的生理性别中蕴藏着导致不同社会性别的潜能，只是一个文化一旦将性别差异“理想范式”标准化，规定为每个成员必须遵守的刻板模式，我们习以为常的男女性别差异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试想，我们每个人一出生，生理性别固定下来后，家庭、社会就会按照既定的范式来塑造我们的社会性别：对男孩女孩在名字、服饰、玩具、行为举止、家庭分工、活动范围、未来期望等方面要求很不同，这样，男女潜能中一部分受到鼓励，另一部分受到压抑，自由选择权利就被剥夺了。关于两性气质差异并非生理差异决定的例子还很多，如，有学者对单身父亲的角色进行研究发现，那些离婚或丧偶并带着13岁以下孩子的父亲们，由于处于照顾者的位置上，他们在照顾他人和做家长的技巧方面与母亲非常相似，并与那些很少照顾孩子的父亲有很大的不同。这说明虽然由于生理原因男人不能生孩子，但却可以照料孩子，在家庭里抚养孩子并非母亲的天职。还有，在肯尼亚的某一部落中，男孩和女孩会分配完全不同的家务，男孩做重活，女孩照顾弟弟妹妹。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女孩的家庭来说，稍大的男孩也被分配照顾弟弟妹妹，这些被分配做女性工作的男孩会变得较少攻击性，并更依赖其他男孩。以上例子说明并非生理因素塑造了两性气质，而是社会角色本身塑造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性情和行为。

其次，女性主义者也承认对男女两性进行社会角色、性格气质等分类并训练有利于实现社会的高效率管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角色分工，从经济上看也具有优势互补和规模效益。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贝克尔认为，规模经济不是婚姻出现的主要原因，但是从经济角度看，男女结合往往具有不同专业化的优势组合，甚至在知识、能力、收入等方面差别很大的男性和女性通过婚姻的形式可以使自身及双方的收益达到最大，他认为这是婚姻存在的真正理由。尽管如此，女性主义者仍然指出，这种劳动性别分工、两性刻板气质塑造阻碍了两性尤其是女性的自由发展。是一种片面的发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将女性降为一种次等地位，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尽管有效率但却不公平、不文明。

再次，女性主义者也大都同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体现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物质生活塑造人的意识，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即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两性的关系，不能离开经济发展水平追求某些抽象的正义原则、超前地提出妇女解放。但是，她们同时也指出：私有制的废除、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完全保障实现男女平等，因为在经济制度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社会性别制度存在，即男权制度的存在。例如，在现代社会里，仍有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两性不平等现象。如亚洲的韩国、日本，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性别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某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包二奶现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