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政策论文篇(1)

一、推行自主外交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大增，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外交开始推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自主外交。事实上，在20世纪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推行自主外交之间，对美牟取利益时，就“对美一边倒”；对华牟取利益时，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尼克松冲击”，促使日本必须调整对华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阁的当天，在首次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中国的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华采取的经贸政策主要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197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华盛顿协商对华援助计划时，日美出现意见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规定，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没有附加条件”。对此日本的通产省表示反对，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则上没有附加条件”[1]。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表—1）。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贸中国对日中国从日增长率

年份总额增长率易总额的比重本出口额增长率本进口额

197210.416.54.16.3

197319.587.517.88.4104.911.176.2

197431.360.521.511.435.719.878.4

197538.021.425.814.022.823.920.7

197630.4-20.022.612.2-12.918.2-23.8

197734.714.123.413.611.521.115.9

197848.238.923.317.226.531.147.4

197967.139.222.927.660.539.426.7

198092.037.124.340.346.051.731.2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推行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对华经贸政策虽然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大，有经济政治化的倾向。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美苏冷战进一步升格，这促使中、日、美联合抗苏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应该看到，中日美联合抗苏并无稳定的政治基础。就美国而言，只要条件具备它仍愿奉行在中苏之间搞平衡战略，从中渔利，日本也不希望过度刺激苏联。1982年以后，中国开始与日美拉开距离，以贯彻不同任何超级大国建立战略联盟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尽管如此，美国仍视独立自主的中国为其在军事上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美苏冷战对中、日、美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以对华技术出口问题为例，由于美国对日仍有相当的控制力，故能对日本的对华技术出口产生促进或抑止作用。从积极的方面看，在1980年初，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限制对苏联技术出口的同时，主张放宽对华出口的限制。1983年，美国同意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尤其放宽7种军民两用项目的限制。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也有所增加。但1987年的东芝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不仅禁止东芝公司履行35个对华合同，而且还拖延审批其它日商与中方签订的9亿美元的合同，一度严重影响了日本对华技术出口。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开始对日本外交和中日美三角关系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首先，苏联经济实力迅速衰退，这导致美国在1989年5月提出超遏制的概念。其次，随着在1985-1987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在美国迅速抬头。第三，中国的崛起开始影响到美日对外战略的制定。在这样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既是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客观依据，又是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

综观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政治上借用中国的地位，扩大日本的政治影响，但受到苏美两国的影响较大；经济上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受政治关系影响较大，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缓慢，中日进出口贸易有的年份还出现下降的现象（表—2）。

表—2：8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8199.88.522.746.014.153.84.1

198287.6-12.221.148.65.739.0-27.5

198390.83.720.844.6-8.246.218.5

1984127.340.223.853.520.073.759.5

1985164.329.123.656.14.9108.346.9

1986138.6-15.618.843.6-22.395.0-12.3

1987131.6-5.115.959.235.872.4-23.8

1988146.311.214.272.923.173.41.4

1989146.60.213.181.511.865.2-11.2

1990166.013.214.490.110.675.916.4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

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政治上：(1)逐步提升中日关系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70年代日本对华推行的是自主外交，中国在日本外交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到了80年代，中国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把原来只用于美国或东盟的提法用到了中日关系上，称其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2)视中日友好关系是日本综合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高，积极谋求扩大自己的政治发言权。为此，日本一方面依靠“日美同盟”，从政治上、军事上遏制苏联，同时也要借助“日中友好”来提高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同有世界政治影响的近邻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中日关系也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基础之一。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特别是朝鲜半岛的稳定，有利于日本加深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日关系恶化，势必要导致日本亚洲外交的失利。而中日关系也常常对日本国内政局影响较大。

在经贸方面，日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实现某些战略意图：(1)通过经济合作，适当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之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日本认为，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有倒向苏联的可能，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保持中苏之间现有的“不战不和”的关系。这样日本就可以借助中国的实力与苏联抗衡。因此，日本政府力排众议，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日元贷款。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方式金额为3309亿日元，共安排了7个项目；第二批日元贷款从1984年至1989年实施，共安排了17个项目，贷款协议金额为5400亿日元（包括700亿日元的黑字还流贷款，主要用于出口创汇型企业）。第一批贷款及第二批贷款前半期，贷款主要用于交通、通讯及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项目，如北京至秦皇岛铁路扩建项目，秦皇岛煤炭码头扩建工程，衡阳至广州铁路扩建项目，连云港和青岛港扩建项目，天津、上海、广州程控电话项目，天生桥水电站项目，五强溪水电站项目等。目前，秦皇岛港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煤炭装卸口岸。

从第二批后半期（1988年）起，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也开始使用日元贷款，如北京市地铁工程，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北京、天津、西安、重庆等地的城市供水和供气项目。

(2)通过经济合作使中国靠向西方。1981年5月，铃木首相在美国明确说：“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合作的态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为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继续进行经济合作”，以“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成为经济向西方开放的国家”。

(3)加强经济合作，捷足先登中国市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本便深深被中国这一巨大市场所吸引。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与日本资金和技术的结合将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日本与欧美经济不断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日本更感觉到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但呈波浪式增长。199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1983年相比，件数增长6.4倍，合同金额增长4.6倍，实际使用金额增长2.7倍（表—3）。

表—3：8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状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79-198257.60.81——

1983520.951.86129.6

19841382.032.2521.0

19851274.713.1540.0

1986942.832.63-16.5

19871133.012.20-16.3

19882372.765.15134.1

19892944.393.56-30.9

19903414.575.0341.7

合计140132.8526.6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三、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1989年美苏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大国都加紧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美国竭力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和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俄罗斯重整经济，极力恢复“世界性强国的地位”；日本提出了建立“日美欧三极体系”的构想，加速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前进。1994年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4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演，呼吁修改联合国，删除“旧敌国条款”。这次讲演成为日本全面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宣言书”。在国际大的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客观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90年代后，中日两国各自的发展战略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战略，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日本则紧紧抓住国际关系新旧格局转换与其国家战略调整相吻合这一历史机遇，加速向政治大国迈进。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正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日本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日中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2]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政治标准和价值观念来处理中日关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抱有戒心，在某些日本人看来，正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日本与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难以保持象过去那样的友好关系，认为“中国增强了经济实力以后，对渴望在国际社会增加发言权的日本来说，无疑会成为一个超出纯友

好对象范畴的存在，日中两国将进入摩擦的时代。”[3]无可置疑，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必将对日本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起点是1991年8月海部首相访华。海部首相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尚未取消的背景下访华的。作为后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海部抓住有利时机，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概念，引起了日本和中国的极大关注。《东京新闻》发表文章指出，“海部首相在北京的演说，特征是面向未来，从全球的观点强调日中关系”。[4]继海部之后的日本历届内阁基本上都肯定和继承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以细川护熙为首的日本联合政府执政后，在强调“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对日本同等重要的同时，将“共同在军备管理、裁军、保护地球等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积极做贡献”作为今后日中关系应循方向的第一条，把从“全球角度”考虑日中关系放在优先的地位[5]，也体现了要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基本政策。

“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主要包括两个协调和三个转变等基本内容。“两个协调”即日中关系的发展要与世界局势的大变动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大背景相协调，要与日本走政治大国的国际目标相协调。“三个转变”一是立足点的转变，即日中关系要从过去一般立足于两国双边关系转变为立足亚太乃至整个世界。二是中日两国交往内容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以经济关系为主转变到经济、政治并举，克服过去“经济主动”、“政治被动”的局面，改变过去那种“只强调对战争进行反省和经济合作”的对华政策，加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三是地位的转变，即由过去在双边关系格局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转变为力争掌握双边关系的主导权。

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经贸关系也正是在这样国际和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继续发展中日贸易关系，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以此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政府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与中国贸易发展，使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00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31.7亿美元，首次突破800亿美元的大关，创历史最高（表—4）。但在中日贸易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政府在对华技术贸易方面仍然很保守，限制有些高新技术出口到中国。到了90年代末期，中日两国的贸易摩擦增多。

表—4：9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91202.556.614.9102.215.2100.3147.0

1992253.725.315.3116.814.3136.834.6

1993390.654.020.0157.835.1232.870.2

1994478.922.620.2215.736.7263.213.1

1995574.720.020.5284.631.9290.010.2

1996600.64.520.7308.78.5291.80.6

1997608.11.218.7318.23.1289.9-0.7

1998579.0-4.817.9296.9-6.7282.1-2.7

1999661.714.218.3324.09.2337.719.4

2000831.725.717.5416.528.5415.122.9

合计5181.5——————2541.4——2639.7——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稳步增长，1997年达到高峰，其后一直下降。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采取了既鼓励又限制的政策。进入90年代后，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出现高潮，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夕阳产业对中国投资，政府在办理手续、保险方面给予支持，对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的投资，则采取既不鼓励又不限制的措施，致使日本企业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出现高潮，199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高峰，金额为43.3亿美元。1997年以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政府便开始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到中国进行限制，其后开始下降，200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减少到29亿美元（表—5），占当年中国利用外资的7.2%。

表—5：日本对华投资发展变化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915998.125.33

1992180521.737.1033.2

1993348829.6013.2486.5

1994301844.4020.7556.7

1995294675.9231.0849.8

1996174251.3136.7918.4

1997140234.0143.2617.6

1998119827.4934.00-21.4

1999116725.9129.73-12.6

2000161436.8029.16-1.9

合计18979355.3250.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3)日本开始调整对华ODA政策，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量。日本从第四批日元贷款开始调整对华日元贷款的方式，由过去的五年计划，改为"3+2"方式；贷款项目也逐步减少基础设施项目，增加环境和中西部地区的项目。从2000年开始，日本政府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额。

四、21世纪日本的对华经贸战略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并开始实施“十五计划”。2001年中国终于实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中国在近20年间一直保持着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七位。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按照这种发展势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左右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巨头。而日本此时经济正好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反，仍处于低迷时期，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日本人提出了“中国”等。但不管日本国内存在什么样的议论和想法，21世纪中日经贸关系仍将继续发展，日本对华经贸政策仍会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为主导。中日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不仅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赋予了中日友好合作的特殊使命。冷战结束以后，东亚的安全环境改善，中日友好具备了更为有利的经贸合作环境。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国的主要发展课题和客观现实，需要中日两国承担一些共同的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成为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日两国应从建立东亚地区公正、合理、和平、稳定的新秩序这一大局出发，加强磋商，相互协助，为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第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整合需要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仍在加强。在欧洲，欧盟已经完成货币统一，向纵深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在迅速地推进，并使每个成员国获得了较大的利益。而在亚洲，虽然已经有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预计十年之内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但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并能够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抗衡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而要想建成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必需由中国和日本参加并起主要作用，否则是无法实现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成与否，关系到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因此，客观要求中日两国必须加强合作。

第三，中日各自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方。中日两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关系的依存度很高。2001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77.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2%，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0%。2002年1-6月，中日贸易进出口达到447.8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6.5%。其中从日本进口231亿美元，增长10%，带动了日本经济的恢复；日本对华投资实际使用金额达到20.5亿美元，同比增长8.8%，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为8.3%。

关于今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通过线性回归方程预测得出：2005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300亿美元左右，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额达到60亿美元；2010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800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达到85亿美元左右[6]。

从上述中日之间经贸关系的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日本，日本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根据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21世纪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取向为：在贸易方面，继续发展两国的贸易关系，扩大日本对华出口，为日本经济的复苏服务。但贸易摩擦将会增加；在投资方面，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还将继续增加；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政策将发生变化，不断地减少对华ODA的数量，对华经济合作也将从维护冷战形势下的区域稳定转为正常的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1]田中明彦.中日关系1945-1990[M].东京大学出版社，113页.

[2]日：1992年4月16日，产经新闻.

[3]日：1993年6月15日，事实解说.

[4]日：1991年8月12日，东京新闻.

经贸政策论文篇(2)

一、房地产过热和消费泡沫 美国经济的强劲，很大部分来自房地产业的繁荣。2005年美国共建新房200万栋，为历史最高纪录之一。用于住宅的投资占GDP的6％，是1955年以来最高水平。过去四、五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每年以15－16％的速度上涨，全国平均房价10年内正好上涨一倍（见表一）。东西两岸如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和加州涨幅更是惊人，明显存在泡沫。有估计认为加州和首都华盛顿地区的房价至少高估50％。 目前美国住宅地产的市场价值，相当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近200％，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为160％。可以说房地产业是推进今天美国经济成长的最重要因素。2001年以来，民营事业就业机会的增加有40％以上来自与房地产有关的行业，如建筑、银行、储贷、保险公司、家用电器、家具、水电和室内装潢等。美国在2001年衰退后很快转入复苏，就是靠房地产的带动。 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2000年股市泡沫破灭后大批资金撤出股市，寻找其他投资对象，房地产成为最佳和最安全的投资场所，吸引大批资金进入；第二，美联储把利率降到40年来最低的1％水平，房屋贷款利率也随之降到5％以下，许多人发现，以如此低的利率购房，每月还款额与房租相差无几甚至更低，低利率也使具有同样还款能力的购屋者所能借贷的金额提高，得以承担更高的房价；第三，金融机构纷纷推出创意性的贷款，如浮动利率、零首付、“只还利息”(interest-only)的贷款（在加州，目前三分之二的新抵押贷款都是“只还利息”）等等，吸引了很多原本不合贷款资格的美国人购买住宅，带动了房屋价格的上涨。此外，由于住宅净值上升，很多房主得以通过房屋净值贷款(Home Equity Loan)换购更大的住宅或购买第二栋住宅出租获利。投机者也纷纷进场，将某些地区的房价哄抬得更高。 有评论指出，从以下标准衡量，美国的房地产可以说存在泡沫：1.房价已超过历史最高点，但买家期待升值仍争先恐后跳进市场；2.过去抵押贷款平均占家庭收入的25％，今天约为收入的一半；3.历史上不动产价格增幅和通胀率相当，而现在是通胀率的2-3倍。 房地产增值对美国人的消费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据统计，拥有自己住房的美国人从2000年的67％提高到今天的69％。当利率降低、房价升高，房主就可以重新贷款(refinancing)或利用房屋净值贷款取出多余的现金消费。例如在2000年购进一栋价值150，000美元的住宅，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为8％，到2005年该利率降到6％，而住宅价值扣除通胀因素后上涨了33％或50，000美元，同时每年的利息支出却减少了3，000－4，500美元。房主可用这笔钱购买各种商品和劳务，如汽车、服装、高档消费品和旅游度假等。仅在2005年，美国家庭通过房屋重新贷款获得2，300亿－2，500亿美元现金用于消费，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习惯于依赖借贷生活。自1990年以来，美国家庭中位数收入扣除通胀因素后仅增加11％，而消费支出却上升了30％，家庭负债增加了80％，总额达到10万亿美元（见图一）。2005年美国人的消费超出他们收入420亿美元，可见这种高消费并不是建立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而是在透支未来的收入。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下降到-0.5%，这是1932－1933年大萧条来的第一次。 不少经济学家指出这种情况是美联储前几年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当时短期利率达到45年来的新低，实际利率为负数，变相鼓励人们借钱消费而挫伤储蓄的积极性。过度消费热潮不仅增加家庭债务，也提高了对进口货物的需求，贸易赤字步步攀高。 美国民众超出自己负荷能力购买房屋和消费，为自己也为整个经济带来很大风险。据统计，有一半以上的购房者是采用浮动利率，而现在美联储持续加息、抵押利率上升，到一定时期购房者可能会无法支付每月的贷款，金融机构将承担更大风险。（10年前住房抵押贷款占银行信贷的50％，而现在占到61％）。万一房价剧跌，不仅个人，许多金融机构也将破产。 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反常走势 > 债券市场投资者对经济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反映在长期债券收益率的走势上。自美联储开始提升联邦基金利率以来，长期债券利率并没有同步上升，长、短期收益曲线逐渐拉平，并不时出现逆转(inverted yield curve)，即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通常在经济扩张时期，短期利率低于长期利率，在平面坐标图上的曲线朝右上方倾斜。这时信贷市场活跃，银行借入短期资金再长线放出，以获取利差，投资者和消费者也都趁机投资或多借钱消费。但当联储提高短期利率而长期债券利率并未跟进时，两者利差缩小，逐渐拉平甚至逆转。这时银行利差变为负数，短期借贷减少或停止，投资者和消费者持观望态度，经济活动放慢。 从图二可看出，过去两、三年来具有指标意义的10年期联邦债券收益率并没有随着三个月和两年期债券利息的提高而升高，终于逐渐拉平有时甚至低于短期利率。长、短期收益率拉平或逆转被认为是反常现象，因为长期借贷要承受较大风险和不流动性，利率自然比较高，但是如果投资者认为未来几个月或几年内经济会放缓、利率会走低，他们宁愿损失一点当前的利率而把长期利率锁定在一个相对高点上，接受较低的风险溢价(risk premium)，即比短期债券还要低的利率。而长期利率对于利率政策的敏感度远超过短期利率，当投资者认为经济衰退即将到来，政府必然要调低利率，长期利率就会加快向下调整，出现长、短期收益率高低易位，衰退随之就会到来。从历史上看，美国60年代以来出现的7次衰退，有6次都是以收益率曲线逆转为先导。从图三可以看出，1969、1973、1980、1981、1990和2001年的衰退前，都发生过收益率曲线逆转。 收益率逆转是否意味着衰退将要到来，是近来美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作为世界债券市场指标的10年期国库券实际收益率（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胀率）现在只有1.5－1.65％，低于历史水平，是90年代的一半，格林斯潘也认为这是一个谜团（conundrum）。一些正统经济学家认为，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如果利率逆转持续并且加深，今后经济会放缓或下降。毕竟债券市场比联储更了解市场情况，长期利率最终取决于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投资者可能预见到不久会出现衰退因而联储将不得不降低短期利率。但很多人认为这未必是衰退的前奏，而是由于世界性的资金过剩，尤其是亚洲国家和石油出口国以自己累积的大量美元储备购买美国债券，抬高了债券价格压低了利率。如果没有外部因素，长期利率至少比现在高出一个百分点。尽管如此，长、短期利率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消费者和企业能获得有吸引力的贷款。因此，他们认为收益率曲线不再是衡量实际经济活动的指标。利率，美国经济，美元-[飞诺网FENO.CN] 虽然自今年3月起，长期债券利率上升，但仍和2年期利率相近，也同2011年联储启动升息周期时的水平不相上下，长、短期利率拉平现象并未改变，债券市场走势仍属不正常。但新任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这是多种因素造成，并不意味经济将大幅放缓。 无论如何，收益率逆转仍对经济有重要影响。对依赖长期借贷的企业如资本设备制造、软件以及不依靠银行贷款而靠资本市场融资的公司可能有利。但由于短期利率攀升，房屋贷款特别是浮动抵押贷款利率将随之上升，接近固定利率，这将遏制房地产市场的扩张，对房屋建筑业和贷款机构不利。如果收益率逆转超过4周，对抵押贷款市场将有明显消极影响。有专家指出，前几年英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是以长、短期收益率逆转为前导的。 三、财政和货币政策 布什总统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于2006年2月6日向国会提交了2007年度预算草案，如果获得通过将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布什提出要将他在2001年和2003年实施的减税永久化，预计今后5年减税额达到2800亿美元，10年达到17000亿美元，政府收入分别相应减少1780亿和13500亿美元。同时大大增加国防支出，2007年度达到4390亿美元，比2001年增加48％，还不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费在内。预算赤字在2006年度达到4230亿美元，2007年度为3540亿美元。相对于 克林顿政府时期累积了4年盈余共5590亿美元，布什政府则连续4年亏损，财政赤字累积12600亿美元。 经济学家们指出，美国目前并不存在高利率、高通胀和高失业率，不需要用减税来刺激经济。庞大的减税不但加重财政负担，还为房地产和消费市场隐然成形的泡沫推波助澜。一旦泡沫破裂，经济将陷入衰退。此外，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造成的联邦债务也达到天文数字--2006年为86000亿美元，到2011年将达115000亿美元。 鉴于庞大的赤字和债务，布什政府于2006年2月9日重新发行30年期国库券，首批140亿美元，希望及早锁定较低的利率。首批的收益率从市场预估的4.58％降到4.53％。预定今年还将发行两次。但长期利率的走低也会助长投机活动，鼓励投资者去购买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在货币政策方面，新任联储主席伯南克仍把遏制通胀作为第一要务，认为由于资源利用率（resource utilization）的提高和能源价格的上涨，通胀的危险仍然存在，并建议设定通胀目标(inflation targeting)。从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的几次讲话分析，通胀的目标可能在1－2％之间，而现在明显超过此目标。再者，短期利率虽经多次调升，实际利率仍低于历史水平。2006年3月28日联储会第15次将联邦基金利率调升至4.75％，并暗示在2006年的后几次会议中仍可能会继续提升。但是经济的全球化和美国债券市场的反常走势加重了联储制订货币政策的难度。传统上较低的长期利率应促使联储降低而不是提升短期利率。联储为此备感困扰。不久前伯南克解释说，如果长、短期利率拉平或逆转是因为投资者愿意接受较低的回报，说明金融市场环境比较宽松，联储有必要继续提升利率；如果是由于全球资金过剩，联储则可能稍稍放松货币政策。看来联储处于两难境地，不知“中性”（既遏制通胀又刺激增长）短期利率的最佳位置在何处，只能摸索前进。其风险是联储极有可能把利率提得过高从而扼杀经济增长，也可能提得不够高而使通胀复燃。为纠正这些失误将付出很大代价。 四、经济前景展望 1．房地产市场降温 美国房地产市场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开始降温。据房贷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估计，今年全美中间房价增长率将从过去几年的两位数降低到3％，很多投资型购房者纷纷撤出市场，投机活动显著减少，房屋销售量可能创下1991年来的新低，抵押贷款数将从2003年38000亿美元的最高水平降低到21000亿美元。虽然房屋交易会减少，市场将走向稳定，维持相当程度的高价位。经济学家认为，房价上升快速的地区，通常也是就业和工资上升和移入居民较多的地区。估计2006年美国经济增长势头仍很强劲，对房屋的需求不会减弱。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美国的房价还不算最高的。况且房屋和股票不同，不大可能突然崩盘，房价可能随利息的升高而停止上涨然后逐渐跌落，泡沫可望收缩。 2．通胀率稳定 去年夏天飓风袭击美国南部墨西哥湾地区之后，原油价格一度飚升到每桶70.85美元的新高。后来虽然有所回落，目前仍维持在60美元以上。经济学家估计，预计到今年底油价仍将保持在每桶55美元的平均水平之上。这一价格相当于90年代平均价每桶19.7美元的两倍半，较2000年以来的平均价也上涨了60％。但由于其他种种因素的作用，油价的上涨并未推升通胀率。特别是排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物价指数仍保持较低水平，预计2006年在2％左右，根据美联储的说法属于“温和、稳定”。经济学家们指出，这可能是由于廉价进口货的增加促使美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生产率提高以及工资上升缓慢等原因。 3．美元汇价将走低 2005年美国有庞大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但美元不贬反升，全年对主要货币按贸易加权指数升值8.4％，其中对日元升14.8％，对欧元升8.7％，看来主要是美联储持续升息，美国和欧盟、日本的利率差拉大。按目前的利差，欧元兑美元应为1：1.10，比现在高出10％，因此美元仍属低估。美国各界对美元仍有信心，认为美国的强项在于新技术和创新能力，尽管存在赤字 和债务等问题，仍能继续吸引国外资本流入美国。 但不久前发表的数字表明2005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高达8050亿美元，估计到2006年底可能会攀升至1000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赤字很难通过增加出口来解决。除了降低美国国内对进口产品的需求（而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外，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美元大幅贬值。随着欧洲央行提高利率和日本有可能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到下半年可能会终止升息，美元将会开始走跌。有关金融机构估计到年底美元兑欧元将从现在的0.83降到0.74，兑日元则从目前的117降到108日元。 4．对外经济依赖加强 近几年来美国对外资的依赖度不断提高。据IMF统计，2011年外国中央银行购买了约46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填补了近三分之二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世界资金过剩，2005年世界储蓄率达到20年来的新高，主要是由于美国和日本公司未分配利润大幅增加、中国的出口增长快速和高储蓄率、石油出口国累积了大量美元，以及欧盟国家的储蓄率上升等。这使美国得以利用充裕的外部资金来弥补自己的财政和贸易缺口，从而更加鼓励政府和私人大肆挥霍消费。况且美国借入的资金，主要不是用于生产，而是弥补公司债务、房地产开发、医疗支出和军费开支，加剧了泡沫的隐忧。一旦外资流入减少，美国经济将会收缩。美国联邦政府债券一半以上由外国政府持有（见表三），据说中国持有约12％。如果人民币升值，就会减持美国债券，促使美国的长期利率升高和降低美元价值。因此未来美国利率和美元的走势、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甚至工资，不仅取决于国内经济状况，更取决于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包括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摩擦等。而这些都是美联储所无法控制的。 五、处理对华经贸摩擦的策略变化 据报道，2005年美国贸易赤字扩大到7258亿美元，据称其中对华贸易赤字为2016亿美元。只要美国继续作为资本净输入国、民众的消费习惯没有改变，则从中国的进口将有增无减，贸易逆差会越来越大。美国朝野一直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并以制裁相威胁。在这一问题上美国的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做法有所不同。最近的迹象显示美国对华经贸斗争的策略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态度相当强硬。如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等人限时限刻要人民币升值，否则要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7.5％的附加关税。一些受到中国进口影响的制造业公司也向国会游说施加压力，在报刊上大肆宣传，制造中国进口夺去美国人饭碗的印象。2006年是国会中期选举年，国会的反华情绪激烈。一般认为，国会此举是为讨好本选区的选民，表明他们在积极为选民争取利益，成为失业职工的代言人。他们明知强加惩罚性关税的做法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但要表示他们为了选民利益已尽力而为。据有关人士揭露，最近由于国会的强力反对，阿联酋杜拜的一家公司撤回了对美国六个主要港口经营权的申请，表面的理由是“安全方面的顾虑，”实际上还是因为国会议员担心将这些港口交给外国经营会使他们选区的美国人失去工作。 因此，国会内兴起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完全受2006年的选举所驱使。布什政府官员和主流经济学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几乎都有共识，即认为逼迫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并无好处。上届布什政府的商务部副部长阿多纳斯(Grant Aldonas)指出，美元在过去20年一直贬值，但商品贸易赤字却不断上升。他说，美国经济具有高度开放性和灵活性，企业可自由在世界各地按照最大利益来配置自己的资源，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可以通过汇率的改变来影响这一进程。如果要求人民币提高汇率，就要把它提到极高才能对贸易平衡有所影响，那时对美国经济的破坏性将大于益处。最近美国国会研究处(CRS)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某些国会议员提出的人民币低估40％的说法缺乏依据。如果人民币升值，美国贸易赤字是否会减少或美国制造业是否会受益是大有疑问的。短期内美国的生产商可能会增加一些高价商品在国内的销售，但长期来看会有其他国家的低价商品来替代中国的进口品，美国的贸易赤字仍不会减少。 美国行政部门已明确表示不支持国会通过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提案。白宫了解单单迫使人民币升值不会有结果，对美经济也不见得有利，因此正把对华经贸斗争的重点从汇率和贸易赤字问题转移到 要求中国切实遵守世贸规章(WTO Compliance)和资本市场开放等方面。具体说来，美国今后在以下几方面会加大对中国的压力： 1.要求中国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加大执法力度。在国会，近来知识产权问题已经逐渐超过人民币汇率成为最尖锐的问题，有人将此形容为腐蚀美中关系中的一块“癌症。”国会和大多数舆论认为中国政府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中不够有力和“诚实”，致使美国每年损失数十亿美元。 2.要求中国加强法制，停止国内补贴，制订严格的执行标准。美提醒说中国在WTO的“实习"阶段已经结束，现在应当作为正常的成员国加以对待，全面履行WTO的所有义务而没有任何例外。 3.不限于WTO规定的几项开放市场。首先应取消资本项目的管制，让中国人的储蓄可自由流动，到国外去投资。美国认为，中国银行的存款减少后将增强风险意识，不能无限制地补贴国营企业，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将会提高以反映其真实成本。美国厂商可平等与之竞争，美国贸易赤字将可改善。 政府受到国会和民间的强大压力也不得不在中美贸易问题上保持强硬姿态。前不久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威胁如果中国不使汇率浮动和减少美国赤字，将损害两国政治关系。国会研究处还建议美国应避免单独作战，联合欧洲、日本等盟国共同对中国施压，并且诉诸多边国际组织，如向WTO投诉由于人民币低估导致美国遭受不公平贸易，敦促WTO启动对华制裁措施，或要求IMF宣布中国操纵货币，违反IMF规则。总之在中期选举年美国在对华贸易制裁方面可能会有一系列动作出台。

经贸政策论文篇(3)

中国自入世以来一直都面临着继续改革进出口体制，降低关税，大幅度削减与取消非关税壁垒，进一步提高市场开放程度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当前世界各国的贸易政策中，推行贸易自由化和实行贸易保护是并行存在的。任何一国制定贸易政策是以本国的利益而不是以全世界的福利为基点的，其贸易政策的选择必然会受到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需要等因素的制约。发达国家尚且不会实行绝对的自由贸易政策，毫无保留地开放市场，中国则更不例外。那么政府应当如何制定贸易政策?怎样的贸易政策才能对经济发展起到适当的保护与支持作用?这些都是当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函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本文立论主要基于以下事实:1、传统贸易理论已经不太适合用来指导二十一世纪中国提高本国福利与促进国内就业;2、中国已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我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制定怎样的贸易政策才能既适应世贸组织的规则和框架，又符合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需要;3、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的，这为中国在这种倡导自由贸易的多边贸易体制下展开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手段寻找到了一定的空间。4、一些发达国家己经成功运用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目前实施这一政策可能会存在劣势和障碍，但是已经有规律可循了。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洋为中用，他为我用。这些事实都指出在中国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紧迫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现有的贸易政策一般与传统的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思想相符合，保护政策多以传统的幼稚产业保护论为依据。但在西方理论界，近几十年来，随着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作为该理论在这个领域的延伸和拓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假设，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假设，给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今后，如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能够借鉴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思想，并将其与传统理论结合起来，干预性贸易政策的制定就有了更为合理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的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践意义。而本文正是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为依据，探讨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

这样一个多边贸易体制下如何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问题，发掘政策手段的运用空间。旨在通过介绍和分析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内容、实施条件和政策效应，为其在中国的应用提出一点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詹姆斯·布兰德(Jam。5Brander)和芭芭拉·斯潘塞(BarbaraSpen。er)最早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做出了探索性研究。布兰德和斯潘塞(BranderandSpeneer，1981)认为在面临外国寡头垄断的条件下，进口国可以利用关税抽取垄断租金，从而提高本国厂商的竞争能力;而后布兰德和斯潘塞(BranderandSp。n。er，1983)论述T补贴对国民福利的巨大作用，提出一种解释在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上政府对本国厂商用R&D补贴或出口补贴等“产业战略”政策进行政策干预的论点;布兰德和斯潘塞(BranderandSpenCer，1985)认为，出口补贴能够改善本国厂商在同外国厂商的非合作竞争中的相对地位，扩大它的市场份额，加强本国厂商的竞争能力，从而扩大本国的福利水平;克鲁格曼(Krugman，1984)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提出在市场有寡头垄断，并且两国市场相互分割、存在规模经济效应的前提下，本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关税或配额)全部或部分地关闭本国市场，赋予本国厂商在特定市场上的特权地位。这样一方面扩大了本国厂商的生存空间，受保护厂商的销售会增加，边际成本会下降;另一方面，降低了外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外国企业的销量减少，边际成本上升。本国的这种保护措施会增强本国厂商在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达到了促进出口的目的。

以上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模型，后来又有许多学者对他们作了多方面的扩展，并进行了实证分析。伊顿和格罗斯曼(EatonandGrossman，1986)在考察了不同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假设下的最佳贸易和产业政策后发现，如果国内外的寡占企业间采用“古诺模型”方式竞争，那么出口补贴就可以用来向本国企业转移利润。并且他们认为只有当本国的企业数目不太大时，出口补贴是合理的。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DixitandGroSSman，1986)考察了经济存在多个寡占行业时的情况。结果表明:一国通过出口补贴来支持某一行业寡头企业的扩张和与此相联系的利润转移必然伴随着其他寡占行业企业的收缩和利润损失。如果政府可以判断出哪个行业的企业能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或租金，它就会对该行业的企业给予特别的支持。但事实上，选择此类行业所需的信息很难获取。迪克西特(Dixit，1988)应用“校正”模型的方法评估了战略性进口政策在美国汽车行业实施的效果。他考虑了关税是惟一政策工具和对进口施加关税的同时对本国企业给予生产补贴两种情况。他发现运用这些政策工具可以使本国的国民福利提高，但这种福利收益是很小的;比较起来，关税与补贴并用时的福利要高于单独使用关税或补贴时的福利。但即使是在前者的情况下福利的提高也并不大。拜德温和克鲁格曼(BaldwinandKrugman，一988)分析了空中客车一波音的竞争，欧洲的补贴虽然使美国的福利受损，但欧洲也没有获利。同年，拜德温和克鲁格曼又以半导体行业的一种产品16K动态随机存储器为例，对“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进口保护的确起到了促进出口的作用。

国内方面，夏申、张谦、吴一心(1995，1998)等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思想作过介绍;张磊(1997)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推行的外部条件的考察和张永林(1999)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目标、效果及实施条件的分析;许统生(1999)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模型进行了研究;唐永红(l999)把战略性贸易政策同中国的政策实施实践联系起来;胡昭玲份002)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等。总体看来，我国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刚刚起步，在理论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于实证方面的研究则更为欠缺。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经贸政策论文篇(4)

关键词：自由贸易；战略性贸易政策；国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4-000-01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背景

战略性贸易政策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其著名的学者有詹姆斯・布朗德、巴巴拉・斯潘塞以及保罗・克鲁格曼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是伴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出现了新情况后，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相对于传统贸易理论，其新之处在于它的理论假设前提扩展到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本身更接近于现实的经济生活。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产业内贸易的增长开始逐渐超越产业间贸易的增长，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提假设越来越与现实经济不符，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基础上，产品差别化，规模经济和进入障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就是伴随着这样的环境而产生的。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适用性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它对于促进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国民经济福利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不是各个国家想要实施就可以实施的，一个国家只有满足相应的条件后才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

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需要满足两类条件，一个是必要条件，另一个是充分条件。从必要条件来说，一个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首先实施这个政策的行业必须是具有较高的集中度，消费者对该行业的产品需求大；其次，该行业所处的市场应该是不完全竞争市场，该市场的厂商存在寡头垄断和规模经济，这样国内外寡头企业在本国和国际市场展开激烈的争夺，政府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就出现了。从充分条件来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需要经济方面的充分条件和政治方面的充分条件。就经济方面的充分条件而言，主要有：寡占企业的数目不能过多，并且以古诺方式进行竞争；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行业必须有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该行业有限的使用瓶颈资源；同时要求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政府必须有较强大的政府收入予以支撑。就政治方面的充分条件而言，主要有：政府必须掌握大量而广泛的经济信息，能够独立决策不受利益集团的左右，同时在实施政策的同时并未引起相关国家的报复。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践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通过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功，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日本。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它将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集为一体，组成了日本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同时，日本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时，也非常注意与其他宏观调控想协调、相一致，使其发挥整体性的作用。纵观日本战后到至今，日本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目标，以及贸易增长，贸易结构优化目标为前提，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法律和非法律手段，在金融、外汇、税收、技术引进、外资引进等方面，对不同的产业和行业有针对性的制定了不同的政策。其次，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日本的经济战略思想是相一致的，即恢复经济发展，然后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其基本国策是贸易立国、技术立国，积极促进产业机构的高度集中化、专业化和知识化。日本将战略产业和行业的发展作为日本崛起的基础，它没有采取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贸易政策，即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日本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采取了熊彼特式的创新国贸理论，即技术是变动发展的，技术进步或产品和工艺创新对市场竞争已经对经济的作用要比自由市场信号对产业的作用要打得多。所以日本在第一阶段选择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含量高、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大的重化工业，在第二阶段选择了电子，计算机，生物，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然而这些产业的巨大成本优势和其在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溢出效应必将给这些产业带来非常大的利益。

日本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实施了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有目标、有重点的选择了一个又一个的“战略”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并在70年代中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结构方面明显得到了优化，第一产业急剧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对外贸易结构得到了升级，贸易收支实现由长期逆差向收支盈余的转变。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根据日本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上实施的经验，我们在选择战略性贸易政策时：

首先，要选择合理的保护措施，现在我们已经是WTO的正式成员了，我们应该在WTO规则允许下选择保护措施，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在保护具体对象上，我们应有目标、有重点的去选择，主要目的是要培育国内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同时，政府应运用经济手段将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集中在战略性产业中，扩大国内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其次，确定战略性产业，该产业之所有冠以“战略”二字，就是该产业将有利于未来国民经济的增长，其发展将带来巨大的外部效应，尤其应该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标产业，继续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发展战略，鼓励发明创造，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注重制度创新跟上产业创新的步伐。

最后，考虑到我国正处于转型阶段，劳动力优势仍然是我国获得产业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对“重合性”产业的支持，也就是我们应该积极迎接发达国家的产业植入，在这一过程中，学习他们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提高本国劳动力的素质，为产业结构升级打下人力基础。

参考文献：

经贸政策论文篇(5)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贸易；替代融资

宏观经济政策是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国家或政府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有四个：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水平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依据，国内和国外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还很缺乏，但已经有学者关注相关内容，本文综述了相关文献。

一、宏观经济政策与国际贸易

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都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工具，国际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紧密相连，一国的经济状况影响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也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国际贸易量对宏观经济政策很敏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开支，对进口商品的支出也会增加，但支出比例的多少要依据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金融市场，刺激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这个过程和国际贸易也是紧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增长消费增加，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也增加，国内生产出口产品的厂商为了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会将生产资源转向国内，一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相反情况，如果一国消费需求减少，国内生产商会主动开拓国际市场，贸易收支情况改善。国家或地区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

2008年的金融危机伴随着贸易量的减少，这引发了贸易怎么依赖金融市场的问题。传统上说，金融危机是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题，而不是贸易方面的；同时还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贸易在全球商业周期中如何扮演传输渠道的角色。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者都被这些问题吸引，并且在使用联合方法找到新的答案。

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2010）研究的是国际银行问题，自从2008年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这个问题引起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极大兴趣。论文研究的是如果一国向国际银行市场开放，本国能否从中获利，并且怎样依赖国内市场结构。假设贷方是异质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显示，FDI能提高利润（常用的人存贷款利差的净息差），效率提高的同时，当地竞争使银行提高向借方收取的利率。如果允许国际银行通过收购国内高效率银行的方式进入国内市场会导致国内竞争下降，这可能是有害的。在不影响市场上次有效率银行的基础上，最有效率银行会提高自身利润来转移提高效率增加的利益，而不是通过降低借款利率。允许跨境贷款的替代选择可以使国内借款人受益于外资银行的效率，并且不会对国内市场结构产生负作用。全球金融市场开放提高的是效率还是不稳定性；在金融体系改革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开放形式，论文得出的结论对当前这些争论有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主题，一直以来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在相关文献中，最有力的结论之一是国际开放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积极作用。国内投资是资产积累和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Dong-Hyeon Kim， Shu-Chin Lin &Yu-Bo Suen（2010）实证研究贸易和FDI能否提高国内投资总水平。研究发现两者关系不明显。基于国际和国内投资的替代水平，FDI可能不能提高一国的投资总水平。文献显示，贸易和FDI在不同国家扮演的角色不同，对投资水平的作用依赖于国家已存机构的复杂程度。在人力资本和金融体系发展不成熟的国家，贸易不利于国内投资，而FDI有积极作用。在机构发展成熟的国家情况正好相反，贸易比FDI发挥更有利的作用。这些结果为国家决定货物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顺序提供政策建议。

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2010）研究垂直专业化和贸易在中间投入的影响，用新凯恩斯模型重现和解释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商业周期。该论文的关键创新点是引入更丰富的垂直结构，顺序联系——三级垂直结构，比之前的研究更具特色。作者用最先进的贝叶斯统计估计模型参数，结果显示模型成功重现了体现国家利益的一系列商业周期时刻。最重要的是，模型重现了在商业周期中，提高跨国贸易结果的经验观测值，这个结果对许多假设不太丰富的模型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另外，该文献为全球经济中出现的传统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新颖的、重要的见解。

在金融危机中贸易量下滑严重，在“大衰退”中产量下降明显，然而贸易量下降的比例更大。人们怀疑，金融市场混乱导致产量下降的同时引起贸易量剧烈下降，人们也怀疑企业贸易活动与金融市场关联度不同其感受到的危机程度也不同。Brahima Coulibaly， 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2011）利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水平数据验证后一种假设。论文的一项贡献是为公司应对全球需求提供政策建议，可能消除由于金融约束带来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如果危机前金融状况比较好，公司可能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公司替代融资的能力——用贸易信贷融资替代外部金融融资——也可以使其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在金融脆弱性给定的情况下，替代融资能力差的公司销量下降的多。论文为金融异质性和公司为应对危机选择融资渠道替代带来的后果给出了有效指示。

在“大衰退”末期，政府重新重视运用财政政策管理宏观经济，用财政政策代替已经被利用到最大限度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国家颁布“购买国货”的条款，这限制政府把支出花费在国内而不是进口商品上，这些政策在国际上引起巨大争议。Mario Larch &Wolfgang Lechthaler（2011）运用财政学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贸易和财政理论数据创建模型，确定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政府支出并分析政府支出是否应该排除进口。研究发现，一方面，购买国货条款可以消除传统外部性，在由国内纳税人确定的成本水平，财政支出对国外生产者有益；另一方面，购买国货的财政政策会提高成本，因为消费者不能购买比国内商品便宜的外国商品，这会降低整体消费和福利水平。文献研究如何从国际贸易理论中汲取经验教训，并有效地应用到公共经济学领域。

长期以来，在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企业基于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定价行为是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经典主题。不同的定价策略影响货币政策在国际和国家间的传导，相反地，货币制度的性质可以跨市场影响企业的定价行为。Julien Martin&Isabelle Méjean（2012）通过分析法国出口商向EMU国家出口商品时的定价行为，研究欧共体内的金融与货币联盟（EMU）对出口公司定价行为的影响。该文献发现，EMU对价格离散有显著影响：相对于EMU以外的欧洲地区，转变成单一货币时减少的价格离散大约是出口价的1%。作者运用高度分散的数据研究公司异质性的作用，数据显示采用欧元对大出口商的定价惯例有重要影响。当把异质性考虑在内采用单一货币时，减少的跨市场价格离散比例更大，相对于非EMU地区达到4%。因此，对于传统争论，是否应该采用统一货币加强市场整合并减少偏离一价定律，文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Ling Feng and Ching-Yi Lin（2012）通过研究广延边际对金融摩擦和国际货物贸易可能出现的相互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用实证和理论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参与国际贸易货物的范围。采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在广延边际还是集约边际，信贷紧缩会减少贸易量，后者是每种货物的贸易量。从理论上讲，论文创建了随机动态模型，把贸易理论中的元素有机结合起来。比如，受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约束的报关决策，固定和沉没成本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元素；信贷限制的金融约束，信贷基于企业价值以及由此预期到的企业利润。出口成本包括非出口商没有的固定和沉没成本，模型显示，出口商为获得每单位利润比非出口商需要更多的贷款。较高的贷款利润率意味着金融约束力更大，并且更易受到金融约束的冲击。关于为什么金融冲击对贸易影响特别大，模型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徐松，戴翔.宏观经济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M].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05.

[2]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FDI in banking secto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NBER Working Papers 01/2010.

[3]Dong-Hyeon Kim，Shu-Chin Lin &Yu-Bo Suen，dynamic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Economic Modelling27（2010）254 261.

[4]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Vertically globalized production structure in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impact factor： 0.76）.01/2010；21（2）：198-216.

[5]Brahima Coulibaly，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Trade credi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uring the2008-09global financial crisis，History of Finance Journal 07/2011；DOI：10.2139/ssrn.1893093.

经贸政策论文篇(6)

关键词：国际贸易；保护政策；理论；演进

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重商主义是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史上最早的保护贸易理论学说。

重商主义的思想和政策措施代表了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商业资本的利益。它把加速经济增长以促进经济发展置于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的中心地位，促进了一国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与发展。但重商主义的理论也有缺陷和不足。重商主义错误地把价值的代表物――金银货币认为是唯一的财富，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仅局限于流通领域，未能从各种经济要素间的功能联系来正确分析经济社会的现象，也未能正确认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积累社会财富的作用。

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

（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

在实行的政策主张上，汉密尔顿认为重要的是政府要给予支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为了促进工业发展，避免本国的幼稚工业在与英国的竞争中被摧毁，汉密尔顿主张实行高关税的保护政策，认为关税收入可以用来奖励国内的制造业的发展，必须用关税将美国新建立起来的制造业保护起来，使之生存、发展和壮大。

这一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从重商主义分离出来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两大流派已基本形成，一个是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一个是汉密尔顿和以后的李斯特建立的保护贸易理论体系。可见，汉密尔顿的思想在国际贸易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思想

李斯特的理论分析是在批判斯密与李嘉图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的。李斯特否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各国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发展规律，他认为每一个国家只能从自己的具体情况出发，找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照抄照搬别人的经验是行不通的。

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思想的许多观点是有价值的，整个理论是积极的，对落后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的生产力理论中，关于“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的思想是深刻的，具有无可动摇的理论说服力。同时，李斯特的理论是对比较优势原理的进一步发展。李斯特从动态的角度，来区分了现实的比较优势与潜在的比较优势，主张对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即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当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即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之后，再按照比较优势的原理进行自由贸易。

三、资本主义垄断时期

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各国失业现象严重，竞相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对此，传统经济贸易理论不能做出合理和科学的解释。1936年，凯恩斯开创性地提出了保护国内就业的思想，以后凯恩斯的思想由他的追随者们加以充实和扩展，形成了凯恩斯主义的贸易保护思想，被称为“新重商主义”。

凯恩斯的新重商主义政策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的贸易保护政策，即经济萧条时期应该采取的政策，实质上是其“萧条经济学”原理的一种延伸。传统贸易保护思想的发展说明的是落后国家如何通过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发展本国经济，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尽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凯恩斯的保护贸易却是说明发达国家如何通过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实现国内充分就业，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以保持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它代表了当代垄断资本的利益，代表了保护贸易的新发展，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思想”。

四、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

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普雷维什认为：现在的这种经济体系使中心国家大量侵吞国家的收入，造成“富国与贫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理论作了开拓性研究。他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对当代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中存在的发达国家控制与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实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理论与实践上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丰富了国际贸易的理论。

五、新贸易保护主义

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是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大背景。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蔓延，国际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所谓新贸易保护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中形成的以非关税壁垒为主，以关税壁垒为辅的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新贸易保护主义中最为普遍的形式是直接数量限制；另外还有行政性和技术性的保护措施等。新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贸易保护，达到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约束，保护本国就业的目的，从而维持本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

新贸易保护主义所要保护的对象乃是发达国家中受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竞争最为严重、技术含量低的“夕阳产业”，因而它实质上是一种保护“落后”的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一方面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竭力反对发展中国家以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为依据保护自己的民族工商业。另一方面，却竭力鼓吹新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本国市场，这显然是不公正的。然而，新贸易保护主义同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却有着更大的欺骗性，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几乎毫不掩饰其保护本国产业的利己主义动机，而新贸易保护主义在国内，以维持高就业、高收入水平为号召，较之直接宣布保护某一行业更能赢得本国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在国际上，又打出维护“人权”、保护劳工权益等旗号，显得有理有据。

参考文献：

[1]周雪，王洪雅.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理论的演进[J].中国集体经济，2008（01）.

[2]魏建萍.试论保护政策理论的演进[J].现代商业，2009（09）.

经贸政策论文篇(7)

[关键词] 战略性贸易政策 规模经济 产业政策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内容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

1.“利润转移论”。“利润转移”理论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理论基础，政府通过对对外贸易进行干预可以剥夺外国厂商的出口利润，政府政策起着实现超额利润由外国向本国转移，或扶植本国企业争夺国际市场等“战略性”作用。它主要包括出口补贴论、战略进口政策、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论。

2.外部经济理论。由于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厂商不能独享投资带来的收益，且投资的风险很大，打击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而这些行业又往往具有战略性，其创造的知识、技术、产品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政府要选择适当的产业加以扶植，降低其投资的风险，吸引私人资本投入该行业，推动战略性产业的成长。

二、战略性贸易实施条件

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必须满足两类条件:一类是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必不可少的。另一类是约束或限制条件，这些条件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应用，但关系到政策能否正确制定并收到预期效果，因此又可称为政策实施的充分条件，可以概括为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条件主要包括：产业存在相当高的进入壁垒；被扶持的与出口相关的国内产业应该比外国竞争产业更集中或同样集中；被扶持的产业的生产要素要丰富易得，至少要有限地使用瓶颈资源等。政治条件主要包括：不存在其他国家的报复行为；政府掌握完备的信息，并能进行有效干预；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等。

三、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评价

战略性贸易政策一经问世就招来了各方的支持与批评，并且随着它在美、日、韩及欧共体等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的应用，更引起了广大学者的研究兴趣，也使我们能从正反两面对该理论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认识:

1.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批评

(1)战略性贸易政策都是在有损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来改变本国的福利，是一方受损另一方得益的一种政策，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调整，世界总福利水平不会增加，因而被指责为以邻为壑战略。

(2)补贴会损害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政府对具有战略性的部门实行补贴，必然会从其他一些部门抽取资源，这种资源的再分配虽然降低了特定产业的边际成本，但却提高了其他产业的边际成本，阻碍后者的发展。

(3)政府干预是否不受任何利益集团的影响也值得怀疑。政府的决策是有倾斜性的，就不可避免有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把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情况，并且还可能引起厂商或政府官员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

2.尽管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上述诸多批评与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政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其积极意义和贡献：

(1)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发展。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的，强调各国应按照各自的资源禀赋来发展贸易。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一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创造自己的动态比较优势或有利的分工格局，提高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本国的社会福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政策考虑的情况更为细致全面，更接近现实。

(2)该理论对政府的干预给予了重新的定位。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政府的干预行为只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战略性贸易政策则强调政府干预的合理性，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政策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竞争力。

(3)“外部经济理论”强调通过政府干预促进具有外部性或促进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以此来提高本国的竞争力和增加本国的社会福利，因为有外部性的产业不仅会对本国而且也会对其他国的相同或相关产业产生正效应，所以，与“利润转移理论”相比较，“外部经济理论”是可以大力提倡和应用的。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给我国制定和实施对外贸易政策的提供了新的思路。随着我国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政府能力进一步加强等等，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应用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但在制定、实施时，需要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特点运用好战略性贸易政策：

1.在我国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既不是提倡单一的自由贸易政策也不是宣扬保护政策，而是指在经济建设中，应该对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的全局、长期地坚持自由的竞争政策，而在对个别行业、有限时间内实行产业政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相结合的策略，不断创造我国动态的比较优势，促进我国战略性产业的赶超发展，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

2.强化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功能，完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各项配套措施,如信息服务功能、金融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风险投资机制,完善高新技术企业的资金筹措和资本重组的途径,以加快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3.注意与我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有机组合。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