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制度论文篇(1)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征地制度方面新政策法规条文的分析,提出了征地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探讨的一些小问题。

【关键词】土地;征收;征用;改革

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土地市场蓬勃发展的今天,如何改革完善征地制度,如何在征地过程中保障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仍是重中之重。本文试图针对土地制度政策方面的新条文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土地征收制度新的理念

随着《土地管理法》的不断完善和《物权法》的颁布实施,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也被赋予新的思考和理念,主要可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修改从真正意义上区别了土地的征收和征用。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征用从定义上讲主要界定为使用权的改变,对所有权的改变没有下强制性的定义,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在特殊情况下存在归还土地的可能。这与征地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不太吻合,在以往的征用过程中实际的情况是土地所有权实现了由农民集体所有权向国有土地所有权的改变。而征收主要强调的就是所有权的改变,与实际情况相适应。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都要经过法定程序并且都要依法给予补偿。

第二,土地安置补偿标准的提高。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大大提高了补偿费用的计算额,且规定一些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弹性空间。

第三,对被征地农民权益的保护更全面化。《物权法》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相对以前对被征土地农民的生活问题更加重视,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更加全面。

2征地改革过程中值得思索的几点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土地、房地产市场的日益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建设速度也日趋加快,这些都为征地制度的改革带来了新的发展环境,为开拓一个全新的局面带来了契机,在这个改革创新过程中,提出几点值得注意的小问题:

第一,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与市场机制的衔接。

《土地管理法》中规定要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在我国就广大农村地区而言,即是指农业生产收益。自实施土地承包制以来,广大农村的农业生产基本属于个体小农性质,与二、三产业相比,生产效益明显偏低,这在中西部地区更加突出。按照《土地管理法》对于被征用土地的补偿规定,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为农民被征用土地而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偏低,这对农民是不公平的,性质上属于低价剥夺。二是取得被征用土地使用权的法人,在使用权期限内,存在高价转让的可能性。实际上不仅是存在可能性,包括通过划拨得到的土地使用权,也已在土地二级市场上违法出现。因存在低价征用,高价转让的可能性而导致大量发生的土地违法案件,说明对农民被征用土地的补偿,已成为《土地管理法》的一大隐患。

解决此问题可供考虑的选择:依法征收,采用市场机制,按市场价格对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进行补偿。为此,有的学者提出需要再次修改土地管理法,废除“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的条款,改按土地资源一级市场的基准价格给予农民补偿。地方政府为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征用农民依法承包的土地,应在土地资源一级市场以市场化方式——购买取得。与普通投资者的区别是,政府征用优先。这样一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而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害。另外,一些利益集团以低价剥夺农民的土地,以此获得超高额利润,这既不符合资源优化配置原则,也不可能对稀缺的土地资源形成最严格的保护制度。将征地制度与市场机制相衔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将实物补偿作为征地补偿方式中的主要构成部分。

目前普遍的征地补偿即为货币补偿,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后,货币补偿在保障失地农民短期的生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长期着眼,存在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从实际情况来说,对农民进行安置存在较多的困难,因为农民一般受教育水平比较低,要进行其他工作的培训安置的话,对安置双方可能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在这种状况下,可适当考虑实物补偿方式。实物补偿包括留地补偿和替代地补偿两种方式。留地补偿是在征地时,为了保障被征地农民进行生产、生活,支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安排的建设用地。替代地补偿是指考虑到失去土地的农民有可能在领取土地补偿费后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时,以国有宜农土地作为替代地补偿,以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对于重点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效益周期长收益稳定的特点,可发放一定数量的土地债券作为土地补偿费,或在征收土地对替代地实行土地入股的方法以保障农民的长期生活保障问题,或通过调节土地收益再分配建立征地农民安置保障基金,彻底解决征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第三,着手建立切实代表农民利益表达的团体,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征地制度论文篇(2)

[关键词]征地；供地；政府职能；土地价格

目前，我国建设用地使用者获得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过程一般是：首先，国家凭借征地权将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然后，国家再通过出让或者划拨等方式提供给使用者使用。也就是说，土地的使用者与土地的最终提供者——集体土地所有者，不是直接交易者，而必须通过中间人——国家。这样就容易造成供地与用地脱节，土地价格严重扭曲，农民集体缺乏市场主体资格，政府职能越位，管理缺乏科学性，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难以实现等问题。

一、供地与用地脱节

征地和供地的分离，使国家提供的土地或供给大于需求，或需求大于供给，难以实现平衡，造成要么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要么不能满足土地使用者的需求，最终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目前，各地以发展经济为名，凭借征地权，大量设立开发区。据国土资源部统计，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开发区3837家，平均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100多家，仅浙江一省就有各类园区和开发区800多个。一些省会城市或稍大一些的城市，其开发区数量常常多达五六个。开发区的面积也越来越大，近年新设立的开发区，其面积已从当年的1平方公里、几平方公里发展到现在的动辄十几、二十几平方公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类开发区规划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全国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大量设立的开发区，因开发能力的限制，不能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国土资源部土地勘测规划设计院学者唐健对开发区现象进行过大量调研。一般而言，开发区达到七通一平才能有效招商引资，形成吸引力，而达到七通一平或者五通一平的要求，每平方公里至少还要投资1亿～1.5亿元。根据我国开发区规划面积达到这一要求需要数万亿元，远远超过我国年固定资产投入额，超过各地现阶段承受能力，造成开发区建设停滞，形成大量闲置、搁荒土地。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在全国省级以上900多家开发区中，国家批准规划了近3000万亩地，已经开发的仅占规划总面积的13.51％，近2600万亩土地闲置荒芜。在闲置和搁荒耕地中，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表层土壤和配套的农业生产设施遭到破坏，已经无法重新耕种，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另外，各开发区为了吸引投资项目，主要竞争手段就是压低地价，一些级别较低开发区对于级别较高开发区的竞争更是如此。这样，很大一部分土地收益都流入投机者腰包。

二、土地价格严重扭曲

在征地过程中，国家是买者的垄断；在供地过程中，国家是卖者的垄断，缺乏市场机制，土地价格发生严重扭曲。

价格理应受供需双方的影响，在市场中形成。而我国的征地价格按土地的原用途确定，加之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征地价格往往较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在现实中也难以实行。据了解，一些建设项目，特别是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基建项目，为节省投资往往采取“省部协议”、“政府定价”的办法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如1999年福建省漳浦机场征地，建设单位与地方达成协议：水田2000元/亩，旱地1000元/亩，明显低于法定最低补偿标准；2001年四川318国道征地，应按年产值1014元/亩测算补偿，而当地政府却下文按650元/亩测算。国土资源部对京珠、京福高速等12个国家重点项目进行调查，发现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一般只占工程总投资的3％～5％，最低的竟只占0.8％，最高也只占12.2％。

供地价格也以难按市场价格执行。国家——实际是地方政府凭借垄断权，确定土地价格随意性大。因为政府供地目标的多重性，各地大量采用划拨方式供地，不愿意用出让方式供地，即使采用出让方式供地也往往采用协议方式，不愿意用市场机制发挥较充分的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据《审计署关于国土专项资金试点审计情况的报告》，截至2001年底，鞍山、济南、深圳三城市土地资源市场配置率仍很低，对地价确定的约束不够。三城市2000年、2001年协议出让国有土地的宗数、面积分别占总宗数和面积数的98.97％和96.2％。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不足5％。另有数字显示，截至2000年年底，全国总土地出让量为30万公顷，仅占城镇用地总量的5％，在全国范围内有2/3左右的新增土地仍采用行政划拨手段配置。另外，即使将来采用市场机制发挥较充分的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出让土地，在政府垄断下，所形成价格的合理性，还有待于研究。

据审计署调查，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违规减免地价在鞍山、济南、深圳三城市中有明显体现。三城市2000年与2001年两年共违规减免、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26宗，面积127.19公顷(占同期出让国有土地总面积的2.97％)，减免和低于市价出让金额8.39亿元。据一位参与该项审计的官员透露，审计署在深圳共抽查了127份协议出让合同，涉及总金额48.79亿元。其中审计发现的违规地价协议出让的合同17份，合同出让金总额7.7亿元，比按公告市场价计算的15.22亿元低7.52亿元。

三、政府职能严重越位

根据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校正外部效应；维持有效竞争；调节收入分配；稳定经济。政府应从具体的市场行为中分离出来。然而在这里，政府的行政职能与市场经济行为合为一体，政府职能严重越位，容易产生以下问题：

1．政府寻租

目前，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地方政府经济利益独立化，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一般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保护耕地具有较大的外部效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尽快发展壮大本地经济，在与其他地方政府的竞争中吸引更多的资源，不惜以土地为代价，甚至违法大量征用农民的土地，低价提供给开发商使用，而把保护耕地的任务推给社会，不利于耕地保护，使整个社会的利益受到损失，而且容易引发政府的土地违法活动。目前，各地的圈地热的背后往往都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

2．政府官员寻租

(1)追求政绩。根据政府失灵理论，我们知道，政府天生具有不讲成本的特性，政府行为也缺乏利

润的含义，他们追求的往往是规模的最大化。一些政府官员为了显示政绩，片面强调GDP的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建造形象工程。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成为他们达到上述目的重要手段。凭借征地权，随意圈占农民的土地，或者用于房地产开发，或用于招商引资，或者用于建造超标的宽阔马路等等，任意扭曲土地的价格。某市为了吸引工业投资，狠压地价，征用一亩土地的费用大概需要5万元，而工业用地的地价才2～3万元。

(2)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滋生腐败现象。1993年《深圳法制报》报道，仅在1993年上半年，深圳市经济罪案举报中心就收到有关部门领导利用土地出让之机进行贪污受贿的举报36件，涉嫌46人；1996年《深圳法制报》报道，湖南省长沙市国土局从局长到下面的干部，就有10名因受贿而受处理；1997年《改革》杂志报道，在广西北海“圈地运动”中，贪污受贿人员达123人，其中厅级干部5人，处级干部20人，涉案金额达1.1亿元人民币；1998年《中国土地报》报道，原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徇儿女亲情要地220多公顷，非法获利2800多万元。

3．企业寻租

企业寻租就是企业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价格低、质量优的土地所采取的行动。企业的寻租活动，不但会扭曲土地资源的配置，而且会损害分散的消费者、寻租行为的失败者以及没有进行寻租的企业的利益。对消费者来说，寻租企业会把其寻租成本加入产品成本中，从而强加给消费者；对于其他企业来讲，他们为了从政府手中获得更优惠的土地，必然会开展寻租竞争，引发第三方资源配置的扭曲。

四、管理缺乏科学性

1．管理模式倒置

征地的审批权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征地量大，审批人员不可能到实地进行审核，往往依赖报件进行审批，审批流于形式；具体的操作和监督在地方各级政府，不利于调动地方对违规占地的监督积极性，管理模式倒置。同时，这种模式也不利于被征土地的及时审批。在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违法先提供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后办理土地征用审批手续。征地审批不及时是造成上述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

2．职能交叉重复，权力分配不合理

土地利用的规划，农用地转用的审批，征地的审批，土地利用计划等职能交叉重复，而且审批权都集中在中央和省级土地管理机关，权力分配不合理，不利于地(市)和县级土地管理机关职能的发挥。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是宏观管理土地的主要手段，其审批权可以放到中央和省一级的土地管理部门；农用地转用必须符合规划和计划的要求，其审批权可以放在低一级的土地管理机关——地市级土地管理机关；征地的审批是较具体的行政行为，可由县级土地管理机关行使。这样合理划分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计划、农用地转用和征地的作用及其审批权，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级土地管理机关的作用。

3．交易费用高

所有征用土地的报批要到中央和省级土管部门；涉及农用地的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征地审批手续；土地征用后，还要通过土地出让、租赁、作价入股或者划拨等方式才能提供给土地使用者使用。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程序多手续繁琐而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五、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难以实现

征地制度论文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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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9年1月1日.

[3] 金正帅.论现行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12）：27-30.

[4] 李春梅，林伯海.“地价入股”：新农村建设中征地补偿新模式[J].中国行政管理，2007，（3）：23-25.

[5] 周玉琴，赖理达.征地补偿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市场论坛，2007，（12）：61-63.

[6] 武光太.德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及启示[J].广东农业科学，2012，（6）：234-236.

征地制度论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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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eslie Pickering Francis.Eminent Domain Compensation in Western States：A Critique of the Fair Market Mode[J].Utah Law Review，1984，26（3）：429-484.

[9] 柳志伟.农地征收的补偿问题研究[D].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10] 炜玮.中国财产征收制度研究[D].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11] 房绍坤，王洪平.公益征收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2] 柳志伟.农地征收的补偿问题研究[D].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13] 傅瑜.农村土地流转法律规制的宪法学思考[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89-94.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Compensation for Land Expropriation i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XU Ying-chun1，WEN Guan-zhong 2，3

（1. School of Law and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Jiangsu 221116；2.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

3. Trinity College， Hartford Connecticut 06106，USA）

征地制度论文篇(5)

【关键词】税收征管；现代化；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我国税收征管步入了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转折时期。税收征管现代化是当前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但我国已有文献中对于“税收征管现代化”的定义却并不多见。米岗（2006）撰文，指出“税务管理现代化主要是指税务行政管理行为的现代化，它是一种内部结构和外部功能的综合性、阶段性的高级化。税务管理现代化是以依法治税、依法行政为基础，形成信息化支撑下征收、管理、稽查专业化分工格局，以及符合一体化要求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和完善的城乡统一的税收征管模式，实现在先进的信息技术，管理制度、组织文化和高素质人力资源等要素支持下的以电子税务为特征的集约化的集约型税务和服务型税务。”于希信，郭凤晓（2010）认为，“现代”一词的定义应突出“反映当前历史时期下的先进性”这一基本内涵。税收征管现代化应当有别于以往历史时期，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在运行方式上满足现代税收管理要求，在管理绩效上符合时代水平的征管状态。税收征管现代化是使税收征管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也就是在税收征管的价值取向、参与主体、技术手段、管理体系以及管理成效等方面总体走向符合时展要求、达到时展前沿水平的变革过程。

税收征管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对此开展研究需要涉及各种角度和诸多层面，其中既有实践性问题也有理论认识问题，既有总结性的问题也有分支性的问题。但近年来，国内针对税收征管现代化的研究大多针对某些侧面问题展开，如纳税人权利义务问题、信息化问题、税收流失问题等，税务机关在改革实践中的考察也大多基于具体改革措施的需要，如申报方式改革问题、服务问题、信息化改造中的技术平台问题等等。归纳起来，国内已有文献主要涵盖以下内容：

一、对税收管理理论的研究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固和发展，税收管理研究不再仅仅作为税制研究的一个附属部分及税务部门的实践问题出现，其逐渐成为税收理论研究的一个独立内容。例如：刘志城（1992）主编的《社会主义税收理论若干问题》和王书瑶（1995）等著的《赋税导论》一书中都开始在税收理论中探讨税收管理问题；曾国祥所（2003）著的《税收管理学》一书也尝试摆脱传统税收管理研究上的局限性而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樊勇（2006）所著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系统、完整地收集各税种白1994年以来颁布的法律、部门规章，并逐一按行业、税制要素分类，在税收管理实务的系统化整理方面填补了国内税收方面书籍的空白；安福仁（2006）所著的《税收管理理论与管理战略》则从税收管理的政府属性、税收管理的理论与思想、税收管辖与行政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税收管理的属性、指导思想和实践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进行了税收管理战略的对策分析，具体内容涉及税收制度管理、税收政策管理、通货膨胀与税收管理、税收对策博弈、税收竞争、税收成本管理和税收信息管理等税收管理的各方面；谢旭人（2007）撰写的《中国税收管理》以税收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为主线，总结近年来税务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加强税收管理实践，探索进一步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提高税收管理质量与效率的思路及对策。同时，大批税务管理类经典教材的出现，国家对注册税务师的严格选拔和报考热潮，分别从税收管理的教育等侧面反映出税收管理研究日益成为我国税收理论研究的重镇。

二、对税收征管模式的研究

1994年税制改革后我国推行了新的税收征管模式，学术界与实务界都对税收征管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王淑珍（1997）对我国税收征管模式选择的理论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对实施新征管模式的途径提出对策建议；李大明（2001）对我国税收征管模式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回顾与评析，并对深化改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张炜（2001）对现行税收征管模式进行总体评价，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现行税收征管模式的对策；同时，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国内出现了大量的讨论税收征管改革的文章，此期间的主要论文被收录在由陈景新主编的《税收征管改革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戴海先（2007）在基于对税收征管目标的认识上，认为税收征管改革和所有的税收征管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税收征管的目标，并且改革的重点是要围绕新的税收征管模式的建立和实施、税源的有效监控管理、税收征管信息的采集以及属地管理与专业化管理相结合等方面进行；杨卫红（2008）认为税收征管模式的变革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是同步的，其发展方向代表着税收管理的发展方向。未来税收征管模式的发展将使纳税服务进一步加强，信息支撑进一步有效，税务稽查进一步规范，税收社会化管理进一步拓展；李汉文、莫尔学（2010）认为在税收征管工作中，第三方信息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并提出了税收征管的新思路——第三方信息的利用；周海燕（2011）认为在网络经济时代下，通过基于XBRL的税务申报直通式处理（简称为STP），可以实现网络经济时代税收征管模式的创新，提高税收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充分发挥信息管税的作用。

三、对具体税收管理措施方面的研究

我国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对具体税收管理措施方面的研究大多采取两种形式。

第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是对我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后提出对策建议。薛刚（2008）通过对税源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完善税源管理体系的建议，其中包括对税源进行专业化分类管理，拓宽税源采集信息网络并提升信息技术对税源管理的技术支持能力和水平等；赵妍（2010）认为加强个体税收管理，首先要牢固树立“税收管理无小事”的工作理念，其次要严把新开业、停歇业关，严把非正常户、注销户认定，最后要强化部门协作制度，强化以票控税制度，强化科学的评税制度；孙飞（2011）在对我国税源管理的现状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税源管理工作滞后，突出问题在于：税收信息化手段落后、管理制度不科学、税源信息质量差、对违法行政处罚不利以及纳税服务和税法宣传效果不明显等结论。认为应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包括处理好管事与管户、人管与机管、职能与流程的关系，打造高素质的管理队伍，搭建部门信息交换平台等；何顺梅（2011）认为在房地产行业税收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涉及的税种较多，政策宣传和执行不到位，税收征管力度不够，存在税收征管漏洞，对税收违法行为打击不够，稽查力度不到位，信息管税程度不高、获取信息渠道单一、部门配合缺乏力度。她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其次是将税法宣传常规化，再次是要加强部门配合，健全护税网络和信息技术化管理。

另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是以介绍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某项具体的税收管理措施为主并对其在我国的借鉴意义进行简单评述。如孙承（2008）对美国的税务管理体制进行分析，认为美国的税收制度、税收管理和征管水平具有法制化、现代化、社会化、科学化等一系列显著特点，给我们在完善我国税收法律、深化税制改革、优化机构设置等方面带来启示；邵凌云（2011）在撰文指出，我国应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学习，建立较为健全的税务评估机构，加大税务审计的人员配置，不要把纳税评估定位为税务稽查的前置程序，应该把纳税评估定位在管理和服务上，提高纳税评估的信息化程度，培养专职的纳税评估人员，在评估的操作层面，形成统一简易的操作流程。

四、对税收征管成本及税源控管的研究

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减少税收额外损失以及税源控管一直是现代税收征管工作的重心。

对税收征管成本及税源控管的研究内容主要散见于博士论文中和近几年的核心经济期刊中。于海峰博士的《中国现行税制税收运行成本分析》，结合我国税收制度和税收管理的现状和实际，从税制执行成本、税制遵从成本和税收社会成本三个方面对我国税收运行成本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控制和降低税收运行成本的对策思路；另外，刘军的《经济转型时期税收制度比较研究》和岳树民的《中国税制优化的理论分析》也各有一章专门探讨我国税收征管优化的具体策略；姜涛（2007）将重点税源作为研究对象，提出通过专业化分工，建立专业化重点税源管理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执法的统一性，复杂问题处理的有效性，服务的最优性等；付占奎（2007）在《完善我国税源监控管理体系初探》一文中对我国税源监控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税源监控体系的若干建议；赵岩博士的《税源管理问题研究》，分析了税源管理的现实环境和条件，并对我国税源管理活动进行实证分析和总体设计；杜剑（2008）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对税收征纳成本的概念、特点、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描述与分析，借鉴国外控制税收征纳成本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考察影响我国税收征纳成本各因素的基础上，寻求控制我国税收征纳成本的有效途径；智勐（2009）在其专著《税源管理创新研究》中对税源管理创新研究的实践基础——税源管理环境发展变化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在建立对税源管理创新研究的基础上，按照税源管理创新内在逻辑关系，分别研究了理念创新、机制创新、方式创新、手段创新和考核创新；梁阜博士（2010）在其专著《税源信息资源管理系统》中指出税源失控的根源在于税务部门和纳税人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税源管理的核心就是最大限度地缓解这种信息不对称；周克清、代云初（2011）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征税成本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分析表明，人均GDP、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值税和所得税的比重、教育年限、市场化指数等对征税成本具有显著影响；赵慧侠（2011）对我国税收流失最严重的税种，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流失情况进行分析，认为进一步加强个税的管理和征收办法，加强税法宣传，提高公民自觉纳税的意识是改善我国个税流失状况的有效途径。

五、简要述评

从总体情况看，1994年全面税制改革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向前推进，市场搏奕中各种经济利益矛盾也进一步复杂化，我国学者越来越关注税收管理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对税收管理实践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成果。就国内研究文献综合而言，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文献数量不少，但缺乏系统性。由于缺乏对税收管理及其改革的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在一些基本问题认识上还存在着混乱，没有形成一个可供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同时，研究中对其他学科的成果不够重视，对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不能很好的吸收和融合。

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基本都是围绕税收管理及其改革实践来进行，研究成果更多的是作为对税收管理及其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或是提出改革的建议，虽然其中不乏有对税收管理的理论探讨、但研究的深度仍然不够，同时，研究中更多的注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不足。

三是研究立场主要从政府、税务机关出发，从纳税人角度考虑的文献不多。在研究视角上也过多的局限于税收管理组织的本身，主要在税收征管模式、具体征管措施等方面展开，缺乏从纳税人角度、从整个税收管理系统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对税收征管现代化总体认识的不足，会导致整个税收征管现代化体系建设方向感不强的问题，征管改革的脚步也将会踟蹰难行。当前，我国税收征管改革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实务界及学界逐步把探索的目光从各个侧面的实践探讨转向了更具根本性、宏观性的问题。需要结合时展的特点重新反思、考察税收征管的基本内涵和税收征管体系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观察研究税收征管现代化活动的实践的要求，包含影响税收征管的主因素及其内在联系，是总体性、架构式的认识体系。

参考文献：

[1]米岗.关于我国税务管理现代化的几点认识[J].北方经济，2006（9）.

征地制度论文篇(6)

关键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 可持续发展 补偿费征收制度

中国森林资源虽然呈现一定好转趋势，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制约中国林业发展的一些因素依然没有消除。目前，影响中国森林资源培育的主要因素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不健全，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不足或不能到位。因此，征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扩大资金来源渠道以缓解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不足的压力，应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和手段。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征收制度的建立将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征收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内涵

森林不仅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木材等有形产品，而且还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生态产品与服务等无形产品。由于森林资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具有正向外部性的生态产品与服务,客观要求对受益群体进行补偿费的征收，以实现经济外部性内部化，从而使生产要素得到最优配置。因而，笔者认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不再简单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生态效益补偿，而包括更为广泛的内涵，其外延也应得到延伸。既包括对森林生态产品与服务提供者所带来的正向激励，如补偿费(补助)、直接投资等，也包括对森林生态产品与服务受益者所带来的负向激励如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征收。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的理论基础

经济理论基础

公共物品理论 森林资源无形的生态产品与服务是一种公共产品,大家对其都有使用权，因而个人对此种资源的损耗、枯竭和消费不必承担相应的成本。由于其缺乏安全、专一、排他性的产权，使得森林资源的生态产品与服务不能自由地投向最有效的用途，所有人无节制的追求其经济效益最大化而置其生态价值于不顾,这就导致了“公地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征收制度的设立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森林生态价值不被“公地”化，同时又要为市场提供其不能生产的公共物品。鉴于森林生态价值的内在特点，单纯通过市场很难保证其生态产品与服务价值得到有效的保护。因为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个人理性并不必然产生集体理性，个人所追求的最大利益化与集体或社会利益往往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只能由政府进行必要的干预，即通过对所有森林生态产品与服务的受益者收取价格的方式来体现森林生态效益价值。

外部效应理论 所谓外部性，就是行为个体的行动不是通过价格而影响到其他行为个体的情形。当某个人的行动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有两种：一种是负外部性，即它把一些成本转嫁给社会，森林资源的破坏导致的沙漠化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另一种是正外部性，比如造林会给社会带来正效应，但造林者并不能直接得到这些效益，如果效益的外溢导致造林者收益过少，造林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抑制。因此，为了有效地解决外部性内部化问题，政府必须做出适宜的制度安排，通过规章制度的制定或鼓励措施的实施迫使个人在决策、经营中承认森林的生态价值，引导森林资源的消费者改变其生产或消费行为，从而确保外部成本内部化。这便是森林生态补偿费征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依据。

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

首先，完整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应是生态环境、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三者协调一致的结果，是一种具有综合性和总体性的社会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从本质上消除向后代延伸的外部性。在我们品尝前人遗留下来的因森林资源退化而造成的水土流失、洪水泛滥等环境恶化的苦果时，更应注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现有的森林资源，否则会将更为严重的后果转嫁给我们的后代。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政府在保证当前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各种手段保留给后代人不少于当代人所拥有的机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的征收正是要将这一部分外部成本内部化，真实的反映森林资源的社会边际成本，让内含森林生态价值的价格机制正常地发挥作用。

其次，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的征收对一国国内林木产品价格和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征收制的设立及实施更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和一致。因为与其他市场失灵不同的是森林生态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环境恶化具有超越国界的扩散性。所以以全球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征收制度还应涉及各国的木材进出口关税政策以及相关税费制度的协调问题。因此，现代意义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制度应该基于此理论来构建与设想。

法学理论基础

法学理论侧重于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中的权利、义务的研究。应该看到，森林（尤其是国有林）并不是无主物，而是全体人民的共有财产，政府只是为了全体国民及其子孙后代管理好这个财产。政府通过管理和利用森林资源参与社会生产和消费活动，从而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政府作为森林资源管理权的主体有权征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它利用其政治权力将其上升为具有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就形成了本文所言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征收制度。

众所周知，人对其权属的关系应首先是一种人与物的关系，然后才是人与人的关系。为此，强调人类对森林资源的尊重，赋予森林资源以其固有的、按生态规律存在并受尊重的权利，拓宽法律调整的范围就很有必要。因此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设立不仅仅在于平衡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更将着眼于人与物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完善森林生态效益的对策与建议

依托法治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征收制度

就我国目前而言，仅仅依赖国家的财政补助是不能满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现实需要，因此推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征收政策，将弥补我国传统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不足，为我国林业生态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为实现林业跨越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征收制度，不仅仅是为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提供资金来源，实质是对森林生态效益价值的承认，是从根本上解决林业发展的动力和机制问题。而要保证其长期有效的运作，就得依托于法治来巩固其制度基础。具体来说，以下几项措施的确立与完善是不可或缺的：

补偿费征收法治化 国家应尽快出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征收管理条例》，《条例》出台后，各地方要严格遵守和执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征收管理条例》，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坚持依法治林，确保补偿费征收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对补偿费的使用要加强监督检查建立资金使用违规违纪的责任追究制度。具体而言，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征收法治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征收要素法定性：它的含义是征收补偿费要素的全部内容及其程序等必须由法律规定。国家应通过制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征收管理条例》给予明确规定其相应的补偿标准，不得由地方政府机关或领导自行规定。 (2)合法性：由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是一项具有强制性的制度，因此在收费要素充分满足的前提下，有权机关无权自行降低征收标准、确定征收范围、改变征收环节、暂缓征收期限等等，必须依法律的要求和步骤征收。 (3)程序保障性：补偿费的征收和缴纳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的实施过程，它必须以适当的程序行使，而且对其争议也必须以法律规定的公正的程序予以解决，这就是法定主义要求的“程序保障性”。如补偿费征收制度上的处罚、追溯、争讼和复审应有公正的程序保障。

立法决策程序民主化 我国可以在制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征收管理条例》时，将其纳入有关立法决策程序中，引入立法听证制度。立法听证是立法主体在立法活动中进行有关涉及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的立法时，给予利害关系人发表意见的机会，由立法主体听取意见的程序的法律制度。制定条例时，要广泛听取林农的意见，充分了解事实和林农的意愿。在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的基础上集思广益、正确决策。这样的立法，既可以兼顾民主与效率，又可以预防立法的偏颇与缺乏，从而保证法律的合理性、可行性，提高立法质量。毫无疑问，进行立法听证不但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而且也为法案通过后获得最广大林农的自觉遵守创造了条件。

提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在林业税费中所占的比重

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完全由国家承担森林生态效益的补助是不现实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央财政（包括地方财政）尚难以支撑如此巨大的补偿金额。因此只有在不加重国民税费负担的基础上提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在林业税费中所占的比重，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笔者认为应降低林业税费中的其它税费比例。如实行精简机构，减少人员，把一些由育林基金等供养的人员纳入财政预算系列等。这一系列改革将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的征收开辟更广阔的通道。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制度的安排设想

在未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制度安排中，应着重从几个方面解决问题：开展森林环境宣传运动以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并对森林环境服务受益群体进行教育，以增强其交纳补偿费的自觉性；建立受益者参与决定环境服务价格的机制并引进支付系统，阻止受益者免费搭车；支持建立受益者管理协会，依靠内部力量保证所有受益者支付环境服务并采取更加有效的行动，排除不支付费用的人获益。严格执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征收制度，实行补偿费专款专用并加强研究费改税的问题。引进机制确保当地供给者参与确定支付水平的高低和收益分配；强化森林资源生态效益计量与评价方面的研究，并建立适当信息扩散渠道，使计量和评价结果能够为社会各界所接受。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承担原则，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规范政府寻租和乱收费行为，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调整和完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推行“收费补偿式”的经济手段替代传统的“强制命令式”的行政手段。

参考文献：

1.滕藤，郑玉歆主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制度与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郑易生主编.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二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征地制度论文篇(7)

关键词：行政征用；制度；对策

国家采用强制手段有偿取得私人财产用于公益目的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存在，无论各国实行何种性质的经济制度，保护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权都是一项基本的宪法原则。我国现行的行政征用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这种制度目前还很不完善，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实践方面也不太规范。中国现行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该条款构成我国政府行政征用的权力基础，是征用行为立法的根据。但是现行宪法只对土地征用作出了规定，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征用的客体已不再局限于土地，而是扩大到土地以外的其他财产权。另外我国在土地征用中实行不完全补偿原则，这种有缺陷的行政征用制度，不能从根本上保障私有财产权，必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完善我国行政征用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研究国外的行政征用制度，试图分析各国行政征用制度的目的、补偿原则、征用程序、补偿范围等，以期在改进和完善我国的行政征用制度时予以借鉴和吸收其中有益的因素。

一.国外行政征用制度分析

（一）法国的公用征收、征调制度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法国是较早建立公用征收制度的国家。1789年《人权宣言》中规定：“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由于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的明显要求，并且在事先公平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能被剥夺。”该项规定构成法国行政征用制度的权力基础。法国公用征收的基本原则：第一，合法认定公共需要的存在。公共需要的范围，不仅指公共的、大众的直接需要，而且包括间接的能够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第二，在补偿原则方面实施公平补偿被征收人的损失；第三，在占有被征收财产之前，事先支付补偿。1958 年的法令规定，确定补偿金额的程序，可以在公用征收程序中任何阶段、任何时候进行。由此可见，征用范围的广泛性、补偿原则的公正性是法国行政征用制度的精髓。相比之下，我国长期奉行适当补偿的原则，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因防治非典型肺炎引发的矛盾和纠纷的通知》第6条规定，征用财物被损坏后无法修复或者修复后不能达到原有状态的，或者因其他原因不能归还的，或者被征用人因财物被临时征用而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这种不完全补偿原则易导致社会利益体系的失衡，破坏社会公平，影响社会健康发展。

（二）德国的公用征收制度

德国宪法对征用补偿的理念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19世纪坚持全额补偿原则，魏马宪法则主张适当补偿，现行基本法则采用公平补偿原则，基本法将公共利益及征用所涉及的参与人的利益同时斟酌并予以公平衡量，即将这些利益均视为同等级的价值因素来考量。在行政征收范围、征收法律方式、征用救济等方面，魏玛宪法时期得以拓展并沿用至今。魏玛宪法第 153 条第 2项：“财产征收，惟有因公共福利，根据法律方可准许之。除了联邦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征收必须给予适当补偿，有关征收之争讼，由普通法院审判之。”其征收理论具体包括：（1）征收的客体不限于有体物，除土地或动产，还包括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如债权、著作权等；（2）征收法律方式不限于行政处分，还包括直接以法律规定征收；（3）征收目的不以满足某特定公用事业的需要，还包括有利于一般公共利益。

（三）英国行政征用制度

英国在1628年《权利请愿书》中规定“自今而后，非经国会法案共表同意，不能强迫任何人征收或缴付任何贡金、贷款、献金、租税或类似负担”，该法案强调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但在英国行政征用的范围较窄，而且征用相对人要求补偿并不是一项宪法权利，如果法律没有规定补偿，法院是无法判决补偿的。可见，英国的行政补偿不够充分。

二.我国行政征用制度现状分析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现有行政征用制度取得了较大进步，但行政征用制度的现状并不乐观，至今未有一部统一的行政征用法律，相关的制度散见于单行法律、法规中，行政征用制度仍存在许多缺陷和漏洞。土地征用法律制度是我国行政征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多年法律实践中发展较为完善，但其中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其它单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更为薄弱。我国行政征用的立法现状如下：

行政征用制度在我国建立较早，早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陕甘宁地区地权条例》中已有规定。1982年，我国宪法对行政征用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其第10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2004宪法修正案中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并在13条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关于行政征用的具体规定则主要体现在普通法律中，主要是涉及土地、矿产资源、森林、草原河流等等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征用。然而在我国的行政征用实践中，行政征用的对象不仅限于土地、矿产资源等，还包括诸如防洪抗灾征用公民的车辆、物品，建设公共设施征用公民的不动产—房屋。在行政救济的立法中，我国《土地管理法》虽经多次修改和完善，但有关补偿标准、范围、数额等内容出现征用方与相对人的争议时，仍没有从法律程序上规定一个明确具体而公正的解决途经与依据。此外，在宪法、法律法规中我国并无明确的行政征用程序。有此可见，我国行政征用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中都存在诸多缺陷。

三.我国行政征用制度的缺陷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将我国现行行政征用制度在立法方面的缺陷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公共利益的范围界定不清

在行政征用中，如何确定“公共利益”，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并无权威的规定或解释。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征收的公共利益要件，但在实际的行政征用中，公益要件非常模糊。“公益”标准的确定权基本上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这种立法缺陷极易助长个别政府部门将公共利益等同于部门特殊利益，如有些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需要为“公益目的”，却将征得土地用于生产经营性项目上。

（二） 征用补偿制度不完善

我国法律中关于行政征用补偿标准只规定了“适当补偿”或“相应补偿”，还没有系统的征用补偿法，征用补偿制度规定分散在单行的各个法律中，致使补偿标准有很大差异，随意性很大。另外，行政征用补偿程序较为混乱。程序的混乱不清不仅造成权力的滥用，而且还加重了人治色彩，加大了补偿的“暗箱”操作，极易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人难以拿到甚至拿不到足额的补偿金。

（三）缺乏正当程序的规定

程序问题是行政征用的核心，包括事前的调查、审批和命令，事中的执行程序和当事人异议，以及事前或事后的补偿。我国行政征用程序制度虽然初步规定了征用前的调查、审批、征用期间的听证、补偿等程序，但这些规则条款过于笼统、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如我国现行土地征用程序，只规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程序的公开性、公正性仍然不足，征用程序的不健全、不规范、不透明，导致大量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层出不穷。

（四）行政救济制度的缺陷

行政征用的救济制度是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或可能受到侵害时的防卫手段和申诉途径。我国在征用补偿救济手段方面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司法救济被排除在救济手段之外。当事人发生争议后，主要通过行政系统内部解决，法院不予受理，导致当事人状告无门，公民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四.结语

行政征用制度作为世界各国为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而设置的一种法律制度，它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一项行政调控措施，也是民主社会的结晶和法制国家的标志之一。征用制度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律制度，其构建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除要遵循司法和行政法规的统一、法律的公平与公正价值相一致外，还要结合区域地区省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现实因素。本文仅从行政征用的理论出发，借鉴国外行政征用的立法实践，提出从公共利益标准、征用程序、补偿制度、行政和司法救济等方面构建和完善我国行政征用制度。

参考文献：

[1] 屈茂辉、张红：《论征收法律制度的几个问题》，《法学评论》2001 年第 2 期。

[2] 周光辉：《论公共权力的强制力》，《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5期。

[3] 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