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论文篇(1)

摘要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各种各样的合同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影响着我们的方方面面。但同时，不履行合同的事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甚至给当事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合同责任的性质这一问题，学术界、司法界素有争议，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合同责任是属于补偿性质，在于补偿债权人利益受损而为之救济，即因受损方的违约行为而约债权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债权人因此而获取的救济。第二种意见认为，合同责任是违约行为的一种法律制裁，具有惩罚性，惩罚金可高于受损方实际损失。这是从违约方角度来说，认为责任本身就是一种制裁。第三种意见认为，合同责任既具有补偿性，又具有惩罚性，但以补偿性为主。因此，研究合同责任制度，维护受损失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论是对于合同法的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本论文通过比较当前国际和我国学术界多合同责任内容的研究，侧重探讨了合同责任形态等一些基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合同责任体系构建提出了几点自己的观点。关键字合同 合同责任 合同义务第一章 合同责任概述（一） 合同责任的定义及体系在大陆法系，合同责任通常被称为违约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时所依法承担的法律责任。从此定义得知：“违约责任”是违犯合同义务的产物。同时，反映出立法者立法意图对于违反合同义务这种行为的一种制裁，在于对违约方的违约责任的追究。以此构建的合同责任体系为：将合同义务不履行划分为各种违约形态，以违约形态为中心，为不同的违约形态设定不同的合同责任。“责任”成为大陆法系定义合同责任物构建合同体系的基点。而英美法系没有使用合同责任这一概念，与之相似的概念是“违约救济”。依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021条第34项对“补救”的解释，所谓“违约救济”是指合同一方违约后，合同另一方（受损方）通过或不通过法院而取得求助的权利。可见，在英美法系，当一方违约时，法院首先考虑的是从保护债权人（受损方）利益的角度出发，应该赋予债权人哪些救济的权利，这是和大陆从违约方考虑如何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是不同的。而且，这些救济的权利不会因一方违反合同义务的内容而受到影响。由此可见，英美法系更强调的是权利与责任的关系、权利与救济的关系，从而构建的责任体系是以“违约补救”为中心，违约形态只是对各种补救手段的行使起辅助性的设定条件和范围的条件。总之，英美法系的合同责任体系的基点是债权人的救济权利。我国合同法采用“违约责任”这一概念，从上面的分析比较，笔者认为用“违约救济”来代替“合同责任”是比较合理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如上述分析所述，大陆法系“合同责任”概念侧重于对违约方的不定评价，法律制裁也是从违约方如何被追究来设定的。而目前我国合同法所采用的无过错责任则说明了我国合同体系已了英美“违约救济”中的思想，已从原来的侧重于对违约行为的制裁向对债权人提供充分救济转变。用“违约救济”更符合合同法的发展趋势。第二，在大陆法系中，合同责任类型和它们的构成要件都是法定的，债务人的违约行为必须符合现行法上的合同责任类型，并符合其规定的要件，否则债权人得不到救济，这无形中限制了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而“违约救济”这一概念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不会出现因为现行法所确认的合同责任类型而得不到救济的情形，从而更好地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适应了现代复杂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第三，目前大陆法系上某些明确规定的救济措施，如合同解除等，学术界对些颇有争议，若用“违约救济”来替代“合同责任”，则能减少争议的呼声，达到统一，促进交易游园和社会经济的繁荣。（二 ）合同责任的性质合同责任的性质这一问题，学术界、司法界素有争议，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合同责任是属于补偿性质，在于补偿债权人利益受损而为之救济，即因受损方的违约行为而约债权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债权人因此而获取的救济。第二种意见认为，合同责任是违约行为的一种法律制裁，具有惩罚性，惩罚金可高于受损方实际损失。这是从违约方角度来说，认为责任本身就是一种制裁。第三种意见认为，合同责任既具有补偿性，又具有惩罚性，但以补偿性为主。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其理由如下：首先，从合同责任的立法目的看，是为了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违约行为的发生一般都以一定程度的损害事实为显形特征，这种损害是发生在违约方和 守约方之间的，并且同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有关联。根据报应学说，就必须找到守约方和违约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平衡点，给予守约方权利救济，补偿其损失。同时，给予违约方惩罚，以实现社会法的公平价值。其次，从合同责任的内在要求看，主要侧重于赋予债权人利益的权利救济，弥补其受到的损失。这种损失中应该包括一些不能够精确计算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一部分是带有对违约方的惩罚性质，而可计算的部分属于补偿性质。再次，从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看，双方订立合同时，都希望从合同中获得期待利益，并因此产生了依赖关系。基于这种原因，双方自愿设定一些保证条款以促成合同实现，一旦发生违约行业，守约方将理所当然取得补偿损失的请求权利，而违约方则承担处罚。这种当事人之间权利的取得和义务的设定都基于双方自愿，只要不违背法律规定，公抶良俗，法律是应该支持的。最后，从合同责任的社会效果来看，应该支持其积极地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面。如果将合同责任只限于补偿性，一旦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或仲裁机关，将必须花很多时间去弄清一些细小问题，或者查清的确很难查清的隐形损失，这样将浪费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对社会资源则无益是种浪费，而且也加大了司法机关的工作负荷量。不如根据当事人合同约定及时做出裁决，只有当违约金过高或不合理的情况下，法院可予以变更，这样有利于纠纷的解决，也可减少举证、质证的麻烦，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三） 合同责任的范围合同责任的范围在学术上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合同责任是合同制度中的违约责任，这在《民法通则》第6章中也有完整的体现。在这一章中，立法者只规定了两种责任形式，即民事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这难免对人们的思维形成一种误导。目前，这种分法已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被证明有其不妥当之处。造成合同责任范围界定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合同概念理解的不同。目前存在如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合同概念只包括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其本身不具有合法性，是不属于合同范畴的，因此只产生从合同有效之时到合同履行完毕这一段的责任范围，即违约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不仅包括有效合同，还包括无效合同。这种观点把合同时限延伸到合同生效前成立后，无益是大的进步。而有的学者认为：合同概念不仅包括有效合同，而且应该包括无效合同，此外，还应当包括负责的缔结阶段，以及合同消灭之后的后契阶段。这样，就将整个缔结、成立、生效、履行以及后契约义务的履行阶段都包括在内了。本人赞同最后一种看法，主要理由为：合同始终是在诚实信用原则上建立的从人们开始订立合同而发出要约之日起，双方便产生了相互依赖关系，认为对方会真实地进行意思表示，诚恳的进行合同磋商，会信守自己的要约和承诺，会履行自己在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在合同订立之日起，基于诚信原则履行合同义务，而合同生效后则当然履行合同约定中的义务，合同履行完毕后，也基于诚信原则，当事人之间还负有后契约义务，比如在一定时期内的免费保修义务等。因此，可以说从合同缔约之日起到履行完毕都应该属于合同范畴。基于以上认识，合同责任范围应该包括：缔约过失责任，预期违约责任、违约责任后契约责任这四种形态。第二章 合同责任责任种类（一） 缔约过失责任（1）缔约过失责任的定义第四种观点认为，缔约责任是种“未尽到注意”所产生的责任。这是台湾王泽鉴先生基于产生缔约责任的原因而提出的理论。这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犯同样错误，以点盖面，将缔约责任的内涵大大缩小了。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四种观点均不从同角度来阐述缔约责任，但都或多或少欠周全。在目前这个瞬息万变的合同社会里，一种定义必须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无限的扩展力，这样才不至于被新情况弄得措手不及。因此，笔者认为，缔约责任就是指在合同未生效的缔约阶段，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基于诚信原则所产生的先合同义务，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所应承担的责任。（2）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和合同成立有密切联系，因为合同成立标志着缔约责任的开始。从本质上讲，合同成立属于意思表示范畴，只要达成合意就可以说明合同存在。它不像合同生效那样明显增加了法律干预成份，把当事人意志上升为法律强制意志。但也并不是说合同成立没一点拘束力。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就受拘束力，这种拘束力来源于各方的意思表示，要约人做出要约，既给自己设定了权利，也设定了义务。同样，承诺人也受承诺的约束。总之 ，一旦形成含意，则发生合同成立的效力，各方都受共同意志的拘束，履行自己同意接受的义务，如果不履行该义务，则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基于诚信原则，当事人应该负有的先合同义务有互相协助、通知情况、照顾对方、保护双方，诚实信用等义务，任何一方违反其中之一，即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具体来讲，构成缔约过失责任须具备以下几个要件：1、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瑕疵。这种意思表示瑕疵是发生在要约与承诺中的意思表示瑕疵，而不是其他的意思表示瑕疵。2、有损害事实发生。这种损害承受者可以是一方，也是双方。但损害只能是显形的财产损害，非财产损失一般不被支持。但也有些人认为“精神损害虽难认定，但它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3、缔约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只对自己的缔约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并且这种因当事人的缔约过错行为而造成是合理的，是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在相同情况下也会造成的损失。这种考虑来自于公平受方与违约方的利益，不会因个别情况出现利益的不平衡。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这是对行为人承担缔约责任时主观状态的要求。有的国家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不做严格要求。如英美法系运用允诺禁反制度追究行为人的缔约责任时，也不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提出要求。但基于当事人应积极促进合同的订立，加速财产流转，笔者认为这一条件是必要的。因为该条件严格限制了缔约过失责任的发生，同时增强了当事人双方的谨慎注意义务，利于平衡违约方与守约方之间的利益。当事人具备以上四个要件时，即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损害赔偿。而损害赔偿的范围，应仅限于因一方违背诚信义务所至对方依赖利益的损失，而非现有财产或履行利益的损失。通常表现为费用的支出不能补偿，或者是因为依赖对方将要订立合同而损失的利益。（二） 预期违约责任预期违约是首先在英美法上确立的一种违约理论。它以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为界，将合同违约分为预期违约和实际违约（即违约责任）。其含义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之前，当事人一方向另一方明确表示其将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当事人一方的自身行为或客观事实默示其将不能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当事人一方的自身行为或客观事实默示其将不能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引而产生的责任即为预期违约责任。依预期违约定义，将其分明示违约和默示违约。预期违约制度为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合同法律制度所认可，它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这一制度与当今社会法律所追求的公正、效率、效益、安全价值目标密切相关，具有追求经济效益的合同合理性。预期违约的构建基础亦是诚信原则下的义务。合同双方当事人签约后，即使合同中没有明文规定，合同中也显然包含着下列条件，即一方当事人的履行是以另一方当事人能够履行、愿意履行、准备履行或已经履行为条件的。一旦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生效后，履行期届满前发出明示违约或默示违约，这一条件便丧失。合同双方当事人互为履行的期待权，就被一方预期违约行为所侵害。虽然违约方这种预期违约行为引发的危险是未来的一种可能，但这种可能性颇大，如果在此阶段，法律不给予债权人以权利救济，而有等到履行期满后再对这种违约行为进行制裁，这将对债权人以权利保护是非常不利，也有失公正。同时，在此阶段采取预期违约制度，对违约方也是一种解脱。因为违约方之所以违约，也是从经济角度考虑，如合同按期履行，履约成本将也许比违约金还要高，甚至履约后无效益还有。因此，采取预期违约制度对合同当事人都是有利无害的，而且基于诚信原则，法律也应该支持这一理论的运用。各国对预期违约认定标准规定各不相同，因此在救济措施上也有很大差异。对于明示违约，英国分为“违反担保”和“违反条件”。“违反担保”一般是违反次条款，造成的是一般损害；而“违反条件”是指违反主条款，造成的是重大损害，这种损害程度的认定法律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而美国法律将其区分为“轻微违约”和“重大违约”。“轻策违约”是有履行瑕疵但获得了合同的主要利益，履行瑕疵不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而“重大违约”是指这种预期违约的瑕疵严重影响到债权人不能实现合同主要利益，使合同目的实现根本不能。因此，基于不同的认定标准，英美法系反映在救济方式上也不一样。对于明示违约，法赋予非违约方以多种选择权。可以行使诉权请求违约救济；也可以不得使权利而等待违约方的合同履行，而等到合同履行期届满，让违约方承担实际违约责任，承担更大的 损失赔偿；也可以中止履约合同，减少损失（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双务合同中，合同双方同时享有债权债务）。而我国合同法在第94条规定和第108条规定中分别规定明示违约标准为严重的违约行为和一般的违约行为，其实这二条规定没有太大差异，另外，在我国合同法上，也没有采用明示违约。对于默示违约来说，它的认定标准是一种主观判断具有较强的主观因素。英美法系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和判断标准，在救济方式上主要是寻求提供中止履行合同义务为救济措施。而我国合同法上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在法条上列出了其适用的情况。与英美预期违约救济制度相比较，不安抗辩权制度有其适用上的狭窄性。因为不安抗辩权的目的是阻止对方请求权的效力，它本身不是请求权。一旦对方提供了有效的担保，就应立刻履行合同义务。如果对方提供不出或不能提供有效担保，债权人应否有合同解除权？或者说法律应该有合情理的规定，才能更好的保护债权人利益救济。对此，英美法系创新了先期违约制度，而大陆法系创立了不安抗辩制度。英美法系的先期违约制度包括先期起诉权、解除权、拒绝权、中止履约权、自助救济权。“相比较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制度更具有适用性，它既适用于明示先期违约，也适用于默示先期违约，而且它平等的赋予了合同双方当事人，更加注重合同双方的权益平衡和权利平等。因此，本人是赞同租用先期违约制度的。 （三 ）违约责任合同生效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双方约定的义务将转化成法律规定的义务，当事人必须像遵守法律一样遵守合同义务，违反合同义务就是违反法律。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合同义务的履行是合同之债的第一次给付义务，当合同之债不履行时，则发生合同之债的第二次给付义务，实际上就是违约责任的承担。违约责任，亦叫实际违约责任，是指履行期届满，债务人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这里的“不履行”既包括全部不履行，亦包括部分不履行。“约定的义务”既指主合同义务，也指从合同义务。实际违约责任始终围绕着“合同约定义务”展开，可以说“合同约定义务”的是否适当履行则关系着实际违约责任的是否发生。当合同生效后，双方当事人之间就产生了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合同之债。合同之债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合同债权，二是合同债务。债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利，是当债务不适当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时，法律赋予债权人的一种权利救济。合同债权作为权利的同时亦是种约定义务。而合同债务一般是包括法定和约定二种，是按照债权人的请求为一定给付的义务。严格意义上的合同义务，包括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有的还包括附随义务。主给付义务决定合同类型，是合同固有的、必要的，必须被履行。在双务合同中，主给付义务构成对等给付义务，在对方未为对等给付义务前，可以拒绝履行。而从合同义务若构成违约责任，即应缺少从合同义务的不履行合同目的的实现就根本不能，债权人利益也不能获得最大满足。对于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二大法系历来存在分歧。大陆法系传统理论主张构成要件为四个方面，即违约行为，损害事实，违约行为与损害事实间的因果关系，违约人有过错。而英美法系中，通常只考虑违约行为一个要件。我国目前合同法第107条规定中，确定了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英美法系的优点。在合同法中确立无过错原则，即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当事人的责任感，也更符合公平原则要求。当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确立合同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完全都是自己选择的，符合意思表示自愿、真实。当违反时，就应该让违约方承担责任和给予守约方以救济来惩罚，以显示法律的强制性，同时也利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中的调试谨慎注意以避免因此带给自身的不利承担。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损害赔偿、支付违约金、失去定金或双倍返还定金、解除合同等，主要赔偿债权人因债务人的不适当履行而失去的期待利益。当违约行为一旦发生，债权人利益遭到损害时，人就可以享有对债务人的请求权，使债务人承担不利。在此，须注意的是，损害赔偿分为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直接损害是实际发生的损失数额，可直观判断。对于间接损害又要增加一个损害事实与违约行为间的合理预见因果关系这个要件。即在合同订立时，当事人可预见到期的因违约造成的损害范围，超出此范围，则不应追究违约方的责任。合理预见理论第一次出现在《法国民法典》中，后在1854年哈德勒诉巴克森德尔一案正式即普通法系确立，现在我国合 同法第113条规定也体现了这一理论精神。合理预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人救济权利的滥用，保护了债务人的利益。此外，对于违约中的非财产损失赔偿问题，学术界对此见解不一，但大多数人持慎重态度，因为这类损害十分主观，又无市场价值。而且也有恐非财产之利益（如人格权，名誉权等）被过度“商业化”而漫无边际，以至于无法予以规范控制。而我国在有的判例中应该说承认了债务不履行时的非财产损害赔偿，或者说至少可以此客观立场作这样的解释。笔者认为只有当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竞合时，才可以给予债权人请求非财产损害赔偿之救济，使债权人利益得到满足。（四） 后契约责任当合同终止后，当事人是否还有合同义务？理论界以前很少论及这一问题，但现实中的确存在。比如说合同履行完毕后，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磋商履行过程中获知对方的商业秘密，是否就可以擅自使用和扩散，如果给对方造成损失，是否应承担责任？这就涉及到后契约责任问题。因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后契约义务，造成的损失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就是后契约责任。后契约责任承担的前提是当事人违反了后契约义务。后契约义务，从本质上讲，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上的运用。当事人在合同终止后，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仍存在一定的关系。有学者称其为合同后契约阶段的附随义务。它的主要内容是通知义务，协助义务，保密义务等。这些内容被我国合同法所吸收，具体体现在第92条之中。同时，合同当事人也可以约定在合同履行终结后，双方当事人还要履行某种附随义务。只要不违反根本上性规定，法律应当予以保护。比如买鞋后一定时期内的保修义务，这就是一种约定的后契约义务。在后契约责任构成要件上，应当包括损害事实的存在，违反后契约义务的行为、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在此须注意的是，这里的主观过错是推定的，应由违反后契约义务的行为人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对于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证明成立后，免除其赔偿责任；证明不足或者证明不能，则推定成立，将构成后契约责任。承担后契约责任的方式主要是损害赔偿、继续履行等。此外，后契约义务与实际合同义务有必要予以明确。首先，两者发生的时间不一致。实际合同义务发生在合同生效后到合同履行期届满；而后契约义务发生在合同终止后。再者，两者产生的责任形态也不同。实际合同义务产生实际违约责任；而后契约义务产生后契约责任。最后，二者在合同中的地位也不一样。实际合同义务处于主要地位，而后契约义务也许和合同实现无关，只是附随性的。第三章 我国合同责任体系的重新构建（一） 我国合同责任法系的现状我国合同责任体系大陆法系以违约形态的划分为基点的“原因途径”，在目前我国合同法上可以看到其影子，即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粗略的规范了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和后契约责任。可以看出责任形态的不完整，而且在规定中显得过于粗糙，对很多细节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途径。（二） 合同责任体系的重新构建鉴于我国合同责任法系的不完整性，本人认为，首先，我们应该加强立法举措使其更完备。其次，结合英美法系的“违约救济”的优点，应该用“违约救济”代替“合同责任”这一概念。再次将合同解除作为一项重要的违约救济手段列入到“违约救济”一章，不要与合同变更、终止规定在一起。虽然合同解除和合同变更、终止有一定联系，但从本质上讲，合同解除主要是在一方违约时，另一方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提前结束合同效力。从守约方看是守约方所采取的一种救济手段，而对于违约方来看，合同解除将给违约方带来一定的不利后果。目前我国合同法将合同解除规定为法定解除、约定解除和协议解除。对于法定解除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由国家强制力保障，而约定解除和协议解除从本质上看属于意思表示范畴，将其归入“违约救济”一章，一则可以使受人的救济更趋于完善，二则也利于提高违约方的注意义务。最后，用“根本违约”来作为违约标准。目前我国把违约标准分为重大违约和一般违约，这种分法局限性过大，而根本违约在形式上是限制合同解除权，但实质上在于平衡违约方与非违约方之间的利益及社会利益。而且根本违约适用于四种合同责任形态，内容范围更广、更详尽，应该被我国法律所吸收，这样也可防止债权人救济权的滥用，保护债务人合法利益。总之，我国合同责任体系应重新构建，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北京大学出版 社，1987年。3、《合同法总则》王利明、崔建远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4、《中国合同责任研究》，杨立新著，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5、《对缔约责任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蓝蓝著，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年。6、《预期违约制度的法律价值与经济分析》，史凤强著，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年。7、《先期违约的法律救济权及比较研究》，齐恩平著，天津师大学学报，2000年。8、《法学基础理论》，沈宗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合同法论文篇(2)

关键词：合同法、社会变迁、发展趋势

社会的变迁终究要导致法律的发展。美国学者霍贝尔指出：“法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少是永久不变的。＂[1]合同法作为调整各类交易关系的法律，“对于市场起着极大的支撑作用”[2]，同时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和发展。本文拟对当代合同法的发展谈几点看法。

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

合同正义，是指合同法应当保障合同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缔约和履约，并保障合同的内容体现公平、诚实信用的要求。千百年来，许多学者认为，“契约即正义”，因为契约意味着当事人要基于其合意移转财产，它是对暴力侵夺、武力侵占财物及各种野蛮行径的否定，是对交易秩序的确定。例如，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一书中指出，契约的安排体现了一种正义，契约的原则就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它“正是构成了一个组织良好的人类联合的基本条件[3]。

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认为，自由意志可以自然导向正义和公正。这一观点对许多大陆法的民法学者也产生了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合同自由能够自然地保证双方当事人所认为给付的合理和平衡。当事人如果在协商中不能获得自己所认为是平衡的条件，就可以不再协商，而另外去寻找订约伙伴。[4]因而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是不矛盾的。所以，18世纪至19世纪的近代民法在合同法中十分强调形式的正义而非实质的正义。所谓形式的正义即强调当事人必须依法订约，并严格遵守合同，从而实现契约的形式正义，至于订约当事人实际上是否存在着平等、一方是否利用了自己的优势或者对方的急需等与对方订约，或者履行合同时是否因一定的情势变化而使合同的履行显失公平等等，均不予考虑。因此，近代民法极为强调合同自由，极力排斥国家对合同的干预。合同自由被奉为民法的三大原则，在民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自20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变，社会组织空前复杂庞大，垄断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大规模化，公用事业飞速发展，消费者、劳动者等弱势群体保护的问题凸显出来，由于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造成了民事主体之间在交易过程中的实质平等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就是说，一面是愈来愈多经济实力极为雄厚的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另一面是非常弱小的广大消费者，尽管他们在订立合同时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其谈判能力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因此，实质正义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正如有些学者指出，自20世纪以来，由于“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迫使20世纪的法官、学者和立法者，正视当事人间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抛弃形式正义而追求实现实质正义”[5]。现代社会由于贫富差别的扩大、大公司的兴起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迫切需要等，对维护合同的实质正义提出了迫切要求。这就导致了在合同法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例如，基于诚实信用等一般条款大量的附随义务衍生出来，以及侵权法在现代社会的扩张，传统的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核心的古典合同法理论在当代受到很大冲击。美国学者吉尔莫在《契约的死亡》一文中指出，允诺不得反悔原则和信赖利益的保护导致英美法传统对价理论的衰落，以对价为中心的契约理论的崩溃导致契约法向侵权法融合，大量的当事人约定之外的义务引入契约关系，“责任爆炸”使古典的契约法面目全非。此外，公共政策对契约法对象进行系统性掠夺，劳动法、反托拉斯法、保险法、商业规制和社会福利立法把原本属于契约法范畴的许多交易和境况，划归到自己的调整范围。[6]针对现代社会合同关系发生巨变的现实，美国学者麦克尼尔提出了著名的关系契约理论，该理论继承了富勒的信赖利益保护学说，以法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社会中现实存在的活的契约关系，认为社会关系本身存在其内在秩序，现代契约法要做的就是怎样将这种社会秩序赋予法的效力。[7]日本学者内田贵则在其《契约的再生》一文中对所谓的契约的死亡现象进行了反思，并以日本社会为样本分析了关系契约理论。合同法追求实质正义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附随义务的产生。

所谓附随义务是指合同当事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所应当承担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由于此种义务是附随于主给付义务的，因此，称为附随义务。相对于给付义务而言，附随义务只是附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附随义务是不重要的。相反，在很多情况下，违反附随义务将会给另一方造成重大损害，甚至可构成根本违约。如不告知产品的使用方法，将使买受人蒙受重大损害。附随义务不是由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义务，而是依据诚实信用（BonaFide，BonneFOi，GoodFaith）原则产生的。或者说，是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附随义务不仅仅是表现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而且在合同成立以前以及合同终止以后，都会发生附随义务。附随义务的产生实际上是在合同法领域中迸一步强化了商业道德，并使这种道德以法定的合同义务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对于维护合同的实质正义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第二，对格式条款的限制。

格式条款的产生和发展是20世纪合同法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垄断的加剧和公用事业的发展，现代工商企业为降低及控制生产成本，减少交易费用，往往预先设计一定的合同条款，对众多的交易相对人适用相同的交易条件，从而使格式条款日渐普及，进而大量流行。[8]至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垄断组织的蓬勃兴起，尤其是某些企业的服务交易行为（如银行、保险、运送等）频繁程度与日俱增，格式条款的适用范围日益广泛，己成为当代合同法中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向。格式条款的产生具有其经济上的必然性，它反映了现代化的生产经营活动的高速度、低耗费、高效益的特点。格式条款的采用可以使订约基础明确、费用节省、时间节约，从而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但格式条款的的广泛运用，对合同的基本原则即契约的自由原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9]到20世纪中叶，立法和判例大都高度重视对格式条款的态度，以色列、瑞典、英国、德国等更是单行立法，对格式条款施以种种限制，韩国、我国台湾等均在消费者保护法中设专节予以明定，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荷兰、美国、日本等国因其一般法典己有相关或类似规定，而不再单独立法，仅是通过司法程序予以控制。有学者甚至认为，对格式条款进行限制，己经成为各国合同法上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当今合同法发展的重要趋势[10]。

第三，合同相对性的突破。

合同的相对性，或债的相对性，是债或合同制度的奠基石，也是合同制度与民法中其他制度区别的重要标准。然而现代合同法己经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了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使合同关系之外的人对合同当事人承担责任以及使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关系之外的人承担责任。例如在产品责任领域，为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法国法承认消费者可享有“直接诉权”，对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生产者、销售者提讼。而德国法则承认了“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以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二是为了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大陆法系国家广泛承认了第三人利益契约和债的保全制度。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121条规定：“人们为自己与他人订立契约时，或对他人赠与财产时，亦得订立为第三人利益的条款，作为该契约或赠与的条件。如果第三人声明愿意享受此条款的利益时，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契约的人不得予以取消。”此即为关于第三人利益契约的规定。此后的日本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和我国合同法等也都规定了第三人利益契约。另外，法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和我国民法也都规定了债的保全制度。三是赋予某些债权以物权的效力，使债权可以对抗第三人。例如确认买卖不破租赁等规则，以加强对承租人的保护。

第四，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加强。

民法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过程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生产者为手工业者或者小作坊主，他们在经济上并不占据显著优越地位。在15－18世纪期间，由于倡导自由放任主义和契约自由原则，因而在商人和消费者之间适用“买者当心”原则。直至19世纪初，许多国家的法院对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签订的合同均采取不干预的态度。然而自19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公司、大企业对生产和经营的垄断不断加强。这些庞然大物般的大企业拥有强大经济实力，消费者与其相比，在交换关系中明显处于弱者的地位。在科学技术、营销手段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消费者对商品缺乏足够的了解，缺少有关商品的可靠信息，同时又为各种宣传媒介的虚假信息所困扰，因而极易受到损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爆发了消费者权利运动。与此同时，各国立法都加强了对消费者的保护。对格式条款和免责条款的限制、强制缔约规则的建立等都是对消费者保护的措施；在邮购买卖、访问买卖、无要约寄送中，考虑到消费者可能是由于未慎重或者匆促间所为的交易行为，基于公平的考量，各国多赋予消费者以后悔权；甚至对一些特殊合同的形式的特殊要求，以及将不正当影响作为合同撤销的原因等都是为了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11]

第五，对于劳工保护的加强。

一方面，为了加强对劳工的保护，一些国家的法律对于雇佣合同规定了一系列限制性的规则，如最低工资标准、资方解除合同的限制及相应的补偿、对格式条款和免责条款的限制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工的利益。[12]而在拉美国家，如巴西、哥伦比亚等，只要劳动合同中止（不管劳资哪方提出），雇主都要支付解雇费；另一方面，许多国家法律还普遍承认了集体合同的效力，这使得集体合同在西方的作用日益突出，国际劳工组织也制定了关于集体合同的公约和建议书，使之成为劳工争取权益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单个劳动者因是弱者而不足以同资方抗衡，这样就难免违心地接受资方的不合理条件，由工会代表全体劳动者签订集体合同，就可以改善在劳动关系中单个劳动者的地位，便于双方平等协商。

还需要指出，现代社会基于保障人权的需要，侵权法所保护的权利范围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人格权、身份权和知识产权等更全面地受到侵权法的周密保护。人类进入20世纪后，由于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日俱增，知识产权成为侵权法扩张最快的领域。尤其是侵权法的范围从权利保护到一般法益保护的扩大，促使侵权法与合同法的交错和相互渗透。一方面，第三人侵害债权的产生，侵权法向债权的保护的扩张使两者发生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一些特殊的侵权行为，如产品责任、医疗事故、专家定义务的衍生而日趋扩张，从而导致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现象大量涌现。正因为此，有学者认为：“契约关系似乎己经开始向外延伸到与侵权法上的一般关系（不特定的人对特定义务的违反，而在契约关系中则表现为特定的人对不仅以合同为基础的义务的违反）难以截然区分的程度，从而使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之间的壁垒行将解体，并使19世纪精心构筑起来的完整而封闭的契约法体系摇摇欲坠。有人说，契约法不是正在走向死亡，就是将被吞噬在侵权法的古老而常新的范畴中去。＂[13]当然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但侵权法与合同法的交错和相互渗透的现象却是合同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它对于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全面补救的手段。

对合同自由的限制趋势

德国学者海因·科茨等指出：“私法最重要的特点莫过于个人自治或其自我发展的权利。契约自由为一般行为自由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灵活的工具，它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以适用新的目标。它也是自由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特征。它使私人企业成为可能，并鼓励人们负责任地建立经济关系。因此，契约自由在整个私法领域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14]意思自治是私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私法与公法相区别的主要特征。正是因为私法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才能赋予市场主体享有在法定范围内的广泛的行为自由，并使市场主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各种交易和创造财富的行为。在此基础上，财富得到不断的增长，市场经济才能逐渐繁荣。私法自治原则在合同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合同自由原则。因此，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中最基本的原则，也是鼓励交易、促迸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然而，自20世纪以来，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不断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世界性的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运而生。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经济观点是，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失业、分配不均等缺陷，认为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是产生危机的原因，主张政府应加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经济政策中相继采纳了凯恩斯主义，以扩大政府职能，加强对经济的全西干预。在法律领域，合同自由原则因国家干预救济的加强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因此，对合同自由的限制成为20世纪以来合同法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向。概括而言，对合同自由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意思主义的衰落。

19世纪大陆法系合同法深受德国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采纳的是意思主义理论。该理论y为，意思表示的实质在于明确行为人的内心意思表示行为只不过是实现行为人意思自治的手段然而自19世纪末期以来，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刊不断加强，因此意思主义逐渐衰落，表示主义理论应运而生。根据表示主义理论，法律行为的本质不是行为人的内心意思，而是行为人表示的意思在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图时，不能仅仅局限当事人真实的内心意思的探讨，而应当特别重祁其外部的表示行为。德国民法典就采取了表示主义，该法第157条规定，“契约的解释，应当遵守诚实和信用的原则，并考虑交易上的安全。

自20世纪以来，大陆法系的民法更注重意思表示的客观意义，即外在表示的客观内容，在合同解释方面出现客观化的趋势以及对一些特殊交易必须符合形式要件的要求。另外，大陆法系各国还普遍赋予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对合同自注进行干预，德国法形成了“审判官形成权（richeterlchesCestaltungsecht）。”使法律能针对个人经济与社会力量不可松散之结合关系，给予衡平，藉此行使契约之规范，保护经济地位弱者之生存基础这种法理，殆为自然法思想之实现，以求法律之社会妥当性（社会正义）之具体化者。审判官形成权之承认，委以法院，在衡平原则下，具有契约内容改订之权，较一般情势变更原则，更进一步＂[15]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使其可以根据公平和善意的观念来干预当事人的合同关系，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内容。应当指出，基于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仍然具有广泛的权利通过其合意调整其关系，在合同条款没有作出规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忙空白，但在合同法中，这种解释不得明显违反当事人的意志，不得与当事人的约定相违背。[16]

第二，对合同缔结的强制。

古典的合同理论认为，合同自由意味着不得给当事人强加任何订立合同的义务，无论是在立法中还是在司法中，都不得给当事人强加此种义务，否则是违背合同自由原则的。[17]而现代合同理论己经改变了这种看法，强制订约义务成为现代合同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18]强制缔约又称为契约缔结之强制，或强制性合同，是指在若干特殊之情形，个人或企业负有应相对人之请求，与其订立合同的义务，即对相对人之要约，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承诺。这就是德国法所提到的强制契约或契约缔结强制。[19]

在大陆法系国家，公共承运人，供电、水、气等具有垄断性的公用事业部门均不能拒绝消费者或者客户的要约。这主要是由于这些部门居于垄断地位，如果使他们与一般的商品或服务提供者一样享有承诺的权利，那么，一旦消费者的要约被拒绝，要约人将无法从它处获得服务或商品，其需求得不到满足，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为保护消费者利益而确立了居于独占地位的公用事业部门的强制缔约义务。在英美法系，也有同样的规定。如在美国，法律出于反垄断、保护正当的竞争、反种族歧视等目的，也规定了强制订约义务。[20]我国法律也有相关规定。例如，我国《合同法》第289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护。《电力法》第26条第1款规定：“供电营业区内的供电营业机构，对本营业区内的用户有按照国家规定供电的义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对其营业区内申请用电的单位和个人拒绝供电。＂

第三，对于合同形式的必要限制。

古代法律普遍注重合同的形式，而忽视合同的内容，合同如果不采取一定的形式，将导致合同不能成立。但随着交易的发展，现代合同法越来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简化、实用、经济、方便，从而在合同形式的选择上不再具有重视书面，对有些合同规定为口头。[21]正如海因·克茨指出的：“在欧洲所有国家的法律中，都有关于在缺少特别形式时使某种合同无效的规则。这种规则一般被视为例外规则，一般原则是不要求具有特别形式。实际上，在大多数国家的民法典中，这一原则都是很明确的。＂[22]“今大对于我们来说不言自明的是，合同不应该要求具有任何特定形式，即使是口头合同也是可履行的，这一点己经得到广泛的认可。＂[23]对于合同形式，法律大都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当事人自由选择合同的形式己经成为了合同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是否意味着合同形式在现代法中越来越不重要了呢？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理由书所言：“遵循某种形式之必要性，可给当事人产生某种交易性之气氛，可唤醒其法律意识，促使其三思，并确保其作出之决定之严肃性。此外，遵守形式可明确行为之法律性质，仿佛硬币上之印纹，将完整的法律意思刻印在行为上面，并使法律行为之完成确定无疑。最后，遵守形式还可永久性保全法律行为存在及内容之证据；并且亦可减少或者缩短、简化诉讼程序。＂[24]尽管现代合同法重视交易的简捷和迅速，但同时也重视交易的秩序和安全，这就需要对合同的形式作出一些特殊的要求，以督促人们正确、谨慎地缔约。尤其是由于许多合同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法律需要通过形式要件的特别要求对这些利益进行特殊保护。此外，现代合同法基于保护消费者和弱者的利益，也对某些合同提出了书面形式的要求。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在消费者信贷合同、住房租赁合同、全包度假合同、培训合同等合同中越来越要求采取书面形式，形式上的要求又一次升温。有些学者将此种现象称为“形式主义的复兴（renaissancedeformalisme）＂[25]。

第四，默示条款的产生。

英美合同法认为，除了双方曾明示的条款外，契约之内容亦可能自其己有之内容，衍生出其他条款，或经习惯或经法律或经法院之推论而成，此即所谓默示条款。[26]默示条款分为：事实上的默示条款、法定的默示条款和习惯上的默示条款。默示条款是英美合同法在19世纪末期以来发展的一项制度，该制度突破了法官不得为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原则，通过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将大量的当事人约定之外的义务引入到合同关系之中，从而达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契约自由，维护合同正义。特别是某些法定的默示条款不得为当事人约定所排除，从而对不公平条款进行必要的限制，以保护合同关系中的弱者。默示条款的产生对合同自由形成了极大挑战，而且给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此外，许多西方国家颁布一些强制性法规，例如，为了限制垄断，平抑物价，维护竞争秩序，西方国家制订了很多反垄断和维护自由竞争的法律，这些法律本身就是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同时，法律还指定或专门设立具有准司法性质的行政机关，对合同进行监督、管理和控制，[27]如设立公正交易委员会，以维护公正交易，设立反垄断机构，以维护自由竞争等。所有这些都是限制合同自由的措施。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对合同法提出的挑战

20世纪是人类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现代网络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等高科技的发展对风车水磨时代的19世纪的民商法，甚至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罗马法中产生的民商法的挑战无疑是革命性的。这些挑战一个主要表现就是电于商务的发展对合同法的冲击。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电子商务成为未来贸易方式发展方向的代表，[28]其前景十分广阔，而电子商务交易也对合同法的规则形成了挑战。这主要表现在电于数据交换和电于邮件是否可以作为书面形式，以电于数据交换和电于邮件订约在要约承诺等规则上是否有所改变，以及如何完成电于签名，如何对电于商务中的格式条款进行限制等方面。许多国家制定了专门的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规则，以调整当事人利用网络从事订约的行为。也有一些国家通过修订合同法修订合同订立的规则以及扩大合同书面形式的范围，从而将电子商务交易纳入合同法调整的范围。我国合同法在合同订立一章中对此己作出了相应的规定。高的要求，正如经合组织（OECD）《关于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保护指南的建议》所言：”全球性的网络环境对每一个国家或其法律制度解决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保护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挑战。＂[29]因电于商务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合同法中进一步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缔约过程中，法律要求出卖人对消费者负有完全的披露义务，在订立合同之前必须在。“互联网”上就出售的产品对消费者作出说明。例如，欧盟《关于内部市场中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若干法律问题的指令》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在其国内立法中须规定，除当事方均为专业人员且另有约定以外，服务供应商应在合同缔结之前明确无误地对电子合同的缔结方式给予解释说明。而欧盟《远程契约指令》第4条第1款更进一步规定，经营者在通过互联网与消费者订立合同时，有告知消费者以下信息的义务，即经营者的名称、地址、买卖条件，买卖条件的内容必须列明所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主要特质、税款、运费（如适用）、付款方式运送方式、要约与价格之有效期间、解除权的相关内容等。即使法律对出卖人的披露义务未做出相应的规定，依据诚信原则出卖人也应该负有此种义务。

第二，在缔约过程中，如果交易的一方为消费者，对消费者的承诺规则有所改变，即消费者对通过网络购买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必须明示同意，仅仅只是默示表示同意，不能认为消费者己经作出承诺。例如，美国《全球与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第101条中规定，使用电于记录向消费者提供交易信息，必须得到消费者的明示同意。而且其前提是：必须事先向消费者充分说明消费者所享有的各项权利以及消费者撤销同意的权利、条件和后果等；消费者确实获得了调取与保存电子纪录的说明与能力；有关调取或保存电于记录的任何变化，都应通知消费者，在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消费者享有无条件撤销同意的权利。[30]如果没有获得消费者明示的承诺，销售商或提供服务的一方不能主张合同己经成立。

第三，关于合同解除规则也有所变化。如果通过网络交易的一方为消费者，消费者通过“互联网”正式订立合同之后，即使其己接受所订购的商品，也可以在一个特定期间内撤回该合同。如果消费者在订立合同后对其约定的服务不再感兴趣，在一定期限内也有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权利。例如，法国1988年7月6日的法律规定“远程买受人有权在收到其订货后7大之内，将其购买的商品退还给出卖人并要求退还货款宇。欧盟的有关法律规定：“自接到货物之后7大之内，或服务协议签定之后7大内，消费者有权行使反悔权，无偿退回商品。＂[31]法律规定退货期或反悔期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在普通购物中，消费者能够直接见到实物，但在网上购物时，因为消费者没有看到商品的实物，只能根据在网上提供有关商品的信息来选购商品。由于网上购物既不能与消费者面对面谈判，又不能见到实物，极容易受到生产者在网上做出的各种广告的误导。因为多媒体形式的电于商务广告更符合客户的视听感受，虚假广告更容易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32]如果不允许消费者退货，很难防止欺诈。规定退货期有利于消费者全面了解商品的性能与质量，也有利于防止欺诈；另一方面，充分保证交易双方的信息对称。因为消费者在实际获得实物以前，他并不能占有商品，因此无法了解商品完整的信息。而经营者则实际占有着商品，对商品信息有充分的了解。这样双方对商品信息的占有是不对称的。规定退货期的目的就是使消费者充分了解商品的性能并最终做出是否选购的决定。由于法律规定了退货期和反悔期，使得通过网络订立的合同在合同解除规则方面有一定的变化，即赋予了消费者在一定期限内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

第四，对格式条款进行严格的规范和限制。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交易主体急剧增加，交易范围日趋扩大，有关合同纠纷也在不断增加。在订立电子合同中，由于当事人没有进行面对面谈判，合同的内容很难准确确定。即使采用EDI形式，也只是对主要条款作出了规定，不可能对电子商务所涉及的所有法律问题，如法律适用、诉讼管辖、纠纷解决方式等作出规定。更何况在使用互联网订约的情况下，本身就没有示范性的合同，内容也不规范，很客易发生纠纷。特别是一些网络经营者经常规定一些不公平的格式条款而迫使对方接受。对于这些格式条款，消费者只能接受或者拒绝，而不能讨价还价。这种格式化的条款有的是采用俱乐部章程的形式，或者是采用顾客须知的方式，还有的是采用网站规则的形式出现。对此，需要通过立法对电子商务中格式条款作出必要的规定。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成文法可以在广泛的领域中确立稳定的电子商务法律关系，从而使参加电于商务的各类团体及个人在进行电子商务活动之前就对其行为的法律后果作出准确的估计并对该后果的有效性、安全性给予充分信赖。[33]诚实信用原则的发展对合同法的影响

20世纪以来，诚信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中得到迅速发展，己经成为合同法中至高无上的帝王条款。1907年瑞士民法典在第二条明确宣称：“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该规定确定了现代合同法的最高原则。此后，日本等国家的民法典也纷纷效仿。由于诚信原则的确立，不仅打破了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为中心的封闭的合同体系，同时“带动了其他如‘情势不变条部’交易基础消灭，和权利滥用，等一系列新的一般条款的确定，从而以一般条款作为一个整体，把利益衡量原则带入了私法的理论和（更重要的）实践当中，对立法、法律解释和司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34]。

在美国，将诚信原则作为履行义务的标准确定下来始于1933年的一个案例。在该案中，法官认为：“在每个合同中均有一项默示的条款：即各方当事人均不得从事毁灭、侵害另一方当事人获得合同的成果的权利，这意味着在任何一项合同中，均包括诚实信用（goodfaith）和正当交易（faildealillg）的默示条款。＂[35]在以后的一些案例中，也都涉及到诚信原则的运用。[36]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203条规定：“本法所涉及的任何合同和义务；在其履行或执行中均负有诚信之义务。＂在该条的正式评论中称，根据该条，诚信的原则贯串于整个统一商法典。在统一商法典第2－103条的规定中又对诚信原则作了具体解释：“对商人而言，诚信系指忠于事实真相，遵守公平买卖之合理商业准则。”根据该法第l－102条，依诚信原则所产生的义务，属于法定的强行性规范，当事人不得通过其协议加以改变。由此可见，在英美法中，尤其是在合同法中，诚信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原则。具体说来，诚信原则对合同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合同义务的扩张。

诚信原则作为基本原则的采用，不仅表明道德和伦理的规范在民法中得到了更高的重视，而且也表现在通过适用诚信原则而扩大了合同义务的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从诚信原则中产生了附随义务，有助于在商业交易中强化商业道德和商业信用，同时通过诚信原则的适用而强化了国家对私法关系的干预。

第二，情事变更原则的产生。

《德国民法典》在制定时坚持了“合同必须严守”的原则，认为合同缔结以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所享受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非依法律的规定，不得变更或解除。尽管在《德国民法典》公布之前，普鲁士普通法己包括了部分有关“情事变更原则问题”的立法，且在司法实践中采纳了这一观点，但《德国民法典》却明确排斥了情势变更原则。该法典认为，事实上的履行不能和法律上的履行不能只有在永久的绝对的不能的状态下，才能免除当事人的给忖义务。然而，《德国民法典》排斥情势变更原则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受到了挑战。当时德国经济陷入困境，货币大幅度贬值，货物奇缺，物价暴涨，这样，因为物价飞涨引起了许多经济上不能的问题，而《德国民法典》又明确排除了经济上的履行不能。为此法院从实际需要出发，一方面充分发挥法律解释的功能，通过对现有法律规则（如给付不能、意思表示错误、瑕疵担保等）进行扩大解释或类推解释，以暂时解决情势变更原则所要解决的问题女一方面德国法院在借鉴学者关于“情势变更”理论的基础上，创设了所谓“法律行为基础”制度，成为近60年来德国民事实务上处理一切情势变更原则问题的固定法律依据。同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也颁布了一系列特别立法，如《第三次紧急租税命令》、《抵押权及其他请求权增额评价法》、《第三次新订金钱性质法》、《法官协助契约法》等，这些特别立法都涉及到情势变更原则。特别是1952年的《法官协助契约法》明确规定：对于1948年6月刀日前即币制改革以前发生的债务关系，由法官协助合同当事人成立一项新协议，如不能成立协议时，则直接通过裁判来代替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37]2002年1月1日，德国颁布了《债法现代化》，对民法典债编部分作出了重大修改。新法第275条第2款己经明确采纳了情势变更原则。

第三，缔约过失责任的发展。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以来债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耶林的学说也对现代大陆法系许多国家的立法和判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某些国家，法官通过判例法对缔约阶段的当事人加强了保护。也有些国家通过立法明确采纳了缔约过失理论，如希腊民法典则明确规定了在缔约阶段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因一方的过失而使契约未成立应负损害赔偿之责。[38]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对意大利的民法典的制定也不无影响，该法典第1337条对“谈判和签约前的责任”规定为：“在谈判和缔结契约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应当根据诚信原则进行之。”第1338条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契约无效原因存在的一方，没有将其通知另一方，则该方要为此就对方在契约有效期内基于信赖、没有过错而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实际上一般性地肯定了缔约过失责任。欧共体合同法原则在第二章“合同的成立”中的第三节专门规定了“磋商责任”，其中第2、301条“悖于诚信的磋商”集中表达了缔约过失责任，即：“1．当事人磋商自由，对没有达成合意不负责任。2．但如果一方当事人所为磋商或终止磋商有悖于诚信原则，及公平交易的，对于另一方因此所受损失负责。3．尤其是，一方无与对方达成合意的真实意思而与对方当事人从事磋商或继续进行磋商，则为有悖于诚实信用。”

第四，合同解释的客观化。

在大陆法系国家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干预的不断加强，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逐步受到限制，合同的解释也逐渐客观化，诚信原则逐渐成为解释合同的重要规则。这就呈现出了一种社会化的倾向。例如德国民法典从交易安全考虑，采取了表示主义，该法第157条规定：“契约的解释，应当遵守诚实和信用的原则，并考虑交易上的安全。”自20世纪以来，大陆法系的民法更注重意思表示的客观化，即外在表示的客观内容，也就是说，要依据诚信原则对合同进行解释。尤其是对格式条款的解释法官不仅可以依据诚信原则宣告条款是否合法，而且可以通过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来确定格式条款应有的含义，所以依据诚信原则对格式条款进行解释己经成为了一种对格式条款进行司法控制的手段。

经济全球化对合同法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对合同法影响最为深远的原因乃是经济的全球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相伴而来的跨国公司在这种市场上的经营，20世纪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市场的格局逐步形成，经济趋同化快速发展。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作为交易共同规则的合同法以及有关保险、票据等方面的规则日益国际化，两大法系的相应规则正逐渐融合。这就产生了走向相对统一的合同法运动。正如美国学者夏皮罗指出的，“随着市场的全球化和相伴而来的跨国公司在这种市场上的经营，就产生了走向相对统一的全球化契约法和商法的一些活动。＂[39]

经济全球化对合同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两大法系规则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借鉴。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越来越需要规则的统一性，这样才能减少因制度的不统一而造成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费用，这就要求合同法在世界范围内逐渐统一。传统上两大法系在合同规则上存在诸多差异，但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其具体规则相互融和、相互接近，甚至走向统一。一方面，英美法逐步借鉴大陆法的理论。例如，英美法历来认为合同是一种允诺，而并没有重视其合意的本质。近几十年来其也借鉴大陆法合同的概念，强调合同谋局适呛弦猓涣硪环矫妫舐椒ㄒ步杓擞⒚婪ǖ木椋绻赜谠て谖ピ嫉戎贫取S绕涫橇酱蠓ㄏ翟谛矶喙嬖蛏铣鱿窒嗤Γ缍杂谝嫉姆鞘抵市缘谋涓⒉还钩煞匆迹源肆酱蠓ㄏ档姆⒄骨魇剖窍嗤摹?br>

第二，合同法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

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它要求消除对市场的分割、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现象，使各类市场成为统一的而不是分割的市场。各类市场主体能够在统一的市场中平等地从事各种交易活动，同时市场经济要求促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接轨，促进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和财富的迅速增长。由此决定了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合同法，不仅应反映国内统一市场需要而形成一套统一规则，同时也应该与国际惯例相衔接。近几十年来，合同法的国际化己成为法律发展的重要趋向，调整国际贸易的合同公约，例如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制定，熔两大法系的合同法规则于一炉，初步实现了合同法具体规则的统一。1994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组织制定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其尽可能地兼容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法系的一些通用的法律原则，同时还总结和吸收了国际商事活动中广为适用的惯例和规则，其适用范围比《合同公约》更为广泛。《通则》的制定更表明了合同法的国际化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格式条款的广泛适用。

德国教授霍恩在其题为《法律的比较研究及法律全球化》的报告中指出：“业己形成的全球市场需要清晰而可靠的合同法以及参与国际法制的保护，国际商务本身也提出了统一的法制模型如标准条款和标准合同。国内立法机关的比较法研究和法律移植工作、欧洲共同体的立法模式以及联合国及其他政策制定机构的世界范围内的立法为法律全球化创造着丰富的条件，国际公约、作为法学研究一部分的比较法研究以及关于法律规划或规则体系的比较法研究方法事实上己经成为了法律全球化的标志。＂[40]格式合同在许多跨国之间的一些同一行业的公司和企业之间得到了广泛运用，也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如1919年的“德国海上保险约款”就是由德国海上保险公司、海上贸易关系团体及保险契约者保护所协商制订的标准合同。

[注释]

[1][美]E·A·霍贝尔：《初民的法律》，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2]法斯沃思、杨格、琼斯《合同法》序言，美国1972年版。

[3]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4]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涕24页。

[5]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民商法论丛七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6]参见［美］吉尔莫：《契约的死亡》，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三卷，法津出版社1995年版。

[7][13][34]参见傅静坤《二十世纪契约法》，法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55、1、16页。

[8]参见詹森林《定型化约款之基础概念及其效力之规范》，载《法学丛刊》第158期，第143页、又见杜军《格式合同研究》，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9]参见［英］P·S·阿狄亚：《合同法导论》，赵旭东等译，法津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6页。

[10]ChalesL．Khapp，NathanM．Crystal：ProblemsinContactlawCasesandMatria.s(ThridEdition)Little,BrownandCompany．

[11]Epstein、GregotyKalven：CasesandMaterialsontorts，littleBrownandCompany，Introduction，1984p．1262

[12]参见詹森林《民事法理与判决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页。

[14]德少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涕90页。

[15]苏俊雄《契约原理及其适用》，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4－25页。

[16]E.AllanFarnsworth,Contract（secondededition），little，BrownandCompany，1990，p464

[17]FriedrichKesslerandEditionFine,CulpainContrhendo,BargaininginGoodFaith,andFreedomofContract：AComparativeStudy,77HarvardLawRev1964,P409.

[18]See2F.Hanrper，F,James＆OGrary,lawofTorts，6.13(2ded.1986)．Turner，TheDefinitionofAgreementUndertheShermanArtt：ConsciousParallelismandRefusalstoDeal，75Harvard，L.Rev655，689（1962）.

[19]参见郑玉波主编《民法总则论文选辑》，台北1984年版，第137页。

[20]FanssworthonContrarc，p203

[21]参见苏惠样主编《中国当代合同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

[22][23][25][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法津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113、114页。

[24][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61页。

[26]杨帧：《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27]参见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页。

[28]甚至有许多学者认为雇2010年前，通过计算机谈判与缔结商贸合同可能成为国际通例。

[29]经合组织：《关于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保护指南的建议》，参见上海信息化办公室编译《国内外信息化政策法规选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30]美国《全球与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参见闻凯力、张楚主编《外国电子商务法》，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31]欧盟1997年5月20日“关于远距离销售的指令”第6条。

[32]赵廷光等：《电子商务安全的几点刑法对策》，载国家信息化办公室《电子商务立法论文集》，第99页。

[33]陈凌：《电子商务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载国家信息化办公室《电子商务立法论文集》，第99页。

[35]KirkeLaShelleCovPaulArmstrengCo263NY79，188N.E163（1933）

[36]WestemOil＆FuelCovKemp，245F2d633（8thCir，1957）

[37]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214页。

[38]《希腊民法》第197、198条。

合同法论文篇(3)

「关键词合同法，合同法草案，合同形式，要约失效

「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于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于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该合同法是一部关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完善市场交易规则、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法律，是一部既借鉴了国际通行做法，又符合我国国情，既有现实可行性，又有超前预见性，既考虑通俗易行，又注意遵循科学立法技术的合同法。与去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以下简称“合同法草案”）相比，合同法又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变动和修改，较之合同法草案更规范、更完善，许多条款更简洁、充实、具体，充分平衡了合同各方的利益。同时也应该看到合同法的个别条款，不论是在行文措词上，还是在条款内容的安排上都存在可以商榷和需要改进之处。本文主要通过将合同法与合同法草案的若干具体条款的比较，探究出它们的差异，指出了合同法的长处和其与合同法草案存在的不足，并就其不足提出了作者的具体看法和建议，以期能引起关注和进行深入研究。

一、关于合同形式条款

合同形式是当事人订立合同达成协议的表现形式，是合同内容的外观。它是关系着合同是否有效成立的一个重要问题。订立合同的形式一般有3种，即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书面形式是指合同当事人将合同内容以文字方式表达的合同形式。口头形式是指合同当事人合意表现为口头约定，而非书面文字。其他形式是指除了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之外的任何形式，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或者特定情形来推定合同的成立，如乘客乘上公共汽车并到达目的地时，尽管乘车人与承运人之间没有明示协议，但我们可以依当事人的行为推定运输合同的成立。从合同形式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总体而论，古代合同法在合同形式上采取绝对的“要式原则”（porincipleofformality），即合同要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和手续订立，否则无法律上的效力，或者不能被强制执行。近代合同法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和主张“不要式原则”（porincipleofinformality），即合同无须按特定的形式和手续订立，只要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达成一致，合同便具有法律效力。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从便利经济交往，简化手续，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在合同形式上采取更为宽松的态度，基本上采用不要式原则，法律只是要求某些特定的合同需采用书面形式，而其他类型的合同可以任何方式订立。例如法国法律把商事合同视为非要式合同，就是说这类合同的订立不受形式的限制，当事人为确定合同的成立可使用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在英国，汇票与本票、海上保险、担保、地产买卖、金钱借贷以及某些动产抵押等类合同须以书面订立，否则无效或不能被法院强制执行。除此以外，对其他类别的合同并无形式上的要求。有鉴于此，作为目前国际贸易领域重要国际公约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为适应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对作为主要合同类型之一的货物买卖合同的形式也采取宽松的态度，明确规定货物买卖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注：参见张玉卿等编著：《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释义》，第64～6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由此可见，合同的形式正朝着更灵活、更简便的方向发展。

关于合同形式，合同法草案第十条曾规定：

“不动产转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涉外合同、价款或者报酬十万元以上的合同，除即时清结的以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法律规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依照其规定。

前款规定以外的合同，当事人可以采用口头或者其他形式订立。“

草案该条第一款首先确定了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三类合同，第二款说明除前款规定之外的合同规定可以采取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为了便于把握、判断和执行在什么情况下应采用书面合同，该条极具特色的一点，就是在第一款规定了一个限制性条件和那些法律未特别规定的一般合同不包括涉外合同，规定了一个固定的经济上的判断标准。该限制性条件是不能“即时清结”，这里的“即时清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该规定的经济上的判断标准是价款或者报酬为十万元以上。只要涉外合同、价款或者报酬超过十万元以上的合同不能“即时清结”者就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就其采取固定的经济上的判断标准而言，笔者认为显然是受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影响，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201条规定价款达到或超过500美元的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否则合同即不得通过诉讼或抗辩强制执行（注：SeeSelectedCommercialStatutesPP.59～60.WestPublishignCo.1990.）。但该条使用是否“即时清结”来对涉外合同或价款或者报酬超过十万元的合同采用书面形式加以限制，却给其带来了明显的不足，这样规定显得过于笼统，不切实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它的不当之处在于仅以“即时清结”与否作为涉外合同或价款或者报酬超过十万元的合同是否需要采用书面形式的唯一标准，在于这种一刀切的法律规定，因为“即时清结”与书面合同没有任何必然联系。现以我们熟悉的、在商事交往中使用最为频繁的主要合同类型-买卖合同为例来加以说明。按照草案的这条规定，不论买卖合同的标的额多大，只要即时清结，都可以不订书面合同。这样显然不利于交易的安全，容易导致欺诈的出现，在有些情况下，使卖方有机可乘，特别是在买卖的标的物属于价格昂贵，结构复杂的高技术产品的情况下，尽管这类标的物多半都超过十万元，若是即时清结，依照本条就可以不订书面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买方购买时因受专业知识和检测手段的限制，不易当时发现其存在的瑕疵或缺陷，而在购买使用一段时间后才有可能发现其瑕疵所在，这时买方由于缺乏书面合同举证，若要向卖方索赔就十分困难，卖方时常可以缺乏书面合同、没有具有质量保证条款为由进行推脱，拒不认帐，导致争议的产生。这足以说明，买卖标的额十万元以上的买卖合同，即便即时清结，也应以书面形式订立为好。再者，按照该条规定，凡是不能即时清结的十万元以上的买卖合同，买卖双方均没有选择口头合同或书面合同的自由，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之间未订有书面合同，仅有口头协议，即便双方当事人系长期业务中形成的交易伙伴，由于双方信赖度强，都对此加以承认并自愿认真履行，法律也不认可这种合同。当然如果这种合同发生纠纷，法律肯定是不会承认其效力的。这种规定显然缺乏灵活性，不便于买卖交易的迅速达成。

而合同法第十条对合同法草案的该条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彻底摒弃了“即时清结”这一限制性条件，对合同形式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态度，明确规定：

“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笔者认为合同法的该条这样规定适应了商事交易的不同情形，符合合同形式正朝更灵活、更简便的方向发展的客观规律，既借鉴了国外经验，又结合了中国国情，同时也便于与国际惯例接轨，体现了下述三个有机的结合：1.灵活性与限制性的有机结合。该条首先在合同形式上采取开放性的态度，明确对当前商事交易中普遍存在的，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各种合同形式加以确认，指明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这体现了其灵活性。同时，该条又规定，法律另有规定，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办理，这又说明了其限制性。这样对那些确实需要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种类，立法机关就能运用法律来加以明确规定，并要求当事人予以遵循，充分保证各类合同都能根据实际需要和各自不同的特点，以与其相适应的形式订立，从而便利于实际履行，防止争议的产生。2.尊重当事人的自愿与促成交易的达成的有机结合。该条贯穿的一项原则就是凡是不违反法律，民事双方自愿订立的合同就是有效的。这实际上就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且条款将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与书面形式一并进行规定，实质上是注重和承认了当代社会里商事交易是以讲速度而不注重形式这样一个现实，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范围与交易方式的增加以及人们对交易时间的迅速性要求越来越强烈，不要式合同尤其是口头合同的数量必然逐渐增加，并且会在买卖合同等类合同中显得更加突出，法律上明确对这些形式进行规定，承认其法律效力无疑会促成交易的达成，因而它体现了尊重当事人的自愿与促成交易达成的有机结合。3.现实可行性与超前预见性的有机结合。虽然目前在我国，人们的法律意识正处在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之中，但应予承认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和完善，诚实信用原则正受到愈来愈多人的重视，合同的严肃性亦在得到愈来愈多人的维护，基于这一情况，承认口头合同有效在当前是存在着一定的现实可行性的，而且未来社会商品生产愈发达，交换愈频繁，合同形式必然愈趋简单，条款这样规定就把现实可行性与超前预见性有机结合在一起。二、关于要约失效条款

要约与承诺是达成合同所必不可少的法定程序，它们构成合同成立的轴心。在合同法制定之前，我国的民事立法包括三部合同法以及有关合同的法律、行政法规，都没有关于要约与承诺制度的规定，这对鼓励交易、正确处理合同纠纷不利。因而在合同法中规定要约与承诺制度、要约与承诺的效力以及合同的成立和缔约者的责任，就会使在经济交往中需要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有所遵循。这对于分清各当事人的责任，正确恰当地确定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益，鼓励交易，减少与解决纠纷，促进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都较为详细地规定了要约与承诺制度，两者相比较，合同法更为完善和全面，这在要约失效的条款上反映得尤为明显。所谓要约的失效，也称为要约的消灭或者要约的终止，指要约丧失法律效力，要约人与受要约人均不再受其约束，要约人不再承担接受承诺的义务，受要约人亦不再享有通过承诺使合同得以成立的权利。通常要约失效的情况有：（1）要约有效期届满。要约中若订明了要约有效期的，那么，在有效期内受要约人不作出承诺的，要约失去效力。要约中若没有订明有效期的，则经过合理期间受要约人未作承诺的，要约丧失效力。（2）要约被拒绝。要约被拒绝指受要约人明确回绝或对要约人的订约条件作了扩张、限制或变更。在前一种情况下，受要约人根本没有交易的意思，要约自然无效。在后一种情况下，视为受要约人对原要约人做了新的要约，原要约效力自然终止。（3）要约人撤回或撤销要约。要约人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撤回要约或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后撤销要约，其目的在于排除要约对自己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要约的效力自然终止。对于要约的失效，合同法草案在其第二十条规定：

“要约于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时失效”

显然这条对要约的失效采取了过于简单的处理方式，仅规定了要约失效的一种情况，未能将其他几种常见的要约失效的情况进行具体规定，这不利于全面地规范合同订立的行为，容易导致执行过程中的争议产生，达不到充分保护合法当事人目的。

合同法第二十条则对合同法草案的该条进行了必要的完善和补充，它明确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

（一）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二）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三）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四）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了实质性变更“。

上述合同法该条规定的要约失效的四种情形里，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种情形。它规定的是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了实质性变更致使要约失效的情况。受要约人对一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的变更为反要约，提出反要约就是对要约的拒绝，使要约失去效力，要约人即不受其要约的拘束。这里关键是要准确理解何谓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为此，合同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

在现实生活里，还有一种可能使要约失效的情况是，在特定条件下要约人或者受要约人死亡。但要约是否因要约人或者受要约人死亡而归于无效的问题，各国法律规定不尽一致，情况比较复杂，有鉴于此，合同法未对此加以规定。

应该说合同法的第二十条既对合同法草案进行了必要的完善，基本上涵盖了要约失效的几种常见情况，亦还存在着不足，这就是尚未穷尽所有要约失效的情况。笔者认为似还应补上第（五）种情形“法律上的原因”。“法律上的原因”致使要约失效的情形相当于因不可抗力而解除合同，例如，甲向乙要约出售A产品，但在要约有效期内，甲因法律严禁A产品出口，那么，该要约即失去效力。

三、关于预期违约条款

预期违约是一种源于英美法的先进的合同制度。它指的是合同依法成立后，在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已有根据预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将不会履行其合同义务。按照英美法预期违约的理论，预期违约分为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两种。所谓明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合同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而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所谓默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自身行为或客观事实预示其将不履行合同。立法上明文对预期违约予以规定，建立预期违约制度，不仅会使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公平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预期违约诱发的违约危险，而且还可将预期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消灭在萌芽状态或降低到最低限度。此外，建立预期违约制度还可以防止长期争讼，特别是合同成立至履行期长达数年的长期合同，如果一方预期违约，另一方依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解除合同，就可以使纠纷及时解决。合同法草案吸取和采纳了预期违约制度，在其第九十七条明文规定：

“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法没有改变合同法草案的这一措词，而是将它与其他违约情况主要是实际违约归并在一起，其九十四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从上述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对预期违约规定的条款的措词和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既涉及预期违约里的明示预期违约，也涉及默示预期违约。在明示预期违约方面，它规定只要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基于明示预期违约有当事人明确的意思表示，属于一种明显的、确定的毁约，比较容易判断，因而条款这样规定明确可行，容易操作。但条款对默示预期违约的规定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还有尚待完善和改进的地方。其不足具体表现为：1.条款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完善的判断当事人一方默示预期违约的客观标准，不便于实际操作。因为默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自身行为或客观事实预示其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这也就是说，当事人一方是否构成默示预期违约，我们既可以从该当事人的行为来判断，也可以根据客观事实进行判断，而不是仅限于从当事人的行为上判断。这里客观事实比较常见的主要包括当事人一方的经济状况、商业信用、履行能力等。而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的该条款都仅规定从当事人一方的行为这一方面去判断默示预期违约，而没有规定从客观事实方面去判断默示预期违约，显然其判断的客观标准是不完善的，它容易导致对默示预期违约认定上的主观随意性。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个实际情况是默示预期违约在我国先前有关合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明文加以规定的并不多见，对绝大多数合同当事人来说相当陌生。鉴于这一实际情况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在规定默示预期违约的判断标准的时候就必须慎重，应尽量将其规定得详细、全面，避免由于法律规定的缺漏导致的实际执行中的混乱，因而，条款在这方面显然尚待完善。2.救济方法不足。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的预期违约条款都规定，只要当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对方就可以直接采取解除合同这种救济方法。这未免赋予守约方的权利过大，严重影响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平衡。笔者觉得守约方应在采取解除合同这种救济方法之前，作为一种必要步骤，首先应要求预期违约方提供履约担保，并同时采取中止履约这种救济方法。这是因为，在当事人一方预见到另一方不能或不会履行合同主要债务以后，他虽然已面临着不能履约的危险，但他还不能立即确定另一方默示预期违约，更不能马上就解除合同，因为这时当事人一方仅仅是根据另一方行为或客观事实所作的一种推断，这种推断并不能代替另一方的决定，并有可能与具体实际情况发生巨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允许当事人一方以另一方默示预期违约为由而解除合同，对交易秩序的维护是不利的。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还是应该要求当事人一方首先应书面通知另一方，让另一方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履约保证，并有权要求在另一方提供保证之前，采取中止履行其在合同项下的义务这一种救济方法。若另一方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了履行保证，则证明其不构成默示预期违约，合同因而就不应该解除；若另一方不能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履约保证，这就构成默示预期违约，在此情况下，当事人一方才有权采取解除合同这种救济方法。应该看到这种分步骤采取不同救济方法的模式在西方许多国家的相关法律中都有规定，并已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3.缺乏制约当事人一方滥用默示预期违约救济方法的规定。为了避免合同当事人一方滥用默示预期违约救济权，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必须预设一项责任，给该当事人必要的制约和牵制，这就是说，法律上应明文规定合同当事人一方未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确切证据时，中止或解除合同的，应负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而造成另一方损失的要负责赔偿。

另外，合同法将合同法草案单列一条的预期违约与其他违约主要是实际违约归并在一起用一个条款进行规定，笔者觉得不恰当，因为预期违约与它们存在重大差异。就拿预期违约与实际违约的差异来说，预期违约属于在履行前毁约，而不像实际违约是在履行期到来之后的违约，它与实际违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们发生的时间不同，由此导致它们两者呈现不同的特点，预期违约是表现为未来将不履行义务而不像实际违约那样，表现为现实的违反义务；预期违约所侵害的只是期待的债权而不是现实的债权。因而，为了便于合同当事人准确判断和把握预期违约，宜将预期违约作为一种特殊的违约形态，单独用一个条款加以规定，而不应像目前这样，与其他违约统在一起加以规定。

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试就合同法上应对预期违约作出的规定单独拟定条文如下：

“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

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因其行为或客观事实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对方应中止履行合同，并立即书面通知当事人一方。若该方对履行合同提供了充分保证，对方应履行合同；若该方自书面通知发出30天内未提供履约的充分保证，对方可以解除合同。

若没有当事人一方默示预期违约的充分证据，对方中止或解除合同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至于客观事实具体涵盖哪些内容，一方当事人在对方中止履约之后提供了充分保证，对方需要继续履行义务的履约期限如何计算，笔者觉得应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此加以明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预期违约制度在我国较为准确有效地贯彻执行。

「参考文献

1.王利明等著：《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

2.徐炳：《买卖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合同法论文篇(4)

根据国际私法原理，所谓“国际合同”，是指由于某种跨国因素的存在而涉及不同国家的立法管辖权或不同国家之间法律的选择的合同。②“跨国因素”和“法律选择”两种情况并存是我们确定国际合同的依据，两者缺一不可。但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关键。跨国因素把一项合同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联系起来，因而使得该合同具有了国际性，可能产生法律选择问题。但是，有了跨国因素，却未必当然涉及有关国家的立法管辖权，未必当然发生法律选择问题，因而该合同也并非当然属于国际合同。③

国际合同的法律适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种复杂性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其一，合同中的跨国因素是错综繁复的，以致于人们不容易判断何种因素对于确定合同的法律适用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其二，合同的种类和性质千差万别，合同所包含的问题多种多样，因而就存在着对不同的合同与合同的不同问题是适用相同的法律还是适用不同的法律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同一论”和“分割论”之争；其三，合同是当事人之间协商一致的产物，因而在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是否允许和在多大的范围与程度上允许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这就是所谓“主观论”和“客观论”之争；其四，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发展的现阶段上，冲突法制度和实体法制度并存，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同在，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而使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更趋复杂；其五，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和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迅猛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必然在合同领域得到反映，因而使合同的内容、形式、种类和所涉及的问题等等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状态，这些都必然要求对法律适用问题提出新的或者适当的解决办法。凡此种种，使得国际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成为国际私法领域最复杂、最混乱的问题，受到古今中外国际私法专业人士的普遍重视。

二、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理论之争

如何解决国际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一直是国际私法领域中存在严重争论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主张。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其加以总结和评述。

（一）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同一论”和“分割论”

“同一论”和“分割论”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同一项合同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同一论”主张应该适用同一法律加以调整，因为合同是一个整体；“分割论”则主张应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因为合同的不同问题有着不同的特性。二是对不同种类或不同性质的合同，“同一论”主张确定相同的单一的法律适用标准，“分割论”则主张采用不同的法律适用标准。

“同一论”和“分割论”之争由来已久。早在法则区别说时代，巴托鲁斯就主张对合同的不同问题适用不同的法律，如对合同的形式及实质有效性，适用缔约地法；对当事人的能力适用当事人住所地法（即当事人原属城邦的法则）；等等。后来，许多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接受了这种分割的方法，只是其具体的做法存在着差异。1875年，美国最高法院法官Hunt在Scudder

v.UnionNationalBankof

Chicago一案中认为，合同的订立、解释和效力问题受缔约地法支配，合同的履行受履行地法支配。此后，分割法便成为美国判例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并被美国法学会编纂的两次（1934年和1971年）《冲突法重述》所采纳。在德国，学者们提出了其他一些分割方法。如萨维尼认为，合同债务既以履行地为其本座，那么，在双务合同中，每一方当事人的履约义务就应分别适用其各自的住所地法；还有的德国学者认为，适用于合同的，除合同准据法外，还有一种“辅助准据法”，其适用范围包括交易的日期、时间及用于支付的货币种类和使用的度量衡等履行细节，因为这类问题与其依合同准据法，不如依履行地法更为方便明确。在英国，莫里斯在论及“合同适当法”（proper

lawofthe

contract）的适用范围的时候指出，虽然适当法总是具有现实意义，但也有必要有合同的形式效力、当事人订约能力、合同的非法性等问题上考虑其他法律。④这意味着莫里斯也是赞成分割的方法的。不过，英国人对待分割法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他们认为，法院没有充足的理由不会轻易地分割合同，只有在情况“不同寻常”或“不得不如此”时，才会这样做。双务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义务原则上受同一法律支配，只有在当事人有明确的意思表达时，才可以分别适用法律。⑤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对合同的法律适用也采取分割的方法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它对当事人的缔约能力、合同的实质内容、合同的订立以及合同等分别确定应适用的法律。至于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合同，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立法中加以区别，采用不同的冲突规范来确定其准据法。尤其是随着国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干预不断加强以及合同种类和性质愈益呈现出复杂的情况，那种对一切合同都采用一个冲突规范的做法越来越受到强烈的冲击。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一项合同无论从经济意义还是从法律意义来看都应是一个整体，因而其成立、履行、解释和解除等都应受一项法律支配。从当事人的主观愿望来讲，他们也不可能期望把一项合同分割为若干方面，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虽然每一个当事人都希望适用自己的法律，但当事人的期望应是针对整个合同而言的，并非仅仅针对自己的义务。所以，适用于合同的准据法只能有一个。如前所述，英国学者虽然并不否认对合同可以进行分割，但是在原则上，他们是主张“同一论”的。戴西和莫里斯明确指出：“同一法律适用于合同的所有方面”，“同一法律适用于合同的所有义务”。⑥戚希尔和诺斯也说：“……法院没有恰当的理由不会轻易地把一项合同分割。可以这样说，在所有的案件中，都存在一个通常支配有关债的成立和实质的大多数问题的主要法律制度。”⑦在他们看来，这样可以保证合同关系的确定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学者在主张“同一论”的时候，主要是针对合同的成立与内容、合同的解释与效力、合同的消灭等这样一些实质性问题，而对当事人的缔约能力、合同的形式等问题，则主张适用其他法律。⑧这与前述莫里斯的主张是一致的。对于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合同，也有人主张适用同样的冲突规则，因为不论什么合同都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合意，是当事人共同意志的产物。

应该说，“同一论”和“分割论”都有其存在的客观依据。从合同本身来看，它既是一个整体，也可以被分割为不同方面。例如，合同至少可以分割为与合同订立有关的问题和与合同效力有关的问题两大方面，这两大方面又可以平行分割为若干问题，如缔约人的能力、合同形式、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合同的内容和效力等等。然而，这些问题又都是构成合同这个统一体的各个要素，对于合同来说，它们缺一不可。所以，“同一论”和“分割论”都是以合同本身的这种特殊性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同一论”和“分割论”的分歧也有其认识论上的原因，即对合同法律适用的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理解。广义的理解包括合同的订立和合同的内容及效力的法律适用，两者一般采用不同的规则；狭义的理解仅指合同内容及效力的法律适用，如果作广义的理解，则一般是分割的；如果作狭义的理解，则一般是同一的。⑨前述英国学者的主张之所以使人感到犹疑不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通常是在狭义上理解和讨论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因而坚持“同一论”，并为此提出了“合同适当法理论”，然而，他们又不能不顾及合同其他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因而也不反对“分割论”。其实，“同一论”和“分割论”各有长短。“分割论”反映了合同关系的各个方面和诸要素间相对独立又特点各异的复杂情况，注意了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合同之间的差异，因而有助于妥当地调整具体的合同关系和处理具体的合同问题，有助于合理地解决合同纠纷。但是，对合同的分割必须适度，即只应对那些易于区分且可以区分的合同方面和合同种类加以分割，而对那些联系紧密且不宜区分的合同问题和合同种类则不应加以分割；并且，在根据意思自治进行分割的场合，当事人必须出于善意，不得以此来规避与合同或合同的某些方面有着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否则，便可能破坏合同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合理性。“同一论”则力图使合同处于一种稳定统一的法律状态，它符合现代国际经济生活所要求的快速和简捷。但是，“同一论”忽略了合同关系的复杂性和合同种类的多样性，因而对合同关系的调整缺乏针对性，往往不利于合同纠纷的妥当解决和当事人权益的有效维护。因此，对待“同一论”和“分割论”应采取辩证的态度，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加以综合运用。事实上，晚近有关合同法律适用的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大都是采取这种做法，而以英国最为典型，其模式一般为，对合同的基本问题适用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或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对合同的其他问题则另外规定法律适用原则。

（二）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客观论”和“主观论”

合同法律适用的“客观论”，是指以某种固定的场所因素作为连结点来确定合同准据法的主张。它最早为巴托鲁斯所提倡并首先表现为合同缔结地法。巴氏认为，按照合同的性质，从合同缔结时发生的权利问题应依合同缔结地法决定。后来，17世纪的荷兰学者胡伯也持这种主张且进而影响了英国法院的判例，并通过斯托里而影响了美国法院的判例，直到20世纪前半期，哈佛大学教授比尔在主持编纂《美国冲突法第一次重述》时仍主张对合同的成立、有效以及由于合同所发生的权利义务，适用合同缔结地法。19世纪的德国学者萨维尼则提出了另外一种见解，他认为，合同债务关系的本座是履行地，因为合同当事人的期望集中于债的履行，因此，合同应适用其履行地法。这也属于“客观论”的主张，它对德国法院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美国冲突法第一次重述》中，关于履行合同的细节，也规定适用合同履行地法。

合同法律适用的“主观论”，是指根据当事人双方的意思来确定合同准据法的主张，即所谓“当事人意思自治”理论。一般认为，这一主张是由16世纪的法国学者杜摩林正式提出来的。不过，17世纪的荷兰学者胡伯在阐明合同的形式和内容应完全受缔约地法支配的同时又指出：“但是，合同缔结地不应太严格地予以顾及，因为当事人双方如果在缔约时意在另一个地方，即应以这另一个地方为准。”因此，也有人认为，是胡伯首创了这一理论。后来，萨维尼、意大利学者孟西尼、英国学者戴西和美国学者斯托里都接受了这一主张，并从各自的立场上进行了阐发。可以说，自19世纪中叶以后，在合同法律适用领域，“主观论”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1865年，英国法院通过P.&O.Steam

NavigationCo.v.Shand案和Lloyd

v.Guibert案，最终放弃了缔约地法而确立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同样是在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最早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接受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并把它作为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此后，这一原则几乎被所有国家的立法或判例所接受，1971年《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也予以接受，而且，有关合同法律适用的国际公约和国际裁决也普遍加以采纳。

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客观论和主观论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客观论者认为，合同当事人要么是一个国家的国民，要么在该国临时居住，因而其合同行为——缔结或履行合同——也必须服从该国的法律，即合同缔结地法或合同履行地法。并且，合同缔结地或履行地比较明确固定，因而缔结地法或履行地法也比较确定，并易于为当事人所预见和遵守，这对于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乃至国际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另外，缔结地是合同关系产生的地方，而履行地是合同关系兑现的地方，它们对于合同及其当事人都至关重要。因此，合同应适用缔结地法或履行地法。主观论者认为，合同既然是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为自己创设某种权利义务的协议，那么当事人亦便有权协商确定支配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当事人在缔结合同时即自行决定其合同应适用的法律，便使合同的法律适用有了可预见性和确定性，从而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遵守该项法律，以便确保交易的安全和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针对客观论的缺陷，主观论者指出，合同缔结地时常与合同并无密切关系，在隔地缔约的情况下，缔结地也不易确定。至于合同履行地，在双务合同的场合，要么不易确定，要么就得对双方当事人的履行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这样，就可能使本来由一个合同发生的权利义务失去平衡，有时履行地可能由一方当事人选择，在此情形下，履行地法便处于不确定状态，因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便无法确定。并且，合同法大多属于任意法而非强行法，在一地缔结或履行合同并非必须适用该地的法律；而且，在依缔结地法或履行地法的情况下，当事人还可能通过选择缔结地或履行地来规避原应适用于合同的法律。不过，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有人表示反对。其理由，一是认为这样即意味着把立法者的权能赋予合同当事人，而使当事人居于立法者的地位；二是认为这样将导致当事人易于规避原应适用的法律，而使无效合同成为有效；三是认为在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律之前，还必须先确定依何种法律判断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合意”本身的效力问题，如果“合意”本身的效力亦来源于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那么就陷入了循环论断。对此，主观论者反驳道，当事人只是根据国际私法的规定来选择合同准据法，他只有法律选择权，而没有法律制订权，因而并没有成为立法者；合同原应适用何种法律并无明确公认的准则，缔结地法或履行地法并非必须予以适用，因而规避法律便无从谈起；至于所谓“循环论断”之说，也不过只具有学理上的价值，事实上，除非法院地法有特殊的反对理由，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并非不可用于决定“合意”本身的效力问题，更何况，当事人是根据国际私法的规定来选择法律的，因此，可以认为，这种规定就是当事人“合意”的效力的法律依据。而且，一项法律原则的确定，应以对利弊得失的综合权衡为依据，只要在总体上是可取的，便应予以采纳，不可因微小的弊端而予以否定，求全责备永远也无法使问题得到解决。⑩

其实，客观论和主观论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分析它们的意见，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一些调和的因素。尤其是胡伯，他在主张合同适用缔结地法的同时又强调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并在后来被视为主观论的代表人物。萨维尼在论证合同适用履行地法的理由时说，合同当事人的“期望”集中于合同的履行，他显然也是在关心当事人的内心期待，因此他后来接受主观论便不足为奇了。斯托里也同样如此。这种情况预示了客观论和主观论最终走向结合的发展趋势。

三、“适当论”：理念与现实

纵观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历史发展，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以缔约地等单纯的空间连结因素来确定合同准据法。这一阶段主要是受客观论的指导，尤其是受巴托鲁斯的影响。由于其具有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等明显的优点，符合一定时期内国际经济贸易活动的需要，因此，从法则区别说产生后直到16世纪当事人意思自治说出现，合同法律适用一直处于这一阶段，并且，在后来又经过了萨维尼的履行地法的补充和发展，到19世纪中叶才告终结。第二个阶段是以当事人意思自治说为指导，根据当事人的主观意图来确定合同准据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加强，特别是资本主义因素的日益增长，国际合同关系愈益复杂，人们对合同的认识也逐渐加深，缔约地法原则呆板僵硬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因而，符合实践需要与合同关系本质的当事人意思自治说应运而生，这是16世纪法国学者杜摩林的不朽贡献。不过，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才真正取得了主导地位，现在，它已经成为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当前所处的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在法律选择问题上，采取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主而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辅，两者有机结合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阶段。笔者认为，这一阶段的指导性学说当是权威的英国学者戴西和莫里斯所创立的“合同适当法理论”。可以认为，合同准据法的确定由此进入了比较成熟的状态。这一阶段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英国合同适当法的现代论最终形成。其二是用于调整国际合同关系的统一实体法大量涌现，成为合同法律适用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尤其是二战以后，由于国际局势的相对稳定，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的规模和程度获得惊人的拓展。这种情况，既要求促进调整国际合同的统一实体法的进步，又为这种进步准备了条件。其表现主要有二：一是许多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国际组织积极从事国际合同统一实体法的编纂或修订活动，并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包括合同法在内的实体私法的国际统一工作的国际组织；二是经过这些国际组织的努力，有关调整国际合同的实体性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得以制订和编纂，其典型如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几经修订的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及199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这些国际合同统一实体法直接明确地规定了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为调整国际合同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切实有效的方法。它是国际合同法律适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于英国的“适当法理论”，笔者曾于1992年撰文进行专题研究。⑾笔者指出：“英国学者们提出‘Proper

Law’这个概念，是为了确定一个处理法律适用问题的原则，介绍一种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的方法，而这个原则和这种方法的核心或本质，就是在法律选择或法律适用问题上，要做到‘合适’、‘恰当’、或者说要做到‘适当’。所以，我认为，在‘Proper

Law’这个概念中，‘Proper’一词应取‘适当的’这一语义，‘Proper

Law’的中文译法应为‘适当法’。”“‘适当法’和‘准据法’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适当法’和‘准据法’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确定涉外民事关系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但是，‘准据法’是指经过冲突规范的援引用来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某个国家的民商实体法，它是依据某一冲突规范中的连结点，结合涉外民事关系的现实情况确定的。而‘适当法’则是对法律适用问题的解决提出一项原则、一个标准、一种方法，其主旨在于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确定‘准据法’，或者说应该依据什么原则和标准来确定‘准据法’，它所追求的效应是‘提高和增强准据法的适当性’。在这个‘适当’的原则指导下，适当法理论的倡导者们又进而提出一些具体的规则，作为衡量‘适当’的标准。例如，依据当事人的意思来确定准据法，或者，以最密切和最真实的联系的标准来确定准据法，等等。这些具体规则和标准，使‘适当法’原则具体化了，使‘适当法’理论的内容也更加充实。所以，我认为，‘适当法’实质上就是确定‘准据法’的一项原则、一个标准、一种方法，而对于这一原则、标准和方法的阐述，便构成了‘适当法理论’的内容。”⑿“适当法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依次经历了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内容的“主观论”时期，以强调最密切联系原则为特征的“客观论”时期和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主而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辅的“现代论”时期。根据《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第10版第145条规则的阐述，在现代，“‘合同适当法’，是指当事人意欲适用于合同的法律，或者在当事人的意思没有表达出来，也不能从情况中推定出来的场合，是指与交易有最密切和最真实联系的法律。”显而易见，合同适当法理论汲取了合同法律适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全部精华并且使之有机结合。它所确立的合同法律适用的“理论模式”，既符合合同关系的本质属性，又符合国际经济生活的客观情况，因而在当代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认同。可以说，20世纪中叶以来的有关合同法律适用的国内国际立法和判例都接受了这一理论，尽管其表现形式可能略有差异。《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1951年《比荷卢国际私法条约》、1980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罗马公约》、1986年海牙《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等国内国际立法都采用了这种模式。我国《合同法》和《民法通则》也采用了这种模式。

基于对国际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现状的认识和对英国合同适当法理论的内涵、意义及广泛影响的考察，我认为，现在有理由就国际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出“适当论”的见解和主张。

所谓适当论，就是根据国际合同关系的性质和特点，遵循“适当”的原则来解决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具体说来，适当论是在对上述同一论和分割论、客观论和主观论的意见加以综合协调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合同关系的本质要求和处理合同问题的价值取向，从而确定合同所应适用的法律。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它既肯定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优先地位，又以颇具适应性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补充；同时认为，随着“情势变迁”，应社会和经济现实的要求，根据所调整的国际合同关系及国际合同问题的特殊性的需要，也由于人们认识的深化和观念的改变，还应不断探索和形成新的合同法律适用原则，以满足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对“适当性”的要求。而且，“适当论”主张，对国际合同关系的法律调整不应仅仅局限于采用冲突法的方法，而应努力去寻找其他更适当的方法，在目前，统一实体私法便是这种更适当的方法之一。“适当论”的宗旨是探寻和确定“适当的法（appropriate

law,properlaw）”，以公正合理地调整合同关系、解决合同问题，有效地维护当事人及有关方面的正当权益，促进国际经济贸易的健康发展。

“适当论”作为一种见解，是对国际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现状的概括和归纳，是对历史上“同一论”和“分割论”、“主观论”和“客观论”之间的长期论争的总结与扬弃。它对以往的和现存的合同法律适用理论，既非简单的否定，亦非完全的认同，而是在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鉴别之后，加以去粗取精、弃短扬长，实现“同一论”与“分割论”、“主观论”与“客观论”在高层次上的有机结合，从而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展现出新的广阔的景象。

“适当论”作为一种主张，是为合理妥善地解决国际合同法律适用问题提出的一个准则，确定的一种取向。它应该为调整多种多样的国际合同关系和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合同问题探索更可行的途径，设计更理想的方案。

根据“适当论”，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应积极推广英国的合同适当法理论模式。因为这一理论模式“所遵循的价值取向，就是法律适用的‘适当性’，就是对每一个涉外民事案件的审理尽量做到公正合理。这种价值取向，可以说是体现了法律这种行为规范和是非尺度的精神。”⒀

根据“适当论”，还应努力推动国际合同统一实体法的进步、发展、完善和实施，因为它是专门针对国际合同关系的性质和特点而制定和编纂的，并且直接明确地规定了国际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因而可以认定为是调整国际合同关系的最“适当的法”。

根据“适当论”，国际合同法的体系既应该包括冲突法制度，也应该包括统一实体法制度：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相互借重，共同实现对国际合同关系的法律调整。

注；

①应《长春市委党校学报》之约，笔者于该刊1999年第1期上发表了《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理论分歧和历史演进》一文，不期受到读者关注。在肯定文中见解的同时，也有提出疑义者，尤其对其中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适当论”的阐述，认为是“前所未闻”，“颇感突兀”。当时因时间紧迫，特别是文章内容的限制，未能对有关问题专门详加论说。为答谢读者厚爱并解答读者疑问，特撰此文，诚望继续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教。

②李浩培先生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说：“所谓‘国际性合同’，是指具有一个或几个涉外因素而可能有适用外国法必要的合同。”见《合同准据法的历史发展》，载《国际私法讲稿（下）》，司法部国际私法师资进修班编第14页。

③参见吕岩峰：《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理论分歧和历史演进》，载《长春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1期，第74页。

④莫里斯著《法律冲突法》，中译本，第282页。

⑤⑥⑧见《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中译本，第1115～1116页，第1140页和1145页。

⑦《戚希尔和诺斯国际私法》，1987年英文版，第448页。

⑨参见黄进、肖永平：《中国国际私法领域内重要理论问题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第199页。

⑩参见李浩培：《合同准据法的历史发展》，载《国际私法讲稿（下）》，司法部国际私法师资进修班编，第1～11页。

⑾见吕岩峰：《英国“适当法理论”之研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5期。

合同法论文篇(5)

【内容摘要】 本文对统一合同法制定过程中的各种情事变更条款进行分析，评价其长短得失，探讨了情事变更制度未被新《合同法》所采纳的原因，分析了《合同法》施行后情事变更问题的处理方案，展望了情事变更立法的前景。【论文关键词】 情事变更 合同法 【作者简介】 张照东，郭小东，福建厦门大道之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地址：福建厦门湖滨北路振兴大厦六楼，邮编：361012，电子邮箱：falv@8848.com。一、合同法统一化进程在1999年之前，中国的合同法律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三个合同法各自规范不同的关系和领域，相互之间存在不一致和不协调，且法律规定过分原则，可操作性不够，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合同缺乏法律规定。因此，自1992年中国政府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以来，在现行民法通则和三个合同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统一的、较为完备的、现代化的合同法，就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1自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部分学者2提出《中国合同法立法方案》后，前后一共出台了五个草案：1995年1月统一合同法建议草案(第一稿)、1995年10月统一合同法草案试拟稿(第二稿)、1996年6月统一合同法草案试拟稿(第三稿)、1997年5月统一合同法草案征求专家意见稿(第四稿)、1998年9月统一合同法草案征求全民意见稿（第五稿）。在此基础上，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于1999年3月15日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同日公布并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二、统一合同法草案之情事变更条款评析1、统一合同法第三稿第55条评析在统一合同法起草过程中，建议草案并未规定情事变更制度。考虑到上审判实践已有适用情事变更制度的案件，因此认为有必要对此予以确认并加以规定，这就是第三稿第四章第55条：“合同生效后，因当事人以外的原因发生情事变更，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另一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条立法存在的缺陷在于：（1）将情事变更发生的时间界定为“合同生效后”，这就在适用期间上存在一个漏洞：如果情事变更是发生在合同有效成立后、生效前，并且对合同的履行产生重大的影响，此时能否主张情事变更制度的适用呢?如果可以，显然与“合同生效后”的起始时间相矛盾；如果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受情事变更不利影响的当事人予以救济?（2）以“当事人以外的原因”来概括情事变更的本质不够严密。当事人以外的原因，不仅是指情事变更，还包括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等。另一方面，在情事变更对合同的影响程度上又未作规定。这就难以区分情事变更制度与相关概念的区别，在司法实践中导致情事变更制度的滥用。（3）以“显失公平”表述情事变更对合同履行造成的不公平后果，容易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显失公平制度相混淆，不如“双方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或“双方均衡的根本改变”来得恰当。2、统一合同法第四稿第52条评析征求专家意见稿对此作了改动，这就是第四稿第四章第52条：“除不可抗力外，因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的客观情事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该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变更或解除合同。”与第三稿相比，本条立法的成功之处在于：（1）明确区分了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2）以“因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的客观情事”取代“因当事人以外的原因”，进一步明确揭示了情事变更的本质特征，而且以“发生重大变化”取代“发生情事变更”，明确要求该事件对合同履行影响的严重程度，有利于科学认定情事变更情形，严格掌握情事变更制度的适用。（3）增加关于重新协商的规定，体现了合同法鼓励交易的基本原则，也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私法精神。这一规定显然是参考《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简称PICC)第6.2.3条关于再交涉义务的规定，是中国合同法尊重国际条约和惯例的表现，有利于与国际市场接轨。（4）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权利性质为请求权而非形成权，即受情事变更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要求须经对方同意或经 法院仲裁机构裁决方可实现，有利于防止当事人权利的滥用。本条立法的不足之处是：（1）与第三稿一样的“显失公平”问题。（2）取消了“合同生效后”的规定，但又未对其重新进行界定，回避了情事变更发生的起始时间问题，不利于对情事变更制度适用期间的认定。（3）增加了再交涉的规定，但未规定违反这一义务的法律后果，不利于敦促双方善意履行该项义务。3、统一合同法第五稿第77条评析在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之上，征求全民意见稿对此又作了修改，这就是第五稿第四章第77条：“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社会经济等客观情势发生巨大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且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而且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与第四稿相比，本条立法的成功之处在于：（1）虽未采取“除不可抗力外”之类的措辞，但“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同样足以将情事变更和不可抗力区别开来，因为导致不可抗力的履行不能被排除在这一表述之外。（2）不再采用“显失公平”的提法，避免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显失公平制度相混淆。（3）“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超出了大陆法系情事变更制度中的履行艰难的范畴，与合同目的落空的含义相近，显然是参考英美法系合同挫折主义中的目的落空，这是中国合同法借鉴和吸收两大法系成功立法的表现。本条立法的不足之处是：（1）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是否会引起情事变更值得探讨。一般而言，政策只是指引行为方向而未规定具体行为规则，也不象法律法规那样明确规定相应的责任，难以对当事人产生直接影响，不会直接引起情事变更。当然，为贯彻落实国家经济政策，政府发布行政命令或颁布法规规章有可能出现情事变更问题，但此时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与其说是政策的变化引起了情事变更，不如说是政府干预或法律变动引起了情事变更。（2）“巨大变化”用语不够准确。客观情事的变化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合同的情事变更，取决于这种变化对合同的影响程度，必须是对合同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才足以构成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巨大变化”只是一般用语，不足以表明客观情事的变化对合同产生的重大影响，建议以“根本变化”取代之。因为是否为根本性变化，必须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来判断，只有这种变化造成了当事人根据合同不必承担的重大损害，才称得上是根本性的，而客观情事巨大变化有时尚不能产生这种影响。因此，“根本性变化”的程度比“巨大变化”来得高，更能体现对情事变更制度从严掌握、谨慎适用的要求。（3）“致使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害”应该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情事变更情形，即若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双方当事人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或双方均衡的根本改变），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履行艰难，但草案的上述规定却未能充分体现出因履行艰难导致情事变更的本质特征，建议以“致使合同的履行将变得艰难或不必要”取代之。（4）与第四稿一样回避了情事变更发生的起始时间问题，不利于对情事变更制度适用期间的认定，建议增加规定：“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履行完毕前”。（5）与第四稿一样未规定违反再交涉义务的法律后果，不利于敦促双方善意履行该项义务，《欧洲合同法原则》(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简称PECL)第6.111条关于情事变更的法律后果中规定：“……（3）两当事人在合理的期间内未能达成合意的场合下，法院可以作如下处置：……C、法院无论在何种场合下，均可对因一方当事人不诚实地拒绝交涉或退出交涉而使对方蒙受的损失，认定损害赔偿。”这一规定，值得我国借鉴。三、情事变更制度未被新《合同法》采纳的原因1999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根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合同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三、关于情势变更制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合同法起草过程中，就有不同意见。这次大会审议，不少代表提出，根据现有的经验，对情势变更难以作出科学的界定，而且和商业风险的界限也难以划清，执行时更难以操作，实际上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现在在合同法中作出规定条件尚不成熟。法律 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建议对此不作规定。……”3因此，统一合同法没有对情事变更制度作出规定。从审议报告来分析，情事变更制度之所以未被立法所采纳，主要是基于我国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状况和司法环境的顾虑：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种种难以预测的市场因素的变动，经济上的商业风险无处不在，它往往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情事变更交织在一起，而二者的区别仅在于量和质的界限，这就使得正常的商业风险与情事变更的关系难以划清。另一方面，由于不可抗力的客观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与情事变更以同样的事实原因出现，某一事件既可能引起不可抗力，也可能构成情事变更，二者的区别取决于其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这种重叠性使得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关系也难以划清，这就产生了如何科学界定情事变更的问题。由此，又会引发人们的另一种担心，即担心不轨法官在断案时利用情事变更制度任意解释法律，使这一制度实施起来负效应大于正效应。四、错位的“合同目的落空”我国新《合同法》（1999年）第9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合同目的落空原本是英美法系中的一个概念，是合同挫折的情形之一。在大陆法系中，与英美法系合同挫折主义相对应的概念是情事变更制度。因此，要深入分析《合同法》的该项规定，首先要追溯合同目的落空的来源和含义，其次要摆正合同挫折主义与情事变更制度的关系，还要划定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界限，才能正确地评析这一立法得失。1、合同目的落空与合同挫折合同目的落空(Frustration of Purpose)是指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履行过程中消灭了，履行合同成了多余的事。英国法院在1903年的克雷尔诉亨利案(Krell V. Henry)，最早确立了目的落空导致合同受挫理论。英国法院在一系列的加冕典礼案中认为，观看加冕典礼是当事人租赁房屋的目的，这构成了合同存在的基础。在典礼因意外被取消，尽管履行房屋租赁合同并非不可能，只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已经落空了，再要求其履行已变得没有意义，因此可以认定合同遭受挫折了。英国的目的落空理论虽然没有被美国《统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U.C.C.）所采纳，却得到两次《合同法重述》的认可，4也为美国法院广泛地接受。合同目的落空理论的核心是订立合同的主要目的(principal purpose)实质性地落空了(substantially frustrated)，因此探明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真正目的就显得意义重大了。一般情况下，合同当事人并不关心对方订立合同的目的何在，所以若非双方在合同中写明缔约目的，或一方对对方所说的缔约目的没有异议，或主张目的落空者能就此提出证明，或者合同本身的有关情况足以表明该目的的存在，以目的落空主张合同受挫的请求是难以获得法院支持的。目的落空是合同挫折的情形之一，除了目的落空之外，合同挫折还包括履行不能与履行不实际。根据英美法，履行不能包括法律上的不可能(legal impossibility)和物质上的不可能(physical impossibility)，前者主要指合同订立时合法，但在履行过程中由于法律修改或政府干预而使合同的履行成为非法；后者主要指合同标的物灭失，或当事人死亡或丧失能力，而无法履行合同。履行不能理论由于其苛刻的要求而遭到严厉的批评，法院在实践中也并未严格地要求事变对履约的阻碍必须达到“不可能”的程度，而只要使履约变得“极不现实”(highly impracticable)即可。后来，美国法律从履行不能理论中发展出所谓的“履行不实际”或“履约不可行”，并以此取代“履行不能”的概念。这一变化，在U.C.C.第2-615条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454条中得以体现。2、合同挫折与情事变更情事变更在英语中为“changed circumstances”，但解决此类问题的法律制度为“合同挫折主义”(the doctrine of frustration of contract)。英国法学家的解释是：“所谓契约受挫失效，是指双方当事人订立契约的实质性目的、共同的期望不能实现。”5施米托夫对其所下的定义是：“合同落空是一种现象，指由于某一 事件的发生，法律规定免除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该事件：（1）是合同缔结后发生的；（2）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承担对该事件的责任；（3）法律认为该事件是免于合同履行的正当理由。”6《布莱克法律大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以特定人或事物之存在为要件之契约,订约后,此特定人或事物，发生死亡或灭失之情形，或者因天灾、法律规定、第三人之行为,致契约履行不能时,免除当事人履行义务之法则。”7美国法院的解释是：“在合同成立后，如在履行中遇到了不可预料的障碍或情况，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履行艰难时，法院或当事人采取的一种衡平措施。”8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制度，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履行完毕前，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发生不可预见的变化，致使合同的履行变得艰难或不必要，若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双方利益均衡根本改变，基于公平原则允许合同变更或解除的一项法律制度。所谓履行艰难，是指在变化了的情况下如果依原合同规定履约，将导致双方均衡发生根本改变。在实践中，合同双方均衡的根本改变，可能以两种不同但相关的方式表现出来：（1）一方当事人履行其义务时费用大幅度增加。该方当事人通常是履行非金钱债务，费用增加是指为履行合同义务所需的成本大幅度提高，它可能是因为生产货物所必需的原材料价格或提供服务的价格剧增，或者新安全法规的施行使生产工序投资增加等等。（2）一方当事人得到的履行价值大幅度降低。这种履行可能是金钱性的债务，也可能是非金钱性的债务。债务履行的价值大幅度下降或全部丧失，可能是由于市场条件的巨大变化(如恶性通货膨胀对合同约定价格的影响)，也可能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如大幅度调低汇率)。大陆法系的情事变更制度与英美法系的合同挫折主义是两大法系中相对应的一对概念，二者关系非常密切，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所区别。就二者的区别来说，主要表现在：（1）适用范围不完全一致。情事变更制度适用于履约艰难情形；合同挫折主义适用于履约不能和目的落空情形。后来美国法律又以履行不实际取代履约不能，其范畴大体相当于履约不能加上履约艰难。所以，合同挫折主义的适用情形比情事变更制度来得广泛。（2）法律后果不一样。在情事变更制度下，情事变更的后果是导致合同的变更或解除，而且以变更为第一效力，解除为第二效力。在合同挫折主义下，合同受挫的后果是合同关系的自动解除，完全免除当事人的履约义务，一般不允许法院依职权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3）对事变的要求不一样。情事变更制度要求事变必须是在合同订立之后发生，若在合同订立之前发生，可导致重大误解(错误)或推定当事人自愿承担风险，而不适用情事变更制度。合同挫折主义所要求的事变可以发生在缔约之后，也可以发生在缔约之前，只要当事人知道事变的发生是在合同成立之后就可能导致合同挫折主义的适用。总的说来，英美法系的合同挫折主义，大体上相当于大陆法系的情事变更制度和不可抗力制度，正是这一区别导致了二者定义的差异。当然，尽管情事变更制度与合同挫折主义存在差别，但二者还是有些相同之处的：二者都是作为信守约定原则的例外发展而来的，都是在合同存续期间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发生了某种不可预料的事变,致使合同难以继续履行,而对合同效力重新确定的法律制度,正是这一共性为我们对两大法系的这对概念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立足点。3、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根据大陆法系的理论，如果因遭受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事变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适用不可抗力；只有因不可预见、不可归责的事变，使得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双方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才适用情事变更制度。对于前者，一般称之为“履行不能”，后者则称为“履行艰难”。不可抗力(Vis major,force majeure),即“不可抗拒的力量”，指人力所无法抗拒的强制力。9我国《民法通则》第153条和新《合同法》第117条：“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制度有较大的相同之处：（1）二者的事实构成均具有外在性、客观性、不可归责性和不可预见性；（2）二者都适用于合同关系存续期间；（3）二者对合同的履行均有重大影响；（4）二者均可能导致合同的变更或解除。尽管如此，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制度还是有所区别的：（1）客观表现不尽相同。不可抗力事件一般表现为影响合同履行的灾 难性事件，既包括自然力量(即英美法上的Act of God)，如地震、水灾、旱灾、暴风雪等；又包括社会异常行动，如战争、暴乱、军事封锁等。情事变更事件主要表现为影响合同履行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剧变，如物价暴涨、严重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等。（2）对合同的影响程度不一样。不可抗力对合同的影响是履行不能，尽管可能是永久不能，也可能只是暂时不能，但按照合同原来的规定履行是不可能的。情事变更仅导致合同的履行艰难或不必要，即按照合同原来的规定履行是可能的，只是会造成双方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或者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使履约无意义。（3）功能作用不同。不可抗力是合同不能履行的免责事由，主要在于免除或减轻当事人的责任。情事变更制度主要解决当事人权益得失的公平问题，虽然它也能免除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责任，但其主要作用在于使合同继续得以顺利履行。（4）权利性质不同。在不可抗力制度下，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为形成权，当事人在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举证、减损和通知义务后，不必征得对方同意即可解除合同。在情事变更制度下的解除权则为请求权，必须征得对方同意或求助于法院才能实现。另外，法院可以依职权适用不可抗力制度，但适用情事变更制度一般要有当事人主张。（5）适用范围不一样。不可抗力制度既可免除违约责任，又可免除侵权责任。情事变更制度主要适用于合同关系，不能用于侵权责任的免除。另外，金钱之债一般不适用不可抗力，却可以适用情事变更。（6）不可抗力可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止，情事变更却没有这一效力。必须着重指出的是，虽然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是两项不同的法律制度，但从其客观表现来看，二者所包含的范围具有相当大的重叠：情事变更事件主要表现为，但不局限于影响合同履行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巨变，如天灾、战争、罢工、政府干预、法律变动等可能引起合同的情事变更，同时，这些事件又是不可抗力的客观表现。这就是说，同一事件既可能引起情事变更，也可能引起不可抗力，二者所包含的范围在此交叉重叠。至于某一事件（如自然灾害）是引起情事变更还是导致不可抗力，必须结合该事件对合同的影响程度来分析：如果是造成合同的履行不能，它就构成不可抗力；如果是造成合同的履行艰难或不必要，它就构成情事变更。4、评析目的落空是英美法系所特有的一个概念，大陆法系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概念。从英美法系的司法实践看，目的落空的判决是非常合理的。在当事人合同目的落空的情况下，合同还可以履行，但继续履行合同对该方当事人是毫无意义的。比如在一系列加冕典礼案中，当典礼被取消时租房合同还能履行，但这对承租人来说已没有必要,因为其目的是观看典礼而非住宿,可能他自己的房子就在城中，只是看不见典礼和游行罢了。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承租人得到的对待给付的履行价值已大幅度降低，甚至可以说全部丧失了，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双方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它构成了英美法上的合同挫折,但我国原有的法律制度却无法解决这类问题。所以,尽管合同目的落空仅在英美合同法中得以确认,但从其适用的合理性来看,它填补了我国法律制度的一个空白,值得我国借鉴、吸收。我国新《合同法》（1999年）第9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合同目的落空在此被归入不可抗力制度，这是不准确的。因为：（1）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导致合同的履行不能，后者导致合同的履行艰难或者履行没意义。正如上所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目的落空）并不等同于合同履行不能，而是合同仍可继续履行，只是履行的结果对当事人来讲已经丧失了原来的价值，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双方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原合同的履行仍可继续但已经没有必要或者说履行没有意义，它与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履行不能的情况显然有所不同。（2）不可抗力的法律后果是解除合同并免除违约责任，情事变更的法律后果则是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目的落空对合同的影响程度尚未达到履行不能，仅仅是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均衡发生根本改变使得合同的履行变得没意义，只要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合同仍有可能得以履行。但是，不可抗力的法律效力是解除合同而不包括变更合同在内，所以合同目的落空时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在不可抗力制度下是行不通的。如果将目的落空归入情事变更制度之下，情事变更所具有的变更合同的法律效力则使这种调整成为可能。 因此，从理论上讲，与其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目的落空）归入不可抗力制度，不如将其列入情事变更制度来得合理。五、《合同法》下如何处理情事变更问题新《合同法》没有规定情事变更制度并不等于情事变更的问题就不会出现，当合同在履行过程中遇上情事变更产生纠纷时，仍需要法院作出处理，这就存在新《合同法》下如何解决合同情事变更的问题。（一）能否类推适用不可抗力与显失公平有学者主张《合同法》施行后涉及情事变更的问题可以类推适用不可抗力和显失公平的规定处理10，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首先，类推适用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在我国所有法律条文中仅有旧《刑法》（1979）对此有明确规定，除此之外别无踪迹。从世界各国看，类推适用由于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而逐渐走向穷途末路，我国新《刑法》（1997）也废除了类推制度。所以，类推适用的方法既无法律依据，亦不符合法学发展趋势。其次，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显失公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一不可逾越的鸿沟决定了类推适用是行不通的。1、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如前所述，尽管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制度有较大的相同之处，但是二者在客观表现、对合同的影响程度、功能作用、权利性质、适用范围、诉讼时效的中止等方面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的。（详见四、错位的“合同目的落空” 3、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2、情事变更与显失公平显失公平(unconscionable)是指对一方当事人明显有利而对另一方当事人重大不利。11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了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是一种可撤销民事行为，新《合同法》第54条规定了显失公平的合同是一种可撤消合同。显失公平制度与情事变更制度最大的相同点是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都可能导致合同的变更或消灭，而且赋予当事人的权利性质都是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从这可以看出，显失公平制度与情事变更制度有以下几点区别：（1）利益失衡的原因不同。显失公平制度下利益失衡的原因是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对方没有经验，这是一种主观过错，在合同订立时意思表示就存在瑕疵，严格来讲并未形成合意。情事变更制度下利益失衡的原因是不可归责、不可预料的事变，双方对此并无过错，合同订立时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并未存在瑕疵。（2）发生的时间不同。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是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对方没有经验的基础上成立的，因此行为成立之时显失公平就已经存在了。情事变更的发生，则是在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3）当事人心态不同。显失公平是一方在订立合同时就意识到，并且努力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情事变更则是当事人无法预见的，也不是他所追求的，当事人在合同成立时所要的只是合同顺利履行的合理收益。（4）法律后果不完全一样。显失公平可能导致合同的变更或撤销，情事变更可能导致合同的变更或解除。撤销和解除是有区别的：合同被撤销的，从合同成立时起无效；合同被解除的，从解除时起无效。这种法律效果的差异，学者们分别称之为“向前无效”和“向后无效”。（5）请求时限不同。对于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或撤销的时限为自行为成立时起一年。受情事变更影响的合同当事人请求变更或解除的时限为合同关系存续期间。这就是说，合同关系结束后当事人仍有可能依显失公平请求变更或撤销，合同成立时起一年后当事人也有可能依情事变更请求变更或解除。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尽管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显失公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它们之间存在的区别是不可忽略的，所以不具备“类推适用”的基础。（二）应以公平原则为处理依据我国学者在谈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时，有人认为是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12也有人认为是公平原则和等价有偿原则,13更多的人认为是诚信原则。14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公平和正义是作为法律精神和目标追求之所在，而不是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规定下来的。在其民法中，只有诚信原则而无公平原则之规定，有关公平的内容被归入诚信原则之内，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诚信原则的核心就是实质公平。于是，诚信原则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成了法律的最高原 则，甚至被奉为“帝王条款，君临全法域之基本原则。”15诚信原则也就成了补充一切法律漏洞的“灵丹妙药”，一切法律规定所不及之问题，均可援引诚信原则予以解决。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出现情事变更问题而现有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时，学者就主张以诚信原则来填补这个法律漏洞，诚信原则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我国学者在研究情事变更理论时，借鉴了国外的现有成果，并将它直接引入移植，这就是我国大部分学者将诚信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的主要原因。应该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将诚信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是正确的归位，是不可指责的，但它并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这里，公平不再仅仅是法律的精神和目标，而是作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被确定下来，这是我国独特的做法。新《合同法》第5条和第6条也分别规定了合同法中的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这就产生了诚信原则与公平原则、等价有偿原则的分工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应该依据我国的法律实践，对情事变更制度重新定位，将公平原则作为其上位概念，理由如下：等价有偿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移转财产等民事活动中，要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进行等价交换，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诚信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该诚实、守信用。公平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应本着公平的观念从事民事活动，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民事活动中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16三者所包括的内容不一样，等价有偿原则具体表现为：（1）权利义务的对等性；（2）价值的相当性；（3）损害补偿以等同价值为限。17诚信原则具体表现为：（1）不为欺诈；（2）恪守信用，尊重交易习惯；（3）不得规避法律，曲解合同；（4）正当竞争；（5）不得滥用权利。18公平原则具体表现为：（1）机会同等；（2）权利义务相对应；（3）公平责任；（4）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19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制度，是合同成立之时，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等且价值相当，符合等价有偿原则，根据诚信原则，双方对此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本应恪守信用，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但由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了情事变更，如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双方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有悖于公平原则，因此为尊重受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和合法利益，法律允许对合同进行变更或解除，以消除其不公平结果。所以，从三者的分工来看，情事变更制度的主要依据是公平原则。当然，把公平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并不意味着情事变更制度与等价有偿原则及诚信原则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公平原则本身就与等价有偿原则及诚信原则有着密切关系。等价有偿原则主要是就客观上经济价值的相当性而言，诚信原则主要是就主观上道德观念的善意性而言，公平原则兼而有之，所谓公平无非就是从社会正义角度来评价经济利益上的公正、合理。可以说，以公平原则为依据来处理情事变更问题就包含这两方面的考虑，因为在情事变更后仍维持原有合同关系，一方面是破坏了利益关系的等价性，导致双方权利义务对等性的丧失；另一方面是漠视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一方当事人权利滥用的道德恶意。但是，设立情事变更制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指责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因为双方对这种变化不可预料)，也不是为了谴责当事人权利滥用的主观恶意(因为双方对这种变化均无过错)，而是为了消除情事变更导致的不公平后果，恢复双方利益均衡,这才是情事变更制度的宗旨所在。基于这点考虑，笔者主张应以公平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在法律实施上具有重要作用：第一，指导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第二，补充法律漏洞，强化法律的调控能力；第三，限定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20论证公平原则是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意义在于公平原则不仅是情事变更制度的理论基础，也是情事变更制度的法律依据，当法律在情事变更问题上产生“法律不足”现象时，可以直接依据公平原则作出处理。因此，笔者认为：在新《合同法》施行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遇到情事变更问题产生纠纷时，法院可以依据《民法通则》第4条和《合同法》第5条规定的公平原则作出处理。至于是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应由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判决。但是，情事变更最主要的特征是导致合同履行艰难而非履行不能，基于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精神，应以变更合同恢复双方当事人利益平衡促使合同继续履行为第一选择，只有合同的继续履行已经变得没有意义或者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解除合同时，才考虑作 出解除合同的判决。六、情事变更立法展望如前所述，《合同法》未对情事变更作出规定是出于种种顾虑。其实，上述种种担忧，在统一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就有人提出过。在1997年6月的讨论合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专家会议上，有学者认为情事变更制度属于一般条款没有具体的判断标准，担心在实践中导致滥用，影响法律的安定性。对此，梁慧星研究员的解释是：“鉴于情事变更原则的实质是授予法庭或仲裁庭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发生滥用此裁量权的危险显然存在。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在法律上不规定情事变更原则，就能够避免这种滥用?实际上中国审判实践中已经有承认情事变更的判例，合同法不规定这一原则并不能阻止法院根据情事变更理论裁判案件。与其如此，不如由合同法对情事变更原则作出明文规定，使法庭或仲裁庭在适用这一原则时有所遵循，减少裁判的任意性，减少滥用的危险。……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应否规定，而是应如何规定。”21 笔者认为，尽管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商业风险的区别在理论上容易区分，但对一般人来讲确实难以把握情事变更的界限。然而，情事变更制度下的权利为请求权，一方提出情事变更的主张须经对方同意才有情事变更制度的适用，否则争议将由法院（或仲裁机构）审酌，由法院判断是否构成情事变更。可见，情事变更制度的适用除双方形成一致见解外，都应由法院来掌握情事变更与否的界限。从实践角度看，我国法院有过作出情事变更判决的实践，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从理论上来讲，我国学者对情事变更制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以为审判实践提供指导；而且，国外相关的审判经验和理论成果也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们有理由相信法院会运用好情事变更这一法律制度来解决合同履行中的问题。所以说，“情事变更原则未被统一合同立法采纳，这是对法院的极度不信任。”22 就滥用裁量权的危险来看，法律不规定情事变更制度并不意味着法官就不会滥用裁量权，因为情事变更立法的空白并不妨碍法官依据公平原则对合同履行中的情事变更问题作出处理，而法律原则的抽象性使法官在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上具有更大的任意性。相反，如果通过立法严格规定情事变更的适用条件，使法院在审理情事变更案件时有所遵循，法官的自由裁量受到法律的约束，更有可能减少滥用情事变更制度的危险。但是，木已成舟，统一合同立法在情事变更制度上留下了很大的遗憾。错过了这个良机，只有期待在修改《民法通则》制定民法典时予以弥补。到了那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国法官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法官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整体司法环境有所改善，而且理论上的研究也更趋完善，情事变更立法的时机更为成熟，可以将情事变更作为公平原则下的一项法律制度规定下来，目的落空则作为情事变更的一种特殊情形来规定。但愿，美好的希望不再落空。* 本文即将发表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0卷。1 梁慧星：“中国统一合同法的起草”，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2 他们是：中国政法大学江平、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吉林大学崔建远、烟台大学郭明瑞、最高人民法院李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何忻、《法学研究》编辑部张广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3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合同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1999年3月13日），见《法制日报》1999年3月15日第2版。4 《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第288条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65条。5 李昌道主编：《当代西方经济法律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6 （英）施米托夫著：《国际贸易法文选》，程家瑞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7 Black's Law Dictionary, 245 (1979).8 Liebrich V. Tyler State Bank & Trust Co., Court of Civil Appeals of Texas, (1936) 100 S.W. 2d.&n bsp;152.9 《法学词典》（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10 李济涛、黄德新：“论涉及情事变更合同的处理”，载于《律师世界》1999年第5期。11 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187页。12 彭真明：“论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载于《政法学习》1993年第3期；王建林：“论情事变更原则在经济合同案件中的适用”，载于《法制与经济》1995年第6期。13 彭诚信：“情事变更原则的探讨”，载于《法学》1993年第3期；胡富华：“情势变更对经济合同影响力初探”，载于《法制月刊》1991年第2期。14 郑跟党：“试论情事变更原则及其适用”，载于《中外法学》1995年第5期；龚乐凡：“论不履约的免责事由”，载于《法商研究》1994年第5期；王宝发：“论我国合同法应当确立情事变更原则”，载于《法学家》1997年第2期。15 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16 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8页。17 马俊驹、余延满著：《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18 张新宝编著：《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1页。19 同12，第62-63页。20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21 梁慧星：“讨论合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专家会议上的争论”，见《法学前沿》1998年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221999年4月梁慧星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的“《合同法》高级研修班”上的讲话。

合同法论文篇(6)

众所周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而产生房屋所有权转移必须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房屋买卖合同除应具备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行为主体适格、意思表示自愿真实、行为内容合法、行为不违反社会利益和公共道德外，我国现行行政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还规定房屋买卖合同须经登记方能生效。同时，法学界也存在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即私有住房买卖合同的生效以在国家房地产管理部门登记为要件，（注：参见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第636页。）甚或，房屋买卖合同是一种要式合同，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并办理登记过户手续，未登记过户之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注：参见杨振山主编：《民商法实务研究》（合同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162页。）笔者认为，将产权过户登记视为房屋买卖合同生效要件的观点值得商榷，产权过户登记只不过是房屋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行为，而非其生效要件。（注：笔者注：对房屋买卖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因无争议，本文不述及。）一、房屋买卖过户登记效力相关法规和司法解释之演进 1983年12月27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第九条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份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份证明，到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办理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私买私卖城市私有房屋。”《条例》规定的本意显然是：未经办理登记手续的房屋买卖为“私买私卖”，所以其合同无效（注：参见梁慧星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1984年8月30 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六条规定：“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善的，应认为买卖关系有效，但应着其补办房屋买卖手续。”这一解释确立了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与否不以是否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为准的原则。但是未办理过户手续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的限制条件过多，既要买方交付了房款，又要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 1987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具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六条规定的批复》规定：“‘意见’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精神，只适用于解决‘条例’实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条例’实施后，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应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办理”。此批复将《意见》第五十六条规定仅适用于《条例》实施前的房屋买卖行为，即有条件地承认部分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但是，对于1984年8月30日至1987年12 月10日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本应适用《意见》第五十六条规定，而该批复却规定适用《条例》，显然破坏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造成此期间内的房屋买卖秩序不应有的混乱状况。 1988年1月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民法通则意见》）第85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合法转移后，一方翻悔的，不予支持。财产所有权尚未按原协议转移，一方翻悔并无正当理由，协议又能够履行的，应当继续履行；如果协议不能履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显然，该条规定也适用于房屋买卖合同。根据该条规定，产权过户登记只不过是房屋买卖合同的履行行为，并非房屋买卖合同的生效要件。但是，司法实践并未沿用此条规定，而仍以产权过户登记为房屋买卖合同生效要件为判案原则。如1990年2月17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私房买卖的成立一般应以产权转移登记为准的复函》强调：“……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以后，提出解除买卖协议，未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应认为该民事法律行为依法尚未成立。一方翻悔是允许的”。1992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怀与郭明华房屋买卖是否有效问题的复函》答复：“房屋买卖系要式法律行为，农村的房屋买卖也应具备双方订有书面契约、中人证明、按约定交付房款以及管理房屋的要件；要求办理契税或过户手续的地方，还应依法办理该项手续后，方能认定买卖有效”。 二、产权过户登记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的生效要件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把是否进行产权过户登记作为房屋买卖合同的生效要件的传统观点，是对登记制度属性的误解，把债权制度和物权制度混为一谈。（注：参见耀振华：《二重买卖的法律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 5期。）房屋作为不动产，具有不可移动性， 它不像动产那样可以通过直接具体占有向社会公示其所有权，房屋必须通过登记才能使权利变动的事实向社会公开。登记制度在国外是物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登记的效力上，无论是采登记要件主义的德国、登记对抗主义的法国、地券交付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均把登记作为物权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不将过户登记作为房屋买卖合同本身的成立要件，（注：参见郭明端、王轶著：《合同法新论·分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即认为登记制度属物权制度范畴，对债权关系（房屋买卖合同）成立与否、有效无效并无影响。我国现行立法和有关学说关于登记的效力采登记要件主义，不仅与世界法律发展潮流相逆，而且产生了许多理论和实践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下文分述之。 1、房屋买卖合同作为债权合同，属诺成性合同， 而产权过户登记只是房屋产权转移的必备要件。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房屋买卖合同作为买卖合同之一种，同样具有双务、有偿、诺成之特质。有人主张房屋买卖合同属实践性合同，要经过要约、承诺、产权过户登记三个阶段，即如未依法办理过户手续，则买卖合同无效（注：参见王尧华：《也谈城镇私房买卖合同的生效问题》，载《律师世界》，1995年第1期。）。其实， 主张房屋买卖合同属实践性合同的观点混淆了不动产物权转移合同与不动产物权变动要件之间的区别。从民法上讲，不动产物权转移合同是以转移不动产物权为内容的债权合同，该合同只要具备书面形式、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生效要件，便在订约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依合同所取得的权利亦应受合同法的保护。依据合同规定，出卖人有义务转移不动产物权，其在法定期限内应协同买受人前往登记机关办理物权变动登记手续，而买受人则有义务向出卖人支付价款，并有权请求出卖人交付不动产、及时与自己前往登记机关进行登记。不动产物权变动仅是不动产变动债权合同的履行效力所致，不动产物权过户登记也是合同的履行行为。既然过户登记是合同的履行行为，则在本质上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判断，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因此，认为房屋买卖合同属实践性合同，未办理登记手续的房地产物权转移的合同无效，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当然，并不是说房地产物权变动是房地产变动债权合同（即物权合意）的当然效力。不动产物权变动要件须包括双方当事人变动物权的债权合同和产权过户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必要条件两部分。这两部分既互相独立，又相互统一。只有债权行为而无登记或者登记成立而债权行为无效，均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换言之，不动产物权转移合同的有效成立不等于物权已经转移，同时也不能因物的所有权变动未履行登记手续而否认不动产物权转移合同的有效性。当事人未履行法定的登记手续，只标志着物的所有权变动无效或未发生变动，但契约的效力不受影响，即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登记不是契约是否有效的标志，而是物权变动效力的标志。是否办理登记手续不应影响到合同的效力。 2、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在前，产权过户登记在后， 将登记作为房屋买卖合同生效要件的观点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登记行为的发生，是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为前提，即买受人基于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才获得请求出卖方协助履行登记行为的权利，出卖人才相应地负有协助履行登记行为的义务。登记是这一对权利义务相互运动的结果。若登记前，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或不成立，则登记本身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条例》第七条关于私房所有权转移登记时须提交“买卖合同”之规定，就已证明先有有效的买卖合同，然后才能履行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否则，无效合同怎能作为产权变更登记的证件，而且据此发放房屋产权证呢？同样，既然房屋买卖合同在产权过户登记前无效或不成立，则买方就无支付房款的义务，卖方更无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义务。另外，政务院1950年4月3日公布的《契税暂行条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房屋买卖完纳契税，应于契约成立之后三个月内办理之，逾期交纳者，除照章补税外，每月加收税额的20％，不足一月者以一月计，但加收税额不得超过房价。”此即说明契证应于契约即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后三个月内取得。根据《条例》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只有取得契证，才能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显然，倘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或不成立，房屋买卖当事人又怎能完纳契税，取得契证？这说明，买卖合同成立时间、契证取得时间、产权过户登记时间是不同步的。那种以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为由来否认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允许当事人随意翻悔的观点和做法，特别 是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将产权登记作为1987年12月10日之后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生效要件的做法，是与《条例》和《契税暂行条例》相冲突的。 3、就登记行为本身的性质看，登记仅起物权公示作用， 并没有决定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职能。房屋作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重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价值巨大，关系国计民生，保护交易安全，国家介入房屋买卖，进行统一登记过户，体现了国家为社会利益而对房屋产权的流转进行干预。这种干预在合同生效后介入已经足够了。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契约自由，只要当事人就房屋买卖条件达成一致，符合法律规定，合同即应生效，不应再以与交易无关的行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为条件。倘把登记作为合同生效的要件，则势必使登记审查变成对双方可否签订买卖合同及签订后的合同是否有效的确认，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房管部门的职权。而事实上，此项职权只属于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更何况在某些情况下，迟延登记或未登记可能是因登记机关的原因造成的，这些情况更不能影响合同的效力。 4、将登记作为房屋买卖合同的生效要件， 在实践中将会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 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鼓励滥用权利。由于房屋买卖合同在订立后、产权过户前尚未成立和生效，导致出卖人基于自身利益而一房多卖，或者待房价上涨，故意不协助买方办理产权过户登记，而不承担违约责任，致使合同形同虚设，交易秩序难以得到维护，助长不法行为人规避法律甚至欺诈的行为。 ②不利于对无过错方利益的保护。 ③难以适用于所有权保留的分期付款房屋买卖合同和商品房预售合同。④不适用于拍卖形式。拍卖成交，房屋买卖合同即为有效成立。应买人必须履行合同与出卖人办理房屋买卖手续。若未经登记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话，则在登记之前，该应买人可以拒绝登记而使合同归于无效。这显然与《拍卖法》相违背。 三、结语 方违约后也应当承担定金和违约金责任。因此，《民法通则意见》第85条规定内容是合理的。我国正在制定的统一合同法和物权法关于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成立和房屋产权过户登记关系之规定，应采纳《民法通则意见》第85条规定，明确产权过户登记在房屋产权变动中的公示作用，规定过户登记是房屋买卖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其生效要件；应赋予当事人基于房屋买卖合同的债权请求权，即使产权未经过户登记，出卖人翻悔却无正当理由，买受人有权请求出卖人协助其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成立和产权过户登记是房屋产权转移的生效要件。登记是房屋产权转移的必要条件，而非房屋买卖合同的生效要件。房屋买卖合同只要具备书面形式、行为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等合同的一般生效条件，即为有效成立，双方当事人必须信守。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前，一方无正当理由的，应责令其继续履行：买受人没有支付房款，应责令其支付；出卖人没有将房屋交付买受人使用或管理的，应责令其交付；未依法完纳契税办理契证的，应着其纳税办证；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应着其补办。同时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都将构成违约，承担违约责任；若合同规定了定金和违约金责任，一

合同法论文篇(7)

从实践看，长期以来，我国劳动法和民法是两个并行而独立的领域。民事立法中没有对劳动关系进行明确的规范。不管是1986年的《民法通则》，还是1999年的《合同法》，都既没有规范劳动关系的内容，也没有规定雇佣合同。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任务一直以来都是由劳动法承担。1994年我国颁布《劳动法》，第1条就明确规定劳动法调整劳动关系，其中第3章为“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因此，在我国，涉及劳动合同的内容是由劳动法来规范和调整的。 但从现行《劳动法》调整劳动合同关系来看，仍存在许多问题，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1、《劳动法》关于劳动合同的条文过于简单，一共只有17条。很显然，用区区17条条文调整纷繁复杂的劳动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劳动法》对劳动合同的内容，从合同的订立、效力、合同条款、合同期限、合同的变更、终止和解除、以及合同的责任等都作了规定，但多属于原则性的规定，在具体的适用上，许多问题难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2、《劳动法》对劳动关系的调整范围过于狭窄，把许多应当由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雇佣关系）当作劳务关系而排除在外。导致该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劳动法》的适用范围过窄。按《劳动法》第2条的规定，现行《劳动法》适用于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不符合该规定的条件的，都不适用劳动法。致使许多从事雇佣劳动的劳动者，被排除在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如一些建筑工地工作的劳动者，由于主体不合格，不能适用劳动法，一旦发生纠纷，只能按劳务关系，适用普通民事法律。 二是劳动合同规定的形式要件过于严格，致使形式要件有欠缺者，同样可能被排除在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如未订立劳动合同，或订立的劳动合同有瑕疵，则同样被排除在劳动法的范围。 三是政策性因素所致，如一些地方政府出台务工许可证，致使一些外地务工者由于未及时办理务工证，即使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双方发生纠纷，往往也被法院判定为非法劳动关系，不能得到劳动法的保护。 四是理论认识的偏差所致，如认为不能存在双重劳动关系，如果存在双重劳动关系的，则其中一种为劳务关系（具体原因在下文分析）。劳务关系同样也不受劳动法保护。 如此一来，许多本质上就应当属于劳动关系的各类关系被当作劳务关系来看待，适用普通民事法律。民法所谓劳务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就劳务的提供与报酬的给付所达成的协议，遵循意思自治、合同自由和等价有偿等原则，纯粹是一种债的关系，当事人双方除特别债权债务关系外无特别义务。而实际上，上述的几种被劳动法所排除的关系，本质上与劳动关系无异，最主要的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从属劳动关系，但由于不适用劳动法，结果使得劳动者在劳动报酬、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劳动保护、工作时间、社会保险特别是工伤待遇方面与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这是不符合我国宪法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宗旨的。即使认定为雇佣关系，由于我国合同法没有规定雇佣合同，因此无法延伸雇佣合同的附随义务来保护劳动者。有鉴于此，应当尽快修订劳动法，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把所有劳动关系（除国家公务员和特别法规定的主体外）都纳入到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 二、劳动合同与事实劳动关系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劳动关系的调整已逐渐从行政手段转变为法律手段。按照我国现行劳动法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而在现实的劳动就业市场中，并非所有的劳动关系都能依照法律规定建立，因而导致事实劳动关系的大量存在。 事实劳动关系的提出与劳动合同关系的特点有关，劳动者的劳动（劳务）一旦付出，就不能收回，即便劳动合同无效，也不可能像一般合同无效那样以双方返还、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来处理，否则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只能适用事实劳动关系的理论来处理当前大量存在的事实劳动关系的问题。在涉及劳动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时，国外也有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理论，如德国法认为，如果劳动合同被宣告完全无效的话，业以存在的劳动关系将被视为“事实劳动关系”。其对未来没有约束力，但只要一方付出了劳动，该劳动关系就被视为处于有合同状态。目前我国理论界对何谓事实劳动关系也有不同看法，有认为是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未继续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有认为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既无劳动合同又存在着劳动关系的一种状态；还有认为是一种形式要件不合法而实质要件均合法的 劳动关系。[12]我们认为，要准确界定事实劳动关系的概念，既要把握其实质，又要有高度的涵盖。因此，事实劳动关系应当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从属性劳动、但不符合劳动合同成立的法定要件的劳动力使用和被使用的关系。一般认为，事实劳动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无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二是无效劳动合同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三是双重劳动关系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就事实劳动关系的本质而言，与劳动关系并无本质差异，之所以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它可能是由于不符合劳动合同的法定形式要件，或者是订立劳动合同有瑕疵，或者是主体不适格（主体不适格只存在于劳动者方面而非用人单位）。以下我们分别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