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国际论文篇(1)

1.国内学术期刊，目前90%为收费发表论文，也就是说，作者发表论文需要支付版面费。

2.学术期刊在发行方面一向比较艰难，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一般作者是不会花钱买一些学术性质的杂志来看的。因为这个原因，国内学术期刊自2003年的事业单位转到企业单位后，一切运营要自负盈亏。所以自2003年来，学术期刊陆续开始收费发表论文.

3.只为职称只求毕业的多。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学术期刊的现状。

4.不收版面的杂志现在很少了，而且稿件的审核时间往往需要2-4个月的时间，然后再等2-4个月等待文章发表出刊。（到时就怕文章没有录用，白等了这么长时间，评职称的机会错过了，得不偿失啊）

5.风险提示：并不是所有的杂志发表了论文都有效的。杂志有正规的有非法的，因为期刊行业开始了收费发表论文，所以很多不法分子使用非法期刊征稿，其目的无非就是敛财。非法期刊发表的论文属于无效的。

6.如何辨别期刊的真伪？通过新闻出版局工作人员的回答：凡在国家新闻出版局查询系统里查询不到的刊物，均为非法刊物。所以作者可以通过国家新闻出版局的数据库进行刊物查询。

7.查询系统里查不到的是非法期刊，那查得到的一定是正规期刊吗？

答案：非也。很多不法分子通过盗用刊号，私自印刷等手段，使广大作者分辨不清真假。但作者们需要注意，盗用了别人的刊号或刊名的非法期刊是无法将文章登陆中国期刊网等数据库查询系统的。所以学术参考网在某些程度上成了期刊鉴定的又一方法。很多单位都要求文章能够登陆学术参考网才算。

发表国际论文篇(2)

    关键词:医学论文英文摘要;体裁分析;宏观体裁结构;微观语言特点

    一、研究背景

    摘要是研究性论文的精华,是论文内容的浓缩。摘要书写的好坏,直接影响论文在期刊中的收录和检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学学者希望通过国际知名医学期刊交流学术思想,展示研究成果,而能在这些期刊中发表文章就意味着得到学术界的肯定。然而中国医学学者在这些世界期刊中发表的文章少之又少,有些竟然在审阅时就被拒之门外,除了论文内容外,英文摘要的书写是制约收录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学术界对此方向的研究相对较少。

    基于对医学论文英文摘要对比研究的不足,本文以体裁分析理论为主,通过建立语料库的方式,对三种不同期刊的英文摘要进行分析,找出国内学者在书写摘要方面与国际知名期刊的差距与不足,为他们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提供参考价值,同时也为英文摘要的书写及写作教学提供重要的实践依据。

    二、理论基础

    自1970年起,体裁作为一种理论被广大语言学学者热捧。Swales认为,“体裁”是由一系列交际活动组成,这些交际活动有着不同的交际目的,只有共同话语社团成员才能认可并理解。Bhatia(1993)根据Swales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体裁”是一种可认知的交际活动,其交际目的被特定职业或学术群体成员认同并理解。它是一个内部结构特征分明,对交际内容,形式及功能有着约定俗成的交际事件。可见,区分不同体裁最重要的标准乃是交际目的。

    许多中外学者都对“体裁分析”有相关研究。Bhatia(1993)认为:“体裁分析”作为话语分析的高级阶段,其目的在于通过分析语轮来揭示语篇的内部组织结构,并弄清语轮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实现交际目的的。他在《AnalyzingGeare:Language Us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一书中指出,摘要应该包括引言一方法一结果一结论四个语轮;Salager—Meyer(1992)提出引言一目的—方法一结果一结论框架;葛东梅(2002)在其论文中采用背景一目的一方法一结果一结论五个语轮进行分析。根据结构模式的全面性,本文将采取背景一目的一方法一结果一结论五部分析模式。

    三、研究方法

发表国际论文篇(3)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发表国际论文篇(4)

关键词:医学论文英文摘要;体裁分析;宏观体裁结构;微观语言特点

一、研究背景

摘要是研究性论文的精华,是论文内容的浓缩。摘要书写的好坏,直接影响论文在期刊中的收录和检索。近年[:请记住我站域名/]来,越来越多的医学学者希望通过国际知名医学期刊交流学术思想,展示研究成果,而能在这些期刊中发表文章就意味着得到学术界的肯定。然而中国医学学者在这些世界期刊中发表的文章少之又少,有些竟然在审阅时就被拒之门外,除了论文内容外,英文摘要的书写是制约收录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学术界对此方向的研究相对较少。

基于对医学论文英文摘要对比研究的不足,本文以体裁分析理论为主,通过建立语料库的方式,对三种不同期刊的英文摘要进行分析,找出国内学者在书写摘要方面与国际知名期刊的差距与不足,为他们在国际期刊提供参考价值,同时也为英文摘要的书写及写作教学提供重要的实践依据。

二、理论基础

自1970年起,体裁作为一种理论被广大语言学学者热捧。Swales认为,“体裁”是由一系列交际活动组成,这些交际活动有着不同的交际目的,只有共同话语社团成员才能认可并理解。Bhatia(1993)根据Swales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体裁”是一种可认知的交际活动,其交际目的被特定职业或学术群体成员认同并理解。它是一个内部结构特征分明,对交际内容,形式及功能有着约定俗成的交际事件。可见,区分不同体裁最重要的标准乃是交际目的。

许多中外学者都对“体裁分析”有相关研究。Bhatia(1993)认为:“体裁分析”作为话语分析的高级阶段,其目的在于通过分析语轮来揭示语篇的内部组织结构,并弄清语轮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实现交际目的的。他在《AnalyzingGeare:Language Us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一书中指出,摘要应该包括引言一方法一结果一结论四个语轮;Salager—Meyer(1992)提出引言一目的—方法一结果一结论框架;葛东梅(2002)在其论文中采用背景一目的一方法一结果一结论五个语轮进行分析。根据结构模式的全面性,本文将采取背景一目的一方法一结果一结论五部分析模式。

三、研究方法

发表国际论文篇(5)

［关键词］初始国际化；区位选择；多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26-0049-02

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步伐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扩展国际市场或提升研发能力的战略性举措。然而,面对后发国家跨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主要以发达国家成熟的MNEs为基础的国际化理论并无法给出全面合理的解释,可见揭示发展中国家企业OFDI的特征并据此探索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1 理论框架与研究命题

企业国际化过程一直是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热点。自海默(Hymer,1960)开创性提出垄断优势理论之后,学者们从不同研究视角不断丰富着这方面的研究。其中Johanson国际化过程理论和邓宁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被认为是解释企业国际化过程的两个主要理论。

国际化过程理论强调知识的重要性,认为“干中学”是企业获取经验知识的唯一途径。由于初始国际化时企业缺乏特定市场知识和一般国际化知识,注定了国际化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另外,从规避风险角度该理论建议企业应把心理距离近的国家作为初始目标市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则提出企业OFDI所能利用的优势有三种：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只有同时拥有这三种优势企业才完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否则应该选择出口或许可证等方式参与国际市场。

综合分析发现：首先,这两个理论是在对发达国家MNEs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而发展中国家企业不论是外部环境、自身优势还是国际化动机同发达国家相比都不尽相同；其次,国际化过程理论强调国际化的困难,国际折衷理论则更加关注企业国际化所具备的优势。但国际化本身是一个困难与优势交互影响的过程,单从某一方面进行分析都具有片面性；最后,这两个理论本身存在局限性,如：OLI分析框架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逆向投资问题、对于“干中学”观点,Forsgren(2002)指出模仿学习及专业人才引入都是获取国际经验知识的方式。可见,将两大理论单一直接地运用到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不妥的,有必要将它们加以整合,并根据研究发现对整合的理论框架进行扩充,以更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过程。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将以中国电子信息企业为例,试图揭示中国企业初始国际化区位选择的特征,并根据案例发现分析企业是如何在权衡国际化困难和优势后作出决策。

2 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相对于其他研究方法,案例研究能够修正已有理论中相关概念之间的结构关系,进而扩展现有理论体系的解释力。Yin(1994)指出案例研究特别适合于回答“如何”与“为什么”性质的问题。本文旨在通过揭示中国企业国际化决策特征来评价现有理论的适用性并根据研究发现扩充相关理论,这点与案例研究方法的优势不谋而合。另外,相对于单案例研究,不同案例之间的比较有利于对结论形成有力支撑,使分析更具普遍性(Yin,2002a)。因此,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

(2)案例选择。案例研究中选择样本的标准是根据案例的特殊性而非一般性,即所谓的“探索性逻辑”(Yin,2002b)。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市场化程度和竞争程度最高的产业,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而且在国际化活动中表现突出。因此,选择电子信息产业是研究中国企业国际化决策特征的有效途径。关于案例数量,毛基业(2010)指出案例数量应足够多以达到印证所提出理论模型目的。本文以2006-2009年四届电子信息产业百强企业名单为基础,在综合考虑全球竞争力、国际化程度及影响力基础上,最终选取了华为、海尔、联想、海信、中兴、TCL、长虹、康佳、创维、格兰仕、格力、春兰、京东方、美的14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

(3)数据收集。资料收集过程遵循多样化信息来源有效性原则,考虑到案例企业公共数据充分,本研究主要通过如下三种途径：第一,公司原始文件,包括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文件、重大事件记录及主页文字；第二,公开出版物,包括公司内部刊物、年报及案例企业国际化相关书籍；第三,通过期刊数据库及中国电子信息网等检索与案例企业相关的文献资料。多种来源的证据形成“三角验证”提高了研究信度和效度。

(4)数据分析。遵循多案例研究从案例内分析到跨案例分析的步骤,本文先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创建14个案例企业的“活动项目表”,重点关注企业国际化方面的活动。然后就区位选择维度进行汇总,绘制 “初始国际化区位选择表”。

3 案例发现

为了体现国际化过程困难与优势的交互影响,同时也以整合的理论框架保持一致,我们用文化距离和发展水平两个指标来衡量目标市场。具体而言,基于Hofstede对文化距离的研究,本文用他提出的权利距离指数(PDI)、个人主义指数(IDV)、男权主义指数(MAS)和不确定规避指数(UAI)4个维度来评估目标国的文化特征,并运用Kought和Singh提出的公式计算出各国与我国之间的文化距离：

CDj=Iij-Iic2/Vi/4

(1)

其中CDj表示第j个国家与我国的文化距离；Iij、Iic表示第j个国家或本国的第i个维度指数；Vi表示我国第i个维度的方差。在评估东道国发展水平时,本文则利用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它是健康状况、教育和生活水平三个指标的平均值由于联合国每年的HDI指数是根据前两年甚至更久前数据计算出来的,为了增加时间和各国发展程度的匹配度。因此,我选用2000年联合国的HDI指数。。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HDI=0.8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界线,HDI数值越大意味着发达程度越高。结合“案例企业初始国际化区位选择表”就可测算出案例企业初始国际化目标市场的发展指数及其同我国的文化距离。

根据文化距离远近和东道国发展程度进行归类发现,企业初始国际化区位选择存在A、B、C、D四种战略模式。其中,选择A模式的企业最多,共7家占样本总数50%,B、C模式次之,分别有4家和3家,而选择D模式的企业暂时还没有。显然,这同案例企业主营产品无关。因为中兴和华为的主营产品都是程控交换机,但是中兴选择A模式,而华为则选择B模式,类似的还有美的和海尔。但如果从国际化困难与优势角度出发就不难解释上述现象,对于这点在案例讨论部分我们将进一步分析。

4 案例讨论

我国大部分企业选择到文化距离小于2的国家设立销售子公司,这点与国际化过程理论相符,文化的相似性使母国产品及国内积累的知识和资源转移到东道国更容易,这实质上减少了国际化的困难。另外,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完善全球销售网并提升品牌知名度除了国际化难度的下降外还离不开企业的国际化优势,但在具体依赖的优势上A、C模型又因发展水平而呈现差异性。A模型选择发展水平一般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体现了MNEs的所有权优势——所利用的生产技术使得产品能更好的调整以适应其他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或东道国不完善的基础设施。而选择C模型的企业更多的是出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如：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及健全的法制；接近高收入者,提高利润率。由于C模式对企业产品及技术管理各方面的要求较高、难度更大,因此选择该模式的企业数量较A模式少。

另一方面,虽然进入文化距离和发展水平均差距较大的发达国家增加了企业国际化的难度,但如果企业OFDI的优势收益足够大,企业到这类地区投资也是可能的,特别是对于资源寻求型企业,把发达国家作为东道国很大程度是因为发达国家拥有更加先进的技术,因知识具有情景依赖性,只有到发达国家去才能获取,即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比困难更加显著。案例中联想、华为、京东方和长虹选择B模式,纷纷到发达国家设立联合实验室或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其获取东道国先进技术的意图就是印证。

最后,对于文化距离大、发展水平一般的D模式,因为既不利于母国优势资源的转移又不具有发达国家高收益、新技术的优势,所以案例中还没有企业选择该模式。

5 结论与展望

为了全面体现国际化过程困难与优势的交互影响,本文首先对现有理论进行整合,然后通过多案例研究方法对企业初始国际化区位选择进行分析,以评价整合理论的适用性。研究表明OFDI区位选择是权衡国际化困难与优势的结果,企业应该做好战略规划,统筹分析困难与优势后再做出决定。当然,本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后续研究应搜集更多不同产业的样本,对本研究的框架与结论进行验证与补充,以更全面的揭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

发表国际论文篇(6)

国际法的理论建设其任务是艰巨的。当前，我国学术界对国际法理论创新进行研究的学者不多，主要有厦门大学的刘志云教授与徐崇利教授等。他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进行国际法的理论建设。其中，刘志云教授发表该方面的相关论文有：《试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法角色定位》、《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研究的三次联结及其影响》、《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国际法》、《“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当代国际法》〔4〕等。徐崇利教授发表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之跨学科研究：历史与现状》、《中国的国家定位与应对WTO的基本战略———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科交叉之分析》〔5〕等论文。笔者认为概念与范畴的确立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因此，就研究起点而言，国际法理论建设首先必须寻找构成国际法理论的独特的概念。人的思维工具是由概念、判断、推理组成的，概念、判断、推理的体系构成理论。概念是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判断是对事物情况有所肯定或否定的思维形式，而推理则是根据一个或一些判断得出另一个判断的所谓过程。概念、判断、推理三者具有内在联系，其中概念是思维的基础和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体系就是概念的体系。因此，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概念的建立与创新。那么怎样建立这一概念？事实上，理论上的变革不是突然之间形成的，也不是在某一天就能实现的，这一变革是渐进性的形成的，某些迹象、线索与轨迹在现有的国际法研究中已经展现。如公物、公域、准国家、人类共同利益等，这些概念都是国际法所特有的，但目前仍未被充分开发。“公物”一词经常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但与法律上的“公物”有区别，法律上“公物”的涵义比较狭窄，如《上海市财产拍卖规定》第10条（公物的定义）将该规定所称的公物是指具有以下特征的财产：（1）执法机关收缴的罚没财物；（2）执法机关追缴的依法不予返还的物品；（3）法律、法规规定或者国家机关认为需要以拍卖方式转移所有权的国有资产；（4）需要以拍卖方式处理的无主物。国际法上的“公物”指南极、北极、月球、公海、电离层上下空间、外层空间的自然资源等以及人类基因组等这些人类的共同财产。南极、北极、月球、外层空间这些地区可以被称之为“公域”。“准国家”这一概念是指国际组织、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组织这类国际法主体，它们类似于国家，但并不是国家。上述这些概念是从现有国际法研究中抽象出来，含有建立国际法理论的重要信息。但目前尚未未引起国际法人的充分关注，从这一角度而言，国际法事实上已在进行着“悄悄的变革”。范畴已经成为各门科学中普遍使用的一个专门术语。在现代汉语中，范畴一般是指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在具体学科研究中，范畴一般是指那些概括和反映了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概念与范畴相比较,概念具有实际具体性,范畴具有理论抽象性。因而,范畴是比概念更深刻的东西,它更注重于客观事物的本质概括和反映。在国际法上诸如国际法的基本价值是国际法的重要范畴之一。可以说，国际法的基本价值是国际法理论研究之核。那么，国际法的基本价值是什么？和平、安全、人权、正义、秩序等在国际法的基本价值中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作用？这是国际法理论创新中不能不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

二、国际法理论创新需要运用现有国内法理论，与国内法“接轨”

国际法与国内法无论在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不同的规律，但不能忽视其共同性。因此，就方法而言，建立中国国际法理论体系不能离开对我国国内法的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运用。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理论之间的联系

不少学者认为国际法的基础是民法，说明国际法理论建设离不开民法，尽管国际法主要是国家间的法，但其法言、法语与法理等与国内法理论有较深刻的联系。这些联系从宏观上而言，表现在如下方面：1.领土法中的领土取得与变更。在传统中，国家取得领土方式有五种形式，包括先占、添附、割让、征服和时效，其中的先占、添附和时效也属于民法上的概念。现代国际法所确立的领土变更方式包括民族自决、收复失地与归还领土、领土交换、公民投票等。现代国际法所确立的领土变更方式与宪法的关系密切，同时收复失地与归还领土、领土交换与民法之间具有深刻的联系。2.空间法中的民法问题。在空间法中有《空间实体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该公约于1972年3月29日通过，其中的损害赔偿问题涉及民法中的重要理论与制度。3.国际条约法则体现了更多的民法的性质。在国际法律责任中有国际损害行为的责任，这一责任具体是指：“国际法律责任主体在从事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中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6〕其中包括《维也纳核损害民事赔偿责任公约》、《核动力船舶营运人双重责任公约》、《关于油污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的国际公约》等。

（二）国内法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法律理论，国际法应予以借鉴

国内法的各部门法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法律理论，其中共同的理论就有法律行为理论。对此，国际法应予以借鉴。笔者认为，国际法不重视对国际法律行为的研究，是国际法理论研究的重大缺失。事实上，现有国际法中大量分析了国家的行为，如就国家行为的分类中，现有国际法已经将国家的行为分为：行为、非行为，政治行为、商业行为等。国家行为的种类包括继承、承认、外交、缔约等。任何法律包括国际法首先是对行为的规范，但现有国际法理论对国际法律行为几乎没有反映，也没有这方面的已经公开的研究成果。其他如国家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其权利能力一律平等，而行为能力并不平等，否则就不能回答，为什么各个国家在联合国中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所缴纳的会费等费用不一样，特别是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但交纳的费用比德国、日本少。诸如此类，我国学者们在这方面几乎也没有建树。

（三）当今的国内法本身已经反映了世界的法律文化

国内法的许多理论事实上来自于“西方”，如我国民法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就有许多借鉴之处。因此，国际法理论对国内法现有理论的借鉴，也包含了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借鉴。同时，国内法理论建设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积累，并已经在逐步完成“本土化”。因此，对国内法的借鉴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可以说这一方法是完成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捷径。

三、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是国际法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源泉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就造就了“东方奇迹”，如何解读这一“东方奇迹”成为中外学者共同面对的热点话题，于是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等热点话题。中国入世以来有何成功经验？问题何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关系如何？值得思考的是，在中国“法治不健全”、“我国缺乏法治的传统”这一基本思维定势的背景下，在中国的法制建设中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在法制建设方面，2011年3月1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是当下对于我国法律体系建设的基本判断。根据这一判断，法制建设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无疑是存在着的，并且是需要总结与提炼的。在这一前提下，国际法领域，是不是同样存在“中国经验”？尽管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华法系在古代早已形成独特的国际法思想与实践。〔7〕问题是中国虽然出现了不少国际法的思想，但是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国际法本质上仍然是一门从西方引进的学科，所以其课程内容体系、表述方法，往往都体现了西方的法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的内容和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西方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但不能因此一笔抹杀中国对国际法发展的影响与中国的未来发展对国际法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东方价值观将渐渐地融入主要体现西方价值的国际法，中国传统的和平文化对当代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东方文化的价值所在。中国文化对国际法理论建设的意义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君子和而不同———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处

《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教导人们怎样和其他的外来因素、外来文明打交道。美国资深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该理论声称: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冲突将不再是武装力量的冲突，而是文明冲突;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联合将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对手。事实上，持东西方文明对立类观点绝非始自亨廷顿。早在100多年以前，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就说过“: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两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有学者认为亨廷顿的论调只不过重复、延伸吉卜林的观点而已。与“君子和而不同”有同样境界的是墨子，墨子以“兼爱”、“非攻”为基本思想，核心就是主张强不凌弱，富不压贫，维护和平，反对侵略。墨子生活在饱经战乱的战国时期，深刻地了解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危害。他反对战争主张诸侯之间应遵循“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和睦共处，做到“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墨子所说的“利”，不是一国的私利，而是天下的公利，就是要互惠互利；所说的“爱”不是自爱，而是互相尊重，就是使“天下之人皆相爱”。只要人们都信守这个原则，自然可以消除战争，共享和平与安宁。尽管当时的“列国”，同今天讲的“国际”并非同一意义，墨子的主张与当时国家需要统一的大趋势也并不完全合拍。但是，他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对于今天的国际社会来说，则更具有普遍意义。当世界人民在寻求和平与安全途径的时候，墨子“兼爱”、“交利”的呼吁，不能不再次拨动人们的心弦，引起世人的共鸣。墨子的名言“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在日常生活中已被简化成“强不执弱，富不侮贫”，这一理念体现了中国的和平文化并能适用于当今的国际社会。

（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他国“人权”与“”的尊重

1998年，全世界100多个宗教组织代表集会发表“普世伦理宣言”，将中国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写进宣言。〔8〕儒家文化中的“仁”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重要作用“，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它要求“仁者爱人”“，仁者爱人”同样可以用西方的思想予以解读，在犹太古谚说：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实上是“仁者爱人”的重要体现。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仁者爱人”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要求人们爱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从其反面通过对人们行为的限制来爱他人。因此“，仁者爱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句话形成了互为补充的人类社会伦理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西方也很流行，可以运用到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当前以美国为首的霸权政治对于世界和平的挑战是严峻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拒签《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规约》，撕毁《反导条约》、公然撇开联合国发动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等，使美国的霸权政治表现出极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至上的倾向，世界和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对于战争，人类应有共同伦理底线。美国人不会希望外国军队携千万颗炸弹到其本土来“替天行道”“、维持治安”，而美军的热压弹、集束炸弹、贫铀弹这些瞬间造成大量伤亡或长期污染环境、摧残人体的炸弹，已经造成了其他国家人民的巨大痛苦。美军在伊拉克的狂轰烂炸一定是美国不希望在其本土发生的，是其所“不欲”的。中国式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柔性与中庸原则是美国政府所无法了解和理解的。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的现实，使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将美国新战略的基调定位于“立即消灭敌人”，而没有顾及这样无限制地诉诸强权和武力，将会激起更多的敌人。美国政府认为用武力称霸全球“是通往天堂的道路之一”，但是这一道路是极其狭窄而危险的。

（三）“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式的“非战”观

“武圣”孙子不是一位霸权主义者，而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孙子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非战”是《孙子兵法》的精髓，所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就是说凡用兵之法，百战百胜，并不是最好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最好的。其具体措施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许多版本一般将这段话解释为，战胜敌人最好的办法是运用谋略，其次的办法是通过外交手段，再次是用军事手段，最差的办法是攻打敌国的城池。过去《孙子兵法》文本中有“霸王之兵”的记载，使人误以为孙子是一位霸权主义者。而根据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真正的原文应是“王霸之兵”，其义应是“王道”。与西方的《战争论》不同，《孙子兵法》通篇贯穿着“非战、和平”的崇高理念，追求和平、谋取发展是《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伐谋”强调“毁力为下，攻心为上”，它包含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运用智谋更加巧妙地调动力量、运用力量和转换力量，最终战胜对手;另一层意思是在战略层面上进行智慧的较量，迫使对方改变战争计划，放弃对抗的企图。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后一层意思是讲“攻心战”。从表面上看，战争是力量之间的对抗，从实质上看，战争是要达成政治目的，最终是为了征服对方的意志，是要攻心的。实现“非攻”而胜，就是要求战略家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以征服对方的意志和迫使对方放弃企图为目的，巧妙地运用力量和各种手段，达到一种“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战略效果。近来有学者对“伐交”的准确含义作出新解。但总体而言，这与现代国际法所确立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有相同的内涵。现代国际法允许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主要包括政治解决与司法解决两类。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政治方法包括谈判与协商、斡旋与调停、调查与和解。可以认为这与《巴黎非战公约》具有同样的理念，其精神是国际法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所要求与提倡的。

（四）“先礼后兵”“、勿杀无辜”等———对国际法人道主义法思想的表达

战争在传统国际法上是合法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方式，战争并非目的，只是手段而已。即使战争不能避免，仍然要受到习惯法的约束。“先礼后兵”不仅仅是对战争程序的制约，也是对解决纠纷的友善原则，其主旨是让求战方尽最大诚意，做最大努力，通过协商等方法解决矛盾，以利各方利益。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诉诸于战争手段。“勿杀无辜”是对战争的限度的制约，体现了国际人道主义思想。这些思想的实践，表明中华古代的和平与战争思想与当代的国际战争法规则不仅有融通之处，更有对促进当代国际法发展的因素。所以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华法系在古代早已形成独特的国际法思想与实践。在世界近代史中，璀璨的中华文明遭到了西方殖民者炮舰的蹂躏，西方文明从此主导世界，西方的价值观也就成了“主流”的价值观。国际法也就成了所谓“西方”的国际法。在西方法律价值观主导的秩序中，其他法系包括中华法系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9〕因此，在国际法研究中，我们对英美国际法所表现的尊敬是必要的，但大可不必崇拜到失去自我的状态。而且，建立中国国际法体系的根本之一，在于对中国文化的“清醒”与“自觉”，在于用国际法原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就研究风格而言，国际法理论建设要敢于坚持中国国际法学的独特性，中国的国际法实践离不开本民族的土壤与本民族的实践，所谓“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民族的”。事实上，我国对法律包括国际法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不同于英美国家，这就是西方法律强调从个人的角度、个人权益的维护来认识法律包括国际法，如美国国际法学者路易斯•亨金的著作《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就把国家视为“人”，而我国乃至整个东方强调国家、社会，并从国家、社会的角度认识法律与国际法，并在这一基础上设计法律制度。因此，笔者提出建立中国国际法体系的根本之一，在于对中国文化的“清醒”与“自觉”，建立中国国际法体系的重要途径，在于用国际法原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四、国际法理论的核心是建立对的制约机制

（一）在国际关系中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正风起云涌，这一浪潮席卷了全球，“地球村”的各色人种需要共同的“游戏”规则。因此，需要重新思考一度曾经绝对化了的观。“入世”正在促进我国法律观的变革，其基本走向为：从纯国家意志的法律观到相对国家意志的法律观，从国家主义的法制观到世界主义的法制观，从绝对的法律观与相对的法律观。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国际法理论之核是什么，这是我们进行国际法理论创新的关键。目前我国的国际法理论与二十年前的王铁崖所处的时代相比，其实质内容并没有变化，而国际社会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找到国际法理论之核。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实质上就是对的制约的历史，如从传统的公海自由到公海上的管辖权，从国家的绝对豁免到相对豁免等。笔者认为树立国际法的权威，其要义在于对的制约与法律控制，包括国家也应承担国际法律责任。所谓有权力必有职责，有必有责任。否则，国际法就容易成为形式，甚至是一种“美丽的谎言”。我们不认为“是一个神话”、“概念是一种错误”，是现实的也是必需的，但同样需要根据国际法加以控制。

（二）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利属性

发表国际论文篇(7)

戴季陶是民国初年著名的新闻编辑家。从《中外日报》起家，其先后担任过《天铎报》、《光华日报》的主笔、编辑，创办过《民权报》、《星期评论》、《建设》杂志。但国内现有的新闻史对他的新闻编辑活动少有提及。本文详细梳理了戴季陶的报刊编辑活动，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总结。

一、自由主义报人的“天仇时期”

1909年戴季陶从日本留学归国，在江苏担任教习。因对《钦定宪法大纲》放言品论，引起了满清官员的忌恨。1910年春，戴季陶离苏赴沪。“他认为应该改弦易辙，另辟蹊径。几经考虑后他选择了一个新的职业――新闻记者”

戴季陶初到沪任职于倾向于改良的《中外日报》，其革命主张为报社所不容。1910年9月，戴季陶应聘《天铎报》。《天铎报》属资产阶级革命派刊物。戴季陶的文章针砭时弊，进《天铎报》两个月后，被破格提拔为总编辑。从1910年9月28日到1911年4月27日，戴季陶在《天铎报》上以“天仇”为笔名，发表言论一百四十多篇，涉及内政外交、经济、教育、司法、市政建设等重要问题。这些文章“以及其锋利词锋，写极激越言论，煽动力至强，引起读者兴趣，一时名满海内。”有人评价戴季陶此时的文章“绝非近世浮泛肤浅、老生常谈之宣传文字所能望其项背，而笔政纵横，当者辟易，犹其余乎。至其情感所钟，发为言论，无殊血泪，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有凛然不可侵犯之慨。”因为犀利言辞、精辟言论，戴季陶成为了上海滩新闻界的风云人物，“穷达利眼识天仇”也成了新闻界的―句日常用语。同时，戴季陶也为《民立报》撰稿，笔名“泣民”。戴季陶在这两家报纸上发表的进步言论引起清政府的嫉恨。1911年4月，《天铎报》文字狱兴起。戴季陶乘船东渡，去往日本长崎。至此，戴季陶在《天铎报》的文字生涯告一段落。

不久，经好友雷铁崖的介绍，戴季陶前往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日报》编辑。在《光华日报》戴季陶延续了《天铎报》时的激烈言辞，鼓吹革命，在这家报纸上发表了许多煽动性极强的文章。《光华日报》又由革命党人带回国内，对国内舆论影响巨大。

1912年3月，戴季陶与《天铎报》的同事李怀霜等人创办了《民权报》。“二次革命”失败后，受当局迫害，于1914年1月21日停刊。从1912年3月28日至1913年7月4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言论一百三十多篇，“拥孙反袁”是其主要立场。戴季陶坚决的反袁立场，使《民权报》声誉日增，但为自己招致祸患。1912年5月22日，戴季陶被上海租界被捕。1913年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戴季陶在《民权报》的新闻活动就暂告一个段落。、

二、作为宣传家的“后天仇时期”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季陶是中华革命党的高级组织干部，同时也是重要的宣传干将。1914年月10日《民国杂志》在东京创刊，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成为该党的机关报，戴季陶是主要撰稿人。戴季陶在《民国杂志》发表《中同革命论》等文章7篇，继续反袁，鼓吹三次革命”。

1915-1918年是戴季陶在报刊上的文字淡季，此问戴季陶主要协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从1917年9月到1919年5月，戴季陶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文章12篇，这些内容大都以官员的身份发出，如《在非常国会报告日本对西南护法之态度》等。从这些文章的数量及内容来看，此时的戴季陶并不是以记者或者编辑的身份存在于《民同日报》的，此时戴季陶的活动中心是政治革命。“后天仇时代”真正的开始是在1919年6月。1919年6月《民国日报》的副刊《星期评论》在上海出版，戴季陶受孙中山之命负责创办，《星期评论》的办报宗旨是：介绍世界大事与思潮，唤起不满社会现状的青年，使他们能够了解该打破的是哪些，该解放的是哪些，该建设的是哪些。戴季陶依此为宗旨，在他的努力下很快使《星期评论》成为了一份权威性的激进报纸。此刊与《每周评论》并誉为“南北两评论“。

随后，戴季陶又协助孙中山组织“建设社”筹办《建设》月刊。建设杂志于1919年8月1日创刊。孙中山要戴季陶创办《星期评论》、《建设》的目的在于“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此外，从1917年9月到1920年12月，戴季陶也在《民国日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工商之友》、《黑潮》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但这些文章的数量较少.其中从1919年6月8日到1920年5月1日，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发表言论60余篇，在《建设》杂志上发表言论3篇。戴季陶这一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主要言论反映其在思想上的巨大转变，集中体现在对的支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对帝国主义的抨击。1920年11月1日，援闽粤军攻克广州，25日孙中山离沪赴粤，戴季陶也随其前往.11月29日，孙中山在广州组成军政府，再次揭起护法的旌旗，戴季陶是主要参与者。因此也中断了在上海的报刊活动。从此以后戴季陶的新闻生涯基本结束。

戴季陶的报刊编辑活动有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活动家的一般特点，同时也有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活动家所不具有的特点。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革命是戴季陶报刊活动的基本立场

戴季陶早年的教育背景和游学经历使其思想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征。辛亥革命前期，戴季陶在上海的报刊活动以排满为主，是排满宣传第二阵高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中外日报》为阵地，针对此时清政府和立宪派的运动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和攻击。他指出所谓的宪法大纲不过是号称博学多识的御用学者们生搬硬套日本宪法而成。但凡“不合于民”“不安于民”的宪法皆不足以言立宪。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真意非在治国安民，其真实意图在于“搪塞国民而已”和“防国民之反抗而已”。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戴季陶又以《民权报》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反袁文章，如《袁世凯之罪状》等。在讨袁的同时，戴季陶坚决用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已报刊为阵地，为其摇旗呐喊。如1912年3月，孙中山倡导实业、鼓吹拓殖，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拓殖论》，孙中山主张迁都，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迁都问题》。再后来，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戴季陶发表一系列揭示西方列强侵略野心的文章，以警醒国民，如《蒙古亡》、《告蒙藏局》、《问题的最近历史》等。

（二）以时评、政论为主，语言具有鲜明的“报章体”特色

戴季陶的时评和政论涵盖政治、经济、教育、报刊出版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些文章大都言辞犀利、针砭时弊，其文字“胶胶喔喔，引吭先鸣，知机见微，独立当时。”在戴季陶的时评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章太炎、熊希龄等人的嬉笑怒骂，对共和党、统一党、进步党的嘲讽。也可以看到他对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宋教仁被害的悲痛。此外，对“报章体”的继承和发扬也是戴季陶文风的一大特点。戴季陶的时评、政论文充分发扬了这种新文体的特征，并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

（二）具有国际视野，把中国问题放置到国际背景中去认识

戴季陶具有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国际视野，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了孙中山身边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这种国际视野在他的报刊活动中也有所体现。戴季陶对国际问题非常关注并在《民权报》、东京《民国》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国际局势、国际问题的国际时评。如针对欧美等国的，《欧美时局观》、《欧巴罗大同盟论》等；针对日俄的，《日俄与外蒙古》、《日本内阁辞职观》等；针对国际问题的，《国际同盟与劳动问题》、《巴拿马运河于东洋经济之关系》等。戴季陶的国际视野不仅仅表现在对国际动态的关注，更表现在他常常努力从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寻找中国问题的出路。如在《钮机兰岛之社会政策》一文中，戴季陶通过对钮机兰岛社会政策的考察，认为其优于欧美，对于工人的“保护主义”、对于农民的“提倡主义”、对于老人的“供养主义”都是值得借鉴的，文章最后写道：“吾国今日正当改良法律修明政策之日，曷于此而注意焉，尤天仇之所甚望者也。”

（四）强烈的“民生主义”主义情怀，关心民众，启发民智

戴季陶在报刊上的文章大都饱含对下层民众的关切和同情。正如当是戴季陶笔名“泣民”所诠释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关乎下层民众的文章中随处可见。戴季陶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他这种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关怀和同情体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戴季陶非常强调“国民性”，认为中国将亡而不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之品性。因此对于国民这种劣根性的批判和针砭往往见诸报章，在《天铎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时期他的文题常常冠以“敬告”二字，“敬告”的对象非常广泛，军警、学生、留学生、海外同胞、全国教育界等各界人士均在其内。

（五）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爆发后戴季陶发表了一系列支持工人运动的文章。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鼓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公开传播“唯物史观”。在《致陈敬存论革命书》、《旧伦理的崩溃和新伦理的建设》、《文化运动和劳动运动》等报刊文章中戴季陶公开表明赞同唯物史观，强调“经济是决定人类社会的构成形体，工具是决定经济的组织。”其次，为“阶级斗争说”辩护。戴季陶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功绩在于揭示了一个重大历史事实，把阶级斗争“从一切的社会关系里面抽象出来了。”再次，赞赏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由学理的发明与实务的努力两相配合，经过许多困难，打破许多偶像”，马克思无愧为”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科学依据的创造者。”《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及其副刊《星期评论》、《觉悟》都是当时较有影响力报刊，戴季陶在这上边发表的鼓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围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