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论文篇(1)

本文作者：彭仁海张国强陈瑞利作者单位：安阳工学院

2007级学生是用传统教学方式的年级，共调查了56名学生，2008级和2009级学生是采用新的教学方式的年级，共调查了121名学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07级24.8%的学生对传统教学方式不满意，认为传统教学方法不能满足学生知识量的需要，部分内容难以理解，教学内容及方法急需改进；25.0%的学生对传统的教学方式基本满意；有50.2%的学生对传统的教学方式满意。2008级和2009级学生，仅有1.6%的学生认为新的教学方法不太满意；11.6%的学生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基本满意；而86.8%的学生对改革后的教学内容及方式非常满意，对遗传学知识特别感兴趣。三个年级对于两种教学方法的满意程度差异显著（χ2=343.114，p=0.000），见表1。从学生的考试成绩方面看，2008级和2009级的及格率为100%，优秀率为80.2%（80分及80分以上为优秀）。而2007级的及格率为94.41%（60及60分以上为及格），优秀率为50.64%。2008级和2009级的及格率和优秀率与2007级差异显著（χ2=67.036，p=0.000；χ2=212.840，p=0.000），见表2。

遗传学这门课程知识内容较多，很多内容难以用传统的教学手段进行充分地阐述，造成学生理解困难[3，4]，这就要求授课教师能够熟练运用多种灵活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要精心制作多媒体课件，增加一些影像、动画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同时要关注学科发展动态，将最新研究成果引入教学内容中，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培养学生对生命科学学科学习和探索的积极性。比如用生动有趣的Flas演示生殖细胞的减数分裂过程，使抽象的内容直观化，枯燥的知识趣味化，静止的图示动态化，较之用传统的采用口述配合挂图或教师在黑板上画草图等方式来讲解其过程的教学方式，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纵观当前我国本科生的教育现状[5-7]，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在许多高校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虽然在部分学生中能够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大多数学生的思维受到严重束缚，课堂气氛呆板，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学习的主动性没有调动起来。因此，改革教学方法势在必行。启发式教学是在课堂教学中穿一些启发性的问题，运用设问、联想等方法刺激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积极地进行思考与辩论，增强课堂的互动性[8-10]，变学生由被动听讲转为主动探索，形成和谐共振的课堂氛围。比如在我国婚姻法中明确规定禁止近亲婚配，原因是什么？过去只是很朦胧的概念，带着这个问题听老师讲解隐性遗传病的基因在人群中的分布、遗传规律和系谱特点，学生便豁然开朗，较容易地掌握隐性遗传的特点等知识内容，不仅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老师还可以布置一些任务给学生，让他们将内容较易理解、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内容采用读书报告式的形式在课堂上汇报。不仅锻炼了学生根据定制内容查阅相关文献、写出学习笔记的能力，而且锻炼了学生做口头报告等表达能力。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在阅读能力、自学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等方面受到实际锻炼，达到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的。主题式教学是根据教学内容设计一个个相关的主题，提前安排给学生，让他们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组成一个课题小组，通过在课外查阅相关资料或者进行一些实验，将与这个主题有关的内容知识整理出来，然后做成报告在班级中进行汇报，或者开展全班讨论会。老师对相关主题内容进行相应增补，并对学生的报告内容和形式进行点评，这样不仅锻炼学生查阅资料、凝练主题和深化知识认识的目的，还能够锻炼学生表达、组织协调等能力。

遗传学论文篇(2)

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育理念与传统教育理念相比有很大的区别，主要表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自己处于指导地位;教师须培养自己不断学习的能力，了解课程的前沿问题和最新动态;教师要将知识与应用有机结合，引导学生积极主动思考;教师要让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培养学生获取知识、创造性地运用知识的能力。因此，在运用建构主义教育理念的时候，教师应遵守以下四项原则［6］:①授课话题的选取要参考学生的意见;②创造让学生有多种不同情景下应用所学知识的机会;③创设学生小组讨论交流的情景，让学生共同完成建构;④要以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来评价学生学习效果。

2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进行模拟遗传咨询活动

为了更好地开展模拟遗传咨询课程，本教研室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确定了模拟遗传咨询的教学框架:①具备一定遗传咨询经验的授课教员首先从大量的临床病例中选择一部分适合教学的病例作为备选授课话题;②学生在掌握初步的遗传理论知识后，利用所学原理初步分析病例，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病例作为授课话题;③授课教员收集了解学生意愿之后，与学生反馈互动，最终确定授课话题;④学生对最终确定的病例开展遗传调查，分析遗传方式;⑤授课教员对学生的遗传调查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学生互动;⑥学生总结、归纳评价结果后，提出合理的治疗策略;⑦授课教员对学生的治疗策略进行评价，并再次与学生进行互动;⑧自我评价作为学生学习效果的主要评估指标之一。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下的模拟遗传咨询，充分强调了学生才是教学过程的主动建构者，应参与整个模拟遗传咨询活动的设计、实施、评估等各个环节，并创建了开放的学习环境、学生与教员交互式的教学模式。模拟遗传咨询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影响下，通过学生参与选取授课话题来创设“情景”，通过学生与教员不断的沟通来“协作学习”，最终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它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通过解决学生能感知的实际问题来实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了他们实际运用语言和知识的能力。

3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模拟遗传咨询在教学中的作用

3．1培养学生智能培养学生智能是教育的中心问题。学生智能发展水平的高低是衡量教学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智能的培养通常需要结合教学开展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观察、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等思维能力，达到开发智能的作用。在模拟遗传咨询的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单基因遗传病的调查进行遗传分析、估计发病风险和提出忠告等一系列实践活动提高思维能力和发展认识能力。其中，对一种单基因遗传病进行分析，就必须要运用至少两个学说、10－15个基本遗传学概念，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另外，对一种遗传病要作出正确的诊断并开展咨询活动，也必然要运用比较、分析、综合、演绎等方法。因此，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模拟遗传咨询活动不仅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的训练和认识能力的提高，还是培养学生智能的有效方法之一。

3．2促进教员师资水平的提高模拟遗传咨询活动不仅是一种单纯针对学生的教学途径，它还能通过“教员－学生－教员”的互动机制深化遗传教员自身的临床实践经验。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模拟遗传咨询活动使教员对遗传病的认识不再局限于书本中，而是建立在对大量鲜活病例的分析基础上。遗传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遗传授课教员经常感到自身学识的缺陷和继续学习的必要，从而促进高水平师资所应具备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另外，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模拟遗传咨询还使授课教员牢固地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医学教育要早期接触临床环境的教学理念;树立了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能力培养的理念，包括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综合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了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的教学理念，并通过积极组织多种形式的课外教学活动同学生一起探讨教学问题。可以说，基于建构主义的模拟遗传咨询活动也是造就高水平临床遗传学师资的重要途径。

遗传学论文篇(3)

学术

随着分子医学时代的到来，遗传咨询(genetic counseling)已逐渐成为临床医学中一项重要工作[1]。它利用现代遗传学与现代医学的理论和技术，以咨询、商谈的形式解答患者及亲属或其他相关人员提出的问题，并在权衡对个体、家庭、社会利弊的基础上，给与婚姻、生育、疾病治疗和预防等方面的医学指导，从而达到降低遗传病发生率，改善遗传病患者生活质量和提高人群健康水平的目的。然而，实习医院既无遗传咨询门诊，又无遗传病病房，使广大医学生没有机会直接接触遗传病病人及其家属。学生只学书本知识而无实践机会，从而使新一代的临床医生缺乏对遗传病的认症能力，遗传病仍得不到很好的控制，严重影响了“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国策的落实。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我们尝试“模拟临床门诊”的方法，进行“遗传咨询”教学。将散在病例集中讨论，经过几年探讨，收到良好效果。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2004级临床本科生50人，2005级临床本科生50人，2006级检验本科40人，2007级检验本科40人，共计180人。每年级抽取的学生以班为单位，4人为一小组，每两个学生结成一个“医生—咨询对象”对子[2]。

1.2 病例提供 提供给学生的病例是我教研室老师经过多年积累的各种遗传病病例照片(包括来我室作染色体检查的患者，还有学生利用假期收集的遗传病患者家系);临床特征总结;家系图;传递方式和发病风险等。

学术

1.3 病例及咨询内容的选择 依据遗传病的分类方法[3]，有目的选择常见病例200例，这200例病例基本覆盖了本地区常见遗传病的80%(表1)。

1.4 方法 医学遗传学的任课教师就遗传咨询的目的、方法、意义作一详细讲解，然后，找一名学生作搭档进行示范。然后选出相应的病例，其中一名学生扮作遗传咨询门诊的医生，另一名学生扮作前来咨询就诊的患者或患者家属。准备一定时间后，每对学生依次走上讲台，就他们所遇到的病例进行咨询[2]。患者或患者家属就该类疾病的发病原因、遗传方式、诊断、治疗和预后以及患者同胞、子女复发风险等问题进行询问。而医生要一一作答，并对其婚姻和生育提出建议和指导，以供患者或其家属参考。在座的老师和全体学生作评委，经过学生详细讨论后教师总结，课后提交本次咨询的报告。表1 病例分类

2 结果

经过四届两个专业学生的实践发现，参加模拟临床门诊教学的学生，医学遗传学的基本知识掌握的较牢固，并且大大提高了对遗传病的认症能力，对他们的实际临床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在这部分学生中大多数参加了假期收集遗传病家系的活动，收获颇大，其中有的家系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已经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对180 人曾参加模拟临床门诊法教学的学生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学生认为该教学方式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三位学生考取了医学遗传学的研究生)，有利于对理论课所讲授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培养了自学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并增强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表2)。表2 问卷调查结果

3 讨论

学术

医学遗传学是生命科学中发展迅速的一门前沿学科，被誉为现代医学的五大支柱学科之一。它的研究对象是遗传病，研究的是遗传病的发病机制、传递方式、诊断、预后和再发风险等。而临床上所遇到的疾病大多遗传有关系，尤其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先天畸形、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等)。现在的临床医生绝大多数缺乏对遗传病的认症能力，教学和临床脱节，忽视了学生临床遗传咨询能力的培养。另外，医学生在学习和实习期间遇到遗传病的机会很少，绝大多数学生只是纸上谈兵，尤其是对于那些将来从事妇产科、泌尿外科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工作的学生，如果不能准确识别各种遗传病，贻误了遗传病的诊治和预防时机，将给病人和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开展模拟临床门诊形式的医学遗传学咨询课，经过几年的实践，学生反映强烈，效果较好。此教学法为学生创造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深化了课堂教学内容，并且提高了学生临床分析能力及掌握临床推理的步骤。通过这些病例的讨论和分析，学生基本掌握了各种遗传病的咨询方法。例如：一对夫妇习惯性流产前来咨询，经染色体检查，女方核型为46，XX，男方核型为45，XY，t(14;21)(p11;q11)，男方核型为罗氏易位，形成正常生殖细胞的可能性很小，后代有1/6为14/21易位先天愚;1/3易位携带者;1/3流产死胎，对于这种情况建议他们不要再妊娠，避免了先天畸形儿的出生，又解除了习惯流产造成的身心痛苦。

【参考文献】

  　1 左及主编.医学遗传学[M].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217?218.

2 樊红，王文臣，罗佳宾，等.应用临床门诊法做好医学遗传教学[G].中国医学生物学研究，第2辑：65?67.

遗传学论文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高校;述评

一、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设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设立

从200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提出至今，中山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近20所大学开设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方向［2］。在已开设非物质文化的高校中，从学科设置的类别上看，主要集中在综合类、理工类、文科类、师范类，以及高职高专类高校;从隶属关系来看，部委属、省(直辖市)属、地区级的院校均参与其中;从发展目标和水平上看，“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及普通高校也在其列。官方报告显示，全国具备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共计2845所，相对全国高校的总数量而言，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的高校所占比例不到1%。在专业设置上，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大学、西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设置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旨在培养一批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人才。但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还没有作为一门学科列入高等学校本科和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已开设的专业也仅仅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联系较紧密的专业，如艺术学院的音乐、舞蹈专业，历史文化学院的考古、遗产、博物馆专业，文学院的民间文学专业，建筑学院工程学院的建筑设计与理论专业，美术学院的民间美术专业等，而其他大部分专业仍未开始行动［3］。其中，部分专业的开设，只是在现有的学科专业目录的基础上加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以响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随着高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相继在不同高校建立，如:重庆文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四川大学(育利康文化遗产研究所)、乐山师范学院(世界遗产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省历史文化遗产科学保护研究中心)、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河南师范大学(中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北京工业大学(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等［4］。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建立为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二、课程建设成就与问题并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其公布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公告》实施指南中，要求“以适当的方式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学习列入学校的正式课程，根据公告的要求，部分高校已经开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课程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其中包括:重庆文理学院在美术学院开设的具有尝试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拯救与保护课程—“民艺研究与考查”［5］、武汉音乐学院开设的“中国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课程［6］、玉溪师范学院开设的“云南绝版套色木刻”课程、云南民族大学开设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概论”、“云南民族民间工艺”课程等。从课程的类别来看，已开设的课程中，主要以地方课程与学校课程为主，既包含知识型，也包含技能型与实践型课程。从课程的层次来看，本科生课程、研究生课程、博士生课程都已覆盖，例如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西安美术学院、西北大学等，都开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科生课程、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的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设有“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硕士、博士研究生课程、西安交通大学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的建筑设计与理论专业设有“建筑历史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生课程。尽管已开设的课程形式多样，数量较多，但规范性不足，仍存在诸多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地位不明确，课程定位模糊，课时较少，课程内容庞杂分散，课程教学方法单一落后，课程考核不完善，学生积极性不高。针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建设的现状，一些国内学者进行了积极的理论研究，其中，王建设提出构建“平台+模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体系［7］，牟延林依据“大学生+传承者”的培养目标，构建了理论性、传习性和拓展性三类传承课程体系［8］，王红建议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公选课程，普丽春鼓励大力开设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阮学永提出了选择课程资源的四个原则，张燕萍则提议借鉴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成功经验，建立系统的有传承人亲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课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高校课程，并建立起规范的课程体系，对于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教材尚未形成体系

纵观当前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发展，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积极性高，纷纷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并设置了相关课程，但都处于探索阶段，未形成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教材体系，缺乏基础性的标准教材。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教材主要包括: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相关的专著，如王文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苑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乌丙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等;二是非物质文化相关学科专著，如民俗学、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等;三是地方自行编制的教材，如贵州省黔东南地区编撰了《侗歌教材》，在侗族地区的学校中普遍推行。现有教材，与传统学科的教材相比，教材内容没能总结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照搬传统学科教材的框架，理论性、系统性不足。其次，在数量上，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专著和文献相比传统学科累积不够，其中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工作的学术成果更是匮乏。同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难以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课程的长远发展需要，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持续发展［9］。因此，编写规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教材刻不容缓。中国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昆曲、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国务院已的第一批51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包括了民间文学31项、民间音乐72项、民间舞蹈41项、传统戏剧92项、曲艺46项、杂技与竞技17项、民间美术51项、传统手工技艺89项、传统医药9项、民俗70项共10大类［10］。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为教材编写提供了大量素材的同时，也为教材编写增加了难度。将如此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考虑学生认知特点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整合编写出实用性强的教材，是一项任务庞大的工作。目前，许多国内学者已经认识到建设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教材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张燕萍、谭宏、王建设、王玉青等强调编写规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统编教材，并结合地方和民族特色，在国家统编教材的基础上，编写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乡土教材。其中不少学校和学者已经着手进行教材的编写工作，例如重庆文理学院出版了面向本科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精品课程教材，云南玉溪师范学院，编著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哈尼族原生态文化歌舞》、《云南绝版套色木刻》、《云南重彩画》、《云南民间传统手工刺绣鉴赏与制作》等专业课教材。

四、教研队伍逐渐壮大

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尚未完全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当前参与非物质文化教学和科研的学者总体人数较少，且分散在各自原有的专业领域内进行适当的涉及和扩展，没有形成独立的专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和科研的团队。同时，当前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者大多从自身的学科角度进行研究，如人类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建筑学、民间文学等，因此形成的成果分散，系统性不足。但随着高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越来越多国内学者如颜峰、王树斌、谭宏、牟延林、张燕萍等认识到师资对于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的重要性。因此，许多高校、学者、研究机构相继投身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研队伍，其中包括:重庆文理学院通过民间艺人与高校教师共同参与、同台授课的方式，组建了“高校教师+传承人”的教学团队，复旦大学、同济大学、郑州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建立充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研队伍，靖桥、盖海红、王靖敏、朱秋华、龚春英、申茂平等学者提出聘用民间艺人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中［11］，王红提倡“互动性”、“探索式”、“参与式”教学，张燕萍则主张对不同学术背景的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教学的师资队伍分层次逐批次进行统一的高水准培训。

五、结语

遗传学论文篇(5)

>>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现代图书馆的影响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系统建构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农村文化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主义”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论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影”论析 建构西北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 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的卓越典范 民间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建构功能 论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运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淮剧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权利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 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M].王铭铭，胡宗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34.

3韩璐，刘作燕，林开文.以曼掌村规划为例谈文化旅游与农庄旅游的融合[J].山西建筑，2015，41（24）.

参考文献：

[1][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M].王铭铭，胡宗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2][美]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3]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4]陈庆德等.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郭大烈.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

[8]肖青.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9]高发元.云南民族村寨调查・跨世纪的思考――民族调查专题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10]何明.走向市场的艺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1]施维达.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J].民族艺术，2004（4）.

遗传学论文篇(6)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学；解构与重构；使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2013-03-10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0yzc10033。

[作者简介]孙克，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济南 250000）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时代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已引发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人类学者们已经在这个研究中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学术力量。人类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注重以“他者”的视角来反观、诠释和重构文化，在对“他文化”的跨文化研究中实现文化反思和自我发现。[1]（8）人类学——特别是作为人类学主体的文化人类学，应该成为“非遗”保护的基本学科起点。正如著名学者童恩正先生所说，文化人类学“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且比较各民族、各部落、各国家、各社团的文化的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籍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2]（8-9）。这就系统而清晰地阐述了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特性和学术使命，尤其令我们认知到该学科对于“非遗”保护研究的学科功能和科学价值。

一、发掘：“非遗”研究的认知起点

“非遗”研究的认知起点在哪里？应该是发掘，即发掘并弄清“非遗”的存在现状和其基本生存样态。通过对“非遗”这最珍贵的民间文化资源的发掘整理，可以让民众、社会乃至市场充分认知它的传承及现状，针对“非遗”达成多维价值上的共识。

首先，从人类学的学科视野来说，田野调查是“非遗”保护和发掘的基本方法。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区域的文化都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非遗”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大多散落在民间，相对于官方文化所代表的大传统主流文化，其自身虽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基因，却只能属于小传统文化；加之中国传统社会“重道不重器”，大多数“非遗”项目在史料中并无记载或者语焉不详，只能通过田野调查进行研究。田野调查是“非遗”学者进行“非遗”研究的首要的任务，也是当前“非遗”保护的起点和基础。只有深入特定的文化空间，与“非遗”传人和群体进行交流，并亲身感受“非遗”赖以生存的自然和文化生境，才能感受和了解到蕴藏在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从而记录下这些用鲜活生命铸成的文化史诗。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学者加入到“非遗”的保护中来。上述人类学等学科一向强调实地考察人类社会及其文化，避开喧嚣与浮躁，形成了严谨踏实的治学风气，可以担负“非遗”调查发掘的重任。

其次，坚持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是发掘整理“非遗”过程中的基本理念。文化整体观是人类学最基本的学科理念与方法。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存在的特定自然生境和社会生境，同一生境的人们共同创造了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文化和生存样式；同时，民族、文化及其生境还是一种相互关联的综合系统。[3]（24）因此，在对“非遗”——特别是某一“非遗”项目进行调查发掘时，不应将其与自然和文化生境割裂开来，而应该把它与特定生境的文化形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当然，整体性和系统性是就观察视野而言，并非指具体的研究对象；“非遗”的研究应该是“以小见大”，而不是满足于对所有遗产项目的粗浅认知。

再次，文化相对论是人类学一直坚持的原则和品质，其最大意义在于“使我们能够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的狭隘眼光” [4]（8），避免用僵化的甚至偏见的本民族文化标准评判其他文化样式的存在。这在“非遗”研究中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必须的。我们对不同于自身文化的“他文化”的态度应该是审慎的、开放的、有原则的，这也是人类学的基本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非遗”作为一定民族或区域的存在形态，“他者”大多对其存在着认知障碍，如果不能秉持文化无优劣高下的客观价值理念，就很容易在调查发掘中对某些“非遗”项目及其传承人有所忽视，甚至认为那是落后、愚昧乃至腐朽的文化遗存。人类学对不同文化形态和样式的“一视同仁”，正好可以纠正“非遗”调查发掘中类似这样的偏颇之处。

二、解构：“非遗”文化及其生态系统解读

在对“非遗”系统调查、发掘、整理的基础上，学者的下一个课题便是如何对“非遗”进行文化解构。广义地说，这种文化解构是对“非遗”自身及其所在生态系统的深层剖析，是对“非遗”为何存在、如何存在，和它所传承区域的自然，以及人们的生活、经济、习俗、信仰、艺术等诸方面进行剥茧抽丝般的解读，并透彻地分析它与一定区域的自然和文化结构的内在联系。这种文化解构强调的是对“非遗”自身文化基因及其传统生存样式的全面审视，其关注点至少应该包括（但不仅限于）对“非遗”与自然和文化生态、“非遗”与区域生产生活、“非遗”与宗教（包括民间信仰）、“非遗”与艺术审美等方面的审视和剖析，进而明晰特定“非遗”项目所蕴含的核心文化因子。

首先，我们需要解构“非遗”与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文化形态总是与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这在剧烈的文化进化和社会变迁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也是以朱利安·斯图尔德为代表的文化生态学者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每一种形态和样式的文化都有其产生和存在的自然、社会原因，并与其他文化形态和社会构成具有某种相互依存和观照的关系，不同文化事项的互相支撑和关联构成了一个区域的文化结构网。“非遗”作为一定区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样式，其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所处自然和文化生境高度契合的。

其次，“非遗”总是与一定区域经济发展、生产生活密切关联的。人类的发展是以物质的生产为前提的，“非遗”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产物，与一个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紧密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区域的经济类型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传承几百甚至上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总体上看是与我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相辅相成的，担负着农耕文明形态及其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们的基本需求和祈盼。因此，我们对于任何一项“非遗”的探究，都不能脱离其产生和发展的区域经济形态和生产力条件，否则就很难理解它的根源和所存在的价值。

再次，“非遗”与宗教（特别是民间信仰）、艺术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从人类学的观点看，要理解和领悟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存在，必然不能脱离宗教和信仰，“神灵信仰和仪式构成了文化的基本特质，也构成了社会形貌的象征展示方式” [5]（132）。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遗存，在其自身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均或多或少打上了民间信仰的烙印，并尤其表现在传统节日、习俗仪式、表演艺术、文学和美术等项目中。人类虽贵为万物之灵，但在探究和追逐内心欲求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困境和磨难，因而在各种文化现象中赋予信仰的意义，以求得实现内心的自我慰藉。另外，作为一种非物质的文化存在形式，“非遗”在其自身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蕴藏着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审美判断和美学追求，这在几乎所有的“非遗”类型文化遗存中都得到了印证。无论民间文学、传统美术、曲艺杂技还是手工技艺，甚至在仪式习俗、文化空间等近乎所有类别的“非遗”事项中，都渗透着人们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当然，这种美以及艺术性也许透出些许朴拙，不同于“大传统”中精英文化美学的雅致和精细；但正是这种更具原生态特性的美，才构成了样式丰富的真实生活中的艺术体验，“艺术的原始形态，较之旧美学的研究对象——现代文明社会的艺术，也许更能揭示艺术的奥秘” [6]（13）。

最后，对“非遗”的文化解构，要明确在具体“非遗”事项中蕴含的核心的文化因子，或者说一项“非遗”成就其自身不可摒弃的基本文化要素。文化现象总是错综复杂的，看似简单，却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和不为外人所知的文化构成。这就需要去伪存真，从根本上解析某种“非遗”文化事项的文化基因，使之成为客观反映一定区域民众经济、文化、社会、艺术、信仰等方面的综合性“标准样本”，避免在肤浅认知基础上的“伪民俗”对民族传统文化空间的占领。[7]（3）

三、重构：“非遗”文化传统与现代的融通

对“非遗”的文化发掘和解构，是“非遗”保护阶梯的前两个层级，也是“非遗”学者使命的肇始。文化人类学重视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历史传统，但不限于单纯的文化认知与记录，而是从社会比较的角度——特别是从社会、经济、风俗、心理等方面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剖析，以求发现隐蔽在表象之内的规律和事项，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和路径。对“非遗”的文化解构，是以“非遗”如何实现其在现代社会的演进和变迁为导向的，是基于保持“非遗”原真性的发展和创新。对于现代社会条件下对“非遗”的重构，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探究：

首先，是对“非遗”重构的基本态度以及对重构困难的认知。无论对“非遗”的发掘或是解构，都是基于对现存事项的客观认知。这两个过程往往是令人愉悦甚至享受的，在对“非遗”文化发掘和解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实践和理论的层面感知“非遗”文化的精致和优雅，重温人类文化走过的进程和普通民众的生命书写。特别是在比较、分析和解构自身已有的文化认知与异域文化的过程中，能够领悟文化的微妙和经历不曾有过的文化体验，参悟文化与自然和社会生境之间的协调、适应和变迁，这是其他学科学者所不曾享有的。然而，发掘和解构了“非遗”文化后，我们面临的更为重大的课题，或者说必然的思考取向，就是如何实现“非遗”文化的重构。

一定程度上说，重构是“非遗”研究的归宿，因为转型的中国和一体化的世界已经不允许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孤芳自赏”和“独善其身”了。曾几何时，“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是民族和区域文化变迁的自然结果，遵循着自身的生存发展和文化规律，当时的文化生态处于良性的互动与运行，异域文化——特别是西方所谓现代文明的冲击是微小甚至可以忽略的。正是在相对“原生态”的自然和文化生境中，千百年来“非遗”虽有外在表象和符号的细微变化，但文化的根基没有动摇过，文化的核心基因没有根本改变，“非遗”在与社会其他文化和制度事项中和谐共处，在维系中发展变迁。而当今社会的状况却让曾经的美好变为理想的“文化乌托邦”。为此，我们必须面临“非遗”的文化重构，求得在其文化内核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寄托着文化追溯和生命理想的“文化突围”。

当然，“非遗”的文化重构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然而这种苦痛是不可选择的，是不容选择的。这种重构是对人类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拯救，特别是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和维系。文化重构以时代要求为导向，甚至以市场为导向，不能囿于传统社会的生境和状态——因为一切已经改变并且还会有更大的改变。“以不变应万变”的乐观只会面临更大的危机，具有前瞻的探索和追寻才是我们应有的信念和品格。文化重构是艰难的，艰难在于不仅要有对“非遗”传统的真切认知，也需要对所谓现代文化的时代审视；既要聆听“非遗”传递的文化内核，又要迎合已经被西方文化占领的民族文化受众，甚至还需要对社会制度、经济形态、技术层面的全面领悟和系统支撑。不难想象这将是怎样艰难的过程。痛苦在于对“非遗”内在文化的重构有时是要以被迫放弃某些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形态和样式为代价的，有时这种符号化的表达已经被我们认同，成为一种文化情感的寄托和归宿。

其次，是对“非遗”文化重构的底线的共识，或者说是对“非遗”不可抛弃的内在核心文化基因的价值判断。“非遗”蕴含的本真的核心文化因子是不能抛弃的，否则它将不会再成为其自身。人类学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形态下，基于对符号的理解和控制，所有的文化知识甚至物品都可以进行生产和交换，这也使“非遗”的文化重构成为可能。[8]（6）无论是哪种类别的“非遗”项目，或者某个具体的“非遗”事项，都是通过语言、文字、技艺、行为或其他样式的符号形式所展示开来的，并在历史长河中传承创新，历久弥新。文化总是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变迁，符号也难免有变异和更迭，但其所展示的内在文化基因却是持久而富含生命力的，这也正是一个民族或区域文化历经沧桑而保持其自身本真性的原因。正如无论穿着唐装还是西服，中国人依然为中国人，其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不会因为外在符号的变换而遗失。符号作为文化的表象，应该服务于其所要展示的文化及其基因，而不应背离或者异化；文化基因的内核则可以通过不同的符号来实现其真知的表达。或言之，符号只是表达的外在方式，不应僵化地固守文化的表象而放弃内在文化真谛的追寻。当今社会形形的“伪民俗”，从符号和外在表象看似乎是合乎文化规范的，甚至比本真的文化样式和形态更加符合规范，但它却是抽空了人类情感诉求的文化空壳，沦为赚取眼球和片面经济利益的“文化异类”。

再次，“非遗”的文化重构，要以其现时代的功能实现为导向。人类学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社会中每一文化要素都有其特定功能，其产生的目的在于满足该社会的某种欲求。[2]（23）“非遗”的文化重构是实现文化话语传统与现代对接的一个过程。这是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现今的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既是历史的‘遗产’、‘传统’，也是当下的‘创造’、‘发明’”。[9]（78）这种话语对接并非简单的文化移植或嫁接，而是在辩证审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双重维度下进行的思维的探索和文化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坚持两种最基本的理论预设：一方面，对包括“非遗”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继承”不能止于“接受”。承认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形态下的价值和意义，并非要把传统文化视为给定的东西来被动接受，[8]（193）而应该是在维护“非遗”本真性、遵循其核心文化因子基础上的传承和创新。另一方面，不能把“非遗”传统文化的现代话语对接简单纳入“经济——技术”现代化层面的狭隘思维通道。西方话语体系已经将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充分占据，但提及经济和科技的现代进程时，人们已经习惯不假思索的认同这种基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立场，这在文化层面特别是对待“非遗”传统文化层面是致命的。中国“非遗”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话语对接，应秉承文化的自我肯定、自我认知或者说文化自觉的思维和态度的文化准则，而不是迎合西方的话语体系。

最后，谈“非遗”的文化重构，不能回避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一项应用性、时代性极强的课题，其实质是挖掘文化客体的文化基因，进而赋予文化客体适应生境变化的新的时代价值，令其成为社会——特别是市场所能接受的文化产品的系统和过程。文化产业介入“非遗”，则是实现民族文化之魂的产业演绎。这项工作对于文化人类学者来说也是应有之义，因为“从文化人类学本身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这门学科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从母胎里带上了应用的痕迹” [2]（215）。对于什么是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有学者坦言是人才，而非资源，认为文化产业是“无中生有”的创意形态。[10]（27）我们对此不予否认，因为人才是一切事业的根本，没有人才，文化产业，甚至“非遗”保护都无从谈起；但也不应忘记，民族文化才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根，对“非遗”的挖掘、整理、解构和重构是“非遗”学者乃至每一个文化学者的应尽义务和使命。或言之，对“非遗”的人文关怀，是文化产业的应有之义。当然，对于文化产业的介入，应该遵循前文所论述过的“非遗”重构的文化底线，因为底线的突破只能意味着“非遗”的异化和消亡。

四、“非遗”学者的群体与使命

“非遗”学者的共同体由哪些人组成？我们认同人类学对“非遗”研究的主体作用，不排斥和否认其他学科对“非遗”研究的介入和学术努力；我们认同“非遗”学者是一个学科综合性的复合型群体而并非单一学科的更新和替换。多年来，包括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考古学、文化学、艺术学、旅游学、法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相关学者，已经为“非遗”研究做出了努力并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形成了完善的“非遗”研究学科群，推动了“非遗”研究的进程，这无疑是令人欣喜的。

深刻的思考总是令人兴奋的，特别是就“非遗”学者而言。对“非遗”的人文关怀与对其时代命运的追寻与探讨，是“非遗”学者社会良心的最好体现。人类学并非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关注人类发展和社会命运——特别是人类文化命运的应用科学，理应且有能力肩负起“非遗”重构的重任，越来越多人类学者对“非遗”研究的关注和探寻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前景和希望。

当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巨大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已经无法安守自身的文化传统，放弃了历史传承和内心的宁静，陷入狂热的物质崇拜和盲目追求时，正需要一批依然坚守民族文化底线，寻求民族文化自觉并固执追寻内心呼声的群体。“非遗”学者正是这坚守着的中流砥柱。当然，我们不期盼也不鼓励“非遗”学者成为脱离现实的“隐者”，“非遗”学者也不应该成为独守净土的清贫的孤独者。他们应该是积极入世的民族和区域文化的守护者与激情的传播呐喊者。特别是人类学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实用性，更适用于当今剧烈变迁的文化需要。

“非遗”作为一种公共性或准公共性的文化形态或产品，既传承人的文化遗存，也是民族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精神诉求和情感寄托。“非遗”学者作为社会公共文化的介入者、研究者、传播者，是对文化最具反思和前瞻性的社会群体，也是最能摆脱工具理性而客观审视非遗、关心“非遗”命运和民族文化命运的共同体，而这也正是“非遗”学者的使命所在。

“非遗”研究不是讨巧和应景的权宜之计，也没有任何捷径，而是基于艰难实践的文化认知进行整理分析并不断前瞻创新的内心追寻的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绝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总结、提升与创新的过程”，“用人类学的术语说，就是不断把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某些行为、对象符号化、意义化的过程”。[11]（11）如果说“非遗”的传承主体是生活在特定文化生境中的“非遗”项目传承人，那么“非遗”保护则应该是以学术界为主体的社会广泛人群和组织作为承担者的。其中，“非遗”学者由于自身的知识群体特性和公共价值取向，理所当然的成为“非遗”保护的主要甚至核心承担者。

对“非遗”理论的系统建构亦是“非遗”学者的使命。“非遗”研究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作为实践性的学科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最容易忽略的问题之一就是以实践的丰硕掩盖了理论构建的缺失，“非遗”研究这个年轻的学术领域更是如此。“非遗”学者应该充分重视研究中的理论建构，在文献参考、田野调查和分析综合的基础上，揭示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将具体的事物表象总结、归纳，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认知体系。在此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带动文化生产生活的创新，如此，“非遗”学者才能真正成为“非遗”文化传承创新的智囊，而不仅是“非遗”文化表象的忠实记录者。

参考文献：

[1]庄孔韶：《人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2]童恩正：《人类与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

[3]罗康隆：《文化人类学论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4]马广海：《文化人类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

[5]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6]易中天：《易中天文集·艺术人类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

[7]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8]陈庆德：《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构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9]王建民：《艺术人类学新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

遗传学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地方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保护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1]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如何保护及利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全国各地贯彻落实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指导方针，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实施。而地方高等院校以服务地方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办学宗旨，在这个新课题上应该当仁不让，担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重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曾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是紧迫的，而高校在信息型实践与社会参与中具有很大的潜力，希望各地高校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事业中，发挥大学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信息职能、人才培养和培训以及重要的文化发展创新作用。”[2]那么，地方高校在保护工作中究竟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高校应如何充分发挥优势，推动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呢？

一、地方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优势

（一）人才培养优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存在方式是活态的人文历史论文，文化形式与文化空间只有在传承发展中才能保证其鲜活的生命力。”[3]根据这一特点，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除了进行全面的普查、搜集、记录、整理之外，还应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而高校汇集了大批的青年学生，他们是传承与创造发展的主体。大学生在求学期间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有助于培养他们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情，提高他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从事保护工作的能力。这些影响是深刻持久的。学生在毕业后也有可能选择从事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从而更好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事业添砖加瓦。而在涉及到如何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的问题时，一般可以通过如下形式：其一，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或在相近专业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模块课程，培养能够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人才；其二，开设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选修课。

另外，高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可以为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专业指导，同时也可以为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持。专业教师可以组织广大的学生到民间采风，积极调研，参与项目研究。在锻炼学生能力的同时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二）信息资源优势

信息同能源、材料并列为当今世界三大资源。在信息爆炸的年代，信息资源的掌握和利用是极其重要的。而高校在这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图书馆是大学校园的信息中心，信息资源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传播方式也多种多样。除了传统的文献资源、数据库和电子出版物等现实馆藏外，还有虚拟馆藏，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及通讯设备共享馆外大量的信息资源。高校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教育引导、文化熏陶等功能。另外，图书馆拥有的场地、设备和专业的人员，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中提供展示、宣传的平台。

（三）科研创新优势

高校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传习地，也是高素质人才的云集之地，长期以来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上走在前面，起步较早。高校有志于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一直笔耕不辍，申报科研项目，积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上作努力，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是其他部门难以媲美的。高校对外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各高校间也互相配合，资源共享人文历史论文，这样，无形中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发展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地方高校经费稳定，组织有序，往往是一个地方的文化中心，具有其它部门不可替代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在调动学校内部各方面力量，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举办学术研讨会，设立研究机构，创办刊物展示研究成果，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活动有一定的优势。

二、充分发挥优势，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潮州素有“海滨邹鲁”的美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积淀，同时也培育了绚丽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级别，已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4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8项。潮州市可以说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多的城市。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载体，也是潮文化的灵魂。潮州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潮州音乐、潮剧、潮绣、潮州木雕、潮州歌册、潮州菜烹饪技艺、潮州铁枝木偶戏、枫溪瓷烧制技艺、茶艺、潮州剪纸……，涉及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种类繁多。但是，大多数项目后继乏人，保护和传承工作日益紧迫。韩山师范学院是潮州市的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拥有其它部门不可比拟的优势，作者拟以此高校为例，谈谈具体的做法。

（一）设置相关专业，培养专业人才

韩山师范学院于2011年设置了四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陶瓷艺术设计（枫溪瓷烧制技艺）、雕塑艺术设计（潮州木雕）、服装设计（潮绣）、烹饪工艺与营养（潮州菜烹饪技艺）。其中前三个是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最后一个是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专业的设置以充分的调研论证为基础，针对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缺乏的状况，学院在师资力量充足、各种条件都已成熟的情况下申报设置这几个专业，并形成“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3+2+2’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构建方案”申报广东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已获广东省教育厅批准。韩山师范学院根据社会需求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举措，不仅是为自身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尝试，也是培养专业人才，推动地方文化产业人文历史论文，探索使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优势得到最佳发挥的有效途径。

（二）开设相关课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韩山师范学院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意义，很早就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类的课程。例如，美术学专业开设《潮州剪纸》、《潮州木雕》等课程；音乐学专业开设《潮州音乐》、《潮剧欣赏》等课程；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开设《潮菜制作技术》、《潮州小吃》、《潮州茶文化》等课程；同时还开设《潮汕历史文化》、《潮汕民俗研究》等校性选修课。这些课程的开设大受学生欢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集体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纳入课程体系，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将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地域历史文化和地方经济建设的兴趣，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创新意识，从而为培育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使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

（三）建立研究机构，大力争取政府支持

1991年，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设立“潮汕文化研究室”，后更名为“潮汕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在原有基础上设立“潮学研究所”，定位为学校直属科研机构。2008年，学校与潮州市政府合作成立市校共建了“潮学研究院”，并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于1991年8月创建的涵盖汕头、潮州、揭阳三市的民间学术团体）合办了大型学术刊物——《潮学研究》。可以说，韩山师范学院在潮汕文化研究上一直走在前列，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传承方面。主要有：一批有志于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积极申报课题，如《潮汕民间剪纸的普查和抢救》、《地域文化与潮州民间剪纸》、《正字戏文献抢救、整理及研究》等，孜孜不倦地从事潮汕民间剪纸、正字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抢救和研究工作，并出色完成课题研究，出版发表了大批相关的论文及著作；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举办或参与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积极与国内外的同行进行交流。例如：2003年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历史人类学讲座系列”；2006年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中国地方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几十年来，韩山师范学院以“润物细无声”的春雨精神，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四）发挥社团作用，传承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韩山师范学院的社团文化丰富多彩，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有些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保护的重要阵地。于1987年创建的潮风学社，是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最为悠久的社团之一，经常组织社员开展民俗采风、义教、民俗征文比赛等活动人文历史论文，为韩师学子提供一个了解、学习、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平台；茶艺表演队成立于2008年，社团虽然年轻，但是表现不俗。2010年，我院茶艺表演队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工夫茶”传承人叶汉钟老师的带领下，在亚运会、亚残运会上为世界各地来宾表演了潮州工夫茶、茶艺服务等，展现了传统潮州工夫茶的魅力； “卡通潮剧”是韩山师范学院2005年立项的科研课题项目，它将潮剧与动漫完美结合，为潮剧注入新的活力，让更多青少年了解潮剧，喜爱潮剧。后在此基础上成立潮动画工作室，现在仍孜孜不倦地为潮剧和潮州童谣的传播作努力。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韩山师范学院作为潮州市的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办学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应该主动担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义务，不遗余力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奉献力量，同时，也不断地在此过程中构建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彰显百年院校的魅力。

Local Universities and the Protect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ke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for Example

ZHENG Jing-jing ,Huang Jing-zhong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nesses the history of ourcountry and contains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the protecting and passing down of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en urgent increasingly. Local universities areincomparable with any other departments in the protecting and passing down of intangiblecultural

heritage. The writer try to take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example and probe into how local universities doing to promote the protecting andpassing down of loc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local universities; intangiblecultural heritage; advantages;protection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EB/OL]·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25/132540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