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证券市场论文篇(1)

关键词：证券市场；相关性；行业特征；国际投资

本文通过对中国证券市场中主要行业的国际相关性的现状和变化趋势的研究，主要分析三个方面的问题：1．近年来中国证券市场中各主要行业与国际上主要市场之间的相关性的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2．不同行业之间的国际相关性差异性及其发展趋势；3．近期内其国际相关性相对显著提高的行业。

一、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分析

国际上对于证券市场之间相关性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渐增加。Harvey(1995)的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的变动通常能反映到国外市场的类似变动之中；Odier和Solnik(1993)的研究显示各国股票市场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相关系数很低；Syriopoulos(2004)对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四国股票市场的研究表明，上述市场间的相关性很弱，但与其经济联系较密切的发达国家的市场相关性则相对较强。根据Gtiffin和Stulz(2001)的研究，几乎所有国际化投资组合的多样化效应均来自于国别因素；Rouwenhorst(1999)在分析了1978年至1998年间12个欧洲国家中的952只股票数据后认为，在欧洲货币联盟成立后，行业因素仍不足以胜过国别因素而居主导地位；但Eiling、Gerard和Roon(2005)在对欧元区各国股票市场从1990年到2003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在欧元正式推出后，欧元区各国股票市场的国别效应与行业效应已相差无几。Hamelink、Harasty和Hillion(2001)在分析了1990年至2001年的有关数据后发现，行业、国别、股票类型以及公司规模等因素都应当是进行全球化组合投资时的考虑因素。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开始了一些研究工作，其重点是中国证券市场与国际上主要证券市场之间的收益率相关性和风险溢出机制。洪永淼、成思危等(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B股和H股与世界其他股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而A股与世界主要股市之间不存在任何风险溢出效应。胡安和许萌(2003)分析了中美两国最具代表性的市场关系变化的时间路径，并对其原因加以事件分析。袁继东(2003)采用非线性ALRS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沪、深两市都同港、台股市有一定的关联性，而沪、深两市同美国股市关联度不明。

上述研究对国际相关性的进一步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其主要不足之处在于相关研究均是以“市场指数”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以市场整体相关性作为研究对象。但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投资者往往并不持有整个市场组合，而是根据其对某个行业的分析，持有某个或某几个行业的投资组合。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投资者进行国际化投资时，就需要根据所持有的偏重于某些行业的组合结构，对这些行业的国际相关性的现状尤其是变化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的、逐步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国际相关性的变化趋势无疑是一个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方面，而在行业层面上对该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对于深入理解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对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响能起到一定的帮助。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行业收益率数据为Wind咨询公司提供的“新华富时一级行业指数”的周收益率数据，包括10大行业指数。由于在本文所涉及的时间区间内，部分电信行业的数据无法获得，因此本研究不包含该行业指数，其余指数所覆盖的行业分别为：石油及天然气(简称“石气”)、基础材料(简称“基材”)、工业、消费品(简称“消品”)、卫生保健(简称“卫生”)、消费服务(简称“消服”)、公用事业(简称“公用”)、金融和科技。

国际主要市场收益率数据为Wind咨询公司提供的“S&P500指数”(代表美国市场)、“日经225指数”(代表日本市场)和“恒生指数”(代表香港市场)的周收益率数据。时间为2001年7月至2006年3月，采样周期分别为24、36和48周。

三、结果及分析

表1列举了各行业与美国、日本和香港市场的相关性的总体状况。从表中可以看到，与上述比较成熟的市场相比，中国证券市场的整体国际相关性是很弱的；从地域上看，中国证券市场与上述三个市场之间的相关性从大到小依次为：香港、日本、美国，这显示市场相关性与经济区域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表2显示了各行业国际相关性平均值的变化趋势。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

1．从总体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行业与国际市场间的相关性有增强的趋势，反映在各回归方程的最高次数项的系数基本为正。

2．从相对长期的趋势来看，与香港和日本市场之间的相关性的变化幅度要大于美国市场；而与日本市场相比，各行业与香港市场之间相关性的增长趋势相对较强，显示出市场相关性的变化程度与经济区域存在一定联系，以及内地与香港两地资本市场日益呈现的“一体化”效应。

3．随着采样周期的增加，与美国市场和日本市场之间相关性的增长逐步显著，反映在随着采样周期的增加，其回归方程中时间系数在数值和显著性两方面均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证券市场国际相关性的变化过程并非单纯地由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所产生，而是有着内在的经济和金融驱动因素。

表3显示了各行业国际相关性的标准差的变化趋势。从表3中我们可以发现：

1．近年来，不同行业国际相关性的差异程度有逐步增加的趋势。反映在各行业与香港、美国和日本市场之间相关性的标准差的变化率均为正，且有关统计量的显著性程度均较高。这一现象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对中国不同行业的影响的差异在逐步明显。

2．各行业与美国市场之间相关性的差异程度相对更加明显，这显示尽管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之间相关性的整体水平相对不高，但却呈现出强烈的行业特征和行业差异性。

上述“行业差异”对于进行国际化投资的中国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的：由于其投资组合中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投资于中国市场(这种“本国偏好”效应在世界各国均存在)，如果这部分本国投资组合集中于某些行业，则在通过国际化投资以改善投资组合的风险一收益特性时，就需要充分考虑其国内投资组合中的不同行业的国际相关性差异，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差异对于投资绩效的重要性正在逐步增加。

表4显示了根据各行业国际相关性变化趋势的回归方程计算得出的近期内各行业与香港、美国和日本市场之间相关性的变化率、边际变化率、相对变化率和相对边际变化率的排名(为尽可能反映中长期趋势，采样周期取48周)。

从表4中可以发现：

1．综合各行业的国际相关性的变化率和相对变化率排名，在近期“金融”、“基材”和“公用”三个行业的国际相关性的增长率相对较高。

2．综合各行业的国际相关性的边际变化率和相对边际变化率排名，在近期“金融”和“科技”两个行业的国际相关性的边际增长率相对较高；而“公用”和“消服”行业的国际相关性的绝对边际变化率和相对边际变化率排名差距较大，这主要是由于这两个行业的国际相关性与特定的国际主要市场有着相对紧密的联系，相对而言，“公用”行业与香港和日本市场之间相关性的边际增长率较高，与美国市场之间相关性的边际增长率较低；而“消服”行业则正好相反。

综合以上分析，在本文所研究的9大行业中，近期内金融、基础材料、科技、公用事业和消费服务行业的国际相关性具有相对比较显著的增长，其中公用事业和消费服务行业的国际相关性变化表现出相对较强的市场差异性。

四、结论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对“新华富时一级行业指数”所代表的中国证券市场9大行业与香港、美国和日本证券市场间的收益率相关性的变化状况的实证分析，对中国证券市场主要行业的国际相关性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证券市场中各行业的国际相关性从总体上有增强的趋势；不同行业国际相关性的差异化程度逐步增加，显示国际经济和金融因素对中国经济不同产业的影响差异性正在日益增加；同时，不同行业国际相关性的增长率也存在差异，金融和基础材料行业的国际相关性具有相对较高的增长率。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结合不同行业与国际市场的经济、产业和金融联系来进行分析。另外，本文所采用的“新华富时一级行业指数”在行业划分上相对是比较粗略的，采用更加细致的行业划分标准(例如采用“二级行业指数”)不仅有利于在投资决策中提供更详细的参考信息，也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不同行业的发展状况与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参考文献：

[1]洪永淼，成思危，刘艳辉，汪寿阳，中国股市与世界其他股市之间的大风险溢出效应[J].经济学,2004,(3)：703-726．

[2]胡安，许萌，上证指数与美国S&P500指数间相关变化的时间路径分析[J].经济管,2003,(12)：83-85．

[3]Eiling，E；Gerard，B.andRoon，F.2005.“AssetAllocationintheEuro-zone：IndustryorCountryBased．”DiscussionPaper，TilburgUniversity．

假设ri(t)和Rj(t)分别为本国市场中第i类行业和第j个国际市场在时间t的收益率，则其(离散形式)相关系数由式(1)所定义：

其中

分别为当采样周期为m时的本国市场第i类行业和第j个国际主要市场收益率时间序列的采样周期平均值，上述相关系数对于各行业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反映了特定采样周期下各行业国际相关性的总体趋势和各行业国际相关性的差异性的趋势。

对于某个行业而言，可以通过两个指标来分析其国际相关性的基本变化趋势，即第i个行业与第j个国际主要市场之间在某一段时间内相关系数的变化率和边际变化率，前者体现了相关性的变化状况，而后者则反映了这一变化状况的稳定性，由式(2)所定义。

国际证券市场论文篇(2)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指一国国内证券市场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也就是消除证券市场交易双方(投资者和筹资者)的国籍界限，在本国或国际证券市场自由参与各种上市证券的交易活动。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既包括一国证券走向国际市场，又包括国外证券在该国证券市场自由流动。证券市场国际化程度的高低，不仅反映一国资本市场的总体发展水平，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反映一国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特别是一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和开放程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和开放程度必然提高，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1.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必要性来看：(1)证券市场国际化符合当前国际资本流动证券化的总体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以银团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比重下降，以发行公开上市证券为主的直接融资比重上升，国际资本流动证券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95年全球发行国际债券5016.6亿美元，发行国际股票442.3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分别为11.6％和25.3％。1995年净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1815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占20.3％。199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证券投资占净流入资本1059亿美元的17.5％，相当于同年发展中国家证券投资总额的50％。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正好符合国际资本流动证券化的总体趋势。(2)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开辟了境外融资的新渠道。据日本野村证券估计，若中国经济增长仍保持8％—9％的速度，今后5年所需外资至少是2000—5000亿美元。适应国际资本流动证券化的趋势，国际证券融资将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重要形式。截至1997年12月，中国依靠发行股票共筹资137.8亿美元，占同期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3)证券市场国际化有利于建立一套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现代经济制度。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意味着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和上市公司经营行为的规范化，这是企业进入国际证券市场最基本的要求。同时，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还可以使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向国际规范化方向发展，可以培养企业的竞争意识，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可能性来看：(1)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地方性市场到全国性市场为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打下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中国证券市场逐步成长起来。1981年，中国开始恢复国库券发行；1984年，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少数企业开始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1988年，国债流通市场建立，与此同时，许多地方股票柜台交易开始出现；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随着证券市场发展开始引入市场机制，证券市场向国际惯例靠拢的步伐越来越快。(2)证券中介机构和证券投资各队伍迅速扩大，从事证券活动的心理素质和业务能力普遍提高。至1998年底，国内已有证券公司90家，从事证券经营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237家，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事务所103家，律师事务所322家，资产评估机构116有，证券评级机构2家，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至1999年6月底，在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开户数中，个人投资者达到4000万户，机构投资者15万户。(3)证券市场的技术和交易基础设施迅速发展。中国证券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的柜台交易转入集中竞价交易后，两个证券交易所利用现代化的电子和通讯技术不断改进和完善市场设施，并系统地建立了各项业务规则。目前，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已建成了覆盖全国的卫星证券通讯网与数字式数据传输网(DDN)和相应的交易和结算系统，基本实现了安全、高效、便捷的证券交易和证券账户管理。(4)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法规体系初步形成。从1991年开始，中国证券市场法规建设从无到有，在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例》和《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之后，1998年12月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投资基金法等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也正在制定之中，证券市场发展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5)全国性的证券监管体系初步形成。1998年，国务院决定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面监管证券市场，并对地方证券监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而初步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二、证券市场国际化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就一帆风顺。相反，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和障碍，它制约着中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国际化。

从宏观方面看，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以及由此产生的证券市场制度性缺陷，严重影响了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1)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基础性体制前提。但是，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明显滞后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企不分。政企分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和主线。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企分开的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政府控制型”，并演变为国有企业脱困的场所。第二，监管不力。政府在证券市场上扮演的角色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由此产生的政府行为是尽可能避免市场系统风险的过分累积和规范市场行为，保障市场体系的稳健高效运行。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证券市场上还扮演着股票市场上的最大股东和投资大众的“父母官”的角色，这就必然影响政府在证券市场上监管职能的发挥。第三，行政性审批的作用依然巨大。在股票和债券的发行方面，证券监管部门被赋予了过多的审批权，不仅容易滋生“寻租”行为，而且容易造成大量低劣的证券进入市场，放大了市场的非系统风险。(2)证券市场的制度性缺陷。虽然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制度建设，如证券发行制度、流通制度、公司产权制度和市场监管制度等有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其不完善性，与国际惯例还有相当的差距，特别是制度建设中的“政府倾向”，导致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存在严重的体制性缺陷。这种体制性缺陷在这一程度上源于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同时，它的存在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状况。

从微观方面看，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且运作不规范、中介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等)的非独立性和自我约束机制较弱以及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和不规范等都是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重大障碍。(1)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且运作不规范。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谈到入世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最大压力时指出，入世的压力并不是外资机构会进入，而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规范上市公司行为。目前，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和行为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包装上市”。根据对上市公司的调查，一些公司的股票之所以能够上市，并不是因为它的业绩较好，而是“包装”得好。为了上市，一些公司纷纷改换名称，或者先收购兼并另一家公司，这就难免上市公司的质量不高。有的上市公司在上市后的半年内就出现了亏损，不仅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而且严重影响了投资人对市场的信心。第二，治理结构不合理。一些上市公司依旧国家控股，公司股份结构中国有股占70％以上。在这样的公司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基本形同虚设，完全由国有股东说了算。第三，上市公司行为不规范。由于转制不彻底，上市公司的运作与其上市时的承诺存在一定距离，违规事件屡有发生，尤其是制造虚假财务报表、重大信息隐瞒不报等。(2)中介机构的非独立性和自我约束机制较弱。目前，中国国内从事证券业务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为数不少，但由于其或多或少的“官办”性质而不具有独立性。相当多的中介机构不能公正地履行其审查和证实的职责，往往倾向于“照顾”上市公司的利益，形成与事实不符或严重不符的公司报告或结论。(3)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和不规范。公司披露的信息，无论是及时性还是重要性，均于投资人的要求存在较大距离，上市公司“知情不报”或言之无物的现象尤其普遍。同时，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证券分析专家对已经披露的公司信息和各种宏观经济信息进行加工整理，投资者很难根据已经披露的信息得出正确的投资判断。

三、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演进路径分析，中国证券市场要进一步国际化，应遵照以下路径选择：

1.规范上市公司的运作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是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基本前提，而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最大障碍就是上市公司的运作不规范和质量低劣。为此，必须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1)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选择和重组企业，确保素质高、经营业绩好、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入证券市场。从证券市场建设的角度看，一级市场的工作重点应放在严格审查公司章程、资产评估报告、验资报告、招股说明书和严格监督公司的信息披露上。二级市场上，在尽快消除公司股权结构和证券市场分割的同时，坚持和提高股票上市标准，增加债优股的上市量，使上市公司质量和市场运作效率逐渐达到国际标准。(2)加强上市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努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此，必须健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有效防范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的负面影响。(3)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在适当缩短信息披露间隔时间、健全企业会计制度的同时，加强对信息质量的监管和处罚力度，将民事责任引入信息披露制度，以消除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状态，制止内幕交易和欺诈行为，促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完整和规范。

2.完善证券市场组织制度和市场结构，在实现国内证券市场一体化的同时，努力促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1)建立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上市公司退出制度是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中国证券市场只有单向吸纳功能，尚不具备真正的退出功能，致使证券市场效率低下。因此，在解除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父爱主义”的同时，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入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就显得尤其重要。(2)尽快实现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三股合一，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A股和B股统一。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设立是由改革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改革的策略要求。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使我国的股份制改革超过了制度发展成今天的大好局面，但时至今日，占上市股本75％以上的国家股、法人股不能流通，不仅使通过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实现国有资产存量优化重组的目标难以实现，而且使证券市场功能始终处于一种被扭曲的状态。实现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三股合一是证券市场功能完善和统一的必然要求。在此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实现A股、B股市场并轨、准许外国投资者直接进入中国股市。(3)建立统一的、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从中国证券市场的未来发展考虑，必须加快证券市场的结构调整。在继续完善股票市场的同时，加紧建立创业板市场，使之与主板市场形成互补性的制度安排，为有潜力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积极发展分层次的场外交易市场，为已经转制的大量股份制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提供股权流通市场；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改变中国债券市场的分割局面。另一方面，积极推进金融创新，稳妥地发展金融衍生市场，使中国证券市场尽快形成以股票市场为主体，多层次证券市场并存和协调发展的市场体系。

3.强化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确保证券市场监管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社会化。强化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关键，也是证券市场国际化能够顺利实现的关键。当前，强化政府对证券市场监管要做的主要工作是：(1)矫正政府角色定位，解除政府的“隐性担保”责任。(2)完善市场法制，依法规范证券市场秩序。首先，要抓紧制定与《证券法》相配套的法规体系，增进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同时严格对证券交易机构和证券经营单位的规制和管理，制止证券交易中的各种违规活动。其次，要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建立信息披露动态监管机制，对上市公司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进行跟踪核查。再次，建立健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组织机构和社会机构，维护投资者利益。(3)建立社会化监管体系，发挥中介机构特别是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券商和新闻媒体的作用，同时调整好中国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的职能划分，形成财务监督、法律监督、保荐人监督、媒体监督、行业监督、行政监督与市场监督相结合的立体式监督网络，尽可能保证证券市场的公平性和有序性。

4.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和措施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加入WTO，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但是，由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较短，在许多方面与国际证券市场运行惯例尚未完全接轨，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既要适应WTO规则的要求，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又要有效控制证券市场国际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为此，必须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和措施来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1)制定和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如《证券投资基金法》、《境外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法》等，利用WTO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保护条款，有计划地实现与国际证券市场对接。(2)允许成立中外合作基金管理公司，为国外基金进入国内市场开辟通道。(3)进一步扩大外国券商在中国的业务范围，鼓励国内券商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加强中外券商交流和合作。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德福主编：《现代金融知识ABC》，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曹风岐主编：《中国金融：改革、发展与国际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国际证券市场论文篇(3)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和用途发生根本变化，这就要求区分会计准则本身目标与政府的政策目标，明确会计准则制定的出发点，即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为资本市场服务，为投资者和债权人服务。

现有的《会计法》制定于我国经济刚刚转型时期，现在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会计法》某些内容已经滞后，会计准则的制定应该吸收多方利益团体的参与，尤其是有关证券市场方面会计准则的制定，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包括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投资者和证券监管部门应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关键词：证券市场会计准则会计信息

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指出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与发展是近期的根本任务。发展是在规范基础上的发展，而规范市场的基础在于信息披露、尤其是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一个证券市场的成功是与高水平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密不可分的。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总会计师迈克尔·萨顿曾说过“美国资本市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国上市公司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准则”。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是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准则的基础，可见会计准则对于证券市场的重要性。我国加入WTO将使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加快，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必然要求会计准则的国际化。我国会计准则需要更多地参考国际经验，向国际标准靠拢。本文从世界范围证券市场发展对会计准则建立、成熟的影响角度谈谈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问题。

一、证券市场发展是会计准则发展的根本动力

会计准则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美国是世界上会计准则建立最完善的国家，其公认会计准则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适应证券市场发展需要，是在为证券市场服务的基础上成熟起来的。在1900－1933年间，美国以股份公司形式组建的企业日渐增多，证券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上市企业更多地重视市场的筹资功能，市场监管也相对宽松，缺乏有效的会计信息披露规范，致使企业管理当局能够控制财务信息披露的内容与形式，对会计信息进行操纵。会计的目的更多地是满足内部管理者的需要。这种状况随着上市公司的增多，引起了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广泛不满。

1929年发生经济大危机时，许多财务帐面状况良好的企业纷纷倒闭，使投资者和债权人损失惨重，社会各界意识到规范会计信息披露的必要性。为改善公众对企业财务报表的疑虑，加強上市公司监管，美国1934年成立了证券管理委员会（SEC），对上市公司的财务会计和报告准则、审计程序进行监督，领导民间机构制定会计准则，引导企业财务会计和报告实务的发展方向。美国会计师协会（AIA，1957年改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简称AICPA）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着手共同研究解决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问题，进行可操作性会计准则的制定。从1938年到1958年，共颁布了51项会计研究公告，在SEC的支持下，成为美国当时唯一公认的会计准则。

二次大战后，美国证券市场得到了空前发展，新的融資工具不断出现，新的交易手段层出不穷，会计准则的作用更加重要。为适应这种状况，促进公认会计准则的发展，1959年AICPA成立会计原则委员会（APB）。随着证券市场深入到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相关利益团体要求参加到会计准则的制定中来的呼声渐高，会计准则的独立性、客观性更加得到重视，公认会计准则演变成了一项公共事业。为此，AICPA在1972年成立了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广泛吸收相关利益团体参与准则的制定，并确保相关利益团体的意见能够被吸收考虑。FASB与有关利益集团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会计原则的发展。由于FASB的独立性与客观性，确立了其准则的权威性，满足了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包括潜在投资者）、债权人及相关利益团体的需要。自1973年到2001年7月底，FASB共颁布了143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和7个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对维护美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七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九十年代，资本市场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跨国融資与投资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1997年底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683家公司中，国外企业达到526家，而交易量占所有交易市值的69％。同年在美国，纽交所的国外上市公司在全部上市公司中的比例也超过10％，外国公司仅一年时间就从美国资本市场上筹集到280亿美元资金。美国居民持有的非美国证券在1997年达到10,000亿美元。资金的国际流动使相关国家认识到对世界各国会计规范进行协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希望采用一套普遍适用的国际会计准则，降低全球投融资的成本，提高决策的有效性，促进资本市场的良性竞争。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自1973年成立以来发展极为迅速，到2000年1月，已成为拥有104个国家143个会计组织的庞大组织。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同样引起了WTO的关注，1996年12月在新加坡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明确提出鼓励IASC制定国际会计准则。IASC得到了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O）、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鼎力支持。在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广泛吸收参与者，除注册会计师作为会计信息的审核者外，还有财务信息的编制者和使用者代表参与，最明显的是突出资本市场代表的影响力；放弃了以注册会计师为导向的制定体制，代之以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为导向，突出了财务信息以满足投资者和债权人需要的首要目的。目标是建立全球通行的高质量会计准则。IASC的核心准则就是指应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O）之约，针对跨国证券发行和股票上市公司编制财务报表所需而制定的一套完整的会计准则。这些核心准则为会计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它们的高质量导致会计信息的高透明度、良好的可比性，保证了信息的充分披露。经过IOSOC的认可和推荐，国际会计准则在今天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会计准则的基准。

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初期，由于证券市场还很弱小，准则的制定者基本上未考虑到证券市场的需求。但事实上证券市场的突飞猛进迫使会计准则不得不适应市场的新情况、新要求，被动地出台了一些具体会计准则，如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收入、债务重组、非货币易等准则，这些准则都是为了规范上市公司的会计行为，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而颁布的。这一系列具体准则和基本会计准则共同形成了我国与国际会计准则相衔接的会计准则框架体系，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证券市场的发展也是我国会计准则发展的动力。

二、证券市场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和用途发生根本变化

会计信息具有众多的使用者，不同使用者对企业会计信息有不同的要求和用途。证券市场的发展使上市公司面对着许多公众投资者（包括潜在投资者）和债权人，他们需要掌握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并据此作出相应决策。在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和债权人是企业风险资本的主要提供者，与企业具有最重要、直接和密切的经济联系，因此，满足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会计信息需要至关重要。美国FASB明确指出，“财务报告的首要目标是为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作出理性投资、信贷及相似决策所需的有用信息”。同时，满足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信息一般也能满足其他使用者的需要。

会计准则的出发点是通过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为投资者和资本市场服务。作为投资者，最关心的是投资风险及其对期望收益的评价，他们需要通过会计信息去发现证券的价格。财务报告应向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使用者提供信息，帮助他们评估股利或利息的现金收入，以及证券或信用销售、即期或远期收益金额计算、时间选择与不确定性分析等。这就要求会计信息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所谓相关的会计信息是指，能够通过帮助使用者分析过去、现在和未来事件的结果，或坚持或更正先前预期而在决策中起作用的信息。相关的信息必须同时具备及时性、预测价值和反馈价值。准确性是可靠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靠的财务报告有较高的准确度，它使得预测相应的经营状况和收益的把握加大。这就要求上市公司对可能影响证券价格的会计信息进行连续性披露和前瞻性披露。尽管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上，纯粹的会计技术的改变对企业价值没有根本的、长期的影响，资本投资及由此所决定的经营活动才是决定企业价值的根本因素，但会计政策、会计技术会有利于或有害于企业价值的形成。

国际证券市场论文篇(4)

一、文献综述

自奎因（Quinn，1997）通过研究得出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后，关于资本项目开放、证券市场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文献大量涌现。

综合来看，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孟宪强和温振华，2010），而大多数研究均认为证券市场开放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又分别采用宏观数据和产业数据进一步考察了金融发展水平对证券市场开放效应的影响。克莱因和奥利维（Klein和Olivei，1999）对67个工业化和非工业化国家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在工业化国家中资本项目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非工业化国家则不然。同时，论文还首次关注了金融深化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认为资本项目开放能够促进OECD国家的金融深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加林多、亚历杭德罗和奥托涅斯（Galindo、Alejandro和Ordo觡ez1，2002）认为金融开放能够推动金融部门发展，进而提升企业融资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爱迪生等（Edison等，2002）通过对57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在引入控制变量后（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居民教育程度和宏观经济政策变量），并不能够证明在给定经济水平、教育水平、法律和秩序水平、腐败程度下国际金融一体化（IFI）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却与实际人均GDP、教育水平、银行业发展程度和证券市场发展、低水平的政府腐败呈现积极关系。贝克特、哈维和伦德布拉德（Bekaert、Harvey和Lundblad，2005）通过95个国家的大样本宏观数据得出了金融发展水平对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有积极的影响。克莱因和奥立维（2008）分别对发达国家（1986—1995年）和发展中国家（1975—199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资本项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该国的金融深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和宏观政策，资本项目开放的效果不是很明显。伽玛（Gamra，2009）通过对6个东亚国家1980—2002年的数据分析得出：金融开放的效果与金融开放的水平和结构有关，适中的金融开放水平和结构会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影响。采用产业数据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万内斯基（Vanassche，2004）通过对45个国家细分产业的数据研究，进一步延伸了克莱因和奥立维（1999）的研究结论，不仅仅在OECD这样的工业化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一体化同样也能推动金融发展水平，从而带来各细分产业的增长，并且这一作用在外部依赖性强的产业中更为明显。古普塔和袁（Gupta和Yuan，2009）依据31个新兴市场国家27个产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股票市场开放对产业产值增长率、企业数量和规模、单位企业投资增长率的影响，并检验了金融配置效率对这一作用的影响，结论显示股票市场开放可以有效促进产业产值增长，并且配置效率高的国家，股票市场开放更能提升产值增长率和新建企业数量增长率。

综上，文献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金融发展水平能够强化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或者证券市场开放能够促进金融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文献中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影响了结论的可接受性：一是对于证券市场开放度变量，现有的文献一般采用简单的二项变量及其变形，即开放前年份取0、开放后年份含开放当年取1，或者按照开放的年数除以总年数的比值来描述开放程度，还有采用主观评分指标来刻画证券市场开放度，此类指标对证券市场开放水平的测度是粗糙的，例如印度和中国在证券市场开放过程都选取了渐进式的开放方式，而实证文献采用单纯的二项变量无法准确描述这一过程。二是现有文献在选择样本国家时往往排除了中国等金砖国家，因为在获取有关证券市场开放度数据方面存在困难，而金砖国家恰恰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三是现有文献样本的时间跨度大部分截止于2000年之前，而金砖国家特别是印度和中国2000年以后仍然在不断地开放其证券市场，截止到2000年的样本显然无法进行准确的检验。

二、理论模型

本文从扩展的带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索洛—斯旺模型出发，借鉴克莱因（2005）对这一模型添加制度变量的思路，在经典的索洛—斯旺模型中添加了金融发展水平变量，进而从理论模型角度探讨了金融发展水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一）基本模型

模型中包含两种形式的资本K和H。这一思想来源于巴罗、曼丘和马丁（Barro、Mankiw和Sala-i-M-artin，1995）构造的增长模型，K代表实物资本，这类资本在国际借贷发生时能够充当抵押品，进而可以完全由国际资本补充而来。H代表人力资本，由于在国际借贷中无法用未来的工资充当抵押品来获取借贷资金，因此H表示无法充当抵押品，只能由国内储蓄转化而来的资本。在封闭状态下，二者没有区别，然而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则会有较大区别。

引入K和H后，索洛模型的生产函数变为：其中，E代表劳动的效率，L代表劳动力的数量，和均为（0，1）之间的参数，且。定义，，。（1）式两端同时除以，生产函数可转化为：在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资本k由储蓄转化而来，而金融发展水平会影响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水平。因此引入金融发展水平函数来描述这种影响，记为，函数中，且，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值越大代表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进而可以使得储蓄更大比例地转化为资本。根据索洛模型，可以得到k和h的积累方程：（3）和（4）式中和分别为产出转化为K和H两种资本的比例，是两种资本的折旧速率，，，即和分别表示劳动和技术的增长率，、、表示变量对时间t的导数。当经济处于稳态的时候，即，，由（3）和（4）式可以反解出稳态时的和，记为和：将和带入生产函数（2）式，即可求出封闭状态下稳态时的产出。

（二）封闭状态下的产出增长率

由生产函数出发，对（2）式两边求自然对数，并对时间t求导可得：其中表示变量对时间t的导数。将（3）、（4）带入上式可得：对上式运用泰勒展开式在经济稳态处（）进行一阶泰勒展开，得出封闭状态下的产出增长率在稳态水平附近的近似解：

（三）实际开放状态下的产出与增长根据

K和H的定义，由于在实际开放状态下人均资本k可由国际资本补充，因此k将由均衡条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决定，即k的边际产出等于资本成本。k的边际收益是k的边际产出减去其折旧，资本成本是国际均衡利率，由此可得，，并可解出经济稳态时的，H由于只能通过国内储蓄转化而来，因此经济稳态时的与封闭状态相同，即。将和带入生产函数（2）式，即可求出实际开放状态下稳态时的产出。根据（8）式的推导思路可以得出实际开放状态下产出增长率在稳态水平附近的近似解：

（四）关于模型的讨论

1.封闭状态和开放状态下收敛速度的对比。根据（9）和（10）式可以得到封闭状态和开放状态下经济向稳态水平收敛的速度分别为：封闭状态：开放状态：由于，可知开放状态下经济收敛的速度要快于封闭状态下，因此，证券市场开放状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证券市场没有开放的状态。

2.开放状态下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讨论开放状态下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先求得：由（11）式可知，由此，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将会增强证券市场开放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三、金融发展水平对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

根据（10）式，其中为长期稳态产出水平，在相关实证研究中，一般用决定经济长期水平的控制变量的线性组合表示，由这些控制变量决定经济的长期稳态水平。添加了证券市场开放度变量和金融发展水平变量，由此（10）式可转化为实证研究所用的计量模型：其中，，y为实际人均GDP。包含经济长期水平的决定变量①，本文选用了政府开支/GDP（记为GOV）、人口增长率（记为POP）、预期寿命（记为LIFE）、投资率（记为INVEST）、进出口占GDP比重（TRADE）、FDI占GDP比重（记为FDI）。是实际人均GDP的初始值，OECDgrowth是代表世界经济周期的变量，方程中引入该变量是为了控制世界经济的影响。式中和分别代表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金砖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均值国家的证券市场开放度和高于均值国家的证券市场开放度。表示金融发展水平。本文选取了私人信贷占GDP的比重和股票市场周转率两个变量分别代表银行业发展水平和证券市场发展水平。

（二）数据说明及来源

1.证券市场开放度。AREAER评分指标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参照IMF各期《汇兑安排和汇兑限制》有关资本账户11个大项中与证券市场开放有关的4个子项汇兑限制的描述，并根据其每年的变化程度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给予打分，最终汇总得出证券市场开放度分值。选择的4个子项分别是：股票市场（Sharesorothersecuritiesofaparticipatingnature）、债券市场（Bondsorotherdebtsecurities）、共同投资证券（Oncollectiveinvestmentsecurities）、金融衍生品市场（Derivativesandotherinstruments）。每一子项流入和流出的计分范围分别为0—1。计分标准：计分起始年份选择为官方开放日期的前一年，前一年4个子项均按照0分计分，此后根据《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对每一项交易管制法规的具体描述，按照其变化的程度给予打分，如果限制相对上一年放松，则加分，反之则减分，具体加减分的标准为：特别重大政策调整加减1分，重大政策调整加减0.5分，一般政策调整或者涉及数量和宽严变化的政策调整加减0.25分，涉及投资限额频繁调整的政策变化根据其变化幅度和频率分别计0.1或者0.05分。最终得分由4个子项得分汇总除以4得到。证券市场开放强度指标（EW指标）②：来源于标普公司。将IFCI指数的市值与IFCG指数的市值相除得到，0代表完全封闭，1代表完全开放。实际资本流动净额指标（Netflow指标）：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BOP数据库。一国每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资产的净额（贷方-借方）表示一国该年对外证券投资的净变动额，同理负债的净额表示该年外国对本国的证券投资的净变动额。本文选用证券负债净额的绝对值/GDP表示证券市场开放度。

2.宏观经济变量。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由年度实际人均GDP计算而来。初始实际人均GDP由前一年度实际人均GDP取自然对数计算而来。政府开支/GDP由年度各国政府开支数据除以GDP数据得来，用以粗略反映各国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增长率表示各国年度人口增长率。预期寿命表示各国年度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中学入学率表示各国中学入学人数与适龄人口数比例。OECD经济增长率表示高收入OECD成员国的平均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率，以上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投资率表示各国年度投资额占GDP的比重。进出口占GDP比重由各国年度货物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额总和除以GDP计算而来。FDI占GDP比重由各国年度FDI净流入和净流出总和除以GDP计算而来，以上数据来源于IMF。

3.金融发展水平变量。（1）私人信贷占GDP比重。私人信贷包括商业贷款、购买非股权类的金融工具（比如债券）、贸易信贷等等。（2）股票市场周转率表示股票市场交易量占总市值的比重。以上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三）样本及计量方法

本文选择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的样本进行了检验，因为俄罗斯的各变量数据在1998年之前是不同程度缺失的，因此予以剔除，（12）式中参照贝克特、哈维和伦德布拉德（2005）的研究选择了k=3，以便更好度量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样的OECD增长率也取了3年的平均值，时间跨度选择为1990—2008年，因为所有国家均是在1990年后逐步开放了本国的证券市场。面板分析选择了固定效应，回归方法选择了截面似无关（Cross-sectionSUR）广义最小二乘法，加权方法为截面似无关，来修正截面异方差性和同期相关性。估计完成后，对和的系数进行两者是否有显著差异的Wald检验。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银行业发展水平与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表1给出的是用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的样本对方程（12）的估计结果。（1）—（3）列报告的是将银行业发展水平纳入回归方程，同时证券市场开放度分别使用EW开放度、AREAER开放度、实际证券资本流动净额开放度时的估计量。各模型的F统计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固定效应的似然比检验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的Adjusted-R2均在90%以上，因此估计结果是可信的。估计的情况表明，在不同的证券市场开放度度量指标下，证券市场开放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可以得出证券市场开放对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的判断，然而银行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的证券市场开放度的系数和银行业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的系数并没能通过wald检验，说明银行业发展水平对金砖国家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并没有造成显著差异。从其他变量来看，所有回归方程中滞后一期实际人均GDP对数前的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说明样本国家的经济存在条件收敛趋势。人口增长率和人均寿命的系数全部显著，这与贝克特、哈维和伦德布拉德（2005）的研究结论相同，说明了人口增长速度的增加并不利于经济增长，同时人均寿命的增加，提高了劳动的投入，促进了经济增长。政府开支的系数不显著，说明政府开支对经济增长并无太大影响。进出口的系数全部显著为正，说明贸易开放的水平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说明将其作为经济稳态水平的决定变量是合适的。投资率和FDI的系数部分显著，说明将其作为经济稳态水平的决定变量纳入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是值得讨论的。OECD国家经济增长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金砖国家与世界经济周期具有同步性，另外也说明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在控制经济周期变量后仍然显著，更能进一步证明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2.证券市场发展水平与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表1中（4）—（6）列报告的是将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纳入回归方程，同时证券市场开放度分别使用EW开放度、AREAER开放度、实际证券资本流动净额开放度时的估计量。各模型的F统计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固定效应的似然比检验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模型的Adjusted-R2均在90%以上，因此估计结果是可信的。估计结果表明：当将衡量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的股票市场周转率变量纳入方程进行估计后，证券市场开放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同样可以得出证券市场开放对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的判断，此外估计结果显示股票周转率高的国家的证券市场开放度变量的系数大于股票周转率低的国家，并且通过了wald检验，说明股票市场活跃的国家在开放证券市场后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的实证结论部分验证了文献回顾中得出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够强化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在证券市场发展水平方面直接验证了有关结论，但是在银行业发展水平上没有得到支持的证据，这可能是由于证券市场开放后外部资金通过证券市场流入实体经济，因此其增长效应与证券市场发展水平关系更为密切，而银行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充当实体经济间接融资的渠道，会对证券市场代表的直接融资渠道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因此当一国更为依赖银行业进行资金配置时，通过证券市场开放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就相对不明显了。

四、结论

国际证券市场论文篇(5)

关键词：证券法；域外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D9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236-1879（2017）13-0260-01

一、问题的提出

在2012年12月份的时候，美国证券委员会发表了一条声明，内容是当时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收购了加拿大尼克公司，在两家公司交易时，美国怀疑好利公司涉嫌内幕交易，并且美国证券会已经与其达成关系的和解，但好利公司已经同意支付其向美国的和解费，约合1422.44万美元。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浅析如下：好利公司之前获取了一条十分重要的内幕信息，就是中海油将在2012年与加拿大尼克森公司正式进行收购交易，收购总额定为151億美元，单额为27.50美元，中海油将在正式交易前4天的时候购入83万股的尼克森股票。信息公开之后，尼克森公司的股票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于是好利公司瞄准时机，通过快速对股票清盘获利约720万美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证券会才对好利公司的交易进行了指控，称其涉嫌违反了美国在1943年颁布的《美国证券交易法》条款，称其是内幕交易行为。

在这个案例中，好利公司是香港的一家公司，而尼克森属于加拿大，而且好利公司是在美国境外购买的股票，属于在美国境外发生欺诈行为的非常典例。此案件一出，就引起了社会舆论的轰动，也继而引发了人们对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的热点关注与讨论。因此，国际有关证券法的域外适用制度一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也提出了有关证券法的相关问题。

二、证券法域外适用支付的理论基础

最开始反托拉斯法只是开始用于法律的域外适用制度上，渐渐地此制度也开始引用在证券法领域上，证券法域外制度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法律的理论基础之上，内容如下：

（一）证券市场基础。

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的产生离不开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基础，因为现代经济都是全球一体化制度了，技术也是运用网络计算机，所以证券市场无论是在跨国上市，还是非常频繁的日常交易活动上，一家公司有可能会在好几家证券交易所进行上市，证券市场发展趋势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明显，但是证券市场自身的国际化对市场而言本身就是一场非常巨大的影响，从世界证券公司的监管与竞争上就可以体现出来：1.证券市场之间的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资金也慢慢流向了国际，已经超出了国家界限。2.证券市场之间的影响较为明显，其中一个证券市场的事件发生都能影响着在其他世界的证券市场，影响或积极或消极。3.证券的违法行为已经涉外或者跨国。4.对证券的监管非常困难，因其已经超出了一个国家的法律范围。

（二）法律基础。

因为每个国家对于证券的监管法律和模式都大不相同，因此才实行了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因为各个国家的国情，经济体制与发达程度乃至政治背景都不可能一致，所以当有证券的违法行为超出一个国家的法律管辖范围的时候，国际社会或组织面对这种跨国违法行为就很难有一个监管标准，难以做到统一立法。这个时候就显示出证券市场证券法完善的法律优势，其一定程度上适合用于域外，一方面加大了原属地的管辖权范围，一方面又能够把发生在域外的证券行为也纳入到本国的管理范围之中。换句话说就是，本国的证券法其实也适合用在域外证券行为上。

（三）政治基础。

证券法的域外适用其中也蕴含了政治因素，因为其监管范围往往都是超出一个国家的法律管畴范围的，所以可认定为这是经济政治较为强势的国家，以保护自己国家的经济与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所实行的一种强制性的效力推向域外规则。目的就是设立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双边或多边的国际经济法秩序，力图发展其对世界的控制与影响力。就像上述中的美国一样，国家本身就作为证券市场的佼佼者，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和资金安全，把反托拉斯中的域外制扩展到了证券法领域，而且其管辖范围一直在扩大。尽管几十年来学者专家对此事的利弊说法纷纭不一，但必须说的是，证券法的域外制已经是各国发展势在必行的趋势，也是立法之本。

三、我国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的具体构建

（一）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的确立。

对于有关模糊化还是明确规定证券法域外适用的法律条款，学者们的意见都不统一。有些认为应该模糊化，有些认为该确立。笔者认为应该综合考虑国际现状：每个国家的立法机构都可以进行管辖权的确立，针对本国的证券发行或交易制定相应法规，不必考虑其他因素，例如发行人的国际或居所等。所以，明确对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的规定其实就是对法院或行政机构管辖权的肯定，法院依照法规判决表现了其司法权力，随着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应该在国家的法律中明确对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应该通过国家法律的明确规定来确定实施。

（二）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如送达、相关取证、执行制度等并没有在《证券法》中有所体现，这些配套制度的作用十分重要，一旦缺乏，证券法实施起来就并非易事。所以，除了一些在《证券法》中明确规定的适用制度外，还需对其配套制度进行相关完善。

四、总结

深刻的政治与经济是产生证券法域外适用制度的根本原因。在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尤其是西方的发达国家，例如居于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美国，其拥有的广阔利益涉及海外，它主张本国经济立法的域外效力，一方面是想要维护其国家商人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其建立域外效力的证券法，是想要建立自己有益处的多边经济秩序，从而对维护好本国利益，加大国家的经济扩张都有重要影响。由此可见证券法域外制度的优点及作用都非常巨大，我国更应该着手切实做好对证券法域外制制度的规整设立，以便加强我国的经济建设，维护好本国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 孙南申.跨国证券投资法律适用规则与发展[J].社会学.2011（12） 

国际证券市场论文篇(6)

1证券市场的税制制度的讨论

我国目前现行证券市场的税制制度中税种的主要内容包括:证券所得税、股票交易印花税、证券营业税以及其他税种。首先，证券所得税的主要内容指的是证券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收益所征的所得税，是以股息和红利所得作为征税对象而得的税收，对个人投资者按照国际上标准规定对个人的红利收入按照20%税率进行征税。证券所得税的主要内容指得一是对个人投资者的各种资本利得不征所得税，对证券市场活动的股息按规定的20%征税;二是对于国内企业，股票转让净所得并入企业的应税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股利实行抵免法，但债券的利息收入需计入应税所得;三是对于外商投资企业，股票转让净收益须并入应税所得。股票交易印花税也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发展历程，是专门针对证券市场的交易过程中而发生的一种税制。之所以要对股票征收印花税其主要目的在于股票印花税作为普通印花税的一种，是对股票交易进行征税。产生印花税的首要目的是因为在证券交易的过程中往往以目前的税制制度无法做到对其进行征收。对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征收印花税是为了鼓励证券投资者能够长期持有股票，国外常常对股票买卖双方实行差别税率。总而言之，对股票征收印花税目的在于:一是作为普通印花税的一种对股票交易进行征税;二是在股票交易所得税难以征收的情况下，以印花税作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替代税种;三是印花税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是专门针对证券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活动而征收的一种税，通常也是国家经济监管部门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调控证券市场走向的一项直接政策工具。证券营业税是对证券市场过程中涉及的对“金融保险业”项目所征收的一种税种。证券市场中的其他税制制度由于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税制制度建设尚未完善所以这方面的内容并没有实现突破。

2我国证券市场税制制度存在的缺陷

根据相关证券市场工作人员以及对应的部门机关人员的反映，在证券市场的税收征收过程中涉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二次征税的问题。重复征税指的国家对同一征税对象征收多种税或多次征税。具体地说，重复征税也被称为二次征税具体指的是对一次证券交易活动进行两次征税，在证券市场中的重复征税具体表现在股东个人所获得的股息红利是从扣除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中支付的，而个人所得的利息还要再次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此项双重纳税是目前证券市场中的税制制度缺陷最明显的一点。虽然这种弊端在目前的证券市场中显而易见，但是对于这个弊端并没有相应的专业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改进。二是个人的征税负担过重。由于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的稳步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从业人员逐渐转到证券行业。同时也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也投入到证券市场中，因此保证证券市场的稳步发展和保证其较可观的利润来源是相应监管部门应付出最大努力所应该做的事。税率过高不仅会损害投资人的切身利益，还会使得整个证券市场发生动荡，从而对我国的经济市场的正常运转带来严重的危机。三是缺乏相应的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以及税收行为的监督。证券市场和与之对应的税制制度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相应的各项制度都没有得到完善。尽管我国也存在对证券市场的税收过程的监管部门，但是由于各项制度的不完善，监管部门在监管的内容、监管的技术、监管的力度以及腐败方面都存在不可避免的差错。因此，要切实保证各个参与证券市场的个体的根本利益，对其税收过程的监管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3证券市场交易与税制建设未来发展的讨论

首先在证券市场的税制制度的管理中要做到的是降低税收过程中的重大负担。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还处于初级发展的阶段，降低税率有助于更多的人员加入到证券市场，也有助于各个证券公司的发展。一旦证券市场得到充分的发展对于我国的经济市场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给我国的市场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可以发展更多的工作岗位。因此，证券市场中税率的降低，应该要引起国家经济监管部门的注意，通过经济监管的各个部门的稳步实施策略来实现对税率的一步步地控制。其次，解决重复征税问题这一弊端，一直以来都是税制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需要有相关的监管部门对这个工作进行监督和督促，真正实现证券市场中的税制制度的改善和我国整个税制制度的完善。所以，国家需要设立专门的部门对税制使得的合理化进行讨论和实施改革工作，希望这一点可以早日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对于对证券市场中的税制制度的监管问题的解决需要注意和关注的方面就更多。首先就是要设立具有明确职责的相关部门并明确和确立他们具体的监管的作用。在各个不同部门设立和各项职责关系确立之后，监管部门要保证其履行其职责。对于监管部门内部的协调发展以及可能会存在的腐败问题国家也应得到相应的重视。

4结论

我国证券市场中的税制制度的改革是刻不容缓之事，本文针对税制制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随着我国在各项制度的逐步完善的步伐，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证券市场涉及的税制制度会得到逐步改善。

参考文献:

［1］李孟雯．论我国证券市场税制的完善［J］．科技资讯，2010，29．

［2］阳朔，杨春亮．关于我国证券市场税制建设的几点思考［J］．统计与咨询，2009，4．

国际证券市场论文篇(7)

【关键词】银行间债券市场 ;利率期限结构

1 引言

利率期限结构(term structure)是某个时点不同期限的利率所组成的一条曲线,他可以表示为某个时点零息票债券的收益率曲线(yield curve)。由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质量对利率波动极为敏感,因此,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率期限结构一直是金融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研究主题之一。

就我国而言,我国债券市场主要由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组成,债券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近年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现券交易结算量快速发展,以2007年为例,全年银行间现券交易结算量为165915.94亿元,平均单笔交易额已经达到了1.1亿元;交易所债券交易已经逐渐边缘化,每天的成交金额只占银行间债券市场的7%左右。然而,尽管银行间债券市场已在我国资本市场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相关的学术研究还相当欠缺,特别在定量研究方面,国内几乎处于空白。因此,本文尝试用定量方法对比分析银行间市场和上交所市场的国债现货利率的期限结构,认识两个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差异及关联,这对深入分析中国金融市场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2 实证分析及结论

利率期限结构的拟合模型有很多,如多项式样条法、指数样条法及nelsen-siegel-sevensson扩展模型。本文尝试采用nelsen-siegel-sevensson扩展模型,之所以选择这个模型,原因在于nelsen-siegel-sevensson扩展模型是比较成熟的模型,为许多国家及金融机构采用。有关nelsen-siegel-sevensson扩展模型的具体介绍请参考文献。

我们依照nelsen-siegel-sevensson方法分别对2008年8月2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进行估计,结果如图1、2。

对比图形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 长期预测上,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国债现货利率走势与上海债券市场的国债现货利率走势基本一致。这说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银行间国债市场的长期价格发现功能基本市场化。

(2) 短期预测上,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国债现货利率期限结构更为陡峭。一般情况下,长期利率应该高于短期利率。在图1中,总体来看,长期利率的走势高于短期利率,在中短期有一个较小的弯曲。对比实际和拟合结果,该利率曲线结构反映了市场的实际情况,是一个合理的利率曲线结构。图2中,总体来看,长期利率的走势高于短期利率,在中短期有一个较陡峭的弯曲。但对比实际和拟合结果,我们发现在短期预测上,该利率曲线结构与实际情况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究其原因,银行间债券市场采用的是询价谈判制度,而非竞价撮合。这使得银行间市场的国债现货利率期限结构拟合可能存在较大的偏差,因为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不能遵循市场规律。这种较大的偏差我们从图形2上可以看到。

当然我们可以思考选用一种更适合的模型进行拟合,以适合我国的特殊国情。这将是作者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参考文献

[1] 朱世武.金融计算与建模理论、算法与sas程序.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