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优势篇(1)

关键字：廉价劳动力国际贸易优势劣势发展对策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我国制造业人均实际工资的年递增率为7.1%，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75%，二者几乎相当。但是包括非工资费用在内的劳动力成本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已达10.4%，是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的1.5倍。尽管如此，在90年代末，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仍然低于国际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1999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美国、韩国和墨西哥的9.08%，21.98%和51.50%；同期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分别是这些国家的3.94%，11.27%和35.66%。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地区劳动生产率相对水平的40%-70%，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十分明显。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国目前低廉的劳动力，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仍存诸多劣势。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其优劣势，采取措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切实提高廉价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

一、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

我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廉价劳动力绝大部分为低级劳动力，所谓低级劳动力系指未受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在我国，低级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下岗工人和因为各种原因中断教育的青年。由于这类人口的巨大基数，使得我国的低级劳动力资源远远供过于求。在供求关系作用下，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价格极其低廉，相比国外，在我国进行生产的企业其产品制造成本中的工人工资可以压缩到很小的比例。廉价劳动力资源不仅为国内的制造企业所利用。同时也吸引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在国际市场的大门打开后，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加工制造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这些企业中决大部分是引进资金和一条生产线便可以开工的低级制造企业，如玩具、纺织、制鞋业等。即使是高段如需要较大规模的机电制造业，倚靠的依然是廉价劳动力，因为技术工艺可以引进，最终需要的仍然是装配流水线的熟练工人。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制造企业在国际上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市场。同时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进行激烈争夺。

从国际背景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稀缺性资源的问题，能否保证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最优置换关系，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率。在过去的20年经济增长中，我国制造业充分发挥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出口产品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是美国的五十分之一，欧洲的四十分之一，日韩的三十五分之一。据称，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使这种低成本的优势有望保持10年到20年。

应当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存在的。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下简称H—0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假定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无论是亚当·斯密或是大卫·李嘉图的“古典”，还是上述“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我国家缺乏资本与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我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

二、我国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分析

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低效率，因此所谓的低成本优势也就要小得多甚或不存在。其原因在于：

首先，虽然发展我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临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如配额，反倾销税和各种各样的技术标准都部分抵销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1996年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2003年年度报告指出，去年全球贸易有所恢复，但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成为反倾销的重灾区。

其次，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跨国公司在我国的部署，中外企业同时享受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获得一个全面的提升，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充斥大量没有就业机会的劳动力，但是企业迫切需要的岗位却没有合适的人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必然会因为这种结构性矛盾而趋于紧张，劳动力的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上涨。到那时，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但90年代以来逐步减小，已经降低了2/3。平均工资上升过快、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投资者将通过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而不是劳动力投入来获取利润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上升较快，导致就业不充分。比如2002年城镇职工工资上升约14%，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这实际上是降低了我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

学者胡鞍钢曾表示，工资增长过快会导致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人均资本，特别是人均净资本向资本密集的方向延仲，它不是吸纳劳动力，而是排斥劳动力；而目_正规部门工资增长过快，不利于整个部门的就业。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0年累计下来，工资也不过增长了12个百分点，而我国2002年一年就增加了14%。的确如此，我国的正规部门特别是公共机构如政府工资增长过快，导致一些部门，如文教卫生等的工资跟着增长，它只利于正规部门的少数人就业，不利于非正规部门以外的人就业。这也是很多发展我国家劳动力众多，却无法成为资源优势的原因之一。而且如果没有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就有可能在局部地区失衡，从而出现工资水平上升的情形，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就会大打折扣。

再次，如果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来出口扩张，极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

一般而言，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是正相关的，即经济增长越快，国家净福利增加就越大，然而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却可能出现相反情况，即如果偏重于出口的经济增长造成该出口世界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使消费者福利的增加不足以抵消生产者福利的减少，导致国家净福利恶化，出现‘贫困化增长”。所谓贸易条件就是国际贸易中的交换比率，反映了专业化国际分工所导致的世界范围内产出的增加在贸易伙伴问的分配关系。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福利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而上升，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下降。通常贸易条件用一国的出口价格指数除以进口价格指数来表示，因此，又称价格贸易条件。最早把贸易条件与国家经济福利变化、贸易战略选择联系起来的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他们从发展我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这一贸易格局出发，提出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观点，原因在于初级产品需求疲软和技术进步的利益不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我国家间平均分配。

三、提高我国廉价劳动力国际竞争力的对策选择

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进入了全球化的市场，在生产要素全球配置的大趋势下，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技术扩散和知识的传播以空前的速度在进行，这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也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随着物质需求的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也开始逐渐转向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层次，这些需求满足对于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更高，也更需要高水平的劳动力。知识经济的到来为我们指出了发展的方向，在新时代中对知识人才，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或者知识技能水平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要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在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使产业在全球环境中保持快速的增长，需要大力推进劳动力的发展。也只有大力发展劳动力水平，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

产业的竞争力集中表现为企业能否辨析内外部资源，并充分应用优势资源抢占市场，获取盈利的能力。在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充裕条件形成的低成本优势，无疑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1）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成本低、利润高、风险小的特点，有利于企业积累资金，涵养人才，增长经营经验，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逐步为高科技工业的生长准备条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转向新经济的准备是并行不悖的。广东省南海市昭信企业集团在发展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与第二军医大学合作研究生物科技项目，利用生物医药技术开发人发胶蛋白人工腱，就显示了劳动密集优势产业与发展培植未来高科技产业的关系。

（2）劳动力充裕的条件，还有利于形成巨大的生产、制造基地。据预测，21世纪，我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目前，我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充分利用这一机遇，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培养产业群落，形成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推进企业并购、重组与战略联盟，重视资本运作，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有机整体，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并且还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发展加工贸易，减少进入国外市场的学习成本，并发挥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企业竞争力。

（3）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也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曾是它们的支柱产业。参照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在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是其经济总量的重要来源。到80年代后期，当它们的国民素质、受教育的水平提高后，它们才开始向高科技工业转型。此时它们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如1998年我国的台湾每一万人口中有大、中专毕业生1010人，韩国1998年每一万人口中大、中专毕业生就有1273人。在尚无人力资本条件时，大力发展高科技工业去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造成经济倒退，前后失据。新加坡1985年就因采取这样的行政手段，赶走劳动密集产业，曾使经济一度受挫。

2、克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劣势，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取决于经济运行的质量，取决于国民福利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1）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要把强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本，不仅要在数量上进行控制，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更重要的是要在质量上改善，推行“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国民素质，才能提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改善劳动力的收入状况。目前，我国的国民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依然较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低于发展我国家平均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的诚信意识、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和法制意识仍较淡薄，道德风险、违约风险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因此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重视教育的基础作用，才能使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2）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下岗职工和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失业保险，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更新农业生产技术，走集约化经营道路，确保农民增收，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大局，最终提高国民福利，扩大内需，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

3、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

当我们把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区别开来，把劳动力资源视为非技术性简单劳动和技术性复杂劳动的总和加以考察时就不难发现，我国其实是一个高技能劳动力资源相当贫乏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增长幅度较快，但总体投入水平低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教育发展的滞后性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量吸收外资金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缺口，带动了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但我国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未能相应提高，仅为28.7%，低于韩国的38.4%，日本的55.2%，美国的47.8%，德国的55%。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发展我国家35%左右的平均水平。随着现代生产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使用复杂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专业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功效和约束将愈加突出。

事实证明，在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的竞争中，任何国家都不拥有知识方面的“自然的”优势或劣势，物质资本存量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制肘，“人为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质量最终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重点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教育水平。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我国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竞争中争得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获得更大的比较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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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优势篇(2)

10多年来，湖北省农产品出口一直徘徊在1亿美元左右。近几年来，湖北省农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据统计，2002年湖北省农产品出口1.68亿美元，同比增长10.1%，占全国出口额180.2亿美元的0.93%；2003年湖北省农产品出口2.28亿美元，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出口额212.4亿美元的1.07%；2004年湖北省农产品出口2.73亿美元，同比增长19.9%，占全国出口额的230.9亿美元的1.19%。2005年，湖北省农产品出口3.11亿美元，同比增长13.9%，占全国出口总额271亿美元的1.15%。2006年，湖北省农产品出口4.06亿美元，同比增长30.4%。占全国出口额的1.35%，在全国排第十六位。

湖北省部分农产品一直居全国农产品出口前列。以2006年11月为例，湖北省蘑菇罐头出口5209万美元，占全国出口额36049万美元的14.49%，居全国前列；湖北省淡水小龙虾出口5192万美元，占全国出口额20788万美元的24.99%，居全国第一位；湖北省蜂蜜出口2906万美元，占全国出口额9398万美元的30.92%，居全国第一位；活猪出口3065万美元，占全国出口额30119万美元的10.18%，居全国前列；湖北省柑桔属水果罐头出口1360万美元，占全国出口额11985万美元的11.35%，居全国前列；湖北省活性酵母出口2212万美元，居全国第一。

现阶段，湖北省农产品出口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1.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传统农产品如大米、棉花、肉类、皮革、五倍子、生漆等基本退出出口市场，干香菇、水产品、蜂产品、水果罐头、酵母、茶叶等农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在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去年，全省农产品出口4.06亿美元，其中，食用菌出口9470万美元，同比增长17.44%。

2.一般贸易出口占绝对优势，加工贸易比重较小。2006年，全省农产品一般贸易出口4.02亿美元，同比增长31%，占全省农产品出口总额的99.01%；全省农产品加工贸易出口400万美元，同比下降15.1%，占全省农产品出口额的0.99%。

3.农产品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去年，全省对亚洲出口农产品2.48亿美元，占全省农产品出口的61.08%，其中，对香港出口9649万美元，占全省农产品出口的23.77%；对日本出口3100万美元，占全省农产品出口的7.64%。全省对欧洲出口农产品9350万美元，占全省农产品出口的23.03%。全省对北美洲出口农产品5453万美元，占全省农产品出口的13.43%。其中，对美国出口5255万美元，占全省出口额的12.94%。

4.市州农产品出口不平衡。湖北省农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省直、武汉、随州、宜昌、荆州、襄樊、潜江、荆门，上述8个地方去年共出口农产品28884万美元，占全省农产品出口的87.3%。

二、湖北省农产品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一）比较优势理论溯源

早期的比较优势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成本说”和李嘉图的“相对成本说”，说明一国何以获得国际贸易的好处，其核心含义是以价格优势获取国际分工的主动权，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在比较成本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禀赋学说，被俄林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赫――俄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在客观上反映了生产力的活动规律、长期以来成为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理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都应该按照要素禀赋状况选择发展条件最佳的产业，出口比较优势高的产品，进口比较优势低的产品，这样能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使参与国际分工的各国都能获得最大利益。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依据比较优势理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定位只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学者们在用显示比较优势法（RAC）来测定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具有优势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主要是人力与机械替代性较少的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畜禽产品、水产品、园艺产品以及相关的加工产品等。而土地密集型产品如大豆、大米、棉花等我国没有比较优势。

（二）湖北省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

据商务部印发的《农产品出口十一五发展规划》描述，我国耕地面积19.5亿亩，仅占国土面积的10.4%，人均占有耕地1.5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2，而且还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我国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是世界的1/4。在我国目前的农业资源禀赋条件下，发展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缺乏优势，与此相反，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目前，据《湖北统计年鉴》（2005年）湖北省耕地面积3161万亩，人均耕地面积0.52亩，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土地密集型产品如大米、棉花、小麦、玉米、大豆、油料等在国际贸易中将进一步处于劣势，十一五期间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出口仍将保持较大的竞争优势。湖北省农产品出口未来的比较优势将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1.农业资源的多样性优势。湖北省是农业大省，自然资源丰富。农产品资源优势明显。湖北省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常年淡水产量居全国第1位，油菜籽产量和“双低”化率居第1位，棉花居第3位，稻谷居第4位，生猪出栏和猪肉产量居第9位。同时，湖北省水资源丰富。除长江、汉江、清江外还有星罗棋布的众多湖泊，丰富的水资源十分有利于发展我省的淡水农产品。此外湖北省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都较低，科技实力雄厚，这些优势十分有利于湖北省扩大农产品出口。虽然目前湖北省出口的农产品占全省农产品总产量的比重较小，但是发展空间较大。如2004年全省水产品产值149亿元，出口折合人民币2.6亿元，出口只占总产值的1.75%；茶叶产值6.5万吨，出口茶叶1300吨，出口占总产量的2%；年出栏商品猪3000万头，出口生猪21万头，出口仅占年出栏生猪的0.7%。因此，湖北省农产品的出口空间很大。

2.科技优势。湖北省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26万人，每万人中有科技人员390人，高于全国361人的平均水平。拥有“两院”院士45名；普通高等学校75所，在校大学生人数58.5万人，居全国第2位；各类研发机构2100多个（其中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部委所属的76个），部级、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295人。农业科学院研究院1所；农业类大专院校2所，在校学生人数约2万人；农业类中等技术学校10所，在校学生人数6000余人。可见，湖北省具有较好的科教基础和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只要解决好科教与经济结合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将对扩大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3.劳动力资源优势。据《湖北统计年鉴》（2005），湖北省农业人口约3243万人。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能够在较长时间内为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服务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对发展湖北省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出口非常有利。

4.市场区位优势。亚洲地区是世界农产品贸易最重要也是最具潜力的市场，2002年亚洲市场进口的农产品占世界的22.7%，其中，日本、菲律宾、香港、台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农产品进口位居世界前十五名，这些地区也是湖北省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2006年，湖北省对香港出口农产品占湖北省农产品出口的23.79%；湖北省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占湖北省农产品出口的7.65%；湖北省对泰国的农产品出口占湖北省农产品出口的6.54%；湖北省对菲律宾的农产品出口占湖北省农产品出口的2.82%。由于运距短、运销便捷，湖北省对亚洲出口的食用菌、畜禽、水果、蔬菜等附加值较高的农产品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

5.大国效应带来的后发优势。规模巨大且富有增长潜力、日益开放的中国市场既为中国农产品提供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和市场空间，推动中国农业逐步提高竞争力，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也将促进世界农产品贸易发展和贸易格局的改变。湖北省作为农业大省正在享受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在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作用所带来的好处，湖北省正在形成技术、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后发优势，将有利于提高湖北省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力，发挥湖北省农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

三、湖北农产品出口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产品出口企业规模小，大型农产品出口企业少，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不强

以2004年为例，虽然我省农产品出口企业有200多家，但出口过1000万美元的农产品企业只有4家，4家企业共出口6776万美元占全省农产品出口的24.9%，龙头出口企业的带动作用不强。而同期山东省农产品出口过1000万美元的企业有113家，出口额占全省农产品出口总额的46.5%，充分发挥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2006年，我省农产品出口过300万美元的企业增长到35家。过1000万美元的企业只有11家。大部分农产品出口企业只是小打小闹，难以形成规模，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整体发展不够，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较弱，资金不足，贷款困难。

2.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农产品加工落后，深加工的农产品出口较少

湖北省农业产业化集中度低，缺少特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农产品加工处于低档次水平，农产品出口以原料型为主，农产品深加工产品出口不多。以水产品加工为例，2002年湖北省水产养殖面积63.35万公顷，淡水产品产量约270万吨，均居全国首位，但年实际加工产量只有5万吨，主要是一些干制品、腌制品、罐制品、熏制品等，加工比例小，加工率仅为3.7%，远远低于全国15.7%的平均水平；水产品综合利用水平低，鱼糜制品等精深加工产品的生产量只占加工总量的4.4%。再以畜产品加工为例，湖北省每年肉类产量接近300万吨，年加工量30万吨，但是湖北省畜产品绝大部分以初级加工品或原料进入市场，加工企业起步晚，基础比较薄弱，加工能力有限，大路货产品多，名优新特产品少。过去，湖北省曾向香港、俄罗斯等国家出口猪肉，后来由于加工手段落后、工业化程度低，加上质次价高，湖北省近几年基本上丢掉了上述猪肉市场。湖北省的猪肉生产优势没有发挥出来。

3.农产品安全卫生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越来越频繁，检验检测项目日益增多，标准越来越高，甚至达到了苛刻的要求。从2006年5月29日起，日本一项专门针对进口农产品的新规《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正式实施。凡是农产品生产加工可能用到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等农业化学品，都在“肯定列表制度”监控范围之内，日本此前设定进口农产品残留物限量标准是2470条。这次新增了51392条。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几乎涵盖了所有我国出口日本的农产品，将对食用蔬菜、水海产品、禽肉、畜肉等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产生严重冲击。从2006年1月1日起，欧盟新的食品卫生法正式生效，欧盟食品新法规提出的近乎苛刻的高标准严要求将对湖北省优势农产品出口带来较大程度的影响。由于湖北省许多农产品长期处于粗放式生产，企业自身受到管理体制、技术水平、检测监控能力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产品质量普遍存在问题。因此，加强农产品质量控制，提高农产品出口的安全势在必行。

四、湖北省扩大农产品出口的措施

1.切实加强出口农产品基地建设

湖北省出口农产品中，大宗农产品少，多是种、养规模不大的经济作物和特产养殖品种。由于在产品基地建设、品种选育、新技术推广与加工技术的开发方面都缺乏相应的支持，没有形成区域化布局、基地化种养，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产区分散，品种混杂，商品一致性差，形成不了出口规模。许多产品由于生产环境差，农残、重金属超标，导致产品质量达不到进口国的要求。要按照鄂政办发（2006）77号文件精神，会同农业、财政等部门重点围绕出口企业建立标准化的生产基地，以扩大企业出口货源，提高产品质量。支持企业在生产基地推广适合出口的优质品种、实行良好农业操作规范、建立种养履历。

2.加大对重点国际市场重点产品开拓力度

开拓国际市场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加大湖北农产品对外的宣传力度。湖北省是一个农业资源大省，农产品品种多样，品质也有大幅提高，要在境外主要农产品进口国对湖北省农产品多做宣传，将为扩大出口打下良好基础。二是要主攻重点产品。主要是抓好茶叶、食用菌、蜂产品、水产品、水果、禽蛋、芝麻、山野茶、中药材、肉制品等产品的深加工，扩大规模，提高产业化程度。这些产品都是全国农产品出口的25个重点大宗商品，是湖北省主要的特色产品，也是湖北省目前农产品出口的主导，生产量大，市场潜力大，只要国际市场开拓得好，出口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三是要主攻重点国际市场。重点开拓香港、日本、韩国、东南亚、欧盟、北美、俄罗斯等主要进口国的市场。商务部对全国25种重点大宗商品的前三大市场进行了统计，上述国家和地区占到90%以上。

3.加强农产品出口的质量控制

积极推进良好农业规范技术应用，推进标准化生产，促进传统生产模式的改进，支持农产品出口企业建立自有种植养殖基地，推广“公司+基地”的农产品出口经营模式，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档案可追溯体系，实施全程质量控制。加强对出口食品加工企业的监督和引导，鼓励出口企业获得GAP、GMP、HACCP等与国际要求一致的认证，建立农产品种植、养殖履历和质量可追溯体系，获得国际市场准入通行证。

4.实施品牌出口战略

鼓励企业发展深加工农产品出口，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支持和引导农产品出口企业发展自有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品牌声誉和固定的消费群体。对湖北省名优农产品出口企业在境外开展自主品牌知识产权保护费用，为扩大国际市场影响而开展的广告宣传，展览展销和推广活动予以资助。

5.建立农产品出口信息服务体系

加强出口农产品的统计分析工作跟踪和监测重点出口市场的动态，开展国外农产品市场调研，同时建立有效的国际农产品信息机制。加强部门间协作，整合信息资源；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行业组织开展区域性、专业性的农产品出口信息服务，逐步构建多层次、一体化的农产品出口信息服务体系。鼓励行业组织、专业咨询机制为农户和农产品出口企业提供出口贸易信息服务和进口国有关技术法规、标准、检验检疫措施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国际贸易优势篇(3)

关键词 相对比较优势；劳动力；环境要素；国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 F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5-0033-05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额的高速增长为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主要是因为我国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相对比较低。一般认为，我国出口商品的低价格竞争优势主要依赖于国内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事实上，随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耗竭等危机的不断加剧，人们日益增强的环境意识使得环境要素已经开始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将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来重新考察我国的国际贸易特征，分析其原因和面临的挑战，不仅具有基本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国际贸易的未来走向具有参考价值。

1 环境要素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模型是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该模型是对李嘉图相对比较优势模型的修正与拓展，从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解释生产成本和价格的不同以及国际贸易的成因。模型的基本结论是：一国应该出口那些在生产中需密集使用该国相对丰裕而廉价生产要素的产品，应进口那些在生产中需密集使用该国相对稀缺而昂贵的要素的产品。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基于新古典分析框架，只考虑了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并没有包括环境这一生产要素。事实上，在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今天，人们的环境意识越来越高，环境已经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环境具有一般生产要素的基本特征：其一，环境资源是生产活动中所必需的一种投入。一切产品的物质构成都直接或间接的来自环境，如果没有环境直接或者间接投入，那么便不会有任何经济产出。值得注意的是，环境的生产投入具有两种形式。一方面，自然环境为生产活动提供原料等；另一方面，生产活动产生的污染物排入环境，环境则以其消纳污染物的能力作为一种“投入”来支撑生产活动。其二，环境与资本、劳动力生产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为了减少环境污染物的排放，企业或社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如果企业减少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到环境污染控制中，一般是以更多的污染物排放为代价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企业，势必根据环境资源的相对价格变动来进行投入组合选择，从而反映了环境投入与传统生产要素投入之间的相互替代。其三，环境与劳动力、资本一样，其价格受到政府的影响。政府的宏观调控影响着劳动力和资本的市场价格；而对环境的市场价格，政府的作用（比如管制）则更加明显，特别是在社会环境意识整体较低的情况下。

将环境投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重新构建国际贸易理论，将会对传统贸易理论中各国的相对比较优势产生影响［1］。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环境，其禀赋的丰裕程度将直接影响到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如果某个国家具有相对丰富的环境资源，其环境成本相对比较低廉，那么它就具有环境相对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它应该更多地生产“环境密集型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较多资源或排放较多污染物的产品）出口。但是把环境要素纳入贸易理论将使资本与劳动力的相对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考虑环境要素，使环境成本作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则相对于不考虑环境要素的生产成本C而言，产品的总的生产成本应为：

C′=(1+e)C

其中C为不考虑环境要素的生产成本，e为环境成本系数。那么如果一国在其优势产品上的环境成本系数相对低于他国（e较小），则考虑环境要素后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幅度也小于其他国家，会强化其在该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反之，则会削弱原有的比较优势，甚至会丧失其在该产品上的比较优势。

与传统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相比，环境作为生产要素更多受到社会的环境意识和政府的环境政策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导致了国际贸易在环境上的不公平。假定现有A国和B国两个国家，二者在劳动力、资本与环境等生产要素上各有优势。如果两国具有较高的环境意识，环境成本完全内在化，环境要素价格为真实价格而不是所谓的影子价格，那么两国将根据环境要素禀赋的不同，确定各国的比较优势，这一点与不考虑环境要素的国际贸易模型一致。但是实际上由于环境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其成本内部化并不能完全实现。因此，环境价格一般由政府制定，而不是由环境要素的供求关系决定。这种价格的决定机制将导致一系列问题。假设A国在某产品生产上有更高的环境相对比较优势，那么本国会扩大该产品的生产，该国对环境的相对需求就上升，应该引起环境要素真实价格的上升，该产品比较优势缩小，B国则发生相反的趋势。但是由于A国的环境要素价格是由政府单方决定的外生变量，不反映供求变化情况，A国企业将继续扩大该产品的生产，致使环境要素的真实价格越来越偏离其现实定价。从表面上看，两国通过发挥“比较优势”，都能获得国民福利的提高。然而，A国通过人为压低环境价格获得了“比较优势”，B国则通过以较低价格进口环境密集型产品，维护了自身的生态环境。这样的贸易机制显然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总之，由于资本、劳动力和环境要素价格的差异，各国生产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要素成本，进一步确立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比较优势，这成为各国国际分工与产业选择的重要依据。但是，由于各国环境政策不同等导致环境价值体现方面存在着差异，通常而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成本并没有完全内部化，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相对比较优势并不是真实的相对比较优势，这正是将环境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所在。

2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力比较优势

2.1 劳动力成本的国际比较

在分析我国工业竞争力的时候，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我国具有劳动力相对比较优势。这是我国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按现行汇率折算，我国国有制造业职工的周工资只有22.35美元，分别相当于同期泰国的38.3%，马来西亚的28.7%，韩国的9.2%，台湾省的6.8%，香港的5.1%，美、日、德的4%左右［2］。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远大于需求，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大竞争优势。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衡量国家要素丰裕度，两国的工资利率比分别为wA/rA和wB/rA，若有wA/rA＜wB/rB，就可以认为相对A国而言，B国是资本丰裕型国家，相对于B国而言，A国为劳动丰裕型国家。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具有极大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我国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对外贸易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在1980年所占比重为75.90％，即使到了2004年仍高达46.50％［3］。我国出口产品中，纺织品占很大比重，例如2003年为804.84亿元，占全国总出口额的18.36%（中国统计年鉴，2004），而机械和生产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品仍是净进口。

2.2 中国劳动力相对比较优势的基本特征

结合我国的生产要素的实际禀赋，劳动力比较优势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大部分劳动力价格低廉。以广东省为例，调查表明，广东省外来工月工资收入在800元以下占48.2％，月工资收入在1 200元以下的占78.7％，月工资收入在1 600元以下的高达89.4％，而广东省2003年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收入为1 675元，外来工中仅有1/10的人月工资收入达到全省职工的平均水平［5］。同时，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缓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12年来只增长了68元。

第二，我国劳动力技术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低。2000年我国技术工人队伍中，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比例仅为155%，高级技工只占3%，中级技工占35%，初级技工占60%以上。这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十分明显。据国际劳工组织研究，在发达国家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占35%，中级技工占50%，初级技工只占15%［6］。中国只是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中心，而发达国家是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中心。

3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环境相对比较“优势”

早期，我国对外贸易主要通过出口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制成品获得资本积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变革，劳动力、环境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从而带来了大量环境问题。我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建立，不仅仅是以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为代价，也是以廉价的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环境与劳动力是支持我国对外贸易的两个主要要素。

由于环境成本更多地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一国实际表现出来的环境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其环境要素禀赋，还取决于其环境管制的严格程度。环境要素禀赋主要指一国实际存在的环境要素的量，由自然状况、环境技术水平等因素决定。而环境管制的严格程度则取决于其环境政策、环境标准等。由于市场机制下所表现出来的比较优势是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实际的环境成本并不能完全反映环境要素自然禀赋的状况。

3.1 环境管制的国际比较

环境管制的严格程度可以用环境偏好（environmental preference）来表征。环境偏好表现为各国在不同的环境禀赋、技术水平、环境意识下形成的不同的环境标准以及相应的环境管理政策。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往往比较松懈，企业基本或较少承担生产的外部环境成本，由此在一些生态损害较严重以及重污染型的产业上赢得了比较优势。同时，发达国家环境标准较高，管理严格，其生产企业必须承担较高的环境成本。可见，各国不同的环境标准、环境政策与管制水平对环境比较优势产生了显著影响。

环境偏好作为一个综合指标很难量化，在相关的研究中，IESP（index of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performance）（World Bank, 1995）是目前普遍采用的衡量一个国家环境政策严格水平的指标，IESP是基于OECD压力-状态-响应框架而构建的指标，它主要反映各国的相对污染水平以及为治理环境所作的努力。依据环境破坏的种类不同，IESP包括了气候变化、酸雨、水污染、固体废物等四类指标，不同国家的IESP值见表2。

IESP值越高，表明越高的环境标准与环境管制水平，也意味着较高的环境成本，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IESP值相对较低，反映了发达国家环境要求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环境标准、环境管制水平等低于发达国家，因此生产的环境成本要低于发达国家，由此产生一定的相对比较“优势”。

3.2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表现出来的环境比较“优势”

在现实的贸易过程中，可以从一国经济发展的环境资源消耗间接地反映出一国环境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这里以SO2排放强度表示环境资源消耗强度（见表3）。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是美国的十二倍，是日本的五十五倍。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资源消耗不仅高于发达国家，甚至高于部分发展中国家。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是以环境资源的消耗为代价的，单位经济产出消耗了更多的环境资源。

为了分析环境与劳动力、资本之间的相对比较优势，现构建环境收益工资比（EL）和环境收益利率比（EK）两个指标。工资利率比的基本含义是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资本的边际产出之比，环境收益工资比的基本含义是环境投入的边际产出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之比，环境收益利率比亦然。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环境投入的边际产出难以得到，这里近似采用环境投入的平均产出来替代，即采用单位环境投入的经济产出来表征环境收益。环境收益工资比和环境收益利率比定义如下：

EL=环境收益/劳动力=(1/污染物排放强度)/工资

EL=环境收益/资本收益=(1/污染物排放强度)/利率

根据表1和表3数据中的已有数据计算可得环境收益工资比和环境收益利率比，见表4。环境收益工资比越低，表明与劳动力相比该国的环境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在所列的7个国家中，我国的环境收益工资比最低。同样，我国的环境收益利率比也最低，说明与资本相比，我国的环境也体现为相对比较优势。

因此，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看，与资本相比，我国的劳动力具有相对比较优势；而与劳动力相比，我国的环境要素更具有相对比较优势。这就是说，环境相对比较优势最强，而资本相对比较优势最弱。从我国国际贸易状况来看，我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和环境密集型（包括资源密集型和污染物密集型）产品，特别是高污染、高耗能产品的出口。我国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环境成本为代价，换来了国际贸易中的相对比较优势。丰富的劳动力和“丰富”的环境资源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两大比较优势。

特别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影响较小，我国的自然资源与环境容量资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我国在环境方面具有较为真实的相对比较优势。但是，当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国内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十分剧烈，自然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危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素。也就是说，我国在环境要素上已经不再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可实际上，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仍然表现出较强的环境相对比较优势，具体表现为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高耗能和高污染等。由于发展的惯性和环境管理的薄弱而持续存在的环境相对比较“优势”正在加剧恶化我国的环境危机。例如，1993年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1795万吨（199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05年增长到2549万吨，年均增幅为42%且将不断上升（2005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而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则已经从1993年的1975万吨下降到2002年的1393万吨，并呈持续下降的趋势（epa.gov.）。长远来看，与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储备相比，我国的环境资源正受着日趋严格的制约，长期依赖环境的比较“优势”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4 中国两大相对比较优势资源面临的挑战

我国近年来的国际贸易是建立在低劳动力成本和低环境成本的基础上的。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国际贸易势必会导致国内环境安全危机、社会公平失衡等一系列问题。

4.1 劳动力相对比较优势面临的挑战

我国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一方面，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大量过剩，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竞争日益激烈，这些产业工人长期处在低工资水平下，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缓慢，与社会整体水平步调不一致，长期下去收入差距将越来越大，不利于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出现低成本和低效率并存的现象。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我国劳动力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的规模优势和价格优势，用以弥补劳动力素质优势的不足；但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劳动力相对比较优势明显表现为劳动生产率优势。但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加工生产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缺乏产品开发能力，从业人员素质相对较低，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很难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难以形成我国自主的核心竞争力。我国劳动力的低工资掩盖了低效率，从而削弱了劳动力成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比较优势［9］。

同时随着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一步转移，其他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将逐步提高，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在受到威胁，提升产业结构，加快产业转移已经成为保持并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趋势。

4.2 环境比较“优势”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高污染、高能耗、高资源消耗的环境资源密集型产业，同时大量接受国外同类产业向我国的转移，已给我国的经济、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这一点从我国近年来的进出口结构中可以看出：进口产品中初级产品的总量在波动中减少，而其中的矿物燃料、油等其它原料性产品还在增加。进口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也存在能耗大，资源投入量大、污染严重的问题［10］。许多发达国家将生产基地设在我国，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进行生产之后，再将制成品运回国内，这样导致的后果是我国的脆弱的环境资源不仅需要支撑本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压力，还需要支撑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这种专业化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环境密集型产业不断扩张，我国的资源环境将变得不断稀缺，面临更为严峻的压力，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因此，需要从宏观调控上控制环境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和环境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辅以更加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为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自然生态基础。

5 结 语

过去20多年，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比较优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为劳动力相对比较优势，其二为环境相对比较优势；二者共同支撑我国国际贸易的持续增长。当前，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在面临劳动力价格提高、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挑战。而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所体现出来的环境相对比较“优势”，是以排放大量的污染物和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为代价，这种“优势”已经严重影响到自然生态系统的持续性。因此，所谓的环境比较“优势”已经成为我国综合国际竞争力中的“劣势”，必须谨慎利用这种所谓的“优势”，合理调整与配置资源环境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实现我国资源环境的持续利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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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asgupta S., A.Mody, S.Roy.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Analyze ［A］.In: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Department,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C］.1995.

国际贸易优势篇(4)

（佳木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摘　要：对于国际贸易产品，注重国际贸易产品质量是提高产品水平的关键，但是，国际贸易高质量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导致资本市场发展面临严重的挑战，因此，本文对资本市场支持、比较优势与国际贸易质量进行分析，为解决外部融资难的问题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资本市场支持；比较优势；国际贸易质量；风险；信息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0-0061-02

所谓比较优势，是指国际贸易之间进出口比较优势的产品，即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衡取其径，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劳动力，也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国际贸易产品质量。因此，资本市场支持可以通过比较优势的方式来分析国际贸易质量，通过对模型与变量进行理论推导，验证比较优势与国际贸易质量的相互关系。

一、资本市场与国际贸易质量概述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国内已向世界贸易的方向发展，对外贸易的发展，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经济财富，但是，国家经济和财富的增长是受国际贸易质量的影响，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比较落后，导致大多数企业融资问题难以解决，自然而然国际贸易质量也不能得到有效提高，由此可知，资本市场支持状况是直接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在2005年，某学者指出资本市场支持状况对外部融资的影响，对于资本市场发展成熟的地区，对外部融资具有一定的行业优势，其可以出口高质量的产品；在2012年，某学者也对资本市场支持对进出口外部融资进行了分析，但是，都没有涉及到资本市场发展对贸易质量的影响，因此，为了分析资本市场支持对提升国际贸易质量的影响，本文利用比较优势的作用机理对资本市场支持对国际贸易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

二、理论机制与经验分析推导

（一）针对资本市场支持与国际贸易质量的理论指导

由于资本市场支持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容易发生逆向选择现象，信息不对称，给企业融资带来严重的挑战，甚至可能降低企业成本，另外，贸易高质量产品研发和生产的风险不确定性也容易造成逆向选择现象，因此，为了生产贸易高质量产品，采用理论机制和经验分析的推导方式，从而提高国际贸易质量。例如以国内外贸易为例，将中国定义为不完善的资本市场A，将外国定义为不完善的资本市场B，以基本模型为基础，进而分析进出口贸易产品生产函数，其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在贸易条件自由的状态下，B资本市场主要参与出口贸易高质量的产品，而A资本市场则主要参与出口贸易低质量的产品，两者相结合，可以将两者相结合的资本市场假设为C资本市场，在信息对称情况下，将s控制在0~λc范围内，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将s控制在λc~1范围内，通过分析C资本市场的生产函数关系，即

通过计算信息对称部门和信息不对称部门的产品价格，进而得出最终产品加合，公式可以这样表达为：

若Pc（i）>0，则资本市场发展程度越完善，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生产效率。第二，在信息对称大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若产品价格大于最终产品价格，由此可知，完善的资本市场国家主要参与贸易高质量的产品，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扩大，对贸易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资本市场发展在贸易质量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二）模型与变量分析

1、模型，建立资本市场支持影响国际贸易质量的模型，首先应确定国家（i）、年份（t）、国家特定效应（λi）、控制变量（X）、时间特定效应（γt）和随机干预项（ε），其设定模型公式可以定义为：

其中，etci，t表示产品的比较优势，采用静态模型的方式对其估计，虽然该设定模型可以对资本市场支持对提升国际贸易质量进行验证，但是，该设定模型没有对中间机制进行分析估计，为了更进一步验证资本市场支持程度的高低对国际贸易高质量产品的影响，并突出产品比较优势，可以采用这样的设定模型对其进行验证，如：

其中，CAi，k、φk、aextei×etck 、aextei 、etck分别为产品比较优势、产品特定效应、核心解释变量、资本市场支持程度、国际贸易质量等，分析这两种设定模型，并比较两种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CAi，k，可以发现资本市场支持程度高低的比较优势变化存在一定的差异。

通过计算资本市场支持程度和贸易质量的高低值，并计算资本市场支持程度和贸易质量的差值，发现资本市场支持程度越高，比较优势呈现上身趋势，而资本市场支持程度越低，则不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分析资本市场支持程度高低和国际贸易质量差值，可以表明资本市场支持对国际贸易质量具有重要影响，资本市场支持程度高的国家在贸易高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分析比较优势的差值，计算出比较优势的差值为正，由此可知，资本市场支持对提升国际贸易质量具有重要影响。

2、变量，分析式（1）中设定模型，其可以采用绝对指标计算和标准指标计算两种方式来衡量被解释变量贸易（下转70页）（上接61页）质量水平，第一，绝对指标计算方法，根据资本市场人均GDP、资本市场产品贸易额、所有资本市场产品贸易额来计算贸易进出口数据，进而计算出贸易质量层次水平；第二，标准指标计算，即通过计算资本市场的产品和贸易质量层次水水平的差值来得出结果。对于资本市场支持程度aextei，其是核心变量，可以采用银行放贷市场量、流动资产量、股票规模量、股票交易量等四种测度方法来测定资本市场支持程度。对于式（2）中的因变量，变量是比价优势的主要指标，可以通过分析国家产品的出口比值的方式来判断资本市场支持程度，从式（2）中分析，aextei×etck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也被称为资本市场支持程度与国际贸易质量水平交叉项，针对aextei的取资本市场支持程度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银行放贷市场量、流动资产量、股票规模量、股票交易量等四种度量方法，对于交叉项，近几年大量学者也对交叉项指标进行分析研究，在验证过程中，通过取对数的方式来获得交叉项。

3、实证分析，为了验证式（2）中资本市场与国际贸易质量之间的关系，通对式（2）产品层面进行估计，最终得到回归结果，通过分析交叉项系数，若资本市场与国际贸易质量的交叉项系数为正，则可以表明资本市场支持提升了贸易高质量产品，交叉项以符号rl表示，若rl为正，则表明资本市场程度高的国家在贸易高质量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分析计算的回归结果，表明资本市场支撑程度高的国家，在国际贸易高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对于不同行业与国家的交叉项，如“国家人资资本与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交叉项”、“国家人均物质资本与行业是否为密集型交叉项”，通过分析产品回归结果，表明这些交叉项均成立。

三、结论

通过理论指导和模型、变量分析，得出资本市场支持对国际贸易质量具有重要影响，资本市场程度高的国家在贸易高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越明显，贸易高质量产品就越显著，进而提高国际贸易质量，由此可知，资本市场支持程度对国际贸易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总结

采用理论机制和实验分析的指导方式对资本市场支持、比较优势与国际贸易质量进行验证，通过分析验证，表明资本市场支持程度对提升国际贸易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资本市场程度高的国家在贸易高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由此可知，资本市场支持程度高的国家不仅有利于扩大贸易产品数量，也有利于提高贸易产品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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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海伟.制度和制度变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D].东北财 经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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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优势篇(5)

2006年对于中国的对外贸易而言是不平静的一年。一方面对外贸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但同时也伴随着与贸易伙伴国越来越频繁的贸易摩擦，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持续了近半年的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争端。据世贸组织统计，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另一方面，至2006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5年保护期宣布结束，这意味着金融、汽车、农业、电信四大行业将降低关税乃至完全放开市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双重压力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遭遇困境

长久以来，为自由贸易学说提供理论依据的就是比较优势学说。不论是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比较优势学说，还是赫克歇尔－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都强调了只要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进而交换，就能通过国际贸易获利。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这些理论证明，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发展中国家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各发展中国家应当将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其贸易战略的理论基础。“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经济发展的绩效就会很差，将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反，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经济就会得到更快的发展，将有助于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拥有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根据比较优势理论，长期以来我国基本上是以劳动要素和资源禀赋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也即出口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具体来说，这一优势主要体现在由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低价优势以及粗放型增长所带来的规模优势。凭借这种“比较优势”，中国的产品得以极强的价格优势迅速占领国际市场，中国的制造业也得到快速的发展。有关资料表明，“中国制造”的产品已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仅2006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出口商品额达6912.2亿美元，其中90％以上属于工业制造品。

然而，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看，这种比较优势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的。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的新形势下，我国这种以劳动力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正在遭遇瓶颈。主要表现为：

（一）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竞争激烈，贸易条件日趋恶化

首先，随着社会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生产结构的升级，人们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比重逐渐下降，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比重不断上升，所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空间正在被不断压缩。其次，由于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也都为发展中国家所有，而且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进入门槛不高，因此，同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日趋激烈，各国间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再加上我国国内各厂商之间“割喉”式的价格战，更是严重影响了相关产业的正常发展，导致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二）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使得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难以长期维持

我国一直被认为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成效的逐步显现，以及老龄化的不断加快，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在逐渐减少。另外，由于我国国内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单位产品的工资成本正在不断上升。同时由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提高，劳动者对工资水平、福利待遇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因素导致企业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的压力。另外，由于各发达国家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侵害了其产业和劳工福利，因此都在采取各种贸易壁垒（如SA8000 社会责任标准）来保护其国内产业及利益相关者，令我们的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难以继续。

（三）过分强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抑制了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提高

一直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一直都是强调数量增长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在产量规模快速扩大的同时也占用了大量资源，从而限制了其他产业的要素投入，不利于其他产业的提高。在世界制造生产链中，我们往往也只能参与到其中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居于对应价值链的末端。就企业来讲，主要体现为利润率低，对特定市场的上下游环节依存度较高，抗风险能力低。因此，在这个所谓“中国制造”的游戏中，我们得到的仅仅是一部分劳动力就业及极为可怜的利润份额，这样的发展显然不利于中国纺织业的产品升级和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四）要素替代进程的加快，致使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失去其比较优势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源自由流动，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推动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新材料对资源的替代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数量不足的弥补，使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二、拓展比较优势空间，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

（一）继续发挥比较优势，拓展外贸出口增长空间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在资金、技术方面相对稀缺，成本较高，而劳动力则相对充裕，成本也相应较低，这一状况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会存在。因此，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是当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另外，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现阶段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有价格竞争力的也仍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我们应当把传统的比较优势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优势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这一方面可以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能不断地积累资金和技术，提升资源禀赋结构，为产业的逐步升级打好基础。为此，我们可以通过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或者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和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继续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拓展外贸出口增长空间。另外，虽然当前我们在货物贸易方面摩擦加大，但服务贸易遭遇到的摩擦很小，而且可以获得相当的回报，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丰富劳动力资源和低价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来发展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这也符合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

当前制约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发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加大对劳动者素质的培训，使我国大量的非技术性劳动力向技术性劳动力转化，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转变，将单一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提高生产率转化相对成本（生产率/劳动成本）优势，从而为今后充分发挥我国经济比较优势，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促进产业升级提供条件。

（二）通过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改善，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一个国家或其特定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为基于比较优势而形成的一国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单纯的比较优势不能形成竞争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几种具有竞争优势的是具有垄断性的资源和技术，创新能力是竞争优势的关键。但现在总体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自主创新的能力还比较低，国际竞争力还主要体现在由低人力资源成本主导的劳动密集性进出口产品上。因此，面对保护期之后多元而白热化的国际竞争市场，我们应当在发挥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来提升竞争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才能真正实现自身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更好地应对当前的新形势。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指出，在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形成过程中，一国的要素禀赋、需求状况、相关产业或辅助产业、公司的策略、结构和竞争等四大因素对一国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因此，一国竞争优势的取得最终落实到其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改善之上，所以我们可以从我国的产业布局整体来把握竞争优势。

首先，整合资源，走集约化发展道路。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基本上还是一种外延粗放以规模取向的简单增长方式，与国际竞争力提倡的以效率、质量、环保取向的内涵集约式增长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整合资源，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使经济在高效率水平上运行。并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上去“抢蛋糕”，在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其次，着眼区域经济，走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将那些产品关联性强，价值链长的产业通过整合，形成区域性产业集群。通过集群内部技术外溢、资源共享达到成本降低，并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最后，积极引导，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在国际贸易中，虽然存在有技术外溢和“干中学”（Learn by Doing）的效应，但是我们仍然要强调高新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开发，而这正是我国当前国际竞争力缺乏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和高校、科研机构的成果产业化，来发展自己国家在未来具有竞争能力的战略性产业。

（三）采取必要的贸易保护政策，维护我国国家及相关产业的竞争优势

目前各国在发挥比较优势时，并没有完全放弃贸易保护，我国总体仍缺国际竞争优势，WTO保护期满之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国内市场市场化程度提高，外汇体制更加开放，因此当前我国在宏观上实行适度的贸易保护仍极其必要。但是，在相关产业的选择上，我们应当运用战略性的眼光，选择那些具有战略意义、产业链长的产业，尤其是某些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以及高技术的战略性产业。另外，在政策手段也应有所选择，不是一般性的保护幼稚产业甚至保护落后产业，而更应注重其在核心技术方面的自主开发能力上。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就总体和长远而言，自由竞争和市场配置资源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的政策导向还应始终致力于营造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上。

三、结语

国际贸易优势篇(6)

（一）规模经济优势。多宁在其文献中提出跨国公司比本国公司在提供服务和产品上可以实现它们范围经济、规模经济、信息或业务成本高效率。会计公司的合并通常被归结于公司追求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合并后的会计公司能够在地域覆盖和产业专门化方面相互促进，同时为国际会计公司提供跨国服务取得范围经济性和交易成本经济性，而合并后的范围经济性的取得来源于强大的信息系统和研发活动。

（二）人力资源优势。国际会计公司在人力资源方面一般比国内会计公司更有优势。引入人力资本这一高级生产要素来解释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是对经典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发展，能部分解释发达国家在金融、保险、咨询、会计、通讯、计算机软件等服务业部门的比较优势，也能部分解释当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要素增加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的动态性问题。外国会计公司为了在我国迅速扩大业务量，一般会以高薪、出国培训、良好的工作环境、先进的技术方法等条件吸引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中一批高素质的执业人员，从而导致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人才的流失。国外会计师事务所从人才结构、人才引进模式、员工的培养和激励机制三个方面都比国内会计公司有明显优势。

（三）声誉优势。克莱格认为，国际会计公司比本土会计公司拥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可能是良好的声誉。他认为，第一，客户更愿意选择他们熟悉的会计公司为其提供会计服务，因为不同国家的审计师和审计准则所提供的审计质量确实是不同的，或者是聘用其他审计师的成本相对于审计质量而言太高了。对于在国际资金供应国设立公司总部的国际会计公司而言，国际资金供应国的投资者对他们的会计公司比较了解，愿意信任他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第二，在发达经济地区，当会计公司的客户不断增长，或当它们首次需要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拓展业务时，它们比较倾向于聘请大型会计公司，因为由大型国际会计公司出示的审计报告能够增加现有的和潜在的投资者对财务报告的认可度。

二、我国会计服务贸易现状

（一）形势不容乐观

1、国外对华会计服务的压力。会计市场全面开放后。国际会计机构将凭借其丰富的市场经验、先进的会计审计技术、强大的国际背景和能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优势，抢占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而国内那些规模小、业务单一、防范风险能力差的会计服务机构将面临破产的风险。从近期情况看，在我国几乎所有重要的商业城市都有“国际四大”（指普华永道、永安、毕马威和德勤）的会计师事务所或代表处。其业务收入水平不仅处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收入的前列，而且我国所有境外融资的公司及境内融资的大公司均是他们的客户。

2、我国会计服务贸易进出口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一方面国内市场被抢占。世界排名前20位的会计公司基本上都已在我国开办了组织形式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他们在我国的会计市场中一直占据着“龙头老大”的地位，他们有着雄厚的资本、良好的信誉、完善的体制、高素质的人员和广阔的业务领域；另一方面国外市场没有启动。不仅在发达国家因“审计技术”落后的原因使得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不被认可，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因“国际声誉差”等原因导致市场被抢走。这种现状，不仅影响了本行业的发展，也影响了我国资本的有效流动和企业对国外市场的拓展进程。

（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与国际会计公司差距很大

1、规模小，缺乏竞争力。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只有20余年的发展历程，虽然数量较多，也取得了一定的执业经验，但从整体上来看，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着规模小、竞争力弱的突出问题。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06年统计，目前我国有会计师事务所5，600多家，注册会计师7万余人。年均业务收入在300万～14，000万元之间。而目前世界排名前十位的会计师事务所或会计服务公司，其专业从业人员为10，623～146，000人不等，年业务收入大多在11亿～153亿美元之间。由此可见，无论从执业人员数量还是业务收入方面，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与国际相比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2、执业质量尚待提高。在我国，目前转制后的事务所90%以上是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且注册资本大多是30万元。在当今会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一些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当局，在利益的驱动下，以降低执业质量，争取执业数量来提高经济效益。他们抱着一种能赚则赚，能捞则捞，反正事发之后所承担民事责任是以注册资本为限的思想，从而使执业质量、审计质量受着严重威胁。在服务范围上，中国会计服务行业仍以传统审计和会计业务为主，新兴业务收入与总业务收入的比例偏小，这是必须尽快加以改变的现状。

三、对我国会计服务贸易的启示

（一）深化会计师事务所改革，提高国际市场竞争能力

1、通过“合并”、“联合”扩大会计事务所规模。面对加入WTO，特别是国外事务所的进入，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更不可盲目乐观。我们应以市场为导向，以人才为纽带，有步骤地实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合并、联合，实现优化组台，规模发展，尽快组建一批规模大、素质高、专业分工细、办公条件好、社会信誉高、可以与国际会计公司抗衡和竞争的中国自己的会计事务所，建立服务功能强大、内部管理严格、执业水准较高、地域布局合理的事务所服务网络。走规模经营之路，发展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增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为会计师事务所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扩大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范围和执业领域，走多元化经营之路。从国际会计市场来看，传统的会计和审计服务业务占“四大”会计公司业务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传统的咨询服务业务收入的比重迅速提高。这就迫切要求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要有开拓未来市场的远见，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业务结构，积极拓宽服务领域，提高市场份额，形成自身的经营特色，挖掘和发挥自身优势，提高服务质量，改变以往单纯的审计业务，转向会计、审计、税务、管理咨询、网络服务并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会计市场上有所作为，在提高传统审计业务质量、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开拓新业务，必须积极向咨询服务和服务领域拓展，实行业务多样化经营战略。

（二）增强品牌意识。正确选择可比的国际知名会计公司，对其价值观念和公司营销战略、风险防范、基础建设、人才资源发展等问题进行对比研究，以指导公司建设与发展；选择国际知名会计公司合作或成为其在中国的成员所；利用国际知名会计公司的财源、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公司执业质量和公信力，树立新的市场营销观念，引进国际知名会计公司先进的市场营销和管理经验，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创立自我知名品牌。

（三）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提高会计人员素质

1、增加对注册会计师专业人才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支持会计师事务所与大专院校合作培养注册会计师人才的项目。会计师事务所应加强对员工的技能培训，对有潜力的人员更应加紧进行国际经济、法律和外语培训，使他们尽快通过外国注册会计师考试。选派人员到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和锻炼，有计划培养和造就大批中国的博士生、硕士生，以不断壮大中国注册会计师队伍。

2、应积极拓宽高级会计人才引进渠道。除了注意国内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外，还应积极实行优惠政策，吸引海外学子以及在国外知名会计公司工作、获得西方国家注册会计师资格的高级人才回国发展事业，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注册会计师队伍，为国内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还应积极储备工商管理、电子商务、环境保护、内部审计、保险精算以及法律等多方面的人才，形成人才层次复合化、知识结构多元化的格局，为未来多元化服务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对已获得发达国家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中国公民，采取相关科目免试政策，使其尽快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并鼓励、扶持他们在国内兴办会计师事务所。

国际贸易优势篇(7)

一、加工贸易分工模式 1.加工贸易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以GDP增速两倍的速度增长，呈现出非线性增长的态势，贸易品结构与贸易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中间产品贸易占据国际贸易的主导地位，加工贸易成为主要的贸易方式是这种新贸易现象的两个主要特征。 美国是现代加工贸易活动的开创者。早在1930年，美国就开始实施了海外装配计划。该计划规定，美国在进口利用美国零部件和原材料在海外加工装配的产品时，可获得相应的关税优惠，海关只对在境外产生的增加值征收关税，美国供应零部件部分应缴关税将被豁免。据统计，1971年～2000年间，美国的加工贸易产品进口增长超过了4倍，推动了全球加工贸易的大幅度增长。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还与发生在1980年代的“零售业革命”有密切关系。随着如Walmart和Target这样的大规模折扣店的发展，面向全球获得低价供货能力和建立商品外购体系，成为零售业跨国公司降低进货成本进而取得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这样，作为加工贸易的采购方，国际上大型零售企业成为推动加工贸易迅猛发展的另一支有生力量。 2.加工贸易的分工模式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直接开展贸易已经约定俗成。出口国生产商利用当地资源生产商品，直接出口给进口商，由进口商在本国销售，已成为主要贸易理论分析贸易模式的基本套路。因此，生产并出口比较优势产品，进口比较劣势产品，是一般贸易中的分工模式。但是，目前的国际贸易分工模式并非如此简单。在加工贸易中，各国只是拥有若干比较优势生产环节，分别占据加工贸易价值链的上游阶段（研发和零部件生产）、中游阶段（加工装配）或下游阶段（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环节。 二、加工装配环节的比较优势 发展中国家参与加工贸易活动是从加工装配环节开始的，加工企业从国外委托人那里获取生产订单，然后在全球采购零部件和原材料并加工装配，通过中间人或者直接销售给委托人。那么，它们在加工装配环节的比较优势来自哪里呢？ 1.劳动力成本与加工装配环节的比较优势 Swenson（2004）利用外部采购模型在对美国的海外加工装配计划研究后认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自身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导致美国在该国的加工装配份额下降；相反，竞争对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提升它在美国加工装配中的份额。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装配业务更容易受有关国家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影响，因为加工装配阶段通常是劳动密集型的。Grossman、Helpman（2002a）的研究还有了更多的发现。首先，美国在发达国家加工装配的是差异化产品，在发展中国家装配的多为同质产品，所以成本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加工装配活动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其次，与发展中国家基于成本优势的加工装配活动随成本变化而频繁发生更替不同，发达国家的高技能使其免受这种替代之苦。因为低技能劳动力更具替代性，一项简单的加工装配活动从一个低工资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另一个类似国家的阻力就更小。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成本上升对其加工装配所带来的危害远远大于发达国家，也说明发展中国家将从竞争对手成本的上升中获得更大的好处。 低贸易成本和低劳工成本能强化加工装配阶段的比较优势，墨西哥和加拿大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加工装配活动在东亚地区也相当普遍，虽然距离美国较远，但这一地区有较低的劳工成本和开放的市场，是零部件生产基地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邻居，现已成为电子产业加工装配的中心。其他地区比如拉丁美洲、非洲、中东等劳工成本或贸易成本较高的地区加工装配活动则相对较少。 2.国家特征、产业特征与加工装配环节的比较优势 然而，加工装配活动的区位选择绝非如此简单。正如Grossman、Helpman（2002b）所说，只要一国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拥有符合外包公司所需要的技术和能力，或者拥有高效率的确保外包关系得以维继的法治环境，一个工资水平较高的国家仍可以继续吸引跨国公司的外包活动。相反，一个低工资国家的工资优势如果被它不匹配的生产设施、法律保护、基础设施和工人的技能劣势所抵消的话，它就可能对跨国公司的外包活动失去吸引力。 为深入探究影响跨国公司加工装配活动的复杂因素，Hanson、Mataloni、Slaughter（2003）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加工装配活动进行了更为全面的研究。他们发现，如果某国有较低的贸易成本，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较低（或熟练工人绝对和相对较低的 工资水平），以及较低的公司所得税，美国子公司在该国的加工装配活动就比较活跃。这种活动不仅受该东道国而且也受其他东道国政策和特点的影响，比如设立出口加工区和东道国较大的市场规模将对该国加工装配活动的开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也会影响加工装配活动的区位选择。一般来说，较之资本密集型产业，非资本密集产业的外包活动更容易受成本变化的影响。这可从Swenson（2004）的实证研究中得到证明，他的回归结果显示，资本密集程度最低的加工装配产业对成本变化的敏感程度要比资本密集程度最高的产业高出30％。因为资本密集产业生产的零部件通常是更加差异化的、专用的和复杂的，公司不得不进行更仔细的搜寻来确认合作伙伴是否有将这些零部件装配成最终产品的能力；而且，由于搜寻资本密集产业合作伙伴所费成本更高，关系专用性投资成本也很高，所以资本密集产业将不会对成本变化太过敏感。 综上所述，劳动力成本和工人技能水平是确立加工装配环节比较优势的最基本因素。除此之外，贸易成本、基础设施、法制环境、公司所得税政策、出口加工区政策、市场规模也将加强或削弱该环节的比较优势。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多从事对劳动技能要求较低的非资本密集产业的加工装配活动，这些活动的替代性更强，比较优势更容易随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减弱。 三、对我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能够开展加工装配活动就是因为巨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根据《世界发展指标2001》的数据，1995年～1999年期间制造业每个工人的劳动力成本，我国仅为729美元，相当于美国的四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十三分之一，韩国的十五分之一，泰国的四分之一，甚至比印度还低。由于我国加工企业的用工主体是从农村地区转移出来的农民工，他们的工资报酬更低，所以我国加工装配环节有着更强的比较优势。同时，我国劳动力具有的必要人力资本素质，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85年，是南亚七国的1.7倍，这也是我国超越南亚地区成为当时在加工装配活动中开展最好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再加上借鉴了亚洲“四小龙”开展加工装配活动的成功经验，吸取了南美地区在失败的教训，通过不断健全法制，优化基础设施和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创造了有利于加工装配活动开展的软硬件环境，吸引外资的规模越来越大，也有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加工贸易出口的飞速发展。 快速增长的加工装配活动使我国获得技术外溢，为我国培育了相当规模的产业大军，实现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加工装配活动也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环节向资本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环节升级，获得了可观的贸易利益。 目前我国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仍可使其在非资本密集加工装配环节的比较优势得以保持。同时也应该看到，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所占据的加工贸易环节也是可以根据要素禀赋的变化而变化的，但超越比较优势而占据其他生产环节（无论是更高级的生产环节还是低级的生产环节）也是不可能的。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参与加工装配活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它们初期都是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活动，当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新的比较优势形成之时，就是（也必须是）加工产业转移和生产环节升级之日。 2007年以来，在人民币升值、利率上涨、出口退税率下调和原材料涨价的情况下，我国在加工装配环节的比较优势大大降低，尤其在新劳动法实施使得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导致沿海地区大量的加工企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笔者认为，我国采取措施升级加工装配环节是必要的，但主动放弃已有的比较优势也是不明智的。应采取措施引导加工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同时实现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不然的话，将会造成我国加工企业工人的大量失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