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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2-10-28 22:13:09

韩国文化论文

韩国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国家形象塑造;“韩流”;假面剧

一个国家的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可以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敝化,如果能够把自己国家富有个性的文化展现给世人,对于本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将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在力图通过打“文化牌”来展示和塑造自己国家的形象。但是,这张文化牌怎么打、打什么,却是一个要研究的问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韩流”中的韩国电影就不惜余力地弘扬、推广民族传统文化。本文就试图通过近年来拍摄的―部分韩国电影研究、探讨韩国电影人是怎样通过电影这一综合艺术,也是受众广泛的艺术形式来对韩国传统文化进行弘扬和传播的。

一、《春香传》(2000年,导演林权泽)

《春香传》是韩国朝鲜王朝时代最著名的说唱体爱情小说。18世纪开始就以说唱形式在民间演出过,这部小说以民间传说为基础,共有六十多种不同的版本。比较完善的脚本是由著名民间文学家申在孝(1812--1884年)所整理。小说分上下卷。至今仍广为流传。被誉为韩国的《红楼梦》、古朝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深获韩国人民的喜爱。

《春香传》在文体上具有“说唱文学”的特色,“说”的部分用叙事笔墨写成,“唱”的部分用韵文写成,体裁近于中国的古代“词话”。《春香传》在思想上、爱情主题上与反对封建门第、反对封建暴政主题完美融合。在艺术上,情节扣人心弦、充满尖锐深刻的矛盾冲突,人物形象生动、语言优美,无论是写景、叙事、抒情,都生动出色,而且大量地运用民间歌谣、俚语以及中国著名的古典诗句。

《春香传》被改编成歌剧,多次被拍成电视尉和电影,并且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和韩国都拍摄过。在今天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为数不多的电视频道中,电影《春香传》是获准播映的传统保留,节目。近年还有由韩国导演尼尔森一申(NelsonShin)执导,朝韩合拍的动画片问世。韩国根据《春香传》拍摄的电视剧《豪杰春香》在中国内地也引起过观看热。2000年由韩国导演林权泽(IM Kwon-Taek)又一次将《春香传》搬上了银幕,并成为入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影片。

影片非常鲜明特色就是以韩国清唱“Pansori”(盘瑟俚)贯穿始终,用这种民间艺术的形式来渲染气氛、掀起高潮。这样做,既符合《春香传》说唱传统,又利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弘扬了民族艺术,使这种在现代生活中濒临困境的民间艺术形式扩大了受众,在大银幕上重新焕发了青春,且和影片内容非常切合,在影片叙事的一波三折中加上“Pansori”(盘瑟俚)的哀怨苍劲的曲调使影片古色古香的风格呈现了独特的色彩。

“Pansori”(盘瑟俚)于1964年12月24日被韩国政府制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第5号”。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韩国民俗艺术之一的民俗乐“Pansori”(盘瑟俚)发源于韩国朝鲜王朝中期的全罗道地区固有的曲调,具有400年的历史,是由1名说唱艺人根据一名鼓手的打击旋律用说唱的形式向观众和听众讲述故事的艺术形式。“Pansori”(盘瑟俚)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说唱艺术,它形式上像中国的评书,将音乐、文学、表演融为一体,通过歌唱、说白、表情、动作和作为道具的一把扇子来描绘复杂的剧情,看起来简单,学起来却十分艰难。据说,学习“Pansori”(盘瑟俚)的艺人常常需要到瀑布边练嗓,开始时人声常被瀑布声掩盖,但经过多年苦练后,声音便可以超越瀑布,适合“Pansori”(盘瑟俚)唱腔的朗朗之声在瞬间获得。

据记载,朝鲜历史上曾有过12部板索里,但现存的只有5部:《春香传》、《沈清歌》、《兴夫歌:华容道》、《江陵梅花打令》、《淑英娘子传》等。

《春香传》是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部。林权泽这部电影中的“Pansori”(盘瑟俚)演唱者,是韩国第5代“Pansori”(盘瑟俚)传人赵尚贤,其声音沉郁苍劲,表演内敛深沉,极好地演绎了电影的曲折情节,也表现出“Pansori”(盘瑟俚)和《春香传》中优秀的文学传统和艺术魅力。

二、《醉画仙》(2002年,导演林权泽)

韩国影片《醉画仙》是导演林权泽又一部弘扬韩国文化的巨作。描述了韩国画家张承业的一生,像梵高等西洋画家一样,张的一生是艺术家对于绘画的追求与世俗趣味的碰撞、是内在的追求完美的冲动与表现形式的挣扎;贫苦出身、天才盖世;出入于高门贵室、却不懂人情世故;流连于酒肆勾栏、到头来孤家寡人……但张承业潦倒的一生,却为朝鲜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开创了有别于中国画和日本画的韩国画系。影片记述的画家的生平故事,使观者不禁深深被感动。其中涉及了不少十分珍贵的史料,以及展示韩国十九世纪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情趣。

影片对意境的营造颇具匠心。其中不仅将韩国春夏秋冬鲜明四季勾勒的美轮美奂,还将韩国传统的淡雅与东洋画派的明艳糅台到一起,包括描摹男女情事、士太夫阶层的生活情趣,都一如张承业笔下的暗涛汹涌、活色生香,与大自然灵肉相通,精雕细琢的良辰美景。最终张承业的归隐江湖不知所终,透过片尾那个刚出窑的陶罐、一叶扁舟,让人回味不已。

如果影片仅仅是将画家张承业的艺术家狂放描写得恰到好处的话,这部电影说不上是经典,关键是在于影片中对绘画艺术的深刻理解――张承业的痛苦是来自难以对自我的超越。韩国的文化和艺术本来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的,可以说,中国文化对韩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是,自1443年(世宗25年)世宗大王创制韩字以来,韩国的学者、文人有意识地减少对中国文化的依赖,特别是到了现代,韩国努力彰显自己的民族特色,尽最大力量发展和体现本民族文化和艺术,表现出独立和自我的文化姿态,千方百计地区分和界定和中国文化的异化。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意识,导演在影片中表现出张承业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超越自我,为追求自我超越不惜自我放逐。其实这要超越的是来自中国画的画风,要创造的是韩国绘画的民族特点;要超越的是中国文化的浓重背影,要展现的是韩国自身的民族特色。导演利用张承业这一特定的历史人物(确实开创了一代画风),用电影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导演自己乃至韩国知识分子、民众对民族文化独立的诉求。

这才是这部电影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引起韩国观众共鸣的原因所在。

该片一举夺得了第5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林权泽是继王家卫、杨德昌之后第三位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亚洲导演,令韩国电影再一次在国际影坛上大放异彩。林权泽获奖后的感言是: “我一直在努力将韩国传统文化和艺术通过电影带向全世界,你们的肯定令我对自己祖国的文化更加无比热爱。”他的影片证明了这一点。

三、《王的男人》(2005年,导演李俊益)

电影《王的男人》是由舞台剧《》改编而成的。该舞台剧曾经在韩国获得很多的荣誉。该舞台剧讲述了假面舞剧艺人孔吉沉迷于权利与金钱,失去了自己本质,后来为了重新找回原来的自我重新努力的过程。

影片由韩国导演李俊益执导,甘宇成和李俊基领衔主演。在片中两人饰演一对相爱的民间杂耍艺人长生和孔吉,因演出讽刺燕山王和爱妾绿水的戏居肝而引祸上身,被朝廷缉拿。燕山王为孔吉的美貌和才华所动,将他和剧团留在宫中,成为取乐王的男宠。残暴成性的王因戏迁怒众臣,大开杀戒,而失宠后的绿水对孔吉也怀恨在心,设下陷阱欲除之而后陕,皇宫内弥漫着腥风血雨,孔吉和长生也身不由己的成为这场风暴中的牺牲品。

《王的男人》获韩国第43届大钟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新人男演员奖、最佳剧本奖、最佳摄影奖;第29届黄金摄影奖金奖,第42届百想艺术大赏最高荣誉奖。作为第9届法国多维尔亚洲电影节上的“特邀嘉宾”并捧得了评委会大奖。

韩国假面剧分布在全国各地,如安东河回别神巫术假面剧,流传于京畿道安东郡河回洞一带,故称为:“河回别神祭假面游戏”。所谓别神祭是村落的人们为了村宅的安宁,祈祝丰产而进行的祭祀活动,每隔五年或十年举办一次,参加者原为社会底层的庶民。在行祭时跳假面舞,一方面娱神,另一方面也是娱人。韩国在每年10月5日-14日在安东举办国际假面舞节,宣传韩国的假面剧艺术。

韩国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韩国;生态文化城市;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3-0010-06

On 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ultural cities in South Korea

QUAN Long-chu1, HU Shun-lu2

(1. South Korean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Seoul 151742, South Kore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ultural city is becoming the core content of each district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South Korea. The research and the practi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ultural cities in South Korea in recent years show that an eco-cultural city can be defined as a city with ecological culture including three core elements, of which are the sustainability,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urban construction of eco-culture, China and South Korea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each other in the field of policy and planning.

Key words:South Korea; eco-cultural cit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近年来,随着城市环境问题不断恶化以及城市发展的停滞不前,建设生态文化城市(环境友好型城市)正逐渐成为韩国各地的核心发展规划,生态文化城市成为各地方着力打造的城市品牌,在环境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推动下,韩国各地正蓬勃开展各项城市建设、社区建设项目。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文化的构建对于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重要性。

一、韩国生态文化城市研究现状

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研究是一个颇具多样性的领域,生态文化城市比较分析的研究也多种多样。不同学科的研究都坚持自己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论,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它们之间既存在共性,又有差异。

(一)生态文化城市的定义及建设目标

洪成泰通过不断研究,逐步将“生态文化社会(eco-cultural society)”的概念正式化,按照他的观点,要想克服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就应当把生态和文化以统合的观点进行结合[1]。高吉主张,虽然“生态城市”与“文化城市”这两种概念是相冲突的,但从生态环境是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体的生存条件来看,生态城市是文化城市的存在条件,所以,以统合的概念来说,生态文化城市也就是“生态型的文化城市”[2]。具谟龙主张,生态文化城市是利用文化因素,要在市民的日常生活领域体现美观和景观,都市的历史性、艺术性,普遍性的生活和行为,规范的模式等[3]。

(二)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理论研究

李洪钧认为可持续发展概念很难从根本上转变既有的自然开发主义发展模式,因为实现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和谐均衡发展是一个无法实现的课题。因此我们应该更关注可持续性研究,而非社会的可持续发展[4]。洪成泰认为,要想克服现代社会生态危机就必须把生态和文化看做一个整体,即所谓生态危机是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5]。此外,许多韩国学者还讨论了社会资本论在生态文化城市建设中的应用,研究的重点是关系网络,也就是如何认识韩国社会的裙带关系[6]。

(三)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指标研究

李再俊认为生态城市规划指标由土地利用和交通信息通信、生态和绿地、水利・风能、能源、环境和废弃物、舒适度6项构成。文化和公众参与等社会・文化指标只是“舒适度”的一个组成部分[7]。学者李尚文、李再俊构建的城市规划评价指标结构也大体类似[8]。

二、生态文化城市的定义与核心构成要素

本文以更简明的形式给出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生态文化城市定义,设定环境、文化、地区(空间)三个轴心,三者分别代表城市的环境性、文化性、社会性。

(一)可操作性定义:生态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

印度首相甘地(M.K.Gandhi)把生态文化分为个人生态文化、物质生态文化、知识生态文化三种类型,认为生态文化包括个人的生态文化意识、社会的科技发展水平、个人及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这种观点对生态文化的物质性层面和非物质性层面都做出了全面解释。在他看来,生态文化城市是实现了生态层面的意识、价值、科技、社会制度等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城市[9]。

环境性(生态性)是生态文化城市的前提条件(最大价值),文化性表现为与环境性相融合的体现环境性的城市文化。换言之,两者的关系相当于生态文化景观(文化设施)和在该景观场所进行的生态文化活动、文化运动、文化项目的关系。社会性是指在城市空间中努力促进生态性、文化性与社会关系的紧密结合,从而实现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上三种因素完美融合才能建成理想的生态文化城市。因此考虑到项目规划分析及案例研究的可操作性,在选定建设地区时,应选择至少含有两种因素的地区。

(二)生态文化城市的核心构成要素

生态文化城市是一种社会・文化资源体系,对生态城市的建设、维护、管理、发展意义重大。生态文化城市理念并不是单纯地给生态城市的建设披上一层文化的外衣,而是旨在把生态城市的价值、哲学、建设过程等因素转化成人们的一种日常生活样式,进而演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体系。生态文化城市包括三个核心构成要素(见图1)。

图1 生态文化城市核心构成要素

1.可持续性,关于社会生态性转换的认识和制度建设

生态文化城市的首要构成要素是可持续性,它是生态文化城市价值的体现,也是其最终建设蓝图。可持续性建设的目标是找出不同的生活方式或社会体系,以代替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现有社会系统。可持续性建设类型的划分见表1。

表1 不同类型的可持续性建设方案

可持续性主题 案例

个人方案/家庭方案 绿色消费者运动

团体方案 独立团体 边山共同体、甘地社区

社会团体 城嵋山社区

社会方案 制度途径 可持续城市项目、生态城市政策

结构改革 停止盲目的城市开发模式,开发利益回笼政策

资料来源:???. ????? ????? ?? ??(2000)

2.以公众参与为基础的管理工作

生态文化城市的第二构成要素是建设工作的推进方法,即依靠公众参与或公众主导进行的城市管理工作。为落实公众参与原则,在推进生态文化城市建设过程中需注意以下事项:

第一,切实落实公众主导(参与)原则。一个地区如果有自发性的公众运动传统或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本累积,则比较容易开展官民合作。

第二,开展官民合作时充分重视专家的作用。专家(团队)不同于既有的NGO机构,他们可更为积极地斡旋于地区社会内部关系网,鼓舞并引导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建设。

第三,对公众长期开展可持续环境教育项目。

3.文化景观构建

文化景观概念不仅包括城市景观的物理性建筑,也包括全面认识并充分利用该景观价值的社会文化性实践活动,还包括对城市周边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的认识及利用。城市的文化景观建设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该地的历史文明和精神风貌,是因地制宜打造和发展特色生态文化的有效方式。

三、韩国生态文化城市建设案例研究

本文重点介绍韩国城嵋山、镇安郡、太白市铁岩洞三个地区的城建工作。这三个地区分别是公众主导型、行政组织主导型、专家主导型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典型案例。本文拟将这三种类型与前文提及的生态文化城市核心构成要素―可持续、公众参与及管理、文化景观进行对照,以便得出更为合理的城建指导政策与方案。

(一)城嵋山

城嵋山地区位于首尔麻浦洞城山1洞,面积约为0.8平方千米,环城嵋山而建。人口为8893户21301人,约占麻浦区总人口的5%。环城嵋山而建的城山洞地区是公众通过开展基层团体运动改变地区面貌的典型案例。2001年首尔市计划在麻浦区唯一一处拥有原始森林的城嵋山上修建蓄水池,汉阳财团也计划在此建设公寓。为阻止这些规划,公众合力发起了城嵋山保护运动(见表2)。该运动持续了2年零3个月后,首尔市自来水总厂才被迫接受公众的意见,发表了暂时搁置城嵋山蓄水池建设的声明。

表2 城嵋山建设发展历程

城嵋山运动阶段 主要活动 生态意义

以联合育儿运动为代表的萌芽期 联合育儿组织

橡栗托管班

萌芽托管班 联合育儿和开放式儿童之家等生活团体运动,以教育和休闲娱乐为工作重点,促进了地区生态价值的形成(自然体验教育等)

城嵋山保护运动 城嵋山地区庆典

城嵋山森林音乐节

麻浦生活互助组 通过城嵋山保护运动,当地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意识得到深化

团体运动的发展 城嵋山汽车医院

自行车专用车道

生态地区建设 运动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新引入了环保的生活方式,并逐步进行了城市空间改造

资料来源:Agency data-dong, Mapo-gu, Seoul(2005)

1.城嵋山地区建设现状

目前城嵋山社区建设工作由“人与地区”组织全权负责,常任理事为李京兰。城嵋山地区团体运动的参与阶层不断扩大,活动组织体系不断完善。各组织团体之间重视加强合作交流,努力构筑地区内部和谐的关系网络,全民共享活动成果。城嵋山地区被选为2007年韩国行政自治部(现安全行政部)宜居地区建设项目的试点地区,借此机会成立了城嵋山社区建设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促进委”)处理社区建设的各种具体问题,并对原有的各项地区运动进行重新整合规划。

2.评价及启示

(1)可持续性。城嵋山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本质是以绿色产业化体现绿色发展,即将“环境和发展”从对立和冲突关系转向共存共赢的关系,最终实现环保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城嵋山因加大了对生物能源、太阳能、地热能以及风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投入才能取得今天的发展。同时,随着全体国民对环境质量和环境技术的高度关注,也提高了城嵋山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重视程度,促进了城嵋山民间机构及公民团体间的对话与合作。

(2)公众参与及管理。城嵋山地区建设项目是一起典型的自下而上发起的公众主导管理型的地区案例。优秀的地区活动领导人员在建设实践活动中不断涌现,这是城嵋山地区建设可持续性的有力保证。

(3)文化景观构建。城嵋山地区公众参与社区建设的觉悟性高,这也给地区景观带来相应变化。地区内出现很多类似的民主组织、互助合作社、社区厨房等公众自主运营的机构建筑;通过城嵋山保护运动在道路两旁建成的自行车专用车道,也是当地特有的文化景观之一。

(二)镇安郡

镇安郡位于全罗北道的东北部山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的落后地区。面积789平方千米,人口为2.9万,在韩国234个自治单位贫困排名中居231位。在此形势下,镇安郡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建设。镇安郡建设的主旨应为地区公众和地方自治团体在充分了解地区实际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规划出完善的应对方案,并切实贯彻落实于村庄建设的实践工作中。

1.镇安郡建设主要活动

(1)公众主导型最美村庄建设。最美村庄建设项目的理论基础是公众自发主导发展论,2004年开始成为一项正式的由基层自下而上展开的村庄开发项目。2005年利用中央政府下拨的10亿韩元特别税金,进行农产品加工设施、公共住宅设施、柿子树园区等总共23个项目建设,同时还开展了村庄发展规划和民众教育、村庄指示牌制作三项工作。2006年利用全罗北道下拨的5亿韩元进行柿饼加工厂、农产品加工器械、道路花草栽培等18个项目的建设工作。2006年3月成立最美村庄促进委员长协议会。在这一民间主导的体制框架下形成了财务管理、规章制定等村庄活动的基本体系。

(2)村庄干事制度。目的是支持村庄建设活动,进一步落实归耕政策。从2006年开始在回村返耕的人员中挑选优秀人才,聘任为村庄干事。该项目的宗旨是引进年轻的专门人才援助村庄建设活动,汲取其他地区返耕失败案例的经验教训,探索出一条城乡和谐共存的发展模式。

(3)白云面村庄调查团活动。此项活动是2006年与“生命之林”组织合作开展的试点项目,其宗旨是为希望回村返耕的青年专家提供工作岗位,同时进一步发掘村庄文化价值。

(4)白云面生态博物馆。白云面中长期综合发展规划的理念是在地区公众主导、行政机构和专家提供援助的模式下,打造宜居、理想、有吸引力的白云面生态博物馆品牌。

2.评价及启示

(1)可持续性。镇安郡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发展地区自给自足的循环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循环经济是建立在地区自然环境生产力基础上的一种生态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地区自给自足循环经济的建设工作面临很多困难。虽然地区公众在抽象层面上都认同环境保护,但落实到具体规章制度时有人却持反对意见。公众已习惯了既有发展模式下的地区建设,对环保型地区发展项目感到陌生。

(2)公众参与及管理。由于社会格局激变、人口不断流动,农村社会的内部统一性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近15年间实施的地区自治制度使地区选举也成为引发公众团体不断分裂的直接原因。镇安郡立足于韩国农村现状,提出了农村型治理体系。镇安郡官民合作体系的特征是行政组织为民间组织提供长期的援助及推动力量。2010年成立了由公众力量主导的村庄建设援建中心,此后该中心同郡政府下属的战略产业团进行通力合作,实现了镇安官民合作体系的均衡发展。

(3)文化景观构建。镇安郡景观建设项目的特点是大规模建筑物比例较小,大部分景观建筑都是在专家规划下进行的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实验性项目。类似于村庄调查团活动和白云面生态博物馆的项目在韩国还没有成功先例。如果该项目建设能取得成功,便会成为示范案例,对其他地区的村庄建设工作具有巨大指导意义。

(三)太白市铁岩洞

铁岩洞位于太白市东南部,下设四个管辖区域,是韩国最早进行近代煤炭产业开发的地区,也是韩国最早的煤炭产业遗址区,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与其他城市相比,铁岩洞亟须一个完善的整体性发展规划来指导城市重建工作。

1.铁岩洞项目介绍

铁岩洞的重建规划,即将原有的煤炭产业资源遗址转化为旅游资源,是由外界专家团提出的。1999年11月成立的铁岩地区建筑城市工作队负责调查铁岩地区城市现状和产业文化遗址情况。2001年6月开展了保留矿区产业文化遗址运动。7月举行的铁岩站选煤厂旧址复原活动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并在12月份的KBS(韩国广播电视台)环境节目中播出。2002年2月铁岩站美术展览开幕;5月铁岩站煤矿选煤厂项目被正式评选为韩国文化遗产;7月举行了第一届铁岩短期贷款活动,为铁岩洞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开展了房屋建设公益服务活动,参与总人数达712人;12月成立了“铁岩视窗”机构。2003年4月发行了《铁岩视窗》刊物;7月、8月举办了第二届铁岩洞房屋建设公益服务活动。

(1)铁岩洞项目战略。由周大关所长和首尔建筑师所组成的铁岩洞建筑城市工作队负责保留铁岩洞历史建筑并打造特色户外博物馆的建设工作。建筑师团队和地区运动团体经过共同协商,决定依照英国矿区把产业遗址建设成户外博物馆的模式对铁岩洞进行改造。在铁岩洞进行生态式户外博物馆项目建设不仅为了保留产业遗址,也是为了努力复原村庄的历史生活面貌。

(2)政府和自治体对铁岩项目的支持。2003年文化观光部拨款133亿韩元用于铁岩矿区生活文化复原项目建设,此外地方财政拨款57亿,民间融资220亿,总援助金额达410亿韩元。同年12月江原道颁布矿区复原项目实施规划。此项目的总投资为1267亿韩元,建设时间为2004-2008年。铁岩行政部门积极推动矿区生活文化复原项目建设,但铁岩洞民众却认为此举意义不大,他们更加支持城市扩张建设。

(3)铁岩项目的搁置。2006年7月太白市市政建设委员会在听取当地公众意见后,决定搁置矿区生活文化复原项目,转而进行铁岩路4车道道路扩建工程。加上拆迁户赔偿款,铁岩共投资了129亿韩元,于2008年建成了一条920米长的4车道道路。事实上,除铁岩之外的其余4个矿区(宁越、旌善、三陟、太白)的生活文化复原项目建设也是举步维艰,9个复原项目中只有1个正在建设,其余8个都被搁置或重新研究。由于4车道扩路工程的建设,铁岩路周边的传统商铺纷纷消失。这些传统商铺所具有的独特废墟美学价值也慢慢淹没在历史发展的滚滚长河之中。

2.评价及启发

(1)可持续性。铁岩案例实际上是违背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外界专家探索出了一条适合铁岩发展的新道路,并为推行这一模式倾注了无数心血。但在建设过程中,大部分公众对此模式产生怀疑,最终还是选择了既有的传统型地区开发模式。

(2)公众参与及管理。铁岩洞的村庄建设工作并未正式开展,因此不易对公众参与和官民合作的具体事项进行评价。但这不影响我们对构成公众参与基础的地区团体影响力行进评价。根据周大关的调查,因矿产业衰退,目前铁岩洞的人口仅为全盛时期的1/10。

(3)文化景观构建。铁岩洞历史遗产景观是在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协调作用下建成的,拥有具有独特美学价值的特色资源。建筑师认为正是铁岩洞特有的废墟美学吸引了人们络绎不绝地前去进行摄影、写生等艺术创作活动。

四、韩国生态文化城市建设政策

(一)环境部:生态城市示范项目

首先是选定试点地区进行项目规划,然后由中央政府主导建设进程,同时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引导地区自治体及公众参与,此项目适用于规模较大的城市。

(二)国土海洋部:理想之城建设项目

国土海洋部推进理想之城建设项目是在确保提高地方城市和农村生活质量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全国的均衡发展。此项目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推行,依据评选标准评选出试点村庄和试点城市进行援助建设。

韩国原有的国土均衡发展概念是指通过建设幸福城市(Happy City)、创新城市(Creative City)、企业城市(Enterprise City)等项目,在分产、分权、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国土均衡发展。理想之城建设项目则打破了以首都圈为发展中心的既有模式,在充分发掘地方城市及农村特色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地区竞争力、提高生活质量的规划。通过强化全体国民的精神纽带作用实现更为广义的国土均衡发展。

(三)安全行政部:宜居地区建设

宜居地区建设项目的法律依据为国家均衡发展特别法试行条例,其目标是解决产业化、城市化引发的城市及农村问题,提高公众生活质量。宜居地区建设项目的规划蓝图是建设高生活质量的宜居地区,建设舒适优美的特色地区。

该项目提出了9种地区建设模式,包括产业型、教育型、信息型、生态型、传统型、文化型、旅游型、健康型、家庭型。申报该项目的自治地区需先提交宜居地区建设规划,上级部门根据相应评选标准做出审批。2007-2009年,该项目的国家指定试点地区为30处,道政府指定试点地区为17处。其中13处为生态型建设模式,10处为文化型建设模式。

五、推进中韩两国生态文化城市建设合作的建议

生态文化城市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因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建设的侧重点、内容和方式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中韩两国在开展本国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应加强相互间在生态文化城市建设政策、规划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取长补短。

(一)合作开展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政策研究

1.建立健全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政策法规体系

政府应制定专项法律法规,以支持生态文化城市的建设。同时还要保证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各项原则与国家和地方的法律规定以及行政管理体系和措施良好结合,确保其目标一致。

2.制定系统化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确保可实践性

生态文化城市建设过程中要建立相关的评估机制,以指标体系指导方案实施,量化能源、资源、环境效益,以评估机制定量评估生态城市建设的效果,并在评估后将数据反馈回指标系统。

3.构建政策实施机制

在进行生态文化城市建设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时要充分考虑不确定因素,系统地监测进展情况,并建立内在学习和调整机制,保证在现行政策不适宜时及时作出调整。

4.加强公众参与

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复杂性决定了单靠政府来应对生态文化城市建设中的种种问题是很难奏效的,加强公众参与势在必行。

(二)合作开展生态文化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

1.规划和参与的协调

创新的城市规划和自发的公众参与是生态文化城市政策推行过程中的两大重要因素,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出最佳效果。正如城嵋山村庄案例所展示的,当地公众在实践中认识到了开展单纯环保运动的局限性,于是他们转换方向,积极参与到村庄规划建设之中,这样不仅更好地维护了自身利益,还实现了城嵋山村的生态建设。

2.硬件政策和软件政策的统一

硬件政策用于指导生态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软件政策则致力于提高民众的环境意识和参与程度。在生态文化城市建设过程中,应努力实现这两者的有机统一。需要强调的是,不能先建好基础设施再考虑其用途,而是应该在动工之前就做好规划,按照规划进行建设,最终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

3.合作开展生态文化城市建设试点―中韩生态园

为切实加强中韩两国在生态文化城市建设政策、规划领域的合作,建议两国之间合作开展生态文化城市建设实践层面的试点项目―中韩生态园,作为中韩两国政府间战略性合作项目。

作为中韩两国在经济、贸易、文化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的重点城市,近年来,大量韩国企业在青岛投资设厂、开展业务,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韩国人员的涌入。目前,在青岛的韩国企业有2600多家,主要有LG丽东化工、LG电子、浦项钢铁等企业,常住青岛的韩国人口有3.2万余人,加上流动人口,这个数据可以上升至20万。基于此,我们建议中韩生态园项目选址于青岛市。

中韩生态园拟围绕“生态、宜居、宜业”的发展理念,着力打造“以中韩生态文化城市建设合作为核心目标,以高端制造、生态商住、商务金融等现代产业为发展支撑,功能高度复合、低碳生态、宜业宜居、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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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文化论文篇(3)

韩国传教几可说是一种全球行为,是文化软实力的彰显,宗教作为韩国国际形象的建构要素,有助于树立韩国的国际形象,为其外交、政治、经济贡献自身力量。宗教传教热情之高涨非其他传教国所能相提并论。2007年7月发生了阿富汗人质危机,韩国政府不惜代价,动用各种外交资源和管道,力图营救本国传教人士。宗教既可能是和平的缔造者,又可能是冲突的肇始者,是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的集合体。在中韩关系中,宗教是政治和经济因素之外影响两国关系的“第三种力量”。根据韩国教会在中国东北与沿海地区进行传教抑或宗教渗透的严峻现实,韩国在很大程度上在宗教领域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挑战,而“强国弱宗教”的中国则不可能在宗教领域对韩国国家安全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宗教问题给中韩关系设置了障碍,亦为中韩加强安全战略合作留下了空间。因此如何在中国的外交考量中,妥善处理中韩之间的宗教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学界对韩国宗教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特别是历史学界和宗教学界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国际关系学界从国际政治层面就宗教与韩国对外关系进行的深入研究则不多见,相关论著较少,迄今尚未取得好的成绩。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分析尝试对该课题的研究状况作一述析,以求为自已研究及后来者提供清晰的思路。

国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

在学术著作方面,以韩国学者的研究较为典型,美国亦有学者对韩国的宗教问题著书立说,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如下:韩国学者朴荣臣、郑在永的《现代韩国社会和基督教——韩国社会变化中的教会作用》一书阐述了基督教在韩国社会中的地位、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积极的入世态度,认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发展中,基督教与韩国社会是同步前行的。(1)韩国学者金知邦的《政治教会——痴迷于权力的韩国基督教内部探察》一书考察了韩国基督教与政治的密切关联,认为韩国的教会在一定意义上是政治范畴的教会,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导致了政治教会的形成。(2)韩国学者金景载等的《无礼的福音——韩国基督教的传教问题和省察方案》一书就韩国基督教的传教史进行了梳理,对其海外传教行为、传教的方式、传教人员的选拔等问题作了分析和阐述,认为福音的传播问题值得探讨。(3)韩国学者柳在信(Chai-ShinYu)所著的《基督教与韩国》一书从历史的视角阐释了基督教在韩国出现、发展、壮大的历史流变。(4)

韩国学者朴忠信(Chung-shinPark)所著的《基督新教与韩国政治》一书对李承晚、朴正熙时期基督教内部的发展、基督教与政府的互动进行了深入探讨和阐释。(5)韩国学者张炯澈(HyungChullJang)所著的《宗教与全球化:全球化时代韩国新教的文化融合研究》一书从宗教文化的视角详尽阐述了韩国新教不拘一格,与异质文化共存共融,以开放的胸襟拥抱全球化时代。(6)韩国学者金得榥的著作《韩国宗教史》作为一部韩国史,比较详尽地阐述了韩国宗教发展的历史轨迹,充分地反映了中韩两国的宗教关系,对于我们认识韩国的历史面貌帮助甚大。(7)美国学者塞缪尔•墨菲特(SamuelMoffet)在《韩国基督徒》一书中比较了韩国的基督教与儒教、佛教、萨满教的相通之处。(8)他认为,韩国的基督教在传播社会公正,尊重科学和教育方面与儒教有相似之处,在寻求心灵的安宁和许诺来世方面与佛教有相似之处,强调祈祷能够得到回应以及现世愿望实现方面像萨满教。美国学者詹姆斯•格雷森(JamesGrayson)在《韩国:一部宗教史》一书中认为,韩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宗教的变迁史,宗教在韩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较大影响,基督教的作用与地位尤为明显。(9)

在学术论文方面,亦以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韩国学者的文章较为典型:韩国学者朴承元(Seong-WonPark)的《韩国教会传教纵览》一文就境外传教概况、传教工作的类别等进行了较简要的介绍。(10)韩国学者李韩久的《权力化的宗教是对自由的威胁》一文阐述了宗教在韩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影响力与日俱增,呈现渐不可控的态势,认为宗教的权力化于自由而言不是福音,是现实的威胁。(1)韩国学者崔爰俊的《焦点与分析:阿富汗劫持事件与韩国教会海外传教》一文考察了2007年7月的阿富汗人质危机,认为韩国教会海外传教的狂热行为与传教对象国的矛盾与冲突是导致此次危机的根源。韩国教会如不认真考虑传教对象的民族特性、宗教渊源,类似的危机不排除再次发生的可能。(2)韩国学者大西哲光(NorimitsuOnishi)的《播撒福音的韩国传教士》一文重点阐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的情况,包括境外传教的有利条件、不利条件,以及如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等。(3)韩国学者金正韩(JungHanKim)的《基督教和韩国传统——基督教在韩国获得成功的原因》一文对韩国的传统宗教——巫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之处进行了分析,认为宗教传统的影响导致韩国人比其他的亚洲国家更容易接受基督教。(4)韩国学者朴俊施(Joon-SiPark)的《基督教在韩国》一文对于基督教和韩国传统的结合以及对韩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以及近代以来基督教在韩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侧重点在基督教对现代化的作用方面。(5)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崔俊植的文章《从韩国宗教的现实及透镜观察到的韩国文化》对韩国社会流行的几种宗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由于他是从韩国的视角来观察韩国宗教的情况,因此更加接近事实真相。(6)韩国学者文相哲(SteveSang-CheolMoon)的《当代韩国的新教传教活动的发展》一文对韩国的基督新教传教活动进行了数据的统计,并指出了这种活动发展的规律。(7)上述论著的研究内容包括韩国宗教的历史变迁与韩国基督教传教的历史流变、传教特点、未来走向、境外传教的局限和不足等等方面,对韩国基督徒传教狂热性根源、传教动机、传教得以迅速发展的历史条件略有涉及。在时间方面多集中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境外传教展开研究。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

学术著作主要集中在韩国教会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发展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有这样几部著作:中国大陆学者王春来的《基督教在近代韩国》一书将基督教传韩置于韩国近代化历程之中予以考察,勾勒了基督教传韩的缘起与发展及其动因,对伴随基督教传韩而兴起的基督教教育等文化活动做了审视。(8)中国大陆学者金勋的《韩国新宗教的源流与嬗变》以现代韩国社会为背景,对新宗教概念的界定、新宗教产生的原因、特征、功能、新宗教与传统宗教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系统研究。(9)

中国大陆学者卓新平的《当代基督宗教教会发展》一书对当代教会发展既有整体、宏观的把握,又注重细节描述和微观剖析,详细论述评析了基督教思想在韩国等国家的发展,并运用大量图表和统计数字来分析、勾勒当代世界基督教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10)中国台湾学者卢凤麟编著的《韩国教会增长面面观》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少有的专门论述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的论文集,该书主要是一些神职人员从教会自身的视角出发对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进行的阐述。(1)自改革开放至今,在韩国宗教的传播、宗教的政治参与、海外传教等研究方面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体现在学术论文方面的如下所示:复旦大学张广智的《论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的现代命运》一文认为基督教传道事业在现代韩国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基督教内在的革新传统与普世主义精神,以及它诞生时的原生态特征,而中韩两国基督教本色化的问题也是探求中韩两国基督教现代命运差异的深层原因。(2)复旦大学朴英姬的《论韩国基督教会在“三一”运动中的作用》论述了三一运动在韩国独立运动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地位。由于韩民族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韩国基督教会在这次运动的各个阶段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朴钟锦的《韩国宗教的多元共存与韩国的宗教政策》一文述析了韩国宗教呈多元共存的发展态势,阐明了韩国作为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外来宗教与民族宗教、一神教与多神教等同时并存的多宗教国家的特质,并简略提出了对韩国现行宗教政策的思考。(4)

四川大学崔仙任的《韩国宗教现状简述》一文主要根据调查统计资料,简述了韩国宗教现状,企望学者能对当代韩国宗教作更多的了解和更深入的研究。(5)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奎的文章《韩国基督新教鸟瞰》概述了韩国基督新教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沧桑情境中的曲折表现,揭示了韩国基督新教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融特质及其固有困境。(6)东北师范大学张晓华、丁昊的《战后韩国基督教政治的政治参与》一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成为世界级的传教大国。提高教会入世作用的政府行为,也有可能导致政教双方相互利用和相互依赖的后果,从而背离政教分离的原则。(7)辽宁社会科学院满岩的《基督教对韩国各社会领域的影响》认为,自19世纪初基督教传入朝鲜半岛,在短短两百年的时间里,韩国由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发展为令世人瞩目的世界主要传教国家。究其原因,这与基督教对韩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8)东北师范大学张晓华等人的《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活动盛行原因探析》一文揭示了韩国教会异军突起,引起世界关注的原因,认为它既来自韩国教会的传教使命感,也源于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识,还受益于良好的国内外政治和社会环境。(9)另有张晓华教授的调研报告《关于韩国对我国东北地区宗教渗透问题的调查及其对策》通过对韩国基督教在中国东北地区传教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了韩国基督教势力在中国东北地区传教的动机,是目前大陆学界关于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问题研究的亮点。在学位论文方面,有关韩国宗教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学科,且地域特征鲜明,国际政治学领域的较少。有代表性的学位论文如下:

延边大学金松兰的硕士论文《论韩国基督教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社会影响》(2003年)指出基督教是韩国唯一来自西方的宗教,以基督教为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媒介,理解和把握韩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是非常必要的。(10)东北师范大学翁士华的硕士论文《基督教在中韩传播之比较——试从传播学角度分析》(2006年)以明清至近代为时间断限,比较基督教在中韩传播的异同。中韩文化就其类型而言同属于东亚儒家文化,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相异质。历史上基督教先后进入中韩社会与两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接触、碰撞、冲突和交融。然而,基督教在与中韩本土文化融合中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1)东北师范大学丁昊的硕士论文《韩国基督教与韩国政治间互动的历史考察》(2007年)认为基督教在韩国的活动情况与韩国政治进程休戚相关,通过对韩国基督教与韩国政治间互动的历史考察,明确揭示了基督教在韩国政治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韩国社会和政体的影响。(2)东北师范大学张晶的硕士论文《韩国社会基督教认同研究——对近现代韩国基督教作用与贡献的考察》(2007年)基督教作为一种西来文化载体传入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的韩国,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在所难免。异地传播令基督教直接面对并承受来自韩国本土的压力与抑制,但它仍突破重重阻力,在韩国日益壮大起来,其中韩国对基督教的认同有效地支撑了这种局面的产生与发展。(3)

东北师范大学曹爽的硕士论文《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历史条件解析》(2008年)从主客观视角考察了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在这段时期迅速发展的原因,揭示了其传教狂热性的根源。(4)北京大学陈梦遥的硕士论文《韩国基督教盛行的原因》(2008年)将韩国基督教盛行的原因归结为基督教不同时期都有与韩国民族主义的契合点。从西学自强的民族主义、反抗日本的民族主义、反抗传统的民族主义、教会的本土化与扩张机制四个方面对问题做出了阐释和论述。(5)复旦大学苏恩仙的硕士论文《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对韩国对外关系的影响——以阿富汗人质事件为例》(2009年)探讨了阿富汗人质事件发生的原因。认为经过此次事件,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运动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韩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将重新调整并作出重大改变。(6)

今后的研究重点和方向

韩国文化论文篇(4)

摘要:跆拳道运动文化的跨国认同问题对于跆拳道运动的国际化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运用文献资料、文化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跆拳道运动文化的跨国认同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旨在为我国武术运动文化认同的国际传播提供思路。

关键词:跆拳道运动;跨国认同;文化身份

韩国跆拳道运动的文化消费意味着“消费国外体育文化产品”和“支持当地体育文化产品”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技术创新为媒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角,将曾经的本土、地区或韩国跆拳道运动的文化消费推向全球层面。所以,韩国跆拳道运动的文化消费等体育“产品”,一系列以订阅式为主的媒体平台在亚洲地区广播这些产品,主要将其作为高度推销和商品化的体验加以推广,受到了亚洲观众的欢迎,成为接触全球文化的象征,同时韩国跆拳道运动的文化消费展现了他们追赶“时髦现代化”的能力。

1、跨国界的体育运动和文化认同危机

有评论分析认为,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社区比起只有十名球员的球队显得更为真实。他的话后来常为人所引用。我们通过分析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的纸质媒体的报道来重点分析这个国家是如何描述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的。我们关心的不是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作为国际名人的受欢迎程度,而是他为什么是一个国际的、世界大同的、分散的公民和某一国家认同的显著符号。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的文化身份既是本土的,尤其是全球的,总是复数的而且一直在行动中。尽管在像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被韩国媒体描述为民族英雄的时候,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被描述为固定的。所以,没有这种理当所以然的理解,一个成年之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人所取得的光辉业绩就变得没有意义。前面谈论到具有灵活性的全球国籍问题,对此进行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研究的理论,倾向于以小部分的跨国职业流动精英人士为中心,并赋予它一个术语“跨国资本阶级”。这些“跨国资本阶级”把自己的利益或他们的社会、种族利益转化为国家利益,适合资本全球系统的利益。

不断演进的全球精英包括国际企业家、媒体大亨、娱乐业明星和越来越多的国际体育明星和相关人员。同样,有学者通过分析韩国媒体对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的报道发现,该运动员的认同在两个国家的建构是不同的。该运动员具有“深嵌”的韩国的民族性之中,是韩国民族性的“高度生产工具”,但是同时使得韩国观众对自己的强大感到欣喜。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永远属于韩国,他只能为韩国所拥有。每家报纸都一致地用重新刻画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的民族性,而不是对跨国认同或去国界现象进行讨论。因此强调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和韩国的关系很重要,媒体普遍认为这就是一种最基本的文化认同话语。韩国没有把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称为民族英雄的一个可能性的原因,是跆拳道运动在韩国的国家文化意义不同。

2、跆拳道运动文化的跨国认同研究

不但韩国侨民代表“良好移民”,而且对前殖民地有残余的热爱,其证据表现在,韩国体育媒体在对国际赛事的报道时,韩国的民族国家有时被视为替代东亚这一新闻话语,如果没有出现韩国的竞争对手的话,这些感情在历史上得到“狂热的民族情怀”所巩固。这些狂热通过韩国的公办学校体系得以培养起来。在韩国公立学校系统中,韩国的民族性纳入到“资本主义的斗篷”中。所以在韩国,踢拳道运动是“民族感情”的中心。这种历史和感情的表达最近的跆拳道国际比赛中得以体现,尤其是韩国人为跆拳道运动所做的努力。也是对跆拳道运动作为韩国人称之为“家”这个本质的认可,并有助于许多生活在韩国的人寻根。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是以一种怀旧英雄主义的方式出名的,这一点在韩国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被建构为“猕猴桃”(喻指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英雄或具有一定的全球性公民国籍,精英阶级和韩国跆拳道运动世界的英雄。

尤其体现在全球重大体育事件中,糟糕透顶的局势状况(对自我或他者而言)是现实世界难以割裂的组成部分。之所以敢于表达现实世界,是因为对未来还存有希望,彰显了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职业发展道路选择的无比自信。在这个世界,据说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依然起到重要的作用。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生活在韩国并把韩国称为“家”,这种情况似乎使得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远离猕猴桃之地(喻指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但是它正好说明了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能够以弹性公民的身份生存。

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的这种本土化消费的确包含不同程度的“文化适应”,证明了过于简单、单向地认定文化中心主义、新殖民主义或不真切摹仿的观点。在韩国,有关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消费和接触的众多社会习俗都涉及了媒介公共空间。围绕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的消费与饮食消费有关,廉价餐馆是韩国社会的主要社交场所。重要的是,这些场所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民族认同的边界。在这个意义上,韩国某位跆拳道运动员超越了国界。(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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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文化论文篇(5)

前不久,已经从使馆卸任回国的柳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现在是韩国韩中文化艺术FORUM的会长,正在筹备一个中韩文化艺术高层学术论坛,邀请记者前往聆听两国艺术大师的演讲。

2008年5月5日,记者如约来到了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走入会场,映入眼帘的是“中韩暨观察员国家文化艺术界高层学术论坛”的大幅会标。在会场上,记者见到了自小就崇拜的文学大师王蒙先生,还有著名小说家莫言先生以及诸多的中韩双方艺术领域的泰斗。

在会议的间隙,记者采访了此次活动的韩方发起人柳在沂会长。

当记者问起在韩剧风靡中国、韩流已经影响了中国一代年轻人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大型的文化交流活动时,柳会长是这样回答的:“我之所以成立韩国韩中文化艺术FORUM,就是觉得韩中两国在大众艺术方面,比如说电视剧或电影方面,还有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流行音乐方面的交流,已经非常活跃了,但是经典文化、传统艺术文化方面的交流还不够。”

他说,自1992年韩中建交十六年来,两国在经济、政治领域的合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举行过很多次的论坛,但是有关文学文化领域的交流却多是单个领域,如电视剧、歌星演唱会的交流等,像这种综合性的文化交流到目前为止尚未有过。此次他们选了十个文化领域,都是有深厚积淀的主流文化,没有包括流行文化。这次论坛,是中韩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涉及文化艺术门类最为广泛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它为亚洲各国文化艺术界人士提供了一个最高的艺术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实践的交流和研讨的平台。出席论坛的中国人士有前文化部长王蒙,著名作家莫言,著名导演翟俊杰、贾樟柯,著名作曲家瞿小松,专家学者有刘梦溪、资华筠等人,韩国代表团则由三十余位在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组成。可以说,韩中两国来的都是文化艺术领域中德高望重的人士,是最权威的专家,他们带着一种热情、为亚洲文化复兴的热情而来。此外,作为观察员国家的日本、新加坡、越南等也派出了专家学者出席。

柳会长向记者介绍说,今年1月,他曾为此事专门来中国,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进行磋商,双方共同策划了这样一次高层次的文化交流活动。

在柳会长的心中,对艺术充满了敬畏之感。他认为,治疗社会疾病的人应该是文化人,从事文化领域的工作者应该成为这个世界的灵魂工程师。

他还说,亚洲很多国家的文化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所以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更容易相互理解和吸收。当然他也表示,在此前提下,亚洲各国更应该尊重对方国家的文化,同时在创作本国文化艺术的过程中,更多地强调民族的东西,在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和而不同,努力促进亚洲文化的和谐、繁荣和发展。

柳会长还向记者表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亚洲各国也日益关注本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他认为在上个世纪的一段时间里,在西方产业文化的影响下,“亚洲的精神文化”被压抑了或者说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但随着亚洲经济的全面发展,向世界充分展示亚洲文化的时机到了。他说,21世纪是“亚洲的精神文化”到来的世纪,近年来,亚洲的发展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韩国著名小说家金周荣先生提出要设立“亚洲文化奖”,以鼓励亚洲的文化艺术工作者追求更高的目标。柳会长自信地说,现在的亚洲已经具有这样的实力,也有了这样的人才。

韩国文化论文篇(6)

首届中韩文化艺术界高层论坛2008年于北京举行,主要话题围绕“和而不同”展开。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北京奥运之后中韩文化艺术交流的发展与展望”。如果说“汉风”与“韩流”这两个词语反映着中韩两国文化在今天的一种热络交流的话,那么聚集了两国文学、电影、舞蹈、戏剧、音乐、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艺术领域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此次论坛,可谓“汉风”与“韩流”的又一次对话。

韩国著名学者、蔚山大学教授崔祯镐发表了题为《世界化和东北亚》的主旨演讲。他认为,20世纪的全球化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单向全球化,而北京奥运会则展现了全球化的另一面貌――21世纪的全球化面貌,它预示了“全球化的亚洲化”。他还提出,要促进东北亚政治、经济关系与合作,首先需要这一地区的居民相互理解跨越国界的文化。为此,需要更加促进这一地区文化艺术的活跃交流。

曾担任汉城奥运会开幕式节目编舞的韩国舞蹈家鞠守镐则通过韩国的后奥运现象,提出奥运会后的中国需要警惕传统文化丧失的热心建议。他说,汉城奥运会至今仅仅20年的时间,韩国国力增强了几十倍。这种经济成长从根本上重构了韩国的文化版图。然而,在奥运会之前表现不俗的韩国国粹艺术在奥运会后却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奥运会之前韩国有50多个大学开设舞蹈系,但现在只有20几个大学还设有舞蹈系。从十年前开始,韩国的国立和公立剧场及文化机构在自负盈亏的文化政策指导下,进行市场化经营。国立剧场为了实现年度指标,公演节目中安排了1/3以上的西方音乐剧,使在舞台上耕耘了几十年的艺人惜别剧场。目前,每部舞剧、歌剧和话剧的制作费只有1至2亿韩元,这怎么也追不上制作费高达30至40亿的大型音乐剧。他认为,中国应以韩国为鉴,应该出台清晰的培育和保护本国文化的政策。在教育方面,也需要出台可以让下一代从小体验中国文化的政策。他指出,“不是经济宽裕了,就能形成价值观。在文化的熏陶中成长,才使价值观具有尊严,这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真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是此次论坛的一个重点话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说,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较早,而且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这对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非常可贵的可资借鉴的经验。中韩两国人民历史上友好交往、互相影响,正因如此,两国的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具有同源性、相似性甚至同一性,属于两国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的遗产,不仅属于中国或韩国,而且是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我们也应该像我们的祖先一样,互相学习,彼此尊重。在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过程中,两国的学者更要客观、公正、科学地对待历史、尊重历史,弄清古今源流之变,以学者的态度引领公众,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提倡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对两国共有的项目,可以由两国政府在学者的参与下争取共同申报。对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也可以组织两国学者共同探讨。韩国原文化财厅次长李胜奎也认为,韩中两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还交流不多。两国应通过人员往来、学术展会和演出等方面的交流,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方面共同努力。

“韩流”汹涌得力于韩国影视在世界的广泛传播。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说,中国电影自2007年12月31日起已经失去了WTO规定的市场保护期。中国本土电影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市场竞争态势,这方面我们与韩国电影有许多可以共同探讨、相互借鉴和交流的地方。中国电影与韩国电影的合作根基是我们具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我们两国的电影都有浓重的乡土情结和爱国精神,对自己的家乡、民族、国家始终带有深情的眷恋和无限的忠诚。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所长赵卫防说,中韩电影的相互引进目前还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双方对对方的电影状况并没有彻底了解,并没有引进对方最优秀的影片。在电视剧的交流与引进方面,中韩两国存在较为严重的文化与贸易不对等的局面。韩剧风靡中国,既有古装剧,更有大量的现实题材剧。但被引进到韩国的中国电视剧大都是历史剧,而且以清朝剧居多,中国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基本没有出现在韩国屏幕上的机会。

文学家的声音也使此次论坛生色。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副教授邵燕君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播散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此话听来刺耳,但切中要害。它促使中国人思考在“后奥运”时代,如何重建自己的文化立场,如何重新整合自己的文化资源,如何走出自己的道路。“大同世界”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但中国讲究的是“和而不同”。这里有原始朴素的民主思想,有对他人的尊重,更有对自我的要求。在全球化来势汹汹又危机重重的大势下,已经发展起来的亚洲国家最需要做的不是加入,而是抵抗;不是寻求认同,而是贡献文化。这应是中国在“后奥运”时代的文化方向,也应是亚洲国家相互交流的方向。

韩国文化论文篇(7)

该论坛是中韩友协、中日友协,与韩日文化交流会议、韩中友协、日中友协、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等日韩民间团体共同发起举办的,旨在推动中日韩三国民间文化交流。论坛出席人员相对固定,三方各派三名代表作为论坛核心成员,其中各有一名为召集人。目前中方召集人为刘德有、日方召集人为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小仓和夫、韩方召集人为韩日文化交流会议委员长郑求宗。论坛自2005年起在三国轮流举行。

本届论坛主题为“促进东亚文化交流的方案”,议题为“灾害与文化,以及民众主导并参与的文化交流”。韩方核心成员郑求宗、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官孔鲁明、韩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元泰,日方核心成员、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小仓和夫等出席会议。

灾害与文化

本届论坛的一个主要议题为“灾害与文化”,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面临新挑战的再思考。小仓和夫介绍说,这次大地震对日本部分地区的文物造成毁灭性破坏,一些村落的整体消失,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不幸遇难,给该地区传统庆典、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人类文明受到自然灾难的严重挑战,如何对人类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

小仓和夫指出,在自然灾害面前,文化不仅仅是被保护、被抢救对象,更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受灾地区来说,除物质救助外,精神支持更为重要,这就需要发挥文化的力量。他结合这次日本地震谈了四点体会:一是灾害可以唤醒人们的防灾意识,引发人们对文化保护的重视;二是灾难可以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创作出优秀的文化作品;三是应鼓励民众参与对灾区文物、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四是在灾后信息披露方面政府和媒体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小仓和夫的发言引起各国与会代表的共鸣。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不仅是受灾国一国一民族的损失,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损失。因此,面对自然灾害,加快对人类文化遗产抢救的步伐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在这方面,中日韩三国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并发挥积极作用。

民众主导并参与的文化交流

三国代表在充分认识到文化交流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应加强民众对文化交流的参与,引导民众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三国友好组织都举办了许多民众参与的文化交流活动,以提高民众的认知度和参与感。三国代表表示今后可以在以下领域加强合作:一是三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汇聚民间智慧与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民间保护方案;二是在艺术领域,应挖掘三国艺术共同点,并做比较研究和交流;三是在环保领域加强合作;四是旅游方面,进行三国旅游线路的开发。

三方代表还提出,民众应与政府、媒体等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并突出强调青少年参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三国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